主观幸福感范文
时间：2023-03-26 04:4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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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分类号R395.6
Dodge的幸福理论提出已有70年的历史，关于个人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的研究亦是心理学界重视个人生活质量研究的一个明显标志，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国外学者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1]，第一阶段主要是简单描述与主观幸福感相关的人口统计项目；第二阶段是探讨获得幸福的各种途径和跨文化研究[2,3]，并建立了相关的理论；第三阶段则是研究方法的探索。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步虽晚，但近年来关于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的研究已初见成效，这些成果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拟对近年来的研究进行梳理，以期对今后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1概述
主观幸福感作为心理学的一个专门术语，它专指评估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它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反映主体的社会功能与适应状态。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对自己的生活质量都有满意与否或满意程度高低的不同评价，这些不同的评价与个人对自己生活质量的期望值有关，因此，它是由需要（包括动机、欲望、兴趣）、认识、情感等心理因素与外部诱因交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复杂的、多层次的心理状态。
主观幸福感有多项衡量指标，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认知评价，是对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估，即生活满意度；（2）积极情感，包括诸如愉快、高兴、觉得生活有意义、精神饱满等情感体验；（3）消极情感，包括忧虑、抑郁、悲伤、孤独、厌烦、难受等情感体验，但不包括重性情感障碍和神经症[4]。其中，认知评价是主观幸福感的关键指标，作为认知因素，它是更有效的肯定性衡量标准，是独立于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另一个因素[5]。
主观幸福感是个人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主观性，以评价者自定的标准而非他人标准来评估；（2）稳定性，主要测量长期而非短期情感反应和生活满意度，它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值；（3）整体性，是综合评价，包括对情感反应的评估和认知判断[6]。
2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理论研究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国外学者提出了多种理论。早期理论建构的重点在于证明外部因素如事件、情境和人口统计项目是如何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如Diener对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作了区分，但研究发现外部因素的影响较小，因此后来的研究主要着力于内部因素，即个人内部建构决定生活事件如何被感知，从而影响幸福体验。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Diener[1,7]概括出适应理论、社会比较理论、价值观和目标理论等。吴明霞[5]对国外近30年来主观幸福感研究的理论进展进行了总结研究。总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理论。
2.1目标理论
目标是情感系统重要的参照标准，它影响情绪，影响主观愿望和快乐，检验它可以很好地了解人的行为。目标种类、结构、向目标接近的过程和目标达成，都影响个人情感和生活满意度。我们追求的目标和我们用以达到目标的策略的成功与否，明显地影响着我们对自己和生活的满意程度。尽管有目标并不能保证快乐，但有明确目标并努力工作从而成功地达到目标的人，他们显示出的快乐超过了那些没有目标或达到目标时有困难的人。研究表明，当一个人能以内在价值和自主选择的方式来追求目标并达到可行程度时，主观幸福感才会增加，即目标必须与人的内在动机或需要相适宜，才能提高主观幸福感。自我接受、助人、亲和性等有关的内在价值目标，是自然需要和生长需要的表达，比美貌、名誉、金钱等外在目标，对主观幸福感意义更大。
2.2期望值理论
个人在进行主观幸福感的评价时总是与一定的标准相对比，其实这一标准就是个人的期望目标。若目标实现了，则主观幸福感的值高，反之则值低。但事实上，过高的期望值对个人生活的满意度是不利的。Wilson提出，高期望值对幸福感是一个重要的威胁[5]。然而，在决定主观幸福感时，期望的内容比期望实现的可能性更重要。测量被试期望目标的信心时，对实现内在期望（个人发展）的可能性估计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而达到外部期望（名誉、金钱）的可能性估计与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5]。因此，期望值并非最好的主观幸福感预测指标，而期望值、现实条件与个人外在资源（权力地位、社会关系、经济状况等）和内在资源（气质、外貌等）是否一致，可以作为主观幸福感的预测指标[8]。
2.3社会比较理论
早期社会比较理论强调对比的结果，即个人与周围人比较，如果自己优于别人则感到幸福[5]。在进行社会比较的过程中，人格特质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幸福的人常作向下比较，由于优于别人而获得较高的主观幸福感，感到不幸的人既作向上也作向下比较，因而处于一种比较矛盾的心理状态中，即中国人所讲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状况；乐观者倾向于注意比自己差的人的数目，以此评价自己在某一群体中所处的位置，从而“知足常乐”，悲观者则相反。现代生活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需要层次多样化，使得进行比较的信息呈现出多样性，加之人们运用信息的方式存在差异，因此社会比较理论的内容日益丰富和复杂化。
2.4人格―环境交互作用理论
有些收养和双生子研究表明，客观情景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有限，而基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但Veenhoven认为，影响主观幸福感平衡水平的是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因而主观幸福感既有类似特质的又有类似情景的特性[9]。因此，基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是直接的，即基因因素影响人的行为，增加经历某种生活事件的可能性，在某种情境下，使某类独特行为反应更可能发生，从而影响主观幸福感[5]。后来的研究发现，如果说人格因素不是主观幸福感最好的预测指标，至少也是最可靠、最有力的预测指标之一[6]。人格特质对情绪的影响可以被情境削弱或强化，因而其影响超出直接的主效应；人格与环境交互作用影响主观幸福感。Diener等人提出三个主观幸福感交互作用模型[9]，即交互作用的加法模型、较复杂的交互作用动力模型、人格影响情境从而增加或减少主观幸福感的模型。交互作用的加法模型认为，非独立变量的变异来源于个人、情境和二者交互作用的变异。一些人对积极情感反应的心理倾向性强，积极事件的发生会带来更加强烈的幸福感，幸福感需要人格和环境相结合才能产生。较复杂的交互作用动力模型认为，人格和情境是两个既独立又依赖有着双向因果联系的变量，个人根据其人格特质选择情境。在决定情感方面，人格―情境一致不如人格―具体参与行为一致重要，因而，环境特征、个人行为和人格特点交互作用影响主观幸福感。第三个交互作用理论认为，人格产生情境，情境增加或减少整体幸福感。
2.5适应和应对理论
现代主观幸福感理论的中心概念是适应或习惯化[5]。Helson对适应的解释为：对重复出现的刺激反应减少减弱；重新建构有关刺激的认识，以及刺激对生活影响的认识。这种适应或习惯化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总是适时地调整自己的情绪，从而保持对自己生活的相对满意度。但适应更多的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心理生理过程。应对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心理过程，具有理、精神信仰、给普通生活事件予以积极意义、对事件进行积极评价、问题焦点式应对以及寻求帮助等有效的应对策略的人，其主观幸福感水平高[5]。
以上理论显示出对主观幸福感研究的深化和研究领域的拓宽，同时众多的研究探索了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为教育教学工作和个人的发展提出了有益的建议。
3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
国外近年来的研究重点在于探讨个人气质特征、认知方式、目标、文化背景、适应、应对策略等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国内学者在对主观幸福感进行本土化研究的过程中，更多地自下而上，探索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如郑立新和陶广放[10]认为，影响个人生活满意度的因素有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包括个体的人格特质、价值观念，对待事物的态度和取向等与认知有关的因素，客观因素包括个体的实际生活和工作环境、自身健康情况、个人和家庭经济收入等，这些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实际工作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3.1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是个人在社会中得到承认的重要体现。辛自强和池丽萍的研究[11]表明，朋友、邻里、同事、配偶、父母的支持以及个体的团体参与程度能增加个体的正向情感；缺乏朋友、配偶和父母支持、遇到烦恼时不懂得利用社会支持的个体，会产生较多的负性情感；得到朋友、邻里、配偶、父母支持并主动参与团体活动的个体更经常体验到快乐感。这一结果也暗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人，他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群体中，想得到群体的认可和支持更表明了个体的归属感，因此这种爱与被爱、支持与被支持的过程，使得每一个个体得到的正向情感多于负向情感，这是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情感指标。郑雪等人的研究[12]认为，外在准则并不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而是通过积极情感、自我体验等维度间接地对其加以影响。
3.2个人应激水平
面对不同的困难和压力，个人的应激水平不同，因而内心体验也不同。刘仁刚和龚耀先[13]的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与应激水平尤其是抑郁显著相关，抑郁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情绪因素，或者说不幸福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抑郁，焦虑在某种程度上对正性情绪产生负面影响。
3.3价值观念和健康状况
价值观是人们用来区分好坏标准并指导行为的心理倾向系统[14]，是浸透于整个个性之中支配着人的行为、态度、观点、信念、理想的一种内心尺度，为个人自认为正当的行为提供充分的理由。张河川和李澜仙[15]的研究发现，影响高校中年教师主观幸福感的主要社会因素是职称、成就和工作条件，且男性显著地比女性在体现自身价值的职称、成就和工作条件中有更高的期望值，与该人群不适应、焦虑、敏感、愤怒、紧张精神症状之间有较高的相关，且这种价值观念直接影响到个体的健康和生活质量。何瑛[16]的研究发现，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中，健康的影响十分显著。这也说明，在个人的生活中，身心健康是基础，而自身价值的实现是个人生活质量高的标志，体现了现代人重视自我实现的新观念。
3.4专业因素
个人所学专业或所从事的职业也会影响个人的主观幸福感。何瑛[16]的研究发现，大学生的专业因素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该研究所选取的被试中，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最明显的六个学科的排序依次为：艺术科―文科―农科―工科―理科―医科。这一排序与学生就业压力大的现实是分不开的，各学科的差异对学生就业带来了不同的影响，加之所涉及的知识领域的广度及社会对各种职业的认同和需要都影响了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
3.5经济因素
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使学生的经济意识也增强了。何瑛[16]在其研究中，让大学生列举出自己所认为的衡量主观幸福感的指标，在473名大学生中有281人列在第一位的是“有钱”，占总人数的51.1%。这一现象说明了大学生敏感的经济意识，对如何引导他们的消费观念也提出了新的思考。
4展望
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幸福观。乞丐因得到一个硬币而感到幸福无比，百万富翁虽然腰缠万贯，但他未必感到幸福。因此，对主观幸福感的深入研究是了解个人生活满意度的重要依据，也是调节个人生活的一个重要手段。今后的研究可以深入探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1）进一步探讨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其他因素，如人格特质、归因方式、人际关系、家庭文化背景、家庭结构等是如何影响个人主观幸福感的，以及它们对个人主观幸福感影响作用的不同权重。（2）探讨不同人群（如女性、不同职业者――尤其是一些特殊职业者，像飞行员、地质勘测者、明星、下岗职工、社会高收入者等）的主观幸福感，进一步考察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有何异同。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Kahneman[17,18]研究在决策行为中人的主观幸福感，给我们极大的启示。（3）加强跨文化研究，东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差异，因此我们可以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探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城、乡）、不同地区（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加强其理论和实证研究。（4）研究方法的创新，近年来国内外运用较多的研究方法是自我报告法，除此之外，国外一些学者也在尝试着运用实验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也是我们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幸福是一个亘古而又常新的话题，幸福是每个人生活和奋斗的目标。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追求幸福的愿望愈来愈强烈，该领域的研究前景更加广阔，其应用价值也愈显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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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郑雪, 严表宾, 邱林. 广州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研究. 心理学探新, 2001, 4： 46~50
13 刘仁刚, 龚耀先.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与应激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1, 1: 28~30
14 黄希庭. 心理学导论.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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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何瑛. 重庆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重庆师专学报, 2000, 19（2）：35~38
篇2
关键词：幸福感；主观工作幸福感；工作幸福感；主观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主观工作幸福感研究综述
收录日期：2015年10月22日
一、前言
霍尔巴赫说过，幸福是一种存在方式，一种我们希望它延续不断、或我们愿意在它之中长久生存下去的存在方式。我国心理学家黄希庭和苏彦捷（2010）也提出追求幸福是人类永恒不变的动机。由此可见，幸福是我们人类千百年来一直孜孜以求的。
幸福感的研究目前在心理学界异军突起，主要得益于Seligman和Csikzentmihalyi开拓的积极心理学新领域。然而现代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以Wanner Wilson于1967年撰写的《自称幸福感的相关因素》为标志。对于幸福感的界定主要有快乐论和实现论两种视角，即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与心理幸福感（Psychology well-being，简称PWB）两种不同研究取向。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幸福感所指的是主观幸福感（SWB），Diener等人（2003）对主观幸福感的定义如下：主观幸福感（SWB）是一种人们对其生活进行评价的科学分析，这种评价分析既是当前的又是长期的（比如对过去几年的）。这些评价包括人们对事件的情绪反映、人们的心情以及对他们所形成的满意度、成就感模式和在婚姻和工作等领域中的满意程度。
自幸福感研究的出现至今已过去半个世纪，除理论的提出外，西方学者在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上也取得了不少成果，然而这些研究的对象大多聚焦在青少年、大学生、城市居民与老年人身上（Phillips、Cheng、Yeh&Siu，2009），却很少关注员工及工作方面的幸福感（Seligman&Csikszentmihalyi，2000）。随着“以人为本”的现展理念的深入渗透，现代企业意识到只有提高员工工作满意度与幸福感，尊重员工、关怀员工，才能真正意义上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为企业创造最大价值。与此同时，积极组织行为学与积极心理学的研究也迅速发展，学界对员工心理幸福感的实证研究也逐渐增多。
研究表明，高的主观幸福感产生高的工作满意度，而具有更多积极情感的员工往往能够获得同事更好的评价，管理人员对于快乐员工的生产能力、工作质量、可靠性和创新力也会给予更多的正性评价（Staw，1994）。相比工作满意度，主观幸福感更能准确有力地预测员工绩效，实证研究也表明管理者对员工的绩效评估与员工的主观幸福感显著相关，而与员工的工作满意度无关（Wright、Cropanzano，2000）；Cropanzano、Wright和Staw通过纵向研究说明了工作幸福感不但与工作绩效显著相关，而且对其具有影响作用。除此之外，主观幸福感还可对离职倾向做出一定程度的预测。
二、国内外主观工作幸福感研究概况
（一）主观工作幸福感的界定。幸福感这一概念引入与工作相关的研究时，不同理论支持者对工作幸福感概念的界定存在分歧――支持快乐论（hedonic）的研究者认为工作幸福感是员工对工作的认知评价和情感体验，其操作化定义包括三个方面：整体工作满意度、情感幸福感和工作层面的满意度、情绪体验；支持实现论（Eudaimoni）的研究者则认为工作幸福感是指员工的心理幸福感，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优秀的品质以及从事有意义的活动。也有学者认为工作中的幸福感就是较高的工作满意度、较多的正性情感和较少的负性情感，主要指员工对于工作的积极情感和认知评价，这与Diener对主观幸福感的定义是一致的。综上所述，工作幸福感即工作中的主观幸福感或主观工作幸福感。
（二）主观工作幸福感的维度。Bradburn在1969年通过研究发现，影响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因素不同，因此他是最早提出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是与主观幸福感有关的独立维度的学者，他还提出了主观幸福感是由这两个维度构成的假设。1976年，Andrew和Withey又提出了主观幸福感的第三个维度，即认知维度，指个体构建一个适合于自己的标准，并将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一个整体来评价自己的满意程度。同年，Campbell等提出了工作幸福感的领域维度，认为人们的幸福感不仅取决于情感，而且取决于按照特定标准对自己所处境遇的判断和相关的高级认知过程。
Diener等人于1985年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Bradburn的观点，即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不是同一连续体的两端，而是彼此独立的两个维度。而Diener（2004）在发表自己的理论研究时总结提出，可将工作幸福感分为对工作进行情感评价的积极情感（positive affect）、消极情感（negative affect），以及对工作进行认知评价的整体满意度（global satisfaction）和不同领域的满意度（domain satisfaction）四个维度。Diener认为工作中出现较多的积极情感和较少的消极情感可以提高员工对工作的情感评价，而对工作的认知评价即我们所熟悉的工作满意度。
（三）主观工作幸福感的测量。工作幸福感注重的是个人内在的主观感受，因此测量这一概念时大多以自陈报告法为主。从纵向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前有关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大多采用单项目（single-item）自陈量表的方法，单项目自陈量表通过提一个问题来询问被试对工作的整体主观幸福感。随着测量学以及相关理论的发展，不少研究者尝试构建多项目（multi-item）总体满意感量表。多项目自陈量表主要从情感和认知两个方面进行测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多项情感量表有情感平衡量表（affect balance scale，Bradburn，1963）、积极与消极情感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Watson，1988）、工作情绪量表（job emotional scale，Fisher，2000）、工作情感量表（job affect scale，Burke，1988）和工作相关情感幸福量表（job-related affective well-being scale，Van Katwyk，1995）。具有代表性的多项认知量表主要有明尼苏达工作满意度量表（minnesota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MSQ）、工作描述指数（job description index，JDI）和彼得需求满意度问卷（need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NSQ）。由于主观测量中受试者的记忆会对测量产生影响，使结果产生偏差（Kahneman，1999），Stone在同年提出了使用体验抽样法（experienceOsampling method，ESM）来测量主观幸福感的建议，这种方法在工作幸福感的实证研究中也有使用。
自陈报告法在工作幸福感的研究中使用广泛，然而由于获得的是主观性的测量结果，可能会出现偏差，因此需要使用其他客观测量法来进行补充，普遍使用的有如下几种：（1）生理测量法。如通过测量被试的血压、体温、心律、皮肤导电系数来判断他们的情绪；（2）知情者报告法。又称观察者报告法，指邀请知情者或专家提供或测量被试工作中有关快乐的行为信息；（3）任务测量法。
（四）主观工作幸福感影响因素。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总结前人的研究结果，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类。外部因素主要包括经济状况、社会支持、文化、人际关系、婚姻等；内部因素主要包括人格特质、气质类型、遗传、性别、自我效能、应对方式、自尊等。
工作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类似，也分为外部和内部，但切入点较小，主要围绕外部的工作环境和内部的个人特质，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1、个人特征。个人特征主要包括人格特质、气质类型、应对方式和自尊等几个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人格特质。Headey和Wearing在1992年提出观点，认为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基准线分别由外倾性和神经质这两种特质决定，Rusting和Larsen在1997年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这种观点――研究发现具有外倾特质的人在实验中对含积极内容的图片反应更为强烈，而具有神经质特质的人则对含消极内容的图片反应更为强烈。
2、外部激励。这里的外部激励主要指的是工作中的经济回报。虽然财富与主观幸福感是一种动态的相关关系――当人们的收入增加后，只会在一定时间内感到幸福，一旦适应这种收入水平后，人们的预期也会随之上升，便不再觉得幸福，但国内学者（王佳艺、胡安安，2006）研究发现，工作幸福感与绝对收入水平无关，而与相对收入水平相关；并且相对收入水平的比较对象对工作幸福感的作用也不尽相同，结果显示行业平均收入水平比同事平均收入水平对幸福感的影响更为重要。
3、工作特征。不同性质的工作对大脑的唤醒程度不同，而研究表明绝对唤醒水平影响主观幸福感，除此之外，唤醒水平的变化也会产生快乐。
4、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契合度。这一因素包括人――环境（组织）匹配及人――环境（组织）匹配方向，而这也是工作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的新方向。随着互动心理学及个人与组织契合研究（person-organization fit，Yang、Che&Spector，2008）的兴起，学者们发现在研究员工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的同时，强调环境与个体因素的重要性，可以加强对员工幸福感的预测力。
三、主观工作幸福感研究意义及未来展望
自20世纪60年代起，人本主义思潮便席卷全球，“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也渗透进企业的每一个角落，现代企业逐渐意识到只有提高员工工作满意度与幸福感，才能真正意义上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为企业创造最大价值。因此，对工作幸福感的研究不仅能够从实践角度提高员工的主观幸福感，同时能够引起企业管理者对员工工作幸福感的重视，营造快乐的工作氛围，为企业创造更大价值。
然而，通过梳理、总结前人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有关工作幸福感的实证研究主要来自于国外学者，而国内的实证研究比较少，多为理论研究或文献综述，因而我们可以以此为切入点，进行跨文化研究。另外，国内外工作幸福感的研究集中于主观幸福感（SWB），而几乎不涉及心理幸福感（PWB），因此我们未来的研究走向可以整合工作中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最后，我们可以对不同种类的工作幸福感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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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范阳（1990-），女，江苏省无锡市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发展经济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BJL05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3YJA79016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1YJA790026）
摘要：为了研究我国居民住房消费的攀比性及其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采用对武汉居民的随机调查数据进行计量分析，通过研究发现：代表性居民住房消费对其亲友中住房条件较好者住房面积的弹性约为0.7，这表明居民住房消费具有重要的向上攀比性。采用ordered logistic模型进一步研究攀比性住房消费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发现居民住房面积与其亲友中住房条件较好者住房面积相差越大，居民幸福感越低;然而，如果代表性居民的住房面积超过其亲友中住房条件较好者的住房面积，其幸福感将不受其住房面积和亲友住房面积的影响。这意味着，过大的住房面积“对他人有害，对自己无益”。
关键词：住房消费;攀比性;相对住房面积;主观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F016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5.03.012
住房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各界最为关注的民生问题之一，近年来，我国居民人均住宅面积有了大幅度提高①，但是绝对人均住宅面积的提高一定意味着居民幸福感的增加吗？
在经济学中，存在一种消费攀比现象，认为人们在消费上互相影响，个体的偏好不仅同他自己的消费量有关，还同社会中他人的消费水平或经济中的平均消费水平有关;个体的效用与自身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正相关，也与参照群体的平均收入和消费水平（或攀比水平）负相关＼[1＼]。
但是，如果居民的住房消费存在着攀比性，居民会仅仅满足于和其所在群体的平均水平攀比吗？有些商品如珠宝、汽车、住房等相对于其他商品如食品、保险、闲暇等是更加能显示消费者地位的，消费者对这类商品进行炫耀性消费以显示其财富并由此感到满足。居民的住房也属于显示性财产，如果居民的住房面积仅仅与其亲友的平均水平相当，则只能为其提供基本的满足和尊重，但居民无从炫耀;只有当居民的住房面积高于亲友中的平均水平甚至处于领先地位时，居民才能通过住房显示其财富水平并由此得到荣耀。因此，向上攀比是更可能出现的现象，即居民更倾向于和其住房条件较好的亲友进行攀比，而当居民由于购买力约束无法实现这种追求时，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会受到负面的影响。
本文从居民满意住房面积和其住房条件较好的亲友住房面积的关系出发，使用ordered logistic模型实证检验了居民住房消费的向上攀比性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并通过分段子样本检验，探讨了不同住房水平下攀比性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一、数据来源和计量分析模型
相对于宏观数据，微观数据更适用于考察社会、经济和人口结构因素对居民住房需求的影响，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于华中科技大学城乡创新发展课题组针对城乡居民基本生活情况调查所获取的微观数据。课题组于2013年7月至8月与武汉市客流较大的几家大型超市（包括武汉家乐福光谷店、武胜路店，中百仓储友谊路店、阅马场店及吉田路店）进行了沟通，在每日客流高峰时期（晚6点至晚8点）对排队等待付款的顾客每隔五名进行访谈调查以保证样本具有代表性和随机性，共回收有效问卷480份。
由于受访顾客不署名，调查结束后双方几乎永无见面可能，因此受访者不必担心个人隐私会被暴露，可以更放心地填写个人真实信息;同时，受访者在排队等待的十几分钟内无其它事可干，在明确调查目的仅为纯粹的经济学研究后，被拒绝的可能性大为降低。访谈主要是对家庭住房消费进行调查， 包括的主要问题有：“您在本市的住房面积是多少？”、 “您觉得你本市的亲朋好友中，住房条件较好的人平均住房面积是多少？”等。本文采用居民在本市的住房面积作为居民住房需求的衡量指标，采用居民亲朋好友和同事中住房条件较好的人平均住房面积作为居民住房消费攀比性的衡量指标。该调查中还包括问题：“是否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居民以1～6分分别表示为其主观幸福感打分，1分表示很不幸福，6分表示很幸福。本文采用居民对该问题的答案作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衡量指标。另外，调查数据对每个受访者的个人信息也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包括居民年龄、受教育水平、收入情况、婚姻状况、就业状况等。这些信息为研究住房需求的攀比性提供了很好的数据基础。
本文沿用了新古典消费行为理论分析框架，设定模型为：
hsq=f（y，p，X，feq）（1）
借鉴Fontenla和Gonzalez＼[2＼]、彭代彦和赖谦进＼[3＼]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本文计量模型如下：
lnhsq=β0+β1lnfeq+β2lny+β3lnp+γX+ε（2）
其中：hsq表示居民住房需求，取居民在本市住房面积;feq用于衡量居民住房在多大程度上受攀比性影响，取本市亲朋好友中，住房条件较好的人的平均住房面积。
选用居民住房面积代表居民住房消费水平从而有效地避免了测量偏误。住房面积是客观的，居民在被调查时可以回答准确的面积。但如果选用住房消费量，每个被调查的居民对住房消费量的理解可能存在差异（有些居民仅仅告知房屋购买总价，有些居民则可能会将装修费用、物业费用等其他一起计入后告知）从而造成调查偏误，Fafchamps和Shilpi认为居民的各类消费量是难以准确衡量的，因此使用家庭背景变量（如父亲的教育水平、父母是否从事农业等虚拟变量）作为工具变量＼[4＼]，本文则用可直接观测的住房面积代表居民住房消费水平从而避免调查偏误。
选取住房条件较好的亲友的平均住房面积而不选取所有亲友的平均住房面积是因为在考察后者对居民住房需求的影响时，无法确定这种影响是由攀比性导致还是由相似的消费习惯导致，而前者对居民住房消费的影响显然更可能通过攀比性效应作用。
y表示居民收入，取居民的家庭年收入，用于衡量居民住房在多大程度上受收入影响;p表示居民所住小区周边房价，此处假设居民购买住房时不存在置换成本，因此用所住小区周边房价作为居民住房消费的价格;ε表示随机变量。
X表示一组控制变量，构成如下：
age表示居民的年龄，age2表示居民的年龄的平方项。年龄对住房需求存在影响，年轻人特别是进入婚龄期的年轻人，有追求住房豪华、美观、舒适的欲望，住房需求较大，而老年人住房的凑合心理较强，住房需求较小。我国居民个人住房需求面积从20岁后开始快速上升，直到50岁后住房需求面积开始下降＼[5＼]，个人住房需求面积与年龄呈现倒U型曲线变化，因此在控制变量中引入年龄与年龄的二次项。
edu表示居民的教育水平，用一组虚拟变量表示，教育的差别可能影响居民的住房需求，因此将教育水平引入控制变量。
gender表示居民的性别，mar表示居民的婚姻状况，性别差异与婚姻状况对住房需求也存在影响，尤其我国存在男性青年结婚时准备婚房的传统，因此将性别与婚姻状况引入控制变量。
child表示居民子女个数，子女个数越多，居民住房需求可能性越大，因此将子女个数引入控制变量。
在攀比性住房消费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中，本文设定模型为：
Happy=f（req，y，PERSONAL）（3）
其中，req衡量居民住房消费的攀比性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取居民住房条件较好亲友平均住房面积/居民住房面积，本文中，将此变量定义为相对住房面积，在后文中均采用此表述;PERSONAL为居民个人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和子女数。被解释变量Happy为排序变量。在排序模型中，有一个观测不到的连续变量z*i，代表个体i在作选择时得到的效用，z*i=xiβ+vi，式中xi为所有解释变量，β为待估参数，v是正态分布的误差项。观测不到z*i，只能观测个体i的选择zi，这是一个离散的排序数据，如本文的居民主观幸福感。
设Happy*为无法观测的潜变量，代表居民的实际效用，则有：
Happy=1，Happy*≤r1
2，r1<Happy*≤r2
3，r2<Happy*≤r
4，r3<Happy*≤r4
5，r4<Happy*≤r5
6，r5<Happy*
式中：ri为切断点，有r1<r2<r3<r4<r5。即当受访者的幸福感Happy*低于一定临界值r1时，会感到“很不幸福”;高于临界值r1但低于临界值r2时，会感到“不幸福”;高于临界值r2但低于临界值r3时，会感到“有点不幸福”;高于临界值r3但低于临界值r4时，会感到“有点幸福”;高于临界值r4但低于临界值r5时，会感到“幸福”;高于临界值r5时，会感到“很幸福”。我们无法观察到这些Happy*的临界值，受访者回答“很不幸福”取1，“不幸福”取2，“有点不幸福”取3，“有点幸福”取4，“幸福”取5，“很幸福”取6。
本研究中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统计描述见表1。
表1变量名与其统计描述
变量单位或定义变量名平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
家庭年收入万元y11.8211.100.8100
周边小区住房价格元/m2p7733.782906.5490030 000
性别男性=1，女性=0gender0.560.5001
年龄岁age34.3911.041870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小学及以下=1，否则=0edu0.010.1101
初中初中=1，否则=0edu10.100.3101
高中（含中专、职高）高中=1，否则=0edu20.210.4101
大专大专=1，否则=0edu30.230.420
本科本科=1，否则=0edu40.360.4801
硕士硕士=1，否则=0edu50.070.2501
博士及以上博士及以上=1，否则=0edu60.010.1001
婚姻状况已婚=1，非已婚=0mar0.650.4801
子女个数个children0.710.7005
本市住房条件较好的亲友好友的平均住房面积feq130.0564.5220800
相对住房面积feq/hsqreq1.921.620.2513
个人在本市住房面积m2hsq90.8160.7610600
居民主观幸福感很不幸福=1，不幸福=2，有点不幸福=3，有点幸福=4，幸福=5，很幸福=6Happy4.421.2316
二、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一）基本回归结果及分析
表2中，回归（1）是以居民住房面积的自然对数为被解释变量，采用OLS方法得到的回归分析结果，其中控制了收入、住房价格及其他变量，以女性、教育水平在小学及以下、非已婚为基准组，考察了全体样本，发现住房条件较好的亲友平均住房面积对居民住房面积影响显著为正。
表2攀比性住房与主观幸福感实证结果
因变量：lnhsq因变量：Happy
解释变量全部样本hsq≤feq
（1）（2）全部样本
（3）（4）hsq≤feq
（5）（6）hsq>feq
（7）（8）
lnfeq0.490***0.682***
（6.29）（9.44）
hsq0.002860.00691**0.254
（1.44）（2.30）0.61
req-0.141**-0.125**-0.00408-0.626
（-2.57）（-2.21）（-1.05）-0.35
lny0.221***0.163***0.410***0.415***0.357**.415***0.208
（5.59）（3.91）（3.01）（3.16）（2.43）（2.94）0.42
lnp-0.0876-0.0837
（-1.64）（-1.64）
观察值4603974604603973976363
R20.290.350.0230.0260.0280.0280.0520.046
注：①回归剔除了个人收入与居民住房面积的异常值;②回归1～4使用OLS回归中，括号内的数据是稳健t统计值，回归4～8采用最大似然法进行估计，括号内数据是z统计值，*、**、***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③回归的控制变量系数估计值未完全报告，全部回归结果请向作者索取。
当居民自身住房面积在亲友中处于较高水平时，即居民自身住房面积大于住房条件较好的亲友住房面积时（即hsq>feq），这部分居民本身是其亲友攀比的对象，而自身可能不会与住房条件较差的亲友去攀比住房，因此回归（2）中剔除了这部分样本，发现feq对居民住房面积影响仍然显著为正，弹性约为0.7，说明剩余的样本中居民表现出了更强烈的攀比性，居民倾向于向住房条件较好的亲友攀比住房面积，即我国居民住房面积需求表现出向上的攀比性。
收入对数的系数衡量居民住房消费的收入弹性，比较可以发现，条件较好的亲友平均住房面积对居民住房面积需求的影响更甚于居民家庭收入对住房需求的影响。
回归（3）～（8）是在控制其他相关变量后，使用ordered logistic模型分别考察居民自身住房面积与相对住房面积对其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回归结果。
回归（3）、（5）、（7）考察的是居民自身住房面积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发现当居民实际住房面积不超过其条件较好亲友住房面积时，其住房面积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但是当其住房面积超过其条件较好亲友住房面积时，其住房面积不再增加其主观幸福感。
回归（4）、（6）、（8）考察的是相对住房面积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全体样本中，相对住房面积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当居民住房面积与住房条件较好的亲友平均住房面积差距越大，居民越倾向于感到非常不幸福，当居民住房面积与住房条件较好的亲友平均住房面积越接近，居民越倾向于感到非常幸福。回归（6）剔除了作为被攀比对象（即住房面积>住房条件较好亲友平均住房面积的部分）的居民，也发现居民住房与其亲友的差距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为负的影响;回归（8）考察了住房面积处于领先水平的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发现相对住房面积不再对这部分居民有影响。
（二）稳健性检验结果及其分析
年龄、年龄的二次项、性别、子女数以及教育的各项虚拟变量在表2回归（1）和（2）中都不显著，把这些变量从模型中去掉，进行OLS回归，得出住房条件较好的亲友住房面积对居民住房面积影响仍然显著为正，且其弹性仍大于住房需求的收入弹性。
使用ordered logistic模型考察主观幸福感，仍然发现居民住房面积和其住房条件较好亲友平均住房面积差距对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当其住房面积已经在亲友中处于领先地位时（即hsq>feq），其和亲友的住房面积差距不再影响其主观幸福感。
同时考虑居民实际住房面积和相对住房面积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②，发现在全体样本和相对住房面积≤1与相对住房面积>1的样本中影响均不显著，而相对住房面积在全体样本和相对住房面积≤1样本中均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在相对住房面积>1样本中则对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的影响。
综上回归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个基本结论：
1.我国居民的住房需求存在向上的攀比性，且攀比性的影响甚于收入的影响。居民倾向于与住房条件较好的亲友攀比，其条件较好的亲友住房面积越大，居民的住房面积需求也越大。
2.住房消费的攀比性对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居民住房面积与其攀比的对象住房面积差距越大，居民越倾向于对生活感到非常不幸福;然而当居民的住房面积超过其亲友中住房条件较好者的住房面积时，即使再扩大其与亲友差距也无法增加其主观幸福感。
三、结语
Duesenberry的相对收入理论阐述了消费者会受到其他消费者行为的影响，本文研究表明，我国居民的住房需求存在向上的攀比性，其住房需求会受到其住房条件较好的亲友的影响;代表性居民住房消费对其亲友中住房条件较好者住房面积的弹性约为0.7，这远大于对收入的弹性（约为0.16～0.22）。
关于住房幸福感的实证研究，我们进一步分析可发现，攀比性住房消费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居民住房面积与其亲友中住房条件较好者住房面积相差越大，居民幸福感越低;然而，如果代表性居民的住房面积超过其亲友中住房条件较好者的住房面积，再扩大其与亲友住房面积差距并不会增加其幸福感。这就意味着，过大的住房面积“对他人有害，对自己无益”。对此，政府应当采取相应措施限制居民购买过大面积的房产，其中一个可行的手段就是按面积征收房产税。
注释：
①我国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1978年为8.1 m2，1990年为17.8 m2，2000年为24.8 m2，2011年为36.2 m2，2012年为37.1 m2，数据摘自《中国统计年鉴2013》;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2002年为24.5 m2，2011年为32.7 m2，2012年为32.9 m2，数据摘自《中国发展报告2013》。
②回归中使用实际住房面积hsq的对数对相对住房面积req的残差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以排除共线性;所有稳健性检验结果均未报告，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参考文献＼]
＼[1＼]Duesenberry，James S. Income，Saving，and the Theory of Consumer Behaviour＼[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3132.
＼[2＼]Fontenla M，Gonzalez F，Navarro J C.Determinants of housing expenditure in Mexico＼[J＼].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2009，16（17）：17311734.
＼[3＼]彭代彦，赖谦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福利影响＼[J＼].管理世界，2008（3）：175176.
篇4
论文关键词：农民工,自尊,主观幸福感
1引言
2001年，政府提出“城市化加速”政策，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的速度迅速提高。大约十年时间，中国的农民工增加了一亿多人，他们为城市的基础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城市快速发展不可缺少的力量，但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心理状况、他们的所想所忧却很少有人能够理解，他们背井离乡，远离家人，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受到社会的不公平待遇和城市居民的偏见……他们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也是社会的热点话题，但其相关的心理研究却相对缺乏，而且大部分研究也只是采用SCL-90症状自评量表，对其心理健康状况只做大体测量,并没有深入的分析研究。本次研究从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入手，旨在探索农民工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关系。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well-being,SWB）是指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整体评估，包括生活满意度和情感体验两个基本成分，国外对于SWB的研究起步早，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较国内深入。国内近年来关于SWB的报道数量有所增加，但研究对象多局限于青年人和老年人。关于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认为自尊是对主观幸福感的最可靠、最有力的预测指标之一。Baumeister、Camplell、Krueger等认为，高自尊个体往往从积极方面看待自己，相信在面临失败时更为自信，能较好的应对各类问题，导致较高的主观幸福感。Kernis等考察了自尊水平、自尊稳定性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且稳定的个体倾向于有较高的心理幸福感水平。
本研究通过分析农民工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从而从主观视角探讨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因素。这对提高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与心理健康水平，促进城市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有深远影响。
2对象与方法
2.1对象
2009年4月在烟台市三个建筑工地抽取147名男性农民工进行调查，回收问卷123份，回收率83%，最终有效问卷106份，有效率86%。其中~20岁、21~、31~、41~、51~5个年龄组的人数依次为10、41、28、17、10人，平均年龄33岁，壮工，技工两个工种的人数分别为75人和31人。
2.2方法
2.2.1测量工具
自尊测量Rosenberg自尊量表（SES）,该量表是由10个题目组成，分数按照4级评分。1表示非常符合，2表示符合，3表示不符和，4表示非常不符合，其中，3、5、8、9、10为反向记分，总分范围10-40分，分数越高，自尊水平越高，本研究采纳东北师范大学田录梅教授提出的建议：第8题存在理解上的文化差异。所以在本次研究中删去。
主观幸福感的测量根据Diener的《生活满意度问卷》与农民工实际生活编成主观幸福感问卷，共有10个题目，每一题用1-7分打分，1-3分为“不是”，4分为“一般，还可以”，5-7分为“是的”。并根据主观幸福感的定义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将题目分为6个因子：生活满意度（第2、3、4、5、6题）、情感体验（第7、8、9、10题）、生理需求（第2、3题）、安全（第4、5题）、归属和爱（第6、7题）、自我实现（第1、9题）6个因子。
2.2.2施测
以团体测量方式进行，作答时给予指导语，根据最近一周内的情绪体验答题，独立完成，现场收卷。
2.2.3数据处理
采用SPSS(13.0)进行数据处理，具体的统计学方法包括:相关分析；t检验；ANOVA
3结果
3.1农民工的自尊与主观幸福感水平
表1农民工自尊与主观幸福感及其各因子水平（M±SD）
项目
A
A1
A2
A3
A4
A5
A6
分值
45.88±10.71
26.83±6.26
18.85±5.47
9.19±2.42
8.77±2.66
8.66±3.49
9.03±3.21
注：A、A1、A2、A3、A4、A5、A6、B分别代表主观幸福感总分（总分70分）、生活满意度（总分35分）、情感体验（总分28分）、生理需求（总分14分）、安全（总分14分）、归属和爱（总分14分）、自我实现（总分14分）。下同结果分析，根据主观幸福感问卷等级评定分数所表示的意义，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
3.2农民工的自尊与主观幸福感及各因子相关性
表2农民工的自尊与主观幸福感及各因子相关性
A
A1
A2
A3
A4
A5
A6
B
0.203*
0.189*
0.176*
0.140
0.218*
0.046
0.223*
注：*Correlationissignificantatthe0.05level(1-tailed).结果分析，除生理需求、归属与爱因子外（r=0.140，r=0.046），自尊与主观幸福感总分及其他因子生活满意度、情感体验、安全、自我实现均存在显著正相关。
3.3农民工的自尊与主观幸福感水平的工种差异（M±SD）
表3农民工的自尊与主观幸福感水平的工种差异（M±SD）
壮工
技工
t
p
A
46.29±10.42
44.87± 11.49
0.620 0.536
A1
26.00± 6.23
27.17± 6.28
0.877
0.382
A3
9.24± 2.44
9.06± 2.69
0.338
0.736
A4
8.80± 2.69
8.71± 2.62
0.159
0.874
A5
8.79± 3.33
8.35± 3.90
0.577
0.565
A6
9.15± 3.26
8.74± 3.14
0.588
0.558
B
26.77± 3.25
25.81± 2.44
1.489
0.140
结果分析，p值均远大于0.05水平，即壮工与技工的自尊与主观幸福感水平无显著差异。
3.4农民工的自尊与主观幸福感水平的年龄差异分析
表4农民工的自尊与主观幸福感水平的年龄差异分析(ANOVA)
--20
21—30
31—40
41—50
51--
F
p
A
47.70±9.60
43.49±9.72
46.21±11.44
46.76±12.62
51.40±9.18
1.299
0.275
A1
27.50±3.75
25.93±5.48
26.39±6.66
27.24±8.42
30.40±5.58
1.112
0.355
A2
19.20±5.16
17.39±5.71
19.57±5.62
19.71±5.06
21.00±4042
1.371
0.249
A3
10.00±1.89
8.76±2.00
9.18±2.57
9.00±3.24
10.50±2.27
1.386
0.244
A4
9.10±1.60
8.90±2.80
8.46±2.89
8.35±2.76
9.50±2.22
0.441
0.779
A5
7.50±3.75
7.66±3.47
9.36±2.98
9.94±3.73
9.80±3.3
2.349
0.059
A6
8.40±3.44
8.73±2.95
9.00±3.44
9.24±3.73
10.60±2.46
0.792
0.533
B
25.50±2.22
26.56±2.93
26.82±3.36
26.35±3.278
26.50±3.41
0.349
篇5
关键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主观幸福感团体训练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研究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问题，但大多都是从探讨其影响因素的角度出发，如何切实有效地提高其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却很少见，有鉴于此，本研究在考察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特点的同时，提出运用团体训练的方式来提高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进而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
一、研究目的与假设
（一）研究目的。对主观幸福感低的大学生进行干预，检验以提高主观幸福感为目的的团体训练的有效性。
（二）研究假设。以提高主观幸福感为目的的团体训练可以有效地提高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发展水平。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采用《综合幸福问卷》（GWB）对大连市某大学586名学生（男女比例平衡）进行幸福感水平测评，并从中筛选出幸福感发展水平低的28名学生作为被试，随机分成两组，其中实验组14人，控制组14人。
（二）研究工具。《综合幸福感问卷》（GWB）是用来评价被试对幸福的陈述，得分越高，幸福感越高。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和使用频率。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半信度、再测信度分别为：0.87、0.86、0.90。
（三）研究设计。实验组学生进行主观幸福感的团体训练，控制组不实施任何处理。（表1）
（四）干预过程。实验组在两名指导教师带领下，每周参加一次以提高主观幸福感为目的的团体心理训练。同时，控制组只进行常规的活动课训练。根据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低的心理原因、心理和行为表现，精心设计主观幸福感团体训练活动方案，训练方案包括“八次活动、四个阶段”，每次活动持续一小时。
团体名称：提高主观幸福感团体训练营。
团体目标：帮助团体成员全面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并接纳他人。帮助团体成员找到自我价值，增强自我价值感。增强成员在生活、学习和人际交往中的信心，建立协调的人际关系，从而提高其幸福感，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
团体训练过程：
1、准备阶段。这是第一次活动。在这个阶段，指导教师引领成员互相认识，消除他们的紧张、陌生感与焦虑感，提高他们对团体活动的兴趣，形成良好、融洽的团体活动氛围，并初步建立团体，使成员初步形成并体验到对团体的归属感。
2、实施阶段。实施阶段包括六次活动，也就是第二次至第七次的活动。指导教师要求每次活动都必须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围绕整个训练主题逐步深入地开展活动，进而实现训练目标，六次活动的主题依次为：（1）自我探索：增强团体凝聚力，提高对团体的信任感，鼓励成员的互动和了解，使成员在和同伴的相互作用中完成初步的自我探索；（2）认识自我：促使团体成员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熟悉，进一步增强团体凝聚力，通过从同伴那里获得的支持、肯定和积极反馈使成员更加充分的认识自我，提高自我价值感和被其他成员、指导教师肯定和认可的感觉。主要通过热身游戏、团体协作游戏和成员初步自我探索活动；（3）悦纳自我：运用语言和行为的训练，鼓励团体成员对彼此的身体、表情、动作做出积极的回应，改善成员对自己外表、身体、行为举止的接纳，进一步增强被同伴、指导教师肯定和认可的感受，从而提高成员的自信，提高主观幸福感，提升心理健康水平；（4）挑战自我：利用团体动力，激发成员潜能，使成员体会到和同伴通力合作、共同努力，完全可以克服困难，完成任务，增强成员的能力感和价值感；（5）积极归因训练：运用归因训练，引导成员改变思维认知方式，帮助成员对生活中的事件或行为进行积极正确的归因，进而增强自我价值感；（6）积极应对训练：引导成员思考他们在什么情境下更容易产生压力、挫折体验，面对压力的反应以及给他们带来的影响。通过练习帮助他们学会缓解压力，自我放松，引导成员对生活中的挫折和压力进行积极应对。
整个过程中都强调成员及指导教师之间的积极反馈、支持合作与理解，使团体成员感受到更多的来自他人的支持、认可与尊重，这大大增强了个体的自我价值感、自我能力感以及自我悦纳感，使个体能够更加积极地对自己进行评价和体验。每次活动结束后都留下家庭课后作业以巩固团体训练的成果。
3、结束阶段。第八次活动也就是最后一次活动为结束阶段，在此次活动中应该注意处理好离别情绪，进行总结，使成员能将所学所感带到现实生活中，延续团体动力的积极作用。在活动结束后再次应用《综合幸福感问卷》进行后测。
4、追踪评估。实验结束1个月后，为了评估干预的保持效果，对实验组与控制组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进行再次测评。
（五）无关变量的控制。我们将团体训练设置在下午活动课时间，团体训练打乱了原来的行政班级顺序。对于实验组学生来说，他们和其他同学一样也在活动，从而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实验者效应。
问卷调查采用团体施测的方式，在班级中由全体学生共同参与，这样避免了作答时的内部比较和外部比较对学生自我的影响。为了避免学习效应，后测问卷的题目顺序、打印格式与版式均与研究一中的问卷不同。
（六）统计方法。采用SPSS13.5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三、结果分析
团体训练干预结果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评估。定性方法包括主试的观察记录、团体成员家庭作业的评估以及团体活动结束后进行的访谈调查。定量方法则是在团体训练前后用《综合幸福感问卷》进行测量，将两次测量得分进行差异检验。
（一）团体训练前实验组和控制组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比较。团体训练前，实验组与控制组在《综合幸福感问卷》上的得分差异比较，结果如表2所示，两组在幸福感总分上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即两组被试实验前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具有同质性。（表2）
（二）团体训练后实验组和控制组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比较。为了进一步证明团体训练对提高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水平的促进作用，在团体训练后对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幸福感总分进行差异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在幸福感总分上实验组都极其显著地高于控制组。这表明，团体训练对提高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水平有显著的影响。（表3）
（三）实验组与控制组团体训练前后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比较。比较实验组与控制组在团体训练前后《综合幸福感问卷》总分差异，结果如表4所示。在前测和后测中，实验组的幸福感总分差异达到了显著水平，且后测得分显著高于前测。这表明，实验组总的幸福感水平获得了显著提高。而控制组在前后测的幸福感总分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也就说明，控制组的幸福感水平在团体训练前后保持稳定。（表4）
（四）实验组的追踪评估结果。为了进一步说明团体训练对提高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水平的长期而稳定的效果，本研究在团体训练结束1个月后，对实验组进行了追踪评估，结果如表5所示。前测与后测以及前测和追踪后测在幸福感总分上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并且后者得分显著高于前者。而后测与追踪后测的比较中，幸福感总分都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经过团体训练，实验组总体幸福感水平都获得了显著提高，并且得到了巩固和保持，主观幸福感的团体训练活动对实验组产生了积极影响。（表5）
（五）训练后成员自我总结。在最后一次团体训练结束前，团体中的每位成员对整个团体活动的感受及收获做了总结。从成员的自我总结中，我们可以看出团体训练可以有效地促进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1、每位成员在活动中几乎都体会到了高兴和愉悦的心情。在每次活动结束后的“收获园”中，有很多成员提到“今天我很快乐”之类的话；2、大多数成员能够敞开心扉，结交新的朋友，其人际关系获得了提升。主观幸福感低的个体往往比较自卑，他们别别人不信任，将自己囿于狭小的朋友圈子里。甚至是自我的世界里。随着训练的进展，大多数成员学会了将自我展现给他人，也乐于与人交往，他们的交友范围也有所扩大；3、能够重新全面、客观地认识自我、悦纳自我。这一点在他们的自我总结中体现的很明显，正如有的成员陈述：“原来我也有很多优点”；4、成员错误、极端的归因方式得到了纠正与改善，也能够积极应对自己所遇到问题和压力了，能够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去面对挫折；5、绝大多数成员能够克服自卑，变得更有自信了，对生活和学习有了新的认识和期待，也充满了热情。
另外，在团体训练结束后，大多数成员认为自己在活动过程中很愉快，增强了对自我的了解，增强了自信心，而且所有的人都表示愿意在今后的生活中如果有这样的活动仍然积极参与，也表示尽力将团体训练活动中学到的运用到以后的日常生活、学习中。
四、讨论
大学生是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生中坚力量，是我国社会文明发展的推动者，是主流价值观的塑造者和载体。在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大学生的培养质量成为重中之重。而大学生的培养质量不但体现在学业、技能、思想方面的进步，还要体现在其心理水平的健康及心理素质的提高。本研究采用量表评估、量表追踪评估、成员自我评估以及领导者对团体成员家庭作业的评估等领导者的观察记录评估手段对训练效果进行了综合评估，评估结果表明：团体训练可以有效地提高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
（作者单位：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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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晓文.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个性发展及心理健康状况的比较研究.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17.2.
篇6
摘要：大学生是社会中的重要群体，正处于人生发展的关键时期。大学生心理健康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本文通过探讨大学生的时间管理倾向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关系，以期对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的水平起到一定的作用。
关键词：主观幸福感 时间管理倾向 当代大学生
作者简介：卢益飞 女 1987.8生人，汉族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作为21世纪文化新生代的当代大学生心中，幸福是一个充满神秘的概念，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权利，幸福是人生的最终目的。近年来社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教育体制不断深化改革和就业市场的影响，大学生的心态发生显著的变化，主观幸福感作为个体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学生的心态，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已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一、主观幸福感、时间管理倾向的涵义
西方现代社会高度发展引发人们的心理危机，20年代50至60年代，西方开始对幸福心理学进行科学研究。随着这一研究的不断完善，它对当代大学生的自我定位、人生追求起到非常大的作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经济社会的突飞猛进，我们将“文化自觉”作为自我认同的同时注重对幸福感的探索。
对于“幸福”的释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确切的说它是一种持续愉快的感觉。所谓“幸福感”，它是指一个人对生活等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心理满足和愉悦的美感，是主体自我平衡的内心体验和心理感受，是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是指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作的整体评价，是衡量人们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的综合性心理指标。[1]
时间管理倾向(Time Management Disposition)是种时间维度的人格特点，是个体在对待时间功能和价值上，在运用时间方式上所表现出的心理和行为特征，由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和时间效能感构成。时间管理倾向既是个体对时间的态度、计划和利用等认知特点，也是个体对时间的价值观和行为倾向，是一种具有多维度多层次心理结构的人格特征。[2]
二、影响时间管理倾向的相关因素分析
(一)家庭环境因素
从家庭因素的角度出发，父母教养方式无疑是学生人格的塑造者，时间管理倾向作为一种人格特征也受到很大的影响。父母温暖呵护而又严格要求子女对大学生的时间管理倾向有积极影响，反之父母的冷漠忽视且无限度放任子女对大学生的时间管理倾向有消极影响。
父母教养方式从不同程度上影响子女的时间管理倾向，我们可从“接受一参与性”、“严厉一监督性”两个维度加以明确分析。父母教养方式的接受一参与性、严厉一监督性两个维度对大学生的时间管理倾向有积极的作用，即如果父母给予子女更多适宜的温暖呵护，且子女能够感受到父母的用心良苦，父母与子女进行良性沟通，那么他们进入大学后对时间就有较为积极的态度和观念，能够较好地在行为上利用和运筹时间，对自己把握时间的能力也较为自信；如果父母严格要求子女行为，那么他们在进入大学后把握时间的能力以及对这种把握的自信也越高。反之父母的冷漠忽视且无限度放任会对学生的时间管理产生消极影响。
(二)教育制度因素
我们的基础教育存在一定不足，在时间管理方面缺乏相应的教育措施。由于长期处于应试教育的环境中，学生缺乏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被动的接受。学生进入大学后，自由支配的时间骤然增多，但是相当多的学生不懂得如何支配自己的时间，缺乏学习主动性。学生求学的过程因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断裂，针对此情形我们应切实加强对学生时间管理能力的教育，使他们能够积极乐观的面对工作学习和生活。时间管理能力的教育，对今后的生活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社会环境因素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当代中国竞争压力异常强大，大学生面临着“一毕业就失业”的窘境，对于即将踏入社会的大学生来说是个很大也是很现实的挑战，引起大学生的心理起伏和情绪波动，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正在慢慢下降甚至消失，从而影响到大学生在时间管理方面的调整。不同的大学生因为主观幸福感的改变使他们在时间管理方面作出不同程度的调整。
三、时间管理倾向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一)性别差异分析
研究发现男女生在幸福感量表中差异不显著，这在更大程度上说明了在当今的社会中，男女平等的观念越来越强，而这些观念在我们的大学校园中也体现得更加充分，男女生对待生活学习及工作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趋于一致。
另一方面，研究表明男生的理性思维要优于女生。在做事方面，男生更倾向于先有计划再付诸行动，在时间管理效能上男生对自身驾驭时间的能力有较高的预期，这在某种程度上与男生平时总是表现出比女生更高的信心有关。
(二)年级差异分析
在时间管理倾向和主观幸福感上年级差异都不显著。随着年级增长，两者均呈总体下降趋势。刚入校的大一新生对大学生活充满了憧憬和好奇，也表现出较高的主观幸福感。随着教师和家长的监督减少，大学生拥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需要应付更多学习以外的事物，时间管理倾向越来越弱，这些似乎让他们无所适从，因而对自己驾驭时间的信念和预期也有所下降。可见我们应加强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的基础教育存在一定不足，学生在过分制约的学习状态下鲜有充分发挥主动性，失去父母和教师的监督，学生却不知该如何支配自己的时间，同时也没有表现较高的主观幸福感。
(三)时间管理倾向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的剖析
研究显示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时间管理较好者有较高的幸福感，时间管理较差者幸福感较弱，时间管理较好者的主观幸福感要明显高于时间管理较差者的主观幸福感。
一方面，善于管理时间的大学生其主观幸福感也较强，能够很好地完成学习、工作等各项任务；同时善于管理时间的大学生有较高的成就感，在学校更加能够受到教师和同学的欣赏。而不善于管理时间不能很好完成各项任务的人，同时不会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
另一方面，大学生进入大学后开始有自主管理的时间。时间管理倾向较强的同学能够很好地完成从高中到大学的过渡：他们能很好地完成以及安排丰富的业余生活，他们精神充沛、热爱生活，因而也就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不善于管理时间的学生不能很好的完成从高中的大学的过渡，常感觉自己无事可做，感到空虚无聊，对生活充满失望，易降低其主观幸福感。
参考文献：
篇7
关键字：主观幸福感；大学生
Factors affecting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ollege Students
Yu Xue-li1 Dong Jia-yu2
（1. Songshan Shaolin martial arts Career Technical College，Henan Dengfeng 452470，China；2. The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2000，China）
Abstract： College Stu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status is a reflection of the quality of life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and personal growth，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subjective sen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this article from the subjective factors influencing college students’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in two aspects， carries on the elaboration.
Key words： Subjective well-being， College student
1 引言
在知识经济大潮中，教育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重要，享受高质量的教育已经成为当前人们的一致愿望，大学生的数量激增，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社会群体，在人们的认识里，他们应当是充满活力与朝气，无限创意，是未来社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但现在经常听到大学生们感叹：“空虚”、“无聊”，他们目前的状态是怎样的，我们有必要对其幸福感进行研究，如何培养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对大学生的成长与生活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 主观幸福感的概述
所谓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是心理学的一个专门术语，根据自己的标准对自身生活质量的一个整体性评估[1]。它具有整体性、主观性及相对稳定性等特点。本文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希图对大学生的幸福感的培养、教育和引导有所帮助。
3 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因素
3.1 主观因素
3.1.1 自尊 许多研究都表明自尊是主观幸福感的一个重要预测因素。高自尊的个体往往积极看待自己，保持积极的正性情绪状态，乐观向上，相信自己有能力把问题处理好，从而形成较好的主观幸福感。低自尊的个体，往往被消极情绪所左右，对自己遇到的问题没有信心解决好，主观幸福感的体验相对较低。
3.1.2 人格特征 主观幸福感是一种个体的主观体验，其具有稳定性，而人格特质也具有稳定性，二者具有高度的相关 [2]。很多研究都表明，外向性人格与生活满意度有关，与负性情感无关，外向性人格乐观积极向上，当遇到不满意的事情时，会积极的进行调整，生活满意度比较高，其负性情感体验相对较少；神经质人格与消极情感有稳定的相关[3]。
3.1.3 归因倾向 自我效能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的正相关。外控倾向的个体，总把事情的成功与失败归因于外部，看待遇到的问题较为悲观和被动，遇到困难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把希望寄托在外界环境上，损害自身的幸福感；内控倾向的个体，相信自己能把事情处理好，通过努力把事情处理好了，获得了满足感，其幸福感水平相对比较高 [4]。
3.1.4 价值取向 个体的价值取向对主观幸福感有重要影响。内部价值中的自我实现可以提升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增强自信心，提升幸福感；外部价值如财富、美丑等对个体的幸福感没有影响。
3.1.5 心理健康水平 心理健康标准中有一条就是“具有幸福感”，心理健康作为健康的重要指标，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感，健康的心理是能体验到幸福感的基础。
3.1.6 其他 有研究认为，信赖对于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具有预测作用，信任度与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极其高度的正相关。性别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还没有一致的定论，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
3.2 客观因素
3.2.1 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包括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是个人在社会中得到承认和肯定的重要体现。许多研究表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社会支持主要来自于老师的支持，家人中主要来自母亲的支持，其中异性朋友的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大 [5]。
3.2.2 经济状况 它单指大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或者他的经济来源状态，它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一直是研究者比较关注的因素之一，但对于二者的关系还没有一个定论。佟月华研究表明，有些低收入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高于总体学生的平均值[6] 。一些研究者则认为经济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他们认为经济水平高，使他们在生活中能够得到满足，幸福感指数就高。然而有些研究者也发现经济状况只在非常贫困时有影响，因为他们的基本需要都得不到满足，这样影响到他们的幸福指数，在经济状况能满足学生基本需要后，幸福感的指数也会跟着上升。严标宾、郑雪等的研究发现，家庭经济收入低的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要低于家庭经济收入高的大学生[7]。
3.2.3 生活事件 生活事件是人们在学习、家庭、和社会支持系统中出现的所有刺激的总和，日常的同学交往，与老师的交流，家人之间的沟通和关心，社会给予的一些支持和影响，它们都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重要的影响，其中重要的生活事件会引起主观幸福感的变化。但研究中又发现有些无关紧要的事件如“校园环境”、“老师水平”等也成为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10]。
3.2.4 文化因素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存在着较明显的差异。严标宾对香港、中国、美国三地的研究结果显示，他们的总体主观幸福感水平上并没有显著差异。大陆学生的生活满意度比美国学生低，而与香港大学生的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平。这有可能是教育体制的不同造成的，大陆学生课业繁重，没有发展自己爱好的时间，在大学里兴趣也相当的狭窄，体验不到大学的极致美好，到大四又要为就业而奔走劳碌，幸福感相对较低，而美国学生的兴趣爱好比较的广泛，大学既能乐学又能参加各种活动，尽情的释放自己，又没多少就业的压力，所以他们的幸福感相对较高。
3.2.5 健康状况 健康是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自我感知的健康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大一些 [2]。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即使有再好的物质和精神的享受，也不会有幸福的感觉，关注点完全在于不健康的身体上，剥夺了其它方面的享受。
3.2.6 人际关系 生活在象牙塔里的同学们，徜徉在美丽悠静的大学校园里，他们与社会的接触相对较少，每天面对的除了老师，就是同学们，除了学习就是课外活动，人际关系在大学生的生活里占据很大一部分，所以人际关系对于大学生幸福指数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青春朝气的年华，多数的大学生都会是在恋爱时期，此时的恋爱关系、两性情感对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很有很大的影响，这是由他们所处的特定的生理心理年龄阶段决定的 [11]。牵手散步的恋人，花前月下时，很是美好，失恋时候的痛苦也很明晰，此时，与朋友的关系就至关重要了，得益于朋友的开导走出阴影，再遇到一个合适的人，又开始了幸福之旅，所以，在大学里人际关系对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
3.2.7 专业因素 总体幸福感按专业划分，艺术科的幸福指数最高，其次是理科文科，工科和医科农科的幸福指数最低[12]。艺术科的学生，整天受艺术的熏陶，生活在美好的感觉中，而工科和医科学业相对繁重，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从事有关艺术享受的活动，生活乏味，幸福感相对较低。
3.2.8 家庭教养方式及父母文化程度 家庭教养方式分四种不同类型，即民主型、权威型、放任型和溺爱型。研究表明，民主型、权威型教养方式的总体生活满意度要显著地高于放任型与溺爱型家庭教养方式。在消极情感方面要明显低于后两种教养方式，消极家庭教养方式下的大学生明显低于积极家庭教养方式下的大学生[12]。
4 结语
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有很多，具体到每个人身上可能不同的因素对他们的影响力度是不一样的，应当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进行调节，让自己的生活过的愉快和幸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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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Abstract: The article described the conception and structure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At the same time introduced the measuring tool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analyses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university students. At last, The article point some problems about the current research and gives some ideas for future research.
关键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
Key Words: university studentssubjective well-beinginfluence factors
作者简介:刘海珍(1979―),女,陕西宝鸡人,宁夏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应用心理学;张鹤(1978―),男,陕西安康人,宝鸡文理学院教育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学校心理学。
一、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的概述
主观幸福感研究大致自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兴起, 8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入我国研究者的视野。积极心理学家认为主观幸福感就是指主体主观上对自己已有的生活状态正是自己心目中理想生活状态的一种肯定的态度和感受[1]。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一般认为主观幸福感有三个主要的衡量指标: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低水平的消极情感。主观性、整体性、相对稳定性是SWB有三个特点。目前,国外学者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简单描述与主观幸福感相关的人口统计学变量;第二个阶段主要是建构有关的理论框架,探讨获得幸福的各种途径和跨文化研究;第三个阶段主要是将研究方法、途径和主观幸福感测量的理论进行整合[2]。
二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研究的测评工具
我国关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在90年代中后期才逐渐展开,目前主观幸福感的测评均采用自评量表进行。我国研究者测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时通常采用以下四种量表:(1)Fazio(1977)编制的总体幸福感量表(GWB)是为美国国立卫生统计中心指定的一种定时性测查工具,用来评价受试对幸福的陈述,该量表共有33项,除了评定总体幸福感,本量表还通过将其内容组成6个分量表从而对幸福感的6个因子进行评分。国内段建华(1996)对该量表进行了修订;(2)Campbell(1976)编制的幸福感指数量表用于测查受试者目前所体验到的幸福程度.此量表包括两个部分:即总体幸福感指数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问卷。前者由8个项目组成,后者只有一项。(3)KammamFlett(1983)编制的情感量表是以被试近期内体验到的积极和消极情感之间的平衡为基础,测查其主观幸福感;(4)Ed Diener(1995)等人编制的《国际大学调查》(ICS)问卷(分A卷和B卷)。该问卷内容包括(1)个人基本资料:年龄、性别、家庭经济状况等;(2)主观幸福感;(3)生活满意度;(4)积极情感;(5)消极情感;(6)外在准则、社会关系;(7)自我体验。
从总体看,这四种量表在我国大学生群体中施测时均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虽然主观幸福感在不同的国家中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我们在使用国外的量表之前,对量表的修订还是非常必要的。同时还应当注意可使用多种方法对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进行测量。
三 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因素
(一)外部因素
1.人口统计学变量
目前人口统计学变量(如性别、年龄、地区、受教育程度等)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研究进行的比较多,其中较为一致的结论有两个:其一,人口统计学变量与总体生活满意度没有非常显著的联系,两者之间最高呈中等程度的相关;其二,不同性别、年龄的青少年的总体生活满意度不存在显著性的差异。但是也有研究表明,在主观幸福感及其主要维度――生活满意度上,女生显著高于男生[3]。
2.经济状况
研究者对于经济状况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在对重庆大学生幸福生活标准的统计研究中发现,51.1%的大学生认为有很多钱是幸福的[4]。可见,经济状况影响大学生的幸福感体验。但别的研究则认为,收入仅在非常贫穷时有影响,一旦人们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经济状况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就很小了。佟月华的研究就表明,有些低收入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高于总体学生的平均值[5]。
3.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是个人在社会中得到承认的重要体现,是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指标。社会支持系统为大学生体验更多的幸福感提供了保障,也为他们适应社会和调整健康的心态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外部条件。国内外的研究都表明社会支持会对SWB产生影响【6】[7],但在预测SWB时,不同来源的社会支持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于大学生来说,异性的朋友支持对SWB的影响最大,其次为老师支持和母亲支持[6]。
4.生活事件
生活事件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过程中经历的各种紧张性刺激。目前,人们对“生活事件是否会影响SWB”还没有完全一致的看法。有学者研究认为,各种生活事件(正性生活事件、负性生活事件)都没有对大学生SWB产生明显的影响[8]。
5.家庭教养方式
家庭是青少年和大学生生活的重要场所,不同的家庭教养方式对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具有不同的影响。对大学生总体幸福感和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表明大学生总体幸福感与父母教养方式中父母亲的情感温暖、理解因子呈高度正相关,与父母亲的过干涉、过保护、惩罚、严厉、偏爱被试、母亲的拒绝等因子均显著负相关[9]。可以说如果家庭气氛民主、愉快,并且成员间相互关心,那么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就强。
6.体育锻炼
目前,关于体育锻炼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比较少,但是大学生群体日常生活的特点决定了体育锻炼将对他们的主观幸福感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其中运动量所起的作用较为显著。徐叶彤等人研究表明,不同运动量对大学生的躯体健康维度、心理健康维度和社会功能维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而尤以中等运动量为宜[10]。培养学生自我体育能力,养成自觉锻炼习惯,对提高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水平,增强主观幸福感是十分重要的。
(二)内部因素
1.人格特质
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最重要的内部因素是人格特质。国内有关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也表明,主观幸福感与外倾正相关,与神经质负相关[11]。外向的性格使他们能够与别人和睦相处,因而对生活质量的认知评价较高,具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水平。
2.自我效能
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是他们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某一项任务的判断和估计,它是个体自身潜能的最有力的主宰。余鹏等研究发现,自我效能对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有明显的预测作用[12]。佟月华的研究也发现,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极其显著的正相关[13]。
3.自 尊
许多研究表明,自尊和主观幸福感关系密切。高自尊者对自我持肯定态度,乐观自信,对于消极的影响多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并试图适应或改变情境而不像低自尊者那样回避现实,所以对于幸福的体验要高。但自尊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正相关不具普遍性,在集体价值高于个人价值的社会文化中,高自尊感并不一定意味着高幸福感[14]。
4.自我概念
对于大学生而言,其自我概念直接关系到他们对自己、他人、社会的认知,关系到其当前的学习、生活以及以后的工作和发展。可见,自我概念是影响大学主观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而言,自我概念积极的大学生对待问题比较乐观,而自我概念消极的大学生往往对自己缺乏信心,这样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杨昭宁、孔祥军的研究发现,大学生幸福感指数与自我概念总分显著相关(p
四 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研究方向
尽管我国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有了较大的进步,但还是存在着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加以注意。首先,在对主观幸福感各个维度的研究中,人们对认知因素的研究较为少。其次,由于主观幸福感的测量方法和测量工具不尽相同,以致出现了许多相互矛盾或不确定的结果。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要力求拓展新的测评方法,编制适合于本土研究的测量工具,同时对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内部和外部因素进行更加广泛和深入地探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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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1.1应对方式量表本问卷由肖计划等依据国外多个有关应付方式的问卷改编而成，该问卷包括62个条目，共分为6个分量表，分别为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合理化。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各题的因素负荷值均在0.35以上，6个应付因子重测相关系数分别是。
1.2一般自我效能感问卷选取Schwarz等人编制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该量表由10个题目组成，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α值为0．87，重测信度为0．83。
1.3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本研究采用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修订自台湾学者施建彬(1996)的中国人幸福感量表。因原量表的构念良好，用于河南地区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仍相当适用，故本研究未改变量表的原有架构及题目编排顺序。因其中部分题目的用语不太符合大学生当前的生活状态，故对这些题目加以修改。修订过的幸福感量表的效标效度为0.85，重测信度为0.93，内部一致性Cronbachα值为0.95。
1.4施测程序采用集体施测，在任课老师的协助下由研究者担任主试，统一指导语，强调保密原则，现场匿名独立填写，当场收回。在量表施测的同时获得被试的一般人口统计学资料，如年级、性别等。测试完毕现场回收问卷并剔除作答不完全或明显随意勾画的问卷。
1.5统计学处理采用统计软件包SPSS13.0进行统计处理，选用的统计方法有描述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皮尔逊(Pearson)相关分析、逐步回归分析。显著性水平取α=0.05(双侧检验)。
2研究结果
2.1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主观幸福感得分情况结果如表1所示，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中男生的主观幸福感平均得分和女生的平均得分为都高于表示“偏向正面态度”的48分，低于表示“较强正面态度”的96分，表示临床医学业本科生的主观幸福感状况良好，且不同性别及不同年级的临床本科生主观幸福感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如表1所示，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的主观幸福感平均得分(67.81±13.58)高于表示“偏向正面态度”的48分，低于表示“较强正面态度”的96分，表示临床本科生的主观幸福感状况良好，但程度不强;且不同性别及不同年级临床本科生的主观幸福感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不同自我效能水平主观幸福感的差异比较将被试在自我效能感问卷得分进行高低排序，将总人数前27%归为高分组，后27%归为低分组，研究不同自我效能水平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差异，结果显示，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中高自我效能组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得分(73人，87.45±14.87分)高于低自我效能组学生的得分(102人，56.72±12.36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9.05，P=0.000)
2.3应对方式、自我效能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从表2可以看出，应对方式维度中，解决问题、求助两个维度与主观幸福感及自我效能感均呈显著正相关;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四个维度与主观幸福感及自我效能感均呈显著负相关。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主观幸福感与自我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
2.4归因方式、自我效能预测主观幸福感的逐步回归分析为进一步验证归因方式、自我效能感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能力，以自我效能感及归因方式的六个维度为自变量，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做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自我效能和归因方式中的解决问题和自责两个维度进入了回归方程，自我效能和解决问题维度对主观幸福感具有一定的正向预测作用，自责维度对主观幸福感具有一定的负向预测作用，他们可以共同解释主观幸福感变异程度的28.4%(校正的R2=0.284)。
3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能够体验到较高程度的主观幸福感，这与国内学者对医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的调查结果相一致。分析原因，首先与大学生生活的年代与环境有关，现代大学生多来自独生子女家庭，拥有的物质条件也比较优越，受到来自父辈的关爱和关注比较多，因此大学生从物质方面及家庭生活中获得的幸福感还是比较强烈的;此外，随着近年来临床医学专业的升温，作为热门专业的学生与同龄人相比可能会产生较强烈的优越感，因此体验到更多的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感。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西方国家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开始影响到当代大学生的幸福观，使得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开始过度关注自身的物质利益及生存状况，造成他们感受幸福能力的缺失及人际关系的紧张。另外，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学习压力较大，也是造成他们幸福感程度不强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影响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主观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自我效能感，高低自我效能组临床本科生的主观幸福感得分存在统计学差异，回归分析也表明自我效能感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回归效应，这些都表明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的自我效能感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大学生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团体，如果在生活和学习中形成了低自我效能感，就会感觉自己没有能力应对生活中遇到的的困难和挫折，进而产生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导致幸福感下降。因此，自我效能感的提升对提高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有重要作用，吴心灵等(2010)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医学生的自我效能感越高，其主观幸福感也越高。
篇10
1.1数据来源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在湖北省居住一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16~59周岁的人口，数据来源于国家人口计生委办公厅2011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调查数据，该调查数据采用抽样调查和专题调查相结合的方式于2011年5月对湖北省抽取样本点，样本范围包含湖北省武汉和12个地级市以及神农架林区，本次调查的湖北省有效样本共4000人。
1.2分析方法与变量设置本文通过spss17.0软件[4]首先进行单因素分析，通过交叉表分析和卡方检验，寻找可能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有影响的变量；然后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一步检验分析这些变量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各自的影响程度。如果分类响应因变量的结果超过两个，那么就可以使用多元Logistic回归，多元Logistic模型把每个结果与一个基础类别进行对比，通常取最后一类为参照类别。本文研究的是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因变量是三元分类变量，通过问卷调查中“和流出地相比，在本地是否感觉更幸福？”的题项来获得，回答类别分别是更幸福、差不多、不幸福和说不准，本文将“差不多”和“说不准”合并为一类，定义为本地和流出地相比是同样幸福，简称“同样幸福”（更幸福为1，同样幸福为2，不幸福为3）。自变量的选取综合考虑影响被调查者幸福感的各种因素和问卷的实际情况，按照前述的幸福感函数分为以下五组因素：（1）个人特征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户口性质和受教育程度；（2）经济因素，包括家庭每月总收入、总支出、现住房性质、从业状态和就业身份；（3）福利政策因素，包括是否有城镇养老保险、医保、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城镇低保和住房公积金；（4）业余生活状况，包含是否参加业主委员会活动、是否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在本地和谁来往最多；（5）社会认同因素，包含是否觉得本地人总是看不起外地人、是否觉得本地人愿意接受我成为其中一员、我是否喜欢现在居住的城市和是否参加选举、评先进活动。
2实证分析
2.1流动人口幸福感的描述性统计和卡方检验从调查结果看，流动人口中认为和流出地相比，现在更幸福的人口有1455人，占比36.4%，认为和流出地差不多幸福的人口为2372人，占比59.3%，认为现在比流出地不幸福的仅仅173人，占比4.3%。说明绝大多数流动人口还是认同现在的幸福感至少不比在老家差。交叉表分析和卡方检验结果显示，从个人特征因素来看（表1），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户口性质因素的差异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都不显著。表明对于湖北省的流动人口，个人特征因素和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的关系。从经济因素看（表2），流动人口家庭每月总收入最低的0元，最高的100000元，单独研究每种收入的家庭意义并不大，我们将收入分成4类，分别将2000元以下，2001~5000元，5001~10000元以及10000元以上记为1，2，3，4四类，研究每一类收入的家庭幸福感有无显著差异；家庭月总支出最低的为200元，最高的为30000元，同样我们将支出分为1000元以下、1001~3000元、3001~5000元，5001~8000元和8000元以上五类，分别记为1，2，3，4，5。从表中可以看出家庭总收入、家庭总支出、从业状态、就业身份以及住房性质上的差异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都很显著，说明经济因素的差异是主观幸福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从福利政策因素看，流动人口的状况有待提高。流动人口有城镇低保、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比例都非常低，分别只占0.2%，0.6%，0.7%，0.7%，8.6%，0.4%，可以看出流动人口的福利保障是非常薄弱的。从福利因素与主观幸福感的卡方检验表（表3）看，是否有城镇低保、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多种福利因素与主观幸福感都没有显著关系，可能是由于享有这些福利的流动人口样本太少，以至于可以忽略这些样本。从业余生活状况看，参加过业主委员会的活动的流动人口210人，占比5.3%，没有参加过的2744人，占比68.6%，还有26.2%的人是不适合参加这项活动；参加过社会公益活动的流动人口1333人，占比33.3%，没有参加的2404人，占比60.1%，有6.6%的人不适合参加。说明流动人口在新的城市中参与各项活动的还比较少。在本地和谁来往最多的问卷中，与户籍人口同乡、流入人口同乡来往最多的比重分别为22.2%、24.8%，也就是47%的流动人口平时来往最多的人是老乡，与其他本地人来往最多的占31.9%，说明在湖北的流动人口和本地人的交流还需进一步加强，不能仅仅和老乡来往。从业余生活与主观幸福感的卡方检验看（表4），是否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是否参加业主委员会活动，平时和谁来往最多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表明业余生活状况也是影响湖北省流动人口幸福的一个重要因素。从社会认同角度看，完全同意和基本同意“我喜欢现在居住的城市”分别占比重43.8%和53.7%，即97.5%的流动人口喜欢现在居住的城市。完全同意和基本同意“我很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成为其中一员”的比例分别为46.4%和48.5%，即94.9%的流动人口愿意成为新的城市中的一员。完全同意和基本同意“我感觉本地人总是看不起外地人”的比例分别为5.9%和19.9%，即只有25.8%的人认为本地人歧视外地人。完全同意和基本同意“我觉得本地人愿意接受我成为其中一员”的比例分别为37.4%和57.1%，即94.5%的流动人口认为本地人愿意接受自己。参加过选举、评先进的流动人口占比例14.0%，没有参加或者不适合参加选举、评先进的占86%，表明流动人口的政治权利还比较薄弱。从卡方检验看（表5），本地人是否总是瞧不起外地人、本地人是否愿意接受我成为其中一员、我是否喜欢现在的居住城市和是否参加本地的选举、评先进活动等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都很显著，说明湖北省的流动人口能不能被当地人认可和主观幸福感有紧密联系。
2.2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析根据上一部分的分析表明，在影响流动人口幸福感的五组因素中，经济因素、业余生活因素以及社会认同因素对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而个人特征因素、福利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下面采用多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法具体分析显著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1）经济因素从模型模拟信息表(表6)中的sig的值小于0.01可以得出方程有效。由似然比统计量（表7）检测的结果可以出家庭每月支出、家庭每月收入、住房性质对方程有重要意义（sig的值小于0.05）。由参数估计表（表8，只列出参数显著的变量）可以看出（基础类型为：不幸福，支出=1，2，3，4，5按照支出由小到大的排列，具体含义前文已述），家庭支出对幸福感的影响是显著的，由于分析结果表篇幅过大，这里只列出显著的变量。由表可以得出，更幸福的截距项为正，系数18.98代表支出为5的人更幸福的概率与不幸福的概率之比的自然对数，表明每月支出最多的家庭更幸福的概率比不幸福的概率大，同样幸福的系数19.86，代表支出为5的人同样幸福的概率与不幸福的概率之比的自然对数，表明每月支出最多的人同样幸福的概率比不幸福的概率大，其他支出水平下的系数都为负且有显著意义，表明支出较低的人更幸福的概率比最高支出的人低。而经济因素中的其他影响因素都不显著，说明收入、住房性质、就业身份等因素虽然都对幸福感有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明显，这种现象也说明了有钱不一定幸福，物质条件好并不是幸福的充分条件，而支出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说明消费的越多的人幸福的概率越大。（2）业余生活因素从模型拟合信息表（表9），得出方程有效。由似然比统计量（表10）检测的结果可以看出是否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是否参加业主委员会活动、本地和谁来往最多对方程有重要意义（sig的值小于0.05）。由参数估计表（表11，只列出显著的变量）可以看出，只有参与了社会公益活动和参与了业主委员会的活动的系数在0.1显著水平下是显著的，说明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和参加业主委员会活动对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显著的，系数都为正表明参加了社会公益活动和业主委员会活动的流动人口更幸福的概率更大。（3）社会认同因素从模型模拟信息表（表12）中的sig的值小于0.01可以得出方程有效。由似然比统计量（表13）检测的结果可以看出是否喜欢现在居住的城市、是否愿意融入现在的城市、是否觉得本地人看不起外地人、本地人是否愿意接受我对方程有重要意义（sig的值小于0.05）。由参数估计表（表14），关于是否同意喜欢现在的城市的回答中（基础类型是完全同意喜欢现在的城市），可以看出完全不同意、不同意和基本同意的系数均为负数，表明和完全同意喜欢现在城市的比较，他们更幸福的概率较小，更喜欢现在居住城市的流动人口觉得更幸福的概率更大。关于是否愿意融入本地的回答中（完全同意愿意融入本地为基础类型），可以看出不同意和基本同意愿意融入本地的系数为负，表明更愿意融入本地的流动人口感觉更幸福的概率更大。关于是否同意本地人总是看不起外地人的回答中（基础类型是完全同意本地人总是看不起外地人），完全不同意和不同意的系数为正，表明越是感觉本地人总是瞧不起外地人的流动人口有更大的概率主观不幸福。关于是否同意本地人愿意接受我的回答中（基础类型是完全同意外地人愿意接受我），完全不同意的系数为正，说明越是感觉本地人愿意接受我的流动人口，主观更幸福的概率更大。在同样幸福的流动人口中，显著的变量系数均为负，表明和完全同意喜欢现在的城市的人口相比，不同意喜欢现在城市的流动人口更幸福的概率更低，和完全同意本地人愿意接受我相比，不同意本地人愿意接受我的人口更幸福的概率更低，也表明了越是喜欢现在城市越是觉得本地人愿意接受我的人口往往主观更幸福的概率也越大。
3结论与政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