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的意思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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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主动解决；“处理”艺术

中图分类号：F5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2.05.022

文章编号：1672-0407(2012）05-038-03

收稿日期：2012-04-01

思想政治工作实践中有关“处理”的具体方法是很多的，将众多的处理方法上升到一般方法上进行提炼，可以概括为对立统一的十对方法：热处理与冷处理、硬处理与软处理、原则处理与灵活处理、公开处理与个别处理、事前处理与事后处理、紧急处理与暂缓处理、顺处理与逆处理、宏观处理与微观处理、直接处理与间接处理、组织处理与自我处理。

一、热处理与冷处理

热处理实际是一种“加温”处理，其特点是及时性、连续性和主动性，即迅速处理不间断，主动解决不拖延，“热度”与力度相统一。相对来说，冷处理原则是“降温”处理，或叫冷却处理。其特点是间断性、严肃性，即有意识地造成一个处理的时间距离与情感空间，形成一个令人产生心理压力的氛围，以利于问题的解决。

对那些情感脆弱，性格孤僻，自尊心极强的人，因一时疏忽偶而发生的问题，一般要进行热处理。给予热情的关怀，及时帮助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热情指出改正的方法，鼓励其继续进步，使他们始终处于一种温暖、可信赖、被尊重的气氛之中。热处理的对象还包括那些主要由于客观原因造成的，主观上有解决意愿的诸种矛盾和问题。而对那些性格清高自傲，自以为是，不肯承认不足的人，犯了错误，一般可以进行冷处理。如果批评一次之后不见效，有意地放置一段时间，故意冷淡之，目的是给他们一个冷静的认识问题的机会，杀一杀傲气，以使之尽快清醒地认识问题，改正错误，冷处理对象还包括那些主要由于自身原因所致，又缺乏认错的勇气，而只等组织上处理矛盾和问题的人。“冷处理”时间的长短可根据处理对象的变化随机调整，灵活掌握。总之，热处理要热而不过，冷处理要冷而有度。另外，热处理与冷处理在某个具体的矛盾和问题上的运用，并不是完全互不相干的，有时热处理中也可穿插个别的冷处理，冷处理中有时也需要一定的热处理予以调剂，应灵活运用，随机把握。

二、硬处理与软处理

硬处理也叫强行处理，组织解决或处罚性处置，其特点是，解决问题果断，一般没有商量的余地，不讲情面，不通融，被处理者必须服从，当然也不排除必要的思想工作。软处理也叫非组织解决，温情性处理，诱导性处理或启发性处理，其特点是不强制，以正面引导和耐心说理为主，以思想教育为主，解决问题的方法灵活多样。

硬处理的对象一般是严重违反规章制度，或错误性质严重，造成的后果严重，用其他方法已不解决问题者，或者是屡教不改，为所欲为，影响一定范围内的正常生产工作秩序者。软处理的对象一般是错误性质较轻、对错误的认识暂时有偏激，或者由于某些客观原因，使错误者蒙受了一定的委屈而意志消沉者。硬处理与软处理并没有绝对界限，主要看矛盾与问题的发展状况和解决的内在需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做到该硬的时候不软，硬而得体；该软的时候不硬，软而适当。硬处理中也不完全排除个别的软处理，软处理中也可辅之以局部的硬处理。总之，要把握好实机和火候，才有利矛盾的解决。

三、原则处理与灵活处理

原则处理也叫正规处理、规范性处理，就是按章办事，不能变通，一是一，二是二，处理的方法严肃谨简，干练明快，处理过程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有始有终，毫不含糊。灵活处理也叫非正规处理，随机处理，变通处理，解决矛盾问题的方法手段多样化，不规范，带有较大的可选择性，解决问题的时机选择没有严格要求，解决矛盾的过程长短不一，不可预料的因素多。

原则处理的对象，一般是发生的矛盾和问题性质较严重，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倾向性，严重地违背了有关原则或规章制度，不原则处理已不能解决问题。需要灵活处理的是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大都为个别的，性质轻、影响范围小，但比较复杂特殊，且不具原则性。原则处理与灵活处理的运用也要以矛盾和问题的性质及发展变化的实际状况为依据，而非主观臆断，随意所为。因此，在原则处理与灵活处理这对方法中，前者往往需要后者的补充。后者以前者为前提，二者应该在解决矛盾和问题的过程中辩证统一起来，真正做到原则处理不失灵活，灵活处理不失原则，使矛盾和问题得到圆满有效的解决。

四、公开处理与个别处理

公开处理包括对个别的当众处理与对同类性质或倾向性问题共同公开处理两层含义，公开处理的目的既为教育犯错误者本人，也为了教育更多的人，使大家接受教训。公开处理的场合、手段都是公开的，透明的，公开处理的对象，一般是问题性质十分严重，影响范围大，有代表性，且用个别处理方法已不解决问题，所以，公开处理整个程序，并做好善后工作。

个别处理，也即单独处理、私下处理，个别处理的必要性就在于矛盾和问题的性质、表现千差万别。每一个矛盾和问题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因而个别处理的手段、方法也便因人而异，多种多样。需要个别处理的一般是错误单一、问题特殊且性质较轻的对象，个别处理要认真对待，讲究策略，要选好时机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事实上，公开处理过程中常需要个别处理去修正调适和补充；个别处理无效或矛盾发展需要时，公开处理也便取而代之了。

五、事前处理与事后处理

事前处理即在矛盾和问题发生前，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中，有些矛盾和问题的苗头没有在事前解决而发展或激化了，就要采取事后解决的方法。事后处理带有很大的补救性，是不得已而为之。因此，既要谨慎又要耐心，针对不同性质的问题，设计几套解决的具体方案，使事后处理的结果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事前处理与事后处理往往只有一步之遥，有时的事后处理可以成为新的矛盾和问题发生前的预防性处理，隐含着事前处理的性质。而事前处理不当，矛盾发展和激化了，就变成了事后处理。所以，二者实际上是相互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

六、紧急处理与暂缓处理

矛盾或问题出人预料的突然发生了，不迅速果断解决，就会造成更严重的，更难以收拾的局面，更大的损失，而且时间紧迫，容不得事先研究设计解决的方案，这时就需要紧急处理。紧急处理需要冷静的头脑，驾驭复杂事件的能力，解决问题的高超艺术和果断快速的作风。紧急处理很难一劳永逸、一次成功，处理后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暂缓处理的对象有两种情形：一是经过紧急处理后的矛盾和问题，由于解决不利而未果，且有激化的可能，一时又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暂时放一放，使之逐步“降温”，在观察中寻找更好的办法去解决；二是矛盾刚刚发生，问题刚刚出现，一时还看不出它的性质，无法对症下药，为慎重起见，先观察一段，再适时去处理。暂缓处理不是弃之不管，不去解决，而是随时观察矛盾和问题的发展动向，找到症结所在，瞄准主要矛盾，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妥善地予以解决。

对紧急处理与暂缓处理的把握，完全看解决矛盾和问题的需要，若暂缓处理不当失去控制，也可能变为紧急处理，而紧急处理中也不排除个别的局部的暂缓处理的可能。

七、顺处理与逆处理

顺处理也叫正常处理、习惯性处理、常规性处理、正面处理，还有一种意思，就是沿着矛盾发生的脉络，按着问题发展的内在要求顺势处理。需要顺处理的对象有两种：一是经常发生的一般性矛盾；二是那些错误性质和影响都较轻，并且是偶尔所为者。顺处理不是不要批评，搞“一团和气”，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是“庖丁解牛”，找到问题的症结，按照客观规律去处理，做到顺而有序，顺而得法，防止不必要的冲突和其他负效应、副作用。

逆处理，也叫反常处理、逆向处理、反向处理，也即反其道而行之，逆处理的必要性在于适应事物发展的错综复杂性，有些矛盾和问题，用顺处理等方法未必见效，而用逆处理却可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按常理应给予严厉批评，却在不失原则的前提下对犯错误者的优点给予一定的表扬，以唤起其改正错误的良知和决心。对应该给予公开处理的，却对犯错误者进行个别处理，以促使其尽快警醒，自觉主动的改正所犯错误。当然，进行逆处理不是凭主动意志所为，而要坚持原则，符合实际需要，方法适当，把握好逆处理的分寸，才会收到预想的效果。顺处理与逆处理有时需要互补，顺处理中有逆处理，使顺处理更顺，逆处理中有顺处理辅之，会使矛盾和问题更有效的解决。

八、宏观处理与微观处理

宏观处理也即战略性处理、综合性处理、整体性处理，其特点是从大处着手， 解决共性问题，宏观处理的对象一般是具有普遍性、倾向性、大影响的矛盾和问题，也包括犯有相同错误的一类人。宏观处理多是组织上的处理，处理方法具有规范性、原则性，处理结果是有较大范围的影响。因而，宏观处理必须注意政策性、公平性、经得起推敲。

微观处理也即具体处理、战术性处理、局部性处理，个别处理。其特点是从小处入手，解决具体矛盾。处理手段灵活多样，处理结果影响范围小，一般只对被处理者负责。微观处理的对象多是各类不同性质和特点的具体问题，各个相互少有联系得特殊性矛盾。因而微观处理时要注意具体灵活，针对性强。

在宏观处理与微观处理这对方法中，后者往往是前者的辅助手段，前者是后者成功的必要条件。事实上，就某一类具体矛盾或问题来看，宏观处理与微观处理有时都是需要的。例如，某些人犯了同一类错误，在宏观方面对他们进行正面教育，以促使其尽快认识错误，提高觉悟。同时，也区别不同情况对每个人的具体错误进行处理，双管齐下，使他们完整、具体、深刻地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

九、直接处理与间接处理

直接处理就是面对面处理，即不经过其他中间环节，开门见山，正面交锋，一手解决问题。直接处理的对象一般是对些性质较严重，表现明显，事实清楚，复杂程度较低，没有必要去间接处理的矛盾和问题。直接处理不是一次性处理，也不是简单化处理，而是要依据矛盾和问题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方法和手段，认真慎重的去处理。

间接处理和直接处理相对应，就是有意避开矛盾的焦点，不直接交锋，利用中间环节或媒介，采取迂回战术，巧妙委婉地解决问题。间接处理的对象一般情况复杂，冲突激烈，用直接处理只会适得其反的那些矛盾和问题。间接处理不是回避矛盾，绕开问题，它需要对矛盾和问题更清楚地了解，需要设计更细致的解决矛盾的方案，需要更完备可行的处理方法和措施。直接处理与间接处理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交替使用，有时可以直接处理为主，间接处理为辅，反之亦然。

十、组织处理与自我处理

组织处理就是由领导或组织直接出面解决问题，组织处理一般带有严肃庄重色彩：公事公办，郑重其事，通融无门。但实际处理起来，却需要相当的灵活性，否则若处理不当，也可能使矛盾激化，带来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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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职院校;思政工作;倾听教育

    20世纪初着名的意大利教育专家蒙台梭利认为,学生具备一种自我成长并形成健全人格的生命力,正是这种内在的生命力促使学生不断发展。她还认为,对学生的自发的生命力是进行压制还是引导,是区分教育优劣的分水岭,只有顺应学生内在生命力发展的教育,才会有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所以,了解学生、明确他们自身发展的真正需要是成功实施教育的关键。那么,怎样才能了解、明确学生自身发展的真正需要呢?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研究室的任长松先生在《探究式学习的18个原则》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教育理念——“倾听着的教育”,认为“教育过程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相互倾听和应答的过程”,而在教育过程中“倾听不仅是一种工作手段更是教师的道德责任”。

    教育从倾听开始的理念中透出教育的哲理:教育必须倾听,倾听意味着教育的开端,在某种意义上,倾听就是一种教育的言说,甚至就是一种教育。教育离不开对教育对象的倾听,而在当前高职院校的思政工作中,更需引入倾听教育。

    一、倾听教育的本质和内涵

    教育教学是在教师引领下,教师和学生共同创造的过程,因此,教育要走向对话。所谓对话,是双向的、互动的、平等的。对话平台的两边分别是教师和学生,平台的主人的主语是“我们”而不是“我”和“他”。对话要从了解对方的意图开始,这就首先倾听对方的话语,从中寻找共同的话题,决定讨论的方向和内容。不去倾听,就失去了对话的基础,失去了对话的意义,对话可能成为“独白”,甚至是单方的“训话”。因此,我们可以说,对话是从倾听开始的,倾听是对话的前奏,没有倾听就无法对话,也就无所谓教育。

    其实,中国传统教育一直关注“听”。孔子对学生的教育,最重要的特点是因材施教,怎样因材施教?就是先听,先了解学生的特点而后才能“因材”而“施教”。但是,不知何时,教师开始不听了,不屑听了,不会听了,教育双方往往会形成对立关系,严重影响了教育效果。究其原因,在于教师的权威意识造成的话语霸权,消解了学生倾诉,表达的欲望,堵塞了了解学生与学生沟通的渠道。因此,教师要做善于倾听的人,并从倾听开始学会教育,这不仅仅是对思政工作者的要求,也应成为所有教师的共同追求。其实, 倾听很简单, 就是静静地、耐心地、认真地听,不急不燥,不打断,不忙于下结论性判断地听。因为这是一种方式,所以不能当作是一个简单的形式;因为是方式,所以它是弥散的、渗透的,运用于教育的全过程。

    二、高职院校的思政工作需要引入倾听理念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学生的个性特点以及生源结构的特殊性对高校思政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高职生这一特殊去群体迫切需要被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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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程序正义可以加强司法机关以及司法裁判的权威性

由于刑事诉讼程序本身存在固有的缺陷，因而任何一种程序都不可能十分完美，也不可能成为一种完善的正义。无论诉讼程序如何设计，均不可能完美的实现实体正义的结果。

另外法律基于其防范人性弱点的工具的特质，在取得其积极价值的同时由于其技术上的特点从而具有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滞后性三大局限性。不合目的性是因为法律具有普遍性，其在作为分配利益和不利益的工具时只注意对象的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因而即使适用于一般情况能导致正义的法律，适用于个别情况可能是不公正的。不周延性是由于法律的确定性难以实现造成其实然的外延小于应然的外延，即存在法律漏洞。滞后性是由于法律具有稳定性的特征而不能自我调整追随社会的发展并与之相适应，从而造成法律与社会生活的脱节。

还有虽然刑事诉讼以发现真实为目的，但是由于人类的认识能力和物质技术水平的局限性，不可能将纠纷的真实过程还原，只能根据诉讼中所能利用的资料再加上法官的经验及所掌握的知识进行的推定作出合理的事实认定，而这种认定的‘真’并不一定是事实上的‘真’。

从以上可以看出，程序建构和法律本身的缺陷以及认知水平的局限，诉讼结果不可避免的出现不正义，所以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和裁判的正当性绝无可能单纯通过裁判结果的正确性而得以确立。如何使一个可能在实体上错误的裁判结果获得正当性，程序正义就成为加强司法机关权威和司法裁判正当性的必然选择。

诉讼的目的是要解决纠纷，而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和司法裁判的正当性就是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认真适用法律，展示法律文化的魅力、树立善良的风俗、塑造行为的范式。但是任何程序所做出的决定都不可能实现皆大欢喜的效果，因而需要吸收部分甚至全部当事人的不满，程序要件的满足可以使决定变得容易为失望者所接受；程序要件不充分的决定，即使其目的是正当的也容易引起争论，从而造成贯彻执行上的阻碍；如果要强行实施之，那么就回给全社会以一种被放大了的压抑感；而如果试图解释说服，那么就只能是事倍功半。

法律权威固然需要国家强制力来保证，但是这种强制力有可能使法律权威异化为粗暴的威力。只有吸收不满才能促进纠纷的真正解决，公众对解决纠纷程序之公平与否的感觉最终决定着公众对司法机构的信任程度，程序公正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法律的内在化、社会化效果。只有通过程序的公正才能获得公众的真正服从，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司法机构也就建立起了权威性。

二、程序正义有助于保障人权、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随着哲学对人的本质与价值思考的深入，人作为诉讼主体的观念也深入人心。主体性原则也就作为一项重要思想原则体现到刑事诉讼中。程序正义正是主体性原则的保障，其功能就在于保障自由，保证人类所珍视的基本权利——人权不受野蛮的践踏和肆意的侵犯。

人权保障理念是程序正义的核心目标，这就要求在刑事诉讼中将被指控有罪行的人作为有着其自身目的的主题来对待，而不是将他作为惩罚的对象和获得证据的工具。在程序正义理念下任何人在刑事诉讼中均应当享有一些与生俱来而不可剥夺的权利，并且受到公正地对待。

法官中立原则和程序参与原则是程序正义的重要内容，是指法官必须不偏不倚、消极中立，不受偏见、利益、不适当的动机等因素的影响，允许刑事诉讼程序的参与者在程序决定的制作过程中充分表达自己的声音并在诉讼程序中得到尊重。然而控辩双方的平等对待对于程序正义而言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一方几乎总是处于较弱的地位，他们在程序中理应受到更多的照顾，因此法律必须通过拟制的手段加强辩护方的力量，这就是程序正义的平等武装要素。程序正义还要求程序理性，即要求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必须做到仔细地收集证据并对各项论点进行考虑；仔细地对这些证据和论点进行衡量；冷静而详细地对案件做出评议；公正而无偏私地解决问题并以事实为根据；对判决和决定提供充足的理由。程序正义还有一个要素是及时性原则，从保障人权的角度看，对被告进行迅速的审判乃是被告的一项基本人权，因为久拖不决一方面有可能使被告遭受无限期的羁押，另一方面又有可能使被告的法律地位处于长期的不确定状态，而这与人类追求确定性的心理本性相违背。

程序正义正是由上述五个要素来规范诉讼行为，通过抑制、分工对权力进行制衡，补充了实体法控权的不足，达到权力与权利的平衡、效率与自由的协调、形式合理性与实体合理性的结合。使被告人的主体地位和自主意志得到尊重和承认，从而使刑事诉讼法保障人权、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目标得以实现。

三、程序正义能够促使法律的指引和教育功能得到真正实现

法律的指引功能是指法律通过对权利义务的规定，提供人们社会活动的行为模式，引导人们在社会活动中作出或不作出一定的行为。法律的教育功能是指法律通过其规范和实践活动教育人们接受一定的行为方式，培养一定的行为习惯。

虽然法律规范一般由假设条件、行为模式、法律后果三部分构成，是一种确定的指引，也是对公民的教育。但是法律规范毕竟是很生硬和枯燥的，并不能以很直观的形式给公民留下深刻的印象。而程序的参与者则可以亲身体会法律的氛围，正义的程序可以给参与者视觉和听觉上的冲击力，使他们对法律有更深的体会。正义的程序使一个人在国家审判机构作出对其利益有利或者不利的裁判时处于一种可与裁判者就如何对待他的问题进行理性协商的地位，即尊重程序参与者作为自主、负责、理性主体的地位，要求裁判机构与他一起参与裁判结果的形成过程，向他论证裁判结果的正当性，他的意见和辩解被认真而充分的听取。。这样，不论被告人最终被定罪判刑，还是被无罪释放人们都会确信这种结果不是裁判机构任意或者随意作出的，而是经过了充分、合理的论证和讨论，也听取了被告人本人的辩解，因而具有充分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由此使裁判结果的形成建立在正当的法律实施过程基础之上。通过这种正义程序形成的裁判结果不管对其是否有利，都会从心理上真诚接受和承认。只有让社会公众从心底里对法律产生信服感和尊重感，法律才能实现教育和指引功能，进而实现阶级统治和管理社会公共秩序的功能。

另外，程序正义使公众对对法律尊重和重视，相信法律能够有效实现社会正义，保护其合法权益，对法律有一种信任感和近乎的感情，这就具备了朴实无华的守法思想，愿意将法律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法律的指引和教育功能才真正得以实现。

四、程序正义是实现实体公正的首要前提

公正的法治程序是正义的基本要求，通过程序实现正义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而法治取决于一定形式的正当过程，正当过程又通过程序来实现。美国学者罗尔斯在阐明程序对实现法的内容的辩证关系时指出，追求实体公正，只能在保证程序公正的条件下获得。也就是说，只有建立在正当程序的基础之上，实体正义才有可能实现。这是由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不同属性决定的。实体正义具有相对性，程序正义具有绝对性，程序正义的绝对性是容易理解的，因为程序是通过一系列法律规则加以建构的，遵守这些规则谓之合法，反之谓之违法。合法为正义，违法为非正义，它不取决于人的主观感受，而取决于法律规定之准绳作用。法官只要按法定程序进行诉讼，不仅能较好地保证当事人及其它诉讼参与人受到正当、平等地对待，也能够更好地使判决结果体现出公平正义的精神。关于实体正义的相对性，北大教授陈兴良认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绝对的实体公正是不可能的。诉讼的首要任务是查明案件事实，找回案件发生时的真实情况，真实是指人的主观认识和客观情况相一致。但由于人们对既存的案件事实的认识是有限的，诉讼中的查明事实只能是相对的真实，而不可能达到绝对的真实。在客观真实不可得的情况下，人们退而求其次，追求法律真实，法官在追求法律真实中无论是对法律的理解上，事实的认定上，还是最后结论的形式上都无一例外地渗透着主观意识和客观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体正义具有相对性。二是实体正义没有一个绝对确定的衡量尺度，即使是罪与非罪的界限，也不像数学公式所表示的那样精确。至于量刑，对某一犯罪事实在法定刑内到底是判三年还是五年，很难说有一个精确的标准。同时，社会公众对于审判结果的正当性也很难作出直接的判断，也只能借助于程序的正当性加以衡量。三是实体正义具有一定的主观感受性，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在许多时候是不矛盾的，甚至是相互融合的。严格按程序审查案件，不仅能更好地实现实体真实，而且即使是实体处理得不那么尽如人意，也能够使人容易接受。例如：有些败诉的当事人对判决结果感到不满，但因为自己已经被给予了充分的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提出证据，也相信承办法官是公正无私的。所以对结果的不满也就丧失了客观的依据而只能接受。这种结果并不是来自于判决内容的没有错误等实体性的理由，而是从程序过程本身的公正性、合理性产生出来的。程序的这种功能，被我国学者称为吸收不满的功能。当不满像汹涌的洪水泛滥时，程序像宽阔的大海将其接纳，当不满像凶悍的猛虎袭来时，程序像茂密的山林，将其淹没。洪水猛兽般的不满在大海群山般的程序面前会平静无息。因此，程序正义能够强化当事人对实体正义的认同的这种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反之，即使实体处理的是公正的，由于违反正当程序，当事人受到了一种不公正的待遇，他同样难以对实体正义认同。

五、程序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要素，是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之一，同时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从社会整体全面和谐的角度看，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从国家民族发展的角度看，和谐应当是整体和谐、全面和谐，而不是局部的、片面的和谐。每个公民自我身心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不同利益阶层之间的和谐，等等，都是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和基本特征。而要实现社会的整体、全面和谐，就不能离开公平正义。公平正义的贯彻，有利于社会整体全面和谐的实现。

.程序正义是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前提条件和重要保证。西方一位法学家曾说过：“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的见的方式实现”，程序正义就是将正义以看的见的方式实现。在这种程序中，被告人、被害人的利益被置于与国家和社会利益同等重要的地位之上，受到裁判者的充分关注，因而会产生一种受公正对待的感觉，社会公众也会对判决结果连同其据以形成的合理根据一起表示认可和满意。有助于社会公众对法院、审判程序乃至国家法律制度的权威性产生普遍的信服和尊重，即使裁判结局与他们本人的利益无关。这有助于社会形成一种尊重法律程序和法律制度的良好法治秩序，使法律制度的实施具有较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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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教学;责任教育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责任教育,对学生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及责任意识的强化都有着潜在深远的影响.在高校日常思想政治教学过程中,务必重视责任教育这一章节的教授,完善该课堂的教学模式,让责任意识真正在学生心中根深蒂固.

1高校思想政治教学中责任教育的作用

结合当今中国发展局势可以看出,高校思想政治教学中责任教育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

1．1有助于高校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高校思想政治教学中的责任教育,能帮助学生深刻认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紧密联系,当面临两难的抉择时,能以集体利益为重,做一个高素质的新青年.不仅如此,日常教学中对责任教育章节的重点授课,强化了学生的责任意识,并对学生的行为举措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学生在大胆彰显自身鲜明个性与特有优势的过程中仍能理性规范自身行为,促进高校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

1．2有助于高校学生与时俱进的成长

社会的高速发展推动着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的革新,也对责任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更高需求,高校也加大了教育力度,志在培养出更优秀的全方位人才.然而,没有责任感的人注定是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无用的人,责任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肩负着帮助学生走在正途的艰巨使命.高校思想政治教学中责任教育对学生根深蒂固的影响,使得高校学生能与时俱进的稳步成长.

1．3有助于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

纵观古今,中国源远流长的教育理念里始终倡导“修身”,而高校思想政治教学中的责任教育,对学生思想品性及道德修养起着不可估量的潜在影响,有助于高校学生在提升自身能力的同时带动他人一齐进步.西方文化的责任教育侧重宣扬个体独立,旨在培养学生无论何时何地,都能自觉履行社会义务.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的不断革新,使得其在责任教育方面“中西合璧”,充分吸取中西方精华,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传播.

2有效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责任教育的策略

结合高校思想政治教学中责任教育的现状,对责任教育的有效提高提出了如下几点策略.

2．1丰富教学内容

在思想政治课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平台,搜集更多的实时资讯,开阔学生视野,以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案例来丰富教学内容,让学生对“责任”有更切乎实际的理解.还可以变换教学模式,让学生对责任教育自主提问,动员学生集体探讨,帮助学生解决难题的同时还可以加深学生对责任概念的理解.

2．2注重与时俱进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高校思想政治教学中的责任教育也不能停留在原始的理念上,应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培养学生的社会生存能力,引导学生从课本理论中看社会发展,也从社会发展中提高对责任的见解,让责任教育与时代共同进步.

2．3强化责任意识

高校要清醒的看到时展赋予学生的全新责任,帮助学生提高自身素养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了对学生责任意识的强化.高校思想政治教学过程中可以举办一些与责任教育有关的知识讲座或者法律科普趣味活动,通过一种新奇有趣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在耳濡目染间,强化自身责任意识,做一个于家于国都有利的栋梁之才.

3结语

高校思想政治教学中对责任教育的着重教学,是为了让学生深刻的认识到责任对一个人自身的发展、对家庭生活的幸福美满、对社会的和谐稳定有多么大的影响力,不懂责任为何物的学生是自私自利的,难以在社会上立足.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了响应社会的号召,与社会的发展同步,高校思想政治教学中的责任教育之路,势必是一条长久而意义深远的路.

参考文献

[1]孙雪峰．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问题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2．

[2]吴军．学校思想政治教学中的责任教育[J]．才智,2013,(0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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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政治建设指导日常安全保卫工作时还应当结合保卫科室工作人员的工作、生活等方面的实际情况,适当个性化指导,使其能够适应工作人员实际以及企业单位的动态保卫需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建设对于日常安全保卫工作的指导性作用,从而最大程度地激发日常安全保卫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

    安全保卫工作中显现思想政治建设影响的主要措施

    当前,由于日常安全保卫工作的逐步落实到各企业单位内部,使得一些企业单位在思想政治建设工作以及基层安全保卫科室的管理等方面存在的不同层次的漏洞、问题,展露无遗。所以,各企业单位完全有必要加强组织建设,采取在保卫科室管理层,设立专门的党支部书记;在保卫科室工作人员中,设立思想政治建设主旨的指导员,两手抓起企业单位行政以及思想政治建设,及时了解安全保卫工作人员的最新动态,并且有针对性的展开日常工作,让思想政治建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指导日常安全保卫工作。其次,由于思想政治建设的大力推崇,对于无论是企业单位还是保卫科室而言,都是积极的,它可以让更多的安全保卫工作人员更加热爱自身所在的企业单位,更加热忱的参加日常工作。这样的状况下,推崇就成了手段,监督则是是否有收效的关键性工作。此时,完全可以以考核的方式来进行奖励和惩罚,最大限度的利用正反材料的鲜明对比,对安全保卫工作人员进行警示,深化忧患意识。然后,就保卫科室的自身建设而言,可以加强对安全保卫人员的军事化训练,时刻树立服从上级安排、团结一致的使命感。与此同时,长期的思想政治建设教育方式并行,逐步形成属于保卫科室自己的科室文化,使得安全保卫工作者们形成乐于奉献的习惯。最后,对于保卫科室中的党员以及入党积极分子,要鼓动他们,积极发挥党员的带头榜样作用,尽可能在保卫科室中,营造出相对优良的工作氛围。只有当党员以及入党积极分子的先锋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安全保卫基层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才有可能被带动起来,整个日常安全保卫系统才能形成良好的发展势头,才有可能为企业单位的日常运营和发展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因为党员以及入党积极分子作为保卫科室的领头军,只有他们主动深入各层次员工的日常工作,展开服务,才有可能了解基层安全保卫工作者的问题所在,才能对症下药。只有保卫科室的领头军们有了相对较强的服务意识以及奉献的精神,才可能感染基层安全保卫工作人员,从而获得他们的理解、支持,才可能会使自己在整个保卫科室中有一定的地位,才可能更好的为企业单位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内部环境。

    思想政治建设对安全保卫的指导意义

    首先,强化思想政治建设能够为安全保卫工作的发展拓宽新的思路、形成新的理念。由于各企业单位对安全保卫工作的日渐重视,使得整个安全保卫行业也逐渐发展壮大,相应的行业内部的关系和制度也就变得复杂。这时候,思想政治建设的宣扬,就为更好的激励安全保卫工作人员、及时掌握企业单位动态需求以及安全保卫工作人员思维提供了保障。同时,各企业单位安全保卫工作领导层,在认真研究思想政治建设的基础上,要解决基层安全保卫工作者们的精神文化建设需求。虽然基层安全保卫工作人员的工作纷繁芜杂,但是依然是存在一定规律可循的,这就要求安全保卫科室的管理层人员要充分发挥标兵作用,坚持用科学并且发展的眼光指导日常安全保卫工作,将思想政治建设的精髓运用于实际。不可否认,完善日常安全保卫工作中的思想政治建设的指导性意义是项长期系统的工作,因此,思想政治建设对于日常安全保卫工作的指导性意义,还需要我们在以后的日常安全保卫工作中,不断探索、总结。其次,强化思想政治建设,能够提高企业单位对于日常安全保卫工作的重视。从现存企业单位发展状态下,不难看出:任何情况下,在企业单位的日常安全保卫工作中,淡化思想政治建设的指导性作用,都会导致整体企业单位的运营出现偏离轨道的现象。因此,日常安全保卫工作领导层应当要学会正确处理好思想政治建设和正常的安全保卫工作的关系,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增强思想政治建设的生命意识,从大局着手,充分调动日常安全保卫工作者的积极性,深化思想政治建设对于日常安全保卫工作的不可或缺的指导性作用,才能不断增强保卫科室以及企业单位的凝聚力。最后,强化思想政治建设,联系了日常安全保卫工作中的实际,提高了针对性。对于正常的思想政治建设工作,企业单位员工最反感的部分,就是冗长且教条主义的说教,管理领导层不从实际出发,帮助解决关注度高的问题,长期如此,会造成各层员工的逆反心理。面对这种情况,日常安全保卫工作的中心人员应当以直白的方式中融入思想政治建设精髓,联系实际,解决员工的疑难。实践证明,只有这样,思想政治建设理念才可能深入基层员工的日常工作,安全保卫工作才可能得到长远的发展。企业单位可以通过对日常安全保卫工作以及安全保卫科室的管理,制定一系列的规范化的制度措施,工资待遇以及福利保障方面逐步提高、完善,来凸显安全保卫科室的思想政治建设的学习利用,让思想政治建设成为日常安全保卫工作的动力之源。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强大的思想政治建设工作的影响来提高我们现有的安全保卫工作人员的素质,坚定地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之路,抓牢日常安全保卫核心工作人员的培养以及再次学习,在现有的安全保卫工作人员中不断发现新的人才,让他们担负起相应的责任,为日常安全保卫行业的长远发展打下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结束语总而言之,思想政治建设对于日常安全保卫工作的指导性意义是重大且完全必要的,所以,我们应当在坚持思想政治建设的大方针下,深入学习,不断发展、完善日常安全保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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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社会正义；恢复性司法；被害人犯罪人调解

中图分类号：DF7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7）02－0073－06

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化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1]传统的报应性司法曾经被视为应对犯罪最有效、最公正的制度模式，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优进路。但是，在和谐社会语境下，有效解决犯罪引起的冲突，平衡国家、社会、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基本进路。因此，对传统的报应性司法进行功能性反思，探讨如何选择最优的刑事法治模式，合理组织对犯罪的反应，可以促进刑事司法领域内社会正义的真正实现。

一、报应性司法的功能性反思

当前中国的刑事法治模式仍然是报应性司法。{1}报应性司法模式在维护社会安定、控制犯罪等方面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是，从和谐社会语境下社会正义的需求出发，传统的报应性司法仍然存在值得我们反思的功能性缺陷。

第一，被害人方面。报应性司法认为，犯罪是对国家和社会的严重侵害行为。因此，犯罪主要是犯罪人与国家之间的冲突，而将犯罪人与被害人的个人关系搁置一旁，从而使犯罪被害人的利益难以获得有效保护。

一方面，在刑事司法过程中，报应性司法强调国家在犯罪案件处理上的主导性地位，犯罪被害人处于边缘化的位置，其利益由国家全部代表。刑事诉讼完全是国家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过程，而被害人一般只是以证人的身份出现在司法过程中，被害人沦为国家达到定罪目的的一种手段。中国在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时，将犯罪被害人规定为刑事诉讼的当事人，遗憾的是，这个规定过于原则化、纲领化，缺少具体的制度保障，例如，被害人对程序的建议权和决定权等，使得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仍然是可有可无的，被害人在刑事司法过程中缺少应有的能动性。更糟糕的是，犯罪被害人可能要承受两次侵害，而这第二次侵害正是来自于其寻求正义的司法制度。

另一方面，在报应性司法理念指导下，国家对犯罪分子进行惩罚时，更多关注的是国家和社会利益，被害人的需求几乎被遗忘了。对于犯罪被害人而言，除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其报复情感外，{2}遭受物质损失和身体伤害的被害人难以获得相应的赔偿，精神上的创伤也得不到修补，受害的阴影并不会因为犯罪人受到惩罚而消除。虽然中国刑法典第36条和第37条规定了对犯罪被害人的赔偿，但是，由于狭窄的赔偿范围、{3}赔偿相对于传统刑罚的独立性、{4}法官判处赔偿的非强制性、赔偿形式的单一性等原因，使得司法实践中，大部分被害人实际上都无法充分实现损害的弥补。{5}

第二，犯罪人方面。报应性司法通过施加痛苦让犯罪人受到应有的惩罚，它一般只强调刑罚的严重性必须与犯罪的严重程度相适应，而不重视刑罚实际的或预期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犯罪人是国家实现其功利性目标的一个工具或手段，犯罪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相反，报应性刑罚强化了犯罪人的标签效应，更多地体现了对犯罪人的侮辱，使得犯罪人在刑罚执行完毕后更难融入主流社会。

报应性司法下的刑罚目的虽然也强调对犯罪人的改造，消除犯罪人的不良习性，从根本上预防其再犯，但是，监狱行刑对犯罪人的改造目标能否有效实现，值得怀疑。

其一，犯罪人通过接受刑罚承担了一种抽象责任，却逃避了更为现实的、具体的责任，即面对被害人，了解自己的行为给被害人带来的消极后果，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性，向被害人道歉和赔偿。而这种现实的、具体的责任接受是实现其改造的前提。报应性刑罚忽略了促进犯罪人自发接受惩罚和改造，犯罪人没有真正地进行忏悔，有时甚至会认为自己也是刑事司法的受害者，在这种非自愿的状态下接受改造，将会严重影响改造的效果。

其二，监狱行刑面临着一种逻辑上的悖论，一方面希望通过监禁促使犯罪人改造，使其重新社会化；另一方面，监狱行刑又无法摆脱犯罪人“监狱化”的倾向，这种行刑方式使犯罪人被烙印化，增进了犯罪倾向，进一步强化了犯罪人与社会的不适应性。测量刑罚改造效果的重要参数是累犯率，而事实上很少有实证研究资料表明改造对于降低累犯率有效果。{6}

我国法律工作者也注意到了监狱行刑给犯罪人带来的消极影响，并开始了社区矫正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试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合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对犯罪人的社区矫正进行了很有意义的探索(王顺安，王琼，2004)。[2]但是，当前中国的社区矫正仍然存在一些缺陷，例如，适用的范围过于狭窄，从试点的情况来看，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仅限于“缓刑、管制、剥夺政治权利以及假释、监外执行”；更为重要的是，社区矫正仍然没有关注刑事司法前期的纠纷解决功能，犯罪人与被害人的敌对情绪仍然难以消除，犯罪人的改造目标难以有效实现。

第三，冲突的有效解决方面。报应性司法认为，国家按照程序法的规定对犯罪人进行惩罚，是实现正义的唯一选择，对抗性的司法程序毫无例外地击碎了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试图和平解决冲突的愿望。这种纠纷解决方式是否能有效解决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冲突，值得探讨。

在报应性司法过程中，犯罪被害人对程序没有决定权，国家在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时，无需考虑被害人的意愿与需求。事实上，在许多案件中，冲突双方是熟人，犯罪行为打破了他们原有的社会关系，被害人可能并不想单纯地对加害者进行报复，而是需要面对面地了解纠纷产生的原因，得到加害者的忏悔和弥补(博西格诺，2002)。[3]国家权力这时不顾冲突双方的意愿而强行介入，虽然暂时解决了纠纷，却可能使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矛盾升级，为将来的人际关系埋下隐患。{7}

即使冲突双方都同意将案件送交司法机关按照现行司法制度处理，冲突的解决还有赖于司法结果的公正性。遗憾的是，什么样的刑罚在实质上才是公正的，这个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报应主义者最大的理论困惑。报应主义者的回答是只有与犯罪等价的刑罚是公正的，但是他们始终未能提供罪刑阶梯的任何可行的标准。事实上，犯罪严重性的评价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影响犯罪严重性的因素非常多，行为的客观危害与犯罪人的主观罪过都是难以进行比较的(张庆方，2003)。[4]同时，在报应性司法模式下，司法结果的形成是法院的单方行为，犯罪人与被害人都没有实质上参与判决的决定过程，因此，司法结果的形式公正性也难以得到认可。其结果是，冲突双方都有可能认为自己是司法过程的受害者，这种司法过程从而可能进一步强化了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冲突关系。

再退一步来说，即使犯罪人与被害人都认可报应性司法结果的公正性，是否就意味着这是解决冲突的最有效方案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犯罪是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一种互动过程，互动的结果是被害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害，打破了原有的平衡。报应性司法通过剥夺犯罪人的利益，而不是补偿被害人的利益，来使冲突双方的关系重新获得平衡。应当注意的是，报应性司法后的平衡是一种更低水平上的平衡，与犯罪行为前的平衡相比，双方的利益都遭受了损害，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下降。这种制度模式能否称为回应犯罪的最优模式，值得怀疑。

通过对报应性司法模式的功能性反思，可以发现，报应性司法在保护和尊重冲突的当事人、有效解决冲突等方面都存在缺陷。因此，要真正实现刑事司法领域内的社会正义，就需要引进一种全新的司法理念和法治模式来替代或补充传统的报应性司法模式。

二、恢复性司法的基本理念

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理念是艾伯特・埃格拉斯（Albert Eglash）、丹尼尔・冯・纳斯（Daniel Van Ness）和霍华德・泽尔（Howard Zehr）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倡导的。{8}恢复性司法认为，犯罪首先是对被害人以及被害社区的侵害，刑事司法不可能通过惩罚或矫正犯罪人弥补被害人物质方面的损失。因此，恢复性司法理论反对将报应和功利作为国家施加刑罚的目的，并认为国家介入刑事纠纷的目的应当是为参与者带来和平的人际关系、弥补被害人及被害社区的损失、允许犯罪人正常进入社区生活。为了达到这些要求，犯罪被害人、被害社区和犯罪人必须作为当事人参与到一个非敌对状态的刑事纠纷的解决过程中(Howard Zehr, Changing Lenses，1990)。[5]

恢复性司法的基本理念与和谐社会语境下社会正义的价值追求有诸多契合之处，具体来说：

1. 恢复性司法扩展了犯罪利害关系人的范围，从单纯的国家与个人间的冲突关系扩展到国家、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恢复性司法强调犯罪侵害的不仅是国家和社会，被害人也受到侵害，他们的利益也需要弥补，对犯罪的处理应当由被害人和犯罪人共同决定。

报应性司法忽视了被害人的需求，客观上阻碍了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人际关系的恢复与修补，而恢复性司法重视被害人的意愿与需求，帮助冲突双方重回犯罪行为前的和谐状态。一般而言，犯罪行为发生后，被害人的需求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信息。受害者对加害者的疑问需要得到答案――为什么加害行为会发生？加害行为发生之后又出现了什么情况？他们需要的是真实的信息而非臆断，也不是那种来自于一场审判或申辩书中受到法律限制的信息。确保可以得到真实信息就需要直接或间接地接近掌握真实信息的加害者。（2）事实陈述。对于受害者来说，对那些造成了伤害的人讲述他们的经历并让他们了解这些加害者的行为后果往往也是很重要的。（3）赋权。受害者常常感到加害行为夺走了他们对财产和人身的控制权，因此，让他们亲身参与司法程序，对于使他们重新找回一种被赋权的感觉是很重要的。（4）赔偿与辩解。对受害者来说，由加害者进行赔偿是很重要的，有时是因为受害者蒙受了实际损害，而同样重要的则是象征性的认罪行为所蕴含的深意。而辩解是受害者受到不公正对待时会产生的基本需求(霍华德・泽尔，2005)。[6]

2. 恢复性司法不再将犯罪人视为国家实现其功利目的的一种工具或手段，而是尊重其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关注犯罪人的需求，通过犯罪的处理过程，消除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隔阂，恢复犯罪人与被害人、其他社会成员之间和平的人际关系。

一方面，恢复性司法强调，犯罪人真正的负责不是消极地接受惩罚，而是积极地挽回犯罪造成的不良影响，设身处地为被害人着想并承担责任。在犯罪处理过程中，犯罪人可以通过与被害人的交流，正视自己的错误，了解自己的行为给被害人带来的消极影响，向被害人道歉、赔偿被害人的损失。通过得到被害人的宽恕和谅解，消除内心的罪恶感。

另一方面，恢复性司法鼓励，国家、社会以及被害人帮助犯罪人建立一种新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帮助犯罪人解决引发其做出犯罪行为的原因，给予其治疗的机会，提高其个人能力，恢复其可能被扭曲的道德观念，增强其社会责任感避免将来再次犯罪(Gordon Bazemore，1998)。[7]

3. 恢复性司法的基本方法是，将一项具体犯罪中有利害关系的所有各方聚在一起，共同决定如何消除这项犯罪的后果及其对未来的影响。在犯罪案件处理过程中，强调治愈因犯罪行为引起的被害人、犯罪人的创伤，恢复原有的和谐的社会关系和秩序。

在参与的主体问题上，恢复性司法强调对于犯罪行为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主体都应当参与案件处理过程，包括被害人和犯罪人的家庭成员、证人和遭受侵害的社区的成员。同时，恢复性司法充分重视为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参与、对话和相互同意提供机会，被害人在确定和安排交流时间和条件方面占主导作用(吴宗宪，2002)。[8]在案件处理过程中，给予被害人一个与犯罪人直接对话的机会，被害人可以当面告诉犯罪人犯罪行为对自己造成的影响，被告人的道歉和赔偿将使被害人的心理受到很大的慰籍，这种交流也有助于减轻被害人的仇恨。同时，犯罪人也有机会倾听和理解自己行为引发的后果，从而使犯罪人勇于承担责任，被害人也可以接受犯罪人的道歉。

一般而言，相互同意的结果优于强加的结果，被害人不仅可以基于相互同意的调解协议获得充分的赔偿，冲突双方也可以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更好地实现人际关系的恢复。{9}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恢复性司法的核心理念与社会正义的需求是相通的，犯罪案件的处理应当促进冲突双方相互理解和尊重，修补人际关系，稳定秩序；对犯罪被害人赋予权利，鼓励犯罪人面对被害人真诚忏悔、主动承担责任、向被害人道歉和赔偿，寻求冲突的真正解决，重建一种和谐的社会关系和秩序。

三、恢复性司法的运作模式

恢复性司法理念作为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影响着各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并形成不同的运作模式，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有被害人犯罪人调解计划（Victim Offender Mediation Programs）和家庭小组会议（Family Group Conferences）两种。

1. 被害人犯罪人调解计划。第一个被害人犯罪人调解计划是1974年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基成纳（Kitchener），由缓刑官员建立的(Robert B.Coates，1990)。[9]到上世纪90年代初，北美有300多个被害人犯罪调解计划，欧洲有500多个被害人犯罪调解计划。被害人犯罪人调解计划通过被害人和犯罪人面对面的接触，讨论犯罪行为对双方当事人的影响，被害人可以表达对犯罪行为的意见，犯罪人也可以直面犯罪行为给被害人和被害社区带来的伤害。在调解人的引导和帮助下，被害人和犯罪人努力化解他们之间的冲突，寻求一个最恰当的纠纷解决方法。

一般而言，提交到被害人犯罪人调解计划的案件都是来自于未成年人法庭、缓刑部门、警察署或者当地的社区服务机构(Howard Zehr, Changing Lenses，1990)。[5]162~163案件的提交可以在犯罪人被正式控告之前（大部分是未成年犯），也可以在确定有罪或辩诉交易之后（大部分是成年犯）。被害人犯罪人调解计划的工作人员在审查提交的案件是否可接受调解时，一般需要考虑以下因素：是否存在一个可以被证实的犯罪，犯罪人是否承认犯罪并愿意承担责任，犯罪人的年龄以及犯罪的类型。

案件一旦被接受，将被分配到一个调解人手中，该调解人一般是中立的、经过训练的社区志愿者。调解人将告知（一般通过电话）被害人和犯罪人，案件已经提交调解。最初的电话告知是非常简短的，只有到调解人可以亲自同当事人交谈时，他才会详细解释调解的细节。在确定了调解的第一次调解会议日期后，调解人开始准备调解事项。调解人将分别会见双方当事人，当事人向调解人详细解释该项纠纷，调解人站在当事人的立场替他们分析各自的处境，并努力寻求最好的方法引导当事人化解纠纷。

调解的形式有很多，但是大部分被害人犯罪人调解计划都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模式。调解人将犯罪人和被害人领进一个房间，三方共同讨论案件的处理（一般情况下，未成年人的父母也不允许参与讨论）。调解会议有六项工作需要完成：调解人的介绍性陈述、被害人和犯罪人各自对犯罪行为进行描述、澄清事实并交换感受、掌握被害人的损失以及被害人关于赔偿的意见、努力达成书面的损害赔偿协议、调解人的总结性陈述(Barton Poulson, Kathy Elton，2002)。[10]调解结束后，如果不能达成协议，案件将被返回提交机构。一旦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该协议一般是道歉和赔偿，不过也有可能是其它方式，例如，要求犯罪人为被害人或被害社区工作、要求犯罪人向被害人道歉或者要求犯罪人今后远离被害人等等。如果案件是在定罪之后提交，经过协商的赔偿协议将成为法庭在量刑听证程序中的参考资料。

2. 家庭小组会议。家庭小组会议是根据新西兰土著毛利人的传统发展起来的，它是由遭受犯罪影响的主要人员参加的、讨论如何处理犯罪问题的会议。这种会议扩大了参加者的范围，将家庭成员和双方有直接重要关系的个人包含在内。

家庭小组会议的主要目标是，给被害人提供机会，使他们能够直接参与讨论犯罪和参与决定对犯罪人的恰当制裁措施；增强犯罪人对其犯罪行为后果的认识，给犯罪人提供对其犯罪行为承担责任的机会；着重帮助犯罪人承担责任，改变其行为模式。

受过训练的主持人将遭受犯罪影响的各方召集在一起，讨论他们遭受犯罪侵害的情况，讨论如何修复他们所遭受的损害。犯罪人要参加这样的会议的话，首先必须承认犯罪。在会议开始时，通常让犯罪人描述犯罪事件，然后，由每个参加者描述犯罪行为给他们各自的生活产生的影响。通过这些描述，犯罪人了解到自己的行为给被害人及其家庭成员和朋友造成的后果，被害人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感情，有机会询问与犯罪事件有关的问题。在对犯罪行为的后果进行充分的讨论后，可以询问被害人希望从这次会议中获得的结果，从而帮助确定犯罪人应当履行的义务，一般应当包括犯罪人向被害人道歉并提供赔偿等等(吴宗宪，2002)。[8]

这两种运作模式虽然在基本理念上是相通的，但是，具体运作过程仍然存在一些区别，被害人犯罪人调解计划更加强调冲突双方在非抗环境下达成谅解，修复被犯罪行为破坏的人际关系，而家庭小组会议更加倾向于帮助犯罪人康复，促使其重新融入社会；被害人犯罪人调解计划的参加者一般只有冲突双方和调解人，而家庭小组会议的参加者范围更广泛，而更大范围的参与者虽然从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当事人的隐私保护权，但是可以更好地实现恢复性司法的价值追求。

按照和谐社会的要求，构建中国恢复性司法的运作模式时，可以在被害人犯罪人调解计划的基础上，扩大参与者的范围，保证恢复价值的真正实现和冲突的真正解决。在制度构建过程中，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探讨。

第一，重罪案件是否可以进行调解？人们一般认为，适用调解的案件是未成年人犯罪和应当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的轻微犯罪，对于抢劫、等重大犯罪，不能适用调解计划。笔者认为，在大部分有确定被害人的犯罪案件中，都可以适用恢复性司法，只不过在程序和责任形式上有所区别。恢复性司法对被害人地位的提升、对被害人损害的赔偿、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冲突、尽可能地恢复人际关系，这些价值目标并不会因为犯罪的严重程度的不同而变化。因此，重大犯罪仍然具有适用调解计划的空间。

第二，调解计划中应当包括哪些责任形式？一般而言，由于调解计划目标在于重建社会的和谐状态，因此道歉与赔偿应当成为主要责任形式。具体来说，赔偿应当包括金钱和服务两种形式，金钱方式的赔偿应当成为主要形式，它可以适用于所有进行调解的犯罪行为。而服务方式的赔偿更应强调其针对性和选择性，例如，如果犯罪行为的双方当事人存持续性的关系，如纠纷发生在熟人之间、房东与租客之间、雇主与雇员之间，那么，服务方式的赔偿可以帮助当事人永久性地解决刑事纠纷，而不会破坏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如果犯罪人已经向被害人支付了赔偿或同意支付赔偿，执法人员可以根据案件的性质和严重程度给予行为人一定的奖励，如放弃轻微犯罪行为、判处罪犯缓刑、缩短其监禁刑期等等。

第三，如何保障当事人在调解计划中的自愿性与明知性？自愿性和明知性是适用调解计划的前提条件，而对两点的保障通常是调解人的职责，因此，调解人应当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并熟悉当地的文化习惯。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建立调解人资格制度和调解人培训制度，通过调解人的工作保障冲突双方当事人的自愿性和明知性，更好地实现恢复性司法的价值目标。

四、余论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引入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和运作模式，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恢复性司法并非一个完美的制度模式，它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恢复性司法必须建立在自愿合作的基础之上，如果一方不愿意参与，恢复性司法的选择范围将受到影响；恢复性司法可能会导致社会不正义和不平等的现象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恢复性司法并不能完全替代传统的报应性司法，它只能作为实现社会正义的一种进路，而报应性司法可以作为恢复性司法方案失败后的最后诉求。

注释：

{1}在中国刑法中，虽然也强调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但是，这种改造是在报应的整体框架下展开的。

{2}有研究表明，犯罪被害人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具有报复性，许多被害人希望促成双方沟通的调解。[美]博西格诺. 法律之门[M]. 邓子滨译. 华夏出版社. 2002年版第660页。

{3}赔偿的范围仅限于物质损失或经济损失，而物质损失是指被害人由于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将犯罪行为造成的间接损失排除在赔偿的范围之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若干规定》(法释[2000]47号)。事实上，在严重的暴力犯罪中，被害人遭受的间接损失要比直接的物质损失要大得多，也严重得多，如被害人伤残致使丧失劳动能力的损失、受抚养人无生活保障等。

{4}赔偿相对于其它刑罚的独立性，是指赔偿与其它传统刑罚的适用完全分离，法官在决定刑罚时，通常是先考虑传统刑罚，再考虑赔偿问题，两者互不影响。由于缺乏完善的刑罚体系，监禁是当前中国的主要刑种，因此，实践中即使判处了损害赔偿，犯罪人往往也无力支付。

{5}有一项研究表明，某县人民法院2001年和2002年审结的307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人身伤害案件的被害人，只有约30%的人得到了完全赔偿，有约15%的人完全没有得到赔偿。在财产犯罪案件中，约47%的人获得了完全赔偿，约12%的人完全没有或者得到很少的赔偿。刘东根. 刑事损害赔偿研究[M].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5年版第128页。

{6}我国目前很少有学者对累犯率进行系统的研究。美国是改造性司法模式的典型代表，因此，美国的监狱改造效果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1870年，在国会召开的关于收容所和教养所纪律的一次会议中宣布，改造（rehabilitation）成为科刑的主要目标，美国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坚持刑事司法的改造模式。但是，1974年Robert Martinson对美国的改造模式进行实证研究后认为，除了很少的例外，改造计划对累犯率没有任何可感知的影响，总体看来，监禁对犯罪人的改造是没有效果的、是失败的。Robert Martinson. What Works? Questions and Answers about Prison Reform [M]. Public Insterest. 1974年版第22页。

{7}“秋菊打官司”一案的结局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国家权力的介入并没有给秋菊带来她想获得的“说法”，反而使其陷入茫然，她不知道以后与村长（加害者）如何相处，现行司法制度的运作并没有解决她与村长间的矛盾，反而为将来的生活增添了无法预测的因素。详细论述请参见，苏力.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第23~30页。

{8}“恢复性司法”这个词最初可能是由艾伯特・埃格拉斯在1977年使用的。Daniel Van Ness. New Wine and Old Wineskins: Four Challenges of Restorative Justice [J]. 4 Criminal Law Forum. 1993. 259.

{9}有一项研究表明，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被害人对调解表示满意的有79%，加害人感到满意的达到87%。81%的加害人能够履行对被害人的赔偿义务，而在没有经过调解的法庭判决之后，仅有58%的犯罪人能够履行对被害人的赔偿义务。Mark S. Umbreit. Victim Meets Offender: The Impact of Restorative Justice and Mediation[M]. Criminal Justice Press. 1994. 252.

参考文献：

[1][美]博登海默. 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M]. 邓正来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252.

[2]王顺安. 社区矫正的法律问题[J]. 政法论坛. 2004,（3）. 王琼，等. 行刑社会化（社区矫正）的问题之探讨[J]. 中国司法. 2004, （9）.

[3][美]博西格诺. 法律之门[M]. 邓子滨译. 华夏出版社. 2002：660.

[4]张庆方. 恢复性司法[J]. 陈兴良. 刑事法评论（第12卷）[M].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5]Howard Zehr，Changing Lenses: A New Focus for Crime and Justice [M]. Pennsylvania. 1990. 102.

[6][英]霍华德・泽尔. 恢复性司法[J]. 章祺等. 王平. 恢复性司法论坛（2005年卷）[M]. 群众出版社. 2005.

[7]Gordon Bazemore，Restorative justice and earned redemption: Communities, victims, and offender reintegration [J]. Th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998. March.

[8]吴宗宪. 恢复性司法述评[J]. 江苏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2，（3）.

[9]Robert B. Coates. 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ion Programs in North America[J]. in: Galaway/Hudson. Crimianl Justice, Restitution and Reconciliation[M]. New York. 1990.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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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有法，但是导入无定法，我针对教材内容及学生的实际情况，对新课的导入进行了一些主动的尝试，总结了以下几种导入新课的方法。

一、直接导入法

开门见山，这是许多教师常用的一种方法，一开场便直接向学生展示本堂课的提纲，重点难点是什么，以及这堂课要解决和注意的问题，这样学生便一目了然。直接导入使课堂的脉络清楚，学生能自始至终围绕老师的要求去探索学习。新课讲完后，教师可以根据提纲直接总结，学生也可以顺便检查是否已经全部掌握知识。

二、温故知新法

这是一种比较经典实用的方法，通过复习上节课的内容导入新课，既能促使学生掌握已学知识，又有利于学生在此基础上去发现问题、探索新知识，使教学内容环环相扣，体系完整。温故导入法，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复习与新课内容相关的旧知识，引导学生发现不足，明确本节课要学习探索的新目标。它是政治课教学实践中最传统最常见的一种导入方式。教师在讲授新知识前，组织学生有针对性地复习已经学过的知识，激起学生在原有基础上的新的认知需求，使学生明确新的教学内容对自己的认知需求是什么，有助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让学生明确教学活动的目标和任务，使教学活动有的放矢。例如，我在讲授九年级第十课《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时，先让学生回忆两个知识点：（1）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是什么？（2）实行此基本经济制度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都是上节课中已经讲授的内容，通过温习这些旧知识引出新的不足，即这种经济制度是否适应社会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分配制度是什么？让学生带着好奇开始新课的学习。

三、歌曲导入法

音乐是美育的主要内容之一，若把音乐引进，用来导入新课，对于创造心情舒畅的环境，完成教学任务有较大的帮助。例如：《依法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可引用孙悦的《祝你平安》导入，《服务社会奉献社会》可用韦唯的《爱的奉献》导入等，这样不仅可以做到激活课堂教学，而且能够在优美的旋律中把学生带到具体的学习情景中，变“厌学”为“乐学”，从而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让学生带着这些问题进入新课的学习，从而紧紧地将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在课堂上，让学生感受政治课的趣味性，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的热情和兴趣。

四、录像导入法

录像的优点是直观，营造的气氛好。例如我在讲授“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时，一上课就播放了1997年7月1日零时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一段实况录像，当同学们看到英国米字旗落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祖国怀抱这一庄严的场面时，激动、喜悦、神圣之情溢于言表。这时我及时导入新课：“祖国的怀抱遵循哪一项基本方针？它是谁首先提出的？有哪些内容？我们将如期恢复对澳门行使与之相同吗？”这就很自然地引入本课所要学的内容。

五、故事导入法

听故事对于绝大多数同学来说是种乐趣，通过故事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启发他们进一步思考问题。为导入新课塑造良好的习惯，我讲了个故事：“有个孩子叫二子，二子在师傅家学剃头，初学用冬瓜当‘脑袋’练习技术。练习时，师娘常唤他买东西、哄孩子。每当这时，二子就得停下刀，去师娘那帮忙。可刀又没处放，就只好在冬瓜上立着，然后回来接着干。半年来，手艺学好了，可往冬瓜上立刀的习惯也养成了。这一天，二子给师傅的邻居剃头，初试身手格外小心，正剃半截，师娘又招呼二子去干活，结果二子把剃刀往邻居头上一立。”故事讲完，学生哈哈大笑，课堂气氛瞬间活跃起来，新课自然导入。这种方法是我最常用的，而且条件限制不大。

六、时事导入法

虽然由于年龄或者经历的原因，学生了解的时事不多，但是他们一般都对风云变幻、纷繁复杂的世界很感兴趣。时事导入法，就是教师用热点、焦点新闻等时事材料导入新课。政治离不开时事，教师可以利用这一点，做好正确的引导工作，使学生觉得政治理论不脱离社会实际，是与我们的实际生活紧密相连的，从而使学生对政治课产生亲切感，从而激发对政治课的学习兴趣。运用时事教学，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它不仅深化了学生对基本理论的认识，而且有利于提高学生浅析和解决实际不足的能力，把学生学习与政治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做到知行合一，这也是政治教学的目标之一。例如，在讲九年级政治中的“亲近社会，服务社会”的时候，我引用了最美司机吴斌的例子，当时学生马上就激动了，迫不及待地告诉我吴斌的一切，而且积极发表看法，我只要从旁点拨纠正总结，教学任务就顺风顺水地完成了。这样让我们大伤脑筋的理论，似乎不必一本正经去讲，通过活生生的例子，学生就马上应用起来。这个方法需要老师经常关注新闻时事，并和课堂知识有效结合。

总之，不论采用哪种手段导入新课，只要设计新颖，方法得当，都能使枯燥乏味的政治课充满情趣，使学生感到新奇愉快，快乐地不知不觉地接受新的知识。但是，要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到因人而异，因课制宜。当然不管怎么样，万变不离其宗，导入新课或开场的最终目的都是提高课堂效率。只有注意这一环节，课堂效率才有提高的可能，才有利于学生素质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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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医中药；辨证治疗；脑梗死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本院2018年3~10月收治的88例脑梗死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患者均通过临床诊断确诊为脑梗死,排除标准：①存在有严重器质性病变患者；②对相关研究指标产生影响患者；③采用其他药物进行治疗患者；④存在特殊症状的患者；⑤精神病患者和意识障碍患者。将患者随机分为常规治疗组和中药治疗组,每组44例。常规治疗组中男女比例为23∶21,年龄最大82岁,最小58岁,平均年龄(71.5±8.1)岁；中药治疗组中男女比例为23∶21,年龄最大84岁,最小60岁,平均年龄(72.4±8.5)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所有患者均进行相关常规治疗,即改善患者血液循环,降低颅压,纠正水电解质紊乱状况,维持酸碱平衡,并进行营养支持和抗血栓治疗,帮助患者进行氧自由基清除,给予脑细胞保护剂、维生素E、钙离子拮抗剂、低分子肝素注射液等药物进行常规干预。在此基础上,常规治疗组患者采用阿司匹林肠溶片治疗,口服0.1g/次,1次/d。中药治疗组患者采用中医中药辨证治疗,首先对患者情况进行辨证分型,将患者主要分为痰热腑实型、阴虚风动型、气虚血瘀型。痰热腑实型患者给予桃仁承气汤进行治疗,主要方剂：当归8g,丹皮6g,芒硝8g,瓜萎6g,芍药10g,大黄12g,黄芩15g,诸药加入800ml水,煎至400ml,患者分2次服用；阴虚风动型患者给予镇肝熄风汤进行治疗,主要方剂：茵陈6g,生麦芽8g,川楝子5g,天冬10g,玄参8g,捣碎生龙骨11g,捣碎生杭芍12g,捣碎生龟板15g,捣碎生牡蛎15g,轧细生赭石28g,怀牛膝30g,甘草5g,诸药加入800ml水,煎至400ml,患者分2次服用；气虚血瘀型患者给予补阳还五汤进行治疗,主要方剂：川芎3g,生地龙5g,桃仁4g,红花3g,赤芍5g,当归尾6g,生黄芪120g,诸药加入800ml水,煎至400ml,患者分2次服用。两组患者均治疗1个月后比较疗效。

1.3观察指标及疗效判定标准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效果、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及治疗前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根据全国脑血管病学术会议第四届制定的判定标准来判定治疗效果,患者治疗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降低91%,为治愈；患者治疗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降低46%~90%,为显效；患者治疗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降低18%~45%,为有效；患者治疗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降低18%,为无效［2］。总有效率=(治愈+显效+有效)/总例数×100%。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5.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验。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患者临床效果比较

常规治疗组患者治愈20例,显效10例,有效6例,无效8例,总有效率为81.82%(36/44)；中药治疗组患者治愈24例,显效11例,有效7例,无效2例,总有效率为95.45%(42/44)。中药治疗组患者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常规治疗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常规治疗组发生不良反应3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6.82%(3/44),中药治疗组发生不良反应4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9.09%(4/44),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3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比较

治疗前,常规治疗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为(26.8±4.8)分,中药治疗组为(27.2±5.8)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常规治疗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为(13.5±3.4)分,明显高于中药治疗组的(8.6±2.8)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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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政治工作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需要倾听，教师乐于倾听、善于倾听、学会倾听，不仅是一种优良的品质和修养，而且是一种睿智机巧的教育艺术。“倾听”不仅要用耳去听，更重要的是用心去听。倾听过程中，要通过自己的言语和非言语行为向对方表达尊重、友善和理解，全神贯注、耐心细致地听取对方的心声，营造一个良好的谈话氛围，始终让对方感到自己的谈话是重要的；在对方谈话的间隙，适时地进行参与，关键、要点做好记录，及时、主动地做出反馈或说明看法。长期以来，我们过于强调教师的权威，把教师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使得教师始终以一种君临天下的姿态教育学生。有些教师仍然习惯于用“我说你听”的旧思维模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有的愿意听，却听不出情况、把握不了要点、抓不住关键；还有的态度不诚恳，在听时有上下、亲疏、好恶之分，甚至听到赞扬之词就沾沾白喜，听到批评就满腔怒气。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是在教师引领下，教师和学生共同创造的过程。囚此，思政教育要走向对话。所谓对话，是双向的、互动的、平等的。对话平台的两边分别是教师和学生，对话要从了解对方的意图开始，这就需要倾听对方的话语，从中寻找共同的话题，决定讨论的方向和内容。不去倾听，就失去了对话的基础，失去了对话的意义，对话可能成为“独白”，甚至是单方的“训话”。因此，我们可以说，对话是从倾听开始的，倾听是对话的前奏，没有倾听就无法对话，也就无所谓思想教育。因此，教师要做善于倾听的人，并从倾听开始学会教育，这不仅仅是对思政工作者的要求，也应成为所有教师的共同追求。

二、中职学校的思政工作需要引入倾听理念

(一)当代中职学生的现状和特点

1、他们的思想日益趋于成熟，但具体到某一个问题又显得单纯。现在的学生都知道就业压力大、竞争激烈，但他们往往哀叹的是自己所在学校、所学的专业不好；而不是经过自身的努力，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增强竞争力，为日后的毕业就业做积极准备。

2、喜欢自我表现，参与意识在加强，但合作意识在淡化。他们渴望被大多数人所了解，渴望参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但同时带来的问题是同学间的合作意识在淡化。

3、他们更多地追求效率和实惠，缺乏奉献精神。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使他们的价值观日渐发生变化，现在的中职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同学不愿意承担社会工作，不愿意为班级、为集体服务，他们认为承担社会工作得不到什么实惠，甚至还影响了学习，从而忽视了对自身组织能力、管理能力等综合素质的提高。

4、具有较强的个性，往往以个人为中心，集体观念淡化。从近年的在校生统计上看，独生子女所占比例逐年升高，他们更多地表现出有个性、有主见，但同时忽视了他人，更多强调自我，对同学缺乏关心，对班级集体荣誉感淡漠。

5、在基础教育学段，他们的学习成绩长期处于中下水平从而产生很强的挫败感和自卑心理。这种挫败感和自卑心理往往导致他们的情感和心灵闭锁，不愿意向他人敞开自己的心扉，从而形成了敏感、多疑、高度自负和极度自卑等多重矛盾交织的心理特征，使他们难以被理解也难以被说服。

(二)中职学生迫切需要被倾听

面对中职学校学生的复杂现状，简单的说服教育、榜样示范等传统教育方式，显然已不能适应要求。真正的教育是从心与心的对话开始的，要想全面了解学生就必须认真倾听学生内心的需求。中职学校学生鲜明的个性特点需要教育者尤其是思政工作者以倾听的态度和方式去了解、理解，并在此基础上给予指导和帮助。“倾听”才能真正把学生摆在主体性位置。思政工作者从一个说教者、规章制度制定者和维护者，转化为学生内心需要的聆听者、成长成才的陪伴者、帮助者和引导者。这一角色的转变以及“倾听”的行为过程，本身就包含了对学生的尊重关爱。教师耐心专注的倾听，常常给学生以鼓励、支持，使学生真正体会到受尊重和被信任的内涵。而且“倾听”教育渗透着教师把自己当作受教育者的理念，折射着虚心听取意见的品质。是教育“以人为本”的重要体现。对于普遍自卑敏感、迫切需要被理解被尊重的高职生而言，这种教育方式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三)中职学校的思政工作需要倾听

“倾听”便于思政工作者深入、有效地开展工作。传统的思政管理工作往往是以维护规章制度为准则。重视问题的普遍性，却忽略了产生问题的个体差异性。由于过分强调普遍性、代表性，缺乏针对性，往往使思政管理工作无法深入有效地开展。教育者常常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一切以标准化的规章制度为准绳，而忽略了每一个“违反纪律者”犯错误的动机、原因、个性等个体差异性。所以，在遇到问题时，教育者往往苦口婆心、f舀滔不绝，受教育者表面唯唯诺诺，内心却多有抵触。“倾听”这一教育理念，强调聆听学生内心的声音，其着眼点不在于问题或规章制度的本身，而在于如何了解学生的个体特点和出现问题的深层原因，以最终帮助引导学生成长。中职生在基础教育阶段往往缺乏良好的学习和行为习惯，缺乏纪律观念和集体意识，他们具有很鲜明的个性特点和丰富多变的内心世界。只有采取倾听的教育方式才能提高思政工作的针对性，因材施教。有效避免学生的抵触情绪和逆反心理，为高职思政工作深入有效的开展提供一条可行性途径。从倾听的结果而言，在思政工作中多种形式地倾听学生内心的声音，看似被动，实则主动。从表面上看，倾听是被动的，而对于有教育意识和教育智慧的教师而言，倾听则是一种主动的行为，他们把倾听当作自己的责任、当作教育的契机，因而，从表面上看，倾听是接收过程，但对于善于倾听的教师，倾听则是接收和输出相融合、相交替的过程，倾诉者在倾听者情绪感染下也会成为倾听者。这种倾听、倾诉的互置，形成了对话的平台，此时，倾听真正成为心灵沟通的桥梁。这种对话与沟通就是倾听的最高境界和目的。在倾听交流过程中，教师从被动地解决问题到主动地觉察问题、发现问题，进而有的放矢地制定工作思路和策略，预防问题的发生，这种主动探索的方式使思政工作具备了先见性和前瞻性。

三、中学思想政治教学中的倾听策略与建议

(一)“倾听”态度与习惯的培养

倾听是一种技巧，更是一门修养、一门艺术。事实上人们听话的能力比说话的能力要差。作为教育工作者，因为教育职业“传道、授业、解惑”的特殊性以及传统的“师道尊严”，使大部分的教师变成了说教高手，班主任更是如此，“板起面：fU,Jl1人”似乎成了一般教育工作者的代表形象。如此以来，学生不愿对老师说真心话甚至对老师的苦口婆心产生强烈的逆反、对抗心理。所以，作为一名思政工作者尤其是中职学校的思政工作者更应该改变传统教育观念，养成倾听的态度和习惯，“走近”学生进而“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引导。

(二)“倾听”方式、方法的多样性

这里所说的“倾听”，不仅指对教育个体内心声音的聆听，还包括对群体意愿的关注；不仅包括言语行为方式上面对面的倾听也包括书面的文字沟通。所谓语言行为上的倾听，是指教育者通过个体访谈或群体座谈的方式和教育对象之间进行面对面沟通和交流。而书面文字式的倾听，则包括设立学生信箱、网络咨询平台以及对学生群体进行的问卷调查等方面。其实，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倾听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著名教育家魏书生把办公地点放在教室里是对学生的一种倾听；设立班主任咨询日，组织家访、成立家长委员会也是对学生的一种倾听。总之，只要活动结果不偏离了解、把握教育对象内心世界的目的和主旨，都可以视作对教育对象的倾听。

(三)倾听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教育的途径和手段

倾听学生的心声，是实现师生之间保持有效沟通的重要途径，可以帮助教师了解教育对象并及时发现问题，但是，我们也应该明白倾听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教育的途径和手段，是思政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倾听固然重要，但倾听之后如何采取必要的行动和对策，有效地促进、帮助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才是思政工作的重点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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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思想会直接反映出人的内在，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企业的生产力。在研究水利施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时，我们必须对现有施工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分析，指出其存在的问题，才能进一步提出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以求水利施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完善。

一、施工企业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大意义

施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由于施工企业的自身性质的特殊性，使得其不能得到长时间的集中，而大量的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有着凝聚企业精神和员工斗志的重要作用。思政方面的领导者可以在工作中对企业职工的生活情况，个人特点和个体需求进行了解，进而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使企业的职工感受到组织的温暖，进一步提升了职工的工作效率。以此，可以分析出思政工作对于施工企业的重要性是促进企业自身发展，包括经济发展、生产发展和思想发展的关键一环。如何使我国施工企业进一步发展，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进展，提高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力度，探析现行制度的不足[1]。

二、水利施工企业缺乏思想政治工作的现状

1、思想政治观念意识缺乏

水利施工企业目前的管理模式较为守旧，“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不但缺乏互动，更不用提是否具有创新的思想。在实践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很多企业的工程成本管理范畴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仅仅关注生产加工线的过程，缺乏全局意识，忽略整体的企业资源意识，并且不具备其他相关领域的成本行为管理。第二，未能将降低成本作为解决资源短缺，作为节约成本的有效手段。第三，看待问题的视野狭窄，成本管理理念的落后，所以对企业规模效益缺乏重视，这样的观念和意识已经无法适应当今竞争极为激烈的市场环境。因此，看问题要抓本质是改变现有观念的主要手段。

2、水利施工人员整体素质低，管理制度难以落实

目前水利施工人员的整体职业素质偏低，所以一些管理制度很难落实下去，这也就导致了企业成本的不断上升，从而阻碍了企业的发展。由于水利施工行业的薪资待遇与高级技术人员的需求相距甚远，很多高级技术人员排斥这些企业，从而导致水利施工企业的整体素质较低。此外，该行业的工作任务较为辛苦，所以乐意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员十分有限，久而久之，企业的成本也不断增加，水利施工项目上也会出现技术方面的问题。这也反映了企业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够深入和充分[2]。

3、企业成本核算只限于形式，不注重内容

目前水利施工企业的成本核算流于形式，忽视了内容的重要性。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是成本核算的主要功能，它的具体含义就是对企业全部的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消耗进行全面和系统的预测。它包括决策、控制、核算和分析等一系列的科学管理过程。如果未开展实施实际的成本核算制度，或者是进行核算的工作人员未将实际与预算两者相结合，那么这种成本核算仅仅是流于形式，将会导致水利施工过程中一些资金滥用的现象出现。一些项目出现了未知的亏盈现象。这在我国水利工程的开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违背法律的现象，导致社会对水利行业的持有质疑的态度。

4、思想政治工作整体现状落后

尽管我国的水利的发展历史较为悠久。还有一些著名的水利设施，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水利企业的现代化水平呈现了不足。特别是在水利企业管理层面上，管理方式较为传统。所以尽管在某些方面获得了一些喜人的成果，但是只有高效的管理才能促进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三、加强水利施工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措施探析

1、员工价值观的有效引导

面对现今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思想政治工作不能扼杀员工思想使其思想统一，但也不能放任流之，好的价值观值得学习和崇尚，而一些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的价值观能摧毁员工的集体意识。我们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时要注意这一点，稳定员工情绪，引导员工价值观的良性发展，在健康、平稳的基础上，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企业思想的稳定，进一步促进施工企业的长足发展。和谐的普世的价值观，能够促进企业领导及员工坚持自身的理想和实现自我价值的信念，使其价值追求得到统一，企业文化也就因此形成，成为企业正常运行的保障。

2、结合实际，改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水利施工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要充分结合企业的自身特点，并且充分考虑企业员工的个人特质，才能保证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水利施工企业的人员流动性较高，员工的工作地点具有一定的分散性。此外，不同的知识水平的企业管理人员要接受不同的政治思想工作，这是因为企业人员工作性质的特殊性。针对项目组的工作成员，思想政治教育更倾向于团队协作思想的树立以及法制环境保护理念的输入。而针对高层管理人员，则要求他们具备国际视野，能够高瞻远瞩，从大局出发，考虑国家的利益。所以，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要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由于员工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和分散性，所以思想政治工作也要灵活的开展，重视“榜样的力量”，打破传统的僵化式思想教育方式，促进企业员工的融入与互动，从而让员工们有意识主动地学习和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促进企业员工整体思想的提升。

3、干部应提高政治修养及对思政工作的关注

思政工作的干部必须要认清思政工作的严肃性和重要性，树立服务大局、以人为本的观念。党员干部更应该以思政工作来教育和传播党的指导思想，只有党政干部以身作则，才能促进员工以之为榜样，努力学习和发展自己。很多问题是可以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来解决，思想上的提升会促进整体施工企业的战略，进一步推进此项工作的全面建设。要对干部进行专门的培训，进一步增强其头脑中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以此提高其党政修养。与此同时，施工企业应竭力避免自身重视度不够的问题，充分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对于施工企业的重要性，有的放矢的进行思想政治宣传，有效解决职工面临的思想政治方面的问题[3]。

4、明确企业经济工作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两者间的辩证关系

企业经济工作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企业经济的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的物质保障。企业通过资源不断发展和强大，实现业务的良性运转，是实现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的基础。而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面展开，促进企业人员素质的提升，思想的统一，从而推动企业经济工作的顺利开展，提升企业的效率。所以两者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其次，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性质与企业经济工作的性质是相同的。由于水利施工企业关系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所以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是十分必要的。

5、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和思想工作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经济的快速发展，时代的迅速变迁，要求我们的思想也要与时俱进。所以，在思想政治教育上，不能固步自封，忽视企业运行的实际。必须将思想与实际工作统一起来，从而实现经济建设和思想工作两者的互惠互利，紧跟时代的步伐，为保障企业的良性发展奠定扎实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