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区位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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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市场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社会供给日益丰富,局部甚至出现了供过于求的现象,农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规模小而分散的“小农户”在面对“大市场”时就暴露出诸如获取市场信息困难、市场议价能力弱、资本不足、技术推广缓慢、物流体系不畅等问题,农业的发展当前面临着极大的困难,能否顺利的实现转型和跨越不仅关系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影响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日本、美国在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类似问题,通过对其农业发展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面对这种情况,农产品的生产往往会出现集聚现象,其中某些还会逐步发展成为在一国市场内占有较高市场份额的主产地,这种主产地在直接生产成本、交易费用、销售渠道、组织程度、市场议价能力以及竞争手段与策略方面具有明显的市场优势,能够增加农民收入并促成农业的转型与升级。可喜的是,经过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尤其是1985年国家放开蔬菜生产之后二十多年的持续发展,我国部分农产品的生产也初步显现了集聚之势,如大蒜、黄瓜等蔬菜的集中程度日益提高,农产品的生产布局出现了竞争导致的集中和变动,真正意义上的农产品主产地在我国正快速形成,农业的区域化布局、专业化分工已成必然趋势①。因此,为了更好地把握这种趋势,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农产品的生产经营,更科学地制定农产品布局政策,更好地促进农民收益的增加,实现全国农产品生产的协调,全面提升我国农产品竞争力,对农产品产地间竞争模式、规律进行研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是经济学家研究的主要对象,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学者对农产品生产的集聚以及产地间竞争,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研究与认识,并且制定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政策制度。我国在农产品竞争力提升方面也已经采取了很多积极措施,积累了很多经验,但仍有很多困难。在中国经济领域的诸项改革中,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是迄今少有的几项矛盾最集中、情况最复杂的改革之一。导致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艰巨的原因很多,其中对农产品竞争机制认识的不完全、不深入,调控措施不当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农产品的竞争力,哪些个因素起主导作用,影响程度有多大,又是如何影响的?这些方面在不同的产区应该是不同的。不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的回答,就难以真正了解中国农产品竞争力在产区间的差异。换言之,如果我们不对参与竞争的主产地竞争力进行分析,那么对某一农产品竞争力的分析也只能是对其进行全国平均数的分析后所得出的结论,只有在对主产地的形成及其竞争力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某一具体农产品的竞争力分析,才是有建设性的分析方法。

二、研究综述

对于经济活动的区域布局和分工的研究贯穿整个经济学发展的各个阶段,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领域的核心问题之一。早在1826年杜能就在其着作《孤立国》中对农业区位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为后续的理论发展提供了视角和基础。进入20世纪,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农产品的生产逐渐集中,部分农产品出现了在某一国内产量大、市场份额高、市场影响力强的若干主产地,美国、日本等国学者纷纷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研究和解释,发展成了较为系统的农产品产地间竞争理论。农产品产地间竞争也成为一个广泛涉及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的交叉问题,对其进行审视和研究需要从多学科角度综合运用相关理论。既需要运用农业区位理论考察农产品生产经营的空间位置与空间分布,还需要从产业组织理论、企业管理理论出发,对其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并找出影响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和提升手段。下文就对与本文有关的诸领域研究进行总结与综述,以期为本研究提供基础和借鉴。

(一)农业区位理论

农业区位理论主要研究的是农业生产类型随着农业区位而变化的特点和规律,即商品经济条件下农业的生产布局。该理论的奠基者是德国农业经济学家杜能,他在《孤立国》中运用局部均衡方法,在不考虑各地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差异下,阐明了市场距离对农业生产集约程度和土地利用(农业)类型的影响,第一次确立了农业类型的区位存在着客观规律性及优势区位具有相对性等有关农业布局的重要概念。随后,韦伯(1909)提出了“工业区位论”,其和杜能的“农业区位论”的共同点都在于着眼于成本最小、节省运费。但是这种设想的工农业布局模式却是一种过于理想主义的图式,在实践中往往正是由于各地不同的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导致了工农业生产的空间差异。特别是到了现代,农业中交通运输、罐头制造和冷冻技术迅速发展,运费大幅度下降,市场距离在农业土地利用方式决策中日益成为次要因素,农业区位论的直接适用范围更是大大缩小。和杜能试图解释大范围地区宏观的农业区位不同,现代的农业区位论者更多地注意研究具体农场的“农业决策”。影响农业决策过程的各种因素中,不仅包括各种社会经济因素、技术因素、自然因素,还应包括农户的行为因素,如个人业务知识、经验、偏好以及冒险精神,等等。在我国,也有很多学者以“农业区位论”为基础进行了相关研究。傅铭②从“农业区位论”的基础理论出发,对吉林省的农业区位资源进行了定量分析。李瑜、郑少锋③按照农业区位理论和产业演变的一般规律对西部退耕还林地区农业的布局进行了研究。还有的学者对“农业区位论”本身的指导意义和不足进行了研究。付晓东、张西玲④指出了“农业区位论”在地区增长动因和过程分析、地区产业结构及演变分析、地区协调发展等领域问题的不足与缺失。安树伟、梁增泰⑤指出了运用农业区位理论调控农业生产布局与生产要素投入,从而提高经济效益的一般思路和方法。

(二)竞争理论

西方古典竞争理论可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竞争理论,假设市场的“自然秩序”以及理性的经济人,强调“看不见的手”对市场调节的作用,主张自由竞争。在自由竞争理论中,商品交换和竞争过程中,存在着商品和要素价格的自然平均比率,商品的价格在竞争的作用下,围绕着自然价格上下波动。19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中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理论,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新古典竞争理论。以马歇尔(1890)为代表的新古典竞争理论认为竞争是市场过程最终会实现的均衡状态,在均衡状态下会实现市场均衡以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和谐一致。马克思(1867)的竞争理论是围绕着他的商品价值理论和实践,在剩余价值理论之中 展开的。在马克思的竞争理论中,同一部门内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形成商品的社会价值,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竞争决定着商品价值的实现程度。马克思的竞争理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他考虑了竞争过程中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价值形成和实现的影响,从而在竞争理论中第一次揭示了竞争过程的动态性质。

现代竞争理论中,熊彼特(1912)提出了动态竞争和创新理论的初步观点,认为竞争经济的实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企业不断通过运用新技术来开发新产品,从而实现所谓的创新。竞争推动着企业不断地创新与技术进步,大企业则逐渐因为创新和技术进步而形成垄断,获得高额利润。克拉克(1950)在创新和动态竞争观点的影响下,提出有效竞争理论,形成现代竞争理论的一个完整理论体系。克拉克所提出的有效竞争是由“突进行动”和“追踪反应”这两个阶段构成的一个无止境的、动态的竞争过程。“突进行动”是先锋企业首先创新运用新的生产技术,推出新产品,开发新的市场等从而获得“优先利润”,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追踪反应”是指随后其他竞争企业开始追随先锋企业的创新模式,以分得优先利润,从而使利润平均化。至此,先锋企业再次创新,其他企业也不断追随,竞争即以这种循环方式不断持续。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竞争理论有了新的发展,形成了哈佛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竞争理论。哈佛学派的S-C-P体系采用市场结构(S)、市场行为(C)、市场成果(P)三个概念,认为竞争决策的目标是保证竞争过程达到有效的市场成果,为了保持有效的市场竞争,获得和谐的市场成果,必须对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进行调节和干预。芝加哥学派则严厉批判了哈佛学派的S-C-P体系,他们认为市场竞争应是一个没有国家干预、由市场力量自由发挥的过程,国家对于竞争的干预应仅限于为市场竞争过程确立制度框架。新奥地利学派的竞争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后,与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同时对反托拉斯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方法论和理论基础不同,但是对垄断的宽容态度和反对政府干预等观点是一致的。

我国学者也有相应的理论研究。洪银兴⑥认为我国的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要由追求数量增长转向追求质量和效益,以适应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要实现这个转变,必须认识和发挥自身优势,与此对应,在贸易战略上着重突出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他认为,单纯的比较优势,不一定就能成为产品的竞争优势,需要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王宇翔、谢科进⑦曾利用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理论研究我国苹果产业的发展,认为苹果产业的发展应采取以竞争优势为导向,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战略。充分发挥苹果产业的比较优势(生态资源优势、劳动力资源优势、区位资源优势),深化低级生产要素的使用,培养苹果产业所需要的高级生产要素,重点培养富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提高国内需求品质,满足国际市场要求,完善相关及支持性产业的建设,加强政府支持,充分把握机会,将苹果产业的比较优势充分转化为竞争优势,提高竞争力,促进苹果产业的发展。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竞争理论研究,现有竞争理论主要以动态竞争和创新理论为主流,国内学者主张促进国内产业从比较优势转化成为竞争优势,提高我国产品在贸易中的竞争力,从而占据有利的竞争地位。

(三)农产品的产地间竞争

依据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当农产品的生产开始出现过剩时,产地间的竞争则开始显现⑧。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学者着手研究农产品的产地间竞争问题,其中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是。John D. Black的研究。John D. Black⑨认为影响农产品产地竞争力的因素主要包括产地的自然条件、地区条件、资本条件以及制度条件。基于上述研究,美国随后出现了一系列关于农产品产地间竞争方面的实证研究。如Robert L. Jack⑩等对美国东北部肉鸡产业的竞争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的肉鸡生产形成了产地,但产地在不同时期因竞争而不断变化,进而运用影子价格建立了产地间的竞争模型,并指出肉鸡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Stephen W. Fuller(11)等则以田纳西州的洋葱为研究对象,采用结构分析法对田纳西洋葱市场价格及市场份额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影响其价格的因素主要是运输等物流成本,而导致其市场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则是晚夏洋葱的上市。

我国也有部分学者研究了农产品的产地间竞争问题,耿献辉、周应恒(12)利用产地集中度系数和生产规模优势指数测度了我国梨生产的格局变动与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因素,认为我国梨的传统主产地竞争力不断下降,而新疆、陕西等新兴主产地正在形成,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传统产地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机会成本的快速提高和梨的品种选择制约。钟甫宁、刘顺飞(13)认为我国水稻生产布局近年来出现了较大变化,在各区域水稻相对于替代作物的收益差异以及资源条件约束、制度改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南方区和长江中下游区播种面积减少较多而东北区实现了较大幅度增长。伍山林(14)认为中国的粮食生产具有稳定的区域变化特征,农村人均耕地资源和非农业产业就业是这种区域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夏晓平等(15)认为自然资源条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非农产业发展和政府的政策支持力度是决定我国肉羊产地竞争力的核心因素。黄季煜等(16)对山东70个村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认为在以蔬菜生产扩张为主的种植结构调整中,一个地区的市场基础设施的改进和交通设施的完善是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的主要决定因素,而现代零售市场和有名无实的农民合作组织则还没有产生积极作用。郑风田等(17)则从农业产业区的角度对影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专业化分工以及交织的区域社会关系网络对于竞争优势的产生具有决定性作用。综合目前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认为自然因素对农产品产地的影响正日益缩小,而社会经济因素、技术因素作用则在迅速增强。我国农产品生产正在逐步实现从自然布局到经济布局的转变。

(四)农产品主产地的形成

关于农产品主产地的形成理论可以追溯至产业集聚理论,因为主产地的形成也是一种广义上的产业集聚现象。最先提出产业集聚概念的是马歇尔(1890),他认为导致产业集聚的主要原因是外部性,而外部性又可以分为劳动力的市场共享、专业化中间产品和服务以及因企业创新而引发的技术外溢三个层次。此后针对工业区位转移现象,韦伯(1909)通过系统研究劳动力、区位、集聚等因素工业区位集中的影响,提出了相应的“工业区位论”。胡佛(1948)则在沿袭韦伯和马歇尔的分析框架基础上,通过对运输成本的进一步细化,将工业区位论进一步发展成为终点区位理论和转运点区位理论,认为规模经济、本地化、都市化是产业集聚的主要原因。后来人们发现传统的区域经济学将空间因素完全抽象化并忽略所有生产要素的流动成本的相关假设与现实不符,终由迪克斯特和斯蒂格利茨(1977)扩大了传统区域经济学研究范畴,将空间、信息、创新、外部性以及聚集效应等因素纳入了经济活动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之中。

20世纪60年代,以浅见淳之(1989)、武部隆(1993)、崛田忠夫(1995)为代表的日本学者,结合本国农业的生产实践,将农产品产地间竞争理论逐渐发展成为主产地形成理论。其中,崛田忠夫⑦所归纳体系较为完备,该体系从农业生产及内部组织入手,将农产品产地的形成解释为农业生产活动在空间的布局,且主要是受地形与气候的影响并随着时间发生变迁,认为在时空的共同演进下,地域环境相近的农业生产相互依存,逐步展开机能性推展直至确立农业生产地域,即产地,同时依据生产广度与密度、生产方法的特殊性、市场评价、农户组织等因素,将主产地的形成划分为 生产地区、产地、主产地、高度主产地四个层次。崛田忠夫的思想对后来日本的农业政策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运用日本学者的主产地形成理论,我国学者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研究。韩曙、黄淑佳(19)认为当时以城市近郊为主的蔬菜生产政策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发展需要。李岳云、卢中华、凌振春(20)对我国蔬菜生产的区域化趋势进行了分析,指出虽然当前我国蔬菜生产的集中化程度不高,但却有向具有综合比较优势区域集中的趋势,并指出这种趋势是由生产者的利益驱动并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和集聚效应所实现的。卢凌霄(21)利用区位熵指标对我国蔬菜生产的集中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全国层面的蔬菜生产有向某些特定省份特定区域集中的趋势,蔬菜的全国性主产地正在形成,并给出了我国蔬菜产地集中的政策建议。周应恒等(22)认为农民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种植决策改变(改为种植主产地蔬菜),主要是由于农户、生产技术、市场、企业、政府和特定机构发挥相关职能等多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带来了规模经济、外部经济以及机会成本,从而在产地竞争过程中凸显比较优势而形成主产地。

(五)对现有研究的评述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在以下两个方面已经较为丰富:一是农业生产类型随着农业区位的变化及其规律;二是农产品主产地形成的动因及机理,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和角度。

但是目前农产品产地间竞争力的研究却较多的选择以比较优势为评价标准,通过局部、静态的分析方法研究制约产地竞争力的因素。这就造成了只能对部分可量化指标如生产成本、要素成本等进行分析,而忽略创新能力、经营组织、社会文化和历史因素的基础作用,同时,更缺乏对农产品不同产地间竞争格局的历史变迁所进行的全面深入的探讨,这都将对农产品产地间竞争问题的现实和理论认识产生制约作用。有的研究虽然阐明了单个产地的行为模式与产地竞争结构的对应关系,但对于产地竞争结构的长期变化仍旧缺乏系统探讨。从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到交易费用理论、竞争优势理论再到近年兴起的动态竞争理论,经济学家对国际贸易、工业企业的竞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相对而言,上述理论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就显得单薄,尤其是动态竞争理论,尚未见到在农产品产地竞争力研究领域的直接运用,因此,对农产品产地间竞争的研究也需要建立一个动态的研究框架。实践证明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也适用于当前农产品的生产经营,无论是农民合作组织的出现、差异化的产品策略、政府政策的支持都可看作生产函数的某种创新,亦会对农产品产地竞争力产生重要影响。

三、动态的研究框架

(一)动态分析的理论基础

农产品的竞争力实际上就是农业内部不同农产品产业的竞争力,即在农产品的生产、集中、加工、运输、销售等过程中所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各种组织的效率在市场上的体现,是农业经济和战略管理学科共同的研究问题。因此,必须将农产品竞争这种经济活动纳入竞争力的一般分析框架中进行考察。

农业的经济活动具有范围广而边界模糊的特点,从初级农产品到食品之间的产品形态也多种多样,因此,为了界定明确的研究范畴,建立恰当的分析框架,学者们对农业经济活动进行了类别划分。Breimyer(1960)将农业的经济活动划分为三个类别,即初级农产品生产、将饲料转化为动物性产品、食品产品的市场营销。后来这一理论框架主要用以分析资源的所有权与管理、最终消费品与初级产品、价格趋势的关系。在此基础上,Abbott与Bredahl(23)根据由农业到食品产业的各环节及其产品与最终消费品之间的关系,将农业经济活动划分为无差异初级产品的生产、差异性初级产品生产、由初级产品向半加工产品转化、由初级产品和半加工品向可消费品的转化四种类型。无差异的初级产品竞争力取决于生产、运输成本,运用古典的农业区位理论即可对之进行有效分析,此阶段的竞争策略即所谓的“低成本竞争”。由于市场需求的有限,随着生产的逐渐升级,农产品转入“差异型”竞争。

竞争力是一个经济学与产业组织理论、企业管理理论交叉的范畴,研究竞争力必须从产业组织和企业战略管理的角度出发。Porter(1990)在对国家某一产业竞争力的分析中提出了“钻石理论”(24),他认为,一个国家某种产业的竞争力取决于四大关键要素,即生产要素(包括天然资源、人力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基础设施)、需求条件(主要是本国市场的需求)、相关与支持性产业的表现(主要是这些产业和相关上游产业是否有国际竞争力)以及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的表现。四大因素相互作用,加上两个变数较大的因素——政府(其作用主要体现在通过政策调节、创造竞争优势上)与机会(包括重要发明、技术突破、生产要素与需求状况的重大变动以及其他突发事件等),形成钻石体系。

波特对产业竞争力的评价方法是公认的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研究国际竞争力的典范,后来也被许多学者运用到农产品竞争力的分析中来。如Hobbs(25)运用这一理论分析了丹麦猪肉产业获得国际竞争力的过程。丹麦的猪肉产业不具备资源禀赋优势,但是通过产业组织和产业内部的大规模、高度集中的合作,实现了在纵向产业链上的多种创新,包括建立确保产品安全性和提品信息的产品追踪体系、专门的市场条款等,显着提高了丹麦猪肉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同时,竞争优势的实现又离不开比较优势的发挥(26),充分发挥经济的比较优势是波特“钻石体系”中四大关键要素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林毅夫、蔡防、李周(27)指出,只有按照经济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及组织生产活动,产业和整个经济才能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剩余,从而创造出竞争理论所重视的“高级生产要素”,遵循比较优势是企业和国家具有竞争力的前提。

(二)农产品产地竞争力的影响因素

由于农业生产以及农产品的特殊性,农产品产地的竞争力主要受以下两类因素的影响。

1.直接因素

主要包括成本、质量、品牌以及产品差异性。其中成本与质量是基础,是形成产品竞争力的基本来源,与产地的自然条件、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基础设施、农户经营水平以及产业组织化程度等基础因素密切相关。随着农业产业化的不断深入以及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品牌以及产品的差异性对竞争优势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也是农产品产地间竞争日趋成熟的表现。

2.基础因素

主要包括农业的自然资源、基础设施、科技水平、农户经营水平、产业组织化程度以及产业政策。其中,农业的自然资源虽然属于初级生产要素,但是对农产品的质量与产量乃至成本都具有较大影响,最终影响农产品的竞争力;农业的基础设施属于农业生产的高级要素,主要影响农产品的成本,进而影响其竞争力;农业的科技水平包括技术开发及技术推广,也属于高级生产要素,是提高产品竞争力的最有效途径;农户的经营水平及产业的组织化程度则直接影响产品的质量与成本以及产业规模,从而影响产品竞争力;产业政策是政府指导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最终提高产业竞争力。

在上述诸多因素中,如果把分析的着眼点放在产地间的竞争与市场营销战略的关系上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可以把上述因素提炼为以下五个因素,亦即:组织行为、市场结构、农户行为、技术结构、自然属性。同时,产地整 体竞争力的增强是五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见图1。

图1 影响竞争力的5个因素

(三)建立动态研究框架的意义

结合产业组织理论、营销战略管理以及竞争理论,着重依据上述影响竞争力的五个因素探讨农产品产地间的竞争问题,必然涉及市场结构的变化以及产地经营组织及农户行为模式的对应,因此一定程度上的长期分析是必要的,同时这种分析也必然是一个动态的分析框架。

建立动态的研究框架,可以弥补我国对农产品产地间竞争研究的不足。从目前农产品竞争力研究的现状来看,国内农产品竞争力研究存在以下两方面的局限性。

一是研究所依据的理论基础范围较窄。目前盛行的研究大多是从比较优势出发,从产业的角度进行研究。但是,单纯的比较优势不一定能成为竞争优势。因此,只从产业的角度进行研究是片面的、不完整的,还必须针对农产品的产地,从农产品生产运营组织的角度,对其竞争战略和组织的绩效进行研究。所以,对农产品竞争力的研究,应该将产业组织理论与企业战略理论特别是营销战略理论相结合,同时借鉴最新的竞争力研究范式,使我国对农产品竞争力的研究更加全面与深入。

二是对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认识不充分。现有文献对农产品竞争力的研究片面地集中于供给方面,而缺乏对需求因素的考虑,即农产品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变化对竞争力的影响。同时,现有文献对供给的研究也大多集中于供给中的生产成本,忽略了流通成本。可以说上述对农产品竞争力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已成为国内现有研究的重大缺陷。

基于以上原因,建立一个较为全面、动态的研究框架,广泛运用产业组织理论和企业战略理论,同时借鉴最新发展的竞争力理论,可以为我国农产品竞争力的研究建立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国内学者对于农产品产地间竞争理论的研究视角,同时通过对农产品产地间竞争过程的观察,总结适应不同类型产地的竞争策略和竞争手段,为我国正在形成的农产品主产地提升其自身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可借鉴的成功经验。

[收稿日期]2011-12-19

注释:

①苗齐:《中国种植业区域分工研究》(博士论文),南京农业大学,2003年3月,第17~18页。

②傅铭:《吉林省农业区域优势分析》(硕士论文),吉林大学,2009年4月,第21~29页。

③李瑜,郑少锋:《农业区位理论与西部退耕还林区农业产业布局研究》,《农业现代化研究》2007年第3期。

④付晓东,张西玲:《平原农业县如何发展工业经济——以河南省滑县工业发展为例》,《工业技术经济》2004年第2期。

⑤安树伟,梁增泰:《陕西省西乡县土地生产潜力与人口承载量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5年第4期。

⑥洪银兴:《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兼论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理论的缺陷》,《经济研究》1997年第6期。

⑦王宇翔,谢科进:《从比较优势走向竞争优势——以我国苹果产业为例》,《黑龙江对外经贸》2006年第12期。

⑧王秀清:《大都市郊区蔬菜产地的竞争策略问题》,《中国农村经济》1996年第9期。

篇2

论文摘要 对2007年8月颁布的《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国家标准（GB/T21010-2007）和2002年1月起实行的《土地分类（试行）》进行了分析比较，指出新标准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了改进的建议，以便于在土地利用现状调查、评价、规划、管理等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

2007年8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共同了由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和国土资源部地籍管理司起草的《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国家标准（GB/T21010-2007）[1]，标志着我国的土地利用分类开始进入了“国标”时代。在此之前，我国应用最为广泛的土地利用分类是2002年1月起开始试行的国土资源部制定的城乡土地统一分类，即《土地分类（试行）》[2]。《土地分类（试行）》的制定与实施对我国土地管理实践和科学研究工作产生了重要的意义，基本满足了土地管理及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完成我国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和城镇地籍调查、土地登记和统计等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实施全国土地和城乡土地统一管理已提到议事日程，在实际工作中也要求城乡土地统一分类，以利于全国城乡土地统一管理和调查成果的应用。2007年7月国务院决定开展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为保证调查质量、获得准确的基础数据，亟需出台分类体系更为完善、更具有权威性的国家标准。在这样的背景下，《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国家标准应运而生[3]。

1 新旧分类体系的对比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国家标准与原《土地分类（试行）》部颁标准的分类体系比较，最大的区别在于国家标准采用一级、二级2个层次，其中的一级相当于《土地分类（试行）》标准的二级，二级相当于《土地分类（试行）》标准的三级，即取消了《土地分类（试行）》标准中的3个一级分类（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等三大类型），使得12个一级类不受三大地类框架的限制而自成体系。

1.1农用地部分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国家标准，对农用地各类型作了进一步归纳，但是，与《土地分类（试行）》相比，现行的土地分类仍有些不妥之处。

（1）在“耕地”部分中，首先，把原来的“灌溉水田”和“望天田”合并为“水田”，从水田的含义来看，这实际上是取消了“望天田”这一分类。事实上，尽管随着各地的退耕还林还草措施的实行，望天田的面积有所减少，但目前我国的“望天田”面积依然还是比较大的，2007年仍达3 000多万公顷。也就是说，望天田在我国坚守1.2亿公顷耕地红线战略目标中仍占有重要地位，不应被取缔。其次，取消了菜地，即把菜地归并到水浇地之下。从杜能的《孤立国》农业区位论中可知，距城市最近的一圈，离市场最近，多是种植蔬菜、园艺作物等农作物，而水浇地则主要分布在更外圈的农村地区，显然二者分布明显有别，尤其在城市周围，笼统地把菜地和水浇地混为一谈，就混淆了不同土地的集约经营程度，不利于城市规划，也不利于“菜篮子”工程建设，容易造成管理上的混乱。

（2）在“园地”中，把“桑园、橡胶园”归并到了“其他园地”之中。在我国的南方一些省份，存在着大面积的桑园、橡胶园，有的还属于支柱产业，如海南和云南西双版纳等地的橡胶产业。因此，这样归并分类，既不利于分门别类地对各类园地进行研究、规划和管理，也不利于对各类园地的生产进行分类指导。

（3）“林地”部分，从原来的“有林地、灌木林地、疏林地、未成林造林地、迹地、苗圃”6类归纳为“有林地、灌木林地、其他林地”3类，即把疏林地、未成林造林地、迹地、苗圃合并为“其他林地”。然而，上述4类林地在管理方法上是截然不同的，就迹地和苗圃来说，迹地是指森林采伐、火烧后5年内未更新的土地；而苗圃是指固定的树木育林地，不仅在概念上有着很大区别，其管理措施亦明显不同，一旦在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图上采用相同的地类符号，无法分清到底哪个图斑是绿树成荫的苗圃，而哪个图斑又是“寸木不生”的迹地。为了恢复森林植被，有些省份还特意开展了“迹地更新年”活动，明确提出迹地更新是依法治林的重要内容，是培育森林资源的迫切需求，是推进生态省建设的必然要求。这些林地类型的取消，不仅不利于林业部门的管理，更不利于取得可靠的科学数据。

（4）“草地”部分的调整比较大，在新的土地分类中，原来的“牧草地”变成了现在的“草地”，并且把人工草地和改良草地合并为“人工牧草地”，同时又新增了一个地类“其他草地”——指树木郁闭度

（5）变化最大的部分就是原分类系统中的“其他农用地”部分，在新的分类体系中，直接把“其他农用地”取消了。这一国家标准分类将原来“其他农用地”之下的“畜禽饲养地、设施农业用地、晒谷场等用地”合并为“设施农用地”归入“其他土地”；“农村道路”归入国家标准中的“交通运输用地”；“坑塘水面、养殖水面”合并为“坑塘水面”归入国家标准中的“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农田水利用地”放在“沟渠”后亦归入“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田坎”仍作为一类归入“其他土地”。这对解决原来“畜禽饲养地、设施农业用地”之间、“坑塘水面、养殖水面”之间不宜区分，而且面积过小的问题，显然是适宜的，同时这一部分的调整明显带有强化城乡土地统一分类的意图[3]。但新分类将自然水域与人工建设的水利设施用地合为一类，显然是欠妥的。

1.2建设用地部分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国家标准，对“建设用地”部分作了进一步细分：商服用地部分由原来的“商业用地、金融保险用地、餐饮旅馆业用地、其他商服用地”调整为“批发零售用地、住宅餐饮用地、商务金融用地、其他商服用地”，名称上的表述更加准确实用；工矿仓储用地部分未做变动；住宅用地部分由原来的4类归为“城镇住宅用地、农村宅基地”2类，这一调整显然避免了原来对单一住宅与混合住宅之间以及是否空闲等在实际调查中不宜操作的问题；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部分调整为8类；特殊用地部分把“墓葬地”改为“殡葬用地”，名称更加准确；交通运输用地部分增加了原来属于“其他农用地”的“农村道路”，体现了城乡一体化原则，实现了土地分类的“全覆盖”；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部分调整为“河流水面、湖泊水面、水库水面、坑塘水面、沿海滩涂、内陆滩涂、沟渠、水工建筑用地、冰川及永久积雪”等9个二级类型。“滩涂”细分为“沿海滩涂、内陆滩涂”，原来的“农田水利用地”改为“沟渠”；取消了“苇地”[3]。在这一分类中，有些地类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如下。

（1）原分类系统中的“公用设施用地”内的“瞻仰景观休闲用地”包括名胜古迹、革命遗址、景点、公园、广场、公用绿地等，在新的分类系统中，改称为“风景名胜设施用地”，具体含义是指风景名胜（包括名胜古迹、旅游景点、革命遗址等）景点及管理机构的建筑用地。景区内的其他用地按现状归入相应地类。这样的规定过于笼统，应该对景区内的其他用地做出具体的规定，避免把景区内的池塘、湖泊之类的水面归类到“坑塘水面”的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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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新的土地分类中，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地类——空闲地。空闲地的提出不能不说是一个亮点，反映出了政府加大力度节约集约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的决心。但是从“空闲地”的含义不难发现，空闲地是指城镇、村庄、工矿内部尚未利用的土地。因此，“空闲地”的划分过分笼统。我们认为，应当对“空闲地”作进一步的细分，把所包含的3个类型（城镇空闲地、村庄空闲地、工矿内空闲地）逐一列出，这样才能更好地预测出现有各类建设用地的利用潜力，可以更好地规划、开发和利用，而不至于出现把宅基地批到工矿内空闲地上的古怪情况。

（3）从裸地的概念可见，新分类的“裸地”实际是原分类中二级类“未利用土地”下的裸土地和裸岩石砾地的合并。裸土地是指表层为土质、基本无植被覆盖的土地，属于可利用土地；裸岩石砾地是指表层为岩石或石砾、其覆盖面积≥70%的土地，属于难利用土地。从二者的定义可以容易地看出它们的区别，这也决定了它们的开发利用方向不同，而在这里却将两者混为一谈，不利于分析可利用土地与难利用土地的范围、规模及结构。因此，建议应将此二者分开来进行调查，以便制定相应的开发利用方向和措施，充分、合理地加以利用。

2 讨论与建议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国家标准出台，意味着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从过去的行业标准上升到国家标准，为解决土地调查统计重复、数出多门、口径不一的问题提供了可靠的方法，对国土资源科学化管理乃至国民经济宏观管理决策具有重要的意义[4]。标志着我国土地利用研究的深入和土地管理水平的提高，也是我国实施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的具体体现。但是，这一土地利用分类难免存在不足之处，这就要求在今后的土地资源调查实践和土地利用研究中，不断地加以改进和完善，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与管理事业中。上述对比分析表明，《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国家标准需要改进的地类主要如下。

（1）在“耕地”内不宜取消“望天田”和“菜地”2个二级类。

（2）“桑园”和“橡胶园”不宜并入“其他园地”中，依然作为“园地”之下的2个二级类为宜。

（3）“其他林地”内，最好进一步续分出疏林地、幼林地、迹地和苗圃4个二级类，以便于分门别类地管护各类林地。

（4）将“荒草地”从原来的“未利用地”内划分到现今的“草地”中，很不利于土地开发整理工程的实施和耕地“占补平衡”政策的实行，因而仍保留“荒草地”这一后备土地资源类型为宜。

（5）新的分类体系取消了“其他农用地”，尽管有着积极的一面，但将自然水域与人工建设的水利设施用地合为一类，显然欠妥，需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6）在新分类体系中的“风景名胜设施用地”中，应对景区内的其他用地做出具体的规定，避免这种笼统分类导致地类划分上的混乱。

（7）新土地分类中的“空闲地”，因未将城镇空闲地、村庄空闲地、工矿内空闲地等逐一列出，因而不能准确地分析各类建设用地的利用潜力，使调查成果的应用价值骤减。建议在调查中进一步续分出城镇空闲地、村庄空闲地和工矿内空闲地3个三级地类。

（8）“裸土地”和“裸岩沙砾地”被归并到了“裸地”中，使这2类开发利用方向与管理措施截然不同的土地被混为一体，不利于分析可利用土地与难利用土地的范围、规模及结构。建议土地资源调查工作中在“裸地”之下进一步续分出“裸土地”和“裸岩沙砾地”2个三级地类。

3 参考文献

[1]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土地利用现状分类[S].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 21010-2007）.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7.

[2] 国土资源部.全国土地分类（试行）[J].国土资源通讯，2001（10）：13-15.

[3] 陈百明，周小萍.《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国家标准的解读[J].自然资源学报，2007，22（6）：994-1003.

[4] 曲雪光，林爱文，李建武.关于《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国家标准的探讨[J].湖南农业科学，2008（4）：89-90.

[5] 唐中立，张如恭.浅议现行全国土地利用分类[J].广东农业科学，2007（11）：98-100.

[6] 张晟南.全面覆盖统一标准提高利用——解读《土地利用现状分类》[J].国土资源，2007（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