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理论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西方文学理论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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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 要： 本文以接受美学、文学社会学，以及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为对象，梳理读者问题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的产生和演变过程。本文认为，上述理论演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工业的出现和成熟。启蒙主义作为思想资源，对于文化工业的解释力日渐式微。如果说启蒙价值的核心在于“对完美的追寻”，那么如何在它与民主价值观之间求得一种和谐的状态，已经变成了当代文学理论的难题。

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历来偏爱作者与作品，仅仅把读者当作消极被动的接收器。上世纪60年代，西方文学理论发生了一次巨大变革，几批不同取向的学派或研究者，不约而同地关注起读者在文学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作用。读者作为艺术鉴赏者的主体，在文学生产整体系统中的地位得到了高度的强调。这种研究兴趣的转移，是文化工业在战后西方世界的兴起带来的结果。文化工业特定的生产方式，造成了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各种文化制品的批量生产。在这一状况下，研究者们突然意识到，必须构造出新的理论来解释文本、生产者、读者之间的关系，透视文学生产循环的整个过程。

首先将目光锁定在读者身上的研究者是姚斯和伊塞尔等接受美学的创始人。相比于其他研究者，他们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研究范式的更新。姚斯作为一名文学史教授，认为文学研究已经遭遇到了“方法论危机”：以往的研究主要以理论和俄国形式主义为代表，前者偏重于文学的外部研究，后者过于注重文学的内部研究，两者都“割裂了文学与历史，美学方法和历史方法之间的关联”。①因此，姚斯受伽达默尔的启发，试图从读者对文本的接受过程的角度，找到连接两种方法的突破口。“只有当作品的延续不再从生产主体方面思考，而从消费主体方面思考时，即从作者和公众相联系的方面思考时，才能写出一部文学和艺术的历史”。②

姚斯认为，文本阅读绝非单纯地“复制”或镜子似的“反映”。这是因为，任何读者在欣赏文学作品以前，脑子里并非“白板”一块，“而是在全方位的生活实践中已经形成了某种综合性的、包括鉴赏的实际需求与能力在内的审美境界，也就是对文本的前理解”。③姚斯将这种前理解称为“期待视域”。他又提出，文学经常会打破读者的“期待视域”，从而构成经验的挑战和审美的离间效果。本来熟悉的形象被颠覆、超越、改写，诸如此类的创作手法，会造成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审美冲击。譬如说，《觉醒》、《嘉莉妹妹》等作品对女性形象的重新塑造，《美国悲剧》、《了不起的盖茨比》等作品对“美国梦”的重新阐释，都会挑战读者原有的生活经验。对于姚斯而言，文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将“期待视域”客观化，将阅读过程中所经历的挑战式体验描述出来。我们由此可以推论，文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分析不同时期的读者接受同一文本的不同方式，或者同一时期不同阶层的社会群体对待同样文本接受方式的异同，这样接受美学的阐释方式就打通了历史方法和美学方法。继姚斯之后，伊塞尔进一步提出了“隐含读者”的概念，认为每一个文本都具有潜在的意义结构，有结构性的空白需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来填补。因此，当读者阅读并根据自身经验填补这些空白的时候，他就进入了作者预设的结构。这个过程被伊塞尔称为作品的“召唤结构”。于是，读者阅读的过程，也就是被文本的“召唤结构”捕获的过程。

虽说伊塞尔和姚斯同样是接受美学的理论大家，但他们勾勒出的读者形象却大相径庭。姚斯以“期待视域”描述出的读者形象，虽然面临着文本带来的经验挑战，但他们仍被赋予一种启蒙理性的色彩，仍然拥有经验对抗和经验更新的自主性。然而这种自主性在“召唤结构”的解释里面，却丧失殆尽了。这并不是说读者变得不再重要，而是说，不断受到文本召唤的读者，因为参与了文本的消费而成为文本不断再生产的动力。这条思路很明显地带上了结构主义的烙印。具体来说，作者在资本主义的文学市场中，是以读者为衣食父母的，他们的写作过程也不得不考虑如何设置召唤结构，以便吸引读者。读者对作者的这种影响，得到了法国学者罗贝尔·埃斯卡皮的高度关注。

埃斯卡皮是文学社会学的创始人。他提出这种新的研究方法，明显地承接着伊塞尔的问题。埃斯卡皮说道：“所有作品，只要能使读者消遣解闷，产生联想，或者相反，能引起读者的深思，能使读者逐渐提高文化修养，都可以变成文学作品。”④这种文学观很明显地建立在作家和读者的关系上，但他又敏锐地发现，读者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对于文学而言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埃斯卡皮在此表现出一种颇为矛盾的复杂态度，一方面，他批评启蒙以后的精英主义创作观，认为作家被过分地塑造为一个图腾般的神话，这不符合民主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他又批评当下的畅销书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越来越被商业化为时尚明星与追星族的关系。他发现，被读者追捧和效仿的“光晕”，日益成为作家创作的主要动力。假如作家在这种影响下写作，就陷入了一个“寄生性的怪圈”，即文

学创作者以丢弃与读者间的必要审美距离来附和读者的鉴赏眼光，而审美距离恰恰是伊塞尔的核心概念。

埃斯卡皮进一步区分了两种阅读：一种是“文人渠道中的阅读”，即以充实自己，提升自身文学、文化修养为动机的阅读；另一种是“大众渠道中的阅读”，其中蕴藏着一种通过文学作品“疗养”精神，缓解现实生活的压力，摆脱现状的动机。更多的时候，大众读者往往将书籍视为私有物品，仅仅为了炫耀、收藏、投资而购买文学书籍。譬如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就描写了这样一个细节：盖茨比的豪宅中有一间书房，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各国名著，但书籍的包装全部完好如初，可见这些书从未被主人阅读过，这些精美的书籍，不过是主人为了标识品位的私有物品而已。此外，大众读者还会掺杂着一些实用性的阅读动机，比如为了入睡、消遣、谈资等生活需求而进行阅读。总而言之，在这种阅读方式中，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知识性不得不退居第二位。针对这种情况，埃斯卡皮反过来倡导启蒙主义的文艺精神，认为文学性的阅读不该被视为一种功利性的手段，而应作为目的本身——阅读作品是读者试图进入他人精神世界的最好方式，阅读是一种同人类社会地位的荒谬抗衡的方式。所以，埃斯卡皮一方面批评启蒙主义的精英意识，另一方面在面对大众的文学消费时又不得不从启蒙主义当中捞取资源。但这种捞取很明显地属于一种美好愿望，大众读者的阅读方式当然不会因此而改变。埃斯卡皮的难题是否意味着启蒙主义文艺理念遭遇危机了呢？

有意思的是，费斯克提供了一种和埃斯卡皮完全不同的眼光。费斯克是一位在文化工业中生活得更长久，也更游刃有余的文化理论家。他完全放弃了启蒙主义的精英立场，文学的商品化和消费化已经不再让他感到苦恼。换句话说，他不再热切地推崇那种可以“引起读者的深思”、“使读者逐渐提高文化修养”的文学，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了那些不得不接受消费化的文学的读者，试图论证这些读者不会因为被这种文学包围而落入“召唤结构”之中。从这个考虑出发，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虽然大批文学作品是作为文化商品生产出来的，但是文化商品本身代表不了大众文化，它们只不过是大众文化的材料。真正的大众文化，是大众在在反抗性地接受文化商品的过程中衍生出来的意义。因此，大众文化是一个矛盾体，其中既包含社会体制一体化的宰制性，又包括大众的反抗性。

从这个角度出发，费斯克重新定义了读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他借用巴特对作者（可写）式文本和读者（可读）式文本的区分，发明了“生产者式文本”的概念来描述大众文化文本。所谓作者式文本要求读者不断去重新书写文本，创造新的意义；读者式文本则并没有对读者提供这种参与性的要求，它吸收的是一个消极被动接受意义的、被规训了的读者；生产者式的文本与这两种文本都不同，它经常以双关语的方式“误用”语言。读者从双关语的运用中，产生了双重：一方面玩弄了有“教养”的语言，即资产阶级的“高雅”语言，另一方面生产了生产者式的阅读，即具有革命主体的反抗式阅读。正如巴赫金所说，大众文本以低级的口语切断了官方礼仪的言语，它虽充满了冒犯、偏离了法则，在文本中充斥着的过剩的意义、浅白的言辞及陈词滥调，在戏仿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同时，嘲讽性地影射了意识形态规范的荒谬性。费斯克进一步谈道：大众文化是在大众文本的初级文本，传媒宣传等的次级文本，以及大众接受方式的三级文本中，互文地存在的。它不是一个文本，而是一组正在发生着的意义，是文化工业的生产和大众读者的参与互动的产物。⑤

费斯克式的文化理论的产生，与大众文化的兴起和高雅文化的边缘化密切相关。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从接受美学理论家，到艾斯卡尔皮，再到费斯克，高雅文化被关注得越来越少了，理论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到大众文本的接受状况。所以说，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演变轨迹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学和审美大泛滥的时代，广告、服装、建筑等各种社会领域都充溢着文学性。它们可以带给我们舒适的审美体验，然而，那些承载着更加丰富的、深刻的人类经验的文学作品，却被文化市场排挤到社会的边缘，甚至难以为继。对此，我们究竟应当像接受美学的理论家一样满足于躲在学院内部玩弄学术范式的更新，还是应当像费斯克那样乐观地接受告别优秀的文化传统这样一个事实？说到底，我们究竟应当如何面对埃斯卡皮的那个难题？值得思考。

注 释：

①刘象愚.外国文论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337页.

②姚斯.作为向文学理论挑战的文学史［m］.辽宁出版社，1987年，第339页.

③朱立元.评论小辑（一）——关于接受美学的断想，文艺鉴赏的主体性［j］.上海文学，1986年05期.

④［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23页.

⑤［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9月，第五章.

参考文献：

［1］刘象愚.外国文论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

［2］姚斯.接受美学和接受理论［m］.辽宁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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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课就是对教学各环节的策划，也是教学中的起始环节，它是上好课的先决条件，为使学法指导既具针对性，又具实效性，必须在备课中兼顾学法指导，并对此作精心设计，这是搞好学法指导的先决条件。

1.精心设计教学方案

历史教学的目的之一，就是教会学生掌握探求历史真理的方法，使之能多角度、深层次地认识历史现象，解决历史问题，从而为提高历史认识创造前提条件。这就要求我们在备课中，根据典型材料改进教学设计，加强学习和研究方法的指导，这是学好历史的基础之一。例如，《》的备课中，传统的教学设计是：①战争前中西方社会的对比。②鸦片的输入及危害。③中国的禁烟运动。④第一次。⑤中国战败的原因分析。这样的组织虽然面面俱到，但既不能充分激发学生的兴趣，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也不能使学生掌握历史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即不能发展学生的智力，提高学生的能力。如果改为这样的设计：①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根源是什么？体现了什么样的哲学原理？（传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②林则徐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为何称之为民族英雄？（传授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理论）③当时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人民群众为何会支持林则徐的禁烟斗争和以后的抗英斗争？（传授阶级矛盾服从于民族矛盾的原理）④是否可以认为没有禁烟运动就不会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传授偶然性与必然性辩证关系的观点）⑤是否认同“中中国战败是必然的”观点？（传授现象与本质辩证关系的观点）⑥“落后应该挨打”、“落后必然挨打”的观点中，你赞同哪一种？为什么？（引导学生理解历史定论）通过这样的“政史结合”，既加强了方法的指导和理论的传授，又为学生的学习与思考创设了一个良好的氛围。

2.以典型材料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学习动力是能否学好历史的根本问题，教学中应充分利用有关材料，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历史学科在这方面的优势是得天独厚的，备课中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具体可以从四方面着手：①利用直观手段（如实地参观、图像资料等），以生动传神的课堂描述、加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合适的乡土材料等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进行情感教育。②利用著名历史人物的优秀业绩、高贵品质、治学态度等——进行意志品格教育。③史论结合，传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进行方法论教育。④利用典型材料，培养学生正确而高尚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等——进行思想素质教育。学生一旦形成了崇高的思想境界，就必然表现出崇高的责任感，学习知识、钻研学法也就有了更高的自觉性。二、课堂教学渗透学法

课堂教学是教学诸多环节的中心环节，它是师生之间进行信息传递与反馈情感交流和行为相互作用的主阵地，备课中的教学设计需要通过课堂教学来完成，因而学法指导的成败在某种程度上讲决定于这一环节。笔者认为课堂教学中能否有机地渗透学法指导是关键所在，在教学中要切实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

如采用谈话法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明确向学生提出以下思考提纲：①怎样概括近现代美国经济发展的轨迹？②近现代美国的对外政策具有怎样的变化过程？③美国对外侵略扩张过程中针对特殊地区或特殊时期是否有特殊政策？④从美国对外政策的变化中，你受到什么样的历史启迪？⑤选辑有关史料，供学生阅读分析。在这样的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主导作用主要表现为不断地提出问题并在学生思考和讨论的基础上作提示或总结；学生的主体作用表现为在教师的引导下，主动去综合史实，提炼要点，互相讨论，修正结论，从中解决“是什么”、“为什么”、“还有什么”的问题。

三、课外辅导点拨、强化学法

一方面课外辅导是对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伸，另一方面学生对课堂教学中教授的学法，去实践或自我探求学法一般也要在课外进行，因此，课外辅导中点拨和强化学法是学法指导中的又一重要步骤和手段。

细致地做好解题指导，发现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解决问题不仅需要知识、理论，同样需要方法和技巧。而方法和技巧的形成和掌握，需要训练和指导。

首先是审题能力的指导。通过指导来提高学生对与习惯表达不一致的已知条件的等效转换能力，对解题起关键作用的隐含条件的挖掘加工能力；排除无效信息，提炼有效信息的扬弃能力等。

其次是深刻理解题意的指导。通过指导使学生对问题外露的能分清题型、要求、限制等，对问题内藏的能找准切入角度、分析层次及所用的知识点、理论或历史规律等。

再次是指导学生养成反思答题过程的习惯。主要是反思答题是否正确、全面，以此来不断提高学生思维的缜密性、辩证性和创造性。

【摘要】许多老师在教学中往往只重视知识的灌输，而忽视了学习方法的教学，由于方法不得当，教师教的很辛苦，学生学的也很辛苦。兴趣是学习的最好老师，作为教师，在教学中就应该兼顾学习方法的教学，使学生对所学的内容产生兴趣。

【关键词】教学学习方法历史教学

参考文献：

[1]林强.谈谈教学方法与方法教学.山西医学教育，2004，（1）.

[2]姜建斌.改革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大连教育学院学报.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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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学科都有着其独特的逻辑体系，法学作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研究和论文撰写方法也有着其独特的特点，对于非法学本科的法学研究生而言，在法学研究和法学论文的撰写过程中，难免会受到过去所学学科的影响。而本文正是基于对法学自身所具有的独特的逻辑体系——至少对于部分非法学本科的法学研究生而言——给非法学本科的法学研究生的学习带来的困扰的理解，结合阅读梁治平《清代习惯法》过程中对法学的研究思路进行的体会，对法学理论研究及法学论文的撰写进行了研究。不论是对于非法学本科的研究生还是对于法学老师而言，这样的研究都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对于非法学本科的法学研究生而言，可以提供相应的学习借鉴；对于法学教学的老师而言，或许可以从这样的个案中发现非法学本科的法学研究生在学习中存在的盲点，而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提升教学的效果。

二、《清代习惯法》研究及论证方法回顾

《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一书由梁治平著，并于1996年由中国政治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的《“法律文化研究中心”文丛》系列图书的组成部分，在《清代习惯法》的主题部分，作者共分十个部分对《清代习惯法》相关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在研究中，作者不仅对“法”和“习惯法”的概念进行了回顾，并且对“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习惯法”和“习惯”和关系、“习惯法”和“社会”的关系以及“国家法”和“习惯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在研究中，作者将习惯法的调查报告、清代与习惯法相关的官方档案以及清代的民间契约书作为研究的原始资料，以“习惯”与“习惯法”为研究的切入点，对“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以及相互作用过程进行了研究。梁治平对“社会与国家”问题的研究，不论是研究的方法还是论证的方法都体现出一个法学理论大家所具备的特质，对其研究方法和论证方法的回顾和学习，不论对于法学理论学习、研究还是对于法学论文的撰写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一）《清代习惯法》研究方法回顾

文献积累在法学研究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甚至有学者提出“法学就是法律文献学”的观点，在研究中，需要积累大量与研究对象有关的研究文献和研究资料。梁治平在《清代习惯法》中对“社会与国家”问题进行研究和论证的过程中，无处不体现出文献在研究中的作用，而文献的积累和使用，也是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研究方法的重要体现。梁治平在《清代习惯法》中对文献的积累和使用主要体现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等三个方面。

在研究对象的文献积累和使用方面，梁治平在研究“清代习惯法”的过程中，不仅使用了前北京政府司法部1920前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商事习惯调查的基础上印行的《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而且还使用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及其他档案馆的清代司法档案，并使用了大量的清代民间契约文书，这些数量庞大的资料都为梁治平研究清代习惯法提供了坚实的研究基础，而在《清代习惯法》中，作者也对这些资料进行了充分的使用。

在研究方法的文献积累和使用方面，在《清代习惯法》的导言中，梁治平就大量的使用了罗伯托·昂格尔、黄宗智、沟口雄三和岸本美绪等学者的研究方法，在《材料、概念与方法》一章，作者更是直接将E.A.霍贝尔概念及方法体系引进到对清代习惯法的研究中。梁治平对研究文献的应用充分的体现出其对这些研究方法相关的文献的掌握程度，也反映出研究方法的文献积累和使用在法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在研究成果的文献积累和使用方面，在导言一章中，对罗伯托·昂格尔、黄宗智等学者的研究方法的引用的同时也是对其研究成果的使用，在《导言》一章中对梁启超和梁漱溟的研究成果的引用、在《民间法、习惯和习惯法》一章中对千叶正士的“法的三重结构”以及《再论习惯法》一章中对ArthurHendersonSmith、R.格尔巴特、胡先缙、MartinC.Yang等学者对“面子”的研究成果更是充分的体现出梁治平对既有研究成果的掌握程度，这些研究成果方面的文献积累对梁治平对清代习惯法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论证基础。

（二）《清代习惯法》论证方法回顾

在阅读《清代习惯法》的过程中，大量文献积累和使用不仅为结论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作者对各种论证方法的熟练使用也使得论证更为严谨。作者在《清代习惯法》中使用了大量的论证方法，本文并不一一进行赘述，仅就作者使用较多的演绎证明方法、归纳证明方法和简单枚举归纳推理方法进行回顾和说明。

演绎证明方法的使用方面，以《习惯法与国家法》一章为例，作者通过对“小传统”和“大传统”这一一般性原理和原则作为论据，对作为小传统的习惯法和作为大传统的国家法进行比较论证，并继而对习惯法和国家法的相互影响、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以及两者的联结人和联结点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说明。作者在其他章节中还有大量演绎证明方法的使用，这一方法的使用不仅使得论证更易于展开，而且为其结论的形成做了很好的准备，也使的整个论证过程更为合理和完整。

归纳证明方法的使用方面，主要体现在《再论习惯与习惯法》一章中，在该章中，作者在回顾E.Ehrlich、P.Bohannan、L.Pospisil、RoscoePound以及SybilleVanderSprenkel等人对“法”的定义的基础上对“法”的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除此之外，作者在论证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回顾已有的研究成果过程中，也大量的使用了归纳证明的方法。使用归纳证明的方法，通过以已有研究成果为论证的基础，对一般性的原理或论题进行的论证，使得所论述的原理和论题更为客观合理。

简单枚举归纳推理方法的使用方面，主要体现在《习惯法起源举例》和《习惯法制度考略》两章（虽然其他章节中作者依然有使用简单枚举归纳推理的方法，但是以这两章的使用最为广泛），在习惯法的起源举例中，作者枚举了自然、社会变动、智虑者、祖先崇拜、迷信、感情、道德和流传等8种习惯法的起源，而在接下的“习惯法制度考略”中将习惯法的制度归纳为婚姻、析产与继承、永佃及一田两主、典与卖、找贴、会、中人等8个种类，作者通过简单枚举归纳推理的方法，有效的解决了在习惯法起源和习惯法制度论证中面临的困难，对习惯法的起源和习惯法的制度进行了论证。

三、法学研究和论文撰写过程中的常犯错误反思

在阅读《清代习惯法》的过程中，在被作者的研究方法和论证方法所折服的同时，也对一些广泛存在的法学研究和论文撰写过程中常犯的错误进行了反思，特别是对当年学术界在法学研究中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和论文写作中出现的错误进行了反思。与梁治平作为法学大家在《清代习惯法》中所体现出的丰富的研究文献积累和严谨的论证所形成对比的是，在当前的法学研究和法学论文撰写过程中常犯的错误主要体现在研究对象资料积累不足、研究方法选择不当和研究结论缺乏坚实的基础等三个方面。

在研究对象资料积累不足方面，在研究的过程中，在选择好研究的对象后，需要收集大量与之相关的研究资料，对于法学研究而言，由于法学研究的特殊性，在研究的过程中，不论是使用理工科以及管理学科的调查和统计的方法进行法学实证研究还是进行相关的理论研究都需要积累大量与之相关的研究资料，只有在丰富的研究资料和文献积累的基础上才能保证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和公允性，而这，却恰好是非法学本科的法学研究生的短板。

在研究方法的选择方面，研究方法的选择需要依据研究的对象而定，在确实研究的对象后，需要根据所需要达成的研究目标选择合理的研究方法。而对于非法律本科的法学研究生而言，由于缺乏系统的法学理论学习，在进行法学研究的过程中掌握的研究方法相对较少，在选择研究方法时也缺乏应有的灵活性。

研究结论缺乏基础，即论证的严谨性方面，其本身也是由于研究对象资料积累不足和研究方法选择缺乏灵活性的直接结果，在法学研究和法学论文撰写过程中容易出现简单罗列观点、论证不合理以及逻辑不合理的问题。

四、法学理论研究及论文撰写方法的建议

对于当前的法学研究和法学论文撰写过程中常犯的研究对象资料积累不足、研究方法选择不当和研究结论缺乏坚实的基础等问题，应当分别针对这些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克服。特别是对于当前的法学理论研究和论文的撰写，更是应当针对这些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克服，提升自身的法学理论研究能力和法学论文撰写水平。

首先，应当加强文献积累。加强文献积累，具体而言，包括加强研究对象相关的资料以及文献的积累、加强研究方法的文献积累和研究结论相关的文献积累，对于还未确定研究对象的法学研究生而言，主要是加强研究方法方面的文献积累。

其次，应当加强法学理论学习。对于法学而言，在研究的过程中，既可以从实证的角度进行研究，也可以从理论的高度进行研究，但是要想在法学研究中取得成果，只进行实证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在研究的过程中，必须分析现实问题的理论实质，因此，在加强法学理论学习的过程中，应当特别重视部门法学理论、法理学甚至哲学方面的理论学习。

最后，应当加强写作锻炼。在法学论文的撰写过程中，论文的好坏会直接受到作者写作水平的影响，而写作水平的提升，除了不断的进行写作之外，并没有其他的捷径可循。在加强写作锻炼的过程中，应当结合文献积累和法学理论学习，多动笔，唯有此，才能撰写出合格的法学学术论文。

结语

本文以非法学本科的法学研究生的视角，结合阅读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的体会对法学理论研究和法学论文撰写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在研究中对法学研究和论文撰写过程中常犯的研究资料积累不足、研究方法选择不当和研究结论缺乏基础等问题进行了反思，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加强文献积累、加强理论学习和加强写作锻炼的提升法学理论研究能力和法学论文撰写水平的建议措施。由于学习法学的时间较短，并囿于当前的写作水平以及研究时间的限制，文中未免存在不足之处，对于这些不足，期待读者和同行专家的批评指正，以便在以后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1996.

[2]邵六益.社科法学的知识反思——以研究方法为核心[J].法商研究，2015，02：111-119.

[3]陈瑞华.法学研究方法的若干反思[J].中外法学，2015，01：22-28.

[4]於兴中.法学研究中的科学方法[J].浙江社会科学，2014，09：14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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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培养主动的学习态度

体会“要我学”与“我要学”的区别，初中生在学习上的依赖心理是很明显的，是“要我学”。升入高中后，高一年级的学生面临教师的教学方法改变，习惯依赖的套用“模子”没有了，家长辅导的能力也跟不上了，这时教师应注意培养学生主动的学习态度，要求学生课前预习，课后复习，单元小结和及时改错，把有优秀学习习惯的同学树为榜样，让同学借鉴。

2.重视基础发展健全的人格

改变“一听就明”，“一看就会”，“一做就错”的学习误区。高中数学与初中数学相比，知识的深度、广度、能力要求都是一次飞跃。这就要求必须掌握基础知识与技能为进一步学习作好准备。如二次函数、参变量问题、三角分式的运用、空间与平面、实际运用问题等都是初中教材都不用的脱节内容，需要高中补救，查缺补漏，否则就必然会跟不上高中学习的要求。一些“自我感觉良好”的同学常轻视基本训练，不去认真演算书写，重量轻质，到正规作业时或考试时不是演算出错就是中途卡壳。教师在教学中要重视基础教学，帮助学生体会高中数学与初中数学知识的深度、广度的区别。多用“问”、“想”、“做”、“评”的教学模式，鼓励思考让学生在做中学，学中做，发展健全的人格。

3.抓好学习中的各个重要环节

①预习——高中知识的抽象性、复杂性、综合性较强，这就给学生理解、记忆和掌握这些知识带来了困难。预习对自学能力和理解能力的提高有很大帮助。

预习应该从以下几点做起：首先根据自己的时间、能力，每次预习应该有计划和明确的进度；其次预习要仔细认真，并结合课本例题和习题反思，加深对预习内容的理解。最后对预习的内容整理出条理性的框架，明确知识结构。

②课堂学习——众所周知，学校教育的主渠道在课堂，学科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特别是数学。所以要在课堂上学好数学知识，数学教学观念的更新才是使之得以实现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证，而听课是学习环节中最重要的一环，在掌握知识的准确性、广度与深度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会听课。会听课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是带着预习时未懂的问题听课，全神贯注，尽可能把疑点在听课的过程中解决：其次，对于在预习中认为弄懂了的问题，主要听老师的讲解是否和自己的理解一致，纠正自己在预习中对一些知识的片面理解或错误理解。在预习中没有弄懂的问题，通过老师讲懂了或还有疑问，要在课堂上把关键的地方记下来。凡是在听课时发现预习中自己理解片面或错误的地方，或是理解深度不够的地方，都应作出简单的标记，课后要及时进行清理，完善对这些问题的新的理解。第三，注意有价值的问题，老师在课堂上提出的设问、提问，或自己在预习中、作业中、课外阅读中发现的有价值的问题，都应积极思考，并记住，然后加以解决。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还应注意发现与之相关的问题或更深入一层的问题，再思考。一个个问题的提出、捕捉与解决的过程，正是掌握知识提高能力的过程。

③练习——要学好数学，必须要做适当的练习。只顾看书，而不做适当的练习，是不可能学好数学的。练习之前要把课本上的知识弄懂。如果课本知识还存在困惑，应先复习课文，直至把有困惑的知识理解之后再认真独立的完成。在做题的时候要认真思考，注意与课本知识相联系，并注意解题的步骤规范性和表述条理性。如果在做题的时候出现“马大哈”的现象，这样会严重影响到学习的效率和学习的心情，进而影响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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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能力；角色转换

1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运用案例教学的意义

(1)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案例教学最突出的优势之一便是采集大量的经济事例作为教学内容，对学生具有启发教育的作用。优秀的案例，往往以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以事实和数据为依据，并将理论知识寓于案例之中，学生可以通过对各种类型案例的剖析，运用创造性思维，将大量的感性体验上升到理性认识高度，从而进一步指导今后的实际工作。

(2)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常常会用到大量的图形和数学论证，让学生感到抽象枯燥且难以掌握。例如，在成本理论一章中，不断用到平均成本曲线、边际成本曲线、平均可变成本曲线等多条曲线；在分析宏观经济政策时，则是用IS-LM模型。因此，有必要寻求一种中介载体，将西方经济学中的基本理论以一种生动的形式呈现给学生，而案例教学在这方面有独特的作用。因为经济学案例往往是以现实经济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其中不乏一些经济社会的热点问题，足以引起学生浓厚的兴趣，吸引他们主动思考、积极讨论，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3)能有效地将知识转化为技能。案例教学的最终目的是要将学生的知识转化为技能。学生经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其理论知识会掌握得比较全面，但由于缺乏实际操作经验，往往导致能力的欠缺。案例教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为学生提供一个逼真的、具体的情景，迫使他们去思考、分析、处理问题，从而得到实际锻炼的机会。同时，案例教学本身也需要学生之间的合作、交流、分析与研讨，这也有利于培养学生合作共事和沟通交流的能力。

2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的组织

(1)课前准备。首先，教师应在认真备好课的基础上，精心选择案例。案例的选择应兼顾典型示范、应用实际、现实新颖、适合国情，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也就是说，精心挑选的案例不仅要符合课堂的教学要求，而且应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想听、要听、乐意听，只有这样，师生才能配合默契，寓教于乐，收到较好的效果。如在解释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时；可以拿“吃第一个面包同吃第三个面包的感觉是不同的”或以小品《吃面》为例来说明；在讲授供求规律时，可以编写案例“2007年末至2008年初南方发生冰雪灾害对食品供应和物价的影响”，通过这个案例，有效地将案例与供求规律紧密地结合起来，既提高了《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应用性，又引导学生关注社会问题以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在讲完货币政策之后，可以引导学生对“2007年度由于CPI屡创新高银行提高存贷款利率”等案例进行分析和讨论；在讲完失业理论之后，可以引入“近年来出现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案例，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种种原因及应对措施。其次，教师事先应反复阅读案例，做好案例分析。虽然案例本身可能并无统一答案，但作为教师要想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就必须有一桶水、一缸水。教师应尽可能将问题想得全面、完整、详细，要深思熟虑。这其中可能要涉及其他一些相关的内容，必要时需查找大量的资料，否则无法引导学生、启发学生，只有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先对案例做个分析，才能做到心中有数。

案例教学的主角是学生，为提高案例分析的水平，学生的课前准备也是必要的，尤其是难度大、综合性强的案例更应做充分的准备。否则课堂讨论的效果很难保证，甚至课堂讨论根本无法进行。学生要做的准备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学生应该掌握相关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知识，这是进行案例分析的前提条件；其次，在上课前，学生需要通读案例，概括问题，提出决策方案。这样才能保证案例讨论课的质量。

(2)组织课堂教学。分组讨论是案例教学的主要方式。通常的做法是在上案例课之前把案例资料发到每个学生手中，要求学生要预习案例。上课时把全班学生分成几个小组，进行5到10分钟的讨论，然后每个小组派代表上台发言，然后每个小组派代表上台发言，表述各自对问题的看法、提出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案。如果争议分歧较大，再组织讨论，最后由任课教师进行总结。在案例分析过程中，教师所要做的是营造一种轻松、自由的氛围，激发学生思维的活跃性，引导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案例分析中去。例如，教师不应随意否定学生的分析结果，而应鼓励学生提出独到的见解。

3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应用案例教学法时，应注意的问题

(1)正确处理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和理论教学的关系。理论教学在课堂教学中仍应占主要地位，如果整个西方经济学教学以案例为主会造成学生对某些问题了解得比较深入，但知识掌握缺乏系统性。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不能像MBA那样，完全以案例教学为主，而应以系统的理论学习为主。案例教学只是手段，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利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去判断分析问题的能力。在课时量有限的情况下，一般来讲，案例教学占用20%～25%的时间为宜，也可利用学生的课外活动组织案例讨论以作为对西方经济学教学的补充。

(2)教师要注意角色的转换。在案例分析的过程中，教师和学生的角色发生了转移：其一，案例分析课堂上的教师不再以一个单纯的“知识权威”的形象出现，不再是教师站在讲台上唱“独角戏”，课堂是由学生唱主角了，教师的前台活动已大大减少，代之而来的是学生的大量活动，这就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其二，案例课堂上教师的主要任务则由原来的知识讲授变为指导学生动脑思考。教师一般只应对案例讨论的要点和应注意的问题作必要而简略的提示，布置案例讨论的任务和要求，而把大量的时间腾给学生。即使有学生需要教师指导和答疑，教师的讲解一般也是个别进行的，这里教师传授知识的形式由集中讲授变为对学生个别的有针对性的指导。

(3)案例教学的关键是教师素质的提高。案例教学法的特点，使其要求任课教师不仅要有较深厚的理论知识，还要有很强的理论运用能力，能够灵活运用理论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且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具有很强的课堂组织和控制能力，能够有效激发学生踊跃参与，实现案例教学的目标。目前我国高校西方经济学的教师离案例教学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所以加强教师培训十分必要。案例教学教师的培养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学习培训。即通过举办培训班以提高教师的案例教学水平。二是实践锻炼。即有计划地选派教师到企业进行实际工作，同时请企业有经验的管理者或外校有经验的教师搞讲座，或组织案例课的观摩教学和经验交流活动等，这一系列途径都有助于提高教师的案例教学能力。

(4)借助集体备课，集思广益，完善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的设计。在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的设计与准备过程中，组织专业相同或相近的老师开展集体备课活动，有两大好处：一是可以拓宽经济学案例信息的来源，实现资源共享；二是不同教师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不同，在集体讨论中可以使思维在相互借鉴、相互碰撞中激发出灵感的火花，从而拓宽经济学教学思路，提高经济学教学研究水平。这两方面相互渗透，同时进行，对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设计的完善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魏静.谈案例教学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运用[J].昆明大学学报，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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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从地方一般本科院校教学质量管理的现状出发，基于教育生态学原理剖析了地方高校教学质量管理的本质特点，有针对性地提出创新高校教学质量管理的有效途径。

论文关键词：地方高校教学质量管理生态学

大众化高等教育给地方高等院校的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机遇，但同时也使得人才培养质量问题变得越来越严峻。如：教学质量保障主体单一，教学质量评价制度不完善，教学管理制度不健全等等，这些问题最终可归结为缺乏科学的质量观，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教学管理改革滞后…。地方高校要在激烈的竞争中立稳脚跟，求生存，谋发展，就必须更加注重内涵建设，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如何加强教学质量管理，建立有效的教学质量保障机制，是地方高等院校共同关注的重点问题。

一、教育生态学与高校教学质量管理

教育生态是指教育应按生态学原理，致力于解决教育过程中“本体自然”、“体外自然”以及两者之间的矛盾，并通过两者的调适和超越，实现教育的和谐发展和良性循环，从而推动社会不断进步。现代生态哲学的广泛影响，必将导致大学教育的思想变革。教育生态化是以生态学的生态观念为价值取向形成的一种教育新理念，是社会可持续发展对教育的必然要求，也是教育系统自身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J。早在1966年，英国教育学家阿什比(Ashby，E．)就已经提出“高等教育生态学(ecologyofhighereducation)”概念，他运用生物学“遗传”的内涵通过对中世纪大学的世界主义的理想、19世纪欧洲大学的主要区别以及欧洲大学向外早期移植的历史背景进行分析，认为“大学构造必须继续使它们自身适应变化的大学环境”L3J，并得出“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的著名论断，为高等教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从1999年开始，中国高校招生规模逐步扩大，使得高等学校存在的矛盾日益突出：一是师资紧缺，生师比迅速提高；二是教学资源日益紧张，教学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生均设备值达不到办学要求。这使高等教育生态系统负载加大，同时引发与教育质量的冲突。高等教育大幅度超常规的扩展，高等教育系统的生态资源承载力和生态环境承载力还未来得及提供足够的容纳能力，也没有足够的资源从外界输入，使发展规模与系统的生态承载力不协调，最后必然导致高等教育系统的生态失衡。因此，从生态角度来探讨高校的教学质量管理成为一种有益的探索。

二、地方高校教学质量管理现状的生态分析

高校教学质量管理的生态学分析，其核心就是着眼于高教管理的可持续发展与不断创新。高校管理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要营造一个有利于高校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通过生态分析可以开拓管理的新空间，挖掘形成新的活力，推动管理选择最适宜本校改革发展的办学思路，调动校内外各方面的积极性，凝聚并有效利用各种资源，使学校的教学质量、科研档次及服务社会的水平不断提高，形成内有凝聚力、外有竞争力、发展有潜力的优势和特色。

(一)生态管理问题分析

生态管理问题分析就是用生态管理方法对地方高校管理现状进行剖析。如：把地方高校质量管理对象模拟为生命体和生态系统，然后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地方高校质量管理生态系统的层次结构、功能结构、动态演进、协同进化等。目前，教学质量标准的单一性与培养人才的社会适应性之间矛盾凸显，表现为人才质量的多样化、异质化需求与人才培养单一化模式之间的冲突与挑战。地方高校的教学质量管理还呈现出自身突出特点，重视行政管理而忽视学术管理，全员参与管理的机制不畅、积极性不高，管理的刚性太强、柔性不足，从而导致教师教学自由空间少，教学创新积极性不高，教学任务重，知识更新与科技创新时间不足；学生弹性学习选择范围不大，不利于自主学习与个性发展。而且，教学管理队伍尚存在着数量过于庞大，结构不够合理，总体素质不高等问题。地方高校领导者仅凭个人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来管理学校显然已经远远不够，他们在学校的管理和领导方面的“有限能力”和“有限理性”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些问题的出现是机械管理观的体现。生态管理观则强调把高校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科学生态世界观要求进行教学质量管理时，必须树立“大管理”的管理观，彻底抛弃那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机械论世界观。就是要抛弃只见个别现象，不见质量管理各个要素之间联系的、僵化的、机械的管理观。现在，以还原分析为根本特征的思维方式已经让位于整体性的生态思维方式。生态方法既给出了从整体上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新模式，从而实现从机械论的还原性世界现向有机论的整体性世界现的转变。

(二)生态环境分析

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与社会生态系统不断地进行着物质与能量的交换，与其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当高等教育生态系统中的各种循环断裂时，为了重新建立平衡，一方面，需要引进能量和资源，另一方面，需要进行内部的环境改造和组织变革，以此进行自我调节，建立新的平衡。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地方本科院校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规模的快速扩张，造成了优质资源的稀缺，加之地方一般本科院校的发展历史不长，所处地域、经费来源、生源和就业面向等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其师资、教学条件等均呈弱势。主要表现在对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需求与国民经济承受能力的冲突、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输出结构与社会就业岗位和产业结构冲突、高等教育的人才输出流向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冲突、高等教育的传统文化观与社会文化观念的更新及文化导向的冲突、高等教育的功利主义与理性精神的冲突等。这些冲突将导致高等教育系统生态平衡的失调。地方高校只有根据社会环境及未来发展趋势及时调节和完善自身内部结构，才可能与社会形成和谐共生关系。

(三)生态发展分析

地方高校作为高教发展的急先锋，其突出表现为教育质量发展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失衡，表现在有限的教育教学水平、教学条件与不断发展的办学规模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从而教育教学质量问题随着招生数量的膨胀而成为关注的焦点。短时间内，地方高校在规模上急剧发展，教育投人明显不足，可能会使自身的教育系统超越其生态承载力而破坏系统的生态平衡，最终导致教育危机的发生。目前有调查表明，地方高校发展所需的生态承载力已接近甚至部分超出系统生态承载力的阈值，这必须引起全社会高度重视。地方高校只有在进行校情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国家社会发展需要和世界教育发展趋势，寻找和开拓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新空间，确定高校管理的生存策略和发展策略，使得人一教育一环境这一复合生态系统更加合理、高效地运行。

三、创新地方高校教学质量管理的新思维

地方高校立足于自己的生态环境，着眼于生态适应与生态改造，创新管理思维，实现高校管理与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和谐共生。

(一)从统一到分类指导，多样化、特色化发展的追求

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和平衡能力主要决定于系统成分的多样性和结构的复杂性。因此，多样而异质有利于高教管理系统的平衡与稳定，具有发展生机和潜力，是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基础。为此，必须抛弃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大统一”观念，鼓励分类指导，追求高等教育的多样化、特色化发展。在共生与竞争的生态环境中，由重统一管理向重多样化管理转变，在管理中努力实现教育效益的最大化，鼓励共生基础上的错位竞争、特色竞争。

(二)从盲从到理性，在开放中不断优化生态环境平衡是高教管理生态系统的核心和灵魂。在动态平衡下，该系统内容的整体性以及功能上的整合性，生态环境的层次性、相互影响性要求高等教育教管理必须国际化视野、全球化思维，形成一种开放的、整体的、更具哲学涵盖性的全方位观照，注意分析环境因素的复杂性、矛盾性和不同环境因素的关联性，营造和谐的生态文化，优化资源配置，增强高等教育生存发展与竞争能力，促进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三)合而不同，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探寻大学理念，回归大学本然，实现高等教育管理的适应与超越学术和市场力量的上升，形成高等教育管理中政府、市场、学术之问的三角力关系，如何平衡这三种力量，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管理文化是一个重大问题。高校其任务来自社会需求，所需条件与资源来自社会供给，高校管理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要充分在政府行为，以及市场力量的背景下界定和捍卫学术自主，彰显大学内在逻辑，营造一个有利于高校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

四、地方高校教学质量管理的生态方法

(一)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的生态环境“以人为本”，营造和谐的生态教育环境，这是由高等教育的职能——担负着培养人才、知识创新、服务社会的历史责任，以及人在大学教学管理中的地位决定的。人既是高教管理的主体，也是高教管理的客体，大学教学管理是通过管理人员与教师、学生以及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双向互动进行的。

“以人为本”管理理念的确立，不仅是观念上的转变与更新，更重要的是贯彻落实在具体管理工作中；高校领导要率先垂范，各级管理人员模范执行，广大教师也要认真履行。体现在人才培养上，就是要以育人为本，建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体制，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促进学生最大限度的发展。体现在办学上，就是要以人才为本，坚持学校工作的学术本位，充分发挥教代会、学术委员会等在学校民主管理中的作用，促使教师在管理他人和接受被管理这二者上实现内化为自主行为的双赢。

在教育这个大的生态系统中，汲取生态学的运行法则，利用有限的资源，协调好内部各方面以及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而保证高校教学质量管理有序和谐地运转，使各子系统与诸因素互利共生，不仅要有竞争而且要有合作、互相促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教育与经济社会以及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高校建设和发展的根本目的。

(二)加强教学管理队伍建设，建立生态价值链

教学管理人员作为管理实践活动中的主体，首先，应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和创新意识，学会及时收集、加工、处理、利用各种信息的能力；了解一线的教师和学生的需求，为其作好相应的服务；根据教学管理中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调查、研究并及时处理和解决教学中的实际问题。其次，要善于利用教育生态学原理指导实践，强调对人的激励和引导来实现管理目标和效果，注重在管理工作中开发教师及学生的聪明才智，实行制度管理与人心管理相结合，谋求量化管理与模糊管理相统一。与此同时，还要在教学管理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教学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尽快掌握现代化的管理手段，使之应用到教学管理实践中去，从而提高管理质量与效益。高校教学管理是全员管理，就是要充分调动每个师生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提高教学质量不懈努力。

(三)构建生态管理工作运行体系

在管理机制上，加强学术管理、层次管理与制度管理，引入创新、激励和竞争机制提高管理效率，加强引导型服务，如：政策引导、信息引导等。在管理程序上，公开透明，职能部门的责任公开、办事程序公开、制度公开以及办事结果公开等。在管理功能上，寓管理于服务中，为学校发展创造良好的、宽松的竞争环境，为学生、教师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全方位实现为一线教学服务的职能。在管理技术手段上，建设好教学网络管理平台；通过管理信息化，不仅建立职能部门、学生、教师共同参与的、双向互动的咨询与决策机制；而且还可以为学生、教师提供更广泛、便捷的信息和服务，减少滋生腐败现象产生的温床，提高管理效率。

(四)积极推进教学管理制度创新

在制度上要切实保障服务理念贯穿于教学管理权力运作的全过程，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强监管、弱审批，并明确界定各级管理的职责范围，进一步下放权力。进行教学管理制度创新，一方面积极推进学分制，为学生提供自主选择学习和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要进行学生学习评价制度的创新，树立多元质量观，重视学生的能力培养、成长与发展，由运用统一标准过渡到多元的质量评价。还要建立有效的科学绩效评估制度，如：设立绩效目标、进行绩效考评、建立绩效诱因机制等，扬长避短，激发教学管理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促进教学管理绩效的提高。

篇7

关键词：初中物理新课标学困生转化

一、初中物理学困生的存在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但新课标实施以来初中物理学困生的转化工作也相应地被提到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的日常事务中来。笔者根据自己在初中物理学困生转化工作所取得的经验，结合初中物理新课标的特点，对初中物理学困生的内部成因和转化策略进行阐述。

一个初中物理学困生的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总体上说有外部原因与内部原因。事实上，在形成学业不良的过程中有些因素可以单独起作用，也可交互作用。大多数学生的学业不良是由于各种不良因素交织在一起而形成的。[1]在这些因素中，由于学生个人的内部因素造成的成分也比较复杂。笔者现主要从初中物理学困生（学业不良的学生）形成的个人因素特点出发，谈谈初中物理学因生的内部成因：

（一）畏惧困难

根据笔者与所结对的初中物理学困生共同分析寻找学业不良形成的原因和时间时发现，许多初三的学困生是在刚入初二时对初中物理畏惧困难的情绪造成的。从初中物理新课标安排顺序来看，虽然义务教育初级中学课本是在原有教材基础上的一大飞跃性的大进步（首先体现出来的是合科教学，打破了传统的初中分科教学的很多弊端，减少学科界限），但是因为学科的特点而造成学生学习上的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从教材的编排上看，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所学习的是介绍性的有关物质结构的内容。这些内容一般仅要求学生对所教内容的认识、了解，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一般都结合自然界中的实物（或模型）进行学习，以学生的形象思维作载体进行学习；进入初中三年级后，学生首先学习的是具体较高抽象思维的物理学抽象概念的内容，如密度、功、能、压强等。一向习惯于利用形象思维方式的初中学生，突然要求其具有抽象思维，学生在这一过程中对抽象思维能力的培养需要一个过程。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学生对这一转变过程的畏难情绪。

由于学习内容的改变，必然造成学习方法、策略的改变。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够很顺利地得以转变。学习方法、策略一般容易转变的人是很容易适应不同学习环境和方法的人。在我们的学生当中，并不是所有学生都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做不到这一点的学生，容易成为学困生。

（二）不喜欢动手

在学习过程中，我们发现不同的学生的兴趣爱好是不同的，有些学生喜欢具有一定思辩的问题，有些学生则喜欢动手做实验。虽然说并不是所有的初中物理学困生都不喜欢做实验，但确实存在一部分学困生与不喜欢动手做实验有关。这些学生往往在上实验课时是旁观者，只看同组的其他同学动手做实验，而自己则对动手实验毫无兴趣。

学好初中物理，学会观察和实验是最关键和最基础的技能，这里的实验不但是教师在探究课上要求学生动手完成的实验，而且要求在学习过程中怎样懂得发现问题、用实验解决问题。这就是科学实验探究性学习的一种重要方式。

（三）独立学习能力差

我在教学就有遇到这样的学生，自己不能独立完成作业。这样的学生一般对自己不自信。初中物理的学困生一般就是这一类学生。独立完成一项作业，独立完成一个问题的思考、独立完成一个实验、独立回答一个完整的问题。这些对于一名学困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学困生缺少的就是这些方面的能力，他们在学习上总想有所依靠，完成作业时必须与同学坐在一起；即使偶尔能解决一个问题，但总是不自信，寻找答案或与别人核对答案后才放心；有一个问题时不敢单独提出来，原因是怕教师和同学笑话他

（四）没有养成良好的习惯

对于一名初中物理的学困生来说，由于长期的得不到在学习上的成功的体验，学困生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些不良的学习习惯：

（1）缺乏思维的毅力。

思维的品质中表明思维具有一定的持久性。在思考一个初中物理的问题时，思维的持久性品质对解决这一问题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学困生面对初中物理的一些问题普遍存在缺乏思维毅力的倾向，遇到一些稍有一定难度、需要学生认真仔细地去思考的问题时，学困生往往显得很不耐烦。这样，很多学困生在面对一些稍难的题目或作业时，不是选择怎样去面对困难迎面而上，而是选择了逃避，有些学生为了应付教师的作业检查而去抄袭其他学生的作业。

（2）缺乏注意的稳定性。

心理学表明，每个人都具有一定限度的注意的稳定性，但是不同的人注意稳定性的强度是不同的，注意的稳定性也并不是一个人的先天，它是一个人后天在学习生活中"锻炼"的结果与产物。由于学困生在对待初中物理的一些问题时显得明显的不足，学困生对待一些问题总是"心不在焉"。

（3）学习态度差。

由于学生在学习时遇到一些问题，并然会引起一系列的学习不良反应：学生面对一些问题觉得无所谓、解题时马虎、书写潦草、作业完成后不检查等毛病。

（五）缺少好的学习方法与策略

学习需要一定的方法与策略。它是追求学习效率的学习者在特定的学习情景中为了达到学习目标，在认知加工过程中所运用的学习方法技能，以及对整个学习活动及其有关因素进行监控的方法技能。[2]显然初中物理的学困生普遍缺乏的是无认知的能力、即对自己的学习过程进行监控的能力。比如说面对初中物理的整个学习过程，学困生对学习计划、学习过程的监视、学习过程的调节等很缺乏。

另外，由于初二学生所学习的初中物理的学习内容是物质的基本性质等的介绍性内容，一般的初中物理学困生的学习由于没有很好的学习方法作指导，学习过程中只重视对一些物理的概念、名称的"死记硬背"，并把这种"死记硬背"带到以后的学习中来。针对初二学生来说，生物理学上的一个个概念与名称仅是文字上的抽象概念，没有实际上的现实意义。故此，学生根本无法理解这些内容，当然记忆的长久性就无从谈起了。

二、初中物理学困生的转化策略

针对上述对初中物理学困生的内部成因的分析，笔者采用了如下的转化策略：

（一）形象开路，抽象渐入：

从初中学生生理上的发展特点分析，初中学生已经逐渐地从形象思维转变为抽象思维了，这种转化对学生来说是一大难点。但是在转化初中物理的学困生时，我们要重视形象思维的训练，并作为学生学习初中物理概念、规律的基础，而抽象思维可在形象思维基础之上得以培训与提高。比如在学习光的折射规律时，学生对"当光从空气斜射入水或其他透明物质时，折射角小于入射角；当光从水或其他透明物质斜射入空气时，折射角大于入射角"的理解时，学生对于这一规律的理解是非常表面化的、是对文字面上的一种感性认识，根本不能够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但是，若教师引导学生以形象化的思维理解这一规律，则这一规律显得简单：如可以做实验，不管是光从空气斜射入水中时还是光从水中斜射入空气中，在水的这个角（不管是入射角还是折射角）总是小于空气中的角。通过实验后，让学生形成固定的有关这一实验概念的"表象"，则学生在以后应用到这一问题时自然而然地会想起这一表象。再比如，当学生在学习"物体的沉浮条件时，对于物体的上浮、下沉还是漂浮是液体与物体（实心）密度的大小比较有关"，学生很容易混淆这一关系。所以，对于这问题，单纯从文字或公式的理解是很难的，学生不容易记忆。但当我们从形象的具体例子出发，从类比的方法出发，这一问题就可得以解决：如我们可以举例子进行类比，把木块浸没于水中，木块上浮，（木块的密度小于水的密度，故可类推）其他同理。从上述的举例分析可以看出，以形象的思维去表达抽象的概念规律，是初中学生以形象思维为基础培养抽象思维的一种重要的方法。

（二）勤奋作基，方法作径：

一类初中物理学困生是因为学生本身不努力、不勤奋造成的，而有些学困生很勤奋地学习，但是缺乏必要的方法而使自己成为了学困生。要想学好初中物理这门学科，勤奋与方法这两者是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对于勤奋，不管是从一些伟人的事迹中还是从学生身边的例子中都能说明问题，这里勿需多言。但是一般的学困生都缺乏科学的学习方法的指导，下面简述之：

1．加强学习的计划性。

有计划的学习活动可以促使学习目标的实现，可以磨练学习意志，有利于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也可以提高时间利用率。[3]指导学生制定一个科学的学习计划是非常必要的。

2．加强预习、复习活动。

3．培养学生对学习过程的元认知能力。

不管是对整个学习过程还是解决某一个简单问题的，都需要学生具有一定的元认知能力。简而言之，元认知即是对认知的认知和监控。也就是说，人可以跳出一个系统来观察这个系统并且控制这一系统，通过元认知了解、检验、评估和调整自己的认知活动。[4]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学生若懂得怎样去反思、总结前一段时间的学习过程中的经验，为下一阶段的学习做好打算或吸取教训，学生在下一阶段的学习效率和水平将会有所提高。同样，解决了一道初中物理的一个问题后，学生若懂得怎样去反思、回顾这个问题的解法、思路及自己解题时存在的优势与不足，这样，学生的解决问题的水平将不断提高。

4．加强学困生解决问题的方法。

一般说来，解决初中物理的问题有如下的步骤与方法：

（1）全面理清问题，通过较快速地浏览整个问题的整体框架大致了解问题的状况，但一定要明确提出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提出的目的性是什么。

（2）以问题为思维的中心，以问题中已知各数量关系为主线，理清已知问题中的各数量关系与问题存在的关系是什么。

（3）从整体上把握问题的类型，大致以什么方式回答。

（4）初中物理的问题一般很注重思维过程。面对一个问题，我们首先通过明确问题的目的性，通过逆向推理的方法进行解题。如下题的解题思路：

题目：一金属块挂在弹簧秤的下端，弹簧秤的读数是0.89牛；若把金属块全部浸入水中，弹簧秤读数是0.79牛,求金属块的密度。

解题思路：

①解决什么问题：求金属块的密度ρ金；

②逆向思维：求金属块的密度，只要求金属块的质量与体积；求金属块的质量，只要知道金属块受到的重力（已知在空气中金属块的重量）；求金属块的体积，则只要求金属块浸没于水中排开水的体积；求金属块排开水的体积，则只要求金属块浸没于水中受到的浮力（浮力的大小可以用弹簧秤的两次示数差表示）。

（5）克服思维定势。从总体上说，初中物理中哪一部分问题应用哪一知识去解答，在学生的思维中已经有一定的思维定势，思维定势对于一般的解题是有好处的，它可以减少学生思维的时间；但是思维定势也往往把学生的思维带入了解题的"死胡同"，故在解决一些问题时，有时要充分地利用思维定势的优势，有时则要克服。如上题中，求体积时并不能利用密度与质量的关系进行求解，则需要打破思维定势，利用浮力的知识。

（6）选择多种方法进行解题。每一个题目的解题都有一定的方法，且思路不同，这可以锻炼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培养学生形成这样的一种习惯：当以自己的方法完成解题时，让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另外的解题方法。

（7）解决一定问题之后，培养学生总结问题，反思问题的能力。

（三）化整为零，化零为整

学习初中物理的过程就是"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的过程。当学困生面对初中物理内容时，要把整体上的知识体系各个击破，从细处学习知识内容。但是，毕竟初中物理是一门有系统性的学科，这一学科中各知识点间存在必然的联系，通过理顺这一关系，学生对知识形成网络化。

（四）重视解疑，更重激疑

对于初中物理的学困生，学生的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帮助学生解决一些问题是进行学困生转化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在平时的学困生转化过程中，我们发现学困生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一般的学困生很难提出问题。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确实，对于初中物理的学困生，平时的他（她）们很少把时间投入到思考一些初中物理的学习问题上来，即使有些学生平时有思考学科上的一些问题，但由于其在思考的过程中，他（她）们所获得的失败的消极体验机会比积极体验机会多得多，所以这给他（她）们下一次积极主动地去学习形成一定的障碍，教师在转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工作是如何创设问题情境，使学生产生问题。有问题的学生往往是对某一个方面经过认真思考的。通过点拨后引导学生思考解决问题，并在思考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产生新的问题，使学生产生兴趣。

（五）倾情投入，师生共感：

学困生的转化工作是一个教育系统工程，转化过程是一长期的过程。这过程需要教师投入大量的精力。转化一名学困生，笔者认为教师在情感的投入方面必须做到如下几点：

1．取得学困生的信任与支持。

学困生的转化工作并不仅仅是学业上的指导工作，更是对学生心理上支持、理解、信任工作。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受到社会、学校、家长等的升学压力的影响，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总是对学业优秀生比较重视，而对学困生则忽视了。长期受到这一意识的影响，学困生与教师之间形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心理鸿沟。学困生的心理相对教师来说是封闭的。这时要转化这名学困生，首先教师的一切行为必须取得学困生的信任与支持。

2．相信学困生具有可发展的潜力。

笔者认为，"真诚地相信学困生是可以转化的"这一点是转化初中物理学困生的工作的基础。从人的发展与学困生的形成原因等角度分析，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超级秘书网

3．与学困生建立类似于"互惠互利"的"平等关系"。

转化学困生时，教师不要以高姿态对待学困生，不要以为对学困生学业上的帮扶工作是对学困生的"施舍"。教师要以平等的身份加入学困生的转化工作中来，使学困生感觉到教师与学困生的关系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平等关系"：教师可以从学困生身上学到很多知识，同理，学困生也达到了被转化的目的。

4．教师是学困生学业上的指导者，又是精神上的支持者。

任何一个学困生，其总是回避着自己在学业上的后进，总是以自我封闭的形态出现在教师的面前。其实学困生在班集体中的心理压力是无形的，也是非常大的。教师在这里的角色并不仅仅是对学困生进行学业上的指导工作，更重要的是给学困生以精神上的支持，使学困生走出"自卑、自闭"的心理。

总之，初中物理学困生的转化工作是一艰巨而富有挑战意义的工作，它需要更多的教师以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这项工作来。笔者相信，一名好教师不但能使优秀生更加优秀，同样能使后进生不再后进了。

参与文献：

[1]刘晓明傅贵芳编著中学生学业不良的评价与干预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21页

篇8

论文关键词：文学理论教材，反本质主义，主体意识

 

一、从意识形态性到反本质主义：新时期中国文学理论教材发展变化的过程

改革开放后，社会现状要求重建文化秩序，加上西方文学思潮纷纷涌入，文学理论教材也逐渐开始发生变化。开这一先河的当属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以下简称以本）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以下简称蔡本）。与前期文学理论教材相比，以本和蔡本超越了文学工具论模式，把文学当做一种意识形态进行阐释。但是它们仅仅只强调政治经济作为文学的反映对象，而没有关注文学自身的内部规律。而随后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以下简称童本）最大的突破就在于它开始关注文学自身的内部规律，把文学本质界定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认为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但童本仍没有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即没有跳出本质主义的圈子。新世纪，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发生极大转变。南帆主编的《文学理论[新读本]》（以下简称南本）、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第三版）》（以下简称陶本）和王一川著的《文学理论》（以下简称王本）等教材应时而生。这三本教材都把反本质主义作为基本思维方式，“标示了现代性语境与后现代性语境之间深刻的分歧与追求目标的断裂”[1]。南本强调文学与文化的联系，以此来对本质主义思维进行反思与质疑。陶本最大的特点是将中西文论史上反复涉及的文学理论问题依次展开，最后不给出形而上的定义，培养学生开放的文学观念。王本则是让文学回到文学本身文学艺术论文，提出“感兴修辞诗学”，认为文学的主导属性是感性修辞性。

二、主体意识逐渐觉醒：中国文学理论教材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

众所周知，新时期中国文学理论教材的发展深受中西文化因素的双重影响，而在这双重因素中，人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才是关键。中国学界一直不乏反抗之人，“五四”自不用说，到新时期，文学思潮风起云涌，寻根、反思、先锋、朦胧等等，无不显示着强大个体的存在。马原、格非等人的小说，不只是追求叙事方法的转变，更多的是要“摆脱社会与历史文化对人的必然性支配，转而对作为个体的人的‘本真’存在状态的感知与书写”[2]。当文学创作日渐突出主体时，文学理论自然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当然，国内文学理论很大一部分是受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西方文学思潮，从早期卢梭、佛洛依德、尼采等人的反理性主义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直至如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无不对中国文学造成巨大冲击。

因此，综上所述，可以说主体意识的觉醒是文学发展的关键，也是文学理论发展变化的关键。主体意识不强大，文学及文学理论亦不会有质的突破。

三、尊重个体、突显主体本真存在——文学理论教材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

法国学者埃德加·莫兰认为“理论是一种方法的选择和观念的变化，……理论是随着客体的变化来深入对象与现实的过程，甚至一个开放的理论是一个接受自身死亡的观点的理论”[3]。因此，就现有理论来说，它还能在多大程度上阐释当代人的文化经验？我们到底该怎么阐释未来人类文学理论之路？面对这些疑问，我们必须做出自己的回答。

从九十年代年代身体写作、私人化写作的崛起，到现在大众文化、网络文化的兴盛，“显然，‘主义’写作时代的‘圣像’已经颠覆，‘主义’塑造的文学‘神话’已经破灭，一个随着人的自觉和文化的自觉而来的文学自觉时代已经来临”[4]。文学理论必须随着“人的自觉和文化的自觉”来发展改变自己，这是当今也是将来文学理论发展的必由之路。“记住文学是‘人学’文学艺术论文，那么，我们在文艺方面所犯的许多错误，所招致的许多不健康的现象，或者就可以都避免了”[5]。如果把文学当成种种意识形态，那么文学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就会被当做很正当的道理，而当文学不再以人的主体存在给人以精神享受时，我们又怎能要求这样的文学有超越现实的表现？

因此，关于文学理论问题，我们并不需要寻求一个权威的定义，更不需要凭这个定义去解释别人的定义和其它文学现象。我们需要的只是发挥主观能动性，探讨每一种定义背后的动机和目的，特别是作为教材，目的就是教导学生，而不是束缚学生。“虽然传统逻辑的‘定义方法’可以在一定限度内规定存在者，但这种方法不适用于存在”[6]。无论是继承传统还是借鉴西方，关键都在于中国现代文学家的主体创造性。文学创作如此，文学理论亦如此。只有站在“人”的制高点上，只有人的主体意识得到整体性解决，中国文学理论教材的发展才会“少走弯路亦或避免错误”。

参考文献：

[1]方克强.后现代语境中的新世纪文学理论教材[J].文艺理论研究.2004(5):81.

[2]汤奇云.解码“先锋小说”[J].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10,8(4):45.

[3](法)埃德加·莫兰.方法：思想观念[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42.

[4]汤奇云.从“主义”写作到后“主义”写作——当代文学发展轨迹一瞥[J].天津文学.2010(8):108.

[5]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钱谷融论文学[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82.

[6]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5.

篇9

关键词：“是―应当”；道德客观性；道德事实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5－0095－04

“是―应当”问题是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在《人性论》第三卷第一章第一节中提出的：

在我之前遇到的每一个道德体系中，我总

是注意到，作者有一段时间是按照平常的推理

方式前进的，确立了上帝的存在，或者对人事

作一番评论；可是突然之间，我却惊奇地发现，

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所用的系词“是”

（is）或“不是”（is not），而是没有一个命题

不是由一个“应当”（ought）或一个“不应当”

（ought not）联系起来的。这个变化虽是难以觉

察的，实则却关系极为重大。因为这个“应当”

或“不应当”既然表示一种新的关系或判定（af

firmation），就必须加以论述和说明；同时对这

件看上去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事，即这种新关系

是如何从与之完全不同的另一些关系中推导出

来的（be a deduction from others），也该给出

理由。不过既然作者们通常并不这么谨慎地考

虑这一点，我倒要提醒读者注意它；并且我相

信，这一点点小小的注意就会一切世俗的

（vulgar）道德体系①。

休谟在这里已经表明：一个关于“是什么”的陈述，是一个关于事实的描述性陈述；而一个关于“应当怎样”的规范陈述，是关于“什么是有价值的”道德价值判断。由于休谟对归纳推理的有效性尚存疑虑，所以，根据演绎推理规则，“是什么”的陈述并不蕴含“应当怎样”的规范陈述，该推理并不能成立。也就是说，从任何关于事态的客观描述中，我们不可能引出或推导出任何关于“应当”的结论，所以在“是”与“应当”之间就存在一个断裂（gap）。

“是―应当”问题让我们关注到，尽管道德论证本身千差万别，但是所有的论证，均可以划归为最初提出的一组由系词“是”或“不是”连接的命题：如，“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杀人是不合法的”。然后经过一系列的推理，最后得出一组由助动词“应当”连接的命题：“我们应当尊老爱幼”，“不应当杀人”等等。在这里，前提中出现的一组命题与结论中出现的一组命题显然是不同的两类命题，根据逻辑推理规则，结论中不能出现前提中所没有的词项。因而，以上这一推理不具有逻辑推理的有效性。但是在我们的实际道德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伦理学视阈中的‘是―应当’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0CZX042）的阶段性成果。

论证中大多是以类似的方式进行论证的。那么，这样一种违反逻辑推理有效性的论证能否成立？两类命题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该推理能否进行？如何进行？这些都成为亟待解释的问题。大多数伦理学家们的结论是，在“是”前提与“应当”结论之间并不存在蕴含关系，这个推理过程根本不能成立。由此可知，一个道德判断的结论不能从一个事实陈述中合乎逻辑地推出，即：道德命题不能建立在纯事实命题的基础之上。将这个结论推而广之就是：事实与价值分属于两个彼此独立的不同领域，价值并不以事实为基础，而是另有所宗。黑尔对该论证的有效性深信不疑，并称之为“休谟法则（Hume’s Law）”。

当代西方伦理学发展迅猛，随着我们对道德属性、道德判断以及道德学科的认识日渐深入，“是-应当”问题的研究方法、技术手段也都越发地成熟起来。对“是―应当”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三条路径展开：

一、语言分析路径

以黑尔为代表的元伦理学家，站在语言分析的立场上给出了“是”与“应当”截然二分的结论，并冠以“休谟法则”的美名，盛行一时。但是，以麦金太尔为核心的一批伦理学家并不赞同黑尔的解读，在英美哲学界展开了一场反对“休谟法则”的大论战。1959年，在《休谟论“是”与“应当”》一文中，麦金太尔提出“是―应当”问题的标准解释与休谟在《人性论》中的论述存在矛盾，休谟提出“是―应当”问题的本意并非简单地从逻辑学意义上建立一种道德推理规则。休谟并非试图论证“是”与“应当”是截然不同的两类命题，他要做的恰恰是建立两者之间的某种关联。这种关联是否可能、何以可能，应该成为人们需要关注的对象。在“是―应当”问题的表述中，麦金太尔更关注“演绎”（deduction）一词的含义。考察“演绎”一词在18世纪的用法，我们发现“演绎”的含义并不是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演绎推理”，其含义要宽松得多，类似于一般意义上的“推出”（inference）。因而，把从“是”到“应当”的跨越，理解为一种纯粹逻辑学意义之上的严格推理有悖休谟的原意。麦金太尔认为没有必要过于严苛地从逻辑学的角度去要求从事实陈述到道德判断的推理过程。可以通过一系列诸如想要、需要、欲求、快乐、幸福、健康等“连接概念”（ bridge notions）实现从“是”到“应当”的飞跃②。

一些拥有逻辑学和数学背景的伦理学家通过逻辑规则的解读，进一步证明了“休谟法则”的失败。在严格的逻辑推理中，我们发现由“是”推出“应当”在某些条件下是可能的。根据逻辑中的蕴含定理将休谟法则形式化为“KX”，从已有的逻辑知识中，我们知道，一个论证是有效的是指其形式的有效，其构成句子的逻辑形式的有效。即：一个句子X是一组句子K的逻辑后承，当且仅当所有的句子K是真的而X是假的这种情况不存在③。也就是说，由“是”推出“应当”是否有效，关键在于X的取值。当X为假时，无论K的取值是真还是假，整个推理都是无效的。反过来，只要X不为假，无论K是真还是假，整个推理都是有效的。一个假命题可以是任何荒谬的陈述。因此，如果把推理翻译成自然语言，该逻辑推理的含义可以表达为：一个由“应当”连接的命题可以从任何一个由“是”连接的虚假陈述中推知。例如，以“地球是一个方形的蒸汽机”作为整个推理的前提，我们依然可以得出“人们应该说真话”的结论。所以，重要的不是K命题到底是事实陈述还是道德判断，整个推理的有效性仅仅取决于X命题的真假，这里K命题不论真假，只要X命题为真，整个推理就是有效的。由以上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从逻辑上讲，“是”不能推出“应当”并不是绝对的，只要我们依据某些逻辑推理原则的等值互换，逻辑推理仍然可以顺利完成。

其次，逻辑推理中还有一条附加律，即K（K∨X）。用例子表述该定律即：“人们应该说真话”这一命题中包含了命题“人们应该说真话或地球是一个方形的蒸汽机”。这里，根据附加律，任何陈述都可以取代应当陈述。

通过两种逻辑推理定律在自然语言当中的运用，我们认识到，如果将“休谟法则”仅仅视为演绎推理的翻版，并不能顺利得出由“是”推不出“应当”的结论。演绎推理以严格的分析性为前提，认为命题的后件与前件之间，要么是重言的关系，要么就是被包含的关系。这一推理规则的弊病在于，虽然可以保证推理的恒真，但分析性太强，不能提供任何有效的新知识，对于人们去认识世界，发现更多新的知识没有任何帮助。即使将“休谟法则”仅仅局限于逻辑学层面，或语义学层面，也无法保证这一推理形式必然为真。

以麦金太尔为代表的哲学家们从语言分析的角度揭示出，道德判断、道德推理并不一定必须用一种自然科学中的研究方法去探究。要理解道德领域的现象，往往需要对诸如想要、需要、欲求、快乐等主体的情感体验多加关注。

二、建立道德客观性

“是―应当”问题表面是对道德推理的质问，而更深层次想要追问的是道德价值观念、道德判断从何得来，伦理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如果说语言分析展现的是“是―应当”问题的表象，那么从实在论出发建立一种道德客观性的理解，为伦理学建立理论的根基才揭示了该问题真正的意义所在。

以普特南、内格尔为代表的一部分哲学家站在与传统实在论对立的立场支持一种内在实在论的观点，并试图在一种扩展的意义上理解道德客观性问题，揭示自然世界的客观性与道德客观性在实在论基础上的差异。传统实在论将物理学和生物学意义上的“实在”作为衡量一切领域的统一标准，认为有一种普通人所不能窥见的实存，与心灵主体之间构成对象性关系的外部客观世界。这种特殊的关于客观的实在概念试图穷尽所有的存在之物，显然是一种误入歧途。涉及到人主体意识的价值领域，不能简单地采用物理学意义上的还原论。

普特南认为，相较于传统的客观性含义，道德的客观性是一种扩展之后的客观性。从描述的意义上而言，伦理学家们的确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一种主观性状态之中，因此这种客观性的研究取决于我们是否形成一个新的关于将自我主体融入其中的实在概念。如果说价值是客观的，这种客观性一定不是通过还原到某种其他类型的客观事实才成为客观的。它们必须自身就是客观的价值，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内格尔进一步提出，传统实在论把实在理解为静态的、一成不变的外在对象，是被我们所发现而不是被我们所创造的。

新的内在实在论的重要之处在于抛弃了形而上学实在论的超验前提，把实在论的信念建立在生活实践的基础上。这样的内在论不仅扩展了我们对物质性实在的理解，还为我们理解和认识主观的实在提供了理论的启示。伦理学所需要的客观性，是指与主观精神过程相关联的现象或问题是否能通过某种别的方式被客观地理解。解决的途径要依赖主体自身，依赖主体自身的精神、意识或者感觉，从外部思考自己的非物理方式。道德的客观性并不是某种实在的实体或性质。实在意指，我们关于道德以及关于人们有理由去做什么的主张，可以独立于我们的信念和欲望为真或为假。这种理解的客观性与精神事物的必不可少的主观性也必定是相容的。

而进化论伦理学的提倡者从侧面验证了这种道德客观性存在的可能性。进化论伦理学家们认为，人们的品格、态度、动机和行为，作为伦理生活不可缺少的因素，是可以通过他们是否具有自然选择中的适应性来获得说明的。道德学家们讨论的大部分对象，如美德、恶行、行动准则等等，并不是建立在先天推理之上的。在生存竞争中，适当的倾向、感受力、行为模式是能够带来选择上的优势的。换言之，道德能增强人们行为的适应性。在这种途径中，道德动机、美德、倾向等等所起的作用与身体的其他器官的作用（视听、消化、排泄等）并无二致。道德并不是某个超然物外的东西，它就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道德的内容完全可以根据我们是如何生存来得到解释的。在这一意义上，进化伦理学家坚信，伦理学在根本意义上是一门自主的学科，建立一种内部融贯的对价值学科的客观性理解并不是天方夜谭。

三、关于道德事实的争论

与道德客观性解读相并行的，是对道德事实的争论。人们首先认识到事实概念的复杂性，道德判断承载着人们对这个事实世界的认知，很多伦理学领域探讨的事实都是一种渗透价值的事实。伦理学是一门与人密切相关的学科，例如，当我们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我们会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考虑人的道德价值。因此，任何事实都渗透着人类的认知价值。即使是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也是渗透了我们的价值判断。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建立道德性事实来消解“是”与“应当”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道德事实也是一种事实，那么从“是”连接的事实陈述推出由“应当”所连接的道德判断就不会有理论上的困难。

大部分学者都考虑到一种包含有价值含义的特殊事实的存在。例如，塞尔对惯例性事实的归纳。塞尔发现传统的“是―应当”、描述性与评价性二分的图景并不确切。在从事实到道德判断的推理中，含有“许诺”、“义务”、“应该”这类概念的判断表达不同于自然事实的另一类惯例性事实。以“残酷”一词为例，普特南提出厚事实概念，认为这类词的认知价值和伦理价值的区分仅仅是相对的。因此，“残酷”有时作为一个规范性术语来使用，有时候也可以作为一个描述性术语来使用。

也就是说，这类学者都发现，存在一些混合性语汇，这些语词或者渗透了人们对社会制度以及义务责任的先在规定性，或者蕴含有人们的喜好和厌恶的情感，而不仅仅是一种对自然世界状态的事实性描述。伦理学自身的透明性决定了由“是”所连接的事实判断的含义是丰富而模糊的，还有许多有待拓展和说明的空间。普特南甚至做出这样的论断：似乎不是自然科学为我们的伦理学研究提供基础，而是伦理学这样的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的深入研究有助于自然科学的客观发展④。除去关于自然世界描述的知识以外，还有很多关于人类社会的制度性事实、情感事实、社会性事实等等不同的“事实”，尽管自然事实不一定是道德价值的唯一源泉，但是道德哲学作为一种实践性的科学，必然不可能脱离人类社会的建构和人的主体意识的参与，不可避免的会与人类社会的制度性事实、情感事实、社会性事实等紧密相关。正如康奈尔学派的布林克（Brink）所提出的，若能证明道德事实的存在，或道德客观性的证成，“是―应当”问题就有了答案。即使伦理学并不符合我们日常对科学客观性的认识，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道德事实和道德主张，他们的存在和本质并不依赖于我们在“什么事情是正确的、什么事情是错误的”这一问题上所持有的信念。“我们的道德主张不仅旨在阐述某些事实，指称某些真实的性质，而且也经常陈述这些事实和指称这些性质，我们能够具有且确实具有某些真的道德信念和道德知识。”⑤

然而，道德事实要面对的最大挑战来自麦基对道德事实怪异性的论证。在其专著《伦理学：发明对与错》（Ethics: Inventing Right and Wrong）中麦基提出两个反对道德事实存在的论证。其中第二个论证被称为“来自怪异性论证”。即，如果一个人认为存在道德事实的话，那么他就必须付出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上的双重代价。原因在于：一方面，如果存在一系列道德事实，它们在形而上学意义上应该非常独特，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其他的东西，可是这种奇怪的东西如何指导行动呢？另一方面，这些事实在认识论上也是奇怪的，因为它们必须通过一种特殊的直觉才能为人们把握。麦基的结论是，由于在自然主义的框架中这种形而上学的和认识论的怪异性是无法忍受的，我们最好放弃存在客观道德事实的想法。既然不存在道德事实和客观价值，而我们的伦理判断又要求我们接受这些事实或价值，因此伦理学都是错误的。在麦基看来，只存在一个由自然属性构成的世界，我们对世界的情感反应，如夸奖、点头或摇头，也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休谟认为道德判断不是要表达外部对象的属性，而是表达说话者本人的感受。在这一点上，休谟是麦基理论的先行者。麦基接受休谟的投射说，认为世界中的对象本无所谓好坏对错，是人们将自己的反应投射到对象上，就好像世界中的事物真的有好、坏、对、错这些性质一样。

我们可以发现伦理学的发展自身也是一个理论论争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也是一直督促人们在这条道路上继续探索和寻觅。通过找寻道德事实的客观性，来证明道德事实的存在，道德事实与道德价值之间可以建立某种统一的关联。当代美德伦理学的兴起，同样关注到“是-应当”这样一个关涉伦理学根基的问题。基于思想史的考察，美德伦理学的解释让人们开始以历史的眼光来关注事实与价值之间关系的历史演变。麦金太尔和安斯康姆都认为，对事实与价值之关系的理解应当置于一个历史文化的和社会的背景之下去理解。“是”的内涵和“应当”的内涵已经随着时间的飞逝发生了意义上的转变，这个问题在不同时代里的具体投射也有所不同。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发现，随着现代社会的结构性转型和现代知识论范式的转变，“是―应当”问题的意义和内涵正在不断地被扩充、延展和发散，从这样一种动态的视角，来探究当代西方伦理学视域中“是―应当”问题的演进脉络与嬗变意义，将较为充分地展示“是―应当”问题的研究趋势与前景。

注释：

① 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edited by L. A. Selby-Big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9, p.468.

② W. D. Hudson, The Is-Ought Question, A Collection of Papers on the Central Problems of Moral Philosophy, New York: S. T. Martin's Press, 1969, p.46.

③ Mates, Analytic Sentences,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60, 1972, pp.63-64.

④ ［美］希拉里・普特南：《事实与价值二分的崩溃》，应奇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

篇10

20世纪后期的西方文论发生了“范式”转换，即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向了文学的外部研究，希利斯•米勒描述道:“而今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回到更富于同情心和人情味的工作中来，论述权力、历史、意识形态、文学研究的‘惯例’，阶级斗争，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男人女人在社会上的真实生活情况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我们还可以重新问关于文学在人生中和社会里的用途这类实用主义问题。文学理论的关键词不再是传统文学研究所关注的“审美”、“价值”、“经验”和“作品有机体”，而是“符号系统”、“意识形态”、“性别”、“身份/认同”、“主置”、“他者”和“机构。以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新左派”、后、精神分析批评、生态批评、散居族裔批评乃至同性恋和酷儿理论为主体的当代西方文论颠覆了以“新批评”为代表的20世纪上半叶“文学性”研究的总体走势，都超出了纯粹“文学的”范畴，以突出的政治性、批判性、反思性、颠覆性、解构性、公共性而强化了文学理论的政治言说维度。对此，拉曼•塞尔登等人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这些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对一切话语形式的重新解释和调整，成了激进的文化政治的一部分，而‘文学的’(研究和理论)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多少有点意义的再现形式。，文学理论成为“文化政治”的组成部分，可以说，这一观点深刻地阐明了当代西方文论的实质，进人“后现代”时期的20世纪西方文论的确大规模地走向了“理论化”，走向了“政治化”。陆贵山先生指出:“正当中国新时期的某些学人着意淡化和消解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时候，当代西方社会却掀起了这样那样的论述文艺和政治关系的热潮。这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文化政治与当代西方文论的政治化问题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既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也存在不足之处，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①。

一、国外相关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文化政治”为关键词的研究几乎遍及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文化政治可以切人文学、历史、音乐、绘画、舞蹈、影视、传媒、出版、教育、翻译、身份、种族、宗教、伦理、阶级、经济、法律、国家、建筑、医疗、科学等各种观念、现象和学科，为之提供全新的阐释和研究视角。但是，从总体上宏观地探讨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之关联的研究并不多，尚处于起步阶段。据笔者查阅，最早以“文化政治”为题名关键词的单篇论文是吉拉德•格拉芙写于1973年的((审美主义与文化政治》!文章主要质疑了以超功利、自足、自律为理念的审美主义的纯粹性，即审美主义自身陷人政治和反政治的窘境之中而不能自圆其说。米雪儿•巴瑞特的论文《女性主义和文化政治的定义》被收人1982年的一本文集’，该文强调了雷蒙德•威廉斯在人类学意义上对文化做出的理解，明确意识到文化政治会涉及到意义之争。论文通过考察“女性主义艺术”与“艺术”、“妇女的艺术”的区别，认为艺术作品不能与媒体意识形态的再现艺术相混同，从而得出结论:任意扩大艺术的政治意义是危险的，我们不应该忽视艺术作品的虚构、想象和审美之维，艺术的许多方面不能缩减为意识形态的概念分析。作者在文化政治渗透艺术领域的时尚之中能够做出如此深刻的反省，着实难能可贵。这两篇论文对文化政治文论的研究有首创之功，但都没有清晰地界定“文化政治”概念。成规模的有关文化政治对文学艺术渗透的研究出现于1990年前后。乔纳森•多利莫尔和阿兰•辛费尔德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主编出版了一套“文化政治”丛书②，两位总主编在《前言:文化政治》中明确认识到，在、女性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和后结构主义话语的冲击下，197()年以来英国文学研究与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发生了“断裂”，新的“文化唯物主义”研究方式重点关注历史和文化语境、(文化)理论的方法、政治义务以及文本分析，因为“文化意义最终总是政治意义”，故而名之曰“文化政治”。他们强调指出，作为文化政治的文化唯物主义研究方法不再伪装政治中立，“相反，它将其任务定位于改造社会秩序，这一秩序正在以种族、性别、性态和阶级的名义压榨着人民。

显然，这套丛书就是运用文化唯物主义方法研究各种文化现象，并以发掘其政治含义为旨归。莲达•赫哲仁的((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学》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文化政治概念，但主要是研究后现代的摄影、绘画、小说、历史等文化形式的“表征的政治”，关注它们表意实践背后的意识形态编码策略和意义版图的争斗，所以，此书所要探讨的正是文化政治与后现代艺术之间的密切关联。莫克西著于1994年的《理论的实践:后结构主义，文化政治和艺术史》‘，’一书以“表征”、“意识形态”、“作者”为三个关键词，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理论加以剖析，凸现出这些理论的文化政治功能，打破了传统的认识论艺术史观，而代之以符号学的建构主义的文化观、历史观:一者，处于历史语境中的理论所包含的文化政治含义深刻地影响着历史叙述和知识建构;再者，新的政治观和表意实践会使得文化价值、文化意义观变动不居、不再固定。但赫哲仁、莫克西的著作和上述文化政治丛书的共同缺陷是:有关文化政治对文学理论的影响研究涉及甚少。托斌•希伯斯的《冷战批评与怀疑论之政治》第一次从“怀疑论政治”的角度全面评述和反思了战后兴起的各种批评理论。作者认为，新近出现的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精神分析、新等政治化文论以“种族、性别、阶级”为三大主题，克服了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乃至新历史主义批评局限于“学院政治”的弊端，有所贴近现实政治，但还是处于政治隐喻的言说状态，难以落实于实际行动。

希伯斯希望强化文化政治文论的实践性和批判性，要求“后冷战批评”应当加强现实政治关怀，发挥实践功能。从全书来看，他局限于美国一隅，对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当代文化政治文论把握得不够全面，且评价过低。格林•乔丹和克里斯•威登合著的《文化政治:阶级、性别、种族和后现代世界》‘川对“文化政治”概念作出较为清晰的界定，他们认为文化政治是文化产品在意义、价值、主体性形式和身份建构方面所体现出的权力关系，关涉文化在阶级、种族、性别、身份等社会区分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不过，他们放弃了文化的人类学含义，只是指艺术产品，包括音乐、文学、绘画、雕塑、戏剧和电影。作者从20世纪60年代的自由人文主义的文化和教育理论开始，重点分析了文化艺术对近现代西方社会的阶级、性别、种族的分化和抗争所起到的政治作用。此书的缺点是对于“文化政治”概念使用得过于宽泛，按照他们的用法，近代甚至古代时期即已经存在文化政治文论，这就模糊了它的时代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后现代解构普遍性、元叙事、主体本质和意义的稳固性的做法表示担优，因为后现代欢呼差异政治而容易忽略真正的社会差异，在书的结尾，他们意味深长地反问道:我们是将文化政治当作一项严肃的事业，还是游戏?这种对后期文化政治逐渐脱离经济、制度、权力的忧虑，同晚期者，如詹姆逊、伊格尔顿、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等人的观点倒颇为接近。这也正预示着文化政治随同文化理论一起，在新世纪的“后理论时代”步人反思阶段。2000年前后，随着马丁•麦克奎兰等人编写的《后理论:批评的新方向》、瓦伦丁•卡宁汉的《理论之后的阅读》、让一米歇尔•拉巴特的《理论的未来》、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等一批著作的涌现，西方文论进人了“后理论时代”。对于文学理论而言，恢复文学的审美、诗性、形式、伦理、价值等被“理论”所遮蔽的层面似乎又成为新的时尚。在“后理论时代”背景下，学界面临的任务是要正确估价和承接“理论时期”所馈赠的政治化文论的遗产，对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的深层关联作出新的思考。#p#分页标题#e#

二、国内相关研究

“文化政治”概念在国内文艺学界为人所知离不开两位海外华人学者的引介和推广。一是谢少波，他所著的《抵抗的文化政治学》中涉及到詹姆逊的文化政治思想:“詹姆逊在这里提出的政治是用文化斗争来抵消旧的阶级战争，这不仅因为文化始终是阶级斗争的场所，而更重要的是，在当代的消费社会里，文化是阶级斗争的特殊的甚至是惟一的场所。谢少波认为，这是一种“新葛兰西式的反霸权政治”，也是对后现代微观政治的修正。二是张旭东，他是从意义建构的角度来理解文化政治的，认为文化是一个“意义生成结构，人依赖于这个意义结构来组织个人和集体生活，形成‘世界’或‘生活世界’的概念”，追问文化的社会政治内涵和价值取向也就是追间文化和生活世界的关系。但此书并不以文学理论为论述对象，而着力于思想文化史的研究。相比之下，刘象愚等人译介的弗兰西斯•马尔赫恩的文化政治观，倒是对国内的西方文论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马尔赫恩认为，“新左派”文化政治打破了自由人文主义将文化超越于政治的传统看法，发展了相反的方向，“文化远不再受制于外在的政治考验，它本身已经是政治的了。‘川孙盛涛的《政治与美学的变奏:西方文艺基本问题研究》将西方从“阶级意识”向“文化政治”的转向追溯到卢卡奇和葛兰西，依据就是马尔赫恩的文化政治观，这种文化政治理念恰好打开通向美学的道路，使政治与美学的关联纳人文化研究领域的思想大平台，政治与美学的关联更加细密而自然。冯宪光的《在革命与艺术之间:二十世纪国外政治学文艺理论研究》也引用马尔赫恩的文化政治观，但他认为，正是在1968年“五月风暴”失败后的后现代时期，西方的文学批评才提出了“文化政治”问题。从“新左派”文化政治角度研究西方文论的著作还包括:陈永国的《文化的政治阐释学:后现代语境中的詹姆逊》、马海良的《文化政治美学: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研究》、吴琼的《走向一种辩证批评:詹姆逊文化政治诗学研究》、赵国新的《新左派的文化政治: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论》，等等。以上著作在局部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并未关涉到西方文化政治文论的全貌，在“文化政治”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也没有达成一致。

当然，国内已有部分学者从总体上注意到当代西方文论的政治化特征。童庆炳等人对文化研究影响下的西方文论政治化问题，有两点概括和担忧:一是它们的“反诗意”特征，二是“可能重新让文学理论面临‘为政治服务’的痛苦记忆”。文化研究学者陶东风认为，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有着共同的研究旨趣、研究方法、价值立场，“这就是突出的政治学旨趣、跨学科方法、实践性品格、边缘化立场与批判性精神”。，’。“文化批评是一种‘文本的政治学’，旨在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一权力关系，它基本上是伊格尔顿所说的‘政治批评’。他还注意到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少数族裔理论、生态理论等非常政治化的文论的繁荣，正是文化政治赐予文学理论以自主性和反抗性的结果。另外，近年出版的《文化研究关键词》一书为“文化政治”概念编写了一个简短的释义，认为文化政治意指文化背后的权力关系，具体包括性别政治、阳性政治、视觉政治、同性恋政治、身份政治、身体政治等类别，所以，批评、文化唯物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身份研究、性别研究等批评理论和流派，都具有文化政治的特点。周宪也撰文指出，当代西方文论从文学理论转向“理论”，也就是从纯学术向“学术政治”的转变，其结果是将传统的人文主义、审美主义文论还原为意识形态的建构物，把任何文学研究都看作是“理论政治”的表征。姚文放甚至将文化政治文论形态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共和国60年文学理论”第三次转型”这一说法是否符合国情还值得商榷③，但他认为文化政治一维的加人对于面临全新语境的文学理论具有激活的作用，倒也符合实际。本文认为，以上对文化政治文论的概括性论述大部分是正确的，但也只是有助于而不能代替全面而深人的研究。

三、研究现状的不足

总的看来，到目前为止，文化政治对文艺理论和文学艺术领域的影响研究在国外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文化政治与西方文论关系的研究在国内有所展开，但是，尚存在以下几点缺陷:

1.因为“文化政治”概念本身的内涵非常丰富、复杂，文艺学甚至政治学界至今都没有对其做出一个清晰的梳理，运用起来相当随意和混乱，这必然会影响对文论政治化问题的深入分析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