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文化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文学文化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文化视窗；新模块教学；多元智能化教学

一、前言

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之父、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导师胡文仲教授在2006年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的《人文教育与通识教育研讨会》上指出：“外语专业毕业生人文基础很差，批判性思维能力很弱；对西方文化了解肤浅，对中国文化了解更少。”（胡文仲、孙有中，2008：141）“英语专业怎么办？”办法之一是在英语文学课上做文化导入，以“少而精”（孙有中，2008：前言）的原则以多元智能的文化补白、文化嵌入、文化丛和文化高地的方法进行文学教学的文化导入来“医治”罹患：“思辨缺席证”（黄源深，1999）的“英国病人”，解决我们的学生“没文化”的问题。（孙有中，2008：110）的问题。下面是以文化内容为依托的部分文学课表。

二、新教学模块

Table　1　Curriculum／（课表）

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导师，何其莘教授指出：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学习英美文学主要是提高学生理解语言的能力……特别是在阅读文学作品时（作者加）要特别注意语言背后的东西。教学中，老师的教材选择不固定。1.文化嵌入：以莎士比亚的课程内容为例。十四行诗第18首的“sum-mer”和“夏天”文化区别作文化嵌入。2.文化补白：《哈姆莱特》中俄狄浦斯情节可以用文化补白。3.文化丛：《威尼斯商人》中犹太教的历史用文化丛并以新视角重新审视“吝啬鬼”夏洛克。4.文化碰撞：雪莱的《西风颂》里的“west　wind”在汉语里是贬义，让学生进行文化讨论。5.文化高地：把文学中与文化有关的有争议的内容进行文化补白／嵌入／文化丛的新模块教学，比如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第18首中的summer译成夏天有争议。这是中英地理位置的不同导致的文化差异。所以产生碰撞的翻译值得学生深思。

在讲杰克伦敦的作品《马丁·伊登》时老师用文化补白的形式把中国文化老庄的“不得已”与美国的首创精神进行文化嵌入然后进行比较，之后再加入他的短篇小说《热爱生命》和《生火》，然后对人的自由意志和人的智力较量等哲学内容置于精神高地进行文化补白。《马丁·伊登》这一课学生听得津津有味，不愿下课。两周后，老师在课上问学生：哪种文学课你们最喜欢？全班同学异口同声地说：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从此文化视窗里的文学景象以文学课上的文化介入的教法诞生了。教师挖掘出了多维度的文学教学文化介入的方法让学生耳目一新。从论文写作和收集的数据来看，学生的思辨能力确实有了提高，打通中西文化初见成效。

三、数据分析

为了保证数据的权威性，问卷采用北外胡文仲教授的问卷模板，稍加修改。问卷班级为2007级9-14班非师学生。有效问卷116份。

从表2中看出通过文化视角下的文学讲课，学生的文化意识增强了。73.3％的同学发现有文化冲突。93.1％的同学认为有必要培养学生的文化敏感性；66％的同学感到文化错误让他们最不舒服；而59.4％的学生认为多数的文化错误出现在书面语言中；在问到《马丁·伊登》和《热爱生命》这两课的效果时，居前三位的是A.有趣，B.新鲜，C.获得更多本国文化知识。关于如何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从表4中居首位的是阅读文学作品占38.7％，其次是与外国人交谈占26.7％，学生在校园里有许多机会和外籍学生交流。表2从学生反映语言交流的错误显示，居首位占66％是文化错误，远远高于其他各项。从这一点看出我们给学生开的人文通识教育的课程太少。通过文学教学文化介入的新模式教学实验学生认识到可以通过文学阅读吸收中西方文化知识来提高它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这是一个不小的教学飞跃。

篇2

论文摘要：生态文明时代到来之际文学理论的内在变革已提上日程，与之相关的文学理论教学也需适时而变。总体来说教学创新之处有三：一是教学理念上倡导塑造“天人舍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二是教学范式上提出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三是教学延伸环节上，教学前提倡细读与生态文学相关的文本，教学后启发学生进行自主式的生态批评。

当下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催生着生态文化的迅速崛起。和以科学主义为主导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相比，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转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思想学术前沿敏感领域的文学理论界，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要探索“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并对此进行了持续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理论范畴、命题，并以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的理论建构为依托，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生态智慧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清理。文艺学研究中的生态维度，对文学创作、对建设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也成为更新文学理论的教学内容、提升文学理论课程的时代特色的推手，并为文学理论的教学改革提供新的理论资源。

一、塑造“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

当代著名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创建了意义深远的自然价值论，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生态整体主义的世界观。他认为自然是生命的系统，是呈现为完整、美丽的生命共同体。自然之美具有关联性，起于人与世界的交感中。这种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解释世界的观点和方法，不仅与马克思、恩格斯恪守的把人、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作为理论研究出发点的原则相一致，而且也暗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天人合一的观念。 基于此，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中，无论是立足于宏观层面，引导学生理解把握文论的体系框架、学科品格、研究视角等基础性问题，还是从微观入手，引领学生学习若干基本知识要点，如文学的语言特性、诗歌的韵律节奏、文本的二度创作等等，都需树立一个核心的教学理念，即：通过塑造“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向现代社会和未来培养一批着眼整体、承续历史、善待自然的具有浓郁生态情怀的知识分子。

如何帮助学生在文学和文论的领域里自觉运用生态的意识去审美，如何使他们在文学审美的层面上认识到人即自然、自然即人，天人合一的境界实则就是自然与人和谐共存的至高之境?方法自是众多，其中的一种“无法之法”是最佳途径之一。具体来说，“无法之法”中的“无法”当然不是毫无方法，作为“法”之一种，它是更高层次的方法，通过多种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灵活有度的协调综合，打造理论学习的自由空间。譬如美国当代文艺美学家M.H.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学四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知识点，教师可采用多种方法教学：

(1)以先闻道者的身份，结合多媒体教学手段介绍学生多了解我国古代儒家人体天道、亲善和谐的主张，道家向往回归自然的志趣，历代文人在诗文中表达出的对天人合一真谛的体悟。多阅读马列文论中与此相关的章节内容。多接触当代生态环境、生态哲学、生态文学的热点问题和相关见解，在全方位多层次了解人与宇宙生态关系的基础上再回到四要素问题本身时，学生的知识视野已极大开阔，对问题的纵横维度的理解必然深刻许多。

(2)以伙伴者的身份，启发学生结合个人见闻和阅读、写作实践，通过以己及人、以人观理的过程，以臻“以理观理”之境，这样的思考过程因结合个人体会而更易产生超越于书本知识的独特的切身之感。

(3)以组织者的身份，发起学生之间的交流讨论，若条件许可，还可组织学生就此问题专访某位作家或批评家来加深理解。这种从课堂之内的知识传授向课堂之外的实践课程的转换，将带给学生新鲜活泼的学习乐趣和生动感受。

(4)以上三种具体方法综合运用，“独语式”、“对话式”、“互动式”教学模式交叉使用，授课形式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因地制宜。既将“无法之法”化为无形，又使它真正落到实处。

二、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

在当今大力推进素质和创新教育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型教学范式是相对于以往以单向性知识传授为主的传统教学范式提出的一种全新理念。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范式的现代价值不局限于教学方法的创新，而是通过其课程教学过程中塑造“天人合一”整体生态文论观的核心理念，将教学和科研统一起来，使教学和研究自由的思想渗入课堂内外，从而实现教学目标的创新设计、促进生态文论知识的有效生成。据此，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的研究型教学范式在结构特性和课程价值方面至少具备以下三点：

(1)教学和科研统一于教学身份的双重性上。研究型教学实践中，教师和学生都兼有双重身份：教师既是教学者，又是研究者，从事的是研究性教学：学生既是学习者，也是研究者，从事的是研究性学习。教学过程不是一边倒的灌输知识，而将学生视为平等对话的伙伴，一则有计划的培养学生的质疑本能和问题意识，比如从根本上质疑：生态文论与过去文论的区别何在?是否所有的生态学原则都能解释文学艺术现象?二则有步骤的培养学生主动探索和研究的精神，比如启发学生由浅入深的思考人们在文学艺术中如何表达了他们的生态意识?怎样勾勒文学表现生态意识的历史过程?怎样解决文学在表现生态意识时所体现出来的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如何确立生态文论和生态批评的一般理论标准?诸如此类的重要问题不是一时一地凭一己之力所能解决的，这项事业注定了教学与科研的不可分离。只有教师和学生通力合作，在研究型教学范式里，教学和科研的有机统一中才能逐步得以解答。

(2)独立与创新孕育于教学平台的民主性中。学术自由是高等教育活的灵魂，民主的教学平台上，学生拥有充分的话语权和表达权，师生之间可以平等的进行教学沟通和学术讨论。正是在这种和谐开放的教学环境中，学生才能养成宝贵的创新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才有足够的学术勇气去解构一直奉为圭臬的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才有足够宽广的学术胸襟去建构天人合一、心物交感的中和协调的生态观。

(3)互动与合作贯穿于教学形式的协作性里。闻道求知是大学的独特学术品性，开展学习协作是达到这种品性的必要途径。个人化的闭门式学习和研究，必然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只有懂得与人互动，才能使个人的研究成果与他人的研究成果形成对照，从而在更高层面上探求新知；只有懂得与人协作，才能从更深立意上懂得万物共生、并行不悖的生态智慧。

三、倡导文本细读，启动生态批评

建构整体的生态文论观，除了必要的以生态学视角切入的研究型教学之外，还需要在课堂教学的前后环节有所延伸。具体来说以下两个方面不容忽视：

(1)教学之前倡导学生多读、细读与生态文化相关的文学文本。生态文论是对生态文学的理论观照和规律总结，是“文学研究的绿色化”。因此在进入系统的生态文论学习前，对生态文学文本广泛阅读、积累充分的感性体验是十分必要的。与生态文学相关的文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凸显生态意识的经典之作，如被誉为西方乃至全球“绿色圣徒”的美国作家梭罗，其代表作《瓦尔登湖》从一部不受人重视的普通浪漫主义之作，一跃成为人类生态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杰作。除此外还有不少值得关注的优秀文本，如享誉世界文坛的《与狼共度》(莫厄特)、《寂静的春天》(卡森)、《诉讼笔录》(勒克莱齐)等，我国的生态文本如《怀念狼》(贾平凹)、《水中的黄昏》(蒋子龙)、《拯救大地》、《守望家园》(徐刚)，《只有一条江》(岳非丘)等。另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本，在现实的生态语境下，可以转换现代生态视角，重新进行解读，如《白鲸》、《鲁滨逊漂流记》、《浮士德》等一系列文学名著。如何在当下呼吁生态环保、可持续性发展的冷静期重新审视此类文本中表现出的人对自然的征服?如何历史的、公允的全面评价?这样的思考有赖于相关的文本细读，而有所思，才能有所学。

(2)教学之后启发鼓励学生展开自主式的生态批评。立意高远的生态批评，是一种深刻的文化批评，它根植于诚挚的现实关怀和深切的忧患意识，从来不是困囿于象牙塔中、显摆深奥理论的文字游戏。因此，课堂之外教师启发鼓励学生展开多种形式的生态批评，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运用理论、驾驭理论的实践才能，更有利于培养学生宽广开阔的生态理论视野，在多维度、多层次的生态观照中，养成一种难能可贵的生态意识、理性精神和诗性思辨。通过展开自主式的生态批评，使理论的学习有了切实的用武之地，有所学，是为了有所用。

参考文献：

篇3

论文关键词：杨义；现代文学；文化意识；文学与文化的贯通

给文化下个很确切的定义是困难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个抽象的存在，一切只能相对而言。广义说来，它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则特指精神财富。定义本身的弹性特征使人们可根据具体情形交替使用它。美国学者克莱德·克鲁克洪在《文化研究》中说：“要指出哪一件活动不是文化的产物是很困难的。”这是就广义的文化而言的，这样说来，生活中处处存在着文化。但在严肃的学术研究之中，经常运用的是它的狭义概念，它更偏重于精神领域，而且在这个领域，正如同它在生活中一样，是无所不渗透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同样是作为精神财富的文学，便当然也少不了文化的“光顾”，并且从整体上来看，文学不仅融入了文化因子，而且本身就属于文化，是文化的一个具体分支。“文学批评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活动，它不得不顾及到文化，因此，文学批评本身也就必然包含着文化批评。但实际上，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文化往往和文学艺术等一样是平行并列着的，都作为专门的学科而存在，有文学研究，也有文化研究，各有侧重和分工。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本文所拟定的“文学一文化的贯通批评”才能产生相应的意义。

作为一名当代学者，杨义首先是博学的。他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现代文学，并从鲁迅研究起步。可他并没有拘泥于此，而是打通了各个时期文学界线，从中国古典文学一直到现当代文学，并且还从文学史到叙事学方向，他都有极好的造诣。1998年到]999年之间九卷本《杨义文存》的出版就是他广博治学的最佳印证。在第九卷《中国现代学术方法通论》中，杨义根据自己独具个性的学术研究方法和实践经验，探讨了学术研究中的开放性、拓展性和贯通性。他打通了现代、近代和古代的界线，进人了寻找中国大文学的整体思考之中。其次，他文学研究中的另一个亮点是他敏锐的文化意识和宏观的文化心态，可以说，他是一个文化型学者，在具体文学研究中，他往往从文化角度着眼考察，追溯挖掘文学的文化原因、文化内涵、文化取向、文化类型、文化品质等文化渊源。在他的专著《20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中，他从不同的文化视点出发去诠释中国小说，从而获得了另一个较开阔的研究空间。

在这部书的第一章《小说史研究与文化意识》中，杨义从总体上阐明了他本人在对20世纪小说进行研究时的着眼点，也就是“着重从文化角度审视它的运动过程”。他认为，“文化意识乃是对小说进行深层多维研究的通观意识”，所谓“通观”，即打破狭隘的单一的研究视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多以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研究视角为主，来自文化层面的认识较单薄，还未形成文化的惯性思维，因此无论从广度上还是深度上，关于这方面的涉及都不够。相比之下，杨义无疑是倡导文学一文化批评较有力的一位。他在上述专著中，就明确了研究的总主题和大方向，即论述20世纪小说发展的文化轨迹和它的文化脉络。

杨义由鲁迅研究开始了他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方向，他最初选择鲁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想从一个人去看一个时代一部历史。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和集大成者，他曾处于时代的十字路口，因此他也曾经历了时代转型期必然要遭遇的来自不同观念层面的冲突碰撞，当然包括文化层面的，从他的笔端，人们能够感受到他深厚的文化学养和复杂的文化心态。意识到了鲁迅这代人的历史处境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杨义曾撰文写道：“中国现代小说的开拓者，多是叛逆型破落户子弟和泅游于中外文化反差之间的留学生，既窥破社会崩溃中的炎凉，又饱尝民族衰老中的忧患，可以说，他们所写的改造国民灵魂的小说，是以现代文化意识返观传统文化沉积的审美结晶。所以他们在这个时期的小说，便具有了深厚的文化意识。正是对鲁迅的研究，奠定了杨义后来学术研究的坚实基础，鉴于此，本文也将它作为对他的文学一文化批评方式进行考察的一个切人点。

研究鲁迅不能不关注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因为鲁迅有着深厚的旧学根底，传统在他是稔熟于心的，由此在对待传统文化上，他既能游乎其间，又能出乎其中，显得游刃有余；另外，留学生涯使他有机会接触到迥异于传统的外来文明，所以这种种文化的交织碰撞造就了鲁迅文学中复杂的文化面貌。杨义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对鲁迅小说的研究，实质上是对中外古今一个文化史和文学史的重要枢纽的研究”。通过对这一枢纽的研究，从而“解剖这个枢纽在文学史和文化史的脉络原委与深层意义，解剖它在中外古今文学与文化的交互撞击、错综融汇中的承传和独创、求索和开拓、转型和奠基”。这里，既认识到了鲁迅与中外文化的重要联系，更把鲁迅文学置于一个“枢纽”的关键位置，鲁迅文学是一座丰碑，融铸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精粹，这一文化定位就充分说明了杨义对文学一文化批评的自觉运用。具体到他的批评实践，他在论文《鲁迅小说的文化内涵》中，将鲁迅作品中的文化容量作了归纳分类：第一是对国民性的解剖。杨义认为，“解剖国民性实际上就是对传统文化沉积做一次总的清算，从而汰旧立新，开发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对国民性的思考也是鲁迅始终不渝关注的焦点问题，是对民族文化很沉郁和苍凉的体验把握，因此，也是中国文化在鲁迅眼中较为本质性的内容。第二是对封建性的儒家礼制文化进行批判。这也是其文化态度的一个亮点。杨义在这里使用了“礼制文化”一词，较有分寸地说明了鲁迅不是对儒家文化的泛泛批判，而是着重于其礼制即封建礼教，因为儒家思想中有许多是值得发扬光大的精华，不能一概否定。第三足对民族历史文化的综合思考。这主要体现在对《故事新编》的分析中。杨义具体分为三个方面：对劳动文化的肯定，由实干的英雄和复仇的奴隶身上体现出的文化思考．辩证地看待传统文化。他认为鲁迅的文化态度并不偏激，鲁迅既认识到了传统文化孕育下的民族脊梁，同时也重点批判了具有强烈腐蚀性的一面，后者阻碍了民族的自我更新和调整，使社会发展的步履沉重而缓慢。其中鲁迅对出世离群的道家文化进行了较严厉的批判，《故事新编》中的《出关》《采薇》《起死》等几篇都是如此，关于这种文化批判倾向，杨义从鲁迅所处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去考察阐释，得出了时代合理性的结论，他认为，“对我们这个已经柔弱的民族来说，特别是国难当头，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的时刻，道家就容易使我们成为人家的砧上之肉，鲁迅对道家的批判，．有明显的历史具体性和现实针对性”。

如果把以上的条分缕析综合起来并上升到一个高度去思考，杨义就认为，“鲁迅的文化思维方式足双构的，而非单构的，在‘民族一世界’的双构互补中，建立使一种古老的文化获得新的生命活力的运行机制”。可见鲁迅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文学文化视点，而使之与国家社会乃至全人类发生联系，希望由此架通中华民族文化生命与世界的桥梁，而这也正是他作为一位文化巨人的风范，这种风范影响着一批批有眼光有品识的后起之秀。所以，杨义认为，从本质上说，鲁迅不仅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封建社会中沉积下来的传统文化的最伟大的批判者，而且还是为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化并使之走向世界文明的卓越先驱者。作为一位具有个性的文学研究者，杨义以他的文学一文化批评方式向人们诠释了他心目中的鲁迅及其文学，反之也可以说．鲁迅及其文学也以不俗的人格力量和超凡的艺术魅力深深地感悟着后代的批评家们。

在《20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中，杨义把五四作为现代文学转变的关键环节，在“五四”这个关节点上，现代文学同时与中外古今的文化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碰撞，并取得了与旧文学有着本质区别的新文学地位。在第三章中，杨义又探讨了现代小说观念变革的文化原因，认为五四对于现代小说观念的变革有着根本的推动作用。

他认为，“实际上足通过借鉴西方文化来对传统文化进行纵向突破。通过先驱者的努力，架通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桥梁，架通了中国传统文化转向现代化的桥梁”。“在‘五四’时代，由于借鉴了西方文化，眼光敏锐而心灵开放的中国知识界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开始获得了异常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参照系，在变革图强的基本思路下重审本土的传统文化。一种与当代世界气息相通的新的文化逻辑思路，正在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拓展新的境界”。文化观念转变了，作为文化观念载体的文学或者说受文化观念支配的文学自然不能以它旧有的内容和形式继续发展了。在“五四”及其以后的新文学中，小说成了最重要的文学体裁，单从这点上就可见一斑。五四时期的作家是从整个世界文化结构上看当时的文化和小说的，所以那时有很多理论家都以开阔的眼界力图整体上把握小说的属性和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一宏观眼光，就意味着以世界文学的眼光去审视中国文学，在横向比较中认识自身的不足，借鉴他人的优长，这种以“他者的眼光来审视自我”的观察角度自然就不再囿于封闭的旧模式之内，不再是以旧观旧，而是以新审旧了。西方的文学观是一种进化的文学观，这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崇古”倾向有很大不同，文学进化观肯定了现代文学对古代文学的超越，而不是一味去模仿古人。这种对现时的肯定自然就提高了小说的地位，恢复了小说的尊严，因为在传统文学中，小说的地位是很卑微的，而在西方的文学观的影响下，现代小说终于被赋予了新的价值，也正鉴于此，杨义在研究现代文学中，着重选择了小说这种形式。小说在“五四”前后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发展历程，地位由卑微至堂皇，这种文学观的变化实质上是文化观变化的反映，是中西古今文化碰撞的结果，而且现代小说所承载的思想内容也从不同角度反映出时代的个人的种种动向，所以，着重从小说人手，是进行文学一文化批评的较好的切人点。

在《20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的第三章中，杨义在对“五四”文学观念尤其是“五四”小说观念变革的文化原因进行分析后，又具体从“真实观和悲剧意识”、“功利观和批判意识”、“审美观和文学的本位意识”等方面探讨了变革的文化深度。比如在论述悲剧意识时，就表现出了不同于传统文化观念的一面。“他们(新文学作家)用现代的意识观照社会、观照文化及人们的行为模式，从而发现了其中的不合理性或历史的荒谬性。在观察时，他们在习以为常的文化中看到了悲剧因素”。而这一点正是传统文学所缺乏的，同时也正是传统文学中文化意识匮乏的表现。现代文学在对传统文学进行反思和批评的基础上，在对外国文学中的悲剧观念进行借鉴的同时，也达到了一种文化的深度。由文学映现文化，由文化反观文学，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文学一文化批评思维方式。

再比如，在对女性小说的关注中，杨义也同样是从文化角度着眼。他认为，“‘五四’时期女作家群的出现，实际上是‘五四’反对封建伦理文化的一项从理论上到实践上的重大胜利”，“是现代文化思潮冲击封建女性伦理定型的结果”。换种说法，就是“社会文化性别模式的变化”。因为在人类社会中确实存在着男女两性在生理心理和文化心理类型上的某些差异，这种文化心理的差异在封建社会就是男尊女卑的性别定型。南宋女词人朱淑真有诗《自责》为证：“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而到了近现代社会，随着启蒙思潮的兴起，这种封建的文化性别模式有所松动，不仅一些妇女问题在社会上有所反映，而且以女士署名的小说也多起来，女性文学有所显露，直至五四时期，女作家群正式出现。这就是女性文学出现的文化契机。至于“五四”女性文学的共同创作特色，实质上也是文化性别模式变化的流露，比如她们能紧扣时代思潮，充分反映个性，表现一种外向的社会的要求，就是文化观念使然。

此外杨义在对现代文学中的大家名流进行探究时，也是有意识地从文化角度切人的。在上述专著中，他分别展开篇章撰写了专题“郁达夫小说的文化心理素质”、“从文化视角看左翼文坛以及丁玲张天翼”、“茅盾、巴金、老舍的文化类型比较”、“二萧文化素质的差异”、“废名和沈从文的文化情致”、等，进行文学一文化批评的个案研究或个案之间的比较研究。杨义之所以在对现代文学的研究中侧重文化的介入，是基于他这样一个前提认识，即“中国现代文学是中西文化交互影响下的产儿，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化和五色斑斓的西方文化思潮，都在现代小说家身上打上了各式各样的烙印”。也就是说，他认为现代文学是文化碰撞的直接结果，其中的文化因子特别丰富，在对这个时期的文学进行研究时，缺少了文化观照，就无从准确把握它的发生和根由。

篇4

一、外国文学的文学性

文学是一门艺术，一种艺术的门类，外国文学中有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外国文学对世界其它区域的本土文学影响深远。以我国为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迅速的吸收西方的思想和文化。西方文学性很快的被吸收和引进，对本土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文学的很多优秀的文学家，像王小波、余华、莫言等都曾经谈到过自己创作中对西方文学的吸收。外国文学的成果丰富，名作如海，名家如林。创造了很多丰富的文学形象，丰富了文学的世界。出现了很多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学流派，开创了很多的文学表达形式。意识流、荒诞派、魔幻等很多的文学形式，都在外国文学中得到了孕育和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在一定的程度上基于普遍性的心理感受和生命体验，虽然彼此的差别很大，但人主体活动的的感知规律具有普遍的意义。在文学的世界中，创造者、读者直接可以达到精神的相通。伟大的作品伟大的作家总是直接的关照人类共同的存在本身，反应人类生存的普遍规律，在文学的世界中，阅读是一种心灵的交流。外国文学的很多作家创造了艺术成就很高的作品，它们是人类精神领域的永恒财富。如莎士比亚、狄更斯、海明威等等，他们站在很高平台来关注个体生命的存在，他们创造的作品，在反应当时的社会生活，反应人们生活的状态，从中透露出的人文理念与精神理想，是人类共同的宝藏。体现着民族性又体现着世界性，越是民族的也越是世界的。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中，充分展示了文学艺术的高度和水平，这也是外国文学作品在今天不断的走向世界的内在原因。

二、对外国文学的文化包容

外国文学由于背后的经济、政治、文化因素的共同影响，使其在其它的地区迅速的传播。外国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外国文学地域的意识形态，带有很强的风俗文化意味。外国文学是一定时期文学作品背后的社会现实的一种反应。如今随着全球化经济的发展，信息传播变的越来越迅速，世界朝着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彼此之间的吸收和借鉴变得越来越多。对彼此文化包容性也越来越强，文学的交流也朝着开放的方向发展。同时，对外国文学的吸收在不同程度的影响着各个地区文学的发展，为各个地区文学的发展提供很多借鉴的素材。这种相互的融合是一种文化包容的体现，文学这种艺术形式，蕴含着很多的文化因素。在阅读和接受文学作品的过程，也是对文学作品背后所蕴含的思想、意识、价值的思考和了解的过程。外国文学所蕴含的文化因素必然与接受地区的文化因素有很多的不同，世界上每一个现存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文学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国家实现主体文化传承的重要因素。它是构成民族集体历史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它反应民族心态和民族文化。这必然会产生外国文化接受地区的文化与该地区文化的冲突，从而形成一种文化的困惑，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会对外国文化的传播起一定的阻碍作用，接受地区的文化认可过程可能会影响本民族文化的认可。但如今发展的趋势包容和共融的今天，各民族都不断的接受其它地区的文化，这种接受基本以本民族的文化为主体，这在翻译的过程中得到很好的体现。翻译的过程是一个语言转换的过程，把外国文学转换成翻译地区的文学，这一过程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是基于本土文化的创造。这种借鉴与外国文本的本身是不能分离的，这种影响是深远的。包容和开放的今天，世界上各个地区和民族对外国文化的吸收将不断的深入和增多。在这其中，文化的包容起了很大的作用。未来，世界仍然会沿着包容的和借鉴的路继续前行，外国文学也会在被借鉴中保持不断的生机。

作者：宋阳 单位：吉林艺术学院

篇5

当前，高中数学教学中，仍把数学的形式化、逻辑性视为教学重点，忽视对数学的人文价值方面的挖掘与运用，数学文化在高中数学教学中出现偏差，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学目标形式化，缺乏对数学文化的准确定位

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只将数学知识作为目标，不能结合数学文化来设定教学目标，只关注课本上的数学知识，特别是一些公式、定理的应用，过于工具性，没有把数学的知识与数学的人文相融合作为教育的首要目标，不能很好地了解和运用数学的思想、方法、精神等人文价值，弱化了学生数学素养的培养。

（二）教学方法落后，缺乏多样化的教学方式

长久以来，课堂教学以教师为中心，教学没有活力与生机，无法兼顾到个别学生的需要，难以进行师生互动，也不能让学生进行探究和合作学习，使学生的探究精神、合作意识、创新意识和动手实践能力受到捆绑，难以发挥其主动性。数学文化得不到全面体现，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甚至产生厌学情绪。

（三）教学评价简单化，缺乏对数学文化的考量

教学评价能够根据教学行为形成量化的考评结果，从而给出相应的教学指导意见。传统的数学教学评价不太重视具体学习过程，不能反映学生的心理过程和变化，更无法体现学生的人文素养的提高。而现实数学教学中，很多教师仍然沿用传统的数学教学评价方式，不能从数学文化方面入手，不能凸显数学的人文价值。

二、数学文化与高中数学教学结合在一起的方法

数学教育必须以提高学生能力为目标：第一，是理解能力；第二，是学习能力；第三，是判断能力；第四，是解决问题能力；第五，是创造能力。具体内容包括：

（一）做好文化取向是奠定数学文化的重要基础

站在文化取向的角度来看，数学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利用数学文化完成对学生知识的提升，所以，将数学文化与教学结合在一起，不仅是考虑到教学安排，同时还考虑到整体目标计划。对于数学文化教学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第一，是数学意识；第二，是数学思想；第三，是数学精神；第四，是数学品质。

（二）以教育理念为指导，构建新型的高中教学思想

过去一段时间里，大部分教学都将教学重点放在了知识的学习，而忽略了教学的逻辑性和思维性。将数学文化与实际教学内容结合一起，与实际生活融合在一起，使学生产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学习的过程中，正确引导学生掌握学习方法，鼓励学生积极参加不同形式的教学活动，在活动中历练，不仅掌握知识，还学会团结合作。

（三）以学生的需求为指导构建多元化的教学体系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数学教育是以多元的姿态出现的，因此，对于数学文化学习来讲，不仅要培养内涵，同时还要注意培养学习方法。在高中数学教材中，数学文化的定义学生是不能直观看到的，它是在不断学习中体现出来的。对于数学文化来讲，它不仅是内容丰富多样，同时学习方法也是渠道甚广，既包括了一些隐性的理论教学，同时也可以将整个学习态度直接展现出来，尤其是对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来讲，更能体现出其潜在的意义。在教学过程中将数学文化融入进去，通过教师生动，简洁的文字叙述，不仅能够使学生将注意力转移到学习上来，同时也可以提升其它知识学习，不仅提升了学生学习成绩，同时也促进了他们对数学的认知度和兴趣度。

（四）实现文化教学，提高高中数学的影响力

“数学文化”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它的内涵丰富多彩，所以应采取更多、更灵活的教学方式，教师可根据教学内容和个人的教学风格进行选择，要注意教学的深入浅出，尽可能对有关内容作形象化的处理。强调数学非形式化的一面，弘扬数学的人文精神，除了知识的学习外，更应强调数学的思维方式、理性精神及数学在实际生活的应用。将课堂教学与课外指导相结合，让学生到生活中去寻找所需的素材和资料，以此有效的培养学生的动手和实践能力，促进其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发展。

（五）构建先进的教学评价体制

篇6

学生的问题意识是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面对某个问题时所产生的怀疑、研究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本身并不是问题，但它是问题形成的基础，没有问题意识就没有问题．学生是发展中的人，对学生进行问题意识的培养具有多重意义．

第一，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对推动化学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回顾化学学科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每一次取得的成就都是建立在权威观点的基础之上．比如，拉瓦锡就对当时的权威学说燃素说大胆质疑，并进行相关的实验研究，通过大量的实践检验了燃素说而建立了氧化学说，从而完成了化学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质疑就是问题意识的体现，可见问题意识在推动化学学科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二，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有利于学生形成自己的思维体系．思维的形成是在不断的思考中完成的，而思考是问题意识推动下的思考．因此，通过培养学生的问题思维，可以使学生对问题更具敏感性，进而对问题的答案展开追寻．在追寻答案的过程中，学生发散了思维，并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思维方法，进而形成一整套思维体系．

第三，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有利于学生养成自我学习的好习惯．在问题意识的推动下，学生能够发现许多尚不知答案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不能通过老师加以解决的情况下就只能自己着手解决．而在不知不觉中，学生就养成了自我学习的好习惯，同时学生的自学能力也得到提升．

第四，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对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创新能力包括观察力、想象力、思维力、记忆力等，创新意识的提高也应该在这些方面体现出来．而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时，学生的四个“力”被充分调动起来，并且在运用中得到培养，而与之相对应的创造力也得到提高．

二、高中化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1．加强基础知识的学习

基础知识是经过前人不断地总结和发展而得出的成果，可以提供完整的知识体系，这也是牛顿将自己比喻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原因．学生在萌发问题前，必然要掌握大量的基础知识，理清问题产生的根源．只有具备了这个条件，学生才可能对新的知识产生疑问，才能找到问题的突破口．因此，学生要加强基础知识的学习，掌握实验方法，从前人的理论成果中汲取营养．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学生的洞察力，形成敏捷的思维．在某个契机的触发下，问题意识自然就会萌发，并转化为确切的问题．

2．教师要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

在高中化学课堂教学中，教师主导整个课堂的情况比较多见，往往是教师一个人在讲，而学生只需要认真听，课堂气氛非常沉闷，学生在这种课堂氛围下很少发出疑问．针对这种情况，教师首先要进行自我反思，改变教学风格，为学生创设民主开放的课堂，鼓励学生积极发言、提问．通过这种方式，改善课堂气氛，改变学生对教师的看法、对学习的看法，让学生意识到自己在教学活动中是主体，主体必须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并且要积极思考．在这种比较和谐、民主的课堂氛围下，教师还要注意对学生加以引导，从而促进有价值的问题的形成，并尽力为学生解决问题创造条件．

3．教师要创设情境问题意识的产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而其中情境的影响不可忽视．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合理运用情境教学法，创设问题情境来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具体而言，高中化学教学中问题情境主要是利用实验、生活中的化学问题、现代教育技术等来创设的．以实验法为例，实验是化学学习的重要方式，利用化学实验创设问题情境，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同时使学生参与到实验中，亲身体会实验，有利于他们从实际操作中发现问题．例如，在讲“氧化还原反应”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在实验室做Fe3O4与H2的还原实验．Fe3O4是生活中比较常见的物质，又被叫做磁铁．它在与氢气共同反应下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学生在这个实验情境的引导下，形成了一种求知欲，进而在实验过程中主动去探究、思考．

三、总结

篇7

摘要：早期清华大学（1926-1952）的外文系培养了大量的人文学科杰出人才，是西方博雅教育理念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成功实践。它将西方博雅教育理念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相结合，旨在培养中西会通、全面发展的文化人，而非器物化的某一特定职业的从业人员。其重视基础、文理兼修的课程体系致力于培养受教育者的中西文化素养和创新能力，并非语言技巧或职业技能训练。早期清华大学外文系在培养目标与课程体系两个层面对时下高等外语教育深具启示意义，对中国高校树立正确的价值追求，弘扬人文精神以及提升受教育者的创新能力均有史鉴价值。

关键词：博雅教育；清华大学； 外文系；外语教育；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4-0041-06

收稿日期：2014-01-17

作者简介：吴自选（1969-），男，山东临沂人，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从事翻译学、外语教育研究；天津，300384。黄忠廉（ 1965-），男，湖北兴山人，文学博士，黑龙江大学翻译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学、汉译语言研究；哈尔滨，150080。

一、引言

清华大学外文系始于1926年，初名“西洋文学系”，1928年易名为“外国语文学系”。抗战爆发后，1938年清华大学与北大、南开三校迁至昆明，建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迁回清华园复校，1952年院系调整，外文系建制撤销。外文系除培养出钱钟书、季羡林、等学贯中西的大师之外，尚有一大批外国语言文学教育家、戏剧家、诗人、作家、翻译家等杰出人才，以毕业年份为序（含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期）：1927年朱湘；1928年陈嘉和陈诠；1928年杨业治和吴达元；1930年李健吾；1931年张骏祥；1936年吴景荣和刘世沐；1938年方钜成；1939年许国璋、王佐良、杨周翰和李赋宁；1940年穆旦（即查良铮）、赵瑞蕻、周珏良、黎锦扬和杨苡（即杨静如）；1942年许渊冲；1943年巫宁坤、何兆武、林同端和郑敏；1945年金隄、刘承沛和杜运燮；1946年袁可嘉和卞之琳；1947年黄爱（即黄雨石）；1949年杨德豫；1950年英若诚、吴云森（即江枫）和文洁若 ；1951年资中筠和冯钟璞（即宗璞）等 ［1］。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外国文学部1935年共毕业四位研究生：赵萝蕤、田德望、曹葆华及杨绛，后来均成为学术大家［2］。

本文论及的清华大学外文系，指1926年至1952年间（含西南联大时期）以培养“博雅之士”，汇通中西之学为目标的早期清华大学外文系（以下简称“清华外文系”）。博雅教育是一个内涵丰富、多维度的教育理念，本文重点讨论清华外文系博雅外语教育理念与相应的课程体系，兼论清华外文系博雅教育对时下外语教育及整体大学教育的史鉴价值。

二、外语教育的博雅理念

作为博雅教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828年耶鲁大学的《耶鲁报告》指出：博雅教育是一种全面的教育，一种开启全部心智的教育，或一种全面开启心智的教育。［3］它要求开设广博的课程，反对高等教育过早的职业化和专业化，要求以经典的和基础的科目训练学生的心智。“博雅教育是文化的教育或是以文化为依归的教育。博雅教育的最终产品是文化人。”［4］

（一）培养博雅之士

1926年，吴宓参照美国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培养方案，撰写《外国语文学系概况》，开宗明义提出了清华外文系如下五个培养目标［5］201：

本系课程编制之目的为使学生：（甲）成为博雅之士；（乙）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丙）熟读西方文学之名著，谙悉西方思想之潮流， 因而在国内教授英、德、法各国语言文字及文学，足以胜任愉快；（丁）创造今日之中国文学；（戊）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

吴宓提出的清华外文系培养目标，浓缩了清华外文系的教育思想，为清华外文系的人才培养确立了基调。其第一个目标即为培养博雅之士，而博雅之士既不是一种职业，更不是一种职业技能。“博”是指融汇中西语言文化的广博，是提升人格境界、成就学问事业的基础，是知识的广度，而“雅”是在“博”的基础上形成的高雅志趣和学术涵养，是知识的高度。吴宓先生的“博雅”之说，简言之，是“希望学生能够吸收东西方古往今来的优秀文化，成为全面发展的人”［6］19-20。吴宓提倡博雅之士的教育模式， 深受其母校哈佛大学以及导师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影响， 其目的是造就具有深厚中西语言修养、宽广文化底蕴、具有批判性思维、“博而能约”、“圆通智慧”的中西文化、语言通才，其实质在于人格的塑造、文化的熏陶和精神的修养。

（二）西方理念与中国传统的结合

博雅教育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其实质是培养“通人”或“全人”；在中国，类似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先秦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和汉朝以后偏重人格和人文素质的儒家教育。“六艺”虽有实用功能，但其实质是将受教育者培养成“君子”，即有德行、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高尚道德修养、全面发展的“人”。清华外文系培养的博雅之士，兼具中国文化传统中“君子”的理想人格的与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独立人格与批判精神。作为人文学科的外国语文教育，其根本目的不是训练某一个职业领域的从业人员，而是通过中西语言文化的熏陶与教育，涵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体系，帮助学生形成全面的、均衡的知识结构，开阔其视野，提高其在融会贯通中西文化基础之上的创造力、适应力。吴宓认为，教育之理想，尤其是大学本科教育的理想，应是培养了解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全面发展之通才［7］24。

吴自选黄忠廉：论早期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博雅教育

三、清华外文系博雅课程体系

清华外文系的课程体系体现文理兼修、通专兼顾、贯通文史哲的特点，是实现博雅教育理念的路径，也是吴宓提出的培养目标的具体实践。以清华外文系1936-1937学年度的课程设置为例［8］：

第一学年44或46学分：英文8，国文6，中国通史、西洋通史（择一）8，逻辑、高级算学、微积分（择一）6或8，物理、化学、地质、生物（择一）8，选习一种第二外国语8；

第二学年36学分：英文6，西洋哲学史 6，西洋文学概要8，英国浪漫诗人（专集研究）4，西洋小说（专集研究二）4，选习一种第二外国语8；

第三学年32学分：英文、德法文（择一）8，西洋文学分期研究：古代希腊罗马；中世；文艺复兴时代（每门4学分）12，英文文字学入门4，戏剧（专集研究三）4，文学批评（专集研究四）4；第四学年24学分：英文、德法文（择一）8，西洋文学分期研究：18世纪；19世纪（每门4学分）8；现代西洋文学：诗；戏剧；小说（任择二种）4，莎士比亚（专集研究五）4；

选修课：拉丁文8；第一二年日文8；第一二年俄文8；英语捷径4；研究课程若干6。

具体分析，清华外文系的课程设置有以下特点：

（一）重视基础，文理兼修

在清华外文系四个学年共136或138个学分中，语言类课程共44学分。清华外文系强调“本系教授语言文字之方法，注重熟练及勤习。读书谈话作文并重，使所学确能实用，足应世需”［5］199。学生通过“读书谈话作文”，训练扎实的语言基本功。但在清华外文系课程设置中找不到“精读”、“泛读”、“口语”和“听力”这样的把作为整体的英语语言文学肢解得支离破碎的课程，而是主要通过文史哲等课程来提高语言基本功。“西洋哲学史由贺麟先生讲授。他指定学生阅读西方哲学名著英译本（例如柏拉图《对话录》等书）， 并让学生用英文写读书报告。”［9］3

早期清华大学贯彻梅贻琦校长提出的“通识为主，而专识为末”［10］的教育理念，要求学生在自然、人文、社会三个方面有综合的、广泛的知识，而“不贵乎有专技之长”［11］。由于全校一年级学生不分专业，清华外文系与其他各系学生所选课程为“共同必修课程”，涵盖文、史、哲、理等多个领域，重点在“博”。李赋宁先生言：“我在清华园渡过的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英文的听、说、读、写有了很大进步，法文的根基打得很牢靠，西方文学、哲学和历史也都有了一些入门知识。”［6］29

（二）以“文”为主，注重西方文化的整体性

如果不将大一的44学分计算在内，清华外文系的文学类课程占到其余三年总学分的61%。文学课程分文学史和文学体。文学史按时代进行分期研究， 即古代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18世纪和19世纪，分配于三年中。“文学体则强调分体详细研究，于三年的学习中全面涵盖了各种文体， 即小说、诗、戏剧、文学专题研究和文学批评等。”［12］174-175 西南联大时期，外文系开设的56门选修课程中，文学类课程更为丰富，涵盖国别文学史、断代文学史、类型（或体裁）文学史和作品选读、作家与作品研究及文学理论，共28门，占选修课总数的50%，其余为语言理论及“外语及其他”类课程。仅在“类型（或体裁）文学史和作品选读”类选修课中，即开设12门课程 ［13］131。文学是博雅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对学生品德、性情和境界的熏陶与提升起一定作用。早在20世纪30年代，吴宓就十分强调文学的教育功能，主张学生通过阅读、理解和比较研究中外经典文学作品，提高自身的素养和道德情操。他归纳出文学在启迪学生心智，涵养学生心性，增进学生人格塑造，了解西方文明流变乃至增强学生爱国心等十大功能［7］59-64。

吴宓视西方文学、文化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要求学生对其具有广博和全面的知识。清华外文系将英语语言文学置于西方语文的大背景下，有德、法、俄、拉丁等多种课程供学生修读，并配合以严格的教学制度，培养出一大批德、法、俄语言文学专家。西南联大时期，“在外文系的56门选修课程中，法语语言文学类选修课程即达11门。”［13］137这些课程覆盖面很广，“使学生的注意力不仅局限在某一种外语或某一国别文学上，而是把西方文学、哲学和文化看成一个整体，大大扩展了学生视野”［9］3。

（三）选课制与旁听制，贯通文史哲

吴宓从创造中国新文学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高度，强调清华外文系学生中国文学功力的重要性［5］201：

本系对学生选修他系之学科，特重中国文学系。……目的在于：（1）创造中国之新文学，以西洋文学为源泉为圭臬；或（2）编译书籍，以西洋之文明精神及其文艺思想，介绍传布于中国；又或（3）以西文著述，而传布中国之文明精神及文艺于西洋，则中国文学史学之知识修养均不可不丰厚。故本系注重与中国文学系相辅以行者可也。

高度重视中国文学的清华外文系不仅造就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学者、翻译家、戏剧家，同时也是中国诗歌史上著名的“中国新诗派”的诞生地，著名诗人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王佐良就是在清华外文系的培育下走向成熟的 ［14］。

早期清华大学除了实行美国式的学分制，更以独具特色的选课制度，实现其造就通才的目标。“学生于每学年开学时，参照各系规定的课程表自行选定课程，中途亦可增选或退选，但大一应修课程不得中途退选”［12］119。清华外文系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选修、旁听其他学系的课程，特别是同属文学院的中国文学系、历史学系和哲学系的课程，学生可以一日横跨文史哲三大学科门类：“听了罗常培的语言学，入邻室钱穆的中国史课，晚间有金岳霖讲‘哲学中的时与空’，须早去占座”［15］。在清华外文系读书四年的季羡林先生曾言，真正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只有两门课，就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和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这两门课影响他的一生，而这两门课恰好都不是清华外文系的专业课［16］。清华外文系的选课制度给予学生很大自主性，允许、鼓励学生跨学科、跨专业自由选课，为学生以中西语言文化为根基，在人文学科领域的融会贯通以及个性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四、清华外文系作为外语教育的历史坐标

清华外文系作为博雅教育在中国的成功范例，至少在以下两个层面给外语教育界以启示：

（一）从外语教育的人文属性出发，造就外国语言文化通才

“外语专业教育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一直采用专才型培养模式，导致学生知识面偏窄，文化底蕴不深。”［17］20世纪80年代起，外语界开始进行外语与经贸、新闻、外交、法律乃至科技相结合的所谓“外语+X（培养方向或辅修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改革，然而外语教育职业化、训练化、空洞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的遏止，其人文学科属性日渐淡化［18］244-245，外语院系沦为“语言培训中心”或“体制内的新东方”，时至今日其定性、定位问题仍未得解决。外语教育不能也不应简单地等同于职业教育、技能训练甚至是应试培训；如是，高等外语教育已然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必要。外语教育过于重视职业技能的训练而忽视人文素质的培养，其价值取向将趋向功利主义；以单纯的就业需求为导向，导致外语专业学生在思想的深度、知识的结构、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与其他文科专业产生较大差距［19］。

外语学科的基本要素是语言、文学和文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兼具人文性［20］，因此，人文性是外语教育的一个根本属性，培养全面发展的“文化人”是外语教育的应然目标。外语教育只有明确了自身的人文学科属性，才能找到专业的学科定位，才能确立适当的培养目标，而“我国英语专业教学改革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课题莫过于培养目标。”［18］243 从清华外文系的成功经验看，外语教育应注重与文学、历史、哲学等相关学科融会贯通的外国语言文化通才。许国璋先生在谈及外语院系培养目标时强调外语人才必须是文化人［21］。

（二）从博雅教育理念出发，改革课程体系

始自20世纪50年代苏联模式的外语教育课程体系偏重语言技能训练， 按照培养译员的“语言学校”模式开展教学［22］，强调语言技能、忽视文化熏陶，重视机械训练、淡化文学教化，缺乏认识能力和思辨能力的系统培养。时至今日，外语专业基础阶段课程仍以语言技能训练为轴心，以大量机械操练为途径。以英语专业为例，依据《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英语专业基本上都以专业技能课“基础英语”、“高级英语”、“听力”、“口语”、“阅读”、“写作”、“翻译”为主干课程。主干课程不但所占学时数多， 而且持续时间长， 一般达到总学时67%左右［23］；这些专业技能课程“分裂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知识，使语言教学沦为空洞语言与空洞交际，使学习者既无法习得语言能力与语言交际能力，又无法学习到知识”［24］。以训练学生语言能力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实际上并不能提高学生的说、写、译等语言产出能力。而在英语专业高年级所开设的“专业知识课”如语言学、词汇学、语法学等课程，更是冷知识传授多于文本研读，只能给学生们带来信息与知识压迫［25］。这样的课程体系无助于学生知识、技能的增长，更不能提升、陶冶其人格，因此不仅受教育者不能用外语获取信息与知识、传递思想与情感，最终造成学生“缺乏分析综合的能力，很少有自己的想法，很难有创新意识，出不了创造性的成果”［26］。

清华外文系课程内容宽泛， 涵盖自然、社会和人文三大学科。大一英文也指导英文阅读和练习英文写作。但英文阅读和写作的任务还由其它课程来分担。而在西南联大时期，外文系课程表中“单纯的英文课（相当于时下的精读、泛读、听力、写作等）只占学年总学分的15.8%-24.2%。语言水平的提高， 主要是通过学习其他课程来实现。”［27］ 从外语教育的人文属性及其规律出发，须在课程设置上确立“语言”和“文化”平衡，以中西文史哲经典著作为主要教学内容，以助受教育者建立完整的知识架构，厚植其人文底蕴，提升其思想境界，在扎实的中西语言基础之上，培养其会通、思辨、适应和创新的能力。

五、清华外文系作为中国大学的历史镜鉴

清华外文系是早期清华大学全面实施博雅教育的在一个系科具体的、成功的实现。实际上博雅教育对当今教育的启示，不仅在外语教育，也在高等教育整体。博雅教育不应只是清华外文系追求，而应是高等教育系统整体之追求。吴宓认为，培养博而能约，圆通智慧的通才，不仅适用于文史哲学科，自然和社会学科亦如此［7］68。

（一）博雅教育是大学教育的本然追求

梅贻琦先生认为博雅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勿囿于一途， 而得旁涉他门， 以见知识之为物，原系综合贯通的，然其在理想上相关联相辅助之处，凡曾受大学教育者不可不知也”［28］，以梅贻琦、、竺可桢等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大学主事者主张的是博雅教育理念中人格教化和知识教育的结合，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平衡。20世纪50年代以降，尤其是院系调整以后，专业教育成为高等教育主导思想。至今，过于狭窄的专业教育思想并没有烟消云散， 仍然制约着中国大学的发展。简言之，大学教育高度专业化、过分实用化乃至功利化取向弊端有二：首先，以职业为导向的高度功利化的大学教育造精神缺失，导致受教者人格缺陷。受教育者蜕变成缺乏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的“器物”。如果受教育者普遍存在的自私狭隘、庸俗功利、寡廉鲜耻等诸多人格缺失，无疑是高等教育的失败，与大学的使命背道而驰。其次，造成学生日益被束缚于狭窄的学科划分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大学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区别。大学长期局限于培养所谓“专业技术人才”，学生没有足够的知识宽度、学习能力和健全心智去适应未来职业发展的需求，造成受教育者创新动力不足。

狭隘专业教育颠倒大学教育的本然价值，难以完成“人之所以为人”的教育，相反，它是器物化、工具化的教育。而梅贻琦先生主校时期的清华外文系博雅教育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其重点在人格、修养、灵魂的教化和熏陶，其本质是人文教育，而“人文教育是一切大学的灵魂之所依”［29］。“博雅教育的定性与定位问题，更恰当地是则是大学教育的定性与定位问题”［30］，也关乎大学教育的使命问题。从某种角度而言，清华外文系的成功源于它回归了大学教育的本质，作为历史镜鉴可以考察时下价值追求错乱、办学方向迷失的大学。

（二）博雅教育是应对大学挑战的必由路径之一

博雅教育是应对人文精神缺失和创新能力不足中国大学两大挑战的必由路径。其一，博雅教育是以与人类历史上积累沉淀下来的文明与文化遗产进行“对话”为主要内容的一种大知识观教育，目的是打破传统学科领域的壁垒，通过对经典的深入研读，让学生领略人类优秀思想文化的魅力，籍此实现“人”的整体素质的提升。清华外文系的博雅之说，如果说“博”是一种学术追求，那么“雅”即是一种人文品质和人格境界，清华外文系的成功源于它“注重人格的全面发展，关注人的精神和道德的需要，重视人文教育”［31］。总之，清华外文系的博雅教育模式既是观照整个大学教育人文精神缺失的历史镜鉴，更是弘扬大学人文精神的路径。其二，创新型人才所必须具备的开阔的视野、丰富的想象力、强烈的使命感等素质，而博雅教育主张的文理兼通和跨学科综合性的课程有助于学生拓展视野，强化对知识整体性把握，使学生在融会贯通中汲取智慧，培养“学生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32］，而这些正是创新的必要条件。清华外文系毕业生许渊冲称他：把生命科学的优质基因克隆问题，应用到中西文学互译的理论上来，提出了优化的创译论，使中国文学翻译理论走上了世界译坛的前列”［33］。

六、结语

清华外文系的博雅教育是一个完整而复杂的教育思想体系，也是一种办学风格。它将西方人文主义的博雅教育与中国教育传统相结合，以培养博雅之士为目标，致力于文史哲的贯通，着力于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培养了大量人文学科杰出人才，确立了外语教育的“清华学派”，也为21世纪中国外语教育提供了启迪和借鉴。

进入21世纪，中国大学面临的是与清华外文系迥异的社会、教育和制度环境。清华外文系的成功是多种因素交汇的产物，然而外语教育的清华学派既是精神遗产更是镜鉴，值得从外语教育界同仁从多层次、多视角进行更深入的探究，包括外语教育乃至整个大学教育的本质、价值、过程与目标，等等。

参考文献

［1］方惠坚，张思敬．清华大学志（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532-642.

［2］百年清华 百年外文（1926-2011）编委会．百年清华 百年外文：1926-2011：清华大学百年华诞暨外国语言文学建系85周年纪念文集［G］．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349．

［3］Committee of the Corporation， and the Academical Faculty. Reports on the Course of Instruction in Yale College［R］．New Haven： Hezekiah Howe，1928：7-9．

［4］Strauss， L．What Is Liberal Education？［J］．Academic Questions，2003（Winter）：31．

［5］吴宓.外国语文系学系概况［G］//徐葆耕．会通派如是说——吴宓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6］李赋宁.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工作的人生历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吴宓.文学与人生［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

［8］吴宓.外国语文系学程一览［G］//徐葆耕.会通派如是说——吴宓集．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99.

［9］李赋宁．三十年代中叶清华大学的基础课教学［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4）.

［10］梅贻琦．大学一解［J］．清华学报，1941（1）：7-8．

［11］梅贻琦．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G］//梅贻琦．梅贻琦教育论著选．刘述礼，黄延复，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165．

［12］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册）［G］．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13］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1996.

［14］王燕.西南联大外文系的文化精神——外文系与联大诗人群［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4（3）：81-85．

［15］许国璋．回忆学生时代［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2）：77.

［16］季羡林．季羡林文集：第一卷［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1-2．

［17］杨忠．培养技能发展智能——外语教育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J］．外语学刊，2007（6）：134.

［18］胡文仲，孙有中．突出学科特点，加强人文教育——试论当前英语专业教学改革［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5）．

［19］刘毅．关于高校外语专业课程设置的思考［J］.外语界，2000（3）：12-17．

［20］王守仁．加强本科英语专业“学科”建设——兼评《北大英语精读》［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2）：42-43．

［21］许国璋．论外语教学的方针和任务［J］．外语教学与研究，1978（2）：6-15．

［22］王守仁.关于全面加强中国英语教育的思考［J］．外语教学，2002（2）： 89-92．

［23］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S］.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5.

［24］冯燕.空心课程论——中国高等教育外语教育批判［J］．现代大学教育，2006（6）：36．

［25］张少雄.压迫与封锁不可能达成创新品质［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0（5）：35-37．

［26］黄源深.英语专业课程必须彻底改革——再谈“思辨缺席”［J］.外语界，2010（1）：12．

［27］付克.中国外语教育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65.

［28］梅贻琦. 学习范围务广、不宜狭［N］.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 412 号）， 1932-06-01（01）.

［29］张楚廷.人文科学与大学教育［J］.现代大学教育，2011（2）：35.

［30］金耀基.大学之理念［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44．

［31］王顺晓.吴宓在清华大学的教育实践研究（1925-1037）［D］.保定：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33．

［32］吴自选.通识教育与翻译人才培养的关联——以西南联大外文系的课程设置为例［J］.上海翻译，2013（3）：51．

篇8

一、提炼知识，教学内容问题化

教学中教师可根据大纲的要求，结合教学内容的特点提炼主线知识，并随着教学环节的推进，在有关知识点上设计系列问题。例如，在讲电离度时，可首先演示室温下浓度同为0.1m01／1的氯化钠、盐酸、氨水、醋酸和庶糖几种溶液的导电实验。然后，结合实验现象提问：哪种物质是电解质？哪种物质是非电解质？二者区别是什么？什么是化学平衡？可逆反应方程式怎样表示？接着引导学生进一步观察，并根据观察重点先后提出如下问题：灯泡的亮度与溶液的导电能力及离子的浓度三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能否按灯泡的明暗程度从实质上对上述物质进行分类？什么叫电离平衡？弱电解质电离的方程式怎样书写？溶液中的微粒有哪些？等等。这些问题，一环扣一环，循序渐近。既是对旧知识的复习，又是对新知识的探讨，既有启动点，又有发展方向。化学教材中的许多内容都可以设计成这样的系列问题，并使问题的提出符合学生的实际水平。

二、引导方法，解决问题有序化

引导方法，解决问题有序化就是在教师的引导下，培养学生学会由表及里地抓住问题的本质进行有序思维的过程。有序化地解决问题，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如前例中，灯泡的明暗程度不同是外在表现，溶液的导电能力不同是前提，离子的浓度不同是实质，而电离度的不同才是问题的本质。讲解中教师要引导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使学生的思维顺序地、流畅地向一定深度发展。

三、衍变发散，有序知识运用灵活化

教师应注意培养学生的灵活应变能力，举一反三地解决化学问题。衍变发散，就是将知识点沿不同的角度发散开来，衍变成多种思维材料。例如，在上例中可继续提出：升高温度，醋酸的电离度是否改变？稀释醋酸溶液其电离度是否有变化？在醋酸溶液中加入少量的盐酸，其电离度怎样变化？等等。设计的问题要尽可能地联系有关理论、性质、实验、结构、条件等知识，在教师的点拨下，展开讨论。通过对比、联想、推理、归纳，最后由学生得出正确的结论，让学生在活动中，掌握知识的深度，促进智力的发展。

篇9

（一）宅基地使用权资本化的必要性

第一，我国农村宅基地呈现出人减房增的逆向发展趋势。随着不断加强的城镇一体化建设以及提出的一系列土地整治制度，我国农村人口从2000年的80837万人下降到2012年的64222万人，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63.78%下降到47.43%，减少了16.35%，但是我国农村宅基地人均拥有量随着时间的推进而在逐年增大，全国农村新增住宅面积从2000年的7.97亿平方米上涨到2012年的9.51亿平方米，新增农村宅基地面积增长了19.32%《[中国统计年鉴》（2000—2013）数据进行统计所得结果]。不难看出，从2000年到2012年的十几年期间，农民总人口数和农村住房总面积发展趋势相当不协调，宅基地总面积扩大趋势明显，资源浪费非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更加严重。第二，忽略农民对宅基地的利益追求。虽然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住房面积有每年不断上涨的趋势，从2000年的人均24.82平方米到2005年的29.68平方米再到2012的37.09平方米，但是其价格只是从2000年农村住宅全国每平方米101.64元上涨到2012年681.9元每平方米，而城市住房价格由2000年的2058元每平方米上涨到2012年的5791元每平方米[《中国统计年鉴》（2000—2013）数据进行统计所得结果]。可以看出，相比较城市而言，农村住房面积增长与住房价值增长不相契合。当然，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和城乡房屋所处的地理位置、交通便利、供需要求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并不能否认农民作为所有者对提高自身财产价值的利益追求，农民同样期望在自己的财产之上创造更多财富，而现有农村宅基地恰恰达不到此种职能，迫使农民以其他“非法”方式追求价值最大化。第三，非法交易大量产生，利益纠纷剧增。法律对宅基地资本职能的不合理限制，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农村宅基地自发交易、变卖、流转的非法行为屡禁不止。根据调研，北京近郊不少农村宅基地空置率约为30%—40%，甚至更高；边远山区农村宅基地空置率达到10%；全市平均约为20%[1]。另一个直接后果是全国房屋宅基地纠纷大量出现，2011年到2012年期间全国调解房屋宅基地纠纷的数量由614109件上升为626444件，仅仅一年就增加了12335件。此外，我国农民的财产收入普遍不高，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当前能够增加农民收入的方式并不多，除了农民工外出打工所带来的财产收入，其他在原有土地之上务农的农民增加财产收入的最好途径就是土地。通过现有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虽然可以发挥土地的使用价值，体现宅基地财产价值，但我国当前宅基地的利用和价值是完全不对等的，创新宅基地使用权运行机制，提高宅基地的资本属性是政策需求，也是寻求制度与法律充分结合的必要举措。

（二）宅基地使用权资本化的理论基础

从法学视角出发，那么就应当引入权利这个基本范畴，然而多数人们在追求权利的过程中，并不了解法律所确定的权利原则是正义、公平而高效的。在法律和法学文献中没有一个词比权利更加含混不清[2]。而我国宅基地使用权的现状恰恰印证了此种观点。当然，宅基地使用权的相关法律规定是否在权利追求过程中符合正义、公平和高效原则，应当结合实践及理论需求予以探讨。首先，虽然我国法律已经将宅基地使用权物权化、私权化，但我国《物权法》针对宅基地使用权规定并没有遵循平等保护的原则，且缺少一定的使用权能，如流转权等，从而导致农民的权利在行使过程中受到极大约束。其次，我国农村人口占据总人口的一半，农民的宅基地应当与城市的房屋一样，具有高度的经济价值，然而《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明确限定了土地的使用方式及主体范围等，这些规定都损害了宅基地使用权所应当包含的公平正义原则。从实践发展可以看出，对其使用权过大的限制是没有必要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资本化能使农村土地得到与城市土地相当的平等对待，这能够有效缩小城乡差距。再次，我国宅基地使用权受到主体、客体、内容和权力行使上的各种限制，使宅基地使用权不能进入市场配置，这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优化市场资源配置的要求是相脱离，导致宅基地远离市场，这损害了宅基地使用权的效率原则。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资本化，除了使农民理解土地价值和珍惜土地之外，还增加了权利的转让，极大地提高了农村宅基地土地利用效率。诚然，现在土地制度给与了农民最低居住生活保障，并且无偿永久享有使用权，然而过多的束缚，恰恰使得农村宅基地丧失了成为更高更优化生活保障的潜力。

二、宅基地使用权资本化困境的法学分析

我国农村宅基地制度从解放初期的农民私有发展到现在的集体所有、农民使用，其历史意义是深刻的，法律将我国宅基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作为首要追求目标导致了宅基地的非资本化，但《物权法》、《土地管理法》、《担保法》等法律法规关于农村宅基地的流转、抵押、开发等规定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发展需求，使得宅基地制度备受诟病。我国当前宅基地制度全方位改革是极其必要的，顺应经济社会发展方向使其价值最大化应当是我国宅基地资本化发展的基本导向，而我国宅基地使用权资本化道路充满诸多困境。

（一）从实践角度看宅基地使用权资本化困境

就法律制度实践而言，《物权法》视角下的财产权应当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从而也就具有抵押、担保、转让、赠与等权能，而实际上我国现行宅基地使用权的财产权是不完整的，如《担保法》第37条、《物权法》第184条均对宅基地使用权的抵押设置了严格的约束规范，使宅基地基本丧失流动抵押的可能。我国很多地区的农村宅基地及其房屋缺少产权登记证明，其直接后果是当农民与其他主体发生财产纠纷时，缺少予以抗争的基础。又如，依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我国房屋财产权流转必须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内，并且每户农民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我国法律对宅基地使用权流动范围限制，完全约束了农村的经济发展，使得宅基地使用权资本化在法律制度上变得无法可依。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生活而言，市场自由是最基本的，主体的独立自主和交易的平等自愿是第一位的，宏观调控和政府规制建立在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之上。以上文数据可知，“看不见的手”主导下的市场理念并不占据主导作用，而政府的宏观调整往往解决不了实践中复杂问题，例如法律虽然规定了每户农民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然而我国农村中除了存在大量闲置宅基地，一户多宅的现象也较为普遍，法律政策在实践中很难得到贯彻实施，不能解决宅基地资源配置低等问题。此外，我国现行制度没有完善的宅基地退出补偿机制，补偿标准依据法律规定而不是自由协商，使补偿标准与市场价值想脱离，导致农民对于宅基地退出缺乏基本动力，况且散布的宅基地即使收回，集体也难以得到很好的收益，导致集体对宅基地退出同样缺乏热情。最终后果是既违背了农民意愿，也使市场调节功能和政府干预功能双向失灵，这是对农民宅基地财产权的损害，也是对农民权利自由行使的侵害。

（二）从理论角度看宅基地使用权资本化困境

法律政策作为调整社会生活的规范体系，从终极的意义上来说，它的存在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实现一定价值的手段，因而需要对我国的现行宅基地制度的非资本化规定进行价值分析。法学视角下的价值分析需从价值认知和价值评价两个方面出发。从价值认知层面而言，一项权利的关键不光在于是否拥有该种权利，而更重要的是在于是否可以行使，宅基地使用权作为法律明文规定的权利，是历史的必然产物，其内容设定包括两项：社会保障价值和资本价值。任何土地资源都具有社会保障价值和资本价值，宅基地也不例外，现行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强调土地的社会保障价值的同时，而抹灭了它的资本价值，而实践需求表明，对于土地基本价值应当根据土地的资源需求来予以配置。一项土地资产所体现的土地权利只有自由行使才能体现价值，离开了权利的自由处分，就丧失了对权利的实际拥有，法律的价值追求就属于空谈。一项财产只有经过交易及其自由竞争才能显现市场价值，受到严重束缚的宅基地使用权已经不符合当前阶层利益分配标准和价值观念。就价值评价层面而言，就要从一定的利益和需求出发，按照一定的价值标准、价值准则对现有宅基地制度进行判断。在经济社会转型中，土地资产的增值动力始终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其财产功能的现代特征日益彰显。农村改革如火如荼促进了农民工的大量产生，现有宅基地制度与城市的高集中化高现代化之间的矛盾彰显，是宅基地资本化的困境之一。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难以实现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导致整个农业生产力低下，宅基地作为重要一环，理应成为农业规模化的一部分。城市化的深入也改变了农民的土地资本观念，农民不再仅仅只想拥有宅基地，而且期望宅基地的利益升值。广东省调研的308户农户（占总数的73.68%）愿意流转自家多余的宅基地，其中出租意愿最高，占28.71%；抵押意愿其次，占14.59%；出售意愿占13.64；置换意愿占8.85%。据统计广东省73.68%的农户愿意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以上数据表明，农民对宅基地的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农民对宅基地使用权有了更多利益追求，但法律的非资本化规定却使得农民在追求权利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中丧失了无数机会。法的价值的好坏、有无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是法的价值的客观性。土地与财富息息相关，不切客观实际的规定，剥夺了农民权利的财产属性，损害了农民利益。提高市场效率要求在权利、义务及制度构建过程中，付出最低而收效最大，如果在等量利益状态的情况下，多方利益参与人都能够自愿投入，那么为实现权利的花费将是最小的，基于此，宅基地使用权资本化应当以农民自愿，政府指导，农民与需求方平等协商，收益均衡，才能够很好的实现宅基地资本化运作。

三、实现资本化运行机制的制度构建

篇10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根基，是塑造文学作品的躯体，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离开彼此是不能够独立存在的。英美文学作品进行创作的基础工具就是英语，其可以极具象征性及表达性地传达文学创造者的思维活动。通过文学创作者对英语进行提炼与加工之后，就能够表现出简洁、高雅、通俗、华丽等文体风格。由此可见，英语是一种极富独特性以及表现力的语言，能够在文学创作者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将其独特的思想内涵表现出来。但是，英语会因为地域环境、历史发展以及等因素，存在一些差异，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的原因。二者在很多方面都表现除了一定的差异，例如在特有的俗语、谚语、典故等方面。

而这些不同所包含的深刻内涵是除了母语国家之外所不能贯彻理解和掌握的。英国是英语的发源地，所以英式英语往往会因为文化传承以及其，漫长的发展历史而表现出一定的“正宗”优势，但是这也同时会导致文学评论家们在使用英式英语的时候不能够无所顾忌、畅所欲言。当然，这种在文化传承下形成的限制也是一种对传统尊敬，将英式英语久经历史沉淀的庄严与稳重完整的表现了出来。

虽然美式英语一定程度的将英式英语的大体继承了下来，但是也会因为地域、文化、制度等的影响造成美式英语变得更加具有革新性和叛逆性。还可能是因为美式英语的历史背景比较单薄，没有那么多思想上的限制，而且美国文学史上的作家们在创作文学作品时又表现的异常极端创新，尤其是在1930年之后，涌现出了各个流派的作家，并陆续获得了诺贝尔奖，使得美国文学体呈现出了全新的精神面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同时影响了文学评论者们在英语应用时具有较高的开放程度，正因为如此，美国文学评论相较于英国文学评论来说显得更加自由、创新。除此之外，美国文学评论极易激发文学创作者们的创作激情，使文学思潮得到进一步的开化，这就是美国文学之所以能够在世界文坛上后来居上的主要原因。

二、文化内涵的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与美国文学评论不同的是，英国文学评论一直都是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挣脱之间挣扎的。17-18世纪，英国文学评论的创作手法从具有明显的宗教色彩转变到具有荒诞的特征，这都充分说明了在这个时期英国文学评论都是一直在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打破间纠结与抗争的。但是，自20世纪以来，文学评论家们开始对传统的理论进行思考与审视，这就造成了英国文学评论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英国文学评论界除了伊格尔顿TerryEagleto之外，再也没有出现有影响力的文学论家。解构主义、结构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等文学理论都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英国文学思想的影响。英国文学评论的发展趋势是向着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的方向进行的。并且英国文学评论与英国所具有的独特内涵息息相关的，可以说，英国文学评论的发展和变化是与英国时代的变迁分不开的。

正因为有了文学的产生，才有了文学评论，所以说美国文学评论的发展是与美国文学研究分不开的。并且美国文学受到其他文学的影响非常大，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是殖民地国家。而其中对美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就是英国文学和印第安文学。尽管美国文学受到了欧洲大陆文学的深刻影响，但是也具有其独特的个性。美国文学是英国文学在美国这块肥沃的土壤上生根发芽，并且最终结出了新的果实，不可避免的是其有着部分的“遗传基因”，但最终还是会形成一个独立的、极具特色的个体。当然，美国文学评论也和美国文学具有同样的特征，美国文学评论也受到了欧洲大陆文学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受到英国文学和印第安文学的影响，但是美国文学评论也在其中发展出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三、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