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诗句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战争的诗句，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场战争是由后来的美利坚合众国“国父”乔治·华盛顿引发的。

“英法七年战争”一直打到拿破仑时代才结束，有人讲，这称得上“英法第二次百年战争”。双方除了在欧洲兵戎相见之外，在北美和印度也大打出手。其中在北美的战争，被称为“法国-印 第 安 人战争”。

英国成立的俄亥俄公司表面上是为了经商，实际上是为了征战。法国人在伊利湖的岛上修了一座城堡，以此为落脚点，向内地前进。

当时一群法国人和印 第 安人来到了现在的匹兹堡，发现了几个英国人，立即把他们抓了起来，送回自己的堡垒。

针对这件事，一个亲英的印第安部落抓了几个法国商人，把他们送到宾夕法尼亚，英法两国的交锋就此开始。

当时英属殖民地的民兵少校华盛顿被选中执行一项任务，去造访法国人的堡垒，并且要求他们从英国的地盘上撤军。

这项任务很棘手，需要勇气、谨慎和充沛的精力。这些素质，华盛顿恰恰全部具备。

于是就由华盛顿带着一名法语翻译、一名印第安语翻译，一路向北前进，途中要经过400多英里没被开垦过的荒野。这一小队人马爬了好几英里崎岖不平的山路，蹚过湍急的河流，穿越漫无边际的森林，日复一日地前进，用了10天时间，终于到达了俄亥俄的岔路口，也就是今天匹兹堡的所在地。

华盛顿召集印第安酋长们开了个会，为首的印第安酋长叫“半个国王”，他跟法国人之间矛盾重重，所以转而求助于英国人，表示愿意给华盛顿带路。

但这“半个国王”并不了解英国人真实的目的，以为英国人是真心实意来帮助他们驱逐法国人的，因此自告奋勇给华盛顿他们当向导，带领他们前往120英里之外的法国人的堡垒。

法军上尉非常有礼貌地接见了他们，暗地里却设法把华盛顿和他带的印第安人分开。幸运的是，印第安人对法国人很了解，坚持继续陪伴华盛顿。又经过一番劳顿不堪的长途跋涉之后，他们到达了法军的一个重要据点。此时距离华盛顿离开根据地威廉斯堡已经整整41天了。法军指挥官殷勤地款待华盛顿，其他什么事儿都答应了下来，就是不按照英国总督的命令撤兵。

他给英国总督写了一封回信，让华盛顿带走，信上说他是一名军人，职责是服从命令，不谈条约。他会按照法国加拿大总督的命令一直驻守下去。华盛顿趁着法国人动笔写信的时候，把堡垒看了个够。他在脑海中精确地记录了关于堡垒的详细情况，比如形状、大小、构造、方位、武器装备。除此之外，他带来的人还暗中清点了河里的船只数量。

根据这些翔实、精确的资料，华盛顿很快绘出了一张堡垒示意图，派人送给英方。把信交到英国总督的手里。这一趟出使法军前哨，华盛顿可谓九死一生，走了1100英里，历时长达11个星期，终于出色地完成了使命。不过，华盛顿这一趟出使也并非一帆风顺。

英国总督收到法国将领的复信后火冒三丈，因为信上说法国人到这儿来就是要长待下去，如果英国人要想占领这块土地就必须跟法国人兵戎相见。

鉴于目前形势极为严峻，华盛顿建议在俄亥俄的岔路口修一座堡垒，并自告奋勇去完成这项任务。建议得到采纳之后，华盛顿就开始修堡垒，而此时法国人也在修堡垒。双方都在修堡垒，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

华盛顿先发制人，袭击了一队在双方争议地区安营扎寨的法军，法军没被打死的除了一人逃跑外，其余的人全都被俘虏了，就连法军首领也在重伤之下被活捉了。

没等华盛顿下令赶紧给法军首领包扎伤口，华盛顿手下的印第安首领手起刀落，就把法军首领的头皮割了下来，不一会儿，其他法国俘虏全都变成了“血葫芦”，无一生还。

杀了法国人，这下闯祸了。法国人绝不会善罢甘休，肯定会报仇雪恨。形势对华盛顿很不利，毕竟这儿距离法国势力范围较近，法国和印第安联军人多势众，华盛顿的一小撮人马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很快法军指挥官就从那个逃跑的士兵那儿得到了消息，立刻率领军队包围了华盛顿的堡垒，发起了几番冲锋。

华盛顿毕竟年纪太轻，虽然身为民兵少校，但是并没有什么指挥经验，眼看就要全军覆没了，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条路——举白旗向法国人投降。法国人满腔悲愤：你们杀了我们的人，现在想投降？没这么便宜！法国人手下的印第安人更是想把这些英国白人割完头皮之后，全都丢去喂狼。

法军指挥官倒是很有绅士风度，他说个人恩怨要服从国家利益，于是接受了投降，但要求华盛顿在投降书上签字：保证一年之内不回俄亥俄。华盛顿觉得自己真是走了狗屎运，不就签个字吗？没问题，拿起投降书，看都不看，提起笔就签了。这群法国人一看就傻了，打心眼里佩服华盛顿：这位英国民兵军官简直是语言天才啊，我们老大咬文嚼字写了一晚上，各种查字典，生怕语法和单词出了差错，没想到人家一分钟不到就看明白了。

法国人哪里知道，华盛顿压根儿就没看内容，因为他不懂法文。法国人并不是故意为难华盛顿，那年月，各国人民都要学法语，甚至连俄国、德国的宫廷里都说法语，英国宫廷里早期也是说法语的。连跟法国人一天二地恨、三江四海仇的德国人的最高勋章——“蓝色马克思”上的文字都是法文。法国人认为英国的军官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懂法语应该是他们具备的基本功。他们没有想到，华盛顿根本没有上过学，只在家里跟着家庭教师学了两年，根本不懂法文。

篇2

关键词：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举证时限；证据交换制度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出台背景、显著特点及重要意义

2001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自2002年4月1日起，该《证据规定》已开始施行。《证据规定》的颁布施行，是民事审判乃至整个民事诉讼领域中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它必将对我国的民事司法制度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平心而论，人们对证据制度改革的企盼，特别是民事诉讼理论界所期待的证据规则，却并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已出台的《证据规定》，而是国家关于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立法完善。然而，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急于出台这一《证据规定》，亦有其较为复杂的现实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最高人民法院在现实条件下所采取的“迫不得已”的应急举措。

一方面，在民事诉讼中，证据可以说是一个核心问题，这就要求《民事诉讼法》中必须具有比较完备的证据制度。但长期以来，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却极不完善，主要表现是：《民事诉讼法》对证据的规定过于原则和简单，而且在某些方面也很不合理，例如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规定只有区区12个条文，根本无法涵盖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应有的丰富；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

另一方面，从近年来法院系统所进行的审判方式改革实践来看，证据制度的缺陷已经成为制约改革向纵深的一个瓶颈问题。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最初的动因在于试图通过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来解决因民商事诉讼案件数量激增与法院的审判力量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以便缓解法院及其法官调查取证的负担，提高诉讼的效率。但是，由于举证责任制度在证据制度中所占的核心地位以及证据制度本身在整个民事诉讼制度中所处的核心地位，因而举证责任制度的改革必然会牵涉到当事人举证与法院查证的关系，质证制度、认证制度，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的职责权限等各方面的庭审改革问题，并进而波及到整个民事审判制度乃至司法制度的改革。而这些制度的改革又反过来对民事诉讼证据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种情况下，各地法院便纷纷突破现行证据立法的规定而出台了自己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这些证据规则既不是国家的法律，也不属于司法解释的范围，但它却实实在在地成为各地法院自己的“民事诉讼证据法”，并在其审理案件时大行其道，造成了证据问题上极其混乱的局面。因此，完善民事诉讼证据立法，以便规范法院的审判行为和当事人的诉讼行为，推进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向纵深发展，便成为当务之急。

然而，从国家立法机关的视角来看，在近期内制定民事诉讼证据法典或者统—的证据法典却不大可能，对《民事诉讼法》进行全面修订的条件亦不成熟，因而在司法实践的层面上就产生了一对难以解决的矛盾，即证据规则的粗陋不堪与审判实践的客观需求之间的矛盾。在此背景下，制定统一的、相对完备的证据规则，以便尽快消除民事审判实践中的混乱状态，并为法院和当事人提供据以遵循的明确、具体的证据规范，就成为最高人民法院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实践性课题。最高人民法院早在1999年公布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即提出，要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据制度；2000年则将民事诉讼证据问题分解确定为22个重点调研课题；2001年又将起草民事诉讼证据的司法解释作为五项重点改革措施之一。经过广泛调研和论证。最高人民法院遂于2001年底制定和公布了《证据规定》这一司法解释。[1]（P410）

就总体而言，《证据规定》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一是吸收了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一些合理成果。二是借鉴了国外民事诉讼证据立法和理论的合理成分。三是完善了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据规范。

从《证据规定》的出台背景和主要特点可以看出，其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现实地满足了审判实务的客观需要，为民事诉讼中的举证、查证、质证、认证诸过程提供了较为明确、具体的行为准则。但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证据规定》本身远不是尽善尽美的，特别是其中的某些内容显然突破了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因而从严格意义上讲，其合法性亦是值得怀疑的。因限于篇幅，以下我们仅就《证据规定》中的“举证时限与证据交换”问题分别作一初步的评析。

所谓举证时限，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或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用以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逾期不举证的，则将承担证据失效的法律后果的诉讼制度。证据交换乃是指开庭审理之前，在受诉法院审判人员的组织和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彼此交换己方所持有的证据材料的制度。设置举证时限和证据交换制度，目的是为了促使当事人适时地提出证据并让双方当事人彼此知道对方所持有的证据，防止诉讼突袭，以便实现诉讼公正和提高诉讼效率。对于举证时限和证据交换制度，限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1991年颁行的《民事诉讼法》并没有作出规定。《证据规定》对这一问题所作的突破性规范，同样是基于诉讼实践和审判方式改革的紧迫需要，当然，与近几年理论上的深入探讨和学界的极力倡导也有很大关系。

二、关于举证时限制度

对于当事人举证的期限问题，《民事诉讼法》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25条第一款“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之规定和第179条中“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时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进行再审的规定以及其他有关条款，理论上和实务中一般都认为，我国民事诉讼实行的是“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也即当事人不仅可以在庭审前提出证据，而且也可以在庭审过程中提出新的证据，不仅可以在一审程序中提出证据，而且也可以在二审和再审程序中提出新的证据。从民事诉讼实践来看，“证据随时提出主义”确实存在很多弊端，主要表现为：其一，容易造成“诉讼突袭”现象的发生，有违诉讼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其二，阻碍了诉讼效率的提高，致使很多案件不能在法律规定的审限内审结；其三，客观上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支出，并导致人民法院大量重复性劳动，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其四，破坏了生效判决的既判力，损害了法院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为了克服证据随时提出主义的弊端，以便调动当事人举证的积极性，防止“证据突袭”及提高诉讼效率，对举证时限作出规定，改“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为“证据适时提出主义”就成为各地法院审判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鉴于上述立法疏漏和实践中的问题，《证据规定》在对《民事诉讼法》第75条第—款“期间包括法定期间和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间”之“指定期间”作扩张性解释，并对《民事诉讼法》第125条第一款“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之“新的证据”作限制性解释的基础上，本着“证据适时提出主义”，要求当事人必须在一定期间内举证，否则即发生证据失效的法律后果。但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扩张性解释还是限制性解释，实质上都是对《民事诉讼法》现有规定的—种突破。然而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它在一定程度上又确实具有“完善”和“补充”《民事诉讼法》的功能和作用。具体而言，《证据规定》所确立的举证时限制度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举证通知书的送达与举证时限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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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英国的证据展示制度[1]

在英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展示制度包括两大基本内容:一是检察官向被告人的展示义务，二是辩护方向检察官的展示义务。其中检察官向被告人的展示义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检察官应当向辩护方告知他将要在法庭上作为指控根据而使用的所有证据，这被称为“预先提供信息的义务”（duty to provide advance information）。二是检察官应当向辩护一方展示其不准备在法庭上使用的任何相关材料，即所谓的对检察官无用的材料，这也是检察官的展示义务之一。

1. 检察官的初次展示

在司法实践中，检察官的“初次展示”通常是带有主观性的，是否展示、展示什么，基本取决于检察官的决定。检察官如果认为并不存在需要展示的材料，应当向辩护方提交一份书面说明。

那么，“初次展示”的证据标准是什么呢?英国法院曾经作出过相关的判例，将其限定为三个标准:（l）与案件有关或可能有关;（2）其存在提出或可能提出一个新的问题;（3）会成为发现上述两种证据的线索。按照英国内务大臣Dayid McLean的观点，检察官在初次展示阶段需要展示的证据是那些“对支持检察官的指控具有不利影响的”证据，它们不限于“对此指控提出基本问题的材料”，而主要是“可以帮助被告人的辩护人而又未经展示的材料”。但是，如果一份材料能够提出一个新的问题，而该问题对于被告人的辩护又是有利的，它为什么不能列入初次展示的范围呢?这种分歧表面看来是由法律规则缺乏可操作性引起的，但更主要的是与立法者给“初次展示”设定了过于主观的标准有关。这种设计的目的就在于，排除法庭对此进行司法审查的可能性，促使辩护方随后依法履行其向检察官展示本方证据的义务。

2.辩护方的证据展示

检察官的“初次展示”通常是在移送起诉过程中完成的。而在案件被移送到刑事法庭后和法院审判开始前，辩护一方有义务将自己的辩护陈述提交给检察官和法庭。所谓辩护陈述，就是一份记载着辩护要点以及辩护方与指控方主要争议点及理由的书面陈述。在刑事法院对可诉罪的审判中，辩护方的这种展示是带有强制性的。因为他们如果不能或不愿依法承担这种义务，也就将意味着丧失要求检察官进行第二次证据展示的机会。而由于“初次展示”标准的主观随意性，检察官往往将大量的，特别是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未予展示。不仅如此，法官、陪审团还可能因为辩护方没有履行展示义务而作出对被告人不利的推论。

辩护方展示的辩护陈述，其主要内容包括:（l）辩护方提出辩护的一般性质;（2）辩护方与检察官发生分歧的事项;（3）辩护方与检察官发生分歧的理由。在期间上，对辩护方的证据展示是有限制的，它必须在检察官完成“初次展示”后14天之内进行。如果辩护方认为这一期限对于具体的案件是不合理的，他可以向法官提出延长的申请。

比较一下辩护方的证据展示与检察官的“初次展示”有什么不同呢?

由于检察官在移送起诉前已经将所有将要在法庭作为指控证据使用的材料全部移送给了辩护方，那么，他“初次展示”的是他在法庭审判中不准备采用的证据。但辩护方在辩护陈述中展示的则是他将在审判过程中用作辩护证据的材料，没有哪项法律要求辩护方将其不准备在法庭上采用的证据向检察官进行展示。这也是为了维持控辩双方实质上的而非形式上的平等，从而赋予辩护方一定的程序性“特权”，相应地也就使检察官承担了一定的特殊义务。

3.检察官的第二次证据展示

在辩护方将本方的辩护陈述展示给检察官后，检察官必须将所有的原来没有展示给对方的材料向后者“第二次展示”，只要这些材料“可以被合理地期望有助于被告人的辩护”即可。

与检察官的“初次展示”不同，“第二次展示”具有可观的标准，并需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如果辩护方认为检察官没有依法履行展示义务，有权向法院请求发出要求其展示的命令。对于展示的材料的范围，并非是检察官审定的，而是由警察机构内的证据展示官负责定夺。如果检察官认为某一材料可能符合第二次展示的标准，而证据展示官员并未将其列人，检察官则有权决定是否调阅和审查。

4.对证据展示范围的司法审查

在控诉方证据展示的范围上，控辩双方难免出现分歧。控诉方往往可以事关公共利益为由，请求法院将某一材料排除于展示范围之内。相反，辩护一方却有权利请求法院有关要求检察官向其展示某一证据材料的命令。不过，也有一定的限制和条件:（l）这一申请必须在辩护方将其辩护陈述展示完毕之后提出;（2）辩护方必须向法院证明:检察官掌握着可以被合理地期望有助于辩护的材料，而该材料并未向辩护方展示过。

对于辩护方的申请，法官需认真进行司法审查，如果“有合理的理由确信”存在着这样的材料，法院就应一项要求检察官继续展不的命令。5. 检察官的持续展示

英国刑事诉讼法及侦查法中规定，检察官在诉讼中负有对证据展示问题进行“连续性审查的义务”、在案件被撤消或者被告人在判决有罪或者无罪之前的任何时间里，检察官如果发现存在着可能“削弱”指控，或者被“合理地期望有助于辩护”的材料，就必须尽快地向辩护方展示。这就是检察官持续证据展示的义务。但这一义务也有例外，那就是“公共利益豁免原则”（public interest immunity）。

所谓“公共利益豁免原则”，就是无论在“初次展示”还是在“第二次展示”阶段，如果有关证据材料涉及“公共利益”，检察官所负的证据展示义务就可以得到免除。但法院对其合法性有权进行审查;如果检察官不提交法院接受审查，就必须将案件撤消。

5.辩护方不履行证据展示义务的后果

根据1906年刑事诉讼与侦查法的规定，辩护方如果不履行或者不很好地履行证据展示义务，将承担一系列的法律后果。其一，就是上面提到的辩护方如果不向检察官展示本方的辩护陈述和证据，将失去获得检察官向其进行第二次证据展示的机会。其次，只要辩护方有以下情况之一的，法庭可以作出证据展示不足的评论，法官或陪审团可以因为辩护方没有适当履行证据展示义务而作出对其不利的推论:（l）没有向检察官展示本方的辩护陈述;（2）未在法定期间内进行而又未经法院准许的;（3）辩护陈述中有不一致的意见的;（4）在法庭审判过程中提出的辩护陈述与其展示过的辩护陈述有区别的;（5）在庭审时提出被告人不在现场的辩护，而在辩护陈述中未事先提供细节的;（6）在庭审中传唤某一证明被告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人，而没有在辩护陈述中透露该证人的姓名与住址的。

（二） 美国的证据展示制度[2]

在美国刑事诉讼中，证据展示通常发生在预审阶段和审前动议提出阶段。

1.预审阶段的证据

展示这里所提到的“预审”，有别于我们国家公安机关所进行的侦查中的“预审”。在美国，进行“预审”是受到重罪指控的被告人的一项诉讼权利，一般由联邦地方法院和州基层法院负责实施。预审的首要目的在于对检察官提起重罪指控的案件进行审查，以确定指控是否存在合理的理由。通过预审，法院对不具有法定理由和根据的案件予以撤消，从而避免了将被告人轻率地交付审判。但是，由于检察官为证明其指控确有根据，不得不将其起诉证据提交法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因此获得了对其证据进行质证、对证人交叉询问的机会。而要有效地进行质证和交叉询问，就必须事先对检察官在预审中提出的证据进行了解。根据美国法律规定，检察官在预审开始之前，必须将其准备传唤出庭作证的证人名单和其他准备在法庭上提出的证据目录提交给法庭和辩护方，并在法庭和辩护方要求时进行解释和说明。因此，这一阶段的证据展示具有这样一些特点:（l）是受到重罪指控的被告人的一项诉讼权利;（2）由被告人或其辩护人申请，联邦地方法院和州基层法院负责实施;（3）形式上是为了对指控的合理性进行审查而设计的程序，实质上却成为辩护方了解控诉方证据的重要途径。（4）该程序的理论依据即为检察官负有向法庭证明其重罪指控的义务。（5）在该阶段，检察官对其指控合理性的证明并不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只需证明被告人有罪具有“合理的根据”即可。因此，检察官不需要将其所掌握的全部证据在这一阶段展示，也不需要将所有的证人传唤出庭作证。

2.审前动议提出阶段的证据展示

所谓“审前动议提出阶段”，是指法院在决定对案件开庭审理之后、组成陪审团之前，控辩双方就证据展示、禁止提出某一证据等法律问题向法官提出动议和申请的阶段。也是证据展示的最为重要的阶段。

（l）审判前的证据展示动议在法庭审判开始之前，辩护律师通常可以向即将主持法庭审判的法官提出申请，要求查看控诉方所掌握的某些记录或文件，以帮助被告人做好审判前的准备工作。但在很多情况下，控诉方为了确保庭审中出奇制胜，往往不愿意让辩护方查看这些证据。因此，控辩双方就有可能就辩护方是否有权查看某一证据的问题发生争议，促使法庭在审判前举行听审，以确定控诉方应否向辩护方展示该证据。其具体做法是:先由辩护方提出动议;接着由法庭组织听审;再就是由法庭进行裁决，即确定辩护方的申请是否合理;最后是命令，即认为辩护方申请合理，就一项命令要求控诉方将有关证据材料向辩护方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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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空白票据构成要件效力问题

在票据产生之初,各国票据法都不承认空白票据。因为承认空白票据,是与票据记载的严格性以及票据的文义性、要式性相违背的。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了适应纷繁复杂的经济生活的需要，在实践中，出票人常将其签发的欠缺部分必要记载事项的空白票据交付并授权收票人补记；其次从票据法的性质来讲属于商法的范畴，意思自治仍是其基本原则之一，如果出票人自愿将票据上的一些事项授权他人行使也不应加以太多的干涉。因此，各国的票据立法及其司法实践，为确保交易安全，促进票据流通，保障善意持票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市场经济和金融事业的发展，逐渐认可了欠缺票据上绝对应记载事项的票据的效力，即承认或明确规定了空白票据制度。

一、空白票据的概念

空白票据，又称空白授权票据，英美法称之为未完成票据，日本法称之为“白地手形”，指出票人在签发票据时有意识的对票据的法定必要记载事项不记载完全，而是授权持票人在出票后作补充记载，依照票据的记载事项发生法律效力的票据。[1]空白票据包括预留收款人的空白票据、预留出票日的空白票据、预留票据到期日的空白票据、预留票据金额的空白票据等。

二、空白票据的构成要件

参照各国的票据立法规定，空白票据要发生法律效力，一般需要具备以下构成要件:

（一）欠缺绝对应记载事项

没有欠缺绝对应记载事项的票据是完全票据，不存在空白票据问题。空白票据之所以称为空白票据,其原因为出票人出票时绝对应记载的事项未记载完全。要构成空白票据，就必须有绝对应记载事项的欠缺，相对必要记载事项欠缺不会影响票据的效力，即使没有进行记载或记载不完全，持票人仍可以行使票据权利，未记载的事项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来确定。常见的空白票据欠缺事项包括欠缺金额、签发日期或到期日、收款人名称、被背书人名称及被保证人名称等。

（二）具有票据行为人的签章

依据票据法基本原理，只有在票据上签章的行为人才承担相应的票据责任。空白票据实际上是持票人在取得票据后补填票据绝对应记载事项后,原已在票据上签章的人依填充的事项确定票据义务的一类票据。票据如果没有行为人的签章则不能确定权利义务主体，不能发生法律上的效力。[2]所以，空白票据的签发可以欠缺票据法上其它法定必要记载事项，但不能没有出票人的签章。空白票据所指的签章一般是指票据出票人的签章,但亦不排除承兑人、背书人以及保证人的签章。

（三）空白票据行为人必须授予他人空白票据补充权

所谓补充权，是指补充票据上欠缺的事项使之成为完全票据的权利。票据作为文义证券，要求出票人就票据权利义务内容形成较为完整的意思并经票据记载内容体现出来，如果出票人没有形成完整的意思，就不能产生票据的相应的效力。空白票据的补充记载权本应属于票据行为人，但为便于票据流通和票据权利的行使，票据行为人可以将该补充记载权事先授予后手持票人，只有出票人已形成意思并将其意思表示授权他人在票据上行使时，法律才尊重出票人的意思而承认其效力。如果出票人并未授权而是由于自身的过错使票据的绝对应记载事项欠缺,则构成不完全票据，而非空白票据。[3]

（四）空白票据行为人必须将空白票据交付于持票人

和普通票据一样，空白票据是一种完全的有价证券，行使票据权利以持有票据为前提，所以，空白票据做成后必须经过交付，交付是一个必备要件，没有经过交付，不会产生票据效力。[4]三、空白票据的法律效力

如何确定空白票据的效力问题,是空白票据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各国票据法及国际票据公约普遍重视关于空白票据的效力问题。空白票据的效力一般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依授权补记完全后的效力

空白票据的补充权依授权行使后,空白票据便成为完全票据，补充后的完全票据具有与自始完全票据同样的法律效力。票据义务人不得以原来没有记载完全为由对抗持票人,也不得以补充的事项不符合原订合同而对抗持票人。除非持票人是与付款人存在直接基础关系的当事人或者是明知存在非法事由而取得票据的当事人付款人才可以行使抗辩权而拒绝支付票据款项。

（二）补记完全前的法律效力

未补充完全的空白票据一般情况下为无效票据。空白票据补充权未行使之前，因欠缺绝对应记载事项,票据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还处于不确定的状态,票据义务人无法判断自己应履行的义务内容，因而无法履行自己的义务。持票人因此就不得行使未补充的空白票据上的有关权利。但是对出票人而言，空白票据一经交付给持票人,便不得要求返还票据,也不能擅自撤回补充权或变更空白票据的相关内容。[5]

（三）空白票据背书转让的效力

空白票据尽管存在若干必要记载事项欠缺，但该欠缺是基于出票人有意留下，并且受票人还被赋予补充权，因此法律承认空白票据的出票行为有效，只是该票据附了特别条件，只有持票人将全部空白事项填满后，才产生完全票据的效果。既然空白票据出票行为有效，当然可基于同样的理由认定围绕着空白票据开展的其余票据行为包括背书、承兑等同样有效。[6]而且，空白票据经受权人补齐后，持票人即可行使票据权利，至于票据转让发生在补齐前还是补齐后，原则上对此没有影响。空白票据尚未补齐前转让，其空白填充权同时让与受让人，因而空白票据持有人，即填充权人的前手就空白票据转让同时发生两项效力：空白票据转让和空白票据填充权转让，其中前者是后者的载体，这种空白票据权利并不是立即可以收益的现实的权利，而是表现为一种潜在的未来的票据权利。空白票据经补充权人填充完全后，补充权人的后手持票人无法获得填充权了，因为他继受的是补齐后的票据本身，隐藏在该票据背后的权利是一种现实的票据权利，持票人可以直接依该票据向债务人提示付款。从票据实践来看，如果承认空白票据的背书转让效力，可以避免合法持票人因举证困难难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有利于平衡票据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四）补充权滥用后的效力

滥用补充权是指补充权人未严格依据空白票据出票人授权进行补记填写空白票据的行为。空白票据补充权滥用时，其效力主要有三项：第一，不得对抗善意持票人。对取得票据时无恶意也无重大过失的善意持票人，出票人不能以补充权滥用为由进行抗辩；第二，可以对抗以恶意或重大过失取得票据的持票人。持票人取得票据时知悉补充权滥用的事实，或应当知悉但因重大过失未能查知从而取得票据的，出票人可以滥用补充权并附加恶意或重大过失为由对其抗辩；第三，可以对抗滥用补充权人。补充权人滥用补充权之后，又成为该空白票据持票人的，出票人可以滥用补充权为由对其抗辩。补充权人滥用补充权之后将空白票据交付他人的，授权人可基于授权而对其追究民事责任。[7]

四、我国目前对空白票据的法律规定及存在问题

《票据法》第86第、第87条第1款规定“支票的金额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未补记前的支票不得使用”；“支票上未记载收款人名称的经出票人授权，可以补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5条规定“空白授权票据的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时未对必须记载事项补充完全因付款人或者付款人拒绝接受该票据而提讼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的空白票据规则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仅支票制度上存在空白票据,不允许存在空白汇票和空白本票。实践中，汇票和本票作为大宗货物买卖的支付手段，其重要性远远胜过于支票。将汇票和本票排除在空白票据之外只是短期做法，承认空白汇票和空白本票是实际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第二,在诸种票据行为中,空白票据仅存在于基础票据行为即出票行为阶段,在附属票据行为阶段,不允许存在空白票据,即是说,在我国票据法上,不存在空白背书、空白保证、空白承兑等行为。

第三,可空白的事项仅限于两项:支票金额和支票收款人名称。在实践中，预留出票日和预留到期日在商事交易中被广泛采用，因为将出票日和到期日空白，授权持票人于适当时机补全，使得票据的流通性大大增强了。为此世界各国的票据法都没有做限制，如英国的《票据法》规定“汇票不以无出票日而无效。”

第四，空白票据持票人滥用补充权时，有关当事人应如何负担票据责任，以及如何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我国票据法均无规定。

五、完善我国空自票据制度的几点建议

票据法是一门具有高度国际统一性和极强的技术性的法律，为了使我国的票据法向国际接轨，在转变立法理念的同时，我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健全和完善我国的空白票据制度：

(一)扩大空白票据的种类和使用范围，明确空白票据的效力

我们在立法中可以规定，“对于出票人签发的空白票据，须在补记完全后，才能生效；未经补记完全，持票人不得行使票据权利。”[8]这样规定，第一，扩大了空白票据的种类。空白票据既包括空白支票也包括空白汇票和空白本票，第二，扩充了空白票据的适用范围。出票人除必须在票据上签章外，其他各项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则不作明文要求，出票人可以预留空白。第三，明确空白票据的效力。票据未记载完全之前，持票人不得为承兑或付款提示，在承兑或付款遭到拒绝后，也不得行使票据追索权。另外，这样规定，并没有限制持票人或其他人基于空白票据为一些票据行为，从而在立法上承认了空白背书、空白保证、空白承兑等附属票据行为，扩大了空白票据的使用范围，也为立法上对善意持票人的利益保护问题作出规定，打下了铺垫。

（二)明确规定滥用补记权的票据贵任，重视对善意持票人利益的保护

我国目前的票据法对此没有任何规定，但国外的票据法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对此均作了规定。如《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规定：“签发记载不完全的汇票，如不按原定合约补全者，不得因未遵守该合约以对抗持票人，但持票人以恶意或严重过失取得汇票者除外。”我们在立法中可以规定：持票人应严格按照授权补记空白票据，否则授权人不承担票据责任。但授权人不得以补记内容不符合授权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授权人既包括出票人又包括背书人、承兑人、保证人等。[9]持票人对滥用补记权的行为自负责任，同时适用对人抗辩切断，把抗辩限制在直接当事人之间，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既发挥了空白票据的作用，又将其负面效应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三）明确规定票据丧失后的法律救济手段。

空白票据属于有效票据，其丧失后，票据上的签名人仍须付票据贵任，如果丧失的空白票据被他人补记完成或者被善意持票人取得而要求付款，失票人的权益就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所以，我国有关法律应规定空白票据和普通的完全票据一样，失票人可以通过挂失止付、公示催告和普通诉讼这三种救济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过空白票据毕竟和普通的完全票据不同，其丧失后的救济问题和普通票据丧失后的救济问题又有所不同，需要作进一步的明确，以保护失票人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张高忠.空白票据若干法律问题探析[J].嘉兴学院学报,2003,(1).

[2]于海纯.空白票据法律问题探究[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2003,(12).

[3]陈月秀.论我国空白票据制度的立法完善[J].广州大学学报,2001,(3).

[4]郑孟状.票据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41.

[5]高子才.空白票据的法律问题研究[J].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2).

[6]刘小鹏.空白票据的效力[J].湖南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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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定制行业2018年的市场征战点在哪里呢？我个人在定制行业近10个年头，以个人从业观点来看，目前行业巨头基本锁定，行业巨头的明显特性是重点一级市场加盟商营业额破亿，所以这些市场基本是巨头激战的地盘，这些地盘的激战离不开厂家整体资金、影响力、制造力、市场策划力、品质售后能力的强力支持，所以具备这样实力的厂家目前不超5家

那么二三线市场必然是绝大多数定制企业争夺的地盘，这种市场投入费用始终，企业倾向资源后有绝大把握在几个点成就领头羊地位，关键点在于怎么提升这些区域加盟商的意识转变由做定制到专业的经营定制，所以这部分市场也将出现换商潮，不换脑袋腾地方是不可避免的市场战争。

再让加盟商从基本团队运作向公司化管理过程中，需要厂家在实体运作中要有实战经验，管理的大把人才，培养复制人才，渠道专业人才推动，细致化的店面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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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证据；时限；改进

基金项目：“2013年西南政法大学本科生科研训练创新活动资助项目”

通过本文的研究，不仅能够使举证时限这项重要的诉讼制度及相关理论得以完善，而且有利于真正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从而实现程序正义，进而实现实体正义，也能够给未来的立法改进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这种价值和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1 举证时限制度的意义和我国的立法发展

诉讼当事人应该在举证时限①内提交证据，否则就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1.1 举证时限制度的重要功能

1.举证时限制度有利于实现程序安定

举证时限制度确定了双方当事人提出证据的一个合理时间，为双方当事人都提供了合理的预期，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程序的不稳定状态，有效的维护了程序安定，符合程序安定理论②。[1]

2.举证时限制度有利于实现实体正义

实体公正确实在诉讼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截止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的诉讼制度敢声称他只关心程序正义而对实体正义丝毫不感兴趣。[2]证据随时都能提出，被有些当事人加以利用，采用“诉讼突袭”的方式，使对方当事人来不及提出相关的证据，实际上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也不利于实体正义的实现，随时提出证据，也不利于维护生效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1.2 举证时限制度的立法发展

1991年的新《民事诉讼法》强调谁主张谁举证，但是对于何时举证，1991年的新《民事诉讼法》并没有作出明文规定。[3]最后在《民诉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找到如下一条：“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确有困难的，应在指定期限届满之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延长的期限由人民法院决定。”尽管有此规定，但事实上，无论是民事理论还是司法实践，都普遍认为“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有利于查明案情、实现实体公正，并且，就该条规定而言，也没有明确逾期举证等一系列问题。

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其中有条款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证据致使案件被发回重审的，对方当事人有权要求其补偿误工费、差旅费等费用。” [4]这项条款规定的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相比于后来《证据规定》“证据失权”的严厉后果，比较宽缓，是一次积极有益的尝试。

虽然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有利于保护双方当事人提出证据的权益，但如前所述，存在着浪费诉讼资源等诸多弊端。为了消除这些弊端，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出台了《民事证据规定》，在该司法解释中，终于设立了举证时限制度，规定了当事人提出证据的时间以及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等， 并设置了配套的证据交换等制度，同时规定了可以逾期提出“新”证据的一些例外情形。这在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2008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有关举证时限规定的通知》，对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后、增加当事人时的举证期限问题等等作了全面而细致的规定，有利于统一各个地方对举证时限规定的不同理解，切实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2012年新民事诉讼法出台，在第65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并且对举证时限制度的相关问题做了一些规定。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次从正式法律的角度对举证时限制度作出了规定，有不少亮点，在下文详尽论述。

2 新民事诉讼法有关举证时限制度修改的亮点

此次新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虽然对举证时限制度只是一般的粗略的规定，但仍难能可贵。我认为关于此举证时限制度的修改，有以下亮点：

2.1 明确了举证时限的确定方式

在2001年《证据规定》中，规定了当事人自行确定和法院指定两种确定方式，但是对于二者的先后顺序，如何进行调和二者等问题没有做出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常常会造成执法不统一的情形。[5]这次修改之后，规定由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赋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有利于解决司法实践中的争议，是举证时限制度的一大进步。

2.2 改进了当事人逾期提出证据的法律后果

确定了举证时限，当事人双方应当及时提出证据，否则就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即根据《证据规定》的有关条文，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证据材料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除非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对于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这种后果事实上是非常严厉的，在理论界，学者们将其称之为“证据失权”③。这种严厉的后果，虽然在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等方面有很大的作用，但是过于严苛的后果不利于发现案件客观事实，实现实体正义。

2.3 建立和完善了证据签收等相关法律制度

这次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从法定证据种类、专家辅助人、证人制度、鉴定制度、诉前和仲裁前证据保全制度、举证时限制度等多方面都做了许多重大的革新和完善，更好的保障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有利于当事人及时提出证据，促进了举证时限制度的完善。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新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证据签收制度，在第66条规定：“人民法院收到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应当出具收据，写明证据名称、页数、份数、原件或复印件以及收到时间等，并由经办人员签字或者盖章。”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很多当事人提出证据之后，甚至是对定案有关键作用的证据，却被司法人员因疏忽大意或者其他原因而弄丢，滋生了司法腐败，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建立了证据签收制度，凡是收到的证据人民法院都要出具相关收据，能够增强办案人员的责任心，有利于案件客观事实的发现，真正实现个案正义。

3 完善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建议

通过对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立法发展脉络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尽管举证时限制度在不断地发展完善，但是仍有存在很多不足，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应该结合本国的司法实践情况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制度，完善相关的配套法律制度，细化逾期举证法律后果的适用，真正发挥举证时限制度的作用，提高诉讼效率，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平衡统一。

3.1 建立健全相关的配套法律制度

一个法律制度要想良好的运行和发挥作用，必须要有周边相配套的法律制度来支撑。就举证时限制度而言，也是如此。例如证据收集、证据保全、证人出庭制度、法官释明权、集中审理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如果能够充分发挥其功能，就能够配合举证时限制度真正查明案件事实，维护当事人合法利益。

1.建立完善的审前程序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德国等，都建立了完善的审前程序，使之与举证时限制度配套实施。这样既能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又能节约审理时间、提高诉讼效率。[7]由此可见，在美国，举证时限制度的前提是三个必经的程序：诉答程序、证据开示程序、审前会议程序。这三个程序就是为了确定争议焦点，给当事人充分的时间来提出证据，在最后的审前会议上还是没有提交的证据才适用举证时限制度，产生证据失权的法律后果。我国现在的司法实践中也有审前程序，但是与美国等国的审前程序有着本质差别，仅仅是送达诉讼文书、审核材料等一些形式事项，并未像西方国家那样，不能够真正起到固定争点、明确证据、实现诉讼和解等作用，完全形同虚设。

要改善我国的审前程序，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增加审前程序的时间，为当事人提供充分的举证期限。在美国的普通民事案件，审前程序的时间大大超过审理所用的时间，通过很长时间的诉答和证据开示程序，争议的焦点已经明确，双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也已经固定，能够集中不间断的审理，最多几天时间就可结案，极大地节约了诉讼资源。其次，给予当事人参与审前程序的充分机会，同时法官要正确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在审前程序中，当事人双方先提出各自的诉答主张，然后在证据开示程序中各自提出证据，进行证据交换，如此反复。当然，在此过程中，法官也要发挥积极的作用，应该像美国学习，通过审前会议来控制审前程序。并且，最后一次审前会议应靠近开庭日期，以便于当事人双方提出证据。

2.健全证据交换制度

在西方发达国家，建立了完善的收集证据制度、审前程序、证据交换制度。证据交换制度、集中审理制度等等，从而促进了举证时限制度的良好运转。而我们国家，上述制度都不是很完善，导致举证时限很难落到实处。

证据交换制度对于明确当事人争点、整理证据，保障当事人双方平等的诉讼权利具有重要作用。我国《证据规定》中规定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就该条规定而言，对于一般民事案件，仅仅是可以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这变相给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为减轻工作负担而偷懒提供了方便。因此，要健全证据交换制度，应修改该项规定，杜绝司法腐败。

3.2 细化逾期举证法律后果的适用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这种宽缓的立法方式，不仅能够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对实现实体正义也大有裨益。但对于如何认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如何适用不同情形给予不同的处理结果，仍然有待进一步细化。

1.如何认定当事人逾期提供的理由是否成立，不同的学者给出了很多答案。有的学者认为应该从严认定，而有人认为应当适当降低证明标准，实际上，《证据规定》第41条规定了当事人逾期提供“新”证据的几种情形，这就是证据失权效果的例外，也就是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如此认定的还有一个原因在于，理由不成立，在训诫和罚款的情况下仍然会采纳该证据，那么在认定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时，理应按照法律规定从严认定。

2.在多元化的逾期举证的后果中，应当增加“补偿对方当事人因此付出的诉讼费用和合理成本这一项。原因在于，很多情况下，因为一方当事人逾期提出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要因此多付出很多人力物力，比如重新搜集证据、再次出庭等等。事实上在2000年出台的针对票据诉讼的司法解释中就有此规定，新民事诉讼法作为后来的立法应取长补短，将这项后果纳入法律。

总之，20多年来，我国的民事诉讼立法对举证时限制度做了许多积极有益的探索，但是一个完善的法律制度与其国家的其他相关法律制度、法律文化密切相关，单纯的借鉴外国经验遗留了很多问题，在改革和完善举证时限的道路上我们仍然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王雯.浅析民事诉讼法举证时限[J].法制与经济，2013，（347）：8

[2]李浩.举证时限制度的困境与出路—追问证据失权的正义性[J].中国法学，2005，（3）

[3]陈桂明，张锋.民事举证时限制度初探[J].政法论坛，1998，（3）

[4]曹守晔.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完善和发展[J].人民司法，2013，（5）

[5]赵钢，华桦.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商定举证期限与法院指定举证期限之应然关系[J].法学论坛，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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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增强国民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谐性和持续性，必须调整经济发展布局，转变高重心发展方式，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培育和发展县域特色产业，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创业型经济。要推进县域农业产业化发展，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延长农业产业链条，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要基于市场比较优势，根据县情，选择农业服务牵引型、工业催生型、城市辐射型、旅游开发型、矿产资源型、农产品加工型等不同县域产业发展模式，做到“一县一业”、“一乡一产”、“一村一品”，通过专业化、规模化的产业集群战略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要把优化产业结构与提高招商引资质量结合起来，防止被淘汰的、污染严重的企业和项目转移到县域。

推进行政体制创新，增强县级政府的财政能力。积极推进简政放权和“扩权强县”，增进县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除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和城市连绵区外，多数地区均可考虑实行“省直管县”。在全国范围内将县域作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基本单元，继续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增强县级政府财政能力。按照财权、事权统一原则，提高县级收入分成比例。增值税地方留成比例向县域倾斜。在欠发达地区可以考虑免征增值税。适度降低农业产业化企业的增值税率，或实行增值税部分返还。减轻农村物流业的营业税税赋。提高矿产资源补偿费率和资源税率，调减中央分成比例，扩大地方财政收入来源。分类处置县域债务问题，保证县域经济发展“轻装上阵”。

改革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扩大县域经济资金来源。人民银行要明确国有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在城乡的存贷资金比例，出台刺激金融机构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强化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县域经济中的作用。邮政储蓄银行也应承担一定的政策性贷款任务。国家对农信社的政策性贷款提供风险补贴，并按其政策性贷款比例给予优惠。在发达地区可组建具有明显的投资性质的民营投资公司；在民间借贷比较普遍的地区，可组建区域性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社区银行等。积极探索建立农业保险体系，加强与地方政府及村民组织合作，简化理赔过程，扩大参保农户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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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十多年来，儿童早期健康、营养、社会保障、入学公平以及有质量的保育和教育逐渐受到全球的关注。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已经纳入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中。政府为幼儿制定全面的政策、为家长提供有质量的服务、提供必要的公共资金逐渐成为发展的紧迫要求。本文基于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实证依据，呈现对处境不利儿童及早干预的重要性，早期投资对个体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益处，以及不同早期干预措施的影响力。进一步比较了当前儿童早期发展实际的和最佳的投资模式特征，介绍了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儿童早期发展的实践项目及其干预研究结果。强调政府需要重视并衡量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的质量，参照国际经验开展政策的制定工作。由于儿童早期发展项目的实施涉及到公共和私营部门的诸多利益相关方，需要建立支持儿童早期发展的制度架构，建立协调机制，促进政策的设计、制定、实施和评估。

关键词：儿童早期干预；儿童早期投资；国际实证依据

中图分类号：G61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5-2232.2017.05.002

一、世界早期儿童发展状况与及早干预的重要性

强调儿童早期发展（ECD）和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ECCE）是一种奢侈还是必需？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教育监测报告的结果，已经有40个国家将学前一年的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然而，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尚未承担起这一教育的责任（UNESCO，2015）。尽管这一议题日益受到关注，托幼园所、早教机构在大城市迅速发展，但是全球近三分之一在园儿童的教育与服务是由私营机构承担着（UNESCO，2014）。由于公共教育体系存在的真空，城市和农村低收入家庭能够获得的早期教育的机会非常有限，质量更为堪忧，这是贫困儿童无法享有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的关键。

如图1所示，多数低收入家庭的儿童缺乏必需的微量元素，缺少健康护理，儿童成长和发展的早期教育匮乏，影响小学入学的准备程度。这些早期发展的问题将会导致人力资本和人的潜能的巨大浪费，因而应该探讨对儿童必要的早期干预措施。

促进儿童的发展和潜能的发挥涉及一系列的干预措施，上图主要说明了从孕期护理到学前教育各个阶段的要点。虽然近二十多年来，幼儿发展的状况在一些指标上已经有所改善，但是在许多国家， 与儿童发展的相关服务仍然长期被公共系统所忽视。其中，不仅包括营养状况、健康护理，也涉及与早期儿童教育相关的项目。从1999年至2014年，全世界各地区学前一年的总体入学率（GER）从33%上升到64%。但是，2013年依然有1亿6千2百万5岁以下的儿童营养不良（UNESCO，2014）。在全球，特别是中低收入国家，接受正式学前一年教育的儿童不到一半①。拉丁美洲的总体入学率最高，为76%，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最低，为18%。学前教育面临发展不平衡、教育机会不平等、教育质量偏低的挑战。在国际社会的推动下，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已经纳入2030年国际教育议程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中，倡导政府开展儿童健康、营养、社会保障、入学公平以及有质量的保育和教育，提供必要的公共资金逐渐成为发展的紧迫要求。

来源：Dendoba, A., R. Sayre, Q. Wodon, L. Elder, L. Rawlings, and J. Lombardi. Stepping Up Early ChildhoodDevelopment: Investing in Young Children with High Returns. [R]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14.

大量研究表明，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更容易出现发展迟缓的问题，而发展迟缓有可能影响儿童在认知、语言、身体、社会情绪等不同层面的发展结果（Naudeau et al，2011a）。Paxon 和Schady（2007）用皮博迪图片词汇测验（Peabody Picture Vocabulary Test）对儿童发展的趋势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厄瓜多尔，处境不利儿童的表现远低于富裕家庭儿童的表现。整体上，儿童在3岁时的差异比较小。但是，6岁的发展结果表明，来自25% 以上最贫困家庭的儿童明显落后于来自25% 以上最富裕家庭的儿童。Rubio-Codina 等研究者（2013）在哥伦比亚的研究发现，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儿童在语言接受和表达技能水平上存在14个月至42个月的差距。Case 等在英国的研究显示（2005），出生轻体重会对儿童未来的学业和收入带来不利的影响。Heckman（2008）的研究指出，在美国，父母教养方式的质量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也是稀缺的资源条件。所有这些证据说明，从儿童出生之前到出生后的一年和前几年，都需要及早开展干预措施，满足儿童成长和发展的需求。

 

儿童早期发展的问题和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的缺乏不仅与小学阶段和未来的学业成就有关（例如，高复读率、高辍学率、低完成率和低质量），而且还会影响一生的生活质量。儿童的早期经验影响多种技能和行为的发展，以及成人之后的健康水平和生产能力。这一事实已经得到广泛的重视。Gertler等人（2014）在牙买加的一项追踪研究证明，早期儿童干预具有长期影响和经济效益。这项研究考察了在1986至1987两年间，因发育迟缓参加心理社会刺激干预的学步期儿童。在干预的过程中，社区健康工作者每周家访，指导家庭教养方式，鼓励母亲以促进儿童认知和社会情感发展的方式与孩子互动。20年之后，研究者再次访谈部分参加过早期干预的儿童，发现他们在成人之后的经济收入提高了25%，完全可以赶上那些在基线调查中的正常儿童。

及早干预为儿童发展奠基，花费少，收效大。比弥补问题所需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少。早期干预也有助于提高教育系统的效率，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奠定人力资源的基础。

二、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的干预及投资的作用

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始自家长和社区。随着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颁布与实施，以及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民教育目标的确立和推进，政府为幼儿制定全面的政策，帮助家长提供有质量的保育服务的义务逐渐在国际上得以明确。虽然儿童早期发展对于人类发展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然而直到近十多年来，早期发展的社会经济效益被大量研究所证实后才得到全球的关注。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对于个体发展与社会公益都具有价值和意义。一项对美国1960年以来的123个研究的元分析结果得出，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有助于个体认知和社会性发展，包括学业表现、自律、自我效能感、学习动机、教育期待、社会交往和亲社会行为等多个方面（Camilli et al.，2010；Barnett，2008）。大量在不同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背景下的研究还证实，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有助于减少公共教育、健康和福利的支出，促进社会公平。但是，尽管公共投资近年来大幅增加，经费不足的问题依然是开展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的主要障碍。

对于处境不利儿童的早期保育与教育，投资的回报率颇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为处境不利儿童提供的高质量的早期发展项目年回报率达7%-16%（Sayre et al，2015）。而且，早期发展与其他教育阶段以及整个教育系统的公平也必然相关。因此，早期的投资和干预是改进公平问题最为经济有效的策略之一。对世界银行（2015）在非洲、亚洲、欧洲和南美洲发展中国家的干预措施评估发现，农村地区安全用水的效益费用比为3.4∶1，基本卫生条件改善的效益费用比为5-8∶1，在食品中加强铁和其他微量元素的效益费用比高达37∶1，碘盐高达30∶1.21，补充维他命A的花费是3-16美元，相当于挽回一年“健康”的生命（DALY）①。

关于早期认知发展的社会经济效益已经在世界范围得到了证实。这些研究起初大多数来自发达国家，近年来也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例如，在孟加拉国、巴西、厄瓜多尔、埃及、印度、墨西哥以及菲律宾的研究证明了早期发展的益处（Bouguen et al.，2013）。厄瓜多尔的研究还发现，家庭教育背景较低的儿童在学前教育中获益最多（Berlinski，Galiani，& Manacorda，2008）。Burger（2010）评估了在经济合作组织（OECD）成员国中早期干预对来自不同经济背景的儿童的影响作用。研究分析了早期干预的影响力，特别是认知发展这一重要指标对促进儿童发展的影响作用，并且依据干预措施在不同背景儿童群体中产生的效果，对干预项目进行了分类。

成功的儿童发展项目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根据世界各地的实证研究结果，这些项目往往从儿童出生开始，重视家庭的参与，并针对最贫困的儿童（Naudeau et. al.，2011a；Naudeau et al.，2001b）。高质量的保育涉及健康、营养、情感、保护、安全以及社会心理支持，在教育方面涉及学校教育以及对儿童获取知识、技能和价值观的指导（UNESCO 和UNICEF，2012）。一般来说，在早期干预措施中，心理社会刺激的影响作用最大；营养补充作为单独的干预措施具有积极的效果，但是相对来说不够持久；家庭教养方式和家访可以提供个性化的支持，加强亲子互动。父亲的教养角色十分重要，但是相关的实证研究结果匮乏。强化的干预措施涵盖多个领域，更加综合，而且持续时间更长，因而早期综合干预产生的影响力最大而且最持久。

以美国的佩里学前方案（Perry Preschool）（两年的半日幼儿园）和“初学者计划”（AbecedarianProject）为例，这两个项目都针对处境不利儿童开展早期干预。虽然在实施的方式和强度上有所不同，但是总体来说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Currie 和Thomas（2000）的研究证明，参加过开端计划（HeadStart）的儿童比他们的兄弟姐妹在学校的表现更为出色。Deming（2009），Carneiro 和Ginha（2009）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结果。

但是从就业等更长期的发展结果看，研究的结论不完全一致。已有的评估结果表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早教中心在服务以及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上喜忧参半。在莫桑比克，Martinez，Naudeau 和Pereira（2011）发现，入园两年以上对小学入学率、每周学习时间以及儿童多方面的发展都有积极作用。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Rio Grande do Sul）的评估发现，儿童在参加早期教育项目之后比参加之前在动作、认知和社会性的发展上都有显著提高（Young，2012），而且在同一社区里参加早期教育项目的儿童与没有参加的儿童相比，在动作、认知和社会性这些方面也都有明显的提高（Primeira，Infancia & Melhor，2011）。但是，另外一些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果。对柬埔寨一些形式的早教机构的研究表明（Bouguenet al.，2013），参加过早期教育项目和没参加过的儿童，三年之后的发展结果没有明显的差别。一些研究者针对中低收入背景文献进行深入分析（Engle et al.，2007 ；Vegas，Santiba?ez，2010），研究结果也强调了这些结论之间的差异。

Cunha & Heckman（2007）、Heckman & Mastered（2007）和Heckman（2008）的研究显示，早期干预的投资不仅能够提高经济效率，而且能够减少人生的不平等。这些研究结果都指出了对处境不利儿童进行早期投资的高回报率。由图2可见，这一回报甚至高过任何时期的教育，包括正规教育和在职培训。

来源： Carneiro Pedro, Heckman James. Policies to foster human capital[J]. Research in Economics , 2008, 54 (1): 3-56.

此外，投资儿童早期发展有助于为大脑的发育提供良好的机会。认知神经的研究也说明了早期生理和心理的经历对大脑功能发展的影响（Walker et al，2011）。图3可见大脑发育趋势特征与儿童早期干预的成本效益分析。如果中低收入国家儿童的入园率提高到50%，那么可以使一生的收入提高140至340亿美元。由此，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的投资和干预具有双重效益，不仅能够带来高回报率，还能够在大脑发育的重要阶段促进儿童潜能的发展。

来源: Heckman James, Carneiro Pedro. Human Social Policy [R]. RAND, 2003; Lynn A. Karoly, Susan S. Everingham, Jill Hoube,Rebecca Kilburn, C. Peter Rydell, Matthew Sanders, Peter W. Greenwood, Benefits and Costs of Early-Childhood Interventions, A Documented Briefing [R]. 1997.

基于此，更多的国家将会及早投资儿童早期保育和教育，以低成本的投入保证更多的儿童在成长中获得应有的技能。不过，多数国家的教育投入与当前美国的模式相似（如图4所示）。这一现实造成的是资源的浪费和机会的丧失。

来源：Carneiro, Pedro, Heckman James, Human Capital Policy [R]. NBER, 2003 ; Voices for America and the Child and Family Policy Center, Early Learning Left Out An Examination of Public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by Child Age, 2004

相比之下，北欧国家的教育投资是异于此种模式的。以瑞典为例，政府在儿童早期发展方面的教育投入明显高于其他年龄阶段。如图5所示，瑞典用于儿童早期教育和发展的支出比中学生的高两倍，体现出对儿童早期发展的重视和支持。这一模式也许应该是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长远目标。

来源： S. Bremberg, National Institute of Public Health, Karolinska Institute, 2006, Stockholm, Sweden

对于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的投资和干预，Engle 等研究者总结过如下要点：

儿童早期是确保所有儿童的潜能得以全面发挥的最佳时机。儿童早期发展的投资最经济有效，回报也最丰厚。

减少不平等需要在生命的早期，针对脆弱儿童群体可能承受的各种风险开展综合的干预措施。? 以家庭为基础的教养方式干预和基于早教中心开展的早期项目有助于促进儿童认知和社会情感的发展，提高入学准备度。

在项目质量上，通过为家长设计课程和实践活动，对儿童护理人员进行培训，开展监测和评估，加强治理和监督，可以使儿童早期发展项目的质量获得最大的提升。

将中低收入国家的入园率提高到25% 或者50%，依据不同的入园率和贴现率，投资的效益成本比可达6.4至17.6。

除非政府在最贫困的人口中，对有质量的儿童早期发展项目投入更多的资源，否则经济的差距仍将持续并进一步扩大。（Engle et al.，2011，pp1339）

尽管如此，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部门所能获取的经费在很多国家都是最少的。因此，倡导早期投资和干预的潜在优势，通过实证依据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推进相关的决策及其措施至关重要。三、近期发展中国家儿童早期实践项目的实证依据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逐渐将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纳入教育发展的进程中。在教育的机会、数量、种类，资源的可及性，领域的综合性，服务的质量，以及对处境不利儿童群体的针对性方面开始有所改善。在发展中国家很多不同的地方，各种形式的早教中心已经引进和建立起来（参见图6）。

近期的文献也证明了有关早期发展与干预的研究发现。下面，简单介绍其中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项目及其实证研究的结果：

在促进健康和营养方面，危地马拉的营养补充试验发现，3岁以下儿童早期营养的改善与男孩成年之后每小时工资收入的提升相关（ Hoddinott et al.，2008）。秘鲁的健康教育项目表明，干预组儿童的身高比控制组高1厘米，营养不良的可能性减少三分之二（Penny et al，2005）。

在改善教育的物理环境方面，阿根廷学校建设项目通过入户采集调查数据，考察学前入园设施建设和母亲的劳动力市场行为。结果表明，设施建设有助于大幅提升学前教育入园率，同时提高母亲的就业状况（Berlinski & Galiani，2007）。此外，增加一年的学前教育与小学三年级语言和数学测验标准分数的提高显著相关（Berlinski，Galiani & Gertler，2009）。

在提供适宜的教育刺激方面，尼加拉瓜关注危机的项目通过提供教育刺激的干预措施，对儿童的个性、社会性、语言表达和词汇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Macours，Schady & Vakis，2008）。牙买加的儿童早期教育刺激项目对儿童长大后在劳动力就业市场的收入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Gertler et al，2014）。在美国等国家也开展了类似的项目。厄瓜多尔的儿童发展补贴项目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的词汇发展显著相关 （Paxson & Schady，2007），对动作技能和长时记忆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用（Paxson & Schady，2010）。

在为家长提供支持、改善教养方式方面，牙买加的流动看护者项目针对0-3岁贫困农村儿童的父母提供营养、健康、卫生、安全、家庭教养方式的支持。其中，还包括在游戏、纪律、家务和教育期待方面提出性别平等的建议，改善了幼儿在家庭中的社会化过程（Powell，2004；Roopnarine，2005；Jarrett, 2007）。此外，另一个家访项目的结果表明，参与项目的婴儿比控制组在问题解决技能上得分更高 （Meeks-Gardener et al，2003）。在墨西哥的启蒙教育项目表明，低成本的农村非正规教育对家长行为和儿童发展结果都有积极的影响作用（Cardenas，Evan & Holland，2015）。

在促进儿童早期综合发展方面，玻利维亚婴儿综合发展项目发现，7个月的婴儿在参加项目后，认知能力和其他心理测试成绩都有所提高。这一干预的效益成本比估计为1.7至3.7（Behrman，Cheng & Todd，2004）。

在社会保障方面，“机会”项目以有条件现金援助的方式（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保障贫困人口的教育需求，结果对儿童的适龄相对身高、长时记忆、视觉整合、语言发展，以及降低发育迟缓、提高耐力多个方面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Fernald，Gertler & Neufeld，2008）这一项目从墨西哥发起，在不同国家形成社会保障网络。实施类似项目的还有巴西、秘鲁、洪都拉斯、牙买加、智利、马拉维和赞比亚等。

对有条件现金援助方式的评估，结果大多揭示了相关项目在儿童早期发展上的积极作用。乌干达一项关于学前入园的有条件现金援助项目也说明，参加项目的儿童在视觉接收能力、精细动作能力

和语言的接受与表达能力上均得到了提高（Gilligan 和Roy，2013）。哥伦比亚的家庭在行动项目通过有条件现金援助的方式增加了家庭在早期教育方面的支出，并且通过定期的家访，使得参加项目的处境不利儿童在认知和社会情感技能方面获得了明显的提高，对母亲的教养方式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Attanasio，et al，2015）。

四、关于儿童早期发展的争议及对我国政策与实践的启示

家长总是希望给孩子最好的，希望子女健康、快乐成长，受到良好的教育，获得事业和人生的成功，然而很多低收入家庭无力投入优质的儿童早期教育。基于儿童早期发展投资在经济回报、打破代际贫困、社会公平和人力资源方面的积极作用，世界很多国家开始更多地关注儿童，并为儿童早期发展直接提供教育服务，或者补助私立机构、社会团体以及非营利组织开展服务。然而，在入园率和儿童保育项目持续增加的同时，整体质量和服务依然偏低。由此导致在很多国家，人们质疑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能否真正为儿童带来益处。

已有的研究证明，在母亲教育水平较低、缺乏学习资源的家庭和社区，开展儿童早期发展的干预确实能够为儿童入学的准备度带来改变（Rao 和Sun，2015）。同时，需要明确早期干预项目的影响，重视长期的教育质量的提升。否则，低质量的早期保育与教育的增加只能够为母亲就业提供支持，却将对儿童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政府需要衡量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的质量，参照国际经验开展政策的制定工作。

确保所有的女孩和男孩都有机会获得优质的早期发展，得到高质量的早期保育和学前教育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内容。在我国精准扶贫、促进社会公平以及教育公平与质量的背景下，关注儿童早期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此，充分认识儿童早期发展这一政策选择的重要性、科学依据，以及全球各地已经证明的有效的干预方案，有助于为我国在当前和未来的政策选择上达成广泛的共识，并且为提高行动的影响力提供借鉴。

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相似，我国在普及高质量的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的进程中也面临各种阻碍，用于早期教育阶段的公共资源不足就是其中之一。我国大约有4500万3-6岁的儿童，占全国儿童总数的16%（UNICEF，2015）。从2007年至2016年，我国学前教育入园率从45% 快速增长至77.4%。随着政府和社会对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的重视，在健康、营养、教育和保护方面的经费和规模都在增加，学前教育的政策环境正在逐步建立。但是，学前教育长期投入不足。我国的公共教育支出2012年以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其中，占整体入学率13% 的学前教育在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从2009年的1.36% 提高到2013年的3.52%。近年来全国学前教育经费总投入增幅最高，但是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平均8.09% 的投入相比，仍然偏低（OECD，2010）。私立幼儿机构主要依靠收费。家庭的支出是公办和私立早期保育与教育服务主要的资金来源。

虽然为儿童提供平等的机会体现在教育政策之中，但是不同省份和地区的学前教育预算和整体支出差异很大（Liang，2014 ；Wu，Young & Cai，2012）。从2011年起，政府向中西部农村发展落后地区的投入明显增加，这些经费主要用于幼儿园的建设和补贴，并且开始提供针对贫困人口的学前教育资助。随着学前政策向农村倾斜，农村人口集中的镇区幼儿园明显增多，然而乡村的教育服务和经费仍然有限（邬志辉等，2015）。国际学生评估测试发现，我国接受过学前一年教育的学生在的阅读水平上明显高于没有接受过学前教育的学生（OECD，2010）。中西部连片贫困地区有4000万贫困儿童，在普及高质量的学前教育上滞后，会进一步影响这些儿童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发展。

 

 

近年来，一些社会团体和国际机构开展了针对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的试点项目。这些项目有的通过因地制宜地在当地建立幼儿园，有效地提升了地方的学前教育普及率。有的项目以家庭为单位采取干预措施，通过入户养育指导，促进婴儿与家长的互动，帮助孩子在具有丰富刺激的环境中学习和成长。还有的开展孕期指导，减少母亲的心理压力。其中，救助儿童会在河北省和云南省开展了针对0-3岁幼儿综合发展及入户指导的试点工作，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西部开展了针对3-6岁幼儿的教师培训试点项目。互满爱人与人中国项目在云南和湖北试点了基于当地农村社区的未来希望幼儿班，使当地留守儿童的发展得到明显改善。慧育中国项目从2015年起采用经过改编的牙买加家访课程，正在取得初步的成效。

对早期儿童保育与教育以及早期儿童发展的重要性缺乏公共意识，以及缺乏合格的师资也是重要的制约因素。这方面的问题在许多国家同样存在。我国针对学前教师的培训正在展开，培训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幼儿园按照年度公用经费总额的5%安排教师培训经费。2014年投入了2亿8千万美金用于教师培训。然而，在学前教师，特别是农村学前教师的薪酬与社会保障待遇方面亟待改善。现实的状况是我国的留守儿童超过6千万，其中很多幼儿由祖辈不识字的老人看管。相关部门开展早期项目，促进留守儿童的认知、情绪和社会性发展非常重要。否则，这一代群体的破损需要未来投入额外的资源来补偿。然而，当前很多国家已经发生类似的问题，却似乎还没有被认识到。

关于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的评估存在很大的差别，为此研究者正在致力于开发在地区范围适用的有效的评估工具。基于全民教育框架的全球监测报告主要监测婴幼儿死亡率、发育迟缓、入学率和性别均等这几个指标。而OECD国家普遍建立起了学前教育质量监测体系，通过监测服务质量、教师质量和儿童发展为社会大众和科学决策提供信息与证据。我国在此方面的工作尚在起步阶段，缺乏跟踪记录儿童发展结果和质量标准的公开的数据。由于儿童早期发展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制定儿童发展指标的重要性引起了更多的关注。近年来开发出了多个量表和指标，用于衡量儿童在不同领域的发展状况。其中包括，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儿童早期发展量表（theEastAsiaPacific-EarlyChildDevelopmentScales，Rao，Sun，Ng，Becher，Lee，Ipetal.，2014）；拉丁美洲地区儿童发展指标（theRegionalProjectonChildDevelopmentIndicatorsinLatinAmerica，Verdisco，Cueto，Thompson&Neuschmidt，2014）；根据家长报告开发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多指标聚类调查早期儿童发展指数（UNICEFMICSEarlyChildhoodDevelopmentIndex,Bornstein,Britto,Nonoyama-Tarumi,Ota,Petrovic&Putnick,2012)；根据教师报告开发的早期发展研究工具（theEarlyDevelopmentInstrument，Janus&Offord，2007）；以及救助儿童会为中低收入国家开发的国际发展与早期学习评估工具（InternationalDevelopmentandEarlyLearningAssessment，Pisani，Borisova&Dowd，2015）等。这些评估工具聚焦于儿童早期发展，涵盖了儿童发展的多个不同的层面。评估工具的开发工作有助于未来几年在全球各地加强儿童早期发展的监测能力。

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的实施较为复杂，因而一个先决条件是在各个部门中得到落实。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在公共和私营部门都涉及诸多利益相关方。不同的部门管理着教育、健康、社会保障、家庭、成人教育等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的相关服务，另外还有国家和地方等各级政府机构的不同部门负责实施。在一些国家，私营部门，尤其在开展日托服务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真正的难点在于儿童早期发展的项目没有单一的“归属方”，而这也许是难于实施的最主要原因。

通过支持儿童早期发展的制度架构来协调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工作至关重要。稳固的治理结构应该明确承担的角色、工作规划、质量标准、监测和评估，以及各级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同时，这一协同作用还应该促进政策的设计、制定、实施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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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格兰仕也可以称得上是有中国特色的企业之一，这种特色充分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它成功地战胜了洋品牌，成为中国少数几个拥有行业控制能力的企业之一；第二是它通过将国外生产线搬来，通过成本优势做“世界制造中心”的OEM模式，这对中国加入WTO之后企业的战略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

所以，对“格兰仕模式”的讨论对中国大部分企业非常有启发意义，这种意义我觉得甚至超过“海尔模式”。在海尔的成功模式下大家更多是在讨论管理，讨论张端敏的“企业文化”；而在格兰仕的成功模式下大家自然更多是讨论战略实际上是战术，讨论格兰仕如何获得“竞争优势”。没有一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战略的指引下获得持续发展格兰仕以大规模和低成本（这是中国企业普遍偏爱的两个“成功要素”）为支撑的“价格战”，能够支撑它的长期持续吗？　战略真的无用吗？格兰仕的价格与沃尔玛的价格战有什么不同

· 为什么过去的成功可能还会成为未来发展的阻碍？因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与支撑企业持续的“制度化经营”或“核心竞争力”，可能并不在一个层面上。

· 为什么沃尔玛的“低价格”只是一种表象？因为低价格背后是出色的后勤物流配送（存货补充）能力和吸引客户忠诚的经营能力，这就是它的核心竞争力。

当战略一词成了某些咨询公司从企业套“钱”，或者某些企业为老总做包装的代名词时，战略就失去了其真正的含义：回答企业凭什么在未来存在，企业如何真正获得持续竞争优势。请注意，我这里用的是持续竞争优势，而不是比较竞争优势，为什么？因为比较竞争优势指的是与其他企业相比的优势，而持续竞争优势指的是企业自己内在的支撑能力。

格兰仕的发展过程对这两个词的不同是一个很好的注释，而格兰仕的胜利也是典型的“只有战术没有战略”的胜利。在我看来，格兰仕到目前为止，获得的不过是比较竞争优势，无论是它在生产上获得成本优势的胜利，还是它在市场上获得领导者地位的胜利，都是相比竞争对手而言的，这一切并不是战略也就是持续竞争优势核心竞争力的胜利，而是企业家创新的胜利。

明确这一点对于大多数成功的企业十分重要，因为这可以帮助那些所谓功成名就的企业家懂得，过去的成功可能对企业持续的增长，也就是我们说的百年老店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帮助，相反可能还会成为阻碍。道理很简单，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与支撑企业持续的“制度化经营”和“核心竞争力”，可能并不在一个层面上，前者是对资源、对机会与变化的把握，而后者是精心的战略安排与集约化的精耕细作，两者之间的结合并不是天然的，往往是冲突与交融并存，而这才是真正富于挑战性的关键点。

但格兰仕的管理层似乎不这样看。就在最近，其营销总裁就以全球500强第一的沃尔玛集团为榜样，声称沃尔玛就是凭价格或低价获得了全球第一。言下之意就是，格兰仕为什么不可以凭“价格战”成为家电老大？

但沃尔玛真的是凭“低价”战略成为全球老大的吗？从表面上看，情况的确如此，但事实上低价和商品多样化策略只不过是沃尔玛成功的表象，因为在这种策略的背后，是沃尔玛从70年代开始煞费苦心建立的中心辐射式商品流通体系，以及80年代初期对其进行的自动化改造。1983年，沃尔玛花全年资金预算的1／4购买了一套卫星系统，1988年，沃尔玛拥有了全球最大的私有卫星通讯网络，到1989年，沃尔玛甚至在卡车上也安置了卫星发射机这样高效率的物流系统。

而在经营策略上，沃尔玛的定位很清楚，就是那批中低收入的本地居民。针对这批居民，沃尔玛提供给他们的并不仅仅是“低价”，而且还有归宿感和忠诚感：1983年沃尔玛创立了“山姆会员店”，这个会员店是一种会员制的商店，没有柜台，所有商品以更低价格的批发形式出售，这种方式使沃尔玛基本上没有多少利润，却将大批消费者牢牢地吸引在它的周围，令对手无可奈何，“山姆会员店”光是营业额就超过了100多亿。

我曾经研究过近百年来是哪些因素使当时的500强获得竞争优势我发现基本的演化过程大致是：1910～1920年间强调规模效益获得竞争优势；1920～1930年间强调科学管理；1930～1940年间是所谓的人际关系管理；1940～1950年间强调组织功能结构；1950～1960年间强调战略规划；1960～1970年间强调经济预测；1970～1980年间强调市场战略和组织设计。而进入90年代，强调的是全球化、信息技术、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学习型组织与知识管理等。

所以，你不大可能想象沃尔玛还在凭上个世纪初的“规模“来获得竞争优势，如果你深入去看今天的沃尔玛，它的全球化、它的信息技术、它的战略人力资源在上世纪80年代，沃尔玛就实行了雇员持股计划、它的知识管理一定都是国际水准。所以我说沃尔玛的“低成本“只是一种结果或表象，它的背后是出色的后勤物流配送（存货补充）能力和吸引客户忠诚的经营能力，这是它的内在能力——核心竞争力。沃尔玛之所以能够持续增长并成为500强的老大根本原因在于它所有的竞争战略都是基于核心竞争能力而建立的而这恰恰是格兰仕所缺乏的。　 格兰仕有没有战略：从核心竞争力出发的质疑

· 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内部集体学习能力而不是外在资源的强大，是人的能力不是物或可以继承的资产，是为客户创造价值的能力而不是相比对手的优势。

· “降价是对消费者最大的善意”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判断，因为这种判断不仅不是什么对消费者的善意，反而真正是对消费者的恶意。

大部分将企业竞争看作战争和政治谋略的企业家，打骨子里看不起理论，但格兰仕的成功似乎就是在一种理论下指导获得的，这就是格兰仕的“全球制造中心”过去叫全球生产车间模式。

这种理论也被格兰仕自己叫“拿来主义”——将对方的生产线搬过来，OEM的同时做自己的产品。比如A品牌的生产线搬过来，就生产A；B生产线搬过来，就生产B；多余出来的生产时间就属于格兰仕，因为格兰仕还有另外一招叫“拼工时”。在法国，一周生产时间可能只有24小时，而在格兰仕这里可以根据需要三班倒，可以24小时连续生产。也就是说，同样一条生产线，在格兰仕做一天相当于在法国做一个星期。据说格兰仕现在和200多家跨国公司全方位合作，就是依靠这种“拿来主义”。

靠这种成本优势，格兰仕连续几次大降价，获得了微波炉的霸主地位，同时也加速了微波炉这一产业的价格下降趋势。通过降价，格兰仕成功地为这个行业竖起了一道价格门槛：如果想介入，就必须投巨资去获得规模，但如果投巨资做不过格兰仕的盈利水平，就要承担巨额亏损，即使做过格兰仕的盈利水平，产业的微利和饱和也使对手无利可图。凭此，格兰仕成功地使微波炉变成了鸡肋产业，并成功地使不少竞争对手退出了竞争，使很多想进入的企业望而却步。

这就是格兰仕的核心竞争力吗？我认为目前国内对格兰仕的核心竞争力存在着诸多误解，包括格兰仕自己也是在不求甚解地曲意迎合外界的歌颂。不错，格兰仕在微波炉的竞争优势是靠“低价格”与“低成本规模制造”获得的，但“低价格”与“低成本规模制造”显然不是格兰仕的核心竞争力，格兰仕也不可能通过“低价格”与“低成本规模制造”获得持续的增长与繁荣。

当我们谈到核心竞争力的时候，必须明确三点：

1． 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内部集体学习能力而不是外在资源的强大。

2． 核心竞争力是人的能力不是物或可以继承的资产。

3． 核心竞争力是为客户创造价值的能力而不是相比对手的优势。

所以，“拿来主义”如果单单是指格兰仕所说的将生产线拿来，或单纯是“加班”，那么这显然是一种对外在资源的借用，不是内在的能力。既然不是内在能力，那对手就很容易仿效，仿效的结果是你只可能在短期内维持比较优势，但是当你不具备这项优势时，你就落后了。

日本公司在这方面是最好的例子。80年代日本产品利用低成本行销到全球，日本产品高品质低价格引起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恐慌，但大部分日本公司十多年后又落后了，为什么？因为低成本并非长久之计，消费者对产品付费的规律仍然是：对创新的新技术和新产品愿意付高价，而对优质但是雷同的产品付低价。当一个产业中企业的竞争没有太多的差异，消费者被迫从价格上做选择，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满盘皆输。日本公司在近年来的全面衰退不可能从效率也就是低成本上获得解释，根本的原因正如战略家波特说的那样：日本公司没有战略。

格兰仕也像日本公司一样没有战略？从对日本公司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第一，格兰仕能够依靠低成本大规模的“效率”在某一行业获得成功，但这种成功会将消费者逼到只从价格选择产品的地步，结果是大家都输我很怀疑中央电视台“对话“上有人对格兰仕降价的道德评价：“降价是对消费者最大的善意。”不错，电子表基本上没价了，消费者又获得了什么？而当卡西欧的G系列运动电子表又将价格抬到100多美金，反而风行全球的时候，难道这是“恶意”？；如果再沿着低成本大规模的“效率路子”走下去，那么，最后的结果将是自己一步一步地丧失持续增长能力。不是吗？格兰仕的市场占有率按它自己的说法是超过60％，绝对的老大，可它如果再扩大生产，就将出现“规模不经济”格兰仕进军制冷行业的理由，这种有垄断反而无利的格局说明了什么？消费者真会从中获利？从电子表的例子我有理由不相信。 什么是战略？没有战略就没有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

· 沃尔玛与格兰仕表面上都是用“价格战”在竞争，但在“价格战”背后是运营机制的差别：格兰仕走的是外在资源优势的道路，而沃尔玛走的是内在能力强大之路。

· 沃尔玛能够成功运用“价格”获得比较优势，关键在于沃尔玛建立拥有内在的持续优势：基于顾客价值的经营理念、人力资源政策与战略性的业务决策。

就持续的意义而言，我们几乎可以断定只有基于核心竞争能力之上的竞争优势才是战略性的优势。同样也只有基于核心竞争能力基础上扩张才是战略性的增长才能够支持或支撑持续性的增长。由此，我们才能懂得，为什么沃尔玛的“价格战”能够持续下去？原因在于“价格战”本来就不是沃尔玛持续的原因，沃尔玛持续的原因在于其核心竞争力——出色的后勤物流配送（存货补充）能力和吸引客户忠诚的经营能力，并将这一能力作为公司竞争战略的核心。

正是基于这一核心，沃尔玛在各个方面培育起自己独特而让对手难于模仿的优势。比如在后勤方面的“连续装卸”，通过配送中心对货物的一系列安排，使沃尔玛得以在48小时或更短的时间内从一个装卸码头运抵另一个码头，最终使沃尔玛的销售成本比行业平均标准低了近三个百分点。也许有人会问，格兰仕的“大规模低成本制造”不也使它的利润比行业平均利润低吗？

不错，单从价格上比的确如此，但沃尔玛的低成本是从环环相扣的支持系统进行投资和管理完成的。为什么沃尔玛的库房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补充商店85％的存货？为什么沃尔玛商店从发出订单到它的商品补充完毕，这个过程平均只需两天﹖原因就在于沃尔玛为了实现商店、配送中心与供应商之间的动态配合，做了三个方面的投资与管理：第一，投资建立了一个信息系统，建立了一套专用卫星系统直接向4000家供应商传递销售点数据，公司还安装了电视会议系统，帮助分店经理之间交流市场信息；第二，要求它的高级管理人员去创造一种环境，以使各分店的经理主动了解市场、把握市场；第三，通过员工持股计划、损耗奖励计划与利润共享计划，激励员工对顾客的要求作出回应。

所以，沃尔玛与格兰仕表面上都是用“价格战”在竞争，但在“价格战”背后是运营机制的差别：格兰仕走的是以产品或“自我”为中心的外在资源优势的道路，而沃尔玛走的是以顾客为中心的内在能力强大之路。正如沃尔玛的CEO戴维·格拉斯（David Glass）所说的那样：我们始终坚持从内部挖潜，稳扎稳打，从不去做那种跳跃式前进然后再回头补漏的事。而格兰仕呢？我在《中国企业家》今年第七期对格兰仕有没有核心竞争能力提出了质疑，它的两位老总在第九期上对我的回应是：做出绝对的比较竞争优势！

所谓比较竞争优势是与别人比较的优势，是一种外在的优势，外在的优势怎么可能绝对？

所以，我认为格兰仕在通过大规模低成本的“世界加工中心”模式获得成功后，目前的致命问题却是“没有战略”。当我听到松下与TCL在家电领域合作的时候，当我在报上读到一批又一批家电厂商安于做“OEM”工厂的时候，我特别想问格兰仕一个问题：如果你把所有的制造连同设备那是格兰仕最自豪的优势外包给其他厂家，为你做OEM，那么你怎么设计你的发展战略？

我觉得这个问题才是格兰仕目前所有问题的核心，我认为格兰仕未来之路上最大的问题就是目前的“战略缺位”因为我看不到格兰仕在思考一旦失去“规模优势”后，它这场“战斗”如何打下去甚至我在它的战略目标上，得到的也只是一个含糊的回答：“在涉足的领域中，迅猛做大、做强、做精、做透，构筑世界一流企业。”将自己的经营范围定义为模糊的“涉足的领域”几乎大部分中国公司都存在这种偏好，是不是学GE我不知道，但我想送格兰仕领导层一句话，这是战略大师波特的话：“典型的失败例子皆源于公司认为，成长就必须放宽限制。”

而在这一点上，格兰仕仍然可以向沃尔玛学习很多“做强、做长的道理”。要说价格战，沃尔玛是真正的赢家，在1962年的前10位廉价零售商中（沃尔玛在这一年开设廉价零售业务）没有一家在20年后。几家大型的廉价连锁店，如King＇s、Korvette＇s、Mammoth Mart、W．T．Grant、Two Guys、Woolco和Zayre，都在这期间失败或者被幸存下来的商家收购。沃尔玛凭什么在这样一个没有多大吸引力，并且激烈竞争的行业中成为全球首富？为什么只有沃尔玛能够做到天天低价？为什么沃尔玛能够超越它的创始人山姆·沃顿的人格凝聚力而获得持续发展？

如果我们认真分析一下这几十年沃尔玛的发展历程，会发现关键在于沃尔玛建立了一套基于顾客价值的经营理念、人力资源政策与战略性的业务决策。沃尔玛的经营理念是通过向合伙人放权、保持技术优势和在合伙人、顾客和供应商之间建立忠诚来战胜竞争对手。沃尔玛人力资源政策的基点是：“如果你想让店里的员工照顾好顾客，你就必须确保你要照顾好店里的员工。”活尔玛的业务战略决策要求与供应商建立伙伴关系。比如在沃尔玛的早期阶段，实力强大的供应商如宝洁（P＆G）公司是很强硬的，当沃尔玛强大之后，并没有反过来对宝洁强硬，而是与宝洁结成伙伴关系，它告诉宝洁，我们可以共享沃尔玛的电子信息来改善双方的业绩，结果宝洁公司成为通过计算机与沃尔玛连网的第一批厂商之一，宝洁在本顿维尔设了一个70人的小组来管理其出售给沃尔玛的产品，到1993年，沃尔玛已经成为宝洁公司最大的客户，每年经营大约30亿美元的业务，约为宝洁公司总收入的10％。 没有战略的竞争：中国公司为什么迷恋价格战？

· 价格战只是企业竞争的一种很表层化的方式，价格本身说明不了多少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顾客价值与企业价值的双赢。

· 恶性价格战的根本源头在于大家都朝同一个方向努力，而大家都朝同一个方向努力的原因是大家都没有战略，中国大部分成功的企业基本上是只有战术而无战略。

在几乎任何一个领域，我们都可以用“价格战”来描述中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当有人似懂非懂地说“降价”是对中国消费者最大的善意，接下来甚至就有人在报纸上公开对厂商们呼吁：欢迎价格战。

为什么中国大部分公司迷恋价格战？基本原因有两点：第一，中国的产业结构严重轻型化，大部分企业在低层次上竞争；第二，中国的相当一部分企业老板大部分习惯了粗犷的打法，除了价格战这类粗犷的扩张型打法之外，对别的精细化正规战法大多不熟悉。

中国人的生活在这20年间的变化称得上是翻天覆地有专业数据显示在与人民生活相关的500多种产品中供求平衡的20％供大于求的80％几乎没有什么是供不应求的，这种状况无疑形成了价格战的基础。在供大于求的时候怎么竞争？价格就是一种自然的选择，好比是菜场上卖的多而买的少，只好你我比着法降价来吸引顾客。是不是供过于求就一定发生价格战呢？饮料市场早就供大于求，娃哈哈与乐百氏之间的价格战一路下来，水从三四元也降到了块把钱，但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之间却不见这种价格战。

其实从格兰仕与沃尔玛之间的比较中，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价格战只是企业竞争的一种很表层化的方式，价格本身说明不了多少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顾客价值与企业价值的双赢：当我们在产品（比如沃尔玛根据市场选择商品）、客户（比如沃尔玛定位在中低收入群）、地域（比如沃尔玛从小镇开始建店）、渠道（比如沃尔玛通过车队与配送中心保证及时补货）等作出选择时，事实上等于在说，因为有选择，你就可以把你的精力集中在某些点上，从而做得比别人强。

全球商业应用软件的领导者、SAP的副主席哈索·普拉特纳这样指出：“我对我们是否超过竞争对手不感兴趣。真正的考验是，即使我们并未推销我们的产品，仍会有许多买主找上门来吗？”这样一来问题就很清楚了，你既可以像沃尔玛一样选择价格战，也可以像SAP一样选择顾客价值，因为你选择的是你自己的目标，你是和自己满足特定消费市场的能力在竞争，而别人选择他们自己的目标，是在与他自己满足它特定消费市场的能力在竞争。

一旦每家公司的价格都有自己特定的含义，当然也就没有了恶性的价格竞争，恶性价格战的根本源头在于大家都朝同一个方向努力。如果我们对此还有疑问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海尔和联想的成功与困境。当年海尔从家电异军突起凭的是“将产品竞争转化为服务竞争”的战略选择，以及“以服务支撑品牌”的核心竞争能力。同样，联想将IBM、HP等计算机大佬挤下舞台，凭的是“将产品竞争转化为使用竞争”的战略选择，以及分销增值系统的管理能力。战略和能力的匹配，获得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而目前海尔和联想面临的困境，也主要是战略性的：海尔的服务战略在对手纷纷的仿效下近于失效，而联想的“计算机消费化”战略与分销能力也在DELL的入侵下难以为继。这个时候海尔和联想选择什么？如果我们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也就真正懂得了价格战会导致什么，也会懂得如何避免价格战。

应当记住一个基本的道理，当你和其它企业竞争时，其实是企业围绕客户在“价值创造能力”上的竞争，而不是整个公司在某一点上（无论是质量还是价格）的竞争，在这个时候，真正起作用的就是战略而不是战术。所以，打不打价格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企业家要真正进入战略性的思考。

篇10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开展以来，我局在充分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将查找出的问题和征求到的意见和建议进行分析论证和归纳筛选，对汇总出的问题向服务对象、本单位职工征求意见，同时召开了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对领导班子及个人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剖析，分析问题存在的原因，明确今后努力方向。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形成后，及时向社会进行公开，5月26日下午召开了民政局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群众评议大会，参加人员有局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及下属单位负责人，另有部分服务对象也参加了评议活动。

评议会由民政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组长××*主持，他首先介绍了民政局分析检查报告的形成过程，通过采取信函征求、座谈征求、调研征求等方式，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查找影响民政科学发展的问题，局领导班子成员深入开展谈心活动，沟通思想、增进团结、找准问题、形成共识；民主生活会上领导班子成员联系工作实际，深入查找班子和个人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思想观念、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工作作风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深刻剖析了问题根源，坦诚交流了思想。分析检查报告是分析检查阶段的中心环节，是学习调研成果的集中体现，也是整改落实的主要依据。为此，局领导高度重视，主要领导全程主持分析检查报告的起草工作，经反复研究，确定分析检查报告的思路和框架，制定了详细的撰写方案，努力做到认识到位，研究到位，要求到位，修改到位，检查到位。为了确保分析检查报告质量，我局及时向社会公开，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建议，进一步深入研讨，进行修改完善，形成了分析检查报告。

同时强调，对分析检查报告评议时要做到：一是要广泛征求意见建议，真诚接受群众的评议和监督。二是群众评议主要围绕分析检查报告进行，从对科学发展观认识深不深、调查研究和听取意见的范围广不广、问题查找得准不准、原因分析得透不透、推进科学发展的思路清不清、工作措施可行不可行、加强班子自身建设的措施实不实等七个方面进行评议。三是要正确对待评议工作。对分析检查报告进行评议是倾听民意、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的过程，为使分析检查报告更好地反映实际情况，科学发展形成共识。所有参评人员要充分认识群众评议环节的重要性，高度重视群众评议工作。四是要进一步修改完善分析检查报告，同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

群众评议开始，将民政局分析检查报告群众评议票分发给每个与会同志，评议票重点从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对科学发展观认识深不深、调查研究和听取意见的范围广不广、问题查找得准不准、原因分析得透不透、推进科学发展的思路清不清、工作措施可行不可行、加强班子自身建设的措施实不实”等七个方面提出评议意见，参会人员经慎重思考后，认真填写了评议票，经统计，参加会议的51人全部投了满意票，认为我局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对科学发展观认识深刻、调查研究和听取意见的范围广泛、查找问题准确，原因分析透彻，发展思路清淅，工作措施可行，班子自身建设措施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