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赞美诗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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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基督教赞美诗，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中图分类号]J6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9)06-0008-02
基督教音乐对西方音乐的发展起了非常巨大的推动作用，如目前使用的五线谱就是由基督教会多年逐渐发明发展起来的，现在我们学习的美声唱法也起源于基督教。管风琴的制作与发展，甚至数字乐谱在亚洲的推广和使用，都与基督教有密切的关系。音乐与基督教的共同发展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密切相关，无论从基督教来说，还是从音乐来说，都没有办法将基督教与音乐分开。
一、基督教与基督教音乐
“基督”一词，希腊文的意思是“受膏者”、“君王”，宗教含义是“上帝差遣的救世主”。耶稣基督为基督教崇拜对象，“三位一体”“因信称义”为其教义核心，《圣经》为其经典，教会为其组织形式。
音乐的发展是和宗教(基督教)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基督教音乐就成为一种重要的信仰传播工具，黑格尔说过“艺术到了最高阶段，是与宗教相联系的，宗教往往需要利用艺术来使我们更好的感到宗教的真理。”基督教是一个音乐的宗教，歌唱的宗教。基督教音乐旋律自然、曲调舒缓、优美纯朴且庄严肃穆，流行于世的60多万首赞美诗，其中既有巴赫、贝多芬等大师们的杰作，又包含了世界各国众多曲调优美颇具特色的民歌，圣歌的诵唱也十分广泛。现代音乐的记谱法、合声法、各种调式的形成以及音乐理论和音乐学院的建立都与基督教音乐密切相关。
基督教音乐又称圣乐。它既传达上帝给人们的启示，又表现信徒对上帝的崇敬、赞美、信靠和祈求。基督教音乐在欧洲得到的极大的发展，也是欧洲艺术音乐的源头。基督教音乐大致有以下分类：
1 弥撒曲
天主教所用的复调风格的声乐套曲。15世纪以前，是没有伴奏的清唱曲，15到17世纪改为由清唱和管风琴交替进行。17世纪起采用管弦乐伴奏，并插入独唱、重唱等，歌词用拉丁文，结束时的唱词有“Ite，Missaesg”(意为“回去吧，弥撒礼成”)之句，Missa之名由此而来。包括慈悲经、荣耀经、信经、圣哉经和羔羊经五个乐章。
2 受难曲
大型声乐曲。以四福音书中记载的主耶稣受难的过程为内容，从最后的晚餐起一直到被钉十字架。最早(十二世纪)的受难曲以格里高利圣咏组成，用戏剧形式演出。到十五世纪，复调音乐代替了圣咏。
3 清唱剧
将圣经中的经文谱曲，风格与歌剧十分接近，有人物、事件，用宣叙调、咏叹调和合唱来演唱，不同的是清唱剧没有戏剧动作和戏剧表演，这一点清唱剧和受难曲相似，与受难曲不同的是：受难曲主要是描绘耶稣的受难过程，而清唱剧的范围则没有限制。
4 康塔塔
最早的康塔塔是一种世俗叙事套曲。与清唱剧相似，两者区别在于清唱剧篇幅较大，人物众多，而康塔塔则篇幅较小，故事内容较简单，往往偏重于抒情。
5 众赞歌
一种基督教会众合唱的颂赞诗歌，又叫赞美诗。这类诗歌有两类：一类是由作曲家谱写的，有很高的艺术性，但不适合一般信徒诵唱；另一类是由信徒谱写的，不追求艺术性，但容易上口，适合一般信徒咏唱(教会所用的颂赞诗歌都属于此类)。
二、赞美与敬拜
敬拜与赞美本来是两个普通的名词及动词而已，敬拜是做礼拜，赞美是礼拜中对上帝的称赞。赞美的内容主要是对圣父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奇妙大能和作为发出赞叹；对圣子舍身流血施行救赎宏恩发出感谢；对圣灵自由运行做各样善工发出诚恳及甘愿顺服的邀请。
为什么在礼拜中一定要有赞美呢?
1 基督教信仰在《圣经》开篇创世纪中明确告诉我们太阳、月亮、光体、星辰、宇宙万物、空气、水、生灵和人皆为上帝七日内奇妙创造。上帝是创造者，是开始也是至终，是完全高于人类的全能者，是当受敬拜配得赞美的，必须敬拜、赞美。也应该是所有蒙恩得救的人们发自内心的惊叹与降服。
2 上帝除了是创造者、全能者外，上帝还是爱!而这种爱，人们只要愿意接受就可以无条件地、无限地并具有永恒性意义的爱。圣经在《约翰福音》3章16节中明确的告诉人们：“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正是因着这种对人类施行恩典、拯救、谓之长阔高深的爱，凡是相信这一救恩的众民在情与理上更应当是纵情高呼颂赞了。
通过赞美敬拜信徒表达他们对上帝的崇拜，并在音乐中解说神的指示和祝福，让信徒的信仰更加坚固。敬拜并不需要华丽的场合，教会中都有唱诗班来带领大家敬拜赞美，圣洁美妙的音乐把人们带入超凡脱俗的境地，使信徒感受到与神的亲近。基督教在布道时，也常常通过赞美诗的形式，将许多深奥、抽象的教义和宗教思想，转化为都能被广大普通民众领受的通俗易懂的道理，并通过音乐的渲染，使宗教特有的神圣、肃穆的性质突显出来。
一方面，宗教借助音乐来宣传教义，借助音乐烘托庄严肃穆气氛，借助音乐实现人神的交流互动等等；另一方面，音乐也借助宗教获得了丰富的精神内涵，借助宗教实现了艺术的力量，使宗教得以传承和不断发展。
基督教音乐具有布道传福音的功用，音乐是基督教信仰中的特征之一，但决非只是信仰中的点缀、装饰。基督教音乐中有庄严美、宏伟美、纯洁美和神秘美。这种具有综合元素美的感受在世俗性音乐中是感受不到的。正因如此，千百年来每当教会在纪念、欢度宗教节日或进行各种礼拜、仪式、聚会、庆典时，音乐颂赞之声飞扬远方。带着对人们心灵强烈的吸引力、震撼力，将无数心灵饥渴慕义的人引导上帝面前认罪悔改、蒙恩得救。基督徒以赞美音乐会的方式四处巡回赞美，传播福音的种子，用音乐来开展布道工作，以帮助更多人认识上帝，接受耶稣为救主。
赞美敬拜的审美愉悦功能和心理治疗功能。在宗教活动中，音乐可以帮助受众抒发、宣泄情绪，更重要的是可以唤醒来访者对美的体验，也就是唤醒了受众内心积极的生命力量。而这种美的积极的生命力量最终引导受众自己走出困境，摆脱痛苦，并找到解决现实困难的办法或方向。
三、中国基督教中的敬拜赞美
基督教在传人中国后就按本民族的地域文化特色去发展，就变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在礼拜仪式上也唱起了中国人创作的赞美诗。中国基督教中的敬拜赞美主要是在中国人熟悉的曲调配上赞美诗歌词，基督教是一种宗教、是一种文化，但是每一种文化传播到另外一个地域的时候就会在无形的磨合当中显示出每一个地域的地域性以及民族性。
中外基督教音乐的不同有：(一)调式的差异：中国音乐的调式为宫、商、角、徵、羽五种五声调式，多数乐曲都基于五声调式，但七声调式也作为五声调式的扩充使用；西方音乐的调式主要有和声大、小调，旋律大、小调。(二)旋律的差异：中国音乐高音强低音弱，西方音乐高中低音较平衡；中国传统音乐一般不转调，而西方传统音乐有大量的转调西方音乐体系在处理多声部关系时，倾向于纵向的立体思维，即特别注重主调旋律与其它声部的和声关系，中国音乐中绝大部分均为单声部。
在中国，信徒能识谱的人并不多，人们似乎对旋律不太在意，只要好听熟悉或贴切流畅即可，诗歌的内容才是重点。特征是用中国民谣歌词和民间装饰滑音风格的旋律线条。歌词是基督教的伦理，其中却充斥着中国民间的思维模式，旋律无论中西或自创。都被演唱出韵味十足的中国民间风格。
篇2
哈尔滨的基督教音乐活动是伴随着基督教之一的俄罗斯正教(即东正教)的传入而展开的。在20世纪30年代时,哈尔滨已有教堂22座,并且在这些教堂中都有大小不一的宗教合唱团。音乐活动在当时相当丰富。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东正教在我国活动中断,濒临绝迹。直至1984年,东正教开始恢复宗教活动,但却因为种种原因,此时信奉东正教的人数锐减,音乐活动更是贫乏。
但在我省基督教的另2个分支――天主教、新教的音乐活动却在1980年后得以复苏。尤其是新教教会的音乐活动更加引人注目。在新教教会中,设有赞美队和伴奏乐队。每周都有固定的时间对所演唱的曲目进行排练,所演唱的作品既有国外流传入我国的赞美诗集等,又有本国教友自行创作的音乐作品。每逢大型节日,我省的新教教会还会举办教会音乐会。音乐活动非常丰富,活跃。基督教仪式音乐的内容与形式正在不断的与我省民间音乐、传统艺术相结合,形成自己特有的风格和形式。
一、基督教在近代哈尔滨的变迁
黑龙江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省份。有史以来,自发宗教曾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长期存在过。进入文明时代后,黑龙江先祖的信仰也随历史的发展逐渐由原始宗教状态向人为宗教阶段过渡。
公元8世纪中叶,来自中原内地的汉语系佛教已经传入黑龙江境内。与佛教传入黑龙江的同一历史时期,道教也先后经由朝鲜半岛或中原内地渐次传入黑龙江境内。元代,随大范围的民族人口的迁徙流动,伊斯兰教开始传入黑龙江内。同时,基督教三大派系之一的天主教最先传入黑龙江这块土地,并为上层社会和民间所接受。
东正教在中国的活动较为特殊。1665年,沙俄侵占中国黑龙江北的雅克萨地区。建起了第一所东正教堂。1671年,该地区又出现了“仁慈救世主修道院”。雅克萨收复后,清政府为照顾俄国俘虏的宗教生活,也在北京建立起了一所东正教堂。
正式的东正教传教活动始于1715年沙皇派遣传教士团进驻北京之后。先后共有20届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传教士团相继来到中国。直到1956年中国成立了自主的东正教会为止。东正教的传教方式较为保守、严格。因此中国的东正教会绝大多数为俄国后裔。
哈尔滨第一所教堂是由俄国东正教教会于1898年在香坊区香政街修建的圣・尼古拉教堂。次年又在现南岗区主体部分修建了圣・尼古拉大教堂。直到1940年,哈尔滨地区共有东正教堂20余所,神职人员217人。当时东正教会的音乐活动十分丰富。主要以合唱为主,没有乐队伴奏。他们使用的圣经和赞美诗是俄语或是斯拉夫语。曲调也多来自俄国。中苏关系破裂和“”时期,东正教在我国活动中断,濒临绝迹。1984年,哈尔滨市圣母教堂开始恢复宗教活动,俄国后裔仍是大多数。但却因为种种原因,此时信奉东正教的人数锐减,音乐活动更是贫乏。
但天主教、新教的音乐活动却在1980年后得以复苏。每逢大型节日,哈尔滨的新教教会还会举办教会音乐会。音乐活动非常丰富,活跃。
篇3
关键词：西方；丧葬习俗；基督教；平等；生死观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6-0098-02
文化具有一贯性、持久性，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以十分微妙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所以，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曾经指出，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们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一种能力和习惯[1]。习俗往往表现为日常生活中的某些习惯、约定俗成的通则，却往往蕴涵着深层次的文化积淀。丧葬习俗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也不例外，它是深层次文化积淀的具体体现，是各种文化因素互相影响的结果。本文将对西方丧葬习俗进行深入的文化分析，以期对西方文化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一、西方传统葬礼习俗
基督教在西方国家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作为教徒，西方丧葬礼仪几乎都是宗教式的。传统的葬礼主要包括停丧、守灵、弥散、下葬等几个环节。
停丧。在西方国家，每当一个人濒临死亡的时候，都要在神父面前进行最后一次忏悔，祈求天父宽恕自己的罪孽。通过忏悔和祈祷，使死者能正确看待死亡,摆脱面对死亡带来的恐惧。死后在神父主持下给死者洗尸、更衣,整容。人们从洗礼池舀出圣水，并向灵柩洒圣水。然后将尸体放入棺材中，停放在教堂或者殡仪馆，并点上长明灯。
守灵。放置在教堂和殡仪馆的灵柩，由死者的亲友们轮流守护照看。
弥撒。由神父主持，介绍死者生平并唱赞美诗和祈祷。亲友们也在仪式上讲述死者生前难忘的生活故事，共同回忆和感谢死者与大家在一起的美好时光。这些回忆绝大多数内容生动有趣，令人捧腹，引得人们还不时发出阵阵笑声。教堂或殡仪馆通常会安排一段时间，让人们有机会“表达最后的敬意”，和遗体告别。
入葬。这是一个庄严肃穆的神圣仪式，所有参加葬礼的人们都身穿黑色衣裤，男士打黑色领带。墓地边安放两排椅子供亲友坐。神父还要在墓地为死者祷告，然后把棺材放入墓地，亲友们把手中的鲜花撒入墓地后就可以离开了。在整个过程，包括在教堂、送葬路上或是葬礼现场，亲友们都不能大声嚎哭，只能默默流泪，以避免打扰死者灵魂安静。埋葬后,工作人员把墓填平，插上十字架，立好写有名字和生卒年的墓碑。
现代社会中，西方葬礼仪式通常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下葬仪式，二是纪念仪式。下葬仪式通常都由殡仪馆操办。殡仪馆是私营的，大多是家庭经营，代代相传。人去世以后，由验尸官签署死亡证书，然后就由殡仪馆接手葬仪，一切事务全部由殡仪馆安排。送葬时灵车行进在最前面,后面跟着亲朋的车,浩浩荡荡一个大车队。送葬通常是很隆重的，家属可以向警察局申请警车开道。每到十字路口，不管是红灯还是绿灯，都可以畅行无阻，过往的车辆都自动停靠在路边，并鸣笛示意，表示对死者的敬意。纪念仪式主要包括人生分享会和弥撒，通常在教堂举行。先是由牧师为逝者祷告，之后由亲属和朋友回忆逝者生前的故事。这个仪式后，亲属通常还要举办一个招待会，所有来宾一边观看以死者的人生历程为主题的DVD短片，一边喝着咖啡聊着人生的悲欢离合。事实上这也突显了西方人的一个主流价值观，分享人生的历练。
二、西方传统葬礼习俗的文化阐释
（一）基督教的支配地位
可以说，自从基督教出现后，西方文化就和基督教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西方丧葬习俗也就越来越多地受到其影响。基于基督教文化下的葬礼，不是个人的事情，是整个信教群体对于上帝的感恩，是灵魂得到永生的庆典。因此，西方传统葬礼举办主体是教会，其葬礼的整个举办过程，都是由教会来担当主角，由牧师来主持，无论是临终忏悔、沐浴，还是为死者举行弥撒，唱赞美诗，主持下葬仪式，教会都从始至终参与。牧师或者神父作为人与天父之间的联系人，起着重要的作用。“西方人根深蒂固的一种观念是原罪论,即人带着罪恶来到这个世界上。而要消除原罪,需要领受洗礼。水被赋予了涤除罪恶,拯救人灵的神学意义。”[2]在葬礼中,人们从洗礼池舀出圣水,并向灵柩洒圣水。洒圣水是对亡者的基督徒受洗身份所作的表达,显示出他是经过受洗而与基督一起死於罪恶,并且一起复活进入新的生命当中。通过临终的忏悔、牧师的祈祷，祈求天父对自己身前的罪孽的宽恕，以求得天父的宽恕，从而使灵魂升入天堂，与主同乐，得到永生。在神父的主持下给死者洗尸，意味洗去生前的罪过，干干净净地去见上帝。
篇4
苏科寨是离石门坎大约20公里的一个自然村，坐落在贵州和云南两省的交界处，过了苏科寨，就是云南的彝良，云贵两省隔洛泽河相望。
苏科寨是石门坎的边缘，石门坎是威宁县的边缘，威宁县是毕节市的边缘，毕节市是贵州省的边缘。苏科寨是边缘的边缘，是乌蒙大山的核心地带，是远离城市文明的穷乡僻壤。
然而，就是这个穷乡僻壤，却有文明的奇迹。
首先，这个村子出现了苗族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博士，而且是在美国获得的医学博士。他的名字叫吴性纯。
吴性纯，出身于光绪24年，即1898年，由于家境贫困，他19岁才从伯格理创办的光华小学毕业，1921年，他被教会保送到华西协和大学学习，这是一所基督教在中国创办的医科大学。1929年，吴性纯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院，并且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成为苗族有史以来第一位博士。他学成以后，并没有留在美国或者中国的大城市，而是依然回到石门坎，担任光华小学校长，并且在石门坎创办了苗族第一所苗人平民医院。吴性纯在担任光华学校校长期间，为推进苗族教育，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吴性纯作为一个苗人成功的典型，一直到今天，仍然成为激励一代又一代苗族青年奋斗的楷模。
苏科寨有名气，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村子的历史悠久的基督教堂。
苏科寨教堂始建于1938年，当年是由吴性纯先生出资建立的。这座老教堂在“”中被损毁。1988年，苏科察的教民修建了第二座教堂。这种教堂的修建，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并且拨款2500元。但是，由于经费太少，施工过于粗糙，建成的第二年即成为危房，一直靠修修补补维持。我前年、去年去苏科寨时，这座教堂还在使用，只是已经很破旧。记得当时苏科寨传道员吴宗全用苗语为我们唱赞美诗，印象极为深刻。2012年9月7日云南彝良大地震，这座本来已经非常简陋的教堂被震垮。
教堂是基督徒心中的神圣之地，基督徒不可以没有教堂。
苏科寨有乌蒙山区最虔诚的基督教信徒。这个教堂在册的基督徒250人，慕道友150人。唱诗班有50到60人，定期礼拜在200人以上。今年，教民们自发出资投劳，修建新教堂，到目前为止，已经投入劳动力2000个以上，并且动用了教堂多年的积蓄。上个月，友人给我发邮件，告知苏科寨村民们修建教堂的事情，我们后援团就准备支持。
苏科寨在石门坎对面的野鹰梁子的背后，汽车越过险峻的山路，当我们一行抵达苏科寨时，吴宗全已经在村口迎接。
我们去参观尚在建设中的教堂。
现在修建的教堂面积比原来扩大了一倍，而且是用钢筋水泥浇铸，质量应该远远超过上次的那座。我看了一下建筑用的水泥砖，是村民自己用425号水泥，加上碎石渣土搅拌压制而成的。每袋水泥可以制造这样的砖40块。吴宗全特地把这种水泥砖拿起来相互敲打，发出坚固的叮当声，表示非常坚硬。
我们在参观中，村民已经穿上节日的服装慢慢聚拢起来，原来他们要为我们一行表演节目！
这太出乎我们的意料。
村民首先唱欢迎曲，然后唱赞美诗。他们用苗语唱，我们不能听懂，但是，他们的声音非常美丽动听，甚至可以唱出两个声部。美好的声音在这所尚未完工的教堂回荡，在苏科寨的上空回荡，在乌蒙山区回荡。我多次在国家大剧院看过演出，但是，这次在一个简陋的工地的演出却让我无比感动。因为它的朴实，纯洁，充满精神信仰。
简短的捐赠仪式后，村民执意要送我们上车，车停在公路边，无法开进村子里。吴宗全手中始终抓着一个脏兮兮的袋子，临上车之前，他把这个袋子塞到我手中，说这是一些瓜子，送给我带回北京去。山里人穷，没有什么东西表达心意。
看到这袋瓜子，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何力说，苏科寨给人的感觉，就是纯净。
是的，苏科寨是纯净的，这是由精神信仰所锻造出来的纯净。这种纯净，沁人心脾。
新中小学和陶老师
新中小学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之一。
新中小学创立于2000年，至今已经13年了。
这所由民间人士捐赠的小学，座落在一个山顶上，山下就是新营和中寨两个苗寨，当时修建这个小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这两个苗寨的孩子就近入学，所以称为“新中小学”。新中小学的所有老师都是志愿者，他们来自全国各地。
以卞淑美为代表的一群志愿者，是一个令人感动的群体。
卞老师和她的丈夫江柏林，女儿江明鉴全家从东北沈阳，来到条件极为艰苦的石门坎，已经九个年头了。期间克服了许许多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是一种巨大的奉献精神，一种真诚的信仰。在支撑着他们，使他们能够在这个偏僻的苗乡，为了苗族的孩子们而默默牺牲。
今年，这个志愿者团体中又增添了一个新成员，他，就是已经73岁的陶绍虎老师。
陶老师是苗族人，而且出身在石门坎。他的父亲名叫陶开群，当年从光华学校毕业以后。在光华小学担任老师，和朱焕章先生是同事。朱焕章先生的女儿名叫朱志华，就是陶绍虎老师的夫人。所以，陶老师就是朱焕章先生的女婿。
陶老师已经退休，住在昆明。他这次以73岁高龄来当志愿者，是为了推广老苗文。
伯格理当年最大的贡献，就是发明了苗文。苗族人有了文字，就能普及教育，提高文化水平。100多年前，以石门坎为中心的乌蒙山区能够实现一场社会文化大跨度的跃迁，苗文的创制和普及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
由于苗文的发明，乌蒙山区先后办起了近100所学校，让世世代代贫穷如洗的苗族人有了受教育的机会，也使他们从此改变了命运。由于苗文的发明，并且用苗文翻译了《圣经》，也让大花苗人皈依了基督教，从此有了精神信仰。我从石门坎到了远离此地的云南武定、禄劝一带的大山里，都能够非常清楚的看到当年伯格理创办的学校教育苗民的遗迹。
篇5
这座基督教堂，就矗立在寨子里最显眼的地方。走进大门，只见五六十位苗族信徒，坐在一排排长条凳子上，静静地祈祷或轻声诵经，神情庄严肃穆。
闲暇的夕阳时分，杨牧师喜欢搬一把椅子，洗净双手，然后戴上眼镜，安静地坐在教堂门口，捧着《圣经》逐字逐句地朗诵。
澳大利亚著名的史学家格迪斯在《山地民族》一书中说：“世界上有两个灾难深重而又顽强不屈的民族，他们是中国的苗族和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族。”苗族作家南往耶也写道：“苗族是一个不断被驱赶甚至被消灭的民族，但他们一直没有放弃对生命的尊重和对祖先的崇敬，自五千年前开始，爬山涉水，经历千难万苦，从中原迁徙到云贵高原以及世界各地，朝着太阳落坡的地方寻找故乡，用血泪养育古歌和神话。他们没有怨恨，把悬崖峭壁当做家园，把梯田依山而建，他们始终虔诚地信仰万物，崇拜自然，祀奉祖先……”
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位于贵州省西南部，是我国苗族集中分布区域之一，这里接近云贵高原的边缘地带，在这片大地上，乌蒙山系和苗岭山系的余脉曲折起伏，蜿蜒交错，崎岖而险峻。但就在这样一个自然环境恶劣、交通极其不便的山区，勤劳的苗族人民精心构筑了自己的家园，形成了一座座世外桃源般令人惊奇的苗寨……
轿顶山深处的苗寨
地图上找不到名字的地方
2014年春天，一支由媒体记者和摄影师组成的采访队伍，奔走在崎岖的山路上。他们的目的地，是贵州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东南方向的白石岩乡附近的一个苗寨。这个苗寨名不见经传，是一个在地图上都找不到名字的地方，就连当地人都只知道那里叫做“轿顶山”，其偏僻程度令人吃惊――苗寨里的部分人说不清楚自己立足的具置，究竟属于贵州的哪个县哪个镇……
从县城驾车出发，很快就进入曲折狭窄的山路。车窗外，阳光、梯田、延绵的山体和热情开放的油菜花，构成了一幅纯净的乡村美景，然而车上的人们，心情却不那么美好――这些坡度、弯道多得不可思议的山路，让车和人都非常不适应。在一个大约有50多度的陡坡处，所有人只能下车步行，司机油门踩到底，小心翼翼地行驶，才能翻过山坳……
道路一弯又一弯地转，采访队伍忍受了快两个小时后，终于到达目的地，公路也已经差不多到头了。山路上，开始出现身着苗族盛装的人们，他们三五成群地走向前方。一问才知，前方不远处就是轿顶山教会了，他们正是前去做礼拜的。一位老人指着远山中间一个被油菜花包围的苗寨，说那就是他的家。老人面对这群外来者长枪短炮的“侵略”，始终嘴角带着笑容，眼角带着慈爱，十分和蔼，而且很健谈，我们就这样一路聊到了寨子里。
轿顶山是当地人口中的称呼，它延绵在紫云县以及周边的几个县境内，但在地图上，并没有这座山的准确名字和位置。不过到了紫云县，问起轿顶山基督教会，苗族同胞大多都能准确地指着一个方向告诉你：“就在那边，沿着这条山路一直走……”
第一眼见到这座苗寨，并没有很强烈的震撼，没有西江千户苗寨那样相连成片的磅礴大气。远远望去，只见泥砖房和水泥房并存，零零散散地伫立着，墙上带着不经意的裂痕，仿佛在诉说陈年故事――这种不规则的状态，反倒有一种更为原生态的淳朴味道。
路过寨子中最大的一座房子，发现一群苗家妇女在里面忙碌。正对着门口的灶膛上，架着一口大锅，冒着腾腾热气，有人往灶里添加木柴，有人淘米，有人清洗腊肉，有人切菜……
走进房子，抬头一看，但见房顶为木制结构，上面覆盖着类似油毡纸的东西，一缕缕阳光从缝隙中穿透下来。地上放着竹编的背篓和簸箕，墙边摆着年代久远的木制家具，轻轻一碰，就会“嘎吱嘎吱”地响，好似发出古老的音符……
虽然条件简陋，但这些苗家妇女的脸上还是挂满了笑容，原来她们这是在为教友们准备午餐。看到远道而来的采访队伍，她们热情地邀请客人一起吃饭，那种发自内心的热情、真诚和好客，把采访者一路颠簸的疲乏一扫而空。
老教堂的最后一个礼拜日
沉浸在《圣经》里的时光
一顿简单而又丰盛的午餐，给人带来难以忘怀的回味。餐桌上，热情的教友与客人很快熟悉起来，然后便邀请客人参加这场特别的礼拜活动――因为这里很快就要翻修重建，这将是这座老教堂的最后一次礼拜日了。
这座基督教堂，就矗立在寨子里最显眼的地方，外部用砖瓦砌成，内部为木制结构。走进大门，一眼就看到墙上挂着的相框，里面镶着红十字，还有用红纸黑字写着“以马内利”（基督教认为这是耶稣的另外一个名字）。五六十位身着盛装的苗族信徒，坐在一排排长条凳子上，静静地祈祷或轻声诵经，神情庄严肃穆。一些妇女还带着孩子，这些孩子可能早已熟悉了这样的环境，不哭也不闹，睁得大大的眼睛里充满了好奇。
一位满脸幸福的年轻女子走上讲台，在手风琴和电子琴的伴奏下，她指挥并带领大家唱起了赞美诗。信徒们跟着她的手势，和着节拍一起唱歌，脸上都洋溢着圣洁、祥和的光彩。接着，一位中年女子走上讲坛，她神情忧伤，边唱边忏悔，讲坛下所有的人无不为之动容，和她一起唱着，一起落泪。
在好几位信徒祈祷和忏悔之后，身着民族服装的牧师面容神圣地走上了讲坛。他往上推了推眼镜，开始带着大家唱诵《圣经》，每诵完一段，他都会停下来给大家讲解，仔细解释每一句话背后的深刻意义。
中间休息时，有几个孩子在外面紧紧围着两位手风琴演奏者，神情认真地听他们唱诵赞美诗。这种音乐的启蒙教育，对孩子们在音乐和精神上的影响不容小觑。还有一群孩子围在牧师身边，牧师好像父亲带着自己的女儿一样亲切自然，眼里满是疼爱，画面温馨动人。
一位耄耋老人靠着窗口下的石墙，带着眼镜，手里捧着书本，认认真真地唱诵，对信仰的执着和善良的本性，不经意间流淌在了在她脸上纵横的皱纹里。她也成了大家聚焦的对象……
这一天，是这座老教堂重修前的最后一个礼拜日，信徒们的心里充满了留恋，摄影师们也毫不吝啬相机电池，记录下了一幕幕温馨的画面……
百年前深入苗疆的传教士
在夕阳下坚守信仰的牧师
这座教堂里的牧师姓杨，他50多岁，在这里做过多少场礼拜，恐怕连他自己都记不得了。在这个偏远的苗寨，他有着比较特殊的地位，可以说是寨子里“最有学问的人”。每当村民们感到困惑和迷惘，或在生活中发生喜悦或难过的事，都会找到杨牧师，无论是一次感恩的仪式，还是一场虔诚的祈福，他都一丝不苟地帮助村民，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
闲暇的黄昏时分，杨牧师喜欢搬一把椅子，洗净双手，然后戴上眼镜，安静地坐在教堂门口，捧着《圣经》逐字逐句地朗诵。这个时候，忙完农活归来的男人和收拾好家务的女人，也喜欢安静地坐在杨牧师身边，闭上眼睛，静静地听《圣经》里那些饱含哲理的语句。对于四处嬉戏玩闹的孩子，大人们曾经反复告诫：一定不能去杨牧师身边打闹，每次经过教堂门口，要放轻脚步，压低声音……
篇6
关键词:宗教;基督教;上帝;信仰;启蒙主义
宗教,是人类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坐标之一,又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说,整个西方社会的文明是基于基督教对世界的观念的土壤中而向前发展的。纵观西方专业音乐历史的发展状况,传统的宗教形式与观念受到了严重的批判。
自然的传承
基督教在公元311年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之后,便向“鸦片”一样席卷了整个欧洲社会,十六个世纪以来,随着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伦理道德、文化习俗等社会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基督教的形式观念也产生了变迁,不管怎样地更新、补充,最终总能在社会上留有一席之地,所以说:“宗教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没有同社会历史相脱离的独立历史”。它已作为西方社会的精神支柱,一代代的沿袭,浸透了西方人的思想观念。
莫扎特出生于古城萨尔茨堡,公元七世纪起,这里就是罗马教廷直属下的大主教管区,几个重要的隐修院就建于此。因此,宗教观念相对比较深厚,这里的居民绝大多数是虔诚的天主教的信徒。莫扎特父母也不例外,当然,莫扎特的初生受洗与婚丧大事都按天主教正规礼仪办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1778年7月3日,莫扎特非常挚爱的母亲告别了人世,面对这样的心灵打击,他在信中写道:“她已蒙主召唤,我很清楚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也只有遵从,是它把她赐给我,因此也有权从我身边将她带走……,由于主的恩典,给予我能够不屈不挠和冷静力量承担这一切。”莫扎特对“死”坦然,并不意味着他并不珍惜自己的生命,相反他却做出常人难以企及的非凡事业,或许是由于莫扎特过早地意识到自己生命的有限与短暂性,就以一种否定的方式生存,同时也从这种否定中赢取自己生命中最为有价值的那部分。——用音乐的笔为人类留下宝贵的艺术财富。现在我们依然在聆听莫扎特的那些被世界公认为人类最美好的音乐。“生命有限,艺术无限”对于他这其实就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
宗教音乐
莫扎特一生创作有20部弥撒;祈祷曲、晚祷曲、赞美诗7首;宗教短曲25首;教堂奏鸣曲17首;清唱剧、康塔塔、宗教剧共9部;卡农曲29首。就这些宗教体裁的作品,在他一生六百多部作品中也占有了一定的比重。
身为西方作曲家,创作宗教音乐可以说是一件自然、普遍的现象,宗教对他们来说并不陌生,一些宗教音乐的模式结构,已非常熟悉,所以很多作曲家的创作都是从宗教音乐开始的。
《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莫扎特九岁写的经文歌,也是他所写的第一部宗教体裁的作品,至今仍被保存在大英博物馆内。在这以后他便在父亲的教导下,研究前辈音乐家的宗教音乐,通过手抄著名宗教音乐大师的作品来模仿,练习写作宗教音乐,这为莫扎特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篇7
一、社会工作思想的引入
正如美国宗教学家安德鲁斯说过：“宗教是慈善之母”。作为尊重人并致力于人的发展的社会工作与西方的文化传统及社会思想有关，其中基督教的慈善思想和资本主义人道主义价值观念是尤为直接的思想根源。在中国，由于其社会结构的特征是以生活和生产相重合的家庭为单位，以家庭、亲友、邻居为生活共同体，并且以儒家思想为主，儒、释、道相杂合的生活文化使人们生活在较为封闭的亲友圈子之中，因而对他人无多求助，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直到第一次之后，基督新教取得了在华传教的特权，从此，传教士大批涌入中国，带来了在其文化领域中正在酝酿和发展的社会工作思想。
晚清辽宁拥有当时东三省最大的航运水道辽河口，以及位于其附近作为对外开放贸易港口的营口，所以有很多传教士从这里通向内陆，尤其是沈阳展开工作。行医与办学是早期来华传教士使用的两种十分有效的传教手段。基督教重视扩大影响，因而比天主教更注重开办文化教育和医疗事业，同时，也更注重在青年与学生中传教。由各差会派遣的“医药传教士”身兼“牧师”和“医生”双重身份，行迹所至，施医济药，兴办医院和学校，并以此为基础传导福音。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英国人杜格尔德?克里斯蒂（Dugald Christie）。1882年8月，杜格尔德受苏格兰联合长老会之邀，以医疗传教士的身份，携新婚妻子来到中国东北，此后的三十年（1883-1913），作为医学传教士，克服了语言障碍学习了汉语，并广泛接触了东北社会各阶层，建立了盛京医院，开展公共服务，直接或间接递增进公共福利；兴建妇女医院、医学院、教会女子学校，开创东北西医发展，进行女性工作；并且建立了东北第一个公共救济机构，为无家可归的人们提供临时的木板房和粥场。当时除医学传教士发展的传道者，医学院的毕业生也在基督教工作，宣传福音，宣扬基督教文明中利他、奉献、救世等“博爱”思想，以及重视家庭、天下一家、理想社会等观念。这些观念构成了后来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和伦理守则；而其推动的医学救人、自愿者服务、公共服务和女性工作，也在实践角度推动社会工作实务的发展领域。
二、社会工作的领域和内容的丰富
以基督教慈善公益为基础的社会工作，随着传教士的各种社会活动开始在辽宁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其服务的内容也依托于基督教传教士的活动内容。医学传教是基督教在华诸多传教方式中的一种。由于行医的缘故，医学传教士可以广泛接触中国社会各阶层，因此提供的服务和帮助也涉及诸多领域，提供的服务也体现了社会工作的诸多内容。
康复服务，晚清中国，由于传统中医的局限，对类似于白内障、虹膜炎等一些眼部疾病，胸膜炎以及一些截止手术，或疾病束手无策，或是效果不够显著。相对于中医，现代西医理论和技术解决此类疾病，拥有无法比拟的优势。医学传教士来到中国的主要活动之一就是施医济药，他们开诊所、建医院，用现代医学技术解决这部分病患的疾苦，同时也为基督教在中国的推广奠定了基础。这部分群体往往在身体康复之后，成为基督教的支持者和传播者，坚持用基督教的慈善理念帮助他人。
社会救助，也叫公共救助，对经济匮乏从而物质生活面临危机的社会成员提供物质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在中国传统社会主要由政府承担，例如开仓放粮、赈灾。晚清辽宁经历了三次战争、一系列政治、社会危机，导致贸易衰退，粮食短缺，物价飞涨，恐惧的人们四处奔逃。当时政府成立了“救济委员会”，由牧师、传教士和官员组成，在此过程中传教士和基督教徒发挥了主要作用，提供住处安置难民，进行伤病治疗，进行精神和心理的安慰。
戒毒工作，晚清社会，鸦片滥用是典型的社会问题，上至官员富商，下至平民百姓，无论是为了减轻疼痛、解脱失意，还是仅仅当作一种奢侈，鸦片在当时中国社会泛滥成灾。当吸食鸦片的负面作用显现出来的时候，经常会有人求助于医学传教士。在戒除鸦片瘾的过程中，基督教传教士采用的一般是两阶段疗法：一方面是通过药物（少量吗啡，后来受到诟病，因为吗啡的毒性强于鸦片），或强制性行为进行干预，做生理上的治疗；另一方面，只有克服了鸦片嗜好，身体恢复正常后，对其进行洗礼，传播基督教福音，提供心理支持，利用来自上帝的“大爱”缓解对鸦片的心瘾。
就业服务，尽管后大量传教士获得资格进入中国，但是对于传播西方文化，这部分群体显然远远不够。所以传教士进入辽宁之后，解决这一问题的策略就是培养中国助手。例如医学传教士就通过培养医学助手；建立医学院，指导当地人进行专业的学习等手段。而这些助手和毕业生将分担他们的医学工作，同时也会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继续宣传基督教福音。无法否定的是，正是这些传教士，提供给了这部分群体就业的机会，他们在传教士建立的诊所、医院工作，其中很多人后来独立开设了诊所。
妇女教育工作，晚清辽宁相对于中国许多地方，传教士，尤其是医学传教士接触女性比较容易。在中国传统社会，女性无论在社会还是家庭中，都处于最卑微的地位，他们没有受学校教育的权利、遭受形体的摧残（裹足）、没有婚姻自由、政治上无权，经济上无法独立。传教士进入中国后，用西方平等观念看待中国妇女，他们在医院建设女子病房，使妇女患者走出家门，甚至建立女子医院，满足女性患者身体和精神的需要。另外，基督教传教士特别重视妇女教育。他们利用教会，创办教会女子学校，提供女子受教育的权利。甚至有一些建立了男女混校，传播男女平等的思想。杜格尔德?克里斯蒂就于1924年在其创办的医学院招收女学生。基督教的这些活动使传统中国女性受到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熏陶，尤其是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妇女独立和对自我需求的关注，突破了封建落后思想对女性的束缚。
三、社会工作方法的产生
基督教强调世间众生都是上帝的孩子并被上帝所爱，为此每一个人在上帝那里都有同等的尊严和权利，具有同等的接受帮助的权利和帮助他人的义务，应当彼此相爱、互相帮助。这一理念，与社会工作的专业伦理和实践原则相契合。晚清辽宁的基督教传教士坚持这些理念的基础上，在宗教活动和社会活动中也体现了社会工作方法的萌芽。
个案社会工作。在早期的基督教慈善服务中已有一对一的服务形式，但多以物质帮助为主，并未形成真正的科学工作方法。晚清辽宁的传教士为了消除因为战争带来的人们对其的敌视，会只身前往一些城镇，他们以友善访问者的身份出现在受助的案主中，以此开创了个案社会工作的先河。在宣传复印的过程中，一方面注重对案主精神品德的培养和行为的改造，而不是单纯的物质救济，体现了助人自助的精神，比如医学传教士会与患者个别谈话，用这种方式接近他们，发现其实际的困难；另一方面也注重对友好传道者的挑选和训练，培养有能力的工作者。
小组社会工作的雏形。创建基督教会，传播福音是基督教来华的主要工作，传教士通过各种形式组织宗教和社会活动。例如创立盛京医院的杜格尔德?克里斯蒂会安排传道者对候诊的人群进行福音宣传；而且在每天工作开始之前和下午的时候都会安排住院患者参加祈祷仪式，在仪式中有发表致辞，唱赞美诗这种有吸引力的活动；也会召开大规模的一年一个月时间的宗教集会，这些都是小组社会工作的基本模式。
篇8
政府的“三板斧”
关于河南农村的社会化养老，迄今政府主要做了以下三项工作：一是到2008年底前，全省实现“新农合”全覆盖，缓解了农民因病致贫、返贫的状况。二是全省半数左右乡镇设立了敬老院，对40％以上的五保对象集中供养。三是农村低保。政府对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贫困居民进行差额救助，2008年的救助标准是每人每月40元以上。
河南的农村合作医疗从2005年开始，如今参合率达到91.8％，农民小病在村卫生所看，大病在乡卫生院或县、市医院住院治疗，医药费可在起付线以上、封顶线以下按规定比例报销。但这些钱，对于贫困地区的农村老人来说，仍是杯水车薪。
在有的村医务室，一小瓶1.9元的红花油就卖到了12元；到城里医院看病，一个感冒得花上百元，一个外科手术没有三五千元下不来。焦作市修武县一位村卫生所医生说：“在村卫生所看病，医疗证上的12元钱划完就不再免费了。有的人就想去乡卫生院住院，因为费用可以报销。实际上，乡卫生院收费的名堂很多，你去他那儿治病，报销过以后比在村卫生所还贵。去年上半年，患者在乡卫生院住院的报销比例是75％，7月1日后县里调到了60％；原来报销是‘零起步线’，后来起步线也调整到300元，目的就是控制一些慢性病患者，不让他们去乡里住院，还让村卫生所治。”
目前，河南县级和乡级医院患者住院报销起步为300元，报销比例60％～80％；而省级医院报销起步为800元，报销比例为40％。封顶线由2006年的1万元提高到了2008年的3万元。然而，近年来农民患癌症等重症概率呈迅速增长趋势，他们到高等级大医院诊治，医疗费用少则上万，甚至几十万元。参合补助对于这些重症患者的实际帮助甚少。
另外，老年人本来就身体不好，由于农村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老人的病犯了。往往无人督促检查、治疗。“新农合”要求医疗费必须由患者先行垫付，有些老人甚至挪借不到这笔资金，只能“小病拖，大病挨，快死才往医院抬”。
集中养老和低保覆盖面过窄
2009年1月10日，暖暖的冬日下，三门峡市湖滨区交口乡敬老院的老人们坐在新楼下的墙根晒太阳。
交口乡敬老院始创于1970年代，以前是窑洞，后来是平房，2006年盖了楼房，条件大为改善。院子里还有五颜六色的健身器材，宛如一所幼儿园。交口乡共有55名五保户，其中30人在这里集中抚养，另有25名分散抚养人员，政府每年发1100元的补助。
交口乡敬老院的女院长说，国家对每位院民每年补助1600元，但远远不够他们在敬老院的开销，缺口资金由区财政支付。敬老院里有医务室，院民们小病在这里看，大病送乡卫生院或市医院，费用全部由财政支付。
2008年，河南实现了省政府承诺的“40％以上的五保对象集中供养”的目标。敬老院是社会化养老的一个好办法。但是，乡镇敬老院的人院门槛很高，按照国家规定，能进乡镇敬老院的只有农村五保对象，即“老年、残疾或者未满16周岁的村民，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又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人，即俗称的孤寡无依、生活不能自理之老人(或孩子)。全省现有农村五保对象47.41万人。
实际上，由于经费及工作人员等条件限制，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孤寡老人，敬老院还不接收。交口乡敬老院的女院长告诉记者：“我们乡凡是智力差的、卧床不起的、不能适应集体生活的五保老人，都不能进入敬老院，他们属于分散抚养对象。”
河南省农村低保始于2006年，是对农村特困户救助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全省现有农村低保对象262万人，2008年人均救助标准51.65元。农村低保的本意，是把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贫困户，生活水平提至保障线以上，但由于具体名额的限制，对于普遍贫困地区的农村，就显得覆盖面过窄了。
记者在三门峡和焦作市的一些村庄还了解到，农村低保领域长期存在着一些不正之风。由于农村的人均收入水平难以精确统计，虽然按照河南省政府的要求，农村低保要经过户主申请、村委会调查、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并张榜公布、乡镇政府初审、调查并报送县级民政部门审批，最后由县民政部门发证并张榜公布等多道手续，但有些村的干部从来没开过会跟群众说过低保的事，贫困户也不知道如何报低保。农村低保的名额，往往被村干部的亲属顶了，真正应该享受低保的，反而享受不到。
灵宝市大王镇有四五个村，村民长期为低保问题上访，认为村干部把低保名额给了亲戚、朋友，群众对此有意见。大王镇的沟北村，因为群众闹得实在厉害，镇政府干脆将该村的30个低保指标收回作废了，村支书随即也辞职不干。
无路可走时找谁
在三门峡市的乡下，每到礼拜六和礼拜天，平日萧疏清冷的乡村路上，只见三三两两的妇女和老人络绎于途，踽踽而行，他们都是去教堂做礼拜的。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8年底，三门峡全市有宗教活动场所252处，教职人员584人，教徒111851人，其中道教526人、伊斯兰教3697人、佛教10365人、基督教97263人。
2007年夏天，56岁的陕县峡石乡农民刘百军患了肝病，他跑来跑去，查了半年，最后查出是肝癌。家庭贫困的刘百军并未住院治疗，而是跑回家去等死。两个多月后，村里的基督徒说服了他，开车将他送到50公里外的三门峡西站教堂。刘百军住在教堂里，教友们天天为他祈祷。刘百军虽然身体依旧疼痛不止，但精神却好了许多，感激之情也与日俱增。在生命的最后两个多月里，刘百军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去世后，这家教堂又陆续收留过多名绝症垂危的病患，为他们祷告祝福。
陕县南沟村里1/3的村民信仰基督教，80％以上是女教徒。这个村的支书说：“俺村有个叫陈妞娣的老太太，70多岁了，患有气管炎。她的娃在外打工，媳妇也不在屋，信教的人天天去给她生炉子、做饭、打扫卫生。我都感到很惊奇。”
近年来，河南农村地区几乎“乡乡有教堂，村村有信徒”，河南成为闻名全国的基督教大省。在豫北的焦作市等地，还活跃着假借基督教名义的“哭喊派”、“七灵派”、“东方闪电派”等教派，与同村的基督教家庭教会争夺信众。这些信众2／3以上为老年妇女，很多是在“受到外界打击，无路可
走”时，接受基督福音的。
“我们这里因病信教者最多。”焦作市修武县西常位村的孙保来说。“主是创造世间万物的神，你信靠主，你的病就会好了。”这个村现有50多名受洗信徒，村里经常参加聚会的信徒还有一二百人。每年春节，教徒弟兄们给村里的五保老人贴春联、送米面。村里年愈80的老太太翟桂英，没有儿子。4个女儿都出嫁了。每逢天降大雨，弟兄们都要去她家照看房子。翟桂英本人也是一位基督教徒。去年年底，她将自己的宅基地奉献出来修建教堂，建设费用来自信徒奉献及附近一所教堂拨款。现在这所教堂已快建好了。
信仰的社会功能
河南灵宝市的基督教，于1919年由瑞典牧师鲍耀渊传入，解放初期有信徒846人。“”期间，灵宝教会停止活动。以后，自由政策得到落实。到2005年7月，灵宝市基督教两会有教堂25个，聚会点31处，信徒3.5万余人。
灵宝市大王镇重王村的基督徒樊向奇说：“我们村信教的有70多个人，每礼拜天晚上学习基督教理论知识，礼拜三晚上教唱赞美诗。教堂有唱诗班，村里有几个懂乐理的，在唱诗班学会了就回来教我们。我们的教堂在西王村，有信徒1000多人。全镇教徒将近3000人。”
57岁的樊向奇，儿子在三门峡西站打工，自己和老伴、孙子留守在家。樊说：“这里人均土地9分6，种田赚的钱仅能顾住吃穿，要想花钱，还得外出打工。”
由于村里大部分年轻人16岁就外出了，常年在外，村里发展年轻党员很不容易。现在重王村共有56名党员，60岁以上的有30名。2005年至今，重王村只发展了2名新党员，基督徒倒发展了二三十名。
“村里信教的老年人占一半以上。”樊向奇说，“谁有了烦心事，我们去教堂里给他劝导、祈祷。年关前，有经济困难的教徒家庭，教会直接插手帮助他，因为教堂的收入是信徒奉献的，也要用于信徒。也有的教友会主动去向困难家庭施舍，教会要求这种行为必须出于甘心。每年圣诞节是教徒们最大的活动，我们要去教堂表演圣剧、舞蹈。”
樊说，村里有个信教的老太太，70多岁了，丈夫早已去世。女婿前些年不知何故喝药自杀了，女儿精神受到刺激，跑得不知去向。老太太孤身一人，生活困难。她少女时代就是一名信徒。于是，教会的兄弟姐妹们就伸出援手，主动排班，每天两人为她做饭，从1998年一直做到2002年。老太太神智不清，爱骂人，有时骂得很难听。但教友们不嫌弃，还从自己家里做好饭，给她送去。2002年她去世后，教友们又按照基督教的仪式，为她举办了葬礼。
村里的基督徒，百分之七八十是女信徒，这是为什么?樊显然未曾考虑过这个问题。他笑道：“可能因为男的忙，没时间?也可能是男的爱赌博，信了教就要受约束。所以不愿信教。”
研究“三农”问题的三门峡学者尚柏仁说：“农民外出打工，家里留守的妇女很可怜，一是她要干所有的家务活，还要伺候老人，二是村里所有的人情往来，她都要承担。另外，她们的性生活也非常苦闷。有的男人外出打工，在外找了相好，开始一年回两三次家，后来两三年不回一次家，打电话来也是问候老人、孩子，不问女人。另外，女人独自在家，往往被村里的无赖、光棍所觊觎，易遭犯。在这种情况下，女人信了教，精神上会得到安慰。”
农村女人信教的多，还因为她们很少去过家乡以外的地方，生活得如同一只井底之蛙。在农村这个“重男轻女”观念普遍盛行的地方，基督教以相对崇高的女性观为依据，逐步促进女性的自我发展，提高女性的自我地位，并能在家庭内部、村落成员间唤起同情心。因此，基督教进入中国的农村，对女性有着比男性更重要的意义。
河南农村基督徒的文化程度低，信仰水平良莠不齐。樊向奇说，老百姓得病、患难时信教的多。本村有位50多岁的农妇，患了喉炎，信教后病好了，又不信了。樊笑称，这些人属于“信心不坚定”。
贫困的家庭没有为任何一种疾病保留储金，而疾病却可能出现在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家庭经受的磨难有多大，被考验的事情就有多少。樊向奇说：“圣经要求信徒要经常聚会，不要中断。我们也经常串门，一起去看望孤寡老人，为他祷告。村里有的年轻人还劝老人：‘我打工不在屋，你就信教吧，好有个精神寄托。’”
村里只要信徒家有红、白喜事，教堂的唱诗班就来了。但“农村的事难办，都是大家庭，有的人信教，有的不信。”樊向奇说，以前重王村只要有人去世，他就去人家家里，劝说人家举办基督教仪式葬礼，有一次被人揪住，打将出来。2002年，他自做了一架灵车，用三轮车的下盘焊上一个大的车体，放上棺材，两三个人一拉就走了。
篇9
电影在银幕上兀自地放着，台下稀稀拉拉坐着5位观众。从电影开始前的导演见面会，到整部电影结束，一直就这5位观众。
这是2008年11月的某天晚上，甘小二的电影《举自尘土》在中山大学放映时的情形。
组织这次放映活动的中山大学某社团学生，对于仅有5个观众，不停地跟甘小二解释：同学们这周末要考公务员，都在紧张复习；也因为下午大家都去烧烤了，太累了。
甘小二也不断地安慰道：没有关系，真的没关系，我可以理解，我真的毫不介意。看着学生着急，远比只有5个观众，更让他着急。更准确地说，只有5个观众这事，丝毫不能让他着急。
“去年在中大的放映活动，就满场了。我们之前在郑州的一家书店里放映，也来了100多人。在电影拍摄地的河南乡村，来五六百观众是很普遍的。无论如何，我反对组织和强迫观众去看某场电影。”
以后的两周里，甘小二一直忙于“第一届华美学生影像展”。这个为内地香港高校学生，及少量独立电影人的影像作品筹划的展览，让甘小二有时一天只能睡2、3个小时。
记者前去采访的这天下午，影像展上一位香港理工大学学生的电影放映时，来了不到10位观众。甘小二坐在台下，玩笑般地跟这位学生导演讲述自己前几天在中山大学遇到的境况。
为什么拍摄基督教题材电影
我个人的生命转变，是1997年春天，我父亲弥留之际。我从北京赶回家乡县医院，他刚刚从持续几天的肝昏迷中醒来，思维清晰。天气转暖，病房里进了一只苍蝇，我哥去赶它，父亲还指了指窗户，意思是打开窗户它就可以飞走。肝癌晚期，腹水，肾衰竭，时常的剧痛折磨着他。母亲给他唱诗，他还试图让头离开枕头，以示唱诗时对神的敬畏，但已经没有任何体力。
他得肝病已经17年了，1982年的食管血管大出血就险些丧命。这些年间，母亲从来没有放弃过。那晚，母亲似乎绝望了，为父亲做祷告说：“慈爱的天父，要是他在人世间的使命已经完成，就请你把他带走吧，我把他交托给你了。”那一刻，我感到强烈的震动。这些话语是如此善解人意，如此爱意温厚，如此富于关怀。这些话语固然不是我们老祖宗留传下来的，但重要的是话语里对于人、对于生命的体贴，我在之前接触的所有中国文化里都没有遇到过。
1997年我父亲病逝。追思礼拜上，来了一群弟兄姊妹。他们什么都不说，排着队整整齐齐地，在一个指挥带领下唱赞美诗，唱完就走。我当时觉得很好，因为他们传递给所有人一个信息：肉身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点。这和之前我对死亡的认识大不相同。当时基督教在中国电影里仍然没有正面出现过，我自己也没有特别成形的想法。
1999年我的婚礼就是在电影《举自尘土》里这个教堂举行的，我母亲在这间教堂服侍。穿军装的诗班姊妹在村口等待接花车，敲锣打鼓穿街过巷，同我们通常见到的结婚差不多，但姊妹们在花车前面走还是挺吸引人的。当时我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个同学都在场，可惜没有机器。大家都说，这个婚礼要是拍个纪录片就好了。纪录片错过了，就想在剧情片里可以补上。只是我们安排的场面，总是不会有纪录片那么热闹，那么有气氛。2005年冬天，我们拍摄《举自尘土》的时候，我和当地教会的负责人商量，不知组织500个群众演员有没有问题。“1000人都行！”当地基督徒超过人口比例的15％，的确不是问题。
2000年春天，我从广州去父亲家乡民权县，参加他的三周年祭奠。当地的习俗是三周年和下葬一样隆重，我妈妈骑自行车到处走，请了一个教会的诗班来唱诗，他们还带来了他们的舞蹈，以及福音小戏剧。那个墓地坐落在我堂兄承包的苹果园，很漂亮。透过果树的枝条，我站在一边听传道人讲道：“要是你们相信耶稣，你们的祖先就是亚当和夏娃；要是你们相信达尔文进化论，你们的祖先就是猴子！”我在想，多么好的电影题材啊！
成立《第七封印》不是致敬
就是这些我家庭、我个人的经历，构成了《举自尘土》里面的宗教叙事。也是这些，让我想拍基督教题材的电影，而且拍七部。
2000年，我和几个朋友在广州成立了第七封印电影作业坊。这个名字容易让人联想到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第七封印》（1956）。曾有人问我，使用第七封印作为自己的创作小组的名字，是否在向伯格曼致敬。我是如此喜爱伯格曼，但致敬却不是以这样的方式。《第七封印》也不是我最喜爱的伯格曼电影。把创作团队命名为“第七封印”，是因为我们要拍摄七部剧情片，全部有着明确的宗教元素，记录当今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构成一个七封印系列。我把它看作是自己生命接受审判的过程。
七封印系列是我给自己毕生的创作任务。影评人王书亚评论说：“直到近年甘小二的《山清水秀》、《举自尘土》，汉语电影才有了自己的救赎母题。”我知道自己在拍没有出现过的中国电影，我的影片记录了基督教在中国的状况，和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这个剧情片系列都不是福音性质的，它们一定程度上是部分中国人（8000万基督徒）的精神史，以及我自己的生命体验。
在中国，小武不看《小武》
对电影来说，尤其独立电影，钱总是刚性的问题。
2002年，我攒了一笔钱，觉得差不多够拍手头已写好剧本的《山清水秀》，就开拍了。也有两个朋友的钱投进来，大家想一起做些事情。后来有另一个朋友看了我写的剧本，觉得可以投入一万块钱。这部影片前后花费在8万块左右，对于我的收入水准来说，已经是个天文数字。
拍第二部剧情片《举自尘土》时，因为有了《山清水秀》获得的关注，专门资助发展中国家电影制作的HBF基金给了大约是成本的四分之一的前期剧本支持。这对于我们启动影片不可或缺。
独立电影的资金回收很困难，除非影片非常出色，成本足够低，一般都谈不上回收。正如一个朋友说的：“要是当成是投资的话，我能给你钱吗？”大家只是觉得这剧本值得拍。只要投资在一个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不会那么在意。这是大家都明白的。
我应该感谢我的母亲和我的妻子，在经济上，她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帮助我，不让我负担家庭的花费。她们认为我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钱虽是问题，却不是全部的问题。2003年釜山国际电影节上，有观众问我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说：是内在的力量。现在我仍然坚持这一点。
《山清水秀》涉及到卖血得艾滋病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直到影片完成一年后，就是非典之后，媒体才开始有了一些公开报道。
但最主要的还是担心联系着整部影片的基督教人神关系。影评人张亚璇说：“这是一部有神论者的电影，在这一点上，它违逆了中国电影的普遍性质。”中国电影也没有立法，这种情况下，正如法斯宾德说的，电影审查制度其实存在于电影人的想象中。
我不认为我的两部基督题材的电影可以通过电影局的审查，所以，也从未拿去电影局审查，不想浪费有限的时间、金钱和精力。
不审查，就意味着不能在内地发行，院线、广播、音像都不行，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看不到你的电影。
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小武不看《小武》。这意味着，这部名传天下的影片没有到达它真正关心的人那里，好可惜。
我也听到一些嘲讽，说独立电影自编、自导、自演、自看。
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独立电影作者带着电影自放。
我拍电影，因为“在兹，念兹”
2007年暑假，我带领几个学生去河南农村教堂巡回放映《举自尘土》，同时我做出一个纪录片《教堂电影院》。《举自尘土》的监制、主演张献民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前来和农民基督徒一起看电影，讨论电影。我觉得这个比在电影节、高校放映，更有意义。
农民多数看两种影像，一种是大片，一种是电视节目。他们是第一次接触中国独立电影。我家乡一位姊妹看了两遍，觉得第二遍看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她责备自己第一次看后向我提出的那些意见，“影片音乐少、台词少，信徒祷告少、唱诗少”等等。最后，她鼓励我说：“哪怕你的电影只有一个观众，上会纪念你的劳苦。”
但此间，也非完全顺利。
篇10
与许多的机器设备不同，人的力量和耐力是有明显的限度的。到了一定的时间，人就需要休息，目的是为了让体力和脑力得以恢复，有充沛的精力投入下一轮工作。
据某位资深人士的考证，星期的出现源于中国古人对天空的观察。当时人们把能发光的日`月`星叫做曜，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能发光的星辰。在古人制定的历法中，把天上的日`月`火`水`木`金`土这七个曜星按顺序排列，以每个曜星代表一天，七天为一个周期。然后依次循环，周而复始，就成了人们熟悉的星期。使用时将日曜日作为星期天，月曜日为星期一，火曜日为星期二，直到土曜日的星期六。由于星期六是整个星期里六天工作日中的最末一日，所以这一天就被称为周末。
据说，星期能流传到今天还与道家主张的理论有关。道家认为，天地万物是由阴阳五行构成的。七曜中的日月分别代表阳和阴这两种属性，木`火`土`金`水这五曜分别代表五种基本物质的存在形态。道家的理论也是以七曜作为自身的标志，只是在排列次序上与星期有所不同。与阴阳五行有关的定义，在一些典籍中有详细的阐述。
信仰基督教的人相信上帝在七天内创造了世界，耶稣受难后在第七天复活的说法，规定在上帝赐福的圣日，即星期日举行参拜上帝的仪式。每当到了星期日这天，信仰基督教的人便会到教堂去做礼拜，听神职人员讲道，唱赞美诗颂扬上帝。由于上帝在完成六天的工作后，就在第七天安息了，所以这第七日又被称为安息日。
传统上周日是用来休息的，然而也会出现其它情形。在敌对双方中的一方想要迅速获胜时，就会利用对方的和平心理及轻敌麻痹思想，秘密集中优势兵力，在没有预先宣战的情况下发起突然袭击。受到袭击的一方由于疏于防范，缺乏战前准备而措手不及，在开战初期就会遭受到严重的损失。历史上有过许多这样的例子。如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战争，1941年12月7日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以及1982年6月6日的以军入侵黎巴嫩的战争，就是都发生在周日。在以往双方进行的作战行动中，许多时候的军事活动是要连续进行的，不能因为人员出现了疲劳，就轻易放弃能够获胜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满足战场上的需要，彻底击败敌人，夺取最后胜利，才是最高的不可改变的原则。对于不稳定时期的军人来说，在临近休息日的时候，往往也是要提高警惕严加戒备的时候。
现代生活内容的多元化和快节奏，促使人们要改变旧有的生活习惯，不仅要亲友相聚其乐融融，也要为今后的发展和进步作出预先的调整和安排。于是休息日自然就成了热爱事业，关爱家庭，关心自己的人的团聚日`添油日和充电日。有些人还为自己规定了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要利用休息日这个机会，亲近自然，保护环境。也有热爱运动的人，把休息日作为自己的锻炼日。而在喜欢网络交流的人那里，休息日就成了理想的浏览日和交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