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离骚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屈原的离骚，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离骚》；屈原；文化人格；悲剧二重性

《离骚》不仅以其卓绝的艺术成就给人以美的享受，更在于它塑造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所体现的作者的无穷人格魅力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可以说他的人即是诗，他的诗亦如其人”，而屈原的人格追求模式亦是普遍存在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身上文化人格悲剧二重性的表现。

《离骚》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人格峻洁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是屈原强烈的个体人格独立意识的体现。

决定人格的主要因素是个人的思想修养水平，即“德”的水平。屈原十分重视“德”。他以历史事实的正反对比证明了一条真理：“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说明屈原把“德”提到安邦治国的高度。对屈原自己来说，世族之神是“高阳”，自己又是上天降生的，又生于寅年、寅月、寅日，这一切都是上天造成的屈原的“内美”。在如此美好的内在禀赋的基础上，屈原重视“德”的修养，他孜孜以求，“又重之以修能”。“修能”即“修态”，指与“内美”相对的人的后天的道德品质、才学上的修养。他制芰荷为衣，佩陆离等香草为饰，以琼枝为羞、琼糜为，用茹蕙掩泪，把琼枝赠人，“始之事君以修能；其遇谗以修；其见废而誓死，则法前修；即欲退以相君，亦修初服：故始终一好修也。”这始终如一的“好修”使他明知自己将会遭到与“直以亡身”的鲧一样的悲惨下场，依然“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保持着“独立不迁”的人格，正是其个体人格独立意识的体现。

在主体意识的支配下，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具有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强烈愿望。

他有明确的政治理想，即所谓“美政”理想：辅助楚王进行政治改革，使国家富强起来。他有实现“美政”的手段、方式：一是引导楚君，取得其支持，实行由上而下的变革；二是靠志同道合者的齐心协力、相互团结、相互支持。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屈原不计较自身的利害得失，在“路幽昧以险隘”的险恶政治形式下，一心“恐皇舆之败绩”，奔走先后，期望怀王能“抚壮弃秽”、“及前王之踵武”、“修明法度”、“举贤授能”、“遵导而得路”，从而导引楚君入于治国正途。

同时屈原也清醒的认识到，在“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的怀王时代，单凭他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推行改革使楚国强盛起来并改变“竞进以贪婪”、“竞周容以为度”的污浊世风的。需要广结同志，集合众多的有识之士、有德之才共赴其成，才能改变现状，使楚国强大。他效法先王对待人才的态度，不拘一格培养贤才。希望他所培植的人才在条件成熟以后，能够团结在他的周围，为国效劳，发挥作用。

由于屈原改革内政的措施触犯了楚国旧贵族的利益，他遭到了这伙丑恶势力的联合围攻、无情摧残。在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的进谗下，楚王不能体察屈原的忠诚，立场动摇，改变了对屈原的信任态度，听信谗言疏远了他，使他的理想再也无法实现。这股恶势力步步紧逼、压迫直至彻底的毁灭了他，甚至他亲手培植的人才亦在这股强大的压力下随俗变节，“众芳污秽”，不但不能和屈原一同努力国事，相反却误国误民成为屈原的政敌。

当然，与其人格独立相联系，屈原决不轻易认输、绝不轻言失败。他“就重华而陈词”，以丰富的史实说明只有“义”和“善”，“举贤授能”、“循绳墨”才能使国祚昌盛。他坚信自己所坚持的，是关系到楚国国运兴衰的圣人“中正”之道，在此信念的支持下，他开始了“上下求索”的漫长历程。可是，上叩帝阍，即徒延伫；降低起点到昆仑山寻求理想的美女，却“哀高丘之无女”；求之下女，不是性情乖离，“保厥美以骄傲”，难以迁就，就是没有良媒难以致意。屈原的“求索”，不管是求与己合志的贤人还是求贤君，都没有找到自己理想的人物。接二连三失败的打击，使他的求索彻底失败。执著的求索，只是徒增无尽的忧愁而已。于是诗人禁不住感叹：“闺中既已邃远兮，哲王又不悟。”

“哲王”指楚怀王。“哲王不悟”，是屈原上下求索失败的最根本原因。也就是说，屈原理想能否实现取决于怀王对他的态度。

当楚王对他信任有加，任命其为“左徒”时，屈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内则改革内政，外则订立齐楚联盟，并且促成了由怀王任纵长的六国联合攻秦的军事行动，显示了屈原卓越的政治外交才能。可是一旦楚王“后悔遁而有他”，不再信任支持屈原，使本来尚可与“偷乐”的“党人”进行斗争的屈原立时陷入不利境地。怀王的昏庸糊涂，不察民心，不辨黑白，助长了邪气的高涨，造成了群小进谗的有利条件，最终使屈原内政外交的一切努力化为乌有。从此楚国国势愈益江河日下，在秦国的不断侵略下终至败亡。这是令屈原最为痛心疾首而又无可奈何的。

那么，屈原为什么要把自己理想的实现寄托在楚王的身上呢？

因为屈原生活在以世族宗法家长制为基础的宗法礼教国家，浸染于这种文化氛围的屈原，其人格建构的核心就是遵守宗法等级制度，维护君权。所以屈原在《离骚》开端就带着一种自豪的语气指出：“帝高阳之苗裔兮”，我是高阳氏的后代子孙啊，追溯与楚同源共本，明确表明自己是楚国宗室之臣。这就决定了他必须依附于哪怕是并不理想的国君才能推行自己的理想，实践自己的治国纲领。故而面对昏庸糊涂的怀王，他最大的愿望是能“道夫先路”，君臣遇合，引导怀王走上治国的正途。他对与贤主遇合是如此的渴望，以致在“上下求索”中一“见有恢佚女”便迫不及待地令鸩为“媒”，以便架起一座通往佳期的鹊桥。“佚女”难求，诗人也意识到楚国贤君的难得，“恐高辛之先我”的忧叹表明作者清楚的知道求女失败的原因在于时机不当，隐喻君臣遇合的美谈已成历史陈迹。明知不可得却还如此热切的寻求，正说明屈原对贤君的渴望。

可以这样说，屈原在追求独立人格的同时，又总是把自己禁锢在狭隘的君臣关系之内，他是在传统的君臣关系模式中追求人格自尊和独立的。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祖国变得富强起来，但这种努力又必须以君主亲信自己、疏远谄佞为前提的。在此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屈原的事业，实质上就是楚王的事业；屈原人生价值的追求必须建立在维护并顺应君主利益的基础之上。他一方面标举人格独立之大旗，在作品中反复咏唱着个人理想的追求与破灭，有时也毫无羁绊的倾诉自己怨愤凄苦的心境；但另一方面他又把自己仅仅依附在楚王那里，他的所有痛苦几乎都来自于楚王对他的遗弃。这不能不使他的人格独立大打折扣。

由此可见，作为具有积极进取精神的知识分子，屈原要求有所作为；但是，处于宗法等级制下的屈原又不得不依附国君，他与国君――其实是宗法等级制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屈原内心痛苦的根源。这反映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政治家在那个时代的两难处境。

这种两难处境在孔子、孟子、韩非子等那里也有。一方面，他们都是“才智之士”，具有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强烈愿望。孔子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孟子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韩非子则希望通过辩说来推行自己的主张，实现个体人生价值。另一方面，这些知识分子们又不得不依附国君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面对“天下滔滔”的乱世，孔子、孟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周游列国，寻找理想的执政者，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却处处碰壁，最后以著书立说终老一生。韩非子所设计的政治方案却是要求君主独断专行，可以使用如暗杀、挑拨离间等任何阴谋诡计对待臣下，“这又是对包括韩非子本人在内的个体存在价值的彻底否定”。

上述先哲们的这种两难处境其实体现了封建宗法体系下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悲剧二重性。上述诸人无不生活在这一悲剧二重性的痛苦夹缝里，对悲剧二重性的痛苦体验，既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精神状态，也在他们的作品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同时亦对后世作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之下，屈原的品格，显示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良知，他所具有的强烈责任心和深沉的忧患意识，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人人格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蒋骥.山带阁注楚辞[M].北京:中华书局，1958．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战国策・中山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5]柯伦.《离骚》鸩、鸠新说 [C].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4，（5）．

[6]单承彬.先秦两汉文学史论[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7．

[7]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篇2

出自先秦·屈原《离骚》。我已然接近了死亡的边缘，回念原有的梦想，丝毫没有后悔之意，我仍需坚持前行。

2、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出自先秦·屈原《离骚》。死直：死得光明正大。保持着高尚的节操，为了大义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这都是圣人所崇尚的行为，我也一定要奉行。

3、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出自屈原《离骚》。我宁愿死去，身体流亡，也不会用这中正的本性，去做那些邪之事。

4、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出自先秦·屈原《离骚》。一天天的过去，老年即将到来，我担心还没有为国建功的时间不多了。

5、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出自先秦·屈原《离骚》。长长的哀叹一声，擦去面上的泪水，哀叹着天下的百姓，生活是如此的艰苦。

6、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

语出战国楚·屈原《离骚》。两人的心意不一致，媒人撮合也是徒劳；两人恩情不深，只要有点矛盾，就会感情破裂。

7、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语出战国楚·屈原《离骚》。汩：水流很急的样子。时光飞逝，我像是赶不上它，总担心时不我待。

8、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出自先秦·屈原《离骚》。迟暮：指年老。草木在不断地飘零凋落啊，不禁担忧美人会日渐衰老。诗句感叹岁月无情，美人衰老；暗喻作者自己志向未遂，功业未就，而来日已不多了。

9、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出自先秦·屈原《离骚》。这些蕙兰和白芷等香草。都是我内心所珍爱的啊，就是让我死去九次我也是不会后悔的。诗句表示作者对“蕙芷”等的永远珍爱，即是表示自己永不会放弃忧国忧民、志洁行忠、坚持真理的精神。

10、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

篇3

[关键词]屈原；宋玉；离骚；九辨；精神世界；艺术特色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3）34-0092-03

[作者简介]才学娟（1981―），女，河北唐山人，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一、《离骚》与《九辨》的作者

屈原与宋玉均是战国时楚国人，二人的遭遇同样不幸。屈原是《离骚》一文的作者，这一点毫无争议。这篇文章道尽了诗人上下求索而不得的实现与理想的哀痛。宋玉继屈原之后，同样以骚体的形式写了一部《九辨》，其主题和思想大致与《离骚》相似，但两人所处时代、生活经历、精神世界及文学发展状况的差异，使这两部作品呈现出各自的特色。屈原与宋玉二人有师承关系，宋玉的《九辨》也有较多模仿屈原《离骚》的痕迹，所以有人认为《九辨》是屈原的作品，但目前将《九辨》视为宋玉之作已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本文对后一种观点持赞成的态度。在接下来的部分，笔者将详细论述这两篇文章在精神世界的表达、艺术特色的表现等方面的不同，并进一步论证宋玉而非屈原，才是《九辨》一文的作者。

二、作者的经历与作品内容的差异

据史料记载，屈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词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付诸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是楚国的一名重臣，但由于受奸臣嫉妒而遭陷害，被楚怀王流放，最终投汨罗江而死。宋玉也是楚国人，但他的生平事迹在史书中没有完整而详细的记载，仅在《史记》《韩诗列传》《新序》等史料中有一些零星的记载。从宋玉的一些作品中大致可以知道，他在楚襄王时期曾做过官，但只是文学侍从一类的小官，后来被削职。

屈宋二人皆有报国之志，而最终没有达到目的。因此，这两部作品在表达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这一主旨上是相同的。但具体而言，两人的仕宦经历还是有着较大的区别的。屈原曾是楚国的士大夫，在被楚怀王疏远之前，他是治理国家、辅佐怀王的重臣。他本人对自己的才能和修养也是极其自信的。所以，屈原在《离骚》这部作品的开篇介绍自己的生平时，就展现出一种超凡脱俗的形象。他称自己为“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体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接下来他又强调，自己不仅出身高贵，且具有极好的自身修养，“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这么优秀的诗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应趁岁月尚未流逝，抓紧时间去实现理想，成就一番事业。故而有这样的句子：“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这几句诗中流露出诗人强烈的自信。班固批评屈原“露才扬己”即是从这一点来讲。

相比之下，在宋玉《九辨》中并没有强烈地表现出这种高度的自信。尽管文中也有对自己才能的称颂，把自己比作“惠华”“凤凰”“骐骥”，但诗人只是以此自比，并没具体陈述自己是怎样的“内美”和“修能”。而且诗人引用这些事物并不是为了凸出他们的美好，反而是强调他们的不幸。诗中反复陈述“窃悲夫蕙华之曾敷兮，纷旖旎乎都房，何曾华之无实兮，从风雨而飞扬”“以为君独服此惠兮，羌无异于众芳”“众鸟皆有所登栖兮，凤独惶惶而无所集”。其中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哀怨，是对自身不幸的一种同情。所以诗人以蕙芳而无人赏，凤独而无所集，来表现自身的怀才不遇和失意。诗人对于为何失意，对于君王的不赏识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愤慨，气势低徊。

与《九辨》相比，《离骚》则表现出更多激越之音。诗人对君王的反复，不分是非曲直表现出愤怒的呼声，且气势高昂。“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以怒！”“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诗人刚直的性格表露无遗。有的学者据此提出《九辨》不是屈原所作，原因就在于“它（《九辨》）太少激越之音，太不近怒，太没有火气了，不见在屈原赋中常有的那一特点；相反，（它）太伤感了，太含蓄了，倒是有的，这可不是屈原赋的特点。”[1]两篇文章表现出作者如此巨大的性格差异，可作为《九辨》不是屈原之作的证据之一。屈原的作品中没有一部是以如此哀婉、伤感的情调写成的，故而将《九辨》视为屈原之作不妥。

三、作者精神世界与人生追求的差异

《九辨》中诗人回顾君恩时写道“愿衔枚而无言兮，尝被君之渥洽”。对君王的不重视自己的反应是“专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慨绝兮不得，中瞀乱兮迷惑。私自怜兮何极？心怦怦兮谅直”，所采取的方式是“愿沉滞而不见兮，尚欲布名乎天下”，最终依然是“计专专之不可化兮，愿遂推而为臧；赖皇天之厚德兮，还及君王之无恙”。从诗人对君王的种种态度及他所采取的方式看，他感激于君王曾给他的恩惠，对君王依然恋恋不舍，并希望有朝一日可以重得君王的重用。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宋玉对君王所表现出的是一种依附心理，是一种失意文人的心态，是以一种仰视的姿态去乞求君王的重视。“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当他在朝廷里做官的时候，曾经‘衔枚无言’，苟合取容，分尝过上层统治阶级的冷饭残羹。对这些施舍，他回想起来是感激涕零的。因此《九辨》是一出向上爬摔了跤的悲剧。”[2]219

在这一点上，《离骚》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屈原在其中不仅直斥怀王的昏聩，而且在被流放之后更想去寻求另外的解脱，但他热爱的故乡使他驻足了。既然怀王不信任他，故乡的牵绊又使他无法离开，那他只有一死了之。在这里，屈原以怨愤不平来直面君王，是以一种与君王平起平坐的方式面对君王，可以怨，可以怒。“《离骚》以世俗的眼光看待神明，又以神明的身份对待‘世俗’，神人一体，天地无间。屈原既信神，又忠君；但对神也好，对君也好，他却没有一点卑微的态度。”[2]3这是屈宋二人精神世界存在的巨大反差。相比之下，屈原更像是一名政治家，他所追求的不在于私利，而在于是否能够大展雄才，有所作为。“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宋玉则不然，《九辨》更多展现的是失意文人的不幸和希望，相比之下则气势弱了很多，并多了一种柔媚之态，且字里行间呈现出一种卑微之态。

两篇文章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不同，源自于二人的牢骚有所不同。“屈原是为自己的政治理想（‘美政’）未得实现而愤慨欲绝，宋玉是为个人的不幸而痛苦。”[2]219正因为二人的精神追求不同，他们的作品不仅在内容上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在艺术手法上也呈现出各自鲜明的特色。

四、作品艺术表现手法的差异

宋玉的《九辨》中对“秋”的描写历来为人称颂。诗人情绪的抒发常借助特定的景物，是为“借景抒情”。“秋”便是宋玉借以抒情的景物。“秋”的凄凉、萧瑟正符合了宋玉落魄、失意的境况。《九辨》第一章便以“秋”起兴，以秋风、秋草、秋天、秋水等情景寄托失落之意，引发诗人的身世之感。“由于诗人将身世之感，忧国之情与悲秋之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得全诗洋溢着一种忧郁之美。”[3]鲁迅称之为“凄婉之音，实为独绝”（《汉文学史纲要》）。这种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表现方式更加委婉曲折地表达了诗人之怨。这种“怨”是通过寄托于外物的方式来表现。

屈原在《离骚》中采取了“直言”的方式表达他的“怨”。屈原直言君王的善变，不体察诗人的苦心。这种直言的方式使得诗人之怨表现得更为强烈。此外，《离骚》中诗人以香草、美人自比，使作品呈现出光怪陆离、绚丽多彩的外部特征。诗中以神话为媒介，通过上天入地的情形表现作者上下求索以释放心中抑郁的情感。全文场面之宏大，气势之雄壮，正展现出屈原作为一名国家重臣所应有的气魄。通过这一点可以看出，屈原的《离骚》是以一种政治家的气魄来表现诗人的不平，而宋玉则以失意文人的委婉凄绝来阐释自己的不幸。因此，《九辨》中时时透露出诗人的细腻与敏感。“增欷兮，薄寒之中人！”“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寞而无声，燕而南游兮，鸡啁哳而悲鸣。”“离芳蔼之方壮兮，余萎约而悲愁。”“秋”的萧瑟使诗人联想到自身的遭遇，借以反复陈述，具有浓郁的文人色彩。

与屈原的《离骚》相比，宋玉《九辨》中的神话色彩并不浓厚，只在最后一章才有所涉及。除此之外，全诗的重点在于以身边的秋色寄托哀情。这就使之与《离骚》相比起来少了很多虚幻的色彩，从云端走到地面，关注身边的一草一木，以切身的感受和体验来描写周围真实的事物所带来的凄凉。而“《离骚》的艺术手法已超出对个别事物的比喻，而是在整体上采取象征手法，把生活本相几乎全部隐去”[2]2。它采取的浪漫主义手法在宋玉的《九辨》中却不是那么鲜明，《九辨》的写作手法更接近现实。

《离骚》与《九辨》两部作品，无论从内容及其表现出来的诗人的精神状态上，还是从作品的艺术手法上，都可以明显看出这绝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九辨》虽模拟《离骚》而作，但其中加入宋玉自身的身世之悲，并以一种创新的手法对“秋”进行描写，从文学发展的规律来看，表现出在前人基础上的对文学的创新和发展。虽在宏观的角度上，《九辨》远比不上《离骚》所表现的强烈的感情激荡，但别有凄绝曲折之态，且在抒情上别具特色。

参考文献：

[1]陈子展楚辞直解[M]杜月村，范祥雍，校阅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66：709

篇4

关键词：《离骚》；原型批评；重回伊甸园；至情追求

“原型批评”是20世纪初兴起于西方的一种重要文学批评方法，兴盛于50年代。在中国文学中比较有影响力的主要有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耶律亚德的“神话原型”，和弗莱的“四时”与文学的对应理论等。“重回伊甸园”是原型理论中重要原型主题之一，只要是指文学作品中一种复归原始自然人性与环境的追求倾向。

作为中国后世文学典范的《离骚》，其本身也有着对中国更早文明文化的追溯与探求，异曲同工于西方文学中的“重回伊甸园”追求。

屈原在《离骚》一开篇就首先追溯了自己的出身--“帝高阳之苗裔”，也就是说，这位受尽磨难的文化英雄血脉中流淌着“神”的血液。这里屈原对自己出身的追溯，绝不是为了炫耀，也不是随便为之，他的这个出身至少有两层作用：一，恰是这高贵的出身而决定着屈原先天就具有不同于常人的精神追求与责任意识；二，这出身是屈原在《离骚》后文“远游”面见“重华”，回到昆仑的依据。

屈原在一个高贵的日子--“庚寅”日出生，容貌俊美，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早年受楚怀王信任，参与法律制定，主张章明法度，改革政治，连齐抗秦。但由于自身性格耿直，遭受了张仪贿赂的靳尚郑袖等人的陷害，屈原被疏远，遭受迫害，并被流放。但是他“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在被流放时候也从未忘了努力，对内保持自己的高洁品质并努力提升自己：“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对外不忘为国培养贤才：“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但结果却还是“灵修”还是继续听从“众女”的“谣诼谓余以善”，而“终不察夫民心”。屈原“郁邑髻选保独自“穷困”，却“宁溘死以流亡”，“不忍为此态也”。

为什么呢？他明确交代了原因--“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他还是追溯到了自己的出身，他认为自己本是“鸷鸟”，与“时俗工巧”之流的不同“自前世而固然”，先天决定的，他自己“伏清白以死直”的选择是追随“前圣”的脚步的。

既然在人世中他竭尽全力也无法求得认同，他又曾试图“独善其身”--“退将复修吾初服”，但“反顾游目”“观乎四方”，最终却还是逃不掉心头的坚贞与责任感--“虽体解吾犹未变”。然后女链表着一些爱他却不懂他的人，以鲧的例子来劝导责备他的坚守。这神话中的人物“鲧”倒恰好提醒了他的出身，他开始渡过水湘水南征，对舜陈述自己的忠贞与一腔热情，希望得到舜的肯定和精神支持。但是文中没明确说舜怎么回应他，只交待他从此开始了上天入地的神游求索。作为神的后裔的屈原在神界似乎如鱼得水：他从“苍梧”出发，一路经过了了“县圃”“崦嵫”“咸池”“扶桑”等神话传说中的地方，又试图追求“宓[妃”、“有皇现女”、“有虞氏之女”等。这游历似乎使他可以解脱了，终于放手了心里的郁结，回到了自己神界先祖美好光明的精神家园。

接下来“灵氛”为他“吉占”，他也决定离开，折琼枝为羞，精琼为，以飞龙为驾，以瑶象饰车，扬云霓，鸣玉鸾，奏九歌，舞韶乐，朝发天津，夕至西极，他就要回到昆仑山了。可是偏偏在一切顺利进行，就要完成的时候，屈原一低头，“忽临睨夫旧乡”，然后立刻，一切的热闹、光明、美好就瞬间萎缩不见，“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他终究是化不开对那尘世中祖国与国君的挚爱，虽然“国无人莫我知”、“莫足与为美政”，他也拗不过自己的心，而终为他们殉情，“从彭咸之所居”。

在中国古代神话里，昆仑山是“绝地通天”之前的神山，也是中国古代人意识里的宇宙山，而颛顼帝则代表着屈原的人生之源，也代表着“绝地通天”之前神人和谐共处的社会时期，屈原向重华陈词和在“神游”中向昆仑靠近的选择和西方文学中的“重回伊甸园”主题不谋而合，体现着人类精神情感的共共通性。但是，屈原却没有完成这一“回归”，他在即将到达的时候蓦然放弃，而毅然决绝地回头转向了人世。在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中，第一次如此明确地：人战胜了神！

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对于“神”（“鬼”）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态度。墨家 “鬼”的，儒家 “敬鬼神而远之”，当然也有近唯物论的哲学家否认鬼神存在。直到屈原的《离骚》，我们明确看到： “人战胜了神”，作者选择了为“人世”而死，而不是为“神界”而活。这也是后世中国文化中“重人世”传统的首次昭示。

屈原不是否J光明美好的神界的存在，但是他最终却选择了为这个肮脏猥琐的人世殉情，他依靠的不是“理智”的选择，而只是那浓得化不开的“情感”，这也成为中国文化的另一个特质--“重情感轻理性”的诠释。

陈平原先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指出“史传传统”和“诗骚传统”是中国后世小说叙事模式的重要依据形式，其中“诗骚传统”突出的就是作家主观抒情的习惯，这充分指出了“诗骚”在中国文学文中的影响之大。而事实上，《离骚》留下的不仅仅是作为形式习惯的“抒情传统”，更有作为精神内核的“至情追求。”屈原和《离骚》似乎也已经了成为中国后世文学中不断被追溯与重现的一种“原型”。

篇5

一、“活”的情景创设

讲授古典诗词，教师一定要摒弃传统的直接点击课题或者简单的读读背背课文的导入模式，要在新课程理念指导下，借鉴多种教学资源精心创设“活”的情景，让传统的、一成不变的、枯燥乏味的课堂导入变得具体、生动、形象、鲜活、灵动起来，从而满足青少年学生追求新颖、鲜活、灵动的古典诗词课堂氛围的心理需求，激发学生学习古典诗词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享受学习古典诗词带来的审美愉悦。创设“活”的课堂导入情境的元素很多，比如诗人创作诗歌的趣闻故事及网络中与诗歌内容匹配的图片、音乐、音画视频、影视片段、名人朗诵等。这些导入元素，只要我们运用得恰到好处，均可以达到上述效果。

比如，教授《离骚》，上课伊始，播放从网络下载后精心剪辑的香港凤凰老电影《屈原》视频片段供学生观赏。当学生对电影中的屈原有了一定的了解后，内心的情感受到了激烈的碰撞，学习屈原《离骚》文本的强烈兴趣被大大地激发出来，学生不约而同地伴随着多媒体中播放的背景音乐中诵读的《离骚》节奏高声朗读起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二、“活”的文本细读

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古典诗词篇目众多、题材丰富、内容丰盈、情感美丽、形式不拘一格。仅就古典诗词的题材而言，就有山水田园诗、边塞诗、咏怀诗、咏古诗、咏物诗等。教学时，教师要根据古典诗词的不同题材、形式、内容、风格、情感等采取丰富多彩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对所学文本中体现的思想感情等进行“活”的细读。唯有如此，学生才会发现蕴含在古典诗词文本中的深层意蕴，才有可能在品鉴古典诗词文本的过程中产生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审美愉悦。

比如，学习《离骚》，我们可以根据其文本篇幅长、意蕴丰富、情感深沉、语言精美、场景跨度大、艺术形象多等美学特质，引导学生细读全诗和孙芳的研究文章《〈离骚〉诗题兼情感内蕴再探》，辨析、揣摩、理解文题“离骚”的含义是“作者遭遇忧愁而写成的诗句”之意。引导学生细读全诗和尤佳的《〈离骚〉的主旨和艺术特色》等学术论文，整体感受诗歌的丰富意蕴和唯美主旨是忠君和爱国、忧国和忧民等。引导学生细读文本和王悦的《〈离骚〉人物形象及其蕴含思想探析》等学术论文，感知、理解、鉴赏诗歌中的人物群像，比如文学性人物形象前王、前修等，神话类人物形象尧、舜、桀等。引导学生细品诗歌的结构和文虎林的《〈离骚〉的结构解读》等学术论文，领略《离骚》的音乐美、韵律美、节奏美等。

三、“活”的环节衔接

新课程理念要求高中古典诗词教学过程是一个由不同环节组成的既行云流水一般又环环相扣、浑然一体的有机整体。故此，讲古典诗词，我们还必须讲究教学环节之间合情合理、恰到好处的衔接艺术，因为，它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良好的衔接往往从上一个教学环节出发，又顺水推舟地勾连出下一个教学环节的内容，如此，学生就可以在“润物细无声”中温故知新，此为其一。其次，可以提高古典诗词课堂的教学效率。因为教师具有一定艺术意蕴和艺术魅力的古典诗词课堂教学环节衔接语，原本就是滋润学生心灵的甘泉和引导学生走进古典诗词文本的金钥匙。

比如讲《离骚》，在上课伊始“活”的情境导入后，我们可以采用具有浓浓诗意的语言将情境导入过渡到对《离骚》文本的解读：“刚才大家品鉴了影视作品中的屈原形象，现在我们该品鉴屈原在《离骚》中塑造的诗人自我形象了。”当学生高声诵读、品鉴了《离骚》中塑造的屈原自我形象和众多的人物群像后，教师就可顺水推舟地说：“《离骚》距今虽然已经两千多年，但却一直脍炙人口，同学们想探究其中的奥秘吗？”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点拨和过渡的话语，就把学生非常自然地引向了下一个教学环节――鉴赏《离骚》所蕴含的丰富的诗意美和独特的艺术风格等。

四、“活”的课堂结语

如果把高中古典诗词课堂教学比作是一出师生同台演出的精美独幕话剧的话，那么，课前“活”的情景创设、课中“活”的文本细品等教学环节就是这出话剧的序幕、开端、发展和，而课尾的结语则是这出话剧的结局与落幕。多年的教学实践证明：相对于课前的情景创设、课中的文本解读等而言，课尾的结语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每次课堂教学接近课尾时，学生往往出现注意力不集中、急盼下课铃声响的现象。所以，我们应根据德国实验心理学家、实验学习心理学的创始人艾宾浩斯的遗忘规律，在一堂课的最后阶段继续调动学生学习古典诗词的积极性，使古典诗词教学的课堂结尾再次呈现，为古典诗词课堂教学画上一个美丽的句号。

《离骚》课尾时，可以深沉缓慢的语调说：“为了纪念我国历史上这位以死殉国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请同学们在中央音乐学院黄河教授创作的《离骚》扬琴背景音乐中再次极富表情地大声诵读屈原的《离骚》。”学生在与《离骚》文本的再次神交中迎来了下课铃声。

篇6

摘要：屈原作为一介“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逐臣，在遭遇仕途不遇、“谗人间之”及君王“悔遁有他”后，不得不踏上流浪困顿的羁旅生涯，在其诗作中，无不流露着流浪、追寻以及回归意识。

关键词：屈原；流浪；追寻；回归

一、奔走逐臣

1、流浪奔走意识

流浪在文学形象中，往往带有浪漫色彩，自由不受拘束的意味。屈原作品里，流浪更多地用来指向精神层面，成为屈原排遣内心忧愁的一种特殊诉求。他并非漫无目的的遨游，而是始终关心楚国命运。屈子的流放，是一条被迫无奈之路，更是伟大诗人内心对楚国“欲留不能”、“欲去不忍”的心灵选择。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齐怒。”（《离骚》）

“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离骚》）

屈原以他那坚定不移，惟我独醒的情操以及“苏世独立，横而不流”①的人格卓越于后世。“深固难徙，更壹志兮。”②屈原自疏浊淖，洁净蝉蜕，却落得“谗人间之”、君王“悔遁有他”的下场。屈子之放，“不是愤懑彷徨的四处流浪，而是九死不悔的爱国苦旅。”③在充分认识到现实不可逆转后，诗人只好选择“远逝自疏”。一方面是对志不同道不合之众小人之否定；另一方面说是诗人的价值选择，他用实际行动来表明自己清醒卓绝的处世立场。《远游》篇中，“悲世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屈原企图把远游当作暂别人生痛苦的手段，其实是“对环境的反抗、对美好世界的追寻，流浪能使屈原的‘精神专注而有所寄托’。”④

2、广阔的时空、年岁意识

从《离骚》到《九章》，大致可以看出诗人渐变的一个心理过程。《离骚》中，尽管有对君王不点名的批评，某种程度上来说只是泄愤的一种途径，这样理解的屈子，更为逼真，也为符合一个逐臣的心理。《九章》更像一组纪行诗，在广阔的空间范围内，诗人历经了时序的更迭，时空交错，更能体现一个逐臣的心理在时空下的变化。

“悲秋风之动容兮，何回极之浮浮？”（《抽思》）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怀沙》）

另外，屈原作品透露着较为强烈的“年岁”意识：

“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离骚》

“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远游》

强烈的时序意识，不只是屈子足迹所至现实时岁的一个客观记载，更是透露了诗人历经疏远、流放、困厄、孤独所体悟到的一种独特的生命体验与年岁意识，是一种在广阔时空下不被人理解而生发的深深的孤独与弃掷感。

二、上下求索的迁客

屈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⑤深得怀王的信任，怀抱着“美政”的理想，上下求索。在无力改变的现实面前，他只有让精神随着身体的“远游”来暂别忧愁。这不仅是一种物理上的位移，更是诗人作为一介孤臣努力寻找的理想国度：修明法度、举贤授能、以德惠民等等。

“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马。”（《离骚》）

“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离骚》）

此外，屈原的遨游有两组人物，一组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他们都是历史上的贤臣明君，如繇咎、接舆、伍子胥、彭咸、吕望、介子推、伯夷、汤禹、尧舜等等。

“望三五以为象兮，指彭咸以为仪。”（《抽思》）

“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悲回风》）

“行比伯夷，置以为象兮。”（《橘颂》）

另一组人物是传说中的仙界神灵，如太阳神（羲和）、云神（丰隆）、西方之神（西皇、）水神（阳候）、雷神（雷师）、风神（飞廉）等等。在历史与神话交织中，屈原的精神遨游可以说达到了极致。也正是在这样的幻象世界中，诗人方能暂别内心的郁结苦闷。

三、回归意识

屈原虽遭流放，却时刻不忘郢都，甚至在行进的过程中，由于思念之重、郁结之深而不得释怀，干脆一口气登到山顶眺望郢都，姑且舒缓一下自己的情绪。强烈的画面感，把屈子因思念之重而几近癫狂的心态叙写得淋漓尽致。《哀郢》虽不是屈原的绝笔，毕竟也是流放9年后所作。它用追叙之笔，极尽笔墨，融回忆、现实于一体，回忆中掺杂了现实的恍惚茫然，现实中又交错着回忆与历史的厚重。

“发郢都而去闾兮，荒忽其焉极。”《哀郢》

“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哀郢》

“更高吾不说兮，入下吾不能。”，“登高不悦，入下不能，言不能与世浮沉也。”诗人无人理解的孤独与登高入下皆不能的生存困境，却选择“茕茕南行”，“狂顾南行”，以期距郢都的空间距离近一点。《九章》的前几篇对君王仍有希冀：“荃”、“美人”、“灵修”，至《惜往日》，首次出现了“庸君”这样点名式的批判，这样的破口大骂，实为不合适，再从他九年的流浪看，多次的精神遨游到直逼现实，屈原的精神世界已几近迷狂、绝望的顶峰，所以他才会抱石自沉。

“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哀郢》

“独茕茕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思美人》

“乘鄂渚而反顾兮，秋冬之绪风。”《涉江》

飞鸟返巢、狐死首丘，流露着落叶归根的意味，“狂顾”、“茕茕”、“反顾”等足以窥见一个孤独奔走的生命个体，其思念之深之重之切。这一拳拳之情过度到万般无奈，绝望至极，这期间长达九年。希望落空，屈原选择用死来完成对生命的最终回归。

屈原以他那“深固难徙”的爱国之心和“与日月争光”的洁净品质，完成了对生命的回归。设想屈原留在楚国，明君贤臣，楚国将是另一番盛景。每每读到屈原的作品，总被他耿介执着的精神感染，他那“苏世独立”的人格魅力不可否认地成为后世景仰的对象。

参考文献

[1]屈原.屈原选集，金开诚、高路明选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2][明]汪瑗著，董洪利点校：《楚辞集解》[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6.

[3]林庚.林庚楚辞研究两种[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4]游国恩.楚辞概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34.

[5]董运庭.楚辞与屈原辞再考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注解

①屈原著，金开诚、高路明选注：《橘颂》选自《屈原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5页。

②屈原著，金开诚、高路明选注：《橘颂》选自《屈原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5页。

③董运庭：《楚辞与屈原辞再考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页。

④张振蕾：《流浪情结与屈原》，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⑤司马迁：《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第5374页。

篇7

楚辞， 是一种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的文体。战国时期，士大夫屈原将楚国当地歌辞特色进行吸收提炼，形成一种新的诗歌体裁，极具浪漫主义风格。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诗歌非《离骚》莫属，由此楚辞也被谓为离骚体。《离骚》一诗中，前半部分为作者屈原对于自己一生的回望，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满是对于朝局与时世的无奈与无力之感;后半部分则表现屈原虽遭谗言迫害内心苦闷，但仍然心系国家百姓，不断探索国家未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身处逆境仍砥砺不懈、一往无前。辞中大量的比喻修辞手法以及想象，表现出积极向上的浪漫主义精神。

本文中选取《离骚》一诗的片段，体味屈原的内心纠葛。原文：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茝。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 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 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 忳郁邑余佗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 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译文：我长声叹息而泪流满面啊，为老百姓多灾多难而哀伤。我只是崇尚美德而约束自己啊，没想到早上进谏晚上就被贬官。 贬黜我是因为我用香蕙作佩带啊，给我加罪是因为我爱好花香。这也是我心中向往的美德啊，纵然九死一生我也毫不懊丧。 始终不能明了我心迹啊，我怨恨我那君王过分荒唐。 众女子嫉妒我长得美貌啊，放出谣言说我行为放荡。 本来世俗就崇尚投机取巧啊，任意而为将规矩背向。违背准蝇而追求弯曲啊，竟相把苟合奉迎作为榜样。 忧闷失意啊我孤独彷徨，忍受着此时的穷困我好不心伤。 宁愿突然死去随着流水消逝啊，我也不肯做出世俗小人的模样。 雄鹰和凡鸟不可能生活在一起啊，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方枘圆凿自然不能结合啊，道路不同哪能有相同的思想。 忍受着委屈而压抑着意志啊，忍受强加的罪过又将耻辱品尝。 保持清白为正道而死啊，古圣先贤都认为应该是这样。晚唐时期的陈康士以《离骚》原诗为题，创作琴曲。随时间不断推移陆续出现如《屈原问渡》《搔首问天》等有关屈原的作品。

琴曲《离骚》作为古琴名曲，不同时期的古琴琴谱中都有收录。此曲最早收录于明代朱权所编著的《神奇秘谱》中，之后的《风宣玄品》《西麓堂琴统》《杨抡伯牙心法》等琴谱中都收有此谱，数量多达三十几部。原曲共为九段，后被分为十八段，二十段。其中，川派著名琴家顾梅羹所编著的《琴学备要》中收录的版本是据《西麓堂琴统》弹出整理而成。全曲共分为二十段，小标题依次为：叙初、仕楚、被谗、忧愤、尽忠、冀伸、不悟、长叹、问天、远游、不容、独醒、问答、延伫、陈词、处分、犹豫、委命、自疏、级兰。

全曲以楚调泛音开头，曲目中情感变化与诗中相同。前半部分旋律深沉苍劲，体现出遭奸佞陷害，壮志难酬的沉痛与压抑内心活动;后半部曲风一转，退去之前的忧愁悲愤，逐渐变得洒脱旷达。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琴曲与诗歌中的情怀相融合，节奏，手法由弱到强，情感激荡，更加直观的表现屈原了被贬之后由苦闷到豁达的思想情感变化。

篇8

我国的传统节日，丰富多彩，源远流长，蕴涵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影响广及东方，乃至世界。中国的节日文化，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感召力。中国节日，从元日到除夕，计十四个，其中最盛大的节日是端午、中秋、年（春节）三节。

端午节起源，传说多种。五月正值仲夏，“端”即“初”，端午既初五，古人“俗重五日”。又当“夏至”，汉初定五月五为节日，为逐疫辟邪。唐宋时称为“端午”（“五”“午”相通），别称端阳节、重午节。包粽子、赛龙舟成为端午节中国两大民俗。

五月五日又是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殉国之日。每逢此日，屈原家乡人民以竹筒盛糯米，投江中纪念屈原。后演变用竹叶或苇叶代替竹筒并系以彩绳，即“粽子”。于是，端午节包粽子纪念屈原，为广大人民所认同，两千年来，代代相传，延续至今。

屈原（前340—前278）名平，字原。任楚国左徒，世称三闾大夫。他对内主张举贤任能，改革弊政；对外主张联齐抗秦，兴邦强国。因遭谗臣嫉谤，被楚怀王蔬远，后又放逐湘沅，虽辗转艰辛，仍忧国忧民。闻秦军攻破郢都，忧愤交加，投泪罗江以殉国难。

屈原心系国运民生，是爱国爱民的贤臣，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一生写下《离骚》、《九章》、《九歌》等二十余篇诗歌。屈原诗歌表现出强烈爱国精神，具有巨大艺术魅力，是高度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是中国古典文学遗产中的瑰宝。屈原和他的学生作品结集《楚辞》。《楚辞》与《诗经》并称中国古典诗歌璀灿星空中“双子星座”。

屈原代表作《离骚》，是中国第一首长篇抒情诗，表达诗人忧国忧民眷恋故土的深挚感情和忠诚正直追求光明的高尚品质。《离骚》诗句优美，想象丰富，开中国古典诗歌浪漫主义创作手法之先河。诗如其人，屈原的崇高精神和屈原诗歌的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哺育着中国一代又一代诗人和文学家。

屈原热爱祖国，关怀人民，忠诚正直，信守芳洁，追求光明，舍生取义。他的精神是中华民族之魂。屈原精神就是表率万世、积厚流光的中华民族精神。

篇9

屈原的原名叫屈平。屈原，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少年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博闻强识，志向远大。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因遭贵族排挤诽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后，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楚国。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被誉为“楚辞之祖”，楚国有名的辞赋家宋玉、唐勒、景差都受到屈原的影响。屈原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大雅歌唱到浪漫独创的新时代，其主要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以屈原作品为主体的《楚辞》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之一，以最著名的篇章《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与《诗经》中的《国风》并称为“”，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璀璨明珠，“逸响伟辞，卓绝一世”。“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的“求索”精神，成为后世仁人志士所信奉和追求的一种高尚精神。

（来源：文章屋网 ）

篇10

春姑娘悄悄地走了，夏天来了，端午也在这时踏着轻快地舞步来了。众所皆知，端午的由来，起源于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

屈原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我国已知最早的著名诗人和伟大的政治家。屈原的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招魂》、《卜居》、《渔父》等，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主张彰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联齐抗秦。但由于自身性格耿直加之他人谗言与排挤，屈原逐渐被楚怀王疏远。楚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沉汩罗江，以身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传说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渔夫们划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真身。有位渔夫拿出为屈原准备的饭团、猪肉等食物，“扑通、扑通”地丢进江里，说是让鱼龙虾蟹吃饱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的身体了。人们见后纷纷仿效。一位老医师则拿来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说是要药晕蛟龙水兽，以免伤害屈大夫。后来为怕饭团为蛟龙所食，人们想出用楝树叶包饭，外缠彩丝，发展成粽子。以后，在每年的五月初五，就有了划龙舟、吃粽子、喝雄黄酒的风俗；以此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