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04-08 02: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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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论文

篇1

扩大课程的开放性。目前,各大院校使用较多的教材有洪子诚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对教材的过分依赖会造成课堂气氛沉闷、呆板:一方面学生认为教师照本宣科;另一方面教师无法跳出教材的框架自由发挥。教师应改变传统以教材为主的授课思路,对教材内容进行适当取舍和整合,合理设置勾勒文学史和赏析作品时间的比例。根据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最新研究动态,给学生介绍当代文坛的热点问题。做到教学时既扣教学大纲,又不囿于教材。给学生开列书目,要求学生阅读作品,并组织学生定期举行读书会,交流读书心得。开设书目时,要有针对性开一些文艺美学乃至哲学书目,如宗白华的《美学散步》、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培养学生的理论兴趣。在引导学生阅读作品时,不能停留在对概念的梳理,而要让学生明白某一文学流派得以出现的历史原因。当代具有鲜明的当代性,这一特性使得当代文学贴近生活现实,具有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不可比扰的生动性。在教学中,要充分发挥当代文学的优势。如在阅读“新写实主义”小说时,不能简单地以“零度写作”评价这个文学流派的审美特征。“新写实主义”小说家不动声色的叙述,把生活事实和盘托出的态度,反映了大多数中国人在八九十年代的日常生活和生存状态。只有从生存、生命的角度还原当代作家思考的问题,才能让学生明白文学的真正魅力。

二、改变教师单向授课模式

采用讨论课的形式。古人云: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满堂灌的上课方式是一种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教师将人类已获得的知识成果在课堂上向学生灌输,而不注重调动学生的思维和学习自觉性。采取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学生只能被动、机械地接受知识、不利于学生融会贯通地掌握知识,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孔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要达到这样的教学效果,必须采用讨论课的形式。只有通过讨论,教师才能准确把握学生对原有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获取新知识的思维障碍,在学生通过自身的努力发现问题并即将解决问题时,经老师开导,学生便豁然开朗,从而让学生在讨论中感受到思维的乐趣,由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学习。通过讨论课的进行,既锻炼了学生组织语言、驾驭材料、表达观点的能力,又能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主动思考的习惯。

三、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

增加课堂趣味性。除了传统的授课方法,还可以配合多样化的方法。如可以通过播放电影加强学生对作品的理解。借助多媒体使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融会贯通,增强学习的形象性、直观性、兴趣性。当代文学有很多作品被改编为电影,这对于阐释作品提供了有效的资源。如《活着》、《动物凶猛》、《妻妾成群》、《红高梁》等都拍成了电影,老师在讲授这些篇目时,可以播放相应片段,加深学生对作品的理解。如由王朔小说《动物凶猛》改编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能增进学生对当代小说后现代性的了解。当代小说的后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对“主体”和“历史”的解构,如果教师仅仅从小说出发,向学生讲解王朔如何采取游戏人生的态度,消解一切伟大和崇高,会显得枯燥而晦涩。但辅之以视频资料:一群小伙子在《国际歌》的伴奏下,将对手打得头破血流;一群学生在课堂上捉弄老师;主人公质疑记忆的旁白等,我们很容易理解,在当代小说中理想主义已偃旗息鼓,小说不是对现实的客观反映,而是在捏造谎言,调侃权威。电影将文字描述的场景转化为影像,更能丰富和加深我们对小说的想象力。与此同时,我们辅之以第二课堂,如开展有意义的课外活动、组织学生撰写影评、支持学生社团改编、表演文学作品等,从而激发学生对文学的热情。

四、变革考核模式侧重综合能力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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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见的是其与的联系,这代表了追溯这种传统的一种思路,即从西方舶来的理论资源中寻找提供了支撑的部分。然而应该指出,这是对于庞大的西方理论的简单化处理。这种传统的西方理论支柱,应该是更宽泛而又更准确的一种文学观念,即历史主义观念。盛行于19世纪的西方的历史主义观念,虽然是个宽泛概念,然而其核心即在于将文学与外部原因,如时代、种族、社会等紧密关联起来并对比关照。而由于其传入的时代(20世纪初)对于思想发展的需要、以及其与进化论的糅合传播,历史主义观念对中国此后的文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也包括了的文论。在此同时,历史主义观念的传入、沿袭与作用,并不是单一的原因。仍然从西方理论引入的角度看,在对整个西方文学的研究中,对其历史悠久的“摹仿”论传统的接受,必然也对此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无疑是与历史主义观念纠合在一起的,在此不多赘言。而从中国自身的文学传统来说,必须要提及的是“文以载道”的传统观点的深远影响。文以载道,体现的就是强调社会性、功能性的文学观。而又因为“道”的模糊性与可写性,在历史沿革中,这种观点不停地被革新,也不断地被沿袭。到了作为新文学开端的五四时期,“文以载道”作为一种旧思想受到排斥,然而与此同时兴起的将文学与种种社会思潮、救国思想联系起来的趋势,却恰恰变式地沿袭了“载道”的传统。至此,“载道”便于传入的西方文论一起,对中国以后的文学研究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而本文所提及的外部研究兴盛、热切追求文学的“真实”,即是其中一个显著的结果。

2.在吉林大学老一辈学者的早期研究

既然处于那样的时期与环境下,这种特色自然是并不难见得的。如刘柏青老先生的《鲁迅与日本新思潮派作家》一文。在对新思潮派作总括与介绍的时候,刘老先生并未太多地从日本古典到近代的文学发展、以及新时期文学吸纳革新来着手分析,而是更多地以社会条件为着眼点,也即是采取了以外部研究为主的研究方法,强调“这样的事实,决定了明治文学的面貌”,因而“它缺少那种强烈的反封建的精神,也缺少积极的浪漫主义的风采”。而在论述“同鲁迅有了文字之交”的芥川龙之介时,也多从其小说的叙事内容出发,与其生平、所处年代、环境相联系,并作出了非常富于社会道德意味的结论:“作为一个人生的战士,他是失败了,而他的文学也就成了‘失败的文学’。”在此同时,我们应该指出,刘老先生的论文里也有着丰富的文学内部研究的成果,是不应该被刻意无视的,比如在论证芥川与鲁迅的历史小说时,更多地是从文学趣味、小说文体的演变着眼的。然而此处关注的是,外部研究如何成为中心,并且左右着文学评价的最终定论。而且,刘老先生的此文绝非孤例。那一年代的吉大学者们的研究,作为全国主流研究的一个局部,显现出对外部研究的偏重,以及与此密不可分的对文学“真实”的追求。再如刘柏青教授的《三十年代左翼文艺所受日本无产阶级文艺思潮的影响》、金训敏教授的《论鲁迅的“拿来主义”》、刘中树教授的《漫谈老舍的创作的民族化和大众化》等皆对此有所体现。而在思想解放文坛革新的历程中,这种传统虽然依旧有其强力的影响,却无法不受到强烈的冲击。正如冯友兰《新理学》中提出的“照着说”、“接着说”,乃至于“对着说”,在文学研究进一步发展之时,如何面对偏重外部研究、“真实”追求的传统,如何在此上做到吸收与超越,又一次成为了学者研究中无可避免的问题。那么,传统的重外部研究的方式从一种绝对主流变为相对主流,并且带上了“旧”的文化标签以后,学术界是如何继续研究、发展的呢?作为作者对于文本的自我把握的直观表现,题目中的要素开始丰富了起来,并且明显地形成了一种更“复杂”的标题构造———即形成了一种更专属于“文学”的标题形式,其中文学作为主体与许多新的美学、文艺学、社会学理论结合起来。如张福贵、马丽玲《人类思想主题的生命解读———张资平小说主题论之二》,张丛皞的《“大团圆”与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主体意识变迁》等等。从文本来看,在新时期的学者研究中,超越旧传统的努力是不难寻见的。一方面,从接继的角度来说,旧的通过外部研究拓宽文学研究的方法,通过对更大的主题的探究被延续下来,文学获得独立性前提下,被置于一种大视野之中进行分析。如张丛皞、韩文淑的《诗意难寻的生命寓言———重读<憩园>》,在对经典作品的重新解读中,延续了作品的外部研究的传统。然而这里应该注意,外部研究已经不再处于中心地位,而是在文学作品内部分析的延伸中得以被提及。这是与以往“从外而内”的外部研究绝不相同的,文学的自主性得到了更大的关注。但仍有一种延续的趋向,即对文学“外部意义”的追求。简而言之,是对文学意义的延伸。如张福贵、马丽玲的《人类思想主题的生命解读———张资平小说主题论之二》,即是从文本分析着手,进而延伸到外部,提出一个广阔的生命主题。这种研究方式与旧传统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一方面它继承了旧传统,体现了旧传统的在“真实”以外的追求,即文学的广义性,以及对“意义”的追求。而如今,这当中的“意义”在社会性与功能性上已经变得不再单一,体现出了一种非文学性和拓展性。另一方面,它并不使文学在延伸的意义中成为附庸,也不在拓展性的追求中因为“真实”与“公用”而使文学成为工具。

3.这里依然显示出传统的强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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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文”为点,解读经典

众多的“文”形成了特定的“史”,因此,以“文”为点进入文学史,是学好文学史的关键,也是让文学课堂富有生机的方法之一。中国古代的教育与外国的文学教学一直都很重视文学作品的解读,古代文学中的“批注法”与“点评法”可以证明文本学习的重要性。20世纪20至50年代在英美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新批评”派也强调文本的重要性,认为文学作品是一个独立的有机体。文学的感性及其人文关怀都是在具体的作品中体现的,学生的文学修养及其能力的培养也是在对文本的分析解读中形成的。因此,解读经典既是为了更好地掌握文学“史”的知识点,也是更好地实现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目标的保证。不能为了知识的积累而忽视了学生发散思维能力的培养。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首先是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兴趣。目前,由于网络、影视等媒体的发达,纸质文本的阅读受到很大的冲击,学生阅读量不足和学生不爱读是如今文学课教学中的普遍现象。因此,选择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是先选择学生爱读的还是选择文学“史”爱选的,是教学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如果学生之爱与文学“史”之爱存在着很大的跨度,该怎么办?笔者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采取“过渡法”,也就是说在两者之间建一座可以走向彼此的桥。先让学生列出自己喜欢的作家与读过的文学作品,以便对学生的欣赏趣味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在对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进行解读时,寻找两者的相似点。比如说“十七年文学”中的《林海雪原》,现在的90后大学生很难安静地读完这部“红色经典”,也不愿意读。但他们对“英雄传奇”类的网络小说和网络游戏很感兴趣,因此,先从中国传统通俗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等谈起,谈报恩与复仇的观念,谈传统观念上英雄人物的形象,或是张飞、武松式的粗豪英雄,或是诸葛亮式的儒将。逐步引出《林海雪原》中的“英雄形象”———少剑波,然后再分析这部作品,论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及影响。在学习当代文学,尤其是90年代的文学时,可以将流行的作家作品选出来讲一下,鼓励学生把自己的阅读感受写出来。在扩展学生阅读视野、培养审美能力的同时也练习了写作能力。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无论多么优秀的教育理念都敌不过学生的“兴趣”二字。学生的兴趣显然不是文学课程中的“史”,而是文学作品。相比较“史”的冷静与机械,文学作品就显得温情与灵动了许多,尤其是经典的作品,总是能够引发人的共鸣,在情感的净化作用中升华个人的认识。在强调素质教育的今天,文学课是最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的课程。其次是解读经典,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是一种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思维活动,这种思维产生于学生积极自觉的主动性和强烈的兴趣。既要选“好”书,又要“读”好书。鼓励学生就文学作品或某一“史”的文学观点发表个人的看法,尊重学生的艺术感受,不随便否定或指责学生的欣赏水平。教师应尽可能地从理论上加以引导,或者将学生的看法与“史”上存在的意见相比较来探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在自由的研讨氛围中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在分析经典作品时,不能将教师本人的观点强加于学生,让学生一边读一边试着和作品中的人物进行对话,想象一下假如自己是作品中的那个人,或者假如自己是作者。试着在学生与教师之间、学生与作品之间建立一个对话,“对话性沟通超越了单纯意义上的传递,具有重新建构意义、生成意义的功能。来自他人的信息为自己吸收,自己的既有知识被他人的视点唤起,这样就有可能产生新的思想。在同他人的对话中,正是出现了同自己完全不同的见解,才会促成新的意义创造”。经典的作品超越时空,经典的文学观点也能超越时代,这种对话的作用既有潜移默化的,又有显而易见的,在这种平等的状态下,学生把握了作品,也更容易接受“史”的论述。以解读经典作品为出发点,培养学生对文学的兴趣。在解读经典作品的过程中,巩固现当代文学课的教学效果,同时也能训练学生分析、鉴赏现代作家作品的能力,提高学生的文学素质。

二、“史”“文”相应,回归审美

一系列的现当代文学作品构成了文学史,文学史是文学作品的历史。先有作品的存在,才有文学史的形成,“史”是构架,“文”是构成要素。教好文学课离不开宏观的“史”的讲解,也离不开微观的作品解读与文献分析。毕竟,“文艺作品往往不是倾筐倒箧地说的,说出来的只是一部分罢了,还有一部分所谓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没有说出来,必须驱遣我们的想象,才能够领会它”。如何找到“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呢?这一点必须通过阅读获得。语言形式的美可以直接感知,内在情感的意蕴则要靠反复品味才能知晓。贺拉斯提出的“寓教于乐”原则同样适用于文学教学,在一种愉快的形式中学习,获得知识。如果“史”是要学习掌握的知识,那么文学作品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在具体的教学中,可以选出两篇两个时期的文学作品,让学生自己分析文本,找出两者的异同,再与文学史上的观点相对比。这样,既有助于学生巩固教材中的知识点,也能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文学作品是审美的,以情感人的,让人愉悦的,这也决定了文学课程的教学不能只注重相关“史”的积累,在课堂教学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还要更多的关注“文”,审美感受的获得与文学素养的形成最终还要靠文学作品的学习来实现。现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还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新的作家作品不断出现,新的研究视点也不断出现,“史”在“文”的丰富中形成。因此在学习现有教材的基础上,还要关注新的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让学生把文本阅读与欣赏能力的培养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文学,与日常生活很近。在“新写实小说”中我们所见的是以凡人琐事为中心的故事,叙述语言也很朴实,所反映的生活也是我们日常所见的。因此,在对这样的文本进行分析时,可以让学生试着把对生活的评价和对作品的理解相对比。吴晓东指出: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文学教育是那种回归文学本体的教育,是充分张扬文学性的教育。“本体”原本是哲学概念,提出“文学本体”也就意味着文学是区别于其他学科,有着自身的性质,“张扬文学性”不是说忽视对“史”的学习,而是指在这一课程的学习中应该注重“文学”的一面。现当代文学课不是文学理论课,也不是关于思维规律的学说,它是以感性体验为基础的理论升华。它的学习与教学也应该从感性的作品入手,这样才不至于忽略这门课让人愉悦的一面。从时代的发展来看,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还要注重这一课程的“实用”性,尽可能将课堂教学与时代的要求相结合,培养学生的职业综合能力,这也是现当代文学课程与时俱进的一个方面。综合来看,教师在教学中既要让学生在整体上把握现当代文学史,掌握重要的知识点,又要注重分析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争取做到“史”“文”相应,回归审美。

作者:李贤单位:蚌埠学院

篇4

关键词:《等待戈多》 人性断裂 救赎

《等待戈多》是一出两幕剧。写的是发生在两个黄昏的事情。在乡间的一条路上,两个身份不明的流浪汉戈戈和狄狄(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在树下等待着一个名叫戈多的人。但他们既不知道戈多是谁,也不知道戈多会不会来。剧作无论从剧情内容还是到表演形式,都体现了与传统戏剧截然不同的荒诞性。当然把《等待戈多》解读为是一种人生的等待一种等待的境遇未尝不可,可又觉得远远不够,作品是如此意味深长而又令人回味,如此耐人寻味而又挖掘不尽。暂且不论批评家所评论的戈多其人,就是作品中呈现的荒诞场面是处处光怪陆离,贝克特用荒诞手法写出了人生的不确定带来的人性断裂,《等待戈多》文本展示了记忆的断裂,交流的断裂以及思维的断裂碎片,演奏了一首人性断裂的时代之曲,它一点一点地勾勒了人性的裂痕,反映了一代人的内心焦虑断代。贝克特像柔情的诗人用他仿似轻描淡写蜻蜓点水却满纸荒诞的笔触诗意地呈现了整个断裂人性的人类特征,又像是黑暗之中带来光明的火炬为无意义无可奈何毫无办法的人生注入了一点点的希望。

“对了,那两个贼,你还记得那故事吗”,“不记得了”,这是两个流浪汉之间的对话,刚刚说的话对于另一个听者来说他马上就不记得了,或者是他不是不记得了,而是拒绝记忆。“咱们昨天干什么啦?”“照我看来,咱们昨天来过这儿”,“你认得出这地方?”“可是哪一个星期六?还有,今天是不是星期六?今天难道不可能是星期天!或者星期一?或者星期五?”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对自己对个人的不确定。爱斯特拉冈穿的鞋子,一会儿是这个颜色,一会儿是那个颜色,一会儿太小,一会儿又太大。对自己的情况无法去确定,也拒绝去确定。这些诸多的不确定的话语呈示了这种记忆的断裂所带来的荒诞与记忆空间层面的碎裂。爱斯特拉冈与弗拉季米尔之间的交谈也是前言不搭后语,我言左你言右。相互之间的交流也呈现出无法对等的局面。表现了人与人之间遥不可及的距离与无法解除的陌生感。

剧中没有鲜明的形象、栩栩如生的人物性格,没有集中激烈的戏剧冲突,没有人们通常所认可的戏剧情节,从场景的开始到结束,有的只是无聊的空话和恶梦的重复,剧中所出现的戏剧人物也是破碎的舞台形象,有的只是流浪汉、可怕的主仆两人。这种破碎是符合整个文本结构的展示的,与全文要表现的人性断裂浑然天成的融合成一体。

在剧本多处有话语“我走了”,戏剧动作却是“他没有动”,戏剧话语与戏剧动作之间有了脱离,体现对自身的否定。在流浪汉们遇到波卓和幸运儿时,波卓命令幸运儿思想时那一段无标点的“呓语”,是思想的混沌,这些场面无一处不是一种明显的断代的特征,是当时工业化社会本身的断裂造成的人的断裂以及断裂之后的遗忘。

托德·吉特林说:现代主义将大一统撕成碎片,后现代主义却因这种支离破碎乐不可支。《等待戈多》尽管存在如此多的碎片化,可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你会发现作者有将这种碎片再次拼贴化的愿望,通过这种人生碎片化的解体现象来达到企图实现整体救赎的愿望。也即通过无意义荒诞的人生能看到晨曦中一丝诗意的微光,这微光就是对人性断裂的救赎。

首先从语言形式上来看。文本是从一种传统的戏剧视角回到古朴的诗歌视角。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说:“小说的历史就是变成了诗的小说的历史。但接受诗的苛求根本不是指小说抒情化(放弃它本身具有的讽刺,不理睬外部世界,将小说变成个人的独白,使它带上许多装饰)。最伟大的变成了诗人的小说家都强烈地反抒情……小说:反抒情的诗”。在贝克特的剧本里,剧本成了反抒情的诗。

爱斯特拉冈:这是什么树?

弗拉季米尔:我不知道。一棵柳树。

爱斯特拉冈:树叶呢?

弗拉季米尔:准是棵枯树。

爱斯特拉冈:看不见垂枝。

弗拉季米尔:或许还不到季节。

爱斯特拉冈:看上去简单像灌木。

弗拉季米尔:像丛林。

爱斯特拉冈:像灌木。

这种诗歌化的语言倾向于追求精巧细致,在文中处处有着非常精妙的对话。读来简单却又芳香留存,透露出朴素的诗歌情怀。

剧本只有两幕剧情,基本上第一幕与第二幕没有多大的改变,就像一首现代诗歌两小节的回环往复,一唱一叹的反复咏叹之调。这种诗歌之调为人性断裂之后所造成的心灵空白无聊提供了营造诗意的空间,同时也是对后现代多样语言游戏的反叛,为人性断层之后所造成的空虚单调提供了救赎的可能。

其次从文本价值维度上看。幸运儿那一段看似颠来倒去的话并非无来由,开篇爱斯特拉冈与弗拉季米尔谈论《圣经》也并非空穴来风,用孩子的话来宣告戈多今天不会来了明天来也并非毫无意义。荒诞派戏剧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达到高峰。当时二战的恶梦刚刚过去,战争给整整一代人的心灵留下了难以治愈的创伤。自从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上帝不复存在了,旧日的信仰就以摧枯拉朽之势瞬间消亡坍塌了,美好的希望和理想破灭了。可是真正对上帝的否认与拒绝会引起不可抑制的对上帝信仰的回归,这种回归能否挽救这种无意义的人生,戈多是否是上帝之光,小孩是否是上帝的天使,这些都无法去确证。但确确实实字里行间又透露出信仰的存在,以及这种信仰所具有的普照,一种对人性断裂的救赎之光。

虽然不能去寻味确定性,但是作品所留给人们的思考与回味,人们对戈多的探究就更多的表明信仰的存在的微光。它存在着,就能带给人们新生,激起等待的振奋,以至努力去争取等到戈多的理想,正如1969年贝克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时获奖的原因所说,“他那具有新奇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精神贫困中得到振奋”,瑞典皇家学院的代表在授奖仪式上赞扬他的戏剧“具有希腊悲剧的净化作用”。这可能才是文本终极的价值所在,或者也是作者文本对人类的救赎之所存吧。

篇5

【论文摘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发挥其优势和特长,改革大学的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大学教育中用最短的时间、最高的效率培养出会学习,善思维,勇于创新的人才

我国大学的教育方式既有我国传统的教学方式--书院方式,也有的是从前苏联传承过来的,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方式基本都是这两种模式:以教材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突破这种传统模式。尤其是大学中的文科教育为甚,《现当代文学》这门课基本是这种模式。一支粉笔、一个教师、一本教科书、一块黑板、教师列出几本参考书。整个讲课都是以教师为中心的。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变化,人类社会已进入信息技术时代,其最为突出的现象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在教学领域的运用,将会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转变教育观念,改革课堂结构,优化课堂教学。现代信息技术给人类带来了高效、方便的信息服务,现代信息技术主要包括传感技术,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缩微技术等。传感技术的是延长人的感觉器官收集信息;通信技术是延长人的神经系统传递信息;计算机技术是延长人的思维器官处理信息并提供决策;缩微技术是延长人的记忆器官存储信息。计算机技术与现代通信技术一起构成现代信息技术的核心内容。在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下,传统课堂教育方式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发挥其优势和特长,改革《现当代文学》的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大学教育中用最短的时间、最高的效率培养出会学习,善思维,勇于创新的人才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将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现当代文学》教育,弥补了传统《现当代文学》教育的众多不足,改变了传统的知识存储、传播和提取方式,引起了教育新的变革。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和多媒体化的信息技术给现代教学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其在教学中的应用与传统的教育技术相比,有着更强大的优势和显著的功能特点。

1 与传统教学媒体比较的优势

传统的教学中使用的媒体种类很多,最常用的是印刷教材,包括教课书和教学参考书等,这类媒体的优点是:学习者控制信息呈现速度,即学习者能够按照自己的速度去阅读文字材料;学习者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复习学习过的内容;这种媒体对环境条件的要求非常低,因此成了人类通常获取最常用的一类媒体。但是,这类媒体存在着一定的不足,突出表现在它所展示的图形是静止的,缺乏趣味性。电视和录像是教学中常用的另一类媒体。但是,这类媒体呈现的图像信息真实有趣,图形和声音能吸引学习者的注意力,学习者能够同时用视觉和听觉接受信息,有利于学习和记忆。但是这种媒体最大的缺陷是学习者不能控制信息的呈现,不便于学习者复习。而现代信息技术却能够将不仅拥有以上种两种媒体的优点,还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优势:

1.1信息处理的自动化和高速度教师和学生可以利用信息技术的这一特性更方便地检索、获取、加工、利用、评价、创造和信息,有利于提高教学活动的效果和效率。借助这一潜在优势,教师和学生可以减少简单、机械的信息加工活动,而集中精力进行高水平的思维活动这类活动包括:利用电子表格、数据库等工具分析数据库资料中蕴含的规律、发现和形成问题、寻找答案以及解释和呈现研究结果;利用计算机辅助测验系统或其它教学测评工具进行形成性测评和总结性测评,利用计算机管理教学工具更方便地对于教学有关的信息进行管理和分析;通过网络搜索引擎、数据库检索等更方便地查询、获取、下载自己需要的信息,并对下载的信息进行评价、选择和整合利用;利用用户很好的网页创作工具设计、网上信息,将自己的创新的结果公布在网上。

1.2信息表征方式的多媒体化和非线性化信息技术能够为教学提供多媒体教学资源,从而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展他们的经验范围,促进他们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超文本技术实现了信息的非线性组织,各种信息之间有丰富的链接,构成了立体的信息空间。因此,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来进行学习,更好地适应每个学生的学习风格和学习进度。借助这一潜在的优势,教师和学生可以进行教学演示,让学生通过多种感官获得丰富的经验,并且可以对演示过程进行自主的控制;促进知识的直观化的可视化,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深入加工;获取丰富的、不同类型的信息,丰富、扩展对学习的主题;表现自己和感受和见解等。

1.3信息利用的动态交互性表现在:学习者可以选择自己需要的学习内容,进行自主学习活动进一步添加和扩充信息,建模以及虚拟现实场景等建军构自己的理解获得逼真的动态的经验感受培训实际技能。

1.4信息共享与交流的灵活性和跨时空性计算机网络为教学提供了信息共享与交流的有效方式,包括同步交互和异步交互,可以是一对一的交互,也可以是对多、多对多的交互,这将大大促进学生教师、家长、社区以及学科专家之间的跨越时空的沟通交流。利用Internet可以实现优秀教学资源的全球共享、及时更新;利用网络还可以远程教学和远程指导;利用电子邮件、BBS、聊天室等可以实现教师与学生彼此之间的交流沟通各种网络工具还可以支持不同地方的教师进行协同工作,支持身处异地的学生进行合作学习。利用网络可以实现学校与社区之间的有效沟通。

2 与教师比较的优势

教师在教学中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与信息技术相比,他们在教学中的优势主要有:①有能力根据《现当代文学》课程标准和具体的教学目标做出计划,并能根据具体要求开发相应的辅助材料。②有能力将学生熟悉的生活经历或事物综合到《现当代文学》课程的学习中去,以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③有能力适应变化者有要求,随时回答学生的询问。④教师有能力督促学生的学习,并能引导学生发展高水平的思维。⑤建立与学生的联系,有能力交流感情,在学生遇到困难时,能以自己经历和感受激励学生克服面临的困难。⑥有能力在行为和价值观方面做出成熟的样板。而信息技术优势也是显见的:在信息处理上的高速度和自动化;在信息表征方式的多媒体化和非线性;在信息利用上的动态交互性;在信息共享与交流上的灵活性和跨时空性等方面,为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和良好的多媒体学习环境,同时,重复执行某项任务不会厌烦。特别是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整合,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方面所产生的积极效果,体现和顺应了未来社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以整合方式应用信息技术,使学生能够用以往不可能的方式学习,他们在真实的环境中学习和接受挑战性的学习任务,使他们积极地参与到学习中变被动型的学习为投入型的学习,促进学习者对所学知识的有效理解,并且能够产生他们自己的知识,达到他们的知识和技能学习目的;信息技术的应用,减少教师和学生简单、机械的信息加工半自动,从而集中精力创造性地教学、学习或进行高水平的创作和高级思维活动,提高教师和学生的创造力;提高学生在真实世界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不断探究的能力;促进学生的合作精神、处理人际关系和共同完成任务的能力的形成和发展;提升学生应用信息技术解决问题的意识,培养学生获取信息、传输信息、加工处理信息和信息的能力。针对教师课堂教学的需要信息技术通过多媒体光盘或网络提供以下功能:为教师提供教学用的各种资料;为教师提供用于考试的试题及相应的答案;为教师提供优秀教师的教学方法案例;为教师提供制作教学软件的工具,使教师能够制作课堂(或局域网)上使用多媒体教学软件。

3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功能,为学生提供极为丰富的学习资源

对ITAI应用研究和评价表明,利用信息技术的优势,信息技术应用于教学会对学生的学习思维的发展等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促进学生的学习行为。当信息技术的应用能适应学生的能力和先前的经验,以及用信息技术为学生提供反馈和为教师提供关于学生的行为或进步,这些情况下,信息技术都会促进学生的学习行为。①提高学生的高水平思维技能:当引导学生参与问题解决过程并允许他们在问题解决中使用信息技术;或者让学生以小组协作方式利用计算机解决问题,信息技术能够促进学生的高水平思维技能的发展。当学生将信息技术用做通信工具以呈现、公布和共享他们的项目成果时,信息技术能够促进批判性思维的发展。②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兴趣:当学生使用计算机调整问题和任务,把学生的成功实践扩大到最大限度时;当学生将信息技术用做产生、论证并与他们的同龄人、教师和父母共享他们的工作成果时;或者学生使用他们喜欢的富有挑战性的游戏程序和设计好的技术应用,以开发他们的基本技能和知识时,信息技术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态度和兴趣。③信息技术对学习有障碍的学生是非常有效的:对于能力低下或学习有障碍的学生来说,使用能够连续不断地通过调整任务难度评价每个学生的执行情况、以适应学生的能力和实践水平;或者使用能够满足学生的独特需要、实力和嗜好,以及能够恰当地适应他们的语言习惯时信息技术是非常有效的。

4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功能,扩大授课内容

传统的大学教学方式是老师的教为主,按照教材提供的教学内容进行教学。这种教学存在着非常大的问题。首先是:传统大学教学,对于学生和教师来说都是有限的,一是教学内容有限;二是学生学习内容有限。这种教学的方式只能是非常简易的教学方式。《现当代文学》在讲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邓中夏、郭沫若、蒋光慈、闻一多、朱自清、徐志摩等一大批诗人,如果教师在讲到这一章节时碰到的问题就来了,众多的诗人在教师两节课的讲解中是难以全面涉及的,因为如果将每一个诗人的诗作写在黑板上,时间不允许,老师抄作品在黑板上都抄不完,更不用说是讲解他们的诗歌。其次:是对每一个诗人的介绍及诗歌作品的讲解也是有限的,因此学生所学的东西在课堂上是非常有限的,而运用多媒体教学就不一样,只要将教师备课的讲义,做成光盘,就能在一节课中将上述内容讲完。用多媒体播出,既节省了版书的时间,又能够讲述清楚极大地扩大了教师的授课内容。现代信息技术在教学中包括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多媒体教学的发展为教学的容量的扩大创造了很大的空间,这种容量的扩大对教学的改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效果:①创设情景,趣味教学,激发学生求知欲望;②展示课堂教学结构与过程,优化学生思维;③优化视听说组合,增加操练密度,提高教学效率。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教学功能,作为优化课堂教学过程的突破口,从而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让学生能在一节课中学到不少的知识。极大地提高《现当代文学》教学的容量。

5 教师自身应改变教学方式

篇6

关键字:IFLA主旨报告;景观设计学;生存艺术;当代景观设计学;景观设计理论

编者按:2006年10月6-9日,全球6000多名景观设计师齐聚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由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ASLA)和国际景观设计师联盟(IFLA)共同举办了2006全美景观设计师年会及第43届国际景观设计师世界大会。大会的主题为“蓝色星球的绿色解决方案”。本期刊登俞孔坚的主旨报告(节选),报告原题目:生存的艺术——重新认识景观设计学。

前言

中国正处于重构乡村和城市景观的重要历史时期。城市化、全球化以及唯物质主义向未来几十年的景观设计学提出了三个大挑战:能源、资源与环境危机带来的可持续挑战,关于中华民族文化身份问题的挑战,重建精神信仰的挑战。景观设计学在解决这三项世界性难题中的优势和重要意义表现在它所研究和工作的对象是一个可操作的界面,即景观。在景观界面上,各种自然和生物过程、历史和文化过程、以及社会和精神过程发生并相互作用,而景观设计本质上就是协调这些过程的科学和艺术。

国际景观设计师联盟主席马莎?法加多(MarthaFajardo)说的好:“景观设计师是未来的职业”。[1]未来的光明前景在于景观设计学作为对景观这一媒介的设计和调控的特殊地位,而光明的前景只属于有准备的人们。

为了使景观设计学有能力迎接这些挑战,本报告着重回答了景观设计学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当代景观设计学的使命和目标以及景观设计学科和专业发展的对策等问题。

一、桃花源,告诉你景观设计学作为一门“生存的艺术”的起源

“桃花源”是中国的一个古老典故,诗人陶渊明(公元365-427)描述了一位渔夫沿溪行舟,两岸桃花落英缤纷,不知路之远近,水尽而山出,穿过一个小山洞,眼前豁然开朗,这便是藏于山后的“桃花源”:群山环绕,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农耕景观与自然和谐交映;其中的人们像家人一样和谐相处,老者健康怡然,幼童欢快活泼;纯朴善良的人们用美酒佳肴热情款待这位不速之客,就像对待自己的兄弟一样。当渔夫离开此地后,想再次重返时,桃花源却再也不觅其踪了。

我们曾经体验过、而且在当今的中国仍然存在很多可以被称为“桃花源”的乡村。它们是数千年农业文明的产物,是农耕先辈们与各种自然灾害,经过无数的适应、尝试、失败和胜利的经验产物。应对诸如洪水、干旱、地震、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以及在择居、造田、耕作、灌溉、栽植等方面的经验,都教导了我们祖先如何构建并维持“桃花源”。正是这门“生存的艺术”,使得我们的景观不仅安全、丰产而且美丽。

约4000多年前,在中国的黄河岸边,一起包括山洪在内的大规模群发性灾害事件,掩埋了整个村落,留下了一堆堆尸骨。[2]在惨烈的那一刻,一个妇女怀中抱着幼子,双膝跪地,仰天呼号,祈求神的降临。这位被期盼的神灵正是大禹,他“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他懂得如何与洪水为友,如何为人民选择安全的居所,在合适的地方造田开垦,正因为如此,他堪称规划华夏大地之大神。也有因治一方之水土有功而被奉为地方之神者,如修都江堰的李冰父子。他们懂得与神为约,深掏滩,浅作堰,以玉人为度,引岷江之水;更有遍布大小村镇的地理术士们,仰观天象,附察地形,为茫茫众生卜居辩穴,附之山川林木以玄武、朱雀、青龙、白虎及牛鬼蛇神。也正因为如此,遍中国大地,无处不为神灵所居,也无处不充满人与自然力相适应与相和谐的灵光。直到近代,凡亲历过中国广大城镇乡村景观的西方传教士和旅行者,无不以“诗情画意”来描述和赞美[3、4].这就是景观设计学的起源,即“生存的艺术”,一种土地设计与监护,并与治国家之道相结合的艺术。

遗憾的是,我们的上层文化并没有珍惜这种源于生存艺术的、充满诗情的、真实的桃花源,因为那是一种与苦难、劳动和生存相联系的下层文化,是与下等人和平民相联系的文化。两千多年来,帝王们早已不再像“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那样关怀土地和人民,真实的“桃花源”所带来的丰厚的剩余价值,使帝王和士大夫们收尽天下之奇花异石、竭尽小桥流水之能事,扭曲了真实“桃花源’中的稻田和果园等与生存相关的良田美池,大造虚假、空洞的桃花源,并美其名曰:造园艺术。呜呼,在各国书店里有多少关于中国园林艺术的图书塞满了关于中国文化的书架,却很难找到一本关于中国真实的桃花源的书籍。长期以来,东西方学者们有意无意地向世人提供了一幅幅假像,使人们误认为中国造园艺术——这一虚假的”桃花源“艺术就是中国景观设计的国粹,继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然而,正是这种”国粹“埋葬了曾经辉煌的封建帝国,我宁愿将它和具有同样悠久历史的裹脚艺术”相媲美。

也正是这种虚假的园林艺术,于同样腐朽的、来自古罗马废墟的城市艺术相杂交,充塞、装点着当代中国的城市,成为中国“城市化妆运动”、“园林城市运动”的化妆品。而与此同时,我们挖掉了农家祖坟上的最后一棵风水树,搬进城市广场;截流了流向千年古村落的最后一股清泉,用于灌溉城市大街上花草,在营造一个当代虚假桃花源的同时,却糟蹋了中国大地上真实的桃花源。

二、消失的桃花源:景观设计学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在中国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农业迅速退出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同样,农耕技术及农耕文明中孕育的关于生存和土地监护的、日常的、乡土的景观艺术也随之衰落。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中国兴起了一场“城市化妆运动”,随后一场席卷全国的新农村建设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这些都使中国的大地景观面临严峻的危机边缘:生态完整性的破坏,文化归属感的丧失,历史遗产的消失。农业时代的桃花源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

从历史角度来讲,这种衰败的进程始于2000多年前的园林艺术。曾经是生存艺术的土地设计和景观艺术,堕落成了帝王们和失意士大夫的园冶消遣之术,无异于斗蛐蛐和陶醉于“三寸金莲”。这种造园艺术在当今的延续和泛滥、或者说“发扬光大”的结果,最终表现为:当成千上万的造园师们忙碌于城中小绿地和万紫千红的广场花坛时,我们的母亲河却正在遭受着干旱和污染的侵害;地下水仍然每天被大量地抽取用于伺候娇艳的鲜花,而任由沙尘暴不断侵蚀着良田美池和城市。

随着旧时代“桃花源”的消失,巨大的机遇也将降临,即如何在当代重建新的人地关系的和谐。在这个以全球化、城市化和物质主义为特征的时代中,当代景观设计学,也是世界景观设计学主要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挑战和机遇:

1.挑战之一:我们能够做到可持续发展吗?

未来20年内,中国13亿人口中的65%都将居住于城市(目前居住于城市的人口比率约41%)。在中国660多个城市中,有三分之二的城市缺水,在我们的城市和乡村流淌的河流几乎没有一条未被污染;在中国境内的大多数河流上建筑15米以上高度的大坝25,800座,占世界总坝数一半以上;与以往相比,当代中国有更多的人口处于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下;荒漠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每年都有3436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变成沙漠,目前,荒漠化总面积占整个国土面积的20%,且每年都在不断上升;每年都有近50亿吨的土壤被侵蚀[5-7].中国在过去的50年中,有50%的湿地消失;地下水水位每天都在下降。以北京为例,其地下水超采量是110%,地下水位每年以1米的速度下降。[8]连续几年,中国每年消耗的钢材是世界总消耗量的50%以上,水泥30%以上,但它们都被用到哪里了呢?它们被用来建设大型的纪念性广场和建筑、被用来给自然的河道衬底,用来拦河筑坝。经济高速发展的代价是环境的破坏。过去的20年中,中国大多数城市的GDP增长幅度都十分惊人,而与此同时每年因为环境和生态的破坏造成的损失已经占到了GDP总量的7%—20%,这相当于每年GDP的增长量,甚至更高。[6]

人们不得不问:我们能够在日益恶化的环境和生态中幸免于难吗?

必须认识到,上述这些生态与环境的破坏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缺乏明智的规划和决策,特别是以土地综合设计为核心的景观设计学科的缺席,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迎接这些空前的挑战时,景观设计学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大背景促使我们重新回到景观设计作为“生存的艺术”的含义。

2.挑战之二:我们是谁?当今中国人的文化身份问题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快速的社会转型中,中华民族面临着文化身份缺失的危机。从传统上讲,中国的文化身份是建立在封建王朝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之上的。事实上,当我们看看被列为国家遗产和世界遗产的大部分项目时,可以发现:被认为代表中国文化的遗产,其实大多是皇权和士大夫上层文化的产物。我并不否定它们的成就,只是我们的确需要问问自己:这种曾经的封建上层文化景观是否还能够代表我们民族当今的文化身份?

在城市设计中这种文化身份丧失的危机表现尤其明显。众多国外设计师在中国土地上大肆“试验”、“创作”的时候,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们试图呈现给世界的究竟是什么?在中国过往封建帝王的华丽与现代西方的纷繁之间,我们不知所措,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是什么?这是当代中国、也是世界景观设计师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

3.挑战之三:“上帝死了”,我们的生活还有意义么?

祖母曾经告诉我:当一棵树长大变老之后,会变成神,有精灵栖居;当一块石头陪伴我们的家园,日久也变为神,有精灵栖居,我们的山、水和土地本身又何尝不是?祖辈们修建庙宇神龛用以供奉这些自然和先贤的神灵,它们保佑后代的幸福安康。我们曾相信是这些精神庇佑着我们的现世生活,还相信我们未来的生活需要这些精神的指引。正因为这些信仰和精神的存在,我们的生活才充满了意义。

过去几年,中国有近4000万农民失去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包括精神的载体,这个数字还以每年200万的速度增长,他们的归属将在哪里?下岗的职工们,对于这些“以厂为家”的人们来说,他们的精神家园又在哪里?

像世界其它地方一样,物质主义迅速地覆盖着中国的每一寸土地、甚至于土地中的每一个元素,包括我们的祖坟。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不能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保留这些过往灵魂的栖息地和当代人的精神家园。美国的第一个公园是墓地,而且至今仍然是最吸引人的休憩地;而在我们的土地上,以往村落前神圣而意味深长的溪流和池塘不是被填平了,就是以控制洪水的名义被水泥渠化了;寄托祖先信仰的风水树被剃光了枝丫,成为城市景观大道上“断臂维纳斯”。土地和景观元素正在日益地商品化,渐渐地,我们失去了与土地的精神联系。

当然,我们必须清醒,不能一任怀旧而陶醉于农耕时代的田园牧歌之中。对应于一个高度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的社会,我们应该创建新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桃花源。景观设计学则是实现这个“新桃源”的最合适的专业,而此时的中国,正是世界景观设计学发展的最合适的时间、最合适的地方。西方人说:“这是上帝的旨意”,老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矣!

那么景观设计学应怎样通过物质空间的规划设计,保护和重建物质和精神的“桃花源”呢?

三、重归“桃花源:”当代景观设计学的使命与战略

面对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文化身份的丧失以及人与土地精神联系的断裂,当代景观设计学必须担负起重建“天地—人—神”和谐的使命,在这个城市化、全球化、工业化的时代里设计新的“桃花源”。

1.为什么“斯人”乃景观设计学?

为什么景观设计学能够在重建“桃花源”的使命中扮演主要角色?因为景观是一个天、地、人、神相互作用的界面,在这一界面上,各种自然和生物的、历史和文化的、社会和精神的过程发生并相互作用着。卓越的博物学者、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森曾经说过:在生物保护中,“景观设计将会扮演关键的角色。即使在高度人工化的环境里,通过树林、绿带、流域以及人工湖泊等的合理布置,仍然能够很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明智的景观规划设计不但能实现经济效益和美观,同时能很好地保护生物和自然。”[9]而景观不仅仅事关环境和生态,还关系到整个国家对于自己文化身份的认同和归属问题。[10]景观是家园的基础,也是归属感的基础。[11]在处理环境问题、重拾文化身份以及重建人地的精神联系方面,景观设计学也许是最应该发挥其能力的学科。景观设计学的这种地位来自其固有的、与自然系统的联系,来自于其与本地环境相适应的农耕传统根基,来自上千年来形成的、与多样化自然环境相适应的“天地—人神”关系的纽带。

要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我们遵循“放眼于全球,从本地做起”的箴言,而景观正是“从本地做起”的最可操作的界面。

2.我们该做些什么?战略和方法

景观设计学要怎样应对这些挑战?作为重建和谐人地关系、主导学科的景观设计学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

我强调三个原则:设计尊重自然,使人在谋求自我利益的同时,保护自然过程和格局的完整性;设计尊重人,包括作为一个生物人的需要;设计关怀人类的精神需求,关怀个人、家庭和社会群体与土地的精神联系和寄托。这三个关于土地、人、精神的原则,要求当代景观设计学必须调整自身的定位和价值观。

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决定着我们的未来;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珍视什么又将决定了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保护和创建什么样的景观。针对这些问题,我有三个观点:

(1)回归景观设计学作为“生存的艺术”的本原国际景观设计学,尤其是中国的景观设计学,要想成为保障人类健康安全、重建和谐的“天地-人-神”关系的主导学科,就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起源问题。我们必须重归“生存的艺术”和监护土地的艺术,而非一门消遣、娱乐的造园术。麦克哈格说的好:“不要和我们谈论你家的花园。不要向我们咨询如何拯救你那株快要死掉的鬼树。这些皮毛小事无需向我们求教,我们要告诉你的是事关生存的问题。”[12](MillerandPardal,1992)

在半个世纪以前,已故杰出景观设计学教育家佐佐木告诫我们:“当前,景观设计学正站在紧要的十字路口,一条路通向致力于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领域,而另一条路则通向肤浅装饰的雕虫小计”[13](Sasaki,1950)。不幸的是,除了少数的例子外,过去十几年中,世界范围内的景观设计学都朝着后者的方向发展了。我们应该在一些更为紧迫的环境问题上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这些紧迫的环境问题包括洪水控制和水资源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土地保护和管理等。

我们已经和正在失去景观设计作为生存的艺术。

过去,景观设计学在定位上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其中一个最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仍然把自己当作古老园林艺术的延续,这是大错特错的。丰富的园林遗产和众多园林艺术的理论著作不但没能帮助景观设计学成为一个现代学科,反而扭曲或掩盖了景观设计学科的真正内涵。现在到了声明景观设计学不是园林艺术的延续和产物的时候了。景观设计学是我们的祖先在谋生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种种生存的艺术的结晶,这些艺术来自于对于各种环境的适应,来自于寻找远离洪水和敌人侵扰的过程,来自于土地丈量、造田、种植、灌溉、储蓄水源和其它资源而获得可持续的生存和生活的实践。

景观需要重新发现[11],而景观设计学也需要重新发现。这就是说为了使这个学科获得广泛的认同,更多的国际努力是必须的,通过强有力的实例,向人们展示景观设计学如何在治理大环境和解决生存问题中扮演主导角色。

(2)乡土与寻常:重归真实的人地关系

关于乡土,我指的是日常和寻常,白话和方言,是平凡的人和平常的事物,它相对于豪华和异常而论。要重建文化归属感和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我们就必须珍惜普通人的文化,关注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珍视对于脚下的土地而言是真实的普通事物。

从中国的第一个皇家园林和第一个文人园林开始,乡土便遭到了上层文化的忽略。奇异、矫揉造作和排场就成为造园的主流,它们与周围寻常的环境以及市井生活大相径庭。在“混乱”的、寻常的海洋中,创造一个奇异的、“天堂般”的岛屿,这便是一切古典造园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在中国和西方都一样。法国的凡尔赛宫苑是如此,英国的花园则更是收集异国花卉的代表。两千多年来,中国的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皆以网罗奇花异草、怪石著称。这种畸形的、上层文化的造园运动到了清代的圆明园可谓达到了巅峰,她简直就是中国南方园林和当时西方贵族造园术的收珍猎奇。而她的最大的贡献是加速、见证了中国封建王朝的灭亡。西方列强的一把火,使它成为没落封建华奢文化的代表,永久地成为封建王朝的陪葬品。

席卷今日中国的“城市化妆运动”形式上看是步履了美国和欧洲“城市美化运动”的后尘,但其实也正是中国自己的虚伪、空洞、畸形的造园传统的延伸,是收珍猎奇、虚伪、排场、远离乡土、鄙视大众嗜好的“发扬光大”罢了。在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造园艺术在寻找无意义的风格,无意义的形式以及虚幻的异常情调中,在虚假的“桃花源”中迷失了方向。

这种情况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一样,直到最近我们才发现城市精英阶层也像普通大众一样遭受着日益恶化的环境的困扰,他们的环境与生存困扰甚至比处于偏远乡间的农民还要严重,所以,重归“生存的艺术”是时代对景观设计学的诉求。同时,生存的艺术反映了真实的人地关系,而正是这种真实的人地关系又给予人们文化的归属感以及与土地的精神联系。因此,现在到了景观设计学重归土地,重拾诸如在洪涝干旱、滑坡灾害经验中、在城镇选址、规划设计、土地耕作、粮食生产方面累积的生存艺术,重建文化归属感与精神联系的关键时候了。

(3)景观引领发展:“反规划”途径使景观作为城市建设的基础设施

应对时下的问题,景观设计学应该做怎样的调整呢?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迅速且无法抵抗,而“反规划”是改变传统发展规划模式,主动争取“天地—人—神”和谐的必由之路。这里所说的“反规划”,是指景观设计师和规划师应该在城市建设发展计划确立之前就通过识别和设计景观的生态、文化遗产、以及休憩的基础结构,引导和框限城市发展,即建立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Infrastructure)。EI在保障着生态过程的安全和健康、保护我们的地域特色和文化身份、重建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14-15]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是蔓延式的扩张。很长一段时间里,绿化隔离带和楔状绿地被视为阻止城市蔓延的景观结构而被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中。而目前在美国华盛顿地区以及中国各个城市的种种迹象表明:试图通过规划绿化隔离带和楔状绿地阻止城市无休止蔓延的做法是失败的。失败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过于随意,各绿地元素和水陆生境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

2)可达性差,不易亲近,绿地和建筑物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利用率低;

3)被当作阻止城市蔓延的对抗和屏障,功能单一,缺乏诸如对防洪,遗产保护,栖息地保护以及游憩和通勤等综合功能的整合;

4)当发展压力增加时,这些绿地很快地成为投机和寻租空间;

5)它们被各个行政管理部门条块式分割,支离破碎,很难实现应有的功效;“反规划”途径则试图找到在各方面都可行的、便于管理的综合生态安全格局,将各种生态服务功能、文化遗产保护及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通过一个完整的,连续的生态基础设施整合起来,担当城市生态安全、文化认同和精神给养的功能。[14]

从宏观的区域和国土范围上来讲,EI被视为洪水调蓄、生物栖息地网络建设、生态走廊和游憩走廊建设的永久性地域景观,用来保护和定义城市空间发展格局和城市形态。

从中观的城市尺度上来讲,区域的EI将延伸到城市结构内部,与城市绿地系统、雨洪管理、休憩、自行车通道、日常步行和通勤、遗产保护和环境教育等多种功能相结合。

从微观的地段尺度来讲,EI将被作为城市土地开发的限定条件和引导因素,落实到城市的局部设计中。

EI成为各种过程的相互作用的媒介,联系了自然、人以及精神。在保护生态环境完整性、建立文化归属感以及为人们提供精神需求方面,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景观安全模式。中国浙江省台州的“反规划”案例说明了这一点。[15]

结语

千百年以来,我们的先民不断地和自然界作较量与调和以获得生存的权利,这便诞生了景观设计艺术,一种生存的艺术,它生动地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与联系,记录了人们的喜怒哀乐。知识、技术、连同可信的人地关系,使人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培育了人们的文化归属感和与土地的精神联系,使人们得以生存而且具有意义。这些有关生存的知识和技术就是景观设计学的核心。而这门“生存的艺术”,在中国和在世界上,长期以来却被上层文化中的所谓造园术掩盖了。虽然造园艺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地关系,但那是片面的,很多甚至是虚假的。

在这个崭新的时代,人与自然的平衡再一次被打破,旧时代的“桃花源”将随之消失,人类生存再一次面临危机。我们必须建立起一种新的和谐的人地关系来度过这场危机,包括环境与生态危机、文化身份丧失的危机和精神家园遗失的危机。这也正是景观设计学前所未有的机遇,景观设计学应该重拾其作为“生存的艺术”的本来面目,在创建新的“桃花源”的过程中担负起重要的责任。为了能胜任这个角色,景观设计学必须彻底抛弃造园艺术的虚伪和空洞,重归真实地、协调人地关系的“生存艺术”;它必须在真实的人地关系中、在寻常和日常中定位并发展自己,而不迷失在虚幻的“园林”中;在空间上,它必须通过设计和构建生态基础设施来引导城市发展,保护生态和文化遗产,重建天地—人—神的和谐。

中国的问题正在成为世界的问题,解决好中国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解决了世界的问题,因此,中国的景观设计学也必将是世界的景观设计学。

参考文献

[1]Fajardo,Martha,序言[M].俞孔坚,李迪华。景观设计:专业与教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1-6.

[2]夏正楷,杨小燕。青海喇家遗址史前灾害事件的初步研究[J].科学通报,2003,48(11):1200-1204.

[3]Boerschmann,E,(trans.L.Hamilton),PicturesqueChina,ArchitectureandLandscape,BasedontravelsinChina.London:T.FisherUnwinLtd.,1930.

[4]March,A.L……AnAppreciationofChineseGeomancy.[J]JournalofAsianStudies.1968,XXVII,pp.253-267.

[5]蒋高明刘美珍,沙尘暴[M].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环境与发展评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Vol.2,31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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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Girot,Christophe,FourTraceConceptsinLandscapeArchitecture[M].James,Corner,RecoveringLandscape:EssaysinContemporaryLandscapeArchitecture.PrincetonArchitecturalPress,1999:59-67.

[11]Corner,James.RecoveringLandscapeasaCriticalCulturalPractice[M].James,Corner,RecoveringLandscape:EssaysinContemporaryLandscapeArchitecture.PrincetonArchitecturalPress,1999.

[12]MillerE.L.,andPardal,S.,TheClassicMeHarg,AnInterview.,Lisbon:CESUR.,1992.

[13]Sasaki,H.1950,Thoughtsoneducationinlandscapearchitecture[J],LandscapeArchitecture,July:158-160.

篇7

论文摘要:学习心理倦怠对英语专业学生课堂学习效果的影响越来越大。本文针对这一问题,对英语专业学生学习心理倦怠的产生原因和对课堂学习的影响加以分析,并提出相应措施。

论文关键词:英语专业学习倦怠原因对策

心理学认为,学习倦怠是指学生在长期持续强制性的学习中所表现出来的生理耗竭和心理耗竭,以及由此引发的逃避学习的行为,它反映了当代大学生消极的学习心理。学习心理倦怠表现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以集中注意力;学习效率低下;感到学习困难;认为学习、生活乏味无趣;厌倦学习和学校生活等等。这类学生觉得学习动力丧失、学习理想破灭,有的甚至视学习为畏途,严重者会引起心理疾病。总之,学习心理倦怠对学生的课堂学习有极大的负面影响,本文针对英语专业学生学习心理倦怠的产生原因、对课堂学习的影响及对策加以分析研究。

一、英语专业学生学习心理倦怠的产生原因

1.学校方面的原因

(1)对学科重视程度不够。同是语言类学科,汉语专业作为我们的本国语言文化学科,在很多高校都是重点建设学科,受到校方及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而英语专业的待遇就差了很多,在师资、课程安排、科研经费投入、就业单位联系等方面都有所体现。研究表明,个体对所属群体重要性的评价及他人对群体重要性的评价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2)课程设置有不合理的地方。英语专业的课程一般分为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方向课、选修课。英语专业课以基础英语为主,在配以听、说、读、写相关课程,且多以考查课形式出现,容易给学生造成错觉,觉得只需要学基础英语,其他课都不重要,忽略了英语学习是一个全面提升的过程。其次,可选课程的自由度太小。专业课基本没选择余地,而公选课成呈“拼盘化”趋势发展,比例低,重理论、轻实践,且大部分选修课与本专业没什么联系,很多同学根据老师最后如何评分来选课,对专业学习没有促进作用。另一个问题就是,选修课最后只是以学分判定结果,无论学生认不认真,只要每次都去签到,考前临时抱佛脚,都会拿到相应学分,势必会打击学生的学习积极陛。

(3)学校英语氛围单薄。一定的语言环境对英语专业学生来说非常重要,而中国的英语学习者缺少的正是这样一种环境。学生们一般只能通过课堂上与老师、同学的交流来练习口语,离开课堂后运用英语进行交流的机会实在是少之又少。虽然高校会举办各类学生活动,但跟英语相关的却寥寥无几,造成英语专业学生学习形式单一、缺乏趣味、不能学以致用的后果。.

(4)学校管理体制死板,限制了学生的自由发展经过十几年的基础学习,无论在学习还是生活上,大学生都具备了_一定的自律能力,也渴望安排自己的学习、生活时间,可现实却是,大部分高校对学生实行中学般的管理模式,从早自修到晚自修实施全盘管理。对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过于严格的时间规定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学习安排,使他们不能够充分安排自己的学习时间,以致影响到学习效率。另一方面,大学生的独立意识很强,很多人初次挣脱家人的管制,独立生活,特别渴望自由和创新,学校的管理体系一旦与学生的这种意愿相冲突,必然导致矛盾扩大化,影响到学生的学习、生活各个方面,抑制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5)教师素质有待全面提高。学生喜欢某门课程很可能是喜欢任课老师的德与教师往往通过外在风度与内在修养感染学生。外在风度包括教师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等;内在修养包括教师对待学生的态度、专业造诣等。如果教师衣着整洁、落落大方、精神饱满、举止得体,课堂上很容易出现活泼、欢快、积极的氛围,学生也会更加聚精会神地听课,反之,如果教师衣着邋遢、不修边幅、言谈粗鲁,可能课堂效果就要大打折扣。教师的专业素质高低对课堂教学影响也很大。有些外语学院的师资十分有限,上课时|总是根据参考书讲授一般的语法点、词汇、句型,却无法做到因材施教、旁征博引,所以不能满足学生旺盛的求知欲,无法活跃课堂氛围,久而久之学生便容易产生倦怠心理。

2.学生自身的原因

(1)学习动力不强、方法不当。有相当部分大学生入学前对所学专业不甚了解,报考专业时,不清楚所选专业的特色和社会价值,甚至不清楚自己到底喜欢什么专业。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就听从家长、老师的意见盲目地选择,结果入学后发现对所选专业根本不感兴趣,可是由于各种原因没法转学,于是失去了学习的动力,倦怠心理与日俱增。学习方法不当也是导致学习倦怠心理产生的重要原因。英语学习需要时间的投入,但更需要得当的学习方法。英语专业由于有各种等级考试,学业压力比其他学科更重,学生们的学习任务很多,学习方法不当无疑是雪上加霜,给原本已经负担沉重的学生带来更多困难。

(2)学生心理素质太低。大学生正处于青少年向成人期转变的特殊阶段,心理发展尚未完全成熟,自我控制和自我调节能力还不够,加上环境变换的难以适应,在处理学习、工作、社交爱情、个人与集体等复杂问题时,容易形成内心矛盾冲突,造成心理发展不平衡,最终严重影响到他们的专业学习。

二,学习心理倦怠对课堂学习的影响

1.课堂氛围冷淡

很多时候,学生会对学习过程感到反感。这类学生在课堂上不做笔记,看课外书刊或睡觉;对老师的提问、讲解采取很被动的心态。在他们看来,课堂是老师的,自己只是单纯的听众当老师提问时,觉得不关自己的事,反正会有其他人回答,忽视了课堂需要集体力量的参与,而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学生如此被动,课堂氛围自然会很冷淡。

2.课堂学习效率下降

就学习效果而言,课内认真学习远比课后花更多时间自学有效。学生如果对课堂学习不认可,个人成就感降低,上课就无法及时迅速地吸收相关信息。此外,心理因素对人的身体健康又很大影响。内心疲惫导致情绪耗竭,久而久之,学生的健康状况出现问题,就更加不能专心学习,课堂学习效率必然下降。

三,帮助学生克服学习心理倦怠的主要对策

针对学生学习心理倦怠的不同影响因素,笔者通过研究发现,要想帮助英语专业学生有效克服这类心理障碍,需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

1.加强学校建设

(1)调整课程设计,拓展选修空间。基础英语教学是英语专业学生的重头戏,课文内容涉及面充分锻炼学生在学习英语时听、说、读、写各方面能力,但由于对其他专业课的重视度及课程设置的局限性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无法满足英语需求中的高层次需求。笔者认为大部分普通高校应增加专业课种类,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此外,公共选修课的设置也存在很大弊端。大部分高校的公共选修课与英语学习联系不强,不能有效地提高英语专业学生的学习兴趣,无法切实为他们提高英语水平。针对英语专业的特殊性,可适当增加相关的公共选修课,如英美电影赏析,英国文学点评、英国习俗介绍等,使英语专业学生从更多角度了解外国文化,加强学生的求知欲望,同时更好地促进课堂学习。

(2)丰富校园英语文化。学校可以围绕了解外语文化这一主题,举办相关的校园活动,不仅能使五彩校园更加缤纷,也能使广大师生更好地感受到英语气息,为英语专业学生提供更多展示才能的机会。外文歌曲大赛、英语经典剧目演出、英语沙龙、校园英语角、英语文化讲座等校园活动都是很好的选择,使学生在纸上学习之余,还能切实感受到英语的多重魅力,点燃英语学习的激情。

(3)引进和利用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传统的英语教学中,老师多是围绕书本上的重要语法点、句型展开教学,通过语法知识的学习完成知识的传输,课堂缺乏吸引力,学生觉得上课内容难以理解,没有新意,学习效果便大打折扣。因此,专业英语教学必须引进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如情境教学模式等。情境教学就是以培养兴趣为前提,激起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使其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习的过程中来。在情境教学的课堂上,教师创设问题情境,以激励学生解决问题的动机,接下来又在连续的情境中通过探索,解决问题,让学生深切感受学习活动的全过程并升华到自己精神的需要。其模式将理论与实际接轨,既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又有利于能力的培养和行为的训练;开拓了英语有限的时空,增大了课堂教学的实际容量,有利于扩大学生视野、丰富学生的知识。

(4)加强学生的心理素质建设。对学生的心理素质建设是高校教育中不可忽视的环节。然而,很多学校没有将这一环节重视起来,只是形式化地执行上级命令,并不能深入帮助学生解决各类心理问题。英语专业的学生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与其他专业学生相比,价值观上有所不同,更容易产生矛盾理。我认为,教学楼和寝室都应常设心理辅导员,及时为学生提供心理咨询和一般心理问题的解决方案。针对课堂学习的各种疑惑,学校还可邀请英语学习有独到方法的人开展讲座,通过真实例子鼓舞学生,加强学生的心理素质建设,使他们更好地迎接挑战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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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代文艺学家M.H.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提出艺术活动四要素的著名观点,他认为“文学作为一种活动,总是由作品、作家、世界、读者四个要素组成的。”文学是作家对社会生活与现实的反映,文学通过文学形象来反映作者心中的世界观或社会历史。“文学是人类满足精神需要的一种方式。过去,我们常常停留在这一认识水平上。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活动方式,正是用来满足人类精神需要的。从更为本质的方面来看,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动物,就在于人类把物质的需要和精神的需要最大限度地统一起来,并使之成为人类内在的和本质的需要。人类的生存正是以满足这种更内在、更本质的需要而展开的。”文学作品除了是社会历史生活的曲折记录与展示,更多的文学形象被凝聚为一种人文符号。在这个追求创新与彰显个性的时代,各地各部门为了找寻自我,就要标榜特色。可是这些特色的灵感从何而来?答案是从充满真实社会的折射与丰富想象力的文学等艺术作品中而来。当代世界乃至中国追求第三产业的发展,随着人们对精神生活更高层次的要求,旅游业的繁荣应势而生,旅游业的开发成为各地区最便利,最高回报的社会生产。在开发过程中,以什么为主题,如何开发出具有深度与历史厚重感的景点,成为旅游业制胜的关键点。文学资源与旅游资源结合的本质是商品化大生产,各艺术样式相互循环生产,打造文化符号。它主要有三种结合方式:

第一,旅游从文学中汲取营养,特别是经典文学作品中的文学形象。如将文学人物形象、文学景物形象、文学事物形象、文学作家与文学现象等进行符号化地改造,将一些具有浓厚人文气息的文学符号打造为旅游资源的卖点。当旅游资源有一定知名度后,与之相关的文学作品或文学名家才被大众更广泛地、更深入地接受。从这个角度而言,文学与旅游互为传播媒介,相互提高知名度。

第二,有了一定知名度后,文学或旅游资源就更容易受当代文化生产家们青睐,他们大规模地宣传与再生产。从这个层面上看,文学与旅游互相带来潜在的经济利润。

第三,当某处旅游景观得到一些文学家的肯定或推销时,大众在接受文学作品的同时,也在认知着某旅游地;“当一部知名文学作品可以结合地域文化经济进行旅游角度地开发时,其实这是政府与商人对文学进行再解读的重构。”它产生的涵义不再是文学加旅游的结果,而是在旅游消费过程中,将文化符号的意义强化了,从这层意义上讲,文学与旅游是互为广告的文化符号生成过程。当代旅游业将文学满足人类精神需求的特性与旅游对人类精神需求的指引性结合。将古今中外著名的文学作品中的一些文学形象、知名作家、文学故事等文学形象与当地的地理、经济等结合,浓缩出可以标榜当地特色的文化形象,从而对各地旅游景点进行打造。当某一旅游点一旦有了一定数量的游客后,或者说一定程度与广度的消费群时,这些承载文化意义的文学符号面向世界、流传后世,就有了更好的生产前景与消费市场。

二、文学与旅游结合的利弊

为收益将文学与旅游结合而打造的景点,本文将其称为文化旅游业。文化旅游业充分体现了当地经济开发过程中,人们的聪明才智,也体现了后工业化时代,物质生产之后的精神生产在中国的盛行。这是对资本生产论的最好诠释,代表当代社会人们追求精神生活,而导致精神产品的商业化生产,即精神生活的物化。这个从生产到消费再到接受的过程,可能是成功的。如张艺谋为杭州打造的“梦幻西湖”等旅游景点为大众消费群带来巨大的声色形景等精神享受的同时,对当地经济利益的提升作用更是毋庸置疑。当然也有可能由于找不准自身特色,宣传力度不够等原因,导致生产出来的文化旅游新产品利用率低,收益不好等后果。但总的说来文化旅游业为当地经济与生活环境的改变提供了很好的客观条件,提高了当地资源的利用率,改善了当地的社会环境。而且与当代可持续发展的环保精神相吻合,为和谐社会的和谐环境、和谐经济与生产关系提供了一种保障。最后,文化旅游业作为中国找寻自我的寻“根”产品,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表达与彰显了自我,为中华文化的回归、传承与传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文化旅游业又处于商业化大生产的操作过程中,其为当地乃至中国带来经济与人文利益的同时,也有很多弊端。文化生产的实质往往需要各种艺术样式参与,而文学与旅游联姻只不过是其中两种文化生产的原料,当然还有文学、影视、旅游、绘画、音乐等艺术二合一或多合一的新产品。当生产、消费等大生产的环节,一旦融于旅游业时,生产这个环节在文化领域内完成了一次循环后,这种文化产品就成功了。各行政区域为了经济的攀升,不停地生产代表城市(地方)文化的“形象”。可是这些形象,如旅游小姐,各地的土特产,各地的城市文化名人形象等符号,本身只不过是一段历史或一个人物、事物等存在的个体。它并没有什么文化的意义,并不能代表(或不能完全代表)当地丰富的文化内蕴,是追求利润的商人们通过文化生产赋予(或强加给)这些形象的。只不过像“广告”等这些宣传载体,将“美丽的谎言说了一千遍”,无自主精神辨别能力的观众对这些陌生领域接受了,成为这些伪文化的消费者,也就形成了一种社会大众的无意识,又叫潮流,文化就被符号化了。所以,这个“文化”泛滥的社会,很多所谓的文化,其实是很多商人(投资者)生产出来的,经济利益驱动下的一种炒作,经过复杂的加工生产后,对大众会产生一种消费导向。可叹的是,作为消费这些文化产品的大众,在潮流的驱逐下,不得不接受这样一种文化再生产或新生产的导向,否则他(她)会成为一个被时代抛弃而过时的人。

三、文化生产的实质及社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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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语文教育;现当代文学;必要性;策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当代文学兴起,影响了一代人的行为和观念,并成为文学思想变革的一大“领导者”。但是现当代文学流传到今天,却受到了社会各类因素的干扰,而对于学校的学生来说,社会思想观念的改变、学校扩招、课业压力、课程改革等的影响,都造成了他们不再自觉的去进行阅读文学作品,更感受不到现当代文学著作中所包含的种种现实意蕴。对于语文教材中的现当代文学篇章,也只是将其看做是一项考试范围,只求能够答对与其相关的题目,并不进行深入思考。

一、在语文教育中融入现当代文学教育的必要性

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文字语言相比其他文学形态,有着非常明显的教育优势。语言是人类用来表达意见、交流思想的工具,它在保持本身属性特点的基础上,又受社会的制约,需要符合时代的要求。而现当代文学作品摆脱了旧的文言文语言表述方法,在文学作品中更加突出了生活中的通俗语言,摆脱了语文文言文阅读中的语言障碍,从而使学生更为容易理解作品,进入作者的世界,与作者进行“对话”。同时,在语文教育工作中,对现当代文学作品的选择也更为贴近学生的生活,这对学生优秀人格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达到借助文学进行教育学生的目的。

二、在语文教育中融入现当代文学的有效策略

(一)重点解析现当代文学的语言特色,了解作者创造心境

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作者为了展现文本语言中的典型特色,进行了一定创造突破,对文本语言进行了更为真实、更为个性鲜明的塑造,它蕴含着作者独特的匠心,文本中鲜明的语言特色,更展现了更为错综复杂的文本世界。因此,深度剖析独具特色的文本语言特色,也是更为精准的了解作品意义的重要途径之一。例如,朱自清所作的风景散文--《荷塘月色》,这一是他最受好评的作品之一,同时更被收录在了语文教育教材中,这篇语言美丽并精致的语言,向读者展现了一个风景优美、耐人寻味、如诗如画的绝美意境。用以诗化的文本语言,造就了“文中有诗”、“文中有画”的文学至高意境。可以说,现当代散文语言,在朱自清的写作中已趋于完善,并成为经典,其主要体现在:文本语言符号构成了作品的双重视觉,形成了一种虚无缥缈式的文字语言。朦胧月色和碧叶亭亭的荷花的完美画面不仅是客观存在的,同时,在作者心中,这更是一处天堂、一处精神避难所。这篇文章用以文字语言,尽情的描写池塘、描写月光,描写每一处景物的景色,最终使得作者笔下的月光与荷花池美到了极致,文中夸大了作者对此情此景的审美因素,使学生在欣赏景色的同时,更能读到一种语言的魅力感。这是由于作者正处于一定的特殊时期,荷塘月色更是寄托他对未来无限期待的地方,而现在只有在这里的“荷塘月色”来能安慰自己的灵魂,这孤独的幻想满足他满足他摆脱现实的欲望,从而创造出了这独特的月光,这如天上人间的浪漫天堂般的场景,传达出作者追求自由和宁静的期盼。

(二)深入挖掘现当代文学著作的内蕴

理解文学,我们必须面对文本语言。因此,在文学作品中语言被认为是需要首要关注的问题。从语言意义上来说,汉字分为三个部分:表音、表形和表义。然而,对于文学作品中的文本内容来说,其所要表述的内容远比单个汉字所要复杂得多。在文学中,某一个词和一个字所要表达的将远远超过它在字典中的意义。的《雷雨》,以文学与舞台的高度统一,而成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戏剧剧本的代表作。自《雷雨》出现以来,不仅多次被搬上话剧舞台,更加入到了语文教育教材中,成为学生必读课文之一。作者用以高超的人物语言,成功地塑造出了八个经典人物,而这八个人物的成功塑造的先决条件就是作者再本文对话中随突出设计的--潜台词。从而造就了这篇著作能够达到全貌乃后定。所以学习《雷雨》,最为关键的就是文中的人物语言,但是只理解人物语言中的表层意义,也不能对作品内涵进行理解,只有深入挖掘人物语言中的深层意义,才能做到真正的理解这一文学著作的本质意义。

三、结束语

在语文教育中, 现当代文学作品必然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要想充分发挥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意义,就必须正确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文本语言和内涵,促进其自我感知文学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吴晓东.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教育印[J].北京大学学报,2003(5):27.

[2]钱理群.我对经典作品教学的一些看法[J].中学语文,2007(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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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语言学转向;索绪尔;话语;福柯

“语言”是20世纪西方人文科学备受瞩目的关键概念。在哲学领域,“语言”成功取代了“思维”、“意识”、“经验”一跃成为了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语言问题提升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彻底改变了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由此,西方哲学在继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之后发生了历史性的第三次转向即“语言转向”(LinguisticTurn)又称“语言学转向”。而与此同时,语言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学科研究对象的确立则引发了西方几乎整个人文学科认识论以及研究范式的变革。20世纪文学研究更是深受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尽管各流派的研究角度和批评方法不尽一致,但都表现出对语言的极大关注,语言不再充当媒介或工具的角色,也不是客观镜像,而是文学的本体特征,语言成为文学批评的中心问题。在高等教育的这一研究领域,关于文学研究正趋向于文化研究、语言过渡到话语等现象,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值得关注和探讨:

一、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理论

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结合可以追述到费尔迪南·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对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构建。索绪尔立足于将语言学创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为两大支柱构筑了其理论体系。他对语言的阐释,坚实地把语言置于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抽象术语之中,他对语言(1angue)与言语(parole)的界分使语言摆脱实证主义和个体行为的纠缠,成为可以客观把握的自在自为的研究对象。而共时性(synchrony)与历时性(diachrony)的区分则使语言学逃脱了历史学家的监护,语言学家关注的不仅仅是处于历史链条上一系列在形式上变化着的语言现象而应该研究“同一集体意识所感知的构成一个系统的共存要素间的关系”。索绪尔对语言与言语以及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区分引发了现代语言学研究的方法论的转向,即由对语言外部的、实证的、历时的、个别的考察转向了对语言内部的、结构的、共时的、整体的考察。索绪尔方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将语言界定为符号体系,任何符号都由能指(signfiier)和所指(signified)构成。索绪尔的符号只关心能指(声音意象)与所指(概念)之间的关系,而把现实和指涉物置于研究领域之外。语言符号的价值取决于语言中其它符号的同时共存3,即语言符号的价值体现于差异与关系之中。因此无论从构成符号的概念方面看,还是从物质方面的声音看,或者从作为整体的符号看,语言中只存在差异。差异意味着价值,价值来源于语言系统中不同成分之间的关系。索绪尔驱逐了意义把自己的语言学封闭在有限的语符之中,语言被视为一种形式而非实体,这是对传统语言观的根本变革。这样一种形式化使其在描述语言时走向极端,以至于形式化不再是工具而成了目的。

索绪尔为语言学确立的系统观念以及高度形式化的方法为20世纪整个人文科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范式,也为自此以来各种思想文化学术流派的相继问世提供了原初动力。文学研究也不例外。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结合,孕育出与传统文学研究截然不同理论与方法。

二、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结合

首先把索绪尔的语言观运用于文学研究的是俄国形式主义者。拒斥盛行于19世纪传统文学批评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和机械反映论,俄国形式主义者将文学视为独立自足的体系。在艺术的形式和内容关系上,他们看重后者,试图突显艺术的技巧性介入的能动性本质,这无疑暗合了索绪尔视语言为形式的观点。俄国形式主义者超越具体的文学作品,努力挖掘文学之为文学的一般通则,即所谓的“文学性”,而文学性来自文学的语言和结构,来自形式而非内容,文学批评应该从感觉形式开始,因此语言成为形式主义者研究的中心。

该学派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ViktorShklovskj)提出的“陌生化”原则具体体现了形式乃审美之目的。俄国形式主义者还直接将语言学的模式用于诗学研究。他们从语音学、语法学、音位学、语义学、节奏、格律、词汇等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地运用语言学方法分析文学,直接推动了语言学与文学的联姻。形式主义批评促进了现代西方文学批评的语言学转向。

与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平行并独立发展起来的英美新批评同样把文学研究的重心立足于作品本身,重视对文学作品的构成因素与构成方式的细致研究。深受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影响英美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韦勒克(Re Wellek)在其与沃伦(RobertPennWarren)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中将文学研究区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两大类型。在依次否定了文学研究与传记、心理、社会、思想和其他艺术研究之间的关系之后,韦勒克把文学研究的真正对象确定为文学的“内部因素”,完成了文学由外在研究进入内在研究的转折。在研究方法上,新批评派重视对单一作品的语义学分析,强调语言的多义性与含混性,突出语言的修辞功能。新批评的研究理论与实践给后起的结构主义文论以重要的启示,使结构主义文论家在对文学作言语与语言,所指与能指,叙事与话语等方面的研究有了继续拓展的基础。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以法国为中心的结构主义思潮使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在整个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得以最为广泛的贯彻。列维一斯特劳斯(ClandeLZwi—Strauss)将结构主义语言方法用于对亲属关系、图腾制度以及神话等非语言学材料的解释。就文学研究而言,其主要贡献在于神话学。列维一斯特劳斯将看似零乱的神话分割成一个个“神话素”,它们相互关联,形成一个完整而自足的结构系统。在神话的叙述中,各“神话素”如同语言单位在横向组合与纵向聚合两条轴上同时活动,从而形成千姿百态的故事。列维一斯特劳斯神话模式研究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范例,说明对于文学整体系统及作品结构的分析不仅可能而且是必要的。拉康(JacquesLaban)则将结构主义语言学纳入精神分析的领域,提出了无意识在结构上与语言及其相似的论断。他把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概念运用于精神分析学说,指出主体的意识正像是能指,而无意识层面就像是所指;由于总是要用能指来解释所指,能指背后的所指是不能轻易达到的。拉康借用并修改索绪尔的概念和运算法则,将精神分析学现代化,使之更适合于文学批评。叙事学是结构主义在文学批评中将自己理论运用得最有成效的一个领域。普罗普(VladimirPropp)对俄国民间故事的归纳直接启发了格雷马斯(AlgirdasGreimas)的《结构语义学》和托多洛夫(TzvetanTordorov)的《(十日谈)的语法》二者都试图从故事中发现叙事的“语法”,总结叙事结构的共同性,借助语言学模式来分析作品的结构模式。罗兰·巴特(RolandBanheS)的《符号学理论》则使索绪尔模式广泛地存在于形形的社会生活之中并为文化分析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式。他用一种符号学的方法去“阅读”大众文化,把各种活动和对象当作符号,当作意义得以传播的一种语言。巴特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索绪尔将一切人文科学统一在符号研究之中的雄心。在文学研究中,巴特强调了语言与文学的密切关系,认为语言是文学的生命,文学的全部内容都包括在书写活动之中,而不是在“思考”、“描写”、“叙述”、“感觉”之类的活动之中。其论著《写作的零度》进一步强调了由字词独立品质所带来的多种可能性和无趋向性。而字词即语言形式独立性的发现致使创作主体不再拥有支配和调遣字词的权力,后者通过其非连续性的组合,生产不确定意义的机制,宣布“作者已死”和一个语言自足封闭的狂欢世界的到来。巴特所说的“零度写作”吻合了结构主义倡导的无作者思想,无主体知识的认识,即以一种超越了个人的结构来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状况。巴特前期的文论思想深受结构主义的影响,将语言学模式和由语言学演变而来的符号学作为文学研究的基础。

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观对20世纪的文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语言学理论的介入拓宽了文学批评的领域,推进了文学理论的发展。但是由于过分强调语言形式,刻意追求语言学式的科学性,机械套用语言学模式来分析文学现象,从而切断了文学与现实,文学与作家和读者的联系,这种视文学为封闭而孤立自足的现象必然是片面的。20世纪后半叶随着文化批评理论以及新历史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历史与主体作为形式主义的对立面重新受到关注。在这种理论思潮下,语言不再是能以科学的法规的精确性加以研究的一个客体。语言必须被放到社会语境和社会活动中来理解。语言的社会实践性取代语言的形式成为文学与文化研究考察的对象。

三、从“语言"到“话语"

语言的社会实践性突出体现在它对社会现实的建构。语言不是对既存现实的被动反映,而是能动地生产意义,建构社会现实。然而语言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它自身并不能直接说明意义生产机制的运作,因为在一种文化中,意义常有赖于各种较大的分析单位——各种叙事、陈述、所有通过各种文本起作用的话语等。“‘语言’这个抽象概念,事实证明不足以说明某些意义在历史、政治与文化上的‘定型过程’,以及这些意义经由种种既定的言说、表述及特殊的制度化情景而不断进行的再生与流通过程。正是在这一点上,话语这个概念开始取代当下通行的这种无力而含糊的‘语言’概念。”于是话语逐渐代替了“语言”成为现代文学与文化批评的一个中心概念。

在著名的后结构主义者福柯(MichelFou.cault)看来,话语不单纯是一个语言学的概念,而是一个具有政治性维度的历史文化概念,在话语即历史所标示的客观性背后,具有某种鲜明的意识形态。任何社会中,话语的生产都会按照一定的程序而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传播。这其中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任何话语都是权力关系运作的产物。福柯的话语理论考察了话语在主体与客体塑造中的作用。主体既不是先验的、超然的,也不是一种支配性的力量,相反,它是通过自由的或是受支配的实践而被构造出来的。在话语场中的客体总是被话语所支配,处于被主体征服的地位。福柯对话语与权力的论述改变了人们对文学创作、文学史以及文学批评的认识。文学是一种话语,而且是一种掩藏着社会文化政治权力的话语。文学创作是权力话语的生产,作家掌握着某种话语权力。而文学史对作品的筛选以及对经典的界分,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力结构的投射,同时文学批评也参与了话语的再生产。因此“谁掌握话语生产的权力,谁掌握话语生产的技术,谁掌握话语生产督察系统”将是问题之关键。

福柯的话语理论将文本的概念扩大到了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社会文化的全部领域,是对形式主义文论和结构主义的突破。而话语本身又与意识形态、性别、种族等问题密切相关,因此话语理论对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文学批评流派有着极大的影响。

四、话语理论与文学批评

新历史主义主张在文化和历史的张力中研究文本,认为一切阅读都不仅是针对文学文本,而是包括了全部社会的、历史的、意识形态的内容。新历史主义考察文学如何诠释、介入被“历史化”的政治和文化的各个层面,二者又如何在互动中被建构。历史和文学一样是人为构造的产物,历史文本中事件的逻辑性和连续性,不过是历史学家所进行的一种类似于文学家编造故事的虚构活动的结果。“历史的文本性”否定了文学是历史的一面镜子,文学除了提供历史以某种叙述框架和编织技巧外,还参与着历史的建构。

女权主义批评通过话语分析,寻绎女性在文学中作为主体和客体是如何被呈现和塑造的以及男权社会的权力话语在文学中的运作踪迹。在男性中心文学中女性从来没有自己的主置,她们只能作为男性的附属、玩物。男性不断在文学中塑造出符合自身利益与要求的女性形象。同时女权主义批评家也力图通过挖掘被男性文学史所压抑、遗忘、湮没的女性作家的作品,从而将女性被男性话语遮蔽和覆盖的真实声音传达出来。

后殖民批评是在对殖民主义话语的批判、解构和颠覆中产生的一套与殖民主义针锋相对的话语。殖民主义话语一面弱化、贬抑、否定殖民地人民的文化历史意识,一方面宣扬、抬高西方宗主国的价值观念,通过这种精神异化来实现殖民统治的长久和稳固。后殖民文化理论家爱德华·赛义德(EdwardSaid)对东方主义观念的批判被视为后殖民批评的开始。其代表作《东方主义》分析了作为主体的西方如何对作为他者的东方进行文化想象和阐释,并揭示了殖民主义如何利用话语建构二元对立的模式来维护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后殖民批评通过对殖民文本的改写、反讽从而达到颠覆、瓦解殖民主义话语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