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文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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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词]亨利・詹姆斯 文化冲突 文化融合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2-0098-02
19世纪下半叶，美国虽然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领先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但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缺少历史和文化底蕴俨然成为其弊病。因此，如何在欧洲文化的笼罩和美国商业文化的熏陶之下构建一种理想的美国文化成为思想家和文学家的主要议题。作为一个长期旅欧的美国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受个人经历的影响，亨利・詹姆斯的作品围绕“国际主题”展开，描述了美国人和欧洲人交往的问题，进而探讨欧美文化之间的关系。对于他的“国际主题”及其体现的文化理想，评论界大多止于欧美文化的冲突，没有进一步探究和挖掘他理想中的文化构建，即如何解决这种冲突。虽然两种文化的冲突几乎在詹姆斯的每一个作品里都有体现，但他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比较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差异和优劣，而是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视角，通过这些冲突和对照，摸索出一条构建理想中的美国文化构建之路，即欧美文化的融合之路。
一、欧美文化的冲突
亨利・詹姆斯的作品大多描述了天真、直率的美国人带着对欧洲文化的向往进入欧洲，踏上了文化朝圣之旅，却遭遇圆滑、世故、奸诈的欧洲的冷眼和排挤导致的个人的悲剧。个人都是特定文化和社会的产物，两个民族的人的激烈冲突往往反映了两种文化和社会的激烈冲突。而文化之间的冲突“究其实质，是两种道德观念和社会风尚的冲突”（侯维瑞，1996），由此可见，文化间的冲突是具体表现在宏观的观念以及微观的社会风尚的。亨利・詹姆斯作品中的欧美文化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社交礼仪与行为规范间的冲突，以及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间的冲突。
由于欧洲与美国历史不同，因此形成的行为规范和礼仪也不同。欧洲历史悠久，等级制度一直存在，因此19世纪末的欧洲的等级观念仍然很强。处在金字塔顶尖的贵族和底部的平民百姓是没有接触的，而每个人也会根据自己所处的阶级调试自己的行为和对待他人的态度。与此相反，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每个人的背景都不同，但人们更愿意将他人看成与自己平起平坐的人，履行不同的社会责任，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这种社会构成打破了原有的等级制度和观念，使得美国社会更自由平等。因此这种对待等级的态度的不同，必然导致美国人和欧洲人在交往的过程中冲突不断。在《黛西米勒》中，作为美国社会的产物，黛西没有等级观念，带着仆人去欧洲旅居，与仆人同坐一桌吃饭。她不仅将仆人带去欧洲，也将美国的自由思想带去了欧洲。这一被黛西视为正常的举动却遭到了习惯欧洲生活的斯蒂洛太太的反感，认为她没有教养，粗鄙不堪。这种平等对待仆人的行为在欧洲是难以想象的。民族性格的不同也造成了欧美人的激烈冲突。美国人天性单纯、热爱自由、真诚直率、注重实用；而欧洲人与此相对，更注重礼节和形式，举止文雅，但世故圆滑，更传统保守，一切言行均将其他人作为模版。在《黛西米勒》中，这种民族性格和行为方式的冲突被刻画得淋漓尽致。黛西米勒是个文化象征性的人物，代表了大部分美国人，她“似乎过于大胆草率，全然不把旧欧洲大陆的清规戒律放在眼里，也没想过要向它们妥协”（周元晓，2009）。小说中温特伯恩是典型的欧洲人物形象，初见黛西的时候并没有搭讪，因为向未婚女子攀谈是不合适的。欧洲人传统保守，行为做事前总是考虑是否恰当，并且在意他人的看法。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黛西米勒认识温特伯尼的时候便热情交谈，甚至谈论家庭琐事。作为女性，她的热情率真远远超过欧洲男性，而这被斯蒂洛夫人厌恶和排斥，认为黛西是轻佻粗俗的、没有教养的。由此可见，欧美文化的冲突充斥在这些细微的礼节和行为准则里。
亨利・詹姆斯在将美国优点暴露的同时也将弱点展示给读者，那就是美国的精神匮乏。另一个欧美文化的冲突体现在欧洲高雅的精神文明和美国的物质主义中。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短暂的历史导致其缺少文化的传承和累积，而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财富的积累就能过上好生活，导致了美国举国上下追求财富，注重实用主义，但精神高度贫瘠匮乏。亨利・詹姆斯本人对此也有深刻认识。他在评论文章《论霍桑》中说道：“我们可以一一列举出那些在别的国家里存在的、高度发达的文明所具有的‘文物制度’，而它们在美国社会的生活中却难觅踪迹，直至我们会惊讶地想，美国到底还有些什么。”（James，1984）而他对美国社会这种精神贫瘠的态度在小说《黛西米勒》中也有体现。黛西米勒对欧洲一无所知，也没有兴趣了解。在参观古堡的时候，她只关心同伴的琐事，而不在意历史；在罗马时，她只享受聚会，却忽略了这座影响欧洲大陆文明的城市历史。《美国人》中的主人公纽曼，是美国主流实业家。他逛遍欧洲的博物馆、教堂、画廊，却只关心文化产品的商业价值，而对文化审美和欣赏上没有任何提高。小说中的代表人物都反映了美国文化精神匮乏、无知狭隘的状况，以及作者对此现状忧虑与不满的态度。
亨利・詹姆斯通过不同的作品刻画了不同的人物形象，将欧洲文化与美国文化大到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冲突，小到社交礼仪与行为规范两个方面的冲突做了详尽而细致的描绘，使读者更深刻和直观地体会欧美文化间的冲突。
二、欧美文化的融合
詹姆斯认识到了欧美文化的不同，但他并没有评判好坏优劣，不谴责也不赞同，而是分别从两种文化中挑出他欣赏的部分，融合构建成一个他理想的文化模型。他曾在给朋友的信中表达过他关于文化融合的想法：“我们可以以任何一个民族都能更自由地对待不属于我们自己的文明形式，我们可以采摘、挑选并消化吸收，简而言之，不管在哪里发现我们都可以认作自己的财产。……我觉得美国作家也可以表明世界上不同民族志趣和智力上的融合和综合不是不可能的，并且这种融合的状况会比我们所见到的成就更重要。”（亨利・詹姆，2005）这种文化融合在小说的结局中也有所体现。
小说《罗德里克・哈德森》用一位美国艺术家夭折的悲惨遭遇，揭示了美国人完全抛弃美国精神全盘接受欧洲文化却被边缘化面临身份危机的尴尬处境。小说中，哈德森一到罗马就急于抛弃自身的美国特质，全盘接受欧洲文化传统。他爱上了克里斯蒂娜・莱特，抛弃了美国的未婚妻玛丽・加兰。这两个女性形象都极具象征意味。克里斯蒂娜・莱特代表着欧洲高度发达的文明美和伴随而来的颓废。玛丽・加兰代表着美国清教传统，即极强的道德感和坚贞不渝的信念。哈德森抛弃了未婚妻意味着他抛弃了美国的道德感和勤奋耐劳的美德去迎合欧洲文化，最后迷失在欧洲的文明里。詹姆斯在这部作品里向读者表明这不是他理想中的美国人形象，构建美国文化的过程中不能完全摒弃美国特质。
小说《美国人》通过主人公纽曼的遭遇，揭示了坚持美国文化，不接受欧洲文化不是构建新的美国文化的途径。纽曼是典型的美国人，诙谐幽默、体魄健壮、慷慨大方、满目自信，缺少文化却充满道德意识。与哈德森不同，纽曼没有摒弃美国文化，而是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并一直坚持着美国的价值体系和民族特性。尽管他有强烈的道德意识，富有同情心，资助他认为的落难艺术大师，但他把三流画家错认为艺术大师的举动遭到鄙视和讥讽。他的价值观就是金钱至上，有了钱就拥有了一切，却对文化没有了解的欲望。这种缺乏对历史文化的体察和修养是不被欧洲人接受的。向贵族小姐求婚却被其家人挖苦嘲笑最后回到美国的悲惨结局向读者展示了作者的基本态度――拒绝接受欧洲文化的美国文化也不是他理想中的文化模样。
《一位女士的画像》中美国人的形象才是詹姆斯理想中的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与纽曼不同，主人公伊莎贝尔有着对知识的渴望，乐于感受欧洲文化。纽曼只是形式上逛逛画廊等文化场所，但思考更多的是商业价值。他与欧洲文化的关系是很紧张的。而伊莎贝尔与欧洲文化的关系却是非常和谐的。她走遍各个博物馆和画廊，用心欣赏着艺术品并享受这一切，积极地吸收着欧洲文化的养分。但与哈德森的全盘接受欧洲文化抛弃美国文化不同，她对两种文化的态度更理性、客观。她对梅尔夫人的转变曾评价，“她已经变得太柔顺圆滑，太纯熟，太高雅了”（亨利・詹姆斯，1984）。这个“太”字就体现了以萨贝尔的态度――不过分接受吸取欧洲文化。在保留她作为美国人热情乐观、敢于冒险、追求自由的特质的同时，适度接受欧洲文化。而伊莎贝尔最后发现丈夫的阴谋后，并没有选择逃避，而是选择回到丈夫的身边，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她展示了融合了欧美文化的理想美国人，吸收了欧洲的文化精髓，同时具有美国民族的热情与活力，勇于承担、敢于牺牲、追求文化、成熟优雅。而这正是作者詹姆斯通过塑造人物形象的塑造和结局的设计向读者展示的理想的美国人和美国文化。
三、结语
作为长期旅外的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在系列国际题材的小说中一直在构建美国人和美国文化。欧洲文化在这个构建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詹姆斯挑出本土文化的羁绊，将欧洲文化作为丰富的资源，通过消化吸收欧洲文化来构建美国文化。异质文化不再是威胁而受排斥，而是作为一种正面的因素被积极地利用和吸收，即保留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也为这种深沉的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力和生机。
【参考文献】
[1]James，Henry.Hawthorne[M].New York： 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Inc，1984.
[2]亨利・詹姆斯.一位女士的画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3]亨利・詹姆斯.美国景象[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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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人数 考试科目 参考书目 备注 008 文学院(电话:89683067、89683519) 147 文学院所有专业均不接受单独考试。 135102戏剧 30 01 舞台剧与影视剧写作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623 艺术基础（戏剧影视文学）④902 剧本写作 复试科目:0810 创意与编导
《戏剧艺术十五讲》董健、马俊山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专业学位，学制3年。联系电话：89686486。 02 舞台剧编导 03 影视剧编导 04 演出管理 130300戏剧与影视学 6 01 戏剧戏曲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6 戏剧与电影基础（含戏剧与电影理论、中国戏剧、外国戏剧、中国电影、外国电影）④978 评论写作 复试科目:0809 戏剧与影视专题 参看“南京大学戏剧影视研究所”网站“招生与培养”栏（njuxy.cn/student.htm） 本专业为江苏省重点学科。在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电影学 03 电视艺术学 050108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01 欧美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7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西方文论 03 中外文学关系 050106中国现当代文学 01 现代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6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当代文学 050105中国古代文学 01 先唐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5 中国古代文学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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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莎士比亚与电影的“缘分”几乎和电影本身同步。根据不完全统计[1]，从1899到1926年间，欧美主要国家共出品约90部默片，包括了《哈姆莱特》、《威尼斯商人》等近20部莎士比亚戏剧作品。自1929年有声电影出现到2006年，上述地区共出产近70部莎士比亚电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被称为“莎士比亚电影黄金十年”的20世纪90年代，从1989年到2000年，仅英美两国就出产了近20部莎士比亚电影，其中1996年就有6部。21世纪以来，每年也有一两部新的莎士比亚电影问世。
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莎士比亚电影改编大多基本再现原作的内容，而近40年来的改编作品，则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呈现出十分丰富的变化，即使是旨在表现“原汁原味”的莎士比亚，改编者也会在细节上加入个人和时代的理解，从而使作品具有更强的时代感。如布拉纳（Kenneth Branagh）在《无事生非》（1993）中调动各种电影元素，不时以妙趣横生的视觉效果，预告着莎士比亚的这出“欢喜冤家”间浪漫情爱的故事，将在镜头中表现为一场“性别之战”；而帕西诺（Al Pacino）2004年的《威尼斯商人》则通过一系列细节，刻意把原作中基督徒安东尼与犹太人夏洛克之间的短暂的“口水仗”，强化成为威尼斯民众对犹太人的歧视和围攻，使人联想起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纳粹德国的遭遇。这一场景被认为是莎士比亚影片改编的经典镜头之一。
将莎士比亚当代化，让莎士比亚的故事情节发生在当代社会，让莎士比亚的人物穿上现代人的服装，似乎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莎士比亚电影改编的主流，但这不仅是“标新立异”的手段，而是在更深的层面反映了编导对当下社会和生活的思考，也体现了莎士比亚作为经典文学的普遍意义，而经典作品参与当代生活，实际上也是经典作品生命力的根本体现。例如2000年美国出品的《哈姆莱特》（阿尔莫雷达导演），将悲剧从丹麦搬到了纽约曼哈顿的“丹麦控股公司”，把当年宫廷里的猜忌、争夺、阴谋、仇杀，搬进了当代的跨国企业，通过莎士比亚和哈姆莱特，审视当今社会商业暗战中的道德沦丧，审视被滥用和误用的高科技成果（如秘密摄像、监听设备）等等，用当今社会天天在发生的事实印证“莎士比亚属于所有时代”那句话。相比较之下，我国的经典文学改编中，鲜有“当代化”的尝试，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典总离我们很远”的观念。究其原因，是在于那些经典作品本身的内在因素缺乏当代化可能，还是我们其实对那些经典的研究和认识还有待深化和丰富化，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自觉的莎士比亚电影改编研究[2] 起步相对虽晚，却在很短的时间里发展成为一个主要的、充满活力而且成果丰富的莎学分支，研究内容涉及莎士比亚电影改编史、莎士比亚电影改编综合研究、莎士比亚电影编导演研究、具体作品改编研究、改编理论研究等，而且每一时期的研究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下一时期的电影编导演员，以及学术研究。1968年的《默片莎士比亚：一部奇妙而内容丰富的历史》、1971年的《莎士比亚与电影》和1977年的《胶片上的莎士比亚》三部著作[3]，标志着莎士比亚电影正式进入学术视野。此后，《银幕上的莎士比亚：国际电影及录像片名录》、《银幕莎士比亚史》、《电影中的莎士比亚：从默片时代到“恋爱中的莎士比亚”》、《银幕上的莎士比亚》等综述及资料性著作相继问世，为我们描述了莎士比亚电影改编的整体图景，并提供了到2000年之前的比较完整的资料信息[4]。
学术研究方面的成果更呈现出向深和广两个维度的发展：分别出版于1997年和2003年的姐妹篇《电影莎士比亚：通过胶片、电视和录像普及剧作》和《电影莎士比亚：通过胶片、电视、录像和影碟普及剧作》[5]，研究了莎士比亚改编、以及这些改编作品的载体，在普及莎士比亚时发挥着什么样的特殊作用，研究的意义显然已超越了文学和艺术的范畴，进入到文化、娱乐和社会的领域，特别是这几个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文学指南系列，不仅在关于莎士比亚的两本指南（1986，2001）中辟有专门章节讨论莎士比亚的电影改编，还于2000年专门出了一本《剑桥文学指南：胶片上的莎士比亚》，而更早些，世界性莎士比亚出版物之一《莎士比亚年鉴》的1997年刊，就以《银幕上的哈姆莱特》为专题，对这部经典之经典的银幕历史和改编作品所体现的各种问题进行了研讨。1999年的《莎士比亚与占用》[6] 一书，更具理论思考的特点，该书的各个章节从改编学视角对莎士比亚改编和摹写的各种形式及成果进行深入独到的分析和评论，将莎士比亚电影研究与更广泛的改编研究联系了起来。此外，关于莎士比亚电影的改编技巧与实践经验总结、以及在高等院校教学中运用莎士比亚电影讲授莎士比亚等问题，也有不少的著述成果。至于我国的莎士比亚电影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成果有《视觉时代的莎士比亚》、《影像莎士比亚》等学术专著，以及散见于学术期刊的单篇论文，《文本与视觉的互动：英美文学电影改编的理论与应用》一书中，也有论述莎士比亚电影改编的内容[7]。
事实上，莎士比亚电影改编在一定程度上为身处经济和商业活动迅猛发展境况的文学经典的出路与机遇提供了有意义的启示。当前，社会和个人生活节奏前所未有地加快，“快餐文化”包括“快餐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时代的文化特征，但经典文学所传达的对人类生命、命运和生存境况的深刻思考、对社会和时代本质的揭示、对人类社会和生活发展的预示，又恰恰是当代所急需的。从另一方面看，经典文学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恰好是因为它们具有丰富的当下意义，能给当下的人们以启示、教益、滋养。经典中的精粹，不仅属于历史既往，也具有当代性和未来意义。正是在这一点上，莎士比亚电影改编及其相关的学术研究不仅证明经典文学与当代社会没有矛盾，我们完全可以借时代所能提供的各种技术和艺术支持，在更高层次上实现自身的当代意义和经典性，而且也向我们展示了严肃的、自觉的学术研究在推动和推广经典改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莎士比亚电影改编还提出了视觉艺术产品中文学经典改编的尺度问题，这同样是一个既有理论意义，更有实践意义的课题。围绕《红楼梦》的荧幕改编而起的争论决非个案。事实上，无论中外，经典文学的电影改编向来是学术界和艺术界争论不休、“公婆各有理”的问题。学术界往往指责艺术界“过度改编”，甚至是“恶搞”，是为艺术牺牲文学；反之，改编者又以电影艺术的特殊性和商品性为辩词，强调电影作为视觉艺术产品的特殊性。正是在这样的问题上，莎士比亚电影改编不仅能标示经典文学改编的“度”，更能说明并非所有看似“真实”的改编都体现了原作的“精华”，也并非所有看似“恶搞”的作品都是纯粹的胡闹。成败的关键在于改编者的文学修养、时代敏感度和艺术造诣。成功的经典改编，往往不仅能使经典文学大众化（通俗化），也能使大众更为接近经典文学所传达的情感、意境、品味，更愿意接近经典文学。
从更深一层的理论意义上看，目前在国际上正在逐步发展的“改编研究”（adaptation studies），正是在莎士比亚等经典文学改编的研究、以及电影研究等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出现的一门崭新的跨学科理论，它直接应对着视觉艺术产品对21世纪社会文化生活的前所未有的渗透和影响，直面这一视觉时代提出的各种挑战，并试图回答“文本与影视改编的关系究竟如何？文本产品与视觉产品的关系是什么？改编的原则与理念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8]。
改编研究初起时是“电影研究”（film studies）的一部分，20世纪60年代起进入欧美学术界，2000年以来，对各种类型改编的研究开始具有了自觉和系统性，改编研究或改编学开始进入国际学术视野。代表这一学科初起时主要成就的，是1985年的《电影与文学改编》，迄今国际上的改编学研究已成果斐然，主要著述包括：《小说/电影辩论再思考》、《文学与电影手册》、《电影中的文学：现实主义、魔幻及改编艺术》、《文学与电影：电影改编的理论与实践指南》、《改编理论》、《改编研究》和《改编研究与反改编研究》[9] 等等，剑桥文学指南系列也于2007年出版了《银幕上的文学》专集。与之相呼应，国际学术组织“文学与银幕改编研究学会”于2006年在英国成立并召开第一届年会，会议论文集《银幕上的文学》（Literature on Screen）成为学会的学术刊物。2008年第三届年会（荷兰）决定将学会更名为“改编研究学会”（Association of Adaptation Studies），学会刊物也更名为《改编研究》（Adaptation），主要发表各种影评与书评，包括从文本到银幕、银幕到文本的改编、大众及“经典”文学的改编、剧场及小说的银幕、电视、动画、音轨改编、文学作品银幕改编的产品问题和文学类型问题等。这一系列活动标志着改编研究或改编学正式成为新的领域，进入了国际学术研究的视野。
改编研究从本质上说跨越了文学与影视研究两个领域，主要关注文学文本视觉化叙事与表征方式，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文学文本的视觉化产品（电影、电视）、文学文本视觉化过程中的各种机制（文本如何被视觉化）、文学视觉产品与文学文本的比较、文学（特别是“经典文学”）视觉化改编的限度与合法性，等等。显然，这些理论思考要回答的问题，也正是我国的文学、艺术、甚至娱乐界急需认真思考和回答的。
在一定意义上，改编研究的主要课题目前仍然是对影视改编文学作品这一行为的讨论，以及对影视作品本身的研究。前者涉及文学作品是否可以或应该被搬上银幕，影视改编文学作品（特别是经典文学作品）对作品本身及人们的阅读习惯会产生何种影响，影视改编作品是否还能被称为文学，是否还值得将其作为“严肃的”学术研究对象，等等；后者则从各种角度切入影视改编作品，如改编在何种程度上“忠实于”或“偏离了”原文本，改编作品所体现的导演及演员对文本的阐释等，这就使改编研究与电影研究有了关联。但与电影研究不同的是，改编研究更为关注以胶片为载体、通过这样的技术和艺术改编而再现的文学作品，其叙事方式有何特征，改编体现了改编者什么样的阐释，这样的阐释与原文本关系如何，又在何种程度上体现着与时代、社会、文化、传统、文学、批评等之间的互文关系，等等。换句话说，它将影视作为文本来研究，而且，它不仅关注改编过程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更关注改编文本和改编过程的互文性，考虑在文本印刷符号向影片视觉符号转换时会产生的一系列互文问题：改编者的文学―文化―历史背景、改编活动发生时的历史―文化―技术背景、改编作品与原文本及文化―文学（批评）语境的关系等问题[10]。
值得注意的是，在主要欧美国家中，大众娱乐―民族文化―艺术创造―经典文学―理论研究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互动互补、相得益彰的关系。在大众娱乐和民族文化之间，经典文学作品的改编一方面为大众提供了高水平和高质量的娱乐内容，另一方面也凭借经典作品里感人的情节、深邃的思想、真切的情感、优美的场景，撒播经典作品的润物无声，将大众吸引到经典文学这一边，更用通俗的经典抵制庸俗。在艺术创造和文学经典之间，艺术创造不断（通过自己和他人的学术研究成果）从文学经典中寻找灵感和故事，文学经典也因为丰富多彩的艺术产品形象而更为大众喜闻乐见，更因为与艺术产品相关的文化活动而对文学经典产生了兴趣[11]。在艺术作品和理论研究之间，艺术创新的来源往往得益于艺术、文学、社会学、哲学等方面的理论研究，而理论研究的创新和发展，也离不开不断更新的艺术创造为它提供新的思路和课题。正是在这样一种多学科多层面的良性互动中，欧美文学经典成为文学和艺术创新不竭的源泉，文学经典不仅活在历史，更活在当下，从而形成欧美文化传统和当代的核心内容。
反观自身，我们有很长的很灿烂的经典文学传统，我们也有比较悠长和有一定成绩的经典文学改编实践的历史，但我们相对缺乏的，是对这一传统和实践的理论思考，缺乏对这一现象的学术研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们讨论的层面，也限制了这样的讨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限制了通过学术讨论使艺术创作从本能向自觉的转变。当然，在这方面，国内已经有学者开始注意到了改编研究这一新的理论视角，并在学术刊物和报纸上发表了有关的文章。但总体来说，还缺乏后续和团队，尚未引起相关的艺术和文学领域的广泛重视。因此，了解和研究国际上正在发展的改编学理论，回顾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欧美经典文学改编的历史发展，研究欧美经典文学改编的案例，其意义不仅在于我们可以将他山之石攻本地之玉，通过文学艺术研究者、艺术产品创造者之间的合作和努力，使我们的经典文学改编产生质的提升，而且还能使中国的传统经典文学和文化更好地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在全球化时代里更加彰显自己独特的价值和魅力。
注释：
[1]本文的数据统计只包括以莎士比亚原作品名称出现的大银幕影片。详细情况请参见下列著作中的有关附表：Rothwell, Kenneth S. A History of Shakespeare on Scre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Jackson, Russell.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hakespeare on Fil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张冲、张琼著：《视觉时代的莎士比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2]这里未将莎士比亚电影公映后的影评考虑在内。
[3]Ball, Robert Hamilton. Shakespeare on Silent Film: A Strange Eventful Histor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68. Manvell, Roger. Shakespeare and the Film. London: Praeger, 1971. Jorgens, Jack. Shakespeare on Fil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7.
[4]Rothwell, Kenneth S. & Melzer, Annabelle Henkin. (eds.). Shakespeare on Screen: An International Filmography and Videography. London: Mansell, 1990. Rothwell, Kenneth S. A History of Shakespeare on Scre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Brode, Douglas. Shakespeare in the Movies: From the Silent Era to Shakespeare in Lo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Rosenthal, Daniel. Shakespeare on Screen. London: Hamlyn, 2001.
[5]Boose, Lynda & Richard Burt. (eds.). Shakespeare, the Movie: Popularizing the Plays on Film, TV and Video.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Shakespeare, the Movie, II: Popularizing the Plays on Film, TV, Video and DV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6]Desmet, Christy & Sawyer, Robert. (eds.). Shakespeare and Appropri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7] 张冲、张琼合著：《视觉时代的莎士比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吴辉著：《影像莎士比亚》，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张冲主编：《文本与视觉的互动：英美文学电影改编的理论与应用》，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8]见张琼：“从文本述说的时代到述说文本的时代――论改编研究的跨学科视野”，《国外文学》2009年第4期第40页。
[9] 《电影与文学改编》（L’adaptation cinématique et litérature，法语中译本，2005年）、Kamilla Elliott：Rethinking the Novel/Film Debate（2003）、Robert Stam：A Companion to Literature and Film（2004）、Robert Stam：Literature through Film: Realism, Magic, and the Art of Adaptation（2005）、Robert Stam：Literature and Film: A Guid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ilm Adaptation（2005）、Linda Hutcheon：A Theory of Adaptation（2006）、Julie Sanders：Adaptation（2006）、Thomas Leitch：Adapt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2007）。
[10]参见张琼：《改编学与改编研究：语境・理论・应用》，《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3期。
篇5
关键词：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创作与翻译
在欧美人文学术领地,华裔学界、比较文学界与汉学界这三个术语总是在相关的意义指称上交互在一起,诱惑着人们瞩目在此空间中崛起的那些出类拔萃之辈。美国人文学界有“东夏西刘”之美称,“东夏”是指美国东海岸哥伦比亚大学的华裔学者夏志清,“西刘”是指美国西海岸斯坦福大学的华裔学者刘若愚。“西流”的不幸早逝，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的震惊。刘邵铭在悼文中说:“国人在英美学界替中国文学拓荒的有两大前辈：小说是夏志清，诗词是刘若愚。”[1]刘若愚具有深厚的汉学功底,同时精通西方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他通过兼采中西两种文学批评的特长,创造出理解与阐释中国文学思想的系统理论。他有关中国文学研究的主要著述有八种(《中国诗学》1962,《中国之侠》1967,《李商隐的诗》1969,《北宋六大词家》1974,《中国文学理论》1975,《中国文学艺术精华》1979,《语际批评家:阐释中国诗歌》1982,《语言・悖论・诗学:一种中国观》1988),这些著作总结归纳他的理论思考,是他融会贯通中西文学批评主张的具体实践,他的多种著作被列为西方汉学的必读书。除了理论专著外,刘若愚还有大量的中国文学研究论文和中国古典诗词的英译作品。本文主要论述其生活经历及其影响下的创作与翻译。
一、生活经历与学术要求
自1961来到美国，赴美国夏威夷大学任教，辗转匹兹堡大学、芝加哥大学，至1967年转到斯坦福大学，刘若愚身上发生了两个方面的显著变化：
第一，在生活上，刘若愚需要将他所操的标准英式英语改成美式英语。刘若愚初到美国的前几年，在各大学间辗转谋职，艰辛备尝。
第二，在学术研究上，刘若愚从此只用英语，而且不再用中文写作论文和专注。刘曾对此作出解释：“这不是说我不能用中文写，只不过是我没有时间把用英语写的一切再用中文写一遍。另外我绝大多数作品都是特意为西方读者写的。除了我现在喜欢用文言文写的诗歌外，我对使用哪种语言，中文还是英文，已经觉得无所谓。”[2]对于刘若愚的解释，刘邵铭表示不满意，他说：“刘若愚说没时间虽然不能说强词夺理，但不是好的借口。人的聪明才智有异，可说是上天的偏心，但在时间上绝对公平；每人都有二十四小时。真正的理由是刘若愚做了美国的过河卒子，生性要强，也只有不断出版英文著作才能出人头地。做了罗马人，就守罗马风俗。英美大学的中文系，我尚未听说有一家开明到可以用中文著作论贡献的。刘若愚考了一个英国的硕士学位，可以由夏威夷、匹兹堡、芝加哥，辗转到史丹福大学，靠的就是自己七本英文书。这七本书，既然是为西方读者写的，今后也只有在英美大学写论文的人，偶尔到图书馆尘封的架上取阅。如果他能看开点，就不会做了别人价值系统的努力。”刘邵铭对刘若愚不用中文著述单单从功利的目的来理解，虽说也言之成理，但毕竟不是全部的也不是最重要的理由，李鸥梵便对此提出反驳：“既然刘先生以比较文学为方法，世界性的体系为依归，我认为他用英文写作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并不完全赞成两位好友的看法：认为中国人应该用中文写作。”[3]
二、《中国文学理论》的批评与评价
在刘若愚群星闪烁的论著中,鉴于翻译成中文的时间不一，最为国内读者熟悉的是《中国文学理论》和《中国诗学》。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主要研究中国的传统与文论,他结合形而上理论、决定理论、表现理论、技巧理论、审美理论和实用理论等西方文学理论方法来挖掘中国文学理论的价值,为中国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成为中西比较诗学的一部里程碑式著作。
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被当作比较文学典范之作,在书中,作者主要运用艾伯拉姆斯文学四要素的框架,把中国文学理论分成所谓的六种理论,即形而上的、决定的、表现的、技巧的、审美的和实用的理论。中国文论被他运用西方文论话语进行了切割。这种切割,使得刘若愚对中国的文学理论进行了西方式的条分缕析,这对于在西方文化语境下成长的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学理论是有帮助的。但是,这种切割也有坏处,那就是被切割后的中国文学理论与中国文学理论本来的面目有了很大的出入。在西方话语的叙述中,中国文学理论被误读了。例如,刘若愚写道:“刘勰的巨著《文心雕龙》考虑到了艺术过程的全部四个阶段,包容了中国文学批评里所有全部六种理论中除决定论以外的五种理论的因素。” 也就是说,《文心雕龙》中不包含决定性理论因素。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文心雕龙.时序》中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讲的就是文学与社会状况、时代政治等等的密切关系,这与文学决定论是相通的。所在西方文学理论话语的言说方式之下,中国的文学理论只成为解释西方文论的材料和注脚,中国文学理论只是证明了其理论框架的正确性――在需要被证明的时候就能够在西方文学中出场,不需要的时候就被悬置起来。刘若愚把整个中国文学理论切割以后介绍给西方,从某种意义上说,使西方人雾中看花,朦朦胧胧地对中国文论有一定的了解,这对于介绍与传播中国文学理论和中国文化有一定的用处。但是不可否认,刘若愚此举也是典型的“失语”例证。
刘若愚对中国传统文论的评述，需要后来学者的订正或补充。但我们对其分析方法及其构建的理论体系基本上持肯定态度，而不应该是全盘否定态度的。因为这不仅是西方汉学界的选择之一，而且刘若愚自己的定位是“语际批评家”，而不是“以西释中”，定位的不妥会导致曲解刘若愚的批评立场和他在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苦心。
三、创作与翻译
关于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等著作,阅读英语读本与汉译读本会导致完全两种不同的学术感觉及其评价。怎样评价刘若愚？是评价英文读本中的刘若愚还是汉译读本中的刘若愚？这都是关于研究刘若愚给出我们自己的评价时,应该考的问题。用刘若愚自已的话来说,不管是否愿意,用英文写作这一事实本身就使语际批评家成为比较主义者。
比较文学者对翻译所展开的研究与相当一部分传统意义上的翻译研究其实并不完全相同，在某些方面甚至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其实质是一种文学研究，它并不局限于某些语言现象的理解与表达，也不参与评论其优劣，它把翻译中涉及的语言现象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加以考察，把任何单个翻译行为的结果都作为一个既成事实加以接受，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它对文学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的研究和分析。因此，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就摆脱了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判断，显得较为超脱，视野也更为开阔，更富审美成分。当然，与此相应的是，它也就缺乏对外语教学和具体翻译实践的指导意义。譬如比较文学对误译的研究，对庞德英译唐诗的研究等。庞德的英译唐诗充满误译，许多句子的英文文法都不通，对一般的外语教学和翻译自然不足为法，但庞德的英译唐诗却引发了20世纪美国的一场新诗运动，具有明显的文学史上的意义。[4]
罗伯特・弗兰斯有句名言，说诗歌将要在翻译中消失。应该理解为没有哪一种诗歌的翻译可以成为原诗的再现，甚至即使是一个成功的翻译，将与原诗有所不同。刘若愚认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每一个译者都面临着“直译”与“意译”之间永远的进退维谷。绝对忠实于原文的翻译不仅不受欢迎，而且有时也是不可能的。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精髓被汉语思维及汉语书写的体验性与体语藏得深不可测,几乎中国传统诗学的精妙完全肃穆在其中不可凭借逻辑与思辨出场,怎样用英语来使其在学术表达通畅地流淌?刘若愚教授的学术角色是复杂的,谁来评判及怎样评判刘若愚教授及其比较文学研究的诸种读本?这是当下国内汉语学界应该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2]刘绍铭：《孤鹤随云散――道刘若愚先生》[J].中国时报 (台北),1986年7期.
[3]李鸥梵：《我的盲点和偏见――纪念刘若愚先生》[J].中国时报(台北)1987年5期.
[4]谢天振：《启迪与冲击――论翻译研究的最新进展与比较文学的学科困惑》[J].中国比较文学2010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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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一、我国通识化教育的总体现状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高校的通识教育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分别是自我探索的萌芽阶段(1987~1994);引进借鉴的起步阶段(1995~2001);反思改进的提升阶段(2002~2006)(苗文利,2007)。1999年教育部在32所高校开展“文化素质教育课程”试点。进入21世纪后,国内若干高校相继构架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如:北京大学(2001年)、清华大学(2003年)、复旦大学(2005年)、浙江大学(2006年)、中山大学(2009年)等。一些关于通识教育的专家论坛、学术研讨会也相继开展。
二、《基础英语》课通识化教育的必要性
中国高校目前的外语专业通识教育分为三种,第一种以复旦大学为代表,彻底改变以往外语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外语专业新生入学后,与其他专业学生一样,先进入复旦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通识教育,学习包括综合教育、文理基础、专业基础等三大板块的课程,也就是接受文理综合的素质教育。从二年级起,学生选择具体的专业,进而开始专业学习阶段,即“一年通识教育+三年专业教育”的“1+3”模式。第二种以北京大学为代表,这些学校的外语专业并不进行上述学校那样彻底的通识教育,而只是选修一定学分的通识教育课程,如哲学与政治、经管与法律、历史与文化等人文社科与艺术知识课,实用统计方法、物理学导论、现代生物学导论,计算机文化基础等自然科学与技术知识。第三种以北京外国语大学为代表,这些学校开设统一的通识课程,如中国与世界、《周易》与中华审美文化、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等,外语专业学生必须选修一定数量的上述课程。
总的说来,现在的中国外语专业通识教育多是以开设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几大模块的课程并实施大班授课与小班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以开阔为学生的视野和增加学生的人文体验为目的,以提高其辨析能力和创新能力为主旨。
以沈阳建筑大学为代表的理工类院校不具备上述大学大规模开展通识教育的条件,因此以《基础英语》——英语专业中课时最多的专业基础课——为突破口,尝试从教材、教学方式、教学过程、教学测试等多角度开展通识教育,是一条既符合这类院校客观条件,又能满足时代要求的新途径。
三、《基础英语》课通识化教育的方法
1.彻底进行课程改革,尤其是教材改革和测试改革
《基础英语》课不再单独地使用某一种教材,而是在通用教材的基础上编写补充的通识化教育材料。该材料必须涵盖以下三方面内容:第一,提供适量的英语技能训练,一方面与此前的中学英语教学接轨;另一方面进一步夯实英语语言基本功。第二,包含语言学、文学、欧美文化、哲学、社会学、逻辑、修辞等人文科学领域的文章。这类材料既能传授通识知识,也向学生提供重要的英语学习渠道。第三,文章后提供课外参考书目,该书目不再仅仅围绕文学作品来进行,而是涉及上述所提到的多个人文学科领域,以扩大学生的阅读视野。第四,提供各个人文学科领域中的经典背诵文章,要求学生背诵。
2.改革教学方法
现在的学生有个性、有思想,如果一味地像以前一样按部就班地以老师为核心进行授课行不通了。他们渴望更加丰富多彩、更具有挑战性的课堂和学习过程。针对这样的学生,教师们不妨让他们直接参与到授课的全部环节中。不论是教材的增删、课前预习内容的选择、课堂的授课方式,还是课后复习内容的确定、考试的方式和内容等,都可以通过老师和学生一起讨论沟通后确定。这样的过程能够让学生清楚地明白,为什么要学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学。当然,所有的讨论都是在老师的指导下,以广泛的阅读和积极的讨论为基础来进行的。此为教学方法改革之一,具体实施需要学校的支持和信任。其次,要注重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如词典的选择和使用、资料编辑和查找的能力等,使学生不再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分析和解决学习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3.改变测试方式
除传统的卷面测试、论文写作、个人陈述外,可以增设课外测试内容。即便是课内测试在形式上也可以创新。作业可以这样改革:在学生中开展优秀作文示范活动,将写得好的作文筛选出来,装订成册,在班级内部发行;给学生以展示自我的机会。个人陈述可以这样做:每人准备三分钟自我介绍,并录制下来,使得学生对自己的发音及演讲表现有更好的理解。
4.课外环节增设辩论和表演,要求学生必须参加
组织模拟演讲比赛。由学生自己选题,自己当评委,组成大赛组委会,扮演参赛选手和观众,让没有参加过大赛的学生,感受到了真正的演讲比赛,得到了锻炼的机会。组织英文辩论赛。每名学生都参加辩论,层层筛选出最好的辩手,参加最后一轮辩论活动,并把过程记录下来,供学生日后观摩学习。
英语专业《基础英语》课通识化教育模式能平衡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之间的关系。在对英语专业学生进行通识教育同时,保证其语言技能水平不下降,将语言技能融合到通识教育课程中,以达到“语言技能课程知识化,知识课程技能化”的目的。服务于教学实践,不搞花架子,不搞面子工程,实实在在地提高《基础英语》的教学质量,从而既健全了学生的人格又培养了创新型英语人才。
参考文献:
1.苗文利,《中国大学通识教育二十年的发展现状及理性省察作者》[J],《大学教育科学》
2.郑双涛,《非重点高校大学英语通识教育改革模式探析》[J],《中国电力教育》
篇7
梅树美（1982.2-），女，黑龙江省，毕业于大连外国语学院，硕士学位，现任哈尔滨理工大学荣成学院英语教师，从教4年，讲师，研究方向：西方戏剧。
王丽恒（1985-），女，辽宁锦州，毕业于重庆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现任哈尔滨理工大学荣成学院教师，助教，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摘 要：比较文学中的主题学探索的是相同主题在不同时代以及不同作家手中的处理，母题研究与主题研究均属于主题学研究的范畴。本文以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拜伦的《普罗米修斯》、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为研究对象，从主题学中的母题与主题角度将三部作品对比一二。
关键词：主题学；普罗米修斯；母题；主题
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作为希腊神话中最有影响力的传说之一，向来为诸多西方学者津津乐道。英国诗坛巨匠拜伦、雪莱分别写出诗歌《普罗米修斯》与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据考证，后世许多名家学者创作的以普罗米修斯为主题的作品大都源自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的三联剧之一――《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本文以上述三部作品为研究对象，尝试性的从主题学角度对比其异同之处，旨在为普罗米修斯这一文学形象于比较领域内的研究拓宽思路。
一、母题研究
主题学中的母题，通常是指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人类的基本行为、精神现象以及人类关于周围世界的概念，诸如生、死、离、别，喜、怒、哀、乐，时间，空间，季节，海洋，山脉，黑夜，等等。可以这么说，“作品中不能再分解的组成部分，称作母题”。例如作品中出现的“欢乐”与“悲伤”（人物感情）、“生存”与“死亡”（人物行为）、“骄傲”与“嫉妒”（人物心态），乃至有些人物本身也可以上升为母题。母题不具有任何主观色彩，没有倾向性，不提出任何问题，它只有在经过了作者的处理以后，才具有一定的褒贬意义，显示出一定的态度立场，而这种体现褒贬意义和立场态度的母题也就随之上升为主题了。因此，每一步作品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主题，但其蕴含的母题却总是那么几个：爱与恨，生与死，聚散离合，喜怒哀乐等等。
1.行为母题――“盗火”
埃斯库罗斯的悲剧里一个不容无视的母题即是“盗火”。普罗米修斯出于对人类的体恤与怜悯，盗取火种，惹怒了宙斯，招致残酷惩罚。这一段情节在剧的第一场由歌队与普罗米修斯的对话引出：
歌队长 告诉我们，为了什么过失，宙斯把你捉起来，这样不尊重你，狠狠地侮辱你？
普罗米修斯 我把火也给了他们。
歌队长 怎么？朝生暮死的人类也有了熊熊的火吗？
普罗米修斯 是啊；他们可以用火学会许多技艺。
歌队长 是不是为了这样的罪，宙斯才――
普罗米修斯 才迫害我，不让我摆脱苦难。
除火种外，普罗米修斯对人类的贡献不胜枚举，他把希望放在人们心里，发明了数学，创造了字母，教人类配制药物，为他们圆梦解梦，用主人公自己的话说：“人类的一切技艺都是普罗米修斯传授的”。这一“盗火”母题背后蕴藏的就是后世作家普遍歌颂的主题：普罗米修斯甘愿成为维护人类利益的殉道者。
“盗火”这一母题在拜伦的诗中未在字面提及，但诗的开头直接写到普罗米修斯对待人类的态度有别于其他神座：“巨人！在你不朽的眼睛看来/人寰所受的苦痛/是种种可悲的事情/并不该为诸神蔑视、不睬；”作者用这样的表述开门见山的揭示了普罗米修斯受难的原因――帮助人类，与众神为敌。这实际上与埃斯库罗斯剧中的“盗火”母题如出一辙。只不过由于创作体裁的不同，诗歌难以像戏剧一般具体。拜伦用简短精辟的风格替代了戏剧中大段的陈述，其产生的效果与埃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皆是表现普罗米修斯如何给予人类恩赐，如何为维护人类利益而牺牲自我。
而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更是以壮阔瑰丽的诗句赞扬了这位守护人类的提坦神。该剧中“盗火”的母题出现在第二幕，由普罗米修斯的恋人阿西娅道出：“然后，普罗米修斯又在花草间唤醒了希望，并向人类的心灵中注入爱情，使他们分而又合，还驯服了火，并带给人类。他还带给人类钢铁和金银，深山和大海底下的奇珍、异宝。给了人类思想和语言，创造了法律，科学。音乐，使人类有了灵性，能创造奇迹。”由此可见，雪莱在这一段的表述遵从了埃斯库罗斯的原作。
2.人物母题――“宙斯”
几部作品中另一个吸引笔者的母题是“宙斯”，他属于人物母题的范畴。在埃斯库罗斯的悲剧里，天神宙斯从头至尾并无出现，种种对他的控诉皆出自他人之口。最先在剧中露出不满情绪的是宙斯的儿子，火神赫菲斯托斯。授命于父亲，却心觉不公，他在一开场就表现出不情愿：“我却不忍心把同族的神强行绑在寒风凛冽的峡谷边上。可是我又不得不打起精神来做这件事；因为漠视父亲的命令是要受惩罚的。”当威力神催促他给普罗米修斯戴上镣铐时，他甚至开始痛恨自己的力量：“我真恨我这门手艺！…但愿这技艺落到别人手上。”最后，几经心里周折的赫菲斯托斯将普罗米修斯紧紧钉在崖石之上时，终于忍不住哀叹道：“哎呀，普罗米修斯，我为你的痛苦而悲叹。…你看，一幅多么悲惨的景象！”通过宙斯儿子的不忍，作者巧妙的烘托出宙斯的残忍，开篇便使读者对普罗米修斯的同情感油然而生。继火神后另一队表示不满的是贯穿整场的歌队仙女，她们是河神奥克阿诺斯的众女儿。当看到被钉于悬崖之上的普罗米修斯受尽折磨的时候，仙女们不禁泪眼朦胧的指责宙斯：“奥林波斯现在归新的舵手们领导；旧日的巨神们已经无影无踪；宙斯滥用新的法令，专制横行。……”从这一段犀利的控诉，我们不难看到，虽然宙斯不曾在剧中出现过一次，他的性格特点，残暴专制的形象却早已深入读者的心，令人不得不佩服埃斯库罗斯的匠心独具。该剧的第三场出现了另一位角色――伊娥，他因为宙斯的垂青与赫拉的嫉妒受尽磨难。伊娥的境地如此悲惨，以至歌队听了她的遭遇浑身颤栗的感叹道：“啊，命运女神们，愿你们不至于看见我成为宙斯的同床的妻子，愿我不至于嫁给天上的新郎；因为我看见伊娥，那憎恨丈夫的女子，受尽苦难，被赫拉逼迫，到处漂泊，我心里很害怕。”有了伊娥的控诉，天神专横跋扈、任意妄为的个性体现的更加淋漓尽致。
拜伦的诗行里也未曾提及宙斯的名字，他采用了一系列修辞方式发起了讽刺。“那木然无情的上天，那‘命运’的耳聋的王座，那至高的‘憎恨’的原则（它为了游戏创造出一切，然后又把造物一一毁灭），甚至不给你死的幸福；‘永恒’――这最不幸的天赋是你的”。在短短几行诗句里，作者用拟人的写法将“上天”这一自然事物赋予了“木然无情”的情感；用“耳聋的王座”代替宙斯本人，这是诗歌修辞中的换喻手法；“命运”、“憎恨”则是用了希腊神话里的典故；“永恒――这最不幸的天赋”，似乎是一个反语，暗指原本美好的、人人都想得到的“永恒”对于受难的普罗米修斯而言却是最不幸的，因为他得到的“永恒”是宙斯给予的永无止境的惩罚。拜伦不愧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以鞭辟入里的诗句，匠心独运的构思，恰到好处的修辞，巧妙的勾勒出傲慢跋扈，冷酷无情的天神形象，使“宙斯”这一人物母题无比鲜明的呈现在读者面前。
二、主题研究
西方文学中的主题人物所表现的主题经常是多变的，有些时候同一个主题人物竟然会被赋予截然相反的个性和主题。
埃斯库罗斯的作品对雪莱的影响很大，剧中普罗米修斯爱护人类、不屈服于暴力权威的反抗精神是两部作品共通的主题。
然而雪莱说过：“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设想朱庇特（即宙斯）和他的受害者之间实现了和解，代价是向他透露了一个秘密，……如果我按照这种模式构建我的故事情节，我的全部作为最多也就不过是恢复失传已久的埃斯库罗斯那个剧本；……但事实上，我对那样一种软弱的结局――让人类利益的维护者和人类的压迫者言归于好的结局――非常反感。”因此，雪莱在诗剧的第三幕安排了宙斯被自己儿子的结局，使这部作品呈现出崭新的意义，从而形成了两部作品在主题上的差异。
雪莱的剧中有一明显区别于埃剧的主题――“爱”的力量，体现在普罗米修斯的恋人阿西娅身上。阿西娅是爱的源泉，没有她，普罗米修斯的力量会受到抑制。在诗剧第二幕的尾声，阿西娅显出本相，化身为爱的使者。她对潘提亚说：“一切爱都是甜蜜的/不管是人爱你或是你爱人/它像光明一样的普遍，它那亲切的声音从不叫人厌倦。它使爬虫和上帝变得一律平等……”在爱的感召下，冥府里唯一能战胜宙斯的狄摩高根乘着时辰的马车冲上天空，了暴君的王座。通过代表爱的少女阿西娅，雪莱的道德标准在此得以体现：普遍的、永恒的爱是化解仇恨、拯救世界的良药。爱是解决世间纷争的惟一有力武器，爱使一切变得美丽、高尚、灿烂。诗剧的结尾普天同庆新时代的到来更彰显了这一“爱”的主题。
三、结语
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写道：“普罗米修斯是哲学历书上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从埃斯库罗斯笔下盗火受难的殉道者，到拜伦诗中反叛的救世英雄，再到雪莱剧中吹响胜利号角的光辉形象，“普罗米修斯”已经上升为一种特定的文学形象，一个人物母题，经久不衰的扎根于广大学者、读者的心里，而不断重生、演变乃至升华的普罗米修斯也给人们留下了无限的探讨空间。普罗米修斯是写不尽的，正如文学的魅力永无止境，希望文学的力量如带来火种的普罗米修斯一样，照亮人的心灵。（作者单位：哈尔滨理工大学荣成学院）
参考文献
[1] 陈，孙景尧，谢天振.比较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4.
[2] [古希腊]埃斯库罗斯等著，罗念生等译.古希腊戏剧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3] 陈鹤鸣.写不尽的普罗米修斯[J].外国文学评论.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1988.
[4] 王守仁.论雪莱的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的“必然性”思想[J].欧美文学论丛，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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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特征越来越突出。英语作为一门国际通用的语言，承载着它的文化，正猛烈地冲击着中国的传统文化。本文在分析我国高职英语教学中缺失中国传统文化渗透的现状和原因的基础上，论述了高职英语教学中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渗透的重要性，并探讨了一些在高职英语教学中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的途径和方法。
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英语作为一门交流工具的霸主地位越来越明显。在中国，现在的小学甚至幼儿园都设置了英语课程并聘请了英语教师;形形的各种考试中，英语几乎成为必考科目。在过去，中国的英语教学强调英语语言能力的培养，现在强调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强调英美文化的导人，即现在很流行的说法:实现英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在祖国改革开放日益深化的新形势下，英语作为一门语言，与其文化密不可分的关系，使得英语国家的文化成为现今英语教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与此同时，我国的传统文化却被越来越多的学生所遗忘。作为一名高职英语教师，为此我深感担忧。
1.商职英语教学中缺失中国传统文化渗透的现状
中国的学生由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英语，老师在课堂上不断地传授英美文化知识和社会通过各种渠道宣传英美文化，使得他们对英语国家的文化了解越来越多。久而久之，很多学生对英美文化产生了一种盲目崇拜的倾向。走进大学校园，你能看见有些学生染起了黄头发，若和他们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样的古训，他们大都嗤之以鼻;有些学生给自己起了英文名字，并以此为荣，若问他们中国的百家姓大概有多少个，前十名的姓氏主要有哪些，他们没有几个能完整答上来。
另外，近些年来随着因特网的迅猛发展，大量的欧美影视作品涌人中国，使中国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一些学生越来越肯定地认为人是自私的，形成了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从个人利益出发的为人处事态度，从而导致了与同学、老师关系淡漠，团队合作意识不强，，考试作弊、骗取奖学金等不良现象也时有耳闻;一些学生把金钱看得越来越重，认为人活着就是为了有更多的钱，为了享受，结果有些学生把家长给的报名费拿去买，或在校外做不正当的生意，或自己挥霍一空，这种现象发生在我国高职院校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
2.高职英语教学中缺失中国传统文化渗透的原因
高职教育作为21世纪一种新兴的办学模式，在我国发展的时间还不是很长，还处于摸索阶段。高职英语教材在编写上还不是很完善，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一些教材过分强调对英美文化基本知识的介绍，而忽略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递和渗透。再加上近几年社会就业形势发展的要求，促使英语教师为了更好地提高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不得不在课堂和课外通过多媒体和网络让学生更多地了解英美文化。这样，英语课就变成了学生纯粹的学习英语语言和文化知识的过程。
在教学观念上，高职英语教师也存在着一定的误区，有些英语教师认为自己上英语课就是传授英语语言和文化知识，而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那是汉语专业老师的事。结果，学生在老师的影响下，能用英语流利地表达英语国家的文化知识，而让其用英语表达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他们却感觉力不从心，不知如何开口。另外，英语教师自身的中文素养也是高职英语教学中缺失中国传统文化渗透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英语教师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都知之甚少，更谈不上以此来感染影响学生。
3.高职英语教学中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渗透的重要性
3.1有利于抵御国际强势文化的人侵
在我国的高校校园，特别是在英语专业的学生当中，中国文化失语症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新形势下正经历着国际强势文化的猛烈冲击。更有学者呼吁:“我国的大学生正在经历深刻的文化殖民过程”。为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曾一度丢失的本土传统文化，它是我国的民族之魂、民族之根。只有唤醒国人的民族意识，增强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和爱国意识，才能有效抵御国际强势文化的人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新形势下中华民族的复兴。
3.2有利于发扬我国传统文化的美德
与英美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值得我们继续弘扬的一面。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德是中华民族经过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历代流传下来的宝贵的道德文化遗产，它包含了优秀的民族品质、优良的民族精神、崇高的民族气节、高尚的民族情感和良好的民族礼仪等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只有在英语教学中不断地渗透中国传统文化，在课堂内组织两种文化的对比教学，才能使学生更清楚地认识我国传统文化积极的一面，才能更好地发扬我国传统文化的美德，让中国的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3.3有利于学生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高职英语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的能力，这种跨文化交际实际上就是在两种文化之间进行信息传递的过程。学生必须了解两种文化的基本知识，熟悉两种文化的差异，才能更好地提高交际能力。另外，我国的传统文化对英语文化国家也很有吸引力的一面。作为一名高职生，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若能根据自己掌握的本国传统文化知识介绍我国的优秀文化，不但是一种爱国意识的体现，更能增强自己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信心。
4.高职英语教学中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的途径和方法
4.1加大高职英语教材改革的力度，增加中国传统文化内容的介绍
目前的高职英语教材，大多以原版的英文读物为素材，语言纯正地道，学生可以从中了解英美文化的背景知识，学到地道的英语，而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介绍，据调查占教材内容的比率不到5%。关于高职英语教材的改革，可以增加一些表述中国传统文化的英语词汇，像中国的春节、中秋、端午、腊八等传统节日;可以适当地编写一些小短文，用英语介绍一下我国人民传统的生活方式、行为礼节和道德观念等;还可以在教材中附录一些我国传统经典的英译文学艺术作品，象《桃花源记》等。
4.2转变高职英语教师的教学观念，提高其自身母语文化的素养
事实证明，无论从教学过程还是从交际功能讲，英语学习和汉语言、汉文化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的母语在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作为一名高职英语教师，不仅是英美文化的传授者，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高职英语教师应该不断地加强自身汉语言和汉文化的学习，提高自身的母语文化素养，增强自身中西文化方面的综合素质，这样才能纵览本民族文化，站在中西文化比较的高度上，把握英语教学。
4.3改进高职英语教学方法，培养学生语言文化平等的意识
教师不能象过去一样仅重视英语知识和文化的传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注意中西两种文化的差异，在课堂上对其进行比较并讲解，有意识地将课本中可以联想到的内容与中国文化联系起来。例如，讲到英语国家的圣诞节时，老师可以用英文讲一下中国的春节，让学生感受一下中国文化英语表达的熏陶。另外，老师在布置课外作业时，可以涉及一些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然后让学生将其与英语国家的文化进行比较，这样学生对两种文化的理解就会更加深刻，就会明白人类的文化其实需要互相理解、互相尊重，这个世界不可能只有一种文化统治着全世界，进而培养学生语言文化平等的意识。
4.4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为学生提供更多学习传统文化的活动
篇9
【关键词】文学批评；女性批评；《花园里的独角兽》
0 引言
文学批评方法本身是历史时间中的存在―它们属于历史造就的，也受历史的制约，因此，理解把握它们就需要考虑历史的因素。我们看待任何方法，都必然了解它存在的历史时间。但是，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当制约这一文学批评方法存在的具体历史时间消失了的时候，方法本身就失去了言说的功能；不，它依然活着。[1]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作为文学批评方法之一，在欧美文学批评中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在此之前，人们对《花园里的独角兽》做了大量的研究，比如从衔接和连贯的角度对其分析或者从《花园里的独角兽》和詹姆斯・瑟伯其他的文章进行对比的研究等等，但是从女性主义批评方法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的研究还不是很多。
本论文通过对詹姆斯・瑟伯《花园里的独角兽》一文的女性批评视角的分析，旨在揭示在当代社会中男女之间的关系的微妙以及婚姻关系的复杂，从而进一步反映女性主义的妇女解放的观点，以此来引起人类对当今家庭关系的反思，从而建立和谐的男女、夫妻、家庭和社会关系。
1 论述部分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的欧美，至今仍在深入发展之中。它是西方女权主义高涨并渗透到文化和文学领域的结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十分关注性别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重要意义，他们以女性经验为视角重新审视文学史和文化现象，向传统的男性中心文化以及建基于此的文学史和美学概念发起颠覆性的挑战，由此而显示出了鲜明的政治性。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的主要课题包括：以女性视角重新解读文学作品，对男性文学歪曲妇女形象的做法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整理挖掘被埋没的女作家作品，寻觅女性文学传统，要求重构文学史；关注女作家的创作状况，研究女性特有的写作方式和表达方式，阐发妇女文学区别于男性创作的主题、意象、文体风格和语言特点等；在广泛吸收新、精神分析、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的思路和方法的基础上，力图建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形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以其鲜明的性别意识介入到文学批评之中，并以解构和颠覆的姿态逐渐由边缘步入中心，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为流行的文学批评方法之一。[2]
女性主义与西方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分不开，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第二次女权运动的高涨直接引发了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西方妇女解放的第一次浪潮出现自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1920年到1928年英美妇女获得选举权为达到的标志。60年代后第二次女权运动逐渐深入到对女性再就业、教育和政治、文化各个领域的权利的争取，并上升到对女性本质和文化的探讨。在妇女争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权益，寻求自身彻底解放的思想背景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运而生。它以社会性别为基本出发点，致力于揭示妇女在历史、文化、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及其产生的根源，它提倡用独特的女性视角重新审视父权制社会的一切现象及一切价值判断，不愿承认和服从父权社会强加给它的既定的价值体系。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向传统的男性中心的文学史和美学观念提出挑战，她们发现了文学创作和批评中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主义的存在，如男性文学作品中的性别歧视，男性中心话语对女作家的控制等，力图达到重评妇女形象、寻找女性文学史、发掘女性语言、重建文学研究理论的目标。[3]
詹姆斯・瑟伯笔下的丈夫和妻子之间的战争以丈夫的胜利告终，在小说中警察和精神病医生选择不相信妻子说的话，而对丈夫说的话深信不疑，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男权主义的社会中女性的角色，这一点也受到了女权主义者的抨击。从女性主义批评角度来说，这是女性批评的一个典型例子。小说中妻子充当了夫妻“战争”中的牺牲品，女权主义者站在女性的角度认为这是对女性主义的不公，明明是丈夫用计谋设计了一个“圈套”，到最后却是男性的胜利，她们认为这显然是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其实在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之中，男性真正获得了胜利么。答案是否定的。表面上看来丈夫过上了快活的生活，但是婚姻也已失败而结束，所以在这一场“战争”中，没有绝对的胜者。当然从社会性别的观点来看，这篇小小说确实是对女性主义的挑战，受到女权主义的批评在所难免。
一部作品往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者的人生经历以及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一部作品的创作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密不可分的。詹姆斯・瑟伯被公认为是继马克・吐温之后美国最著名的幽默作家之一。詹姆斯・瑟伯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被他称为“天才的喜剧大师”的幽默的母亲和懦弱的父亲为其作品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在他的许多反映家庭生活的故事中都能看到他父亲的影子。《花园里的独角兽》是詹姆斯・瑟伯的很著名的寓言式的小小说。在这篇小说里，作者描写了一对关系紧张的夫妻之间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丈夫做好饭后坐在厨房的角落里。丈夫对妻子说他在花园里看见了一只独角兽，丈夫出门后，妻子想把丈夫关进疯人院，就立即打电话给警察和精神病医生。警察和精神病医生不相信妻子的话，反而把她当做精神病人，于是把她关进了疯人院，从此以后，丈夫过上了快活的生活。
小说的创作和作者本身以及当时的时代有着密切的联系。詹姆斯・瑟伯童年时代的意外导致了左眼的失明，视力的模糊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困难。1935年，瑟伯结束了他长达11年的第一次婚姻，婚姻的不幸使作者更多地看到生活当中的阴暗面，并把它表现在作品中。但正是这场意外使瑟伯躲过了“一战”的兵役，“一战”期间，未能服役的瑟伯就读于俄亥俄州立大学。身体的残疾给他的生活带来不便，但可能也因此成就了他，使他能以常人难比的敏感观察社会。在他的作品中，读者看不到那个时代的作品中常见的战场的硝烟给社会及大众生活所带来的身心创伤的直接描写，但是，战争以及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对人们的家庭生活、工作甚至思想所造成的影响却是无处不在的。作者用自己敏锐的目光捕捉到战争及经济萧条在普通小人物生活中投下的影子。他通过对那个特殊年代普通人生活琐事的描写，反映社会的变化对小人物命运的巨大影响。
《花园里的独角兽》中，丈夫刚开始胆小懦弱，一直受到脾气暴躁的妻子的责骂，但 “我们走着瞧吧”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是这篇小小说的转折点，丈夫由此变得沉稳冷静，一直到后来警察和精神病医生费了很大力气把妻子制服，给她穿上了疯子穿的紧身衣，这是丈夫才再次出现，当警察问丈夫是否说过看见一只独角兽时，丈夫矢口否认，重复了妻子说过的话，“独角兽可是神兽”。从这个情节可以看出作者对他们进行了裸的讽刺，也明显的反映出了夫妻关系的不和谐，为了摆脱对方，无所不用其极。其实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的形象是当时千千万万家庭中的夫妻关系的一个缩影，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社会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很容易就会影响到夫妻的家庭生活，从而是很多的家庭走向了破裂。
2 结语
《花园里独角兽》虽然篇幅短小，但是短小精炼，寓意深刻，深深的反映了当时社会背景下的家庭关系。站在不同的角度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如果站在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来说，这篇小小说必然会受到女权主义者的批判，因为在这一场夫妻“战争”中，女性又充当了牺牲品，为女性批评主义提供了很有力的例证。但是放在整个的大环境和大的历史背景之下来看，不难看出，这篇文章是对当时的社会情况的真实的反映，作者通过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平淡的故事，让人们从中感受到表面平静的社会大背景下人们心中无法回避的情感冲突，从而产生心灵的震撼，引发 人们对人情，人性，夫妻关系，家庭生活和社会的深深思考。
【参考文献】
[1]邱运华.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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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又恰逢法国汉学研究主力机构——法国远东学院百年诞辰，双喜临门，法国学者不会毫无举动。于是他们推出了这卷由戴仁主编的《远东亚洲丛刊》第11卷“纪念法国远东学院创立一百周年敦煌学新研”专号（Jean-Pierre Drège edit : Cahiers d'Extrême-Asie， Vol.11 :Nouvelles êtudes de Dunhuang Centenaire de L'école francaise d'Extrême-Orient， Kyōto : L'école francaise d'Extrême-Orient section de Kyōto，2000.），而专号的主体论文，又特别标出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纪念”（Centenaire de la découverte de la grotte aux manuscrits de Dunhuang）的字样。该刊的主体共刊出敦煌学论文八篇，除了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的特约稿之外，其余七篇的作者均为法国第三或第四代敦煌学研究队伍中的中坚人物，堪称当前法国敦煌学界水平的一次集中展示。本文拟先对法国远东学院及《远东亚洲研究纪要》稍作介绍，接着按本专辑目录顺序逐一先列篇名，次为作者简介，然后是论文主旨，并略加点评。
法国远东学院（école francaise d'Extrême-Orient）成立于1900年，其前身为法国在越南的考古研究中心。学术上受法国金石与美文学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领导，行政上隶属于国民部。总部现座落于巴黎吉美博物馆和人类学博物馆之间，附设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分部则遍布京都、东京、河内、金边、曼谷、万象、雅加达、汉城、蒲那等亚洲各地，在我国的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台北中央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均设有派出机构，并在北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设有常驻代表。在法国汉学研究机构中，远东学院以其悠久并在亚洲扎根而引人瞩目。几乎所有著名汉学家都在远东学院工作过，或与它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专职研究人员（membres）并不多，仅32人，但会萃了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古建筑学、语言学、学等各领域的精兵强将，因而能量极大，每年出版大量丛书和期刊：《法国远东学院丛刊》（已出近两百种）、《考古论丛》（已出20卷）、《印度支那著作与文献》（已出18卷）《专题研究》、《法宝义林》、《法国远东学院学报》（已出87卷）、《亚洲》（已出55卷）以及《远东亚洲丛刊》等等。
《远东亚洲丛刊》（Cahiers d'Extrême-Asie）是法国远东学院京都分部的法文、双语刊物。1985年创刊，第一任主编索安（Anna Seidel）女士是一位道教史专家。它是一种年刊，但有时两年合出一卷，譬如我们要介绍的11卷就是如此。每卷篇幅约三、四百页，刊出十余篇论文，印数为1000册。编委会成员以远东学院研究人员为主，也邀请一些院外的法国学者。刊物特色为东亚宗教史、社会史和文化史，尤其注重从人类学角度考察宗教现象的研究成果。经过几年的努力，该刊已经成为国际汉学界的极具特色的领首刊物，影响力绝不低于已有百年传统的《法国远东学院学报》。
翻开卷首，是本卷特邀主编戴仁（Jean-Pierre Drège）用法文和英文撰写的《致读者》。戴仁是法国当代汉学界的主将。他是苏远鸣（Michel Soymié）的弟子，法国远东学院的资深研究者。八十年代后，他进入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1989年被任命为“中国图书与铭文史”研究导师，并曾担任敦煌写本研究组的主任、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所长。从1998年起出任法国远东学院院长。戴仁以利用敦煌文献研究“书籍考古学”而著称，与已故的日本著名敦煌学家藤枝晃一样，在敦煌文献的物质形态研究领域卓有建树。戴仁的研究涉及到了中国古代书籍的具体制作的所有细节，并试图阐述它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包括纸张的纤维、装帧、文字分析、印刷术、写本和刻本的断代与辨伪、图书馆学、书籍的插图及其与行文的关系、书籍的发行流通、书籍商品化的过程及其文化和社会意义等等。其代表作为《中国写本的藏书》（参看荣新江书评，《九州学刊》第六卷第四期，收入《鸣沙集》），另著有相关论文数十篇，还出版过几部有关丝绸之路的著作，其中一部已被翻译中文。此外，他还主编过多部敦煌学和书籍史、印刷史的论文集。
戴仁在这篇卷首语中指出，一百年前王圆籙的意外发现，产生了惊人的后果，那就是促使我们对有关中古时代中国原有知识的一切领域进行彻底重估，这一重估已体现在了的汗牛充栋的论著中。接着，他简略地回顾了近三十年来法国出版的几部重要的敦煌学论文集。然后分别用寥寥数语但却画龙点睛般地对本专辑所发表的每篇论文作了评介。
苏远鸣《敦煌画中的供养人》
苏远鸣和谢和耐一样，是师出“法国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汉学大师戴密微”（见谢和耐同题文章，《法国当代中国学》，戴仁主编，耿昇译，中华书局，1998年，119－133页）的得意门生，是当下法国敦煌学界的元老级人物。他也是法国远东学院的资深研究者，曾任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中国中古及近代史学与文献学”研究导师达二十余年之久。他是《敦煌学论文集》第1、2、3卷的主编，并主持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3、4、5卷和两卷本的《法国国立吉美艺术博物馆藏伯希和收集品》这两个大项目的编撰工作。除了对敦煌文书的释读、编目、字体演变和断代以及敦煌绘画深有研究之外，苏远鸣还致力于中国道教和佛教互动关系的研究，如佛教疑伪经和道教文献的比较研究，佛教仪式与道教仪轨之间的对比分析等，开辟出许多新的学术领地。他的学术兴趣甚广，还涉猎宗教地理研究、中国解梦书研究、河西宝卷和明清小说的类型学研究等等。
苏远鸣六十年代即开始运用图像学和敦煌写本研究结合的范式探讨地藏菩萨诸弟子，敦煌壁画中的瑞像图，明王和金刚，壁画和纸画、绢画、幡幢上的题记等。因此本文可看作他系列研究的新尝试。他使用了敦煌莫高窟北凉时期的275窟、西魏时期的285窟以及数十幅收藏在大英博物馆的斯坦因收集品和法国国立吉美艺术博物馆的伯希和收集品中的纸画和绢画，从八个方面考察了敦煌石窟中的供养人像：1、资助绘制壁画的目的；2、家族世系；3、新婚夫妇；4、香炉；5、僧尼；6、亡人；7、服饰和头饰；8、画匠。苏远鸣认为之所以要绘制这些壁画，是为了敬献给亡灵，而不是生者为了祈求保佑。
敦煌壁画中的供养人像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像经变图、佛传、本生故事图、瑞像图、生产生活图那样丰富，但由于它在考证石窟修造年代和河西史实方面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因此很早就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王国维先生早在1919年所作的《于阗公主供养地藏菩萨画像跋》（《观堂集林》卷二十，中华书局，1959年重印本，999－1001页）是这一领域的开创性论著。八十年代，国内出过一本有用的资料集——《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敦煌研究院编，文物出版社，1986年），附收了万庚育的《珍贵的历史资料——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记》（179－193页）、贺世哲的《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造年代》（194－236页）两篇论文。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关友惠《敦煌壁画中的供养人画像》（《敦煌研究》，1989年第3期）、段文杰《供养人画像与石窟》（《敦煌研究》，1995年第3期）等，但大多比较简略，而且讨论的对象仅限于壁画中的供养人像。因此正如戴仁所言，这一课题虽然不是很新鲜，但本文的研究非常“系统而清晰”（本书《卷首语》）。
本文的不足之处是对中国国内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不够关注，上述论著和土肥义和的近作《九·十世纪の敦煌莫高窟を支えた人人——敦煌研究院编の数量的分析》（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の都市と》，汲古书院，1992年，425－446页）、《敦煌莫高窟供养人図像题记について——その配置を中心に─（一）》(见《东アジア史における国家と地域》，唐代史研究会编，刀水山房，1999年版，337－373页)均未见作者征引。此外，敦煌壁画中供养人的头饰和服饰，段文杰、暨远志、诸葛铠、苏莹辉均发表过多篇论文；关于香炉，有李力的《从考古发现看莫高窟唐代壁画中的香炉》（《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300－307页）；关于新婚夫妇的形象，则有蔡伟堂的《关于敦煌壁画“婚礼图”的几个》（《敦煌研究》，1990年第1期），谭蝉雪《敦煌婚姻文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亦未见作者提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