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诗歌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外诗歌，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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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世纪需要复合型人才，许多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对各自国家的外语教学逐步进行调整和改革，逐渐地从孤立的、单纯的语言教学转向将语言教学与内容教学相结合，出现了“语言与内容融合学习”。教学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主要形成了以内容为基础的教学和浸没法。 笔者以为，以下凡个方面对我国的外语教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1）加深对外语学习目的认识；2）要充分意识到语域理论对外语教学的指导意义；3）提高外语学习的效率；4）实施“语言与内容融合学习”，要兼顾学科内容和语言形式。 一、改革背景 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与发展不断地对外语教学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而外语教学培养出来的人才不能满足社会的新要求、新需要，这一矛盾就会推动外语教学不断地进行改革，不断地向前发展。 21世纪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国际化的高科技时代，知识经济化、经济全球化和高度信息化是其主要特点。这就对21世纪的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较高的信息素养和能在日常生活与专业领域用外语进行交流沟通的能力。许多国家对21世纪的人才在外语方面的需求作出预测，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对各自国家的外语教学逐步地进行调整和改革。 为了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培养复合型人才，国外的外语教学或第二语言教学逐渐地从孤立的、单纯的语言教学转向将语言教学与内容教学相结合，出现了“语言与内容融合学习”（integration of language and content learning）。这里所指的内容既包括学生在校所学的学科内容，也包括学生感兴趣的非学科内容。 除了时代对外语教学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之外，这一外语教学的逐步调整和改革也是外语教学本身发展使然，是与外语教学相关学科，诸如语言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等的发展密不可分。出现这种转变的原因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对外语学习目的的新认识、外语学习的基础、语言与人的认知和社会意识发展的关系、语域理论。 这四个方面都与交际功能法教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交际功能法的语言理论基础又主要来自于Hymes的“交际能力”理论和Halliday的功能语言理论。 “交际能力”这一概念是由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D?H?Hymes）针对乔姆斯基（Chmsky）的“语言能力”提出的。他认为，一个人的语言能力不仅包括乔姆斯基提出的能否造出合乎语法句子的语言能力，而且还包括他能否恰当地使用语言的能力。由此他首次提出了包含“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两个方面的交际能力。Halliday的功能语言理论认为，语言的主要功能有七个： 1．工具功能：用语言获取他物； 2．调节功能：用语言控制他人的行为； 3．互动功能：用语言与他人交往； 4. 人际功能：用语言表达个人感情和意义； 5．启发功能：用语言学习和发现； 6．想象功能：用语言创造一个想象的世界； 7．表达功能：用语言交流信息。 交际功能法自从20世纪70年代问世以来，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培养学生外语交际能力早已成为世界各国外语教学的目标。 交际功能法是一种外语教学法，在很大程度上它以通用外语教学为主，即教学内容以日常使用的语言为主，培养人们获得在日常生活中运用外语达到交际目的的能力。而当今社会的发展迫切需要专业加外语的复合型人才，要求他们具备能在专业领域里运用外语进行交际沟通的能力，而不仅仅只是掌握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交际的能力。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许多西方国家开始实施将语言教学与内容教学相结合的改革实验，从而产生了“语言和内容融合学习”。出现这一改革趋势是因为外语教学界对外语学习的认识产生了四个方面的变化： 1．对外语学习目的的认识： 自从世界上出现外语教学以来，人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外语学习的目的有不同的认识。这是一个逐步发展和完善的认识过程。人们的认识水平一方面受制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受制于与外语教学相关的一些学科的发展水平，尤其是语言学的发展水平。 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个由各种小的语言单位根据语法规则组合起来的结构系统，因此，学习语言就意味着掌握从音位到句子的语言基本单位以及它们的组合规则。20世纪40年代，以此作为语言学理论基础的外语教学法一听说法，以语言形式为纲，重视语言的结构形式，把掌握语言结构作为外语学习的主要目的，而忽视语言的内容和意义。培养出来的学生能自动化他说出某种句型，但却不善于结合情景进行交际活动。 听说法不能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外语人才，这就迫使外语教学界努力寻求新的教学方法。 功能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逐渐为外语教学界所接受。功能语言学把人看成是社会的一员，并调查研究人是如何学会语言的以及如何利用学会的语言去同周围的人进行交际的。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是语言的最本质功能。20世纪70年代，以它们作为理论基础的交际功能法把培养交际能力作为外语教学的目标。目前世界许多国家都在使用这种方法进行外语教学。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对外语学习又有了新的认识。研究发现，当人们意识到学习语言的目的是为了能在有意义的、重要的社会情景中进行交际时，这时的语言学习是最有成效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语言来交流他们已知的和他们想知道的信息，交流他们的情感和愿望。学校环境与社会环境是有差异的。对在校学习的中小学生而言，在学校环境里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在学校里发生的事情是他们交流的主要内容。因此，学校开设的各门学科的内容就为外语教学或第二语言教学提供了有效的外语学习内容，也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语言学习的基础。 研究还发现，当教学计划规定学生学习外语的最终目的是掌握外语语言本身时，学生对这样的学习常常缺乏学习动机。但当外语成为学习其他学科的工具时，学习外语意义就大不相同了。理解用外语编写的学科内容成为促进学生学习语言的一个有效的动机，但前提必须是学科内容要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对学生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基于对外语学习目的的新认识，许多国家对外语教学方式作了一些调整，开始实施“语言和内容融合学习”。“语言和内容融合学习”中的内容既包括中小学所开设的各门学科的教学内容，也包括学生感兴趣或他们认为重要的任何内容。 2．外语学习的基础 外语学习或第二语言学习与内容学习相结合，为语言学习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重要的、有趣的内容，不论是学科领域的还是其他方面的，都为学生理解和习得新的语言结构和句型提供了有意义的基础。同样，在真实的课堂交际环境中，学生就学科内容进行交流，就他们感兴趣的其他话题或题目进行交流，也为学习新语言的交际功能提供了一个交际目的明确、能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的环境。在缺乏重要交际内容的环境中，在不真实的交际环境中，语言只能被当作一个空洞的或毫无实际交际内容的、抽象的概念体系来学习。很少学生会对这种没有任何实际功能意义的语言学习感兴趣。 3．语言与人的认知和社会意识发展的关系 母语习得是自然而然地与人的认知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学龄前儿童和年龄尚小的在枝学生，在语言、认知和社会意识方面的发展是同时进行的。语言是认知和社会意识得以正常发展的重要媒介。孤立地教授外语或第二语言是将语言与个体其他方面的发展割裂开来。而“语言和内容融合学习”能将这几个方面的发展有机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语言学习就成为学生在学校环境中，在认知发展和社会意识发展方面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4．语域理论 把语言教学与真实内容和真实交际结合在一起，也是语言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虽然有些语言学家，如乔姆斯基继续强调各个民族的语言有其共同点，但是其他语言学家却指出，语言还是各有其特性的。专门从事语境语言研究的专家强调指出，在不同语境中所使用的语言，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功能上都存在很大差异。例如．许多研究者发现，学校环境中使用的语言与非学校环境中使用的语言有差异。 研究还表明，在某个特定的学科领域所使用的语言不同于在其他学科领域所使用的语言。例如，机械学英语不同于生物学英语。机械学主要介绍机器构造、机械原理等，这些都属于事实性信息。用语言反映这些事实性信息时，就多使用一般现在时。在讲解机器构造、机械原理时，没有必要引出施动者，因此，被动语态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机械学英语中使用得比较多的语法现象。然而，当使用生物学英语来介绍动植物的进化时，就会出现各种时态的变化；而且，许多情况下生物是动作的执行者，那么，被动语态就不会象在机械学英语中使用得那样多。因此，各学科中使用的语言，除了词汇有差别外，其语法现象和句子结构也会有差异。那么，出现下列情况也就不足为怪了，即在一种情景下懂得如何使用语言并不一定意味着就懂得如何在另一种情景中使用语言。“语言和内容融合学习”将语言学习与内容学习结合起来，可以帮助学生学习和认识这些反映不同学科内容的语言使用功能，并在交流中，根据各具体学科的特点，自觉地遵守这些语言使用规则。

转贴于 二、两种“语言与内容融台”的学习方式 外语教学或第二语言教学中出现的这种逐渐地从孤立的、单纯的语言教学转向将语言学习与内容学习相结合的改革，也促使教学方式方法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主要形成了两种“语言与内容融合”的学习方式： 1. 以内容为基础的教学（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在非语言学科教学中，外语被作为教学语言来使用。这种教学方式经常用于中学阶段，因为中学生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外语语言能力。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所选用的外语各不相同。 奥地利、芬兰、德国和荷兰等国的学校使用英语来教诸如地理、历史、音乐或体育课。也有的学校使用英语教一些职业技术课。 荷兰有些规模较大的职业学校，在某些专业领域，如旅馆管理，使用法语或西班牙语来教授一些课程。 在卢森堡，德语和法语都是教授学科知识的教学语言。 作为提高学生语言水平的手段，芬兰在20世纪90年代初采用了“内容语言融合学习”（Content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方式。在较短时间内，这一新的教学方式得到迅速传播。90年代中期针对“内容语言融合学习”所进行的一次调查发现，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职业学校在进行某种形式的“内容语言融合学习”的教学。在1996年对中小学的调研中发现，有5％的小学（1～6年级）、15%的初级中学（7～9年级）和25％高级中学也在进行某种形式的“内容语言融合学习”的教学。在大多数学校，教学所使用的语言是英语。采用“内容语言融合学习”方式进行教学的规模不尽相同，从少量、有限的英语接触（如一个短期课程或十几节课）到课程的大部分都使用英语进行教学。 在澳大利亚，全国各地的学校都有使用外语作为教学语言的教学计划。这些学校使用的外语包括汉语、法语、希腊语、意大利语、日语、高棉语/柬埔寨语、马来－印尼语、波兰语、西班牙语和土耳其语。这些教学计划分布在各个教学阶段上，但大多数是在小学阶段。这些教学计划与使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来教授一些学科的教学计划被一起使用。 2．浸没法（immersion） 浸没法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和内容融合”的教学法。其教学目的主要是掌握学科内容。学生是通过掌握符合他们所在年级水平的学科技能和学科知识来习得语言技能的。 加拿大从1965年就开始进行浸没法双语教学实验，用这种教学方式主要对讲英语的学生实施法语教学。自那时起，浸没法在北美许多地方被采用，也出现了不同形式的浸没法。 在美国，浸没法教学所涉及到的语言包括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日语和汉语。 在这三十多年里，除了在美国有很大的影响之外，浸没法也陆续被其他国家进行研究和实验，现已被公认为是最成功的外语教学方法之一。许多西欧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采用了不同形式的浸没法。 在奥地利和荷兰，越来越多的学校实施了类似于加拿大的浸没法进行教学，它们称之为“双语教育”（bilingual education）。大多数教学计划涉及到的第二语言是英语。 在德国，许多学校在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实施所谓的“通过外语来学习”（learning through a foreign language）的教学计划，半天使用德语学习，半天使用外语学习。这些学校使用的外语包括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波兰语、俄语、现代希腊语和土耳其语。 浸没法是比较成功的外语教学法，它给了外语教学界很多的启示，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 第一，当外语教学与学科教学结合起来时，学习外语的效率要比孤立的、纯粹的学习语言的方式高，因为只有学生通过自己亲自使用语言来实施真实的交际行为，才能使他们的语言学习产生良好的实际效果。 第二，能给学生提供广泛交流机会的教学方式对语言学习有益。 研究表明，参与浸没法教学的学生在法语阅读和听力测试中的成绩与母语是法语的学生一样好，但他们很少能在说和写的输出方面取得与听和读输入理解方面同样好的成绩。 对学生口笔头输出技能所做的详细分析表明，尽管他们所掌握的口笔头技能能保证他们有效地完成交际任务，但还是存在弱点。例如，与母语使用者相比，他们所使用的语言里的语法结构简单，冗余现象少。母语使用者有许多方式表达同一个意思，而浸没法学生的表达方式较少，经常只有一个。他们的语法学习和使用，容易受英语语法的干扰。浸没法学生使用法语时，少用习惯用语。虽然学生所使用的语法和句法正确无误，但常常不符合母语使用者使用语言的常规。尽管学生能达到交际目的，但在语言的实际使用上还是有欠缺。导致这一结果的部分原因是课堂教学没有给学生提供进行广泛交流的机会。在课堂上，学生很少有机会发言。即便是发言，也经常是对教师的提问作出回应。 要想弥补浸没法学生在表达方面存在的缺陷，就要在教学中使用能把形式训练与交际活动结合起来的各种方法。所选择使用的各种教学活动要达到交际法教授语言的四个标准：即目的性、交互性、创造性和不可预测性。 第三，课程设计时要兼顾学科内容和语言形式。 Swain（1988）搜集和分析了浸没法教师使用法语教不同学科的材料。他发现各学科教师在课堂上使用的法语句型种类很有限，纠正学生的错误更多地集中在学科内容上，而不是在语言形式上。各科教师在纠正学生的语言错误时，常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各学科教师为了使学生能比较容易地理解学科内容，在教学中所采取的与学生沟通的交际策略常常以学生已经具备的语言技能、语言水平为准，因此，学生在学习学科内容方面，很少遇到来自语言方面的挑战。毫无疑问，这对提高学生的语言水平无益。 为了更充分地发展学生的语言技能，浸没法教师必须循序渐进地提供可以让学生模仿的、比较复杂的语言，并设计一些需要学生使用比较复杂的语言才能完成学习任务的课堂教学活动。总之，必须仔细选择教学策略和教学任务，以便帮助学生学会和使用语言的某个形式。如果没有系统的计划，各学科教师各自为政，会提供不系统的、甚至零散的语言形式。而如果根据学科内容的特点，各学科协调一致，有系统地将教学重点分阶段集中在某些语言结构上，这会大大提高学生的语法水平。有一点必须要注意，提高对语言形式的注意力，并不意味着忽视语言交际和语言意义。 三、几点思考 为了满足新世纪对复合型人才的需要，许多国家对外语教学作出了调整和改革，采用了“语言与内容融合学习”的教学方式。笔者以为，以下几个方面或许对我国的外语教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要加深对外语学习目的的认识 人们学习外语的最终目的是能够在真正的交际场合进行有实际内容、有实际意义的交际。外语教学就是要培养学生掌握这种交际能力。 我国许多中学生对英语学习没有持久的兴趣。这里涉及到的因素很多，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从初一到高三的六年中，学生很少有机会把英语当作一个有用的交际工具在真实的场合来使用。他们学习英语的唯一用途就是考试。 我国缺乏使用英语的环境。我们在英语课堂上给学生练习所创设的情景也大多是人为的。我们可否借鉴“语言与内容融合学习”的方式，在电脑、物理和化学等科目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给学生提供一个在真实的交际场合，有意义地使用英语的机会，让英语真正变成一个交际工具。 2．要充分意识到语域理论对外语教学的指导意义 不同的学科有自己使用语言的独特之处，它们在形式和功能上都存在差异。学生很难在外语课上习得这些差异，他们只能在相关学科的学习中去体验、去模仿、去学习。在交际中自觉地去遵守相应的语言使用规则。 3．提高外语学习的效率 国外的实验证明，当外语教学与学科教学结合起来时，学习外语的效率要比孤立地、纯粹地学习语言的方式高，因为只有学生通过自己亲自使用语言来实施真实的交际行为，才能使他们的语言学习产生良好的实际效果。 尽管我国的英语教学在不断地进行改革，但“少慢差费”依然非常突出。如何提高学习效率，从根本上改变“少慢差费”，这是我国外语教学面临的一个棘手的难题。我们可否借鉴“语言与内容融合学习”的方式，在全国各地有条件的学校，尝试既开设英语课，又在电脑、物理、化学等学科用英语教学，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效率，使一批各门学科成绩优秀的学生尽快地脱颖而出。 4．实施“语言与内容融合学习”，要兼顾学科内容和语言形式 实施“语言与内容融合学习”的主要目的是掌握学科内容，但也不能忽视这一教学方式的另一个目的一语言学习。因此，除了外语课制订的语言教学计划外，各门学科也应有符合学科特点的语言教学计划。这样，教师在授课时就不会迁就学生的语言水平，仅仅在学生已有的语言水平范围内使用教学语言，而会根据教学计划，有步骤地、循序渐进地拓展学生的语言知识，与外语课教学形成互动效应。 在语言教学方面，各门学科之间还应根据教学计划，相互协调、相互合作、相互补充、相互促进，齐心协力共同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水平。 另外，我国许多大学招收的外语专业的本、专科生，基本上是偏重文科的高中毕业生。在大学外语系所接受的教育大多是语言文学类的。他们毕业后，到中学任教，教英语尚可，用外语教某些理科的课程很困难。因此，大学外语系招生是否可考虑招收一些高中学理科的学生，或文理科兼收。这样可满足我国部分中学对双语教师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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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外国诗歌篇目长期以来不受广大师生重视，对于外国诗歌的分析解读往往流于表面形式，缺乏深入有效的文本阅读，师生之间没有形成真正的交流讨论。在教学实践当中，通过课堂教学改革尝试，运用诵读、比较和互动探究式的教学方法，能收到更为显著的教学效果。

一、入选篇目特点分析

我们以近年来的人教版和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为例，入选的外国诗歌篇目虽然不尽相同，但是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共同点，那就是所涉及的作者华兹华斯、普希金、莱蒙托夫、惠特曼、裴多菲等多为19世纪欧美的浪漫主义诗人；而布莱克的《老虎》、波德莱尔的《信天翁》、里尔克的《豹――在巴黎植物园》等同为西方咏物诗的名篇，带有鲜明的象征主义色彩。

人教社出版的高中语文选修教材《外国诗歌散文欣赏》同样体现了上述特点，只不过扩充了浪漫主义诗人的阵营，《西风颂》的作者雪莱、《秋颂》的作者济慈都是19世纪英国天才的浪漫主义大诗人，19世纪广受欢迎的英美女诗人伊丽莎白・勃朗宁的《不是死，是爱》和艾米丽・狄金森的《你无法扑灭一种火》同样充满了浪漫情调和生活哲理。而波德莱尔的《应和》、兰波的《元音》和魏尔伦的《秋歌》都是19世纪前期象征主义诗歌的名篇，瓦雷里的《石榴》、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叶芝的《当你老了》、艾略特的《窗前晨景》以及庞德的短诗《刘彻》，又都属于20世纪前期象征主义和意象派诗歌的经典篇目，俄国流亡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的《黑马》同样是一首充满象征和隐喻色彩的咏物诗。

通过对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外国诗歌入选篇目的分析，其实不难发现，19世纪兴起的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是最为主要的两种诗歌风格，就题材而言，咏物诗颇受重视。如何开展这些丰富多彩的外国诗歌的课堂教学呢？兹选取两首英美浪漫主义和意象派的诗歌名篇――华兹华斯的《我独自漫游，犹如一朵云》和庞德的《刘彻》――作为案例来探析外国诗歌的课堂教学。

二、走近华兹华斯

《我独自漫游，犹如一朵云》是英国湖畔派诗人威廉・华兹华斯创作于19世纪初的一首抒情短诗，原作无题，后世为了便于标识，一般直接以该诗的首行诗句为题，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家方平则另取《水仙花》作为诗题，倒也恰如其分。显而易见，英国湖滨地区生长的水仙花是这首诗的吟咏对象。在华兹华斯妹妹多萝西的日记里，记述了1802年4月15日这一天，华兹华斯兄妹在林中郊游时发现了在树丛掩映下的沿湖岸边盛开着犹如狭长的彩带一般的水仙花，竟然有整条乡村大道那么宽阔。“每当微风掠过湖面，它们就似乎在开怀大笑。”诗人显然沉浸在这片花木和湖水装扮而成的自然美景之中，并最终写下了这首浪漫主义诗歌名篇。

介绍了这首诗的创作背景之后，还应该让学生对于英国湖畔派诗人的创作主张有所了解，那就是强调诗歌应该充满想象力，返归自然。可以让学生通过反复诵读来感受诗人所描绘的湖滨风景，然后思考这样的问题：华兹华斯是以怎样的视角（俯瞰大地）来观察水仙花的，为什么要将自身幻化成天空中的“一朵云”。作为浪漫主义诗歌的经典意象，“一朵云”展现了诗人怎样的天性和追求，“独自漫游”或者说孤独地游荡，其中又有何深意。应该说这些紧扣诗歌开篇内容所提出的问题可以逐步地引导学生去思考诗人的心境和理想：试图远离尘嚣，挣脱世俗的羁绊，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阅读诗歌不可轻易错过细节，为什么诗人初见金黄色的水仙时，使用了“忽然间”这样的词语进行修饰，要让学生通过思考和讨论明白，不经意之间的物我相遇，流露出人与自然的亲近之感，充分表达了诗人的欣喜之情。当然也不妨在课堂教学中列举陶渊明或王维等中国古代田园诗人的名作，与华兹华斯的这首浪漫主义诗歌名篇来进行比较对照。

诗人将茂密的水仙花丛比作连绵不断的夜晚繁星和频频点头、舞姿婀娜的少女，充满了浪漫气息和丰富的想象力。教师也可以引导学生张开想象的翅膀，对于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物和随处可见的自然风景进行联想和描摹，还可以鼓励学生课后进行诗歌创作，补充阅读华兹华斯的其他名篇，例如《孤独的收割女》《苏珊的冥想》等。

针对外国浪漫主义诗歌名篇，采用诵读式诗歌教学法要求教师在学生课前预习时提出明确的诵读要求，在课堂上可以示范朗读，提醒学生注意诗歌中的停顿和语言节奏的轻重缓急，不能变为毫无目的性地集体朗读，应该让学生带着感情融入到诗人营造的风景和精神氛围之中。考虑到高中生已经有一定的外语水平，不妨将诗歌的译作和英文进行对照阅读，还可以在多媒体的教学环境下，采用播放背景音乐、风景视频或显示图片等方式来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兴趣。

三、理解庞德

1914年出版的《意象派选集》收入了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的六首诗，其中有几首是取材于中国古典诗歌的改写之作，包括《九歌・山鬼》、班婕妤的《怨歌行》和汉武帝的《落叶哀蝉曲》。庞德是通过赫伯特・翟尔思的《中国文学史》（1910）最初读到了这些汉诗的英译，值得注意的是，庞德采用了自由诗体进行了大胆地改写，放弃了翟尔思颇为浓艳抽象的双行韵。我们不妨将《刘彻》这首意象派短诗和汉武帝的《落叶哀蝉曲》对照阅读：

刘 彻

庞德

绸裙的瑟再不复闻，

灰尘飘落在宫院里，

听不到脚步声，乱叶

飞旋着，静静地堆积，

她，我心中的欢乐，睡在下面。

一片潮湿的树叶粘在门槛上。

（赵毅衡译）

落叶哀蝉曲

刘彻

罗袂兮无声，

玉墀兮尘生。

虚房冷而寂寞，

落叶依于重扃。

望彼美之女兮安得，

感余心之未宁？

显而易见，庞德这首短诗的前四行还能依稀辨认出对汉武帝原作化用的痕迹，只不过画面的运动感更强烈。罗袂、玉墀、虚房、重扃等中国古典诗歌中独有的意象，在20世纪初美国诗人庞德的笔下得到了生动地再现。和原诗营造出的清冷寂寞的氛围相比，庞德的改写十分大胆，“瑟”“飘落”“飞旋”“堆积”等动态的词语仿佛一组从宫闱深院渐次扫过的镜头，让这首诗都变得鲜活了起来。原作的结尾两行是无限感伤的，流露出对亡姬李夫人的伤悼和怀念，在庞德看来，过分的抒情性会使诗歌变得华而不实，应该避免抽象地直抒胸臆，摆脱对韵律和词藻本身的依赖，所以庞德大胆地摒弃了原诗的结尾，转而采用英美意象派诗歌里常见的“意象并置”的手法，她“睡在下面”，连同“我心中的欢乐”，一起深埋在落叶的下面，这样的情感表达显然更为含蓄，和原诗结尾的感叹相比，更为具象化。

庞德这首短诗的最后一行“一片潮湿的树叶粘在门槛上”不仅另起构成了单独的段落，还与上文里描写过的落叶静静地堆积的画面形成了一种意象的并置，起到了叠加映衬的审美效果，可谓神来之笔。汉武帝原诗里并无这样的文字画面，完全出自庞德的想象和刻意描摹，“落叶依于重扃”和“一片潮湿的树叶粘在门槛上”显然不能简单地混为一谈，重扃有掩闭着的重重门户之意，在中国古诗文里也可特指墓门，而庞德笔下出现的则是“门槛”，这显然不是什么误译，而是一种创造性地改造，“粘”这样的词语下得贴切传神，显出了一种现代诗独有的艺术张力，通过这片孤零零的潮湿的树叶，庞德精确地捕捉到了主人公刘彻的“心之未宁”，这种寂寞不安的感受被一个特写的景物镜头给放大了，今人读起来也不再有历史的距离感。

庞德没有采用《落叶哀蝉曲》这样的原题，而是直接以汉武帝的名讳刘彻来命名，试图将一个遥远陌生的历史人物还原成一个有血有肉有着内心痛楚的普通人来对待。这首短诗的最后一行从某种意义上也构成了意象派诗歌的“门槛”。作为后期象征主义诗歌的分支，它反对浮华的风格和抽象地抒情，追求诗歌语言的凝练，提倡自由诗体，具有散文化和具象化的特征。针对如此不无难度和门槛的外国现代派诗歌，课堂教学当中简单地采用诵读法和创设情境法，恐怕不得要领，难以深入理解诗歌的内核。和19世纪的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不同，现代派诗歌往往更为晦涩难懂，甚至支离破碎，只有采用比较和互动探究式的教学方法，才能一窥究竟。以庞德的《刘彻》为例，我们可以让学生做好课前预习，对照注释，尝试着将汉武帝的《落叶哀蝉曲》翻译成白话文，最好能摆脱韵律的束缚，不去刻意地凑韵，充分感受自由体新诗内在的节奏感。

课堂上教师可以简介英美意象派诗歌的主张，例如庞德在给友人哈丽特・蒙罗的书信里强调写诗既要凝练，也应该像口语化的散文那样，不必拐弯抹角，力求“客观，再客观，然后是表现客观”。为了加深学生对于“意象并置”这一表现手法的理解，不妨举出庞德的另一首杰作《地铁站台》为例：“人群中出现的那些脸庞/潮湿黝黑树枝上的花瓣。”（赵毅衡译）这首意象派短诗仅有两行，灵感来自于1911年庞德走出巴黎地铁站时突然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看到了一张张美丽陌生的面孔，从而引发的奇妙联想。这首诗起初写了整整三十行，最终精简为区区两行。不能片面地把鲜艳的“花瓣”理解为这些眼前闪过的脸庞的比喻，事实上，这种“意象并置”、叠加映衬的手法在中国的古典诗词当中随处可见，例如崔护《题都城南庄》里的“人面桃花相映红”；再如将两组名词不加连缀地直接并置，构成“列锦对”，更是不胜枚举：温庭筠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黄庭坚的“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陆游的“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等。庞德的诗歌创作深受中国古诗和日本俳句的影响，教师可以通过这些古诗词拉近学生对于英美意象派诗歌的内心距离。这种比较式的教学法既可以是相同题材或背景的中外诗歌的比较，也可以是同一作者的不同作品之间的比较，例如庞德的《刘彻》和《地铁车站》，汉武帝的《落叶哀蝉曲》和《秋风辞》，这种比较有助于学生更深入地理解一个诗人的艺术手法和语言风格。对于外国诗歌的课堂教学而言，除了原作和译文相互比较，还可以针对同一首诗歌的不同中译进行比较，这样才能更好地接近诗歌的本来面目，诗人北岛的读诗随笔集《时间的玫瑰》即是这样的范例。

庞德的诗歌向来难译，一首《地铁车站》的中译多达数十种，《刘彻》一诗内地诗歌选本多采用赵毅衡译文，和台湾翻译家叶维廉的译文颇为不同，不妨举出叶译：“罗袂沙沙声已断/玉墀上尘埃飘动/不闻足音，叶子――/急卷成堆，躺在那里/而他的心上人在下面：//一块湿叶粘着，在门槛上。”显而易见，叶先生的译文更为古雅，一字未动地沿用了汉武帝原诗里出现的两个意象――“罗袂”和“玉墀”，似乎更为忠实于原作，“不闻足音”、“急卷成堆”这样的词句，比起赵毅衡译文里的“听不到脚步声，乱叶飞旋着”似乎也更为凝练。然而，此前我们已经评介过庞德这首改写之作的创作背景、主张和风格，知道了庞德坚决反对袭用原文、反对文绉绉的书面语，甚至反对使用倒装句，那么，回过头来再读叶译，就会感到雅致有余，灵动不足，“而他的心上人在下面”（And she the rejoicer of the heart is beneath them）凭空多出了一层转折，“一块湿叶粘着，在门槛上”（A wet leaf that clings to the threshold）更是拆碎了完整的句式。对照此前括号里所引用的庞德原诗的最后两行，赵毅衡的译文明显更胜一筹。

互动探究式教学法对于外国现代派诗歌的课堂教学尤为适用。我们可以将《刘彻》的英文原作和汉武帝的《落叶哀蝉曲》一并提供给学生，让感兴趣的学生在课外尝试着翻译或改写。师生不仅可以对同一首诗歌的内容、主题、意象、技法等展开广泛深入地探讨，各抒己见，相互激发，进行多元解读，更要鼓励独立思考，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诗无达诂，何况是隔着语言面纱的外国现代诗歌呢。教师还可以让学生结成课外研究小组，明确分工，通过图书馆或网络查阅资料，也可以把补充阅读的文字材料发放给学生，或通过网站链接、资源共享的方式，拓展学生的阅读视野，提高学生的诗歌鉴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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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钱理群、洪子诚主编：《诗歌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②曹文轩主编：《外国文学名作导读本・诗歌卷》，西川点评，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③华兹华斯：《华兹华斯抒情诗选》，黄杲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

④赵毅衡编：《美国现代诗选》，赵毅衡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篇3

关键词：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实践经验

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现状

利率市场化是将利率的决定权交给市场，由市场主体自行决定利率的过程。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从1996年6月取消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上限为开端，是一次实质性改革。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本着“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大额长期、后小额短期”的原则，先后放开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债券市场及银行间市场国债和政策金融债的发行利率，并对外币存贷款利率完全的放开，对贷款利率管下限和存款利率管上限的浮动区间变化等。2013年7月20日，央行决定放开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管制：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下限、票据贴现利率及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管制。这样更增加金融机构的自行定价权，我国利率市场化取得进一步重大发展，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上限仍受到管制，因此如何安全地取消已是当下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本文通过分析国外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得出相应启示。

二、国外利率市场化进程

20世纪50年代，世界大多数国家实行利率管制措施，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利率管制导致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阻碍本国经济的发展。到了20世纪70年代，各国掀起以利率市场化为标志的金融自由化改革。

（一）美国利率市场化改革

从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美国实行“Q条例”，即对金融机构的存款利率进行管制，但不对金融市场其他利率进行干涉，使市场利率与金融机构的存款最高利率差距越来越大，阻碍了经济的正常运行，从而走上利率市场化改革之路。美国实行渐进模式，首先从70年代开始，美国逐步取消不同额度的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的利率上限管制，其次从80年代开始，采取大额定期存款、小额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利率的顺序取消存款利率管制。最后在1986年美国彻底取消利率管制，利率水平完全由市场主体自主决定，成功地完成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稳定了金融体系，更好地适应当代经济的发展。

（二）日本利率市场化改革

日本的利率市场化是一场被动的改革，因实行对内管制、对外自由的措施导致金融贸易摩擦不断，迫使日本开始实行利率市场化改革。从1977年开始，大致经历了四个过程：（1）实现国债发行和交易利率、银行间拆借利率、票据买卖利率及大额可转让定期的发行利率市场化；（2）在存贷款方面，降低了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发行的要求，同时管制大额存款的利率放松。贷款利率由以前的法定水平加一定利差决定改为由银行平均融资利率决定，并停止了利率的窗口指导，日本银行鼓励企业通过发行债券获取资金。（3）日本遵循先定期后活期、先大额后小额的原则，实现了小额定期存款及活期存款利率市场化。日本经过长达17年的努力，在1997年圆满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

（三）印度利率市场化改革

20世纪80年代后，印度的经济进入低迷期，政府对货币信贷供给的放松，为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及国内财政赤字，政府债务不断增加，出现通货膨胀率高、低储蓄利率的经济现象，长期利率管制已影响到经济的正常发展。1985年印度先以国债交易为突破口进行试探，同时放开15天到1年的存款利率，由商业银行自主决定，但效果并不如意。1992年本国政府再次启动利率市场化改革，根据自身作为新型市场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家特点，并以贷款利率先于存款利率为思路，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方式，逐步降低存贷款利率，实现贷款利率市场化，放开小额与出口贷款利率，2010年央行宣布商业银行可自行决定储蓄存款的利率，标志印度利率市场化完成。印度是第一个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对利率市场化进程起到一定作用，同时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我国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因此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可借鉴印度进程。

（四）智利利率市场化改革

智利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以失败为告终，1974年政府宣布开始实行利率市场化，放松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准入，私人可设立金融公司及放松各种利率管制，经过短短两年就实现了利率市场化的改革。但智利是在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金融制度不健全、金融监管不力等，使该国利率市场化陷入困境，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政府不得不出面进行挽救，对利率进行重新管制。

三、国外实践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上述分析四个国家利率市场化的原因、过程及结果，不难发现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是需要一些必须的条件，这些条件是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所应遵循的。

（一）完善金融市场是利率市场化的必备条件

成功地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必须需要一个成熟完善的金融市场。目前，无论从金融市场的广度还是深度来说，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并不完善。首先应增加市场交易主体，参与主体越多，风险偏好的种类越多，利率越就有代表性；其次从国际经验来看，多数国家都以货币市场为突破口，应不断完善货币市场建设，增加交易品种数量，扩大金融创新规模，所产生的利率越能体现出期限性与流动性的影响。当前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入攻坚时期，参照国外实际经验完善本国金融市场的广度与深度，为利率市场化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是利率市场化的前提

目前，世界已有100多个国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我国的存款是隐性保险，而存款保险应显性表现出来，应对存款险设定上限。这样，不仅可以维护客户的利益，防止挤兑，而且可降低道德风险。因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非银行金融机构涌现，金融机构为吸引客户通过提高利率，当发生银行兼并或破产时，存款保险机构可使存款人的风险降到最低，同时也能够加强金融机构的监督。因此我国在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时，需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为金融机构健康发展提供前提。

（三）选择最佳时机是利率市场化的突破口

从上述各国的实际经验来看，成功完成利率市场化的国家都采取渐进模式，都通过十几年的时间完成改革，并且都在恰当的时间完成最后的存款利率。目前我国还没有对存款利率放开，是因为它的条件还没有成熟，我国的金融结构发展还不平衡，需采取谨慎的态度。利率市场化改革要选择最佳时机，金融市场完善，银行自行定价权放开，银行竞争理性、金融监管体系完善等使利率管制起不到作用。如果时机选择不当，不仅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还会成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需采用渐进式，选择最佳时机取消存款利率，实现利率市场化。

（四）建立金融监督体系是利率市场化的保障

分析国外利率市场化进程可以看出：成功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背后有一套健全金融监管体系，能够保证金融市场有序发展。我国的监管机构成立时间不长，在监督方面经验少，我国可借鉴发达国家的监管准则、先进监管理念、监管工具的改进等方面，并结合本国市场发展，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体系，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完成。

参考文献：

[1]张健华.利率市场化的全球经验[M].机械工业出版社社，2013.

[2]曹凤岐.各国利率市场化的经验与教训[J].中国中小企业，2013（09）.

[3]程小祥.国际视角下的利率市场化改革[J].青海金融，2014（01）.

[4]尹继志.从美日经验分析利率市场化对金融运行的影响[J].亚太经济，2011（03）.

篇4

作为一类神秘而非经验的知识，原始知识源于宇宙或自然的神秘力量，表现为一种“神启”或“天启”。相对于神秘知识，个人既非知识主体，更构不成知识客体，只是显现和表述“神启”或“天启”知识的工具。就其反映对象而言，原始神秘知识也不是对“神”或“天”的奥秘的全部甚或部分反映，充其量只是为人类认识某种自然现象提供可能或有限的线索。此外，一般人理解这类神秘知识，还往往需要借助于那些被认为能够更好地感知启示的人――巫的帮助。

原始知识得以传播的途径一般有两种：即时性的“仪式”与历史性的“神话”。借助于前者，“巫”得以向所有仪式的参与者传达由“神启”或“天启”构成的原始神秘知识；后者则为神秘的启示所包含的知识脱离或超越具体的仪式场景提供了可能，使得神秘知识以一种简化和直接的方式传播。各民族史诗，如《荷马史诗》，其主体部分即是人类早期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寓言等。《伊利亚特》被理解为“一部在人类文明刚刚崭露曙光时期神话与传说的杂糅体”；汤因比在对人类文明起源的解释中引入了“神话线索”，并结合相关神话与传说探讨了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古代中国文明、玛雅文明、安第斯文明和米诺斯文明以及诸多子文明的起源。此类知识的合法性、真实性端赖其神圣起源，即波普尔所谓的“知识的神圣起源”。声称自己的表述来自神启，或者凭借神的名义起誓，成为人类社会早期原始知识成就其知识威权的有效手段。

在人类社会早期，原始初民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曾经积累起大量的经验，却未能获得“知识”的名分。原因在于此类经验能够与某种神秘力量建立起联系的可能性是有限的，也只能在个体之间，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借助于口耳相传的方式实现传播。相对于这类生产和生活经验，神话知识则在人类初民的生活中发挥着重大的意义。原始知识为人类初民提供了一种解释世界的模式，既对各种难以理解的自然现象提供了一种解释，尽管这类解释往往是歪曲的、虚幻的，但其毕竟为人类实现与自然的沟通，实现人类与外部环境的适应与协调，客服人类的恐惧，提供了一种可能。在关于原始教育的研究与描述中，缺乏对人类社会早期知识状况的充分重视。基于原始知识的基本构成，需要对“仪式”作为教育形式的价值进行更多的研究，“青年礼”、“成人礼”等重大仪式见证着人类社会早期个体成长的重大事件。相对于其他生产经验和生活经验所构成的知识体系而言，仪式文化和神话传说所构成的原始神秘知识，更有可能成为原始社会教育的主体内容。

二

原始知识在为人类初民提供一种解释世界的模式的同时，还始终面临着一种自身难以克服的危机。一方面，面对不能把握的源于神秘力量的启示，作为原始知识分子的“巫”其对神秘力量的叙述，准确地说，是转述，只能采取类比、想象、隐喻或拟人的手法；其表述原始知识的语言往往充满歧义和即时的情景化表述，难以满足人类清晰解释世界的愿望。另一方面，原始社会末期，生产经验的积累和人类获得生活资料能力的提升，在为人类创造更多物质财富的同时，还导致人类社会出现贫富分化、财产私有、压迫奴役等现象。这些新的社会现象是原始知识，是那些“神启”或“天启”难以解释的。所有这些现象为一种新类型知识――形而上学知识的产生提出了客观需求。

相对于原始社会各部落彼此封闭，信奉多神论，各自拥有自己的种族图腾或崇拜圣物而言，奴隶社会以及此后的封建社会在抛弃“泛神论”的基础上，主张“一神论”或“本体论”的知识生成基础，强调人类社会权威来源的一元化。这一知识诉求得以满足的前提在于，对万事万物的本源实施一种基于逻辑的抽象思考，思考的结果导致形而上学知识的诞生，该类知识直接指向万事万物的本质和存在的依据。前希腊时代或希腊时代的哲学家（爱智者）关于世界本源的思考；苏格拉底借助于“苏格拉底方法”终生追求知识与智慧，引导那些依据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神圣启示而自以为拥有知识的人，在经过对话式的辩论之后，最终承认自己的无知。苏格拉底在探索真知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基于怀疑精神的知识探索之路，为后继者指明了方向；柏拉图著名的“理念论”提出和“两个世界（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的划分；亚里士多德“形式与质料”的提出和“三段论”的运用，都是对世界本源以及万物本质实施形而上学思考的结果。

在哲学家对现实世界实施形而上学思考与探索的同时，基督教的诞生以及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成为形而上学知识诞生的另一重大来源。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一批中世纪早期教父哲学家援用柏拉图的理念论，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经院哲学家运用新柏拉图主义，建构起以《圣经》为核心的庞大的基督教神学信仰体系。概言之，相对于原始知识诉诸神秘力量赢取自身的合法性而言，形而上学知识更多地依赖个人对世界本源以及人类信仰所进行的形而上本体论思考结果。形而上学知识反映的是人类对世界本体的认识。世界本体存在于个人的感觉世界之外，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在于逻辑，而非感觉。真正的知识是抽象的，绝对的，终极不变的。神学知识隶属于形而上学的知识体系，上帝成为世界的唯一本源，记载上帝言行的《圣经》成为人类唯一可以信任的知识源泉。理性成为人类信仰上帝的工具。

形而上学知识直指事物本体，体现为哲学思考和神学信仰的皈依。造就献身于世界本源问题思考的世俗学者和神学经典解释的神职人员（包括神学家），成为教育的主要任务。传授形而上学知识，成为古代教育的核心任务和主要特征。关于学校的诞生原因，学校的出现，当然需要具备较为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但一定历史时期知识的类型、总量、性质以及与社会民众的关系，也应该成为促成学校诞生的主要因素之一。关于学校教育的内容，古希腊时期柏拉图所办“阿加德米”、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伊索克拉底所创办的雄辩术学校、芝诺和伊壁鸠鲁开办的哲学学校等专门学校，古罗马时期的初级教义学校与高级教义学校，中世纪时期的修道院学校和中世纪大学，无不以探究世界本源的形而上学世俗知识或神学知识作为学习内容。形而上学知识为西方教育思想的发展与成熟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基础，为从本体论角度建构教育思想体系提供了基本模式，人性问题、灵魂问题、世界本源问题、神学信仰问题及其形而上学知识提升了人类教育理论的抽象水平。

三

以中世纪晚期阿拉伯世界实用知识的传人为起点，一种新型的以强调知识的实际功用、强调经验、观察和实证在知识发现过程中的价值为主要特征的科学知识日渐成熟和成型。此后在世界范围内所开展的全球探险活动，新航路开辟，宗教改革运动，资本主义势力增强等，均促进并见证了了科学知识的成长过程。在思想领域，培根、洛克、笛卡尔、斯宾诺萨和莱布尼茨对科学知识价值的诠释，对科学研究手段和方法的探索，导致科学知识逐步自形而上学知识的重重压制与封锁中突围出来，并在19世纪取得根本性胜利。科学知识成为最有价值的知识，科学研究范式得到推广和应用，科学研究方法论日益成熟。

相对于形而上学知识观，科学知识观主张科学知识是真正的知识，科学知识源于观察和实验，是经过逻辑证明且符合认识对象本质的知识。科学知识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可靠性和可验证性。科学知识的表述需要借助于假设、概念、符号、数据、范畴和命题。科学知识在为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提供工具的同时，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改造社会和自身的能力。

在科学知识成长的过程中，专业科学研究者逐步取代神学家和形而上学的思考者，成为新的社会知识精英。科学知识逐步进入社会核心知识体系，服务于科学知识传播、发现与探索的机构取代神学院和哲学学园等，成为主导性的新型教育机构。

科学知识观取代形而上学知识观，是人类知识领域的一场革命。“我们发现了科学。我们被科学炫目的光芒深深打动，因而为了科学知识而轻易抛弃了宇宙的故事……我们追求‘科学定律’，把‘故事’和‘神话’贬为儿童和部落民族的专利”。基于观察、实验和经验基础上的科学知识占据了知识王国的霸主地位。以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的建立为起点的现代科学知识体系历经18、19世纪的发展，至20世纪获得飞跃式进步，生命科学、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宇宙科学、海洋科学和能源科学的发展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生活的空间，为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裕的物质财富和便捷的生活服务。然而，科学知识在促进人类文明与知识进步的同时，却也给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科学在排挤与贬斥形而上学知识的过程中，将关乎人类信仰的人文知识体系一并毁弃，最终导致关涉人类生活意义、幸福与信仰的神学知识、历史知识和神学知识日渐难以承担呵护和抚慰人类心灵的职责。

科学知识对西方教育所产生第一次大规模显著影响集中在文艺复兴时期，伊拉斯谟、梅兰克顿、蒙田等对以形而上学知识建构的古代教育进行了强烈抨击。此后，夸美纽斯致力于探索上帝缺席条件下人类教育的艺术，以自然为师；模仿自然，遵循自然成为包括卢梭在内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家摆脱古代教育桎梏的突破手段。斯宾塞“科学知识最有价值”的呼声，赫胥黎科学教育思想的传播，对西方教育界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科学课程在与古典课程与宗教课程的争论中逐步赢得有利地位，科学知识成为教育内容，教育世俗化、教育科学化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教育发展的基本取向。在现代教育制度构建的过程中，旨在传授和探索科学知识的实科中学、研究型大学、综合中学、多科技术学院等新式学校和研究机构纷纷出现。科学思维方式也渐渐成为教育科学发展的基本方式。裴斯泰洛齐以简化和还原的方式探求人类教育的基本要素，体现了对教育本质本体论思考的结果。赫尔巴特将教育科学的构建基于心理学基础之上，主张教育学科的研究决不可仅仅依赖于哲学观的演绎以及经验描述或反思的方法论，应该借鉴自然科学的实证性方法从事教育研究，要针对不同的教育问题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用哲学方法从事教育价值问题研究，用科学方法开展教育事实问题研究。

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将开展学校教育实验确立为教育运动的主要内容。现代教育理论的奠基者杜威主张，教育科学研究应借鉴甚至直接运用自然科学的某些研究方法。教育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包含基本的科学特征，都应该寻求系统的探究方法。“根据这个观点，我认为科学表明有各种系统的探究方法，当把这些方法运用于一系列事实时，能使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些事实，并且明智地、更少偶然性、更少成规地控制这些事实”。数学统计方法的运用、心理学实验研究方法的借鉴、教育实验研究方法的推广、教育测验与心理测量运动以及教育调查运动的兴起，均在较大程度上强化了20世纪教育科学研究的科学化和实证化趋势。

四

后现代知识观的成型是在质疑科学知识观的过程中完成的。无论是18世纪卢梭就科学进步的非道德含义所做出的分析，还是19世纪德国思想家狄尔泰所提出的“精神科学”概念，都直接对科学知识的合法性提出质疑。20世纪的知识社会学和科学哲学也都对科学知识的普遍性价值和中立性特征提出质疑。享有“知识社会学之父”的舍勒强调所有知识无不受制于认识者的社会阶层和意识形态，不存在所谓客观中立和普遍有效的知识体系。曼海姆提出“社会决定的知识”概念，主张任何一种知识体系都体现出一定的社会历史性，其价值与意义须被置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才可以被发挥，被理解。波普尔认为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所有知识都是“猜测性的知识”，可证实性并不能赋予知识以可靠性，更不能赋予知识以真理性，要求以“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作为区分科学知识与形而上学知识的标准。

在知识社会学和科学哲学批判科学知识观的基础上，福柯和利奥塔尔则从一般知识论的层面上，对科学知识观提出质疑，并最终建立起后现代知识观。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思想家福柯在注意到知识转型及其社会实践意义的同时，还提出著名的知识-权利、知识-话语理论和“被压迫知识”和“被压迫知识的反抗”等概念和命题。利奥塔尔在对现代社会人类知识转型作出分析的同时，努力从整体上廓清当代人类知识形态的转变，并运用“后现代知识”指称至少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伴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而呈现的新的知识状况。利奥塔尔将此种新知识的主要特征概括为：知识总量决定于可被转译为信息的数量，知识体系中那些不能被翻译为信息的东西最终面临被抛弃的命运，可译性成为知识存在的先决条件，“知识只有被转译为信息量才能进入新的渠道，成为可操作的”；“谬误推理”成为知识实现合法化的手段，知识的异质性得到尊重和宽容；知识实现了自身“商品化”的过程；面临知识大网，每一个人均可以行使自己的知识权力。

概括来说，后现代知识观的基本立场包括：人类知识形态的多样性。人类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历史条件和多元化的文化形态，决定了人类知识形态的多样性。每一知识形态应该获得同等的尊重；人类知识表现出历史条件性特征。不存在抽象纯粹的知识，只存在带有具体历史烙印的知识；知识并不是对于其认识对象的“镜式”反映，任何知识都是认识主体对于认识对象性质的一种假设，一种局部认识，一种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或修正的认识；知识的陈述方式是多样化的，描述性陈述、规范性陈述和叙事性陈述都是有效的知识陈述方式。受后现代知识状况的影响，20世纪中期以后作为教育思潮与教育实践的后现代教育日渐成型，伴随着对教育现代性的质疑和批判，个体知识、地方性知识、隐性知识和本土性知识在教育实践中获得越来越多的重视。要素主义、永恒主义、存在主义教育思潮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批判主义教育学、新教育学和被压迫者的教育学无不体现了对现代教育学的批判与反思。

五

依循人类知识变迁历程，从知识维度解释或再现人类教育历史变迁的动因、形式、机制和模式，可尝试做下述思考：

首先，破除“依附论”，注重教育内容层面的知识变迁史研究，梳理外国教育史学科的自身逻辑。教育史观的“依附论”主张教育为社会物质生活的条件所决定，教育历史的性质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决定，人类教育的历史等同于人类社会的历史。依据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类知识状况，寻找人类教育活动不同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活动、人类教育历史不同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自身逻辑和发展规律。相对而言，教育发展阶段和水平更直接地受社会知识状况的制约，强化知识观变迁史的研究，将原始知识、形而上学知识、科学知识和后现代知识具体化到相应历史时期的人类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之中，以知识的逻辑展示教育历史的逻辑，彰显人类教育活动自身的历史轨迹，如此才可能更为客观地理解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与其政治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出现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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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理论与文献述评    

体育赛事是以体育竞技表演活动为载体的特殊商品，而获得这种商品或者服务权利的“票、券、证明”等，就是我们俗称的门票，也叫“人场券”。在经济社会，门票作为一种有效凭证，既有本身所代表的体育表演活动的观赏价值，同时也有对体育赛事产品价值认同的货币表现形式—门票价格，也是对所获得产品或者服务的一种价值尺度衡量。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价格理论上属于实证主义经济学的范畴，其核心论述的是应该如何解决经济问题。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也将价格理论称为“微观经济”，而与之相对应的货币理论则称之为“宏观经济”。我国学者余鑫炎、黄汉民在其主编的《价格学(第二版)》中，将价格理论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古代价格理论的萌芽与形成各阶段、欧洲古典经济学确立的价格理论阶段、马克思着主义价格理论阶段，是对价格理论历史发展进程的回顾与总结。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学的价值一价格理论对于价格理论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商品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以及“供求关系均衡时，价格是围绕价值变动的”，“供求关系的变化会影响价格的变化”等等，都是对于价格理论的经典论述。在价格理论研究历程中，也形成了众多的思想与学派，如劳动价值论、边际效用思想、供求均衡价格论、斯拉法价格学派等，鉴于非本研究重点，故不深人探讨。    

体育赛事门票价格研究是在现代经济学价格理论框架下的分支实践应用，其既遵循价格理论的普适规律，也存在作为特殊商品的自身特征。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体育赛事门票定价原则研究。

国外学者西蒙斯经过研究发现:“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门票价格的高低对观众人数的影响是一个负效应，而与其收人多少的影响不明显”。国内学者如以史兵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门票定价应考虑市场的需求与供给状况，在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的交点索要价格，并且在处于市场垄断情况下，利用价格歧视获得最大收益。史凤云等学者认为，我国现有体育赛事门票定价的成本+利润的模式具有孤立性，采用纳什均衡定价模型更为精确。

第二，以市场营销视角下的定价实践研究。国外学者Armstrong提出的双边市场典型理论的“鸡蛋相生”问题，在分析非完全竞争下的答案是“分而治之”。国内学者李雯娟从体育赛事的产业化视角分析，积极开拓体育赛事门票营销策略，即整合营销、开拓体验、创新理念、赞助营销等。

第三，从心理学角度分析门票价格对消费者行为的研究。如孔庆波[川提出赛事门票价格具有赛事衡量、自我拟比、需求调节、心理特定功能，消费者具有多种行为特征。

第四，从法律的视角分析门票销售市场秩序混乱成因的研究。学者钱雪琴认为，市场秩序混乱，以及在市场相对垄断背景下门票价格制定的盲口性，背离供求平衡，从而为投机者所利用，应加强制度建设，行业自律。    

综合分析上述成果，在此方向的研究还存在较大发展空间，如理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有待于不断拓展，不仅要从经济学、管理学、价格学、体育学等学科为研究的理论支撑，还要拓展至系统论、逻辑学、大数据、信息技术等，形成学科交叉;从营销策略为切人点的研究虽然发文量较多，但实践的创新性研究仍需不断丰富，对于当前信息化社会营销模式变革影响的研究需充实;对国外成功实践经验进行系统分析仍存在薄弱之处，如国外有哪些经验是在实践当中取得好的成效，国外以观赛者为本的思想是否能够促进我国赛事经营者的转变等等，都是能够充实此类研究的方向。鉴于此研究对于促进体育竞技表演业发展的重要现实意义，本文通过从国外实践经验为切人，以期为促进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推进与深人此类研究尽微薄之力。

三、国外体育赛事门票价格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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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援助　援助格局　中国对外援助

一、国际援助格局走向多元化

当前国际发展援助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DAC)24个成员国，即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和国际多边机构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ODA)。第二部分是非DAC成员国所提供的符合官方发展援助标准的援助，主要包括尚未加入DAC的经合组织成员国如捷克、冰岛、波兰、土耳其等，以及发展中国家中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国家，如中东产油国、以色列等。第三部分是非政府组织(NGOs)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赠与。第四部分是所谓“新兴援助国”，如中国、俄罗斯以及其他一些实力较强或区域性大国提供的对外援助，由于未公开发表或透露具体的援助金额信息，经合组织、联合国等国际机构通常未予统计。

通过分析近十年来国际发展援助的相关数据，可以看出国际援助力量正发生变化，援助格局正逐渐走向多元化。

(一)发达国家提供的援助所占比重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尽管与十年前相比，发达国家于2008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增长了1.4倍，但在已知国际援助中所占比重下降了10个百分点，为78.57％。而非DAC成员国和非政府组织援助的占比则分别上升了4.25和5.78个百分点。总体而言，发达国家依然是国际援助的主力军。

(二)发达国家中，美国依然是最大援助国。但欧盟总体援助力量越来越强，左右着国际援助规则和理念。

自本世纪初以来，美国一直保持着世界最大援助国的地位，在DAC援助总额中的占比基本恢复到20世纪80年代水平。尽管经济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美国依然加大援助力度，期望能更多地运用援助手段，维护美国日趋走向衰弱的全球领导地位。

DAC的统计数据显示，欧盟15国提供的援助总额不断增长，在DAC援助总额中所占比重也持续上升，成为发达国家提供发展援助最重要的力量。根据DAC最新公布的预测数据，2010年欧盟15国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将达到638.77亿美元(按2004年价格和汇率计算)，占DAC援助总额的59.07％，比1987.1988年间的占比提高了10.31个百分点。其中，英国的援助力度不断加大，预计到2010年在DAC总额中的占比将达到13.12％，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援助国。而且主要欧盟国家在援助规则制订和得出。理念推出方面表现积极，广做研究和宣传，在国际援助舞台上有着重要影响力。

由于经济疲软，日本援助额不断减少，2007-2008年在DAC总额中所占比重较十年前减少了12.03个百分点。由于经济低迷，财力有限，日本援助的弱势地位还将持续。

(三)非DAC援助国虽然援助额增长迅速，但影响力有限。

目前向DAC提交官方发展援助数据的非成员国和地区共有18个。沙特阿拉伯是其中援助额最大的国家，2008年在非DAC援助国官方发展援助总额所占比重达到58.69％。但总体而言，非DAC援助国援助额相对较小，且援助对象相对集中在周边国家和利益攸关的几个国家。例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阿联酋的官方发展援助主要对象都是穆斯林国家；2008年土耳其51％的援助额用于帮助其前5大受援国，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伊拉克。

(四)“新兴援助国”援助力量不断增强，备受国际关注。

“新兴援助国”多为发展中大国，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在国际上或所在区域具有较大影响力，希望通过对外援助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因而近年对外援助增长迅速，而且今后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据DAC《2010年发展合作报告》估计，2007年中国对外援援助总额为14亿美元左右，巴西4.37亿美元，俄罗斯2.1亿美元，南非0.61亿美元，印度2008-2009财年的援助额为6.09亿美元。此外，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智利、阿根廷、委内瑞拉等发展中国家也在努力扩大对外援助规模。中国是“新兴援助国”中提供援助最多、受援国范围最为广泛的国家，因而也最受关注。事实上，从近两年的援助支出来看，中国已经超过了不少DAC成员国。

“新兴援助国”对外援助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如均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开展，具有南南合作的性质和特点；强调平等互利；援助方式以技术合作和项目援助为主等。由于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许多“新兴援助国”没有采用官方发展援助一词，也没有对外公布本国的援助金额。

(五)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援助中的作用日益显现。

近年来，各类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援助舞台上日益活跃，通过多种渠道筹集了大量资金用于援助。2008年，非政府组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无偿援助资金高达236.55亿美元，比2003年的113.20亿美元增长了108.97％。与此同时，各发达国家政府也越来越多地借助非政府组织渠道来提供官方发展援助，2008年这一金额达到25.08亿美元。与官方渠道相比，非政府组织援助方式更灵活多样，更能够深入基层，使援助直接惠及平民百姓。更为重要的是，非政府组织在传播“民主”、“人权”等西方理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六)发达国家借援助有效性之名，试图加强各援助方之间的协调与规范。

随着国际援助力量和做法多元化的发展，发达国家日益感到其在国际援助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受到威胁，其相对统一的援助规则也受到挑战。为挽回局面和传统势力，发达国家开始着重强调援助的有效性，于2005年和2008年分别推动了《关于援助有效性的巴黎宣言》和《阿克拉行动计划》的出台，要求各援助方之间加强协调与合作，尤其是希望与“新兴援助国”建立对话和合作，通过交流合作增加对“新兴援助国”的了解与牵制，其最终目的是建立起经过适当修改、涵盖面更广、但继续以其为主导的国际援助新规则。

二、中国对外援助如何定位

近年来，中国对外援助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客观上被从幕后推上国际援助舞台。在当前国际援助格局中，中国需要做好自身定位，为今后进一步发展找好立足点，以便能够在这一舞台上从容应对。

篇7

三聚氰胺事件后，几家国产奶粉企业的销量快速增长，但进入2009年第二季度后，销量压力开始明显增大，已经压得个别企业喘不过气来。

这种压力源于2008年12月以来国产奶粉的疯狂买赠促销。从买5送1过渡到2送1甚至是1送1，史无前例的价格战快速席卷了全国。

伊利、圣元、飞鹤、贝因美、雅士利、摇篮、完达山等多家企业，先后发动或跟进了这场以促销为核心的价格战。它们希望通过一种快速且最有竞争力的方式迅速占领市场，价格战自然是最狠、最简单有效的办法之一。

谁知道买赠活动登场以后，愈演愈烈，种下了今天欲罢不能的祸根。

伊和、圣元领队挑起价格战

这场价格战的始作俑者是伊利和圣元。

三聚氰胺事件之后，三鹿退出市场，伊利、圣元、雅士利等企业也因此事件受到影响，整个市场形成了大约六七十亿元的真空。

当时，惠氏、多美滋、美赞臣、雅培、雀巢等国际品牌迅速在高端市场获得2～4倍的增长。在占据了高端市场80％以上份额之后，它们还有大举发力中端市场的意图。而没有遭遇三聚氰胺事件的飞鹤、贝因美、完达山、银桥、摇篮等企业，短期内销量也大幅度上扬。

但这些二线品牌张力太小、缺乏行业号召力，国内一线品牌又大多遭难，导致国产奶粉阵营的市场萎缩十分严重，直接危及国产奶粉未来的行业市场地位；跨国企业大多出品了400g单价为40元左右的中档产品，随时有爆发式增长的势头。

一方面是企业自己的生死，另一方面是行业地位的去留。攘外还是安内?

有行业地位野心的企业，迅速打响了一场以攘外为核心的促销战役。

当时伊利的策略是：强化奶源的宣传，宣称奶源全部合格，在央视大力投放电视广告；利用强大的渠道和稳固的经销商团队，重新抢占终端资源；利用老品牌的内涵和较低价格，稳定中档市场；终端大力度买赠，刺激消费。

而圣元则迅速调整了产品线的布局：先将优博、优聪的奶源采用全进口，保证安全；砍掉了定位低档的副品牌“优强”，聚焦中高档；增加了中低档新品牌“名山”，意欲夺取中低档婴幼儿奶粉市场；同时还收购荷兰乳牛，操作成人奶粉市场；在央视大力投放广告；快速抢占渠道终端资源；终端同样是大力度买赠。

不可否认，这两家企业的战略调整，有效阻止了国际品牌中档产品可能出现的爆发式增长，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国际品牌的长驱直入。但这种调整也对刚刚尝到甜头的国产奶粉(飞鹤、贝因美、完达山、摇篮等)带来了致命打击。

国产阵营集体参战

领头羊大力促销，那些昨夜还在做着“弯道超车”美梦的企业(有些企业甚至将2009年的任务定为同比增长3～4倍)，市场阻力一夜之间突然增大。

价格战跟还是不跟呢?如果不跟，三聚氰胺事件后刚刚到手几个月的市场，很有可能转手他人。

跟吧!

国产奶粉阵营全线迎来了大力度买赠的疯狂局面。

在中国乳业，“跟随”是传统，是常见的市场战略。除了跟随终端买赠，飞鹤、摇篮、完达山还参与了电视广告的跟随。

一时间全国漫天奶粉广告，全国超市奶粉货架一片促销，激烈对抗一直持续到4月底，一场以“攘外”为战略出发点的战役由此演变成了国内奶粉行业的“军阀混战”。

价格战中毒

大力度卖赠促销，是消化滞销品的解药，是局部攻城略地的武器，但必须有严格的时间限制(通常不可超过一个月)，否则就会造成顾客对促销的依赖，削弱产品在顾客心理上的价值定位。

但从4月底的调研来看，这次价格战中不是为了消化滞销品，不是局部攻城略地，而是全线产品跟进的战略之举。其中，飞鹤、摇篮、圣元、伊利、雅士利等品牌的大力度促销均超过了60天，大多在120天左右。

4月初，飞鹤和摇篮在局部市场试图退出促销战，可是促销一停，销量即停，终端还被其他企业集体围攻，顾客也很容易转买别的品牌；而恢复促销就能维持销量。事实上，各家企业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这种“促销中毒症”。

所以，尽管很多企业已经面临资金压力和市场压力(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几家资金积累有限的企业甚至将家底拿出来打这场价格战)，但谁也不敢轻易退出，因为独自退出，就意味着过去几个月的所有投入都打了水漂。如今还能苦苦支撑，得益于国际奶粉原材料价格和国内原奶收购价的大幅度下降。

谁是赢家?

笔者详细询问过几个奶粉行业的老总，这场大力度促销战中哪一家企业能跟过第二季度?几乎没有人能给出肯定的答复。

第一阵营担心的是，一旦价格战的规格降低，很可能造成跨国品牌反扑，到时候整个国产阵营得不偿失。

来自媒体的消息说，光明的股东对光明十分不满，因为其花钱太大方。可是光明却十分苦恼，因为不花钱，市场就可能急剧萎缩。其他企业的情况和心态大体相同。

最近，A企业和B企业在市场上采取大力度返利压货的政策，甚至一些经销商的货款还没有到位，货已经发到了库房。必须看到的是，这两家企业的大力压货，是在“市场停滞、促销泛滥失灵、企业资金实力短缺、经销商货款没有到位”情况下的行为。

这无异于在火药库里玩火。因为一旦经销商突然反省，势必造成他们自杀式促销套现的局面。目前在河南、安徽、山东等地，这两家产品的砸价行为就是预兆。而有些企业一旦在市场和资金的双重压力下，演变出更大力度的促销，企业的品牌价值和赢利能力将会彻底出现黑洞。

篇8

金融危机最严重的阶段已经过去，全球经济正在复苏，然而复苏是微弱的。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最新预测报告，全球经济在2011年增长3.2%，将略高于2010年2.7%的增幅。然而，世界银行报告也明确指出全球经济依然面临很多不确定性，不能排除2011年增长略微减速的双重下滑情景，也不排除复苏势头增强的可能性。相对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全球经济增长幅度的预测较为乐观。根据其2010年7月最新全球预测报告，世界经济预计将在2010年和2011年分别增长约4.5%和4.25%。由于2010年下半年的金融波动，下行风险骤增，IMF预测2011年全球经济增幅将略低于2010年。IMF研究报告也指出，上述预测的先决条件是重建信心和稳定政策（尤其是在欧元区）要得以实施。虽然上述两大国际研究机构对全球经济的预测有所差异，但都明确判断：全球经济在2011年将继续复苏，经济复苏的步伐将较为缓慢，而且复苏还面临很多挑战和不确定性。

全球石油需求在2011年将有所增长，石油价格基本稳定。国际能源署（IEA）最新预测表明：全球原油需求将由2010年每天8694万桶，增加到2011年的每天8816万桶，增幅为1.4%。根据国际能源署工业和市场部主任David Fyfe的分析，全球石油供给至少到2011年中期将是充足的，如果全球经济在2011年较为低迷，原油需求将大幅下降，2011年全年石油供给都将非常充足。上述判断与世界银行对2011年石油价格预测也非常一致，根据世界银行2010最新预测报告，2011年石油平均价格为76.6美元/桶，相对于2010年仅提高0.8%。

全球生物能源产量在2011年增幅将非常有限。根据德国著名全球生物能源研究公司―F.O. Lichts公司在2010年10月的全球生物能源发展报告，全球生物能源产量的增长速度在2011年将低于5%，这是在过去10年内出现的最低涨幅。导致2010年全球生物能源发展增幅较缓的原因有政策和生产成本两个方面。就政策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燃料乙醇生产国―美国，其产量已经接近政策规定的150亿加仑传统生物（也称第一代）燃料乙醇的临界产量，而且前期补贴政策和54美分/加仑的进口关税政策也将在2010年底结束，这都将制约美国在2011年生物燃料乙醇的生产。其次，由于石油价格较为低迷，农产品价格却显著上升，从而导致生物能源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利润率下降，企业投资和生产增幅将显著低于前几年。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初步判断：首先，在2011年全球经济将继续复苏，但是全球经济增幅将较为缓慢；第二，石油供需在2011年将保持较为稳定状态，石油价格依然保持较低水平；第三，全球生物能源产量增长幅度在2011年将较为缓慢。

二、主要模型假设

为了分析在2011年全球农产品变化，我们同时采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和中国农产品政策分析及预测模型（CAPSiM）进行预测。主要的经济判断和假设如下：

第一，各国经济在2011年的发展状况，将主要依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全球经济最新预测结果（如表1所示）。

第二，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幅度。根据世界银行预测，国际石油价格将由2009年的61.8美元/桶提高到2010年的76.0美元/桶，增加23.1%。同时预测2011年石油价格为76.6美元/桶，相对于2010年仅提高0.8%。虽然世界银行的预测与2010年石油价格增幅有偏差（国际原油价格在2010年前10个月上涨40.8%）。但综合IEA和世行的预测，在分析中，全球石油价格在2011年将依然采用较低增幅，假设石油价格提高1%。

第三，生物能源与石油之间的替代关系，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的生物能源与石油之间的替代弹性数值为5，这一弹性值与Hertel etal. (2008)所采用的3和Banse etal. (2009)所采用的5基本一致。

三、模拟和分析结果

（一）2011年全球农产品价格变化判断

粮食作物价格将有所提高，但增幅不大。根据模型预测，在2011年国际大米和小麦价格将分别提高5.7%和3.9%；玉米和大豆价格分别提高1.9%和2.7%。大米和小麦价格变化与全球经济在2011年恢复较为缓慢，以及前期大米和小麦价格跌幅较大有紧密关系，在2011年大米和小麦价格将基本保持稳定，价格略有提高。由于受到全球生物能源发展明显减缓的影响，全球玉米价格在2011将基本保持稳定，不会出现显著上涨。

棉花和糖的价格将有所下降。根据预测，在2011年糖和棉花的价格分别下降约6.7%和6.0%。由于经济复苏的步伐较为缓慢，纺织服装业在2011年增长幅度有限，对棉花的需求不会快速增长；同时，由于2010年国际棉花价格因为天气原因价格快速上涨，也会对2011年棉花产量有一定的刺激作用，棉花产量有望进一步提高，这都将促使2011年棉价有所回落。在2011年国际石油价格增幅较小，依然保持较低的水平，这不会刺激以甘蔗为原料的生物乙醇的快速增长。与棉花一样，2010年快速上涨的糖价也会显著促进来年的产量。由于需求相对稳定而供给提高，国际糖价将在2011年有所下降。

畜产品价格基本稳定。根据预测，在2011年国际牛羊肉产品、猪禽类产品和奶制品价格保持稳定，变化幅度在1%以内。由于饲料作物价格基本稳定和世界经济缓慢复苏，畜产品需求不会快速增长，供需不会发生大的变化，畜产品国际价格在2011年将基本保持稳定。

（二）2011年国内农产品价格变化

2011年国内大米和小麦价格将保持稳定，玉米和大豆价格将有所上涨。根据模型预测，2011年国内大米和小麦价格将基本保持稳定，价格小幅上升，涨幅在2%左右。相对而言，玉米价格上升幅度较为显著，上涨约6.5%。虽然全球经济恢复较为缓慢，但我国经济将依然保持较快速度增长。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增长并不显著提高大米和小麦的需求，大米和小麦供需稳定，价格变化较小。然而，国内居民收入增长将显著提高畜产品消费，从而拉动玉米需求，国内玉米价格将面临较大上涨压力。国内大豆价格变化与国际价格变化基本一致，价格提高约2.9%。

国内棉花和糖的价格将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将低于国际价格。根据预测，在2011年国内棉花和糖的价格分别下降约2.7%和2.4%。由于全球经济在2011年复苏乏力，对纺织服装的需求不会出现显著上涨，同时由于2010年棉花价格过快上涨，2011年国内棉花生产将有所提高，这将导致国内棉花价格有所回落。随着全球在2011年糖产量的提高，国内糖价将随着国际糖价下降。

国内畜产品价格将基本保持稳定，略有上升。根据预测，在2011年我国猪肉、牛肉、禽肉、蛋类和奶制品将分别提高约3.6%、6.6%、4.0%、2.0%和7.6%。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内畜产品消费和生产都将快速提高，供需总体上保持平衡，但由于饲料和劳动力成本提高，畜产品价格将有所上涨，但除了牛肉和奶制品价格涨幅较高外，猪肉、禽肉和蛋类产品价格比较稳定。

四、总结和政策建议

在综合考虑全球经济发展、石油价格和生物能源发展等因素的基础上，我们采用全球贸易模型（GTAP）和中国政策分析与预测模型（CAPSiM）进行分析，基于研究结果，对2011年国内外农产品价格做出如下判断：

国际农产品价格在2011年基本保持稳定，不会出现大幅上涨的情况。其中，国际粮价将有所提高，但增幅不大。在2011年国际大米和小麦价格将分别提高5.7%和3.9%；玉米和大豆价格分别提高1.9%和2.7%。而棉花和糖的价格将有所下降。在2011年糖和棉花的价格分别下降约6.7%和6.0%。畜产品价格基本保持稳定。在2011年国际牛羊肉产品、猪禽类产品和奶制品价格基本保持稳定，降升幅度在1%以内。

国内农产品价格整体变化趋势与国际价格基本一致，国内农产品总体价格不会出现快速上涨，但价格变化在不同产品间有所区别。2011年国内大米和小麦价格将保持稳定，玉米和大豆价格将有所上涨。根据模型预测，2011年国内大米和小麦价格基本保持稳定，价格小幅上升，涨幅在2%左右。相对而言，玉米价格上升幅度较为显著，上涨约6.5%。国内大豆价格变化与国际价格基本一致，价格提高约2.9%。国内棉花和糖的价格将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将低于国际价格。在2011年国内棉花和糖的价格分别下降约2.7%和2.4%。国内畜产品价格基本保持稳定，略有上升。在2011年我国猪肉、牛肉、禽肉、蛋类和奶制品将分别提高约3.6%、6.6%、4.0%、2.0%和7.6%。

上述分析结果是基于标准的经济假设，然而一些不确定因素非常值得关注和考虑，这些不确定因素都将对国际农产品价格产生显著影响。这些风险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各国在2011年所执行的经济刺激政策和货币政策。各国在2011年进一步提高或取消其前期的经济刺激政策，这将对世界经济及产品价格产生显著影响。同时，世界主要经济体（譬如：欧盟和美国）所采用的货币政策，将对全球货币总供给和货币流动性造成重大影响，这不仅直接影响各国间的汇率和通货膨胀率，并导致国际商品投机泛滥。

第二，气候变化所导致的国际农产品短期供给变化。气候变化将在短期内显著影响国际农产品供给，并通过国际投机和政策调整等因素进一步放大对国际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导致国际农产品价格在短期内发生剧烈变化。因此，监控国际主要农产品长势对于预测和掌控短期农产品短期波动具有重要意义。

篇9

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书是从事对外汉语教学能力的一个认定，也是对外汉语教学能力的一个证明。按照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办公室颁布的国际汉语教师标准，合格的对外汉语教师应具备一定的汉语与外语知识技能，掌握中外文化异同，具备教学和组织实施能力，需参加全国统一考试认证，取得对外汉语教师职业资格证书。

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书的考试分笔试和面试考试。

笔试考试：满分100分，考试时间120分钟。包括中国文化、现代汉语、对外汉语教学理论。

面试考试：满分100分，考试时间10-15分钟。包括词语教学、 语法教学、普通话水平、仪表教态。

（来源：文章屋网 ）

篇10

海外来风

日本称法官、检察官、律师三种法律专门职业人员为“法曹”。欲成为法曹，首先要通过竞争率极高的司法考试，然后在司法研修所中经过一年半的司法研修，最终考试合格才能够最终担任法曹。在这种法曹培养制度下，法学教育与法曹选拔脱节，二者并无直接的联系。司法考试严格限制人数，（注：日本选拔的法曹人数历来较少，现行制度下，从20世纪60年代直到90年代初，每年司法考试合格人数只有500人左右。90年代以来开始增加合格人数，现在每年的合格人数为1000人左右。参见丁相顺：《日本法律职业选拔培训制度及其改革》，《人民检察》2000年第4期，第61页。）一方面塑造了日本司法精英型的特征，保障了司法的公正性，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日本司法人数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不足，司法救济不够的弊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国际和国内环境的变化，在规制缓和的大形势下，长期依靠行政指导制调整社会关系的日本开始了由“事前规制型”向“事后检查型”的改革。（注：关于日本司法改革的背景问题，参见2000年12月28日《法制日报》载《密切法律交流推进中日友好——访日本法务大臣高村正彦》一文，法务大臣高村正彦说：“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对于日本而言，面临社会、经济形势的复杂多样化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当务之急是推进行政等各项改革，完成由‘事前限制型’社会向以个人责任为基础的‘事后检查型’社会的转型。具体到司法领域，日本将大力推进司法改革，完善法律制度体系，下个世纪，司法将在维护法治社会、保障国民权利等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这样，为了解决司法人数不足的问题，大学的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制度、法曹培养制度、司法制度开始联系起来，法学教育界和司法实务界提出了法科大学院构想。

一、日本法学教育的基本特征与改革

日本的法学教育是在法制近代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日本法学教育在明治时期就形成了官方与民间法学教育的二元格局，经过明治政府的一系列统合措施，近代法学教育培养的法科学生为推进日本法制近代化过程和国家的近代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注：丁相顺：《日本近代法学教育的形成与法制近代化》，《法律史论集》2000年专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37页。）

二战以后，随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和精英型法律家阶层的形成，在大学教育日渐普及的情况下，法学教育成为一种法律修养式的普及型教育，“日本大学本科阶段（四年制）法学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培养法律的专职人才，而是一种为普及法学思维方式而开设的普通素质教育。实际上，可以说这种教育的目的只是为即将步入社会的学生养成法律思维(Legalmin本论文由整理提供d)为此，在日本各大学法学院的本科课程设置中，除法律方面的科目以外，往往还包括与法律职业无直接关系的政治学方面的内容，四年制本科毕业生人多从事非法律工作”（注：[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在现行司法考试制度下，不仅本科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无直接关系，而且研究生教育也与法律职业没有直接关系。研究生院培养的法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大多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工作。目前日本全国共有622所大学（国立大学99所，公立大学66所，私立大学457所），其中有93所大学开展法学教育，拥有法学部或者法学院。法律专业学生毕业后的去向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部分充任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政府机构的公务员；大部分人在各种民间的企业或公司中就职；只有极少一部分的毕业生能够通过司法考试成为专门的法律职业家。（注：[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

虽然司法考试对于大学生可以给予免考修养科目的待遇，大学法学部所学到的基础知识也可以在司法考试中应用上，但是，大学教育基本上不与法律职业发生直接的联系。“重要的是以记忆为中心的司法考试。一次考试能否成功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大学的法律教育基本上不起作用。”（注：[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

尽管在制度上，现行的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不存在直接的关联，但在某种程度上，二者也存在着若即若离的联系。法科学生要通过司法考试，大学的法学教育也是重要的知识积累。同时，由于法律职业的精英型特点，成为法曹是许多毕业生的理想，反过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来，各个学校对司法考试合格人数也是相当重视的，司法考试的通过率成为评判法学部水平高下的一个重要指标，这也促使各个大学努力将教学目的服务于司法考试的需要。尽管如此；由于司法考试合格人数受到阻制，法学部致力于提高司法考试合格率的努力也是有限的，其着眼点只是通过提高司法考试合格率来提高学校的声誉，而学校的主要教学对象仍然是那些不可能通过司法考试或者是不对司法考试抱有奢望的大多数学生。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没有直接的关联是日本当代法学教育和法曹选拔的一个基本特征。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新堂幸司认为“日本大学法学部的毕业生成为法律家的比例极低，虽然有法学部之名，但是成为法律家的极少，多数都进入到行政官厅和企业”。（注：[日]新堂幸司：《“社会期待的法曹像”座谈会》，（日本）《实用法律学杂志——法学家》，1991年第984号，第42页。）早稻田大学原校长西原春夫教授认为，“按照我国现在的制度以及现状，司法考试不是大学的法学教育的出口，而是司法研修所培养法曹的入口。”（注：[日]西原春夫：《法学教育与法曹养成制度》，（日本）《法律广场》1980年第23卷第6号，第36页。）因此，在选拔和造就职业法律家的问题上，当代日本的法学教育体系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由于司法考试的技术性特点，也出现了一些专门为参加司法考试的考生服务的补习学校。由于这些学校针对性强，比起在大学参加科班式的课堂教学来，更多准备报考司法考试的考生愿意参加各类司法考试补习学校。针对这种现象，一位美国学者指出，当代日本法律教育体系对于司法考试和职业法律家的培养存在若干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第一，法学部教育有些“高不成，低不就”，也就是对于成为法曹的学生来说，没有受到充分的法律专业教育，而对于没有成为法曹的学生来说，受到的法律专业教育又太多；第二个问题就是出现了所谓的“双学校”问题，也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就是大多数参加司法考试的法科学生同时在法学部和预备校之间上学，在当前司法考试和法学教育的体制下，并不能造就和选拔出具有丰富知识背景的学生，更多地是造就和选拔出具有法律技巧的学生。（注：[美]丹尼尔.福特：《对讨论问题的意见——从与美国的法学院相比较的观点出发》，（日本）《实用法律学杂志——法学家》1999年第1168号，第28页，第27页。关于日美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关系，华盛顿大学教授丹尼尔·福特教授作了比较，他认为，现在日本法学教育的方式和弊端与司法考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美国，虽然想成为律师的学生必须要刻苦学习，但是，并不是在学习之初强烈地意识到司法考试的问题，不是为了考试而去学习。在大学时期，学生们不仅仅学习自己的专业，还要学习一般的修养课程，以及其他专业知识。也就是说，在大学时期学生们并不十分在意司法考试，而是尽量掌握非常宽的知识。而在日本，虽然说司法考试冠有资格考试之名，但事实上却成为一种限制人数的竞争考试。而且学生们为了参加司法考试，不得不尽早地做准备。由于考试特别重视考试技巧，如果不是特别有自信力的人，想成为律师的话，理所当然地会忽视法学以外的课程了，集中准备司法考试科目。同时，为了掌握技巧，学生们会尽早地预备校补习。）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之间过分脱节，以及司法考试制度过于限制人数的做法客观上造成了法学教育资源的浪费和职业法律家素质的降低。

为了解决法学教育与法律实务脱节的问题，日本的各个大学也在探讨法学教育改革。几十年代以来，日本的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的专业设置开始发生变化。“以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北海道大学等在战前被称之为‘帝国大学’的国立大学，和大城市中的主要私立大学为中心，开设了以面向实务为主的硕士专修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起到了在职培训的作用”，⑩（注：[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日本的法学教育开始出现了重视实务的趋向。但是，在现有的司法考试和法学教育体制下，这种重视实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务的趋向是非常有限度的。从总体上来看，日本现行的法学教育体制仍然是以“与实务保持一定的距离”，即重理论轻实务为特色的，“从事教学和研究的学者大多数人没有法律实务的经验”。（注：[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

由于法学教育制度与现今的司法考试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进行彻底的司法考试制度改革和司法改革，任何教育改革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法曹素质降低和司法考试过分重视技巧的问题。如果仍然过度地限制合格人数的话，极其高的竞争率仍然会持续下去，真正想成为律师的学生们仍然会为了应付考试而学习。（注：[美]丹尼尔.福特：《对讨论问题的意见——从与美国的法学院相比较的观点出发》，（日本）《实用法律学杂志——法学家》1999年第1168号，第28页，第27页。关于日美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关系，华盛顿大学教授丹尼尔·福特教授作了比较，他认为，现在日本法学教育的方式和弊端与司法考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美国，虽然想成为律师的学生必须要刻苦学习，但是，并不是在学习之初强烈地意识到司法考试的问题，不是为了考试而去学习。在大学时期，学生们不仅仅学习自己的专业，还要学习一般的修养课程，以及其他专业知识。也就是说，在大学时期学生们并不十分在意司法考试，而是尽量掌握非常宽的知识。而在日本，虽然说司法考试冠有资格考试之名，但事实上却成为一种限制人数的竞争考试。而且学生们为了参加司法考试，不得不尽早地做准备。由于考试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特别重视考试技巧，如果不是特别有自信力的人，想成为律师的话，理所当然地会忽视法学以外的课程了，集中准备司法考试科目。同时，为了掌握技巧，学生们会尽早地预备校补习。）因此，要解决日本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制度、乃至于解决司法制度中的结构性矛盾，必须将法学教育改革与司法考试改革联系起来解决。

1999年6月，根据日本国会通过的“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设置法”的规定，日本成立了“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负责“调查审议司法制度并向内阁提出改革方案”。该审议会围绕法曹一元化（从律师中选拔法官），参审制、陪审制，法曹培养等议题进行研讨，最终提出司法改革方案。正是在这种司法改革的背景下，日本法律育界提出了法科大学院构想，并作为法曹培养的一个重要内容，与司法制度改革问题结合起来。

二、法科大学院构想

具备何种资质的法曹方可以适应21世纪司法的需要？日本法学教育界提出了各种看法，主要集中于具有丰富的人性和感受性，具有深厚的修养和专门的知识，具备灵活的思考力和说服、交际能力，对于社会和人际关系的洞察力，人权意识，掌握尖端的法律和外国法方面的知识，具有国际视野和语言能力。为了选拔具备这种资质的法曹人员，就不能象过去那样，通过司法考试这一个环节、一个点来选拔，而必须通过一个整体的过程来造就和培养。必须通过法学教育、司法考试、司法研修等程序的互相配合，通过连续的过程来选拔法曹。为了扩大法曹人员，实现司法改革的目标，也必须充分发挥高等法学教育的优势，所以，如何形成包括法学教育在内的立体法曹选拔、培训制度是司法改革的重要任务。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学教育资源是实现法曹人员素质的提高和数量扩大的现实途径。从这样的基本理念出发，日本提出了将法学教育与法曹选拔培训有机衔接的方案，集中体现在法科大学院构想的方案设计中。

所谓法科大学院就是在各个水平较高的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大学院（大学的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的基础上，建立起专门培养法曹实务人员的高等法学教育机构。对法科大学院毕业生，可以直接或者间接付与法曹资格。并且，在法曹选拔和培养过程中，要以法科大学院培养的学生为主体，辅之于司法考试和司法研修制度，建立法律职业选拔任用的“流水过程”。

为了切实进行法学教育改革和探讨具体的法科大学院方案，当时的文部省设立了“法科大学院构想研究会议”，具体进行“法科大学院”的制度设计。2000年10月6日。“法科大学院构想研究会议”提出了总结报告，对日本型的法科大学院提出了基本框架构想，并且建议在2003年开始设置这种新型的法学教育机构。

日本法科大学院构想在制度设计上主要是以美国的Lawschool为模本。但是，日本的法科大学院设计方案保留了传统的法律本科教育体制，将法科大学院设置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基本的制度设计是：非法律和法律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可以报考法科大学院；法科大学院的学制一般为3年，例外时为2年；从法科大学院毕业就获得了参加司法考试的资格，在面向法科大学院毕业生的司法考试中，主要以法科大学院学习的内容为主，考试的合格率会大大提高；法科大学院的法学教育要以实务教育为主，在课程设计和师资选任上，都要服务于实务训练的需要；与过去一样，法科大学院毕业生通过了司法考试以后只不过是获得了参加国家司法研修的资格，这些合格者要作为研修生参加国家统一的司法研修，然后才能根据本人的意愿从事具体的法律职业。

由于新的法科大学院以培养应用型的法曹为主要任务。因此，对于课程科目的设置要体现出应用型的特点，其基本考虑主要是设置相应的学科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群。开设的科目群主要包括：A.基础科目，也就是为系统掌握基础法律知识所开设的科目，包括宪法、民法、刑法、诉讼法、外国法等基本法律知识；B.法曹基本科目，也就是与法律职业共同的思维方式有关的科目，包括收集、整理、分析、使用法律信息能力的科目，例如，法曹伦理科目、法律信息的基础教育科目等；C.骨干科目，也就是为深化、理解基本法律领域里的法律学识，提高法律思维能力、分析能力的科目，包括宪法、民事法（财产法）、刑事法、商法（公司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D.先进尖端的学科领域课程，也就是培养创造性地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和培养多元的、多角度法律思维能力的课程，例如知识产权法，租税法，行政法，劳动法，执行、保全、破产法，环境法等；E.与国际相关的科目群，就是培养法曹国际视野的科目，例如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贸易法等；F.学科交叉的科目群，也就是培养法曹广阔知识背景，开拓学科视野的科目群，例如法与经济、法与医疗、法与家庭、法与公共政策等科目：G.实务关联课程，也就是在前述科目基础上，通过实践进一步提高法律思维能力，解决现实问题能力的科目，包括诊所式教育，民事、刑事演习，谈判技法演习等。

在这些课程中，A学科群的课程是所有法科大学院学生应该掌握的最低限度的法律知识，C较A学科群的学科划分更加细化，是为了提高学生解决问题、分析案件事实的能力而开设的科目，以事例研究、判例研究为对中心，不仅仅从理论上，而且要从实践的角度（从事实认定论和要件事实论等实务的观点着手进行的教育）开设的课程。对于C课程群，没有必要拘泥于各个实定法进行法学教育，可以合并设置课程，例如，开设民事法课程（将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课程作为一个科目进行讲授），刑事法课程（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等），要重视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有机结合，在对法律进行系统理解的基础上重视理论上的应用，并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整合。

在这些科目群中，为了达到使全体法曹具有共同资质的目的，要以A、B、C三个学科群为核心课程群，并且兼顾D、E、F、G等学科课程。要求所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有的法科大学院都要设置核心课程，所有的法科大学院也要开设G科目群。但是，根据各个学校的情况，对于具体的科目和内容可以有所侧重。可以根据各个大学的特色来设置D、E、F学科群。

法科大学院的教育方式要采取少数人制的教育，每一个科目听课的人数不能过多，基于科目的每个教学单元规模不能超过50人。在教学过程中，授课的方式包括讲义方式，少数人演习方式，学生独自进行调查、制作报告，教员对学生个别辅导等方式等。

法科大学院的入学者原则上要求大学本科毕业，但没有专业限制，入学者要通过考试方能够入学。对于考试的性质，“法科大学院构想研究会议”认为法科大学院入学考试并非要测试考生所掌握的法律知识，而应该是以测试学生的判断力、思考力、分析力、表达力为目的的素质考试。但是，目前为止，对法律专业和非法律专业的考生是否要采取统一考试的问题还存在分歧。“法科大学院构想研究会议”的基本主张是，为了保障法学教育的完整性，为了彻底保障入学考试的开放性，为了保障考试的公平性，对法律专业的毕业生和非法律专业的毕业生原则育界提出了法科大学院构想，并作为法曹培养的一个重要内容，与司法制度改革问题结合起来。

二、法科大学院构想

具备何种资质的法曹方可以适应21世纪司法的需要？日本法学教育界提出了各种看法，主要集中于具有丰富的人性和感受性，具有深厚的修养和专门的知识，具备灵活的思考力和说服、交际能力，对于社会和人际关系的洞察力，人权意识，掌握尖端的法律和外国法方面的知识，具有国际视野和语言能力。为了选拔具备这种资质的法曹人员，就不能象过去那样，通过司法考试这一个环节、一个点来选拔，而必须通过一个整体的过程来造就和培养。必须通过法学教育、司法考试、司法研修等程序的互相配合，通过连续的过程来选拔法曹。为了扩大法曹人员，实现司法改革的目标，也必须充分发挥高等法学教育的优势，所以，如何形成包括法学教育在内的立体法曹选拔、培训制度是司法改革的重要任务。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学教育资源是实现法曹人员素质的提高和数量扩大的现实途径。从这样的基本理念出发，日本提出了将法学教育与法曹选拔培训有机衔接的方案，集中体现在法科大学院构想的方案设计中。

所谓法科大学院就是在各个水平较高的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大学院（大学的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的基础上，建立起专门培养法曹实务人员的高等法学教育机构。对法科大学院毕业生，可以直接或者间接付与法曹资格。并且，在法曹选拔和培养过程中，要以法科大学院培养的学生为主体，辅之于司法考试和司法研修制度，建立法律职业选拔任用的“流水过程”。

为了切实进行法学教育改革和探讨具体的法科大学院方案，当时的文部省设立了“法科大学院构想研究会议”，具体进行“法科大学院”的制度设计。2000年10月6日。“法科大学院构想研究会议”提出了总结报告，对日本型的法科大学院提出了基本框架构想，并且建议在2003年开始设置这种新型的法学教育机构。

日本法科大学院构想在制度设计上主要是以美国的Lawschool为模本。但是，日本的法科大学院设计方案保留了传统的法律本科教育体制，将法科大学院设置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基本的制度设计是：非法律和法律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可以报考法科大学院；法科大学院的学制一般为3年，例外时为2年；从法科大学院毕业就获得了参加司法考试的资格，在面向法科大学院毕业生的司法考试中，主要以法科大学院学习的内容为主，考试的合格率会大大提高；法科大学院的法学教育要以实务教育为主，在课程设计和师资选任上，都要服务于实务训练的需要；与过去一样，法科大学院毕业生通过了司法考试以后只不过是获得了参加国家司法研修的资格，这些合格者要作为研修生参加国家统一的司法研修，然后才能根据本人的意愿从事具体的法律职业。

由于新的法科大学院以培养应用型的法曹为主要任务。因此，对于课程科目的设置要体现出应用型的特点，其基本考虑主要是设置相应的学科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群。开设的科目群主要包括：A.基础科目，也就是为系统掌握基础法律知识所开设的科目，包括宪法、民法、刑法、诉讼法、外国法等基本法律知识；B.法曹基本科目，也就是与法律职业共同的思维方式有关的科目，包括收集、整理、分析、使用法律信息能力的科目，例如，法曹伦理科目、法律信息的基础教育科目等；C.骨干科目，也就是为深化、理解基本法律领域里的法律学识，提高法律思维能力、分析能力的科目，包括宪法、民事法（财产法）、刑事法、商法（公司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D.先进尖端的学科领域课程，也就是培养创造性地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和培养多元的、多角度法律思维能力的课程，例如知识产权法，租税法，行政法，劳动法，执行、保全、破产法，环境法等；E.与国际相关的科目群，就是培养法曹国际视野的科目，例如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贸易法等；F.学科交叉的科目群，也就是培养法曹广阔知识背景，开拓学科视野的科目群，例如法与经济、法与医疗、法与家庭、法与公共政策等科目：G.实务关联课程，也就是在前述科目基础上，通过实践进一步提高法律思维能力，解决现实问题能力的科目，包括诊所式教育，民事、刑事演习，谈判技法演习等。

在这些课程中，A学科群的课程是所有法科大学院学生应该掌握的最低限度的法律知识，C较A学科群的学科划分更加细化，是为了提高学生解决问题、分析案件事实的能力而开设的科目，以事例研究、判例研究为对中心，不仅仅从理论上，而且要从实践的角度（从事实认定论和要件事实论等实务的观点着手进行的教育）开设的课程。对于C课程群，没有必要拘泥于各个实定法进行法学教育，可以合并设置课程，例如，开设民事法课程（将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课程作为一个科目进行讲授），刑事法课程（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等），要重视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有机结合，在对法律进行系统理解的基础上重视理论上的应用，并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整合。

在这些科目群中，为了达到使全体法曹具有共同资质的目的，要以A、B、C三个学科群为核心课程群，并且兼顾D、E、F、G等学科课程。要求所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有的法科大学院都要设置核心课程，所有的法科大学院也要开设G科目群。但是，根据各个学校的情况，对于具体的科目和内容可以有所侧重。可以根据各个大学的特色来设置D、E、F学科群。

法科大学院的教育方式要采取少数人制的教育，每一个科目听课的人数不能过多，基于科目的每个教学单元规模不能超过50人。在教学过程中，授课的方式包括讲义方式，少数人演习方式，学生独自进行调查、制作报告，教员对学生个别辅导等方式等。

法科大学院的入学者原则上要求大学本科毕业，但没有专业限制，入学者要通过考试方能够入学。对于考试的性质，“法科大学院构想研究会议”认为法科大学院入学考试并非要测试考生所掌握的法律知识，而应该是以测试学生的判断力、思考力、分析力、表达力为目的的素质考试。但是，目前为止，对法律专业和非法律专业的考生是否要采取统一考试的问题还存在分歧。“法科大学院构想研究会议”的基本主张是，为了保障法学教育的完整性，为了彻底保障入学考试的开放性，为了保障考试的公平性，对法律专业的毕业生和非法律专业的毕业生原则上要采取统一考试制度。为了保障非法律专业的学生能够进入法科大学院，在录取时可以规定录取一定比例非法律专业学生。

法科大学院要以现有的法学部为中心设置，但是为了保持法科大学院设置的均衡性，防止法科大学院设置过于集中在象东京这样的著名大学集中的城市，允许辩护士会与地方自治体等大学以外的组织一起成立学校法人，设置单独的法科大学院。并且在法科大学院之间，要允许各个法科大学院具有自己的特色，鼓励各个法科大学院之间的竞争。

三、法科大学院构想与日本司法考试改革

由于在法科大学院构想中，只要取得了法科大学院的毕业文凭就自动取得参加司法考试的资格，换句话来说，在实施法科大学院构想后，要参加司法考试必须首先取得法科大学院文凭。那么，新的教育方式与司法考试的关系问题就变得十分重要。由于这一构想是将法科大学院作为法律职业人员资质提高的一个有机环节来看待的，因此，即使建立了新的法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科大学院，也并不意味着要取消司法考试或者司法研修制度。不过，在法科大学院构想付诸实施以后，司法考试制度也必须随之作相应的调整。新司法考试的性质如《法科大学院构想的探讨总结报告》所言：如果设置了作为在客观上可以保障其教育水准的高级的法律专业教育机关——新的法科大学院，并且以在法科人学院中实际进行了充分的教育和严格的成绩评估为前提，新的司法考试要以法科大学院的教育内容为基础，新司法考试就是判断法科大学院毕业生或者预定毕业的学生是否具备作为法曹应该具备的知识、思维能力、分析能力、表达能力为目的的考试制度。从法科大学院构想的宗旨和新司法考试的目的出发，要求参加司法考试的考生参加考试的次数不能超过三次，在这一司法考试制度下，要保障法科大学院的毕业生具有较高的通过率。

实施法科大学院构想以后所建立的新法曹选拔、培养制度主要特点表现为：1.将打破过去一次决定胜负的司法考试模式，使法律专门人才的选拔形成“法科大学院”——司法考试——实务研修这样一个有机相联的过程。2.使大学的法学教育直接与法律实务人才的培养结合，有效地利用社会教育资源。这种法学教育制度的改革一方面将现有的法学教育与法曹培养直接联系在一起，可以在保障法曹资质的前提下扩大法曹的人数。

由于法科大学院构想与现行法学教育结合起来，因此，得到了法学教育界和法律职业界的支持。（注：事实上，正是各个大学法学部才真正推动了这一构想的实施。笔者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曾经参加了中央大学举办的法学教育改革与法科大学院构想的研讨会。据笔者统计，共有大约十几所大学法学部举办过大规模的法科大学院构想研讨会，有十几所大学法学部提出了自己的法科大学院构想。）可以说，法科大学院构想的实施是日本解决法曹人口不足和司法考试制度结构性矛盾的一个根本方向。如果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提出的改革方案得以实施，法科大学院、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司法考试、司法研修将构成日本法曹选拔和培养的连续过程，在此基础上，如果法曹一元化能逐步落实，日本的司法制度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