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解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论语解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 两个对立的“孔子”

作为《论语》百分之80文本之作者的孔子，和作为汉代儒教教主的孔子，根本是“两个人”。国人两千年来对此混淆不清。在国学化时期，我们首先应当把作为仁学理念创造者的孔子，和作为封建专制王朝意识形态神话之象征的孔子，严加区别。前者相通于人类普适人本主义伦，后者相通于特定过程中的封建统治技术。不仅“孔子”人名，而且许多其它儒学观念名词，都是涵义歧异的，甚至是自我对立的。生于今日太空的儒学研究者，能够满足于再照抄前时代的词语系统来进行思考吗？孔曰“察其所安”。察动机之安于何处，为仁者首要之务。今日首应深察：何谓孔子？符号学，就是辨语义含混之技术学。由于两千年来“孔子”主要被儒教当做护佑帝业的人形神祉，孔子其名的意思遂极其含混。因此，用“仁学”比用“儒学”准确些；用《论语》又比用“仁学”准确些。简言之，我们说的孔子不是作为儒教教主的孔子，而是作为仁学倡导者和《论语》作者的孔子。《论语》和《五经》不是一回事，前者是先秦君子个人的伦理动机学，后者是后秦历史过程中的帝王道德说教。

（“论语随想”-1）

（2） 论语-1 vs 论语-2——仁学结构主义读解例

1。论语静态文本的二分法：

古代文化草创，书籍的构成不免驳杂，《论语》却独以其神奇的思想通贯性而高迈群藉，启明千古。自论语文本初成以来的几百年间，续有“杂音”窜乱其中，如“尧曰篇”和“五十学易”等，对此昔贤多有揭示。其它各篇中（特别是后十篇）亦不乏汉儒插入之“违孔”辞句。论语原本形成于战国，其后辑定于汉魏，此几百年来也正是汉儒经典的渐进编成期，彼此互有积极，而成相互牵扯之势。《论语》中陆续窜入的汉儒言辞，有如《书序》、《诗序》等，意在影响儒者的心志方向和读解路线。先秦《论语》在后秦两千年间之所以能够与汉儒经学“互为依傍”，即因《论语》中的“汉儒话头”一直起着“诱导”和“歪曲”的作用。五四以来学者辨析论语文句之“真伪”，虽推证之言，其辨析标准的根据主要为论语思想的内在一致性。结果所谓“真实的”论语，主要指其思想相互一致的部分；所谓“伪作”主要指文本中与前者相异的部分。我们可以称后者为“义理性伪”：即根据伦理思想来区分《论语》文本的“正”与“偏”。而与此相对的则是广为人知的“技术性伪”，即根据语言性和历史性特点来辨析“原本”与“偏异”。研究者更可进而通过此“思想”和“形式”的对比，来区别论语文本之“真”与“伪”。所谓真与伪，因此均可有双重的（形式与内容两方面）实证性根据。

2。论语动态文本的二分法：

以上是在文本的“表达面”上区分“真”（本色）和“伪”（异染），以期还原至或凝聚至“本真的”（本真不是指历史实情，此已不可溯源）孔子文本。这样我们就有两个《论语》文本：纯净的（论语1 ）和混有杂质的（论语2）。但是接下去更重要的是：如何在读解-实践的层次上，促成论语命令句之间的、 在 “备实践的”潜存层次上的动态文本。如果说，静态的论语文本，是指上述在时空中并存的视觉语句系列，动态 的论 语文本，则是指在主体心识层内，在各种实践场所和行动选择序列上，形成诸命令句间潜存的 互动关系网。动态的文本不是直观上可呈现的视觉（书写）文本在心识上之“翻译版”，而是书写文本经“义理激活”后所形成的、具实践准备态的命令句组配方案集合。所谓悟解论语，是指在心识上形成静态文本向动态文本的创造性“实践态转化”。古人说的善读论语，就是指内心存在有一个潜在动态的、备创造性实践的、命令句间关系明确的、或处于仁学组配关系中的论语文本。论语1 vs论语2，在此第二 层次 上，指静态文本与动态文本间的区分。

3。论语读解方向的二分法：

一方面是论语文本的客观形态上的划分，另一方面是主体读解实践层次上的区别。对于仁学解释学而言，最后还有一个读解策略方向上的区分：仁学的和儒教的。也就是：用什么样的伦理学认识论来控导和指挥命令句组配方式和实践方向。仁学和儒教都有被动读解和积极读解论语的问题。二者在实践学上的目标和方式却貌似而质异。关于论语读解特质的思考，因此与静态文本的删选、动态文本的构成、以及实践方向的确定，都有关系。在三个层次上都存在着一种“论语二分法”，《论语》不是（文本学上、读解方式上、历史经验上）单一性存在。实际上，仁学主体的选择性实践，可以对文句的范围、方式、以及实践程序上的选择和组配，进行自动调整；此第三读解层次，不仅是主动活跃的，而且是贯彻“伦理学认识论方向”的。这样，在仁者心识上同时实现着三层次上的论语二分法：形态的（文本形式辨析），动态的（读解实践中文本的重组）和正态的（朝向仁学义理判准）。

4。论语读解策略：

于是，《论语》按其文句系统范围、读解活跃性程度、以及文句组配策略这三个层次，进行着解释学的二分法实践，其实践结果将因此而非常不同。在此三层次上，论语学都可经受一分为二运作：在文本删选上，在命令句组配上，以及在心志朝向上。论语读解实践学的仁学倾向，在古代和知识条件均固定的情况下，是因人而异地形成的。儒者因性向和际迂的不同，而在个人实践上呈现不同的仁学\儒教倾向比例：也就是，读者在对文本组成成分进行“组配”的程序上和贯彻指令的意志品质上，彼此的两极偏向性不同：其一极朝向仁学的个人性自我伦理实现，其另一极朝向儒教的集体性客观势统。今人之社会与知识条件已迥异于古人，其论语实践学方向遂高度依存于个人知识条件。伦理学认识论的选择，将决定着上述三层次上论语读解实践学二分法。论语1与论语2 的“辨证对立性”也将空前尖锐化。在此，论语读解实践学的“相关性”（relevent）方面，还不是论语文本材料之自身（what），而是“如何”（how）运用此材料。对于生存于新世界的现代人而言，论语读解的how，由于今人已全面脱离了古代社会和知识环境，而必须进入现代的社会历史和认知世界。今人以为可以摆脱现代条件，通过人为制造的心态返古，即可于现时代“直接”实现古代的儒学目标，乃是一种时代幼稚病表徵。其结果是：既难知今，亦未识古。

（论 语 随 想-2）

（3）孔 子 属 于 全 人 类

篇2

关键词： 知识论 悖论 可能与不可能

一．知识论的语境和问题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和“科学”这个术语一样，“知识”一词已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我们的历史记忆和已经习惯了的语境中，“知识”可以作为美德（柏拉图），可以作为力量（培根），可以作为权利（福科），还可以作为统治（控制）（后现代）。在我们已有的历史所赋予的知识系统中，“知识”一词总是与文明、进步等正价值意义联系在一起。在知识的增长与进步中，我们享受着由于“知识”而对自然、社会、乃至人的生存的把握所滋生的自由的愉悦。但是，今天的我们当在为“知识”给人类带来的物质文明而惊叹的时候，又不得不为“知识”带给人类的不可持续的生存状态而烦恼。我们虽然自称已进入了“知识”的时代，但却又留恋着老庄哲学绝圣弃智而“无为”的睿智。在“知识”中，我们生活着、存在着，我们知道我们的存在离不开“知识”，但面对“知识”对我们的精神及存在状态的控制却又显得无奈。这就是当代的我们在“知识”语境中的尴尬遭遇（这里已经有了知识论悖论的影子）。对此，我们不得不对“知识”的传统和经典意义产生怀疑，“知识”以一种从未有过的被质询的姿态进入了我们的问题域；“知识”从以往既有的不证自明的预设神案上被请进了世俗法的庭审法堂，“知识”本身成了被“知识”询问的对象（这是知识论悖论的一种表现）。因此，如何从我们的现实存在出发去看待“知识”的可能根据，如何评价“知识”在历史中的是非功过，以及探究“知识”对我们存在的意义，已成为今天的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话题。这也是我们应当关注知识论问题所以然的历史境遇。

如果从文化民族主义或文化守成的立场上来看待知识和知识论问题，可以看到，作为科

学和对象性思维意义上的“知识”一词并不是我们的本土原创，而是在近代历史中，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德先生、赛先生进入我们的话语体系的。虽然在我们原有的话语体系中，有“知”也有“识”，所谓“知”是“知道”的知，如“乾知大始”《易传·系辞上》，“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礼记·学记》；所谓“知”也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的知；“识”是“多识鸟兽花木之名”、“转识成智”的“识”，虽然对知、识有“德性所知”和“见闻之知”之别，但在根本意义上，“知”与“识”仍是指人在心性与道德修养的基础上，对天人合一之道的体悟和把握，是内敛的直觉把握，不是外求的逻辑归纳演绎。所以，这种意义的“知”与“识”就不是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具有明确形式规定的知识。在这个话语体系中，还有与知识相近意义的“绝圣弃智”的“智”，但这个“智”往往与“慧”相连 ，这往往标示着一种生命意识。所以“智” 与“知识”在意义上也还是有距离的。可见，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知、识、智、慧都不是在对象性思维中对对象的把握，而是反身观照的以内化为特征的心性修养和生命意识。因此在本土话语中，一直就没有形成对对象进行把握的、具有形式规定的科学意义上的知识论传统 。所以，我们谈论的知识与知识论问题，就很难在本土文化的历史背景中寻找到依据和答案，而只能是在西方的话语圈中说话。这是我们讨论知识论问题的基本的文化背景和言说语境。

如果说“知识”现已成为我们那个“被抛入”的存在背景或生存境遇，是我们不得不或必须面对的话题，并且，如果我们只能将“知识”一词限定在对象性思维的意义上来考察的话，或者说将我们所使用的知识一词还原到它所源出的西方话语圈内说话，那么，我们就可透过人们对知识的宗教式的依恋，以知识固有的“是什么”的叙述方式 对知识的存在进行发问和解析。这种发问和解析既源于人类本有的知识欲望和本性，同时也源于对我们自身存在状态的关注和自觉，所以，这种发问是我们从既有的知识条件出发对知识本身的发问，实际上这也就是知识对知识本身的发问 。从此视阈出发来看待知识论问题，就是对知识的存在状态和存在的可能发问。应该说，我们所说的“知识”一词在我们已设定的语境中有两方面的意义，一个是“知道”，另一个是“告诉”。“知道”是真理问题，“告诉”是理解问题。这样，我们对知识的发问也就是要找到对“何以知道”与“如何理解”问题的解答方式。我们应该，并且只能从这个基本前提出发，来梳理关于知识、知识论的可能和不可能的问题，以及在知识论中对我们的存在背景与生存境遇有意义的问题。

⒈ 在汉语文化中，“知道”中的“知”在先秦的诸多文献中就已出现（如前文所述） 。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显然，这里的“知”就是确定“是”与“否”，即：知其所“应知”和“能知”的，而“不应知”和“不能知”的则不去“知”。这里的“应当”和“能够”是指社会纲常、伦理秩序和道德、心性修养，而不是外在的自然对象。所以，汉语文化中的这个“知”就显现为内敛的特征。“道”从文化考古学的角度看，有秩序、规则之意。所谓“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范蠡《国语》）在古代是“以天道占人事”，“道”即为社会伦常。因此，所谓“知道”在汉语文化圈内的意义就是对社会伦常与心性修养之道，确定出“是”与“否”。所以“知”的汉语文本意义就是对社会伦常和心性修养之道的“确定”与“区别”。如果我们依据西方文化的思维习惯，仅从“知”作为“确定”与“区别”的形式规定来考虑，并且赋予其以同一性为基础的逻辑规定，则以“知”为母词的“知识”或“知道”，就只能是以“是”为基元对已区别出的对象的“是什么”进行确定。因此，在西语文化中，“是”本身是知识或知道的本体，而“是什么”则是知识或知道的言说方式。这是知识和知识论的语文文本和逻辑意义，也是我们考

问知识论问题的只能如此的言说起点。

2．由“是”本身和“是什么”所可能规范的知识或知道，在逻辑的意义上只能是一个在确定“是”与“否”的区别中指向某物的“真”的问题。反过来说，所谓“真”就是对所指向的某物的存在和存在状态说出“是”或者“非是”。所以，什么是“真”，如何确定“真”就成为知识论的基本问题。在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人们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去寻找这个“真”，在这种“寻找”中隐含的一种思维预设是：这个“真”应该是个什么，或者是一个我们总可以找到并且能够把握得住的东西。所以，在哲学家的理论设计里，就有了理念、实体、形式、理性、上帝（理性意义的上帝）等能够为“真”所依附的范畴。当哲学家们意识到这种对“真”的追寻所依附的是在所拥有的语言中进行的思维设计时，就开始了对“真”本身存在的合理性，以及由对“真”的存在设计而形成的追寻方式的质疑，这体现在对“真”的存在形式的“知识”或“知道何以可能”进行发问。这是一种指向那个不自觉的思维预设的根本的问。这样，在哲学的发展过程中，知识论的问题就从什么是“真”的知识，转换到作为“真”的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上来。这种“是什么”和“何以可能”的句式所表达出的对“真”的问题的发问，实际上就是要为以“真”为内在规定的知识的存在找到合理性的根据。当然，“是什么”和“何以可能”这两种发问方式，表明了两种不同的合理性设计。为了找到这个根据，无论是两个世界的划分（为“是什么”的问答逻辑寻找合理性），抑或先天的可能（为“知识何以可能”寻找理由）的寻找路径，都是要设计出一个确定合理性的标准，知识所具有的解释力无不来源于这个标准的设定。但对合理性标准的设计和设定已经不是知识论本身的问题了，而是本体论的问题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论的问题也就是本体论的问题。

3．如果我们从日常生活实践出发来看待知识，则所谓知识就是对“什么”的知道，而知道是为了说出，说出是为了告诉，告诉是为了理解。由此看来，知识论就不能不关注在“知道”基础上的说出、告诉、理解等问题。这样，解释、理解、语言、存在、历史等都必然、历史地进入知识论的视野，并且成为知识论的当然话题。古希腊智者学派的高尔基亚曾不可思议地从否定的方面揭示了知识论的这些问题。他提出了三个论题 ：第一，无物存在；第二，如果有物存在，那它们也无法为人所把握；第三，即使它可以为人所把握，也不可能把它说出来告诉别人。高尔基亚思想的深刻只有站在今天的语境中才能有所体会。因为在当代西方哲学中，解释和语言问题已成为知识论的重要内容。但是，哲学家们的发问方式还是没有离开我们所拥有的语言的限制，所以，知识论的问题就变成了“解释是否可能？”“如何进行解释？”

如此说来，知识论的问题无疑是西方话语体系中的问题，并且只有在哲学的意义上才会有知识论的问题。知识论就是要或只能在“是”的西语语式中，去诉说知识的“是什么”和“如何可能”，及对知识的“解释是否可能”，“如何解释”。可见，虽然以知识论为前提的科学在今天以无可置疑的成就支撑着知识的大厦，但知识论在原初所设定的这些知识论的问题并没有失去意义，可以说，今天的知识论问题仍然没有超越古希腊人的精神视阈。知识论的问题仍然是“知道”和“理解”的问题。从当下的境遇来看高尔基亚，我们不能不赞叹这位希腊人的通灵的智慧。知识论问题语境的这种恒定性，古希腊人在知识论问题上的这种通灵智慧，都源于知识论问题本身所具有的悖论性质，以及在历史中难以抗拒和逾越的宿命。

二、知识论的悖论情结及历史命运

从哲学的视角去观照知识，就是将知识作为对象纳入到哲学的话语中进行询问。这种询问的目的就是要为知识本身的存在找到合理性的说明。可以说，为知识的存在寻找合理性根据的欲求内在所蕴含的知识论的悖论，规定了西方语境中的知识论的基本走向。这就是从想对“知识”这一人类独有的文化现象说出“是什么”，到不断地为“知识”的意义和使用划界，或者说要找到知识的“所能”与“不能”来。实际上，这种划界的努力也表征着人类在知识论问题上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悖论心态。因为对于“知识”，实际上，我们既不能说“是”，也不能说“否”。

从历史上看，对“知识”的发问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形态：

⑴古希腊哲学用“是什么”的发问方式对知识的本质的询问 。这种询问表现在总想寻找到“什么是真”的答案。也就是总想越过当下的感性直观现象，找到“真”所依附的本体，以为确定了本体，也就找到了“真”，也就“知道”了。这是古希腊人共有的致思趋向。当智者及其犬儒学派突然发现在哲学上确定那个“真”必须以对“真”的知道为前提时，知识论就陷入了不知所措的境地。即：“知道”了“知道”（真）必须以“知道”（真）为前提。这样就形成了人们并不能知道“知道”的思维怪圈。这实际上是知识论的根本性的悖论（对这个问题在后面还要论及）。

⑵以康德为代表的近代哲学为知识的“所能”与“不能”划界。牛顿力学应该是近代知识体系的代表。在这个知识体系中，知识所能解释的是第一推动力推动之后的一切现象，不能解释的是这个第一推动力本身。面对这样的知识体系，哲学所能做的只能是为知识的“能”与“不能”划定界限。并对其“所能”的根据或原理做出说明。近代的笛卡尔到康德的哲学在知识论上就属于这种形态。

⑶自黑格尔以后到当代的西方哲学关于知识论的看法应属于第三种形态。这种形态的知识论很难说是一个统一的形态，而是各种观点、立场杂乱纷呈。将其作为一个形态，主要是相对于前两种形态而言的。与前两种形态不同的是，当代西方哲学面对知识（科学）给人的生活所带来的正面和负面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康德对知识的划界中所呈现的知识的无根状态，感到不知所措。这种矛盾心态体现在哲学上就是走向“沉默”（维特根斯坦）与“虚无”（海德格尔）。当代哲学在知识论问题上告诉我们的是，在传统的理性框架内，无论是寻求和确定一个绝对的知识标准也好，还是通过知识的可能和不可能划界，为科学知识的可能性寻找根据也好，都依赖于一种思维的假定（或者说是理论的前提性预设）：知识系统是能够自明的（这种自明性体现为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但是这个假定或前提预设却是不自明的，因为一个假定的设立必依赖于另一个假定。如何说知识系统是能够自明的呢？因此，知识论失去了方向。这就是知识论问题在当代哲学中的境遇 。

我们从对知识论三种形态的描述中，可以引申出这样一些问题：当古希腊哲学家们欲对知识本身说出其“是什么”时，为什么会陷入知识作为解释的自身缠绕中？即：知道（真）必须以知道（真）为前提的无限循环。当康德等近代哲学家面对知识的所能与不能而必须为其划定意义界限，并且在划定界限中为知识的自明性或普遍必然性找到可信的根据时，为什么不得不或必然要求助于上帝（灵魂、物自体）这个先天预设，亦即必须走出知识之外？面对着一个一个的关于知识论的设计，为什么经过现代经验主义、现象学的谋划，当代的哲学大师却放弃了知识论对知识意义的追寻，而走向了沉默和虚无呢？这一个一个从西方思想的历史中走出来的“为什么”，还得回到历史中才能得到说明，因为在这些“为什么”中隐藏的是知识论的宿命之根。

知识论的这种尴尬境遇，应该渊源于知识论问题的悖论本性。实际上，知识论的问题不论是如前所说的“知道”（求真），还是告诉（理解和解释），在哲学上都表现为对知识所能与不能的自我辩护。这种知识的自我辩护体现为，或者设计一种思想框架，为指出知识“是什么”找到一条路径；或者在某种设计与谋划中为知识的可能找出可信的理由。这里表达出的思维逻辑是：因为上帝也要掷骰子，人只能步上帝的后尘，所以在知识论中，对于预设前提的设计与谋划作为知识的前提是不可缺少的。有了设计与谋划，才可谈得上知识的清楚明白，才会有知识的自明性，才会有知识的普遍必然性。所以，在知识论中，“我觉得”，“我相信”恐怕是不可缺少的。这里所昭示的就是知识论的悖论本性，即知识必依缘于知识以外的“觉”、“信”，才能对知识有所辩护，知识自身不能证明自身。实际上，知识论的这种本性在古希腊就已经有了不可思议的洞察。柏拉图在讨论“美诺悖论”时就触及到了这个知识论的基本问题。柏拉图借苏格拉底的口说的“美诺悖论”的内容是这样的：“……一个人既不能研究他所知道的东西，也不能研究他所不知道的东西，因为如果他所研究的是他所已经知道了的东西，他就没有必要去研究；而如果他所研究的是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不能去研究，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所要研究的是什么。” 把这段话换成知识论的话语就是：“我们不知道哪些观念是真观念，所以试图知道，但是既然本来不知道真观念，那么即使遇到了真观念，我们也不知道那就是我们想知道而原来不知道的，于是，由于没有用来判别真观念的观念（判别性观念也是本来不知道的真观念的其中之一），结果就总是白白错过了真观念。” “美诺悖论”的实质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我们只能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我们不能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在这句同语反复的语句中却隐藏着知识论的最深层的秘密──知识论规则（同一律和不矛盾律）与知识论悖论。

如前所述，我们说知识有两方面的意义，一个是“知道”，另一个是“告诉”；前者是真理问题，后者是理解或解释问题。依据“美诺悖论”，无论是“知道”还是“告诉”，都只能是对其所知道而言的。也就是说，知道是对所知道的知道，告诉也只能是对所知道的告诉。因为对不知道的，我们既不能知道，也不能告诉。这就是知识的同一性原则或叫知识的同一律。依据知识的同一律，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是”，不知道的就只能是“不是”了。在这里，知识的所能与不能就有了明确的界限。这个同一律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知识的同一律作为形式化规则体现在西方的形式逻辑中，即：AA。由这个形式化规则演化出逻辑的形式系统，从而才有了西方在经验基础上的具有形式化规定的科学。从一定意义上说，知识的同一律是现代科学的思维（逻辑）基础。另外，知识的同一律还是古希腊以来的西语中的“是什么”的言说方式的前提。如果我们把“是本身”只作为语言的意义生成机制，而不从本体论上来看“是”的问题，则“是”的深层机理就是知识的同一律。可以说，正是这个知识的同一律，孕育了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逻辑和“是什么”（being）的语言，从而影响着西方文化与文明的发展。知识论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构造了西方的文明与历史，支撑着西方的文化大厦。

但是，从意义理论来看，知识的统一性原则或同一律的实质却是个悖论。如果说柏拉图的“美诺悖论”天才地洞察了知识论的基本问题，那么，我们从知道是对知道的知道，和我们对于不知道的是不能知道的知识论的命题中，就可以引申出两个结论：首先，既然我们只能知道所知道的，不能知道所不知道的，那么就没有必要去知道了，知道也就失去意义了（这里隐含的与是知识论与本体论的内在关联）；其次，当我们在确定这两个相对的命题时，我们何以知道什么是能知道的，什么是不能知道的？“知道”在“美诺悖论”中进入了一个不能自我解释的悖论循环中。因为在确定知识的同一性原则时，又必须以知识有不同一的存在为前提。这就是像法律的制定是以不遵守法律的现象的存在为前提一样。所以，知道是对知道的知道，同时知识也是对不知道的知道。这就是知识论不可逃脱的悖论情结。这两个结论所昭示的问题非常重要，其中隐含着知识论乃至哲学的可能走向。西方哲学后来的发展说明，知识论在对知识所能与不能的把握中，总离不开它的悖论情节和这个悖论所规定的历史宿命。

知识论问题虽然是一个悖论的本质，但西方的文化系统却是从此出发，在知识的同一性原则或同一律的基础上，建立起了适合西方的逻辑和语言的知识大厦（其中最主要的是科学知识）。对这个知识大厦而言，将知识论问题的悖论本性作为出发点是不证自明的，或者说知识论的悖论问题是被搁置起来了。实际上，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知识由于悖论问题形成了两套话语，亦即科学的知识话语和哲学的知识话语，或者说是有前提设置的话语和无前提设置的话语。这两套话语构成了西方文化的基本形态，即：第一，在二分的思维结构中，从自明性的前提出发，以同一性原则为其逻辑基础，对对象给予“是什么”的定义性说明，并合逻辑地展开的知识系统。这个知识系统是理性的、工具的，也是异化、偏见（伽达默尔语） 的。第二，面对二分结构中的知识的这种需要质疑的无可置疑性，或者在上帝的无限中寻找知识的避风港，或者在历史或先天的理性中寻觅理由。所以，在西方的文化中总离不开古希腊，更离不开希伯来，西方文化的历史就是在这两极中的来回游荡。 三、知识论问题可能的理论出路

我们描述知识论的悖论情结及其在历史中的命运，是要为在哲学的话语中能对知识说什么划定界限。也就是说，知识论的悖论性质是在哲学语境中的认定，这种认定不是无所依的，而是基于我们已拥有的作为知识的历史、逻辑与语言的意识。因此，知识论的悖论性质就是知识的自身认定，这种认定本身也是一种悖论。在这个意义上，知识论的悖论情结就是彻底的了。面对这种状况，知识论在哲学的意义上还能做什么？还需要做什么？怎么做？这也就是知识论的可能的理论出路问题。对这个问题有两个考察视角，一个是从知识的悖论本身的逻辑可能来看知识论问题的意义转换；另一个是从历史上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方式中来攫取知识论问题的走向。

从知识论的悖论来看，所谓“知道只能是对知道的知道”，“对于不知道的是不能知道的”，以及我们“知道对于不知道的是不能知道的“三个命题，隐含着三种对知识进行发问的方式，或三种知识论态度。

其一是“知道是对知道的知道”中所隐含的把握“知识是什么”的态度。这种知识论是设立一些知识的标准，由这些标准来区分什么是知识，什么不是知识。在知识的所是中构造出合乎同一性原则的知识系统。这种知识论态度关注的问题是：什么是真（命题），什么是假（命题），什么有意义，什么无意义，知识应是由有意义的真的命题构成的，知识的任务是找到可以称为知识的具有真值的命题系统（逻辑经验主义）。古希腊哲学的知识论大都属于这种态度；他们寻找的不是命题，而是真实的概念。当代西方哲学中的分析哲学、科学哲学也应属于这种知识论态度。这种知识论态度是要在知识本身的语境中说明知识的问题，为知识的合理性辩护。

其二，“对于不知道的是不能知道的”所隐含的是“为知识划界”的态度。这种态度主要是为知识的能与不能划界，即找到知识能与不能的可能条件，从而限定知识的有效范围。这种态度的出发基点是：“知识是什么”的知识论态度是一个无限的因果追溯链条，在有限的知识条件中追溯“知识是什么”是不可能的。这一判断所包含的可能与不可能才是知识论可能说出什么的问题。康德的哲学是这种态度的典型代表。康德哲学在知识论上的深刻性在于用先天知识综合原理来解释知识形式与内容的二分问题，从而为知识的实在性寻找到理论根据。这种态度的问题是“你（康德）如何提出先天综合知识原理，并且是可能的？”换句话说就是康德提出先天知识原理所依据的知识条件是否是可能的，是否是合理的？可见，这种态度仍然陷入了一种论证循环。

其三，我们“知道——不知道的是不能知道的和知道是对知道的知道”，这个知道是对知道和不知道的知道。这是一个自身关系命题（或叫反身关系命题），其中隐含的是一种对知识论的超越性态度。这种超越性态度缘于对知识论问题悖论本性的认识。在这种态度看来，知识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无论我们怎样在知识的语境中对知识的是什么和合理性条件进行论证，都是在对知识是一个事实的认定的框架内的循环论证，知识论应当是对这种循环论证的超越。也就是说，知识论的意义是要走出知识论。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存在论、解释学以及知识社会学、知识考古学（福科）等都属于或接近这种知识论态度。

这三种对知识论问题所采取的哲学态度，既是从知识论的悖论本性中的合理引申，也是西方的思想与文化的历史选择。我们只能从知识论的悖论本性出发来看待知识论问题的可能的走向或理论出路。我以为，从西方知识论的发展历史来看，在知识论上应该有三个可供选择的视角。

⑴ 知识作为科学是一个存在事实的视角。在知识作为科学的视阈中，“知识是什么”的问题会永远追溯下去，正是这种追溯才推动了科学知识系统的更新，才会有科学探秘的不断发展。科学知识所带来的物质财富基础上的科学信仰，在我们所拥有的语言和逻辑工具中恐还难以撼动。这种视角的危险是在忘记知识是一个悖论本性之后所形成的科学主义的无限膨胀，以及对人类存在的科学主义暴力。

⑵ 知识论的历史主义的视角。时间性（海德格尔）和历史性（伽达默尔）是当代西方哲学的最重要的观察视阈。在知识论的问题上坚持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以往的知识轮都想找到超时间、超历史的恒定知识及其与其相适应的终极性标准。但实际上知识却是历史的，并是在时间中存在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们对“是”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在不同的“是什么”的意义当中必然有不同的对知识的把握。在时间性和历史性中，“终极性的实在”就会在哲学的视阈中失去意义。

⑶ 知识论的超越性视角。这里的超越性既不是宣布知识论的研究对于科学知识系统的不必要，也不是放弃知识论的哲学思考，而是在知识论之外的问题域中反身来看待知识论问题。知识的生发本身就不是纯粹的，知识意义的获得与存在是联系在一起的。从哲学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本体论的建立离不开知识论，但知识论又必须以本体论为根据 。所以，知识论的问题及意义确定应该到知识论之外去寻找。这种超越只是一种哲学的视阈转换，而不是放弃。

总之，知识论作为西方的哲学话语，为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开拓了一个广泛的空间，也成为人类文明的一朵奇葩。我们应该尊重知识的历史角色，用知识的理性与批判精神去探究知识论的迷宫。从以上知识论的悖论本性与历史命运的描述中，或许能感受到知识论与我们存在的某种关联，可能时间和历史会帮我们揭开这层面纱，我们只能在努力中期待。 注释：

无论是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还是在经典文献中，知与智是不同的。知是指学而知之，智则是指生而知之。知与识相通，对智而言，则有转识成智之说。

为何在中国没有产生知识论，这是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由此或许可以找到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李约瑟问题”的一个解释路径。

关于语言的“是什么”的叙述方式，是我们人类在对象性思维中唯一可能的言说方式。我们除了对“是”和“是什么”言说之外，还不能说得更多。对此，我们只能以上帝的预设作解，因为上帝为我们掷骰子。

我们所拥有的“问答”逻辑是对象性思维的知识逻辑，即在设定一个与发问者相区别的观照对象的前提下才能发问。当将“知识”本身作为这种对象进行发问时，我们也只能依据这种问答逻辑。这种逻辑是我们能够进行发问的前提预设。

参见《辞源》中“知”字条目。

参见《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38页。

参见张蓬：《从“是什么”到“不可说就应当沉默”》，《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1期。

参见黄颂杰等著：《西方哲学多维透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7—301页。

《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0页。

参见赵汀阳：《长话短说》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参见（美）帕特里夏·奥坦伯德·约翰逊著：《伽达默尔》何卫平译，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2—38页。

参见宋宽峰：《古希腊哲学本体论探究的知识论前提》载《人文杂志》2002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2．赵汀阳：《长话短说》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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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接地；防雷；自备发电 

1 接地装置 

接地是一种将地表可导电的物体与大地相连的简称，具备有效的接地体需人为地做一系列的接地网,接地网分“单体接地网”和“联体接地网”。单体接地网多应用于比较独立的个体,如户外的:杆上变压器、铁塔，民用公共电房、箱变电房、开关站、电缆分支箱、电缆终端，干线防雷接地等。现时推行应用联体接地网，简称meb接地体。早在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标准364-4-41（1982年）规定，在采用自动切断电源的防间接接触保护措施中应用meb，它包括pe母线、接地干线、总水管、总煤气管、采暖和空调立管，并建议建筑金属结构和上述金属管道之间（除自然接触外）再作人为的连接。meb等电位的联结应用、对防雷、防触电、屏蔽机房，保护建筑物、电力设备、通信设备等发挥有效的保护作用。meb等电们联结需优于其它接地系统，但在条件不允许的其他地区就难已实施，如远离城市孤独建筑、简易建筑、临时建筑、岩化地域等。接地防雷是一项保护生命财产的措施，做得好与坏关系到工程技术人员的责任感，保护接地装置应做到合理有效，若疏忽大意粗制滥造，相反会危及生命财产安全，因此要引起高度重视，接地系统规范中都有一个接地电阻数值指标，但这个数值指标在施工中我们应根据地区环境因数的变化选取。如有些地区一年四季变化很大，春季接地电阻良好，冬季接地电阻较差，我们应根据接地电阻较差的季节测量接地值是否达标有效，并加已采取有效的措施，是一项重要环节。 

2 防雷措施 

防雷是防范雷电或雷击造成危害的一种措施，雷电是一种自然现象，但造成的危害相当巨大，人们为防范这种自然灾害作出不懈的努力。防范对象涵盖极广，高大建筑，重要场所、电力、通信等。被广泛应用防直击雷装置的接闪器，包括避雷针、避雷网、避雷带、避雷线等。被保对象范围，根据接闪器保护及覆盖形式而定，电力工程防雷体系更为广泛，除应用多种接闪器外还应用阀型避雷器，空气间隙放电避雷器、屏蔽保护等。根据被保对象的电压等级选用不同电压等级的避雷器，但是防雷措施与接地装置有着极大关联，包括引下线的合理布置，防雷装置的产品质量及施工质量。 

曾有一间四层自建房，建于山坡位置而且比较独立，但这个屋主对雷电有着防范意式，于是房屋建好后请来做五金烧焊的包工头，帮他在四层楼顶加装焊接避雷带，在外墙隐蔽处引下一条接地线，这样防雷带就算做好了，于是屋主觉得很安心。隔了几年的一天晚上雷鸣闪电，一个很大响声在这座四层楼顶台角处发生，事后发现这个台角处被雷击中，屋主认为装了防雷避雷带为什么还有这种现象发生，百思不得其解，后来请来对防雷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帮他分析，结果发现：（1）装设地网只打三根地极且深度不够，地质条件较差接地电阻远不达到规定要求。（2）只引下一条接地线，不利雷电发生时将雷电流就近且多点分散快速地泄向大地。同时认为疏忽大意、马虎施工，这样不但没有起到防雷作用，相反会招来的雷电不能及时向大地泄放，存在一定的危害。从上述例子可知，只有意式没有理念，盲目做事往往适得其反，我们要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得到预期效果。从经济角度来讲，有时投资小未必得到好的效益，投资大也未必收效大，关键在于是否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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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刑事和解 检察与调解 对接

一、检察与调解对接的内涵

检察与调解对接，顾名思义，是将检察院的刑事审查起诉职能与法院的刑事调解职能对接起来，使矛盾在进入法院审判阶段之前就得到化解，即指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同时，在刑事和解工作中，依托调解工作，使得被害人或其亲属自愿同犯罪嫌疑人就财产损失、人身伤害达成和解协议，并经公诉部门依法监督和认定，如确属犯罪嫌疑人认罪悔过、积极赔偿、被害人谅解、社会危害性不大的案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犯罪嫌疑人做出相关从轻处理，以求运用刑事和解努力化解矛盾纠纷。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刑事和解中由检察院主持的一种刑事和解形式，是公安、检察院、法院刑事和解程序中的一种分类，在此种刑事和解中，检察机关居于非常关键的地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既是和解的主持者，也是和解的监督者，检察工作者的较为成熟的调解技巧是和解能够成功的重要保障。

那么，检察与调解对接的刑事和解有什么特点呢？首先，检察与调解对接的刑事和解有别于私人之间的绕开法律途径的“私了”，刑事和解有司法机关的确认，保证了案件纠纷解决的正当性、合法性以及处理结果的受保护性。新刑诉法第五编《特别程序》第二章《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中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下列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一）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二）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本章规定的程序。”这就为此种刑事和解确立了法律依据，同时，第二百七十九条又规定“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这就使得检察与调解对接的具体工作方式有了明确而有力的法律依据。

其次，刑事和解也有别于辩诉交易。刑事和解与辩诉交易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关注被害人额利益，后者中公诉人根据所掌握的证据能否获得胜诉来判定是否进行交易，对被害人的利益是边缘化的，辩诉交易的进行并也不以被害人的谅解作为条件，交易的结果也往往与被害人的意愿背道而驰。而刑事和解则与之相反，它是是充分考虑被害人的利益而在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寻求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案件解决方式。

二、检察与调解对接的意义

（一）检察与调解对接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虽然检调对接的刑事和解工作有了理论和法律的支持，但是当前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仍然存在一些障碍和问题。首先，配套制度不健全，和解效果难保障。目前，我国并没有建立系统、完善的检调对接机制，各地在实施刑事和解过程中做法不一。检察机关在审查案件是否符合刑事和解条件时，应对加害人的基本情况进行调查，包括个人和家庭状况、成长环境、一贯表现、犯罪的动因和帮教条件等。然而，由于缺乏相关配套措施，调查工作主要由检察机关办案人员承担，这就迫使检察机关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社会调查走访，制约了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程序处理案件的能力。同时，由于检察机关同时承担调查者和决定作出者的角色，其难以保证调查和判断的客观性。其次，司法标准不统一，处置结果不均衡。关于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有观点认为适用于轻伤害案件、过失犯罪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等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轻罪案件，也有观点认为适用于因邻里纠纷、亲戚家务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等。虽然基本上都适用于较轻微的刑事案件，且从案件的具体类型来看，主要集中于轻伤害案件和交通肇事案件，但在这一限度内尚不统一。哪些人可以成为刑事和解的主体呢，未成年犯事各国公认的主体，成年人犯罪中也有可以作为对象的群体，诸如的在校学生、过失犯、偶犯、初犯等等。在各地刑事和解的实践中，有的将上述主体都纳入刑事和解的对象，有的则选择其中的部分，没有统一的标准。

（二）检察与调解对接的意义

但是，瑕不掩瑜，检察与调解对接虽然还不成熟，但是我们要正确认识它的意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司法机关妥善解决案件纠纷、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当代刑事法治制度需要这样一种精神——在刑事法治运作过程中展现出平等、人道与宽容的精神以及刑事法律关系之间的人性化和宽容性，而刑事和解就为此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刑事和解在西方被称之为“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这是对刑事和解的经典诠释，刑事和解不再国家本位的思想，而是强调受害人权利的关注，它为刑事司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注入了一种全新的理念。通过主动的与受害人进行沟通，加害人以向受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方式赢得受害人的谅解，能较好的使国家、加害人、受害人的利益得以均衡，而达成刑事和解协议，并予以认真履行。

1．检调对接之刑事和解是社会和谐的需要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持续高速的发展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这些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将不利于我国未来社会的发展。中国人向来“以和为贵”，在社会关系的损害已经发生、不可避免地要调和刑事矛盾的时候，检察机关介入其中，充分考虑双方的利益状况，使受害人和加害人共同协商以达成经济赔偿和解协议。如此一来，不仅被害人在精神和物质上都能够获得相应的补偿，也能够使加害人获得来自被害人谅解从而更好地和改过自新、尽快回归社会。这样便修复了本来破裂的社会关系，达到了双赢的效果，以和风细雨化解了矛盾。

2．契合了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需要

我国自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各类矛盾交错复杂。我国的社会矛盾种类多、数量大，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大幅上升，然而法院审判力量却是十分有限的，这就使得检察机关适度介入刑事诉讼中的探索变得十分必要。当我们面临解决犯罪问题的新的要求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一种制度来解决。而刑事和解是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非常有力的手段，而检察与调节对接能够使一些案子消化在批捕阶段或者审查起诉阶段，通过不捕、不起诉的方式合理的结案，这就大大减轻了法院的工作压力，提高了司法资源的利用效率。

3．检察与调解对接的刑事和解是创新的成果

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刑事和解是一个重要的创新。法治要遵循规则之治，但不能理解成法律条文之治。事实上，法律条文和法律规范是不同的，按照德国刑法学家的观点，在刑法之中，法律条文规定的是犯罪构成行为，而法律规范则是在法律条文背后的禁止性的命令。在刑法中违法指的是违反规范，即违反禁止性的规定，而不是违反法律规定。这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应该多一些勇气去探求禁止性规定的全貌和立法关怀，让法律条文有着更广阔的视角和更强大的生命力。

检调对接的刑事和解有其特殊之处，它是依托调解来开展的，加入检察机关的力量，这是史无前例的，“从宽的量刑建议”甚至是“不起诉”非常有诱惑力，使调解更容易成功，更容易得到执行。

4．检察与调解对接的刑事和解符合“高效”的要求

检察与调解对接的刑事和解使案件在进入审判之前就得到公正、合法、合理的解决，减少了诉累，也节约了司法成本与司法资源，是对高效司法的有益实践，是通过较少的司法资源的损耗来达到双方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最优目标的有效做法。

5．检察与调解对接的刑事和解符合反腐倡廉的要求

检察与调解对接的刑事和解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反对司法腐败的需要。刑事和解是公开和透明的司法活动，同时，在和解过程中也可以邀请社会的调解力量加入进来，从而使阳光照进司法腐败的土壤。检察机关在从事司法活动中会因为人民群众的参与而更加注重以自己的形象，以自身公平正义的执法活动来赢取人民对司法机关的信任。所以说，让群众力量加入到司法活动中，不仅加强了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交流互动，也深刻了了社会对于犯罪问题上的认知和对司法活动的监督，从而更好地遏制敌法腐败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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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法律尤其是国际法维护国际和平是法学家们的崇高理想

 

对于国际法，法学家们曾经有过诸多定义，这些定义表现了他们对于国际法的认知，也表现了他们对于国际法的期待。“在对国际法下定义的时候，也不能从抽象的标准出发，而只能从一个具体的社会，即从一些国家组成的社会出发，这些国家组成的社会在历史的进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个社会学的和规范性的统一体。“国际法或万国法是一系列规则的总称，这些规则一按照通常的定义一调整各国在其彼此交往中的行为。”[2]“国际法是对国家在它们彼此往来中有法律拘束力的规则的总体。”[3]上述定义都表明，国际法是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是国家之间相互冲突与协调的产物。历史上，法学家们对于国际法有着大量的经典性的论述。对于法、国际法与国际和平之间关系的探讨，始终是国际法学者关注的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从古罗马时期一直到当今，相关论述层出不穷。在此，笔者仅仅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西塞罗、格老秀斯和康德的相关思想和理论做一个简要的论述，以说明维护国际和平是国际法学者的崇高理想。

 

古罗马的西塞罗提出了“世界国家理论”认为法律在其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他说：‘法律不是由人的才能想出来的，也不是什么人民的决议，而是某种凭借允行禁止之智慧管理整个世界的永恒之物。他们说那第一的和终极的法律乃是靠理性令一切或行或止的神明的灵智。因此，法律由神明赋予人类，它理应受到称赞，因为这是智慧之士允行禁止的理性和心智。”[4西塞罗认为法律来自神，而不是来自人民，当然有其历史和认识的局限，但是他由此推论出的法律神圣性，法律对于人类世界的意义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他论证了法律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时指出，“须知即使是宇宙，也都服从于神明，大海、陆地听命于它，人类生活听从最高法律的命令。9西塞罗的这一法律思想始终是一致的。他在《论法律》第3卷中也如此论述道：如同宇宙基于其各部分的统一的自然性，依靠着它们之间的协调一致而维持和存在一样，人类也这样由共同的天性把他们结合到一起，但却由于恶习而互相纷争，并且不理解他们是有共同的血统，处于同一的安全保护之下。如果人们之间的协调性得以维护，那么人类便可过神样的生活。6]法律对于人类和平生活的价值，跃然纸上。

 

荷兰的著名法学家、国际法的创始人格老秀斯，对于国际法促进世界和谐的思想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理论贡献。他在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部严格意义的国际法著作《论战争与和平法》中指出：国际法就是一切国家或多数国家合意采用和制定的一种法则。因为个人与个人之间，要使全体获得相安与幸福，而制定国内法;所以国家和国家之间，要想使全体获得相安与幸福，而制定国际法。如果个人只顾眼前的私利，而不尊重国内法，便破坏了永久的和子孙的利益;所以不遵守自然法和国际法的国民便会破坏将来和平的保障n。他对战争的态度也同样表明了他对国际法、对和平的认识。他从国际法的角度并不认为战争都是不正当的。在他看来，为和平而战，为保卫生命财产而战，都是正当的。正当的战争是为了和平，而不是破坏和平。他所反对的是不合法的战争，因为不合法的战争是对和平的破坏[8]。格老秀斯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关系的论述，对于人类世界的和平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他把战争看作是促进人类世界和平的手段与途径。

 

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法学家康德对国际法作出过极为精彩的论述。他是从国际法的产生来阐释他的国际和平思想的。他说，在自然状态时，“这种自然状态是一种战争状态，强者的权利占优势，虽然事实上不会老是发生真正战争和持续不断的敌对行为。在这种状态下，各民族的国家都感到不安全，从战争获得的财富也只能是暂时的占有。于是相邻的民族或国家，就会订立最初的契约，结成联盟，摆脱战争状态，各国根据国际法行动，力图建立一个由法律规定的和平的国际社会。康德明确反对国际战争，他认为一个公民社会，如果统治者要求人民去作战反对别的国家，那么，每一次宣战必须经过公民的同意或通过他们代表的同意。只有一种情况才是正义的战争，那就是有一个不公正的国家，它威胁了各国的自由，破坏了国际社会的和平状态，使得各国之间的关系退回到自然状态，在这个时候，各国便可以联合起来用武力消灭这种不公正的根源，恢复国际社会的和平[10]。康德追求的国际社会的理想目标是永久和平，他主张国家之间采取联合的办法，使各个国家都处于法律的秩序之中，按照自由的法则，各国和平共处。人类要不断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总结经验和教训，在不断努力之中逐步达到永久的和平状态，实现人类的理想[11]。历史上曾有学者嘲笑康德的这一理想。其实，康德的理想也是人类的理想。建立和平的国际秩序，达致永久和平状态，无论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值得尊重的见解。

 

法学家们对于国际法使命的设想和论述，为国际法的发展开辟了理论的道路，成为当代国际法重要的思想基础。国际法维护国际和平，推动和谐世界建立的思想认知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逐步发展形成的。这些精辟的关于国际法与人类和平的关系的论述，对于维护人类和平是有益的，同时也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时代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

 

二、国际条约是谋求国际和平与建立和谐世界的重要工具

 

国际法是由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等构成的。国际条约在国际法中具有独特的重要地位，在今天看来，还应当是国家之间谋求国际和平与建立和谐世界的重要工具。为什么说国际条约具有这样的国际法意义和世界意义呢?我们可以从国际条约的基本性质和特征上找到答案。

 

首先，国际条约是各国之间彼此独立和相互尊重的产物，也是各国主体地位独立的具体表现。不同国家都是平等的国际关系主体，包括是平等的国际法律关系主体。他们在主体资格的意义上，是平等的、对等的，而不应当存在任何依附关系。缔结国际条约是国家主权的表现，也是国家之间主权独立和地位平等的表现。“缔约能力是国家主权的一个特征，因为，国家间相互承担约束义务并自我限制主权时，就是对主权的行使。因此可以说，一个国家如欲具有缔约能力，其本身必须是主权国家。所有完全主权的国家都有权缔结条约和签订国际协定。’W各个国家都有表达自己意志的权利，都拥有表达自己意志的自由。这同样是一个国家主权的表现。表达国家意志的方式很多，用国际条约来表达主权国家的意志，是其最基本的形式和方式之一。各国采用缔结国际条约的形式来表达相同的主张或者观点，本身就表明了主体之间的相互尊重。“缔约权被认为是主权的属性。国家是主权体，凡属国家都有权缔结条约，也只有国家才能缔结条约。”[|3]各国相同的意志，通过缔结国际条约得到了表达，増强了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从而也増强了彼此的互信。了解和互信是达成谅解、实现合作的前提。

 

其次，国际条约记载的不仅是国家之间通过谈判达成的共同认识，而且是国家之间共同认识的书面化、条文化、法律化的载体。国际条约是国家之间进行谈判的产物，是不同国家彼此协调的产物。在订立国际条约中的谈判就是“缔约双方为了就条约内容达成一致而进行的交涉[14或者“是有关国家就条约涉及的事项获致协议而进行的交涉过程。”m国际条约的谈判是由拥有缔约权的国家机关或其代表进行的。国际条约记载着不同国家的共同认知，因此，相关的各国都必须尊重自己和他国的不同或共同的认识。这些不同或共同的认知，是国际谈判之所以能够进行的前提，也是有必要谈判的动因。在国际社会的发展中，人们普遍地要求用对话代替对抗，以和平取代战争，以实现国际冲突的良性解决。随着历史发展，国际对话逐步成为国家之间解决相互矛盾或冲突的重要手段。国际对话是处理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途径。于是，国际谈判构成了国际对话的重要方式。国际谈判作为国际对话的集中体现，是国家通过其使节或代表进行的集中对

 

话。国际条约往往是国际谈判的结果。各国通过国际谈判，形成一定的共同认识，最终形成共同的准则。这些共识或共同准则就成为国际条约的基本内容，记载在国际条约之中。

 

最后，国际条约是相关各国处理相互关系的准则，是国家间的行为规范。国家之间通过一定准则来规范国家之间关系，其准则就是相关的国际条约。谁违反这些由国际条约确定的准则，谁就是对国际共同规则的违背，对于相关的缔约国就应当承担某种违约责任。一旦某种规则为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同，或被确认于国际条约之中，它就被提升和确定为国际法的构成部分。有关国家对于国际法意义上的国际条约的违反，也就是对国际法的违反，违法者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甚至接受必要的国际法律制裁。国际条约是国家间权利义务的规则和载体，“条约是国家间关于他们的相互权利和义务的书面形式的协议[16“国际条约是国际法主体间缔结而以国际法为准，旨在确立其相互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国际书面协议。”[|7H隹违反了国际条约，也就是违反了国际的权利义务法则，当然应当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

 

国际条约的这些属性和特征都是以维持国家之间的和平，促进国家之间的和谐为目标的。如果国家之间，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能以条约的方式达成体现共同认识，并彼此协调，相互合作，就一定能够推动世界的和谐发展，建立起和谐世界。

 

三、推进国际经贸发展与解决经贸冲突是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措施

 

国际经济贸易是推动世界和谐与构建和谐世界的强大动力。国际经济贸易一直是推动国际合作，促进世界和谐的重要力量。现代世界，国际经济贸易赢得了空前的重大发展，随着国际经济贸易的快速发展，国际交流交往日益増多。国际经济交流交往推动着政治、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増进着国家之间的友谊，同时也就促进着人类世界的和平与和谐。国际经济贸易使世界各国的经济相互补充，彼此共振，共同受益，共同发展，成为推动和谐世界建立的重要动力。国际经济贸易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保持其经济持续増长的根本途径。从一定意义上说，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原本就是借助国际经济贸易而发展起来的。在其发展过程中，国际经济贸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重要的基础就是国际经济贸易的快速发展与有效増长。如果没有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任何发达国家都难以发展起来;即使发展起来了，也无法在国际社会中保持其发达的优势。不仅如此，国际经济贸易还为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提供了最广阔的路径和最有效的方式，是发达国家持续发展的动力。发达国家要继续保持在世界的领先地位，就必须借助国际经济贸易的平台。

 

这一平台其实也是其发挥作用的舞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国际经济贸易更是其得以发展的必要路径。国际经济贸易使发展中国家获得了跨越式发展的机遇与可能，成为其跨越式发展的助推器。缺少国际经济贸易，发展中国家便难以获得发达国家的先进产品、先进技术和先进服务，甚至也无法获得先进的管理经验等。如果说国际经济贸易对于发达国家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话，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意义并不亚于对于发达国家的意义。正是基于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于国际经济贸易都予以了极大的关注，并进行着最大的努力。在当今世界，国际经济贸易成为实现世界经济一体化，促进国际经济大循环及其全球化发展的推动力量，也成为推动世界和谐发展的动力。为此，国际社会建立大量的国际经济组织，其中最著名的应当是作为世界贸易组织前身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现在的世界贸易组织。与此相适应，也签订了大量的国际条约，制定了大量的国际经济贸易的法律规范，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世界贸易组织规则。

 

国际经济贸易冲突的解决，是实现世界和谐与构建和谐世界的有效措施。国际经济贸易，是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由不同利益主体进行的。不同利益主体有着自己的追求是必然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也会因为经济贸易的利益差异而发生冲突。这种冲突是以不同利益作为基础的，因此在所难免。在当前的国际经济贸易，贸易摩擦、冲突和纠纷一直不断。这些国际经济贸易冲突首先是以国家利益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表现为国家之间的冲突，其次才表现为各国不同企业组织之间的冲突。国际经济贸易的冲突对于经济贸易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极大地阻碍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延缓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进程。由国际经济贸易冲突所导致的经济制裁，必然会使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减缓，甚至导致严重的损失。国际经济贸易冲突如果不能得到及时而有效的解决，往往会激化国与国的关系，演变为国家之间的政治纠葛。

 

也就是说，国际经济贸易冲突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贸易的范围之内，它还可能引发国家之间的政治冲突，成为国与国之间矛盾冲突的导火线。国际社会面对各种经济贸易冲突，不是放任和冲突扩大，而恰恰相反是要努力缩小乃至彻底消除相应的冲突，使经济贸易能够顺利进行，使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能够长期处于正常状态，并不受偶然因素的影响。在解决国际经济贸易冲突上，国际法发挥着极为重大的作用。国际经济贸易中的贸易问题，其实就是国际经济贸易冲突的表现。为解决国际经济贸易冲突的而建立的司法组织与机制，就是为消除国际经济贸易冲突而设定的。世界各国都应该通过协商、谈判、斡旋，乃至国际司法裁判的方式来解决冲突，而不能进行任性的处置或使国际冲突恶化。

篇6

关键词:网络;技术;方法;模式;理念;网络教育

本文所谈的网络教育中的网络为广义的网络,包括计算机网、有线电视网和卫星电视网,并非仅仅指计算机互联网络。用网络教育的称法,是出于“网络”二字在现实生活和整个社会中的熟悉程度,还因为本文所谈的网络教育,不仅指现代远程教育、虚拟大学,它还是一种可以施用于传统高校在校生的教育教学形式,在后一种意义上,它可视为是传统学校课堂教育的延伸或电化教育的改进等。

网络教育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并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尤其是近几年来,网络教育一直倍受关注,对于网络教育——这一被称之为将给教育带来革命性变化的新型教育形式的研究可谓名目繁多。起初的文章要么语出惊人:网络教育和虚拟大学的兴起将导致传统大学消亡;要么给予厚望:网络教育将实现教育的平等及民主化;要么过于乐观:网络教育的新型技术手段将使知识的获取成为一种视觉和听觉的艺术享受,学习从此不再是枯燥的,而是轻松有趣的等等。这些有关网络教育的过于激情的言论部分地消散了网络教育革命的力量,“以致于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这场革命的意义”。正是意识到这一点,在前一阶段的喧嚣过去之后,我们看到的文章大都转向较为理性的思考和实践的探索。理论家们从思想、理念的角度入手进行理性的分析,指出只有形成新的教育思想和观念,或从根本上改变大学教学和教学组织管理策略,才能充分发挥网络教育应有的效能,才能真正达到其目的;另一方面,教育技术学家们和一些具有革新精神的教师从技术在教学中的实际运用着手,开始进行实践的探索。

由此看来,网络教育及其研究发展到今天,已经走过了最初“大胆假设”的阶段,现在正在步入“小心求证”的时期。求证需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环节,网络教育是从教育教学手段、内容、模式到教育理念都大大有别于以往传统教育的一种新型教育形式,如何看待网络教育这一蕴涵着众多“革命性”因素的教育形式,如何将这些复杂的因素归并到一个逻辑框架中,从而展开更为科学和全面的研究和论证,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这也正是本文的出发点和力图解决的问题。对于网络教育的认识,作者认为可以借用“起承转合”四个字来概括,它同时也代表着网络教育发展的四个环节。

一、“起”于技术

谈到网络教育就会提到ICT(Information&CommunicationTechnologies),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信息与通讯技术,ICT技术主要由微处理器、储存媒体、多媒体技术及网络组成。其中微处理器具有高速运算能力、储存媒体拥有巨大储存容量,多媒体技术能够高效能处理影音、图像、文字及动画;将微处理器连接到网络可以产生强大的通讯能力。网络教育即是将先进的ICT技术运用到教育中而产生的教育形式。在网络教育中利用微处理器的运算能力,可以提供实时互动的教学;利用储存媒体的巨大储存容量,可以管理学生的学习过程并协助学生学习;利用多媒体技术处理文字、动画、影音及图像,可以提供多媒体学习;将电脑连接到互联网,可以为师生的教与学提供海量的信息。除此利用电信网络和卫星电视网络还可以实现直播课堂等。由此可见,技术手段是网络教育存在、发展及运行的基础或称平台,没有现代新兴的信息与通讯技术的产生,就不可能有网络教育的存在。因此我们说网络教育是起于技术的。

认识到技术对于网络教育的基础和重要作用,看到先进的技术手段可以给教育教学创设有利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它“有助于消除那些至今对使用电脑及相关通讯设备仍犹豫不决的人士心头的疑虑,这种疑虑可能归结于较早的那些曾被期望来改革教育的技术——幻灯、广播、电视等令人失望的经验”。网络教育的技术手段不再是早期的简单通讯,也不再是冷冰冰的、单向传播的传统意义上的媒体,它是实时的、双向的、交互的、是可控的,是多种媒体的,由于这些特点,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它甚至优于传统的面对面的教学效果。然而,网络教育不仅仅是以往教育技术或媒体的更新换代,信息与通讯技术用于教育之中,并非仅仅是教具的更新,而是触及到教与学的方法、模式、教育观念等的更新与变革。这才是网络教育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所在。

二、“承”于方法

方法主要指教学方法。“教学方法”在诸多研究网络教育的文章中是一个不大常用的词,更常见的是“教学模式”的提法。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或许可以归结为网络教育现行的教学方法在种类和基本形式上与传统的教学方法并无多大的差异。如利用卫星电视网络实现的直播授课,利用有线电视网实现的课程点播,还有双向视频会议系统等,都采用的是传统教学中的讲授法;BBS网上讨论和利用Chat-Room等进行交流,沿用的是传统的讨论法;师生利用E—amil提交和修改作业,则是传统的练习法;学生通过WWW浏览器自主学习是自学法等等,网上运行的CAI课件或单机CAI课件则是已有的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延伸。因此现有的网络教育中的教学方法并没有突破以往已有的方法体系,或者说,网络教育中现有的教学方法基本上是继承了传统的教学方法。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网络教育承于方法,即使是最优良的网络教学系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依靠以往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法传统。但这并不意味着网络教育就是传统课堂搬家、传统教学搬家,应当看到技术和教学方法的结合将给传统教学方法带来大的改进:

首先,技术的作用使得一些传统教学方法的应用范围扩大,效果提高。以实验法为例,网络教育中的实验法突破了传统实验法的局限,利用计算机多媒体等先进技术的支持,一些昂贵的、危险的实验得以在计算机上重复进行。再比如练习法,网络教育中的练习可以有SAQ型(自测型)、TMA型(教师评分型)和CMA型(电脑评分型)等多种类型。网络教育中的学习资源同传统单一的教科书相比,往往具有文字、图像、声音、影像和动画等多种特征,可以增加学生对学习内容的了解,提高学习兴趣,并增强学生的长时记忆;网络上海量的信息,可以扩展学生的知识面,开拓他们的思路,学生利用这些教学资源自己学习,与传统的自学法相比,具有很强的优势。交互式讨论不仅使师生和同学之间可以获得即时的交流和反馈,学生甚至还能在网上请教相关领域的专家,这些优点在今天都是耳熟能详的。

其次,技术的支持使得个别化学习的理想有望成为现实。学生之间的学习能力与水平的参差不齐是传统的班级课堂教学中一个矛盾,在学习过程中,有的学生困难重重,有的懒散怠慢,有的则严谨刻苦、出类拔萃,然而这些个别差异如此之大,学习特征和需求迥然不同的学生却在同一种教学内容、教学进度以及教师同样的指导之下进行学习,在这种情况下要保证基本的教学效果都较为困难,个别化学习更是无从谈起了。对教师来说,如何协调上课内容及进度也是一个经常性的难题。网络教育可以采用由学习者来控制的设计,针对不同的学生来提供个别化的学习路径、学习进度和学习方法;计算机可以记录学习者的每一次提问和反馈,并据此来决定下一个课程;它还可以应学习者的个别需要来选择最适当的教学内容。技术的支持和使用,使学习过程的个别化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

总之,网络教育在继承和改进传统教学方法的过程中,更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强调学生的认知心理因素和个别差异,努力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方式等,这显然是对传统的“以教为中心”的教学思想及模式的变革。在先进技术的支持和教学方法改进的基础上,网络教育开始转向不同于以往的全新模式的构建,由此进入到第三环节。

三、“转”向模式

模式除了指教学模式外,还指人才培养模式、管理模式及办学模式等。在技术手段创设出条件、教学方法在继承的基础上得到改进之后,网络教育转向模式的构建和发展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教学模式的构建首先是基于一些问题的提出。都说网络教育不应是课堂教育的搬家,而应是一种全新的教育模式,这样的模式应当如何构建呢?狭义的网络教育(在线教育)的模式是基于视频的还是基于WEB文本的?在构建“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时,如何将各种改进后的零散的教学

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套可供师生实际操作的,有利于个别化学习的教与学的模式?这些都是困扰着网络教育的现实问题,是急待解决的问题,也是目前网络教育研究的重点问题。现提出的模式有很多,指导思想层面的有:“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双主(主导—主体)”教学模式(何克抗)等;实际操作层面的诸如:讲授型模式、个别辅导型模式、讨论学习模式、操作学习模式、协作学习模式(黄荣怀)等,这些模式中包含着技术手段的实际采用,教与学方法的选择,教育教学要达成的目标以及相应的教育教学理论等较为全面的因素。

总之,各种教学模式的探索和提出都力图构建出一套针对相应教学目标、接近教学实际、便于人们理解、掌握和运用的科学的操作系统。这正是处在发展初期的,并且以技术运用为特征的网络教育所急需的。教学模式的建立和发展需要有相应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学论和学习论的指导和支持,这是网络教育研究中不容忽视的基础理论部分,是网络教育教学科学发展的必要保证;另一方面,随着网络教学模式的不断发展、演进和成熟,它可能会反过来影响到传统教学过程的深刻变革,将导致教育思想及理论的相应变化,所以,教学模式的意义相当重大。

一直以来,人才培养模式的单一深为人们所诟病,高校应培养具有个性的人才,各个学校应有自己的人才培养的特色。网络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质量和规格要达到何种程度?网络教育的校内模式和校外模式在人才培养上又有什么样的区别?网络教育所要达成的人才培养目标,将决定它特有的人才培养模式。

网络教育特殊的教学组织形式和技术手段,以及学生个别化学习的教学模式等必然会使得它的管理模式有所改变,很显然,传统大学的管理模式对网络教育是不适应的。首先管理的空间发生了变化,从传统的有形的现实转到了计算机及网络的虚拟的现实中;其次是管理的系统发生了变化,网络教育中的管理系统包括传输管理系统、用户管理系统、网络管理系统、教学资源管理系统、以及系统评价等。教师的日常管理可以通过计算机和网络来进行,通过对学生的学习目的和个人能力的分析来确定对学生“因材施教”所应该推行的某些教学策略。总之,网络教育的管理模式将不再是经典管理理论所定义的自我封闭的系统,而是一种不断与外界进行交换和反馈的开放的系统,其中“学生学习支持服务系统”成为其管理模式中一个最为显著的特色。

最后,还有办学模式,在国内,现在已有传统院校模式、电大模式、自考模式以及商业模式的称法。在国际上,澳大利亚式的双重模式大学的情景已出现在英国、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和中东欧的许多国家。以网络为主的远程教育与传统高等教育走向趋同,可能是今后网络教育乃至整个高等教育办学模式的发展方向。

四、“合”于理念

网络教育合于理念,就是指网络教育中技术的运用,方法、模式的选择和实施等种种变革最终都取决于教育理念的变革,都将合到教育理念的范围之内。

理念之一:网络教育在现实发展中应首先确立理性的技术观。

技术带来的可能性不等于必然的现实性,在实践中要充分考虑到人和技术、教育资源和技术的结合。应根据教学目的和任务来选用技术,注重多种媒体的有效结合,这一点对于网络教育来说犹为重要。最新的技术和媒体并不意味是最有效的,单一的媒体远不及多种媒体的效果好,因此在实施以网络为主的现代远程教育的过程中,应避免对新技术的盲目迷信,认为拥有了一些新技术就可以向任何人有效地传授任何知识,这是错误的。应该理性和客观地看待技术,新技术的出现意味着教学手段和条件的改进和完善,但它并不代表着教学质量必然提高、教育目的必然达成的现实性;新技术的出现也不代表旧有技术的消失,在教育技术发展和运用的过程中,不存在新老交替,只有形式和媒体的更加丰富。

理念之二:不同的教学理论和学生观影响着教学方法和模式的选择。

在传统教育形式中,教学的重点就是在有限的学校教育时间内将人类几千年来探索到的文化和科学知识有效地传递给学生,学生是吸纳知识的容器,因此教师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中,尽量选取的是有利于知识有效传递的方法。教师在课堂中,面向全班学生,主要运用讲授法把他认为是重要的

知识传输给学生,学生将大量的时间花费在记忆事实或公式上,是一种传递——接受的方式。在网络教育中,现在流行的观点是:大量的知识和信息可通过网络来轻易获得;计算机强大的储存能力,使得一些事实和公式的记忆变得没有必要;信息社会需要的是能够驾御信息,自主学习的人,学生应该成为知识的主动建构者,成为学习的主人,学生只有在自己产生联想,在知识之间建立联系时,才能学得最好等等。

因此,教师如何有效地传递知识不应再成为选择和使用教学方法的首要出发点,而是以是否有助于培养学生分析和利用信息的能力,是否有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为重点。教学方法的选择将有可能摆脱“经济有效地传递知识”这一传统教育花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来完成的任务,而更加贴近培养目标和教育目的。发现法可能会比以往更为经常地使用。

理念之三:教师是学习的参谋,指导和组织者。

有人说,教师在网络教育中受到了威胁,教师的主导作用将被大大削弱,甚至有可能消失。在信息极大丰富和轻易就可获得的网络教育环境中,应当承认教师作为知识源、信息源的地位受到了冲击,教师和学生之间可能从以往“我知你不知”,演变为“我知你也知”,甚至是“你知我不知”的关系。教师虽然越来越不再是知识的提供者,但却成为必不可少的学习的参谋、指导和组织者。他的任务是在学生加工知识、提出假设、解决问题和创造时给予帮助和指导,教师不仅要有熟练应用技术手段的技术素质,还要有能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好的教学设计与网络设计的思想等。因此,教师在网络教育中与其说是受到了威胁,不如说是受到了挑战更为合理,威胁似乎意味着教师地位的岌岌可危,而挑战则意味着进行自觉的改进后会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网络教育是强调个别化学习的教育,然而,学生长期以来形成的学习习惯可能会使他们很难突破旧有的学习模式,不能充分地利用或很好地利用技术媒体和信息,从而难以实现个别化学习,教师的帮助和指导将有助于学生建立起良好的、适应网络学习的学习方法和模式。

篇7

简单地说：第一，这两份报纸所关注的新闻、所发表的评论，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美国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的注意力和态度取向；第二，出于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特别是在重大事务和关键时刻，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及其追求的目标进行配合；第三，环顾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治精英、外交决策者和执行者、资本家、中产阶级以及主流媒体的从业者，每天都要阅读和关注这两份报纸的主要新闻和评论。结果是，《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所关心的事情，变成了世界各国精英所关注的事情。更有甚者，这两份报纸的观点，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世界舆论的导向和人们的价值判断。

因此说，世界被美国化，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世界舆论的美国化。由于舆论营造得好，美国在炒作世界事务的日程、推行和实施外交政策时便如虎添翼。

大家会说，美国媒体的全球性影响力，来自美国本身的国际影响力，中国还不具备这样的国家实力。其实，反过来看，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实际上也得益于媒体的影响力，两者并行不悖，才有今天的局面。

当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指望媒体的国际影响力超出国家的地位是不现实的。但中国毕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它深厚悠久的文化积淀，曾经傲视全球的辉煌历史，决定了中国人不甘落后、必须出人头地的雄心和决心。因此，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中国的媒体也必须努力在世界上出人头地。

我们兴奋地看到，中国政府已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一切，并予以高度重视。2009年初以来，北京的中央级媒体和省市地方媒体，就开始了新一轮改革潮，各显神通地出台了各自的改革方案、措施，微观上推陈出新，宏观上求大求强，在硬件设施上有了很大改进。但从战略上看，迄今为止改革思路并不宽广，过于注重外在形式，忽视了内涵的充实。主流媒体很大程度上还是“大而不强”：有话说不出，说出来也没有力量。

中国要在世界上抢占话语权，就必须允许自己的媒体露出健壮的肌肉和体魄。但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允许它们有足够宽松的施展空间，信任它们的专业能力和职业操守，让新闻工作者有权利、有机会为国家的整体公共外交作贡献。

篇8

海事审判实践中，因预借或倒签提单行为引起的纠纷日趋增多。由于上对这类行为的规范尚无明确规定，学术界对这类行为性质的争论仍存在分歧，有的认定其为违约行为，有的认定其为侵权行为。对预借、倒签提单行为性质认定的不同，导致责任人承担责任的不同，赔偿范围的不同，这显然是不适宜的。为避免这种状况的继续存在，有必要对预借、倒签提单行为的性质认定进行深入讨论，以期形成共识。

承运人应托运人的要求，适时地依法定程序签发提单是他的一项基本义务。但是，但货物装船完毕的日期，即承运人签发已装船提单的真实日期，晚于信用证记载的装船日期已成为既定事实时，托运人为保证顺利凭单结汇，往往出具保函，请求承运人倒签提单。在我国现行的海商立法中，并未对预借提单、倒签提单的性质作出明确的规定。而在我国海事审判中，多将此种行为定性为侵权。我国法学界对预借提单、倒签提单的法律性质虽然已多有，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该问题仍然未得以很好地解决。本文对承运人预借、倒签提单的法律性质作一些探讨。

两点说明:（1）本文选取最简单样本，卖方即托运人，买方即收货人，倒签提单仅涉及托运人、承运人、收货人三方；（2）本文仅探讨预借、倒签提单行为的法律性质与法律责任

[关键词] 提单 预借提单 倒签提单 侵权损害赔偿之债 免责和责任限制 共同侵权

提单，又称海运提单，是指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已经由承运人接收或 者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在班轮运输中，提单就是承运人和托运人之间的运输合同；在租船运输中（除了租船人将船舶充作班轮经营的情况外），提单虽不是租 船合同本身，但也是承运人出具的货物收据和承运人、托运人双方所签运输合同的证明，并被当作物权凭证以供流转。按照签发提单时货物是否已装船来分类，提单可分为待运提单和 已装船提单。在货物装船前，如果承运人已经应托运人的要求签发了收货待运提单或者其他单证的，在货物装船完毕时，托运人可以将收货待运提单或者其他单证退还承运人，以换取 已装船提单；承运人也可以在收货待运提单上加注承运船舶的船名和装船日期，加注后的收货待运提单视为已装船提单。对托运人而言，提单只是承运人已按提单所记载的收到货 物的初步证据；而对善意受让提单的包括收货人在内的提单持有人而言，提单就不仅仅是初步证据，而且是终结性证据，承运人不得否认提单上有关货物资料记载内容的正确性。承运 人同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据提单的规定确定。这样，对托运人而言，提单是托运人、承运人所订运输合同的直接证明；对收货人而言，提单本身就是一个运输 合同，承运人和收货人是该合同的当事人。因此，托运人、承运人、收货人均受提单的约束，提单的内容，包括签发日期和对货物状况（如是否装船）的记载，必须真实、准确、合法 。所有这些，都是我国海商法以及国际惯例对提单的基本要求，是承运人法定义务的集中体现，也是本文阐述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必须先予明确。

什么是预借或倒签提单？

在国际贸易中，采用跟单信用证方式付款是最常见、最主要的支付方式。在采 用这种付款方式的情形下，开证银行应买方的请求开出的信用证对货物的装运期限、信用证的有效期和交单日期都作了十分明确的规定，卖方只有在完全按照信用证的规定向议付银行 提交所需单证后，方能顺利结汇。其中，卖方所提交的提单必须是已装船提单，否则不能结汇。但在实践中，由于种种主、客观方面的原因，经常会遇见下述两种情况：

1.眼看信用证的有效期即将届满，而货物尚未装船或尚未装船完毕，如果卖方等到货物装船完毕，再凭承运人开出的已装船提单去议付银行结汇，则肯定会超过信用证所规 定的结汇期，议付银行会以此为由而拒绝结汇。

2.货物实际装船完毕的日期迟于信用证规定的装船期限，如果承运人以该日期作为提单签发的日期，议付银行也肯定会以单证不符（提单在签发日期上与信用证的规定不相符）为由而拒绝卖方的结汇请求。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因不能在信用证规定的期限内获取已装船提单而担心结汇受阻 的卖方肯定会焦灼不安。有些卖方遇到这种情况时往往会和承运人协商对策，进而分别采取下述两种：

1.在货物尚未装船或尚未装船完毕的情况下，由承运人提前签发已装船提单，使卖方能赶在信用证有效期届满前顺利结汇，是谓预借提单。

2.在货物装船完毕后，承运人以早于该票货物实际装船完毕的日期作为提单签发的日期，以使提单的签发日期（即货物装船日期）符合信用证关于装运期的规定，是谓倒签 提单。

显然，预借提单和倒签提单的共同之处在于提单上载明的签发日期（货物装船日期 ）与货物实际装船完毕的日期不符，前一个日期是为了满足卖方顺利结汇的需要而虚构的，并且早于后一个日期；预借提单和倒签提单的不同之处在于，被预借的提单是在货物实际装船完毕时签发的，被倒签的提单则是在货物实际装船完毕时签发的。两种行为实施时间不同，但它们产生的法律后果是相同的。

由此可见，预借提单和倒签提单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在货物还未装船或还未装完船时签发的，后者是在货物已装完船时签发的。相同之处则均是在托运人请求之下，将提单签发日期提前，以符合信用证规定的装船日期。这两种提单均是托运人与承运人在合谋之下签发的不符合实际装船日期的提单，以致均构成虚假行为。因这两种虚假行为的后果，均是对收货人（买方）利益的损害，形成一种新的损害赔偿之债，所以预借、倒签提单行为的本质是一样的。

预借、倒签提单行为构成侵权损害赔偿之债

侵权损害赔偿之债的发生根据是侵权行为。侵权行为的构成有四要件，缺一不可，即：损害事实；行为的违法性；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行为人的主观过错。

1．预借、倒签提单的损害事实

预借或倒签提单行为给买方造成的损失一般有三种：（1）对于时鲜或有特别时间约定的货物，在预借、倒签提单情况下，实际运到时间肯定要晚于合同约定的时间，由此会造成货物的损坏、失鲜减值或延迟而给买方带来损失。（2）一般货物在预借或倒签提单情况下，延迟运到，由于错过销售旺季，造成市场跌价损失。（3）在国际货物买卖关系中，进口的买方往往都与内国签有内销合同。一般是在确定了装船期后与国内第三方签订内销合同。由于提单是预借或倒签的，货物延迟运到，内销合同的对方可行使撤销权，宣告合同无效而向该买方索赔，买方往往因此而赔付违约金。因此，预借或倒签提单造成的损害事实是客观存在的。

2．预借或倒签提单行为是违法的

违法行为是指行为人实施了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国内外法律关于民事行为的规范，确认行为违法与否的原则基本是一致的，即均要求当事人以诚实、信用为原则，信守合同，否则，其行为即属违法。承运人履行的运输义务之一，便是如实地签发提单，按实际装船日签发提单，但在卖方请求下，违背实际情况签发预借或倒签提单，这种行为对买方已构成欺骗。所以，预借或倒签提单行为的违法性是显见的。

3．预借、倒签提单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如果提单系如实签发，装船日期符合信用证规定，船舶航行正常，无不合理绕航及无意外事件发生，但货物运抵时，由于市场价格突然变化，价格下跌，由此产生的损失，只能由买方自行承担。因这是属于贸易中的正常风险。如果卖方交货延迟，承运人未同意卖方请求，仍如实签发提单，卖方不能结汇，买方则不用付款，货物延迟运到的损失与买方无关，而买方则可提前更改内贸合同或另行组织货源满足内贸合同，以减少损失。但当买方持有预借或倒签提单时，不仅要承受货物延迟运到的差价损失，又要承担内贸合同无法如期履行的赔偿责任和其他风险损失。从这个角度考察，可以认为，预借或倒签提单是买方一系列损失的起因，预借或倒签提单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4．签发预借或倒签提单属于行为人的主观过错

行为人主观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情况。行为人可以预见自己行为的结果，仍希望其发生或任其发生的心理状态属于故意。预借或倒签提单是在卖方请求下，由承运人签发的。对这种提单，卖方与承运人明知是虚假的，却有意识的合谋而为之，行为人之主观过错是明显的。

综上，预借或倒签提单行为符合侵权行为之构成要件。因此，因预借或倒签提单行为形成的是侵权损害赔偿之债。应该明确的是，预借或倒签提单是卖方与承运人的合谋行为。卖方未备好货或延迟交货已属违约，为逃避违约责任而又采取欺骗手段，要求承运人作假签发预借或倒签提单。承运人明知预借或倒签提单属违法行为而为之，使卖方的欺骗企图得逞。因此，双方的行为互为依托。没有卖方的违法请求，侵权结果不会出现；没有承运人的作为，卖方的欺骗目的亦不会实现。所以，预借或倒签提单行为实质上是卖方与承运人的共同侵权行为。根据共同侵权的赔偿原则，共同侵权者对被侵权者的损失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所以在审理预借或倒签提单案时，应将卖方与承运人作为共同被告。实践中，买方一般仅向承运人索赔，这是最简单的，也是符合共同侵权赔偿原则的做法，即被侵权方可对共同侵权人的任一方主张全部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共同侵权的另一方可免责，当承运人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卖方再行追索权。

预借、倒签提单的后果

预借或倒签提单既然构成侵权，其签发人就要承担因侵权而产生的一系列法律后果。

1．预借或倒签提单行为人丧失免责和责任限制的权利

有关国际公约、国际惯例及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法律对承运人在其责任期间发生货物灭失、损坏或延迟交付造成损失时，可享受免责或责任限制的权利作了明确规定。而前提是承运人必须履行的各项法定义务，否则，承运人将丧失这些权利。合理、真实地签发提单，是承运人必须履行的义务之一，不允许当事人之间约定或随意签发。《海牙规则》第3条第7款，《汉堡规则》第15条第2款均规定：货物装船后，承运人应给托运人签发“已装船”提单。我国《海商法》第74条也是如此规定。即便是对集装箱运输，虽然现行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允许接受集装箱的“收货待运”提单，但信用证仍往往规定海运提单必须是“已装船”提单，以使开证人放心。因为装船日期在以信用证方式付款的提单中是非常重要的项目，它既涉及到买卖合同的正确履行，涉及到信用证的要求，又涉及到海上运输合同，涉及风险和保险责任的划分，故国际公约或各国法律对提单的签发均作了强制性规定，否则，承运人将不能免责。1923年日本“阿拉斯加丸”轮预借提单案，买卖合同规定于八月底装船，但承运人的“阿”轮于9月份才驶抵装货港横滨。在托运人要求下，承运人签发了预借提单，托运人顺利结汇。但在9月1日日本发生大地震，货物全损，无法装船，“阿”轮驶抵美国目的港后无货可交，收货人起诉承运人要求赔偿。尽管货物全损系因地震这一不可抗力的因素造成，但法官仍认定承运人因签发预借提单构成侵权而不得免责，判决承运人赔偿收货人的全部损失。

同样，在责任限制权利的享受上，《海牙一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和我国《海商法》也都有相同的规定。我国《海商法》第59条规定：“货物的灭失、损坏或者延迟交付是由于承运人的故意或者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作为或者不作为造成的，承运人不得援用本法第56条或者第57条限制赔偿责任的规定”。如1993年大连海事法院审结的“东方雄鹰”轮倒签提单一案。该案中买方香港华润公司与卖方日本丸红株式会社签发了一份进口9000米220千伏价值180万美元的电缆及配件合同。价格条款为CIF，信用证付款，装船期为9月28日。卖方租用“东方雄鹰”轮。该轮于9月27日开始装货，途中发现部分已装上船的电缆外所装严重损伤，卸至岸上后未做任何修补和更换处理，10月2日重又将其装上船。船公司代船长签发了三份日期为9月27日已装船清洁提单。货物运抵目的港后，经检验有五轴电缆严重损伤，已法法使用，有四轴需经修复方可使用。买方因此损失货款、修理费、商检、仓储等费用共63．2万美元。保险公司按保险合同支付给买方71．3万美元，取得代位求偿权。法院查清上述事实后认为，承运人倒签提单的行为，已构成对买方的欺诈，该提单作为合同所列明赋于承运人的免责、责任限制及法律适用条款无效，船东应承担买方损失的全部赔偿责任。分清责任后，船东主动与买方和保险公司庭外达成和解协议，船东赔付保险公司56万美元，原告方撤诉结案。

2．预借、倒签提单责任人应赔偿受损人的实际损失

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民法通则”若干的通知》＜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在法律上，欺诈行为属于侵权行为的一种。对于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民法通则》中规定要赔偿受害人的实际损失。法律如此规定，外国法律对侵权行为的赔偿范围也是如此规定的。1986年英国的“索迪·克劳恩”倒签提单案，法官除判决承运人要赔偿货损失之外，亦要其赔偿收货人的市场损失。对于该案的判决，保罗教授评论：“预借、倒签提单的欺诈行为……，因为欺诈的损害要比违约的损害大得多，因此，应当允许买方获得市场之损害赔偿。由于提交了一份装船日期虚假的提单，买方拒收单证之权就被剥夺了。买方不仅可以提起一般合同违约损害之诉，而且可以要求由于丧失了拒收单证之权所致之损害赔偿”。

预借或倒签提单行为属于欺诈性的共同侵权行为，行为人侵犯的是受害人的撤销权，因此应受侵权法律规范的调整。承运人也因此而无权享受免责和责任限制的权利。对于受害人的损失，应由卖方和承运人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受害人的损失应以实际损失为限计赔。这样，无疑会加重承运人的责任，但很明显，这可以减少或杜绝预借或倒签提单现象的发生，从而保护收货人的合法利益，防止或减少海运欺诈现象，稳定海运秩序，促进海上国际贸易活动的正常。

预借或倒签提单责任人的赔偿范围

在明确了被预借或倒签的提单的性质是无效合同之后，解决有关责任人的赔偿范围 问题就比较简单了。依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和经济合同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在提单被确认为无效后，当事人依据该提单所取得的财产，应返还给对方；有过错的一方应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所以，预借或倒签提单的承运人以及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 作为无独立请求权但负有责任的第三人被追加进来参加诉讼的托运人(卖方)，应当返还收货 人(买方)的货款，并赔偿其经济损失。由于国际贸易的特殊性，收货人很难在事后从托运人 那里追缴回货款，更淡不上挽回其他方面的经济损失，但由于承运人和托运人对收货人的损失负有共同连带责任，收货人就只好拿承运人开刀了。收货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赶在承运船 舶离开卸货港之前，赶紧申请海事法院扣押船舶。船扣下了，一切损失都有了挽回的保障。

当然，远洋运输和国际贸易的最大特点是跨国、跨地区，当事人可灵活处分自己的 权利。例如，货物虽然晚到了，但仍有使用价值，收货人也可留下处理而不必返还对方，这也是许多收货人的共同要求，他们普遍担心货款追不回来了，又把货放走，岂不是款、货两 空?对此，法院应予支持；如果货款还没有被卖方结汇，法院采取了保全措施，那就另当别论了。对因预借或倒签提单而给收货人造成的有关损失，法院应根据损失的性质依法决定是 否予以保护。

：

［1］ 刘士国.侵权损害赔偿［M］.北京：1998.

［2］ 吴南伟.论预借、倒签提单行为的法律性质及其法律后果［J］.海事审判.1996，

［3］ 李海.关于提单是物权凭证的反思［J］.海事审判.1996，（3）.

篇9

关键词：销售　结算方式　统筹规划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在业务交往中的风险不断增加，稍不注意，就会给企业带来损失。企业选用合适的结算方式，必须从企业的全局利益出发，选择最优的结算方式，这样不仅可以提高企业的销售量，给企业带来不同的税负，还是防范风险发生的重要手段。

一、企业选择销售结算方式的原则

1.安全性原则

确保销售货款的收回和采购货物的按时入库，是选择结算方式的基本前提。在销售时，应尽可能做到先收款，后发货;在采购时，应尽可能做到先提货，后付款。

2.针对性原则

一是针对不同的客户对象选用不同的结算方式，如销售业务中，信用好的客户可采用先发货，后收款的方式;信用差的客户，采用先收款后提货的方式。二是针对不同的批量选用不同的结算方式，大批量的购销业务，应采用银行结算方式;小批量的购销业务，可采用现金结算方式。批发业务，以采用银行结算为主;零售业务，以采用现金结算为主。三是针对自身的资金情况选用结算方式。资金紧张时，应尽量采用及时收回货款的结算方式;资金宽松时，可采用有利于增加企业收益的结算方式，如提前付款可享受折扣优惠，则选用提前付款的结算方式。四是根据市场供求情况确定结算方式。畅销产品、商品采用提前收付款的结算方式;滞销产品、商品采用延迟收付款的结算方式。

3.时效性原则

一是应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尽可能地选用有利于销售业务提前收款，采购业务推迟付款的结算方式。二是尽可能地选二是尽可能地选用有利于增加企业收益的原则，如采购时采用折扣结算时所收到的折扣额大于多付出的资金占月利息额，就可选用折扣方式进行结算。

4.互惠互利原则

互惠互利原则，是指通过选择对购销双方都有利的结算方式，促进双方购销活动的顺利进行，支持双方的生产经营。比如企业为了巩固市场，扩大销售业务，可通过结算方式的选择，给对方客户一些优惠一方面给对方客户带来一定利益;另一方面，提高企业自身的信誉，占领了市场，从扩大销量上获得利益。

二、销售结算方式及其利弊

1.托收承付和委托收款

托收承付是根据购销合同由收款人发货后委托银行向异地付款人收取款项，由付款人向银行承认付款的结算方式。委托收款是收款人委托银行向付款人收取款项的结算方式。在现代商业活动中，托收承付和委托收款都是油田企业进行销售结算的重要方式。优势是采取这两种方式，企业只是负担了前期的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将收款环节交给银行，减小了账款回收的难度，缩短了商品的流通周期，避免企业在收款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人力、货币和时间的虚耗。但从纳税筹划角度考虑，托收承付和委托收款也有其劣势，它们并不是企业最理想的结算方式。因为税法规定，采取托收承付和委托收款方式销售货物，货物一经发出并办妥托收手续即被确认为收入实现，就应该缴纳增值税，而实际上企业并没有真正收回货款，结果却掉进了提前垫付税款的陷阱。

2.赊销和分期收款

赊销和分期收款方式也是常用的销售手段。这两种销售策略的采用，一方面可以满足购货方在资金不到位的情况下及时获得产品，另一方面供货方也能够增加销售量和扩大市场份额。根据税法规定，赊销和分期收款结算方式都以合同约定日期为纳税义务发生时间，这就表示在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确定上，企业有充分的自。因此，企业在产品销售过程中，在应收货款一时无法收回或部分无法收回的情况下，可选择赊销或分期收款结算方式，尽量回避直接收款方式。直接收款方式不论货款是否收回，都得在提货单移交并办理索要销售额的凭据之日计提增值税销项税额，承担纳税义务，企业具有相当大的主动性，完全可以在货款收到后履行纳税义务，有效推迟增值税纳税时间。

3.委托代销

委托代销方式是企业扩大销售渠道的一个重要途径，它通过将产品分发给购货商在各地销售，为企业节约了大量的销售成本和管理成本，也为纳税筹划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委托代销商品是指委托方将商品交付给受托方，受托方根据合同要求，将商品出售后开具销售清单并交给委托方。此时委托方才确认销售收入的实现。因此，根据这一原理，如果企业的产品销售对象是商业企业，并且产品以销售后付款结算方式销售，则可以采用委托代销结算方式，根据其实际收到的货款分期计算销项税额，从而延缓纳税时间。

三、如何选择销售结算方式

1.收款业务结算方式的选择

1.1异地结算方式的选择

异地结算方式属于一次易。由于对客户信用不了解。宜采用先收款后发货或一手钱一手货的方式。如使用现金、信汇、电汇、自带汇票等方式，先将款存入银行帐户.再办发货手续.如已对客户进行了调查，也可采用其他方式。

它属于经常性往来。客户信用好的，可先发货后收款，采用汇款、异地托收承付、委托银行收款等方式;客户信用虽好，但当时资金不足的，可采用约期付款的商业承兑汇票结算方式；由于商品销售不畅而采用赊销时，必须对客户进行资信调查，信用好的可采用先提货后汇款或商业承兑汇票、银行汇票等方式，也可提前约好，按期办理异地托收承付结算或委托银行收款等方式；对信用不好或不了解对方信用情况的，可采用银行承兑汇票方式进行结算.以保证到期能收回货款。

1.2同城结算方式的选择

同城结算一般采用转帐支票进行结算，主要是注意加强支票管理，预防假冒或空头支票，对于有些单位，如邮电、供电、社会保险等每月都向固定单位收费的业务，根据资信情况，由双方签定协议，经银行同意，也可采爪委托银行收款的结算方式。同城购货者在采用先提货后付款或赊销方式时，如客户信用好，也可采用商业承兑汇票结算方式。如客户信用不好或不了解其信用情况，则必须采用银行承兑汇票方式，以保证货款如期收回。

2.付款业务结算方式的选择

2.1企业所购货物在市场上为滞销商品时，应争取采用先提货后付款的结算方式.如采用异地托收承付、委托银行收款或商业汇票等方式。

2.2企业所购货物在市场上为紧俏商品，为保证货源约及时到位，对信用好的单位可采用预付货款方式，使用信汇、电汇方式提前汇款或使用银行汇票、支票方式。如果对方对自己信任，当然采用先货后款或一手钱一手货方式更好。对信用差或不了解对方信用的供货单位，商品再紧俏也不要先汇款，以避免上当受骗。可采用自带汇票或支票，随提货随结算的方法，批量小的可使用现金结算。

四、结论

选用结算方式是一件严肃的工作.要权衡利弊，谨慎决策，既要保证购销活动的正常进行，又要讲求效益。企业选择结算方式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往往容易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在选择结算方式时，我们还要分析油田企业的内外部客观环境。因此，研究如何更好的为油田企业选择销售结算方式，力争使交易双方达到共赢的局面，对于油田企业的经济管理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聂焱,刘玉梅. 不同结算方式下的纳税筹划方案分析[J]. 绿色财会. 2009(04).

[2]刘丽影. 企业销售结算方式的选择与增值税纳税筹划[J]. 财会通讯(理财版). 2006(02).

篇10

众所周知，叙事学的诞生直接受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的影响。但是电视理论家萨拉•科兹洛夫却认为：广播电视从发明到不断成熟的这几十年对叙事学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本文拟从叙事学与语言学转向、语言学转向与图像转向、图像转向与广播电视的诞生等一系列的关系链中，探寻叙事学与电视媒介的关系。

【关键词】广播电视叙事学语言学转向图像转向

从时间上看，广播电视的出现与叙事学的兴起均发生在同一时期。叙事学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苏联，并在结构主义大背景下于60年代正式诞生于法国。这也正是广播电视从诞生到不断成熟的几十年。电视理论家萨拉•科兹洛夫（SarahRuthKozloff）在《叙事理论与电视》一文中指出：“广播电视从发明、问世到不断成熟的这几十年也是对新批评领域内一门学科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这门新学科就是叙述学，或简而言之，就是叙事理论。”（Thesamedecadesthathavebroughtthegradualinvention,birth,andincreasingmaturityofbroadcasttelevisionhavealsoplayedhosttothedevelopmentofanewcriticalfield,“narratology”or,moresimply,“narrativetheory.”）（1）

这几十年间广播电视和叙事学的发展情形是怎样的呢？广播电视的发展与叙事学的兴起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一

广播电视这种新媒介在19世纪末期就已有雏形，而正式诞生于20世纪初叶。1895年俄国的科学家波波夫和意大利科学家马可尼两位科学家经过各自独立的研究，研制了世界上最早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并先后成功地进行了长距离通信试验。1906年加拿大人费森登教授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建立了无线电广播实验室，并在圣诞节前夕通过无线电波首次进行了声音传播。1920年11月2日世界上第一座广播电台诞生，这是由美国匹兹堡西屋电气公司开办的商业广播电台，呼号为KDKA。

电视的诞生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1884年11月6日尼普可夫把他发明的一台叫作“电视望远镜”的仪器申报给柏林皇家专利局，一年后专利获得了批准。1924年贝尔德采用两个尼普可夫圆盘制作了一台电视机，首次在相距4英尺远的地方传送了一个十字剪影画，贝尔德本人则被人尊称为电视之父。1924年俄裔美国科学家兹沃雷金的电子电视模型出现。1931年兹沃雷金又制造出摄像机显像管。1936年11月2日，英国广播公司在伦敦郊外的亚历山大宫，完全采用电子电视系统播出了一场颇具规模的歌舞节目，这一天被公认为是世界电视的诞生日。1954年彩色电视在美国试播成功。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了“斯普特尼克1号”卫星，这是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1962年6月19日，美国发射了“电星1号”，卫星首次成功地转播了电视信号。

无可否认，电视这种新媒介的出现，对整个的社会思潮、文化研究、文学理论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所言：“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2）

二

叙事学诞生在“语言学转向”的20世纪，而20世纪对西方文学理论影响最大的事件莫过于“语言学转向”了。“语言学转向”（thelinguisticturn）一词最早是由古斯塔夫•伯格曼在一本名叫《逻辑与实在》（1964年）的著作中提出的。他认为，“语言学转向”发生的标志是哲学家们共同采纳了语言分析的方法。随后，这一用语主要由理查德•罗蒂编辑的一部题为《语言学转向——关于哲学方法的论文集》的书而被广泛传布。什么是“语言学转向”呢？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三言两语很难说透。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语言学转向”有两大特征，这两大特征又是相互联系的。之一，由历时语言学研究转向共时语言学研究。这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创立的，他认为语言研究的着眼点应为当今的语言符号系统，应该研究语言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去追踪这些成分之间的历史演变过程。之二，由语言学研究转向话语学研究。什么是“语言”和“话语”呢？“语言”一般被看作是一个由一整套固定的语法规则构成的完整体系，确定性、清晰性、规律性是语言的重要特征。“话语”则是能够表达一个完整意义的言语，话语意义的确定不仅要取决于话语自身，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语境所决定的。语境的构成包括对话者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心理状态、文化修养等因素。因此相对于语言来说，不确定性、模糊性和非规律性成为话语的一些主要特征。这种转向分为两个阶段，前者可以说是语言学阶段，后者是转向话语学阶段。如果说在本世纪前半期，西方文学批评得益于“语言学转向”，使得文学研究更加科学化，对文学对象的把握更加确定，那么到了本世纪的后半期，这种转向由于发生了质的变化，使得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文学语言学批评所确立的研究对象的确定性，变得不确定起来，甚至连语言的表征都产生了危机。人类文明赖以依存的载体变得不可靠起来。当代西方的文学批评，特别是以解构主义为代表的批评陷入了自我解构的困境。这便是文学话语学批评产生的开始。

“语言学转向”催生了一些新学科和新理论，叙事学便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叙事学最初起源于俄国形式主义。什克洛夫斯基、艾享鲍姆等人发现了“故事”和“情节”之间的差异，“故事”指的是作品叙述的按实际时间顺序排列的所有事件，“情节”侧重指事件在作品中出现的实际情况，这些直接影响了叙事学对叙事作品结构层次的划分。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直接影响着叙事学的诞生并被公认为是叙事学的发韧之作。普洛普打破了童话故事传统的分类方法——按人物和主题进行分类，他认为故事中的基本单位不是人物而是人物在故事中的“功能”，他按照不同的“功能”从俄国民间故事中分析出31种类型，建立了一种被称为故事形态学的框架。他的观点被列维—斯特劳斯接受并传到了法国。列维—斯特劳斯主要研究神话之中内在不变的因素结构形式，并试图用语言学模式发现人类思维的基本结构。1945年列维-斯特劳斯在他的《语言学和人类学中的结构分析》一文中首先提出把音位学中的结构分析法运用到人类学研究中去的观点。到了60年代，大量关于叙事作品结构分析的作品开始出现。格雷马斯和托多罗夫都开始译介俄国形式主义的论述。1966年，《交流》杂志第8期刊登了以“符号学研究——叙事作品结构分析”为标题的专号系列文章，宣告了叙事学的正式诞生。不过，“叙事学”一词直到1969年才由托多罗夫提出，他在1969年发表的《〈十日谈〉语法》中写道：“•••这部著作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事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3）托多罗夫对叙事学的定义是：“叙事学：关于叙事结构的理论。为了发现或描写结构，叙事学研究者将叙事现象分解成组件，然后努力确定它们的功能和相互关系。”（4）

受“语言学转向”大背景的影响，叙事学又分为经典叙事学或结构主义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两个流派。“经典叙事学旨在建构叙事学语法或诗学，对叙事作品之构成成分、结构关系和运用规律等展开科学研究，并探讨在同一结构框架内作品之间在结构上的不同。”“后经典叙事学将注意力转向了结构特征与读者阐释相互作用的规律，转向了对具体作品之意义的探讨，注重跨学科研究，关注作者、文本、读者与社会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5）经典叙事学向后经典叙事学的转变大概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是受到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读者反应理论、文化批评等多种理论或者流派的影响的结果。

三

“语言学转向”几乎渗透到所有的人文学科，就像电视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一样。W.J.T米歇尔说：“罗蒂哲学史的最后阶段便是他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这一发展已在人文科学的其他学科产生纷繁复杂的共鸣。语言学、符号学、修辞学以及文本性的种种模式已经变成对艺术、媒介以及文化形式进行批判审思的通用语言。社会便是一个文本。自然以及对它的表征已经成为‘话语’，甚至连无意识也如语言一般结构而成”。（6）至此，我们会进一步追问：“语言学转向”是怎样发生的呢？导致这种人文学科“纷繁复杂的共鸣”现象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W.J.T米歇尔在《图像转向》一文中归纳了这种变化的原因。他说：“思想界及学术界的话语中所发生的这些转变，更多的是它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与日常生活及普通语言关系不大。这样说的理由并不见得有多么不言自明，但是人们似乎可以明白看出哲学家们的论述中正在发生另一种转变，其他学科以及公共文化领域中也正在又一次发生一种纷繁纠结的转型。我想把这一转变称为‘图像转向’。在英美哲学中，这一转向的变体向前可以追溯至查尔斯•皮尔斯的符号学，向后到尼尔森•古德曼的‘艺术的语言’，两者都探讨作为非语言符号系统赖以立基的惯例及代码，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不是以语言乃意义之示例范型这一假定作为其开端的。”（7）也许我们会再进一步追问：什么是“图像转向”？导致“图像转向”的原因又是什么？金元浦教授作了这样的解释：“美国学者W.J.P.米歇尔说，当下社会科学以及公共文化领域正在发生一种纷繁纠结的转型，而在当代哲学家的论述中，这种转向也是明白无误的。他把这一变化称为‘图像转向’。那么，图像的转型转向哪里？这不是向幼稚的摹仿论、形象化再现或图像的辅助解说转变，也不是向主体客体相互对应的理论回归，更不是一种关于图像‘在场’的玄学的死灰复燃；它是对图像的一种后语言学、后符号学的再发现。它从根本上动摇了长期以来由传播手段限定和形成的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向，即文字长期居于独霸地位的现实。而是把图像当作视觉性、机器、体制、话语、身体和喻形性之间的一种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综合体来加以研究。因为重要的现实是，图像现在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响着文化的每一个层面，从最高深精微的哲学思考到大众媒介最为粗俗浅薄的生产制作，无一幸免。”陶东风教授说：“通俗报业的图像化，电影和电视的数字图像化、后成像术的出现和医学成像术的发展，成了转换的标志，更不用说互联网无休止的图象轰炸了。因而继文化研究，怪异理论和黑人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之后，西方兴起了视觉文化这个时髦的、也有争议的研究交叉科学的新方法。视觉影像成了从事摄影、电影、电视、媒体研究、艺术史、社会学及其它视觉研究者共同关注的中心。”（8）我们有理由认为，只有影像媒介的出现才标志着“图像转向”时代的来临，技术的发展和后现代的动力一道完成了“图像转向”的重任。维克多•维坦查说：“文字与图像谁更卓越，今天是图书和电视的卓越之争•••电视以其随机的不连续的图像与线性传统作对，打破了逻辑和思维的习惯。（9）

四

视觉和图像作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古希腊以来就在文学艺术中占着重要的地位，如西方绘画与雕塑等视觉艺术的影响几乎在西方文学影响之上。中国的诗学也是很重视形象的，如“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之说等等。但是，“图像”在中西传统叙事中却未能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叙事方式，即使是近代电影的出现，也因为局限于“非现实”的艺术领域，其叙事能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于德山在《视觉文化与叙事转型》一文中指出：“电视图像叙事真正创造、释放了‘图像’叙事的威力与作用，以电视图像为代表的视觉文化强势阶段开始形成•••以电视图像叙事为代表的视觉化叙事类型开始成为主导型的叙事类型，开始占据社会叙事格局的主流。电视叙事铺衍着社会的话语，构成了西方后现代现实典型而驳杂的叙事文本。”（10）萨拉•科兹洛夫说：“在当今的美国社会里，电视也成为最主要的故事叙述者。”（11）

电视作为影像叙事媒介，可以说是处处浸透着叙述，也可以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转换成叙事文本。萨拉•科兹洛夫指出：“大多数的电视节目——情景喜剧、动作系列片、卡通片、肥皂剧、小型系列片、供电视播放而制作的影片等等，都是叙述性文本。”同时，“叙述不仅是电视上起主导作用的文本类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叙述结构就像是座大门或一只格栅，即使是非叙述性的电视节目也必须穿其而过。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世界是由这一叙述话语规则构成的世界。”（12）电视叙事的包容性和整合性，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习惯，也改变着我们以前的经验。麦克卢汉在1961年就指出：“电视是一种整合性的媒介，它迫使长久分离和分散的经验成分之间产生相互作用。”（13）

电视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叙事媒介渗透到我们的文化中，它已经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日常生活。罗杰西尔弗斯通在《电视与日常生活》一书中也指出：“电视融入日常生活的明显之处在于：它既是一个打扰者也是一个抚慰者，这是它的情感意义；它既告诉我们信息，也会误传信息，这是它的认知意义；它扎根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轨道中，这是它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意义；它随处可见，这么说不仅仅是指电视的物体——一个角落里的盒子，它出现在多种文本中，——期刊、杂志、报纸、广告牌、书、就像我的这本；它对人造成的冲击，被记住也被遗忘；它的政治意义在于它是现代化国家的一个核心机制；电视彻底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基础。”（14）我们有理由认为：电视的日常生活化的诸种意义也应该包括了对于叙事学这门学科的主导作用的意义在内。

以上是我们循着萨拉•科兹洛夫的思路，从广播电视迅速发展的几十年间在人文社会学科所经历的两大事件——“语言学转向”和“图像转向”的因果关系中，从电视媒介对于社会文化和对于整个社会生活的介入及其影响中，追溯了叙事学诞生的背景和主导成因，为萨拉•科兹洛夫的断言——“广播电视从发明、问世到不断成熟的这几十年也是对新批评领域内一门学科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这门新学科就是叙述学，或简而言之，就是叙事理论”找到了一种事实上和逻辑上的因果链。

注释：

（1）SarahRuthKozloff:NarrativeTheoryandTelevision,inRobertC.AllenChannelsofDiscourse,the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1987,42。并参考麦永雄等译《重组话语频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版。

（2）（13）[加]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等编：《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226页，439页。

（3）参阅谭善明：《叙事学》，/

（4）Todorov.T:GrammaireduDecameron(M),Mouton:TheHague,1969,69.

（5）申丹：《叙事学》，《外国文学》2003第3期

（6）（7）W.J.T米歇尔：《图像转向》，范静晔译，

（8）金元浦/陶东风：《视觉新景与文化焦虑——文化研究二人谈》，/chinese/s15_wxs/qianyan/whyj/11.htm

（9）熊澄宇编选：《新媒介与创新思维》，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249页。

（10）于德山：《视觉文化与叙事转.型》，《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