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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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与相关概念

正式进入论述以前，有必要对关键词“仪俗”予以解释。首先，“仪俗”与“民俗”之间不能划等号。

根据钟敬文先生的定义，“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5］。而本文所指的仪俗则主要由仪式和习俗综合而来，强调一个民族传统性的、重复的、集体的和程式的行为和活动。之所以采取该术语，是因为这样能借鉴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广泛的理论资源，而不仅仅是民俗(文化)与文学的循环互证。在各种文化形式交流越来越频繁、各种理论的对话越来越深入的学术趋势下，固守学科边界必然是画地为牢，多学科资源的互动是研究的必然要求。除了高屋建瓴地构建了理论的可能性，仪俗批评强调文本。因为可能性并不意味着存在的必然性，具体的文本是如何体现的、在体现的过程中有哪些差异这些问题不是沉思就能解决的。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到文本，研究可能性与文本现实之间的转换关系，从而得出更经得起推敲的成果。

总而言之，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研究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中的仪俗所体现的民族审美内涵。之所以强调“小说”中的仪俗，是因为文本内和文本外的仪俗同中有异，不可等一视之。

循此思路则立足于文学，在文化传统与小说文本的双向交流中，探讨小说文本是如何通过仪俗来构建自己的民族审美意蕴。

这项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本文尝试以“空间”为切入点，对仪俗与民族审美意蕴进行阶段性研究。上世纪70年代开始，空间批评兴起，其中的领航者是福柯、列斐伏尔等学者，他们实现了空间研究从地理学到社会学的转向。90年代后，迈克•克朗、菲利普•E•韦格勒、大卫•哈维、爱德华•W•索杰、罗伯特•戴维•萨克、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等学者借鉴多种后现论和方法，使空间批评逐渐成为了文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美学等多学科的研究焦点。因此本文所说的“空间”也不同于(但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地域环境，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涵:地理空间(文化空间)、精神空间(无意识空间)、生态空间以及小说结构的空间形式。这里主要探讨仪俗与这些空间形式所体现出来的民族美学意蕴之关系。

二、地理空间及其文化隐喻

在这个层面上，地理空间基本上等同于地域、环境。仪俗虽然跟人的行为和观念相关，但仪俗也需要地域空间来表演，这一点在现实和小说中都是一样的。因此，对地理空间的描述是仪俗写作的一个必然内容。如孙健忠《舍巴日》:“这里也有一弯弯镜面似的水田。水牛在田里拖着犁耙，任人吆喝，慢腾腾地走。山边寨落里，鸡鸣狗吠，人声沸沸。一幢幢木板装的大瓦房，错落有致，屋前挂满一串串红辣椒和包谷。炊烟从屋顶上升起，飘然而上，汇成一堆淡灰色的积云。好一派祥和、宁静、富足的景象。”［6］显然，这已经给读者一种静谧、悠远的审美感受。而这样的地理空间正是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环境，它熏陶着他们的民族精神，影响着他们的审美感知。这是较为直接的仪俗环境(自然景色)描述所体现出来的民族美学氛围。

进一步看，正因为仪俗与人的行为和观念相关，作家的仪俗描写和地理空间描写才会呈现出某种关系。这种关系如果策略性简化的话，则包括仪俗与地理空间相契合和相矛盾两个层面。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的中篇小说《神授》可以说是将这两个层面统一到一起的极好个案。小说讲述了放牧娃亚尔杰变成格萨尔说唱艺人，先是在辽阔的色尖草原各部落中游走，后来又被邀请到拉萨专职说唱录制。在这个过程中，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草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进入了原本闭塞自足的草原，人们开始喜欢收音机、电视、歌舞，开始冷漠说唱艺术了，而说唱艺人亚尔杰也从开始的欣喜、激动、自豪、激情澎湃、思维活跃慢慢变得无奈、乏味、迷茫、失落和焦虑，最后是“头脑里再也唤不回那些影像，再也无法通神地说唱格萨尔王”［7］。

现在将目光聚焦到小说的仪俗空间。在《神授》中，说唱作为仪俗为文本的场域变化起到自然的过渡。因为说唱的地理空间是不断变化的，地理空间的变化伴随精神空间的差异。游走在色尖草原各个部落时，亚尔杰充满了“喜悦”、“亲切”、“快乐”、“冲动”、“激动”、“幸福”，“感觉不到孤寂与恐惧”;而来到拉萨的研究院后，说唱艺人感觉到的却是“沉重”、“嘈杂”、“孤独”、“无助”、“疼痛”、“压24迫”、“茫然”、“歉疚”、“焦虑”……显然，仪俗与两个不同空间的关系是不同的。如果将亚尔杰看作仪俗的化身，可以看出前一阶段他自由自在，后一阶段则苦如困兽。何以如此?这便引导读者对两个地理空间所象征的文化形态进行分析。很容易就能发现色尖草原和拉萨这两个空间具有不同的文化隐喻，前者是传统的草原文化，后者是现代化的技术文化。

从时间上看，前者代表草原的历史和传统，后者则是草原的未来。未来通常给人以强烈的希望和期待，但通过两个空间的尖锐对立，可以看出作者对未来的深深担忧。反过来说，也就是对历史、传统的深深担忧。

澳大利亚学者DavidCarter在研究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时指出:“种族多样性和差异性，或许就是其中最深刻的多元文化的影响结果。”［8］在我国，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然而，在加速的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文化碰撞随之加速，少数民族文化面临同质化的危机。作为自己民族的代言人，作为民族文化的持有者和传承者，民族作家必然会通过文学这一形式以不同的策略构建民族认同予以应对这场危机。这正是当代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以仪俗和空间作为文化隐喻，进而思考民族文化价值、民族命运的现实根源。

三、无意识空间的酒神美学特征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提出了著名的“日神”和“酒神”的区分。如果各举一个关键词以相对照的话，“适度”和“狂欢”则再合适不过了。正如周国平先生所言:“适度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个人界限的遵守，是伦理的尺度，另一方面是对美丽外观的界限的遵守，是美的尺度。这两个方面都是为了肯定个体及其所生活的现象世界。……过度意味着一切界限的打破，既打破个体存在的界限，进入众生一体的境界，也打破了现象的美的尺度，向世界的本质回归。”［9］狂欢即过度，用“狂欢”一词是为了强调酒神精神的美学特征。整体而言，日神美学强调整体、经验、理性、宁静、优美，需要凝神静观;而酒神美学则强调混乱、激情、狂欢、神秘、冲动，期待直接的参与。

尼采将“酒神精神”的源头追溯到狄奥尼索斯庆典，这一庆典隐含着对丰产的强烈渴求。另外，尼采也认为酒神精神更多地体现在民间庆典、音乐、民歌等形式中，这启发我们从仪俗考察少数民族小说体现出来的酒神美学特征。需要注意的是，尼采本人也一直强调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相互统摄，从来没有将二者完全对立起来。在少数民族小说中也如此，强烈的情感冲动、神秘的内在体验以及狂欢的仪俗表演都与作家的理性把握和选择无法分开。

黄光耀的长篇小说《土司王朝》即是通过仪俗展现土家文化的酒神特征。小说第一章标题便是《血祭》，该章不仅有血祭的详细描述，更有梯玛做法、、火葬、水葬等仪俗形式，也就是说，作者在第一章就向读者展示了丰富的土家仪俗。从土家民族的源流和历史来看，土家文化传统具有强烈的巫术文化内涵。不但土家民族所源起和聚居的武陵山区属于古代楚巫文化范围，从土家古代巫政一体的政治格局以及流传的神话传说等可以断定土家文化传统本质上即是巫术文化［10］。而反映土家民族巫术文化传统及酒神特征的，莫过于跳丧仪式了。族中有人过世，通常被当作是一件悲伤的事情。这点在土家民族的跳丧中却不会发现，相反，狂欢的舞蹈、尽情的歌唱、放肆的笑谈以及毫不顾忌的打情骂俏显而易见。《长乐县志》记载:“家有亲丧，乡邻来吊，至夜不去，曰‘伴亡’，于灵旁击鼓，曰‘丧鼓’，互唱俚语哀辞，曰‘丧鼓歌’。”对此，《土司王朝》的《葬礼》一章不乏精彩的笔墨。

无独有偶，在土家族作家叶梅的小说《撒忧的龙船河》中，跳丧仪式在渲染情感、凸显土家文化方面也起到了核心的作用，在她的《最后的土司》中，权又成了文化冲突的焦点;另外，在土家族作家孙建忠的《舍巴日》、蔡测海的《楚傩巴猜想》中，巫术氛围也相当浓郁，可见，土家族文学作品中巫术现象并不是个别的。而作家们热衷于此的原因除了主观的选择，更深层的却是巫术思维的深层无意识。

对于不熟悉土家文化的读者来说，这一切无异会具有神秘化、陌生化的效果。巫文化形态所体现出来的酒神精神，正是许多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独特意蕴的来源之一。

四、仪俗空间的生态美学意蕴

随着现代化、全球化步伐的不断加快，随着科学技术的急速发展，人类对自然、能源的消耗也越来越大，并由此造成了地球目前越来越严峻的生态危机。

因此，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学科对生态问题的关注逐渐升温，形成了一系列新的交叉性学科，如生态科学、生态人类学、生态美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民俗学等等。而生态问题进入文学研究相对而言要晚一些，不过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文学的生态批评成为了显学。从21世纪以来，国内有一大批学者陆续进入这一领域，取得了许多有较大影响的研究成果。简言之，“生态批评是在生态主义、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指导下探讨文学与自然之关系的文学批评，它要揭示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态危机之思想文化根源，同时也要探索文学的生态审美及其艺术表现”［11］。“生态批评遵循的基本前提是:人类文化与物质世界息息相关，互相影响。生态批评的主题就是环境与文化(特别是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12］。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生态批评的学理基础在于:民族文学较多地关注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地区现代化进程相对缓慢一些，加之各民族的民族文化、民族生态观念有所不同，所以对其生态意识的揭示及研究，可以促进生态问题的思考;另一个层面，少数民族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生态问题，将这些生态问题予以呈现是生态批评的必然内容。

仪俗书写是展示民族生态观念、体现作者生态思考的一个重要形式。以白族女作家景宜的中篇小说《谁有美丽的红指甲》为例，作品中生活在洱海上的渔民老海东、阿黑、白姐阿爹等人都体现出了与生长环境融洽不可分的情结。尽管他们也捕鱼，要从自然中有所取，但他们爱护这个地方，并不是单单将环境作为生存的外在因素，他们感觉自己的精神是整个地融合在这个地方的。那么，从生态批评的角度看，白姐和海生离婚，忍受着闲言闲语但毅然勇敢地对阿黑的追求，实际上也就体现出了洱海的白族人对都市化生活的拒绝，对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快乐生活的追寻。因此，作品通过仪俗体现出白族人的生活方式，从中可看到他们那种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生态观念。换言之，这样一种生态价值观即是作品通过仪俗所传达出来的生态审美意蕴。

检视民族文学作品，会发现一个比较显著的现象，即是被称之为动物小说或者说动物叙事的作品非常丰富，其中的佼佼者如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哈萨克族作家朱玛拜•比拉勒、土家族作家李传峰、满族作家叶广芩、回族作家石舒清等等。在拥挤、忙碌的都市生活中，动物和市民间已经丧失了休戚相关的亲密关系。动物要么被当作食物，要么被当作宠物，两者实际上都没有给予动物应有的尊重。而在乡村地区，传统的生活方式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持，牛羊马猪、鸡鸭猫狗虽然也可能被杀死，但因为人和动物在一起生活，甚至可以说人的生活依赖于这些动物，因此，人和动物间形成了亲密的伙伴关系。除了家禽，其他的一些动物或者是农作的时间信号，或者被族人神化。

城市化则是对这一切的破坏，在生态危机的当下，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置疑必然使得作家们对传统生活的重视。其结果之一，便是乡土生活的人与物关系形成对自大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这一点，在朱玛拜•比拉勒的《天之骄子》、《皮笼套》等小说中得到了淋漓至尽的展现。因此，对民族文学生态美学的揭示和批评势在必行，这为应对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提供了更多的思考。同时，生态危机不是单独出现的，它伴随着一定程度的精神危机。后者如果不能得到解决，前者也就谈不上彻底的解决。

因此，民族文学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等情感和价值观才异常吸引人，这才是生态批评的重中之重。

五、少数民族小说的空间结构美

最后，仪俗还可以赋予小说结构以空间形式，从而形成文学形式上的空间美学价值。回到次仁罗布的小说《神授》上来看，小说的独特之处是通过仪俗的展演改变地理空间从而推进故事，这一点类似于旅行小说以地点变化来结构全篇。但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旅行小说的空间变化虽然推进了故事，但各个空间之间的联系往往是随意的。《神授》则不同，每一次表演，每一次表演空间的变化，都被赋予了独特的意义，也都参与了整体意蕴的表达，这其中又以文化空间、精神空间的对立作为核心的线索。因此，小说不是以时间变化而是以空间转换推进叙事进程。

同时，如上面所分析的小说不同空间的共时并置、说唱表演的反复呈现、狼意象的多次重复等艺术手法都使得该文本的空间形式复杂而独特。当然，还需说明的是，作者并没有抛弃时间结构，草原和拉萨两个空间的对立也是时间上不同内涵的对立。总结而言，作者将时间空间化，用空间转换凸显时间变化，同时也用空间融合激化对立、深化主题。而之所以能实现这一切，作为藏文化仪俗的说唱表演是关键。

通过这一个案可以发现，所谓结构的空间形式，指的是作品不再采取传统的、单一的按故事发生、发展、、结局的线性叙述方式，而是通过叙述顺序的打乱、意象的重复、主题的并置、不同空间的组合、故事时间的停顿等多种方式，让作品的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和立体化。正因为这种立体化，文本具有了多重的阐释途径，显得更加含蓄隽永，从而具有了空间美。除了《神授》，土家族作家蔡测海的《舍巴日》，则利用文化个体将土家文化发展的不同时代并置;而叶梅的《撒忧的龙船河》，经由神话传说、巫术仪式，将不同历史空间、巫术空间、现实空间巧妙组合，同时也借助仪俗将不同视角共时组合，形成文本独特的审美张力。类似的作家举不胜举，扎西达娃、阿来、张承志、郭雪波、朱春雨、娜朵、田瑛、董秀英……随手可列一大串，可见其普遍性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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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的大部分学校都有地方性教材，其主要内容包括当地的一些民族历史文化、民风民俗和一些劳动技艺等。但是，这些教材很少真正进入学校的课堂。也有一些民族地区的学校结合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开设了一些富有地方特色的课程，如侗族大歌、芦笙等。但是，这样的教学活动在民族地区很少见，地方性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和学校对这些课程的重视程度都显不足。民族地区学校的教学内容和全国其他地区基本一致。

2学校视野下的民族文化传承现状

少数民族学校在传授主流文化的同时，还要担负起传承本民族历史文化和培养本土人才的重要责任。随着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存在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功能缺失的事实。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传统文化流失

我国一些少数民族至今没有自己的文字，文化传承主要靠口传心授，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学校文化传承的难度，导致了传统文化的流失。其次，在现有教育体制下，学校教育的内容主要是以普世性知识为主，忽略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此外，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国家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但是对民族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够，这也是导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2.2民族文化传承流于形式

有的学校实行双语教学，但仅停留在翻译教材，根本没有涉及本民族的文化内容，仅仅流于形式。国家要求少数民族文化进学校、进教材、进课堂，但是由于缺少相应的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导致学校教育中的民族文化传承流于形式。

2.3学校教育与家庭和社区教育分离

我国的民族文化能够发展到今天，是家庭、社区和学校一起发挥文化载体的教育功能的结果。然而，现今大部分民族地区实行的是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忽视了日常生活中劳动技术的培养，脱离了当地实际生活环境。

3民族地区学校民族文化传承存在的问题透视

3.1对少数民族文化内容的误解

由于课程知识作为国家法定知识过多地体现了国家利益，结果使得乡村社区人民的文化和利益被严重地忽视了，并且由于“传统”与“现代”、“野蛮”与“文明”、“落后”与“先进”、“城市”与“乡村”、“西部”与“东部”、“汉族”与“少数民族”、“地方大民族”与“地方小民族”等等一系列过于僵化的“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及其在国家发动的过于强制的“政治运动”或“经济改革”实践，使得西部的、乡村的、少数民族的、小民族的文化被污名化了，被标定为“传统的”、“落后的”、“待开发的”、“待发展的”。虽然强调民族文化传承的使命意义，但是却没能从学生角度出发思考问题，没能消除学生对本族文化的疑惑和误解。

3.2少数民族本土课程流于形式

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内容在进行跨文化教育时，大多数是效仿汉族。要改变这一点，第一个难关就是要突破目前教材的一统性，只有做到这一点，少数民族的文化才能得以保存，文化传承才得以进行。比如本民族的语言，少数民族学生天天在用，但在统编教材中却无这方面相应的内容。即使在民族教育中排上了民族语文这一内容，但主管教育工作的领导者，从来不把这样的课文列为正式课程。用当地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的话来说就是：“民族语文是一根拐杖，学习民族语文是为了更好地学习汉语。”按照这样的理解，民族语文永远是辅助品。归根到底，民族语文还不算一门独立的课程。形成急需用的进不了教学内容，不急用的却塞进了教学内容。

4对策和建议

4.1强化民族认同，重视民族教育

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取决群众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可程度。政府可以采取措施提高民族文化在学校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包括日常教学以及考核机制等。将民族文化传承与学生发展结合起来，展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增强民族自觉意识。

4.2注重本土教材和校本课程的开发，重视教师作用

民族地区学校具有独特的环境资源、课程资源、师资队伍和普及传播优势，完全有条件开发民族文化校本课程，以传承、发展民族文化。建议编写适合少数民族学生智力发展地方和学校课程材料，适当增加具有民族特点的教育内容，使学校有特色、教师有特点、学生有特长。教育实施的主体是教师，应特别注重教师作用。在少数民族地区，应为教师提供语言适宜、文化适应的素质培训。有学者认为，教师的价值观改变是最重要的，其次是教学能力提升，最后是文化反思。教师各方面的发展，为文化传承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3开展多样的民族文化教育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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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现状

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

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第二，个体民族心理研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民族心理研究的主流。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在某种程度上是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开发。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进行，国家、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开发商希望对西部各个民族有个全面的了解。西部各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心理特征，必定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和自治条例实施过程中以及在民族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其中，民族心理的积极影响将促进西部大开发各项战略决策的实行和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如维吾尔族和回族善于经商的心理特点则有助于这两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消极影响则会阻碍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和民族地区发展，如一些民族闭关自守的心理特点则不利于该民族的发展和进步。许多从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深入西部民族地区，调查西部各个民族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论文，并积极倡导各个民族发扬优秀的民族心理特征，抛弃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相适应的心理特征，使西部各个民族早目走上兴旺发达之路。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实施，个体民族心理研究会进一步深入发展。因为西部大开发的各项政策和法规的实施需要西部各个民族的配合，各个民族要配合国家的战略决策，首先要在心理方面充分地认识和理解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各个民族带来的好处，然后才能在行为上支持和拥护国家的决策。

篇4

维吾尔族的舞蹈是我国民族舞蹈中具有很强代表性的物种，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资源，历史上的维吾尔族舞蹈具有很强的民族性，人民的生存环境形成了其勇敢、乐观的性格，因此舞蹈是其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些重要的节日都会用集体舞来进行庆祝，并且在舞蹈中，这种乐观的精神被渲染的淋漓尽致。从这个角度上看，维吾尔族舞蹈在性格色彩上可以分为三个地区，首先是东疆地域，带有与汉族兼并的维族风格舞蹈，其次是在巴楚、沙车、阿瓦提县等地盛行的刀郎舞，具有很强的民族特点，并且风格粗犷，最后是伊犁一带的舞蹈，发展相对比较成熟，并且受到多个民族舞蹈文化的影响，舞蹈规模宏大，曲调悠长，功能性和艺术性都非常强。伊犁舞蹈一般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是带有自娱性质的民间舞蹈，代表舞蹈为“赛乃姆”，其风格自由热烈、洒脱奔放，在音乐中达到；其二是带有礼俗性质的民间舞蹈，与宗教的祭天活动有关，比如“萨玛舞”，一般在大型的祭祀活动中可以看到；其三是带有表演性质的民间舞蹈，这种舞蹈集合了所有舞蹈中的精髓，并且不断的进行加工和改进，具有非常好的艺术成就，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盘子舞”。维吾尔族的舞蹈与其民族的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的变化，因此在舞蹈的教学中需要结合音乐风格和文化特色来进行教学。

2维吾尔族的舞蹈教学规律

在舞蹈教学中，维吾尔族的舞蹈作为一门独立的舞蹈学科进行教学，可见其舞蹈的艺术魅力是非常大的，通过专业的教学，才能培养出更加出众的艺术人才。在维吾尔族民族舞蹈的教学中，通过系统的教学内容规划来设置曲目进行排练，并且在社会的各种表演活动中，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表演能力，提升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此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管理能力非常重要。学生首先学习知识，并且在活动中进行实践，熟悉表演舞台，并且将这些系统化的结合到一起，互相渗透，彼此加强。维吾尔族的舞蹈与其他的舞蹈不同，但是在教学时仍然在遵循“倾、拧、园、曲”的特点，并且结合其风格特点来进行表演，比如维吾尔族舞蹈特有的姿势、眼神、步伐等，并且需要注意位子来表现其特征。在教学中，除了要传授舞蹈规范动作，还要注意情感的表达和动作之间的关联性，并且在表现中要重视舞蹈的创新和整合，采用开放式的教学，再运用自身的方法进行培养，从而让舞蹈更紧的贴近民族文化，进而得到更好的传承。学生在长期的理论知识学习和实践研究的过程中，可以清晰的描绘出舞蹈的精致画面，并且学生也可以更好的懂得蕴藏在舞蹈中的精髓。学生在维吾尔族舞蹈的学习和民族文化的研究中，结合其民族生活特点、服装文化、审美特点等，将其生活习惯、文化特点形成一定的特征，按照这个规律来吸取其精华，再加上艺术的不断加工，在民间采风的过程中形成舞蹈的整体艺术，教师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很好的训练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从而提升教学的效果。

3舞蹈在教学中的注意事项

民族舞蹈中的动作和表演风格都是有一定内在联系的，因此在教学中需要让学生领悟其中的联系。表演动作是表演者在表演时的动作走向，这种走向具有很好的生活性和民族特点，在表演中通过细节来展现。表现的细节、画面、速度、队形等都是走向的表现形式，群舞中的分散、流动、单人舞中的走向、三人舞种的节奏、姿态等都在表现民族舞蹈中的走向，因此其表演风格的确定非常重要，在舞蹈过程中需要将走向和风格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才能将舞蹈所带有的形象很好的展示出来。在教学中需要注意表演的形成形式和民族特点的培养，这也是民族舞教学中最为重点的部分。教学中学生需要学会最基本的舞蹈动作和技术要领，配上最合适的舞蹈音乐，让学生在情感和肢体语言两个方面来引起共鸣，学生要从精神上感受其艺术魅力，从心里激发出对于舞蹈的热爱，从而将舞蹈以最佳的表现形式表演出来。

4维吾尔族的教学技巧

维吾尔族的舞蹈曲美精妙，具有一定的表演难度，其不仅要求舞蹈者具有很扎实的舞蹈基本功，还需要有很精湛的表演技术，比如具有代表性的舞蹈《顶碗舞》，其是一个女子集体舞，具有很强的民族性、欣赏性和技巧性，其表现了维吾尔族的姑娘在欢庆的节日里通过头顶茶碗、载歌载舞来表现对客人的欢迎，独特的脚步和音乐节奏，并且随着音乐来变化整体的队形，端庄和带有民族风格的舞蹈在表演中展现着大方、爽朗的性格特点，将维吾尔族人民热情好客、乐观爽快的性格充分的展现出来。还有很多需要手持道具的舞蹈比如《萨巴依舞》、《盘子舞》等舞蹈都是女子团队舞蹈，其动作优美、婀娜多姿，身体柔软、姿态性非常强，在表演时需要充分展现出手的姿态，因此需要表演者有很好的细节表演才能。因此要加强学生的细节训练，不断的总结表演的技巧，从而将舞蹈中的元素充分的展现。

5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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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现在学前教育专业少数民族学生来看，大部分学生的音乐素质令人担忧。生源音乐素质偏低。由于中职学前教育专业在招生过程中，不进行音乐专业技能面试和考试，学生大部分是少数民族学生来自于农村地区，在南疆少数民族农村地区与北疆汉族地区生产力水平相差更大。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造成民族地区经济落后，家庭经济贫困，办学条件差，使大多数学生错过了五、六岁幼儿智力开发阶段，也错过了十三、十四岁思维发展的最佳阶段，大多数进校的少数民族学生纯粹连汉话都听不懂，更别说学习音乐了。但试想，能歌善舞乃少数民族之特长，少数民族学生不可能没有音乐艺体素质潜能，只不过没有早期开发而已。因此，教师必须面向全体少数民族学生并充满信心进行教育，必须细致观察民族学生素质中可挖掘的潜能，并辅以相应手段精心培养，那么，少数民族学生中大器晚成者不乏其人。少数民族学生长期在本民族群体中生活，长期使用本民族语言，一旦进入中职学前教育专业学习，特别是离开本民族聚居地区到其他地方学习，由于语言而造成民族学生不可想象到的巨大困难，所以对于学前教育专业的老师来说，在音乐教育的过程一定要耐心加爱心。

二、提高少数民族学前教育学生的音乐素养的方法

1、激发学生兴趣，提高少数民族学前教育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由于少数民族学前教育学生自身能力素质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教师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应该认识到少数民族学生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且积极改善教育教学手段，提高课堂教育质量的同时，活跃课堂气氛，提高课堂趣味性，从而有效激发少数民族学生对音乐学习的兴趣，提高少数民族学前教育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师要调动一切教学手段(包括电化教学手段)，采取直观教学，降低难度，先基础后深化，先具体后抽象，既要照顾原有基础，又不能停留在原有思维水平，要使其学会还要使其会学。逐步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敏捷性，使之思维水平上升到高级阶段，开发智力，发展能力。

2、增强少数民族学前教育学生音乐听觉的准确性，培养乐感少数民族学生在音乐学习中唱不准的关键是听不准，唱是外在的表现，听却有本质的意义。因此，要想少数民族学生解决音准问题，大多少数民族学生对音乐感训练造成困难，把许多问题带到了新阶段，形成了许多错误，增加了教学困难。教师可借用钢琴练耳。键盘是少数民族学前教育学生都要学习的，正是练耳的好帮手。在乐理视唱的课堂上，要让少数民族学前教育学生养成正确读谱的习惯。在教学中要求少数民族学生注意不要看到谱例张嘴就唱，而是先看看调号、拍号，再看看有无难点，这样对视唱谱有一个总的结构概念，唱起来才不至于心慌，速度也会控制得恰到好处。强调视唱与乐理相结合的原则，多唱、多练习，通过视唱加深对乐理的理解，以乐理指导视唱的练习。唱的时候耳朵要注意听音准、节奏、速度等是否正确;边唱边打拍子，注意拍点的准确性，借助手的动作把握好速度的快慢和节拍的强弱。

3、在键盘教学中，把音乐知识融入其中教师除了需要教授学前教育少数民族学生学习钢琴演奏技巧外，还需要在教学中将相关的音乐知识慢慢灌输给学生，使少数民族学生可以从各个角度去理解作品，并加以演绎。听大量的音乐作品，以提高自身的音乐修养，读大量与音乐相关的书籍，从而对作品的写作背景，以及作曲家在作品中表达出的情绪有所领悟，，提高整体艺术素养，在钢琴上的取得更为广泛的突破和演奏领悟力上的提高。

4、学前教育专业声乐课，不但运用声乐技巧，还要了解音乐形象学前教育专业声乐课的教学应加强对学生的应用技能的训练。为此，除了应通过教学使少数民族学生掌握声乐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的演唱技能与技巧之外，还应让少数民族学生了解儿童嗓音保护常识，了解儿童歌曲演唱的特点，并能运用自己所学的歌唱方法正确地范唱儿童歌曲。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学生的用自己的最佳音域来范唱儿童歌曲的能力，要使之做到歌唱的声音位置靠前、音色明亮而甜美、表情亲切而自然。同时，还要指导少数民族学生能正确地理解儿童歌曲的音乐形象，提高自己歌唱的艺术表现力。

5、感受与鉴赏音乐是重要的音乐学习领域感受与鉴赏音乐是重要的音乐学习领域，是整个音乐学习活动的基础，是培养学生音乐审美和素养的有效途径。良好的音乐感受能力与鉴赏能力的形成，对于丰富情感，提高文化素养，增进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篇6

    1 问题提出

    民族认同是指某一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将自己和他人认同为同一民族,对这一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持亲近态度。回族是在中国分布最广的回少数民族,回族大学生是回族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认同状况及其与社会适应的关系,对于个体的身心健康发展以及回族群体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设。针对各种民族认同研究理论共存的现状,我们从认知、评价、情感和行为四个维度出发,综合民族认同的发展阶段和构成内容,自编回族大学生民族认同状况调查问卷,以期多维度、多学科综合地对回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状况进行调查。

    2 对象与方法

    2.1 被试

    随机抽取中南民族大学回族学生,发放问卷163份,回收问卷121份,有效问卷115份。其中男生59人,女生54人,缺失值2人;来自聚居区的52人,非聚居区61人,缺失值2人;来自城市39人,农村7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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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主流观点认为法学本科教育的基本定位为培养“通用法律人才”、“复合型的法学应用人才”，反对过分强调职业性倾向。不少学者对此却有不同意见，孙笑侠认为，法学教育是职业型的教育，而不是通识型的教育。方流芳认为，大学本科法律教育应定位为职业教育，而非培养法学大师的学术教育。培养法律人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法学本科教育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其目标也应分阶段。要培养应用性的通用人才，先要培养其单项的职业技能，逐步渗透，最终成为复合型应用人才。所以，笔者认为法学本科教育定位应为职业型教育，这样的定位对民族大学生尤为合适。新疆的民族大学生有其独特的特点，一是他们有自己的语言，用第二语言学习法律，有语言转换带来的困难；二是新疆的法律职业人才奇缺，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人数很少，有了资格愿到民族地区工作的人更是寥寥无几；三是民族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由于没有语言的障碍，并且深谙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他们在民族地区处理案件更得心应手。既然民族地区急需民族的法律职业人才，那么对民族大学生的培养目标定位首先应该是职业型的教育。

二、新疆民族大学生的调查研究

（一）民族大学生的基本特点

1.对国家法生疏

民族学生上大学前大多没有接触过法律，他们接触到的是本民族的习惯法，他们的思维方式、处世态度都按照耳濡目染的习惯进行。加之汉语水平较差，要用第二语言精通法学理论势必难于登天。如果将法条规定对比他们的习惯法讲解，结合具体案例，引导他们讨论、比较，逐渐渗透法学理论，就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在大学生群体中存在“相对失落感”

民族大学生在家乡是各个群体的佼佼者，从小就受到村民、老师的宠爱。然而，到了以汉族学生为主的大学校园，由于语言不通、基础教育落后造成的学习障碍，他们的地位一落千丈，甚至平日的交流也局限在本民族学生之间。虽然学校组织的民汉互动拉近了民汉学生之间的距离，但用第二语言学习的困惑，造成的学业成绩差异使民族学生总处于被帮助的地位，角色变换使许多学生不适应。因此，增强其学习能力，恢复其自信心尤为重要。

3.渴望学习法律

民族法学学生性格直率、坦诚，通过和他们交谈，发现大部分同学选择法学专业是为了将来能够处理好当地纠纷，为民汉和谐社会的建立发展作贡献。他们对本华民族习惯法有一定研究，这为学习中华民族习惯与国家法的互动奠定了基础。

4.熟悉民族习惯

新疆民族大学生都是土生土长的，对民族习惯了如指掌。在以后的法律职业工作中，他们能更好地处理民族纠纷，做好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的调适。如对结婚不登记习惯的处理及以后的离婚财产分割、离婚被告、一夫多妻等案件的裁判、调解更有利。

（二）塔里木大学法学民族大学生的实证调查

1.汉语水平能力较差

虽然民族学生在入学的第一年经过了一年的汉语学习，汉语水平有了很大的长进，但是由于他们在上大学之前基本没有接触过汉语，总体上看，凭他们的汉语水平，要想精通深奥的法学理论有些勉为其难。

2.法学学习中遇到的困难调查

正是由于汉语基础较差，学生用第二语言学习法学就比用母语学习困难得多。况且目前的情况是汉语老师用汉语讲解汉语课本，语言转换造成的知识上的偏差，更增加了民族生理解的难度。这种情况下，学生喜欢案例、举例法的讲课方式就顺理成章了。法学理论对法律条文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法学教学中必不可少，对民族生讲法学理论时宜用案例、举例法引导。此外，对少数志愿考研、考博的学生，可要求他们多阅读法学理论的书籍，打好坚实的法学基础，因为这部分同学将来要参与民族研究、民族教育，为培养更多的优秀民族法学大学生服务。

3.对学生司考的调查

民族学生毕业后一般在民族地区工作，大部分学生学法学的目标是通过司法考试，成为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他们课外阅读的书籍也大部分与司法考试有关。

4.学生喜欢的课程

学生喜欢的课程集中在案例较多的刑法、合同法，应用较多的婚姻法、经济法上。学生不太愿意上难以理解、案例较少的行政法、国际法等课程。

三、对民族大学生的法学教学的建议

（一）对尖子生个别指导。对少数汉语基础好、志愿考研的同学进行个别辅导，努力培养一批精通法学理论的民族大学生，为以后的民族生教学培养师资力量。

（二）课堂教学重点向司法考试倾斜，以案例教学法为主。笔者认为对民族大学生来说，案例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法比较实用。课堂教学以案例为主，用案例、举例等方法导入法学理论，学习法学理论的目标定位是更好地理解法条，将一些较难理解而司法考试不考的课程（如法律逻辑学）改为选修课。尽快为民族地区培养大量的法律人才，以解新疆法官、检察官、律师匮乏之急。

（三）混合编班，加强民汉互动。开展民汉法学辩论赛、法庭对抗等活动，迅速提高民族生的汉语言转换能力，达到学汉语课本像学维语课本、听汉语老师讲课像听维语老师讲课一样，不明白的地方可及时请教汉族同学。加强师生互动，建议老师兼任班主任，多与同学们交流，及时解决民族生学习、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在与民族生交往的过程中学习一定的维语，了解其风俗习惯，为以后的教学、科研打好基础。

篇8

一、扩充知识，做自信有趣的演说家，教师自身要有足够的民族文化底蕴

（一）引入丰富多彩的课外知识

一堂课的讲述首先是由教师的备课开始。对于老师来说，备课已经成为了一件老生常谈的事了，把握本单元的任务目标，深入研究阅读教材是必不可少的。但结合课外知识这方面却经常被很多人忽略或者马虎带过。适当引入课外知识对扩充学生的知识面，引导学生选择正确的价值观有着重要的意义。

例如在讲到杜牧的《赤壁》时，除了要预备讲述简要的三国历史外，还需把杜牧年代以前的“盛唐印象”一一道来。“那时候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大显与世，文化发达对法交流颇为频繁，号称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令人向往的国家。”对盛唐的讴歌并不是无用的，当学生们沉浸于民族文化的自豪感的同时，“中唐”大背景的带入显得特别有必要了，杜牧在中唐坎坷的仕途也是非常有必要讲述的。这样“”与“低谷”相结合，赞美讴歌传统民族文化的同时，更加贴近了课文教学的核心。

社戏是人们在敬拜土地神及祭祀土地神的活动，在介绍鲁迅《社戏》时，教师可以从详细介绍社戏入手，结合当地民俗民风，把课文和实际生活结合起来，充分调动起学生们学习的积极性。

（二）做一个自信有趣的演说家

对于很多老师来说，尤其是新老师，演说能力的缺乏或者是演说无趣是影响教师在课堂“完美授课”的两大拦路虎。在课堂上教师扮演着“主持人”的作用，如何“hold住”你的舞台，带动台下的观众，成为教师所要练习的“必杀技”。在完整的备课后，教师可以在一个小房间或者空旷的地方练习演说，随着熟练度的提升可以和亲人朋友一起练习，相信在亲人朋友的鼓励下，你的自信度会迈上一个新台阶。

在提高了自己演说的自信度后，是该想想怎样使自己的演说风格变得更有趣了。在过去有一种职业叫说书（又叫评书），他们在演说的时候除了语气音调的变化外，常常会伴随着简单的音乐做辅助。我想我们的教师可以从古代评书家那里找到经验，在授课时除了语气音调随情节的变化外，有时也可以选用适当的多媒体音乐视频来辅助自己的演说，二者合一，能更加引人入胜！

二、双管齐下，做民族文化的传承人，在教学中传承民族文化

理论贯穿于实践，在语文教学中理论与实践也是相互联系和推动的。实践，使我们所学的知识更具有指导性。而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夯实理论和实践的桥梁，双管齐下，民族文化的烙印将更加深刻。

（一）理论铸造思想

理论是思想的指导者，课堂上的理论知识多而杂，老师教授知识滔滔不绝，却不一定能转化成思想原料灌输给众多的学生。此时位置反转，学生成了思想争夺战的主力军。检测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度，教会学生主宰自己的思维，是我们语文教学后期的重要任务。

作文可以体现一个学生的思想，教师可以通过做一些相关命题的作文检测来了解学生当前的思想状态，并在之后的教学中有机会对其采取适当的措施。从沈从文的《端午日》单元发起对学生对“端午节”由来、发展、意义的讨论；从中秋咏月诗三首单元激起学生对“中秋节”传统风俗的热情。

（二）实践激起民族文化的热情

从遥远的古代开始，中华各民族人民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神州大地上，共同为中华文明和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贡献自己的才智。多民族的文化共同发展是我国民族文化的基本现象，俗语有云“家和万事兴”，而“小则家大则国”的和平与安定需要靠人与人之间的民族认同感来牵引。学生是祖国未来的骄阳，加强学生对本国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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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析民族地区小学数学课堂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方式存在问题。教学方法比较单一，主要以教师讲授为主，缺乏对学生进行自主学习的培养。教师为了完成教学任务，在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过分强调讲授，导致上课的气氛不活跃，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不强烈，学生在课堂中往往被局限于机械式的听讲和记录，缺少自主探究和积极思考，这样不利于学生自主思考问题，而教师也仅仅把学习看成是解决问题的过程。单一的教学形式不利于学生培养自身的学习能力，让学习止于解决问题，而不是让学习起于提出新问题。学生在学习的时候缺乏合作意识，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往往仅靠自己的冥思苦想，同时受到课堂纪律的限制，很少会有学生进行分组讨论自己寻找答案，而教师也不注重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这也就说明了另一个问题，师生之间缺乏情感意识，忽略了学习过程中对于情感的体验和人格的培养。同时，课堂上的知识传授缺少反馈意识，教师只是一味的进行知识的讲解和灌输，而忽略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接受程度，造成了学生浅于学、苦于学、倦于学、厌于学的学习现状。

（二）经济因素制约。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均衡，对于一些旅游热点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较发达，因此教育方面的资金比较充足，教学过程中各项条件设施更为完善，但是有些老师就会过分依赖于现代化的教学设备，教学内容虽然直观有趣，但有时也会影响到学生的注意力，不利于学生认真听讲，反而影响了教学的质量。但是对于一些山区内的较为偏远的学校来说，教育资金匮乏，学校的校舍和软硬件设施落后，许多教学模具、教材不到位，因此教师在讲解过程中会比较枯燥，尤其是数学这样的课程，学生容易产生疲倦的心态，不利于数学教学的开展。

（三）沟通受限。由于民族地区会受到语言交流的影响。对于这些地区的学校，教师资源相对匮乏，当地的数学教师数量不一定能满足教育的需求，而一些支教的教师有些不一定会少数民族的语言，这就导致了沟通方面的障碍，不利于教育工作的开展。这就会影响课堂教学的效率，学生和教师之间不能很好地沟通，在接收起知识的时候就会有一定的困难，也就不利于学生对数学的学习。

（四）课后时间未合理利用。课后对于知识的预习和巩固方面存在问题。由于课前教师的备课、学生的预习、教师对学生学习情况的掌握等教与学的准备不充分、不到位，导致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不能最优化，效益不能最大化。另一个原因由于小学数学练习只满足于布置常规作业，练习而繁，缺乏针对性，日常教师又会忽视检查和批改，不能及时反馈矫正，导致练习的效率低下。

二、如何保证民族地区小学数学课堂高效性

（一）教学模式转变。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教学方法不能只按照传统，一成不变的形式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此，教师必须根据学生的兴趣点，充分了解学生。教师在课前要全面了解不同民族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学习需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有的放矢地进行备课，将传统的数学教育做的更有意思，使学生愿意学习。

（二）培养教师队伍。民族地区要注重发展当地的师资力量，培养更多的本地教师，这样师生在进行沟通时会减少语言上的障碍。同时，不同地区有着各自的民族风俗，这样教师能够更好地了解学生，帮助学生学习。对于前来支教的教师，应当在上岗前进行相关的培训，使老师更加了解其所处环境的人文习俗，这样才能和学生更好地融在一起，帮助学生学习，为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提供帮助。

（三）教育资金投入。加大少数民族地区的硬件设施投入，完善教学用品，课堂上教师需要结合现代的科技，同时再加以传统的板书教学形式，这样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知识的传授上更加完整，保证教学的质量。教师要及时掌握新的教学方式和技术，提高教学手段的有效性。多媒体和教具等教学手段的运用，要用在该用之处，使其真正起到辅助教学的作用，一些重点的知识还是以板书形式，便于学生区分主次，加深记忆和理解。

三、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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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文化中国元素民族性艺术设计教育

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自己的文化意识，那么就失去了其独立存在的价值。文化意识尽管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但是它又明显地受到世界文化的冲击和影响，特别是受到先进民族文化意识的渗透。对于一个开放且面向世界的民族而言，文化意识不仅是民族性的，而且是世界性的，它是整个世界的精神财富。

在我国古代，前人对外来的异质文化就有着鲜明态度。儒家思想里主张文化的多元性，它的总体思路是“道并行而不悖”，认为人们的需要是分层次的，不是一种文化所能满足的。所以，不同的文化有各自的位置和作用。儒家文化中讲“和而不同”，就是尊重和认同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崇尚文化之间的和谐，反对搞单一的同质化，也反对事物之间的冲突、对抗。这样的思想反映在当今人类文化的发展中，就是要承认文化差异，尊重多种文化共同发展，认同本民族文化的同时接纳其他外来的文化。只有“和而不同”才能促进人类文化的繁荣、发展，才能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化，这就是“和实生物”。这些思想对现代艺术设计教学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高度信息化和现代化的国际环境，各种杂志、网络、电视节目将外来文化带到我们的生活中，这种文化上的冲击和影响是前所未有的。它的范围和深度正在迅速扩大，并且已经在艺术设计学科的学生设计作品中体现出来。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很少有机会深入系统地去学习中国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更是少有机会去深入研究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之间的关系。他们大多被动地去接受发达国家，如欧美国家的设计观念和视觉传达方式。艺术设计作为半个舶来品，带有西方审美观念的深深烙印。

学生通过网络和印刷品了解到西方发达国家设计前沿的作品，并且模仿这些作品的表现形式，他们很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也乐在其中。但是在这个模仿的过程中，学生很容易就失去自我，所谓的模仿也只是停留在技术层面，盲目的移植、简单的照搬，将一些西方设计符号堆砌在一起，形式结构上高度相似，却没有精神层面的挖掘和发展，作品浮躁、肤浅。相反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的文化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西方的设计师已经开始在设计中加入中国元素，他们不一定理解中国文化的深刻内涵，但是善于发现中国元素的形式美，并且加以合理地分解和重构，加工和再创造以后，设计出符合他们审美意识的作品。

这些现象也说明，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民族文化意识培养是十分薄弱的。作为教师，应该在教学过程中有目的有步骤地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意识，将民族文化的精髓渗透到设计教学中，引导他们通过现代的设计手段，融合中国元素和人文精神，继承和发展优秀的文化资源，使他们的作品具有灵魂、生命力和中国特色。这个培养的过程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

一、引导学生熟悉和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形式和精神内涵，挖掘优秀的有继承价值的艺术素材，把有中国特色的设计元素归纳和分类。这首先要求教师对中华民族文化有一个系统和全面的认识，同时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对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艺术设计教学中对于中国元素的归纳和分类是一个重要的过程，教师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带领学生认识和熟悉传统文化中的视觉元素，在这个过程中，让学生对传统文化产生兴趣，提高他们对民族文化的审美意识，用独特的眼光重新看待这些文化精髓。比如中国书法、篆刻印章、中国结、京戏脸谱、皮影、祥云图案、国画、敦煌壁画、写意画、太极图等。这些传统民族文化里有太多可以挖掘和利用的设计元素。要让设计有中国味，一定要利用这些中国特有的视觉构成元素，在设计教学过程中，教师要让学生知道：设计作品要想走向世界，必须植根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同时又吸收外来设计理念。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中国古老的文化根系里一定能够发掘出适合当代设计需要的内容，我们要共同将这些内容延伸出来，发展成符合当代审美要求的艺术设计，让作品具有时代感的同时拥有文化内涵。只有立足于民族、立足于传统，摆脱盲目的跟从，才能创造出优秀的作品，才具有个性。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应该贯穿于整个艺术设计教学的过程中。

二、培养学生了解和掌握先进的设计理念和手段，学习其他国家优秀的设计作品。

鼓励学生多看、多学，把握更多的设计风格和形式。科技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可以使用的材料和技术，相对于早期的艺术设计，我们多了很多选择。人们的审美意识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也发生着变化。了解和掌握先进的设计手段和理念是一个将要从事艺术设计的学生必须做到的。西方的艺术设计体系已经发展得相当完整，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在教学过程中介绍其他国家的优秀设计师的作品能开阔学生的眼界，让学生掌握更多的设计形态，比如日本的现代设计就是对外来文化全面吸收后，兼收并蓄，并且对外来文化进行分解、还原，将国外的东西加以吸收、改良和应用，抛弃不实用的东西，进而达到东西方文化的共存融汇，设计作品具有强烈的日本民族风格。赏析中国设计大师的作品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过程，比如香港著名设计师靳埭强，他主张把中国民族艺术的精髓和西方现代设计理念有机结合,他的平面招贴作品里经常使用中国水墨画的技法,同时又融合了现代视觉设计手法，作品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同时具有浓厚的东方韵味。通过对大师作品的解读，(转第111页）(接第112页）学生能更直观地理解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关系。

三、教师要带领学生找到一个最佳契合点，将传统文化和现代设计理念有机结合，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培养学生形成带中国特色的独创风格。

在艺术创意设计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对传统文化重新解读，对传统文化重新解构，这个过程是从了解到创新的发展过程，我们要使传统民族文化服务于现代设计，让设计作品既体现由传统带来的民族化，同时又体现由创新带来的国际化。使中国元素得到延伸与发展，让传统的形式在现代技术中得以延伸，让现代的理念因历史传统文化积淀而愈发深刻，让民族化的设计语言国际化。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培养学生有颗善于发现的心，勇于否定和创新的精神，提高他们的审美意识和民族文化素养。传统民族文化里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用在现代设计里，但是都能为现代艺术设计带来启迪。将传统艺术结合到现代艺术设计教学中，就是要引导学生设计出具有个性、民族性、时代性和国际性的设计作品，这样的一种结合，并不是指让学生对传统文化进行纯粹的拷贝或者简单的挪用，而是指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去认识和了解传统图形，并在此基础上，让学生逐步挖掘、变化和改造传统文化，让传统艺术成为他们进行设计的一个新的创意点和启示点，从而设计出富有生命力的中国特色设计作品。

以平面视觉传达设计教学为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引导学生解读传统民族文化，分解和重构民族性的视觉元素。首先学会从传统图形中提取其形的元素，然后再结合构成课程中所学到的一些构成手段，如：打散、切割、错位、变异等方法，保留传统图形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特征，对其进行重组设计，打破原有的造型特点。在对原形不断分解、转变和重构中衍生出新的图形。对于传统图形的提取和利用，学生比较好理解，也较好掌握，但这种沿用只能说是对传统图形艺术的一种浅层次的理解和认识，简单的挪用和照抄，将使我们的设计被传统所禁锢，显得刻板、老套，缺乏时代感。而一种新的民族设计形式的创造，需要教师带领学生一起在研究传统图形时能够摆脱其物化表面，深入到它们的精神领域内，领会其象征意义，探求民族文化的“意”。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找到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打造出属于我们本民族的同时具有国际性的平面视觉设计。

总之，传统民族文化通过现代设计理念得到了传承和发扬，现代的设计理念也在传统文化中得到延伸和发展。教师要把“传承、融合、创新”贯穿在整个艺术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意识和创新精神，创造有民族性、时代感、符合现代审美需要的艺术设计作品。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