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科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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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科类专业格式如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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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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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

三

英语专业和理工科专业格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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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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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2.1.2

2.1.3

2.2

 

2.3

 

3 

例如： 

引言：谈及个案监督的发展沿革和现状

一、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监督的法律分析

（一）法院的宪法地位

（二）人大对法院监督的性质

二、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

（一）个案监督的定义

（二）个案监督的沿革

三、人大对法院个案监督的现实操作和存在的争议

（一）人大对法院个案监督的现行规定和具体操作

（二）人大对法院个案监督的争议

四、人大对法院个案监督的弊端和理由

（一）人大对法院个案监督实践运用中存在的问题

（二）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法理合理性问题

（三）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规范依据合法性问题

五、完善我国人大监督制度的法律思考

（一）对个案监督应当注意几个问题

（二）立法建议

 

或者

 

1.Introduction

1.1.Research Background

1.2.Research Object

2. Literature Review

2.1. Great Changes on studies of scenic spots text translation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2.2. The Previous Studies of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2.3. The Use of Cultural Manipulation Theory in cross-cultural Translation of scenic spots texts.

3. Silk and Culture

3.1.the origin and history of silk

3.2.rhe manufacture of silk

3.3.Silk Road

4. Sample analysis of “China Silk Museum” scenic spot text

4.1 Characteristically skills and techniques

篇2

关键词：社会科学研究；人性假设；“文化-生物人”；“经济人”；“文化人”

中图分类号：C0 文献标识码：A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说就是人。为此，人性就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绝对不可能绕开的核心命题。休谟就曾说过：“显然，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1]但是关于人性，笔者在此并不想陷入无休止的争论，而只想紧扣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来看看我们应当怎样研究人性，才更有助于社会科学的研究。

我们注意到，社会科学所要研究的人，并不是一种静止不动、死气沉沉的东西，而相反是活生生、有血有肉、会思考会行动的一种生物，并且显然正因如此，才产生了一切有意义的结果。所以社会科学研究人，不是要去解剖它的生理构造，而是要去观察、说明和解释人的行为，这才是社会科学研究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从这个主题出发，笔者以为，要使对人性问题的探讨具有意义，那就只有把人性与人的行为联系起来才行。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研究人性，实际上就是根据一定的人性假设去解释人的行为；反过来，社会科学解释人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在探讨人性。这就正如有学者所言：“多年来，已有许多人提出多种理论解释人的行为。对其中包含的人性的基本观念和它们所主张的原因需要作仔细分析。这是因为，理论家相信人是什么样的，这种信念既影响他们最充分讨论人的行为的哪些决定因素和机制，也影响他们未考察哪些决定因素和机制。”[2]

一、“经济人”与“文化人”假设的对峙及其整合

社会科学在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时，所形成从而所依据的人性假设有好多种，比如“生物人”、“精神人（心理人）”、“经济人（理性人）”、“社会人”、“文化人”、“进化人”等等。我们注意到，在这些人性假设之间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大体上形成了“经济人”与“文化人”两大假设相对峙的局面，其它的人性假设则分别依附于它们。这种对峙，既表现为它们在社会科学中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也表现为各自的支持者不断争论，相互排斥甚至是相互攻击。

（一）“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自然在经济学中非常流行，“经济理论家们总是预设，经济行为就是人们寻求最优化某种清晰可辨的目标函数的行动。在经济学中，理性是在工具的意义上来说的，即选择达到既定目的的最佳手段”[3]。简单地说，“经济人”总是选择以最好的手段达成目的。

在笔者看来，“经济人”假设其实是和“生物人”与“精神人”假设站在一边的，它就是在这两种假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实际上，“经济人”假设与成本-收益分析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人们被假定是在对其行为的成本与收益（预期）进行权衡的基础上而作出决策的，以期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而手段就是人们所必须付出的成本，达到目的则是其行为的收益，所以选择以最好的手段达到目的，也就是选择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之所以“经济人”会这样进行选择，这完全源于趋利避害的生物本能，毕竟人首先是一种生物。在“经济人”假设中，手段形成成本，所以是害，而达到目的形成收益，所以是利，因此选择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或者说以最佳手段达到目的，还原到底，就只不过是人们趋利避害（有利则趋之，有害则避之；取大利舍小利，迎小害避大害）的表现而已。因此“经济人”假设其实是建立在“生物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吸收了人作为一种生物而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这一要点。又由于在“经济人”假设中，人们进行利害权衡从而作出选择的过程，需要理性思维，所以这个假设又从“精神人”假设中吸收了一部分养料，并且正是在此意义上，“经济人”亦被看成是“理性人”。

（二）“文化人”假设

与“经济人”假设唱对台戏的是“文化人”假设。这种假设在社会学和人类学别流行。著名的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说：“没有文化，我们便根本不能被称为通常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人’”。“社会学家们提到文化时所关心的是人类社会那些通过学习而非遗传获得的方面。这些文化要素只有被社会成员共享、合作和交流才能得以发生。它们形成了社会中的个体赖以生活的基本环境。一个社会的文化既包括无形的方面——信仰、观念和价值，这是文化的内容，也包括有形的方面——实物、符号或技术，它们表现着文化的内容”[4]29-30。照此说来，人只不过是文化塑造的产物，人性就表现在文化之中，而文化就是社会化。文化既然塑造了人，那么当然也就塑造着人们的行为，人们就是按照文化的指示而行为的。所以有人类学学者说，关于文化，“最近的定义，倾向于清楚区分实际行为的一面与存在于行为背后的抽象价值观、信仰和世界观的另一面。换句话说，文化不是可见的行为，而是人们用以解释经验和导致行为并为行为所反映的价值观和信仰。那么，可为人所接受的现代文化定义便是：文化是一系列规范或准则，当社会成员按照它们行动时，所产生的行为应限于社会成员认为合适和可接受的变动范围之中”[5]241-242。这就是“文化人”假设对人的行为的解释。

“文化人”假设是与“社会人”假设站在一边的，二者也实在不好区分开来。比如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56吉登斯就说过：“社会就是把个体连接在一起的具有内在相互关系的系统，……所有社会的整合都依赖这样一个事实：它们的成员是在共同文化造就的结构化的社会关系中被组织起来的。没有社会，文化就不可能存在；反之亦然，没有文化，社会也不可能存在。”[4]29不仅如此，由于文化总是跟一定的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文化便具有差异性和可变性，这样一来，“文化人”假设与“进化人”假设[7]也是站在一边的。

（三）过去整合的失败

总的来看，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看似诸多人性假设林立，实则是以“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为代表的两大阵营相对峙的局面。这相对峙的两类人性假设，分别强调人的生物（自然）属性与文化（社会）属性，或者说塑造人性的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各执一端，从而在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时，一个走内向路线，一个走外向路线。这两类各执一端的极端假设，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人也因此被分裂了，从而从根本上损害了它们的解释力。

实际上，人显然是既具有生物性又具有文化性的，是二者的统一，人的行为也必定是这二者共同作用的产物[8]76。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两种假设整合起来，也就是要把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统一起来，恢复一个完整的人，以获得对人的行为的完整而合理的解释。

应当说，这种整合的尝试早已有之，但在笔者看来，过去的努力是失败的。之所以失败，关键就在于，过去人们尽管看到了应该将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整合起来，但却没有把握住和揭示出二者是怎样结合在一起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从而大而化之，浮于表面[9]。有的学者也试图去探索这两种属性的相互关系，但只是泛泛地谈二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实际上等于什么都没说[10]。还有的学者试图根据的实践观，将二者整合在人的实践中，但依然是空洞的泛泛而谈[11]。更有甚者则是简单地罗列这两种属性，或者简单地将二者相加了事，那更是失败[12]。

二、“文化-生物人”假设的提出

为了把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整合起来，要避免重蹈过去失败的覆辙，我们就必须攻克两种属性是怎样结合在一起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这个关键性的难题。为此，我们需要深入剖析“经济人”和“文化人”两大假设的缺陷和贡献。

（一）“经济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

如前所述，“经济人”假设，还原起来就是一个趋利避害的“生物人”假设。应当说在这一点上，这个假设并不是错误的。中国古人早就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3]1540但是“经济人”假设的确有问题，就在于它有一个错误的假定，这是直到晚近才为个别经济学家所开始注意到的问题[14]5。

我们知道，尽管人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但人们所追逐的利和所避免的害并不是什么客观的东西，而完全是主观的范畴，那是一个人根据其需要而进行主观判断或预期的结果。即，对于任何人来说，符合其需要的，就会被认为是有利的，反之则会被认为是有害的，因此需要是一个人判断何者为利及何者为害的唯一标准。但是对人来说，需要是有生物性需要和文化性需要之分别的。比如吃喝拉撒和是生物性需要，而爱情、家庭、友谊、形象、隐私、尊严等等则是文化性需要。生物性需要是先天的生物本能，是人作为一种生物而产生出来的需要；文化性需要是人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习得并产生出来的，即是社会化的结果。如果说生物性需要是人所共有且稳定的话，那么文化性需要则有所不同，它是有差异且会变化的。显然，正是文化性需要彰显了人之为人的特性。然而也正是在这里，“经济人”假设作出了错误的假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鼓吹者加里·S·贝克尔认为[15]7-8，经济分析假定一个人的偏好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变化，而且即使是在来自于不同社会和文化的人们之间，其偏好也没有很大的差异。稳定的偏好不是指对具体产品或劳务的偏好，而是指选择的实质性目标。这些实质性偏好和市场上的具体商品或劳务没有确定的联系，它们显示的是生活的根本方面，比如健康、声望、肉体快乐、慈善或妒忌。也就是说，贝克尔所说的偏好并不是指一个人对某个具体商品或劳务的需要，而是指抽去了具体对象的形式上的需要。但即便如此，“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个假定也是错误的，因为在人的需要中，只有生物性需要才是如此，而文化性需要则是有差异且可变的。比如说对人权的需要就不能说是无差异且稳定的，因为这个文化观念在过去没有过，甚至直到今天在很多地方都还没有或者未被人们所接受。

由于坚持“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个错误的假定，“经济人”假设就存在两个重大的缺陷：一是假设的过度简化，导致对人的行为的解释同一化，而难以解释人们行为的差异（在相似的情境下）；二是对人的文化性的轻视或忽视，在一定意义上是把人降低到动物的水平上。照这种假设分析起来，好像只要向一群饥饿的人投下面包，每个人就都会并且总是会像狗一样去扑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总之，“经济人”假设的贡献仅限于提出了人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机制，而不是“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一错误的假定。

（二）“文化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

尽管相对于“经济人”假设，“文化人”假设注意到了并且也特别强调文化属性的作用，但它也有两个重大的缺陷。

首先是作为“文化单一决定论”，“文化人”假设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忽视了人的生物性，仅仅用文化性来解释人的一切行为，这是行不通的。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就曾告诫说：“我们必须立即承认，如果不与环境和他人发生联系，人类动机几乎不会在行为中得以实现”，但是“一旦承认了这一点，也应继续告诫理论家，要防备过分注重外部、文化、环境或情景。我们的中心研究对象毕竟是有机体或性格结构。情景理论很容易走这样的极端，使有机体仅仅成为情境中的一个附加物体，大概等同于一个障碍物，或这个机体试图获得的某个对象。我们必须记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他的障碍物和有价值的对象”[16]33。“遗传的或其它生物方面的因素既非唯一地起着作用，也非丝毫不起作用；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是一个多或少的问题”[16]150。比如说在文天祥的案例中，文天祥就并不只是产生了维护个人名誉或尊严的文化性需要，他也产生过求生的生物性需要，因为文天祥在与元军的对抗中，曾被元军俘虏并一度逃脱过。若他并无求生之需要，又何来逃脱之行为呢？可见“文化人”假设仅仅用文化性来解释人的行为是不够的。

其次，“文化人”假设虽然看到了文化性对人的行为的作用，但对于这种作用的机制的认识却是错误的。这个假设以为文化是直接针对行为的规范，人的行为就是接受文化的指示的结果。但事实并非如此，人的文化性仍然是通过趋利避害这个生物机制而对人的行为起作用的。也就是说，文化并不能直接促发和指示人的行为，它仅仅是塑造人的文化性需要（通过社会化过程），这种需要再通过趋利避害的机制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如若不然，文化上说我们要懂礼貌，那岂不是人人时时都有礼貌行为了？

总之，“文化人”假设的贡献仅限于指出了人具有文化性需要，文化性对其行为也具有作用，而不是它对文化性如何作用于行为的错误认识，即以为文化是行为规范，直接指示人们如何行为。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提出

通过比较“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我们可以确认：第一，人首先是而且始终都是一种生物，它不仅具有先天的稳定的生物性需要，而且固有一种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这是其永恒的行为法则。这就是对人的生物性的基本界定。第二，人同时也是文化（社会化）的产物，由此塑造了人的具有差异性和可变性的文化性需要——这是人之为人的特性。这是对人的文化性的基本界定。第三，人的文化性并不能超越趋利避害这个生物机制，而恰恰就是通过它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据此，笔者提出“文化-生物人”假设：人是在生物性需要和文化性需要的推动下，通过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而作出行为选择的。

具体说来，“文化-生物人”假设意味着：人类首先是而且始终都是一种生物，它总是产生人所共有且稳定的生物性需要，但人类同时还过着社会生活，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出人各有异且会变化的文化性需要。其次，需要（无论是生物性需要还是文化性需要）是人类行为的深层动因或者说动力，由此导致人们产生动机，即采取满足需要的行动的冲动。再次，产生动机的人们将寻找满足需要的手段并通过趋利避害机制而进行选择。即人们将首先根据其需要而对所找到的手段作出主观的利害判断（能满足需要的就有利，妨碍需要满足的则有害），然后在利害判断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的利害权衡（有利则趋之，有害则避之；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最后根据利害权衡的结果对手段作出选择，从而产生相应的行为（行为选择）。

笔者以为，“文化-生物人”假设应该是很好地整合了“经济人”和“文化人”两大人性假设，从而恢复了完整的人。因为我们没有轻视或忽视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中间的任何一个，并且找到了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相互结合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方式，即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运用

笔者提出“文化-生物人”假设，是着眼于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去运用的，否则这项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为此，我们就需要说明一下究竟应该如何来运用这个假设。

（一）运用“文化-生物人”假设的前提

任何假设的提出和成立，都是有前提条件的，因此在运用时，就必须要首先指出这些前提条件。对于“文化-生物人”假设来说，其前提条件为：首先，该假设只对有意识状态下的人才适用。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比如昏迷、睡眠、麻醉等等，人不能产生需要和动机，不能采取行为，当然也就无法对其进行分析了。其次，该假设只对能够社会化的人才适用。能够社会化的人才具备与他人交流的能力，才能习得人类的文化，才算是真正完整的人。而那些无法社会化或者社会化过程出现严重障碍的人，比如先天性痴呆、精神病人、植物人等等，严格说来并不是真正的人，顶多算是一种生物。对于这些“人”，按照一般生物来分析就够了，这里的假设对此是不适用的。

不过总的来说，上述两种情况，或者只是极少数的非常案例或非常状态，比如植物人、昏迷者，因而不必予以关注；或者即便是正常状态，比如睡眠，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也不具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很难想象人类是在这种状态下创造历史的。所以，如果有人以上述情况来反驳这里的人性假设，那么我们将认为那不值一驳。

除去上述两大前提外，“文化-生物人”假设也的确有它的局限性，那就是它只能用于分析和解释单个人的单个行为，至于构成我们社会生活的人际互动，那就必须要用到博弈模型了，因为人际互动是双方甚至多方的战略互动行为。但由于人类的所有活动都是由单个人的单个行为所构成的，所以我们说“文化-生物人”假设不适于用来分析和解释人际互动，那仅仅是说不能够直接用于分析和解释人际互动的过程和结果，但却可以用于分析和解释博弈某一方或某个人的单个行为。其实，“文化-生物人”假设与博弈模型并不冲突，相反，前者正是后者的前提、基础和起点。

（二）运用“文化-生物人”假设进行分析和解释的步骤

根据“文化-生物人”假设，分析和解释一个人在一定情境下的行为，切入点在于把握此人当时的需要是什么及其相对程度如何。

首先，把握一个人的需要是什么，也就是需要的具体内容或内涵是什么，这有助于我们分析和解释这个人对于为满足需要而寻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判断的情况，因为利害判断的一般法则是：能满足需要的就有利，妨碍需要满足的则有害。而要把握一个人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就要仔细观察当时的情境，包括行为者自身的生理状况和所处的环境状况，因为一个人的需要不是由内在的生理刺激，就是由外在的自然或社会环境刺激而引起的。通常来说，在相似的情境下，人们所产生的生物性需要会是相同且稳定的，比如在口渴时产生对水的需要。但是对于文化性需要来说，这却未必成立，因为每个人的社会化经历存在差异，这就需要我们更深入地去了解一个人的社会化经历背景。比如说，在饥饿且走投无路的情境中，有的人会去乞食而有的人却不会。不去乞食的人，可能就是深受“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教育的人，他们在那种情境中，可能产生了对尊严的文化性需要。

其次，把握一个人的需要的相对程度，这有助于我们分析和解释一个人对于其所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权衡的情况。事实上，在对寻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判断之前，没有人会仅仅产生一种需要。如果说把手段所用以满足的需要称作一级需要的话，那么随着手段的出现，人们就会产生其它一些基于手段的刺激而产生的需要，可称之为二级需要。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对食物的需要是一级需要，一个人为满足这个需要所找到的手段，即乞食，就会刺激二级需要，即对尊严的需要的产生。正因为多种需要的连锁产生，才导致人们对于所找到的手段在进行利害判断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进行利害权衡，这样才能最终确定该手段是有利还是有害的。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从对食物的需要来说，乞食是有利的，但从对尊严的需要来看，乞食又是有害的。那么乞食这一手段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的，这就需要进行利害权衡了。可见利害权衡是更加复杂的利害判断。

而在利害权衡的过程中，某一项需要的程度越高，其所占的权重就更大，从而决定着利害权衡的结果。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对于那些深受“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教育的人来说，对尊严的需要的程度就远远高于对食物的需要，从而在利害权衡的过程中，前者占据更大的权重，所以决定着利害权衡的结果，即判定乞食这种手段是有害的。所以我们需要把握一个人各项需要的相对程度，才能解释此人对于其所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权衡的情况。

那么怎样才能把握一个人某种需要的相对程度呢？这确实是有难度的。在乞食的案例中我们已经看到，即使是在相似的情境中，同一种需要的相对程度也可能会因人而异，甚至就是同一个人，也可能会因时而异。但是人们的需要的相对程度还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即生物性需要的相对程度与一个人的生理失衡程度成正比，而文化性需要的相对程度则与一个人的社会化程度成正比。比如说，饥饿是一种生理失衡的状况，因此这种生理失衡越严重，对食物的需要程度就越高；而一个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如果深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价值观教育，那么他对贞洁的文化性需要程度就越高。这样的话，通过仔细调查一个人的生理失衡状况和社会化经历背景，我们还是可以把握一个人某种需要的相对程度的。

最后，在利益权衡最终作出后，一个人对于所找到的手段的选择也就出来了：如果手段被判定为有利，那么就采取，否则就抛弃，转而寻找替代手段。不管怎样，这种对于手段的选择，都将导致人们作出某种行为选择：采取某种手段，或者抛弃某种手段而寻找新的手段。而人们的这些行为选择，无不体现出趋利避害的特征。这样，根据“文化-生物人”假设，我们就解释了一个人的行为。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理论意义

“文化-生物人”假设不仅可以直接用于分析和解释单个人的单个行为，而且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更为复杂的行为模型（比如博弈模型），以分析和解释更为广泛和复杂的行为和活动，因此该假设的运用是前景广阔且充满希望的。可以说，如果“文化-生物人”假设确实能够将从前四分五裂的各种人性假设，特别是“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都统一起来，从而恢复一个完整的人，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元假设，那么社会科学研究就有了一个统一的基础，“经济学帝国主义”和“社会学帝国主义”这两种偏颇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张则必将坍塌，而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同主义则有望实现。

有人可能会担心人性假设的统一会使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失去身份特征，不过在笔者看来，这可能正是一件好事。社会科学的出路，本来就在于破除学科壁垒和偏见，而走上一条融合统一的道路，因为那才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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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海恩，勃特克，普雷契特科.经济学的思维方式[M].马昕，陈宇，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5.

篇3

一、现阶段邯郸经济发展机遇与挑战解析

(一)发展机遇

未来5年,我们处于不可多得的黄金发展期,面临着重大发展机遇。首先,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快速发展,国内外经济融合、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加快,将有助于邯郸市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做大做强优势产业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其次,我国正处在重化工业主导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上升期,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全面升级,将为结构偏重的邯郸市经济发展提供难得的机遇;第三,邯郸市处于中原腹地,具有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独特区位优势,随着东西产业转移、南北经济融合的加快,将进一步推动邯郸市区位优势的发挥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第四,随着省委、省政府“一线两厢”发展布局的全面实施,邯郸市打造河北南厢经济增长极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区域投资吸引力和经济影响力将明显提升,经济发展潜力将充分释放。

同时,邯郸市经过近一个时期的不断探索,发展理念进一步更新,发展思路更加清晰,工作重点更加突出,发展环境不断改善,全市上下坚持树正气、讲团结、求发展,干事、创业、为民的氛围日渐浓厚,这些都为“十一五”更快更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面临挑战

进入新时期,邯郸市仍面临着一些矛盾和问题,给发展带来一定的压力。一是产业结构优化度低。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强,特色不突出;工业主导产业集中度不高,现有支柱产业对资源依赖程度过高,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和战略支撑作用不够强,缺乏在全国、全省有重大影响的大企业、产业集群和知名品牌;服务业相对滞后,现代和新兴服务业发展缓慢。二是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资源主导型产业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资源、环境约束日益明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任务十分艰巨。三是体制机制问题仍然是影响发展的根本性因素。改革总体进程不快,对外开放水平不高,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发挥得不够充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亟待突破。四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经济社会之间发展不够协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不强,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东部县域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科技总体实力弱,自主创新能力差,人才结构不合理,高层次、高素质人才缺乏;社会事业欠账多,社会保障、就业再就业压力大,农村教育、卫生事业不适应,居民收入滞后于经济增长。此外,邯郸市还面临着区域竞争日益激烈的挑战,全省及周边城市未来发展势头很猛,这将给邯郸市在全省晋位和建设区域经贸中心带来很大压力。

“十一五”时期对邯郸市来说,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显期”,我们必须审时度势,趋利避害,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强烈的忧患意识,抢抓机遇,迎接挑战,力争在新一轮产业分工和市场竞争中赢得主动,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发展。

二、邯郸市经济类外语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我们培养的外语人才更适用于从事教学和研究,而不能把语言作为工具运用于实际交流。但是,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的弊端更加明显:一方面企业招不到真正需要的外语人才,另一方面外语人才找不到人尽其材的合适岗位。调查结果反映了外语人才的现状是:到各企业应聘的外语专业毕业生多,但符合要求的少,想要招到满意的人才更是难。这说明,社会经济所需要的外语人才与高校培养的外语人才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企业在对外经济活动中需要的是实践应用型外语人才,而学校在专业设置方面则偏重于培养应试型和理论型外语人才。

事实证明,地方院校的发展离不开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地方院校的发展又会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发展,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看到这一点,地方院校应从当地的经济发展及就业市场的需求出发,充分发掘利用地方特有的办学资源,调整发展模式,走有自己特色的路。这是关系到地方院校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能否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的空间、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以邯郸学院为例,英语专业多年来一直承担着培养服务于本地区中学教师任务,具有一定的教师教育经验。建议要继续发挥自己的长处,重点办好师范类英语教师培养工作,在此基础上再拓宽发展渠道,比如现已增设的商务英语专业,是否还可考虑增加旅游英语专业,以适应邯郸及周边旅游业的发展。

三、外语人才培养如何与邯郸市经济发展相适应

应在全市范围内作人才需求分析和预测,根据分析和预测结果对课程设置作出相应调整,使我们培养出的人才能够最大限度的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同时也为我们的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那么,如何开展社会人才需求分析和预测呢?

首先,对邯郸市外语人才需求走势分析,根据戴炜栋等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育体系》的建议,应包括以下内容:目前外语人力资源的配置情况,如人才总量基本情况,学历结构、语种结构、分布结构、层次需求、性别结构等;人才升降情况,尤其是人才紧缺和盈余情况。其次,对社会经济背景制度分析。对人才需求的社会背景与行业背景进行调查,如机械制造外语人才、电子信息外语人才、金融财会外语人才、服装纺织外语人才、交通运输外语人才、食品卫生外语人才等的需求情况。第三,对人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分析。如以邯郸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出发,有效地寻找出区域外语教育人才走势、发展动力和需求制约。根据需求分析,与当地政府合作建立信息引导机制和人才需求的预测预报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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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期建设阶段

该阶段自1995至2003年。1994年内蒙古财经大学招收第一届保险学专业(专科)学生，1995年《人身保险学》课程作为保险专业主干课程开设。在此期间，该课程同时作为金融专业学生的专业选修课开设。当时只有一名主讲教师、一本教科书和一本教案，课程建设开始起步。

(二)不断完善阶段

2004年经教育部批准内蒙古财经学院成立保险学本科专业并开始招生，以此为开端，课程建设迎来了不断完善阶段。经过课程组多年的探索，该课程的建设得到不断加强，课程建设规划情况主要集中在6个方面:

1．组织人员，形成团队自2004年设立保险本科专业以来，在学校和学院的大力支持下，《人身保险学》课程组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一支以中青年骨干教师为主的知识结构、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合理的教学队伍。团队成员的专业背景充分融合了保险学、经济学、统计学等交叉学科，各成员均具有较深的保险专业及相关学科理论功底、洞悉保险理论和应用的发展前沿知识，具备承担人身保险学授课任务和科研课题的能力。《人身保险学》课程教学小组共有5人，其中教授1人，副教授3人，助教1人;博士2人、硕士3人，形成了一个结构合理的课程教学梯队。从学缘结构上，课程组教师分别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国内知名学府，有较好的专业背景。从年龄结构上，课程组成员年龄结构为30－40岁4人、40－45岁1人，是一支富有朝气和活力的教学队伍。

2．紧跟政策和形势，完善教学内容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的知识载体，是进行教学的基本工具，更是培养人才的重要保证。所以，课程组在选取教材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了所选教材的权威性、针对性和时代性，优先采用国家规划教材(教育部、保监会推荐教材)张洪涛、庄作瑾主编的《人身保险》。同时，选择国外经典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在教学内容方面，课程组每学年都会根据政策与形式变化对教学内容做相应的调整，例如，当前延迟退休年龄成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课程组在教学内容中增加《退休政策与养老保险》专题来探讨。

3．完善课程要件《人身保险学》课程在开课初期只有一本教科书和一本教案。经过20年的努力和探索，目前该课程有教学大纲、配套教学课件、教案、教学案例库、系列专题、习题库和无纸化试题库等课程要件齐备。

4．完善教学方法和手段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学练结合、学用结合，将理论教学、案例教学和实习教学等方法有机结合，形成了理论教学、案例教学和实习教学“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教学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教师讲授中大量运用启发式方法。实践性问题主要运用案例式方法。这可以使学生增强学习兴趣，提高感性认识，加深对问题的理解和重视程度。例如，保险的基本原则、人寿保险理赔可以通过案例加以说明。在教学中增加实践环节，对于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意识、增强他们的动手能力和适应能力来讲都非常关键。根据课程实务性强的特点，将课程的相关内容(如人寿与健康保险的营销、条款分析、理赔等)安排在暑期实习中进一步学习检验。

5．加强校际交流2006年派一名青年教师赴中央财经大学做访问学者。2006年、2008年分别派一名青年教师攻读博士学位，目前他们均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到金融学院的教学与科研第一线。通过青年教师在国内知名高校学习和深造，课程组与这些学校建立并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6．搭建实践桥梁，建立实习基地2014年5月，金融学院保险系与中国太平洋保险内蒙古分公司、百年人寿内蒙古分公司草拟了《保险行业产学研合作试点方案》，达成了合作意向。两家保险公司不仅可以为学生、教师提供调研和实习的便利，同时也可以选派管理人员为学生讲授寿险营销、保险经营管理等实务性较强的课程。通过与上述两家保险公司的合作，不仅解决了毕业生实习问题，通过实践环节可以进一步检验所学知识，而且也为培养年轻教师的实践经验提供了平台。总之，《人身保险学》课程的教学与研究起步较早，经过20年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研究与管理、学生培养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课程优势与特色。本课程侧重人身保险领域，专业性强，同时兼顾职业化特色，在课程建设过程中注重理论性与实务操作性。本课程在区内同类课程中无论是开设时间还是从师资力量、社会影响来讲都是处于领先水平;从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分析，学生就业后能够很好地适应工作，受到用人单位的普遍好评，已有一批毕业生在保险公司管理层崭露头角。

二、《人身保险学》课程今后建设方向及思路

内蒙古财经大学以自治区区内生源为主，以少数民族教育为特色。因此，《人身保险学》课程立足实际，旨在使学生全面掌握开放经济条件下区域人身风险及人寿保险经营活动的原理和规律，同时注重蒙汉双语教学，为地方经济培养能够适应现代保险市场的风险管理与保险类民族人才。今后的课程建设紧紧围绕上述定位，同时结合保险行业发展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本课程教学体系，突出课程特色，力争将本课程建设成为具有较高的教学水准、拥有丰富的教学资源、具有良好示范作用的精品课程。

(一)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提高团队整体水平

今后进一步加强教学队伍建设，在教学梯队人员学历水平、职称结构等方面全面加强，强化青年教师培养，提升整体教学团队的业务水平和科研水平。

1．建立完善可行的教师进修和出国访问长效机制通过国内或国外、短期或长期培训与进修提升本团队的教学水平，特别是科研实力。国内进修方面，定期或不定期选派教学科研后备人才到国内名牌学校进行期限长短不同(三个月至一年)的专题或系统学习，争取利用这种快速、有效的方式提升后备人才的教学与科研素养。国外访问机制方面，鼓励青年科研骨干到国外做访问学者，紧跟国际主流研究范式和方法，不断提升教学科研整体水平。

2．引进优秀人才，特别是具有国际化背景的青年人才

随着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保险业竞争的加剧，保险业的发展无论是业务结构还是服务对象，都发生着深刻变化。面对全球化，适应变化的复合型保险类人才已经显得日趋稀缺化。为此，站在行业发展的高度，引进能够给课程教学团队带来新的范式冲击、具有国际化背景的青年人才，强化教学梯队的人才建设。

(二)注重课程建设，全面提升课程建设质量

随着我国保险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商业保险逐步成为个人和家庭商业保障计划的主要承担者、企业发起的养老保障计划的重要提供者，《人身保险学》课程的开课率会越来越高，对任课教师的要求也会进一步提高。围绕保险学专业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结合国际保险市场发展趋势，体现现代经济社会人才需求特点，科学设计课程教学内容，突出实践性教学环节，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以精品课程建设为契机，全面提高课程建设质量。

(三)加大实践教学和创新教学的力度

今后进一步强化实训教学环节，扩展实训基地，加强实践教学的软硬件设施建设。根据《人身保险学》课程实务性强的特点，与《人身保险学》同一学期开设《保险实务》实验课，来配合讲授寿险公司业务经营流程。同时将课程的相关内容(如人寿与健康保险的营销、条款分析、理赔等)安排在“暑期实习”中进一步学习检验。同时将不断追踪学科前沿，紧跟行业发展步伐，及时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重视实验、实践性教学，引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培养学生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兴趣和能力。

(四)加强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鼓励教师从事教学研究和承担教改项目

积极参加教学改革与创新，着力打造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精品课程、双语课程改革、实训基地建设等教改项目。注重教材建设，根据社会和经济发展，及时更新、提高教材编写内容和编写质量;同时开放性引进国内外优秀教材和课程，逐步实现教材建设标准的国际化。

(五)加大与实体部门的联系，发挥实体部门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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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日益重视，当前全国各地农村科技人才开发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这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但我国小农经济意识、农村教育培训政策等等多种因素的负面影响，致使当前农村科技人才培养存在一些问题，大致有几个方面:农村劳动力自身存在问题，比如说思想上和生活习惯上，对新农村建设中科技人才培养的认识不到位。第二是国家政策方面的问题，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户籍度漏洞较多，体制不严谨，劳动力就业市场准入制度不完善。第三是教育培训上的问题，由于当前我国教育体制的不完善，致使许多农民无法接受好的教育，对于新技术和新思想的开拓没有很好的途径。第四是农村医疗卫生方面的问题，当前农村地区医疗水平超有限。

1．1培养理念落后。由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延续时间太长，致使农民守旧思想严重，比如说，许多农民不思进取、安于现状、重义轻利、轻视务农，这些思想在农民中普遍存在，且特别崇尚平均主义。经过多年的改革与洗礼，特别是自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以来，农村社会发生了较大变化，观念变了，思想和作风也变了，但这种落后的思想仍是当前农民思想的主流，比如说，求稳，法律意识淡薄等。

1．2轻视农业和农业服务。较多一部分农民认为:干农活又苦又累，又没有前途，特别不愿意自己的下一代再从事这项工作，这种守旧的思想在农村中一直存在。但他们又缺乏农业生产新技术应用的意识，并特别惧怕承担新技术带来的生产、销售等风险，在农业生产方面，往往一些较为适用但有一定的接受难度的新技术无法推广与普及。

1．3对人才培养投入的意识淡薄。经济体制改革促使国家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从而使我国经济出现了两大特征:一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二农村剩余劳动力发生地域性转移。两大特征掺合在一起，降低了农业劳动者的技能水平，也降低了农业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农民没有太大必要参与培训就能直接上岗，造成了低文化程度跟投资回报率不成正比的现象。由于这种现象的存在，许多农民不愿意在教育上投入太多资金，从而阻碍了农村教育的发展，农民素质也就无法得到切实提高。另一方面，由于农民长期处于“闭塞空间”之中，他们很难于认识到自己就是人才资源，从而仅凭自我经验主观地认为，从事农业劳动无需培训，所以不愿做教育投资。

2．新农村建设中湖南农村科技人才培养之策

2．1调动农民参与培养的积极性。在农村人才培养中，必须坚持中央“多给予、少索取、放活”的方针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思想。政府应加大力度和投入，这是进行农村科技人才培养和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最好途径。但政府对农村教育事业和农村科技人才培养的支持并不等同于政府直接包揽一切事务而忽略农民作为教育参与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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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功能；高职教育

伴随着大量社会问题的纷纷涌现，科学与技术遭遇到深重人性与生态危机，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再次引起人们的全面关注。20世纪中叶以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全面崛起，人文社科教育从传统大学的核心地位演变为整个现代高等教育的根基。本文基于当代社会环境的变迁及人类精神危机产生的文化背景与成因，来阐释人文社会科学的新的社会功能，进而认识、强调高职教育在技术社会的责任，探讨建构高职院校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实践途径。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功能

对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功能的分析，不能脱离特定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人文社会科学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近代以前，古典的人文学科涵盖了如今的科学与人文所有领域，其功能在于维护宗教精神的统一性；近代自然科学逐渐取代宗教的权威之后，人文社会科学逐渐被边缘化，丧失了它作为人的精神统一性的知识和文化基础的地位。大学教育也面临自中世纪大学兴起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困惑，即在愈加专业化的学科规训中，教育内容也同样面临四分五裂的尴尬处境。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然科学的功用性价值也伴随技术科学的迅速发展被无限地放大，几乎所有国家都不余遗力地把技术的进步视为民族振兴和国家军事、政治、经济实力提高的唯一途径。在外部势力的强力推动下，大学内部科学与技术的联姻达到空前密切的程度。在与技术联姻过程中，大学教育走向了更为狭隘、不断分裂和满足社会不断膨胀物欲需要的方向。与此同时，在分工更为细密，竞争愈加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中，社会对技术和技能人才的特殊偏好，影响了大学的办学行为。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人文社会科学在当代大学教育中备受冷落。

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后，这种科学技术所主导的发展逻辑和文化结构潜伏的危机开始出现：永久繁荣的神话因为资源即将枯竭而彻底破灭；人类生存的环境日益恶化；在效率取向的科层体制下，现代人正面临自身被科技奴役和异化的危机；战争的阴云依然密布；在工业化国家，暴力、吸毒、失业、边缘化现象和贫穷日益加剧，各种形式的狂热盲从有所发展。面对当代世界所涌现出来的大量复杂的社会问题，面对发展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困境，人文社会科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伴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人类精神危机的产生及知识格局的调整，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而言，社会功能具有以下几层含义：

（一）实现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融合

科学原本就萌生于西方人文传统之中，故而，还需回到丰厚的人文土壤中才能找到它的精神之根。

中世纪大学就是基督教文明对古希腊与罗马文化传统有所选择和剔除的产物，尽管它内部的医学和法学教育带有一定的实用性（这些学科的形成基础也同样离不开“七艺”），但在总体面貌上，它以一个超凡脱俗的精神性机构呈现于世人面前。从中世纪到现代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形成之前，大学内部的所有教学内容与世俗生活处于相隔离的状态，包括算术、天文、几何、物理等自然科学，它们与其他古典知识一样，在性质和功能上应属于精神科学、人文知识范畴。为此，中世纪的科学原本就是人文学科的基本组成部分，从大学的功能角度而言，由中世纪自然哲学到早期的近代科学，它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与知识整体、人的精神统一性相悖离的具体学科，而一直是人文学科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近代晚期，伴随宗教与哲学、科学的分离，人的主体地位的提升，自然科学也获得了相对独立的自主地位，但是，在功能上它依旧不具有世俗化取向，而是指向人的精神完满，在本质上，此时的自然科学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

为此，人文社会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而言，在社会功能指向上，绝非是一种简单的缺乏与弥补的关系，犹如精神与肌体，两者唯有相互交融，富有精神和生命活力的有机整体才能浑然而成。自然科学的自由求索和技术科学的创新，人类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才不断得以丰富；由于人文社会科学关于科学的文化思考，科学技术才真正有可能成为促进人类进步、社会文明的积极力量。

（二）作为一种精神、价值、文化，构成支撑整个知识世界和人类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一维，彰显其特殊的人文社会功能。

人类生活的世界既是一个物质的自然世界，又是一个意义的世界。自然科学执著于对物质世界规律的探索、发现和解释，通过技术科学对发现的广泛利用来间接地体现它的社会功能，即满足人类不断膨胀的物质需求和欲望。然而，自然科学不可能去阐述人生意义问题，解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及回答科学与技术的价值和意义。而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显然需要人文社会科学来回答。人文社会科学内含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关怀社会、关怀人生甚至关怀自然的人文品格，对于科学精神以及基于科学精神建构起来的所谓“真实”世界，意义非同寻常。科学一旦失去其原初的精神之根，就难免会沦落为纯粹满足人的物欲需要的工具，在物欲的无节制膨胀之中，它甚至有可能成为恶势力的帮凶。

（三）对科学活动提供有意义的反思、指导和规范

在自然科学的“真”与技术的“用”结合愈加密切的当代社会，人类的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然而，也正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巨大功用性，才使得它作为一种公共资源的属性日益淡化，由于分配的不均等，在现代社会，它往往成为强者征服、掠夺和侵占弱者利益的工具。如何让科学技术更富于人性化，让它能够成为推动世界和社会公正、公平的力量，而不是加剧世界和社会不平等的消极力量，这就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检视、指导和约束。因此，在探索和利用物质世界规律的同时，人类仍然需要以一种终极关怀精神来探问自我行动的意义、目的究竟何在，需要以一种谨慎、理性、睿智和批判的冷峻视角来审视科学进步、科学行为的本质内涵。这正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功能的体现。

技术社会中高职教育的责任内涵

进入20世纪，由于科学与技术的联姻，技术作为一种反映外在社会需求的强大力量，开始对大学进一步的专业化发展走向产生全面的推动作用。在20世纪中叶之前，如果说因为对科学和理性的无限推崇，大学丧失的是人的精神统一性，那么，在20世纪中叶后，技术功利主义在大学的全面盛行，则不仅意味着大学人文精神的失落和人的精神完整性的瓦解，而且也意味着在一个由技术所控制的世界中，人与其自然属性的背离，也就是人与自然世界的和谐关系的瓦解。

就技术的发生学意义而言，人无疑是主动的。因此，要摆脱目前人、社会和自然被技术控制的尴尬状态，只能诉诸人自身。在当今时代，人类社会的进步的确需要技术，但是技术本身及其所内含的效率化价值取向并非是人的根本需要和人类追求的终极目的。人类不可能拒斥技术，也不可能以技术手段来摆脱技术的控制，而是要从人、社会和自然的和谐统一角度，重新反省被技术扭曲了的科学观以及技术自身的效用观。反省的主体自然是“人”，而反省的对象在本质意义上也是“人”。为此，重新诠释大学作为“人”的培养机构，在当代技术社会中关于人的培养理念和培养过程，有着重要的价值。

19世纪70年代，科学开始应用于工业，促进了世界文明从经验技术到科学技术的转变。社会需求引发了高等教育机构的分化，高职教育进入了高等教育系统。因此，高职教育在20世纪60年代各国高等教育机构改革之时蓬勃兴起，各发达国家把发展高职教育提到了重要日程。

参照新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制定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的说明，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属性，职业教育类型，是以培养高级技术性技能人才为目标。

然而，由于高职教育的“先天特性”（高职院校缺乏普通大学的人文传统）和“后天定位”（高职院校以培训技能为目标），使之存在专业化、工具化倾向严重，伦理问题、价值体系难以进入教育的视野，人文社科教育与高职教育分割明显等主要问题。

“具有人文教育内涵的职业教育才是真正的职业教育”。在当代技术社会，对社会有着高度人文关怀和责任感的大学，所培养的人才绝不是技术至上主义者，而是一个有着强烈反省意识的技术主宰者。高职院校欲有所作为，一个现实的途径不是对传统科学和技术理性的拒斥，而是培养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行动的个体价值与社会意义的新人。这一理念的实质就是反省意识，即一种饱含着深切的生态和人文关怀，善于对既往知识、文化、技术以及自我行动的意义进行反思的心理和思维倾向。

反省意识的形成，需要人们能够不仅以科学的视角而且以人文的视角去理解自然，不仅以效率的视角而且以生态关怀的视角去审视技术，不仅以技术进步意义的观念而且以人自身解放为宗旨来批判社会。在高职教育过程中，反省意识形成的基本体现包括以下几方面：

立足于广博的知识视野去思考视野的褊狭是把人塑就为冷漠、生硬的理性人和效率化机器的罪恶之源。反省能力是一种融合了丰富的知识，对人和自然有着深切的情感关怀、意义体悟的基本素养与能力。这种素养与能力的获得，需要传统的“专业人”适当跨越学科和专业的樊篱，通过相对广阔的知识教育，获得关于人和自然的意义。也唯有如此，人类才有可能摆脱技术的工具理性控制，在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获得自身的解放。

自觉的批判精神这里的批判主要指对当代技术社会与技术文化的批判。现代技术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在德裔美籍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马尔库塞看来，就是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人的压迫，这种意识形态无所不在，成为现代社会奴役和压迫人的一种最为普遍的合法性权力结构。现代社会的种种迹象表明，在对科学和技术的过分盲从和崇拜中，人类不仅没有把自己从各种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反而在逐渐走向不自由之境。更为可怕的是，在由技术所创造出来的光怪陆离的迷幻世界中，人甚至忘记了自己从用四肢爬行到如今可以借用飞行技术穿梭旅行的来路和“文明化”的轨迹，因而置自然的法则而不顾，毫无顾忌地打乱原有的自然程序和自然赋予的生命密码，重新编译和再造自然。因此，作为培养高层次技术应用人才的高职院校要有所作为，就不能不注重培养具有自觉批判意识和精神的人才，其宗旨在于促成每一个个体能够从社会伦理和自然生态伦理两个层面，批判性地审视既往的人类技术文明的发展过程，检视被技术扭曲了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回归自然、回归生活世界，这才有可能创造性地开辟出通向未来的新路。

智慧的品质美国环境研究学者奥尔在分析人类环境危机与当代大学教育间的关系时指出：智慧与经验学习分离，甚至不知道智慧为何物，这是当代大学教育最严峻的问题。的确，只是理论的抽象和深奥，这仅反映出一种认知性的智力水平，只是技术的实用和经济，这仅是一种技巧，而都不是智慧。真正的智慧是一种融知识（理智）、技术（实用）、艺术（美）和伦理（自然与人文的关怀）于一体的高层次整体驾驭能力。智慧品格的培养是培养大学生反省意识的最终环节。如果广博的知识在于培养学生全面认识客观世界本质、理解人类生活世界的意义，自觉批判的精神在于培养学生发现、检视和反思技术文明所存在致命缺乏的能力，那么，智慧的品格则代表一种如何能够以一种深切的生态与人文关怀来灵活运用知识、探索知识并有效解决问题的基本素质。在技术主宰一切的当代社会，它无疑是实现人类在不滥用技术的前提下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希望所在。

加强高职院校人文社科教育实践的途径

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是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我国高等职业院校大都建校时间较短，历史和文化积淀不足，人文环境较差，甚至出现人文教育的“盲点”。然而，专门人才的内涵不仅在“专”而且在“人”上。

针对目前高职院校教育现状，加强人文社科教育可通过以下途径：

树立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创建科技与人文兼融的高职教育文化高职院校应克服专业化的高职教育主导模式，克服工具化、功利化的严重倾向,定义全面发展理念；高职教育的人文发展要参与推进技艺性教育、科技性与学术型教育融合的实践；作为实现培养目标的课程及其教学（包括实验、实习、实训、设计等实践教学），都要渗透人文社科教育。因为，即使是一门纯技术的课程，它也是人化的结果。

拆除专业“篱笆”，谋求学科贯通，促进创新思维当前高校的人文社科的教育模式显得较为封闭保守，学科、专业之间存在太多的隔膜与界限。因此，要突破学科界限，进行交叉学科、综合学科的学习。

依托校园文化，发挥理论辐射作用内蕴丰厚的校园文化所创设的浓厚的人文教育氛围犹如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之光产生多角度、多层次辐射作用的基础塔台。所以，应很好地依托于校园文化建设，通过各种形式活动，将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导引与校园文化的感性滋养融合起来，让人文社科知识、观念和方法从课内延伸到课外，从书本延伸到生活，潜移默化，塑造教育对象的灵魂。

参考文献：

[1]瞿葆奎，郑金洲.中国教育新进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孟广平.面向21世纪我的教育观[M].上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

[3]阎光才.大学的人文之旅[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4]董步学.高等职业教育学[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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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学主义；人文主义；整合

哲学在当代的发展，从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野到整合，-是一个内在必然的过程，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融合，是对科学主义霸权的一种回应。

一、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冲突与融合

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都来源于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在两个理念形成的初期，彼此都注重人的主体性，承认理性是人的本质特征和力量源泉，体现了人的价值和尊严。自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科学技术的两重性逐渐彰显出来。日益发达的科学技术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改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但是也导致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与资源缩减等等一系列的严重社会问题。另外，由于文主义哲学的消弭，致使人文精神滑坡，社-会道德水平下降，人类社会在精神层面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由两者冲突产生的问题，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相互对立和冲突的两大哲学思潮呈现出相互融合的趋势。

二、科学社会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思潮整合的前提

2.1“人工自然’的本体论前提

“人工自然”泛指人类所能感知和变革的自然界，包括人类所能认识的自然以及人类所能变革的自然。对自然界的研究不仅要使用科学主义所主张的方法，而且调节文化世界中人与自然关系必须采取人文主义的分析方法。

2.2实践前提

科学活动是人类实践活动整体的一部分，它既是我们时代的物质和经济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是指引和推动这种生活前进的思想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二十世纪的科学是社会化的科学，它所创造的大量物质和非物质事物，逐步成为人类时代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且为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技术可能性。文化的统一需要各种传统的交流和互动，这一切都必须依赖人类科学和社会实践提供可靠的技术保证。

2.3价值性前提

价值是人的需要与对象的行为之间的关系，价值的基础存在于对象中，它的尺度存在于人的需要中。“人工自然”的价值是人的需求与人工物的性能之间的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的需求是价值的尺度，人工物的性能是价值的载体，当用价值尺度去量度价值载体时，就形成了关于“人工自然”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评价。所以，一旦需求发生变化，对同一载体所作出的价值评价也将随之变化。

三、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如何整合

3.1尊重科学，承认科学思维的价值

科学思维是人对科学之本质的理解和追求，其实质性要素包括：客观的依据、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平权的争论、实践的检验、宽容的激励。尊重科学，承认科学思维的价值，不仅是人文主义发展的物质前提和基础，而且在实践上也是科学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如果单单依靠实用理性思维，以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判断，把伦理观念而不是事实当作出发点，必然导致对事实的歪曲，产生出缺乏科学性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我们必须学习科学的思想方法，以公正、客观、实事求是的态度，克服经验主义和实用理l!生思维方式，确立科学的思维方法；我们必须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起来，不能以科学的决定论和因果关系来看待人的思维活动，应该给事物主体留下空间，否则就违背了科学精神。

3.2科学技术与人文知识统一

自知识体系被划分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以来，现代社会一直继承了这种分工，由于两种理念的本质不一样，不同的研究对象、方法和使命，这样一种知识生产体制最终造成了两种文化即科学与人文的极端状态。由于科学技术的霸权，人们单纯地强调自然科学知识，知识的丰富内涵出现缺失和偏执。社会的进步需要科学技术与人文知识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也需要两者的支撑才能健康和平衡。只有全面科学地理解科学技术与人文知识的内涵，才能在实践中自觉地构建合理的科学知识结构，从而有利于个体全面发展和人格的完善。因此说，社会发展依赖于人的全面发展，依赖于人的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的整体提高。

3.3遵循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可持续发展作为当下社会发展的主导理念，提出了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其发展的需要及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从工业社会开始，我们关心的是经济发展对人类生活发展的影响，而现在我们已充分的意识到生态环境压力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双方是一把双刃剑。人必须成为科技发展的主人，科学技术发展不能以破坏自然和社会为代价，要以人的长久生存和发展作为根本理念，社会发展有赖于人文观念的引导和推动。

3.4构建新型伦理规范

人文观念目的是以提升人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在于充实和净化人的精神世界，提高个人的道德水准，促进人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在全球化的今天，人类共享全球知识和技术资源，人类个体必须克服传统的狭隘保守自私的理念，要与大家共同创新合作和进步。在新型的市场观念下，政府的宏观调控的决策行为不能单以经济行为为主，还需要注重人文行为，因为科技革命必然会给一个国家的性质、政治和人民的利益造成很大的影响。社会的运转和哲学思想的发展，都是通过科学技术带来的经济价值规律产生作用，而且还需要人文理念的伦理道德规范来维持规范，否则这个社会不仅缺乏道德，而且也是无科技无效率的。

参考文献：

[1]肖峰，论科学与人文的当代融通仁[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2]郑玉君，徐天铁，对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融合前提的思考[J]理论前沿，2000(09).

[3]李侠，试论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断裂与整合[J]齐鲁学刊，20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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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性上，一切教育都应当针对于指向人本身，人文通识教育当然就更不例外了。就基本规定而言，人文通识教育是一种旨在培养人的人文素养，以及注重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全人教育。作为一种文学与文化的力量，人文主义在文艺复兴的欧洲达到，并对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现代意义上的人文通识教育理念与思想，随着西方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日益被认同与接受。在大学尤其是理工科大学里，人文通识教育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教育设计，因为它会彰显出独特的人文意义与价值。在这里，主要以原纺织类院校为例，探讨通识课的设置、结构及其与人文的关联。

一基于人的完整性的设计原则

一般来说，高等教育所培养的人才，不仅应受到过一定专业的学术训练，而且还要形成和谐健全的人格与心智。为此，大学教育应给学生以充分的选择机会，使他们能对不同的学科、文化与思维方式，保持应有的认知与尊重的态度甚至浓郁的兴趣。实际上，人文通识教育基于人的完整性的课程设计原则，使得人文通识教育人本旨归的实现成为了可能。近些年来，与许多大学一样，原纺织类院校也对通识教育的人文旨趣加以关注。比如说，东华大学坚持与强调对全体学生实行建立在通识教育基础之上，宽口径、柔性化的专业教育计划与方案，人文通识教育的基础性地位，日益得到充分的肯定与强调。

人文通识教育选修课的教学目的在于，向学生揭示不同学科领域的各门知识，以及在这些知识领域内探索与研究的方式。同时，引导学生获得各种不同的分析方法，并了解这些方法是如何运用的，以及它们的意义与价值之所在。因此，通识教育强调的往往是人的能力、素养和性情的培育。虽然说，有些人可能身心生来就健康，似乎用不着别人的帮助。对人的成长来说，“他们凭着天赋的才力，自幼便能向着最好的境界去发展，凭着天赋的体质，能够做出奇迹。但是这样的人原是很少的。”[1] 正因为如此，后天的各种教育尤其是大学的通识教育，对于学生人格的完善应当说仍然是至关重要的，而只有针对人本身的教育，才能更好地切近人的完善与全面发展。

因此，人文通识教育的指导思想的研究，是首先应该加以分析与探究的学理问题。但只有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确立人文通识教育的指导思想才是可能的。在根本意义上，人的完整性是人文通识教育设计的原则与出发点。当然，人的这种整体性并不是僵化与封闭的版块，而是具有构成性与生成性的开放系统。因此，对这种构成性与生成性的揭示与阐发，可以有助于在教育中通达人的整体性目标。譬如，武汉纺织大学将“品格·知识·能力”三合一素质的培养，作为人文通识教育乃至整个大学教育课程设计的基础。而且，这三者之间又是密切关联与相互生成的。因为，人文与社会科学知识可以对身心疾病施加认知干预，而审美鉴赏的能力又有助于道德感的养成。如何确立人文通识课程的整体教育目标，对于人文通识课程的教学具有规定性的意义。在人文通识教育中，应该充分注重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探索与培育大学生的完整人格与综合素养。实际上，“我们之所以花这么多时间于建立和阐述教育目标，是因为教育目标是指导课程编制者所有活动的最为关键的准则。”[2]同时，人的整体性，也是人文通识课程设计的合理性的规定与基础。人的整体性虽然是由诸多要素构成的，但它又不能简单地还原为或回归到各个要素。而且，这种整体性在观念、知识与实践等层面得以揭示，并在课程设计过程中得到体现与表征。

因此，应把人的整体性放在首位，并基于这种整体性的根本原则，通过品格来带动知识与能力的培养。同时，通过人文通识课程的教学与教育，使学生具有良知与完整、健全的人格，这正是人文通识教育的根本旨归之所在。这些年来，苏州大学一直秉承与坚持通才教育与分类教学，以及宽口径、厚基础、重能力与求创新的人才培养理念。这既体现了人的完整性与通才教育的意义，也注重专业教育、实践技能与创新才能的培养，尤其是，在这个日益看重教育的实际功用的时代，对大学生宽口径与厚基础的知识结构的强调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并非要求每个大学生都很博学，而是表达了对学生宽广的知识面与思维特质的诉求。在人的完整性的基础上，除了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习得外，还要促使大学生养成良好的公民意识，以及积极参与社会的公共生活，富有良知、同情心与社会责任感，从而成为具备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人才。更重要的，“这种教育与人文的相遇之所以弥足珍贵，不仅在于它所能够产生的结果，而且也在于这一活动本身———它在使学生深入了解其他民族的思想文化的同时也牵动了学生的想象力与情感。”[3] 因为，与一般的专业教育相比，人文通识教育更直接地指向了人自身。亟待探究的是，对教育本性与整体目标的领会与确立，揭示人文通识教育目标的内在规定与学理基础。

二互文、开放与动态的课程结构

如何针对原纺织类院校的专业与学科设置特点，安排好人文通识教学的课程及其构成，对于人文通识课程的教学实施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强调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的关联与区分，一般常常采取模块课程结构的设置模式，其中，每个模块课程设置，尽量不与各专业的公共基础课、学科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及专业选修课重合。如天津工业大学，以人文与法学院为依托，推出了“尔雅”人文通识教育系统，它包括哲学、文学、艺术、伦理、社会与政治类系列课程。当然，这种模块并非僵化的与固定不变的，而应当以人的内在精神与属人性作为其实质。

在这里，人文通识课程的设置与建构，还应是与人的完整性目标同构的。也可以说，人的这种整体性存在，规定了人文通识教育各门课程之间的关联性。“与纽曼类似，雅斯贝尔斯认为，不同的学科构成一个统一的知识宇宙，因此，大学不能任意限制其感兴趣的知识领域。”[4]同时，这种课程设置还应该是开放性的，并强调不同学科、专业之间的关联与交织，以及面向社会、历史与文化的多元视角。因为，所有学科与专业及其课程，都是揭示真理、创新知识与拓展思维的特定视角与路径。

同时，学科与专业的关联与互动，应当引起人文通识教育与课程设置的重视。武汉纺织大学根据学校专业、学科的内在规律，以及专业、学科的发展与布局的实际情况，将人文通识课分为五个大类：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技术、纺织服装材料特色、跨学科。这既考虑到了人文通识教育的一般性特征，也结合了原纺织类高校学科设置的实际情况。在课程结构的问题上，各个院校都应既考虑到人文通识教育的一般性，又应当联系各个院校不同的学科与专业设置，来兼顾课程设计及其互文性与开放性。

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不同的学科与专业之间的关系，对人文通识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与启示。为此，通识课的设置力图向学生介绍与阐明，大学本科教育所不可或缺的、在知识领域中获得知识的主要方法。“……，作为主渠道的通识教育课程要体现基础性、综合性、多样化的特点，内容要涉及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的基本领域以及本国语言和外国语言的训练。”[5]当然，这些学科主要着力于人的综合素质的养成，而非旨在把学生都培养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无论学的是什么专业，今后做什么样的工作，这种通识的素养与智慧都是不可缺失的。对于职业教育或实用特征明显的专业，也同样需要这种通识性课程及其向专业的介入与渗透。

显然，让学生接触与了解不同学术领域和文化的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知识、方法和理论体系，可以为那些资质、能力和经验各异的大学生，提供日后长远从事学习与探索所必需的视野和方式。同时，这些课程设置的开放性特征，不仅存在于不同专业课程之间，更从课程教学文本指向了人的教育的整体性。而且，诸多课程还处于动态的关联与适时调整之中。例如，江南大学努力提出与实施的，正是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以及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这无疑会对学生综合素养与能力的培育有所助益。在人的教育问题上，人文通识教育与其他教育方式，也是密切相关的而非非此即彼的与相互冲突的。在所有的专业教育之中，其实也应肯定与强调人的存在这一根本观念。

虽然说，曾经同为原纺织类院校，但各个高校在课程布局与结构设计上，还应考虑到自己的定位与特点。如，北京服装学院坚持与强调艺术教育与工程教育、管理教育的结合，开设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与体育等四类通识选修课。“更确切地说，进一步的方法不仅在于为学生提供深入追寻自身兴趣的学习方案，而且该方案还要具备多方面的灵活性，这样学生才能了解其自身学习领域的局限性。”[6]显然，这就要根据原纺织类的工科背景与专业设置，以及后来各校自身的变化与调整，研究人文通识教育的具体规划与实施方案，应当着重增设人文与社科方面的公选课程，当然也要设置一些综合、交叉与跨学科的课程，以提升理工科大学生的人文修养与综合能力。

三教学、对话与教育的文化语境

人文通识教育，课程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以开阔的视野与眼光，感受不同学科与学术思想的魅力与启迪，并将这些习得的内在精神与文化养分，借鉴到日常生活与未来的工作中去。为此，通识课主要内容应该关注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实际，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健全学生的心智，以及促成大学生发现自己生活的意义与价值。而且，还要通过学术讨论与思想的交流，分析与研究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与困惑。在这里，如何将互动式教学方法运用于通识课程的教学实践中去，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由于学生的专业水平和知识背景的差异性，师生教与学的沟通有助于克服学习中所遇到的障碍。

在教与学的交流过程中，可以更好地增进人文教育对学生的熏陶与影响。“人们必须承认：教育行为是具有创造性的，而非固定不变的。当师生双方都彼此欣赏对方的学习能力时，表明师生之间互动的热情便会迸发出来。”[7] 如果老师在课堂上只顾自己讲课，不在乎学生的反应与互动的需要，这样既不利于知识与思想的探索，又不可能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因此，注重师生在教学中的互动，对于人文通识课教育显然是至关重要的。同时还要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例如，西安工程大学将公共选修课，作为对公共基础课、学科基础课与专业教育课的弥补与完善，并关注与加强学生实业技能的综合培养与训练。

在根本意义上，人文通识教育是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它最早起源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所大力提倡的自由教育。后来，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自由教育，又发展成了意义更广泛、形式更完善的通识教育。如，浙江理工大学的通选课，分为人文艺术、经济管理、体育与健康、工程技术与综合等类型，特别强调了教与学的互动与结合。虽然，不同的原纺织类院校，所开设的具体人文通识课程也有所区别，但互动与对话式的教学，却一直是被学生认可的教学模式。在这种对话式教学与教育中，教师还可以让学生分享自己的科研经验。

值得注意的是，人文通识教育并不是与专业教育、技能教育相冲突的另类教育，它恰恰是后两者得以实现的重要的人本基础。“在这一方面，我们可能说教学决不能被简化为信息的传递，而是试图让学生进入对话之中，对话的不确定之处，正是教师不能回答问题之处，也正是问题依然是问题之处。”[8] 其实，这种对话正是开启师生心智，以及加强认知沟通与情感交流的重要方式。因为，只有经由人文通识教育的实施与展开，才能有效地克服与纠正教育的功利化及其弊端，进而促进大学生的身心和谐与人的全面发展。

在人文通识教育的实施中，各种不同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与教学，都将从各自独特的视角去关注人的身心健康问题，帮助大学生去发现与揭示人的存在与生活的意义。同时，大学生关于人与社会的认知水平越高，大学生的心理素质与健康状态当然就会越好，其身心也更加容易达到与实现和谐与统一。当然，教与学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也不得不涉及与考虑到学生的不同学科或专业背景。为此，中原工学院增设了不少跨学科的人文通识选修课，以满足不同学科或专业大学生的求知需要。同时，这种教学对话应以学术讨论与思想交流为根本性基础，并把这种学术与思想交流拓展到人生与社会领域。

当然，大学生的精神特质与个体差异，也是人文通识教育不可忽视的问题，但又不能只一味地提倡差异与多元化。“相反，我们不妨提倡一种新型的跨文化阐释学，将世界各族人民的传统通过具体的个人带到新的对话中来，探讨需要作出哪些努力来创造真正为世界各族人民共享的未来。”[9]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与国家应该相互尊重各自的传统与文化，当然，这也离不开民众对民族文化与思想的理解与传播。应该说，这正是发展人文通识教育的重要旨归与诉求之所在。因此，人文通识教育不能仅仅局限在教学课程与文本里，同时，还要涉及、关联与介入到相关的社会与文化语境中去，以促成大学生成为完整的、有责任感与良知的人。

参考文献

[1]约翰·洛克.教育漫话[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1．[2]拉尔夫·泰勒.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48．

[3]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2：205．

[4][6]罗纳德·巴尼特.高等教育理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1，239．

[5]庞海芍.通识教育：困境与希望[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298．

[7]巴里特，等.教育的现象学研究手册[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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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人文社科；科研经费；管理

当前，我国财政科研投入逐年增加，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从2005年的2367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8610亿元，增长了2.6倍。而高校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的重要创新主体，其可支配的科研经费也增长迅速，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从2005年的242.3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597.3亿元，增长了1.5倍。从微观角度来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05年的资助额度在20-50万，2011年的资助额度在50-80万；年度一般项目2005年的资助额度是7万，而2011年的资助额度是15万，可见项目资助额度几乎都翻了一番。在科研经费翻倍增长的同时管理好、使用好人文社科科研经费成为科研管理者和一线科研人员思考的重点。本文试从科研管理者和科研人员的角度剖析目前我国高校人文社科科研经费管理使用中的诸多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一、高校人文社科科研经费管理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人文社科科研经费无论从总量上还是从单个项目资助额度上都不及科技科研经费，这与人文社科科研性质不无关系。但随着社科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跨学科研究的出现，单纯思辨型研究模式已经逐渐转向实证与思辨相互融合的研究模式。这就意味着研究手段、途径的多样性开始呈现，以往“社科类的研究成本几乎为零，一台电脑、几本书、几篇论文就可以完成”的状况将不复存在，科研经费支持力度和用途也将扩大。然而在经费的使用过程中，科研管理者和一线科研人员对科研经费的理解、利用、管理都存在诸多的误解和分歧，使得目前人文社科科研经费与科研成果产出效率间存在不对称性，成果数、论文数很多，但优秀的、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少之又少，能应用到社会经济领域的则更是寥寥无几。

（一）社科科研经费管理的两难处境

1． 顾此失彼的尴尬：社科科研项目管理和经费管理的失重问题

社科科研活动的管理包括社科项目管理和社科科研经费管理，各高校基本都非常重视项目管理，而忽视经费的管理。项目管理中的项目申报和立项过程是管理者关注的重点。因为衡量和评价高校社科科研水平和科研管理水平高低的标准就是申报数、立项数和到款数等指标。同时，科研经费的到款数也或多或少决定着科研管理部门业务经费的多少。众多高校社科管理部门的业务经费都来源于科研经费的到款提成，项目越多经费就越多，提成也更多。因此，高校重视社科科研项目管理而忽视科研经费管理的现象就不难理解。

2．　管与不管的尴尬：科研经费管理与科研积极性鼓励间的矛盾问题

各高校虽然忽视社科科研经费的管理，但在社科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政策的制定上都不马虎，都有非常明确的社科科研经费管理办法等。但仔细深究却可以发现，这些管理办法多数都是程序性条文，包括科研经费的管理权责、到款管理流程、支出管理范围、结算管理流程等具体的管理要求，相对来说只是流程上的规定。管理办法中社科科研经费的限定性条款内容相对过少，主要涉及的就是管理费、人员劳务费、特支费等的比例。从限定性条款的内容一方面可以看出社科科研管理者不敢“放开手脚”去管，因为管的过严、经费比例提取过高都会不同程度的打击教师从事社科科研活动的积极性。在鼓励和严管之间，科研管理者选择的是前者。因为目前高校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靠科研在推动的，教师科研积极性的激发和鼓励是科研管理者首先要考虑的，没有人去从事科研活动，科研成果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可以看出社科科研管理者“不敢不管”，因为上级主管部门、项目主管部门都有明确的项目经费管理办法，并要求项目依托单位也要有相应的项目经费管理办法。科研经费如果不按照财务、审计等方面的要求进行管理，就会出现“乱像”，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正常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开展。

3． 谁来管经费的尴尬：科研经费管理主体缺位问题

社科科研活动，尤其是社科科研经费的管理需要多个部门协同合作。然而目前社科科研经费管理主体不明确，管理单位间不协作的现象尤为突出。社科科研管理部门负责项目管理，“通常不跟踪经费使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1]。财务部门负责经费的到款、支出和结算管理，对社科科研项目的具体研究进展、经费使用的合理性、有效性无从了解与判断，其只能根据财务系统设定的比例要求以及支出性内容（票据）的真实性进行简单判断，无法对项目进行合理的监督和管理。审计部门几乎在社科科研经费管理中处于缺位状态。学校的审计工作职责中几乎未提及科研项目的财务收支审计工作，而目前各级别的社科科研项目结题过程中，审计部门几乎是不参与的。科研经费管理主体不明确及缺位的现象，造成了科研经费预算管理的失效。虽然项目运作前有预算，但项目执行过程中的监督和执行后的决算过程就明显缺乏科学的审计环节和公开审计信息的环节，使得项目完成后只是给“少数人审阅”的现象屡见不鲜，最终影响项目的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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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外文文献资源文献资源宏观建设共建共知共享联合保障

近年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对文献的需求量急速增加。但由于历史客观原因、资金不足等诸多因素，外文文献资源缺漏，收藏品种少，结构失衡，无法满足文科研究需求的增长。我国人文社科研究人员一直呼吁，希望在外文文献资源方面加强国家的投资和调控力度，以改善目前文献的重复采购和空白的状况。另一方面，文献资源的宏观建设一直是高校图书馆界的热点问题之一，整体化建设与资源共建共享思想也一直指导着高校图书馆界的发展，为高校人文社科外文资源的宏观布局与联合保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高校人文社科外文资源的布局与保障方法，可以概括为:目标明确，调查先行，宏观布局，全面收藏，拓展服务，以评促建。

1.目标确立:以建立国家最终保障为基本发展战略

作为文献资源的宏观建设目标，应首先从国家层面出发考虑，把为我国人文社科教学科研提供文献资源的最终保障作为建设总目标。所谓国家最终保障，一是指倾国家之力，尽可能将文献资源收藏完整，外文文献保障率至少要达到95%以上；二是指开展国家的战略收藏和存档，以保证现在或者将来、正常情况或者出现不可预知灾难的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拥有文献，为用户提供最终的文献保障服务。

2.宏观布局:建立科学合理的分工模式与协调机制

围绕中心目标，首先要确定的是文献资源的宏观布局方案，以及相关的协调机制，这是资源发展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保障。所谓文献资源的宏观布局，强调的是把各高校图书馆的外文资源看作是一个整体，通过对不同学科、不同类型、不同载体文献的合理布局规划，统筹安排，形成高校人文社科外文文献的保障体系。

目前CASHL已经建成的三级保障体系，全国中心(2个)、区域中心(5个)、学科中心(10个)，共17个中心图书馆即为上述思想指导下的宏观布局模式，这17个中心馆或者在人文社科外文资源上具有传统的综合优势，或者在某些学科上各具特色。

3.资源调查:文献资源布局与保障的基础性工作

要做好文献资源发展工作，就要摸清家底，包括国内高校图书馆的收藏情况、国外文献资源的出版与收藏情况，找出差距和不足。

此外，还需要对人文社科文献的用户需求进行调查分析。这方面可以以学科为基础，采用引文评价、用户调查等方法，分析总结高校人文社科教学科研对文献资源的需求情况与特点，在此基础上对整体建设方案和工作进行验证与调整，并对资源的服务与合理使用提出建议。

4.文献建设:开展资源的全面收藏

资源建设工作是开展高校人文社科外文资源联合保障的基础和根本，国家的投资大部分都在这项工作上。根据前面所述调研的结果，可以比较细致地分析出我国人文社科外文资源结构性缺失的问题所在，通过国内外的数据比对，得到诸如外文文献缺藏目录、外文文献补藏方案、学科文献保障方案等具体的指导性文献，随后即可以开展资源的全面收藏工作。

1)可以开展1950-1990年的图书回溯补藏工作。

针对我国1949年以后人文社科外文文献资源(特别是图书)缺乏的问题，通过调查得出国外1950-1990年人文社会科学外文图书权威书目，对比我国高校1950-1990年外文图书收藏情况，总结出我国高校图书馆这段时间的收藏和缺藏情况，提出具体的缺藏目录，并对经典性、通用性西文图书进行最大程度的补藏。

2)可以按学科开展当前文献的保障建设工作。

选择最近几年中可以获得比较完整数据的年份，通过对国外人文社科图书出版情况及国外若干一流图书馆收藏情况的调查分析，得出各学科的文献资源目录；然后对比我国高校图书馆外文文献的收藏情况，包括收藏数量、收藏质量、学科结构、类型结构等，得出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当前的外文文献收藏和缺藏情况、对教学科研的保障水平和程度，按学科提出文献的全面和最终保障方案包括各个学科、各类型文献(图书/期刊/电子资源等)的品种、数量、类型、所需资金等具体内容。

3)动态平衡，按需调整。

在资源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根据每年的资源建设情况进行动态调整，保持各学科之间的平衡；另外一方面，也可以随时了解用户的使用情况，修订资源发展政策，例如通过引文分析、问卷调查以及深度访谈，对一些人文社科重点学科进行抽样调研与分析，了解高校人文社科教学科研人员的信息需求和信息利用行为模式，着重研究其对外文文献利用以及需要能否得到满足情况。

5.拓展服务:以共建共知共享为原则的保障途径

资源建设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给读者提供文献；而对文献的利用，反过来也促进和改善了馆藏发展。因此，以共建共知共享为原则，做好人文社科外文文献的服务工作，就成为高校人文社科文献资源建设实现最终保障的保障，是直接面对用户的前沿，同时也是这项工作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这方面的服务主要应包括:1)共知:即对文献内容的报道和揭示；2)共享:提供文献的检索、浏览、借阅和传递服务，以及深层次的课题咨询；3)共建服务网络。

6.以评估促建设

建立有效的资源和服务绩效评估机制，发展科学合理的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办法，并坚持执行下去，会起到不断改进资源建设，促进和规范文献服务的发展，发挥经费使用效益的作用。

通过整体规划布局、联合保障，我国高校图书馆将有重点、按学科、按年代收藏和补藏人文社科外文文献，有限的国家投资会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各校各地区在不同学科的长处将得到充分利用，其强势和重点学科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同时也会弥补各校外文图书经费的不足；保证外文文科重要学术性、经典性资源的全面收藏，填补我国外文图书1950-1990年代间的空白和缺陷，逐步改变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文献资源收藏的结构性缺失状况；更将建设成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教学科研的最终文献资源保障基地，和拥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高学术水平和最完整收藏的虚拟联合图书馆。同时，通过共建共享平台的服务，使国家投资购买的文献得到充分利用，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提供有效解决外文文科图书匮乏的途径，进一步实现外文图书与中文图书之间的信息平衡，开创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新局面。

此论文为河南工业大学校科研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9XSK048

参考文献:

[1]肖珑，关志英.CASHL: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与服务[J].图书情报工作，2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