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民要术总结的是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齐民要术总结的是，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经济也发生了某些变化。有关魏晋南北朝”货殖型”地主的记载较少，更缺乏像《史记货殖列传》那样的集中论述，但”货殖型”地主并没有绝迹。东晋时刁协之孙刁逵的家族，“兄弟子侄并不拘名行，以货殖为务，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余资称是”，可能就是”货殖型”地主[1] 。上引晋武帝诏书中所说“挟轻资，蕴重积，以管其利”，与富商连称的“豪人”当中，也应该包含这类地主。魏晋南北朝不乏富商大贾，他们当中有些人理应也经营土地，成为”货殖型”地主，但是，能够反映商人与土地经营关系的资料太少了。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货殖型”地主的面目是比较模糊的。但“田庄型”地主有较大发展的情况则比较清楚。在战乱和政争频繁的情势下，许多地主都尽量从事多种经营，力图在不必依赖外界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各方面的需求；他们控制的大量依附人口和大片土地，又使他们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在南方，豪族地主役使大批依附人口，用“立屯”的方式“封山占泽”，广开田业，建立起规模庞大的田庄别业。这些别业控制着广大的山林湖沼和平野，经营农林牧副渔等多项生产，可以满足各种消费的需要，以至“谢工商与衡牧”（谢灵运：《山居赋》）。在北方，不少豪族地主荫附大量私属，建立起生产与消费、经济与军事合一的坞壁。大地主是这样，一般地主也追求生产的多样性和自给性。颜之推说：

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荒果之畜，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爰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殖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井耳。[2]

不过，我们不应该把魏晋南北朝这种地主经济理解为与商品经济绝缘的经济。无论“谢工商与衡牧”，还是“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与樊重的“闭门成市”其实一脉相承，而“善农稼，好货殖”是可以并行不悖的。西晋惠帝时，江统曾经感叹说：“秦汉以来，风俗转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渐冉相放，莫以为耻。”[3] 实际情况确是如此，而且一直延续下来。最著名的例子如西晋的王戎，“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甚至“家有好李，常出货之，恐人得种，恒钻其核”[4] 。刘宋时引退了的官僚沈庆之，在娄湖“广开田园之业，每指地示人曰：‘钱尽在此中。’身享大国，家素富厚，产业累万金，奴僮千计。再献钱千万，谷万斛”[5] 。经营土地能够获得这么多的钱，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进行商品生产和出卖农副产品。贵族如此，其他地主一般也不会放过货殖聚敛的机会。

当然也有不从事货殖活动的官吏。《宋书》卷77《柳元景传》称：

时在朝勋要，多事产业，唯元景独无所营。南岸有数十亩菜园，守园人卖得钱二万送还宅，元景曰：“我立此园种菜，以供家中啖尔。乃复卖菜以取钱，夺百姓之利邪。”以钱乞守园人。

在“在朝勋要，多事产业”的潮流中，柳元景只是一个特例。“独无所营”的他，几十亩菜园一次卖菜得钱二万，能买20匹布，相当于一户的五年户调[6] ，官僚地主产品性经营获利之丰可见一斑。又如梁朝的徐勉训诫他的儿子说：

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贫素，至于产业之事，所未尝言，非直不经营而已。……所以显贵以来，将三十载，门人故旧，亟荐便宜，或使创辟田园，或劝兴立邸店，又欲舳舻运致，亦令货殖聚敛。若此事众，皆距而不纳。非谓拔葵去织，且欲省息纷纭。

在大多数官僚、地主对“创辟田园”、“兴立邸店”、“舳舻运致”、“货殖聚敛”孜孜以求的风气下，徐勉这样独立特行的官吏只是凤毛麟角，这不正从反面说明了江充所痛心疾首地斥责的那种现象仍然在延续着吗？

南方豪族地主通过开发山林荒野建立起来的大田庄，人们以前往往强调它多种经营、能够自我满足各需要的方面，而忽视它所包含的商品经济的成分。通过开发山林湖沼积聚了大量的水陆物资的南方豪族地主，在建立田庄的同时，往往建立用以储藏、出售这些物资的“邸”（或称“邸舍”、“邸店”），甚至利用它放债取利。例如，刘宋初年，“子尚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为患遍天下”[7] 而“会稽多诸豪右，不遵王宪，又幸臣近习，参半宫省，封略山湖，妨民害治……会土全实，民物殷阜，王公妃主，邸舍相望，桡乱在所，大为民患，子息滋长，督责无穷……”[8] 豪族地主有时还建立转运货物的“传”和加工物资的“冶”。在这个时期的文献中，往往提到官府和私家的屯、邸、传、冶、田、园、池、塞等，这些相互联系的名词所反映的，包括了豪族地主开发山林，建立田庄、囤聚物资以及货殖营运等生产活动和生产组织[9] ，它也从一个侧面指明，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豪族地主的经济，仍然是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经济。

北方地主的商业活动似乎没有南方活跃，自然经济的色彩更为浓厚一些。按颜之推的说法是“北土风俗，率能躬俭节用，以赡衣食”，不象南方奢侈。不过，如果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地主不从事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那就大错特错了。史载北魏贵族元欣“好营产业，多所树艺，京师名果皆出其园”[10] 。恭宗拓抜晃晚年“营立私田，畜养鸡犬，乃至贩酤市鄽，与民争利”，高允曾上书劝谏[11] 。贵为皇帝尚且如此，何况一般地主呢！而且高允的劝谏的中心是不赞成皇帝“与民争利”，他显然把民间地主的赢利经营视为正常。即使是坞壁，也并非完全封闭的。例如北魏时曾官至左将军、关中侯的坞壁主莫含，就长期从事商品性的生产和流通活动，“家世货殖，赀累巨万”[12] 。

最能反映北方地主经济与市场联系的是《齐民要术》。而且它所提供的不是个别的例子，而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是根据实际情况所作的具有指导意义的经营设计。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序》中表示了对商业活动的贬抑，他说：“舍本逐末，圣贤所非，日富岁贫，饥寒所渐，故商贾之事，阙而不录。”实际上他所贬抑的只是脱离生产的非民生日用品的贩鬻活动，即所谓“舍本逐末”，而商品性农业生产和在此基础上的农副产品粜籴活动，贾思勰把它算到“本”的范围内，非但不加反对，而且是予以提倡的。上文已经谈到，贾思勰逐月引述了《四民月令》关于农产品购销的记载，并作了进一步的总结。他又在《序》和《货殖第六十二》介绍了许多经营商品性农业和从事货殖活动而致富的实例，并且在正文中对商品性农业生产的经营规划和经济核算作了具体论述。在《齐民要术》中，能够明确判断属于全部或部分为了出售赢利而生产的项目有：蔬菜中的瓜、瓠、葵、蔓菁、菘、芦菔、、胡荽，果树、经济作物中的红蓝花、蓝、紫草，林木中的柘、榆、白杨、棠、楮、杨柳、箕柳、楸、柞，牲畜中的驴、马、牛、羊、鸡，以及养鱼等。[13] 在这些生产项目中，贾思勰非常注意按照市场的条件和需要来安排生产。例如种植葵等商品菜，要选择“近州郡都邑有市之处”的“负郭良田”、“近市良田”，并根据作物的季节性和市场的需求分批采卖（《齐民要术种葵第十七》等）。为此要实行“穊种”（密植）。种植商品芜菁采用叶根粗大产量高的“九英”品种。种榆亦“地须近市。（卖柴、荚、叶省功也。）”为卖荚、叶和椽的，宜种凡榆；为提供木料制作各种器物的，可种梜榆。（《齐民要术种榆、白杨第四十六》）等等。为了便于管理和采运，还要有适应面向市场生产的合理的田间布局[14] 。商品性的生产为了赢利，就要讲求降低成本和增加效益之道。关于前者，贾思勰给出的办法是适当的扩大规模以求得规模效益[15] 、推广肥效佳、省功力的绿肥种植[16] 和雇用廉价的临时性短工[17] 等。关于后者，贾思勰认识到加工和综合利用可以使农产品增值[18] ，想方设法开辟这样的增收门路。《齐民要术》详细引述了《氾胜之书》关于种瓠的成本和利润的计算：

一本三实，一区十二实，一亩得二千八百八十实，十亩凡得五万七千六百瓢。瓢直十钱，并直五十七万六千文。用蚕矢二百石，牛耕、功力，直二万六千文。余有五十五万。肥猪、明烛，利在其外（下文引“崔寔”指出，除以瓠的外壳为瓢外，“瓢中白肤实，以养猪致肥；其瓣则作烛致明。”）。[19]

贾思勰还把经济核算推广到蔬菜、染料、林木、鱼畜等多种生产项目中去。分别计算正产品和副产品的各项收入；注意到收入的累计、近期收入和远景收入，注意到蔬菜、染料、林木等项收入与谷田收入的比较等。如种葵，贾思勰指出葵与谷的比价是“一升葵，还得一升米”；而“一亩得葵三载”，种三十亩葵，“合收米九十车。车准二十斛，为米一千二百石”，以亩产十石计，“胜作十顷谷田”。成本则是“止须一乘车牛，专供此园。（耕、劳、辇粪、卖菜，终岁不闲。）”这里的成本，除了耕作、施肥所需的人畜力外，还包括了销售运输的费用，比《氾胜之书》的计算又进了一步。

在畜牧业方面，从《齐民要术》等材料看，似乎存在一个比秦汉时代还要活跃的市场。例如，贾思勰提出养“羊一千口”，“种大豆一顷杂谷”，作为青饲料，或晒干保存作越冬饲料的方案[20] ，显然是一种商品性生产，而且比太史公所说的收入可“与千户侯等”的“千足羊”（250只）的饲养，规模要大好几倍。《齐民要术养羊第五十七》又载：

凡驴马牛羊收犊子法：常于市上伺候，见含重垂欲生者，辄买取……乳母好，堪为种产者，因留之以为种，恶者还卖；不失本价，坐嬴驹犊。还更买怀孕者。一岁之中，牛马驴得两番，羊得四倍。羊羔腊月、正月生者，留以作种；余月生者，剩而卖之。用二孕钱为羊本，必岁收千口。何必羔犊之饶，又嬴毡酪之利矣。

这更是经营商品性畜牧业生产的精明计算，是陶朱公的致富术——“欲速富，畜五牸”的继承和发展。这一记载也说明，当时存在一个相当大和相当活跃的畜牧市场（这可能与北方民族进入中原有关），在畜牧生产上与市场发生联系的地主（可能还有农民）不会是少数个别的特例[21] 。此外，贾思勰介绍的圈养、去翮、精料喂饲的“养鸡令速肥”法以及引用《家政法》洒粥滋虫养鸡法，都应该是一种商品生产。

《齐民要术》的内容是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多种经营，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蔬菜、果树、蚕桑、林木、畜牧、养鱼和农副产品加工以至烹饪等内容，这当然是为了满足地主田庄中生活上与生产上的多种多样需要，但其中除自给性生产外，也包括了相当多为了赢利的商品性生产，这是一种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经营模式。《齐民要术》不但是战国秦汉以来黄河流域旱地农业精耕细作技术的经典性的总结，也是对秦汉以来发展商品性农业的经验所作的前所未有的系统总结。

可见，不应把魏晋南北朝“自然经济的强化”绝对化，而应该对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部门作具体的分析。例如江南地区经济汉代比较落后，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长足的发展，从有关材料看，其商品经济比汉代活跃。北方商品经济在战乱时期受到严重破坏，但在比较安定的时期商品经济又获得恢复和发展，如《齐民要术》反映的时代商品经济就相当可观。而魏晋南北朝北方的畜牧市场，起码不亚于汉代。

根据上述材料看，无论战国秦汉或魏晋南北朝，无论农民或地主，其经济构成都是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只是在不同时代不同阶层，其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因此，从战国秦汉到魏晋南北朝，经济运行方式是有变化的，但这种变化无论表面看来如何巨大，从它的基础——基本经济单位的经济构成看，实际上仍然是同一经济范畴内的变化。

其实，自然经济虽然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特征之一，但奴隶社会同样是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西欧罗马帝国崩溃和蛮族入侵所导致的自然经济强化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因此，把自然经济之取代商品货币经济（或曰“交换经济”）作为封建化的主要标志，也未必是妥当的。 注释

[1] 《晋书》卷9《刁协传》。

[2] 《颜氏家训治家第五》。

[3] 《晋书》卷56《江统传》。

[4] 《晋书》卷43《王戎传》。

[5] 《宋书》卷77《沈庆之传》。

[6] 侯旭东：《东晋南朝小农经济补充形式初探》，《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期。

[7] 《宋书》卷82《沈怀文传》。

[8] 《宋书》卷57《蔡廓附子兴宗传》。

[9] 参阅汤明檖：《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第196—204页，中州书画社，1982年。

[10] 《北史》卷19《广陵王羽传附元欣传》。

[11] 《魏书》卷入8《高允传》。

[12] 《魏书》卷23《莫含传》：“莫含，雁门繁畤人也。家世货殖，赀累巨万。……含居近塞下，常往来国中。……含甚为穆帝所重，常参军国大谋。卒于左将军、关中侯。其故宅在桑乾川南，世称莫含壁，或音讹，谓之莫回城云。“

[13] 粮食生产是否商品生产，或包含商品生产，《齐民要术》没有交代，但《收种》篇谈到五谷种子要保持纯净，以免“籴卖以杂糅见疵”。因此，也不排除当时地主生产的部分粮食用于出售。

[14] 如种瓜，“使行阵整直，两行微相近，两行外相远，中间通步道，道外还两行相近。如是作次弟，经四小道，通一车道。凡一顷地中，须开十字大巷，通两乘车，来回运辇。其瓜，都聚在十字巷中”，便于采摘和运输。（《齐民要术种瓜第十四》）

[15] 如“冬种葵法”需用“负郭良田三十亩”，耕耙精熟，“于中逐长穿井十口。……井别作桔槔、辘轳”（《齐民要术种葵第十七》）；种榆选择“其白土薄地不宜五谷者”“割地一方种之”，地以顷计（《齐民要术种榆、白杨第四十六》）。

[16] 如蔬菜地，“五、六月中穊种菉豆，至七月、八月犂掩杀之，如以粪田，则良美与粪不殊，又省功力”（《齐民要术种葵第十七》）。

[17] 如种红蓝花，“一顷花，日须百人摘，以一家之手，十不充一。但驾车地头，每旦当有小儿僮女十百为群，自来分摘，正须平量，中半分取。是以单夫只妇，亦得多种”（《齐民要术种红蓝花、栀子第五十二》）。这里的劳动报酬采取了采摘成品的对分制，有利于调动雇工的积极性。

[18] 如种芜菁：“一顷取叶三十载。正月、二月，卖作菹，三载得一奴。收根依法，一頃收二百载。二十载得一婢。（细剉和茎饲牛羊，全掷乞猪，并得充肥，亚于大豆耳。）一顷收子二百石，输与压油家，三量盛米，此为收粟米六百石，亦胜谷田十顷。”（《齐民要术蔓菁第十八》）种榆、桑柘、红蓝花、榖楮都注意到产品的综合利用。

[19] 《齐民要术种瓠第十五》。

篇2

一、饲养方式

（一）放牧

放牧节省人力和饲料，是最受人们喜爱的方式。牧猪的最佳场所是沼泽洼地，其次便是山林。汉代气候温暖湿润，降水充沛，黄河中下游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泽"，东部沿海又拥有大面积的滩涂。这些沼泽、滩涂水草茂盛，鲜嫩适口，猪儿爱吃，且含有丰富的钙、磷等生猪生长必需的元素，是猪群的上好饲料。水草不用人工种植管理，不用任何投入，而且取之不尽，放牧数量几乎不受限制，故司马迁言"泽中千足彘"。野外放牧可在春、夏、秋、三季进行，并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齐民要术·养猪》篇总结说："春夏草生，随时放牧，糟糠之属，当日别与。八、九、十三月，放而不饲。所有糟糠，则蓄待穷冬春初。"意思是：春夏之交野草初生，营养成分低且较稀疏，须给猪群另外补充适量的糟糠之类的精料，以满足其生长需要。秋季八、九、十三个月，野草结籽，茎叶中也积累了较多的养分，营养成分较高，可以只放牧而停止补料，将节省的饲料留至冬天和初春舍饲时使用。贾思勰还提醒人们放牧时注意："猪性甚便水生之草，耙耧水藻等令近岸，猪则食之，皆肥。"放牧成本低廉，适合大规模饲养。

汉代牧猪的事例很多。《汉书·公孙弘传》称弘"川薛人……家贫，牧豕海上。"川为诸侯王国，位于今山东淄博、潍坊之间，北部靠近渤海，其滩涂可供放牧，公孙弘在这里牧豕读书，武帝时官至宰相。东汉琅王牙幕（今山东诸城、安丘之间）人承宫，"少孤，年八岁，为人牧。"赶猪从学校门口经过，心慕好学，"因弃其猪而留听经，猪主怪其不还，求索得宫，欲笞之，门下生共禁之，因留之。"承宫勤学不倦，成为历史上贫苦出身刻苦向学的典型。(5)济阴成武（今鲁西南成武县）人孙期自幼勤奋好学，"家贫，事母至孝，牧豕于泽中，以奉养焉。远人从其学者，皆执经垄畔以追之……。郡举方正，遣吏赍羊酒请期，期驱豕入草不顾。"(6)袁山松《汉记》言吴"放猪于长垣泽中，诵经而行，遇父故人，谓之曰：’子二千石子，掉（操）鞭而诵经，行吟于泽畔，纵子无耳心，奈君父何？’守志如初，仍操鞭牧猪。"(7)文中长垣即今河南省长垣县，位于黄河南岸豫鲁二省交界之处。从上述4例看，黄河下游泽地最多，牧猪的情况也最常见。

《续汉书》载东汉曹腾之父曹萌，"以仁厚称，邻人有失豕者，与萌豕相类，诣门认之，萌不与争。后所亡豕者还家，主人大膞，送所认豕，并谢辞萌，萌笑而受之。"(8)曹藤为东汉桓帝时的大宦官，其养子曹嵩是曹操的父亲，曹操籍贯为谯（安徽亳州），因此这段史料反映的应是淮河流域放牧养猪的情况。西北干旱地区则多于山林中放牧。如东汉以夫妻恩爱、相敬如宾而著名的梁鸿，史载其家境贫穷，"牧豕于上林苑中，曾误遗火，延及它舍。鸿乃寻访烧者，问所去失，悉以豕尝之，其主犹以为少。"梁鸿无其他财产，只好以身相抵，做其佣人，为其劳作，不懈朝夕。邻家耆老见梁鸿乃君子长者，于是共责斥其主人，主人"悉还其豕，鸿不受而去。"(9)魏晋南北朝时期牧猪事例极少，但从《齐民要术》的记载着，放牧方式仍居有重要地位。隋唐时期人口激增，"四海之内，耕者益力，高山绝壑，耒耜亦满"，(10)放牧场所已经很少了，只是在少数国有牧场中还保持着放牧方式。《唐国史补》卷上记载卢杞为虢州刺史，当地有"官猪数千，颇为患"，卢杞上言，唐德宗决定将猪移于同州沙苑，卢杞对曰："同州岂非陛下百姓，为患一也。"唐代后期，传统的放牧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了。

（二）圈养

圈养是汉唐养猪业最普遍的养猪方式。这是因为沼泽地毕竟有限，而汉代又是我国人口迅速增长的时期，出现了我国人口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在人口稠密而又没有沼泽山林的大平原上，土地已全部被开发为良田，象中原一带，在战国后期就"曾无刍牧之地"(11)至汉代地少人多的情况更加严重，因此大部分地区只能采取圈养。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变冷，降水量减少，许多湖沼干涸，也导致养猪业中放牧方式的萎缩和圈养比重的增加。另外，前面所列的放牧并非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完全放牧，仍须与圈养相结合，猪群在严冬和初春必须舍饲，晚春夏秋放牧季节也只是白天到野外放牧，晚上仍需回圈息宿，遇有恶劣天气亦要待圈舍饲。当然，圈养会耗费饲料，增加成本，但由此而产生上好的肥料，这对于以种田为生的广大农民又是十分重要的，随着精耕细作的发展，唐朝时期，养猪积肥的作用更为重要。故汉唐时期的养猪业都离不开圈养。 转贴于

反映汉唐养猪业普遍采取圈养方式的最有力证据，就是汉代墓葬中频繁出土的陶猪圈。地处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和苏北鲁南地区，是汉代地下遗存最丰富的地区，也是汉代养猪业最发达的地区，陶猪圈和陶仓是这两地区汉墓出土文物中，能够反映汉代社会生产的数量最多的种类，徐州地区的汉墓多有陶猪圈出土，养猪业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这些陶猪圈多数与厕所相连（厕所位于上部），养猪积肥的目的得到实物的验证。唐朝认真推行均田制，小农经济兴盛，故小规模的圈养发达。成书于唐朝前朝的《朝野佥载》记载："洪州（近江西南昌）有人蓄猪以至富，因号猪为乌金。"在这里"乌金"应包含两重意思，一是养猪积造的肥料对于庄稼如同乌金。二是其猪为黑色，人们养猪致富视猪同乌金。

单纯圈养，一般规模较小，个体农民通常是"家二母彘"、"率民养一猪"。但一些富室大户和大城市近郊，也有大规模圈养。如《三辅决录》记载，汉代关中有马氏兄弟五人，看中长安这个全国最大的消费市场，迁居长安郊外，"作客舍养猪卖豚，故民谓之曰’苑中三公，钜下二卿，五门*!*!，但闻豚声。"(12)从这个故事中我们不难发现：一、马氏五兄弟已是专业的养猪大户。二、他们采用的是圈养方法。三、长安 乃京师所在，公卿显宦，高门府第，分布其间，而在百姓的民谣俗语中，把马氏五门与"苑中三公，钜下二卿，"相提并论，虽然半真半假带有开玩笑的性质，但也道出了马氏五兄弟靠养猪发家致富，其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虽未逾公卿显宦，但明显已超出平民百姓这一事实。

二、养猪技术

从汉代起，我国人民就积累了丰富的养猪经验，总结出一套较为科学的养猪技术。据有关专家根据各地出土的陶猪和滑石猪对照当代主要猪种研究，在汉代我国就已形成至少五个类型的优良种猪。华北猪：体型较大，头部长且直，耳大下垂。徐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文物室收藏的陶猪圈，内有一陶猪，外型与华北猪相同，在苏北地区的汉墓中，这种体型的陶猪较为常见，如此看来，华北猪的分布范围较广。大伦庄猪：头嘴短小，颈、腿皆短，背阔微凹，腹部下垂，臀部发达。今产于江苏的泰州、泰兴、如皋一带，是我国优良猪种之一，泰州新庄汉墓出土的滑石猪，具有大伦庄猪的基本特征，看来这一猪种在汉代已经形成。四川猪：头短宽，颜面凹曲，身躯宽短，四肢结实，臀部丰厚，已具备早熟易肥的特点。贵州猪：体型小而丰圆，嘴尖细而短，属脂肪型。(13)

汉唐周边地区也有养猪业。如《后汉书·朱浮传》中就谈到："往时辽东有豕生子白头，异而献之。行至河东，见群豕皆白，怀膞而还。"东北的挹娄，《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说"其俗好养猪，食其肉，衣其皮。冬以猪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唐代室韦，《新唐书·北狄传》称其："有牛不用，有巨豕食之。"可见东北各族人民对我国养猪业的发展是有贡献的，我国较早形成了相畜术，西汉前期已出现相猪术，《史记·日者列传》记载了一系列的相畜专家，其中"留长孺以相猪立名"，可能还著有《相猪经》之类的专著，但早已失传，后人方以智在其《物理小识》中曾引留长孺相猪法："短喙无柔毛者良，一厢有三牙者难留。"《齐民要术·养猪》篇首就开门见山地说："母猪取短喙无柔毛者良。"贾思勰虽没有注明出处，但这是留长孺相猪法却毫无疑问。从近代农民的经验看，有柔毛者体质差，生长缓慢，无柔毛者则反之；嘴短者，吃口好，增重快，嘴长而一侧牙多者，则吃口差，生长慢，生下小猪 ，亦不健康，由此可见古代的相猪术还是有道理的。对于肉用猪的选择，贾思勰提出了看外型选择的方法，"共食豕，乳下者佳，简取别饲之。""乳下者"，小猪吃奶时最经常抢到者，比其它小猪吃到的乳汁多，故生长发育快。

初生小猪的养护，也形成一套专门的措施。南北朝气候寒冷，隆冬寒夜出生的小仔猪，必须采取防寒措施。《齐民要术》介绍了一种蒸法，小猪出生后放入蒸笼一宿，锅下燃以微火，使笼内保持一定温度和湿度，其效果如同当代妇产医院的小儿恒温箱，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人们还注意到，小猪生长过程中要及时阉割，才能提高出肉率，并使猪肉细嫩。小猪觅食和消化能力较弱，需要补充粟、豆之类的精料，但由于精料很少，为防被大猪抢食，人们采取的方法是："埋车轮为食场，散粟豆于内，小豚足食，出入自由，则速肥。"而大猪则被阻挡在外。这些措施使小猪的正常发育得到保证。在徐州地区的墓葬中，母猪哺乳仔猪的陶模型时有出土，其年代从两汉迄于北朝末期，如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就有两件北齐时期的作品，母猪与小猪为浮雕式一体制作，母猪膘肥肚宽，躺卧地上，五六只体态圆滚的小猪，在一起拱着吃奶，场景安详亲和，可以说是《齐民要术》养猪篇的佐证。在猪的催肥方面，西汉前期发明了"麻盐肥豚豕"法。《淮南万毕术》记载："取麻子三升，扌寿千余杵，煮为羹，以盐一升著中，和以糠三斛，饲豕则肥也。"麻子含油率很高（后世常用麻子榨油），捣碎煮熟，香味浓郁，适口性好且易消化吸收，以此喂猪，上膘很快。南北朝时期还采取减少运动的催肥方法，《齐民要术》提出"圈不厌小（圈小则肥疾）"，猪圈越小，猪的活动空间越小，运动量越小，消耗也越少，养分更多地转化为肌肉和脂肪，增肥自然更快。 转贴于

篇3

“墒”，指的是土壤水分，即瑞典国际水研究中心专家马林・福尔肯马克提出的“绿水”概念。福尔肯马克说，“绿水”对干旱地区的水安全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发展中国家需要重视“绿水”管理，致力于土壤保持以及更有效地保护干旱期的农作物，这样才能有效提高粮食作物产量。福尔肯马克说，世界上河流、湖泊、水库和地下蓄水层中的“蓝水”只占世界淡水资源的40%，在干旱地区就更少。要解决干旱地区的水危机就要管理好“绿水”：使雨水渗透到土壤中去并能被植物根吸收，从而使土壤保持充足的水分。

保墒，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也称为“务泽”，就是“经营水分”。所谓经营水分，就是通过深耕、细耙、勤锄等手段来尽量减少土壤水分的无效蒸发，让水分尽可能多地来满足作物有效蒸腾。

“锄禾日当午”这句话童孺皆知，为什么农民要冒着炎炎烈日一遍又一遍地锄禾不止？通俗的回答是“除草”。

事实上，除草只是较为浅显的原因之一，锄地的核心是“松土保墒”。《齐民要术》中就特别强调：“锄不厌数，勿以无草而中辍”；就是说，锄地是不论次数的，没有草也要锄下去。近代土壤学揭示，土壤在过水后会形成通往地表的毛细管，还会在缩水过程中开裂；“松土”，就是切断毛细管，堵塞裂缝，抑制水分沿毛细管上行至地表蒸发和直接经裂缝蒸发，从而“保墒”。

松土保墒，一般在雨后或者浇水后土壤表面干燥到不泥泞时进行，用锄头在土壤表面松出10厘米左右厚的“暄土”。暄土不会开裂，暄土层与下层之间的毛细管也被切断了，不能再从下层获得水分，因此会迅速干燥成无水分可供蒸发的“被子”，把下层水分牢牢地“捂”在土壤中。中国最早的农学论文《吕氏春秋・任地》论述道：“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缓。”意思是：锄地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土壤干旱，具体做法是把土壤弄脂腻、疏松。农谚“锄板底下有水”“锄头自有三寸泽”就是对松土保墒功能的总结。

松土保墒，又被现代农业学称作“暄土覆盖法”。覆盖，也是防止一切水分无效蒸发的最有效途径。分布在中国甘肃、青海等地区的“砂田”就使用卵石覆盖地表来保墒蓄水，竟然也能在极度干旱的环境中生产出西瓜、蔬菜等高耗水产品。正宗“白兰瓜”，就出产于砂田。毫无疑问，和石片覆盖、秸秆覆盖、塑料薄膜覆盖相比，“暄土覆盖”具有“同质覆盖”的无比优越性。

松土保墒的原理又和枪支等精密钢铁制件的“发蓝”工艺有点类似。发蓝就是“以氧制氧”：让金属表面迅速氧化成致密的四氧化三铁薄膜，保护下层不再被继续氧化 。松土保墒则是以“表层干燥化”来防止“深层干燥化”。“深耕”，就是逐年加深耕作层厚度，打破常年耕作踩踏形成的坚实“犁底层”。可以减小作物根系下扎阻力，扩大作物的水、肥空间。同时，深耕可将下层“死土”翻起，熟化其结构，风化其养分，提高土壤的耕作性能、保水性能和肥力。而且深耕还可加强雨季吸纳降水，以供作物旱季消耗，可称为“深耕蓄墒”。松土除了保墒、刈草外，还可提高地温；因为蒸发消耗热量，减少蒸发就积累热量。农谚说的“多锄地发暖，勤锄地不板”就是这个道理。

北魏时贾思勰的农学巨著《齐民要术》，进一步把耕作体系发展为“耕-耙-耱-压-锄”，标志着中国以“保水”为核心的古典耕作体制的成熟和完善。“耙”是用铁齿将犁耕翻起的土块切碎，兼有减小播种阻力和松土保墒的目的；“耱”是无齿耙，着重于将地表拖细碎、平整；“压”是通过碾压或拍打的方式将耕、播、锄造成的坷垃支翘压实。在《齐民要术》体系中，“耱”“压”“锄”都以保墒为直接目的。

直至今日，耙耱振压保墒技术仍然是中国干旱缺水地区春季最重要的防旱抗旱措施。结合春季翻耕，采用圆盘耙、振压器、钉齿耙耱等机具，通过耙、耱、压等一整套有效措施，改善耕层结构，更好地纳蓄雨水，减少水分蒸发，为作物生长发育和高产稳产创造一个水、肥、气、热相协调的土壤环境。

耙耱保墒主要在早春解冻土壤返浆期间进行。一般在土壤解冻达3～4厘米深，昼消夜冻时，顶凌耙地。也可在播种前进行耙耱作业，以破除板结，使表层疏松，减少土壤水分蒸发，增加通透性，提高地温，有利于农作物适时播种和出苗。

振压最佳时期为压后表层出现一层很薄的碎干细土时为宜，土壤过干或过湿都不宜采用。通过耙耱振压使地块达到齐、松、平、墒、净、碎等要求，土层形成上虚下实，虚土层厚5厘米的“汤土”为宜。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古典农业又被称为“中耕农业”。中耕，是中国传统农业的独有特征；特别是锄头，作为中国古典农业的标志，是镰刀和犁铧不可超越的。锄头，保住了水分，还抑制了盐碱化。盐碱源于水的无效蒸发，杜绝水的无效蒸发，也就杜绝了盐碱化。

篇4

关键词：孙氏碑文；中国；耕读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3）—07-0088-01

孙明（钅监）先生生于1877年，卒于1962年，享年86岁，乃清朝监生。他一生既亲耕亲种，又办学教育儿童。后人感念其恩德，为其立碑，碑文如下：“躬耕垅亩勤善仁信理智，教书育人朴华忠孝义”2008年丰县白衣河出土了孙明锚先生父亲孙高封的墓碑，碑上有联日：“映雪勤读书三经遗泽，种瓜遗行人五世其昌”据《丰县农业志》记载，孙高封常教育他的孩子们边读书边耕种。他每年沿路种植一些瓜，来往行人在瓜地吃瓜，从不要钱，只有吃瓜人走时带走一些，才会象征性地收些钱。所以孙高封种瓜年年赔本，但他心里乐意，他认为不但为行人提供了方便，而且也教育了后人。2013年丰县王沟镇丰西泽旧址出土了一块墓碑，碑文上有联：“克勤克俭一脉真传绍祖父，帷耕帷读两行正路教子孙。”碑的主人是清的监生孙玉良及孺人田氏。孙氏的三块碑的碑文记载了丰县200年耕读教育和耕读文化传承发展。

我国耕读教育和耕读文化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耕读教育已经出现了萌芽。《孟子》记载：“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文公与之处。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从材料中可以看出古人许行提倡“人人自食其力，国君也不例外。”而这与当时以孟子为首的儒家学派提倡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格格不入的。尽管此种学说无法与儒家思想相比较，却从此形成了我国耕读教育的最初模式。

到了汉代，耕读教育得到统治者的提倡、支持，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汉刘邦的家庭就是半耕半读的，其父亲及兄长都是种地能手，而且刘邦得到了读书的机会。《史记》曾介绍刘邦“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说明刘邦读书成绩优秀，是通过考试考取的官吏。刘邦做了泗水亭长之后，也并未脱离农耕。《史记》还介绍刘邦“高祖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过请饮，吕后因餔之。”汉文帝继位后，既读书，又农耕，曾经表示要亲自耕种。他曾经下诏：“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文帝在此诏中明确了以农立国的思想，并举行亲耕仪式，表示为务农带头。十三年（公元前167年）春二月，文帝再下诏书说：“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奉祭服，其具礼仪。”并让“帝亲耕，后亲桑”形成制度。汉武帝也是一个既重农耕又重读书的皇帝，他在上林苑试种从西域等外地引进的农作物的种子，试种成功后推广。他还在中央设置了管理农业的官员，重用了农业专家赵过、卜式等。由于汉代皇帝耕读并重，使汉代以后出现了无数的耕读人家，同时培养了许多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而诸葛亮是最典型的例子，他躬耕垅亩，又结合实际，读书求知，使用天气变化巧安排作战事宜。他是汉末三国时期最受人敬仰的政治家、军事家。

三国以后，历代精明的帝王都重视耕读教育，耕读教育也是理论连着实际的教育。在如此大环境下，出身于耕读人家的人才辈出，其中有很多都是大家特别熟悉的。例如：《桃花源记》的作者陶渊明曾有诗曰：“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陶渊明在家乡有自己的田庄和僮仆，开始一段时期，生活也算安宁自得。他会亲自参加一些农业劳动，作为自己的社会观和人生哲学的实践。在这种劳作生活中，与农民有所接近。他的文学创作，在诗歌、散文、辞赋诸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但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田园诗。这种田园诗的艺术魅力，与其说在于它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如说在于其中寄托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田园被陶渊明用诗的构造手段高度纯化、美化了，变成了痛苦世界中的一座精神避难所。再如：《齐民要术》的作者贾思勰也出身于耕读人家，是中国古代杰出农学家之一。其祖上就很喜欢读书、学习，尤其重视农业生产技术知识的学习和研究，这对贾思勰的一生有很大影响。他的家境虽然不是很富裕，但却拥有大量藏书，使他从小就有机会博览群书，从中汲取各方面的知识，为他以后编撰《齐民要术》打下了基础。成年以后，他开始走上仕途，曾经做过高阳郡、太守等官职，每到一地，他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认真考察和研究当地的农业生产技术，向一些具有丰富经验的老农请教，获得了不少农业方面的生产知识。中年以后，他又回到自己的故乡，开始经营农牧业，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和放牧活动，对农业生产有了亲身体验，掌握了多种农业生产技术。后来，他将自己积累的许多古书上的农业技术资料、询问老农获得的丰富经验、以及他自己的亲身实践，加以分析、整理、总结，写成农业科学技术巨作《齐民要术》一书。又如：《农政全书》的作者明朝的徐光启也是出身于半耕半读，二十岁中秀才，从万历九年以后十余年，一直在家教书务农，直到万历三十二年（1607）才入朝为官。做官期间，仍不间断耕作实验，最后授命入阁为首辅大臣，他把耕作经验和实验结果写成了《农政全书》，计七十余万字，成为历史上最完整的一部农书。由此可见，耕读人家对中国古代农业发展所做的巨大贡献。

篇5

关键词：介入治疗；护理配合；护理体会

介入治疗是利用现代高科技手段进行的一种微创性治疗，是在医学影像设备的引导下，将特制的导管，导丝等精密器械，引入人体，对体内病态进行诊断和局部治疗。介入治疗应用数字技术，扩大了医生的视野，借助导管、导丝延长了医生的双手，它的切口（穿刺点），仅有米粒大小，不用切开人体组织，就可治疗许多过去无法治疗，必须手术治疗或内科治疗疗效欠佳的疾病，如肿瘤、血管瘤、各种出血等。包括血管内介入和非血管内介入治疗。介入治疗作为现代临床治疗的重要手段，以其具有不开刀、微创性、定位准确、并发症少、疗效高、患者恢复快的鲜明特点，正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操作与维护检查室相关大型设备，有效地配合医师顺利完成检查，给医师和患者提供一个便利、舒适的检查和治疗环境，是介入导管室的工作职责。我院自2005年导管室成立以来，先后引进德国西门子血管造影机（Artis FA）和美国飞利浦血管造影机（FD20），现已成功地开展了心脏、颅脑、肿瘤、疼痛等介入手术8255例，现结合相关的护理工作总结如下。

1临床资料

2005年10月～2015年4月，介入导管室共开展介入手术8255例，其中男4796例，女2459例。年龄17～88岁，平均56.3岁。神经内科脑血管造影2233例，选择性溶栓治疗128例，颈动脉支架置入190例，锁骨下动脉支架置入303例，颅内支架置入145例；心内科冠脉造影1953例，安装心脏起搏器81例，冠脉支架置入1385例；神经外科脑血管造影102例，颅内动脉瘤栓塞15例，颅内化疗13例；外周血管如肝动脉化疗栓塞381例，肺动脉化疗25例，腹主动脉支架置入21例，子宫肌瘤栓塞33例，非血管造影如经皮肝胆道内外引流术（PTCD）35例，子宫输卵管造影和再通术30例；疼痛科微创手术821例。7065例在神经安定加局部麻醉，339例在全麻下行介入诊疗，821例微创介入，30例通过人体原有孔道或自身引流管进行介入治疗，均顺利完成诊疗过程无术后感染发生，无术中呼吸心跳骤停。

2护理配合

2.1术前准备

2.1.1机器的准备 介入导管室有血管造影机、高压注射器、激光像机等贵重设备。作为介入导管室的工作人员要有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与过硬的操作技能，要求即要熟悉和掌握这些机器设备的使用操作方法，又要熟悉和了解手术的大致过程和要求，这样才能在介入手术中更好的配合医师进行手术。手术前半小时开机并调试好机器，检查机器各项工作指标是否正常，重点检查床及X线球管移动是否灵活、准确；将床和球管移动到术前准备位置；术前30 min调试高压注射器抽取足量的造影剂备用，并设置所需的参数；将患者姓名、年龄、性别、体重、部位等资料输入计算机内，以便查询，同时为图像存储留下文字记录。

2.1.2介入室环境的准备 在遵循医院感染管理规范的前提下科学合理的分配各个工作间，严格区分无菌区和半清洁区。各个工作间机器，物品摆放有序，便于手术操作顺利进行。手术间备有：血管造影机一台，治疗车、治疗台、急救车、除颤器、无菌器械包柜各一台，在靠近血管造影机机头的墙壁备有中心供氧及吸痰装置，两台壁挂式空气消毒机设置夜间为消毒运行时间，其次定期对手术间射线防护门外测量射线量是否超标，以便保障手术间外人员免受射线伤害。电脑操作间有多个医生工作站和激光相机打印机及各个科室导管器械柜。准备间严格区分打包区和器械清洗区（污染区）。更衣间备有摆放整齐的洗手衣裤及多个储衣柜，防护铅衣、铅裤、铅帽、铅眼镜整齐挂放在衣架上。进入介入室人员必须按规定穿戴介入室所备的衣、裤、鞋、帽、口罩等，离开时将其放在指定位置。手术患者一律空穿干净病号服，由交换车接送，戴隔离帽，步行者换鞋。加强环境消毒的质量管理，制定落实各项管理制度，提高介入室医护人员的防范意识，以及严格人流，物流管理是保障介入室环境消毒质量，降低手术期间院感发生率的有效措施。每月对洁净手术部空气、物体表面、手术人员的手进行细菌培养，对空气灰尘粒子数、噪音、温、湿度进行检测1次，并将结果上报备案。

2.1.3手术物品器械及药品的准备 术前物品准备"三查"：一查无菌物品消毒日期，无菌指示标志；二查氧气，吸引器装置是否通畅及除颤器；三查电源是否通畅。虽然有数种一次性的血管造影包，但其中可能不包含特殊病例所需要的器具，手术前应同操作医师沟通，备齐所需物品。将三种不同剂量的注射器分别抽吸利多卡因、肝素盐水、造影剂，并做好标记。备消毒海绵一块插放用过的尖锐器械以防术中误伤操作者。常规抢救设备，如氧气筒吸引器装置、心电监护、除颤器等，放置在指定位置。药品的准备：血管内治疗过程中需要全身肝素化，手术结束时需要中和多余的肝素，所以要准备肝素钠和盐酸鱼精蛋白注射液以便手术时使用。对患者术中可能发生的恶心、呕吐等现象，应有一定的准备和防护措施，部分患者虽说检查前已经进行了碘过敏试验，术中仍可能发生过敏反应，对此应做好抢救准备工作。

2.1.4患者的准备 详细告知患者术前的准备及注意事项：术前备皮，建立静脉通道，治疗手术时间较长的患者还需保留导尿。多数患者采用局部麻醉，是在清醒状态下接受手术，长时间禁食、禁饮可增加口渴、饥饿、低血容量等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不利于患者对手术的耐受和康复。术前给予半流质清淡饮食，饮食量为平时量的70%～80%结果均未发生误吸等危险。完善术前心电图、心脏彩超、胸部正位片、B超等相关检查，交待病房护士术前用药和碘过敏试验；术前了解患者的重要化验结果及相关情况，包括输血前五项检查，血尿素氮及肌酐可了解肾功能情况并选择相应的造影剂，了解凝血酶原时间（PT）、部分凝血活酶时间（PTT）及血小板计数。特别重要的是注意患者以前是否接触过造影剂，以及是否发生过严重的不良反应。向患者解释手术的基本情况以及存在的风险并做好术前谈话记录。手术前1 h对患者进行预约、登记。

2.2心理护理 患者入导管室后由于对环境及治疗本身不熟悉，难免有些紧张，对能否康复存有疑惑。根据患者不同的职业、年龄、文化层次及个性特征进行心理疏导，术前应向患者及家属耐心详细的介绍血管内治疗是一种损伤小、痛苦少、见效快的手术方法，使其对这种治疗有基本了解和认识，并指导患者做好术前准备、术中配合。向其讲解疾病知识和治疗的特点尤其是术中和术后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使其尽可能配合治疗，消除患者的恐惧心理和悲观情绪。

2.3术中的配合 患者入导管室后根据不同的手术选择相应的，妥善将患者安置在造影检查床上，并做好安全防范措施，连接好心电监护仪，检查静脉通道是否通畅。对于少数治疗手术时间过长，昏迷及全麻的患者应提前做好预防褥疮护理。介入治疗是一项极其复杂的手术操作过程，介入治疗中的操作均为无菌操作，因此介入治疗室护士也应掌握常规无菌操作，如术前准备物品器械、协助操作人员穿戴手术衣、术中传递器械、术后清洗消毒等均要求无菌操作。术中无菌环境的维护，无菌区的建立与隔离要由介入室护士监督执行。术中用药"三查"：用药前一查药物名称、质量、数量、有效期；给药时与操作医师二查；三查用过的空安瓿，安瓿留下以便核对，待手术完毕后方可弃去。治疗手术中医师所需的特殊型号尺寸的导管、支架、球囊及栓塞材料准确无误的递交给医师并将外包装袋上的电脑条码贴在病历上。此外，术中随手术进程及时调整高压注射器参数、连接导管、暴光控制以及图像的调出回放。在治疗全过程中适时的关心询问患者，倾听其主诉，并给以耐心的解释，严密观察其意识、视力、语言状态、肢体活动、尿量情况，静脉输液通道是否通畅，注意保持患者呼吸道通畅，严密观察心电监护各项指标，并做好记录。冠脉造影时由于导管刺激可引起冠状动脉痉挛，当患者出现胸闷、胸痛，心电监护提示ST段抬高或下移时，指导患者放松，加大吸氧流量，给予硝酸甘油舌下含服；收缩压低于60 mmHg（1 mmHg=0.133 kPa）时，遵医嘱给予生理盐水250 mL加多巴胺100 mg～200 mg静脉输注以维持血压在正常范围。血管内介入治疗的患者由于术中处于全身肝素化状态，应密切观察患者有无出血倾向。

2.4术后护理 手术完毕后指压穿刺点上方2 cm，时间15 min，观察无明显出血的情况下用弹力绷带包扎并用1kg砂袋压迫。和病房护士做好交接班，并告知患者砂袋压迫6h，穿刺侧下肢伸直，忌屈曲状，24 h内禁忌下床活动，并密切观察穿刺部位有无渗血及血肿，以免发生穿刺动脉出血而引起下肢循环障碍或假性动脉瘤，此外需严密观察足背动脉搏动情况及肢体末梢血液循环，以尽早发现血肿压迫或血栓形成。对于桡动脉穿刺的患者指导术后不需绝对卧床，可适当下床活动，但术侧肢体略高勿下垂，并用绷带固定，4 h后拆除绷带以利于静脉回流，但腕部制动6 h，严密观察桡动脉伤口及出血情况：注意手部皮肤温度及颜色，伤口有无疼痛、渗血、出血以及手指、甲床颜色等，有异常及时汇报医师并做对症处理。术后应入住CCU，持续心电监护，严密观察血压、心率、心律、体温等生命体征及尿量情况。当患者术后返回病房时应鼓励患者多饮水，术后饮食及作息指导戒烟限酒，合理饮食，宜进低盐、低脂、高纤维、易消化清淡饮食，避免劳累及情绪激动，控制血糖、血压。术后使用抗生素3～5 d，预防感染并严密观察患者有无造影剂延迟过敏反映。

3结论

介入治疗作为现代临床治疗的重要手段，以其具有不开刀、微创性、定位准确、并发症少、实时疗效评估疗效高、可重复性强、患者恢复快的鲜明特点，被越来越多的患者所接受。介入治疗医生已能把导管或器械"介入"到人体几乎所有的血管分支、消化道和其它特定部位，运用于疾病的治疗。随着患者需求量增大，介入医生不断开展新业务新技术，作为介入室工作人员应不断加强相关理论知识的学习，更好的配合手术顺利完成。充分的术前准备，得力的术中配合，正确、及时、得当的术后护理是治疗成功的基础和保障。另外业务量不断的增大，加大环境消毒管理力度，提高介入室医护人员的防范意识，以及严格人流、物流管理是保障介入室环境消毒质量，降低手术期间院感发生率的重要措施。介入室工作琐碎，各个工作环节不容忽视，介入室工作人员应不断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完善工作程序，便于今后提高工作效率，更有效的为患者及医师服务。我院自开展介入手术以来，8255例患者经介入治疗及精心细致的护理，疗效满意，无一例术后感染及严重并发症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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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毛燕君，许秀芳，杨继金.介入治疗护理学[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7，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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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陶弘景 生平 医学贡献

陶弘景(公元456～536年)，字通明，丹阳秣陵（今江苏江宁县）人。出身于南朝士族，祖陶隆，于南朝宋时侍从孝武帝征战有功，封晋安侯。父陶贞宝，深解药术，博涉子史，官至江夏孝昌相。史称陶弘景幼有异操，平生好学，年四五岁乃好书，“恒以荻为笔，书灰中学字”。九岁开始读《礼记》、《尚书》、《周易》、《春秋》、《孝经》、《毛诗》、《论语》等儒家经典，颇以属文为意。及长，“神仪明秀，朗眉疏目”，“读书万余卷，一事不知，以为深耻”。十七岁以才学闻名，通晓历代典章制度，与江、褚炫、刘俣合称升明四友。宋升明元年(公元477年)，领军将军萧道成(即齐高帝)发动兵变，除宋后废帝刘昱，控制朝政，后二年代宋称帝，建南齐王朝。齐高帝萧道成及其子萧赜在位时（公元477～493年），陶弘景曾先后出任巴陵王、安成王、宜都王等诸王侍读；兼管诸王室牒疏章奏等文书事务的书记职务，后拜左卫殿中将军。齐永明十年（公元492年），上表辞官，挂朝服于神武门，退隐江苏句容句曲山（今江苏茅山），创立茅山宗道教，不与世交。句曲山有一山洞——第八洞宫，以“华阳之天”命名，故建馆名“华阳馆”，自号“华阳隐居”。 梁武帝萧衍即位（公元502年）后，屡请不出，但念其旧功，“恩礼愈笃，书问不绝”。 天监三年(504年)，遣人送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物，以供炼丹之用。天监十三年，敕于茅山为其建朱阳馆以居之。天监十五年又为其建太清玄坛，“以均明法教”。且“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之山中宰相”。隐居茅山达四十五年之久，享年八十一岁，梁武帝诏赠“中散大夫”，谥“贞白先生”。

陶弘景一生经历南朝宋、齐、梁三个朝代，博学多才，通晓阴阳、五行、山川、地理、方舆、产物、医药、本草、天文、历算等，是我国古代著名的道教思想家、医药学家、炼丹家、文学家。为我国的古代文明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本文试就陶弘景在医学、药学、化学等方面所做的贡献进行初步探讨。

陶弘景对医学的贡献

道教的基本信仰是长生成仙，而追求长生则首先须祛除疾病，因为疾病可以损害身体健康，甚至导致人的死亡；人要生存，而且还要追求永生，当然要能够却病强身才能延年益寿，却病是益寿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因而重视养生的道教必然要同医药学发生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道教养生之道有赖医药学；而医药学的发展，在历史上确有不少道教士做出过卓越的贡献。此外，道教还有着同其他宗教一样的慈悲胸怀，以广行善事、积功累德、济世利人为务，甚至以之作为得道成仙的条件之一，这也促使道士们不仅关心自身的病痛，而且去拯救他人的疾苦。故学道者往往兼习医术，以致有所谓“十道九医”的说法。陶弘景即是其中之一。

陶弘景祖上十分重视医术，有祖传秘方《范汪方》。这部方书是范汪（公元309～373年）编写的，又称为《范东阳方》，共105卷。陶家几代人都利用此书卫生保健或给人治病，这对陶弘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陶弘景十分重视道教医学养生学的研究，主张道士的修炼应从养神、炼形入手。为总结道教在养神、炼形方面的修炼经验，撰写了《养性延命录》一书。强调养神当“少思寡欲”，“游心虚静，息虑无为”，调节喜怒哀乐情绪，防止劳神伤心；炼形则要“饮食有节，起居有度”，避免过度辛劳和放纵乐，辅以导引、行气之术，方能延年益寿，长生不老。

陶弘景读过葛洪的《肘后方》后，十分推崇葛洪的学术观点，对葛洪评价甚高：“葛氏旧方，至今已二百许年，播于海内，因而济者，其效实多……”。又说：“抱扑此制，实为深益……”。然因年代久远，传到陶弘景时代已有缺漏，脱简不全。于是，他就“辄更采集补缺，凡一百一首，以朱书甄别，为《肘后百一方》，于杂病单治，略为周遍矣，昔应璩为百一诗，为箴规心行”。 他将《肘后备急方》的内容进行整理合并，在归纳为七十九方的基础上，又增添了二十二方，共一百零一首，取书名为《补缺肘后百一方》，是一部治疗内外诸疾及论述药物学的专著。全书共三卷，上卷三十五首，主要讲内科疾患 ，中卷三十五首，主要讲外发病，下卷三十一首，讲“治为所物所苦疾”。他在补缺葛洪《肘后方》 时，为了避免后人将其所添补的内容误认为葛氏原著，而把自己所加入的注，以红笔写出来，以示区别，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可贵的。另外，他在补缺《肘后方》时 ，并不是盲目继承葛洪之学，而是对其缺点错误进行了删改，提高了原书的科学价值 。由此看来，他于“补缺”之余，也作了大量考证修改工作。因此，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葛洪学术成就 ，在很多地方融合有陶氏的学术思想。

他曾在浙江永宁福泉山结草为庐，读书采药，为民治病。群众感其恩，将其所居之地称“陶山”，种药之处称“药齐”，练功之地称“白云乡”。

陶弘景一生著书很多，约二百二十三篇。其中关于医学，除《补缺肘后百一方》三卷外，还有《梦书》一卷，《效验施用药方》五卷，《服食草木杂药法》一卷，《断谷秘方》一卷，《消除三尺要法》一卷，《服气导引》一卷，《养性延命录》二卷，《人间却灾患法》一卷，《集药诀》一卷等。其中绝大多数均已散失。

陶弘景对药学的贡献

道教的修炼方法有很多，如行气、导引、内观、存想、服食、辟谷、外丹术、内丹术等等，其中服食又名服饵，即服用一些有益于健康的药物以求养生成仙。因此为了更好的服食，就必须深入地研究药物。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序录中说：“道经仙方，服食断谷，延年却老，乃至飞丹转石之奇，云腾羽化之妙，莫不以药道为先。”仙道与医道的异同在于“用药之理，又一同《本草》；但制御之途，小异世法。”

《神农本草经》是我国古代药物学的经典之作，到梁代时手抄的版本较多，所载药物的品种和数量各不相同，“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卅一，或三百一十九”，且错误很多，“或三品混糅，草石不分，虫兽不辨，且所主治，互有多少，医家不能备见”。陶弘景将其进行了归纳整理、增补修订，著成《本草经集注》一书，共七卷。在内容上经过“苞综诸经，研括烦省”，兼顾“仙家道术所需”，“精粗皆取，无复遗落”；在体例上“分别科条，区畛物类，兼注名世用，土地所出”。首创按药物性质分类，改《神农本草经》的上、中、下三品分类，分为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有名未用七类；在药物的数量上，是在上述载药数量不等的《神农本草经》中选取了365种药物，再加上汉、晋两代名医所用的药物365种，计730种。365是一年的天数，陶氏云：“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种，法三百六十五度，一度应一日，以成一岁。倍其数合七百卅名”。该书充分体现了道家“天人相应”的思想，是陶氏在医药学著作中的代表作，是我国继《神农本草经》之后，又一部按照当时较先进的科学方法分类的，有条理，有系统，并有丰富内容的中药学名著。该书对药物名称、来源、产地、形状、药性、鉴别、功用、炮制、保管等均加记述，为我国药物学留下了珍贵的资料。书中明确指出药物的产地、采制方法和药物的疗效有密切的关系，同时，还考订了古今药物的度量衡，为我国药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对隋唐以后本草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国药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陶弘景对化学的贡献

服饵炼丹是道教重要的修炼方术，陶弘景对此非常重视，积极从事炼丹活动。史载，他从梁天监四年（公元505年）开始，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炼丹实践，在梁天监（公元502～519年）中曾献丹于武帝。在获得丰富炼丹经验的基础上，他撰写了《太清诸丹集要》、《合丹药诸法式节度》、《服饵方》、《服云母诸石药消化三十六水法》、《炼化杂术》、《集金丹黄白方》等炼丹服饵著作。

道教另外的一个修炼方法是外丹术，外丹术就是用炉鼎烧炼矿物类药物，企图炼制出令人长生不死之仙丹的一种实验活动，属早期道教中影响最大的、用以追求成仙的方法。较早的炼丹活动是企图得到黄金之类的性质稳定、不易朽坏之物，并希望通过服食之而达长生不朽。后来道教认为，“道”生万物有着特定的程序（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人们只要能够在丹炉中浓缩地再现这个过程，依“道”之造化规律来运用“火候”烧炼药物，令这些药物逆宇宙生成之程序而返回它们从“道”生来时的状态，然后服食之，便可令人长生不死，是即所谓“夺天地造化之功，盗四时生成之物”。道教在探索过程中发现了一些性质不稳而比较容易发生变化的物质（如水银和铅粉等），却不能真正认识这些物质在一定条件下所呈现的化学反应，而是以为一种物质在特定条件下变化为另一种物质，象征着它从宇宙生化程序的一个阶段返回了另一个阶段，并以为其经过多次“还炼”之后即可回复至“道”的状态，而人若服用了这种经过还炼的丹药（如“九转还丹”）之后，即可随之回复至“道”的境界，永存不灭。六朝时期，道教多以为服食外丹乃是成仙的唯一途径，如晋代葛洪说：“不得金丹，但服草木之药及修小术者，可以延年迟死耳，不得仙也”。唐末五代以后，外丹术由于所成丹药多具有毒性而常常令服用者中毒身亡，故开始逐渐衰落而终被内丹术取代。

陶弘景做为道教上清派的实际创始人，对服饵炼丹必然非常重视。他在长达二十年的炼丹实践，获得丰富炼丹经验的基础上，撰写了前述如《太清诸丹集要》等多种炼丹服饵著作。其炼丹成就，为充实和丰富我国后世本草学，推动原始化学的进展具有积极作用，是继魏伯阳、葛洪之后又一著名炼丹家。虽然他在追求长生成仙上遭到了失败，但发现了许多化学反应现象，对古代化学的贡献却很大，对近代化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古代的炼丹术，依方法的不同，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通过加热使固态物质发生反应，称为火法；另一类是通过溶解固态物质再发生反应，称为水法。这两种方法，也是现代化学反应最基本的形态。

古时所说的“消石”实际是硝酸钾(KNO3)，“朴消”实际是硫酸钠(Na2SO4)，由于两者都是白色晶体，且均易溶于水，当时人们难以识别，陶弘景云：“消石治病亦与朴消相似，《仙经》多用此消化诸石，今无真识别此者”， 他提出用火焰法来鉴别硝石（硝酸钾）“以火烧之，紫青烟起，云是真消石也”， 这种将金属或它们的化合物在灼烧时能使火焰呈现特殊的颜色，化学上称之为“焰色反应”。由此可见，远在1400多年以前，陶弘景就已经发现了“焰色反应”，并应用于实际，利用它来鉴别硝石和朴。据西方化学史记载，德国的化学家马格拉夫（1709～1782年）发现“焰色反应”，马格拉夫1758年在一次实验中，将两种“碱”（苏打和锅灰碱）的粉末分别撤在酒精灯火焰上，结果他发现苏打（碳酸钠）把火焰染成黄色，而锅灰碱（碳酸钾）却把火焰染成紫色。陶弘景发现硝石(硝酸钾)存在“焰色反应”，比德国的马格拉夫要早1200多年。

陶弘景在炼丹过程中对化学方面有许多开创性的见解。他提到，水银“能消化金银使成泥，人以镀物也”，讲的是水银在镀金、镀银中的独特作用。他还说，黄丹为“熬铅而作”，胡粉为“化铅所作”。黄丹即四氧化三铅，胡粉为碱式碳酸铅，这里指出铅及其化合物能相互转换。陶弘景还认为，醋酸能加快铁对铜盐的置换反应：“鸡屎矾……投苦酒中涂铁，皆作铜色，外虽铜色，内质不变。”鸡尾矾可能是碱式碳酸铜，苦酒是酒作酸后变成的醋酸。总之，陶弘景知识渊博，在道教、药学、医学、化学以及天文、地理、气象、文学等诸多方面为我国的古代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现代对于陶弘景及其成就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但愿这位曾经造福于中华民族的先贤的科学成就和科学精神，能为更多的世人所知，造福于人类，并进一步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 陶弘景著，尚志钧等辑校.本草经集注［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

2 唐慎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影印本）［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

篇7

“这只是一部电影！”

希区柯克的这句口头禅，曾被广泛地征引，以用来支持这样一种看法：艺术作品反对阐释。

尤其在大卫•波德威尔等“后理论”的倡导者们看来，电影研究中的理论偏执与阐释狂热，主要应归罪于拉康式的精神分析所产生的后果严重的影响。的确，1970年代以来，以精神分析为主导的电影批评就把希区柯克的电影当作是理论操演的最佳场地，而像《后窗》、《精神病患者》、《鸟》等伟大作品似乎也不负理论家们之所望，为凝视、俄底浦斯轨迹、厌女症、镜像阶段、缝合等精神分析（以及女性主义）的关键词或核心议题源源不断地提供例证。以希区柯克的理论释读而确立学术地位的研究者不乏其人，像罗宾•伍德、威廉•罗斯曼、塔尼娅•莫德莱斯基等即为其中的佼佼者。这一时期也正值电影研究学科化、机构化的高峰，作为理论队伍后备力量的电影学硕、博士生们也纷纷跟进，围绕希区柯克展开各种讨论的专著、论文层出不穷，其数量之多以汗牛充栋来形容绝不为过。可以说，希区柯克在电影学界享受的待遇，正堪比文学研究领域的莎士比亚。然而，理论的兴盛进入1980年代已尽显疲态，电影学科机构化的负面效果也很快暴露出来（不无讽刺的是，波德威尔本人的学术取向恰恰是这一学科机构化的典型例证）。原本富于创见与活力的理论思考开始流于僵化、狭隘，此前精神分析与希区柯克电影之间的积极对话逐渐被套路化的思维定势和理论话语所取代，电影研究乃至整个的人文学科正为一种新的学术拜物教所笼罩。――当你看到这一时期贫乏而又臃塞的希区柯克阐释的时候，很难不产生“审美疲劳”之感；每当此时，希区柯克自己的那句口头禅就会不自觉地袭上你的耳际：“这只是一部电影！”

照这样看来，希区柯克阐释可以休矣……

不过，如果我们据此就得出结论，认定艺术作品反对阐释，以为这就是希区柯克对待理论或者电影严肃性的回应，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希区柯克这句话唯一不能说服的，就是他自己。这句口头禅来自希区柯克的工作现场，他身边的人都十分熟悉，大师总是用它来安抚他的合作者，从普通技工到大牌明星概莫能外。对此感受最深的要算是英格丽•褒曼了，她经常来找希区柯克，神经兮兮地向他表示对自己能否胜任她的角色缺乏信心，或是面对某一细节处理不能从容应对；每每遇到这种情况，希区柯克总是轻描淡写地回复她：“这只是一部电影！”――然而，唯一一个无法接受这一安抚、无法借此轻易化解内心焦虑的人，就是希区柯克自己。他越是故做轻松地对自己施加这样的暗示，就越是说明他所面临的困局之严峻。[1]这难道不会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吗？仿佛执著于电影这件事本身的情感力量太过强烈，而不得不通过贬低它来获得释放。但这样的态度又会引起另一波的情绪反弹，也就是说，会因为有意贬低它（某人倾尽一生之所爱）而深感歉疚与不安。这就是如此简单的一件事需要被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以至成为一句口头禅的原因。希区柯克对待电影的这一态度――即这样轻描淡写地打发他戮力毕生之事业――不正符合拉康关于焦虑的定义吗？焦虑是由于主体太过靠近小客体、太过靠近欲望的客体－成因而引起的。换言之，焦虑就是主体面对他的曾经失落的欲望对象，而踌躇于坚持与放弃之间的紧张关系，它是处在积蓄与释放之间的情感能量，是永远无法彻底解脱的挣扎与决定的时刻。“这只是一部电影！”显现的，就是希区柯克之于电影的焦虑时刻，他在那里遭遇和逃避他的欲望。

希区柯克之实在界

既然莎士比亚都读过拉康，希区柯克一定也读过。难怪齐泽克建议我们，想要了解有关拉康的一切，应该鼓起勇气去问希区柯克。[2]我们为什么不敢呢？因为“这只是一部电影……”然而，希区柯克的这一应答――关于电影，关于阐释，关于他自己――就是实在界的应答。他这句口头禅，完全可以被置换为一个拉康术语的肯定句：“这就是实在界！”

那么，何谓实在界？简单说，实在界是在主体形成过程中，交付、抵押给符号―社会秩序的原初欲望客体；但实在界并不能直接作为实体而存在，它只是符号性去势造成的主体自我与欲望客体的创伤性分离留下的空洞；因此，实在界首先应被理解为匮乏、否定和彻底的空无，符号界为维持现实的幻觉一致性而始终致力于将这一匮乏抹销和排除，但也正因此反而使之成为抵制符号化过程的不可化约的核心；从实在界对符号界的抵制中，在实在界与现实的对立中，一种激进的得以产生。需要强调的是，关于实在界的理解，其要点在于：实在界自身并不具有本体论的一致性，而是只有在回溯性的效果中才能获得实体化的显现。――在与符号界的复杂关系中，实在界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显现：一种是作为创伤性的回归，一种是作为对符号界的应答。所谓“创伤性的回归”，是指被社会―符号秩序从现实表层抹除的否定性存在，以幽灵般的方式回返并宣示它们的权利，它们闯入现实，它们的爆发破坏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平衡，像污渍一样弄脏了“完满”的社会图景。与这一充满激进色彩的形态不同，实在界还可以其纯粹的偶然性来印证符号―社会秩序的必然，从而为我们既定的生活现实提供支撑，确保符号流的实现，这样的“一小片实在界”即构成对符号性质询的应答。

当然，拉康关于“实在界”的讨论是非常复杂和缠绕的。要想彻底廓清这一概念，我们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到不断递增的补充论述中去。这是由实在界自身的含混和暧昧所致，它关涉的是对那一根本性的匮乏予以实体化的各种（不）可能性的争夺……

所幸，我们还可以去问希区柯克。实在界的回归与应答的各种形式，无不在希区柯克的作品里获得了体现。例如，希区柯克中前期的电影就提供了实在界应答的两种客体：著名的麦格芬和用实在界的碎片来充任的主体间交换客体。前者如《三十九级台阶》中的发动机图纸，《贵妇失踪案》的密码乐曲，以及《美人计》中装铀的酒瓶――它自身并无意义，只是一个空洞的空间、纯粹的表面，其唯一任务就是发动故事。后者如《电话谋杀案》中的钥匙、《疑影》和《后窗》中的戒指、《火车上的陌生人》中的打火机等，它们表现为碎片化的“一小片实在界”，因为失去了在符号网络中的合适位置，它只能在对立的主体之间流转。当然，实在界应答的更典型例子出现在《申冤记》和《西北偏北》中，两部影片的主人公都是因遭误认而被迫卷入到运转着阴谋或罪恶的符号界中去。而在其伟大的后期作品中，希区柯克常常调用一些没有出处、也无从解释的景物，来充当创伤性的、不可能之的实体化表征：如《鸟》中的鸟、《艳贼》中横陈在街道尽头的废弃船体，《晕眩》中女修道院的参天大树，以及在《西北偏北》结尾的拉什莫尔山达到极致的一系列影片中的巨大雕像――它们就是拉康所说的菲勒斯或原质，它们的出现往往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震骇性的效果，系由剩余的过量涌现所致。它们像污渍一样出现在电影的画面上，彻底扭曲了“现实”的时空，使之不再透明。

如果被要求用最简明的语言来总结希区柯克电影无以穷尽的迷人魅力，齐泽克一定会说：它们搬演了实在界与现实的对立――这正是后期拉康的理论核心。它集中体现在希区柯克后期伟大作品的几个颠峰时刻，那也是齐泽克倾尽其理论热情反复予以论述的：《鸟》和《精神病患者》中的凝视作为小客体。与“标准的”精神分析电影批评不同，齐泽克强调凝视是在于客体这一方。在“标准的”精神分析理论中，凝视就是无所不在地笼罩和监控着我们、作为大他者的向我们发出质询的目光，主体只能通过认同于凝视（在电影中，观众是经由对剧中人物和电影摄放机器本身的二次认同）进入符号―社会秩序；而在经齐泽克阐发的后期拉康这里，凝视虽然确实是促成现实虚幻一致性的那幅焦点透视图景上的没影点，但在那一点上弥漫的空洞、空白也正是大他者及其主体建构中需要抹销和排除的匮乏所在，它恰恰勾划出实在界的场域，在那里，凝视会作为小客体、原质和污点，简言之，就是作为实在界的某种物质化而获呈现。

《鸟》中出现在博加德湾上空的“上帝视点镜头”，是齐泽克最喜欢引述的一个例子：在那部影片中，鸟本身就是作为母性超我的化身而出现并扭曲了现实空间的；在博加德湾加油站陷入一片火海之后，希区柯克用了一个大远景的鸟瞰镜头来表现那触目惊心的场面，当观众以为这只是司空见惯的表现整个场景的客观镜头的时候，群鸟从摄影机后方悄然进入画面，使之完全变成一个代表着邪恶上帝的主观视点镜头。这一手法在《精神病患者》中的运用更为丰富和系统：当死者的姐姐莱拉走向汽车旅馆对面神秘的哥特式房子时，那所房子竟然也在“看”着莱拉（凝视在客体一方）；私人侦探被杀那一场戏，先是在一个俯拍的客观全景镜头中，我们看到凶手扬刀冲出卧室，紧接着在我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切为一个凶手的视点镜头，仿佛我们被带入到行凶者的主置，实现了与莫名的原质污点的认同；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最具震撼力，完全被母亲的声音（代表着母性超我）占据了身体的诺曼•贝茨抬眼直视着摄影机镜头也即观众，画面叠印出母亲干尸的恐怖形象以及警方从烂泥塘里拖出的玛丽蓉的汽车――那一时刻，我们彻底被（拉康所说的）粪便―客体的凝视所笼罩。

阐释何为？

上文的举例并不是要介绍齐泽克对希区柯克的阐释，而是旨在说明阐释与艺术作品的相互容纳。而且，这种关系并不仅限于电影对精神分析理论的印证，两者更为深刻的同一性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所在。真正的阐释，和真正的艺术创作一样，是由同一种动力装置驱动的，它既是精神分析的对象，又是精神分析自身的伦理目标：这一动力装置就是实在界之。正是在这一点上，拉康与希区柯克是高度一致的。齐泽克说：“关于希区柯克，永远不能说自己已经了如指掌”。[3]这句话难道不也正适用于拉康，以及齐泽克自己吗？

这种一言难尽的特质集中表现在齐泽克那滔滔不绝的失语中。他的说话方式本身就接近某种精神病的症状：一方面，他就像是受到安装在他身体内部的一架永动机的驱使，高度紧张和神经质地不断讲着，似乎没有什么能让他停止；另一方面，他的手势、身体姿态常常领先于他要说的话，也就是身体已先完成表达，语言却被留在后面、留在身体当中。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他标志性的滔滔不绝的失语。领略过他演讲风采的人都会对此留有深刻印象：在他的语言和需要用语言进行组织的、从他高速运转的大脑或心智中迸发出的“内容”之间，仿佛总有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使得声音、语词如骨鲠在喉，无法直接、畅快地倾吐而出。我们在他这里遭遇的，不正是拉康对声音作为小客体的精确定义吗：在喉之骨――它因为过度焦虑、因为情感能量太过强烈而无法释放的声音。

齐泽克的写作也与此相似，只是表现形式不同。他的生产力之丰沛、写作效率之高、著作数量之惊人，当今世之思想界，无能出其右者。有论者赞叹说：“齐泽克大脑的运转速度有多快，他写书的速度就有多快！有时甚至写得还更快些！”实际上，这与他用英语写作也很有关（齐泽克是在1989年用英语发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之后名声大噪的）。英语作为一种较少自反性、而较多及物性（英美经验主义、实证主义传统与此并非没有关系）的语言，能指与所指之间较其它语言更容易达成一种直接和稳定的对应连接，使作者能够清楚、明了地抵达他所要表述的思想、概念、内容。然而有趣的是，尽管已经做到了、占有了这种透彻和准确，但齐泽克仍旧不厌其烦地对相同、相类或相关问题进行周而复始的论述，仿佛从这种论述的及物性中永远不能获得满足。

这一现象，这种表达的强迫症，这样登峰造极的阐释狂热，也只能借助精神分析自身的理论来予以阐释。发动齐泽克之思想、表述和写作引擎的，是弗洛伊德和拉康所说的“驱力”。虽然在论述希区柯克的时候，齐泽克曾把阐释的运动等同于欲望的能指转移过程，欲望满足于阐释过程中的意义释放；同时他指出，驱力与符号性的欲望相反，它属于不可能的实在界，而总是包含在自己的封闭性循环中。但驱力和欲望的关系应该辩证地来看待：驱力恰恰是因为执著于欲望的客体―成因，执著于创伤性的匮乏而围绕它展开封闭性的循环运动，它才会调动主体尽其一生去徒劳地追寻那不可能之客体（即小客体），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出。精神分析也是齐泽克本人的看似无止境的阐释工作，正应该被理解为驱力的欲望式不满。

与这种把阐释本身作为欲望与驱力的辩证关系来看待一样，雅克―阿兰•米勒（拉康的得意门生和学术继承人，也是齐泽克的老师）也曾区分出两种相反的阐释。[4]在弗洛伊德那里，阐释是为了通过解码信息以解除征兆，通过建立理性的因果链条来还原和清除心理病灶――从这个角度来看，阐释的时代确已过去。因为，照此理解的阐释，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将整合到语言结构里，整合到符号界当中去，而这样的阐释又总是在呼唤更多的阐释，于是形成一个不断解码再编码的过程。但这一理性化、符指化的努力终归是要失败的，因为那个被废弃的小客体总是会成为最后的阻碍，也就总是会有剩余会逸出这循环往复的阐释程序。然而，到了拉康那里，准确说是后期拉康那里，精神分析的伦理姿态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阐释的目的不再是通过解码征兆以平息创伤（那是之源），而是把目标转向幻想；幻想就是储存着能量的编码信息，而阐释的（无意识）动机就是执著于欲望，阐释本身就是受调遣的驱力运转。因而，照此理解的阐释，就是受那创伤性内核和主体建构中的匮乏的牵引，陷入驱力的循环运动而不断追逐那不可能之的过程。这里涉及到的，其实是拉康精神分析最终极的伦理教诲：永远不要背弃你的欲望……这个意义上的阐释正方兴未艾。

齐泽克在论及拉康的立场转变时，也谈到阐释方向的移转：“在语言中，‘它’并不言说，‘它’享乐着；在对无意识形式的精神分析的解读中，我们处理的不是阐释――这种阐释旨在获得隐蔽的意义――而是阐释者的显示。”[5]――这不仅适用于精神分析，而且适用于一般的文化评论和艺术阐释。希区柯克的电影召唤阐释，构成对理论的应答，是因为它不断地激发实在界之。几乎无庸赘言，不存在可以穷尽对希区柯克电影的理解的基本事实，而对所谓“事实”的盲信恰恰是今天电影研究的最大误区。归根结底，实在界是不可化约的，符号化的现实并不是我们所拥有的这个世界的全部。唯一正确的阐释，就是像齐泽克那样，浸于实在界之中，忠实于“欲望的律令”，享乐。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批准编号10XNB044，项目名称“作为批判思想的电影理论――德勒兹、詹姆逊、齐泽克的电影著作研究”。

注释：

[1]夏洛特•钱德勒：《这只是一部电影――希区柯克：一部私人传记》，黄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2]Slavoj Zizek: Everything You Always Wanted to Know about Lacan (But Were Afraid to Ask Hitchcock), London: Verso, 1992.

[3]斯拉沃热•齐泽克：《斜目而视：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季广茂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

[4]Jacques-Alain Miller: “Interpretation in Reverse”, The Later Lacan: An Introduction, edited by Véronique Voruz and Bogdan Wolf,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7。

篇8

学术期刊作为学术传播媒介的基本价值功能就是为研究者提供发表其在学术研究中所创造的研究成果的一种服务。无疑，所有学术期刊的最主要的价值功能包括：对学术规范和学术引领具有导向作用，同时还是把作者最新学术研究成果推向市场的一个传播渠道，是发现作者、培养作者和建设作者队伍的重要学术基地，也是学术交流、学术创新的重要平台（程新晓,2016）。学术研究是研究者借助已有的理论、知识、经验，对科学问题进行假设、分析、探讨和创新，对未知科学问题进行某种程度的揭示，以及探索、发现和创新知识的过程（梁亚民,2013）。显然，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之间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两者之间相互依存，但又各自具有自身的发展特点与发展规律。

一方面，学术期刊对学术成果的传播具有中介作用。学术研究是研究者的一种科研活动，学术期刊是研究者研究成果的刊发载体，在学术成果的发表过程中，学术期刊都十分重视期刊的办刊质量，都会在学术选题、策划、审稿、定稿、编辑加工、校对等各个环节上严格把关。故而，大众对学术期刊，特别是高水平学术期刊中所发表的学术成果都具有较高的信任度，学术期刊在作者与读者的双边关系中扮演了优化学术成果和传播中介的作用（程新晓,2016）。

另一方面，学术期刊衍生出对学术成果的评价功能。学术成果最基本和主要的形式之一就是学术论文，学术期刊是其发表的平台。当前，在学术界最常使用的学术评价办法，无论是对“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作品”，还是所谓的“代表作”制度，都体现出学术期刊对学术成果的评价具有较强的影响作用（张婧,2012）。杨晓娜指出，在学术评价的定性评价中，评价专家主要依据对期刊及其所发表的论文、评论的印象进行判断；在定量评价中，评价机构的采集数据也主要来自学术期刊（杨晓娜,2014）。综上所述，学术期刊在当代文化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是学术积累和学术探讨的平台，也承担着为当代社会发展提供理论建构和现实决策的使命（管宁,2011）。

篇9

【摘要】目的：总结外伤性脾破裂患者抢救围手术期护理配合具体措施、注意事项及护理体会，为今后发生的外伤性脾破裂患者的抢救护理配合奠定坚实理论基础。方法：对我院2010年12月-2011年6月12例外伤性脾破裂患者抢救围手术期护理配合的相关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12例患者通过我们与临床医师准确、及时的密切配合均抢救成功，术后无一例出现相关的并发症。结论：外伤性脾破裂患者在及时明确诊断的基础上，医护人员在抢救中密切配合是手术成功的关键、是患者赢得生命、恢复健康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外伤性脾破裂；围手术期；配合；护理体会

12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splenic rupture with emergency perioperative nursing experience

BaoXiuZhen

【Abstract】Objective: traumatic rupture of the peri-operative care patients in an emergency with specific measures and nursing notes for future cases of traumatic rupture of the emergency care of patients with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Methods: The hospital in December 2010 June 12, 2011 cases of traumatic rupture of perioperative care of patients with rescue-related data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sults: 12 patients and clinicians through our accurate and timely in close collaboration with all rescued, after there was no case-related complications. Conclusion: In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rupture of timely diagnosis, based on the medical staff in the rescue operation in close coordination is the key to success is to win the life of patient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restore health.

【Keywords】traumatic rupture; perioperative period; with; nursing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腾飞，近十多年来，交通业、建筑业均迅猛发展。然而，一些人群的安全防范意识还相对滞后，对安全存在一种无所谓侥幸心理，甚至思想，而导致腹部闭合性损伤性事故逐年增多。特别是脾破裂占腹腔实质性器官损伤20%-40%［1］。一旦发生并明确诊断后必须立即遵循“黄金一小时”的原则，以抢救生命、降低致残［J］。在整个抢救围手术期护理配合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2010年12月-2011年6月我院成功抢救12例外伤性脾破裂患者，现将我们有关护理配合的情况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12例患者中，男性11例，女性1例。年龄在17-45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4.12岁。交通车祸伤7例、建筑坠落伤4例、器械斗殴上1例。12例患者从受伤到就诊最快10min、最慢24h。就诊时所有患者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失血性休克表现和腹痛腹胀，体检提示左上腹部有明显的压痛，脉搏细速大于100次/min，患者皮肤苍白、四肢厥冷、出冷汗、尿量减少、神志模糊、烦躁不安，严重者可有神志不清，收缩压低于60mmHg。

腹部影像学检查提示脾肾间隙、盆腔、肝周及脾周见广泛的积液，脾的形态异常。诊断性腹腔穿刺抽出不凝血液，外周Hb低于60g/L。

1.2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一旦明确诊断为脾破裂立即通知手术室，准备行急诊手术。

2 护理配合

2.1 术前急救护理配合 当听到医生通知后，手术室器械护士应立即做好器械、物品、药物的准备，准备行急诊手术。门诊急诊护士应立即配合医生进行处置患者，置患者去枕平卧位，迅速进行“三管齐下”［2,3］：即迅速开通多条静脉通路，快速输血输液，以最快的速度、最短时间提升患者的血压，以保持各重要脏器的组织灌流量；保持呼吸道通畅并合理吸氧，维持正常的血氧饱和度，以改善缺氧对机体的危害；导尿，监测尿量的变化来判断休克的程度和休克好转的信号指示。同时，密切监测患者其它生命体征；做好患者及其家属的健康宣教及心理护理工作，避免患者产生极度紧张、恐慌加重病情的发展。

2.2 术中急救护理配合 脾破裂手术的目的是迅速止血，抢救患者的生命。然后，根据脾脏破裂的程度、性质由医师决定脾全切除、部分切除或修补等［4］。护理人员在手术的初期要准备好吸引器，并检查其性能。待腹腔打开后及时吸出腹腔内血液，以利于手术视野的暴露，并协助医师尽快找到出血点。积极配合医师结扎止血，做到动作敏捷，配合默契。器械护士要集中精力观察手术进展，做到准确传递手术所需器械。

巡回护士要协助麻醉师密切观察病情，保持术中各种管道的通畅，严密观察口唇黏膜、面颊皮肤的颜色、瞳孔、血压、心率、尿量的变化，并做好记录，及时汇报术者，根据病情按时执行医嘱，做好药物查对。术中如出现因打开腹腔后腹压减低而导致血压下降的，应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包括扩容补液、加压输血及升压药物的运用等，以保证有效循环血量。巡回护士还必须注意患者的保温保暖，定期监测患者的皮温。因脾破裂大出血病人出血量多，要在短时间内输入大量库血及其他平衡液，可使病人体温降低，血管收缩，致使输血速度减慢，可能产生相关的不良反应。此时，除适当的调节环境温度外，还可采取加温库血输入。

在脾脏破裂出血点处理完毕，关腹前应密切配合医生做好其他脏器的观察、排查工作。巡回护士应配合器械护士反复清点各种器械、纱布、辅料等物品，在确定准确无误后通知医生可以进入管腹程序。

2.3 术后救急护理配合 :患者术后，确认各种生命体征正常、各种管道畅通的情况下，同麻醉医师一起转移患者，护送至病房，并与病房的护士交接好相关文献资料和交代好病人的现状。安置患者去枕平卧位，保持呼吸道通畅，全麻未醒者将其头偏向一侧，避免上呼吸道分泌物误入气道。待患者清晰后可将患者头端床板摇起300左右，一方面是有利于呼吸，防止肺坠积性肺炎发生；另一个方面是可降低腹壁张力，减轻切口疼痛。患者进入病房后24h内同样需要密切监测其生命体征的变化。每30 min~60 m in 测脉搏、呼吸、血压1 次，平稳后改为1 h 测1 次，一般连续观察24 h 后，改为4 h 测1 次。

一般情况下，患者在渐渐苏醒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切口的疼痛和非常迫切的知道自己手术的情况，引起我们护理人员应借助于这个平台，展开对患者的术后心理护理。把手术成功的喜悦如实告诉患者，患者目前伤口疼痛是暂时的，不需要存在太多的思想负担，更不需要有恐慌的情绪，也可在难以承受的情况下，给予一些镇痛药物对症治疗。

术后腹腔引流管的观察与护理非常重要，护理人员一定定时观察，观察引流管是否固定完好、是否扭曲、堵塞、引流液的量和色泽是否正常等。如术后25h内，每小时经腹腔引流管引出鲜红色液体超过100 mL，而且持续3 h，不论生命体征有无改变，均应报告值班医生，以便及时采取止血措施或再次手术［4,5］。胃肠减压管的去除有患者胃肠道功能恢复有关，胃肠道功能一旦恢复就可以及时去除。

3 讨论

脾脏是人体中最大的淋巴器官，位于左上腹部。脾的主要功能是过滤和储存血液。脾的质地较脆且血运丰富，因此一旦受到强大外力打击，很容易破裂。成为腹部闭合性损伤中最常见的一种。患者病情急、变化快、死亡率高。是一种严重损害人们生命安全的重大意外伤害性疾病。根据患者的病史、临床表现、体征及相关理化检查结果，脾破裂的诊断不难。

手术切除或修补为其主要的治疗方法，应遵循“抢救生命第一，保留脾脏第二”的原则［2］。更应遵循“黄金一小时”的原则。在这整个抢救的过程中，护理监测、配合显得非常重要。我们深有感触的是本组12例患者，如果护理配合有一个环节出现差错就有可能导致患者出现严重的后遗症，甚至死亡。所以，参加脾破裂急救的护理人员一定要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更应该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做事有条不紊、沉着冷静秉性。熟练掌握脾破裂抢救的各步骤、各环节，做到对各步骤、各环节的情况处理、需求有预见性，并能主动、准确、及时、默契的配合才是患者赢得生命、恢复健康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1］ 吴在德, 吴肇汉. 外科学［M］ . 6 版.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4: 25.

［2］ 朱爱华.外伤性脾破裂术中护理配合体会［J］,右江民族医学院学报,2010,4:658-659.

［3］ 袁玉华. 外伤性脾破裂32 例护理体会［J］ . 中国实用医药, 2010, 5( 3) : 207- 209.

［4］ 李景翠.外伤性脾破裂的观察与护理［J］.当代护士(专科版)2008,8:31-32.

篇10

关键词：古代；农业职业教育；历史演进；特征思考

作者简介：杨成明（1989-），男，内蒙古阿拉善人，浙江师范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学；张棉好（1970-），男，江西玉山人，浙江师范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学。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十一五青年专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编号：EJA10043），主持人：刘颖。

中图分类号：G7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158（2015）04-0091-06

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体现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各方面的伟大智慧。作为典型农业大国的中国，辉煌的农业文明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业文明孕育的主体――古代的劳动人民，借助农业职业教育这一载体，将古代农业科技不断转化为推动农业发展的生产力，促进我国古代农业发展的同时，也积淀了深厚的古代农业文明。而这一重要载体，也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留下了独特的历史足迹。

一、中国古代农业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演进

中国古代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步丰富，形成体系化。不同历史朝代的国家重农业政策造就了不同的农业文明历史，也促使了农业职业教育在历史的发展脉络中形成了不同的轨迹。

（一）古代农业职业教育的孕育时期――原始社会

原始社会作为人类文明起源的历史阶段，先后划分为原始人群和氏族公社两个阶段。古代黄河周围有利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早期先民，正是这种自然环境优越性催生的大河文明决定了原始先民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这也成为我国农业文明诞生的标志。“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礼记・礼运》），成为该历史阶段原始先民生活特征的真实写照。伴随着第一次人类历史的分工，即：采集、渔猎和农业、畜牧业分离，以及神农氏对于农业发展的推动，促使了“刀耕火种”形式的原始农业与教育的出现，如《白虎通》卷一：“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以耕・・・”。畜牧业和手工业从农业中的分离，使得原始社会中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显现出了分离的趋势，从而出现了巫等最早脱离于社会生产的知识分子。在此历史过程中积累的农业生产技术，如：有关采集、渔猎、农业种植以及火的使用等方面的知识通过示范模仿、口耳相传、原始神话艺术与文字绘画等形式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传承下来。由于分工水平的限制，原始社会并未出现现代意义的职业，也就未出现职业教育的踪影，但原始社会末期各个部落显贵“设官教民”以及成均之学、虞庠之学等原始学校的萌芽却为我国古代农业职业教育的萌芽孕育了良好的环境[1]。

（二）古代农业职业教育的萌芽时期――夏商周

夏朝的建立标志着我国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经过商朝的进一步发展，在西周达到了奴隶社会的全盛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重农”之风的逐步显现，并在周代开创了我国古代劝课农桑制度。各国国君不仅亲耕“藉田”以劝天下，而且通过设置农官――畴官来推广农业生产技术，《周礼・地官司徒》记载：地官司徒即管理农业生产，深通辨土认地之法并向后代传授。这也促使了自给自足、春种夏管、秋收冬藏等为特征的初始农业社会形态的形成[2]。

三代典型的土地制度――井田制是一种土地公有的土地制度，这就决定了国家在农业生产技术与知识的生产、推广方面不可懈怠的责任。西周开创的“藉田礼”，成为了我国古代统治者劝课农桑的重要举措至清代始终未断。而自商代开始，便出现了私田与公田并存的局面，由此农业生产中的生产知识与生产技能的传授途径形成了分支，一方是国家设立农官进行普及，而另一方则是通过技能家传的形式来继承。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不断明确以及统治者的政治需求，逐渐出现了士、农、工、商等“四民分业”的开端，由于“宦学事师”与社会职业不可更改的社会制度，使得此阶段的农业职业教育除农官指导之外，更多是以生产技能与经验的家传来开展，生产经验与技能的父子相传为代表的艺徒制，标志着我国农业职业教育的萌芽[3]。

（三）古代农业职业教育的初步发展――春秋战国时期

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动荡时期的春秋战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突出成就，对当今人类社会的发展仍具有启发意义。而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农具的出现促使了生产力的变革，促进了大面积私田的出现，并成为小农经济形成的基础。由此小农经济成为各诸侯国的立国之基。诸侯争霸过程中各国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视，无疑提升了农业的社会地位，也促使了我国重农抑商政策思想的形成。在此背景下，我国古代社会所提倡的“以农为本”的思想便应运而生了。正是这种“以农为本”思想的影响，促使了各诸侯国先后提出各种重农的政治思想和劝农措施来促进本国农业的发展。如《汉书・食货志》中记载，战国著名的政治家李悝主张：“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益勤”，与此同时，他还通过平籴法等措施稳定农产品价格，达到“使民适足，贾平则止”的效果，从而实现“民无伤而农益劝”。

春秋战国时期传承了西周的职官制度，职官在学习农业科学知识的同时，需将所学农识传授于世袭其职位的子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打破了夏商周时期“学术官守”的局面，使得一部分曾经从事劝农以及农业生产和拥有农业技术农官通过私学的形式开始向民间传授农业科学技术，而在此时期，农业技术父子兄弟家庭传承基本模式已确立[4]。“百家争鸣”的出现，不仅促使了我国许行为代表的农学派的产生，还孕育了许多优秀的农业文献著作，如《吕氏春秋》中《上农》等四篇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农本思想”的形成与巩固、重农措施的颁布、农业著作的产生等多方面的因素，促使了我国农业职业教育在此期间得到了初步的发展，并为秦汉时期及以后我国农业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四）古代农业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

在经历了春秋战国的特殊时期，统一秦王朝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封建制度的确立。秦朝的建立延续了前朝劝课农桑的制度，重视农业生产。汉朝重农政策更加突出，《史记・孝文帝纪》记载：文帝下诏，“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郭沫若《中国史稿》中也提到：“文帝时，多次下诏劝课农桑，对努力发展生产的地主给予奖励”。重农思想及措施推动和促进了该阶段注重农业技术和知识的传播，以此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而汉朝针对当时“舍本农而趋商贾”的现象，一方面积极推行各种劝课农桑的惠农政策，甚至君主亲耕籍田以作表率；另一方面为了吸引农业从业者，减轻农业赋税，使得土地兼并之风兴起，尤其是在西汉政权建立之后，非身份地主（即：商人、手工业者等）不断增加，使得自耕农逐渐丧失土地而沦为农业依附民。在此背景下，两汉贯彻劝课农桑政策的同时颁布了抑制土地兼并的政策，促使了畜牧业等行业既有较高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专业户出现，也推动了农业的发展[5]。

秦汉时期作为我国劝农官员设置的开始，除大司农外，三老、力田等均作为督促、管理农民按时进行农业生产及农业生产技术推广的重要人物；而专职劝农官员更是将是否善理农事作为奖惩的依据[6]。因而，调动了劝农官员各方面的积极性，不断发明新的耕种方法、农业生产器具和推动农业专著的产生。农学家赵过发明并推行的代田法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农业技术推广程序的首创。《汉书・食货志》有云：“过能为代田，一亩三天川。岁代处，故曰代田，古法也”。意指：将一亩田地用农业器具开出三条沟，形成三条沟三条垄。第二年垄沟位置变换来进行耕种。秦汉在超越前朝手口相传教育方法时，注重思考和操作能力，理论传授与科学实验并重的教育方法体系，赵过代田法的发明与推行过程便是最好的说明。西汉农学家汜胜之在总结前朝农学文献的基础上编纂了农业专著――《汜胜之书》，成为当时我国职官性农业技术教育第一部教材，使得农业职业教育内容更系统化、专门化[7]。秦汉时期农业职业教育各方面的发展不仅成为封建社会农业制度的基础，并为后来农业职业教育奠定了体系和模式基础。

我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代――魏晋南北朝，是继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个社会动荡时期。尽管此时政权变化频繁，各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但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将农业作为立国之本、兴国之要。各诸侯国纷纷采取各种劝农措施恢复农业发展，其中曹魏屯田制、西晋占田制、北魏均田制均为较典型的制度，从而形成了世族地主（官僚或商人转化而成）与自耕小农、部曲（家兵或私兵）、佃户经济依附的社会现状。魏晋南北朝在促进民族融合的同时，也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多民族的交融，不断产生了新的思想和技术，此时期不仅农业生产工具种类增多（新增了畜力拉耙等工具），农作制和选种技术水平也有所提高。

作为传统劝课农桑的典型――“耕藉礼”，成为各少数民族诸侯表达自我政治抱负的一个途径，在强化农本思想的同时，客观上促进了少数民族与偏远地区农业的发展。而我国乃至世界上保存下来的最早一部系统的农业科学著作――《齐民要术》的问世，成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业职业教育发展的辉煌结晶。《齐民要术》系统总结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北魏及之前的农业生产技术成就，涉及领域广泛，并初步建立了农业科学体系，故贾思勰自称为“起自耕农，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也因此它被称之为“农业百科全书”。不仅是对农业技术的研究和记载，而且在大量实践科学的基础之上总结出许多农业生产的规律，如耕种要顺应自然的变化，重视种子的品种和特性等[8]。与此同时，还介绍了有关家畜的饲养方面的知识，并第一次记述了马驴杂交培育骡的方法和有关技术原则。与此同时，在教育思想家的农业职业教育思想推动下，客观上也推动了我国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如傅玄在“人才九品论”中，首次将农、工、商各业者称之为人才。这不仅体现出我国农业在此时期的发展，也显现出了此时期通过不同形式来推动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

（五）古代农业职业教育发展的鼎盛时期――隋唐至宋元时期

隋唐时期经济技术的高度发达与国力的强盛，在我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发展史上都具有突出的位置。隋朝以“急农”、“榨农”来达到政治上所需要的迅速致富的目的，也成为了隋朝二世灭亡的根源。但隋朝在官学教育体制中创建了较为完备的职业教育制度，为唐朝在教育制度和农田制度等方面的高度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而唐朝立国之初，吸取前朝教训，以“重农、息农、劝农”来代替“急农、榨农”制度，在促使唐朝农业恢复的同时，为创造发达的农业文明打造了良好的条件。

首先表现在，天子恢复了自东晋以来被废止达400年之久的“耕藉田”仪式，使之成为鼓励天下民众务农的有效手段，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全国重农之风的形成。《旧唐书・礼仪志》记载，唐太宗通过此举，产生了“此礼久废，而今始行之，观者莫不骇跃”的成效。同时，唐朝首先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完备的农业管理体制，中央有司农卿一人，少卿两人；地方道、州、县的副长官主要负责劝课农桑，如：撰写劝农文、编写劝农歌、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唐朝的基层农业生产管理单位为里，设里正，而劝课农桑也同样是里正的一项重要任务。如《唐律疏议・户婚》记载：“诸里正依令授人田，课农桑”。与此同时，通过设立专门的劝农使，来与地方官员共同进行农业生产的监督、管理。完备的农业管理体制，在促使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促进了农业技术的发明与推广。但遗憾的是，此时的农业职业教育却未出现专门的学校作为载体来进行。

其次，在农田制度与农业生产技术、工具方面，唐政府积极实行并改革均田制，在首次颁布的著名的武德田令中规定：耕地可以满足给田定额的地方作为宽乡（人口规模、土地规模较大的乡村），反之则为狭乡。另一方面，唐朝很重视屯田工作，利用士兵或农民耕种荒废田地。帝王对农业的重视，推动了许多政治家重农思想的产生，农业生产工具的更新以及新的农业生产技术的出现，如曲辕犁的创制，灌溉工具筒车的发明等，著名的政治思想家陆蛰在《均节赋税恤百姓》中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农本思想；“立国而不先养人，国固不立矣；养人而不先足食，人固不养矣；足食而不先备灾，食固不足矣；为官而备者，人必不赡；为人而备者，官必不穷”的预防意识以及移民实边的思想。众多的政治思想家、农业科学家思想的汇集以及对历史文化的继承，形成了唐朝开展农业职业教育，推广农业生产技术的“农业典籍”。如陆龟蒙的《耒耜经》是记述江南地区农具的专著，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农具专著；陆羽的《茶经》是一部传播茶文化、茶叶科学知识、普及饮茶习俗、推动茶叶生产的杰出著作，指导了我国古代茶区的生产实践，成为我国农业史上最早的一卷茶叶专著[9]。

在唐朝农业职业教育发展的基础上，处于我国封建王朝顶峰的宋代一如既往地延续了前朝“以农为本”的思想。首先帝王通过多次颁布《劝农诏》来强调农业和粮食的重要性，而且在宋朝出现了劝农文以及劝农碑刻来教化民众，督促农业，推广技术。其次，在农业管理体制方面，较唐代相比更为完善，将劝农使由中央属员改为由地方属员，并且为正式职务，按其等级，可分为路、州、县三级；按其职务体制，可分为监察和行政两个层面；按其官员所属，可分为地方官员、转运使、提刑使三个系统；除了这些正式带有劝农职衔的职务外，还设有专门的劝农使。与此同时，宋代为了更好地发展农业生产，在全国实施农师制。农师是从民间熟识农事的人中间推选的，调查各家种子、耕牛和劳力的情况，督责农户开荒种莳，充分体现出宋元时期劝课农桑教育活动的日益制度化，同时也促使了农业教育理论的创新。《陈昱┦椤肥撬未农业著作的一大代表，提出了“地力常新壮”的著名论断；而北宋胡瑗的分斋教学将民、兵、农等实用学科纳入正规学校之中，是我国自原始社会以来首次将农学教育纳入到正规学校之中的典范，对于农业职业教育来说意义重大[10]。

承接了唐宋科学技术与教育成果，并以此为基础拓展出许多卓越成就的元朝，虽然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仅有百年之久，但其在文化教育等方面却极具特色。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在其农业政策的演变上，起初重牧而轻农，致使北方农业生产凋敝。窝阔台时期，在中书令耶律楚材的积极策划下，实行职业户计制度，将百姓编籍定户为“良民”，使之进行农业生产。元朝实现了“汉唐极盛之际有不及”的空前统一，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作为统治者，也通过颁布农书，奖励农桑，设置劝农官，以“科普读物”推广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等劝课农桑的政策来促进农业生产[11]。作为我国教育史上农业职业技术教育典范的社学，是将农桑与教化融为一体，利用农闲时间召集农民子弟进行教化。社长具有管理者和教师的双重身份，既负责传授种植技艺，播储粮备荒，又负责管理治安以及奖勤罚惰。社学不仅为元朝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甚至为明清时期社学的发展产生客观上的影响[12]。而丰富的农业著作，如《农桑辑要》作为我国古代重要的官颁农书，强调农民要掌握科学实用的农业知识和技术，以及《王农书》等都是元朝农业职业教育发展的成果。

（六）古代农业职业教育发展的新阶段――明清时期

明朝是典型的以小农经济立国的朝代并达到顶峰。一方面较前朝相比，明朝统治者贯彻“以农为本”思想以及“安民”和“宽民”政策的同时，注重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积极赈灾扭转了当时农民的生存状况，如《明太祖实录》中记载：“凡为治以安民为本，民安则国安”；另一方面，明朝自由租佃的政策也无疑增加了农民的自由化程度，为后期资本主义的萌芽奠定了基础。除此之外，明清时期的农书总量超过了明之前中国农书的总量，《农政全书》便是明朝时期农学著作的一个典范，被誉为“杂采百家，兼出独见”；与此同时，明代学者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作为我国古代历史中重要的职业教育理论著作，全面反映了明代及之前历朝历代的农业技术成就，并对农业技术教育产生了深厚影响[13]。

作为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清朝，在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方面同样表现出了独具的特点。清朝的农业在帝王的极其重视下，通过“耕藉礼”，推行“重本抑末”的政策以及劝农官员的设置促使了农业的发达。尤其是在乾隆时期所编撰的《授时通考》，不仅涵盖了古代经、史、子、集中有关农业的记载427种，汇集了古人的农业著述，并配有直观的插图512幅。而永佃制的实行在缓解清朝人地矛盾的同时，使得佃农获得更大主动权并有利于土地资源的利用。清代，专门从事蔬菜生产的农民增多，北京郊区的农民采用“火室”等设备进行反季节蔬菜的种植，成为我国现代温室农业的缩影。苏南地区的粮―畜―鱼―果―菜的综合经营，更是开创了我国生态农业的先河[14]。由于明清时期对外交流的影响，使得玉米、番薯等异域农作物被引进，这在丰富我国农业生产品种的同时，在土地的开发和利用率的提高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古代农业职业教育发展的特征思考

纵观我国古代农业职业教育发展史，无论是原始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发展顶峰时期的唐宋，作为传统农业大国都始终能注重农业在国民生产、生活中的地位，都积极地通过各种劝农措施提升农业地位，普及农业知识，推广农业技术，发展农业生产；这也使得我国古代农业职业教育在历史演进中呈现出明显特征。

（一）古代农业职业教育行为发生的强制性

古代农业职业教育的强制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农业作为我国古代社会的立国之本，历朝历代的君王都通过积极发展农业来提升国家收入、增强国家实力。因此，在巩固政治统治，加强社会控制的政治动机驱动下，统治者通过政治权力来总结前朝以及来自民间的农业生产经验、先进农业技术，并予以推广，以此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在此过程中，农业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政府行为，便呈现出了强制性的特征[15]。如北宋时期劝农使的设置，标志着劝农成为正式职务。劝农使主要负责督促、劝勉和检查农业，注重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和教化民众等，并以此作为劝农使政绩考核的依据。这便是我国古代政府推行农业职业教育的典型案例；另一方面，春秋战国时期“四民分业而居”的思想逐步形成，并且规定四民之间社会职业种类不可更换，由此而导致农民的后代只能通过子承父业、生产经验与技能的家传来促使自身的发展。而在此过程中所发生的早期职业教育形式更多的是由于社会阶层的固化与制度规定而发生的，并非从业者自愿的选择，这便体现出古代农业职业教育的强制性。

（二）古代农业职业教育内容的丰富性与实用性

我国古代农业职业教育内容的丰富性和实用性，是促使古代农业社会繁荣的重要原因。古代农业职业教育的内容几乎覆盖农业、林业、牧业和渔业等各方面的内容，而且大部分农业职业教育内容的形成是基于农业生产力发展需求的背景下而形成的。因此，农业职业教育的内容与生产实际紧密相连，实用性凸显。如《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分别介绍了土壤改造、耕作技术、栽培技术，以及《管子・度地》当中详细介绍了治理水系和引水灌溉等方面的内容；作为我国最早的词典《尔雅》中第一次把植物分为草、木两大类，木类中典型的有桃李类、松柏类等，这也反映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于植物的研究与观察达到了一定水平；《齐民要术》被誉为古代社会的“农业百科全书”，它突破了淡出对于农业技术的研究与记载，在家畜饲养等方面提出“服牛乘马，量其力能；寒温饮饲，适其天性”的喂养原则，并第一次记述了马驴杂交培育骡的技术方法。在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农业发展需要而形成的丰富多样的农业典籍，也成为了我国古代农业职业教育内容选择的蓝本。

（三）古代农业职业教育方法的多元性

我国古代的统治者对于发展农业的重视，使得农业职业教育的实施方法呈现出了多元性特征：第一，问答教育。即学习者与教授者或传承者通过问答的形式来进行农业知识和技术的学习，如我国著名农业科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的编写过程中，便是通过访问有经验的农民，来获取相关的农业知识和技术，继而通过整理、记录在册，以此来促使农业生产技术的传承；第二，示范教育。该种方法往往是在新的农业品种和技术的推广过程中，通过向农民示范其技术操作及生产效果，从而促使农民对于新技术、新方法的认可，以此来向农民传授新的农业知识和技术，如赵过在推广代田法时，先是在实验田通过示范，继而对比新法和旧法在产量方面的差异，从而获得人们的认可，以此来进行新方法的推广；第三，图像教育。即通过将农业生产的过程和技术分解形成分解图并配以说明而形成的教育方法，如明清之际，安徽人方观承编著的《木棉图说》，该书包含有16幅图画并配有解说，以此形式来系统介绍了从种棉到织布的全过程，并总结了每一生产过程的实践经验[16]；第四，歌诀和农谚教育。歌诀和农谚作为农民日常生产过程中，通过用简练生动的语言来概括生产过程中的经验，往往也是我国古代社会最为常见和最为实用的一种教育方法。随着我国农业的不断发展，农谚也不断的丰富和增加，被誉为农业教育的“百科全书”，如《沈氏农书》中记载：“秧好半年稻”，“麦要浇芽，菜要浇花”等都是通过易懂易记的话语来反映古代农业生产技术；除此之外，还有《立春歌诀》、《获稻歌》等以诗歌的形式来传承农业常识[17]。

（四）古代农业职业教育形式的多样性与创造性

古代农业职业教育形式的多样性与创造性是农业职业教育有效开展的重要媒介。我国古代农业职业教育的形式包括了政府主导下的惠农政策的颁布，劝农活动的推动，以及通过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农业专职官员，并开设相关组织来进行农业职业教育。如元朝社学的建立，开创了我国农业技术教育的先例，为我国古代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留下了宝贵财富；艺徒制。一方面，包括学徒通过拜师学艺的形式，在实际农业生产过程中学习农业生产技术、生产工具的制作与维修技术等来培养学徒从事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推广的本领。如元朝被誉为“棉神”的纺织革新家黄道婆，通过自身对于黎族纺织技术的学习，后经逐步改革和创新，在向人们予以推广和传授“错纱配色，综线挈花”以及崖州被等制造方法，可谓是学徒制传授职业教育的典范。另一方面，包括了农民自发的农业技术与经验的推广，该种方法尤其是在原始社会的农业生产中较为明显，即人们在农业生产与实践过程中所积累的种植经验、工具制作技术等，在实际生产活动中通过口耳相传的面授形式来开展，从而促进了优秀的技术和经验得到传播与传承；私学的推广。私学作为独立于官学的一种教育形式，在推动农业职业教育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战国中期的许行，作为我国农学派的创始人，通过私学来传授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知识和技术；最后便是通过农业著作来向广大农民传授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我国历朝历代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逐步形成丰富的农业著作，这为古代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开辟了途径，如唐朝《兆人本业记》便作为唐代传播农业知识与技术的重要著作来促使唐代农业的发展。

（五）古代农业职业教育思想的先进性

我国古代农业职业教育思想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对于农民持续发展生态意识的教育，促使农民形成因地制宜，农业生产符合自认规律发展的意识。如《管子・八观》中记载“故曰：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罔罟必有正”。以此来警示时人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树立自然环境的保护意识。古人先进的农业生态意识的树立，以及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通过换茬轮作、用地养地等生态技术措施来促使农业生产的发展，至今对我们建立现代农业仍具有借鉴意义[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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