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中华上下五千年，文化经过一代代的传承，让我们现代人有了把玩的素材。古人们给我们留下了丰富而美味的文化大餐，耳熟能详的便是唐诗、宋词、元曲了。随着隋入唐，诗便成了文学的主流，于是诗仙、诗圣随着文化的传承与历史会晤了。我们在启蒙教育中背诵的那些诗句现在也记忆犹新。唐诗过后是宋词，唐的繁盛也许只能养育李白、杜甫，而两宋物质的发达却能造就苏轼与李清照，词成了文学的主将。历史的车辙还是不停地滚动，当蒙古汉子统一中原后，流行文化也一统为元曲了，于是马致远、关汉卿他们也在历史上留下了印记。再后来明清小说唱过主角，再后来也便来到了中华民国时代。

文学作为文化的镜子见证文化的传承，而文学同样是时代的镜子，代表某个特定时代的文化内涵。那么现代社会，交通高度发达，商业空前繁荣，信息网络铺天盖地，电视媒体无处不在，科学技术蒸蒸日上。当然这些都比不上李白月下赏景的高雅，坡畅游赤壁的豪迈，马致远古道骑行的寂寞。而现在却有电视与电脑，有大街小巷的超女歌声，也有遍地乱坠的李宇春、周笔畅、何洁。我们是不能讥讽我们的祖先的，毕竟，李杜与李周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如果没有李杜也许历史车轮不会驶向李周。以超级女声为代表的现代娱乐文化也是时代的折射吧。我想也同样是文化传承的一个历史时期。就像当年词成为诗余。现在超女歌词再推广到现在的那些流行歌曲也能如词代替诗成为文学的主角，真正成为时代的旋律。有位专业诗人说过了，那些只不过是花拳绣腿，要想替代诗还需要自身素质的提高，她们文化品位和艺术技巧的火候还差得远呢。

我思索超级女声以及各种选秀节目，例如梦想中国、青年歌手大赛等，这些东西是否都是花拳绣腿呢？当然对于那些为了某种效果而一味做作，那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陈词滥调，那些让人肉麻的情歌，也足以让我们呕吐。尤其在中国文字中穿插两句外语的歌曲，很让人莫名其妙。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文化的融合，如果是，那么中文中精华的部分便都要被丢弃了，真成了花拳绣腿。当然那些歌词在专业诗人耳中只会是噪音，可那真真切切是现代人的精神生活，歌词当然也就属于这个时代了。

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核总是非常坚硬的东西。虽然唐诗、宋词、元曲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我们也会在惆怅时想起“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在异地思乡时想起“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激情四射时想起“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伤心时想起“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在孤独时想起“枯藤老树昏鸦”……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核，我希望他们也能影响现代歌词，不要只是缠绵的情话，毕竟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听腻了超级女声，我们是不是还记得京剧唱腔。戏曲这种保留着纯正中国古典风韵的文学艺术现在也渐渐暗淡了。我们这一代能一口气说出《二进宫》《三岔口》《四进士》《五人义》《六月雪》《七星灯》《锤》《九江口》《十字坡》这串传统曲目的人恐怕不会太多，能够辨别京剧、昆曲、晋剧、评剧、豫剧、河北梆子的人大概也甚少。那么我们的下一代会怎样？我担心到某一时刻它们就会被完全抛弃。

杜甫写《兵车行》，苏轼写《水调歌头》，李清照写《如梦令》，关汉卿写《窦娥冤》，大概都是在抒发自己的悲欢离合，而现在李宇春和梦想中国的冠军吴文景他们是不是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商品经济的代言人呢？现在又多了金钱与名利的诱惑。李白可能不会想到他的诗会被推上文学的最高殿堂，可是李宇春已经看到了并且听到了自己的辉煌，追星族不计其数了。

超级女声作为这个时代文化的代表，有它存在的舞台，这个时代原本就属于她们。但那些为她们而全力打造词曲的作者们也应把自己的素质提高，也应与先哲们比比高低。我们这一代青年们也应闲静时听一段纯正国粹，要不然它们会消失的。娱乐圈里也汲取点中国的古典美，成为名副其实的主角。

社会还在向前发展，歌词也在不断创新，文化继续传承。我们不能否认历史留下的足迹。这个时代不能不说是他们的时代。我希望他们能变得完美。若干年后的文学家们能够在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之后加上当代歌曲，超女也能被记录为21世纪初的一场文化变革。

笑吟笑语

篇2

一、“元”的内涵与戏曲“宗元”观念的发生

戏曲“宗元”倾向在元代时已然发生，这不仅来自大一统帝国的所谓文化自信，与元代戏曲创作的繁荣以及取得的杰出成就关系更为密切。一般来说，作为一种文体的戏曲的总w地位与水平，取决于两个基本要素：一般民众心目中戏曲的地位以及观众的欣赏水平，当时戏曲家据有的地位与达到的水平。从有关文献来看，这两点在彼时都有些差强人意。不过，胡祗y《赠宋氏序》、周德清《中原音韵》等文章或著述中时见推崇元曲之话语，如周德清《中原音韵自序》对杂剧的高度赞赏：“乐府之盛，之备，之难，莫如今时。……其备，则自关、郑、白、马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观其所述，曰忠，曰孝，有补于世。”[1]（P175）而罗宗信竟然将之与唐诗、宋词相提并论：“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1]（《中原音韵序》，P177）其“必若通儒俊才，乃能造其妙也”[1]（《中原音韵序》，P177）的话语，为钟嗣成《录鬼簿》、夏庭芝《青楼集》的出现提供了舆论的力量。通过记录戏曲作品与作者、艺人的名字和事迹等，强调他们作为“不死之鬼”的文化价值和历史地位，其“通儒俊才”的艺术创造能力与杂剧文本一起形成了对元曲地位的有力提升。这表明了“宗元”观念发生的必然性以及基础的雄厚。

明清两代，伴随着戏曲创作的繁荣，元曲的地位始终具有权威性。尤其是诗文领域诸复古流派的此消彼长，复古与反复古的思潮相互激荡，其观念、思维甚至相关知识都反射到对于元曲理解的丰富多元，“元”之概念也呈现出复杂性。明代中叶前，“宗元”多指戏曲对元代戏曲的宗尚，从曲调上指向北曲，体制上为一本四折，审美属性上指向俗，文体形态而言则主要指称杂剧。同样完成于元代的南戏并不包含其中。明初，朱元璋赞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富贵家不可无”，但令其“入弦索”[2]（徐渭《南词叙录》，P240）的动作十分清晰地昭示了戏曲抑南戏而扬杂剧的倾向。不过，伴随着传奇戏曲的蓬勃展开，明中叶后南戏逐渐被认同为元代戏曲之流，汇入“元”的概念中。这与戏曲发展的地域性变迁有关，与戏曲史家“本色”“当行”的讨论有关，与整个文化现实中的复古之策略及诗词化口吻亦十分密切。如对被称为“南戏之祖”的《琵琶记》，魏良辅肯定其“词意高古，音韵精绝”[3]（《曲律》，P6），王世贞赞赏其“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仿佛如生；问答之际，了不见扭造，所以佳耳”[4] （《艺苑卮言》，P518），皆不脱诗词化口吻和思维路径。相应地，“元”的内涵中也渗入了“南曲”的相关要素，不再仅仅是北曲，不再仅仅是四折，甚至其审美属性中有关“俗”的基本规定也不再稳定。在杂剧的文体演变中，相关特征的表现最为突出。

晚明开始，所谓的“南杂剧”已经成为戏曲创作的一种普泛形态：在一个剧本内兼用南北曲或专用南曲，有轮唱或合唱，篇幅从一折到十余折，类似短的传奇，尤其是其尚雅求正的艺术追求，与诗词同构并行，获得了郑振铎“纯正之文人剧，其完成当在清代”的历史认同：“尝观清代三百年间之剧本，无不力求超脱凡蹊，屏绝俚鄙。故失之雅，失之弱，容或有之。若失之鄙野，则可免讥矣。”[5]（《清人杂剧初集序》，P701）即便如此，构成作家一种集体意识的行为是，依然以元代为宗尚，“不废元人绳墨”[6]（凌廷堪《与程时斋论曲书》，P241）仍然是普遍奉行的标准和原则。在介绍、评定当代作家时，时刻不忘以元代名家、名作为参照或依据，如王骥德评徐渭《四声猿》：“高华爽俊，丽奇伟，无所不有，称词人极则，追躅元人。”[7]（《曲律》，P167）孟称舜评王子一《误入桃源》：“元人高处，在佳语、秀语、雕刻语络绎间出，而不伤浑厚之意。王系国初人，所以风气相类，若后则俊而薄矣，虽汤若士未免此病也。”[8]（《古今名剧合选评语（辑录 ）》，P484）在审视当代人之“病”时，也不忘对其超越元人之处大肆弘扬，借对元杂剧的反思和质疑标举当代创作。如何良俊评王九思《杜甫游春》“虽金、元人犹当北面，何况近代”[7]（《曲论》，P10），沈Z评吕天成《二记》“足压王、关”[4]（《致郁蓝生书》，P727），沈德符赞王衡杂剧“大得金、元本色，可称一时独步”[7]（《顾曲杂言》，P214），等等。也就是说，戏曲作家、批评者纷纷以元曲为圭臬，出发点与旨归并非一概相同。早熟的元曲作为中国古典戏曲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因其所兼具的“戏剧典范”与“文学遗产”之双重属性，发挥着思想资源和创作武库的特殊功能和作用，为明清时期的戏曲创作和批评提供了当然之“箭垛”。

二、“元”的外延与戏曲“宗元”观念的展开

“元”对明清戏曲的介入方式彰显了其深浅影响，其具体表现则集中在剧本创作、选本编辑、曲谱纂录、戏曲批评等诸多领域。如在剧本创作方面，以元曲作为学习的典则，并尽量保持元人风范，是明清时期很多戏曲家的追求。朱有醯娜十多种杂剧，注意在题材、体制方面遵守元人规范，极力追求所谓的“金、元风格”[4]（李开先《西野春游词序》，P412）。明代中期后，为反拨文词派繁缛文风，元代戏曲作品又作为本色之楷模而被反复提及，如：“曲之始，止本色一家，观元剧及《琵琶》、《拜月》二记可见。”[7]（王骥德《曲律》，P121）传奇戏曲独霸戏曲舞台后，以元曲律传奇成为其新的重要使命：“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奈不谙曲谱，用韵多任意处，乃才情自足不朽也。”[7]（沈德符《顾曲杂言》，P206）优秀的戏曲作品常被认为是取资于元代的结果：“明人南曲，多本元人杂剧：如《杀狗》《八义》之类，则直用其事；玉茗之《还魂记》，亦本《碧桃花》《倩女离魂》而为之者也。”[9]（焦循《剧说》，P113）而元曲之“元”也在这种比较和接受中获得了新的诠释。

关于元代戏曲的剧本体制，今人多以《元曲选》为楷范。其作为晚明以后流传最为广泛的元杂剧剧本集，担负了时人关于元杂剧的认知与想象，如李斗所云：“元人唱口，元气淋漓，直与唐诗宋词争衡；今惟臧晋叔编《百种》行于世。”[6]（《扬州画舫录（辑录）》，P687）王国维还以此为依据夸赞其中的绝大部分作品为“真元剧”[10]（P80）。现当代的很多学者亦以之为原生态剧本进行研究，总结出关于元代戏曲的文本认知与理论评价。而直到20世纪初《元刊杂剧三十种》被发现后，人们才不得不承认，《元曲选》其实是经过臧懋循统一加工、整理的明代元杂剧改编本，其与元代杂剧的实际状况相差甚多。对比粗疏、简陋的元刊剧本，可以发现在曲词、宾白、科范、题目、角色、结构乃至内容的诸多方面，臧懋循都进行了大幅度的、细致的改动，规范、统一、细致、全面、生动，成为《元曲选》杂剧文本的基本特色。如今，“从元代以来，早就有了若干添加，到臧晋叔才坚实地留了下来”[11]（P39），已然成为有关元杂剧文本的一般认知，《改定元贤传奇》《古名家杂剧》《元人杂剧选》以及《古杂剧》等，已经在宾白齐全、体制规范、文字润色、剧情处理等方面做出过贡献，并具有为《元曲选》编纂提供参考和借鉴的可能。“元”之内涵因为《元曲选》等戏曲选本的持续介入而发生了变异，当然也是不争之事实。绾结而言，“欲世之人得见元词，并知元词之所以得名也”[4]（李开先《改定元贤传奇序》，P406），应该是李开先、臧懋循们的一致想法，他们为此而努力建构着一个完整、统一、规范的元杂剧文本模式，使之经历并完成了一个由朴拙到成熟、从随意到规范的过程。《元曲选》后出转精，后来居上，成为元代戏曲之代表并被视为“元”之宗尚所系。晚明以后，伴随着“海内盛行元本”[12]（程羽文《〈盛明杂剧〉序》，P462）局面的出现，“元”的内涵已实际地融入了臧懋循为代表的明代戏曲家的多维度建构，其丰富性增加的同时，与“元”的疏离也日渐明晰，不再呈现元刊本原始的、朴拙的状态，而是处处显现着“元杂剧”作为一代文学的成熟、圆融的面貌，具有了戏曲发展高峰时期文本的雅化特征。明清戏曲所宗之“元”已大大疏离了元的本义，元杂剧俗、真、本色、当行的艺术传统有所减损，雅化的内涵则更加突出，当代性和时尚价值更为明显。不过，也正是在这一维度上，元杂剧的明人改编本与正在蓬勃发展的传奇戏曲声气相通，与古典戏曲日益文人化的发展诉求同声相应，表达了对古代文学理想化的共同审美认知，也促进了元杂剧文体形态的确立以及“宗元”思想的普泛性。

三、“元”的历史性与明清时期的文学复古

文学上的“复古”往往将尊崇对象溯源至文体的鼎盛期乃至发生期。与明清时期最为有名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几乎是一样的思路，刚刚由高峰期延绵而来的明代戏曲很自然地向它的前代表达尊敬、崇尚之意。尽管没有“曲必大元”的提法，但元代既是戏曲文体的成熟期，又是杂剧创作的鼎盛期，拥有丰富的艺术经验以及作为其载体的戏曲作品，理所当然地获得了明清人的青睐。

不过，在建构戏曲与复古的结构关系时，“宗元”实际上并没有排斥对金乃至宋的历史性追述，这是审视“元”的概念内涵时不能忽视的一个维度。中国古典戏曲在宋金时期的辉煌成就虽然少有文本留存以形成有效的历史构成，但宋之“杂剧”、金之“院本”乃至诸宫调、唱赚等在形成“元”的文体叙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已无可置疑。如是，“宋金”“宋元”“金元”乃至汉唐等，往往与“元”同置于一条历史链环中，有时还被有意凸显为标志性时段。李开先提出“（曲）以金、元为准，犹之诗以唐为极也”[4]（《西野春游词序》，P412），被认为是具有标志性的论断，正式开启了明清戏曲“宗元”的过程。王世贞谈论北曲之来源，指出：“曲者，词之变。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7]（《曲藻序》，P25）徐渭论及南曲之出处，认为“南不逮北”[2]（《南词叙录》，P243）主要缘于其出自“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2]（《南词叙录》，P239），以至“惟南曲绝少名家”[2]（《南词叙录》，P244），缺乏竞争力。作为一种受制于复古心理的话语方式，类似记载充满了明清时期的戏曲文献。黄正位编选杂剧选集《阳春奏》云：“是编也，俱选金、元名家，镌之梨枣。”[13]（《新刻阳春奏凡例》，P439）孟称舜评王实甫《西厢记》云：“王实甫在元诸大家中未称第一，而《西厢》独绝者，以有董解元词为蓝本。”[14]（P585）任鉴《离骚影》题辞云：“填词之学，始于宋，盛于元，滥觞于明，而事非忠孝节义，其词不足以正人心、厉风俗、端教化者，虽工弗贵。”[12]（《离骚影题辞》，P1882）被誉为“曲谱之祖”的“汉唐古谱”《骷髅格》实际上就是明人伪托之作[15]，则是一个追溯汉唐的个案。将曲的起源回溯至宋乃至上延至更早的汉唐，与“诗必盛唐”即是“诗必汉魏盛唐”或“诗必盛唐以上”的思路其实一样，既表达了对先出之艺术形式的典范意义的尊崇与向往，又从根本上厘清了戏曲与元代的深厚关系。此前的历史或所谓前历史同样值得复兴，只不过对以成熟的文体形态展示戏曲魅力的元代戏曲而言，他们更多地担负了复更古的价值和意义。如是之强调，更为看重的不是彼此的区别，不是时代之不同，而在乎表述的权威性，借诗文“宗唐宋”“宗秦汉”的方法而强调戏曲之“宗元”，不仅要复古还要复更古，达成“宗经”“载道”的目的，文体因之同源而异流，一代之文学的地位才能得到有效的巩固。这正是明清人对戏曲正宗地位不断确认的路径选择。

李O云： “贵远贱近，慕古薄今，天下之通情也。”[16]（《闲情偶寄》，P35）道出了中国人业已形成的“贵古贱今”的文化情结，也揭示了文学创作与批评一向讲究借复古而革新的合理性。文学史上，诗文领域不断以宗汉、宗唐、宗宋等相号召，后出之戏曲则主要体现为以“元”为宗；这来自于对元曲高峰地位的认可，又得到明清两代文学复古思潮的有力激发。可以说，“宗元”观念的确立与普及既来自源远流长的宗经传统，也是文学复古思想长久浸的必然文化选择。诗学思维以及相关批评话语的强势介入，促成了许多戏曲理论问题的深度辨正，也为元曲经典化提供了机遇；明清戏曲史的演进因此而显得繁复多姿而充满言说不尽的魅力。

参 考 文 献

[1] 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1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2] 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3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3] 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5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4] 俞为民、孙蓉蓉：《历代曲话汇编：新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明代编》第1集，合肥：黄山书社，2009.

[5] 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6] 俞为民、孙蓉蓉：《历代曲话汇编：新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清代编》第3集，合肥：黄山书社，2008.

[7] 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4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8] 俞为民、孙蓉蓉：《历代曲话汇编：新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明代编》第3集，合肥：黄山书社，2009.

[9] 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8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0.

[10]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1] 青木正儿：《元人杂剧概说》，隋树森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

[12] 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济南：齐鲁书社，1989.

[13] 俞为民、孙蓉蓉：《历代曲话汇编：新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明代编》第2集，合肥：黄山书社，2009.

[14] 孟称舜：《孟称舜集》，朱颖辉辑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

篇3

关键词：中国 古典诗词 艺术生成

据说，人生的极致是哲理和诗情。鲜活的哲理和深刻的诗情从来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们是合二为一的生存体验，是人们心中的灵感之火，生命之源。有文明的地方必定是有哲理和诗情的地方，一个没有诗歌和哲学的国度就如同一片贫瘠的土地，孕育的也只是枯萎干燥的树。

中国从不缺少诗歌与思想。先秦的人民已经能用“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来吟诵自己心中对于美好的追求了。一般认为，中国诗歌的源头是《诗经》和楚辞。《诗经》是现实主义风格的源头，而楚辞就是浪漫主义风格的发源地。其实这样的说法并不是特别准确。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其实是针对在19世纪出现于欧洲的文艺思潮而言的，而借用来分析中国古典作品并不是很恰当。他们又执着于探索与诘问，他们探寻着人与社会，因此他们充满着人世的灵气。

这样的传统延续了几千年，一直到唐诗宋词，乃至明清小说，这样的文学传统从未曾有过改变。

那么中国的诗歌又是在怎样的情境下产生和发展的呢？

第一，诗为心声，诗歌从来就是人们对自己心灵的呐喊。“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誓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是农奴们不堪沉重的剥削和压迫，对他们心中的乐土怀有的向往之情；“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杜甫心怀天下、为苍生着想的诉求和品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是李白对人生的热爱和执着；“幽谷那堪更北枝，年年自分著花迟。 高标逸韵君知否？正在层冰积雪时” 是陆游自尊、自强、自傲、自赏、自励的气节和精神。《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是抒发人的思想感情的,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呈现。

第二，诗歌的繁荣和发展与一定的社会风气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说到这儿，我们不得不提到中国文学宝库中的两颗明珠――唐诗和宋词。那个令中国人魂牵梦绕的时代盛唐，对于诗歌这样一个充满了激情和颂扬的文学形式，只有盛唐这样的社会才能赋予它最热烈、最赤诚的生命力。严羽在《答吴景仙书》中说道：“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盛唐富庶的生活，开明的风气以及人们激动的心境为盛唐高亢明亮的诗歌提供了土壤和养分，反映在唐诗中，是一种“匡社稷”“济苍生”的政治抱负，是一种奋其智能，建功立业，许身报国的豪迈气概。政治上的盛唐在安史之乱后分崩离析，唐朝也在军阀混战和宫廷内乱中活得奄奄一息。因此，安史之乱后，这样一种政治抱负又主要表现为要求国家统一、民族振兴的爱国思想。如果说李白的“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是建功立业思想的象征，杜甫的“国破山河在”“济时敢爱死”就是代表着一种执着的爱国精神。

到了宋朝，人们再不能恢复唐朝那样辉煌的过去，国家的分裂和朝廷的羸弱让文人心中充满了不安。但是宋朝又有着了不起的成就，它的工商业和农业依然强势，人民的生活也处于比较富庶的状态。宋朝是一个矛盾的时代，人们渴望着重振汉族的威名，但又不得不屈服于少数民族政权的武力。宋朝国家积贫积弱，但是却又有着丰富的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因而在诗歌上，宋代的诗歌显得更加瘦削冷峻，而宋朝的风流在词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象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几道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等名句，无不深婉密丽，含蕴深厚。

文学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必定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诗词的主流会服从于国家的主流文化。唐朝兼容并包的文化态度使得唐诗呈现出了多样风貌。而宋代由于理学的兴起，宋诗呈现出另一种面貌，诗歌中往往充满了哲理。像苏轼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朱熹的“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其次，诗词会深刻的反应出社会的生活状况。尽管宋词中有着豪放词这一支，但是描写生活乐趣的婉约词占了大部分，这些词作对于生活的描绘和阐述是极其细腻深刻的。“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是安定与祥和、生产与繁衍的农村风俗画。“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是杭州的富丽非凡； “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逶迤，芳草长堤，隐隐笙歌处处随。”是江南的富饶与美丽、恬静与繁荣；“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何事又作南来，看重阳药市、元夕灯山，花时万人乐处，欹帽鞭。”是丰富的夜生活带来的别样感受。

最重要的是，诗词反应着整个社会群体在一定时期内的心里状态。同样是描绘边疆征战生活的作品，唐诗和宋诗宋词有着明显的不同。唐代的边塞诗雄浑、磅礴、豪放、浪漫、悲壮、瑰丽；而宋诗宋词中描写边战生活的作品就显得沉郁、悲壮、荒凉、萧瑟，以及对北方故土的怀念和渴望收复失地的坚强决心。

中国古典诗词具有特别而迷人的艺术形态。中华大地孕育着自己独有的文明和文化，很庆幸这一支悠远的文化长河并没有因为外来文化的进入而断流。而这些宝贵的文化财富也塑造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正是人与艺术的交相呼应才使得一个伟大的文明有了永恒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游国思，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中国文学史[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2次印刷

[3]宋词鉴赏辞典[M].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9月

篇4

掏出手机‘打开QQ看看有谁在线’无论熟悉还是陌生，全都发一个可爱的表情，若某某快闪一个‘飞吻’你也闪一个飞吻过去，然后你们就聊上火了，你们都别怕现在用加多宝凉茶，随时可以消火亦可以止渴，岂不是达到事半功倍，两全其美的效果

写了一条短信给无聊的他或她，也算打发了自己的一段无聊时光，行走在美丽、温暖的草地上，“咔嚓、咔嚓”以为是树枝折断了，其实是快门声不断发出的响声，晒晒自己的近身照，插入一两句表示无聊也希望网友些多赞赞评论评论，晒出人气，要么留下几张很萌的照片，要么看看萌得不能再萌的视频

它能文能武，它会说话，无说不知，无所不晓，它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匣子，却是这个时代的骄傲，是人人的宠儿

它令人朝思暮想，一刻也不舍得分离，它让人又笑又哭，悲喜无常它能操纵你的思维，限制你的思想，它是这个时代的“精神鸦片”

从客观而言，它没有什么不好，只是人们把它看得太重要，导致一辈子行走的距离，可能还比不上指尖在屏幕移动一下的长度。古有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而现代的我们又能创造出什么？经典的诗词，优美的句子，曲折的小说，全存在手机里了，而自己能创作的，只有极简的信息罢了

课堂上，老师站在讲台上自言自语，我们在用手机你侬我侬，给前桌的某个“美女或帅哥”发一个表情，给旁桌发一句短语。然后呢，一遍又一遍地刷自己的微博‘更新着自己的动态，看看今日体坛新闻，关注明星八卦，不知不觉玲声响了，课本却还在第一页

课后本是提笔疾书，完成作业的时候，却又忍不住拿起手机，给并不遥远的他或她打了一个长长的电话，话题不痛不痒，无非是向对方诉说，今天在食堂吃的什么菜等一系列问题

就这样，你，我，他都成为了手机的奴隶。

它本是该时代赋予我们的信息便携工具，它本可以做我们理想的助产士，然而，它成了一把无形的大铁锁，锁住了骚年迈向理想的脚步。

篇5

[关键词]潮流；流行；经典；传统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14-0021-02

狄更斯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高速发展的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快捷的平台，也助长了“流行”盛行的火焰。从周杰伦的节奏蓝调到烟熏妆、锥子脸，从明星名人的生活方式言行举止到汉字书写国学热谈，从顾老师一纸辞信游历在路上到屠呦呦诺奖一鸣中医热捧……在来势汹汹的流行风潮中，我们无暇去抓住一个文化的根，只能任风儿吹着自己在膨胀的流行气团中不知所向。试着停下脚步，细细想来，又有哪一个流行能逃过时光流逝带来的冲击呢？看看那些追逐“流行”的人，后来不是傀儡一样不停的奔赴下一场荒芜的盛宴，就是化作飞蛾，甘心燃尽生命，只为生命完结前那短暂的快乐与光明。还要有多少邯郸学步的悲剧，世人才能学会在嚣扰尘世坚守本心，追求自我。

“ 生命转瞬凋零，喧腾是短命的别名。”“流行”只是某个时代的产物，只因符合当下某些人的某些特殊心理，加以迎合和包装制作，带来的便是巨大的经济效应。若是剥去那层层掩饰的外衣，怕只剩下空壳。所以，我们完全没必要追随这些形式上的泡沫，相反更应坚守内心某些最纯真、最经典的那一部分。

当细腰成了统治者的喜好时，宫中美女争先恐后地节食瘦身，“细腰宫中多饿死”一句长叹，多少如花少女因楚王的爱好而陨命，却仅仅是为了追求外貌上的美丽。明清的“三寸金莲”甚嚣尘上，一条窄窄的缠脚布，又毒害了多女的身心，可悲可叹。

当我们这些聪明开化的现代人嘲笑东施效颦时，却已不觉间落入了同样世俗的窠臼：不去追求内心的充盈美好，只为有与明星相似的脸蛋，而不惜代价去整容。结果却造成了众人的审美疲劳，且频发各种“撞脸”事件。老先生曾经意味深长地讲了一句16字箴言：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正是告诫我们，美存在于其多样性之中，当所有人“美”成一个样，估计也就没有美感可言了。

当我们将剪了无数个洞的牛仔裤，放进衣橱的最底层时，往日的流行已然过时了；当我们将80年代的老歌拿出回放时，昔日的流行已成经典。有些流行如过眼云烟，有些流行能沉淀成经典。只有那些经历岁月的变迁依旧能被人们津津乐道，给人以感动和激情的流行，才能积淀成经典，绽放光芒。唐诗宋词元曲已成为中华文化之瑰宝，成为了文学中经典。“天鹅湖”成为芭蕾舞剧的象征。当老歌再次响起，我们应感谢这些曾经的流行能把握时代命脉代代相传下来为人所铭记。

篇6

今年看春晚，有俩人特别引人注目，“夫妻档”，男名曰沙溢，女即为胡可。沙溢跟黄宏合演小品《荆轲刺秦》，“站着下蛋的鸡”成了今春的流行俚语，而坐在观众席里开怀大笑的就有他夫人胡可。春晚节目开场时，两口子手挽手，闪亮登场，好好地“秀”了一把。

 

这年头，影视圈常有人在公共场合秀恩爱，胡可和沙溢不是这样，他们是情不自禁地流露，到哪儿都黏在一起。正月初五，我邀他俩去扬州平山堂烧香，我去机场接，竟见他们小手指头勾着，好像初恋的少男少女。我们两家很熟，常有走动，节日里也就约到了我太太的家乡扬州。一，这里是鉴真大师和星云法师的故乡；二，扬州的富春包子美名远扬。尽管春节里油水很足，胡可还是拉着老公在古城扬州碎石铺就的末巷里转悠开了，顿顿吃得小肚溜圆。胡可说：“春节一过就要开工，沙溢又要天天三顿盒饭了，过年他想吃就让他吃个够。”说着不住地往沙溢碗里夹菜。那小子只是憨笑，也把硕大的包子往胡可手上递，举案齐眉让人生羡。

 

几年前，胡可和沙溢恋爱的消息是我给捅出去的，那一天我和胡可主持我导演的影片《康定情歌》首映礼，我脱口问了一句：“我准妹夫在干啥呢？”胡可也脱口回了一句：“沙溢拍戏去了。”话音一落，全场百余名记者先是惊愕接着笑咧了嘴，第二天自然是头条新闻啊！下来后，胡可嗔怪：“哥哥，你怎么这么八卦啊？都知道你我关系好，别人还以为你在给妹妹当托儿炒作呢！”我哈哈大笑：“你俩想结婚吗？想结婚就别怕我提前揭锅。都是实在人，怕啥？”她听了也乐。

 

没多久，我收到请柬。大婚当日，我、王中军、冯小刚、张国立哥儿几个都在主桌上，算是胡可娘家人。沙溢是空政文工团演员，我就戏称他们今天是军民一家亲。婚礼上，俩人没了平时的那种浪漫，沙溢是紧张得话都说不周全，胡可则激动得几度哽咽。为了活跃气氛，大家唆使沙溢换上苏格兰方格小裙子，那舞跳得还煞有介事，而胡可则护着微微隆起的小腹在旁边幸福地看着。他们是奉子成婚，当时胡可已有四个月的身孕。见了我，丫头有点儿不好意思：“我们领证都半年了……”众乐翻。

 

其实我认识她十几年了，当时胡可就一古怪精灵的小屁孩儿。那阵儿我跟李湘在上海台主持一档收视率达到12%的节目叫做《评头论足》。后来，李湘名气做大了，湖南卫视催她回去，她便找了师妹胡可来顶替。李湘知道我对合作的主持人甚为苛求，那天没直接说胡可是接班人，谎称她是今日嘉宾。巧了，本来约了刚出道的李冰冰做节目，不料飞机延误，大家抓瞎，我说：“李湘带来的那女孩儿不是嘉宾吗？”台湾籍的著名导播白汝珊连忙搭腔：“哎呀太好了！快上台吧！”就这样，阴差阳错，我与胡可合作了一回。这丫头反应极灵敏，嘴皮子绝不亚于李湘。我夸：“这姑娘不赖。”大家皆笑。原来，就我一人蒙在鼓里，全栏目的人都知道胡可是准备来接替李湘的，只是刚才临时上场与我这种看似无意的合作，让我非常喜欢她的聪慧机灵。于是，没有任何反对意见，胡可成了我的新搭档。江苏台台长章剑华看了节目，也赞赏胡可的小精灵样，遂聘我们去江苏卫视主持一档文学栏目《周周兰亭会》。于是，每个月我们总有两天从上海出发到南京，利用周六周日连做四期，累得孙子似的，但特愉快。胡可小鸟依人，聪慧机敏；我自恃老成，像大哥哥带邻家小妹。这档节目需要背诵的功夫，不是串联词，而是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的经典段落。胡可跟我对手时，从容镇定，谈吐自若。一次，我把一位名叫王燕的知名男嘉宾说成女士，众哄笑，胡可及时补台：“江大哥大概是身处南京，想到了那句唐诗，‘旧时王谢堂前燕’，而金陵古都自古出美女，看到这名字，就脱口尊称女士了。”我惊愕：小女子厉害！全场掌声。胡可甚得意。

 

后来，胡可演了电影《聊聊》，一举夺得大学生电影节最佳新人奖。我看了，挺棒。对戏的雷恪生老师夸她：“胡可是小精豆子不吃亏，演戏灵着呢！”

我调北京后，我俩在上海、南京主持的节目停了，我和胡可却一直“亲密接触”，各种活动啊首映啊红毯啊电影节开幕式啊……一搭一档，“兄唱妹和”。我俩从来不排练，特默契！上了场，谁忘了词，谁漏了话，彼此都会天衣无缝地补上。我本来语速就快，没想到胡可更快，圈内的好友便说我俩在一起是快人快语。我听了，快活。

 

去年，我力荐胡可演了一动作片《帝国秘符》，她饰一警花，能文能武，举手投足间除了睿智、干练，还有时不时闪过的狡黠眼神。我说：“丑化民警。”她答：“人物要有个性，十年前哥就是这么教我的。”我哑然。

 

今年春，我导演《三个未婚妈妈》，缺个“打酱油”的护士，电她，召之即来。临了问我：“还有打醋的活儿吗？你家妹夫沙溢算一个。”于是，沙溢来了，演一家属，伺候产妇的动作极为老道。我夸他，胡可眨眨眼睛：“他早就体验过生活了，只不过孩儿他妈是我。”

篇7

三,还有文言文中必须引领学生进入的意境美。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思想框架壮观恢宏并且多种优秀思想交相辉映历史承传完整至今的文明古国,无论是政治、经济、思想,还是文化、文明礼仪,我们的祖先都创造了辉煌的过去,然而自“”后,中华文化遭受重创,传统价值观、传统道德观、传统做人准则几乎消失殆尽,直到现在,学生教育中能与传统文化接壤的只剩下几篇文言文,想想看,五千年文明承传的重担压在几篇文言文教学的肩上,那么在文言文的教学中,挖掘文言文中的古典美,让学生最大限度的去领略传统文化的美有多么重要!

下面我想谈一下文言文中都有哪些美是必须挖掘出来的。

1 传统文化中最迷人的应该是他的思想美五千年的文化,让世界惊叹的博大精深,首选道家、佛家、儒家三经典。道家的清静自然,佛家的慈悲善良,儒家的仁义济世都充满审美的愉悦。道佛儒三家的思想再引申开来,又林林总总、纷繁复杂,延伸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涉及到每一个人的具体行为。但不论怎样复杂,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作用,那就是指导着古代中国人怎样去做人,怎样去经营自己的人生,怎样让整个社会的道德文明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例如《三国演义》中,复杂的情节和丰富的人物不论怎么去表演,它就体现了一个字,那就是“义”(“义”应该属于儒家思想范畴),它告诉世人,做人,要讲“义”,不要做背信弃义的小人。同样,孟子在他的散文中也明确表示,人要“舍生取义”,在生命和真理的选择中,人要毫不犹豫的取“义”;在强权和豪势的威胁中,人要敢于“仗义执言”,不能向邪恶妥协,甚至“助纣为虐”,为世人不齿,遗臭万年。再如,陶渊明的诗文中,明显流露出追求精神的自由(这应该属于道家思想范畴),维护人格的尊严,不向世俗低头,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和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辟天下寒士俱欢颜”则充满了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佛儒两家思想,总而言之,所有的古文中所体现出来的所有的思想光华,都可以在这三家思想中找到源头。

2 不可忽视的还有文言文的语言美中华五千年的文化中,从神话传说,到后来的先秦散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小说,都是以最美的方块字组成的最美的语言。

语言美之一是简洁。越往远古追溯,文章的语言越简洁,往往一字传神,而且适合各种文化层次的人理解,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像现在白话文这样大家统一认识,解释固定,那还叫什么经典呢。例如老子的《道德经》一句常见的话“大勇若怯、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辩若讷”中,“怯”“愚”“拙”“讷”四个字,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理解,通常“怯”被理解为“害怕”“胆小”“后退”“不言”“羞涩”等常见的意义,我认为,“怯”字的构成是“去心”,可以理解为去掉各种欲望之心,才是真正的勇者,正所谓“无欲则刚”,不贪慕权势就不必阿谀奉承,不贪慕金钱就不必狗苟蝇营,不贪慕美色就不必声败名裂……当然,不同的人还会有不同的理解,不论怎样,都说明了一个道理,简洁,是语言大美的体现,越细微具体,语言越没有适应能力。

篇8

关键词：诗词；鉴赏；教育

中图分类号：G4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2）18-074-1

一、现代文盲的增多呼唤诗词鉴赏教育

最近，“杜甫很忙”，一会“袒胸露乳”地跳着DISCO哼唱着《最炫民族风》活跃在网络上，一会扛着各色大旗活跃在街头巷尾的各色广告上……诗圣杜甫情何以堪？孩子们哈哈大笑之余是否心中还有那忧国忧民的诗人形象和那一首首感人肺腑的诗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古往今来多少仁人志士为了人民能安居乐业抛头颅洒热血，留下了一首首慷慨悲歌！然而，我们的孩子却逐渐地遗忘了这些志士仁人，这样的教育如何能让普通的学生理解诗词、理解诗人呢？

笔者觉得，在当下守住语文教学这块阵地，充分利用语文教学这个较得天独厚的优势来进行诗词鉴赏教育是十分必要而迫切的。语文教师完全可以在课堂上引领学生通过经典作品的学习使之受到震撼，并使学生的精神世界得到陶冶，心灵得到净化等精神享受。一个民族要生存要发展必须从民族自身文化中汲取营养，丢掉自己的文化就等于放弃了生存的根本。

二、古代诗词是智慧的象征，需要我们去将这珍宝找寻

中华民族的诗词源远流长，在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名列中，诗词更是作为中华文学的瑰宝，为世界传唱，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品。

诗词中蕴含着深厚的中华文化，可说是智慧的源泉。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万事万物，皆入诗中。诵读诗词对精神的升华、情感的熏陶、人格的塑造，能起无可估量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学生用这些优秀诗篇打做人的底子，打文化素养的底子，底色亮丽，在人生旅途中受用不尽。

优秀的诗词像种子一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们破土而出以后，和芳香的空气融合，长久地弥漫在大地上。今天，初中学生学习古诗词，诵读古诗词，咀嚼、体会、感悟，心驰神往，从陶渊明身上学习做人的豁达，从文天祥身上学爱国的热情，从范仲淹身上学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等等。

诗歌充满了作者的智慧和灵气，整体感知诗词要联系生活实际，联系自己的知识储存，开展想象，这样，脑中就会浮现出一幅幅生动的图景。读诗还要开动脑筋，对诗中情、诗中景、诗中意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理解，不同侧面去体味，不同方位去揣摩，使自己有独特的体会和感受。

三、诗词带有社会性，诗词是一个个不同人生的反映

长期稳定的封建社会制度对诗词的形成造成了重大影响。封建社会作为中国较长的社会形态，在一开始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明清后期也起到了阻碍作用。

诗词作者个人的情趣爱好与价值取向造成了诗词作品的好坏参差不齐。中国的诗词作者灿若星汉，才人辈出。但是，即便是伟大诗人，如李白、杜甫，除了吟咏大好河山、讴歌贫民百姓、赞美英雄豪杰、铺陈美善真情，也有拍马帝王将相、自怨自艾、哀伤悲叹的不良情趣。事实上，每一个诗词作者的作品都是良莠互现，糟粕与精华并存的。

诗词作品的综合手段应用造成了诗词作品的鉴赏困难。在诗词作品中，文字短小精悍，但是文学手段应用复杂，广泛应用了比附、拟人、暗喻等技巧，这都使得诗词的思想表现难以琢磨。比如，知名的诗人李商隐更是以语言空灵、华丽见长，繁复的词语之下暗藏玄机。这样的特征尤其需要鉴赏者注意识别。再比如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一语双关，让赏析的文人品味其中的复杂心情。

正是因为以上原因的存在，我们才需要认识到诗词作品并不是一汪清澈的泉水，可以直接端到初中学生的面前。

初中学生的性格特征与对事物的接受能力显然也是不同于成人，成人的文学作品的种种不足不太能够被初中学生一一辨别。因此，在目前的诗词教育中，超出初中学生接受能力的诗词作品影响了初中学生的成长。“笑谈渴饮匈奴血，壮志饥餐胡虏肉”这样的作品显然是表露出爱国情怀与英雄主义精神，但是，文字描写的暴力性则会对不具备有辨别能力的低幼读者造成困扰。温庭筠的词更是描述了成人间的儿女情长，更是让涉世未深的初中学生无所适从。

初中学生进入少年期后，学习内容得到深化，知识经验变得更多，社会影响力在扩大，他们在认识、情绪、意志以及个性心理特征上，呈现出以下三个阶段的发展。

第一，独立焦虑期。初中学生渴望独立与现实依赖之间产生了矛盾。此时，学生心理发展迅速，产生的最突出的变化就是出现了“成人感”，不愿意父母还把他们当作小孩子对待，也不愿再受到小孩子般特殊的照顾。因此，他们在心理发展上出现了摆脱父母照顾的“心理上的断乳”过程，即要成为独立发展的过程。

篇9

我的爸爸杨导宏老先生，一九三六年毕业于上海美专西画系，他就读的十七期正好由刘海粟校长带领。而且，因了那张女模特儿与学生一起的合照，这个班名声大振。

从我懂事起，大概是五岁吧，我就从爸爸收藏的多部精装画集中认识了西方画家达芬奇、伦勃朗、梵高、高更、毕加索、马蒂斯、塞尚，还有俄国的列宾、苏里柯夫。我也知道西方绘画是如何从室内走向外光派，再从早期的印象派到后期印象派，这样子一路过来。不要人指点，也没有什么入门，我自然而然地懂得什么是西画。就像乡下的孩童自然而然分得清什么是禾苗，什么是韭菜。非但如此，我甚至简直以为外面所有的人都是画家，都懂画。我特别喜欢西画中黑灰的色调，尤其是苏里柯夫，他将调色板上所有的脏颜色涂到画布上，呈现出的是令人惊奇的典雅、华丽、高贵的光彩。我又看爸爸用亚麻油调颜色，再用点彩派的手法画室内的墙面，然后退远处，退远处，双手抱在胸前，眯起眼睛，那样子真是艺术的生活，令我神往。于是，我抱定决心，一辈子做个画家。

读小学六年级时，爸爸发现了我喜欢画画。那是有一天，他掀开我的床单，发现床板上铺了厚厚的一层我画的速写，他知道了我的志向，心里自是欢喜。他认真地对我说，这样子瞎画不行，得拜个老师。他说，你不要学西画，在国内学西画，难得正宗。他还说自己在上海美专就不该学西画，学国画就好了。我那时已小学毕业，要进初中了，虽则别的方面还十分幼稚，但画画上，我已显出一些成熟，我听懂了爸爸的话，记在了心里 。

我十四岁上初一的时候，爸爸介绍我认识了陈白一先生，那时陈老师刚好三十岁。如今几十年过去，陈老师已八十六岁，我也虚岁七十。陈先生是我的终生之师，又是我的领导，虽经历了几多风雨，我们始终如一家人一样，无话不谈。陈老师对我的影响，一是明白了做人，二是明白了线是中国画的生命。

我考上了大学，为了学画，没去读。从此再也没有机会进专业美术学院。从十九岁起，我先后教过小学、中学，在出版社做美术编辑，在画院任专职画家。我在教书的十年，除了坚持画速写、练笔墨、学书法外，特别感兴趣的是读了大量的文学书和历史书，如唐诗宋词元曲及明清笔记。通读了《鲁迅全集》，还有刘大年的《中国文学史》。读过范文澜《中国通史》，也读过历朝通史，直至民国通史。尤其是在二十岁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地摊上购得了民国年间石印本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奉为至宝，从此我知道了什么叫意境，也知道了做学问的人生三境界。要知道，像我这样自学的人，就像无头苍蝇，眼前一片模糊，走起路来摇摆不定，得到一本好书，就像遇到贵人，贵人相助，是会少走许多弯路的。读书就是跟“好”见面，跟“好”对话，让你提升心志，超凡脱俗，晓得世上的“好”好到了什么程度。一个不知道什么是“好”的画家，怎么能画出一张好画来呢？

我三十四岁时，结束了，眼前一派光明与希望。那时中国画正在摆脱为政治服务的僵化模式，开始寻找自己的出路。一部分画家把眼光投向西方，一部分画家将脚跟站稳在本土。我选择了后者，同时我仍然留恋儿时对西画最初的兴趣。

近百年中国画分两派，一派以徐悲鸿、刘海粟为代表，林风眠属其列，我称这一派为学西方。他们站在西画的立场，力图以素描改造中国画。林风眠虽则想从中国民间去挖掘，但立场仍是站在西方。另一派以齐白石、黄宾虹为代表，潘天寿属其列，我称之为守本土。他们站在中国的立场，守住传统，自信从自身中能生出现代来。百年过去，回头审视，守本土者占了上风，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守本土一方，黄宾虹在笔墨上的成就最高，他的山水，是整体的传统，局部的现代。也就是说，他的笔墨已跨入到现代。这是自明代山水式微，经过清代，五百年来山水画呈现出的崭新的面目。我以为黄宾虹最大的贡献是他笔墨的无皴法或反皴法（这个提法是我的发明），而不是人们习惯称为的所谓浑厚华滋。浑厚华滋是对所有山水画的普遍基本的要求，而不能用来评价某人技法上的创新，正像形象生动是对人物画的基本要求一样。

一九九三年，我五十岁时调广州工作。那时，人生地不熟，又不懂广州话，故绝少与外面打交道。这看起来像个缺陷，但反过来看我却获得了大量的时间。可以说，我在广州简直成了时间的富翁。我想过细地经营我的画，我暗自打定主意要将传统中国画带入现代。我的时间充裕，日子悠长，还可腾出手来写写文章。一九九四年写《由红菜薹想起》是我的散文处女开篇，以后一发不可收，在一些报章杂志开专栏，也出了几本集子。当然，我仍在读书，如钱穆先生的著作我差不多已经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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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言文；传统文化；民族文化

文言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何为文言文？著名语言文学家、教育家王力先生在《古代汉语》中指出：“文言是指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文言文，也就是用文言写成的文章，即上古的文言作品以及历代模仿它的作品。

文言文是中国古代沿用了几千年的书面语言，从先秦诸子史传散文，到两汉辞赋、唐诗宋词元曲，再到明清八股小说都属于其范围。它包含着汉语言独有的直觉性、形象性，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现象。它承载了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蕴含着国人强烈的生命意识和深刻的人生体验。通过品读优秀文言佳作，我们可以感悟到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文化内涵。

一、爱国情深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和优良传统。在孔子提出“尊王攘夷”，孟子竭力主张以“仁政”实现“大统一”后，儒家学说的忠君爱国文化思想已深深融入民族意识中。几千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忧国忧民。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出师表》），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苏武北海牧羊十九年而气节不改忠于汉室（《苏武传》），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抗金英雄岳飞写下了《满江红》，顾炎武大声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正始》）……是一代代的爱国者推动着古老的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历经磨难而不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孝道为先

“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维系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李密的《陈情表》可谓千古至孝文章，苏轼曾论“读《陈情表》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孝”。“二十四孝”故事今天看来有的不免迂腐，但黄香扇枕温衾、董永卖身葬父、子路百里负米的故事至今让人感动。儒家道统认为“孝”是百行之首。《论语》：“孝梯也者，其为仁之本舆。”《孝经》指出“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礼记》篇“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孟子》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里“小孝”延伸至了“大孝”，千百年来，炎黄子孙已把单一的孝演变为了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三、尚礼贵和

崇尚礼仪与和谐，坚持中道是中华民族所遵循的精神。“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其为美，大小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 ・学而》）。孔子追求以礼为标准的和，我们在《论语》中可以读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大同”场景，这是夫子所追求的和美世界的理想。中国贵和，人们常说“以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这些是构成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

四、尊师重学

被誉为万世师表的孔子本身就是尊师的楷模。《论语》云：“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古文大家韩愈作《师说》宣扬从师之道，“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谭嗣同说过“为学莫重于尊师”（《刘阳算学馆增订章程》）。荀子说“学不可以已”（《劝学》），闻鸡起舞的祖逖，凿壁偷光的匡衡，囊萤映雪的车胤、孙康，悬梁刺股的苏秦、孙敬……他们刻苦求学，是重学的榜样。尊师重学是民族文化得以传承发展的重要因素。

五、侠义风骨

“义”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孟子・离娄上》：“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侠义之人是孟子所说“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一诺千金，报答不平，替天行道，伸张正义。史有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中的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位侠客；《三国演义》中“义薄云天，英雄盖世”的关羽；《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梁山一百零八位好汉，他们的侠义故事至今被人们传诵。直到今天，中国的武侠精神亦为人们推崇。

六、桃源情结

“桃花源”是千百年来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和心灵栖息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十章》），老子描绘了一个桃花源蓝本。到了陶渊明《桃花源记》描绘的“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世外桃源，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消解了中国文人“仕”与“隐”内心矛盾，因为它是儒道思想的结合，对后世影响至深。贬黜滁州的欧阳修写下了《醉翁亭记》；仕途失意的苏轼创作了《赤壁赋》；明代文人桃源情结最为典型者当属蒲松龄，一部《聊斋志异》谈狐说鬼，实则是追求理想的桃源；清代曹雪芹《红楼梦》里“大观园”，不正是美好桃源世界的瑰丽想象吗？直到今天桃源世界也是中国人追求的理性境界。

中国民族文化精神是多样的，除上述外，学者刘介民先生做了更为详细的分类，有“优化人格，悟守尊严；自胜自立，自强不息；志当高远，浩然正气；仁者爱人，永存爱心；贵和持中，不偏不倚；礼仪廉耻，行己有格；淡泊明志，智为达德；求是务实，求知善读；诚信待人，珍重友谊；老成温厚，遇事忍耐；知足常乐，因循守旧；克勤克俭，廉洁奉公；为善从善，广结善缘”等，不一一赘述。只要我们用心品读文言作品，就能感悟到中华民族特定价值系统、思维方式、社会心理以及审美情趣等方面内在特质，从而不断提高审美情趣，树立争取的价值观，形成健全的人格，为传承优秀文化和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参考文献：

[1]刘介民.中国传统文化精神[M].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8）：131-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