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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内容提要: 以被保险人的存在场合及确定为研究起点，归纳被保险人权利义务的设置。追踪被保险人权利的立法新发展，揭示被保险人与保险利益以及保险合同利益的关系。被保险人存在于保险合同各个要素的关系之中，对其法律地位的探讨以被保险人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特质为外延。同时，以被保险人与一般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比较，界定被保险人特殊的法律地位。

《保险法》于2009年2 月28 日修改并已经开始实施，这次对保险合同法部分的修改与日本2008 年保险法从商法典中分离出来成为单独的部门法在时间上比较接近，日本《保险法》立法原则中包含的“强化对投保人方的保护”与我国《保险法》修改中“对被保险人的保护理念相映成趣”。二者虽然在具体制度上包含很多方面的规定，但均涉及到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界定这一问题。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殊的主体，在合同法领域难寻与之对应的主体制度。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问题虽然广有提及，但向来缺乏理论层面深入而系统的关注，导致了规范层面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撑。从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角度观之，几乎涵盖全部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的制度设置凸显被保险人的特殊地位; 从与保险合同其他诸要素的关系角度观之，被保险人处于保险合同各个要素的核心; 从与合同法的基本理论衔接及比较角度观之，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差异颇大。

一、被保险人存在场合及确定方

被保险人在人身保险合同与财产保险合同的存在情况并不相同。

(一) 财产保险中的被保险人

在财产保险合同中，存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同一的情况，即投保人为自己利益保险，也存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同一的情况，即投保人为他人利益保险，比如海、陆、空的旅客运送业和仓库业的财产保险合同。另外，以第三人为被保险人的财产保险还经常发生在国际贸易中，比如以CIF 为条件的交易。

(二) 人身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

人身保险中存在投保人以自己的生命投保的情况，也存在投保人以他人生命投保的情况，被保险人是以其生命作为保险合同标的的人。与财产保险中的被保险人不同，除了被保险人与保险合同标的之间的保险利益要求之外，人身保险中的被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有保险利益的要求。

(三) 被保险人的确定方式

被保险人必须在保险合同中做出明确规定，确定的方式包括以下几种：

其一，明确列明被保险人的姓名或名称 被保险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法人无生命健康可言，人身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以自然人为限) 被保险人是自然人的，应当在保险合同中载明其姓名。被保险人是法人的，应当在保险合同中载明其名称 被保险人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多人，每个被保险人应当一一载明。

其二，以变更合同条款的方式确定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增加一项变更被保险人的条款，一旦该条款约定的条件成立，候补的主体自动成为被保险人，取得被保险人的地位。比如财产的承租人或者受托人作为候补的被保险人，承租人或受托人变更后取得与原被保险人相同的资格。

其三，以扩展的方式确定被保险人 这种方式不直接列明被保险人，也不以排序的方式确定被保险人，而采取扩展的方法，使一定范围的人员都具有被保险人的地位。

二、我国《保险法》被保险人权利义务的规定

投保人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的关系人。［1］ (P37) 值得注意的是，投保人并非所有时候都是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的享有者和承担者，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同一的情况下，被保险人而不是投保人成为保险合同权利义务设置的核心主体存在被保险人的场合，我国财产保险合同的制度设置抛开了投保人而直接以被保险人为中心展开。财产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的有无以被保险人为衡量主体 我国《保险法》第48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 赋以被保险人维护保险标的安全的义务 我国《保险法》第51 条规定，被保险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劳动保护等方面的规定，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 赋以被保险人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我国《保险法》第 52 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 赋以被保险人减灾防损的义务 我国《保险》57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应当尽力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5)以被保险人为保险人代位权的行使对象 我国《保险法》第60 条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为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

在人身保险合同中，基于被保险人的存在，产生一系列不同于财产保险合同的制度设置人身保险中，投保人对作为标的的被保险人的生命和健康必须具有保险利益各国保险法中对于投保人具有保险利益的被保险人的范围采取不同的立法方式: 列举主义立法、同意主义立法以及列举主义和同意主义结合立法。我国采取第三种方式，即法律直接规定投保人对一定范围的人员具有保险利益，同时规定经过被保险人同意的也视为具有保险利益。订立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须经被保险人同意。依据我国《保险法》第34 条第1 款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 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的转让和质押须经被保险人同意。依据我国《保险法》 第34 条第2 款规定，按照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不得转让和质押。被保险人拥有指定和变更受益人的权利，投保人对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须经过被保险人的同意。人身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和投保人指定和变更，但投保人对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必须经过被保险人的同意。①被保险人享有保险金的最终归属权。如果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认; 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没有其他受益人; 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②

由上可见，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享有广泛的权利，具有广泛的义务。被保险人的权利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 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签订的同意权; 被保险人指定、变更受益人的权利; 被保险人请求保险金的权利; 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指定或变更受益人的权利；被保险人的义务包括:如实告知义务; 减灾防损义务; 危险增加通知义务; 危险发生通知义务。可见，保险合同中除缴纳保险费的义务外几乎所有的权利和义务主体都包含被保险人。

三、被保险人权利义务设置的原因

从保险合同订立的终极目的——受领保险金这一结果观察，保险合同利益最终归结为保险金的请求权上，任何其他的权利义务设置均服务于这一核心权利的实现。在保险合同构筑的权利体系中，保险金请求权居于核心地位。对被保险人权利义务渊源的判断应该以其对保险金请求权的享有情况作为重要标准。

保险利益是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之间的利害关系，被保险人对保险利益的所有者地位应否使其成为保险合同中的系列权利与义务的承受者以及保险合同利益的归属者? 这一问题的探究以保险利益为起点，以保险合同利益为终点。保险利益与保险合同利益功能相异: 保险利益的核心作用在于防范道德风险③，保险合同利益的核心作用在于彰显保险的保障功能，二者在保险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卫道士”与“弄潮儿”的角色。在被保险人法律地位这一问题上，二者发生交集。保险利益与保险合同利益的决定关系是前者决定后者抑或后者决定前者? 学术界相关论述乏善可陈，依合同法的一般原理: 合同标的的归属决定合同利益的归属，合同标的的归属主体享有广泛的合同权利以及合同处分权利。当然，合同标的的归属主体也是合同的订立主体，而在保险合同中，情况较为复杂。合同标的的利益归属于被保险人，被保险人与保险合同的订立主体投保人，基于种种原因不同一，保险合同利益归属于投保人还是被保险人? 法律规范的设置似乎倾向于后者，即将合同利益归属于被保险人。这样，与合同的订立者即为合同利益的享有者的一般原理相背离，但是与合同标的的归属者即为合同利益的享有者的主张又保持一致。依笔者拙见，保险利益的归属主体决定保险合同利益的归属主体而非相反，理由如下。

其一，道德危险的防范价值序列居前，保险产生的经济利益位列其后。

以历史的角度，对保险运营过程经济利益的追求是保险业的产生和发展的源动力，道德危险的防范与保险的运营相伴相生。尤其在保险业已经较为成熟的今天，防范道德危险已经成为各国保险立法的基本原则。被保险人存在的场合，对被保险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在立法价值排序上位居前列，而对投保人和保险人经济利益的保护位居其后。被保险人拥有保险利益，而将保险合同利益赋予投保人极易产生道德危险。故此，拥有保险利益的被保险人应当享有保险合同利益。

其二，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的目的包含让渡保险合同利益的意思。

投保人作为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负有交付保险费之义务，并非必须具有保险利益而于保险事故发生时遭受损害之人。”［2］(P126) 财产保险中，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于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取得保险金请求权; 人身保险中，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生存的，由被保险人取得保险金，被保险人死亡的，由受益人取得保险金。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之初，已然决定了保险合同利益的最终归属并非自己。可见，投保人以被保险人的财产或人身投保的场合，具有将保险合同利益让渡的主观目的。这种让渡，于财产保险合同中，合同利益的承受人为被保险人; 人身保险合同中，合同利益的承受人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 “受益人与保险人的法律关系只是在被保险人死亡时才发生。”［3］(P57) 被保险人生存时，保险合同利益归其所有。综合所有保险类型，法律确立了投保人让渡保险合同利益的主观目的，被保险人为保险合同利益归属的不二人选。

在财产保险中，被保险人作为“损失保险合同上的受益人”拥有保险金请求权。投保人虽然订立保险合同，缴纳保险费，但由于被保险人是财产保险利益的归属主体，保险金的请求权即保险合同利益归被保险人所有。在人身保险中，保险金受领人最终享有保险金的请求权，其与被保险人并非始终同意。不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金的请求权与保险利益的拥有者应该保持一致，否则易于引发害及被保险人生命和身体的道德危险。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中，法律直接规定保险金的请求权属于受益人。延及受益人地位的确定——直接或者间接源于被保险人的指定或同意 并且，在无适格受益人的场合，保险金归属于被保险人的财产。就此，可以得出对人身保险合同利益归属主体的判断，无论最终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主体为何——被保险人、受益人抑或被保险人的继承人，保险合同利益应归被保险人所有。

保险利益的归属决定保险合同利益的归属，被保险人拥有保险利益，保险合同利益也应归其所有，此为被保险人拥有广泛权利和广泛义务的原因。

四、日本《保险法》中被保险人合同解除请求权的创设

在2008年修改的日本《保险法》 中，新增了被保险人合同解除请求权，规定于死亡保险合同、伤害疾病定额保险合同以及伤害疾病损害保险合同缔结后，发生一定事由时，被保险人可以向投保人请求解除该保险合同的权利。《保险法》中并无此规定，保险合同的解除权属于投保人。依据合同法一般原理，合同的当事人有权在合同中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或者经由事后的协议解除业已生效的合同，或者法律规定的事由出现时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保险法》中由投保人享有合同的解除权的规定无疑是对合同法一般原理的遵循。为在保险合同的稳定性与被保险人利益保护间创设平衡点，日本《保险法》增加了被保险人合同解除请求权的制度 规定被保险人有解除合同的请求权，该请求并不直接导致保险合同效力的终止，如果投保人不解除合同，被保险人可以提起以投保人为被告的“以裁判代替债务人的意思表示”的诉讼，通过法院的裁判获得确定判决，以此代替投保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 ［4］ (P33) 日本《保险法》的这种做法，实际上与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关系发生变化时直接赋予被保险人合同的解除权无异，从而将被保险人的权利延伸到影响合同效力的体系中来 这种做法深具合理性: 投保人以他人生命缔结保险合同的场合，被保险人的生命权是保险合同的标的，出于尊重被保险人人身权、维护被保险人生命利益以及防范道德危险的考量，投保人享有的保险合同解除权应当受到被保险人的制约。

一方面，人寿保险合同的长期性决定了当事人会出现基于情势变化产生解除合同的需求。投保人行使合同解除权解除保险合同时，被保险人的保险金受领权因之消失。人寿保险合同多以被保险人的年龄为基础订立，被保险人年龄越大，发生死亡的几率越大，投保的保险费率也越高出于控制风险的考量，被保险人超过一定年龄的，寿险公司甚至不予承保。可见，投保人任意行使保险合同解除权会侵害被保险人的利益。

另一方面，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关系的变化可能导致投保人订约时存在的保险利益其后丧失，比如夫妻关系的终结。此时，如果投保人不解除合同，保险合同继续有效，无疑会对被保险人的生命构成极大的威胁，增加道德危险发生的几率。如果直接赋予被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权利，又会与投保人的利益及其当事人地位发生冲突，造成合同解除权享有主体与合同主体不同一的矛盾。

五、被保险人与保险合同各要素的关系特质

(一) 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的关系特质

被保险人可以概括为其财产 利益或生命、身体、健康等受保险合同保障的人，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的关系可见一斑。在财产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的关系体现为被保险人是财产保险合同标的的权利人。在现行的法律体系内，这些权利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 第一、现有利益; 第二，基于现有利益产生的期待利益; 第三，基于某一法律上权利基础而产生的期待；［5］(P21) 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利益关系直接影响和决定了被保险人在财产保险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财产保险中，遵循填补损害的原则，保险目的即是填补发生保险危险时实际遭受损失之人的损害。投保人虽然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但在发生保险事故时未必是实际遭受损失之人。利之所在，损害之所在，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符合保险的存在目的 而保险合同的订立以保险标的危险的评估为基础，所以《保险法》中规定被保险人和投保人一并承担旨在揭示保险标的危险状态的如实告知义务。保险合同的存续以保险标的危险范围的维持为保障，对被保险人减灾防损义务的规定即是控制危险程度的措施。至于被保险人危险发生的通知义务等均以保险金请求权的实现为目的。

在人身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的生命和身体是保险合同的标的。各国立法对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保险利益关系规定存在差异: 一种是同意主义立法，规定投保人以他人生命或身体投保必须经过该人的同意; 一种是保险利益主义立法，规定投保人对一定范围之内人具有保险利益，在投保非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的人身保险时不必经过被保险人的同意，即可直接投保。我国采取的是第二种立法方式，一般的人身保险合同投保人具有保险利益的可以直接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须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这样的规定避免了简单的同意主义立法程序上的繁琐与不便，对倡导社会主义道德 发扬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与友爱精神起到积极的导向作用，同时也兼顾了对被保险人人身权的尊重与道德危险的防范 。但是，这种立法易于使人产生错误的认识，即认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生命和身体具有保险利益 实质上，被保险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属于被保险人的专属权利，法律无由规定这些权利转归他人所有保险法中有关投保人对一定范围人员具有保险利益的规定仅仅是出于法律对被保险人真实意思的推定，即认为一定范围的被保险人具有让渡以自己生命或身体投保权利的意思，

(二) 被保险人与保险金请求权的关系特质

在财产保险合同中，填补损害的保险原则决定保险事故发生时遭受损失之人为保险金受领人，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之间的利害关系决定了被保险人 (而非投保人) 是实际遭受损失之人，因而保险金请求权应当属于被保险人。在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金的给付来源于保险费的累积而投保人是订立保险合同缴纳保险费的人。同时，人身保险合同以被保险人的生、 老、死、葬为保险责任，保险金的给付以被保险人的生命、身体状况为条件。保险金请求权属于投保人抑或属于被保险人? 我国现行立法并无明确规定。依据合同法的一般原理，作为合同当事人的投保人应当具有保险金请求权，但人身保险合同的特性决定了该合同利益的归属主体与合同的订立主体并不同一。在被保险人生存的场合，被保险人虽然通过同意或者法律规定的方式让渡了以其身体投保的权利，但这种让渡包含了自己受益的内容 基于防范道德危险的目的，应推定投保人具有使被保险人受益的意思。如此，人身保险合同订立的基础方符合被保险人人身权的保护以及公序良俗的需要。可见，在被保险人生存的场合，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金请求权非被保险人莫属，其他人 (包括投保人) 均无由享有保险金请求权 在被保险人死亡的场合，保险金的归属表面属于受益人，受益人对保险金的取得属于依法律规定的原始取得。但是，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权掌控在被保险人手中，投保人对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均须取得被保险人的同意方可生效。可见，保险金请求权的享有主体以被保险人的意思表示决定，即被保险人享有以生前意思决定保险金享有主体的权利，与被保险人对其遗产的处分类似 在无适格受益人时，保险金归入被保险人的遗产(而非投保人的遗产)。可见，法律倾向于将被保险人规定为保险金的享有主体，惟顾及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 缴纳保险费的保险合同当事人地位，未予以明示而已。

(三) 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关系特质

在财产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关系不在保险合同的考察之列，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原因关系亦不影响财产保险合同的效力。追究其中就里，无非商贸上之联系与人情上之赠与在人身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关系依法明示，或为情感上至亲之人，或为金钱上联系紧密之人。以防止赌博为初衷的保险利益原则在英国《1774 人身保险法》，通常称为《反赌博法案》中表述为: 人身保险合同的订立，以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为条件，否则该合同无效。而这种保险利益除投保人对自己的生命外，以“被保险人的死亡造成其法定或事实上财产权利的实际或可能的丧失或减少”［6］(P22) 为标准。我国《保险法》未规定这一标准，所列举具有保险利益的人员涉及情感上的联系也涉及经济上的联系。

(四) 被保险人与受益人的关系特质

被保险人对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源于被保险人的意思表示自治，法无规制必要。除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保险法以外，世界各国保险法均未规定受益人对被保险人须有保险利益。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保险利益规定已经能够实现禁止赌博与防范道德危险的功能，并无必要对受益人附加保险利益的限制，应当将其决定权完全交由被保险人。

(五) 被保险人与保单所有人的关系特质

保单签发后，对保单拥有所有权的个人或组织为保单所有人。财产保险合同中，保单没有现金价值，以自己的财产投保的，投保人自己即为保单所有人; 以他人财产投保的，被保险人为保单所有人。很多人身保险合同具有储蓄性，保险单具有现金价值，可能出现基于保单财产性的转让或质押。如此，保单所有人可以是受益人，也可以是被保险人，还可以是除受益人、被保险人以外的任何人。

六、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第三人的比较

依据合同法的一般理论，合同的相对性决定了合同的当事人是合同权利义务的承受者，其他主体一般不享有合同权利，也不承担合同义务，只有合同一方当事人能基于合同向对方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作为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第三人利益合同 虽然被许多学者称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典型代表，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在权利义务设置上存在诸多不同。

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订立有参与的权利，在一定条件下，保险合同的生效以被保险人的同意为要件。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不是缔约当事人，不必在合同上签字，不需通过其人参与缔约。被保险人除了享有保险金请求权之外，必须承担许多义务，其中既包括先合同义务(如实告知义务)，也包括合同义务。(保险事故发生的通知义务等)，还包括法定义务 (减灾防损的义务以及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等)。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只享有权利，不承担义务。被保险人享有的保险金请求权并非源于投保人的指定，而是源于保险法的直接规定，并且这种请求权可以经由对受益人的指定而归被保险人以外的受益人享有。同时，在没有适格受益人的情况下，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被保险人的继承人继承 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享有的受益权是受合同当事人指定的，只能由该第三人享有，不能任意转让和继承。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的订立必须事先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 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订立事先无需通知或征得第三人的同意。④

综上可见: 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享有广泛的权利，是保险合同利益的最终归属者，也是对保险合同标的拥有保险利益的人。同时，除了缴纳保险费的义务之外，被保险人需承担保险合同中广泛的义务。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体系几乎涵盖了保险合同中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将被保险人简单的视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第三人显然不能适应被保险人的利益需求，也无法满足保险法对被保险人偏重保护的立法目标。与投保人相比，被保险人不享有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也不享有保险合同解除后追回保险单现金价值的权利。但日本《保险法》中新增的被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的请求权，将被保险人的权利扩张到影响保险合同效力的体系中来 如果说某一主体的法律地位是由该主体的权利义务反映和决定的，那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被保险人已经具备了超出一般合同第三人的类当事人地位。

注释:

①参见《保险法》第39、40、41条。

②参见《保险法》第42条。

③道德风险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谋求保险金为目的，故意作为或不作为，造成或扩大的危险。参见林群弼:《保险法论》，三民书局2006年版，第129 页。

④文中涉及第三人利益合同特征的分析引自王利明：《论第三人利益合同》，载《法制现代化研究》第八卷，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371 － 373 页。

参考文献

［1］［日］石山卓磨.《现代保险法》［M］．东京: 成文堂，2005．

［2］林群弼．《保险法论》［M］．台北: 三民书局，2006．

［3］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4］孙祁祥．《保险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篇2

自《保险法》颁布实施以来,保险业务象雨后春笋,焕发了勃勃生机,显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广大保险人,为保险业务的发展、保险市场的完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制实施时间较短,人来自不同层次,管理办法相对滞后等原因,使得保险工作存在一些问题。为此,笔者就保险人的地位和如何开展业务、如何加强管理等问题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一、保险人的地位和作用

纵观西方发达国家保险业的发展史,保险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为保险市场的开拓、保险业务的发展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例如,在英、美、日等国约有80%以上的保险业务是通过保险人和经纪人招揽的。在我国,《保险法》专门以一章的形式阐述了有关保险人和保险经纪人的问题,并且于1996年2月和1997年12月两次出台了“保险人管理规定”,这些无不说明保险人在保险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实际上,保险制的实施,保险人的出现,为完善保险市场,沟通保险供求,促进保险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说:

第一,直接为各保险公司收取了大量的保险费,并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据有关资料介绍,目前,我国通过各种保险人所获得的保险业务收入占保险业务总收入的50%左右,而湖北省保险费收入的60%是通过保险人获得的。

第二,各种保险人的展业活动渗透到各行各业,覆盖了城市乡村的各个角落,为社会各层次的保险需求,提供了最方便、最快捷、最直接的保险服务,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第三,直接、有效地宣传和普及了保险知识,对提高和增强整个社会的保险意识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进一步促进了我国保险事业的发展。

第四,保险人的运行机制,对保险公司尤其是对国有独资的中保公司的机制转换,有着直接和间接的推动作用;对领导有启发;对员工有触动。大家都从中深刻地认识到,中保公司必须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需求的机制。另外,保险作为一个新兴的行业,它的发展能容纳大批人员就业。日本从事保险的人,约占国民的1%。随着我国保险事业的不断兴旺发达,保险人的队伍将日益扩大,从而在安置就业方面,将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保险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我国保险业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以及具体使用人的各家公司对保险人的发展与管理均给予高度的重视,从政策上就保险人的种类、设置条件、设立程序等方面作了原则性的规定。1996年2月,央行又出台了《保险人管理暂行规定》,于1997年12月,有关部门针对保险业务发展迅速、相应管理滞后的实际情况,重新修订出台了《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其中就人的资格、专业人、兼业人、个人人及执法管理做出了较细的规定,并从1996年起首次实行了保险人专业资格考试。目前,已有近50万保险人取得了资格证书,并活跃在各地的保险市场,为唤起社会公众的保险意识,为促进保险业务的迅速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保险人发展的时间较短以及区域间的不平衡,保险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亟待加以解决。这些问题具体表现在:1.保险公司之间互相争夺机构,导致手续费给付标准提高;2.为争抢保险业务,随意设立保险点,既无保险证书又无保险公司委托证,甚至连保险协议尚未正式签订,就委托保险业务;3.与保险点结转保费不及时,随意性较大;4.对点领用的单证缺乏严格的管理和控制;5.普遍存在重、轻管理的倾向,对各点督促、检查不力,指导不够;6.人业务素质差,单纯为手续费而展业,致使承保质量得不到保证;7.超越权限,导致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发生矛盾,甚至对簿公堂;8.直接争抢已在被公司的保户(此问题尤以续保期财险和寿险为甚),并向被保险人索要手续;9.不按规定办,脚踩几只船,打保险公司的牌,同时为几家保险公司;10.利用对客户的制约关系,强迫客户向其指定的保险公司投保;11.挪用保费,造成资金安全无保障;12.曲解条款,夸大回报;13.弄虚作假,违反职业道德;14.人发展的业务赔付率高。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人的素质问题,二是管理体制的问题。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除应加强培训外,还要尽快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管理体制,并在此基础上关心人的成长。

三、解决保险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保险网点的迅速发展和对保险管理的滞后,造成我国保险中介组织的先天不足。规范保险人的经营行为,加快发展、完善保险网点,统一保险人委托的做法已刻不容缓,笔者认为,当前要从宏观上和微观上分别采取相应措施。

措施之一,严格检查和严格执行保险必须具备和持有《保险人资格证书》以及被公司颁发的证,对于无证或两证不全的保险人,坚决取消其保险资格,这样不仅能够有效地保证保险人的素质,提高保险业务的质量,也可以限制一些单位随意搞保险和保险公司随意设立点。对此,金融监管部门应加大监督检查的力度。

措施之二,明确规定各险种手续费的给付标准,任何被人都不得擅自增加和提高保险手续费给付标准,不得通过险种间调剂手续费等变通办法拢络保险人。

措施之三,加强对保险人的业务培训和监督管理,不断地提高保险人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为此,金融监管部门和保险公司都应督促保险人认真执行我国关于人的各项规定。

措施之四,由金融监管部门牵头,尽快成立各地保险人自律组织,增强行业自律的力度,减少和避免保险工作中被人之间的不规则竞争。鹬蚌相争,必然是渔翁得利!这应成为各家保险公司的共识。也只有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才能规范保险市场,规范保险。

措施之五,应改变原来单一按保费收入计提工资的办法,实行与工作态度、业务质量和管理质量等综合指标挂钩的考核办法;同时,坚持做到“两公开一监督”,倡导文明服务,将理赔制度和理赔结果公开,赔款通过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措施之六,注重感情投资,在生活上多关心他们,尽力为他们排忧解难,使他们安心工作,尽职尽责;在业务上帮助他们疏通展业渠道,解决业务拓展和管理环节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在劳动用工制度上,对有突出贡献者可以从保险系统内或各地劳动人事部门争取招工转干指标,使他们感到保险事业有“奔头”。

措施之七,通过建章健制,使保险人有章可循,有据可依,严格履行保险人从业守则,从而有效地指导他们做好工作,引导他们健康成长。

措施之八,要求保险人为客户推荐合适的保险服务及商品。商品既要符合客户

的要求,又要考虑客户的缴费能力,决不能贪图自身利益而损害客户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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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可人生最无奈的地方在于，爱之重，有时候不能如人所愿般完美承受。

我的老板A先生今年32岁，潇洒干练，工作体面。他眼中的感情，是合则来不合则去的两厢情愿，一定不能将就。可如今，他的判断力和自信心却被母亲过度的惶恐和焦虑严重干扰了，他对婚姻有了一种莫名的排斥和恐惧。老太太天天苦大仇深地催婚，逢人便唠叨自己的儿子是不如意的光棍。

“你看看人家谁谁跟你一样大，孩子都会打酱油了，你还不着急！”“快给上次那个姑娘打个电话！”“没事多去看看人家姑娘！”“你们到底多久约会一次？”“你们俩怎么最近不见面了？”“什么不合适？谈一谈就合适了！”……

A先生被一长串的连环炮轰炸得毫无还手之力，母亲的盘问和抱怨在他的心上压上了重重的大石，回到家也没有一丝放松的感觉。

“一旦我跟一个女孩分手了，我妈就天天对着我唉声叹气。其实我也很痛苦、很着急，但是感情的事是急不得的。别人不理解我也就算了，为什么她也不理解我呢？”A先生在博客里这样写道。

面对父母的唠叨和抱怨，有人生气跳脚，也有人淡定沉默。

就比如我的闺蜜C小姐，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她已经在北京待了11年。这11年的酸甜苦辣和百感交集早已不能一言蔽之，但是远在西北县城的父母询问她的近况时，得到的总是风淡云轻的那几句：“我挺好的，又换了份工作，最近认识了个男孩，正在试着交往。”

她没有告诉过父母，她替上司背了黑锅挨了处分，被迫离开原公司，投了半年的简历才找到新工作。这半年她寄宿在闺蜜租的房子里打地铺，为了省钱连吃了好几个月的方便面。她也没告诉过父母，那个曾经去过他们家拜访过、发誓要娶她的男朋友，在她怀着他的骨肉4个月的时候与女同事开房苟且。一向倔强的她去医院打掉了孩子，休养一个月之后，她才跟父母说两人已分手，理由很简单：性格不合。

从电话里传来的，都是她意料之中的父母的埋怨和担忧，以及一些絮絮叨叨的焦虑。她静静地听着，不辩解也不反驳，微笑着回应父母的叮咛。

A先生和C小姐都是那种典型的报喜不报忧的孩子。他们将人生中最痛苦的纠结，经过折磨和碾压，经过沉默绝望的消化和逐步稀释的加工，再若无其事地告知父母。那些漫无天日的加班、拥挤的通勤和琐碎嘈杂的不如意，他们绝不向父母吐露一二。

为什么有些人习惯对父母“报喜不报忧”？

为什么很多父母反而成为最后知晓我们人生喜怒哀乐的人？

C小姐轻轻一笑，说道：“不是所有的父母都身心强大、思维开阔，能够完美地成为孩子心灵的指引和归宿。他们只是单纯地希望我一切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但有时却无法给予我实际的指导和建议。当他们知道我正遭遇不如意和挑战时，他们反而会比我更加惊慌失措。而自顾不暇的我不得不分散精力，一边安抚他们的焦虑，一边应对来自外界的压力，这太痛苦了。”

很多时候，我们的报喜不报忧，只是不愿意打搅父母的脆弱。

诚然，我们的传统观念一直神化和强调父母是孩子心灵的指引和归宿，但事实并非如此。从心理学上看，有些人虽然为人父母多年，但受自身文化程度和思想深度所限，对事物的理解渗透了非理性的因素，面对困境和挑战缺乏勇气和决断，反而去试图逃避与寻求安慰。

人无完人，父母也是一样。当他们内心深处的小孩没有跟他们一同变成能够主宰自己情绪的大人时，这种状态下的他们很容易变得焦躁和唠叨，他们反反复复地纠结在孩子的负面遭遇上不能自拔，其实就是在变相地寻求安全感，寻求舒适与安慰。当儿女们遭遇困境分身无术时，再让这些父母给予孩子实际的指导和建议，实际上是一种奢望。

篇4

摘要：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中第三人范围界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是第三人保险赔偿金请求权的基础,决定着责任保险人保障的范围。本文通过对第三人范围在不同国家的横向比较研究，与我国目前立法状况及实务操作相比较探析，发现我国第三人范围的规定过于狭窄。结合我国的现实社会情况，提出我国第三人范围的立法建议。

关键词：第三人范围；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立法

一、第三人范围界定及我国现行规定

（一）第三人范围界定

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中的第三人是特指汽车责任保险单约定的当事人和关系人以外的、对被保险人享有赔偿请求权的人，即受到汽车责任保险被保险人侵害的、对被保险人享有赔偿请求权的人。汽车责任保险的第三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同被保险人事先无任何利益上的合同关系，同被保险人投保的责任来源即肇事标的(被保险机动车)事先也无任何必然联系，只是由于被保险人的非故意侵权行为造成民事损害,而依法享有了索赔权。第三人在这里最大的特性在于“他人性”，非责任保险合同当事人，即除投保人、被保险人、保险人之外的其他人。

（二）我国交强险法律规定

我国于2006年出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该条例出台以来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疑义诸多，无法切实维护受害者利益。机动车责任险中“第三者”范围认定过窄，成为受害者获得救济的重大阻碍。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7、第7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65条也有相关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3条亦有规定，2010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48、第49条也有规定。《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3条规定：“本保险合同中的第三者是指除投保人、被保险人、保险人以外的，因保险车辆发生意外事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保险车辆下的受害者。”第6条规定了排除条款：“保险车辆造成下列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不论在法律上是否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赔偿责任：（1）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的人身伤亡、所有或代管的财产损失。（2）本车驾驶人员及其家庭成员的人身伤亡、所有及其代管的财产损失。（3）本车上其他人员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

二、各国对第三人范围法律定位

在日本,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特别法第3条规定:“为自己的利益运行机动车,而导致他人死亡或人身受到伤害的,该机动车运行人应该对受害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此,在日本具有损害赔偿请求权者,是指具有“他人”性的受害人。日本在判例实践中逐步确定了“他人”(受害人)的范围，其涵盖面可以包括行人、其他车辆上的受害人、事故当时未驾驶事故车的驾驶者或辅助驾驶者、同乘的亲属、好意同乘者等。可见,日本《机动车损害赔偿保障法》上的运行供用者范围较宽。

在英国,汽车事故受害人是指机动车驾驶人以外的第三人,包括机动车上的乘员。机动车责任保险对机动车驾驶人的损害并不提供保障,其理论依据是:“被保险机动车的驾驶人员,在法律上被认为和保险人形成法定合同关系,机动车驾驶人员的姓名不必要写入保险单,驾驶人员视同被保险人。”即为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风险显然不包括其对在使用机动车时并造成自己损害的实际驾驶人的风险。

我国台湾《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10条规定:“本法所称受害人系指因汽车交通事故遭致体伤、残废或死亡之人”。第13条规定:“本法所称汽车交通事故,指使用或管理汽车致乘客或车外第三人伤害或死亡之事故”。依据该责任保险法的规定受害人包括:(1)本车上的人员。被保险人或者驾驶人的同住家庭成员以及其他无偿搭乘的乘客,也在给予保险保护的受害人之列。但不包括被保险人(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及任何使用被保险汽车的人)及驾驶员。(2)本车外的第三人。在被保险机动车肇事时,本车以外遭受损害都是强制保险中的受害人。

三、我国法律规定不足

我国法律所规定的受害人有两种类型:一是因机动车肇事而受到损害的非机动车上的人或者行人。二是因机动车之间肇事而受到损害的人,包括了参与肇事的各机动车上的驾驶员和乘客在内。依据我国法律规定,本车驾驶员的受害人身份是相对于参与肇事的其他机动车的过失而确定的,如果纯属本车的过失,则本车上的驾驶员属于事故加害人,不具有受害人身份。至于机动车的所有人或管理人,无论事故当时其所处身份为驾驶员、乘客,还是车外第三人,如果在数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中受到损害,当然也有可能成为侵权法意义上的受害人。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我国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中第三人的范围与英国、日本相比较规定过于狭窄,这种情况很不利于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将被保险人或者驾驶员以及其家庭成员,乘坐被保险车辆的其他车上人员所受到的事故损害,列为机动车责任保险的除外责任,与第三人保险向受害第三人提供基本的保障的本意相冲突。

四、立法建议

首先，将被保险人和驾驶员均列入第三人范围并不妥当。在单个机动车肇事的情形下,驾驶员作为车辆的实际控制人员,是事故加害人,相对于受害的第三人来说,它属于被保险人一方，故此时本车驾驶员不应归入责任保险保障的第三人的范畴。其次，本车乘客应该列入第三人范围,无论是亲属搭乘还是其他好意同乘者。在伦理观念的影响下,有人认为近亲属之间不得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但是强制保险重在填补受害人所受的损害,受害亲属对被保险人是否行使请求权只是其意愿,不能由此否定受害亲属所享有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同理,其他好意同乘者也应被纳入强制保险的保障范围。

总之,交强险的根本目的在于保证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能够依法尽快获得赔偿,解决机动车交通事故所带来的负面社会问题,促进道路交通安全。本车上的人员,作为事故中遭受损害的一方,理应受到交强险的保护,得到及时充分的救济,这才真正符合交强险的立法目的。笔者认为,我国的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的第三人应该是包括被保险车辆上以及车外的所有受害人,但应除了自损事故中(无其他机动车参与的单方事故,或虽有其他机动车参与,但其他机动车无责任的交通事故)的被保险人和驾驶人。

参考文献：

1.李理,论强制机动车保险法对受害人范围的扩张[J],南方经济，2005（7）

2.侯永忠，本车已下车伤亡人员该如何理赔[J],上海保险，1997（11）

3.姜惠琴,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中第三人范围研究[J],法学论丛，2007（6）

4.万晓运，“交强险”中赔偿对象之我见[J],时代法学，2009（8）

5.王晴，任经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之“第三者”问题探析[J],南方论刊，2010（8）

篇5

    “当事人无法自主决定是否建立社会保险关系,并且不能自主选择社会保险关系的相对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及社会保险项目及内容。”[1]314如果不履行社会保险参保义务,用人单位将会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社会保险法第84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用人单位处应缴社会保险费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该法第86条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有关行政部门处欠缴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正因为如此,用人单位参加社会保险义务的法定性得到了理论界与实务部门的一致认可。参加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依劳动合同承担的约定义务。参加社会保险不仅是用人单位应尽的法定义务,而且还是用人单位应尽的约定义务,这一点往往为学界与司法实践部门所忽略。之所以得出此结论,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首先,用人单位为职工办理社会保险参保手续并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是劳动合同的必要组成部分。用人单位与职工之间自用工之日起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而社会保险条款是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其具体内容以现行社会保险法律制度为依据。这一点在我国劳动合同法第17条第7款已有明确规定。其次,用人单位的参保义务与职工的权利实现具有直接相关性,二者相互对应。前文已经提到,用人单位与职工必须捆绑参加社会保险,职工能否参加社会保险主要取决于用人单位是否履行社会保险参保义务。用人单位依法履行社会保险参保义务,职工的社会保险权益就能得到实现;而用人单位不履行社会保险参保义务,将会直接导致职工无法参加社会保险,其劳动权益无法得到保障。随着法治意识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认识到参加社会保险的重要性。在实践中,劳动者在与用人单位缔结劳动合同之前不仅关心劳动报酬与劳动条件,而且也会向用人单位询问“是否为职工购买社会保险”之类的问题,用人单位为职工办理参保手续并缴费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因此,“职工在仍然存在着企业劳动关系的情况下,权利的直接诉求对象主要是雇主,职工的社会保险的权利,主要是在企业的范围内实现的。”[2]最后,为了保障劳动者权利的实现,我国劳动合同法还赋予劳动者有权在用人单位不履行义务的情况下采取相应的法律措施。该法第38条规定,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而无须承担法律责任。所谓“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应当作广义上的理解,既包括用人单位未申请办理参保手续或没有按时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如果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的劳动合同中并不包括社会保险条款,劳动者有权要求劳动行政部门责令用人单位改正,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还可以要求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因此,用人单位履行社会保险参保义务既是也是用人单位依法承担的法定义务,也是职工应尽的私法义务,二者并行不悖。

    职工与用人单位参保纠纷的救济

    由于用人单位所承担的参保义务兼有法定性与约定性二元属性,所以不履行义务也同时具有违法与违约的双重属性,社会保险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对用人单位作出行政处罚,而职工也有权要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法律责任。职工通过向行政主管部门举报、投诉用人单位的社会保险违法行为可以获得间接法律救济,而通过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提起民事诉讼可以获得直接法律救济。(一)行政救济途径。职工通过行政救济途径解决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参保纠纷,其本质是通过社会监督方式督促社会保险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行使劳动监察职权强制用人单位履行义务,从而间接达到维护职工权益的目的。这是因为用人单位参保义务是一种行政法上的义务,行政部门有权运用行政职权处罚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而行政主管部门对用人单位的行政执法的方式通常为行政处罚与限期改正,用人单位在限期内的改正通常能够使职工被侵害的社会保险权益得以恢复,从而成为职工解决参保纠纷、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我国社会保险法第82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权对违反社会保险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举报、投诉,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以及相关部门应当对社会公众所举报、投诉的事项进行调查核实,如果属于其职责范围之内,应当立案并依法处理,否则应当书面通知并移交有权处理的部门、机构处理。”因此,用人单位不履行参保义务的,包括受害职工在内的社会公众可以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举报、投诉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行政部门接到举报、投诉后应当立案调查并做出处理结果。从法理上来看,职工的举报、投诉对行政部门履行法定职责起到了“唤醒”作用,不仅能够弥补行政部门主动执法的空隙,还能够使受害职工以最低的成本获得快捷便利的法律救济。值得注意的是,职工借助行政途径解决参保纠纷必须在法定的时效内进行。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20条与行政处罚法第29条的规定,行政部门查处社会保险违法行为的时效为二年。如果职工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或者终止,职工在解除、终止劳动关系之日起两年内提出举报、投诉,行政部门应当受理并做出处理。职工在解除、终止劳动关系之日起两年后提出举报、投诉的,行政部门将不再受理。如果职工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尚未终止,用人单位不按规定进行社会保险登记和缴费申报或存在其他违法行为,符合行政处罚法与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关于“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规定,二年的时效因为其违法行为的连续而没有起算,职工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任何时候提出举报和投诉,行政部门都应当依法受理并作出处理。(二)司法救济途径。用人单位不履行参保义务不仅直反行政法上的义务,而且还违反劳动合同的约定,直接损害职工的社会保险权益,受害职工有权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与用人单位因此而引发的参保纠纷。由于职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参保纠纷在范畴上属于“因社会保险发生的争议”,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条规定“因社会保险发生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因此参保纠纷在性质上属于劳动争议。在我国,解决劳动争议必须遵循“先裁后审”的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劳动争议仲裁是民事诉讼的前置程序,因此职工寻求司法救济解决参保纠纷也必须遵循此规定。相对于行政救济途径而言,职工通过司法救济途径解决参保纠纷更为直接、主动与透明。但在司法实践中,受害职工通过司法救济途径解决纠纷经历了一个由宽到严的过程,其最终结果是,“在民事救济方面,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实践,其可诉性均遭受了模糊处理甚至回避”。[3]国务院曾经于1993年颁布的《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2条规定,企业与职工因执行国家有关工资、保险、福利、培训、劳动保护的规定发生的争议,按照劳动争议处理。而依照原劳动部所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若干问题解释》第3条的解释,《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2条中的“保险”是指社会保险,包括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待业保险、养老保险和病假待遇、死亡丧葬抚恤等社会保险待遇。在当时,参保纠纷当然属于劳动争议,司法实践部门通常也是将其作为劳动争议处理。《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已随着2007年《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生效而失效。《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因社会保险发生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但对于何为“因社会保险发生的争议”则没有明确其内涵与外延。[4]121哪些因社会保险发生的争议可以进行司法程序,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三个司法解释对此有所涉及。2001年颁布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3款规定“劳动者退休后,与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原用人单位因追索养老金、医疗费、工伤保险待遇和其他社会保险费而发生的纠纷。”最高人民法院于2006年颁布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6条规定“劳动者因为工伤、职业病,请求用人单位依法承担给予工伤保险待遇的争议,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后,当事人依法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颁布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劳动争议案件司法解释三》)第1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根据前述三个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的职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社会保险纠纷案件应当符合以下四个条件:第一,用人单位没有为职工办理社会保险参保手续;第二,劳动者因此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第三,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确认无法补办社会保险参保手续;第四,劳动者的诉讼请求为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因此,职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参保纠纷并不能全部通过司法救济途径加以解决。如果用人单位不履行参保义务而给职工造成的损害不能通过补办社会保险手续并补缴相关费用加以消除,例如工伤损害赔偿纠纷,职工可以依法通过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获得救济。如果用人单位不履行参保义务而给职工造成的损害能够通过补办并补缴相关费用加以消除,职工不能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或提起民事诉讼。虽然《劳动争议案件司法解释三》对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没有约束力,但各地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在实践中,或者比照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确立受案范围,或者与当地高级人民法院共同出台指导意见并确立受案范围。

篇6

方法 采用离体细胞培养技术，利用细胞生长曲线，单细胞凝胶电泳法、琼脂糖凝胶电泳等

方法，观察γ-生育三烯酚对SGC-7901 细胞生长抑制及其肿瘤细胞DNA 损伤作用。结果 γ -

生育三烯酚可明显抑制SGC-7901 细胞生长；γ-生育三烯酚可引起人胃癌细胞株SGC-7901

细胞DNA 分子的损伤，且与处理的浓度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结论 γ -生育三烯酚对SGC-7901

细胞生长有明显抑制作用，其抑制机制与参与DNA 损伤有关。

关键词：γ-生育三烯酚；人胃癌SGC-7901 细胞；单细胞凝胶电泳

中图分类号：

1. 引 言

生育三烯酚是富含于天然谷物、棕榈油中的一种植物化学物，是维生素E 的一个亚族，

在癌症的化学预防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离体实验研究表明，γ-生育三烯酚、富含生育三烯酚

的棕榈油可以诱导多种肿瘤系细胞凋亡，并且主要集中对人乳腺癌、结肠癌、肝癌等的研究

[1-4]。但生育三烯酚的抗癌作用机制至今还不十分明确，未见国外对胃癌影响的相关报道。本

文通过离体培养人胃癌SGC-7901 细胞，研究γ-生育三烯酚对肿瘤细胞中DNA 的损伤作用，

探讨γ-生育三烯酚抑制肿瘤的可能作用机制。

2. 材料与方法

2.1 材料

2.1.1 仪器

ELX800 酶标仪（Bio-Tech 公司），IX 70 型荧光显微镜（Olympus），MCO-17A CO2

培养箱（SANYO 公司）等。

2.1.2 试剂

γ-生育三烯酚（γ-tocotrienol），纯度97％，购于Davos，新加坡。γ-生育三烯酚溶于无

水乙醇，终浓度为0.15％（V/V），噻唑蓝、溴化乙锭购于Sigma公司等。

2.1.3 细胞

人胃癌细胞（SGC-7901）培养 SGC-7901细胞购自北京市肿瘤研究所。该细胞在含1

％青链霉素、1％谷氨酰胺和10％胎牛血清RPMI 1640（Gibco 公司）培养液中，于37℃、5

％CO2 培养箱中培养，用0.02％EDTA消化、传代。

- 2 -

2.2 方法

2.2.1 细胞生长曲线测定

将SGC-7901细胞接种于96孔培养板中，每孔10 000个细胞，培养24h 后，换成含不同浓

度 γ-生育三烯酚2％胎牛血清培养液，每个剂量设5个重复，继续培养72h和96h。于培养结

束前4h，各取培养板一块，加入MTT（1.0mg/L）20μl，培养结束后，小心吸出培养液，每

孔加 DMSO 200μl，混匀后于酶标仪波长570nm处测定吸光度A值，绘制曲线，并计算和绘

制细胞增殖曲线。

增殖率（IF， %）＝ [（对照组A 值－本底值）－（试验组A 值－本底值）]／（对照组

A 值－本底值）×100

2.2.2 单细胞凝胶电泳

收集溶剂对照以及阳性对照(500μmol/LH2O2，作用10min)和浓度15、30、60μmol/L的γ-

生育三烯酚作用48h的SGC-7901细胞。将PBS液配制的0.6% 正常融点琼脂糖加热溶解，取

其100μL滴加在磨砂载玻片上，用盖玻片使胶均匀展开，置4℃ 下固化5 min，然后去除盖玻

片，即第一层胶。取新制备的细胞悬液样品10 μL与0.6 %低融点琼脂糖90μL在 37℃下充分

混匀（细胞密度，镜下每视野20～30个细胞）叠加在第一层胶上，立即放上盖玻片使胶均匀

展开，4℃固化10 min，即第二层凝胶。根据需要可以加铺第三层低融点凝胶。取下盖玻片，

将凝胶载玻片浸于新配制的裂解液（2.5 mol/L NaCl、100 mmol/L Na2EDTA、10mmol/L Tris、

1%肌氨酸钠，pH 10；用前加入1% Triton X-100和10% DMSO）中，置4℃冰箱，裂解持续

时间1h。从裂解液中取出载玻片，用去离子水洗去过多的盐，小心用滤纸吸干多余水分，按

一定方向水平移入电泳槽中，将新配制的电泳缓冲液（1 mmol/L Na2EDTA和300 mmol/L

NaOH，pH 13）倒入电泳槽，液面高于载玻片2 mm，避光静置30 min。在低温避光条件下

根据不同样品的实际情况摸索出最佳电压和电流设置，电泳时间30～45min。从电泳槽中取

出玻片，用去离子水清洗，滴加50μL溴化乙锭（ethidium bromide，EB），染色5 min后，荧

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24 h内阅完。在荧光显微镜下，每玻片观察10个视野，计算出拖尾细

胞比率，用目镜测微尺测量拖尾细胞尾长。然后选择其中部分有代表性的拖尾细胞，拍照。

2.2.3 琼脂糖凝胶电泳

收集60μmol/Lγ-生育三烯酚作用48h 的SGC-7901 细胞，PBS 缓冲液洗2 次，弃上清。

加入DNA 抽提液0.5mL 重悬细胞，37℃水浴60 min。加入20mg/mL 的蛋白酶K 至终浓度

100μg/mL，边加边搅拌，至溶液呈粘稠状，50℃水浴180 min。冷却至室温，加入等体积饱

和Tris-HCl 酚溶液，上下轻轻转动离心管混匀，直至水相与酚相混匀并呈乳状液。室温5 000

rpm 离心15min，使两相分开（水相在上层，酚相在下层），DNA 在水相。氯仿：异丙醇

（24：1）抽提一次，室温5 000 rpm 离心15min。将上层水相移出，加入0.1 倍体积的乙酸

钠，再加入2～3 倍体积的无水乙醇，缓慢摇匀，可以见到乳白色DNA 絮状沉淀。小心用

玻璃棒挑出絮状沉淀，用75％乙醇洗涤2 次，再加入1mL 75％乙醇，室温5 000 rpm 离心

10min。用玻璃棒挑出絮状沉淀，加入100μL TE 缓冲液，溶解DNA 沉淀。取10μL 样品与

上样缓冲液混匀，上样，1.2％琼脂糖凝胶电泳，60V，60min，在紫外激发下可观察凋亡细

胞的 DNA 片段化，并拍照。

- 3 -

3. 结果

3.1 细胞生长曲线

采用MTT 试验，结果显示，在作用24 h 和和48 h 时，随γ-生育三烯酚浓度（0、10、

20、 30、 40、 50、60 和80 μmol/L）的增加，对SGC-7901 细胞的增殖率呈降低趋势，γ-

生育三烯酚作用于SGC-7901 细胞24h 和48h 的半数有效抑制率分别为61.88 ± 6.23μmol/L

和38.02 ± 3.68μmol/L。

0 . 2

0 . 4

0 . 6

0 . 8

1

1 0 2 0 3 0 4 0 5 0 6 0 8 0

剂量（μm o l / L ）

细胞增殖率（%）

2 4 h

4 8 h

图 1. 不同浓度γ-生育三烯酚作用24 、48 小时对SGC-7901 细胞增殖的影响 (n=5)

3.2 γ-生育三烯酚诱导SGC-7901细胞DNA损伤作用

3.2.1 单细胞凝胶电泳

单细胞凝胶电泳是用来检测在外界因素作用下，引起细胞染色体DNA 损伤程度，

SGC-7901 细胞经不同浓度γ-生育三烯酚作用48h，经单细胞凝胶电泳后，EB 染色，荧光显

微镜下观察，溶剂对照组的细胞为橘红色圆形，无拖尾现象；而各实验组均出现不同程度的

橘红色彗星样拖尾细胞，并随剂量浓度的增加，拖尾愈加明显，拖尾细胞密度也越高，经

60μmol/Lγ-生育三烯酚作用48h 后，细胞拖尾率为 79.1±5.1％，平均尾长为 75.29±16.19μm；

阳性对照组细胞拖尾率为93.8±6.3，平均尾长为132.51±26.84μm。实验结果表明，γ-生育三

烯酚对SGC-7901 细胞DNA 的损伤随其剂量增大而增加。

图 2 不同浓度γ-生育三烯酚作用SGC-7901 细胞48 小时单细胞凝胶电泳图 (×200)

A：阴性对照组; B：15μmol/L; C：30μmol/L; D：60μmol/L; E: 阳性对照组

A B C D E

- 4 -

表 1. 不同浓度γ-生育三烯酚作用SGC-7901 细胞48小时对DNA损伤的影响 ( ±s ，n =3)

组别 数目 拖尾率 (%) 尾长 (μm)

阴性对照组 150 6.3±0.6 8.33±2.11

15 μmol/L 150 38.1±1.3†† 24.38±3.93††

30 μmol/L 150 57.3±2.3†† 49.12±10.28††

60 μmol/L 150 79.1±5.1†† 75.29±16.19††**

阳性对照组 150 93.8±6.3†† 132.51±26.84††

† † p < 0.01， 与阴性对照组相比

** p < 0.01，与阳性对照组相比

3.2.2 琼脂糖凝胶电泳

本实验采用琼脂糖凝胶电泳观察γ-生育三烯酚抑制SGC-7901 细胞增殖过程中的肿瘤细

胞DNA 分子的变化，实验结果（实验重复3 次，结果趋势一致，采用一次的实验结果）表

明：在反应体系中加入60μmol/L 的γ-生育三烯酚作用48 h 后，琼脂糖凝胶电泳上呈现明显

的DNA 梯形图形（图3）。

图 3. 60μmol/L γ-生育三烯酚作用SGC-7901 细胞48小时琼脂糖凝胶电泳图.

4. 讨论

生育三烯酚也是维生素E 家族主要成员，与生育酚不同，生育三烯酚有一个含不饱和

键的异戊二烯链，以往维生素E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育酚活性方面，而对生育三烯酚研究

较少。近几年研究表明生育三烯酚生物活性强于生育酚，表现在抗氧化、降血脂、神经保护

以及抑制肿瘤等方面。生育三烯酚及富含生育三烯酚的棕榈油抑制肿瘤细胞增殖、诱导凋亡

可能通过以下作用机制[1， 5]：调节PI3P/PDK/AKT 信号转导途径参与肿瘤细胞凋亡；诱导

caspase-3 降解失活；调节Bcl 家族相关蛋白的表达等。本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6]：γ-生育三

烯酚具有诱导人胃癌SGC-7901 细胞凋亡作用，并影响DNA 修复蛋白PARP 的活性；Raf-Erk

信号转导途径也参与肿瘤细胞凋亡过程。鉴于γ-生育三烯酚有诱导肿瘤细胞PARP 降解失活

作用，因此，本研究利用单细胞凝胶电泳与琼脂糖凝胶电泳等技术，探讨γ-生育三烯酚是否

引起肿瘤细胞DNA 的损伤以及损伤性质。γ-生育三烯酚研究结果表明：γ-生育三烯酚诱导

DNA 损伤随作用剂量的增加肿瘤细胞的拖尾率、尾长增加；DNA 梯形条带的出现说明肿瘤

细胞DNA 损伤后形成180--200bp 碱基片段，是由于细胞凋亡引起，而非DNA 的弥漫性损

- 5 -

伤。提示γ-生育三烯酚可以有效抑制SGC-7901 细胞增殖，诱导DNA 损伤可能是生育三烯

酚抑制肿瘤的作用机制之一。

5. 致谢

参考文献

[1] Shah SJ and Sylvester PW. γ-Tocotrienol inhibits neoplastic mammary epithelial cell proliferation by

decreasing Akt and nuclear factor kB activity [J]. Exp Biol Med (Maywood) 230， 235–241. 2005

[2] Agarwal MK， Agarwal ML， Athar M， et al. Tocotrienol-rich fraction of palm oil activates p53， modulates

Bax/Bcl2 ratio and induces apoptosis independent of cell cycle association [J]. Cell Cycle 3， 205–211. 2004

[3] Janmejai KS and Sanjay G. Tocotrienol-rich fraction of palm oil induces cell cycle arrest and apoptosis

selectively in human prostate cancer cells [J]. Biochem Biophys Res Comm 346， 447–453. 2006

[4] Sakai M， Okabe M， Tachibana H， et al. Apoptosis induction by g-tocotrienol in human hepatoma Hep3B cells

[J]. J Nutr Biochem 17， 672–676. 2006

[5] Sylvester PW， Shah SJ and Samant GV. Intracellular signaling mechanisms mediating the antiproliferative and

apoptotic effects of g-tocotrienol in neoplastic mammary epithelial cells [J]. J Plant Physiol 162， 803–810. (2005

[6] Sun W， Wang Q， Chen B， et al. gamma-Tocotrienol-induced apoptosis in human gastric cancer SGC-7901 cells

is associated with a suppression in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signaling [J]. Br J Nutr. 99， 1247-1254. 2008

DNA damagement of γ-tocotrienol on human gastric

carcinoma SGC-7901 cells

Sun Wen-guang1， Liu Hui-kun2， Dong Feng-li1， Sun Xiang-rong2， Chen Bing-qing2

1 The Department of Clinic Nutrition， the First Clinical College of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01)

2 The Department of Nutrition and Food Hygiene， the Public Health College of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81)

Abstract

Object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inhibitory growth on human gastric carcinoma SGC-7901 cells

induced by γ -tocotrienol. Methods SGC-7901 cells were treated with different γ-tocotrienol

concentrations and with a negative control. The curve of cell growth， single cell gel electrophoresis and

agarose gel electrophoresis. Results γ-Tocotrienol inhibited SGC-7901 cell growth in a concentrationand

time-dependent manner. The inhibitory effects of SGC-7901 cells was correlated with the

DNA-damage in a concentration-dependent manner at 48h. Conclusion γ-Tocotrienol could inhibit

SGC-7901 cells proliferation by the DNA-damagement. It may be an anticancer mechanism of

篇7

侵占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犯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且拒不退还的行为。它与盗窃罪的区分主要应把握以下两点：

一、如何理解财物的“代为保管”关系

何谓“代为保管”，我国刑法学界有以下三种不同的解释：一是狭义说，主张对保管作严格的解释，认为“代为保管”须以双方当事人之间有明确的保管关系存在为前提，即一方当事人须明确地将其财物委托对方保管。二是广义说，主张对保管作较为宽泛的解释，认为保管主要是指“基于委托或其他合同关系，或者是根据事实上的管理以及习惯而成立的委托、信任关系所拥有的对他人财物的持有、管理”。三是中间说，认为保管是指行为人基于委托关系或其他合同关系而使他人的财物置于自己的管理之下，即保管关系只能基于委托或其他合同关系而产生，对于事实上的管理或基于某种客观事件而产生的对他人财物的占有，不成立其保管关系。本文同意广义说观点，即应从财物与行为人的关系上理解“代为保管”，而非机械地从字面上理解“代为保管”。狭义说对保管的理解过于严格，现实生活中，除了明确的委托保管关系，有时双方当事人基于其他合同关系也可能产生法律上的保管关系。除了委托和其他合同关系可产生保管关系，对于事实上的管理或基于某种客观事件而产生的对他人财物的占有是否可成立保管关系？这是广义说与中间说的分歧所在，其中主要涉及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问题。中间说认为，对于无因管理人拒不返还管理物，不当得利人拒不返还不当利益的行为，我国民法对此已作出专门规定强制其返还，因此不宜以犯罪论处，否则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广义说则认为，无因管理人对无因管理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不当得利人非法占有不当利益(仅指给付不当得利)，数额较大，拒不返还的，亦可构成侵占罪。

二、实践中几种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行为性质的认定

1.将处于行为人持有但仍受物主控制的财物拿走，应定盗窃罪。

雇工为雇主看管财物是否属于“代为保管”？例如，甲受雇于乙所开的个体饭店，白天在饭店服务，晚上住在饭店看门。某天早上，乙来到饭店发现甲不见踪影，店内的柜式空调、冰箱、厨具等物品被甲席卷一空，价值共计1万余元。本案定性为盗窃罪抑或侵占罪，关键要看雇工对雇主财物的看管是否属于“代为保管”。本案中，雇主对雇工是一种一方支付工资，一方出卖劳务的雇佣关系，雇主只是安排雇工看管财物，并未移交财物的控制权，也不意味着财物的保管义务转移到雇工的身上，即雇工并不能因被雇佣而享有雇主财产的保管权，所以雇工对雇主的财物“代为保管”的关系不能成立。本案雇工受雇于他人的事实，只是为其接近被盗财物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条件，因此甲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2.窃取封装的受托物，应定盗窃罪。

目前，国内法学界对行为人窃取封装的受托物时，加封或上锁的容器内的财物是归委托者占有控制还是归受托者占有控制，存在争议。大陆法学专家一般都认为，受托人对加封或上锁容器的占有支配，意味着对容器内财物的占有支配，应认定侵占罪。笔者认为，委托人在容器上加封或上锁，意味着委托人仍控制着封存的财物，特别是相对于受托人，这种加封意在限制受托人占有控制封存财物的自由，因此委托人把容器整体交付受托人后，并没有失去对封存财物的控制。因此，当受托人窃取封存的财物时，实际上就是以秘密窃取手段破坏了委托人对财物的占有控制，从而建立起新的占有控制关系，因此应认定为盗窃罪。

我国刑法及司法解释有关盗窃罪的规定对上述问题并无涉及，但是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却间接地支持了本文的观点。该条规定邮政工作人员私自开拆或者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犯前款罪而窃取财物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一般而言，邮件属于封存的容器，邮电工作人员受邮电局的委托占有控制邮件，并不代表邮电工作人员可以自由占有控制邮件中的财物，其从邮件中窃取财物只能定盗窃罪而不是贪污罪。

篇8

【关键词】 米非司酮； 甲氨蝶呤； 异位妊娠

受精卵在子宫体腔以外着床称为异位妊娠，异位妊娠是妇产科常见的急腹症，发病率约1%，是孕产妇的主要死亡原因之一［1］。甲氨蝶呤用于异位妊娠药物保守治疗已广泛应用于临床，效果肯定，但仍存在着出血时间长，血β-HCG转阴慢，病灶吸收慢及部分患者保守治疗失败等不足。为探讨米非司酮对异位妊娠药物保守治疗效果的影响及可行性，现对部分异位妊娠妇女予以甲氨蝶呤加用米非司酮行药物保守治疗，观察治疗效果，分析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5年1月～2010年12月笔者所在科室收治异位妊娠患者310例，从中选择符合药物保守治疗的40例无禁忌证患者，加用米非司酮150 mg进行治疗。所选病例年龄19～40岁，均符合异位妊娠保守治疗指征［1］：血β-HCG测定小于2000 IU/L；阴道彩超检查异位妊娠病灶包块直径小于4.0 cm；输卵管妊娠未发生破裂或流产；血尿常规、肝肾功能正常、凝血功能正常，无甲氨蝶呤及米非司酮禁忌症。随机分为单用甲氨蝶呤组（对照组）和甲氨蝶呤联合米非司酮组（观察组）各20例。

1.2 用药方法 对照组给予甲氨蝶呤（按体表面积50 mg/m2>/sup>计算），单次肌肉注射；观察组在注射甲氨蝶呤后第2天确认血尿常规、肝肾功能无异常后，口服米非司酮50 mg,2次/d,均空腹服药，2 h后进食。

1.3 观察项目 （1）临床征象。观察患者的自觉症状、生命体征、有无活动性内出血等征象。用药后最初几日内1/2患者腹痛加重，此可能与药物作用使滋养细胞坏死、并与输卵管壁发生剥离、输卵管妊娠流产物流至腹腔内，刺激腹膜有关。如腹痛较重，应密切注意病情发展，一旦发生内出血，应根据患者的一般状况、内出血的多少，决定是否需要手术，以免贻误病情。（2）测定血β-HCG下降及转阴情况。用药后第4日及第7日测血β-HCG，若治疗后4～7 d血β-HCG下降小于15%者给予重复剂量治疗；测定血β-HCG，如下降大于15%，可改为每周测定1次，至正常值止，即血β-HCG为5 IU/L。（3）阴道测量子宫直肠陷凹的液体深度、估计内出血量及包块消失时间。（4）毒性反应。甲氨蝶呤主要表现有消化道反应、骨髓抑制、药物性皮疹、脱发、药物性肝炎、肾功能障碍。米非司酮不良反应有头晕头痛、下腹痛、胃痛、乏力、心悸、口干。

1.4 疗效标准 显效:用药1周血β-HCG下降大于15%，3周血β-HCG下降至正常范围内（

1.5 统计学处理 计数资料比较采用卡方检验，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t检验。以P

2 结果

2.1 根据药物保守治疗的疗效标准，观察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表1 两组保守治疗疗效比较

2.2 两组病灶包块吸收情况比较，观察组5周内病灶完全吸收达90%，对照组只有6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表2 两组病灶包块吸收情况比较

2.3 阴道流血时间比较，可见观察组阴道流血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近年来，异位妊娠发病率呈上升趋势，随着子宫附件B超（阴道B超）、血β-HCG含量及孕酮激素水平检测手段的提高，使异位妊娠得以早诊断、早治疗，给患者保守治疗带来时机，从而减轻患者的痛苦，保留患病部位功能，从而给年轻患者带来生育的希望，异位妊娠的早期诊断可明显降低该病的死亡率。甲氨蝶呤用于异位妊娠保守治疗效果肯定，尤其单次肌肉注射，具有简便、安全、有效的特点，但仍存在着时间长、血β-HCG下降缓慢、病灶包块溶解吸收缓慢，阴道流血时间长等不足。根据米非司酮用于药物流产及单独用于异位妊娠保守治疗的经验，笔者将之用于异位妊娠保守治疗，并观察其效果，结果表明加用米非司酮保守治疗效果较未加用米非司酮治疗成功率明显提高（P

参 考 文 献

［1］ 乐杰.妇产科学.第7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105，2008:109.

［2］ 乐杰. 妇产科学.第6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398.

［3］ 屈莉红，吕梅芳，赵淑萍.大剂量米非司酮联合甲氨蝶呤保守治疗异位妊娠的疗效观察.中国妇幼保健，2009，24（14）：1906-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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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未成年人 隐私权 民法保护

就目前来看，我国民法规定对未成年人隐私权的确认和保护的可操作性较差，无法真正使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得到保护。因此，有必要从民法保护角度对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保护问题展开探讨，以便更好的完善我国未成年人保护的立法和司法环境。

一、未成年人隐私权的内容及特殊性

未成年人隐私权包含了几方面的内容，即未成年人私生活、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内容和未成年人财产状况及通讯信息等。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未成年人处在身心尚未成熟的阶段，容易受到外界不良因素的侵害。所以，家庭、学校和社会都要从多个方面为未成年人提供保护，以便使其得到健康成长。而相较于成年人，未成年人自我保护能力较弱，所以其隐私权受到侵害的可能性较大。同时，一旦受到隐私的侵害，未成年人也较为容易出现过激行为，所以隐私权侵害行为的严重程度更加明显。因此，只有充分理解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的特殊性，才能做好相应的立法和司法工作。

二、我国未成人隐私权的民法保护现状

作为一种民事私权，隐私权应该由基本民法来保护。就目前来看，国内已经建立了相应的隐私权保护制度，但是由于我国对未成年人隐私权的民法保护问题的研究时间尚短，所以相关制度目前仍然没能得到完善。在《民法通则》中，政府明确规定了公民的人格尊严将会受到法律的保护。而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则明确提出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纰漏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的规定。然而，虽然政府建立了相应的民法保护制度对未成年人的隐私权进行保护，但是这些规定并没有得到系统的阐述，以至于其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将存在较多的问题。一方面，对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保护仅仅是民事法律规范中的一个原则，没有对隐私权主体、客体乃至含义等问题进行规定，所以使该类制度的实践操作性较弱。另一方面，《民法通则》中没有对具体侵害未成年人隐私权的行为进行明确规定，所以无法为隐私权提供全面保护。在民事法规的司法解释中，仅仅将隐私权侵犯行为限定于对个人生活秘密和相关信息进行宣扬和侵犯上，以至于无法使侵犯私人领域的隐私的行为受到法律制裁。此外，有关未成年人隐私权的民法规定漏洞较多，所以无法给未成年人提供全面保护。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只是规定个人和组织不得披露未成年人隐私。但在实际生活中，老师和家长基本弄不清楚未成年人的隐私有哪些，所以也无法真正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权。

三、我国未成年人隐私权民法保护的完善

为了加强对未成年人隐私权的民法保护，政府应该进一步完善有关隐私权保护的民法规定。一方面，在民法保护制度的立法方面，应该将未成年人隐私权当做是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并为其提供民法保护。在此基础上，应该实现对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主体、客体和内容的科学界定，以便实现对未成年人的全方位保护。而未成年人隐私权的内容应该包含隐私维护权、利用权、支配权和隐瞒权，隐私权主体应为单一主体，客体则为其隐私。同时，在确定侵犯未成年人隐私权的行为时，需要使用列举的方式，从而帮助公民准确把握侵犯未成年人隐私权的行为。具体来讲，应包含公开披露未成年生活资料和个人、侵入或窥视未成年人私人领域、监听或监视未成年人活动以及非法利用未成年人隐私等。此外，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应单独设置隐私权一节。另一方面，在民法保护制度的司法阶段，应该从主体、客体、侵害内容和价值取向等方面区分隐私权和名誉权的侵权行为，以便使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和名誉权之间的关系得到规范。同时，还要使家长、学校和社会的知情权与未成年人隐私权之间的关系得到协调，从而使学校和家长在享有知情权的同时，履行保护未成人隐私权的义务。此外，还要使侵犯未成年隐私权的行为与言论自由行为区分开来，从而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同时，发挥社会舆论监督功能。

总而言之，目前国内的未成年人隐私权的民法保护依然不够全面，以至于一些侵害未成年人隐私权的行为无法得到法律的治理。而想要使未成年人在良好的法律环境中成长，政府还要从民法保护制度立法和司法两方面进一步完善有关未成人隐私权的法律规定，从而为未成年人提供更多的民法保护。

参考文献：

[1]王东青.未成年人隐私权――从权利内容及性质的基本探讨[J].法制与社会，2010，26：18-20.

篇10

第一、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此项原则的意义：就是国家、社会和家庭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防止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发性，救济、回复已经被侵害的未成年人权益。

第二、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人格在法律上指能够作为权利和义务主体的资格。内容包括人的姓名、人身、荣誉和肖像等。人格尊严受到新生是公民做人的起码权利。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新生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尤其重要。不尊重人格尊严，就谈不上保护。

第三、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特点。各项保护措施都要适应未成年人特殊的年龄、生理、心理牲，才能有效。

第四、教育与保护相结合的原则，简称教育原则。教育和保护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是为了更好地教育他们；而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培养其高尚的道德情操，增强其辨别是非的能力，又能促使他们加强自我保护，勇敢地同侵犯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做斗争，达到保护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