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王维的诗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唐代诗人王维的诗，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李白――“诗仙”。唐代诗人李白诗风雄奇豪放，绚丽多彩，同代诗人贺知章把他比作下凡“谪仙”，故后人尊称他为“诗仙”。

杜甫――“诗圣”。杜甫的诗气势雄浑，忧国忧民，叶燮有“诗圣推杜甫”之句，后人遂称他为“诗圣”。

白居易――“诗魔”。白居易的诗富有情味，雅俗共赏。他写诗刻苦，常常“狂醉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被称为“诗魔”。

王维――“诗佛”。因为王维的诗多禅味色彩，故称他为“诗佛”。

王昌龄――“七绝圣子”。由于王昌龄善写七绝而获得“七绝圣子”的美称。

孟郊、贾岛――“诗囚”。孟、贾十分讲究锤炼字句，为诗拘囚，金人元好问称“长沙一湖累，郊岛两诗囚”，“诗囚”之称便由此而得名。

谢道韫――“柳絮才”。晋代才女谢道韫因有咏雪名句“未若柳絮因风起”而得“柳絮才”的美称。

骆宾王――“卜算子”。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吟诗爱用数目字，人们读后非但不感到枯燥反而觉得兴味无穷，因而人们称他“卜算子”。

郑谷――“郑鹧鸪”。唐代诗人郑谷因一首《鹧鸪诗》闻名于世，故人们送他“郑鹧鸪”的美称。

许棠――“许洞庭”。唐代诗人许棠因其《洞庭诗》脍炙人口，被奉以“许洞庭”之美称。

谢逸――“谢蝴蝶”。宋代诗人谢逸爱蝶成癣，一生写过三百多首咏蝶诗，其中有“狂随柳絮有时见，舞入梨花何处寻”的咏蝶名句，故获得“谢蝴蝶”的美号。

袁凯――“表白燕”。明代诗人袁凯因一首《白燕诗》闻名遐迩，所以人们称他为“袁白燕”．

王士慎――“王桐花”。清代诗人王士慎因有“郎似桐花妾花凤”的佳句，故被人称之这“王桐花”。

崔华――“崔黄叶”。清代诗人崔华有“黄叶声多酒不醉”的佳句，故被人冠以“崔黄叶”之美称．

篇2

诗鬼是唐代诗人李贺，李贺是家居福昌昌谷，后世称李昌谷，是唐宗室，唐高祖李渊的叔父李亮后裔。李贺有“诗鬼”之称，是与“诗圣”杜甫、“诗仙”李白、“诗佛”王维相齐名的唐代著名诗人。

李贺所写的诗大多是慨叹生不逢时和内心苦闷，抒发对理想、抱负的追求；对当时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人民所受的残酷剥削都有所反映。留下了“黑云压城城欲摧”，“雄鸡一声天下白”，“天若有情天亦老”等千古佳句。

李贺的诗作想象极为丰富，经常应用神话传说来托古寓今，所以后人常称他为“鬼才”，“诗鬼”，创作的诗文为“鬼仙之辞”，有“太白仙才，长吉鬼才”之说。李贺是继屈原、李白之后，中国文学史上又一位颇享盛誉的浪漫主义诗人。

（来源：文章屋网 ）

篇3

关键词： 唐代诗人 素质教育 音乐 绘画

“中国诗歌发展到唐朝，各种体式渐趋完备，创作风格也日臻成熟。不论‘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还是‘有唐诗做榜样是宋人的不幸’，都证明了唐诗在诗歌史上无与伦比的地位”①。在星汉灿烂的唐诗发展谱系中，可谓名家辈出，代有文雄。在他们的作品中不仅有“忆昔开元全盛日”的盛世豪情，而且有“天街踏遍公卿骨”的衰世哀叹。除却这些政治色彩较为浓厚的家国之思外，唐代诗人也为我们上演了一场活色生香的文艺大比拼。

一、家家尽唱升平曲，帝幸梨园亲制词

在文学发展史上，诗歌、音乐、舞蹈往往是三位一体、密不可分的。在大唐的艺术桂冠上，诗歌与音乐可以说是两颗最为璀璨耀眼的明珠。大唐帝国不仅是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而且是我国音乐发展的空前繁荣时期。在大唐盛世里，诗歌与音乐这一对艺术的宠儿高度融合、互相影响。音乐成为唐诗人笔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琴筝琵琶等各色乐器也一一登场。“据《全唐诗索引》和《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统计，唐朝咏乐诗共约600余首，描写器乐演奏的诗篇约300余首，其中咏琴诗约120首，咏筝、咏琵琶、咏笛者各约30首，咏笙者约20首，其中它还涉及筚篥、芦管、箜篌、笳、箫、鼓、钟等乐器，凡20余种共130多首。其他的描写听歌赏乐的诗篇共有400首左右”②。

唐朝音乐之所以能够繁荣，不仅得益于民族音乐的融合，中原雅乐与胡族燕乐的交流，还依仗历代帝王贵胄的大力倡导，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在唐玄宗一干帝王将相的大力参与下，唐代音乐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唐代音乐的繁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如燕乐、清商乐、天竺乐、西凉乐等“十部乐”的形成；二是音乐管理机构的完善，囊括梨园、教坊等音乐机构，音乐繁盛的体现就是涌现出众多音乐表演者，他们操持各种乐器，以或歌或舞的艺术形式，与诗歌艺术一起再次开创了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繁荣局面。

诗歌与音乐在先秦时期就密切相关，并且和士人的道德修养和国家的教化不可分割。如孔子曾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礼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薄于德，于礼虚。”（《礼记・仲尼燕居》）“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音乐素养极高的唐代诗人，在听乐观舞的过程中，其审美感受流诸笔端，留下数量不菲的作品，如白居易的《琵琶行》、韩愈的《听颖师弹琴》、李贺的《李凭箜篌引》。

琴声中正平和，是儒雅君子修身养性的必备乐器，也是儒家礼乐教化的象征，是故“君子无故不撤琴瑟”（《礼记・曲礼》）古琴的弹奏对环境要求极高，如王维《竹里馆》所言：“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其他如王绩《山中叙志》：“风鸣静夜琴，月然芳春酒。”王绩《北山》“幽兰独夜清琴曲”；王勃《山扉夜坐》“抱琴开野室，携酒对情人”；王勃《寒夜思友三首》“月下调鸣琴，相思此何极”。李峤《风》：“月动临秋扇，松清入夜琴。”常建《听琴秋夜赠寇尊师》：“琴当秋夜听，况是调中人。”李白《月夜听卢子顺》：“闲坐夜明月，幽人弹素琴。”

唐诗也记载了身份各异的弹琴之人，如韦庄《听赵秀才弹琴》及《悼杨氏妓琴弦》，项斯《泾州听张处士弹琴》，岑参《秋夕听罗山人弹三峡流泉》，孟浩然《听郑王值琴》，贯休《听僧弹琴》，李白《月夜听卢子顺弹琴》，卢仝《听萧君姬人弹琴》，贾岛《听乐山人弹易水》，韩愈《听颖师弹琴》，李贺《听颖师琴歌》，常建的《张山人弹琴》。

“琵琶弦中苦调多”（刘长卿《相和歌辞・王昭君》），弹奏琵琶所表达的氛围总是有着或淡或浓的萧瑟之感、悲凉之气，凄凉的审美意向在诗人心中油然而生。唐诗中有关琵琶篇章所流露出的悲苦之音由来已久。唐太宗李世民有一首《琵琶》诗，结尾“空馀关陇恨，因此代相思”，含不尽之意溢于言外。在唐诗中，有关琵琶的著名诗篇除却白居易的《琵琶行》，琵琶大多和边塞意象联系在一起，如王昌龄的“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相和歌辞・从军行》）也是弹出万千愁绪。顾况《刘禅奴弹琵琶歌》也是如此：“乐府只传横吹好，琵琶写出关山道。羁雁出塞绕黄云，边马仰天嘶白草。”其他如白居易《听李士良琵琶》：“声似胡儿弹舌语，愁如塞月恨边云。闲人暂听犹眉敛，可使和蕃公主闻。”许浑《听琵琶》：“欲写明妃万里情，紫槽红拨夜丁丁。胡沙望尽汉宫远，月落天山闻一声。”

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国势强盛，处处笙歌旋舞。而玄宗本人作为风流天子也素喜歌舞，且自度新曲。在中晚唐诗人的笔下，霓裳羽衣曲就是开元盛世的象征符号。而张祜所作的宫词有不少涉及玄宗时歌舞升平的盛世场景。《正月十五夜灯》、《上巳乐》、《元日仗》、《李谟笛》等诗作，用极具渲染力的笔触刻画出当时重要节日的狂欢场面，也展示了唐玄宗的纵情声色”③。如：

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京。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

――《正月十五夜灯》

文武千官岁仗兵，万方同轨奏升平。上皇一御含元殿，丹凤门开白日明。

――《元日仗》

猩猩血彩系头标，天上齐声举画桡。却是内人争意切，六宫罗袖一时招。

――《上巳乐》

平时东幸洛阳城，天乐宫中夜彻明。无奈李谟偷曲谱，酒楼吹笛是新声。

――《李谟笛》

这些诗作透露出整个开元时期，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对音乐歌舞呈现出如痴似醉的着迷，“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酒楼吹笛是新声”，勾勒出一幅盛世繁华景象下的醉生梦死画卷，君民同心地展现出了“万方同轨奏升平”的热闹与繁华。“反映在这些诗中的完全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自然表现了诗人对于太平盛世的向往和眷恋。但是，如果把这些诗仅仅看做是对于开、天之盛的讴歌，那就错了。当时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唐玄宗，豢养一批梨园弟子，整日吹拉弹唱、歌舞取乐，对潜在的社会政治危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终于导致安史之乱。这些诗自然也有讽喻之意，并提醒当政者要引以为戒”④。

孔子认为：“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荀子讲：“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总而言之，由于诗歌与音乐的完美融合，唐诗才所以取得诗中有乐、乐中有诗的灿烂辉煌成就，才使得唐诗得以在中国艺术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

“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是一个读书人能文能武的象征，初唐时面临边疆少数民族势力的不断侵扰，尚武自强的风气席卷整个社会。“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豪情是唐代诗人渴望在历史舞台建功立业的共同情怀。在这种充斥着“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功氛围里，“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不可避免地成为读书人的终极梦想，即使手无缚鸡之力的书卷少年也体现出书、剑并用的豪情。如陈子昂的“平生闻高义，书剑白大雄”；（《送别出塞》）孟浩然的“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自洛之越》）高适的“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人日寄杜二拾遗》）晚唐温庭筠的“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过陈琳墓》）在唐代，书与剑就是诗人的梦想，是建功立业的寄托。

在唐代尚武风行的氛围里，诗人们不甘于做一个寻章摘句的老雕虫，只能面对“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的窘境。面对胡族入侵，他们意识到“凭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渴望过上或仗剑任侠或使至塞上的生涯，在边塞、在异域，体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观，享受“单于夜遁逃”的荣光。唐代诗人具有空前的理想抱负，将少年塑造得雄视千古，不可一世。如王维《少年行》诗云：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王昌龄的《少年行二首》：

西陵侠年少，送客过长亭。青槐夹两路，白马如流星。

闻道羽书急，单于寇井陉。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铭。

上述诗歌流露出唐代诗人不屑于温庭筠“欲将书剑学从军”文艺场景的浓缩，极力塑造“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少年形象，不仅彰显侠士精神，更在保家卫国层面上凸显少年郎的道义担当与胸襟器识。他们的这种游侠精神、尚武气概可以看做屈原“带长铗之陆离兮”为发端，曹植《白马篇》为踵事增华的体现：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

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矢何参差。

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

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胡虏数迁移。

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

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

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李白《侠客行》可谓代表：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救赵挥金锤，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赫大梁城。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的贾岛是一位著名的苦吟诗人，但其《述剑》诗可谓豪气干云，气象万千。其诗云：“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视君，谁为不平事。”由此可知，在唐代尚武的氛围里，诗人的书剑情节是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并且是全民普及的。

结语

在众星闪耀的唐代诗坛上，诗人们大都体现出“君子不器”的多样性才能。如山水田园派诗人王维，他不仅是名震诗坛的大诗人，而且是一位硕果累累的大画家。平生自视很高的苏轼曾发自内心地赞叹道：“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生性不羁、豪放飘逸的李太白曾自诩：“十五学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上韩荆州书》）平生迂谨的杜陵叟也发出会心的赞叹：“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

在大唐盛世，诗人们渴望的是“戮力上国，流惠下民”，以图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所以才有“凭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的感慨。除却安身立命的诗文，琴棋书画的文人雅致，甚至上马杀贼的武艺，他们都是纳入自己的受教体系的。或许在唐代不是每个诗人都能做到“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名”的侠义之举，也不是每一位诗人都可以冠以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但纵览《全唐诗》，我们可以发现，唐代诗人笔下形态各异的独特才能即便有自诩夸张的成分，但至少也说明了他们始终是抱着“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积极心态，这对我们今天强调素质教育，推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不无借鉴意义。

注释：

①黄伟.关于清诗.文学评论，2007（1）.

②李杨.唐代音乐诗综论.晋阳学刊，1999（3）.

篇4

（唐）刘方平（开元天宝年间人）

更深月色半人家，

北斗阑干南斗斜。

今夜偏知春气暖，

虫声新透绿窗纱。

诗词导入：刘方平，生卒年不详，唐代诗人，河南洛阳人。天宝前期曾应进士试，未考取，从此隐居颍水、汝河之滨，终生未仕。寄情山水、书画，诗亦有名，擅长绝句。诗风清新自然，质厚淳朴。其诗多咏物写景之作，尤擅绝句，有较高艺术性，善于寓情于景，意蕴无穷。《全唐诗》存其诗一卷。一曲《夜月》使他千古留名。诗的前半部：“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描写了夏夜的星空，清澈明亮，更深夜半，星光璀璨，其深邃幽静之美，动人心魄。诗人的笔触从月色写到星光，从星光写到人家，让宁静的氛围弥漫在苍穹宇宙之中，更深夜半之家。从更深月色的“静”字入手，写景状物，出手便高人_筹。诗的下半部：“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由景入情，由静至动，将春气回暖，虫声新透，融融暖意和美妙的声韵，都带给了夜半人家，温馨祥和，娴雅曼妙。诗人以平实无华的笔触，为我们描述了月夜、星空、鸣虫、绿窗纱，交织着光与彩，声与色的音乐般的流动着的韵律。清新可人，率真质朴，放佛带领我们回到了那个春气回暖，静谧安详的夜晚，丝丝情怀牵动着夜宿之人浪漫而遥远的遐思。好一个“透”字，恁般迷人，恁般洞彻明亮，穿越了千古诗坛，将刘方平的名字深深镌刻在每一位热爱这首诗的读者心中。

木子画评：这幅《秋声媚幽图》有名款黔章，是何涵宇先生（1913-2003）所作，笔墨细致温婉，构图精致，设色清雅，几茎湘竹，一丛素菊，衬托着翠绿色、姿态优雅的纺织娘，使画面中透出了秋夜有的百虫争鸣的美的韵律。静中有动，动中有鸣，深远悠长的虫声仿佛透过纸面，传送到读者的心扉之中。何涵宇先生，青年时代即师从雪涛大师，勤奋努力，工于绘事。深得乃师口授身传，加之本人勤于躬耕，数十年苦心钻研，其花鸟画笔墨技巧已渐入王派花鸟画堂奥，并融入了个人的绘画风格。这幅作于70年代末期的画作，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绘于1978年，正是“”之后，拨乱反正，冷涩严峻的政治氛围，冰雪融化之际，这时书画作品可以落款签章了，所以这张作品是见证中国传统绘画历尽劫难后，逐步恢复正常创作的起步作品。

画家介绍：何涵宇（1910―2003），原名建平，字涵宇，号寒竽，后以字行。1910年1月出生于北京，原籍浙江上虞。自幼喜爱绘画，曾自学恽派花卉。18岁师从王雪涛，为王先生之入室大弟子。同年加入中国最早、最有影响的美术社团之一中国画学研究会，为当时该会最年轻的会员之一。得与当时名家切磋技艺，绘事大进。解放后加入北京中国画研究会，任齐白石艺术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画函授大学特聘教授等职。

（《华子岗》

唐・裴迪（716-？）

日落松风起，还家草露唏。

云光侵履迹，山翠拂人衣。

诗词导入：裴迪（716-？），唐代诗人，河东（今山西）人。官蜀州刺史及尚书省郎。其一生以诗文见称，是盛唐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之一。与大诗人王维、杜甫关系密切。晚年居辋川、终南山，与王维来往更为频繁，故其诗多是与王维的唱和应酬之作。“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谖。倚仗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这首号称“诗中有画”的诗篇就是闲居辋川时王维答赠裴迪的。这首诗是裴迪与王维诗词唱和之作，华子岗是辋川一带有名的风景名胜。青山苍翠，松涛连绵，日影山光，飞瀑流泉，裴迪隐居在此，与王维时相往来。诗的前两句“日落松风起，还家草露唏”描写了空山落日，松涛起伏，诗人在还家的路上，看到了滚动在小草上的亮闪闪的露珠。诗句率真自然，平实工致，无雕琢之痕，而意趣天成。后两句“云光侵履迹，山翠拂人衣”则进一步描绘了高寒之处的山岚雾气变化无常，有“雾从脚跟起，云傍马头升”之意。末一句则是寓景于情，以翠色拂人衣，将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情感的相互交流，描写的真实动人。诗人到此，已是物我两忘，将自己完全融入到美丽的自然景色中去了。

篇5

终南有茅屋，前对终南山。

终年无客长闭关，终日无心长自闲。

不妨饮酒复垂钓，君但能来相往还。

【前言】

《答张五弟》是唐代诗人王维的作品。这是诗人中年以后隐居终南山期间写的一首赠答友人的小诗。此诗写诗人希望友人张諲能来共享隐居垂钓的乐趣，表现了诗人在隐居中寂静安闲的生活情趣，又表达了诗人对志趣相投的友人的真挚感情，并借此表示自己不关心世事的心境。全诗写得亲切朴实，轻松自然，毫不着力。

【注释】

⑴张五：即张諲，唐代书画家，官至刑部员外郎，与王维友好。因排行第五，故称“张五弟”。

⑵终南：山名。秦岭主峰之一。在陕西省西安市南。一称南山，即狭义的秦岭。古名太一山、地肺山、中南山、周南山。参阅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陕西一》。

⑶终年：全年，一年到头。《墨子·节用上》：“久者终年，速者数月。”长：一作“常”。闭关：闭门谢客，断绝往来。谓不为尘事所扰。《文选·颜延之〈五君咏·刘参军〉》：“刘伶善闭关，怀情灭闻见。”

⑷无心：佛教语，指解脱邪念的真心。唐修雅《闻诵〈法华经〉歌》：“我亦当年学空寂，一得无心便休息。”自闲：悠闲自得。三国魏曹植《杂诗》之五：“烈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闲。”唐李白《山中问答》诗：“问君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⑸垂钓：垂竿钓鱼，喻隐居生活。汉严忌《哀时命》：“下垂钓于溪谷兮，上要求于仙者。”唐孟浩然《临洞庭》诗：“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⑹但：只，只要。往还：交游，交往。《魏书·刘廞传》：“灵太后临朝，又与太后兄弟往还相好，太后令廞以诗赋授弟元吉。”

【翻译】

终南山下有我的茅屋，茅屋正对着终南山。整年没有客来柴门常关，整天无所用心常觉心安。也不妨喝点酒钓钓鱼，你只要能来就请常来玩。

【赏析】

这首小诗表现了诗人在隐居中寂静安闲的生活情趣，又表达了对志趣相投的友人的真挚感情。

从诗的内容上看，此诗的主旨是要引起友人的兴致，招致他来相聚共乐。诗人首先描写他的隐居之所的清幽。虽是几间茅屋草舍，但面对着巍峨深邃、苍翠欲滴的终南山，开门即可观赏山色。头两句娓娓道来，不加丝毫藻饰，意在引起友人的联想。三、四句进而写自己的隐居生活情趣。从早到晚，无拘无束，无忧无虑，无人打扰，更无机心杂念，煞是悠闲。为了吸引友人到来，又有意写自己终年无客，门虽设而常关，流露出几分寂寞。思念友人前来相伴之意不言而喻。最后两句，又以饮酒、垂钓等赏心乐事相招，直率地表达希望友人能经常来聚会的心愿。

篇6

关键词：唐代诗人 诗酒情结 诗酒交融

中国是卓立世界的文明古国，也是酒的故乡，酒和酒类文化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酒是一种特殊的食品，是属于物质的，但酒又融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之中。酒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有其独特的地位。而诗与酒的联姻，更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可以说，在古代中国，特别是盛唐时代，许多优美的诗篇都是中国酒文化的产物，诗酒之缘，在唐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据统计，《全唐诗》中有“酒”字者共计5113首，而唐诗之咏酒及与酒有关者多达万首。如此丰富多彩的饮酒诗和咏酒诗，反映出唐代诗人普遍具有非常浓厚的诗酒情结。

一、酒文化与唐诗不可分割之关系

酒在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它已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而是一种文化象征，即酒神精神的象征。在中国，酒神精神以道家哲学为源头。庄周主张，物我合一，天人合一，齐一生死。庄周高唱绝对自由之歌，倡导“乘物而游”、“游乎四海之外”、“无何有之乡”，追求绝对自由，忘却生死利禄及荣辱，是中国酒神精神的精髓所在。在文学艺术的王国中，酒神精神无所不往。它对文学艺术家及其创造的登峰造极之作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自由、艺术和美是三位一体的，因自由而艺术，因艺术而产生美，因醉酒而获得艺术的自由状态，是古老中国的艺术家解脱束缚获得艺术创造力的重要途径。“志气旷达，以宇宙为狭”的魏晋名士、第一“醉鬼”刘伶在《酒德颂》中有言：“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有扃牖，八荒为庭衢。”这种“至人”境界就是中国酒神精神的典型体现。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杜甫《独酌成诗》)酒醉而成传世诗作，这样的例子在唐代诗史中俯拾皆是。唐诗中涉及酒的诗有近万首，间接与酒有关的几乎占唐诗的半数。在唐人的生活中，酒扮演着生活中的重要角色。大凡朝廷官宴、乡社聚会、节日往来、送别饯行、朋友相逢、个人独酌、听歌观舞等，上从帝王将相，下至贫民百姓，都与酒密切相关，而这些都在唐诗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唐代的酒与酒文化可以说是唐诗重要组成部分。试想，唐诗中若是没有李白的《将进酒》、《月下独酌》、《把酒问月》，杜甫的《饮中八仙歌》，王维的《渭城曲》，孟浩然的《过故人庄》，王翰的《凉州词》，李贺的《致酒行》等名篇，唐诗无疑将会大为减色。

酒浸入了唐诗的灵魂，唐诗中充满了酒文化的精神。唐诗中浸透着尚侠重义、积极向上的奋发精神，浸透着超越现实束缚、积极争取人格独立的自由精神，浸透着昂扬奋发、生机勃勃的创造精神，这些精神都与酒文化精神息息相关。唐代的诗人们大都嗜酒，酒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也是他们创作诗歌时不可缺少的基本物质条件，王绩说：“平生唯酒乐，作性不能无。朝朝访乡里，夜夜遣人酤。”(《田家三首》其三)李白说：“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赠内》)杜甫说：“把酒从衣湿，吟诗信杖扶。敢论才见忌?实有醉如愚。”(《徐步》)白居易说：“但遇诗与酒，便忘寝与餐。高声发一吟，似得诗中仙。引满饮一盏，尽忘身外缘。”(《自咏》)论起酒与诗的密切关系时，他们常在诗中诗酒并提：“一见醉漂月，三杯歌棹讴。”(李白《楚江黄龙矶南宴杨执戟冶楼》)“客醉挥金碗，诗成得绣袍。”(杜甫《崔驸马山亭宴集》)“林间暖酒烧红叶，石上题诗扫绿苔。”(自居易《送王十八归山寄题仙游寺》)“隋为世累诗千首，醉是吾乡酒一樽。”(温庭筠《杏花》)唐代诗人与酒、唐诗与酒文化间的密切关系，于此可窥一斑。

二、诗酒交融对当代诗人创作的影响

诗酒本同源。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认为西方的诗来源于希腊悲剧，而希腊悲剧来源于原始希腊酒神的祭祀仪式。柏拉图谈到诗人灵感缘起时说，灵感就是一种迷狂状态。一种如醉如痴、神智昏迷、精神恍惚、类似疯癫的状态，诗人正是在酒神的狂欢中灵感闪烁，创作出惊天地、泣鬼神的诗作。将酒引起的生命的力感化为对人生诗意追逐的动力，心灵的飞翔成为活性的生命的沉醉，这是诗化审美化生命的沉醉，诗人在醉境中摆脱世俗的羁绊，洞见世界的光辉，从某种意义上讲，诗的形式本身就是酒神仪式的移位。

诗是酒之华。从唐诗丰富多彩的咏酒诗和与唐人大量的酒后所作的精彩诗篇来看，这些诗确实是唐人酒文化营养基中所孕育出的精神花朵。“醉后乐无极，弥胜未醉时。动容皆是舞，出语总成诗”。(张说《醉中作》)“灯花何太喜，酒绿正相亲。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杜甫《独酌成诗》)诗之与酒恰如花之与叶，互为表里，相依为伴。从唐诗的兴盛和创作的角度上来讲，酒的功劳不可泯没。酒能够激发出诗人创作的激情和灵感，使想象插上了翅膀，让诗人感觉到一种思想的亮光，领略到一种灵魂飞升的姿态。只有想象才能够真正揭开人们内心深处的自由的欲望，让人们在梦想中获得生存的智慧和力量，激励着人们重新返回精神的高迈和圣洁。艺术是一种梦想，是通过想象来实现人们人类内心的自由冲动，展示了人类丰富而广阔的精神景观，体现人类灵魂的伟岸和不朽。想象是文学给人以诗性的力量并使人们超越庸常现实的重要保障。是体现一个作家精神深度和艺术品位的核心素养。想象常常是以非固定、非理性的方式，呈现出人类思维无限广阔的可能性的前景。它没有边界，没有终点，只要人类的心智足够强大，就可以抵达无限丰富的奇异的地带。因此，在文学创作中，酒作为刺激物，与诗性相结合，激活了创作主体的潜在思维，引领着人们向着生机勃勃的诗性境界飞翔。关于此点白居易有深刻体会。他在诗中写道：“醉来狂发咏。”(《偶吟》)“酒狂又引诗魔发。”(《醉吟二首》其二)他晚年的诗多写于醉中。在醉中，诗人的想像力特别丰富，平时所想不到的奇思妙语、独特构思。都会突然出现。李白的《月下独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贺的《将进酒》：“桃花乱落如红雨。”这样美妙的诗句，也只能是酒中的产物。“诗句乱随青草发，酒肠俱逐洞庭宽。浮生聚散云相似，往事微茫梦一般”。(李群玉《重经巴丘追感》)诗人的想像确实十分丰富而奇妙，在醉中可谓是涉笔成趣，触目成诗。

此外。酒对于诗歌创作的情绪引动、环境气氛的熏陶也具有独特作用，酒对于诗歌创作的浪漫主义风格更是情有独钟。可以说。没有酒，就没有李白，没有杜甫，没有 白居易，一代唐诗将大为逊色。凡此种种都表明，诗酒风流是唐代的社会风尚，是唐代文人共同的生活方式，对于唐人来说，没有诗的人生是寂寞的，没有酒的诗歌是干涸的。酒，成就了一代唐诗。

三、诗酒交融展现唐代诗人的审美情境

在尼采的美学中，醉是一种基本的审美情绪，醉是诗酒交融的表现形态。与西方酒神的醉不同，中国唐代诗歌中酒和诗紧密联系，充满着诗性智慧，是一种心灵的自远状态。自远是诗酒交融的基本特征。自远是人生负重的消解，是轻盈的舞蹈。心灵的自远是上下俯仰自得、远近归去的心灵悠游。诗和酒交融的自远审美状态是一种对自己于此在生命和现存生命的享受，是“心远”的意境。我们说，“心远”是一种心理距离，或者说是一种精神挪移。这种精神挪移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回归的过程。“云鹤有奇翼，八表须臾还”，因为心远，而能圆融，而能够保持心灵的澄澈、明净；因为心远，而能够悠然神遇，化于自然，于悠然中打开生命的新天地。诗和酒交融的审美精神正是一种生命精神，是心灵的自远。这种自远使人走向生命真实，感受到勃发的生命力感，达到超越时空的审美极至。“醉境的人生状态无酒而醉。既悲戚又疏放，既充满激情，叉富有蜜意。既飘逸旷达又澄明无滞，追求生命力的高扬。崇尚审美世界的空灵”。

生命之真是心灵的醉乡，这是诗酒之醉的逻辑起点。尼采的酒神精神提倡一种“真”，提倡一种更原始、更符合人的自然本性的精神。然“中国的生命意识同西方殊异。它渊源于中国人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传统心态。因此在生命的反思与体验中，它不是向前以死作为生命的界定。而是折回头来走向人们所自来的生命的本真状态和自然的原始状态，走向圆满自足的自然感性”。唐代文人饮酒赋诗的过程也是寻找心灵真实、回归本真的过程，而醉态正是生命情态的展现。“千金骏马换小妾，醉坐雕鞍歌《落梅》，车旁侧挂一壶酒，凤笙龙管行相催”，(《襄阳歌》)“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陪族叔刑部侍郎哗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其二)“水如一匹练，此地即平天。耐可乘明月，看花上酒船”，(《驮浦歌》其十二)诗酒的醉境为诗人思想心灵的腾飞插上了翅膀，醉境中弥漫着的是飞动的情思和本真的情境，这种醉态的生命表现出一种本真的生命气质。

诗与酒所开创的境界是天地境界。冯友兰在《新原人，境界》中指出：宇宙人生对于人所有的不同的意义，就构成了人所有的某种境界。人所有可能的境界有四种，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他把天地境界作为最高境界，把天地境界中的人称之为圣人。在唐代诗人眼中，饮酒不单纯是为了解愁、娱乐和创作，而是事天依地的存在。杜甫的著名诗篇《饮中八仙歌》就传神地勾画出当时八位豪饮者生存状态：“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百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贾至的《对酒曲二首其二》更能代表唐代文人的生活方式和天地境界：“春来酒味浓，举酒对春丛。一酌千忧散，三杯万事空。放歌乘美景，醉舞向东风。寄语尊前客，生涯任转篷。”

参考文献：

[1]王昆吾.唐代酒令艺术[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5.

篇7

宇文所安原名斯蒂芬・欧文，14岁那年，他在图书馆里随手翻阅，第一次看到中国诗集，“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唐朝诗人李贺的《苏小小墓》，即使是翻译成英文，仍让小宇文尝到了中国诗词的万千滋味。那一刻，他喜欢上了中国诗。

如今，宇文所安俨然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在西方的代言人，一如在西方，瑞典人马悦然之于中国当代小说、德国人顾彬之于中国当代诗歌。而在所有的唐代诗人中，他从不掩饰自己的偏好，对那种排座次的做法，比如李白第一，杜甫第二等等，宇文所安很不以为然。他自称非常喜欢王维，说他的诗是“克服技巧的技巧”，第一次看很普通，“但是越读越有意思”。“他不是一个真正安静的诗人，却是一个用很大力气让自己安静下来的人。”宇文所安说。

研究了一辈子唐诗和中国文学的宇文所安兴致最浓的莫过于谈论唐诗，每每说到兴起，他就起身从书架上抽下一册唐诗，找到要解读的原诗，用汉语大声朗读。

“晚唐诗常常回瞻。”在这本书中，宇文所安评价说，“中国诗人如同欧洲中世纪诗人一样，总在某种程度上往回看。”杜牧、李商隐、温庭筠……无不如此。宇文所安熟悉他们的每一次吟哦，在“回瞻”与“迷恋”中，晚唐人既实践着独立的诗歌“写作”，又恰如其分地记录了大唐王朝逐渐解体过程中文人们的体验、感情和他们视野中的世界影像。

作为一名美国汉学家，字文所安似乎比许多中国学者更关心“找到一个办法使中国文学传统保持活力，而且把它发扬光大”。他觉得现代中国似乎有这样一种想法，认为西方的文学是讲述普遍人性的东西，人人可以理解，中国古代文学则仅仅属于古代，而且仅仅属于中国古代。“这是一个陷阱。”宇文所安说。

尽其所能地，他让这些中国古诗在它的故里和异域“回春”。所幸的是，虽然存在着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但是美国人对中国唐诗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在宇文所安所工作的哈佛东亚系，讲授中国文学、历史、思想史的老师差不多占了一半。除了东亚地区之外，哈佛东亚系是全世界研究中国文化规模最大的系之一。25年前，中国研究在哈佛人文学科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但现在研究中国的学者则和研究欧洲主要国家的学者数量相当。

篇8

关键词：《文苑英华》；唐人选唐诗；唐诗学；演进

中图分类号：I2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1?0181?05

选本批评是中国古代诗歌批评中常见的方式，对诗学研究影响较大。陈伯海认为：选诗、品藻和叙事，“是唐诗学的最原始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1]（178）。朱易安则认为：“事实上这个研究范围和方法以后仍然是整个古典唐诗学的主要部分，即使到了明代后期，出现了胡应麟《诗薮》、许学夷《诗源辨体》这样具有比较完整理论体系的唐诗学研究著作，也仍然如此。又如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原本是一部大型诗选，后因财力人力有限，只刻印了诗论部分，才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样子。”[2]（30?38）唐代有大量唐人自行编选的唐代诗集，据陈尚君先生《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统计约在100种左右[3]（185），惜大部分逸散。较早将“唐人所选唐诗”选本结集刊行的是明代嘉靖时佚名所辑《唐人选唐诗六种》，收《箧中集》《国秀集》《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搜玉小集》《极玄集》。明末毛晋补《御览诗》《才调集》两种，成《唐人选唐诗八种》。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又增《唐写本唐人选唐诗》《又玄集》两种，共10种结集成书。傅璇琮先生又增补了《翰林学士集》《丹阳集》《玉台后集》《珠英集》4 种，删去了似为抄录而非编选的敦煌写本唐诗，共计收录13 种，辑成《唐人选唐诗新编》。学界对“唐人选唐诗”现象较为关注，也有不少研究成果，但较少将之与宋代的唐诗选本比较，从选本批评角度考察唐宋人选唐诗的变化。宋初编纂的《文苑英华》虽是诗文总集，但编纂人员分工各不相同，实际上又各成体系。若单独抽出《文苑英华》诗部分，也可视为诗歌总集，故施蛰存在《唐诗百话・历代唐诗选本叙录》中将它归为第一部宋人唐诗选集。以《文苑英华》选唐诗与唐人选唐诗比较，能具体微观地把握唐至宋初唐诗学的演进特点。

一、题材意识的增强

《文苑英华》属于“分体编录型”诗文总集，分赋、诗、歌行、杂文等38体，诗分天部、地部、帝德、应制、应令附应教、省试、朝省等25类，“以诗歌外在目的分类的有应制、应令（应教附）、省试、酬和、寄赠；以诗歌内容分类的有天部、地部、帝德、朝省、音乐、人事、释门、道门、隐逸、寺院（塔附）、行迈、军旅、悲悼、居处、花木、禽兽（虫鱼附）；两者兼有的有送行、留别；以诗的体式为类的有乐府”[4]（140?144）。整体而言《文苑英华》诗主要依据题材分类，除了帝德、应制、应令附应教、释门、寺院、酬和、寄赠、留别类外，其它各类都有二级子类，如表1所示。

表1中所示《文苑英华》诗二级子类达281类之多，大致可分为自然景物类，如日、月、中秋月、玩月、山、终南山等；社会时政类，如巡幸、扈从、奉使、讲阅、征伐等；神仙道化类，如游仙、神仙、怀仙征君、居士、处士等；宫殿亭台楼榭类，如阁、亭、园、幸宅、上阳宫、九成宫、华清宫等；乐器歌舞类，如琴、筝、笙、琵琶 、箜篌等；人际交往感怀类，如送人省亲、哭人、哭僧道、哭妓等；动植物类，如牡丹、桃花、杏花、凤、鹤、鹰、乌、鹊等，足见唐诗题材的丰富。可以说唐人是在创作中扩大了题材范围，宋人则是从文体类型上增强了题材意识。从诗歌类目来看，不少题材与日常生活有关，这种意识反过来指导宋人进行创作诗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宋诗日常生活化特点的形成。

相比较而言，唐人编选诗集题材分类意识并不强。“唐人选唐诗”十三种在编纂体例上大致有四种模式：一是以句式类分，如《翰林学士集》选录的诗歌分四言和五言两类；二是以地域类分，如《丹阳集》就按延陵、曲阿、句容、江宁、丹徒五地区别，选录诗人诗歌；三是倾向内容类分，如《搜玉小集》从内容上看似按应制诗、边塞歌行古诗、闺情怀人、岁时应景、行旅述怀等类型编纂，但并未明确标明；四是“以人为纲”选录诗歌，结构为“作家―诗作”。如《河岳英灵集》分上、中、下三卷选录诗人24人，卷上首起常建，收其诗十五首；次为李白，收其诗十三首；再下为王维、刘虚等，分人录诗，卷中、卷下皆相类。《中兴间气集》卷上首标钱起，收其诗十二首，次为张众甫，收其诗三首，再次为于良史，收其诗二首……其他“唐人选唐诗”选本如《玉台后集》《珠英集》《箧中集》《国秀集》《御览诗》《极玄集》《又玄集》《才调集》等都采用此编纂录方式。“唐诗人选唐诗”十三种选本中，仅《搜玉小集》有以题材类分的倾向，可见《文苑英华》诗编纂体例与“唐人选唐诗”选本编选体例之异。

《文苑英华》按题材不同分门别类进行诗歌编纂，除了受《文选》以及类书影响外，还与《文苑英华》欲为世人提供学习范本的编纂目的有关。诗歌以题材分类，可以满足不同创作兴趣的民众学习需要。《文苑英华》以后的宋人编唐诗亦喜欢以题材分门别类，如谢枋撰《分门别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分时令、节侯、气候、昼夜、百花、竹木等十四类，收诗二百余首。赵孟所编《分门纂类唐歌诗》分天地山川、朝会宫阙、经史诗集、城郭园庐等八类。宋敏求所编《李太白文集》诗歌部分亦主要以题材分歌吟、赠、寄、别、送、酬答、游宴、登览等类。《文苑英华》对诗歌的分类方式无疑启开了宋人“分门别类”编选总集的风气。

二、品诗气度的宽宏

正如胡震亨《唐音癸鉴》卷三一所云：“唐人自选一代诗，其鉴裁亦往往不同。”现存的“唐人选唐诗”选本选录标准与侧重点各异。《翰林学士集》限于宫廷唱和，所收诗歌均为应制或应令之作，君臣同题唱和，群体参与性强。《珠英集》集中收录武则天时期参与编纂《三教珠英集》的“珠英学士”宫廷诗作。《搜玉小集》编次杂乱，仅能从收录内容上大体判断似依题材分类收录诗歌。《筐中集》编录风雅寄兴之作。《河岳英灵集》选诗“文质半取，两挟”。《国秀集》则以“ 婉丽”“”为文学之旨趣。《中兴间气集》倡导“风雅之作”。《又玄集》《才调集》崇尚清丽闲逸。此外，“唐人选唐诗”选本中，《河岳英灵集》《国秀集》《筐中集》明确将人品作为选诗标准。殷在《河岳英灵集序》中称：“把笔者近千人，除势要及贿赂者，中间烁然可尚者，五分无二……如名不副实，才不合道，纵权压梁、窦，终无取焉。”[5]（107）殷选诗将“势要及贿赂者”“不合道者”都去除，这显然是以人品论诗。楼颖《国秀集序》言：“道苟可得，不弃於厮养；事非适理，何贵於膏粱？”[5]（217）也是将“合道”作为选诗的标准，与殷主张类似。元结《筐中集序》云：“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无禄位，皆以忠信而久贫贱，皆以仁让而至丧亡。异於是者，显荣当世。谁为辩士，吾欲问之。天下兵兴，於今六岁，人皆务武，斯焉谁嗣？”[5]（299）叹所录七人品高人微，故而集诗让世人知晓。《四库全书总目》曰：“诗至唐，无体不备，亦无派不有。撰录总集者，或得其性情之所近，或因乎风气之所趋，随所撰录，无不可自成一家。”“盖求诗于唐， 如求材与山海，随取皆给。而所取之当否，则如影随形，各肖其人之学识。”[6]（1727）所言虽是批评唐诗选本之不足，但也道出了唐诗选本风格不一的原因。“唐人选唐诗”选本体现出唐诗的丰赡，但由于时代风气、选家性情等诸多因素影响，整体宏观考察唐诗的意识不强，限于某一类人、某一地域选诗，未免显得促狭。

相对而言，《文苑英华》对唐诗态度更具包容性。《文苑英华》与风格不一的“唐人选唐诗”选本均有重诗。其重合《翰林学士集》所录诗人9人诗11首；重合《珠英集》现存残卷6人诗55首；重合《搜玉小集》30人诗35首；重合《丹阳集》12人诗16首；重合《河岳英灵集》23人诗126首，重诗占《河岳英灵集》所录诗歌的55%；重合《国秀集》56人诗48首，重诗占《国秀集》诗歌总数的22%；重合《箧中集》6人诗7首；重合《中兴间气集》23人诗90首，重诗占《中兴间气集》诗歌总数的63%；重合《极玄集》重20人诗77首，重诗占《极玄集》诗歌总数的77%；重合《御览诗》21人诗33首，重诗占《御览诗》之歌总数的12%；重合《玉台后集》39人诗13首，其中唐代诗人27，诗12首；重合《又玄集》122人诗120首，重诗占《又玄集》诗歌总数的40%；重合《才调集》99人诗181首，重诗占《才调集》诗歌总数的17%。《文苑英华》选诗基本上不考虑人品，所选的一千余位唐代诗人，身份不同，品德各异，既有纸醉金迷的君王，也有心系国运民瘼的仁人志士，有无心政治的方外之人，也有关注自我情绪的女子等等。这显示出宋初对唐诗兼容并蓄的接受态度。这种包容性使得唐代不同风格的诗歌精华集于一处，有利于满足喜好不一的学习者需求。

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战乱局面，推行文治，给宋人整理和继承前代文学成果提供了便利条件，可以说《文苑英华》选录唐诗就是在对唐诗的整体考察下进行的一次全面总结，这种收录视野和条件是“唐人选唐诗”选本所不具备的。《文苑英华》选诗比唐人选唐诗更具包容性，但并不是说《文苑英华》选诗散漫无章，其诗选的倾向性也较明显。从《文苑英华》与“唐人选唐诗”选本的重合情况来看，《文苑英华》与《国秀集》重诗比例最小，原因之一在于《国秀集》选诗突出小作家，《文苑英华》并不以此为重，故而对《国秀集》所录的诸多诗人都未认可。诗风倾向上，《文苑英华》的态度也很明显。《中兴间气集》重诗之“理致清新”，其所选诗歌六成以上都被《文苑英华》选录；姚合的《极玄集》以“清丽”为宗，其所录诗歌近八成都被《文苑英华》选录；绮艳诗风以《御览诗》、《才调集》为代表，这两集中所选录的大部分艳诗，《文苑英华》均予以剔除，从中可见《文苑英华》对清丽诗风的重视。

三、诗教功能的突出

宋太宗下令编纂《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等几部大书时，曾说：“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需用文德致治。朕每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前代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也。”[7]《文苑英华》编纂期间的雍熙元年，又言“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 法？” [8]（571）可见其编纂用于教化的意图很明确。而实现其教化目的的途径则是将《文苑英华》编纂成范本形式，指导时人习文，“使沿者得其余波，慕味者接其雅唱”[9]（1022）。《文苑英华》是宋初文教政策的产物，较之“唐人选唐诗”选本而言，其诗教功能更为突出。“唐人选唐诗”选本批评标准各异，但均未如《文苑英华》那样是在君王强烈的文教意识指导下编纂而成的。《文苑英华》突出唐诗的诗教功能，有如下特点。

（一） 对唐代帝王诗作的地位明显提高

选录帝王诗作是《文苑英华》选诗的一大特点，其收录唐代帝王诗有：唐太宗李世民诗67首，武则天诗1首，唐中宗李显诗1首，唐玄宗李隆基诗36首，唐德宗李适诗1首。《文苑英华》诗分25类下有281子类，每一子类若选入帝王之诗，会将其置于类首，如天部“日”子类，唐诗首位唐太宗。“唐人选唐诗”选本无此观念，仅有《翰林学士集》收唐太宗诗，选录数量极少，且附于许敬宗诗作后。《文苑英华》选录帝王诗人诗歌数量较前人大量增加，且排序上有以君王为首的特点，这些都体现出《文苑英华》突出君王地位的诗学意识。

（二） 偏向发挥诗歌教化之“美颂”功能

《文苑英华》选唐诗强调教化，但是偏向发挥诗歌教化之“美颂”功能。从内容上来说，应制奉和、酬唱赠答、送行游览等内容的诗歌选录较多，对现实批判性较强的作品则收录较少。如杜甫《三吏》《三别》未选；张籍、王建、元稹等人的新乐府很少收录；姚合《武功县中作》30首未收录。韦庄《悯耕者》《汴堤行》《睹军回戈》《喻东军》《重围中逢萧校书》等反映晚唐动乱社会情况的诗均未选录。这种倾向从《文苑英华》对柳宗元诗歌的态度也可得以验证。柳宗元的诗作现存一百六十余篇，大多为贬谪之后所作，借登山临水以抒写离乡去国、身居蛮荒的悲哀与愤懑，诗风或 “哀而酸楚”或“发纤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清人施补华说：“柳子厚幽怨有得《骚》旨，而不甚似陶公，盖怡旷气少，沉至语少也。”[10]（982）而《文苑英华》对于有此特点的诗歌均不录，仅收其诗《观庆云图》这一首。《观庆云图》以颂扬为主，祥和雍雅，与柳宗元其他“幽怨”之作截然相反，这与宋初文臣崇“颂美”的审美心理分不开。

再如白居易，《文苑英华》重视白居易的新乐府，选录了其新乐府50首中的21首，但也是有所抉剔的。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11]（2793）白居易所列举的这些诗歌中，《哭孔戡》《秦中吟》《乐游园》《宿紫阁村》均比《贺雨》言语激切。《文苑英华》只选录了《贺雨》归入诗体。夏夷中、皮日休、杜荀鹤、陆龟蒙、曹邺等晚唐诗人创作了不少伤时讽世之作，《文苑英华》收录较少，如所收皮日休诗22 首，现实批判性较强的《正乐府十篇》和《三羞诗》就未选录。

四、诗人地位的升黜

选本可以反映出诗人在不同时期的接受变化情况。《文苑英华》录诗超过百首者有：白居易（254 首）、李白（ 228 首）、杜甫（194 首）、刘长卿（181 首）、王维（155 首）、卢纶（154 首）、贾岛（153 首）、郑谷（151 首）、宋之问（145 首）、刘禹锡（143 首）、皎然（142 首）、罗隐（142 首）、温庭筠（139 首）、许浑（136 首）、张籍（120 首）、张说（118 首）、赵嘏（121首）、刘得仁（112 首）、张九龄（113首）、张乔（112首）、方干（ 111 首）、李峤（105 首），不少诗人在“唐人选唐诗”选本中地位并不突出。

以白居易、李白、杜甫为例，三人在“唐人选唐诗”选本中地位并不高。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卷一十五“极玄条”云：“《姚氏残语》云：‘殷为《河岳英灵集》，不载杜甫诗；高仲武为《中兴间气集》，不取李白诗；顾陶为《唐诗类选》，如元、白、刘、柳、杜牧、李贺、张佑、赵嘏皆不收；姚合作《极玄集》，亦不收杜甫、李白，彼各有意也。’”[12]（441）“唐人选唐诗”十三种中，《又玄集》仅收白居易诗2首，《才调集》收白居易诗27首，在韦庄、温庭筠、元稹、李商隐、杜牧、张沁、李白等人之后，其他选本未见有选白诗者。《河岳英灵集》收李白诗13首，位居王昌龄、王维、常建、李颀之后；《又玄集》收李白诗4首，居杜甫、武元衡、贾岛、姚合等人之后；《才调集》收录李白诗28首，居韦庄、温庭筠、元稹、李商隐、杜牧、张沁之后；其他选本未收李白诗。而杜甫诗仅被《又玄集》收录7首，其他选本不收杜诗。而《文苑英华》对三人极为重视，选录白居易诗254首、李白诗228首、杜甫诗194首，列《文苑英华》所录唐人诗作的前三位。又如张说、李峤和方干，仅《国秀集》收录张说诗4首、李峤诗4首，《又玄集》收方干诗3首。这些被唐代选家选录较少作品的诗人，在《文苑英华》中得到了极大的肯定，可见宋、唐人对唐代诗人的接受之别。

参考文献：

[1] 陈伯海. 唐诗学引论[M].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88.

[2] 朱易安. 略论唐诗学发展史的体系建构[J]. 文学评论， 1998（5）： 30?38.

[3] 陈尚君. 唐代文学丛考[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4] 何水英. 文苑英华续文选特征及原因探析[J]. 文艺评论， 2012（2）： 140?144.

[5] 傅璇琮. 唐人选唐诗新编[M].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6.

[6] 永， 等.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7] 李攸. 宋朝事实[M]//卷三圣学， 《丛书集成》本，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5?1937.

[8]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9] 王应麟. 玉海[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10] 丁福保. 清诗话[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3.

篇9

假如我是一名语文老师，我要让学生更多的学习中国的经典文学作品，把他们都培养成风雅的才子和淑女，争取出几位国学大师。

首先让学生们背诵《诗经》，《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所以又称《诗三百》。最初称《诗》，被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他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诗经》里的内容就是歌曲的歌词。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同学们熟知的成语就来自于《诗经》。

其次，我还要学生们熟读唐诗三百首，《唐诗三百首》共选入唐代诗人77位，计310首诗，其中五言古诗33首，乐府46首，七言古诗28首，七言律诗50首，五言绝句29首，七言绝句51首，诸诗配有注释和评点。 五言古诗简称五古，是唐代诗坛较为流行的体裁。唐人五古笔力豪纵，气象万千，直接用于叙事、抒情、议论、写景，使其功能得到了空前的发挥，其代表作家有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等。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的这首 《静夜思》是我喜欢的诗词之一。

篇10

三春

对于喜欢小说《红楼梦》的朋友们来说，这几句判词是不陌生的：“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兕相逢大梦归”（元春判词）、“堪破三春景不长，缁衣顿改昔年妆，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惜春判词）。另外，秦可卿死前托梦给王熙凤，也曾说道，“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红楼梦》中其实有“四春”，指的是：贾元春、贾迎春、贾探春、贾惜春。但曹雪芹在判词中所写，实际上既指人，也指人生。如果要论起“三春”诗，想必朋友们最熟悉的还是孟郊的那句“临行密密缝，报得三春晖”。以“三春”入诗，形成了别有情趣的“三春”诗。

“三春”最普遍的定义，是指春天中的三个月。不过叫法稍有不同。一种指农历正月称孟春，二月称仲春，三月称季春。唐・刘禹锡在《杂曲歌辞・踏歌行》中写道，“自从雪里唱新曲，直至三春花尽时”。“离恨属三春，佳期在十月”，白居易在《别毡帐火炉》中也留下过这样的诗句。

另一种说法，指3月初春，4月仲春，5月暮春。实际上只是名字不同，时令上是相同的。“行乐三春节，林花百和香。”唐・张仲素的《春游曲三首》不但写出了诗人游春时看到的百花烂漫，而且把自己的一片欢快之情也表达得淋漓尽致。而与此相反的是，同为唐代诗人的刘希夷在《代悲白头翁（一作白头吟）》中写下了“一朝卧病无相识，三春行乐在谁边”。卧病在床，不能出去尽情享受春光，不免心怀惆怅，无限落寞。

“三春”中的“暮春”已然时值春末夏初，所以诗人也多有在诗句中流露。唐代“贞观盛世”开创者唐太宗李世民在《赋得夏首启节》中写下过“北阙三春晚，南荣九夏初。”同是皇帝的唐文宗李昂也在《暮春喜雨诗》中写有“渐侵九夏节，复在三春时”的诗行。“暄龠三春谢，炎钟九夏初。”唐・李峤在这一诗句中写出了一派三春过后，诸芳凋零的景象。

“三春”除了指“春天中的三个月”，有时还指三个春天，即三年，这点与“三秋”相似。晋・陆机《答贾谧》诗云：“游跨三春，情固三秋。”唐・崔璞《蒙恩除替将还京洛》诗也曾写道：“两载求人瘼，三春受代归。”

春天是浪漫美好的，也是生机勃勃，富有朝气的，所以诗人在诗中表达的多半还是自己的欢悦之情，不论是唐・徐坚的“对三春之花月，览千里之风烟”，还是南唐・孙鲂的“烂熳三春媚，参差百卉妍”，扑面而来的都是春的明丽和希望。

三伏

“三伏天”出现在小暑与大暑之间，从夏至后第三个“庚”日算起，历经初伏（10天）、中伏（10～20天）、末伏（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算起，10天），是一年中天气最热的时间。三伏是按农历计算的，大约处在阳历的7月中下旬至8月上旬间。2013年“三伏”是7月13日起伏，到8月12日结束，总共有40天。三伏虽热，但古人却能做到“热中求凉”，留下了许多吟咏三伏天的诗作。

唐代诗人权德舆《病中苦热》诗云：“三伏鼓洪炉，支离一病夫。倦眠身似火，渴汗如珠。悸乏心难定，沉烦气欲无。何时洒微雨，因与好风俱。”大热的天，却偏偏身染疾病，倦怠无力，汗如雨下，真真苦煞了诗人。诗人渴盼着来场好雨，既去去地热，也去去自己的心火。

宋代大文豪陆游《南门晚眺》诗云：“奚奴前负一胡床，门巷楸梧已渐黄。不历尘埃三伏热，孰知风露九秋凉？”陆游的诗不由人想起一句歌词，“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三伏过去，即是金秋到来。所以，诗人从中辩证的读出了物极而反，否极泰来。三伏天虽然热，但只有热过，才能感知什么叫凉爽。诗句包含着只有经历过波折，才能懂得珍惜的人生哲理。

陆游另有诗作《暑夜》，云：“毒暑弥三伏，微凉起二更。月窗风竹乱，烟渚露荷倾。寂寞借书读，清羸扶杖行。无功耗官廪，太息负平生。”陆游夜里难以安眠，扶杖起行，看着竹影残荷，不禁感叹时光飞逝，功业无成，从中我们似乎又看到了那个时刻不忘“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陆游。

三伏天这么热，如何安然地度过呢？唐代诗人杜荀鹤的《夏日题悟空上人院》或许能给予我们一定的启发。“三伏闭门披一衲，兼无松竹荫房廊。安禅不必须山水，灭得心中火自凉。”原来，杜荀鹤的避暑法宝是“心静自然凉”。清朝雍正皇帝曾追录康熙皇帝的训话而编辑成《庭训格言》，内中有一则训文叫《心静自然凉》，曰：“盛暑不开窗、不纳凉者，皆因自幼习惯，亦由心静，故身不热。”夏天人们难免心浮气躁，如果能保持一种自然、平和的心态，确实能有助于我们避免“情绪中暑”，顺利地度过火热夏季。

三秋

岁值金秋，我们很自然的会想起柳永的名句，“重湖叠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其实，除了柳永，以“三秋”二字直接入诗者，大有人在。

对于“三秋”的解释，答案不止一种。一种说法是指九个月。一秋三月，三秋为九个月。《诗经・王风・采葛》诗云：“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唐代诗人杨炯《有所思》中的“三秋方一日，少别比千年”就是化用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诗意。

古时人们也将秋季的七、八、九月份分别称为孟秋、仲秋、季秋，合称“三秋”，代指秋天。有时亦指秋季的第三个月，即农历九月。“菜剪三秋绿，飧炊百日黄。”唐初诗人王绩在《食后》中如是写道。唐代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中也留有“时维九月，序属三秋”之句。唐代诗人白行简《李都尉重阳日得苏属国书》：“三秋异乡节，一纸故人书”一句道出了自己浓浓的思乡之情。隋・孔绍安的《别徐永元秀才》：“金汤既失险，玉石乃同焚。坠叶还相覆，落羽更为群。岂谓三秋节，重伤千里分”也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处。而唐・杜审言的《登襄阳城》：“旅客三秋至，层城四望开。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冠盖非新里，章华即旧台。习池风景异，归路满尘埃”，其首联记述的就是诗人在秋高气爽的九月登临襄阳城楼的瞬间感受。

除了上述两种解释，“三秋”有时也指代一年或者三年。

李峤诗曰：“令节三秋晚，重阳九日欢。仙杯还泛菊，宝馔且调兰。”王维诗云：“四海方无事，三秋大有年。百生无此日，万寿愿齐天。芍药和金鼎，茱萸插玳筵。无穷节，长奉柏梁篇。”这两首“三秋诗”都写了在重阳时节的赏菊盛况。张说《九日进茱萸山诗五首》的“九日重阳数，三秋万实成”、崔善为《九月九日》中的“九日重阳节，三秋季月残”也都直接抒发了在重阳佳节感叹时光流逝之情。

唐朝卢照邻《咏史》“直发上冲冠，壮气横三秋”的诗句，气势磅礴，充满了一腔豪情。“凉冷三秋夜，安闲一老翁”则写出了白居易暮年政治上心灰意懒、生活上孤寂闲散的情境。

三九

“三九”，中国传统农历年中的某一时段，也称“三九天”。中国俗语有：“数九寒天，冷在三九”的说法。“三九”一般出现在冬至到惊蛰。与三九对应的是三伏。尽管“三九”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但这却丝毫没有影响古人们的诗情。

“苜盘朝日照蓬蒿，消得长吟赋老饕。喜见监州有螃蟹，未须学士议车螯。案鲑三九漫青韭，斗酒十千无白醪。应为近来诗思少，故将饮兴发。”（宋・岳珂《谢赵季茂海错二律》）“白醪酒”，古称“醪醴”;用糯米加酒曲酿制成酒再加芳香的黄桂而成。诗人在三九寒冬日，不禁想起了白醪的美味。值得一提的是，这首诗的作者岳珂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之孙。

“清溪潮上送行船，回望高城隔晓烟。景色似看名画展，醉魂犹忆寿杯传。春盘食菜思三九，人日书幡诵百千。南国逢君唯道旧，后时何处笑今年。”（宋・蔡襄《人日立春舟行寄福州燕二司封》）农历正月初七，又称“人日”。传说女娲创造万物生灵时，先造六畜后造人，因此初一到初六都是六畜之日（正月初一日为鸡日，初二日为狗日，初三日为猪日，初四日为羊日，初五日为牛日，初六日为马日），于第七天才造出了人，所以这一天是人类的生日。汉，魏以后，人日逐渐从单一的占卜活动，发展成为包括庆祝、祭祀等活动内容的节日。因此，诗人有“人日书幡诵百千”一说。

“瘦夷一枝横照水，疏花点点耐清寒。雪晴月白孤山下，几度清香拄杖看。”（明・王冕《素梅・三九》）明代有“画九”的习俗。所谓的画，实则是冬至后计算春暖日期的图。明代《帝京景物略》载：“冬至日，画素梅一枝，为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尽而九九出，则春深矣，曰九九消寒图。”王冕这首诗既是顺了风俗，但更多的还是表达出了画家不愿同流合污的骨鲠之气。

“时来食方丈，时去鲑三九。”（宋・敖陶孙《寄题龚立道农隐堂》）鲑，音xie，古时吴人对鱼菜的总称。三九，相乘为二十七，也为“三韭”的谐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