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精灵全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快乐精灵全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书可以带我漫游世界各地——神秘埃及金字塔仿佛留下了我的足印；南北极地似乎有我穿越的身影；戴望舒的《雨巷》里，我就是那个打着伞，带着忧伤神韵的姑娘……

书也可以引领我去见许多仰慕已久的名人——执着的保尔；飘忽的三毛；忧郁的萧红；快乐的梅子涵……

书也让我感受到我没有经历过的生活，看便了身边百态；教会我生存的方式；做人的道理。

周末清晨，当第一缕阳光射进我的房间，起身，推开窗，享受和风的轻抚。展开书页，我在《罗密欧与朱丽叶》那如诗的文字中，陶醉！那优美的文字，仿佛牵起了手，跳着舞，在空中划着一道道炫丽的光圈。我笑了，我知道，书是有魔法的，会给真正喜欢它的人带来快乐。

懒洋洋的午后，房间里充满了粘粘的味道，我拿过一个凳子，或席地阳台，或坐于客厅，继续着书中的“童话”，我似乎感觉文字精灵又化作一阵阵清凉的微风，“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跟着徐志摩诗的脚步，再看街上行人汗流浃背的样子，不由感觉到了诗中的那份恬静。

寂静的夜晚，已凉，是最迷人的时刻。毫无困意，翻开张爱玲的小说，快乐中带一丝悲伤。读着书中半温半寒的文字，夜似乎也神秘起来。时而一股暖流流遍全身，像妈妈给我披的外套；时而又有些寒意袭来，让人跟着忧伤……那前所未有的快乐也让人陶醉。

半夜，强烈的灯光之下，如果再看《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你的神经就会更加兴奋、惊险、刺激……

日子日复一日的过着，我的朋友——书，也日益增多。“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而我的书中却自有一种别具一格的快乐因子，因为：我读书，我快乐！

篇2

若小离小的时候就像一个跟屁虫一样,整天屁颠儿屁颠儿跟着我。这让我很苦恼,因为许多坏事我都不能做,不然她就会跑到我爸面前告恶状。这些坏事包括翻墙、到水库游泳,还有打架……小离没来之前,我玩得不亦乐乎。自从小离的妈妈让我出去玩时带上她,她就义正词严缠着我。我问小离:“你妈妈怎么会把你托付给我这样的人?”小离说:“你是坏孩子的头头,跟着你就不会被其他坏小孩欺负。”这句话让我觉得,小离是个很聪明的女孩子。

上小学那年,我七岁,小离六岁。我们同一个班。我爸说:“在学校,要看好小离,不能让别人欺负她,要像个哥哥的样子。”我这个哥哥当得很委屈。小离除了在我爸面前告状时会“哥哥、哥哥”地叫之外,私下里总是“死言默、臭言默”地叫。

初中时,小离进了重点班,我品行顽劣,没有学校肯要我。我爸找关系把我安排到小离上的初中,上普通班。我和小离依然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跟小学不同的是,这次是若小离死拉硬拽把我拖到学校,再看着我安然无恙地回家。我上课不认真听讲,把我爸书柜里的书一本本带到学校读。小离不肯在课堂上看课外书,趁着周末来我家看,一坐就是一整天。

一天,若小离指着《王小波全集》问:“这个好看吗?”我把书取给她说:“你看了不就知道了。”小离认真地读起来。十几分钟后,她突然面色绯红地看着我。我阴笑道:“嘿嘿,小丫头片子,瞎想什么呢?”小离瞪了我一眼,哭着跑出去。我爸进来后,看到桌子上的书,把我揍了一顿,把那本书封存。他不知道,那时我早已读完书架上所有的书。

我暗恋一个女孩,写了出生以来的第一封情书。小离看后说:“挺感人的,我差点哭出来。”我笑笑,把情书撕得粉碎。她问我:“撕它干吗?”我说:“她跟别人好了。”小离叹了一口气说:“你要学着对女孩子好一点,不然谁会看上你?”我看着她说:“叫我一声哥吧。”小离冲我吐了吐舌头:“哼!你想得美。”

我中考落榜,父亲无奈之下同意我去学电脑。小离考上重点高中,全封闭式学校,一个月放假一次。高中快开学时,她对我说:“既然学电脑,就好好学,别再胡混。”我点点头。她又说:“我跟我妈说好了,以后放假让你去接我。”我说:“好,不过你要好好学习,不然我就不去接你了。”小离拧着我的耳朵说:“你敢。”

那个暑假,小离发神经,想拉我早上跑步,我早上往往在蒙头大睡。她一大早来我家对我爸说:“叔叔,言默哥起来了吗?”我爸说:“他啥时候能早起,我就省心了。”小离闯进屋,捏着鼻子说:“死言默,你就不能睡觉前把袜子洗了?”我睡眼惺忪地说:“要不你帮我洗吧。”她把袜子拿去洗了。我爸看见了,说:“你怎么又帮他洗衣服?”小离笑笑,对我爸说:“没事的,言默哥平时总照顾我。”我爸不再说什么。

我跟小离沿着马路小跑。早上的空气很清新,她穿着白色运动装,像一个活蹦乱跳的精灵。不一会儿,她就俯着身子气喘吁吁地说:“不跑了,不跑了。”我看着她红扑扑的脸,莫名心疼起来。过去蹲下来,我对小离说:“走,哥背你回去。”小离看着我,愣了一会儿,趴到我背上。路上,她问我:“你小时候不是死都不肯背我吗?”“谁让你那时候不漂亮来着。”小离从后面抱住我脖子,哈哈大笑。我听着她均匀的呼吸,觉得内心无比宁静。小离在我耳边轻轻哼着梁静茹的《宁夏》。

高考完的暑假,我带着小离疯玩了两个月。她尽情宣泄12年来压抑的厌学情绪。看着她拿出北京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快乐。小离在去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把我叫到房顶上。我们俩躺在凉席上,望着满天繁星,说着心里不能说的秘密。四周静得出奇,小离突然说:“哥,你给我写封情书吧,我明天带走。”十几年来,她第一次叫我哥。我犹豫了一会儿说:“好。”小离说:“哥,以后我不在你身边,没人陪你聊天了。”

“哥,把烟戒了吧。”

“哥……”

小离说着说着,趴在我肩膀上哭起来。我的肩膀第一次被一个女孩这样依靠着。看着她软弱哭泣,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安慰。第二天一大早,我把那封一万多字的情书给了小离。我说:“我就不去送你了,免得你不想走。”小离红着眼说:“讨厌。”

我还是去火车站送了小离。看着火车渐渐远去,我仿佛觉得青春就像这列火车一样,彻头彻尾从我面前消失。我知道,我将空虚地过完以后的日子,那份我本以为会很久之后才到来的空虚感,现在早早到来。在没有若小离的日子里,我知道我能做的只有回忆。我就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想要用回忆填补余下的空白。小离走了,我想起她对我说,学电脑就好好学吧,别再胡混了。我开始寻找自己的信念,开始变得执著。我曾对小离说:“我喜欢回忆,因为回忆远比未来要来得真实。”小离说:“不去创造未来,怎么知道未来不真实呢?”我突然想让自己的未来变得真实。

大二那年,小离写信回来说,她找了个男朋友,那个男的写的情书跟我的一样感人。她还说,过年带那个男的回来,亲口尝尝我做的糖醋排骨。我看着信,傻兮兮地微笑,眼眶突然湿了。当时,央视正在播出年度大戏《走西口》。我看着豆花一口一声哥地叫田青,想起那天晚上小离叫我哥的情景。

“哥,把烟戒了吧。”

“哥,叔叔也挺不容易的,你以后多让着他点。”

“哥……”

篇3

关键词：狂欢化 仲夏夜之梦 喜剧

《仲夏夜之梦》是莎士比亚早期的一部经典喜剧。故事发生在具有狂欢色彩的五月节里，四个沉浸在爱情纠葛中的青年离开制度森严的雅典城，来到充满爱与和谐的雅典森林里，与他们不期而遇的是一对任性、妒忌的欢喜冤家仙王仙后，还有一群为公爵婚礼而排练戏中戏的工匠们。在象征着超自然力量的花汁的驱使下，人们上映了一部浪漫、怪诞而又笑话迭出的爱情狂欢剧。剧中扑朔迷离的爱情纠葛，人物异乎寻常的言行举止，人仙共处的梦幻世界使该剧充满了狂欢化色彩，洋溢着狂欢精神，成为狂欢文学的典范。

一

“狂欢化”理论是巴赫金通过对拉伯雷和中世纪民间诙谐文化(笑文化)的研究而提出的一种诗学理论。所谓狂欢化，按他的界定，即“狂欢节上形成的整整一套表示象征意义的具体感性形式的语言，从大型复杂的群众性戏剧到个别的狂欢节表演。这一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转化为同它相近的(也具有具体感性的性质)艺术形象的语言，也就是说转为文学的语言。”将狂欢式的语言转化成文学语言,这就是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化。它的渊源是狂欢节本身。它在形式上具有狂欢节的特点――大众性、仪式性、戏谑性、超时空性等，在意蕴上体现的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巴赫金将狂欢式世界感受的核心归结为“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

巴赫金在其狂欢化诗学理论中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狂欢节的潮流可以说打破了许多壁垒而闯入了常规生活和常规世界观的许多领域……整个文学都实现了十分深刻而又几乎无所不包的狂欢化。”他认为，拉伯雷、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等人的创作是狂欢化文学的典范。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剧作，尤其是其早期喜剧，在外在形式上明显带有狂欢化特征，如：狂欢广场的构建、狂欢仪式；在深层意蕴中则体现出快乐、平等、自由的狂欢精神。这种狂欢化的特点，在其浪漫喜剧《仲夏夜之梦》中得到了集中的展示。

二

喜剧是一种笑的艺术，要理解笑的现象,“就不能脱离它们所在的那个舞台、那个广场，不能脱离它们的身体坐标和宇宙坐标”显然，这个舞台、广场就是狂欢广场。狂欢广场即狂欢演出的广场，它是全民性的象征,也是狂欢的象征。据巴赫金的观点，文学作品中一切可能出现的场所，只要能成为形形的人们相聚和交际的地方，诸如大街、澡堂、酒馆、船上甲板,甚至客厅、卧室……都会增添一种狂欢广场的意味。在狂欢节的广场上，在普天同庆的节日里,在欢乐的酒筵上,在万民同乐的游艺活动中,上下颠倒,尊卑易位, 人人平等,不拘形迹,自由接触,人的被压抑的情感和心理能量得到释放,人的自然天性得到了恢复,随心所欲、无所畏惧。这里，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人民大众聚会的场所，也象征着尽情地享受着感官欲望却也理性的自由空间，即：“公共空间”和“公民社会”。这里，“人们只能按照狂欢节的法律生活，亦即按照自由的法律生活”，自由、平等、大众的全民性生活。

《仲》剧的狂欢广场是具有绿色世界之称的雅典森林。弗莱在《批评的剖析》（1957)中指出：莎士比亚数部著名的喜剧，皆以青葱翠绿的森林为背景,而这些森林互相交织成一片绿色世界。绿色世界在原型理论中对应着春天,故而弗莱把这种喜剧称为“绿色世界的戏剧”,认为“绿色世界使喜剧洋溢着春天战胜冬天的象征意义”。绿色作为莎士比亚这些喜剧的基本色调,是一种蕴含丰富的原型意象,是一种饱含人类心理积淀和文化信息的符号,它意味着春天、生命、青春、憧憬、爱情、希望甚至嫉妒等等。

在仲夏夜的雅典森林里，没有森严的法律，没有尊贵卑下，没有人神之别，只有象征着爱情的花汁。在神秘花汁的驱使下，沉醉在月夜森林的人们冲破白日理性的樊篱，纷纷登上广场做出了形形、淋漓尽致的表演。演绎了一场轻狂荒诞的爱情狂欢剧。在这里，爱情进行着误置，纠纷，冲突；恋人们表现出纷争的激情：痴情、怀疑、嫉妒、仇恨、抱负、绝望、惊喜、疯狂；工匠们卖力地排练着滑稽可笑的戏中戏；人格化的仙子们则进行着浪漫迷人的轻歌曼舞。

而花汁魔力的解除使旧的纷乱的爱情秩序得到复位、重组，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和谐的爱情秩序。终于，错误得到纠正，矛盾得到解决，两对恋人各得其所，皆大欢喜；一对夫妻尽释前嫌，重修旧好。就连粗鄙滑稽的线团儿也意外地享受到了一段天上人间的爱情。可以说，雅典森林成了一个爱情狂欢场，它体现出狂欢式的世界感受―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一个爱情净化器、染色场，从这里走出的每一个人“不爱的被爱，爱的更爱。”

《仲》剧的另外一个狂欢广场是宫廷舞台，17世纪狂欢开始进入宫廷。伊丽莎白时代依然流行狂欢节，并且那时演出戏剧的剧场，本身就是一个各阶级聚集在一起共同寻乐的狂欢的场所。“没有一个正派的女性是不戴面罩去看戏的。在这样一种化妆的狂欢节日的情况下，许多在别的场合将会是完全不适合去谛听的话，都可以当着她们的面说出来。”

为了庆祝自己的婚礼，公爵希修斯点了一场喜剧,他明确地说:“我要用豪华、夸耀和狂欢来举行我们的婚礼。”台上，彼得・昆斯的业余剧团的演员正在使出“吃奶”的力气在表演戏中戏――《情郎皮拉摩和情妹瑟丝贝》。他们是几个“作过工活的胼手胝足的汉子”，并不懂戏剧，只是机械地追求字面意义上的真实，尽一切破坏戏剧错觉之能事。其戏文浅薄无聊、演技粗鄙，还时不时出现误读、破句、错词。如：温柔迷人的瑟丝贝看到情人死了，她这样哭诉：“死啦，死啦！……两朵大黄花象你面孔，全完蛋了――完蛋呀完蛋！”线团儿收场时说：“你们要不要看一看“收场白”，还是喜欢听一听咱们的两个伙计跳一场“贝戈马”舞？” 同台上观赏《皮》剧的观众一样，台下的公爵、王后和大臣们《仲夏夜之梦》的观众也不愿听一位演员解释他是在扮演墙头，听一只狮子表白他并不是狮子，而是细木工匠斯纳格。他们，对这场“长得要命、苦得要死”的喜剧及“硬逼着糊涂脑子将台词背下来的工匠演员们”进行着肆无忌惮的批评、嘲讽、谩骂。第米特律：“拿皮拉摩跟瑟丝贝来比，真是半斤对八两，扫帚对麦芒，”莱珊德：“他那双媚眼已经看到他了”。身为公爵的希修斯说：“收场白”请你们免了吧……哈，要是编这个戏的人自己来扮皮拉摩，而且把自己吊死在瑟丝贝的袜子上，那倒是一本出色的悲剧呢”。另外，在表演过程中，演员还时不时地跳出扮演的角色，以自己真实的身份与观众进行现场交流。台下的贵族观众也不时地与台上的工匠演员们聊上几句。他们语言粗俗，低下，完全与这群工匠演员们粗鄙、拙劣的表演融为一体。显然《皮》剧的表演过程荒诞不经，是一场十足的闹剧，演员与观众，贵族与平民随便的亲昵接触，插科打诨，宫廷舞台成了他们集体狂欢的广场。在这里，上流社会与官方文化被降格，传统的尊卑秩序被颠覆。

三

狂欢节最初源于酒神的庆祝仪式。在古希腊祭奠酒神狄俄伊索斯的狂欢仪式上,人们纵情高歌,表演各种节目。到了夜晚,喝得烂醉的人们往往成群结队地来到群山或者森林之中，狂歌滥舞,纵情宣泄。狂欢及狂欢式，是一切狂欢式的庆祝、仪礼、形式的总和。它们几乎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包容着笑谑地给狂欢国王加冕和随后脱冕的仪式。巴赫金认为,笑谑地给狂欢国王加冕和随后脱冕“是狂欢节上的主要仪式”,是狂欢化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一仪式出现在“毁坏一切与更新一切的时代”。它具有“新旧交替的创造意义,它还说明任何制度和秩序、任何权威和地位(指等级地位)都具有令人发笑的相对性”。被加冕为狂欢国王的通常是外表最丑陋、地位最低下的、最为人们所不耻的小丑或傻子。

《仲》剧中的狂欢国王是织工线团儿，他言语粗鄙，滑稽可笑，却又机智幽默、伶牙俐齿，是狂欢化文学中一个典型的小丑形象。由于小精灵蒲克的恶作剧，正在和其他工匠演练戏文的他一下子变成了驴首人身的怪物，成为中了“花汁”魔法的仙后的情人。于是，这个“最蠢的蠢货”被加冕为这场爱情狂欢剧中的狂欢国王。他“坐在仙后鲜花铺成的床上，戴着一顶芬芳鲜艳的花冠，嚼着仙子们偷来的“好干草、香干草”，在他面前殷勤服侍的是伺候仙王仙后的林中仙子。让他达到狂欢顶峰的是，被圣洁美丽的仙后搂在臂弯里，对他倾诉着一片痴情：“兔丝依附着女萝，那柔顺的常春藤缠住了榆树苍劲的枝杈；我这会儿抱着你，也就这样缠绵。啊，我多爱你！你叫我多迷恋哪！” 于是，在这场爱情的梦境中，“……神圣同粗俗,崇高同卑下,伟大同渺小,明智同愚蠢等等接近起来,团结起来,订下婚约,结成一体”当然随着“花汁”魔法的解除，这一切都烟消云散，贵为“狂欢国王”的线团儿被脱冕，复位为小丑织工“线团儿”继续演他最悲的悲剧。但是，为下层人民的代表的小丑线团儿, 利用他特殊的身份，在特殊环境中,对权威与神圣进行了侵犯，也体现了一种对等级制度的暂时颠覆。在这样一个暂时被颠覆时空里，他制造出了狂欢式的笑。因为小丑有权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和面具，享有独具的权力，他们不只自己在笑，别人也在笑他们。他们以及他们制造出的笑声带着公共的民众广场的性质，是狂欢式的笑。这种狂欢式的笑以及体现出狂欢精神的确是莎士比亚浪漫喜剧的灵魂所在。

在莎士比亚早期喜剧中,包含着各种狂欢式的变体,或者狂欢节的辅礼仪。巴赫金将这些狂欢式的变体仪式,或者狂欢节的辅礼仪归纳为婚礼、宴会、葬礼、假面剧、更换衣服、改变地位与命运、程式化等形式。

《仲》剧中，命运的互换和婚宴是狂欢化的变体。该剧一开始是恋人的感情纠葛。其中，赫蜜雅是这场爱情游戏中的宠儿，她既与莱珊德相恋，又被第密特律疯狂追求。海伦娜则是一个可怜的爱情弃儿，她被第米特律无情的抛弃。然而，她爱的执著、爱得痴狂，她不仅忍受着痛苦为第米特律通风报信，还 “像狗一样”屈辱地跟着他来到森林里。她对爱情的忠贞不渝感动了仙王，使他动用“花汁”的力量，令第米特律一下子回心转意，第米特律对莱珊德说：“留下你的赫蜜雅，我才不要…海伦娜的怀抱才是我归宿的圣地。”不幸的是，蒲克的误点鸳鸯又使莱山德抛弃了赫蜜雅，将感情也毫无理智的倾泻到海伦娜身上：“别提赫蜜雅吧，我爱的是海伦娜。谁看见了白鸽，还使劲儿爱乌鸦？”这样，海伦娜从爱情的弃儿变成了爱情国王，而赫蜜雅则被降格到海伦娜原来命运之上，忍受着被爱人抛弃、厌恶、咒骂，变得失魂落魄。这场命运与身份的互换，使恋人、情人纷纷转变为仇人。莱珊德对曾经倾心相爱的郝蜜雅极度侮辱、谩骂、厌弃：“你走开些，你这矮个儿，你这小不点儿，三年不长半寸的东西！……滚吧，黑蛮子，滚吧！滚吧！”而海伦娜与赫蜜雅这对手、身子、声音、思想都好像连结在一起的朋友纷纷转换为情敌，也以现有的身份参与到了这场两男共追一女的闹剧中。海伦娜对赫蜜雅破口大骂：“呸，你这个装蒜的，你这个小木偶，你……”赫蜜雅则不甘示弱：“我矮到什么地步？你这花杆儿，快说！我矮到什么地步？可不至于矮到手指甲够不上你的眼珠儿。”这样，本来不和谐的爱情秩序变得更加糟糕。终于，“花汁”魔力的解除使个人的命运复位、重组，恋人们各得其所，皆大欢喜。

莎士比亚喜剧作品中,婚礼是以一贯的狂欢仪式，他往往用两对以上的婚礼来渲染这种大团圆的气氛。威尔逊在《莎剧演出的原理》一书中认为莎士比亚的戏剧具有典礼性和仪式性。他说:“《仲夏夜之梦》的结尾有舞蹈,有游行,都是一种仪式。”《仲》剧的最后一幕是盛大的婚礼――三对新人喜结良缘，整个宫廷一片喜庆和狂欢。仙王仙王奥伯朗、仙后蒂妲尼霞在为他们做祝福新床的仪式，还有一群人格化的仙子在新房里载歌载舞，渲染出一片祥和、狂欢的气氛。

四、结语

《仲》剧创作于16世纪90年代，英国正值伊丽莎白统治的鼎盛时期。当时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的影响几乎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崇尚个性解放，思想自由，追求快乐幸福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和文化的转型期，莎士比亚的戏剧充分体现了当时的狂欢精神。《仲》剧是其狂欢化文学的典型代表。他将狂欢式的世界感受融入时代精神，以充满象征韵味的绿色森林为背景，通过加冕与脱冕、命运互换，婚宴等狂欢仪式构建了一个充满浪漫主义氛围和狂欢色彩的爱情狂欢剧。它实现了狂欢精神消解、颠覆官方文化及传统意识形态的功能。《仲》剧体现出莎士比亚倡导个性解放和自由的人文主义生活理想，以及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狂欢精神。

参考文献：

[1]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巴赫金：《笑得理论问题》，《巴赫金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3]巴赫金：《对话与狂欢》，北岗诚司，魏炫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4]转引自傅修延、夏汉宁：《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5]转引自邱紫华：《莎士比亚的喜剧美学思想》，《湖北大学学报》，2005.5。

[6]田俊武、朱茜：《从〈仲夏夜之梦〉戏中戏管窥莎士比亚戏剧观》，《戏剧文学》，2008.9。

[7]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玲译，三联书店，1992。

[8]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小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9]杨周翰选编：《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篇4

《哈利波特》是一个魔幻类的电影，同时也是一部充满爱的电影，影片中大家以爱的名义团结在一起，共同维护着他们的家园。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初中哈利波特的观后感作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如果喜欢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喔!

初中哈利波特的观后感作文1一个长着棕色头发，鼻梁上带着一副宽边眼镜，额头上有一道形如闪电的疤痕的男孩。拥有一根神奇的魔法棒，和一把能在空中飞行的魔法扫帚。他是谁?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哈里。波特。

《哈利·波特》一书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奇”。在《哈利。波特》这本书中，一切都是那么神奇：比如隐形衣，只要披上了它，别人既看不见你的形，也听不见你的声，肆无忌惮的随意走动，却不会被人发现。还比如：那里的信件都是由猫头鹰送的，当猫头鹰把信件送到收信人手中时，收信人不用看信就能知道信的内容。因为，信会把内容全部读出来。怎么样!很神奇吧?

哈利·波特是这个故事的主角，他是个善良、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男孩。当他遇到解决不了的难题时，他一定会想办法解决。当他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不退缩，还机智斗恶。我最佩服的是哈利。波特和他的朋友们面对黑暗势力的那种勇敢。

这本书告诉了我们，在生活中也要像哈利·波特一样。遇到解决不开的问题时，不管想什么办法，一定要把问题给解决。遇到危险和困难时，不能慌张，要勇敢的去面对。只要坚持不放弃，就一定能成功。

初中哈利波特的观后感作文2J.K罗琳打开了魔法世界的大门，一部《哈利波特》赫然出现在世人面前......

这是一部描写魔法世界的小说，什么“霍格沃茨魔法学校”.'钻心咒'.'夺魂咒'.'麻瓜'等等都是以前从未出现过的字眼儿.有是真的很佩服罗琳阿姨的想象力,若是换作我......(像偶这种极度没有想象力的人,就算你哪一块石头给偶,偶也不可能把它想象成金子,嘿嘿)顾名思义,《哈利波特》主人人任公当然就是我们亲爱的哈利了.哈利刚出生不久,其父母就被百年来最强大的黑巫师伏地魔(又称黑魔头)杀害,然后,黑魔头的矛头转向了小哈利,然儿,奇迹发生了,他非但没能伤害到哈利,反而自己失去了所有的法力,切只在哈利额头上留下了一道闪电型的伤疤,就这样,哈利一夜成名.哈利在姨夫姨妈家过着非人的生活,终于,在他12岁那年,收到了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通知书,在格兰芬多学院度过了他7年神奇而又惊险的学习之旅,并结识了罗恩和赫敏这两个他最要好的朋友.然儿,最令我折服的大概就是他们之间纯真深厚的友谊了吧!书中,罗恩为了解救哈利和赫敏,差点丢掉了性命,尽管他们有时会顶顶嘴,有是会闹点小矛盾,但他们的友谊却一点不变,不!应给说是更深厚了!

其实,我挺羡慕他们的,现在,长大了,上了初中,大家都不再是以前那个懵懂无知的小孩子,因为,大家好象都有了心计,他们和你做朋友,为的不是拥有一分友谊,而大都是想要利用你或是报复你.承认我的想法有些悲观,但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原因,就是我曾经就被人欺骗过,那中感觉实在是不好受......所以我说:现在的友谊已不是纯粹的友谊了,里面掺杂了一些复杂的东西,而那些东西,我读不懂.其次,哈利的勇气,他的胆量,他的善良也让我佩服.我想,从《哈利波特》中，我学到了很多。

初中哈利波特的观后感作文3在二年级上学期的时候，我曾经看过一套很好看的书，就是《哈利波特》一到七部，今天我就来给大家讲讲这套书的好看之处。

哈利波特的十一岁生日岁到了，突然出现了许多异常现象，猫头鹰白天出没，家里收到了一封信，哈利波特的姨夫姨妈看到了信的内容，马上把信撕了。但有源源不断地来了几百封信，但都被撕掉了。一天，一个彪形大汉(应该是巨人)撞开了哈利家的门，把哈利波特带走了。一路上，这个巨人告诉了哈利波特关于霍格沃茨的许多事情，还告诉哈利自己是霍格沃茨的钥匙保管员，叫海格，并且当着哈利的面使用了一次魔法。到了霍格沃茨，第一个看着不顺眼的就是马尔福(哈利波特在魔法学校最讨厌的人，马尔福后来投奔了伏地魔)，但它结交上了罗恩和赫敏(哈利的死党，后来跟随哈利波特踏上了毁灭魂器和寻找死亡圣器的征途)两个朋友，他们三个人都被分到四个学院(四个学院分别是格兰芬多、斯莱特林、拉文克劳、赫奇帕奇)的格兰芬多。哈利波特在霍格沃茨里，通过魔药课老师斯内普和斯格拉霍恩、变形术老师麦格教授、以及哈利波特的六个黑魔法防御术老师(黑魔法防御术老师一年换一个)，等等人的悉心教导下，哈利完成了以下壮举：第一年，哈利和伏地魔(在霍格沃茨斯莱特林学院毕业，然后掌管了黑巫师界)第一次交手，处于下风，幸亏邓布利多把他救了出来。第二年，哈利又一次在伏地魔的手里逃生。第三年，哈利孤身一人打败了几百个摄魂怪(阿兹卡班监狱的看门人，会吸走人们快乐的记忆。)。第四年，他闯过了三强争霸赛的所有关卡，但是奖杯却被伏地魔动了手脚，不过还是从伏地魔手里逃生。第五年，他参加了凤凰社的战斗，面对着几十个黑巫师，居然还打死了几个。第六年，他第一次毁灭了一个魂器，并面对霍格沃茨的内乱。第七年，他杀死了伏地魔，并且参与到了打败黑巫师的战斗中，还看了一段记忆，原来斯内普杀死邓布利多的原因是为了保护一个死亡圣器同时博得伏地魔的信任!十年后，哈利波特也娶妻生子了，他给他的儿子取名叫阿不思西弗勒斯波特，这是为了纪念霍格沃茨最伟大的两个校长。

《哈利波特》看着看着就会让人入迷，大家千万不能放过这样的好书!

初中哈利波特的观后感作文4一个棕色头发，在鼻梁上架着一副宽边大眼镜的男孩。他手持一根神奇的魔法棒，轻轻便能带你进入神奇的魔法世界，让你时刻都为他的神力所惊喜。他拥有一把神奇的扫把，骑上它，便可尽情的在空中飞行。他是谁?他便是神奇的小魔法师——哈利波特。

在《哈利波特》这7本书中，虚幻的事物变成了真实。有巫师，有怪兽，有精灵，也有恶魔。他们分别代表着善与恶。而这个善良的男孩，哈利波特，是这个故事的主角。从整本书来看，作者是以这个小魔法师的神奇经历为线索，从而表现了孩子与孩子，学生与老师之间的真挚感情，还有的便是孩子们面对困难时坚持不退缩，机智斗恶，用他们有限的力量，一次又一次地逃过难关。而这本书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记述了哈利波特，还有他的朋友，在这个神秘的魔法学校中的点点滴滴。

一切是那么神奇，在这个神秘的国度里，住满了巫师，有老有少，猫头鹰成为他们的信差，信刊：可以自己开口朗读，飞天扫帚是交通丁具，多的如天上的.鸟一样。西洋棋会思考，主人叫它怎么走，便听从命令，命令一F，自动移入其位。画像的人是活的，会微笑，会眨眼，有空还会互相串串门。还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神奇。怪不得哈利波特可以成为风靡全球的小魔法师。我真有点佩服这本书的作者，竟有那么丰富的想象力!而在这7本书中，我最佩服的还是哈利波特和他的朋友面对恶势力的那种勇敢。他们始终都有这么一个信念：“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国度，危险时刻都存在，但只要相信自己，勇敢的去面对困难，甚至是恶魔，没有什么可怕的，就算会陷于危及生命的困境，只要适当的使用在学校里所学到的魔法，一定可以胜利。”这是多么坚定的信念啊!每次一看到这种惊险的关头，都被他们这种坚定所感动，同时也为这群有神奇经历的孩子捏一把汗，毕竟，邪不胜正，那些邪恶的人最终还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总之，这本书给我的感觉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神奇”。在这个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里，有一个神奇的国度。在那里，有一个拥有不可思议力量的男孩——哈利波特。而我在阅读时，也随之掉入了一个魔法的时空。

初中哈利波特的观后感作文5《哈利波特》是我最喜欢的书，上小学时我读了前三部。升入初中后，很开心学校在每个班级后都配了多宝阁，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书，当然也有《哈利波特》全集，每天我利用早读前和午休等闲暇时光读完了剩余的四部书。

《哈利波特》这本书主要讲了一个叫哈利波特的小男孩的故事。黑魔王伏地魔袭击了他的家，父母的爱让他活了下来，伏地魔重伤后逃走了。后来，哈利波特进入霍格沃茨魔法学校“读书”，并在最后杀死了伏地魔。

看完整本书，我悟出了一个道理，也是校长邓布利多校长的一句话:”不管在哪，爱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如果伏地魔有什么事情弄不明白，那就是爱，坏人是感受不到她的。”确实，在整本书中，我无时无刻都能感受到爱。

小哈利为什么能在伏地魔袭击他家时活下来?为什么他能取得最后的成功?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父母对他的爱。莉莉对他那样强烈的爱，使他活下来，在哈利的身上留下一个无形的护身符，在必要时它会保护他不被伤害，这就是爱的力量。

而伏地魔的童年和哈利波特完全不同，他从小在麻爪孤儿院长大，被人当成精神病对待，因此他的童年充满了阴影，他发誓要报复那些伤害过他的人骂过他的人，他发誓他要亲手杀了他们，他用他的魔法到处到处还杀人，小汤姆就是在这样阴暗的环境中度过了童年，最终他走上了邪路。

篇5

在一定的意义上，这“近似”之处，往往正是它的价值所在。一件艺术作品，不仅表现出作者的思想感情，也表现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共同的心理氛围，和一种文化共同的价值定向。表现得越多，作品的艺术价值就越高。无所表现的艺术，也就是没有价值的艺术。

人们常常用“镜子”来比喻艺术，这个比喻并不恰当。艺术不同于镜子。一面镜子是一个死的物理事实，它所反映的事物，事实上存在于它之外。而一件艺术作品则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它就是它所反映的事物。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要求、理想、信念与价值在艺术作品中获得的意义与表现力，离开了艺术作品就不复存在。所以艺术，尽管与哲学有许多明显的区别，还是有共同的基础。

一个民族、时代、社会的艺术，必然与这个民族、时代、社会的哲学相联系。哲学是民族、时代、社会的自我意识，伟大的艺术作品总是表现出深刻的哲学观念，它不仅是民族性格、时代精神、社会思潮等等的产物，而且也能动地参与形成民族性格、时代精神、和社会理想，是自己的民族、时代、社会的代表。我们很难设想，如果没有艺术和哲学，我们到哪里去找一个民族的灵魂。

艺术与哲学的联系，在中国古典美学看来，是不言而喻的：“画以立意”，“乐以象德”，“文以载道”，“诗以言志”，最广义的艺术也就是最广义的哲学。自觉地强调这一点，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二个重要特征，也是我们探索艺术的民族形式、建立现代化的中国美学时必须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

中国艺术高度的表现性、抽象性和写意性，来源于它同哲学的自觉联系。通过中国哲学来研究中国艺术，通过中国艺术所表现的哲学精神来理解它的形式，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二

哲学，作为人类的自我意识，是理性精神的直接表现。如果借用康德的术语来比较，我们不妨说，西方哲学偏于“纯粹理性”，偏重于追求知识；中国哲学偏于“实践理性”，偏重于追求道德。前者多描述自然界的必然，后者多强调精神领域的自由。中国哲学是内省的智慧，它最重视的不是确立对于外间世界的认识，而是致力于成就一种伟大的人格。所以，和西方哲学相对而言，它并不重视对于客观对象的分析、区分、解释、推理，并不重视对于对象实体及其过程的精确叙述，而是把最高的真理，理解成一种德性的自觉。它始终不曾脱离人的社会关系，不曾脱离伦常情感的具体实践和具体感受。

这不是偶然的。中国历史上无情的阶级对抗关系，从来是笼罩在原始时代保留下来的血缘氏族宗法关系之下的，这种双重关系所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及在这种文化心理结构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哲学，首先考虑的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人与物的关系。为了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就要讲统一、讲秩序、讲仁爱、讲礼让、讲义务、讲亲和、讲道德。而不是象西方哲学那样，更重视讲知识、讲方法、讲逻辑因果规律等等。现实的人生问题，在中国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中国哲学较早达到“人的自觉”。这种自觉首先表现为宗教观念的淡薄。东方思想宗教观念的淡薄是哲学史家们常说的问题，其实这种淡薄，不过是用对君主、族长和关系结构(礼)的崇拜和服从，来代替对神的崇拜和服从而已。这种双重结构是一种异化现实，自觉的人必然在其中找不到出路，而体验到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是中国哲学的起源，也是中国哲学发展的基础。这一点决定了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许多特征。

在西方哲学史上，直到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才有所谓“人的发现”，或者说“人的自觉”。与教会、神学和经院哲学所提倡的禁欲主义相对立，以薄加丘为代表的文艺复兴作家们宣称发现了与彼岸天国的幸福相对立的此岸的、地上的欢乐。这种欢乐意识是西方哲学觉醒的契机。以此为起点，西方哲学强调幸福的价值，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以及“叛逆精神”、反抗性格等竞争性道德。我们不妨说它的．基础是“欢乐意识”。产生于欢乐意识的痛苦必然伴随着消沉和颓废，产生于欢乐意识的悲剧必然伴随着恐怖和绝望。这些，正是西方表现痛苦的艺术作品共同具有的总的特点。

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很高的自觉性。这种自觉性是建立在忧患意识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从文献上追索渊源，可以一直上溯到《周易》中表现出来的忧患意识。正是从这种忧患意识，产生了周人的道德规范与先秦的理性精神，以及“惜诵以致愍今，发奋以抒情”的艺术和与之相应的表现论和写意论的美学思想。这也不是偶然的。正如没有阻力，生命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没有忧患，人也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生命的力量和强度只有依照阻力的大小才有可能表现出来，与之相同，只有忧患和苦恼才有可能使人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和返回他的自我，而思考生活的意义与价值，而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易·系辞传》云：“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的：其有忧患，所以对于人间的吉凶祸福深思熟虑，而寻找和发现了吉凶祸福同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使命感。通过对自己的使命的认识，周人的以“德”(“敬德”、“明德”)为中心的道德观念与行为规范，就把远古的图腾崇拜和对于外在神祗的恐怖、敬畏与服从，即那种人在原始宗教面前由于感到自己的渺小与无能为力而放弃责任的心理，转化为一种自觉的和有意识的努力了：通过对忧思的思考，在图腾文化中出现的“天道”和“天命”观念，都展现于人自身的本质力量。人由于把自己体验为有能力驾驭自己命运的主体，而开始走向自觉。人们所常说的先秦理性精神，不就是这样一种自觉的产物吗？

周人亡殷以后没有表现出胜利的喜悦，而是表现出那样一种冷静而又深沉的“忧患意识”，是人们走向自觉的契机，是先秦理性精神的前导。我们很难设想，如果没有那样一种主体观念的先期确立，先秦学术能够呈现出如此生动丰富而又充满活力的局面。

《汉书·艺文志》云：“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出并作”。这一段话，比较正确地概括了诸子兴起的原因。东周列国互相兼并，战争绵延不绝，灭国破家不计其数，富者剧富，贫者赤贫，百姓生死存亡如同草芥蝼蚁，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深的思索。为了寻找这一切忧患苦难的根源及其解脱的途径，各家各派参照《易经》的启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虽说是各家互相对立，没有一家不从对方得到好处，虽说是法家“严而少恩”，墨家“俭而难遵”，名家“苛察缴绕”，阴阳家“拘而多畏”，不如道家和儒家那样源远流长，影响深广，但如果没有这些学说与之竞争，儒家和道家也不会得到如此长足的发展。儒家和道家，附带其他诸家和外来的佛家，相反相补，相辅相成，挟泥沙而俱下，成为后世中国学术思想的主流，而渗透到和积淀在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相对而言，儒家思想更多地渗透到和积淀在政治关系和伦理规范方面，道家思想更多地渗透到和积淀在艺术形式和审美观念方面。但无论哪一个方面，都存在着两家共同的影响。

儒家强调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道家主张任从自然才能得天真。它们之间的矛盾，常常表现为历史和人的矛盾，政治和艺术的矛盾，社会与自然的矛盾。从美学的角度来说，前者是美学上的几何学，质朴、浑厚而秩序井然；后者是美学上的色彩学，空灵、生动而无拘无束。前者的象征是钟鼎，它沉重、具体而可以依靠；后者的象征是山林，它烟雨空濛而去留无迹。从表面上看来，二者是互相对立和互相排斥的，但是在最深的根源上，它们又都为同一种忧患意识即人的自觉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正如历史和人、政治和艺术、以及社会和自然都有其同一的根源，儒家和道家也都是同一种忧思意识即人的自觉的两种不同的表现。那种早已在《周易》、《诗经》和各种文献中不息地跃动着的忧患意识，不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道家思想的核心。

儒家尚礼乐，道家说自然，从同一种忧患意识出发，都无不带着浓厚的伦理感彩，都无不是通过成就某种人格的内省功夫，去寻求克服忧患的道路。两家道路不同，而所归则一。《孟子·告子下》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因于心，衡于虑，然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土，出则无敌国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这是儒家的道路。老子《道德经》则主张“贵大患若身”，“处众人之所恶”，这不是退避和忍让，而是顺应自然的法则(“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来和忧患作斗争(“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这是道家的道路。二者殊路而同归。那种单纯强调儒家入世，道家出世、儒家积极进取、道家消极退避的流行观点，恐怕失之片面，有必要加以补充才是。

从能动的主体的责任感，产生了人的自尊和对人的尊重。这是儒道两家都有的态度。孔子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所谓“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起子所谓“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庄子所谓“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诅”，都无非是表现了这样一种人的自尊和对人的尊重而已。“寂今寥今，独立而不改!”这是什么力量?这是一种自尊自爱的、人格的力量。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人格理想的追求，在这里都充满着积极进取的实践精神。与忧患作斗争，与命运作斗争，这是一种普遍的实践。在这种实践中思想感情的力量不是首先被导向成就外在的、异己的宗教、国家、法律等等，而是首先被导向成就内在的人格，则是一种特殊的实践。这是中国哲学的特殊性，也是中国艺术、中国美学的许多特殊性的总根源。

总之，起源于忧患意识的人的自觉，和在忧患意识之中形成的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以及建基于这种自觉和乐观主义的、致力于同道与自然合一的伦理的追求，以及在这种追求中表现出来的人的尊严、安详、高瞻远瞩和崇本息末的人格和风格，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魂。经过秦、汉两朝的扫荡和压抑，经过魏晋人的深入探索和韬厉发扬，它已经深沉到我们民族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构成我们民族文化、精神文明的基本元素。尽管千百年来兴亡相继的、统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的、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力图按照自己的需要来熔铸和改造它，它始终保持了自己的活力。从另一方面来看，也许正是这种封建体制的压迫，才使它得以保持自己的活力吧？

三

古代思想，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满于当时灾难深重的现世生活，把希望寄托在对于彼岸世界的信仰上面。在西方，这个彼岸是以宗教方式提出来的天国，在中国，这个彼岸是以伦理方式提出来的“先王世界”。前者是一个外在的世界，通向那个世界的途径是知识和信仰。后者由于它的伦理性质又获得了此岸的实践意义，基本上是一个主体性的、内在的世界，通向那个世界的途径，主要是内省的智慧。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对救世主之类抱着一种充满理性精神的怀疑态度。庄子的泛神论和孔子的怀疑论都反映了这个特点。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他说出了一个事实：以“敬”为中心的天道观念并没有把人导向外在的宗教世界。而这，也就是最高的智慧。从这种智慧产生了人的自尊、自信、自助的责任感，和苟卿所说的“制天命而用之”的主体意识，以及它的乐观主义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在哲学之中，也表现在艺术和美学之中。

所以在中国，艺术创作的动力核心是作为主体的人类精神，它先达到意识水平，然后又沉入无意识之中，不断积聚起来，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触动发而为激情，发而为灵感，表现为艺术。所谓“情动于中，故形于声”，(《乐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磋叹之，磋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大序》)这是一种内在的动力，而不是西方美学中所常说的那种外在的动力，例如神灵的启示(灵感)，或者外在现象的吸引所造成的被动的“反映”。

但是这种内在的动力，却又力图与外间世界相统一。例如，它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统一(“论伦无患，乐之情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追求人与自然、即“人道”与“天道”的统一(“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者，天地之和也。”)这种统一，作为艺术表现的内容，也就是情感与理智的统一，即所谓“以理节情”。把“以理节情”作为音乐创作和一切艺术创作的一条原则，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独到的地方。

情是生生不息，万化千变的事实，它呈现出无限的差异和多样性。理是万事万物共同的道理，它贯穿在一切之中，所谓“道一以贯之”，它呈现出整体的统一。“以理节情”，也就是“多样统一”。“多样统一”作为“和谐”的法则，不但是西方美学所遵循的法则，也是中国美学所遵循的法则。但西方所谓的和谐主要是指自然的和谐，它表示自然界的秩序。中国所谓的和谐主要是指伦理的和谐，它表示社会和精神世界的道德秩序。中西审美意识的这种差别，反映出西方物质文明的务实精神同东方精神文明的务虚精神各有不同的侧重。

若问这个贯通一切的道理是哪里来的，那么我们可以简单地回答说：来自此岸的忧患意识。产生于忧患意识的情感是深沉的和迂回的，所以当它表现于艺术时，艺术就显出含蓄、敦厚、温和、“意在言外”，所谓“好色而不、怨诽而不乱”。这是中国艺术传统的特色。“以理节情”的美学法则，不过是铸造这种特色的模子而已。它不但是美学的法则，也是一切政治的和伦理的行为法则，所谓“乐通伦理”、乐通“治道”，它们归根结底都是“忧患意识”的产物。

产生于忧患意识的快乐必然伴随着沉郁和不安。产生于忧患意识的痛苦必然具有奋发而不激越，忧伤而不绝望的调子。而这，正是中国艺术普遍具有的调子。中国的悲剧都没有绝望的结局，即使是死了，也还要化作冤魂报仇雪恨，或者化作连理枝、比翼鸟、双飞蝶，达到亲人团圆的目的。“蝴蝶梦中家万里”，正因为如此，反而呈现出一种更深沉的忧郁。这是个人的忧郁，同时也表现出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心理氛围。

四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里，演《周易》；仲尼■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奋(愤)之所为作也。此人意皆有所郁结，不得其通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又《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原正道直引，竭忠尽智以事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榜，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这个说法，虽然在个别细节上与考证略有出入，但总的来说是符合史实的。屈原本人就说道，他之所以写作，是“惜诵以致愍今，发愤以抒情”。这不仅是屈原的态度，也是中国艺术家普遍的创作态度。我们看古代所有的诗文，有多少不是充满着浩大而又沉重的忧郁与哀伤呢？诗三百篇，绝大部分是悲愤愁怨之作，欢乐的声音是很少的。即使是在欢乐的时分所唱的歌，例如游子归来的时分，或者爱人相见的时分所唱的歌，也都捞着一种荒寒凄冷和骚动不安的调子，使人听起来感到凉意袭人，例如

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

雨雪霏霏(小雅《采薇》)

或者：

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

既见君子

云胡不喜

(郑风《风雨》)

这种调子普遍存在于一切诗歌之中。“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普遍的忧患，孕育着无数的诗人。所谓诗人，是那种对忧患意识特别敏感的人们，他们能透过生活中暂时的和表面上的圆满看到它内在的和更深刻的不圆满，所以他们总是能够在欢乐中体验到忧伤：紧接着“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之后，便是“忧从中来，不可断绝。”紧接着“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之后，便是“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这种沉重的情绪环境，这种忧愁的心理氛围，正是中国诗歌音乐由之而生的肥沃的土壤。

读中国诗、文，听中国词、曲，实际上也就是间接地体验愁绪。梧桐夜雨，芳草斜阳，断鸿声里，烟波江上，处处都可以感觉到一个“愁”字。出了门是“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在家里是“梨花小院月黄昏”，“一曲栏干一断魂”，真个是“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以致人们觉得，写诗写词，无非就是写愁。即使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也还要“为赋新词强说愁。”浩大而又深沉的忧患意识，作为在相对不变的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代代相继的深层心理结构，决定了中国诗、词的这种调子，以致于它在诗、词中的出现，好象是不以作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似的。“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诵转凄凉，”即使杜甫那样的大诗人，也不免于受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支配。

不仅音乐、诗歌如此，其它艺术亦如此，甚至最为抽象的艺术形式书法也不例外。孙过庭论书，就强调“情动形言，取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书谱》)这种奔放不羁、仪态万方而又不离法度的艺术，是中国艺术最好的象征。杜甫欣赏张旭的书法，就感到“悲风生微绡，万里起古色，”这不是偶然的。绘画，是另一种形式的书法。它在魏晋以后的发展，内容上逐渐以画神怪人物为主转向以画山水竹石为主；技法上逐渐由以传移模写为主，转向以抒情写意为主；形式上逐渐由以金碧金彩为主，转向以水墨渲淡为主。这种转变和发展趋势，也不过是“取会之意，”把忧患意识所激起的情感的波涛，表现为简淡的墨痕罢了。“秋江上，看惊弦雁避，骇浪船还。”在那种平静和超脱的境界背后，横卧着我们民族的亘古的苦难。

五

“发愤以抒情”的观点，用现代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表现论”。

“表现论”是相对于“再现论”而言的。艺术的本质是什么?是再现作为客体的现实对象?还是表现作为主体的人的精神、即人的思想感情?主张前者的是再现论，主张后者的是表现论。二者并不互相对立，但各有不同的要求。西方美学侧重前者，它强调模仿和反映现实，中国美学侧重后者，它强调抒情写意。这种不同的侧重是与它们各自不同的哲学基础相联系的。

西方美学思想是在自然哲学中发生的，古希腊最早提出有关美与艺术问题的人是毕达哥拉斯学派，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大都是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们着眼于外在的客观事物的比例、结构、秩序、运动、节奏等等，提出了美在和谐的理论。这种和谐是一种数学关系，所以在他们看来，“艺术创作的成功要依靠模仿数学关系”，“艺术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后来的苏格拉底考虑到美与善的联系，但他仍然认为艺术的本质是模仿，除了模仿美的形式以外，还摹仿美的性格。亚里士多德在总结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即在模仿论即再现论的基础上，建立了西方美学史上第一个完整的美学体系——《诗学》。在《诗学》中他提出了三种模仿：按事物已有的样子模仿它；按事物应有的样子模仿它；按事物为人们传说的样子模仿它。后来的达，芬奇和莎士比亚，还有艺术史家泰纳，都继承了这一观点，他们先后都宣称艺术是客观现实的镜子。左拉和巴尔札克则把艺术作品看作是历史的记录。车尔尼雪夫斯基则更进一步，他宣称“艺术是现实的苍白的复制”。这是一个在历史上不断完善的完整体系，在这一体系的范围之内，所谓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区分，不过是模仿事实和模仿理想的区分而已。所谓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区分，不过是摹仿事物的本质属性和摹仿事物的现实现象的区分而已。为了模仿事物的“本质属性”，在这一体系中产生了“典型论”。“典型论”是更深刻的模仿论，但它并非近人所创，其根源仍然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这是西方美学的主流和基调。

与之相比，中国艺术与中国美学走着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与《诗学》同时出现的中国第一部美学著作《乐记》，按照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的传统精神，确立了一种与《诗学》完全不同的理论。除了把艺术看作是思想感情的表现以外，它还把艺术同道德、同一种特定的人格理想联系起来。这在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中本是一种固有的联系，《乐记》把它应用于创作，指出“乐者，德之华也。”“乐者，通伦理者也。”这样的概括，标志着一条与西方的模仿论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乐记》以后的中国美学，包括各种文论、诗论、画论、书论、词论、甚至戏剧理论，都是沿着这一道路发展的。

现在我们看到，西方美学所强调的是美与“真”的统一，而中国美学所强调的则是美与“善”的统一。质言之，西方美学更多地把审美价值等同于科学价值，中国美学则更多地把审美价值等同于伦理价值。前者是“纯粹理性”的对象，后者则是“实践理性”的对象。它们都以情感为中介，不过前者更多地导向外在的知识，后者更多地导向内在的意志。二者价值定向、价值标准不同，所以对艺术的要求也不同。

把艺术看作认识外间世界的手段，自然要求模仿的精确性，反映的可信性，再现的真实性。自然要求对它所再现和反映的事物进行具体的验证。例如西洋画很重视质量感、体积感、空气感、色感和光感等等，那怕是画虚构的事物，想象出来的事物(例如拉斐尔的圣母和天使，鲁本斯的魔鬼和精灵)都力求逼真，力求使人感到若有其物。这就需要求助于对透视、色彩、人体结构和比例等等的了解，这些都可借实用科学来验证。透视可以用投彩几何来验证，色彩可以用光谱分析和折射反映来验证，人体的结构和比例可以用解剖来验证。验证就是认识必然。画如此，文学、雕刻、电影等等亦如此。

中国美学把艺术看体一种成就德性化人格的道路，所以它不要求把艺术作品同具体的客观事物相验证，而是强调“以意为主”，即所谓“取会之意。”即使“传移模写”，目的也是为了“达意”。所以也可以“不求形似”。越往后，这一特点越明显。魏晋人“以形写神”的理论，发展到宋代就被解释为“以神写形”了。对象实体不过是情与意的媒介，所以艺术创作贵在“立意”，可以“不求形似”。欧阳修诗：“古画画意不画形，梅卿咏物元隐情。”苏轼诗：“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这种观点，同西方美学迥然各异。

在中国美学的词汇中，所谓“创作”，也就是“意匠”的同义词，杜甫诗“意匠惨淡经营中”，一句话说尽了创作的甘苦。意匠功夫来自人格的修养，所以做诗、作曲、写字、画画、必须以在一定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定的人格修养、一定的精神境界作基础。“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这种诗外的功夫同样也就是画外的功夫。中国画家论创作，强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强调“人品不高，用墨无法，”就因为“意诚不在画也”。既如此，实物的验证就完全没有必要了。因为画的价值不是由它在何种程度上精确逼真地再现了对象，而是由它在何种程度上表现了人的精神境界、和表现了什么样的精神境界来决定的。

音乐也不例外。在中国美学看来，音乐的形式并非来自模仿客观事物，例如模仿小鸟的凋瞅或者溪流的丁咚，而是来自主体精神的表现，来自一种德性化了的人格的表现。所以它首先不是要求音乐反映的真实、具体、精确、可信，而是要求“德音不理”，“正声感人”，要求“情见而意立，乐终而德尊。”孟子《公孙丑上》云：“闻其乐而知其德。”《吕氏春秋·音初篇》云：“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贤、愚、不肖、君子、小人，皆形于音乐，不可隐匿。”我们认为中国美学的这些观点，比西方美学更深刻地触及了艺术的本质。

六

如所周知，人物画在中国画史上不占主导地位。与之相应，小说和戏剧在中国文学史上也不占主导地位。虽然在明、清以后，中国也曾出现过一些真正伟大的小说、戏剧作品，但是，这几种西方艺术的主要形式，总的来说不曾受到中国艺术的重视。鲁迅说：“小说和戏曲，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且介亭杂文》二集)他没有说错。《汉书·艺文志》早就宣称这类作品是“君子弗为”的“小道，”而把它黜之于“可观者”诸家之外。唐人以小说戏曲为“法殊鲁礼，亵比各优。”(《通典》)，来人以小说戏曲为：“丧志”、“德政之累”(《漳州府志》)。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这种擅长于模仿、叙事的艺术门类，同中国美学的主导思想有一定的距离。

这并不是说，古籍中没有关于戏剧和小说的专著。也有过一些这样的专著，如《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梁录》，《武林旧事》、《醉翁谈录》，《少室山房笔丛》……但是这些著作，没有一本算得上是美学著作。都无非野史、笔记，资料性、技术性的东西。《焚香记总评》和几本小说集的序言，虽然也发过一点议论，都无非随感、杂说，没有什么系统性、理论性。所以在中国传统美学中，小说戏剧的研究是十分薄弱的一环。这最弱的一环恰恰是西方美学中最强的一环。因为从模仿论的观点看来，这种叙事的形式正是再现现实的最好形式。

在西方，最早的诗歌是叙事诗，即史诗，如《伊利亚特》、《奥德赛》，它着重描绘事件发展过程，人物状貌动作，以及发生这一切的环境。西方的戏剧、小说就是从史诗发展而来。所以西方戏剧小说理论强调的是情节，认为戏剧小说的要素是情节而不是人物的个性或者思想感情。亚利斯多德《诗学》第八章规定，史诗必须遵循情节发展的逻辑必然性这一规律，达到“动作

与情节的整一，”他指出这种“动作与情节的整一”是史诗与历史的区别。后来新古典主义者在“动作与情节的整一”之上加了诸如“时间与空间的整一”等等，被称为“三一律”，“三一律”一度是西方古典戏剧小说创作公认的原则。

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是抒情诗，如《诗经》，它直接表现、或通过自然环境或人物动作的描述间接表现主体的人的心理感受。“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饥寒劳苦(忧患)，以及起于饥寒劳苦的喜、怒、哀、乐、思虑(忧患意识)，才是它的真正动力和内容。它有时也着重叙述人物、环境和事件，如《七月》、《伐檀》等，但即使在这些作品中、环境和事物也仍然不过是表现的媒介而已，它的要素仍然是思想感情而不是故事情节。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叙事诗是《孔雀东南飞》，即使是《孔雀东南飞》，它的形式、结构也无不从属于情感的旋律。从“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到“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在徘徊而又徘徊之中表现出来的无穷的苦恼意识，才是这篇作品的中心内容。这个内容不仅决定了它的一唱三叹的形式，而且赋予了它以无可怀疑的抒情性质。其他如《木兰诗》等，无不如此。

不论小说戏剧是否确是从诗歌发展而来，中国的戏剧小说都带有浓厚的抒情性，同中国诗的性质相近。《红楼梦》中有一段叙事，脂砚斋评道：“此即‘隔花人远天波近’，知乎?”其实整部《红楼梦》，又何尝不是“隔花人远天涯近。”王实甫的《西厢记》，是典型的剧本故事，但是，你看它一开头：

可正是人值残春浦郡东，门掩金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一种炽热的、被压抑的、在胸中汹涌骚动而又找不到出路的激情，成了揭开全剧的契机。这是诗的手法，而不是戏剧的手法。汤显祖的《牡丹亭》，以出死入生的离奇情节著称，但是这情节所遵循的，仍然是情感的逻辑：“袭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停半晌，整花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由于是沿着情感的线索发展，而不是遵循逻辑的公式进行，全剧的结构就成了一种抒情诗的结构。连《桃花扇》那样的历史剧也不例外，“斜阳影里说英雄”，“闲将冷眼阅沧桑，”忧国忧民的愁思，交织着荣衰兴亡的感慨，就象是一首长诗。

与表现论相联系的是写意原则。这一点，即使对于小说戏曲来说也不例外。“优孟学孙叔敖抿掌谈笑，至使人谓死者复生，此岂举体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东坡续集》卷十二)。苏轼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写意原则在小说、戏剧中的应用。中国戏剧的程式化动作已成为一种惯例，象诗词中的典故一样，信手拈来，都成了情感概念的媒介。例如在京戏中，骑马的时候不必有马，马鞭子摇几下，就已经走过了万水千山，这是无法验证，也无需验证的。所谓“得鱼而忘签，”“得兔而忘蹄”，“得意而忘言”，这些中国哲学一再强调的道理，在这里既是创作的原则，也是欣赏的原则。西方的戏剧电影，务求使人感到逼真，演戏的骑马就得处处模仿真实的骑马，草原和道路伴随着得得的蹄声在银幕上飞掠过去，这种手法比之于京戏的手法，其差别就象是中医同西医的差别。前者讲虚实、讲阴阳，后者讲血压体温，细菌病毒。后者可以验证，前者不可以验证。不可以验证不等于不科学，有许多西医治不好的病中医能治好，就是这一点的证明。这就叫：“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致意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庄子·秋水》)

七

“发愤抒情”是关于动力的理论。“不求形似”是关于手法的理论。二者在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缓慢而又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统一起来，成为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的主流。这一主流的发展线索，同中国哲学的发展线索基本上符合。

“不求形似”的“形”，犹言形质、形象、器用。也就是各个具体的事物之所以存在的、或者说之所以被我们感知、认识和利用的方式。在中国哲学看来，形质、形象、器用都不重要。只有这些事物之所以成为这些事物的道理才重要。道理是无形的，所以在形以上；器质是有形的，所以在形以下。《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重“道”轻“器”，重“意”轻“言”，是中国哲学一贯的立场。

西方哲学所使用的语言，是经验科学的语言，即“形而下学”的语言，它首先是人们认识一事一物与一事一物之理的工具，它的功能是描述性的，所以言能尽意而力求名实相应，力求反映的忠实性，摹仿的精确性、再现的可以验证性；与之相异，中国哲学所使用的语言是“形而上学”的语言。它主要地是人仍追溯万事万物本源的工具，它的功能是启示性，象征性的，所以常常“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中国哲学常常强调指出这一“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而这，也就是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所谓“不求形似”的理论来源。

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追求“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象外之旨”，是同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精神相一致的。正如西方艺术和西方美学要求反映的精确和描述的具体，是同西方哲学的形而下学精神相一致的。形而上学要求越过物物之理而迫索那个总稽万事万物的道理，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同辩证法相对立，有点虚玄，其实不然。这种思想恰好是要求从联系的观点和整体论的观点来看问题，所以它与辩证法息息相通。“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它是启迪我们智慧的一种途径。《易经》讲相反相成，老子亦讲相反相成，我们常说《易》和《老》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但是我们又把它们的“形而上”立场同辩证法的立场对立起来，这岂不是很值得商榷的吗?

宋人最喜欢用“形而上”和“形而下”达两个概念，美学上的“不求形似”说之所以首先出现于宋代，不是偶然的。中国绘画之所以到宋代特别明显地趋向于写意，不是偶然的。“运用于无形谓之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张横渠《正蒙·天道篇》)不足以言之，故“贵情思而轻事实，”“逸笔草草”，宜矣。

所以中国美学不承认有西方美学中所常说的那种、“纯形式”。中国美学从来不讲“形式美”。在中国美学看来，形式不过是一种启示，一种象征，它无不表现一定的道理、一定的人格。“道者器之道，器者道之用”，“尽器则道无不贯，尽道所以审器、知至于尽器，能至于践形，德盛矣哉！”(王夫之《思问录内篇》)。艺术创造形式，不仅是为了明道，而且是为了明德。“德盛矣哉”，于是乎有“文”。“象者文也”，“文以载道，诗以言志”，哲学上的人格追求，导致了艺术上的写意原则。

道就是理，理就是德，德就是人格，人格的表现就是迹，迹就是器，所以器虽小，却又足以发明道。“夫道，弥纶宇宙，涵盖古今，成人成物，生天生地，岂后天形器之学所可等量而观!然《易》独以形上形下发明之者，非举小不足以见大，非践迹不足以穷神”(郑观应《盛世危言·道器》)，这种从具体达到抽象，以个别领悟普遍，由感性导向理性，把概念和实在、形式和内容、必然性和偶然性统一起来的观点，虽然说得虚玄晦涩，却深刻地触及了审美与艺术的本质：艺术，在中国美学看来，就是要即小见大，以器明道。借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要在个别中见出一般。不过黑格尔所说的是本体论，中国哲学所说的是价值论，黑格尔所说的是认识论，中国哲学所说的是表现论。话虽同，含义还是不同的。

《周易·系辞传》云：“生生之谓易。”“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易象是一种抽象，又是一种具象。人们出于忧患，探索盈虚消息，因卜篮而有象，因象而有情，因情而有占，它是以形而上者说出那情而下者，又是以形而下者说出那情而上者，所以既是哲学的精义，又是艺术的精义。象形文字的形声和会意，也包含着许多哲学和艺术的要素。当然，卦、爻和象形文字既不是真正的哲学，也不是真正的艺术，它们是介乎哲学和艺术二者之间的、象征性的东西，但它们是中国艺术的雏形。正如胚胎发育的过程是生物进化的过程的缩影，在这个雏形之中包含着许多中国艺术由之而生成的要素。

最基本的要素是“道”与“德”。道是忧患所从之而来和从之而去的普遍规律，德是生于忧患意识的责任感和行动意志。由于忧患与人的行为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所以“道”与“德”是统一的。“道德实同而异名”，把道与德相统一是中国哲学的伟大成就之一。所谓“文以载道”，实际上也就是“文以明德”，它所表现的仍然是德性化的人格，而不是外在于人的客观事物。《庄子，天地篇》云：“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关尹子·一宇篇》云：“道终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大戴礼记·主言篇》云：“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遵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道与德这两个概念，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骨干子。实际上，它也是中国艺术与中国美学的骨干子。从往后的发展来看，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愈来愈强调表现人格、愈来愈强调“以意为主”，愈来愈把表现在艺术中的喜怒哀乐，同一定伦理的、政治的状况联系起来，这种发展趋势，也反映出哲学的影响。

与中国哲学相一致，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缘其着眼点在德不在形，在意不在象。“乐者，所以象德者也，”所以“情见而义立，乐终而德尊。”“画者，从于心者也，”所以“人品不高，用墨无法”。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根据这一逻辑，自然“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否则就是自相矛盾了。

道是形而上的东西，看不见也听不着，“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自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不能听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管子·内业篇》)修心而正形，于是乎有德，有德便有象。由于“言不尽意”，所以要“立象以尽意”。在这个意义上，人对道德的追求，也就是对美的追求，这两种追求在艺术中合而为一。在这个意义上，一切艺术都是“六经”，而“六经”也是最广义的艺术。明乎此，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愈来愈倾向于不求形似了。

王弼《周易略例·明象》云：“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象生于意而象存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象，即形象，不过是一种符号，一种象征；一种启示，一种过程的片断，不是实体，不是目的，不是对象的留影。所以“忘象”才能“得意”，拘于“形似”，是“舍本逐末”的“余事”，是“与漆污墁之工争巧拙与毫厘”，这样的人，不唯不可以作画，也“不可以与谈六经”。

这样的观点是逐渐建立起来的。早先，艺术家和美学家们还兼顾到形似。在讲表现的同时也讲再现，例如《乐记》在讲表情的同时也讲“象成”。顾恺之在讲传神的同时也讲“形神兼备”，谢赫在讲“气韵生动”的同时也讲“传移模写”。刘勰在讲“情在词外”的同时也讲“状如目前”。但是越往后，再现论的因素越来越少，表现论的因素越来越多，这一发展道路，是同艺术通向德性化人格的道路相一致的。

八

艺术，作为德性化人格的表现，不言而喻，它首先要求诚实。不诚实，不说真话，要表现德性化的人格是不可思议的。中国美学对艺术提出的最基本的要求，也就是诚实。这个要求，同中国哲学的传统精神完全一致。

《周易·文言传》：“修辞立其诚。”《苟子·乐论篇》：“著诚去伪，礼之经也。”《庄子·渔父篇》：“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不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这个儒、道两家一致的意见，成为中国美学的一个核心思想。

中国哲学是实践理性，所谓“修辞立其诚”，也有其实践意义。忧患意识是对德与福之间因果关系的意识。“天道福善祸”(《尚书·汤浩篇》)，“唯厚德者能受多福”(《国语·晋语》)，“诚”是德，故能致福，不诚是失德，故能致祸。古人所谓的“福”与“祸”，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社会效果”。按照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的传统精神，只有说真话的作品才能表现自己的时代精神和引起好的社会效果。说假话的作品尽管一时好听，从长远来说则是有害于社会和国家的。李《潜书》云：“善卜筑者，能告人以祸福，不能使祸福必至于人。喜福而怠修，则转而致祸；但祸而思戒，则易而为福。若是，则龟英皆妄言。故歌大宁者，无验于昏主，恤危亡者，常失于明后。善言天下者，言其有以治乱，不言其必治乱。”艺术家和哲学家都不是预言者，他们只要说出自己的真实的感受，真实的思想，他们也就对社会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钟嵘《诗品》：“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东方树《昭昧詹言》：“古人论诗，举其大要，未尝不喋喋以泄真机。”刘熙载《艺概》：“赋当以真伪论，不当以正变论。正而伪不如变而真。”《袁中郎全集序小修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擎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苟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是可喜也”……像这样的例子，不胜列举。诗、文如此，绘画、音乐等等亦如此。“俗人之画必俗，雅人之画必雅，”“……

贤、愚、不肖……皆形于乐，不可隐匿。”所谓文如其人，画如其人，乐亦如其人，这是中国美学一贯的观点。这种观点同西方美学的着重强调真实地再现客观事物，真实地反映客观现象，其着眼点和出发点显然是不同的。

因为说真话，所以艺术作品才有可能表现出自己的时代，表现出自己时代的时代精神和社会心理面貌。“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如果说假话，治世之音怨，乱世之音安，那就不真实，不能表现时代思潮了。另一方面，由于艺术在本质上是真诚的，所以从你的作品，不仅可以见出时代，也可以见出你自己的人格，如果你说假话，也可以见出你虚伪的、或者阿谀取宠的人格，“不可隐匿”。“予谓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或问孝绰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或问湘东王兄弟?子曰，贪人也，其文繁。谢眺，浅人也，其文捷。江聪，诡人也，其文虚。“(王通《中说》)作品的形式结构，也表示出作者的心理结构。心理结构又可以纳入道与德的范畴。所以大至国家的道德(政治)，小至个人的道德(人品)，都无不在艺术作品中表现出来，而起到不同的社会效果，而成为衡量作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尺度。

这个尺度，不仅是美的尺度，也是善的尺度。所以艺术作品，在中国美学看来，是真(真诚)、善、美的统一。这种统一也就是人格的统一。艺术不仅表现这统一，也通过人与人之间思想感情的交流，导向这统一。所谓“同民心而出治道”，从古以来，一直是这样。这可说是中国艺术的一个传统。

当然，中国艺术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偏离这个传统的倾向，如辞、赋骈文的纤巧，齐、梁宫体的浮艳，“俪采百字之偶，价争一字之奇”，完全颠倒了文与质的关系。但是这种倾向出现以后，立刻就受到中国美学的批评。当时的刘勰、钟嵘、斐子野、苏绰、李谔……以及后来唐代古文运动诸大家，都曾在批评这种倾向的同时，重申了“修辞立其诚”的原则。

刘勰《文心雕龙》云：“夫铅熏所以饰容，而盼情生放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放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诵性情，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思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轩冕而讽泳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勿存，翩其反矣。……是以衣锦裂衣，恶文太章；贲象穷白，贵乎反本。”刘勰这一段话，在批评“为文而造情”的同时，也指出了艺术的本质是“为情而造文”，“为情而造文”者是诗人，“为文而造情”者，辞人而已。按照刘朋的语义，诗人和“辞人”的区别，是说真话和说假话的区别，也就是真艺术和假艺术的区别。后世论画者，多指出金碧重彩画是“功倍愈拙”，是“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其所持的理由，基本上与刘勰相同。

“为情而造文”的所谓“情”，也不是任何一种“情”，而是在“以礼节情”的哲学思想指导下受“礼”所调节的“情”。即符合仁义道德的“情”。这一点在批评齐梁风气的许多文献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如《中说·王道篇》云：“古君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而后艺可游也。”《隋书·文学传序》云：“易日，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传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远。故尧曰则天，表文明之称，周云盛德，著焕乎之美。然则文之为用，亦大矣哉!”“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盖亦亡国之音乎?”柳冕《与徐给事论文书》云：“杨、马形似、曹刘骨气，潘陆藻丽，文多用寡，只是一技，君子不为也。”韩愈《答李秀才书》云：“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又《答李书》云：“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吾终身而己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云：“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本之以书以术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以礼以术其义；本之春秋以术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源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苟以畅其友；参之老、庄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之为文也。”我们看，韩、柳古文运动之所以有：“起八代之衰”的力量，还不是由于它的根子是扎在中国哲学的深处的吗?

古文运动给了虚伪浮夸和片面追求形式美的倾向以有力的冲击，但是那种“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作风，直到宋明以后才真正廓清。“真诚”问题作为一个艺术的本质问题。被明确地提出来，正如“不求形似”的问题作为一个创作方法提出来，都是宋、明以后的事。最明确地突出这于点的是李贽。李贽认为：“结构之密，偶对之切，依理于道，合乎法度，首尾相应，虚实相生”等等形式美的要求，之所以“皆不可以语于天下之至文，”其根本原因就是“假”。他写道：“岂其似真非真，所以入人之心者不深耶!”(《焚书》)他指出，真正的艺术家，只能是那种有话要说，不得不说，“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之名山，投之水火”的人。他的这种思想，上接屈原的“发愤抒情”说、司马迁的“发奋著书”说和刘勰的“为情而造文”说，下通袁宏道的“率性”说和龚自珍的“童心”观，可以说是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的核心思想。

九

“临邛道土宏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艺术家不是方土巫师，没有摧眠术，但他确实“能以精试致魂魄。”精诚，是一种能摇撼别人灵魂的力量。不仅是情感的力量、人格的力量，而且是一种意志的力量。这种被西方美学普遍理解为“形象感染力”的东西，在中国美学看来，无非是一种贯注着精诚的意志的形象。意志由于贯注着精诚，所以才能够在形象上表现出坚忍和顽强。

《论语·子罕篇》：“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尽心上》：“士何事?孟子曰：尚志。”《礼记·学记篇》：“官先事，士先志。”从事艺术创作和哲学研究的中国知识分子——士，最重视的就是“尚志”。“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孟子·尽心上》)“志于道而道正其志，则志有所持也。”(王夫之《读四书大全》)中国哲学所祟尚的道与德，其支柱就是志。

所以志是一种动态的精神力量。其强度愈大，则人格愈高。“义所当为，力所能为，心欲有为，而亲友挽得回，妻孥劝得止，只是无志”(吕坤《应务》)。所以有志者，“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尽心上》)中国哲学上的这个“志”的概念，也就是中国艺术上的“力”的概念。

那种《易》所借以“观我生进退”的力，在艺术中表现出来时渗透着作者的情感和意志。这就是构成艺术的最基本的要素。各种力的不同形式的运动所留下的轨迹，若无“志”的充实，便不会形成一个方向性结构。如果是画的话，线条就会在纸上轻飘飘地、无目的地滑过去，而不会“力透纸背”，或者“如锥划沙”。情意力的基质是画的“骨”。没有力也就是没有骨。荆浩《笔法记》云：“生死刚正谓之骨”。画家们所谓笔法，其实也就是骨法。所以思想感情不同，笔情墨趣也就不同。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云：“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旧乎用笔。”这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艺术修养，技术修养基于人格修养、道德修养。必须“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然后“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没有这种画外功夫，画是不会有力的。中国书法家画家论字画，常说“有力量”或者“没有力量”很少说“美”或者“不美”，这种用词上的差异，是值得研究的。吕凤子先生说：

“根据我的经验，凡属表示愉情的线条，无论其状是方、圆、粗、细，其迹是燥、涩、浓、淡，总是一往流利，不作顿挫，转折也是不露尖角的。凡属表示不愉情的线条，就一往停顿，呈现出一种艰涩状态，停顿过甚的就显示焦灼和忧郁感。有时纵笔如‘风趋电疾’，如‘兔起鹘落’，纵横挥所，锋芒毕露，就构成表示某种激情或热爱、或绝忿的线条。不过，这种抒写激烈情绪的线条，在过去的名迹中是不多见的。原因是过去的作者虽喜讲气势，但总要保持传统的雍穆作风和宽宏气度。所以状如‘剑拔弩张’的线条且常被一些士大夫画家所深恶痛绝，而外紊内劲的所谓‘纯棉裹铁’或‘绵里针’的圆线条，就从最初模仿刀画起一直到现在都被认为是中国画的主要线条了。”(《中图画法研究》)

这一段话不但说明了艺术以渗透作者情意的力为基质，也说明了中国艺术所追求表现的力，不是“剑拔弩张”的力，而是“纯棉裹铁”的力。

其实，中国美学对中国画的这种传统要求，也是中国美学对诗、文、书法等等的通同要求。书法固然是反对“剑拔弩张”了，诗、词也反对“剑拔弩张”。所谓“怨诽而不乱”，“好色而不”，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不也就是诗、文领域中的“纯棉裹铁”和“棉里针”吗?!中国美学认为，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是理想的作品。所以，虽然象《胡笳十八拍》或《窦娥冤》那样呼天抢地的作品也能感人至深，却很少有人那么写。传世名作大都是合乎“温柔敦厚”的所谓“诗教”的。这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强毅的表现。西方表现忧患与痛苦的作品，音调多急促凄厉，处处使人感到恐怖和绝望。中国表现忧患与痛苦的作品，音调多从容徐缓：处处使人感到沉郁和豁达，感到一种以柔克刚的力量。

刘琨诗：“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我想我们不妨拈出这后一句，来形容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的特点。如果说民族气派、民族精神的话，那么我认为这就是中国艺术的民族气派和民族精神。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的艺术是消沉的，避世的，退让的，我一直不敢苟同。我认为恰恰相反。在慢长而又黑暗的中世纪封建社会，中国艺术很好地表现了处于沉重的压力之下不甘屈服而坚持抗争，不甘沉寂而力求奋发，不同流合污，而追求洁身自好的奋斗精神。所谓：“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谓“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诅”，联系发展缓慢、数百年如一日的中国封建社会巨大的历史背景来看，它的进步含意应该是很清楚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这是什么力量?！这是在异化现实中追求自由解放的力量，是起于忧患意识的人的自觉的力量。所以它是入世的力量而不是出世的力量，是进取的力量而不是退避的力量。但它又以出世和退避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是“纯棉裹铁”的力量。这种力量，归根结底，也就是“志”的力量，“骨”的力量，是在强大的持久的压力下坚定不移的力量。这种骨也就是所谓的“傲骨”，这种封建社会的“傲骨”是中国艺术的主干。例如中国画，虽然也有画牡丹和芍药者，但更普遍的题材却是梅、兰、菊、竹，这是因为它们有“傲骨”的缘故。“菊残犹有傲霜枝”，“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这些题材，是中国艺术最好的象征，也是中国哲学所追求的理想人格的象征。

十

当然，一切艺术都表现力量，西方艺术也表现力量。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力量，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表现。拿敦煌采塑和一些西方雕刻比较一下，这一差别可以看得很清楚。面对着外间世界的忧患苦难，二者都表现出一种反抗的力量。但前者的反抗通过实践理性表现为一种精神的力量，后者的反抗通过求生本能表现为一种物质的肉体的力量。一如西方雕期中的人物各有个性，敦煌采塑中的人物亦各有个性。阿难是朴实直率的；迦叶是饱经风霜的；观音呢，圣洁而又仁慈。他们全都赤着双脚，从风炎土灼的沙漠里走过去，历尽万苦干辛，面对着来日大难，既没有畏缩，也没有哀伤。既不横眉怒目，咬牙切齿，也不听天由命，随波逐流。不，他们没有被苦难征服，而是迎着苦难平静地走去，不知不觉征服了苦难。138窟的巨大的卧佛，是释迦牟尼临终时的造像，他以单纯的姿势侧卧着，脸容安静、和平而又慈祥，“如睡梦觉，如莲花开”，好象是在对弟子们说：“如来正在消逝，去宣扬佛法吧。”这个人没有被死亡所征服，而是平静地迎着死亡走去，不知不觉地征服了死亡。死亡的主题，被表现为一曲生命的凯歌，它像壮严徐缓的进行曲，给我们以无穷的力量。

这是什么力量?是一种精神的力量而不是物质的力量。我们只有把它同西方雕塑的力量放在一起比较，才能对它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你看西方同样以死亡为主题的雕塑作品，例如《拉奥孔》，米开朗其罗的《死》或者罗丹的《死》，其主题莫不是在强壮肉体的剧烈挣扎中展开的：雄厚宽阔的胸脯中骚动着恐怖，郁结着生活的渴望。大块大块隆起而纠结的肌肉中凝聚着生命力，而脸孔上绝望的表情却呈现出一种无声的哀号。在这些里面我们也感到一种巨大的力量，它带着雷雨般的气势，猛烈地摇撼我们的灵魂。它是对死的抗议，是对于外在的忧患的外向的抗议。这种抗议的表现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但它同东方艺术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力量迥然异趣。

不管论质、论量，前者都不亚于后者，甚至比后者更强，虽然它是通过一些体质文弱、动作安祥、姿势单纯的形象表现出来的。这也是一种“纯，棉裹铁”。它的这种神秘的表现性很能说明中国艺术的美学特征。你看那些修长而又柔和的衣褶，它们互相跟随，时而遇合，时而分离，徐缓伸展又蓦然缩转，轻悠下降又徒然上升，交织、纠缠而又分开，飞向四面八方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好象是一首无声的乐曲，它有着管弦乐的音色，但不软弱。有着进行曲的旋律，但不狂放。它从容不迫，而又略带凄凉。不是禁欲的官能压抑，也不是无所敬重的肉体解放。不是宿命的恐惧或悲剧性的崇高，也不是谦卑、忍让或无所依归的彷徨。深沉而又冷静的忧患意识，表现在一种情感和理性相统一的形式之中，使我们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力量。这样的一种力量，不正是中国艺术和中国哲学民族特征的一个最好的象征吗?如果说精神文明的话，中国艺术和中国哲学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共同特征，不正是中国民族精神最集中的反映吗?

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这一切特征都是时代的产物。明清以来，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随着小说、戏曲和重彩画、人物画的兴起，雕塑也开始世俗化，敦煌清代的塑象和云南纬竹寺五百罗汉，就流露出前所未有的市井气，说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精神需要寻找新的表现形式。这个形式是什么，是另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不过可以肯定，不论这个形式是什么样的，它必然要表现我们传统的民族精神。所以市井气，也像六朝宫体的浮艳，终必不能构成中国艺术的特点。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社会，都有其独特的、不同于其他民族、其他社会的文明。并且这个文明可以通过符号信号、语言文字和劳动产品的使用，而被学到和被传播，因而具有一种超生物的、历史的遗传性。正因为如此，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明的独特性才能够在漫长的历史行程中保存下来和得到发展，而渗透到这个民族的个性深处，表现在这个民族各项活动的各个方面，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

一种文明，对于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社会，具有价值定向的意义。通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这种价值定向不知不觉构成了该民族、该社会与其他民族、其他社会的不同标志，而在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基础上，为该民族、该社会的进步规定了自己的方式，从而使得各个民族、各个社会不仅在活动形态上，而且在发展速度上，表现出参差不齐。有差异才有竞争，有比较才有选择，然后人类才有进步，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民族的精神特征，一个民族独特的文明，不但是属于民族的，而且是属于全人类的。所谓属于全人类，是指它以自己的独特性为人类的进步作出贡献。这独特性正因为它是民族的，所以才具有全人类的意义。

从这一思想出发，我们认为，如果比较中国艺术、中国美学同西方艺术、西方美学的异同，并不一定非要分一个什么高低优劣。这其间不存在什么高低优劣。正因为存在着差异，人和艺术才呈现出丰富性多样性。艺术作为艺术，它的价值也就在于它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所以西方艺术的特点，也正如中国艺术的特点，同时也就是它们各自的优点。如果一种特点得不到发展，它就会消失而不成其为特点。没有特点的艺术是什么艺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