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原文及翻译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劝学原文及翻译，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已，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

2、翻译：

君子说，学习不可以停止。靛青是从蓼蓝中提取的，但它比蓼蓝的颜色更青；冰是由水凝结成的，但它比水更冷。木材直得合乎拉直的墨绳，如果给它加热使它弯曲做成车轮，它的弯度就可以合乎圆规，即使又晒干了，也不会再挺直，这是因为人工使它弯曲成这样。所以木材经墨线量过就笔直了，金属刀具在磨刀石上磨过就锋利了。君子广泛地学习而且每天对照检查自己，就智慧明达，行动不会犯错误了。

我曾经整日思索，却不如学习片刻收获大；我曾经踮起脚跟眺望，却不如登上高处看得广阔。登高招手，手臂并没有加长，但人们在远处也能看见；顺着风呼喊，声音并没有加大，但听的人会听得清楚；借助车马的人，不是脚走得快，却能到达千里之外；借助船只的人，不是自己能游泳，却能横渡江河。君子的本性同一般人没有差别，只是善于借助于外物罢了。

篇2

关键词：文言文翻译 标准 方法

一、标准

所谓“文言文翻译”，就是用现代汉语的词汇和语法来翻译所提供的文言语句。那么，怎样正确翻译文言文呢？

（一）要符合“信、达、雅”三个字

“信”是指译文要准确无误，就是要使译文忠于原文，如实地、恰当地运用现代汉语把原文翻译出来。

“达”是指译文要通顺畅达，就是要使译文符合现代汉语的语法及用语习惯，字通句顺，没有语病。“雅”就是指译文要优美自然，就是要使译文生动、形象，完美地表达原文的写作风格。译文时选用的词语要得体，追求文章本身的古雅，简明优雅。

（二）字字落实;直译为主，意译为辅

“字字落实”是文言文翻译的最基本要求。所谓“字字落实”，就是在翻译时，将文言语句中的每个字都落到实处，每个字都要在翻译中体现出来，不得漏掉一个字。即使是遇到发语词、语助词、语气词这些无法直接译出来的字词，考生也要明白哪些字词是不需要翻译出来的，要在自己的心中将它落到实处。

例：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劝学》）

译文：借助车马的人，不是脚走得快，却能到达千里之外的地方。

这里“利足”译为“脚走得快”就是意译。

一般来说，“意译”是在难以“直译”时采用的一种方法。

二、方法

（1）留。保留。古文中的人名、地名、年号、国名、官职名、朝代名等，以及古今词义相同的词，如“山、水、笑、有”等，都按原文保留不译。

[例]①淳安公主赐田三百顷，复欲夺任丘民业，文力争乃止。（2014课表卷）――淳安公主有三百顷皇上赏赐的田地，又想夺取任丘老百姓的土地，韩文竭力抗争才让这事停止下来。

②先生以为经学本于文字训诂，刊布许氏《说文》于安徽以教士。（2014安徽卷）――先生认为经学的根本就在于文字的解释，在安徽刻版印行许慎的《说文解字》，并用（它）来教授读书人。

③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夺取项王天下的人，必定是沛公啊

（2）换。替换。将单音词换成现代汉语双音词，将词类活用词换成活用后的词，将古今异义词换成今语，将通假字换成本字……凡该换的，一律换之。

[例]①吾惟知吾君可帝中国尔，苟立异姓，吾当死之。（2015课表卷）“中国”为古今异义词。――我只知道我的君王可以在中原地区称帝而已，如果另立异姓，我将为此而死。

②虽冒雪风，入逆旅，不敢一刻自废。（2015福建卷）“逆旅”为古今异义词。――即使冒着风雪（赶路），（或者）入住旅馆，一刻都不敢自行荒废。

③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

“系”翻译为“捆绑”。“组”翻译为“绳索”。“首”翻译为“头颅”。

（3）补。补充。译文就应补出原文省略的而现代汉语又不能省略的某些词句。

[例]①出知西安之咸宁，誓于神，不以一钱自污。（2015安徽卷）――（梁熙）出任西安府咸宁知县，向神灵发誓，不会因一文钱而玷污了自己。

②虽冒雪风，入逆旅，不敢一刻自废。（2015年福建卷）――即使冒着风雪（赶路），（或者）入住旅馆，一刻都不敢自行荒废。

③吾故市人家，生子而能业，吾业不废足矣，奈何从儒生游也？（2014年山东卷）――）我们本是商人之家，生养儿子能够继承我的手艺，我的手艺不废弃就行了，（你）怎么能跟读书人交往呢？

（4）删。删略。文言文中有些没有实际意义的虚词（或表示停顿，或表凑足音节，或表发语，或起语助、连接作用），偏义复词中起陪衬作用的词，翻译时应删除。

[例]①夫学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骥之马，亦骥之乘，希颜之徒，亦颜之伦也。（2015年四川卷）――学习的人，不必忧虑才能不够，而应忧虑志向不立，所以说，希望成为千里马的马，会成为千里马那样的马，希望成为颜渊那样的那类人，也会成为和颜渊一类的人。 “夫”是发语词，应该删去。

②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派遣将领把守关口的原因，是为了防备其他盗贼进入和意外变故。“出”的意思没有应该删去。

③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

“夫”是语音助词，起提起下文的作用 ，无实在意义，删去不译。

（5）调。调整。对文言文中不同于现代汉语的特殊句式，翻译应进行必要的调整，使译文符合现代汉语的表达习惯。

[例]①使为子孙而为之，则子孙不能我救也。（2015年湖南卷）“不能我救也”，调整为不能救我也。――假使为了子孙而这样做（贪污受贿），那么子孙不能救我。

②金人虽不吾索，吾当与之俱行，求见二酋面责之，庶或万一可济。（2015年课标卷）“金人虽不吾索”，调整为金人虽不索我。――金人虽然没有点名要我，我却应该与太子同去，求见两名首领当面指责他们，或许有成功的可能。

③昔舟之往来湖中者，至无所寓，则皆泊南津。（2014北京卷）“舟之往来湖中者”定语后语句，翻译时需要调整好语序。翻译为：过去往来于洞庭湖的船只，到了也没停泊的地方，只能在南岸的渡口（码头）停泊。

篇3

现状分析

一、从学者角度看，普通高中语文教材每册均涉及一定篇目的文言文，每学期学生都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可80%的学生仅仅满足于能疏通字面含义，在原文出作详尽的注释，或买一本《高中文言文释义》，死记硬背译文。这样译文与原文两张皮，从而导致学生文言文理解能力低下，拿出课文能熟练翻译，给出考题则无从下手。从历年高考阅卷反馈的得分情况看，19分的文言文阅读得分为10分左右，尤其翻译仅4.6分左右，不到一半。

二、从教者的角度看，大多数教师仅满足于能给学生疏通文本的字面意思，课堂上念译文，学生下面记译文，而真正阅读理解一段文言文的能力远没有达到。这种传统的“授之以鱼而未授之以渔”的教学方法远没有达到《新课标》对教者的要求。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教学理念是造成学生文言文能力低下的深层原因。笔者已连续五年从事高三语文教学，对此深有体会。

几点对策

一、掌握古汉语词汇特点，奠定文言文基本功底。

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语言也发生了变化。因此古今汉语存在较大的差异。和现代汉语相比，古汉语词汇有以下显著的特点：

（一）单音节词占主体。古汉语词汇中，单音词占绝大多数。如：“妻子”，今义是男子的配偶，古义是妻子和儿女。人类能言之（王夫之《周易外传》），这里的“类”单独是一个词，当“相似”讲。

（二）一词多义。由于古代词汇少，有时一个词要表示几个不同的概念。对于多义词，不能以今推古，而要辨别它们在具体句子中的含义。如：“子”古汉语中就有“儿女”、“孩子”、“女儿”、“你”、“人”等含义。

（三）词类活用。所谓词类活用，就是指一个词在具体的句子中其词类的本身的词性发生了变化。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的第二个字，由名词变成了动词，常见的词类活用主要有名词动用、名次作状语、意动用法、使动用法等。

（四）古今异义。古今词义的差异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某些同形同音的字，古今意义完全不同。例如：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曹刿论战》，“牺牲”故意指祭祀用的猪牛羊这类供品，而现代汉语中是指未革命贡献出生命或个人利益。第二种情况是词义的扩大与缩小。如“江”“河”，古代专指“长江”“黄河”。

（五）通假字。对于通假字，不能用假借的这个字的意义去理解，去读音，而要按被代替的那个字的读音去读，按正字的意义去理解。如“大说”，就是“大悦”，“说”是“悦”的通假字，这里的：“说”不但要理解为“悦”的意思，而且要读成“悦”（yue月）。由于通假字比较普遍，这里不再举例赘述。

二、过好课本，夯实基础

课本所选篇目都是古代优秀的文学作品，无论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堪称中学生学习的典范，吃透教材所选的文言文是提升学生文言文能力的重要途径。《考试大纲》所规定的中学生必掌握的120个文言实词，18个文言虚词，大都在教材中出现。笔者认为只有扎实积累课文中反复出现的这些重点词，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自己的能力。以下就结合笔者的一些具体做法，谈几点看法：

（一）强化诵读，提升语感。古人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强化课文的诵读显得尤为重要。对于一些名家名篇必须要求背诵，甚至默写。尽管历年所考篇目是学生未曾见过的，但其涉及到的一些重点词汇及句式大多是学生在课文中已经学过的。如2013年课标全国卷：“少聪明好学，善属文”，这里的“属”在课文《张衡传》中就有“衡少善属文”，且句式完全相同。

（二）注重积累，触类旁通。复习教材切忌“热剩饭”，仅仅将课文读几遍，这就违背了“复习”二字，耗时低效。笔者认为，对课本复习应重设教学目标，对课文涉及的一些具体知识，如：文言实词，文言虚词，特殊句式等也要真正落到实处，且根据每篇课文的实际，侧重点应不同。比如《劝学》侧重虚词“而”的不同用法，《师说》侧重于“意动用法”的归纳总结。只有这样才能找出其规律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环节尽量让学生自己动手完成，将课堂真正还给学生。

三、巧用试题题材，收效事半功倍

篇4

关键词：文化翻译观　中西寓言故事　翻译

1、引论

1.1　本课题研究现状及趋势，研究本课题的实际意义和理论意义

寓言是富于启发性的故事形式，篇幅短小精悍，常常以人、动物或其他非生物作为主角，寓意深刻。寓言是各种精神文化成果的重要载体、展示各民族文化特征的橱窗。

目前国内学者中西方寓言故事的研究，有不少是研究各自的体裁、文化内涵、写作手法及艺术特点的，如宋苗(2003)的硕士论文“先秦寓言的文化内涵”、吴秋林(1985)的“论寓言的本质”；也有进行中西寓言比研究的，如曹文心(2001)的“伊索寓言与中国先秦寓言的民族特色比研究、蓝开祥(1985)的“东西辉映的先秦寓言与伊索寓言”。将寓言与翻译相结合的研究，特别是中西寓言之间的翻译研究相较少，有周燕、向晓红(2002)的“寓言与翻译”。从文化翻译观进行中西寓言翻译的研究目前国内还没有。因为寓言有着深刻内涵的文化载体，所有在将中西方寓言互译时，就不能光考虑语言层面上的转换，还要将文化因素考虑在内。Susan Bassnett的文化翻译观认为，翻译应该以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不能单单停留在语篇层面；翻译等值就是原语与译语在文化功能上的等值。Su―san Bassnett的文化翻译观有利于将各自的文化因素通过翻译带给其目标读者，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本研究旨在Susan Bassnett的文化翻译观指导下，进行中西寓言故事的比与翻译研究，分析探究中西寓言故事翻译中文化因素，找出合理的翻译策略和手段，使得翻译的寓言故事在各自的目标读者中产生和源语目标读者同样的效果，以此促进中西方的跨文化交流与合作。

1.2　本研究的基本内容

本研究旨在Susan Bassnett的文化翻译观指导下，进行中西寓言故事的比与翻译研究。首先比较中西寓言故事的共同点和不同之处，包括题材、形式、特点、传统、主人公角色以及带有各自深刻文化内涵的因素。此部分会分别从中国古代寓言故事如《庄子》、《韩非子》等和西方寓言故事中的《伊索寓言》、《拉封丹寓言》中挑选经典的寓言故事进行比分析。接着探讨Susan Bassnett的文化翻译观的内涵和理论意义，以及其寓言翻译的指导作用。然后探究中西寓言故事翻译中的各种文化因素，如历史习俗、思维方式、宗教传统、价值观及审美观以及地域环境等，并选择有代表性的寓言故事进行分析。在翻译寓言故事的过程中，译者必须了解语篇中中西民族文化所体现的文化内涵，正确理解原文所包含的文化语义，分析隐含在原文背后的文化因素，做精准有效的翻译。最后，根据Su－san Bassnett的文化翻译观，探讨具体翻译中西寓言故事的过程中所要遵循的翻译标准、可以采用的翻译策略和手段。其中最重要的两种翻译策略“归化”和“异化”的运用会分别得到详细的解说。另外其他一些翻译原则如等值原则、替换原则、直译原则、意译原则会得到具体而详细的阐述和说明，辅以具体的寓言故事翻译例子。总之，研究目标是找出合理的翻译策略和手段，使得翻译的寓言故事在各自的目标读者中产生和源语目标读者同样的效果，以此促进中西方的跨文化交流与合作。

该研究要从Susan Bassnett的文化翻译观着手，找到中西寓言故事比与翻译的切人点，结合具体而经典的寓言故事的翻译及其分析，探讨出影响寓言故事翻译的各种文化因素，使目标读者读译文时达到和源语读者读原文时的同样效果，从而通过分析和翻译中西寓言故事，在中国和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1.3　课题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本研究以Susan Bassnett的文化翻译观作为指导，进行中西寓言故事的比与翻译研究。首先比较中西寓言故事的共同点和不同之处，接着探讨Susan Bassnett的文化翻译观的内涵和理论意义，以及其寓言翻译的指导作用。然后探究中西寓言故事翻译中的各种文化因素，如历史习俗、思维方式、宗教传统、价值观及审美观以及地域环境等。最后根据Susan Bassnett的文化翻译观，探讨具体翻译中西寓言故事的过程中所要遵循的翻译标准、可以采用的翻译策略和手段。

本研究拟采用定性分析和比分析的方法，以“文化翻译观”作为理论指导，以具体的翻译个案作为研究象，从而找到切实可行而有效的翻译中西寓言故事的策略和方法。

2、寓言的特性

历史习俗、思维方式、宗教传统、价值观及审美观以及地域环境等，在中西寓言故事的翻译中有着重要的影响。翻译寓言应注意它的三种属性和五个特点。

2.1　寓言的属性

寓言的三种属性是：

2.1.1　语言属性(以连贯的语言信息为其结构)

2.1.2　逻辑属性(归纳事实，构成判定)

2.1.3　文艺属性(文艺小品)

2.2　寓言的特点

寓言有五个特点：群众性、判断性、教诲性、精炼性和形象性。

2.2.1　群众性：寓言主要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一部分是传统的民间故事(如：“愚公移山”、“铁杵磨针”)；另一部分才是历代哲学家、统治者、文人、学者或其他有识之士所总结出来的(如“孔子劝学”、“伯乐教人”)。

2.2.2　判断性：寓言传说总是明确告诉人们一个事实，并通过这一事实阐明一个真理，说明一种认识或得出一条经验。如“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之类。

2.2.3　教诲性：教诲性应当说是寓言最本质的特点，它客观现象、人情事理进行深入剖析，以此告诉人们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要学习什么，防范什么，应当做什么和坚决不做什么。有的寓言是消极的警告，有的是积极的教诲。该类型寓言又可分为以下几类：

(1)倡导类：提倡积极努力学习(如“无钱之市”)，业精于勤(如“学以砺身”)，实事求是(如“鲁侯养鸟”)、讲求效率(如“宋人刻楮”)。与此同时亦告诫人们：戒主观片面(如“宋人燕石”)，戒自不量力(如“夸父逐1日”)、戒贪婪(如“鳏鱼贪食”)、戒轻信人言(如“燕人还国”)、戒目光短浅(如“反裘负刍”)等。

(2)辨证真理类：如“楚人矛盾”(Self contradiction)：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

A spear－maker of Chu, conculrenfly an armorer，whilepraising the invulnerability of his armor，declared that

there was nothing that his spears could not pierce，Butwhen he was asked，“What if your spears were used a－gainst your own armor?”He could not 8nswe广invulnerable armor and allpiercing spear cannat stand together。

(3)政治、经济、信息与致富类：如“以鱼喻君”(Thesovereign analogous to a fish)，提倡民主思想：

孔子谓子夏日：“商，汝知君之为君乎?”子夏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

“Shang”，said Confucius to Zi Xia， “Can you tell mehow the sovereign of a state is a sovereign?”“The fish outof water must perish。”replied the disciple，“Where as thewater without the fish continues to be the same element。”(孙贵定译《中国寓言》)

(4)精炼性：由寓言而生成的成语，一般只有短短的几个字，但在极其简练的文字里，却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寓言的文字简练精辟，也体现了便于记忆、使用、流传的客观需求。如“屠龙之技”，它的整个寓言只有25个字，而其短小精悍的寓意却指明了学习要有目的性、计划性和针性，反浪费光明和金钱的重大意义。

朱浮漫学屠于支离益。殚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

(5)形象性：寓言并不以理论形式表达思想，而是通过事物的形象和具体特征、行为或话把若干含义描绘、烘托出来。寓言具有十多种修辞手段，诸如：明喻、暗喻、拟人、夸张、反语、警句、双方、照、影射、弦外有音及幽默讽刺等等，从而形成并具备强烈的艺术魅力和感染力。

3、翻译寓言的原则

在英汉寓言的翻译中，不论它源于历史典故或传统故事等等，大体可以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3.1　等值原则(套用)：汉语成语和外语成语的深层、修辞层和表层完全吻合，也就是二者的内容和形式都相等，如：

知足常乐：Content is happiness。

人孰无过：To error is human。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As you sow，so you reap

3.2　替换原则(借用)：深层吻合，修辞层和表层不吻合，也就是二者内容相等。形式不等，此时借用义同形异的成语译成，如：

因噎废食：The scalded dog fears cold water

得不偿失：Give a lark to catch a kite

曲突徙薪：Prevention is better than cure

3.3　直译原则：将汉语、寓言、成语译成外语一般词语，不仅符合原意，而且切近原始形象，并推敲出道德结论，增译于后，使之尽可能接近外语成语的形式，易于大家接受，如：

舌存齿亡：flexible tongues and hard(firm)teeth havedifferent lasting

3.4　意译原则：即解释性意译，如果勉强直译将会有损原意时，可将汉语寓言成语译成一般的外语词语或词组，如：

齐人捉金：A man may be belinded by the lust of goldand turned into a thief

亡铁疑邻：Groundless suspicion often cofirms itself towrong an innocent

总之，在翻译过程中，还可用加词、减词、省略、改动、引申、倒反(将肯定译为否定)、加注、推演等方法灵活处理。

4、结语

篇5

关键词：日译新词；王国维；严复；梁启超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1-0173-03

一、日译新词的流行

后，康有为、梁启超东渡日本，汉字数量占“十之六七”的日译西书以及日本人撰写的西学论著吸引了他们的注意。赴日不久，梁启超即作《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乃大声疾呼，以告我同志曰：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又撰《论译书》，宣传翻译日本书籍的好处。同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作《劝学篇》，其中《游学》、《广译》两篇集中论及派遣留学生、翻译西书的益处。《游学》篇提到：“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广译》篇也极力强调“取径东洋”是学习西方的捷径。

政治见解相左的张、梁二人在这个问题上出乎寻常地达成一致，这无疑反应出当时某种时代趋势。明治时代的日文中包含大量汉字，相对于英、法等西方文字而言，中国人翻译日文显然容易得多，日本作为沟通中西的捷径开始受到大量关注。此外，张、梁的言论也表露出近代学人心目中东洋之学与西学的等级关系：从学理的层面来讲，东洋之学不及西洋之学，但从效率、功用的角度来看，学西洋又不如学东洋。

1896年起，清政府开始派遣留日学生，此后数年间，科举遭废，赴日留学人数激增。日译西书以及日本介绍西方书籍的著作，甚至日本教科书等都纷纷译介为汉语，大量日译新词随之流入中国。所谓日译新词，简单来说，是指近代日本在大举学习西方时借用汉字翻译的西学术语。日译新词虽然在形式上都是汉字，但大多与汉字的传统构词法不同。根据实藤惠秀等人的总结，日译新词可以分为如下几种：

1. 日本人通过组合不同汉字、新创造的词汇，如“哲学”、“说明”等。

2. 中国古代汉语中固有却罕见的词汇，日本人用其表达新的意义。在此过程中，古汉语的词义被改变了。如“科学”在古代汉语中的本意是“科举之学”，日本则将该词用作“science”的对应词，改变了其原始汉译。

3. 十六、十七世纪在华传教士和中国开明知识分子曾合作翻译了一批西书，日本人将其翻刻训点，吸收了其中的汉译词汇。这些词汇在中国长期未见流行，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又通过翻译日文的热潮回流入中国。比如“市场”、“民族”等，①属于刘禾在马西尼（Federico Massini）研究基础上提出的“回归的书写形式外来词”（return graphic loan）。

在追求“效速”的心理以及“和文汉读法”②的影响下，这个时期汉译作品的水平普遍较低。翻译者对日译名词大多生吞活剥，招致很多批评。1915年，一本题为《盲人瞎马之新名词》的书中讥讽说：“其中佶屈聱牙解人难索之时髦语比比皆是。”该书作者彭文祖③尖锐批判了带有“日本语臭”的中国翻译。不过，他所攻击的五十九个新名词大多变成了现代汉语常用词，比如“取缔”、“积极的/消极的”、“目的”等。

相对日语原文而言，当时的翻译几乎全是“直译”，汉语译文中夹杂着许多日译新词，由于国内读者对这些新词的涵义不甚了了，译者遂附加冗长的注释，一系列解释日译新词的词典也应运而生，比如汪荣宝等人编的《新尔雅》（1903年）等。日译新词的大量引入对汉语系统造成了巨大冲击，同时也促进了中国词汇从传统到现代的变革，进而为现代汉语的生成打下了基础，具体影响表现在双音节、三音节甚至四音节词汇空前增加，改变了以单音节为主的中国传统词汇，其中尤其是抽象名词数量激增，前缀、后缀式构词法变得普遍，比如“性”、“化”、“的”等等。同时，动补结构的新词大量出现，如“扩大”、“加强”等。此外，还出现了一些不符合中国传统构词法的新词汇，比如“手续”、“取缔”等等。

二、近代学人的态度

针对日译新词大量涌入中国的问题，近代学人的态度十分复杂。以下拟选取张之洞、梁启超、严复、王国维为代表，考察近代大批日译新词进入中国后，在知识界引发的震动。

1905年，张之洞负责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中申明：不准乱用不够“雅驯”的日译新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杜绝使用日译新词，在张氏本人的《劝学篇》中，“代数”、“牧师”等新名词赫然在目，原因是对于传统中国所无之物，如果不用新名词则很难表达。张之洞的态度表明，清末部分学人注意到日译新词对汉语系统的威胁，本能地予以抵制，但由于古代汉语体系不足以应对大量新事物，再加上耳濡目染的“习得”力量，他们仍不得不使用这些词汇。从根本上说，这反映出以往稳定的词与物的对应系统在外界影响下发生紊乱。张之洞对日译新词的抵制还反映出在中西碰撞的时代主题下，晚清学人的心理落差巨大，他们虽然依恋并维护古代汉语体系，但却只能为其吟唱挽歌。无论如何，以“雅驯”与否作为接受或排斥日译新词的标准的确缺乏说服力。时任京师大学堂日本教习的服部宇之吉就曾援引唐代译经的例子加以辩驳，说明“雅驯”的标准并不是本质化的：“然学术欲随时而进步，学者随事而创作新语，亦势所不得免也。创作新语，中国不乏其例。……即唐代玄奘等译佛典亦多用此法。……玄奘等所创作之语，在当时未必皆雅驯，而今人则不复问其雅驯与否。由是观之，语之雅驯与否，毕竟不过惯与不惯而已。”④

日译新词流行中国，梁启超应属最主要的倡导者之一。流亡日本后，梁启超使用的重要术语绝大多数都变成了日译新词。除了动笔翻译以外，他还将新词汇和日本文体风格融入文章当中。然而，梁启超本人对日译新词并非全盘肯定。比如，他在《释革》（1902年）一文中指出日本将“revolution”译为“革命”并不确当：“革命”一词出自《易》、《书》，携带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特有的意义，与“revolution”在英语中的意思不尽相符，梁启超建议改译为“变革”。梁启超把日译新词放在古代汉语传统中进行考察，由此提出的批驳意见应该说是有根据的，尽管如此，个人的提议在时代大潮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最后，梁启超本人也接受了“革命”一词：在两年后成书的《饮冰室文集类编》中，不难发现《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俄罗斯革命之影响》等篇名。

相比之下，严复的态度更为明确，他坚决反对日译新词，并通过翻译实践自创新词。从1895年《天演论》到1909年《名学浅说》，严复反对移译“东文”，主张自创新词，用文言译西文，而他自创新词的态度是十分严肃的，自谓“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在他看来，要领会西学的真谛必须学习西文，不应借助日本的媒介；同时，日译新词破坏了汉语固有体系，不值得提倡。翻译时，严复总是竭力从古汉语中找出与西文对应的词汇。比如《与梁启超书》一文中，严复解释了他如何把“economics”译为“计学”：首先考察“economics”一词在西方语境中的原初意义，然后再返回古汉语中，找到与“economics”古意对应的词汇“计学”。尽管“economics”在现代英语中的含义已变，“计学”不足以概括这一词汇的现代内涵，但如此翻译能够确保“不隔”，胜过日译“经济”。

梁启超曾在《新民丛报》上批评严译过于古奥，严复反驳说：“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俗之气。”严复的目标读者正是“多读古书”的学者。尽管严复选取的译名大多没有保留下来，比如“logic－名学”；“evolution－天演”；“librarian－秘书监”等，但它们代表了一种可能性，即通过翻译沟通古代汉语与西方文字，打破中西传统之间的隔断，显得弥足珍贵。当然还应注意，严复师从桐城派吴汝纶，同时又有留学英伦的经历，他所受日本文化影响甚微，使得他的观点有别于梁启超等留日人士。

与同时代其他人相比，王国维对该问题的见解颇为独到，值得详细分析。王国维的态度集中体现在1905年的《论新学语之输入》中。该文开门见山，指出“新语之输入”是近年学术界“最著之现象”。语言和思想之间联系紧密：“夫言语者，代表国民之思想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之为准，观其言语，而其国民之思想可知矣。”这一观点与前文严复所谓“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颇为神似。语言是国民思想的表现，中国人重实际，西人尚思辨，因此西人“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擅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比较而言，“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

翻译过程最容易凸显语言系统之间的差异。王国维认为文化差异决定了语言的差异，但他也注意到语言对思维的反作用：“在自然之世界中，名生于实，而在吾人概念之世界中，实反依名而存故也。事物之无名者，实不便于吾人之思索，故我国学术而欲进步乎，则虽在闭关独立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况西洋之学术而入中国，则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与王国维不同，清末主张采用日译新词者大多持语言工具论的观点，认为语言只是媒介。王国维对语言的思考超出了“文以载道”的观念，他认识到语言对思维、观念的反作用，语言即“事物之名”，在概念世界中，人们依赖语言而思考。

语言是思想的表征，因此“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这个看似简单的过渡揭示出，言语不仅仅是传播思想的工具，它几近于思想本身。王国维将时人对待日译新词的反应归为两类“好奇者滥用之，泥古者唾弃之”。两种态度都不正确，因为在他看来，增设“新语”的目的不是为求新奇，而是为解决“言语不足用”的问题。王国维据此分析严复的翻译，指出部分严译新词并不恰当，虽然古雅，却失之含混，比如将“space”译为“宇”，将“time”译为“宙”，就犯了“举其部分而遗其全体”的毛病。王国维承认，日译词汇有时不够精确，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因之而废，因为借用日译词汇不但更为方便，而且更能促进中日学术和思想的交流。概言之，王国维认为，借用日译词有两点好处：“因袭之易，不如创造之难，一也；两国学术有交通之便，无格之虞，二也。”

日译新词的问题说到底是语言的问题，与同时代其他学者相比，王国维的思考更接近语言的本质，得出的结论也更富有启发。在他看来，翻译是以异文化为参照，对本国夙无之学、夙无之物加以命名的过程，新事物自然应该赋予新名，而既然日本已经确定新名，中国何妨拿来一用，如此不但省时省力，还便于两国的学术交流。与张之洞那种“欲罢不能”、复杂纠缠的心态不同，王国维在论述此事时体现出反躬自省的明察，反映了大学者的胸襟。日译新词能够在汉语体系中扎下根，直到今天仍然广为使用，大概就在于王国维在这里所点明的两条益处。

三、词汇的转变

翻译是在旧有的语言系统中为新事物命名，并确立新词汇在该语言系统中的秩序的过程，因此，它不可避免会与语言的基本单位――词汇发生关联。在现代汉语生成的过程中，翻译功不可没，而日译新词所起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

索绪尔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个包含能指/所指、隐喻/转喻、内涵/外延等多重关系的符号系统，能指在其中通过自身的差异性获得意义。据此，能指的迁移未必伴随所指的迁移，翻译不是地在异文化、异语言中单纯寻找对应词，文本在翻译中不断被替补、被更改。日译新词是日本人利用汉字对西方术语的翻译，当日译新词大量涌入中国汉语系统后，势必会给固有的汉语系统造成混乱。近代中国汉语系统中的能指、所指数量极大丰富，能指相对于所指数量过剩，加剧了能指与所指关系的混乱。总之，一方面，日译新词的确丰富了汉语系统，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并影响了汉语的文体和句式表达，促进了汉语的现代化转型；另一个方面，日译新词的输入也干扰了汉语固有系统，在短时间内造成了汉语系统的混乱，对日译新词生硬的移植，也割断了汉语本身的连续性，使词汇背后的文化内涵错综纠缠。

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现代命运》一书中提到“词汇”之变与“语言”之变，并以此为标准确定一个社会是否发生了质变。日译词汇在中国的流行与传统社会的瓦解同步，词汇方面的剧变不仅反映出、而且实际上也加速了中国社会“语言”的变化。近代历史中，日译新词曾如鸟群般迁徙到中国大地，其中大部分在今天的汉语系统中仍然保持着旺盛的活力。当这批词汇在清朝末年与中国学人邂逅时，它们曾被指认为“新词”，但在现代中国人眼中，它们只不过是司空见惯的常用词。这说明，昔日的日译新词早已演变为中国汉语的另一种“传统”，一种活生生的、向未来延伸开去的传统。

社会语言学发展规律表明，语言从经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渗透，近代大量日译新词进入中国便体现了这一规律。中国学习日本主要目的是以日本为媒学习西方，日译新词原本又是日本借用汉字对西方术语的翻译，从这种纠结缠绕的关系中，我们注意到近现代汉语在中国－日本－西方互动的大背景下生成，其中反映出语言交流所受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发展影响，以及跨文化交流的复杂性。

注释：

①Lydia H.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1996, p.318；另见Federico Masini，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1898, Rome: University of Rome, 1993, p201.

②据称由梁启超所创。这是一种学习和翻译日语的速成方法：首先找到日语句子的主语，然后从句尾找到动词，最后再回头阅读句子的宾语。根据这种方法翻译出的汉语，虽觉生硬，但句子结构已接近中文，句意也不难领会.

③原书署名“将来小律师”.

④转引自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参考文献：

[1]王国维.王国维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

[2]实藤惠秀著.谭汝珍、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3年.

[3]列文森著.郑大华、任菁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4]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类编.东京：帝国印刷株式社会，明治37年（1905年）.

[5]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主义思想的认识与批评.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6]刘禾著.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2年.

[7]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

篇6

1.下列句中加点词古今意义相同的一项是（）（2007年）

A.于是饮酒乐甚，扣弦而歌之。

B.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

C.古之学者必有师。

D.璧有瑕，请指示王。

做这道题首先排除C、D两项，“学者”这里指“求学的人”，“指示”是“指给……看”，与现代汉语里“指在学术里有一定成就的人”和“上级对下级或长辈对晚辈说明处理某个问题的原则和方法”的意思区别很大。而剩下两项选哪个呢？A项“于是”《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连词，表示后一事紧接着前一事。也说于是乎。”在古汉语中释义有：“（1）连词，因此，就这样。如汉贾谊《过秦论》‘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2）这时，当时。如《口技》‘于是宾客无不变色离席，奋袖出臂，两股战战’。”苏轼的《赤壁赋》第一段写自己在清风、明月、纵一苇、凌万顷中乐极而“羽化而登仙”的情怀，第二段开头就写了“于是饮酒乐甚，扣弦而歌之”，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此时，这时”，从这个意义上讲，“于是”在这里是古今异义，苏教版教参中翻译也为“这时”。答案似乎就是B了，但不尽然。“博学”古今意义相同吗？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出自荀子的《劝学》，此处翻译为“广泛地学习”，而“博学”在现代汉语里解释为“学问广博精深”，两者比较好像古义少了今义“精深”的程度，古今不同义。但我们再看一下这句话的陈述对象是“君子”，“君子”在古代有多个意思：对贵族男子的通称；古时妻子称丈夫；泛指有才德的人。这里应指封建社会里所谓有学问、有修养的人，而这些人“博学”并“日参省乎己”，谁能说他学问不精深呢？分析到这里，这个题可以说没有答案，但作为高考题，学生又不能不选，教师讲解时也难以自圆其说。（答案为A）

2.下面的句子通过不同的重音停顿可以表达不同的含义，请说明停顿位置及意义。（6分）（2008年）

例句：我知道你会唱歌。

我们知道，在朗读时，为了明确表达一个句子的主要意思，语句中念得比较重、听起来特别清晰的音叫重音。根据其产生的原因分为语法重音和逻辑重音，前者是按照语法结构的特点而重读，后者是为了突出句中的主要思想或强调句中的特殊感情而重读。同一句话由于重音的位置不同会表现出不同的意思来。根据朗读重音，这句话可以有下列答案：（1）我知道你会唱歌。（别人不知道）（2）我知道你会唱歌。（你不要瞒我了）（3）我知道你会唱歌。（别人会不会我不知道）（4）我知道你会唱歌。（你怎么说不会呢）（5）我知道你会唱歌。（会不会唱戏我不知道）学生可分别回答以下几个问句：（1）谁知道她会唱歌？（2）你知不知道她会唱歌？（3）你知道谁会唱歌？（4）你知道她会不会唱歌？（5）你知道她会什么？教学中引导学生准确掌握运用重音，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教师应充分利用说话课组织并指导学生讲故事、朗诵、讲演、辩论等，以激发学生的说话兴趣，达到提高说话能力的目的。

说话训练时大多数学生知道重音停顿，但落实到考题上却不知怎么答卷，很多学生不知在重音下加“ ”，却按照节奏画“/”，造成含义不清，白白丢分。如果题干中有说明（这类题以前没考过），相信学生就都会做。这道题的答案只有三点：强调“我”、“你”、“唱歌”，每点2分，不知答出上面五点的学生能否得满分。

3.词在唐朝末期开始出现，最早形成的派别是（ ）（2008年）

答案：花间派。

众所周知，宋词是我国文学上的一朵奇葩，它分为婉约和豪放两大流派。职高教材中也有代表人物柳永和苏轼、辛弃疾的诗，并未出现花间鼻祖温庭筠的诗，且花间派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能称为一派，一般认为花间派是词这种文学形式由民间歌曲过渡到文人创作的中间形态。不知命题人出这道题要考查学生的什么能力？

另外，在对口高考试题中多次出现单、复句划分，段落、句子、词语划分层次关系，课文原段落、句子、词语辨析，看下面几道题：

（1）演讲是现代人才必备的素质之一，（），对今后选择工作岗位，从事各项工作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2分）

（2）钱钟书《读〈伊索寓言〉》一文选自（）一书。（2分）

（3）下面句子是不是一个短句？如果是长句请改成短句。（3分）

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

（4）指出下列多重复句的关系。（4分）

例句：如果地球表面没有高低，全部被海水包围，水深将有2440米。

（5）下列句子有语病，请在原文上改正。（5分）

例句：厂长采纳了两个工人的合理化建议，大大激发了全厂职工出谋献策的积极性。

这几道题都是考查语文基础知识的，没有出大纲范围，但学生要答对、得高分实在不易，这些句子的选择、考题类型、分值分配和平时练习相差较大，很多学生都得不到分数。

上题答案：（1）学习演讲，练好口才，再加上较高的外语水平和计算机应用。

（2）《写在人生边上》

（3）①那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②那人接受一切，欣欣然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③那人是废物。

（4）第一重关系：假设；第二重关系：并列。

（5）既可指工人又可指建议，可以改为“一个”合理化建议。

篇7

[关键词] 词汇史 现代汉语前期 近代史料

〔中图分类号〕H109.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2-0139-05

我们把现代汉语前期定在19世纪至前。这一时期汉语处在中国社会大变革和西学东渐的双重背景下，我们选取反映清末（本文称近代）历史与文化的四种史料作为主体考察对象。《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以下简称“汇编”）[1] 汇集了从1689年到1901年中国与外国订立的各种条约、合同、章程、协定等共有313条，所有约章绝大多数用汉文原本，材料详尽可靠。《档案史料》（1-5册，简称“史料”）[2] 记载的是1810年到1842年的奏折、上谕。①《万国公法》[3]是中外人士共同翻译的介绍国际法原理的专书，1863年开始翻译，1864年刊印问世。《》[4]1842年开始出版，是19世纪中叶最丰富的世界知识百科全书。这几种史料除了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外，从汉语词汇史的角度来看，也具有极强的词汇学价值，它们记载了当时由于剧烈的社会变化和西学东渐而出现的一批新词语、新词义及相当多的词语过渡现象。这当中的许多新词语或新词义沿用至今，有的已是高频使用。

一、近代史料中的各种词汇新现象

（一）19世纪是新词语峰出的时期

所谓新词语，是和固有词语相对的，即某个时期内新造的词语。汉语词汇史上曾多次出现新词语的，分别是：汉魏隋唐、明代后期、19世纪至民国初期、建国初期、20世纪80年代到今。几乎每次都是在与外国或与外族的文化接触过程中产生的，有的甚至是以宗教文化为先导的，比如前三个时期就是以佛教、基督教为开路先锋，佛教直接带来了大规模的佛教词语及其相关联的词语，而基督教则不仅催生了基督教文化词语，更带来了反映复杂多样的西学词语；后两个时期主要是由巨大的社会变革引起的。

19世纪至五四之前这一时期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大量具有现代意义的现代汉语词就产生于此时，既有日常词语，也有学科、行业术语。我们的研究确定了多条新词语最早所见史料。如下例。

“海关”指设在口岸的国家行政机关，最早见于1813年《管理刑部事务董诰等奏复酌议买食鸦片罪名折》（史料）：“内地鸦片烟未能净绝，皆由各海关查察疏懈所致。”又如1843年《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汇编）：“近以免税不利粤海关，故关吏阴挠之。”

“走私”指非法运输或携带金、银、外币、货物等进出国境的行为。最早见于1843年《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及《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汇编） ：“倘访闻有偷漏走私之案，该管事官即时通报中华地方官。”1844年10月24日《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汇编） ：“缘所定之税则公当，不为走私藉口，谅佛m西商船将来在五口不作走私之事；若或有商人、船只五口走私……地方官一体拿究入官。”

“酒精”即已醇的通称。最早见于1845年《上海租地章程》（汇编） ：“如将火药、硝磺、酒精等物运至上海，官宪应会同在界址内择定一地，远离住宅货栈，以便储藏，并防失慎。”

“议价”即买卖双方或同业共同议定价格，用作动词；现也可作名词，即议定好的价格。作动词的最早见于1831年《湖广道监察御史冯赞勋奏陈夷人夹带鸦片烟入口积弊请饬查严禁折》（史料） ：“如省城之十三行联兴街，多有此店，奸商到店与夷人议价立券，以凭到趸交货，谓之写书。”作名词性的最早见于1844年7月3日《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若内有估价定税之货，或因议价高下不等，除皮多寡不齐，致有辨论不能了结者，限该商于即日内禀报领事官。”

“省城”即省行政机关所在地。最早见于1830年《广州将军庆保等奏英吉利大班 屡次妄禀已被该国撤回片》（史料） ：“前会奏哎陆喇国大班 携带番妇至省城夷馆居住。”又如：“广东谣传中国官府欲将省城外房屋拆毁……此不足信。”[4] （P1972）

“出租、承租、转租、租户”这四个词最早出现在1845年《上海租地章程》（汇编） 中：“原业主与租户出租、承租各字据，经查核钤印，交还收执，以凭信守，并免违犯”，“该地既已租出，各租户应予修复，以便路人往来”，“倘洋商……或取得地基而将一部转租他人，该地租银仅得按原租银数目转让”。

（二）19世纪也是新词义大批产生的阶段

新词义，即在词的原有词义基础上产生的与之相关联的意义。在西学东渐与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之下，为了表达新概念，不可能完全依赖创造新词语。弥补的方法就是将固有词赋予新的内容，这使得一批古老的词具有了现代性，并成为现代汉语词汇的源头之一。如下例。

“权利”一词古已有之，但与其现代意义不同，如《荀子・劝学》：“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为美也……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后汉书・董卓传》：“稍争权利，更相杀害。”这里的“权利”都是指“权势和货财”。而作现代法律术语“公民或法人依法行使的权力和享受的利益”来理解的“权利”却出自《万国公法》[3]（P7、P60） 一书，如：“海氏以公法分为二派：论世人自然之权，并各国所认他国人民通行之权利者，一也；论诸国交际之道，二也”，“即其罪犯系可耻重案，而削其为民之权利，但此议亦不直行于他国之自主者”。显然这已不是旧义了，对应的是“right”。

“外国语”的原义为汉语中的外来词，《汉语大词典》[5] （卷3P1160）例引清・周亮工(1612-1672) 《书影》卷二：“蘩畛挛薰ψ《庶物异名疏》，凡二千四百五十有二则，可称该博。余意外国语，佛经语，皆无定字，况屡经翻译，尤多差讹，不如删去，始称大雅。”近代开始指外国的语言、文字。最早的例子见于1844年10月24日《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 （汇编）：“佛兰西人亦可以教习中国人愿学本国及外国语者，亦可以发卖佛兰西书籍，及采买中国各样书籍。”

“租”旧指田赋。近代产生的新词义为租赁，一指出租，二指承租。最早见于1845年《上海租地章程》（汇编） ：“兹体察民情，斟酌上海地方情形，划定洋泾浜以北、李家庄以南之地，准租与英国商人，为建筑房舍及居住之用。”该例为“出租”。“承租”义最早见于1844年7月3日《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 （汇编） ：“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

“公路”旧义指正道、正路。《汉语大词典》[5] （卷2P74）引《宋书・王华传》：“以此论才，行之年岁，岂惟正无秕蠹，民庇手足而已，将使公路日清，私请渐塞。”现代意义上的“公路”最早见于1845年《上海租地章程》（汇编） ：“洋商已租地基内原有公路，现因众人往来行走，恐将发生滋闹，兹决定另造正路”，“军工厂南面，东至头摆渡码头，前有公路一条，亦应改宽二丈”。

“买断”旧指花钱为赎身并经官府批准落籍。近代指人或物被买后，断绝与原主的关系，最早见于1876年《收买吴淞铁路条款》（汇编） ：“铁路拟归中国买断，所有地段、铁路、火轮车辆、机器等项，由中国买断之后，即与从前洋商承办之公司无涉”，“由中国买断一切，价银全数付清……”。

以上所举新词语、新词义的最早例证均早于《汉语大词典》或《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6]有些是未予收录或无例证。另外， 《明史》以及近代的其他资料也未见更早的使用。

（三）19世纪词语过渡现象复杂多样

所谓词语过渡现象是指词语或其意义在某个时期的创造、并存、选择、进退过程中的不稳定现象。

1. 最显著的过渡现象就是一实多名，而其中的许多新词语经过若干年之后就消失了。最突出的是一些术语、国名地名。如：[吉罗葛么]千克，音译法语词kilogramme。[葛么]克，音译法语词gramme。[迈当]米，音译法语词mètre。[蜜理迈当]毫米，音译法语词millimètre。《汇编》中首见例句为：“凡有税则内所算轻重、长短，中国壹担即系壹百b者，以法国陆拾吉罗葛么零肆百伍拾叁葛么为准，中国壹丈即拾尺者，以法国叁迈当零伍拾伍桑的迈当为准，中国一尺即法国叁百伍拾捌蜜理迈当，均以此为例”（1858年11月24日《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这几个词至迟在19世纪70年代还在使用，《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6] （P132、84、167、174）所引例均为70年代的。

史料当中清晰地反应出这些新词语在近代的出现及共时选择、替换、过渡的过程。如同是《汇编》的例子，1844年10月24日《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中用的是“佛兰西国”：“今大清国与大佛兰西国以所历久贸易、船只情事等之往来，……应与佛兰西会同议允后，方可酌改。至税则与章程现定与将来所定者，佛兰西商民每处每时悉照遵行。”而在1858年6月27日的《》中改称为“法国”：“嗣后大清国皇上与大法国皇上及两国商民，毋论何人在何地方，均永远和好。”再如，1844年7月3日《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中用的是“合众国”：“兹中华大清国、亚美理驾洲大合众国欲坚定两国诚实永远友谊之条约及太平和好贸易之章程，以为两国日后遵守成规。”1854年《上海英法美租界地章程》中用的是“美国”：“嗣后美国与法兰西所用官地，亦一律办理，惟照例给付钱粮。”这些现象背后的规律之一就是音译词让位于音译意译兼有的含有意译成分的词语。

2. 一些古旧意义还存留在近代时期。进入稳定的现代汉语中，这些古旧意义已被淘汰，有的仅存于某些方言中。如“性质”一词在古汉语中可指人的禀性、本质。如《》[4]（P410）：“人皆丑黑，拳发，倮身跣行。性质直，不为寇盗。”《汉语大词典》[5] （卷7P480）例引徐特立《国民外交》：“自留学法国者加多，西人深知华人性质，日本运动，遂难生效。”而现在保留下来的意义是：一种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属性，不用于指人。上世纪30年代开始编纂的《国语词典》①还保留两个义项，而从1946、1947两年的《人民日报》[7]检索出的324处用例已均不用于指人了。

又如“地基”一词，旧为地面、地皮。1845年《上海租地章程》（汇编）中还使用古义项：“桂花滨及阿龙码头北面为出租地基，亦应留出海关南两条大路之地……业已出租之路而其价早经洋商偿付者，如有损坏，应由附近地基租主修复”。现常用义项是指承受建筑物重量的地层或岩层。《汉语大词典》[5] （卷2P1028） 例引《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九三回：“这边租界上有人造房子，要来垫地基。”1946年开始的《人民日报》已均为此义项。

3. 史料中还存在同形词现象。同形词即形体相同而意义没有任何联系或者来源上没有任何关系的不同的词。比如“教师”是元代产生的词，初指教授歌曲、戏曲、武术等技艺的人，到清代又可指传授知识、执行教学任务的人。《》[4]（P542）载：“其枪法刀法，皆有教师秘传。”这里用的是第一个意义。《清议报》（1899年2月21日，第十册）：“所请之客，横滨地方官及有声望者十余人，又梁君启超及学校教师等凡十余人。”这里用的是第二个意义，但这两个意义是一个词范围内的。而在《万国公法》的“序一”写道：“此丁韪良教师《万国公法》之所由译也。”译者丁韪良是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1850年来华，先在宁波传教，1863年又到北京传教，他是以传教士的身份于1863年开始翻译、1864年印行此书，因而这个“教师”应是传播宗教的老师。再如《清议报》（1899年1月21日，第七册） ：“诚以教堂非止四川有也，教师非华司铎一人也，仇教民者非但余蛮有是心也，挟教师者则固余蛮子创是举也。”一个“教”代表两个语素，前一个是“指导、传授”，后一个是“宗教”，所以“教师”代表的是两种全然不同的意义结构方式和意义特征，形成了来源不同的一组同形词。后一个“教师”多种词典未见收录，它只是近代的一个寿命不长的新词。

4. 史料中也反映出部分同义词的并存、竞争。所谓同义词，是指意义的核心相同的多个词。比如“入口”与“进口”在指“国外货物运进国内”时可以并存并用，如1843年10月8日《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汇编)：“英商货船担保一款：向例英国商船进口，投行认保，所有出、入口货税均由保商代纳。”1844年7月3日《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合众国来中国贸易之民人所纳出口、入口货物之税饷，俱照现定例册，不得多于各国。”“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降中国例禁不准携带进口、出口之货物外，其余各项货物，均准其由本国或别国贩运进口售卖。”使用中这两个词实际上没有差别，不过这种并用现象没坚持几年就消失了，以后用的一直是“进口”。

5. 史料中“过渡词”大量存在。周振鹤提到的“过渡词”是指在译名定型之前，“以描述、阐释之法译成的组合词”，[8]相当于用短语的方式来表达新概念。如，《》中有西洋医，对应现在所说的西医；有火轮船，对应后来的轮船。“过渡词”在其他同时期史料中出现得更多：玻璃暖房温室，[6]（P20）出师开路修桥兵工程兵，[6]（P34） 得胜纪功坊凯旋门，[6] （P46） 电气闹钟电铃，[6]（P49）电线传声机电话，[6]（P51） 水底自行船、水底潜行之船潜水艇，[6]（P241） 水银细玻璃管体温计[6]（P243） 等等。过渡词寿命很短，且更像一个概念，但对于了解新事物的实质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并启发人们创造更合适的称名，这对于认识词语的创造和定型有很大帮助。

二、近代史料的语言学价值

近代史料浩如烟海，而本文只是取其中有代表性的、时段较为集中的四种来考察。其他的还有反映各个阶段的近代和现代史料丛刊（包括正史和野史）、笔记丛刊、政论文集、书信集、文学作品集以及早期报刊杂志、字典词典等，它们为研究现代汉语前期的语言状况尤其是词汇状况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语言材料，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近代史料可为加强现代汉语前期词汇的研究服务

相比于词汇史的其他各个阶段而言，现代汉语词汇史的前期的研究并不充分。这一时期词汇的整体状况如何，发生了哪些变化等等，都没有很好的研究。除了王力的《汉语史稿》、向熹的《简明汉语史》当中列专节概括介绍之外，较为关注的热点问题就是词源探讨，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的期刊《语文建设通讯》、《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9] 《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10]等，都注重从词源学角度集中探讨新词语、新词义在近代的产生。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对近代史料利用的逐步深入、广泛，我们发现，汉语系统自身的繁衍能力异常发达，比如说很多普遍认为是直接借自日语的日语词或汉语词，其实都是我们的先辈们创造的。就如前面提到的“权利”的新词义，虽然找到了它的古汉语源头，可是赋予其新词义的是日本人还是汉译的《万国公法》？我们知道，《万国公法》是在1866年才译成日文，且译为“权”，日语里“权利”的出现是在这之后的几年。而汉译的《万国公法》在译稿刚成形之时，总理衙门就按照相关条例来解决由“普鲁士在中国领海截获丹麦商船”引发的争端，“效果极佳，于是由总理衙门批准，北京崇实印书馆印行300部，颁发各省督抚备用。”（见《万国公法》点校说明）当时该词已相当有影响力了。这些足以表明，“权利”的新词义并非像流行观点认为的那样源自日本。

我们要在现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充分利用近代史料，不仅描写这一段的新词语、新词义的出现及变化情况，也要描写词语、意义的隐退、淡出，描写词语的不同使用价值，考察词汇场内部成员的分布状况和更替关系等等。一方面要为反映汉语词汇史全貌的《汉语大词典》提供更早的例证；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为汉语词汇史研究提供相当多的词语发展变化的直接证据，从而为全面疏理、描写、归纳与阐释现代汉语词汇史服务。

（二）近代史料可为汉语史的分期提供一定的词汇依据

从汉语史的分期来看，近代汉语的下限也即现代汉语的上限问题一直是有争议的，有的定在清初，有的定在《红楼梦》时期，有的定在时期，有的定在民国或五四时期。不管现代汉语的上限定在何时，其标准都是以语法和语音为主，而很少有词汇标准的介入。如果我们能够从包括近代史料在内的各种体裁的语料中确定大批有时期特征的词语，就会给现代汉语史的上限的确定提供相应的词汇标准。目前就针对史料所做的调查来看，这一时期的口语的词汇面貌和现代的非常接近，另外，我们通过对《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两书所列新词的考察发现，19世纪产生的新词不会少于13000条，这个数量比起后来的几个自然要少得多，但从绝对数量来看，却不是一个小数目。更重要的事实是，随着对近代史料的广泛检索，这个数字还要继续增加。这当中许多沿用至今，并且是常用词、次常用词。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的标准就是要看具有现代意义的一批词汇的形成，所以我们倾向于将现代汉语词汇的上限定在19世纪初，19世纪初至五四前是现代汉语词汇的前期，五四之后定为后期。这一结论能否适用于现代汉语史的划分呢？笔者认为，随着史料范围的扩大，史料中的口语语料不断被重视起来，我们会最终建立一个综合语法、语音、词汇及语体因素的现代汉语史分期标准。本文暂将现代汉语史的上限与现代汉语词汇史的上限合而为一。

[参考文献]

[1]王铁崖. 中外旧约章汇编[M]. 上海：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57.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档案史料[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3]丁韪良译、陈钦等润色. 万国公法[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4]魏源. [M]. 长沙：岳麓书社，1998.

[5]罗竹风. 汉语大词典[M].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5.

[6]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M].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

[7]人民日报社新闻信息中心、湖南青苹果数据中心. 《人民日报》图文电子版[Z].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8]周振鹤. 《遐迩贯珍》中的一些过渡性的地理学术语[J]. 词库建设通讯，1999，（3）.

[9]（意）马西尼著、黄河清译. 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M].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