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行重行行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行行重行行，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亲交爱此别，劝我善眠食。

惟君好怀抱，高义动颜色。

赠子青琅玕，结以永弗谖。

拭目仰盛德，洗心承妙言。

子道甚易行，易行乃难忘。

虚名织女星，不能成文章。

微君好古学，尚谁发予狂。

事亲见不足，择友知无方。

大圣急先务，君其爱穨光。

外将周物情，中不敦己道。

以客从主人，辨之苦不早。

行身居言前，悟理在意表。

苟能领斯会，大自足诸小。

勿念一朝患，勿忘终身忧。

忠诚照屋漏，万物将自求。

此道不予欺，实吾闻之丘。

群居行小慧，宴笑奉樽俎。

篇2

你在网吧掏钱时，

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体验到父母的艰辛了吗？

这钱是父母汗水中希望和精神支柱哪。

如果父母像你这样自私自利，

还会需要那么没有白天没有黑夜的劳动吗？

篇3

在这，我想问问大家，在自己青春期的时候，有没有长时间迷恋一个明星，说白点，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单相思。

记得在几年前，一位大约十岁的小男孩，为了得到罗志祥的关注，送将近十万元的小轿车给他。当我看到这的时候，我特想问问那个小男孩儿送跟自己父母最大的礼物多少钱？

现在有多少人为了得到明星的关注倾家荡产，失去生命。

同志们，我们追求明星，崇拜明星没有错，但得有限度。

在我们崇拜自己偶像的同时，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偶像在背后付出拉多少辛酸才得到我们的崇拜。

我喜欢贝克汉姆，那是因为他让我知道，一个人的梦想是多么的重要，一个人追求梦想是多么重要。

篇4

囿于我国传统刑法理论在罪数形态中行为量化过程时，将自然意义上客观存在的行为与法律实质评价上的行为相混淆，进而导致罪数行为定量分析上的逻辑悖论。对于罪数论中行为的量化评价态度应当体现刑法立法技术的价值取向，不仅体现在罪数论行为理论体系的复杂性要求行为定量精确化过程的实现，还应当将行为用语立法模态化问题的解决视为犯罪行为定量精确化的基本前提。罪数中行为用语的规范技术应体现主观罪过下客观行为的价值评判，以此作为刑法规制下的犯罪行为。

关键词：罪数形态；一行为；行为定量；行为用语

中图分类号：

DF611

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7.02.06

一、问题之引出

针对罪数形态中的想象竞合犯，我国现在通说观点认为是一个犯罪行为造成了数个犯罪结果，侵犯了数个客体，从而触犯数个罪名的修正构成要件的行为。为了防止对一个犯罪行为造成的数个侵犯客体的犯罪结果进行两次犯罪构成要件符合性的评价，进而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从而认为想象竞合犯属于一行为、数罪名、定一罪、择一重处断[1]。按照这种理解应用于司法实践的操作，针对一行为造成一死一伤的案件事实进行分析：在客观要件认定上，行为人甲有一个枪击行为，结果造成了一死一伤；在侵犯的客体要件评价上，行为人甲侵犯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以暴力行为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在主观要件认定上，行为人甲直接针对被害人乙的生命剥夺持有直接故意。对于被害人乙的重伤行为则持有间接故意，即明知在人流密集的街道，随时可能由于行为偏差或者枪支强大的穿透力，致第三人的死亡或者伤害的危害结果，为急于杀害仇人而对其他危害结果放任不管。退一步评判，认为主观上至少是疏忽大意的过失，以为枪支的威慑力较弱，不会威胁到第三人的生命、健康客体；在主体上行为人也是应当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承担者。

因此，以马克昌教授、高铭暄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上述介评属于想象竞合犯的典型性符合，在立法原意和诠释适用的基础上，将其行为评价为‘科处的一罪’”[2]，而刘宪权教授则认为想象竞合犯属于“实质的一罪”[3]。上述观点是刑法用语立法的专业性和生活用语的价值评价机制的不同带来的理念偏差，是将自然意义上静态的外在、表面化行为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行为。因为在构成要件标准说支持者看来，行为符合构成要件的个数才是评价的标准，因此，通说观点将想象竞合犯认为是实质的一罪或者科处的一罪是将案件行为单纯定位于一个脱离主观罪过的客观事实行为，从而在罪数形态体系中一罪与数罪的区分标准和处断标准上就产生了分歧。而不同于自然行为存在论的上述观点，规范行为评价论行为支持者认为：“只有主观罪过见之于客观行为之下的行为才是值得刑法苛责、评价的行为，脱离主观心态的行为是自然行为，是空洞的刑法‘躯壳’表面行为，是一般意义上的，观念上的行为。其最终评价出来的行为得出的数罪也是观念上的数罪，并不是实质的数罪”[4]。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应对自然行为存在论与规范行为评价论的行为数量区别看待，主张规范行为评价论的合理性，认为应该将实质的数罪与想象中的一罪区分开来，从而来实现犯罪行为量化精准分析，基于案件事实在刑法中的周全评价来准确地定罪量刑。

二、罪数形态中行为认定思维之隔阖与诘问

罪数体系由于其本身的复杂性和认定的难度，再加上各国立法体例和罪数形态研究背景的不同，导致对罪数形态中行为个数的认定标准也不一样。行为属性的明确是行为定量明晰的前提。因此，在对罪数形态行为的定量分析理论明确中，对罪数形态行为的表述概念和性质的区分显得极为必要[5]。

（一）罪数形态中行为属性之介评

无行为则无犯罪，对于行为属性应当建立在刑法规范论体系下进行评价。在犯罪定罪中，始终贯彻的原则应当是先确定行为类型化，再考虑行为定性化，后明确行为定量化，最后实现行为的刑罚该当化[6]。行为层次性是全面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客观罪责条件的理论核心。因此，笔者认为罪数形态下行为定量分析与行为性质的判断是互为表里、彼此依赖关系。简言之，定量是“表”和外化，性质是“里”和内涵。这两个问题的明确对于我国理论界罪数形态处断原则的确定和理解提供理论支撑和逻辑论证，是对罪刑均衡原则的坚实贯彻。笔者综合理论界的探讨进行相应的阐述：

回溯起初，行为是认定案件事实的起点。基于行为定性见解，有的学者认为行为性质是“刑法处罚的是社会行为，每种社会意义上的行为内在本质上都应当是刑法可以苛责的行为，只不过是为了遵守刑法谦抑性原则，结合当下犯罪形势的特定情况。考虑将某些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槿隙ㄎ值得刑法禁止或者课予刑罚的行为”[7]。即社会生活意义上行为都是潜在的刑法规制行为，所以在罪数论中讨论行为的概念基于观念中行为概念即可，在罪数形态莫衷一是的观点交叉中，将前提简单化理解，是现代刑法观的朴素理解。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将社会行为评价论的“类行为”等同于刑法规范行为论的“法行为”，是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事实评判与价值评判的理念体系的混淆和错乱，容易将纯粹客观事实行为，在脱离主观意识下的无罪过行为包容在犯罪行为中，从而忽视了主观内容在定罪过程中的作用，违背了任何犯罪都是在“主客观相一致”的评价体系中进行认定的这一原则。没有考虑到一个行为可能会造成多个结果的情况，因此导致一个脱离主观罪过行为造成的多个罪名被评价为数罪，混杂事实评价的数罪行为和法律评价的数罪行为[8]。

随之渐进，危害性才是行为可苛责性评价的本质。定位于危害行为定性见解，杜・帕多瓦尼教授就认为“危害行为中的社会危害性才是法规范评价说中行为的本质属性，并不是一切社会意义行为都可以被认定为犯罪行为”[9]。并且该论者认为人的行为、动物行为、超自然要素的“人”的行为

本文中超自然要素“人”的行为从法规范要素评价体系中指的是法律上拟制的人：如单位、社会团体、国家等人的集合体。按照危害行为定性论者的观点，他们的行为也是刑法应当禁止的行为，应当同等对待，起到刑罚的强制力适用的一律性和平等性。都是刑法应该禁止的危害行为，因为本质上只要发生现实危害结果，则都具有社会危害性，如果法律不将其一律进行评价，则无法达到一般预防和积极预防的刑罚机制功效。考虑刑法规范行为属性的人身危险性和客观现实性，站在客观主义刑法立场上看待脱离罪过的危害行为，也是值得社会规制的。正如日本学者泷川幸辰和宫本英修认为，“危害行为的实质在于违法性，是对被害人利益的侵夺，是行为见之于法益侵害性基础之上，无法益则无危害行为”[10]。前田雅英也认为：“理解刑法的立法原意不应该光立足于死板、冷酷的刑法典，还应该考虑到刑法形式上评价一个危害行为是否起到保护最大国民的利益，如果在评价体系范畴内该行为很大程度上应当是危害行为，则其具有行为相当性。当然评价体系之外的行为则需要考虑进入下一步进行实质解释，扩大立法用语含义进行实质解释”[11]。当然笔者认为前田教授认定危害行为的属性应当是法益侵害性，其是建立在对刑法字面用语的评价上去认识的，而不是超文本、超法规的含义解释，否则就是危害行为的刑法扩大化，无法保障国民行为预测可能性。虽然危害行为定性说具有一定时代的合理性，把规制行为限缩在形式行为规范论和实质行为规范论的系统中，对下一步合理划分行为定量的判断标准奠定理论支撑基调。但是该理论易导致客观归罪，认为超法规的刑法规制要素可以结合惩治犯罪的当下趋势来综合认定，这无疑给肆意扩大超法规要素的评价体系内容留下缺口。换言之，在某种程度下也陷进了客观归罪的泥潭中，是行为定性论的另一个极端体现。

演进深化，行为和犯罪行为评价基点的区分引发犯罪行为定性见解的探讨[12]，其不同于危害行为定性论，他们认为：“刑法评价的行为应当区别于危害行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当是犯罪行为的本质特征和属性，缺乏程度要求的社会危害性下的犯罪行为是‘徒有犯罪实质行为之表，而实无犯罪本质行为之体’”[13]。 并且在严重社会危害下必要地加入人身危险性的考察是客观主义刑法的主创思潮，即行为体系论思维推进应遵循：“客观行为――主观行为”的阶层化认定模式，该种理论的进步之处在于摆脱了行为定性论和危害行为定性论下主观脱离的人身危险性考量的困境。并且该理论主张犯罪行为应当是在人的主体之下的犯罪行为，动物等物化之下行为是不具有主客观一致性的要素行为。

人和动物，乃至生物一样，“需要”和满足“需要”是其本性。然而，人在“需要”和满足“需要”与其他动物或者生物有着本质的不同，“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1979：130.）笔者认为该论的缺陷在于只强调客观行为严重社会危害性去认识、评价行为类型和本质，没有考虑“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行为状态来实现行为性质认定同步性，也不符合司法实践中的定罪认定模式。换言之，倘若理论重构缺乏成熟性，司法体系的重构为契合国外一套先进的理论，而迫切将其本土化，那么司法资源调配和配套制度制定后，行为定性下的量化标准终将崩溃。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由于构成要件是通说理论下认定犯罪标准的思维框架，因此结合客观行为定性见解，进一步强调客观行为、危害性、犯罪行为性三要素并不全部涵盖犯罪构成四要件的全部符合性要素，否则就有用行为属性论取代犯罪构成体系之嫌。就像李永升教授所说的：“行为是客观方面的核心要素，犯罪行为的评价机制应当具备行为的主体、主观、客观、客体的内容”[14]。简言之，构成要件客观行为支持的犯罪行为是客观行为下主观要素、主体要素、客体等要素的综合考察，缺乏一个要素的评判出来的犯罪行为也不是刑法所惩处的行为。

（二）罪数形态中行为定量判断标准之介评

行为定性的理论之争探讨意义在于立足行为性质的体系内，综合考察犯罪行为可能具有的深度含义。现如今，重构罪数形态下行为量化的考核理论应建立完备的结构化分析体系，数罪区分标准的核心要素仍在于行为个数的评价标准，那么问题在于罪数形态体系的复杂性，不仅仅在于罪数行为性质认定的模糊性，还在于行为个数认定的争议性。在行为定量的分析层面上各派观点各执一词，那么如何进一步对犯罪行为类型的个数进行区分这便是本文意义所在，笔者认为立足现代刑法观社会关系保护下的周全性，应详述并分析行为个数定位的分歧。

误读一：行为定量仅仅体现单纯的符合人之常情、常理、常识的客观行为外在性和表象性。回溯理论，其来源于18至19世纪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启蒙。自然即表象上的存在，自然行为即表象行为，该学说的表象行为就是刑法所规制的行为。后自然行为进一步发展，出现危害后果下的自然行为来认定行为个数，便不再是一切人的身体活动行为和意志行为[15]。比如单纯一罪中行为人有杀人的想法，后行为人意念中想杀之人被雷击等自然力量致死，也是刑法应当规制的一个犯罪行为。演进到现在罪数形态下的自然行为论认为：“自然行为是有因果关系下的事实行为造成危害结果的行为量化评价，即根据行为性质区分标准，来对不同类型化行为来认定身体动态行为的个数。比如伤害行为是侵害健康权的行为之类行为、偷盗行为是侵害财产权的行为之类行为等。”[8]结合想象竞合犯的枪击行为，不掺杂任何评价要素的枪击行为本身就是刑法所禁止的，则一个枪击行为就是一个犯罪行为；连续犯中的多次偷窃5000元，当场5次为五个犯罪行为，数罪并罚2.5万元则是五个盗窃罪的处罚标准相加；持续犯中绑架行为前的暴力、关押行为应单独评价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行为，也应当数罪并罚；吸收犯和苛犯中按照自然行为论则为数个行为定数罪。笔者认为这一学说尽管在随之变化，但仍然是对构成要件中行为要素认定的误读，摆脱不了主观要素脱离于客观事实行为下的泥潭。

误读二：行为定量脱离犯罪意义下的符合社会意义评价行为的有用性和概括性。李斯特提出来社会行为说下行为最大的特性就是社会性。他认为社会行为区分物理行为、自然行为，刑法所要评价的一切行为是社会中存在的有体性的存在，只要社会上人的一切动、静态行为包括作为、不作为都是行为，这种类型的行为是能够对行为造成特定严重危害后果可能性的行为，是具有社会评价意义的行为。那么，结合社会行为说的行为定量标准来看，迷信扎纸人行为不可能会致人死亡、伤害，其不具有社会意义，则在杀人主观心态下的预备事实行为的扎纸人行为（区分犯罪预备行为）则不是一个犯罪行为。持有行为根据间断性和脱离交换性可以评价为数个犯罪行为，如持有枪支后又转给别人，后求别人退货后再次持有的行为则被认定为双持有行为，则为两个社会意义上的犯罪行为。结合想象竞合犯、牵连犯、吸收犯、结合犯则都为数个行为，符合数个罪名，应当数罪并罚。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在20世纪刑法思想观上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尤其是对于笔者后文对牵连犯、吸收犯、想象竞合犯的处罚原则提供了依据。但是社会行为论缺乏现代刑法主义观的罪过原则和淡化了社会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因果关系的分析。

误读三：行为定量仅仅符合浅层次下符合人格态度体现下单犯罪行为评价的适宜性。以日本学者团藤重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人格态度的客观行为表现在侵害刑法所保护的客体之时也可以被评价为犯罪行为，而当前日本刑法理论界认为受到强制力的行为也被认定为犯罪是存在问题的”[16]。根据人格刑法主义观，人格出、入罪都是犯罪人格体系制度的应有之意。但是，笔者认为我国刑事立法的宗旨是寻求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的协调，所以刑法中贯彻“行为为主+人格为辅”的二元论犯罪体系有其合理性。我们在追求人本主义价值趋势的同时，也倡导人格的出罪化使用，就表明人格行为不只会被定性为犯罪行为。其和主观罪过下的客观行为并不冲突。两者对行为定性的影响都是人身危险性对犯罪行为认定评价机制的范畴。

真正意义上行为个数的认定，符合法规范行为下的形式解释和实质解释的“主观罪过+客观行为”定量行为才是要件要素统一化的体现。有的学者认为：“结合立法规定，实质解释自然行为说和社会行为说的‘后置化’行为是法律行为，放置于主观罪过下去考虑才是罪数形态中行为定量分析的关键”[17]。因此，林教授提出符合法律规定犯罪评价的行为固然是值得科处刑罚的行为……将刑法典赋予活力，结合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动态内容的考量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犯罪行为”[18]。对此笔者认为，在定罪量刑中不仅要实现主客观一致，在行为定量分析过程中也应当实现主客观一致。毫无罪过结合下的行为无疑是事实行为，是自然评价行为论的行为。未理清二者关系会导致这一理论的扩大适用，甚至是客观归罪。

（三）我国罪数形态中行为定量的见解之介评

结合下文传统犯罪行为定量分析的结构图，我国刑法理论在想象竞合犯的行为定量分析上倾向于采用行为定性见解下的自然行为评价论。认为枪击行为在日常生活标准下为一个犯罪行为，为了保持刑法用语语境的稳定性却导致罪数体系下的想象竞合犯中的一行为与法条竞合的一行为相混淆，进而认为评价两者区别仅仅是一个法规符合性说的竞合和数危害后果的竞合。结合目前理论界对罪数形态的分类方法，阐明目前几种典型罪数形态的行为定量分析。

一般而言，在持有型、牵连犯、吸收犯犯罪行为个数认定方面，持有型犯罪是指事实上对违禁物品的持续性占有，如携带、藏匿、控制。典型罪名有非法持有罪、非法携带管制刀具危及公共安全罪。持有型犯罪根据持有的对象不同，可以划分为单行为的持有型犯罪和复行为的持有型犯罪，前者如非法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后者如非法携带武器、管制刀具、爆炸物参加集会、游行、示威罪。因此，我们可知单行为持有型犯罪在罪数形态中属于实质的一罪，单纯的一罪，属于持续犯；复行为持有型犯罪为实质的数罪。笔者认为持有型犯罪的行为状态包括携带。而我国立法规定和理论上都认为《刑法》第128条的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和第130条非法携带枪支、弹药危及公共安全罪s同属于持有型犯罪，那么势必会造成一定的立法理论上的混乱，即按照持有型行为特征，一个持有当然包括了携带，那么持有与携带行为都应同为一个犯罪行为。那两者竞合时原本应当实质的一罪，而立法却将其认为是数罪并罚导致持有（携带）“一行为”仅仅因为立法用语的不同而对其做出重复规定、重复评价[19]。这也在侧面表明行为用语欠缺科学性，导致行为定量分析的偏差。对于罪数中牵连犯、吸收犯，立法将其评价为数行为、数罪名，结果却仅仅因为行为与结果、手段和目的或者后行为是前行为的必经过程、阶段发生的高度盖然性而择一重罪处，明显是将牵连犯和吸收犯的数行为的处断原则与一行为的处断原则相混淆了。

此外，在想象竞合犯行为个数认定方面，根据前文想象竞合犯的概念，一行为、数法条、数结果。对于想象竞合犯，我国刑法典没有对其进行规定，但是根据刑法通说观点，它的一行为则是一个犯罪行为，也是一个事实行为、自然意义上的行为。但我国有些学者也认为是行为人实施一个事实行为而触犯数个不同罪名，最终定一罪的观点[20]。前一观点未区分事实行为和法律行为导致的行为个数的错乱，进而导致处断原则适用的错误，择一重论处；后一观点尽管区分了事实行为和法律行为，但其仍然认为事实行为是刑法苛责的行为。因此，结合下列传统理论下反映的行为定量分析思维图，笔者认为在罪数形态中对于行为的认识会影响犯罪行为评价体系的模式构建，从而得出结论：行为定量的分析会影响定罪评价体系的范畴和处断原则适用。

同样，在连续犯、继续犯行为个数的认定方面，连续犯是指基于一个概括的故意，多次连续地进行同一个犯罪行为。继续犯也即持续犯，是指犯罪行为状态一段时间内持续或者危害结果的原态化发展，刑法理论界通说观点对于继续犯是“数个行为、数个危害结果、择一重处”；而连续犯行为个数论认为“一个犯罪行为、触犯一罪”。连续犯是数个同质行为构成，各行为均能够独立评价，从而独立成罪，继续犯则表现为一个实行行为[21]。但是笔者认为尽管这个行为可能由多个自然行为共同组成，此时基于防止重复评价并且该行为处于不间断的状态，一定时间内的所有行为丧失分开评价的意义，应对其认定为法律规范评论上的一行为。但是一定间隔时间内，多次继续性犯罪行为作用不同地点或者不同行为对象的行为应视为数个行为，而不能对其适用一行为的性质来对待。

（四）奠定法规范行为评价定量基准

笔者认为，综合上述各学说的评析，核心问题还是在于前期行为人的罪过内容不确定，尤其是通过后面的结果行为，反推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并不是单一性的故意或者过失，尤其是后果未发生前，行为人自身对罪过内容有时也是模糊的。这也就决定了行为个数是要通过规范梳理之后重新评定，而不是单一的自然外观就能呈现于外的。此外，通过对行为定量的精确化阶段来达到全面认识犯罪事实，以罪数形态的构成要件的客观行为见解下法律行为视角，来考察行为个数最贴切法规范评价说以及犯罪事实的全面分析，从而实现论证思路的翔实性、严密性。 首先，只有负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实施的行为才是犯罪意义上评价的危害行为，否则具有多么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都不应借助客体周全保护的立法刑罚功能，去达到实现特殊预防的目的；其次，客观行为只有实施了刑法分则规范之罪的客体侵害的危险或者结果，才能归为犯罪行为中的“行为”之严重危害性的本质；再次，在主观罪过意志支配下的客观行为才是主客观一致的体现[22]；最后，刑罚处罚该当性的犯罪行为才是构成要件客观行为论的行为。即也可从侧面验证脱离主观罪过的意外事件、不可抗力或者不具有期待可能性的事实行为不应纳入规范意义上的评价

至少应当具有过失，结果加重情节同样是如此，并且笔者不赞同刘宪权教授主张的结果加重情节无须特定主观心态下也可将结果归责于行为人。这种观点实质上是对行为本质的误读，是对行为本质认定为客观行为论的一种误读。。这种认证思路是对客观行为属性的深度考察，不同于前述行为定类和定性学说的浅层次看待，其具有客观主义刑法下新语境的用语层次化考察的特性。

三、法规范评价行为定量分析理论之详证

结合前文，笔者认为将罪数形态中构成要件的客观行为定性论下的法律行为，以此作为行为定量分析的唯一依据，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和契合性。但是这一依据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如何在理论探讨、司法实践中具体把握行为个数，区分一行为和数行为呢？对“构成要件的客观行为定性论”“法律行为”两者的考虑因素具体有哪些？基于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为有针对性地实现行为定量的层次化和说理性，笔者试图从立法依据中寻找证据支撑，来详细探讨如何实现行为个数的精确化认定。

（一）规范行为评价的立法依据综合论证

“犯罪行为终了”的一行为辨析思维是法规范评价体系下行为定量的佐证，体现在《刑法》第89条追诉期限的计算犯罪行为终了的认定。

《刑法》第89条：“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在追诉期限以内又犯罪的，前罪追诉的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 该法条以追诉期限为视角，从司法追溯力来认定罪数形态下行为的个数。其中法律规定犯罪行为的连续性和继续性的状态表明我国立法上是支持持续犯的。但是笔者必须要澄清的是法条所列的持续、继续状态并不是持续犯、继续犯的危害结果。而是持续犯行为或危害结果状态的继续。有的W者认为“这是继续犯的体现，继续的状态即多次同质行为在一定间隔时间内，动态身体举动、行为结果的状态继续”[23]。笔者认为这是对继续犯本质理解的误读，将行为等同于状态，继续犯的属性是多个行为的同质性，而第89条所说的继续状态是一个行为的持续状态，如：非法拘禁罪、绑架罪等。两者罪名都是持续犯的体现，一个拘禁或者绑架行为实行完毕后则既遂，行为后期的事实伤害行为和继续关押、更换数个拘禁地点、针对数个敲诈勒索的对象都是数个事实行为的表现，而法条中明确下一个犯罪行为的追诉时效起算是持续犯的持续或者继续状态的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这个点。这表明立法佐证了罪数形态中事实行为与法律行为的区分对待[24]。

“构成要件行为”规范内一行为认定模式理念下的行为定量支撑，体现在《刑法》第204条骗取出口退税罪的数罪并罚处断原则。

《刑法》第204条：“纳税人缴纳税款后，采取前款规定的欺骗方法，骗取所缴纳的税款的，依照本法第二百零一条的规定定罪处罚；骗取税款超过所缴纳的税款部分，依照前款规定处罚。”针对逃税罪的行为构成要件，在骗取出口退税罪出台之前，行为人用虚假发票、收据以逃税目的脱逃了本应缴纳的税款，而至于多出的款额一般评价为对国家财产的侵占数额，被定为侵占罪。多余税款的骗取在司法实践中被认定为一个逃税行为侵犯了两个罪名，视为想象竞合犯，择一重处断。后面1997刑法修改，认为这样的处断易放纵利用骗取逃税行为的侥幸心理来侵夺公共财物。因此，1997年刑法承认多余税款骗取的一个事实行为，应根据法律实质评价的标准划分为两个法律行为：一个为直接故意罪过下的利用虚假开支发票或者销毁发票的逃税行为；另一个为间接故意罪过下的明知会多退税款，而放任多余税款侵占行为发生的行为。造成税收秩序的混乱和应缴税款和国家财政收入的两次流失，应数罪并罚。法律的明确规定为笔者在下文继续探究行为定量分析考量的因素提供了法理支持。

（二）规范行为评价的考量因素多元化视野

深入推进，我们基于前述的理论阐明，可以确信区分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但是由于我国认定犯罪行为结构模式的复杂性和争议性，笔者认为应从新语境下的传统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脱离平面化的设计理念出发，以此根据通论犯罪构成标准说观点来探讨行为个数应当具体通过哪几个方面来考察。据此，可以从四个方面综合认定：

首先，以实质规范下侵犯的特定社会关系之“质和度”统一性的评判，考量侵犯客体的类型。即要求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破坏是实质性和严重性危害结果。因此要分析某类行为个数，前提要评价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否值得刑法评价。如果客观行为介于刑法评价的模糊性规定，则需结合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进一步解释，比如盗窃3000元的预备行为人积极悔过，及时投案自首并退赃，对行为人赔礼道歉或者受害者的原谅，且该盗窃行为针对的3000元钱是受害者闲置资金，可以考虑作为《刑法》第13条但书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来出罪。那么这种结合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险性的并合主义论下的评判才是值得提倡的，诸如此类行为是一个事实行为或者数个事实行为，但绝不是我们法规范要素下的犯罪行为。

其次，评价主观见之于客观行为外在化之现实反映的该当性分析，考量主观罪过的类型。以想象竞合犯为例，其中最大争议的一个问题除了“一行为”认定争议外，还有对“一罪过”的认定。根据行为物化效能，想象竞合犯中罪过是否确实是一个罪过下支配的行为造成的数个危害结果？[25]有人提出单罪过说，认为想象竞合犯实施事实行为下的故意是其本质罪过，而对另一个危害结果的发生可以说是无罪过或者存疑罪过，根据无罪过则无行为，

在单罪过论学者看来，严重社会危害是本文中的犯罪行为，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而不是日常生活意义上的行为。该学者提出的单罪过论有一定的进步性，对于事实行为和法律行为区分标准有一定的明晰，但是其行为是脱离了主观罪过的行为。而本文中的犯罪行为是主客观统一下的行为。或者存疑有利于行为人原则，无罪过下的或者存疑罪过下的行为不是犯罪行为。因此对于突发性危害结果将其评价为行为人的责任要素是重刑主义思想[26]。也有人提出一个半罪过，认为我们对于直接故意的认定是明显的，但是另一种模糊罪过状态下，导致的客观结果也应当评价，但是不能按照一个罪过行为结合客观行为，符合一个完整的犯罪构成概念而成立一个独立的犯罪，从而评价为一个独立的罪名而数罪并罚。为了全面评价客观事实，我们可以将模糊罪过实质解释为人身危险性内容来加重量刑。还有人提出数罪过，认为想象竞合犯是数个罪过下支配的数个行为造成的数个危害后果，每个行为都应当值得评价，单独成立数个犯罪。因为主观心态由于其内容的抽象性和内在性，我们认定主观罪过心理应当结合行为时的客观环境来看其他危害结果所持的心态[27]。综合上述几种想法，笔者认为数罪过的理解具有合理性，因为单一罪过未结合客观行为可能造成的现实危险结果、状态和客观环境去考虑，是脱离实际的无罪过。而存疑罪过说和半罪过说虽然结合现实情况考虑，但是仍将其作为量刑情节考虑或者视为无罪过是对事实认识的偏差，未能在法律上给予理性的评价。而笔者主张数罪过是来源于主观见之于客观下的综合人身危险性评价机制中所有要素和客观行为的判定，是犯罪行为定量精确化体现的结果。

“主观见之于客观”概念的提出来源于2016年12月1日原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西政知名校友林教授在西南政法大学举办的主题为《罪过原则》系列讲座中，陈教授提出的观点：“认为主观见之于客观并不会导致主观归罪，易导致主观归罪行为是脱离了罪过考察的行为，是对主观罪过定罪的含义偏差”。最后笔者强调的是本文主张的罪过同行为性质认定，也同样都是犯罪的故意而不是事实的故意，这是传统刑法理论观点易混淆之处。

再次，评价行为人对实施客观事实行为的正确理解和认知下，考量行为性质的类型。为此笔者引出超法规认定要素的出罪行为：法令行为、被害人承诺行为、不可抗力行为、业务行为、完全受压迫的不具有期待可能性等行为。例如，医生在进行车祸止血手术时，未经被害人家属同意而擅自截肢行为。但由于医生出于良知认为如果等待亲属同意确认签字那么受害者会流血过多而死的怜悯之心，虽然客观层面上医生有故意截肢的行为，也认识到该行为是在对受害者的身体完整权进行侵害，但是这种侵害行为本质上是法律允许的行为，如果肆意对其动用刑法规制，将是法律脱离“常识、常情、常理”的“三常”行为，僵化、死板地运用法律的体现。

最后，将权利保障和义务来源视为有责评价一个犯罪行为模式的基准性依据，即权利义务的类型考量[28]。对于没有救助义务的行为，笔者是反对将路人“见危不救”的行为刑法化为一个犯罪行为，不作为义务来源于权利和义务的对应性。《刑法修正案（九）》加入虐待被监护人、看护人罪，是基于监护人有被监护人作为无、限制民事行槟芰θ瞬荒艿ザ雷约盒惺沟娜利，相应也就有认真履行监护的义务。因此，对于家庭以外的人的故意伤害行为被定性为故意伤害罪，而对家庭成员的持续性伤害被认定为虐待罪的实行行为。对权利义务的类型考量不仅有助于行为定量化分析还有助于行为定性化分析，也表明上述四个考察因素的综合评价，实现对行为认识是一个层次化的过程。

因此，笔者认为对一个枪击行为的一死一伤行为个数的看待，应当是一个阶梯化的行为认定过程，首先考察枪击行为的属性和分类，其是一个事实规范意义上的行为而不是犯罪行为；其次结合侵犯客体类型、行为性质、主观罪过、权利义务对应性考虑来认定行为的个数，对应到图中基于故意罪过1和过失罪过2，导致的危害结果1的死亡和危害结果2的重伤，最后才是罪数行为定量分析理论重构下的双犯罪行为。

四、理论澄清下行为定量分析后处断之原则

须注意的是，罪数的处断标准要与本文前述的罪数行为定量标准区分开来。罪数的处断标准是数罪后处罚，是并罚还是择一重？罪行定量区分的标准问题是指什么情况下才属于一个犯罪行为，评价为符合构成要件下的一个犯罪？什么情况下认定为多个罪名？两者是司法实践认定案件性质的前后两个不同阶段。罪数论重在区分一罪与数罪，而竞合论则重在解决数罪如何处罚的问题。前者偏重于犯罪论，后者偏重于刑罚论。

（一）处断原则的客体周全保护和案件行为实质性科学评判

对于行为定量分析的意义在于客观事实的周全性评价，进而通过适用刑事规范来入罪，科处某种行为来实现刑罚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功能。我国定罪量刑要求全面考察行为人的社会危险性和人身危险性，形成“行为+行为人”的综合定罪标准[29]。案件事实的定性关键在于客观行为反映出的客观事实和行为人主观恶性、人格因素的危险性。如果案件事实的动态过程中出现行为定量分析理论的偏差，将导致司法实践认定案件事实的部分性，遗漏评价犯罪行为。最终将导致刑罚惩戒的不完备，软化刑罚社会防卫功效。

（二）基于罪数行为的主客观因素综合评断的区分适用

1.对择一重、吸收之罪、数罪并罚的批判

我国传统理论界认为想象竞合犯、牵连犯分别是一行为触犯数罪名和多行为触犯数罪名，两者的处断原则是择一重处断，这种观点是混淆了想象竞合犯和牵连犯的行为性质[30]。笔者认为，想象竞合犯的数行为和牵连犯的数行为性质不同，前者无所谓紧密的关联性（手段与目的、原因和结果关系）；后者强调前后行为的高度盖然性。因此综合传统观点，以下两种理论值得商榷：第一，罪数形态中想象竞合犯、持有型犯罪行为个数的认定为一行为；第二，牵连犯和想象竞合犯、吸收犯处断原则不加区分地择一重。

按照传统刑法理论观点，吸收犯分为三类：第一，实行行为吸收预备行为；第二，重行为吸收轻行为；第三，必经阶段行为。处断原则体现的精神都是择一重处断。在笔者看来，两者都是对行为定量分析标准的曲解，从而导致处断原则的固化。

2.理论澄清下的罪数行为处断原则的重构

笔者虽然主张罪数形态下想象竞合犯、吸收犯和牵连犯为数行为、数罪；持有型犯罪区分看待为一行为一罪、数行为数罪[31]。但是考虑到其人身危险性与同质、异质数罪行为的差异，应当将两者的处断原则区分开来。针对各罪数行为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具体配置不同处断原则：具体而言，首先，针对想象竞合犯，由于是数行为、数罪，且属于异质无关的数罪应当适用数罪并罚的规定，适用《刑法》第69条之规定，总和刑期以下，数罪中法定刑最高以上的限制加重原则来认定。其次，针对牵连犯和吸收犯，笔者不赞同有些学者主张取消两者的界定，将其视为数罪来并罚[32]。因为其前后行为不同于异质的数罪，完全不存在任何紧密或者一定的关联性。而牵连犯是前后数个犯罪行为的手段和目的，原因和结果的关系，行为性质应当区分看待，对其刑罚的并罚适用也应当区分看待。笔者主张全面考察两者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基础上，适用限制加重之限制原则，即限制刑期范围内适用《刑法》第69条数罪并罚的规定，总和刑期以下的以下，数刑中法定刑最高以上的限制加重原则来认定。简言之，就是在下限基准刑不变情况下，将原本69条的上限降低使用。而对于持有型犯罪，根据前文笔者对持有的划分，应对单行为的持有型犯罪和复行为的持有型犯罪区分适用，笔者在此就不再赘述

见本文关于持有型、牵连犯、吸收犯犯罪行为个数认定的论述。。最后，对于持续犯则是一个行为是单纯的一罪，依据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来准确定罪量刑即可，如绑架的一个犯罪行为可以包容敲诈勒索和轻伤两个事实行为，定绑架罪，适用《刑法》分则第239条法定刑即可。

五、罪数形态下“行为”立法模态化用语之辩正

追本溯源，我们应当理性思考为什么会出现罪数行为定量分析的偏差，为什么会将事实行为不加任何法律因素的润色评价为犯罪行为。事实行为带有客观性，而法律评价的行为不仅仅是事实行为，更是基于打击犯罪和法秩序维护的社会防卫论下的犯罪行为。因此，笔者认为基于理论指导实践需要，在罪刑法定理念倡导的刑法实质化价值观当下，理论界对罪数行为的定量到定性的误读，是刑法规范用语立法模态化的体现，

本文中刑法规范用语的模态化是指从语言学角度视野下考察，现有刑法用语立法固有模式下导致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从而引发罪数形态事实行为和法律行为的区分，也进一步触及行为定量、定性阶段的分析。笔者认为“行为”用语的立法模态化是指行为在我国刑法规范评价下的性质和类型的不明确性。其最终源于刑法立法用语的模糊性、非规范性、静态性[33]。所以，笔者认为对刑法规范用语的模态化辩正不能管中窥豹、一叶遮目，对行为用语的立法技巧价值的深入探讨具有现实意义。

（一）行为用语杜绝非规范性，追求最大化专业性

法律的理性思维之美在于立法用语的精妙性和逻辑性，刘艺兵教授认为：“刑法用语的专业化角度考量，为刑法事实和刑法规范之间搭建了桥梁，提供了张力，正确利用刑法规范用语根源在于立法用语的专业性”[34]。以盗窃行为为例，传统观点认为盗窃行为是秘密盗窃行为。而现在支持实质解释论刑法观的张明楷教授等客观主义刑法论等学者认为盗窃行为方式包括秘密盗窃和公开盗窃，所以《刑法》第264条对盗窃罪的行为构成模式的“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中的盗窃行为，未将生活意义上的公开盗窃论区分开来，基于刑法立法用语的专业性考量和公私财物所有权的保护，笔者认为应当将盗窃行为术语进行专业化，从而避免刑法立法上的语言困境带来司法实践中法条适用的迷茫。不谋而合，

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办理抢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之前，《刑法》第263条抢劫罪中的加重行为的“冒充军警人员抢劫”中的“冒充”因为术语的非规范性，曾一度引起刑法理论界探讨。有的学者认为应当基于字面意思理解为假冒军警，而排斥真军警人员充当高职位的军警或此种军警充当彼种军警的行为，否则即为类推解释。而张明楷教授坚决认为“冒充”应当实质理解为“冒用、充当”，包括了前述两种行为[35]。因此，笔者认为基于对自然行为存在论与规范行为评价论区分对待，刑法用Z专业性的立法技巧便于解决当下扩大解释和类推解释的滥用。

（二）行为用语要避免含糊其辞，体现相对明确性

罪数形态中基于法规范下行为罪过的定量分析理论的重构探讨，是刑法立法用语在对《刑法》第2条及第13条的“一切犯罪行为”的定义模糊性而产生的，付立庆教授认为对刑法规范体系本身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稳定性，所以基于罪刑法定的要求和国民预测可能性下的保障行动自由因素的考虑，应当尽可能将刑法用语明确化，以减少不必要的实质解释下超法规认定要素的存在，导致刑法规范化的架空[36]。因此，笔者认为在刑法分则条文罪名构成要件的用语上尽量明确，避免兜底性条款的适用，杜绝行为的肆意入罪。

（三）行为用语要张弛有度，寻找概括性与明确性的平衡点

基于现实社会行为的复杂性和时空的流变性，再加上汉字语言的博大精深下语言本身固有的模糊性，我们不能强加于刑法立法者所有刑法用语明确化的高压舆论。为此，如何在刑法立法用语的明确性和概括性之间寻找必要、合理的平衡点，值得深入探讨。这种平衡性立法思维是亘古不变的前后稳定性之要求。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考虑寻找平衡点：首先，尽可能对法条中“其他”行为司法解释明确化、限制化[31]。其次，主张《刑法》第20条第3款的暴力性犯罪中其他行为的保留但应力求谨慎，是基于暴力行为手段的多变性和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考虑，追求法官自由裁量的量刑个别化和防止擅断的随意误读，主张可以用概括性用语来全面保护受害者的法益。但是其中的行凶行为和暴力有冲突和重复用语之嫌，应当避免刑法用语概括性下的重复用语。最后，例示性立法

例示性立法是指援引性罪状，即引用其他罪名的行为模式或者法定刑期进行定罪量刑。值得肯定，但应有所限制，防止“口袋罪”的滥生。

（四）行为用语体现类型多元化，前瞻性化解风险行为

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风险刑法行为的大量涌出，诸如网络犯罪行为帮助犯刑法规制问题、P2P平台下网络借贷风险整治和恐怖犯罪问题都是由于目前刑法用语为了保持相应的稳定性，而使得立法脱离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性因素的考虑[37]。再加上我国目前并没有很好的侦破技术去及时发现，打击这种风险行为。但是基于这种行为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笔者认为应当整合网络技术等领域专家跨学科跨领域研讨，尽可能防范未来的犯罪技术行为，将刑法防线提前。适当的行为前置化在立法时规制评价，使刑法用语更具有前瞻性。

六、结语

传统理论之所以僵化地坚守罪数行为自然行为存在论，在于其忽视了罪数形态下行为定量分析因素考察的多元化。当下行为定量分析的思维模式的僵化，处断原则一律地择一重或者一律地数罪并罚的矛盾，不但是对事实认识的不周全，更是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挑战。倘若能够在立法技巧中考虑对犯罪行为的明确性、专业性的表达，理应坚守法律行为评价下犯罪行为的认定。面对现实生活中纷杂的行为样态，立法者应时刻保持一种前瞻性的眼见去斟酌行为用语，避免出现事实故意和罪过故意等矛盾的尴尬处境。当然，基于未来理论的进一步深入研讨，罪数行为的认定标准考虑的因素仍有较大的重构空间，但是目前司法实践处理罪数形态的弊端仍显而易见：案件事实的行为定性、定量偏差导致罪刑的不均衡；罪数处断原则在行为原有定量理论下的刑罚适用错乱性。因此，罪数形态中行为定量分析的理论重构、模态化用语的规制和刑事规范用语立法技巧的路径探究问题的梳理及其解决，必将有助于犯罪行为认定体系的更新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高铭暄.刑法总则要义[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217 .

[2]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99.

[3]刘宪权.刑法学・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248.

[4]蔡.想象竞合犯理论中的“行为”解析[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45-52.

[5]蔡军.想象竞合犯理论的批判与重构[D].西南政法大学，2008：3.

[6]陈兴良.“无行为则无犯罪”――为一条刑法格言辩护[J].中外法学，1999（5）：47-55.

[7]马克昌.比较刑法学原理（外国刑法学总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791.

[8]杜・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M].林，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06.

[9]高铭暄.刑法专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54.

[10]宫本英修.刑法学粹[M].东京：弘文堂，1930：220.

[11]前田雅英.可罚的违法性论的研究[M].东京：东京大会出版社，1998：231.

[12]肖中华.论刑法中危害行为的概念[J].法律科学，1996（5）：41-46.

[13]陈兴良.社会危害性理论――一个反思性检讨[J].法学研究，2000（1）：3-18.

[14]李永升.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83.

[15]熊选国.刑法中行为论[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65.

[16]夏宗素，翟中东.试析矫正人格理论[J].现代法学，1996（5）：41-46.

[17]林.刑法散得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59.

[18]赵秉志.新刑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412.

[19]石英.持有型犯罪争点探微[J].政法论坛，2001（1）：86-100.

[20]周光权.刑法总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370.

[21]方鹏.德国刑法竞合理论与日本罪数理论之内容比较与体系解构――兼及中国罪数理论的走向选择和体系重构[J].比较法研究，2011（3）：36-45.

[22]张理恒.未遂犯的危险能否成为犯罪故意的内容？――对林先生新不能犯学说之介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0）：56-63.

[23]吴振兴.继续犯研究[J].辽宁大学学报，1994（1）：16-29.

[24]杨兴培.论一罪的法律基础和事实基础[J].法学，2003（1）：43-58.

[25]赵秉志.刑法新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267.

[26]吴爽.再论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的适用界限[J].刑法论丛，2010（3）：192-212.

[27]周光权.刑法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融合[J].江苏社会科学，2003（2）：36-48.

[28]陈新汉.社会评价论[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122.

[29]陈伟.“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险性”的纠缠与厘定[J].法治研究，2016（3）：58-64.

[30]陈洪兵.竞合处断原则探究――兼与周光权、张明楷二位教授商榷[J].中外法学，2016（3）：817-839.

[31]庄劲.想象的数罪还是实质的数罪――论想象竞合犯应当数罪并罚[J].现代法学，2006（2）：107-115.

[32]张淼，翟一平.数罪并罚原则及方法辨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120-123.

[33]姚树举.刑法规范模态词的失范与辩正[J].科学・经济・社会，2016（1）：85-98.

[34]刘艺乒，赵春玉.刑法语言的困境[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2）：23-29.

[35]张明楷.刑法分论的解释原理（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67.

[36]付立庆.论刑法用语的明确性与概括性――从刑事立法技术的角度切入[J].法律科学，2013（2）：93-101.

[37]田鹏辉.论风险社会视野下的刑法立法技术――以设罪技术为视角[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3）：57-64.

Abstract：

篇5

2011年4月9日星期六晴

今天，我在场地上看见瓢虫飞来飞去好像在找什么东西，我说：“瓢虫多好玩啊！”我仔细一看原来有16只瓢虫，还有西瓜虫。很多昆虫都出来了。春天真美好啊！

缘诚小学二年级：邢天侠

篇6

真正的诗人就是怀着教徒般的虔诚，用自己心灵中最美好的东西创作出来的、完全属于她个人信仰的、最神秘的一种存在。诗歌终极性追求和表达的应该是海德格尔要求的生成性的初始经验，即以个人的眼光、运用独特超拔的语言打破公共的表情模式，以求最大限度的替人类提供新的生存体验。而这种仪式的完成是以创作者对神性的皈依和对孤独的自己承担作为前提条件的。

恩格斯语：“最好的学习是在自己的痛苦经验中学习。”诗歌纯粹是一种直觉性的内在体验。一首诗作是否成功，主要看其传达内在体验的深度和广度性。

显然，诗歌与生命的双重指向是高贵而神圣的。可是当现代工业文明和拜物教永远地结束了怡然自娱的田园牧歌时代，诗歌被突如其来的商品恋物欲的潮汐推到了存在的价值边缘，诗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抉择和历史性的尴尬。神性的远离和对孤独的自由放弃，导致了当代诗人不堪重负的心理焦虑和感觉粗陋。

对于当代文学的危机和文人的尴尬，评论家陈福民在《谁是今日之“拾垃圾者”》一文中深刻地指出：“文学的精神品格正不断地被按在缺乏生命的平庸模具中锻造，这个最私人化、最精神化的领域在作品的商品力量牵引下被迫奉行‘门户开放’政策。个体的独特性与自由经历着公众趣味与廉价冲动的诱惑和威胁。”“当代中国文学所遭遇的乃是一个如何在商品恋物欲与机器文明时代保持精神纯粹性，逃离复制并且学会承担孤独的自由的问题。”

当代诗歌所表现出的抒情弱质和模式化，还透露了诗人们在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对理性思考认识过程中一股极强的趋同倾向。理性的传统形式因追求普遍必然规律的同一性使作为载体的创作者成为普遍者，因而导致了诗人对个体经验的淡化和忽略。从相反的角度，也恰是这种趋同性造成当前诗歌缺乏抒情的震撼力和旷远澄明的涵盖性。

当布莱希特将“陌生化效果”引入诗歌时，他的创新几乎走上离经叛道的悬崖。他使抒情诗的抒情几乎降到“冰点”。他冷峻客观的描述使读者完全失去“共鸣”的机会。而布氏对其诗歌框架的建构――诗画结合，运用语言符号所具有的心理空间感将诗歌铸造成具象艺术，使读者与审美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以画面上的意境调动读者的想像，从而在冷静的观照中得到教诲和启迪。

篇7

运动学专家也对自行车运动普遍看好，认为骑自行车与跑步、行走、游泳一样，具有锻炼耐力和提高心肺功能的作用。因为自行车运动的特殊要求，手臂和躯干多为静力性的工作，两腿多为动力性的工作，在血液重新分配时，下肢的血液供给量较多，心率的变化也依据蹬踏动作的速度和地势的起伏而不同。身体内部急需补充养料和排出废料，所以心跳往往比平时增加1～2倍。反复练习，就能使心肌发达，收缩有力，血管壁的弹性增强。从而使肺通气量增大，肺活量增加，肺的呼吸功能提高。由于骑自行车是异侧支配运动，两替蹬踏，还可使左右两侧的大脑功能均衡协调发展，从而提高神经系统的敏感性。

骑自行车是一种很好的有氧训练方式，如果训练得当，其健身效果是非常不错的。骑行过程是慢是快，骑行时间是长是短，骑行强度是大是小，究竟选择怎样的方式，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锻炼目的来定。下面介绍自行车锻炼六法，和大家分享。

骑车锻炼六法

减脂骑车法

即有氧骑车法：以中等速度骑车，一般要连续不间断骑行30分钟左右，同时要注意加深呼吸，对心肺功能的提高很有好处，对减肥也有特效。

强度型骑车法

首先是要规定好每次的骑行速度，要求以自己的六成极限速度骑行5～7分钟，其次是规定自己的脉搏强度来控制骑速，用心率表测自己的每分钟脉搏，使其处于心肺功能训练区间内，这样可以有效地锻炼人的心血管系统。

力量型骑车法

即根据不同的条件用力去骑行，如上坡、下坡，可以有效地提高双腿的力量或耐力素质，还可以有效地预防大腿骨骼疾患的发生。

间歇型骑车法

在骑车时，先以中慢速骑1～2分钟，再以1.5～2倍速度骑两分钟，然后再中慢速骑行，再快，如此交替循环锻炼，可以提高训练者对于有氧运动的适应能力，有效地锻炼人的心脏功能。

核心肌力骑车法

骑行过程中臀部离开车座，但又不站直身体，同时核心部位（腰腹部）发力控制身体平衡，运用此种方法可训练核心部位肌群力量。

脚心骑车法

用脚心部位（即涌泉穴）接触自行车踏板骑车，可以起到按摩穴位的作用。具体做法是：一只脚蹬车时，另一只脚不用力，以一只脚带动自行车前进，每次一只脚蹬车30~50下，在顶风或上坡时锻炼，效果更佳。

骑车锻炼六注意

选车最好选用轻型优质的自行车，因为选一辆适合自己的自行车可以减少很多在路途中遇到的不必要的麻烦。车座太硬的，可用泡沫塑料做一个柔软的座套套在车座上，以减少车座对会的摩擦力。

要注意车座的高度和角度。人站立在地面上，一侧腿部抬起，大腿与地面平行时的高度与车座高度一致即可；车座前部上翘，易损伤会。

充分准备。例如车胎的气是否足，各部分的零件是否有问题，在出发前一定要做一个自行车性能的检修。

运动时戴专业运动手套，一是防滑，二是摔倒后可保护手部。除此以外，骑车时常用的护具还有护膝、护踝、护肘和护腕，可以防止行车中发生扭伤、挫伤等伤害。如果把骑车当作运动来做，那么这些保护器具一定要配全。三是准备要充分，太阳帽、太阳镜、药品、轻便鞋、宽松的衣装、质量较好的自行车都是安全的保证。

补足水份。不论骑什么样的自行车，如果是为减脂，需要每隔30～50分钟进行补水，防止脱水，所以最好自备水。

注意车速及姿势。初骑变速车时，速度不要太快，时间也不要太长，待身体适应后再加速和加时。骑车时间较长时，要注意变换骑车姿势，使身体的重心有所移动。

在骑车时，若发觉会有不适症状，要及时查明原因，若因车座有问题，要及时排除或改进，并要注意休息，症状消除后再骑车；若不能消除症状者，应到医院请医生检查治疗。

遵守交通规则。注意四周车辆和路面情况，转弯时要发出信号，不抢道，不逆行。

运动量一定要适中。只留意骑自行车的路程是不够的，每次骑车至少30分钟，但不要超过60分钟。骑车时上身要放松，以避免引起肩膀和脖子酸痛；骑车时不要把身体压得过低，否则会限制腹式呼吸。

最后提醒大家：停车时不要忘记锁车。

选择“单干”的自行车，其好处是不限时间、不限速度，骑在车上，你会感觉十分自由且畅快无比，它不再只是一种代步工具，更是愉悦心灵的方式。

骑车锻炼“九不要”

一不要逞强。骑车上路的老年人，决不能与他人抢道路，争速度。这叫做“弱让三分保平安”。

二不要赶高峰。上下班之际，骑车者多为青壮年，他们大多“快”字当头，老年骑车者应避开这段高峰期。

三不要卷入方阵。在马路上，自行车、电动车队伍往往自然形成无数个方阵队形，老年骑车者不要进入方阵之中，一旦卷入也要设法尽快解脱出来，免遭挤撞。

四不要夜间骑车。夜间能见度差，加上汽车灯光干扰，令人头晕目眩。此时，交警较少，开快车、骑快车的人多，甚至还有闯红灯者，所以老年人不宜夜间骑车。

五不要在雪地、冰面上骑车。因路面滑，易跌倒，造成骨折。

六不要在坡度较大地段冒险滑行。老年人的控制力差，难以掌握方向，极易造成严重后果。

七不要在积水路段盲目骑行。如道路受损严重，污水深积，盲目前进，实在危险。

八不要怕麻烦。过十字路口时，推行通过，避免碰撞。小巷拐弯处，极易发生碰撞，此处最好一边推行一边打铃。

篇8

―天，熊多多戴着她最喜欢的―顶帽子去散步。突然，她听到一声震耳欲聋的响声，连大地也颤动起来。熊多多吓坏了，赶紧跑走了。她―边跑，一边想：我得把这事告诉猪皮皮和羊咩咩。

在不远处的林荫小道上，猪皮皮正嚼着面包晒太阳。突然传来“砰砰砰”的声音。吓得猪皮皮屁滚尿流，冷汗直冒。他―下子蹦起来，连面包也掉了。

在―处灌木丛后，羊咩咩、熊多多和猪皮皮正紧张地讨论着那声爆炸。猪皮皮魂飞魄散地抱着脑袋大叫着：“哇呀呀，世界末日来啦！怎么办？我还有十七根冰激凌和八块面包没有吃完呢？”熊多多惊恐地说：“地球要爆炸啦，可是我订的化妆品还没到啊！”

羊咩咩也面带焦虑，但她还是冷静地对熊多多和猪皮皮说：“后山坡上有―艘迷你宇宙飞船。我们可以坐它逃到火星。不过我们每个人都只能带三样东西。半小时后集合，开始行动吧。”

过了一小会儿，他们仨都回来了。熊多多指了指自己，沾沾自喜地说：“嘿嘿，我带了裙子、梳子和帽子。听说火星人很丑，只要我去参加它们的选美大赛，就―定会获得冠军。”

猪皮皮顶着―身臭汗，气喘吁吁地说：“我带了一个冰箱，吃的喝的全存单而了。”

“熊多多，地球都要毁灭了，你还臭美。猪皮皮，你带―个冰箱怎么放得进飞船里！”羊咩咩在―旁指责道。

“那你又带了什么？”熊多多和猪皮皮异口同声地问。

羊咩咩平淡地说：“我带了―瓶氧气，一副扑克和―管牙膏。”

猪皮皮讽刺羊咩咩：“唉哦，你还带牙膏？想在火星上刷牙？”

羊咩咩镇静地说：“牙膏里装的是压缩食物，这是我从杨利伟叔叔那里学的。”

篇9

七星瓢虫成虫寿命长，平均77天，以成虫和幼虫捕食蚜虫、叶螨、白粉虱、玉米螟、蚜虫、棉铃虫等幼虫和卵。七星瓢虫取食量大小与气温和猎物密度有关。气温高的条件下，影响七星瓢虫和猎物的活动能力，捕食率提高。

2、自卫能力

有较强的自卫能力，当遇到敌害侵袭时，它的脚关节能分泌出一种极难闻的黄色液体，使敌人因受不了 而仓皇退却、逃走。它还有一套装死的本领，当遇到强敌和危险时，它就立即从树上落到地下，把3对细脚收缩在肚子底下，装死躺下，瞒过敌人而求生。

3、互不干扰

益虫和害虫之间界限分明，互不干扰，互不通婚，各自保持着传统习惯，因而不论传下多少代，不会产生“混血儿”，也不会改变各自的传统习性。

4、活动场所

冬天，七星瓢虫在小麦和油菜的根茎间越冬，也有的在向阳的土块、土缝中过冬。春天，一旦气温升到10℃以上，越冬的七星瓢虫就苏醒过来，开始活动，在麦类和油菜植物株上能找到它。

夏天，随着气温升高和食物增多，七星瓢虫大量繁殖，凡是有蚜虫和蚧虫寄生的植物上都能找到七星瓢虫，有时甚至出现大批七星瓢虫聚集的景象。秋天，田间七星瓢虫的数量减少，它常在玉米、萝卜和白菜等处产卵。

5、繁殖

七星瓢虫一生要经过卵、幼虫、蛹和成虫4个不同发育阶段。七星瓢虫1只雌虫可产卵567-4475粒，平均每天产卵78.4粒，最多可达197粒。

6、七星瓢虫的外观:七星瓢虫是鞘翅目瓢虫科的捕食性昆虫，它的身体像半个圆球，头黑黑的翅膀是橘色的。触角很短，不太明显，它的脚在大大的翅膀底下；

篇10

关键词:行政管理;个体理性;集体理性;冲突

行政管理过程中个体理性是指个体追求最大价值化的理念，而集体理性则是在集体群体追求最高效率、内部稳定以及集体成员之间的公平性。个体理性应当遵从集体理性，而理性问题则要照顾个体理性，因此，研究行政管理动态下两种冲突的研究势在必行，是提升行政管理效率的基本所在。

1．行政管理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

行政管理是各个管理主体之间关系的协调过程，行政管理主体不断追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不同部门也在维护自身的利益，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平衡和协调是行政管理追求的目标，一旦两者达成了协调，行政管理工作就会顺利进行。

1．1理性冲突影响行政管理问题的识别

行政管理过程的关键是管理问题的提出，管理主体并对提出的问题进行识别、分析和认定，管理主体针对各种问题制定相应的管理方案，在问题的处理阶段，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不可避免会产生冲突，这种冲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管理主体会主动的回避部分社会问题，这具有典型的目的性，很多管理主体会优先处理对自己有利益帮助的社会问题，从而造成了部分社会问题的搁置。当前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涌现，行政管理中的集体利益很难解决。再者管理主体长期积压部分社会问题，社会问题由于其处理成本较高，很难进入到分析和处理阶段，例如很多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问题不能及时解决，这充分暴露了问题识别中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冲突。

1．2理性冲突影响行政管理方案的制定

行政管理方案制定内容包含目标确定、方案选择、运行流程等，引导行政管理行为最大化的实现集体利益，在方案制定中，主导人员的个体理性会贯穿于整个方案中，体现了显著的个体偏好性，从而忽视了集体理性。个体理影响方案公平性，不同领域管理者是实现行政方案公平性的关键所在，并在维护公平性的同时实现集体利益，但是管理者的权利过大会造成方案制定缺乏合理性，从而影响了集体理的实现，也直接影响了方案的公平性。再者个体理影响方案的科学性，各级职能部门在制定方案时，会发生个体理性来引导集体理性的发展，从而影响了宏观经济布局的合理性，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合理性。此外，个体理影响方案的实现，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存在着利益纠纷，个体理性的引导追求利益最大化，方案的实现依赖于地方政府的执行，因此难免会影响集体理性的实现。

1．3理性冲突影响行政管理方案的执行

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冲突会影响行政管理方案的执行，行政管理方案的执行是整个管理工作的重点阶段，直接决定了行政管理目标的落实，行政管理方案的目的是协调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关系，避免出现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出现不均等的损失，这对不同部门的管理主体理性冲突产生影响。两种理性冲突直接影响行政管理方案的有效性，直接决定了行政方案的执行和落实，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产生的冲突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方案执行力度和走向，从而影响其执行的有效性。

2．避免行政管理体制中理性冲突的策略

2．1明确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

要解决行政管理过程中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冲突，首先要明确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这是分析和解决冲突的关键所在。两种理性之间冲突的本质是利益方的冲突，因此，要引导两种理性之间形成平衡点，引导双方形成共容利益。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要加强两者之间的利益共容性，通过个体理性的引导作用来实现集体利益，同时要明确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在行政管理工作中重点凸显集体利益，利用相关的法律法规来明确各种利益关系，强调集体利益的实现，照顾个体利益的发挥，在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中找到两者的平衡点。再者行政管理过程中，要合理分配体制上下级的利益关系，保持同级机构之间维持公平的竞争关系。

2．2逐步完善正式制度

完善的制度是解决行政管理冲突的关键所在，因此在行政管理中，要逐步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体制，保证竞争的公平性，给予个体理性以发展空间，当前我国的现行体制不利于个体理性的发展，尤其是行政管理主体单一的现象明显，管理主体单一化不利于消除个体理性对集体理性的侵扰和影响。建立完善独立的监督体系，增加对行政管理主体的监督工作，及时监督行政管理主体的工作，有效的组织个体理性的膨胀。其次，要建立激励制度塑造集体理性，对为集体做出贡献的个体进行奖励，有利于增加个人对集体利益的动力。

2．3逐步完善非正式制度

非正式制度的完善有助于避免行政管理中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两者的冲突，当前要强化行政管理中的思政教育工作，端正个体理性的发展理念，克服个体理性的发展弊端，保证个体理性趋向于集体理性的发展，逐步实现两者的靠拢和融合。再者在行政管理中，要加强对个体理性的文化熏染和道德约束，以实现集体利益的发展，从而缓解行政管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冲突，并在集体利益实现的基础上延伸个体利益的完成。此外要逐步健全社会价值引导体系，在社会范围内建立集体价值观念培养体制，培养健全的个体理性，缓解行政管理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

3．结语

总而言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对行政管理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的关系冲突日趋显著，因此，在实际的行政管理工作中，要重视个体利益的实现，同时要合理分配集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分配，避免两者之间的矛盾加剧，从而保证两种利益的顺利实现，实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平衡发展。

参考文献:

［1］唐任伍．行政管理过程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3(06)．

［2］周旭．行政管理过程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研究［J］．科技风，201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