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原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原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2、“千树万树梨花开”出自唐代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原文如下：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

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犹著。

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3、《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译文

北风席卷大地，白草被刮得折断了，塞北的天空八月就飞撒大雪。忽然好像一夜春风吹来，千树万树洁白的梨花斗艳盛开。

雪花飘散进入珠帘，沾湿了罗幕，穿上狐裘不感觉到温暖，织锦做成的被子也觉得单薄。

连将军和都护都拉不开弓，都觉得铁衣太寒冷，难以穿上。

在大沙漠上纵横交错着百丈厚的坚冰，愁云暗淡无光，在万里长空凝聚着。

在军中主帅所居的营帐里摆设酒宴，给回去的客人饯行，胡琴琵琶与羌笛奏出了热烈欢快的乐曲。

傍晚在辕门外，纷纷大雪飘落，红旗被冰雪冻硬，强劲的北风也不能让它飘动。

在轮台东门外送您离去，离去的时候大雪铺满了天山的道路。

篇2

古文中有些表示地名、人名、物名、朝代、国号、帝名、官职等专用词语及所引用的诗词名句，一般都不需要翻译，也不必翻译，可以直接从原文中抄录下来。如《湖心亭看雪》，“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可译为“崇祯五年十二月，我住在西湖”。又如，《三峡》“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可译为“所以捕鱼的人唱道‘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二、词语替换法

文言文中，有些词语比较难理解，在翻译时，最好选用现代汉语中能与之对等的词语来替换，也可以在单音节的词的前面或后面加上字，使它成为双音节的词或短语，这样就解决了译文上的难度。

如《伤仲永》中“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其中“收”可解释为“聚”，这就可以用“团结”一词来替代；“养”加上“赡”字，组成双音节词“赡养”就比较通俗易解了。

三、词义解释法

在理解古诗文名句中，要把握关键性词语予以解释。如《观潮》中“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岳阳楼记》中“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中的“观”字，就可以结合原文解释为“景象”，可翻译为“钱塘江的涨潮，是天下壮伟的景象”、“这就是岳阳楼雄伟壮丽的景象”。这种词语，如不解其意，翻译就无法进行。

四、省略添补法

文言文中，句子或短语中的某些成分及介词常常省略，数词后面不带量词的现象也普遍存在。为了使翻译的句子更符合现代汉语句式的规范，在翻译时，一般应根据添补完全之后的内容来翻译，即凡是省略的词、成分，都要添补上去。

如《桃花源记》中“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翻译时要补上“桃花源中的人”和“渔人”。再如《口技》中“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而已”，译时要补上被省略的量词，译为“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把扇子，一块醒木罢了”。

五、句式调序法

在文言句式中，一些特殊句式往往与现代汉语的句式结构不同，如：状语后置及宾语前置等倒装句式，在学习翻译这类特殊句式时，要根据现代表述的习惯，处理好句式中的语序关系。如《记承天寺夜游》中“相与步于中庭”，动词的限制成份“于中庭”在翻译时应从动词后面调整到动词前面，译为：（我们便）一起在庭院中散步。再如《陋室铭》的结句“何陋之有”，译时就要将宾语“何陋”调到谓语“有”的后面，这才符合现代汉语的习惯。

六、删除虚词法

文言语句中，有些表示语气停顿和凑足音节的虚词，如助词“之”在作宾语提前的标志时（如“何陋之有”），或作为取消句子的独立性的标志时（如“虽我之死，有子存焉”）无意义，翻译时就可以删略不译。

七、词语瞄准法

文言文中有些语句的翻译，只要根据上下文仔细推敲，瞄准句中的重要词，重点突破，就基本上能保证句子翻译的准确性。如《孙权劝学》中“及鲁肃过寻阳，与蒙论议，大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此句中的“及”只有理解为“到……的时候”才算正确。

八、“互文”理解法

古诗文中，常常会运用互文见义的手法，在翻译这类诗句时，必须引导学生了解古诗文中的“互文”现象，充分感悟其上下句的内容互相渗透交错、互为补充的特点。

如《木兰诗》中的“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就不能翻译为“将军身经百战生存无几，壮士（木兰）戎马十年胜利归来”，而应翻译成“征战多年，经历很多次的战斗，许多将士战死沙场，木兰等幸存者胜利归来”，这样，就会避免对古文内容产生误解的现象。

又如《岳阳楼记》中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如译成“不因外物（好坏）或喜，不因为自己的（得失）或悲”，就曲解其意了，应译为“不因外物（好坏）和自己（得失）而或喜或悲”才符合文意。

再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一诗中，“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一句，应该理解为“连将军和都护都拉不开角弓，都觉得铁衣太冷，难以穿上身”。

九、繁句简缩法

篇3

关键词： 理解 语感 方法

在传统教学中，记忆是教学的主要目的，背诵是一种学习的基本方法，后来说“死记硬背”，只能养成书呆子，于是谁也不敢主张背书，更不敢主张背古文了。然而，对于聋生来说，背诵有助于他们的理解和记忆，有助于积累词语，有助于培养良好的语感，还能使学生在读的过程中感知语言文字的知识规律，在感知的过程中锻炼了读的能力。背诵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背诵积累词语的需要

虽然死记硬背是不足取的，但是我们也应强调背诵的可行性，背诵可以储存知识。如果学生有几十首那只几百首诗、纪实片名文熟记于心，随时体味，不断加深理解，那么对学生的语文修养和素质是极其有益的。鲁迅曾说，他十五岁时，差不多读完了十三经。那时的“读”，也就是背。回忆自己的语文学习，老师讲课的内容似乎都没有什么印象了，唯有背过的才深刻的印在脑海里。“五四”一代人，都是如此。辜鸿铭曾说，学外国文也要背，他说，要懂外文，精通外文，最好选几篇或几部外国经典，背下来。被毁自然也就会写，而且写得典雅漂亮。他说得好。作家李国涛还认为现代经典之作，如鲁迅的作品也应背，或熟读成诵。

我们有句古训：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诌。文章背得多，写文章时不知不觉就用上了。海外学者刘绍铭教授说：要提高学子语文水准，除了复古，别无他法。他的“复古”之意，也就是背诵。看来我们的老师们还没有理解到这一点，只是为了考试而为之。

二、背诵是理解课文内容的需要。

《聋校语言教学大纲》要求，讲读课文要通过语言文字教学使学生理解课文内容。理解靠什么呢？当然是靠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学生对课文的理解不是靠自己读懂的，而是靠老师讲懂的，甚至有一部分学生在听了老师讲解之后还不懂。古人说：“书忌耳传”、“文贵自得”。“耳传”只是把知识“塞”给学生，“自得”是通过阅读自己领会知识的含义，其中包含阅读能力的训练。有时候，老师真的低估了学生的能力，认为他们不懂，把知识分解，一点点地“喂”给学生，剥夺了学生“自悟”、“创新”的锻炼机会，无意识地培养了学生的依赖性，导致他们没法独立阅读。因此，老师在课堂上一方面要给学生有充足的读书和思考时间，另一方面要教会学生阅读的方法，善于启发、引导，培养学生“自悟”的能力。当遇到有学生一时说不出或说不准的问题时，要有足够的耐心，不要急于马上把答案抛出来。想方设法让学生通过钻研，自己找出答案背诵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诵读课文，感知和体会课文的语意和整体美，否则教师讲得再好，分析得再透，学生也只能只言片语的领会，这样便破坏了全文的整体美。

我们开展素质教育，就是要通过提高学生的素质而形成能力，那么通过背诵，可以积累大量的语言文学知识，可以形成良好的语文素质，进而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因此，我们在语文教学中提倡背诵，不仅不是与当前实施的素质教育背道而驰，相反地，恰恰是素质教育的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

三、背诵是培养语感的需要。

所谓语感，就是人们对语言的感受力，包括形象感、意蕴感和####感。通过朗读训练学生的语感，是我们传统语文教学的重要方法。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读书体会：一些经典的著作（文章），必须慢慢读，用心去体会，才能明白其中的意思，而且每读一遍对著作（文章）体会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同。同是一个词语，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其意思有可能不同，只有通过多读，才能慢慢地领会其中的意思，懂得其中的规律。聋生只有在模仿的基础上学习语言，然后才会运用语言。

四、背诵教学的方法

怎样背诵，我们一般都提倡在理解的前提下进行，教师先讲一下，让学生首先理解原文，特别是古代诗文，先要扫除文字障碍。但有时先让学生背诵，让他们产生许多疑问，然后再讲解，也会收到良好的效果，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死记硬背”，当然不理解的死记硬背是在反对之列的。我国古代旧私塾先生往往就先让学生背熟原文，然后再讲。实际上学生对诗文的理解并非都是通过老师的一次讲解就能完成的，往往还需要长期的慢慢体味。古人说：“好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理自知”，又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这些都强调了熟读和背诵的重要。背诵时首先要让学生明白背诵的必要性，其次是教会学生一些方法：

（1）交会学生欣赏名篇佳句，使学生印象深刻减轻难度

如教学生背诵《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一诗，教师先感情朗读，最好能吟诵，使学生有感性认识，在引导学生想象作品中描写的画面。

（2）教会学生抓住关键词句，逐层记忆

要求学生背诵的必定是精彩的文段，其层次必定是清楚的，里面的关键词语也是意蕴丰富的。例如背诵《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前三段和后两段，因段较长，我们可以先教会学生分出层次，一层一层的背。如最后一段作者先用排比句描写祖国军民，在和平环境中幸福生活的图景，再将这幸福生活与志愿军战士的生活联系起来，然后激发作者热爱我们的战士的思想感情。学生读一层记一层然后综合起来背，难度就减小了。

篇4

关键词： 西域文学 新疆旅游 研究价值

新疆古代被称做西域，是中国最大的行政自治区，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处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融合之地，地域广袤，历史悠久，民族众多，风俗奇特，其历史、民族、文化内涵和自然景观充满神奇色彩，因此令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也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翻阅古今中外关于西域的书籍文献，其浩瀚博大令人咋舌，笔者查阅了相关文献，并将其以西域文学研究为中心做了梳理。

一、国外研究西域文化历史的情况概述

国外学者研究西域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日、英、德、法、俄等国家。如，日本羽田亨的《西域文明史概论》和《西域文化史》，阐明了古代西域各国的人种、东西交通的意义、与汉民族间的关系现状，以及各国间宗教和美术，整个回鹘时代的文明。羽溪了谛的《西域的佛教》，论及了佛教在中亚及土耳其斯坦传播和发展的历史。德国沃尔特施密特（Waldschmidt，A.）的《贵霜，库车・吐鲁番――中亚中世纪早期艺术导言》（莱比锡，1925年）对西域各国的艺术问题做了概述性论述。针对西域“丝绸之路”进行考证的还有日本佐口透《18-19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上、下）》，就特定时期内的新疆历史情况进行了研究。田宅米吉的《古代亚欧大路交通考》（《地理与历史》1900年）、一雄的《丝绸之路的历史》（研文社，东京，1979年）和长泽和俊的《丝绸之路史研究》（图书刊行会，东京，1979年）等著作，则涉及古西域的历史和地理交通情况。德国赫尔曼（Albert Herrmann）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柏林，1910）探索了《汉书》中所记载的西域各国的名称及其里数的特点。著名的英国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国际敦煌学开山鼻祖之一――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年11月26日-1943年10月26日），于1900年至1931年间进行了四次中亚考察，考察的重点地区是中国的新疆和甘肃，其《西域游历》系列著作中的《重返和田绿洲》、《从罗布沙漠到敦煌》、《穿越塔克拉玛干》，考古范围包括今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吐鲁番地区、哈密地区和河西走廊一带。在这些地区调查和发掘的重要遗址有阿克铁热克、喀达里克、麻扎塔格、尼雅、安迪尔等遗址，米兰佛寺遗址和吐蕃城堡遗址，楼兰古城及其附近遗址，焉耆明屋及其附近的石窟寺和遗址。全书以考古学为核心，基本上涵盖了前述诸多学术领域，内容十分丰富，在考古调查和挖掘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影响力。这部著作中提及了发现的佛经残本，为后人研究西域文学提供了材料。斯坦因的《西域考古图录》涉及新疆古代的历史和文化艺术。此外还有美国著名汉学家、蒙古学家拉铁摩尔Owen Latimore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其中有关于新疆的内容，从生态环境、民族、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历史演进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揭示了中国内地与边疆地区各自不同的互动依存关系，讨论了中国内陆边疆历史的丰富多样性，展现了新疆地区独特的历史价值，指出了中国多民族社会文化的整合特征。法国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是世界史学界公认的关于欧亚大陆游牧民族三千年历史的经典史著，对古代西域草原上的民族作了描述。新疆人民出版社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把中西方探险家、考古学家对西域的重要研究成果编定系列，出版了《西域探险考察大系》共14册，其中有11册是西方探险家、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如斯文・赫定的《罗布泊探秘》，详尽地记录了塔里木地区水文、地质、人口的状况，以及扑朔迷离的罗布人，神秘莫测的楼兰古国。瑞典贡纳尔・雅林的《重返喀什噶尔》，则以一个东方学家的眼光，通过对喀什噶尔的回忆思考，对喀什噶尔历史性的变革做了准确、客观、入木三分的描写。这些文献分别从各自的着眼点对西域的地理风光、民族文化和历史发展进行了考察和介绍。20世纪初，在新疆库车的克孜尔千佛洞，德国新疆吐鲁番考察队的勒柯克（A.von Le Coq）发现大批写在棕榈叶上的梵文佛教写经。随后，德国著名的梵文学家吕德斯教授（Heinrich Lüders）对这批写经进行了研究，并于1911年校刊出版了《佛教戏剧残本》。

据笔者收集的不完全资料，国外研究涉及西域的著作非常多，研究内容较为丰富，范围较广，并有其精深度。但是，国外的研究多在史学考古的层面上，重在民族、历史、人文的考察研究，对西域文学的研究和考察还比较薄弱，并且多是在考古探险的专著里有所涉及，关于西域文学的有影响力的研究专著还未见到，对新疆各民族历史和文化价值及其旅游资源的挖掘也较欠缺，能够从西域文学层面上关注文学与经济、与旅游的关系，目前还没有见到。

二、国内研究西域文学的情况述评

国内最早涉及西域的文学作品，是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和班固的《汉书・西域传》，汉代以公主身份嫁乌孙昆莫（王）的刘细君的《乌孙公主歌》（又作《悲愁诗》）描写了西域的居室与饮食，可算是西域汉文诗歌最早的杰作。汉代至魏晋时期，有传播佛教的僧人，经过西域留下一些释教的诗文，如西汉高僧安世高等。东晋时期康国高僧康僧渊，写下了描写胡人容貌的诗歌《答琅琊王茂弘以鼻高眼深相戏》。唐代，诗人的浪漫主义气质和建功立业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了许多文人先后进入西域，其中有骆宾王，因为西域的经历而写《从军行》，岑参的边塞诗最丰硕，《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和《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描绘了西域奇丽多姿的生活，《火山云歌送别》、《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首秋轮台》、《玉门关盖将军歌》等，则描写了边塞的奇俗异景，别有一番景象。高适《燕歌行》，描写沙漠的荒凉环境，雄厚豪健、悲壮浑朴、豪迈动人。王之涣的《凉州词》，王维的《出塞作》、《陇西行》、《从军行》、《凉州郊外游望》等，形成了文学史上著名的边塞诗派，他们的诗作传颂千古，其诗句中的西域，西域广袤奇异的自然景观和神秘多样的文化习俗，令人称奇。至北宋时期，维吾尔族伟大思想家玉素甫・哈斯哈吉甫于公元1069年写出了长达85章共计13290行的叙事长诗《福乐智慧》，是当时用回鹘文写成的第一部大型文学作品。1072至1074年维吾尔学者马合木德・喀什噶里编写出了用阿拉伯文解释突厥语词的大型著作《突厥语辞典》，内容极其广泛、明确，收录了大量的猎歌、战歌、挽歌、春歌、夏歌、情歌等三百多段，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元代，耶律楚材的《阴山》，描写了西域天山的形象，回回人马祖常，其诗文中也有对西域的描写，最著名的是西域少数民族诗人贯云石、萨都剌等，其作品极富西域民族与地域特色，被古今的学者津津乐道、高度评价，还有西域散曲家马昂夫，其作品颇为人称赞。这些诗人及其作品堪称古代西域少数民族文学的经典，并且在以汉族作家为主导的中国古代文学中占重要地位，享有极高声誉。

到了清代，因为旅游、流放、戍边等各种原因，更多的文人涉足西域并留下诗文，如洪亮吉的《天山歌》、和瑛的《题巴里坤南山唐碑》、裴景福的《三月十四日夜至长流水》等，赞美了新疆的奇异风光；林则徐的《回疆竹枝词》二十四首，则涉及了新疆的景观、宗教习俗等；纪晓岚贬官新疆期间也有《乌鲁木齐杂诗》一百六十首，其中大量关于新疆风土习俗的诗歌，反映了新疆的各个方面；游历新疆二万里的萧雄长期接触并深入考察新疆的风土人情，写下了《西疆杂述诗》，其中有许多关于新疆地理风俗人事的诗歌，如《歌舞》、《丧葬》等；的左宗棠不仅在丝绸之路上留下了著名的左公柳，而且留下了屯田守边的爱国诗《燕台杂感八首》之三；其他如李銮宣，流放新疆时写有《浮云》等百余首有关新疆风土人情的诗歌，王岂孙的《西陬牧唱词》六十首，对蒙古族、维吾尔族的民俗描写非常精彩。这一时期还有许多描写新疆各地风景民情和戍边生活的西域诗歌留存于世，就不一一罗列。在现代的一些作品集中也收录有关西域新疆的文学作品，如旅游作品选方面，张《中国旅游文选》中的《穆天子见西王母》，茅盾的《新疆风土杂忆》等，均用文学的笔法再现了西域的风土文化。

二十世纪，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对古代西域文人及文学创作的研究，我国史学泰斗陈垣先生前期的代表性著作《元西域人华化考》，从文学、儒学、佛老、美术、礼俗等各个方面考察了元代进入中原的西域人（色目人）逐渐为中原文化所同化的情况，其卷四文学篇专门讲到了西域之中国诗人、文家、曲家等，对这一地域孕育出的杰出文人及其创作做了分析。在多个版本的中国文学史中，都论及西域的文人并涉及西域的文学作品，西域文学研究的专著也陆续出现。新时期以来，马大正等《西域考察与研究》，余太山主编的《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西域通史》将西域历史的大致轮廓做了勾勒，其中也都论及了西域的文人。何芳川、万明的《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话》，在研究考察中国从古代到现代的每一个历史时期与西方的文化交流时发现，作为中西交流的陆路唯一通道，丝绸之路所处的西域，必然成为东西方关注和研究的焦点，西域在中国两千年的文明史当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与西域有关的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游牧民族、文人官宦，他们的事迹作为创作素材延续千年，对历代文学创作的影响表现在很多方面，也给后人留下了很多猜想。

现代的国内学者研究西域文学的专著和论文则更为纷繁。范友悦的《论古代西域少数民族文学的特点》，对西域文学的特点做了总结，对政治讽喻性的叙事长诗《福乐智慧》的价值和意义非常重视。郎樱的《福乐智慧与东西方文化》、段宝林编的《笑之研究――阿凡提笑话评论集》、李国香的《维吾尔文学史》等，主要表现在对西域的维吾尔族文学研究非常具体深入。黎蔷的《西域文学艺术的戏剧化》，对新疆的文学艺术的形成和特征做了论述和分析。研究有关西域边塞诗人与创作的论文也非常丰富，这些论文和专著，以及一些山水旅游文学的研究专著，都从不同的层面，分析探讨了古代西域的作家和作品，对西域文学孕育的土壤和生存发展的空间进行了研究。因为篇目实在太多，在此就不一一赘述。

三、新疆研究西域文学的现状

对古代西域的文化名人和文学资源最为关注，投入最大热情、进行执著研究的当属新疆的学术研究机构，以及身处新疆或者曾长期生活工作于新疆的一些学者和文化工作者。上世纪八十年代，新疆人民出版社倾力出版了历代西域文学家作品研究丛书，包含诗抄、选注、评传、游记类十本书，囊括了古代西域著名文人及作品。钟兴麒、王有德选注的《历代西域散文选注》，旨在介绍自汉代至明清反映西域风土人情和开发建置的优秀散文，帮助人们认识了解西域的过去。新疆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编的《福乐智慧研究译文选》和《福乐智慧研究论文选》、阿不都克里木・热合曼主编的《维吾尔文学史》、王堡与雷茂奎主编的《新疆民族民间文学研究》、郝延霖主编的《西域文学论集》、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编的《玛纳斯研究》等，一系列书籍相继出版，推动了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发展，成果日趋深入和全面。周珊与朱玉麒主编的《西域文学与文化论丛》，第1辑收录近30篇关于西域文学的论文，其中有18篇涉及了西域文学具体的作家、诗人、作品和文学艺术的样式，尤其对生活在西域的维吾尔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的文学进行了研究和阐述。张玉声的《试谈西域文学特点》和《谈西域文学的两翼》两篇论文，对西域文学的发展特征及分类做了很有代表性和说服力的分析和论述。胥惠民的《各族人民团结建设和保卫边疆的赞歌――漫论西域诗的爱国主义》和《古代西域文学论纲》，认为“西域文学由三部分构成，即各族人民用自己母语创作的作品，或者他们到中原以后用汉语创作的作品，以及内地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到西域后创作的描绘边疆各族人民生活以及山川风貌的作品”。新疆龟兹研究所副研究员彭杰的《中的龟兹史迹》分析了西域诗歌对龟兹的描述。陈冬季、蔡宇知的《西域文化论稿》，详细阐述了西域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包括西域民族原始文化――岩画、西域民族精神的原始形态――萨满教、西域民族精神的艺术形态――古代文学及西域民族人生历程的宗教化――人生礼仪等。沈子华的《新疆多元文化的形成》，对新疆的民族文化的形成做了分析和论述。薛天纬、朱玉麒主编的《中国文学与地域风情：文学遗产西部论坛论文选萃》，收录了近30篇学术论文，围绕着地域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展开了集中讨论，研究者们不仅把地域理解为文学创作、作家活动的客观背景，而且看做渗入文学内质中的能动因子。其中有不少篇目涉及西域文学中的神话传说、诗歌的发展及西域文人和艺术等内容。近年来，疆内的一些高校还出现了专门的研究机构，2006年新疆师范大学成立“西域文史研究中心”，并创办学术论集《西域文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每年一辑，是新疆本土与世界学术潮流相呼应的集刊，显示了新疆师范大学西域研究学科已经跻身于该领域世界学术之林，并且获得了很好的成就。朱玉麒教授的《徐松及其西域著作研究述评》，对截止到2004年以前有关徐松的生平、学术及西域著作和其他著述的研究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综述与评价，《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汉文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认为吐鲁番文书从外形到内在的“双重碎片”模式，以其丰富性、多样性，构建了中古时期吐鲁番汉文文学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与现场。这些成果令人振奋，也鼓舞更多的学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在文学作品的研究方面，中央文史研究馆吴蔼宸先生选辑的《历代西域诗钞》，共搜集了汉魏唐宋元明清各代内地部分诗人文士吟述我国西部边疆地区人情风物的诗歌一千余首，材料颇为丰富。当代学者星汉所著《清代西域诗研究》，对西域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更细致和深入，该书对西域历史、民族、文学文化的传承研究和作品研究可谓丰富，从中可见古代西域诗的大体面貌。还有胥惠民教授选编的《现代西域诗抄》，将西域文学作品的研究延续到了现代。2000年孙钢主编的《当代西域诗词选》（庚辰版），2012年邓世光主编的《当代西域诗词选》（戊子版）等，则集中收录了当代文人描写、讴歌西域人文、景观、民俗、风情的诗词。

2012年8月31日，由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新疆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唐代西域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新疆师范大学召开。来自内地各省市自治区、台湾地区、香港，以及韩国、新加坡、日本、美国的140余位唐代文学研究专家及学者出席了此次学术会议。与会者就唐代西域与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进行了交流，并实地考察了吐鲁番、吉木萨尔、库车等地的唐代文明遗存。这些活动表明西域文学研究成为世界范围内史学界和文学界共同关注的对象，西域学（或曰丝绸之路学）已经成为国际“显学”，“西域热”高涨。

西域文学的研究成果是丰硕和颇有建树的，但是我们看到，新疆针对西域文学的旅游资源的研究和开发还是比较薄弱的，与内地的此类研究相比是滞后的。自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西域文学与社会经济的联系受到重视。金璐在《新疆文化旅游发展路径选择》和《论新疆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模式》两篇论文中，以新特的地缘、人文优势为基础，研究了当前新疆文化旅游发展的状况、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认为新疆文化旅游产业应将新疆丰富的各民族文化融入到秀美的自然景观中，构建新有的人文景观，充分挖掘新疆旅游产业中的现代文化内涵。还有一些关于西域文学与新疆旅游的研究的学术论文，如阚耀平、焦黎、蒙莉的《新疆文化遗址旅游资源及开发思路》，提出了对新疆文化遗址旅游资源开发很有价值的建议。郑亮、王开元的《唐、清边塞诗对西域旅游文化贡献之比较》，认为唐代文人“开创了游边旅塞的航道”，他们的“边塞山水诗奠定了中华民族对西域旅游的审美情趣”，而清代文人“对历史、地理、风俗、人情、风土的详细记录，为今日的西域旅游增添了历史的民俗的文化内涵”。他们的诗歌“为今日的旅游风俗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魏凯旋的《新疆旅游景观艺术中的形象仿生设计》，从艺术的角度出发，运用建筑学和仿生学的知识，对新疆旅游景观的设计提出了一些新想法，对拓宽我们的研究视野有启发意义。道尔基、李煜辉的《汉唐丝绸之路文化内涵与新疆现代旅游业发展对策》，分析了新疆旅游业对“丝绸之路”的利用现状，指出旅游产品的开发对西域的“文化及历史内涵挖掘不足”。石利娟的《古代汉族西域散文中的新疆自然人文特色研究》，则梳理了历代西域散文作家的作品对新疆地域、文化、风情的描述。盛春寿的《北庭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思考》，因其提到的遗址与中国唐代边塞诗人及作品的密切关系，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梳理文献时，我们注意到，国内一些学者专家重视文学与旅游的关系研究，注重挖掘文学资源在旅游景观中的价值，尤其内地这方面的论文等研究成果很多，如张维亚的《文学旅游地的遗产保护与开发》，丁晨的《论文学的旅游价值与文学旅游资源的开发》，徐秀敏的《浅论旅游文学在发展旅游事业中的价值》，喻学才的《论文学名著型模拟景观的开发》，杨秀玲、王军华的《试论我国文学艺术旅游资源的开发》，张畅的《论文学旅游资源的价值与开发策略》，余靖华、李江风、刘蕊的《文学旅游开发驱动要素及局限性研究》，孙杰的《论文学与旅游的勃兴互动》，陶少华的《体验经济视角下的文学旅游发展策略――以文学作品的旅游开发为例》，等等。这些论文都从文学与社会经济关系的角度出发研究文学与旅游经济的关系，都意识到文学对旅游的影响作用，都在努力探讨开发文学旅游资源的途径和策略。因此让国内外旅游者看到内地的许多风景名胜点，在当地学者的关注下，努力挖掘文学对旅游的促进作用，在许多景区都能够感受到文学与旅游的紧密联系。内地做得有声有色，但是在新疆的很多景区，致力于西域文学的旅游资源开发的研究成果，目前还是极为少见的。内地的经验和成功之处对我们的研究应该是极具启发的。

四、研究西域文学资源对新疆旅游经济影响的意义

我们看到，西域文学的研究成果在新疆在学界已经取得瞩目成就，区内外学者从文学价值、文人创作缘由的角度研究西域文学的成果非常丰富，从民族、区域层面研究“西域文学”的价值和影响的也比较充分，从文学遗产的实用性层面――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的角度关注“西域”的较少。到目前为止，把西域文学与新疆旅游发展联系起来，探讨西域文学对新疆旅游的影响及其资源在新疆旅游经济中的开发与利用，这方面的成果还是很不够的。笔者认为，西域文学资源对新疆旅游经济影响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西域文学作品对新疆的旅游业具有广告和宣传的作用。众多来新疆旅游的人，是被西域边塞诗中的“天山”和“大漠”所引领，是被《西游记》中的火焰山所吸引，是被塞外的奇景和民俗所吸引。西域文学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对西域文学的旅游资源进行研究，是西域文学研究领域和范围的延伸和扩展。

2.西域文学能够向旅游者传导新特的民族文化内涵及价值，满足旅游者的精神需求。新疆这块宝地，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积淀的文化底蕴和文学瑰宝是神奇瑰丽的，也是丰富多彩的。这种文化内涵和价值，是需要西域文学作品向旅游者进行传递和解读的。西域文学资源能够成为许多旅游地的点睛之笔，重视并努力挖掘西域文学资源的旅游价值，是在开发一座尚未得到有效利用的宝库。

3.西域文学提高了那些来新疆旅游的游客的兴趣。西域文学知识能够使游览者在面对新疆的苍茫辽阔、神奇雄伟的自然景观时，因为名篇佳句的引导和感召，心生豪迈、情绪高涨，为文动情、为景动容。可见西域文学对游客是十分重要的，它能让旅行充满诗情画意，给游客增添无穷乐趣。

研究西域文学对当代新疆旅游经济的影响，借助文学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实现推进新疆民族文化发展的大目标，我们可以做的工作还有很多。“西域”研究还可以从文学与旅游价值的可利用、可开发、可操作性方面取得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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