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瓜威尔逊范文
时间:2023-04-01 03:5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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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格雷厄姆·格林;他者;后殖民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1-148-02
《问题的核心》是20世纪英国著名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的代表作品,主要刻画了主人公斯考比的人生困境以及他一步步堕落沉沦后的悲剧性命运。文章拟从后殖民主义角度重新解读《问题的核心》,以此来探讨文本背后所蕴含的“他者”心态。
一、想象的地理:被遗弃的荒原
当格林来到西非这块异域土地上时,尽管他非常热爱这片国土,但作为一名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他打量这块殖民土地的时候,就不可能完全摆脱掉他作为英国人的身份认同。格林“通过文明的西方自由意识感知非洲”也因此格林笔下的非洲殖民地相对总是肮脏破败、沉闷窒息的。这里一年当中,连续六个月是灼灼的炎日,另外六个月是漫长的雨季,动辄汗流浃背,不然就是重重雨幕。格林在文中说,这样的气候让人无法忍受,这里的气候会让人变得恶毒、势力、无能和卑鄙,一点点爱或恨就会逼得人彻底发疯。小说中随处可见象征着腐败和死亡的秃鹰形象,众所周知秃鹰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是不详之物,代表着最后的终结。小说中大量的关于秃鹰的描写表现了格林对非洲殖民地一种自然的否定意味。充斥在这块土地上只有肮脏的野狗、集群的苍蝇、恶心的蟑螂,就连警察局也有一种动物园散发出的气味,弥漫在四周让人如此恶心,不管怎么擦洗,这种腐臭都消不掉。自然环境的肮脏和恶劣加速了疾病的滋生,疾病在这里是司空见惯的。医院里满是疟疾病人,在非洲西部任职的英国官员也深受其害。这些英国官员简直恨透了这块地方,他们普遍认为,这片蛮荒的殖民地简直就是白人葬身的坟墓。
格林描写的这里俨然是被上帝忘记和遗弃的荒原,这里是比西方文明最贫瘠时期还要荒芜的原野,是精神的荒漠,是现代文明遗落下的领土。“它是一个这样的所在,它充斥着肮脏、破败、无能、溃烂、沉闷、窒息的白昼和潮湿的夜晚。在这里,雄心被慢慢耗损,所有的挣扎都是无所谓的。”文本里几乎没有任何有关非洲殖民地作为第三世界的美丽情调和异域风情的描写,不管格林是否承认,他在描写非洲殖民地的自然环境景象时已经掺杂了其大量的意识形态因素。
二、意识形态下的社会:混乱的巴别塔
格林笔下的西非殖民地是二战时期一个封闭孤立的混乱场,充满了各类复杂的社会关系,如同最早的巴别塔一样。这里不同于西方的文明秩序,整个社会显得那么污秽混乱。在格林的笔下,殖民地的人民没有道德标准,生存在丑陋和阴暗的社会,他们精神衰竭、信仰危机、文明破败、欲念泛滥。殖民地的的小孩子们总是重复喊着“船长要跳基格舞?我姐姐是漂亮的中学女教员。船长要跳基格舞?”每当有船员走出,这些孩子们就会像苍蝇似的蜂拥而上将他们包围住,要引诱带领他们去附近的妓院。而殖民地那些稍微大一点十六、七岁的青年们,他们年龄虽然不大,却是非常危险的“码头耗子”们,除非有白人长官做护卫,否则就连当地警察都不敢去管制他们。格林所观察到的殖民地儿童不像西方社会的孩子般纯真善良,童趣盎然。在这样一种社会里,殖民地的孩子们过早的就遗失了自己的童心,在恶劣的环境下,他们的童年进入了万劫不复的歧途,性格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因此变得狡诈、残忍、恶毒。不仅如此,过于沉闷和压抑的气候也消解了白人们的意志,为了打发无聊的生活,哈里斯和威尔逊发明了一种捕蟑螂锦标赛的运动来延续英国乡间捕猎狐狸的习俗。身处这里实在让他们感到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在异国他乡,他们要努力的维持英国人身份,然而这里隔绝的空间却让他们错乱了自我,迷失了方向。
尔虞我诈的勾心斗角、孩子们的童心泯灭、码头耗子们的犯罪作恶、白人官员的荒唐无聊,这些丑陋行径在西非殖民地上裸的展示着。这就是二战中的西非,这里的一切似乎都处于衰落和混乱的状态,使得那些英国殖民地官员都觉得处在一种茫然孤立中。当格林用西方文明的参照物看待西非时,格林对西非叙述的措辞与笔调就不能显示出一种客观和公允的态势。西非的一切不美好是验证西方的强大工具和有力衬托。西方意味着文明的生活空间和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相比之下,西非却如同魔域桃源,现代文明还没有完全覆盖它,因而西非呈现出的是一种远古的蛮荒之态。格林笔下的西非,并不是现实的西非,而是欧洲集体想象、集体评判的西非。种族的因素仍会不自觉渗透其中,这对于格林来说,大概是无法避免的。
三、“他者”心态下的伊斯兰教
尤塞夫是《问题的核心》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形象。他是一个伊斯兰教徒,格林笔下的他是一个非常狡诈、邪恶、奸险的魔鬼似的人物。尤塞夫的长相极为丑陋并且无恶不作。他借钱给斯考比然后以此为由威胁他犯罪,他设计引诱斯考比和他一起陷害其竞争对手塔利特并谋害了斯考比忠实的仆人阿里。格林将尤塞夫描绘成撒旦类型的恶徒,也折射出他对伊斯兰教的“他者”心态。
赛义德在其力作《遮蔽的伊斯兰——西方媒体中的穆斯林世界》中曾指出,绝大多数西方人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客观的伊斯兰教,而是一个被解释过、被赋予许多消极内涵的抽象名词。在西方人眼中,只有基督教才是正统教义,其他一切宗教都是歪理邪说的异教。伊斯兰教对于西方人而言象征的是恐怖、毁灭、邪恶、暴力,是一种威胁。赛义德在《东方学》里曾说“伊斯兰教在众多方面都是一种挑衅,它与基督教在地狱和文化中都让人不安地接近。”尤塞夫在这里就代表着那让人不安的伊斯兰教徒,尽管他犯下了累累罪刑,然而奸诈的他却从来没有留下什么真赃实据在警察手里,就是这个靠战争走私和讹诈发财的叙利亚商人给殖民地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塔利特是他的竞争对手,是一名天主教徒,不同于尤塞夫的奸诈,塔利特十分的诚实,也因此他经常被尤塞夫利欺骗和陷害。他们都是叙利亚人,但很明显,那些英属专员都偏向塔利特多一些,他们会去塔利特家吃饭,兰克神甫还会因为塔利特上了尤塞夫的当买了假钻石而恼怒万分“尤塞夫骗了你,是不是,塔利特?你还不够精明,是不是?你这个天主教徒让一个穆斯林给骗了。我真想扭断你的脖子。”欧洲人对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教徒的看法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他们出其的卑劣,所以被穆斯林欺骗是让天主教徒所憎恨和难以释怀的。格林本人也是名副其实的天主教徒,他对穆斯林徒尤塞夫恶魔般的描绘反映了他对穆斯林的先入为主的成见,在格林眼里,穆斯林是一个充满轻蔑和贬义的词汇,伊斯兰教是远远不及基督教的。
四、帝国霸权下的身份扭曲
(一)被剥夺了权利的殖民地女性
在《问题的核心》中,格林并没有很详细的刻画殖民地女性的形象,格林主要选取的是殖民地妓院中的女性形象作为代表。与欧洲白人女性的知书达理、温文尔雅、洁身自好相比,殖民地女性则显得那么卑微低下、堕落放纵、毫无价值。她们生存的唯一的目的就是摆弄自己来吸引异性,尤其是白种男人的注意。
当威尔逊走进殖民地妓院时,他感到非常失望。“他看见一个女孩子穿着肮脏的汗衫躺在包装箱上,活像扔在柜台上的一条死鱼。”威尔逊感到自己很愚蠢,“我是多么大的傻瓜,多么大的傻瓜,把车开到这地方来只是为了这个”。在威尔逊看来,这些黑人女性的身体就如同一条死鱼,完全不具备西方女性的高雅美和尊贵美。她们身上散发出的味道是一种陈腐的霉味,在煤油灯的昏暗和摇曳的灯光下,面对黑人女性的胴体,威尔逊联想到的却是为了停放尸体而新挖掘的墓穴。威尔逊来到当地妓院“观赏”了之后,一直想逃离,与黑人女性发生肉体接触对于他而言是恶心和羞耻的事情。黑人女性受到的殖民文化压抑是沉重的,她们丧失了自己的主体地位而沦为工具性客体,丧失了自己的世界和自我的历史意识,仅仅缩减为一个无名的、不确定的、空洞的能指,成为父权主义和帝国主义强大的反证。格林对殖民地女性的认识从其笔下的威尔逊的行径和态度中表现出来了,他对西非女性的认识是一种东方主义的认识,是在一种东方权利话语的情境下对殖民地女性的固定偏见。
(二)被奴隶化的殖民地“仆人”
赛义德在其著作《文化与帝国》中曾指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背后的根本思想是:他们和我们不同,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应该被统治。西方人面对边缘国的时候往往会显示出自己无上的优越感,在他们看来,边缘国只是作为宗主国强大神话的一个虚弱陪衬。在《问题的核心》中殖民地黑人几乎都是作为被统治的奴仆形象出现。“黑人职员们来往于各个办公室,好像医生在伺候病人,即使挨了骂也总是陪着笑脸,恭顺有理”威尔逊找了一个黑人孩子为他做送情报的差事,他诱惑黑人孩子说“给我好情报,真实情报,不是瞎话,我就给你找一个好差事,给白人当大仆人,懂不懂?”在威尔逊看来,为白人做事,哪怕是降低做人的尊严给白人当奴仆,都理应是黑人的至高荣誉,他们也应该觉得荣幸和懂得感恩。
阿里是黑人奴仆中最典型的代表,他是主人公斯考比忠实勤奋的非洲仆人,是斯考比唯一的伴侣。阿里后来在无意中发现了斯考比与其情人海伦幽会的情景并且发现了他参与了尤塞夫钻石走私的犯罪行为,阿里的发现让斯考比感到万分担忧和恐惧。在理智上斯考比清醒的知道阿里是值得信任的,但在下意识中从骨子里他无法去说服自己不去除掉阿里。阿里的存在对他的安全构成了威胁,他毕竟是与自己种族不同的黑人,而“永远不要相信黑人,到头来他们会把你卖了”殖民地商人警告他的话让他最终与尤塞夫一起谋杀了阿里。斯考比和阿里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种族国家,欧洲人有一种认识几乎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世界上泾渭分明地存在着一个“我们”和“他们”,每一方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容置疑地摆在那里。这就决定了斯考比不可能与阿里成为真正的朋友,也决定了斯考比永远不可能绝对的信任阿里。斯考比的不信任和不作为间接导致了阿里无辜的死。对于西方人而言,种族差异是理所当然的,白人比黑人高出一等级,所以黑人为白人做奴隶,为白人做牺牲都是合乎情理的。格林在看待这一人种区别时也难免不打上白人优越论的印记。
五、结语
格林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是由他欧洲人身份决定的,他赋予了西非以空虚、混乱和丑陋的色彩,这种被扭曲和被曲解的想象性西非成为了验证西方自身的他者,使得西非纳入了西方中心的权利结构。从后殖民主义角度重新解读《问题的核心》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在多元文化共存的今天,要消解文化殖民带来的身份扭曲和“镜像迷误”,必须要消除文化殖民、西方中心、白人优越、帝国霸权等思想,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受殖者被“他者化”的命运,才能实现东西方文化平等交流和相互理解。
参考文献:
篇2
1、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养成一种做好事的习惯。
2、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但丁
3、总以某种固定方式行事,人便能养成习惯。——亚里士多德
4、习惯比天性更顽固。——昆图斯
5、习惯不加以抑制,不久它就会变成你生活上的必需品了。——奥古斯丁
6、一种传统的习惯每每是越没有存在的理由,反而越不容易去掉它。——马克?吐温《汤姆?索亚历险记》
7、以为一个曾以某种方式完成某种行为的人不会再作出相同的举动,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误解。只要干过,就一定会再干,实际上他早已干过了。——切萨雷·帕韦泽
8、习惯就是习惯,谁也不能将其扔出窗外,只能一步一步地引下楼。——马克·吐温
9、在克服恶习上,迟做总比不做强。——利德益特
10、在日常事物的自理中,一盎司习惯抵得上一磅智慧。——托·布·里德
11、习惯能造就第二天性。——西塞罗
12、习惯若不是最好的仆人,便就是最差的主人。——艾门斯
13、习惯实际上已成为天性的一部分。——亚里士多德
14、习惯使社会阶层自行分开,不相混杂。——威·詹姆斯
15、根深蒂固的恶习决非一朝一夕就能养成的。——玉外纳
16、孩子成功教育从好习惯培养开始。——巴金
17、习惯是很难打破的,谁不能把它从窗户里抛出去,只能一步一步地哄着它从楼梯上走下来。——马克·吐温《傻瓜威尔逊》
18、习惯是社会的巨大的飞轮和最可贵的维护者。——威·詹姆斯
19、好习惯是一个人在社交场中所能穿着的最佳服饰。——苏格拉底
20、习惯是一条巨缆——我们每天编结其中一根线,到最后我们最终无法弄断它。——梅茵
21、习惯是一种顽强而巨大的力量,它可以主宰人生。——培根
22、习惯是在习惯中养成的。——普劳图斯
23、坏习惯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奥维德
24、美德大多存在于良好的习惯中。——佩利
25、习惯形成性格,性格决定命运。——约·凯恩斯
26、人应该支配习惯,而决不能让习惯支配自己。——奥斯特洛夫斯基
27、人喜欢习惯,因为造它的就是自己。——萧伯纳
28、让每一个学生在学校里抬起头来走路。——苏霍姆林斯基
29、习惯要靠习惯来征服。——坎普滕的托马斯
30、一个钉子挤掉另一个钉子,习惯要由习惯来取代。——伊拉斯谟
31、习惯真是一种顽强而巨大的力量,它可以主宰人的一生。——培根
32、一个人如果每年根除一种恶习,那么他用不了多久就成为十全十美的人。——坎普滕的托马斯
33、习惯虽然可以是一个使人失去羞耻的魔鬼,但是它也可以做一个天使。——莎士比亚
34、习惯,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它的奴隶。——高汀
35、我们看到一种风俗只要起了头,就能继续流行。因为它的基本精神是那种巨大的力量——信念;由于穷年累月的惯例和长期的风俗习惯,信念达到了顶点,能够产生惊人的效果。——马克·吐温
36、讨饭三年懒做官。——日本
37、是否真有幸福并非取决于天性,而是取决于人的习惯。——爱比克泰德
38、一个人应养成信赖自己的习惯,即使在最危急的时候,也要相信自己的勇敢与毅力。——拿破仑
39、儿童不是用规则可以教得好的,规则总是会被他们忘掉的。但是习惯一旦培养成功之后,便用不着借助记忆,很容易地自然地就能发生作用了。——洛克
40、对我们的习惯不加节制,在我们年轻精力旺盛的时候不会立即显出它的影响。但是它逐渐消耗这种精力,到衰老时期我们不得不结算帐目,并且偿还导致我们破产的债务。——泰戈尔《民族主义》
41、当你开始依照习惯行事,你的进取精神就会因此而丧失。——乌纳穆诺
42、不良的习惯会随时阻碍你走向成名、获利和享乐的路上去。——莎士比亚
篇3
“北京银矿”是法国收藏家苏文(Thomas sauvin)从回收站买来的五十万张底片中,挑选出一部分照片来再现三十多年来中国人生活变迁。在朱大可看来,没有任何职业摄影师的作品,能比这种大规模的影像人类学档案,更真切地表达80至90年代中国人的私人梦想。奇怪的是,正是基于数码相机的流行,中国人草率地丢弃了自己的胶片记忆,这种“现代化转型”成全了苏文,令他拥有一座巨大的文化银矿,并获得一种因遗弃而被自然赠予的微观权力,让我们得以窥视那些旧世纪的家庭秘辛。
以至于朱大可后来在给苏文的颁奖词里一再感谢他,感谢他从这些废弃的日常家庭影像里打捞起了正渐渐离我们远去的中国人的生活记忆。
“再上圈”是对年初在今日美术馆展出的“隐没地”的一次重新整理,去掉了那些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们的作品,只留下西海固上圈组村民们自己拍摄自己生活的照片,依据作者年龄从小到大编排展览的顺序,以便让我们去比较发现从孩子到成年人的视觉天性的变化。并放大一张他们自己最喜欢或者觉得最重要的照片,在边上附以他们本人的一句话解读,再从他们的原始数据里按照“摄影”的要求选择了十来张照片,并用镜框装裱的形式使其呈现一种“作品”的感觉。由此我们可以对比出我们所谓的“摄影”跟村民的日常家庭影像之间的巨大反差――当我们着意于某种审美的意趣的时候,他们更在乎自己的生活经验跟情感体验。一张构图不是很清晰不讲究的大萝卜的照片下面写着一句“我们种的萝卜,能卖两个钱,冬天也能省两个钱,发了芽的萝卜,也好看!”足以瞬间秒杀那些用我们的符号和语法刻意营造编排出各种自以为情境妥当的“作品”。
“摄影师跟他的孩子们”是一个很有爱的展览,展览中出现的照片全是有关摄影师拍自己家的孩子,或者是摄影师跟自己孩子在一起的照片。当然这里的摄影师是一个笼统的称呼,他们当中有的是策展人,有的是艺术家,有的是媒体记者,但面对自家的孩子的时候,他们的身份全部自然地变成了父母,这些非作品的家庭照片也让摄影回到了生活的原点。个展览在某种意义上也试图在提醒我们:生活本身比一些不知所谓的“艺术”更有意思,也更有乐趣。
以上三个展览中后两个都是我做的,而其中的“摄影师跟他的孩子们”其实是我2009年在丽水国际摄影节上“嗨,亲爱的!”的一个延续。当时那个展览是摄影师拍摄自己的爱人的照片,参展摄影师有任曙林、唐浩武、EMI、陈有为、聂磊等人,相对来说,属于情感上要比拍孩子私密许多的家庭影像,在那个展览里,我当时试图探讨当摄影者跟被摄者处于情人或者爱人这样一种独特关系的时候,影像的功用和样式的特点。
我当时在展览前言中写道:“……有人说,摄影是一种侵犯:也有人说,摄影是一种偷窥,还有人说,摄影根本就是一种对世界进行式的收藏……但在这些照片里,我们读到的却是另外的一种语言和心境:摄影可以是一种欣赏和爱慕的方法,摄影也是一种调情的工具,它当然更可以是一种私密空间里情感的记忆载体……我们可以用摄影去享受相爱的欢娱,也可以用摄影去化解失恋的忧伤,摄影是我们恋爱、生活的一种手段,甚至就直接是组成的一个部分……”
四年后,我希望再次用一个展览来强调我这个观点――我们应该让摄影跟我们自己的生活关系更加紧密一些,所以前言更加直接明了――“从功用的角度出发,相机和笔一样都只是工具,但问题有趣在于我们不会认为拥有一支笔的人就是书法家或作家,却往往会把拥有相机的人看作是摄影师或爱好者、发烧友,总之,跟口袋里揣着支笔的人比起来,他容易被人看成是具备某种技艺甚至由审美特长的人。
事实当然不是如此,对于一个人均GDP正奔5000美元而去的国家来说,社会消费结构早已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如同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70年代的欧洲、80年代的日本一样,中国人正迎来一个休闲旅游的消费热潮,照相机已然成了每个家庭的必备小家电。可惜的是,很多人对摄影的了解还停留在30多年前的记忆里,那时举着照相机的人往往就是掌握着艺术、宣传的权力的人。今天依然有许多人没有与时俱进地意识到,当照相机几乎成为这个骤富国家最热门“快销品”的时候,摄影的那些光环其实已经悄然褪去,成为通往他们所谓的“艺术”的最廉价通道。
所以,当我们重新回顾最初对相机的渴望时会发现,这个时代继续赋予拥有相机的普通人以一种特殊的身份多少有点自欺欺人,事实上,许多人并没有多少艺术的野心和能力,他们最初只是为了能收藏自己的生活收藏自己的记忆,记录那些让人难忘的快乐时光,记录身边那些可爱的人们……
面对自己的生活,这才是回到原点的摄影,才是无数大众影像的终极意义所在,比起那些装模作样无病的作品,直面生活的真诚显然更能打动人心。
事实上,对日常家庭影像的关注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纵观摄影史,家庭影像一直都是它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早在1 9世纪,照片就已经深刻地参与到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中,人们不但将那些充满异国奇观的照片用来增加家庭生活的乐趣跟舒适度,让它们像今天的电视机一样成为家庭娱乐的一部分,同时还让家庭照相簿负责向人们展示他们的生活全景,其中既有关于他们家庭内部生活的,也包括他们跟外部的世界的关系。
我们从威尔逊爵士(Sir Arnold Wilson)保留下来的那本著名的家庭相册中,就能看到当时大家族由女性特质浓厚的家务生活跟男人们在军事或者商业上的冒险生活相辅而成的那种时代感。在麦克林托克(Anne McClintock)看来,这些家庭相册“已经成为英国帝国主义身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西方人尤其是欧洲人的这种家庭相簿大都由子嗣繁盛的家族长者保管,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至今都保管得很好。以至于我们看到的关于中国晚清时期的影像往往会出于欧洲某个家族的家庭相簿。我的朋友沈迦先生近年来致力于中国近代基督教史及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研究,历经数年,走访太原、北京、香港、澳门、牛津、剑桥及英伦半岛等苏慧廉生活过的城市,重返历史现场、寻找历史后人,这一走访不打紧,居然还顺带着在他后人保存的家庭相簿里打捞出了关于温州这个城市最古老的影像资料。
但这种类型的家庭相簿在中国却并不常见,基于文化的差异,也基于过去一百多年来这个国家战乱和社会动荡的原因,像欧洲人的那种家庭相册在中国人的家庭里得以流传的并不多见。虽然早在1846年的纽约就已经有了16家照相馆,十年后更是达到了71家,当时拍摄一张肖像不到一美元,在法国拍张小肖像印成100张只需要50法郎……但对50年后的中国人而言,拍照依旧还算是比较奢侈的事情,以当时上海的“王开照相馆”为例,拍一份照片要3到6块大洋,基本相当于普通人家一个月的开销,所以只有一些富有而且讲究的家庭才会拍摄大量的家庭照片。然而之后的数十年许多家庭不是在战争的颠沛流离中遗失了这些相簿,就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销毁了那些带有旧时代生活罪证的家庭照片。
2005年之后,随着老照片收藏的兴起,一些有幸保留的家庭老照片才得以进入人们的视线,其中最受关注的有两个案例:一是《破译老照片密码》背后的故事。2007年初,北京收藏家刘钢从旧货市场上购买了9。0张老底片,当时除了底片上的影像,这批资料中没有夹带任何可供借鉴的文字信息。然而,就凭着胶片上影像携带的场景、环境、人物、服饰、物件等信息,在杨浪、许扬等一批博联社博友的努力破译下,最终从中追溯了一个家族的百年历史;二是仝冰雪收藏的“一站一座一生”,一个名叫叶景吕的普通中国人,生命跨越了“清末、民国和时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坚持连续62年每年都到照相馆给自己留存一张肖像照片,战乱离合都没有中断他这种独特个人记录方式,完整地留下了个体生命在大历史中流逝的完整过程,保持着他自己做人的尊严。这两批影像的收藏让人们看到了老照片,尤其是家庭老照片的宝贵价值,当我们在一个更大的历史场域去审视这些影像的时候,能看到大历史的侧影和它丰富生动的细节,这是以往口头、笔墨历史记录所无法呈现的。
从技术角度来看,正是1888年后乔治・伊斯曼(George Eastman)发明的系列柯达照相机将早期复杂的摄影工艺迅速简化,使得摄影开始走进了家庭的日常消费。而随后的每一次技术革新推出的更加方便乃至“傻瓜”的工具,则最终把人类的生活无孔不入地在各种材质上曝光成像。因着整体现代化的进程的落后,中国摄影消费也一直远远落后于西方社会,但这种情况随着最近30多年的经济发展很快就得到了完全的改变。
经济的富足和眼界的开阔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自信,今天的中国家庭影像不再像以往那样被动地在照相馆、摄影师这样的第三者面前展示自己的生活,而是主动地进行自我记录,这些照片很多时候跟传统意义带有强烈的审美需求的“摄影”样式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苏文“北京银矿”的那些照片基本上代表了过去30年间中国民间家庭影像的大致样式:在风景名胜地留影,在新居里留影,在新家电、新家具前留影,穿着漂亮的时髦衣服留影,带着一种对新生活的美好憧憬,自然而又天真。
但摄影师的家庭影像却不仅仅停留在这样的喜悦上,因为对摄影这个媒介理解,往往使得他们更具有一种历史的洞见力,他们深知即便是一个普通小家庭的家庭史一个平凡人的个人史,在影像化的历史叙事中都会有着非常经典的实证意义和迷人的故事魅力。张新民、安哥、贺延光几乎是用一种“编年史”的方式来拍摄编辑自己孩子的成长故事,丘和杨菲朵用温暖诗性的语言来表达一个初为人父人母的那种细腻真切的情感体验,孙彦初的照片给我们带来的是生命历程的惊鸿一瞥:王昕伟则直接让孩子成为自己的创作对象……这些摄影家或批评家们在今天用各自的方式建构私人家庭影像档案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摄影对生活的意义比那些不知所云的艺术更有意思,也更有意义。
当然,在一个全民摄影的时代,面向家庭,面向生活的影像已经无需提倡,不论是有意识的秀幸福还是无意识地被片刻感动,它都正在被源源不断日夜不停地制造出来,这些铺天盖地的记忆碎片最终都会汇入到那条淌向未来的历史河流,在时光的映照下,闪烁着我们今天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