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现象分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现象分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界定了论述对象之后，笔者所要展开的第一个问题是：对称兄道弟这种社会现象的描述。说称兄道弟是一种社会现象，这里并不存在夸张的意味。在中国，从村头的混混无赖到街头的流氓阿飞，从黑道上的帮派到日常工作生活中的小群体甚至组织，从相互熟悉到路上的偶遇，都可以听到“老大”、“老三”或“老兄”、“老弟”这样的称呼。另外我们从各种文化载体上也可以觉察到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首先要提到的便是我国的两部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前者的桃园三结义，后者的一百单八梁山好汉，在我国可以说是人人皆知，而且一经提起，莫不竖起大拇指赞叹不已的。其次便是当代多如牛毛的武侠小说以及现今根据这些武侠小说改编的充斥电视荧屏的古装戏，很多人如痴如醉地欣赏着这些“成年人的童话”中的侠义英豪、江湖义气，几乎就要拉上几个拜把子兄弟去所谓的“江湖”上行侠仗义了。再从各种现代影视片上看，内地的、港台的，均有大量片子涉及到了称兄道弟这种现象，其中以港匪片为甚。外国的警匪片笔者也看了不少，却极少听到过黑帮成员之间称兄道弟。如果让一位英文翻译把这种称呼准确传神地译成英文，可能会难倒他的。

笔者认为以上的描述已经足够地说明“称兄道弟”这种社会现象在中国的普遍性和有研究的价值了。但是，描述性说明是肤浅的，他不能解释“为什么”这样的问题。下面是笔者所要探讨的第二个问题，即“为什么”。

为什么中国人在一个接触较为密切、频繁的交往圈子里喜欢称兄道弟？为什么中国人认为“兄弟”是比朋友更密切的更容易接受和认可的一种交往对象？笔者认为必须从中华民族的文化特性、社会结构特征中寻找。

中国是个农业国家，自古以来一直以农业为本，以其他各业为末，重农抑末在中国实行了几千年。中华民族世世代代都在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这样的生产、生活方式必然导致人们社会交往、社会流动的缺乏，导致人们自我封闭和安土重迁。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和由之产生的人的特性，为统领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和家族文化的诞生、发展提供了可能。其中，笔者认为家族文化处于更基本的地位，因为以儒家为首的一系列处世观念、宗法制度、政治纲领、政治体制等均为家族文化的反映、抽象和转化。家族文化这种文化模式在中国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巩固，已经牢牢地植入了中国人的文化本性之中。一部中国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家族史。 正因为“家”在中国具有普适性，所以中国人小到日常生活交往，大到治理一个机构、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都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某种与“家”有关的观念和行为方式。

到这里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了：一种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家族文化导致了称兄道弟在中国的盛行。进一步，称兄道弟这种现象是与家族文化模式系统中哪一个环节发生联系呢？这是笔者所要论述的第三个问题。

我们知道，一个家庭最基本的模式是由父母（夫妻）和子女（兄弟姐妹）构成的。此模式已可反映我国社会的基本交往结构。社会中的上下级关系、前后辈关系便是模式中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社会中的同事、朋友等关系便是模式中夫妻、兄弟姐妹的关系了。由此可见，称兄道弟正是家庭中兄弟姐妹等横向联系在社会上的延伸。《论语?为政》中写道：“孝乎惟乎，友于兄弟”；贾谊也在《道术》中说：“兄敬爱弟谓之友”。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朋友之交不过是兄弟关系的延伸而已。然而，仅仅是如此而已吗？恐怕未必，这里面应该还有文章。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先生用“差序格局”这个词来描述中国人的交往模式，并指出这种格局是一种以家庭中的自我为圆心的同心圆交往格局。一个人的交往对象首先是家庭成员，然后是家族成员，然后才是社会其他成员。这种过程，这种差序，使得中国人在交往中很容易找到自己行为态度的标准：对哪些人热情，对哪些人冷淡；对哪些人敬畏，对哪些人不屑。细细想想中国人的日常交往，觉得费老这个发现甚为了不起，它简直说到中国人的骨子里去了。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中国人对熟人，对属于他那圈子里面的人是充满热情；对于陌生人，对于与他们无关的人，则表现出一种漠然甚至讨厌的态度。笔者曾多次在邮局碰到这种情况：一位值班小姐正在面无表情，话语冰冷地为我办理业务，同时还时不时与同事说几句。但她回过头与同事说话时的神态却截然不同：有笑容，有热情；言毕，重新面对我时，又恢复到了冷若冰霜的样子。我不得不为她脸上肌肉功能的健全而惊叹。中国人在交往中出现的这种差序状态是家族文化的反映，而称兄道弟，也正是一种差序交往方式，它与邮局里那位小姐的行为模式有着某种共同之处。

中国人交友比较慎重，也往往喜欢区分一般朋友和密友。一个交往个体，当他在交往中觉得他所处的一个交往圈子比较密切，比较牢固时，他往往有一种以兄弟相称的冲动，并且坚信，这种称呼将会极大地促进个体之间的感情。因为这种方式会使得他们获得这样一种感受：本圈子中的成员之间是比一般交往朋友更为密切的，而且，成员之间位置的排定亦有利于成员的日常交往行为??他们觉得按照这种排定的位置交往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称兄道弟无论对于整个朋友群体来说还是对于互称兄弟的成员内部来说，都是一种差序交往方式。

不过，当笔者进一步对称兄道弟这种差序交往方式进行思考时，觉得这种差序与费老所指的差序在涵义上有一定的区别。费老提出的差序格局是一种同心圆扩展模式，他是从交往对象对于交往主体的亲疏远近程度的不同所以造成了交往上的差别这个角度上来说的。中国人的交往行为、思维方式，中国的社会格局的确像费老所提出的同心圆扩展式的差序模式。而在称兄道弟这种现象上面，笔者以为它不但反映了一种同心圆差序模式，而且更反映了一种阶梯形的差序模式。

阶梯形差序模式与同心圆差序模式并不矛盾，它们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枚硬币就是差序格局。同心圆差序模式反映了交往主体的交往发展方式以及由此带来的态度改变，它描述的是这样的一种情形：“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的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乡土中国〉，第27页）；而阶梯形差序模式反映的是交往个体在交往中的地位差别以及由此形成的态度差别，它描述的是这样一种情形：交往主体就像一段阶梯中的一级台阶，无论他处在怎样的交往模式中，他均可以找到比他高的台阶和比他低的台阶??即使只是在自己的意识观念当中??然后他就可以以此为依据，对交往对象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和态度。

前面笔者所述的基本家庭模式中的兄弟姐妹关系会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兄弟姐妹之间是平等的，不存在差序。然而事实上，在中国的家庭，兄弟姐妹之间亦存在着明显的差序：长子比次子地位高，儿子比女儿地位高；即使在一个家族当中的堂兄弟之间，亦因父亲地位的不同而获得不同的地位。所以说，中国的家庭，全方位地存在着阶梯形差序。而整个这个社会，又是一个由家庭推而广之的家族式社会，这样的必然结果便是：中国社会是一个全方位地存在着阶梯形差序的社会。

接着，笔者将进入第四个问题：从称兄道弟这种现象上面对中国人的行为模式、思维模式进行一些分析。

首先笔者想说明的是：称兄道弟有助于一个人位置的确定。这个“位置”并非指西方那种团体格局社会中属于团体成员??个体??的那个“自我”，而是指一种阶梯形差序中的某一级“台阶”。如果只称朋友，则不太好确定属于你自己的那一级“台阶”了。“朋友”一词暗示着平等，合作，尊重个性，允许个体有着自己的天地。互称朋友的个体之间是靠着某种共同拥有的东西或相互承认并尊重的规则维系着，这种维系不会令你感到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力量压着你，也不会令你有一种居高感和拥有特权感。而中国人所乐于从朋友中发展而成的拜把子兄弟这种关系，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成了拜把子兄弟，那么你在兄弟中的位置便确定了，换句话说，你便成了一级台阶。或许有上一级，那便是你大哥；或许有下一级，那便是你的小弟。总之，你已失去一种“平等”，形成了差序。这种不平等并不只意味着你处于劣势，也包括了你处于优势这种状态。而且，在兄弟这个整体与一般朋友之间，也呈现出一种阶梯形差序??不平等，因为，对待兄弟显然要与对待一般朋友不一样。

梁山好汉李逵一身武功却最后陪着他的大哥??宋江凄惨地服毒而死，就因为他们是拜把子兄弟，所以宋有权利，李有义务，于是不平等??无论对宋江还是对李逵??产生了。“桃园三结义”之一关公，为了大哥可以过五关斩六将；张飞为了关公的死而乱发脾气，结果死于小人之手；刘备则置诸葛亮这个不是拜把子兄弟的朋友的劝说于不顾，不惜一切代价讨伐孙权，其结果是阿斗“此间乐，不思蜀”。称兄道弟到了这个份上，也可谓是千古绝唱了。中国人历来都只是对他们的义气津津乐道，少有人做出理论分析的。笔者现在把其列举出来，只是想说明，中国人乐于在交友上营造一种阶梯形的差序，而且能够严格地按这种差序活动，甚至达到一种盲目的状态也乐此不彼，以此为荣。

其次，由此推之我们就不难发现，中国人在行为上、思想上非常注意明确对象的地位、身份等具有差序性的标志，反过来其实也是注重自己正处于哪一级“台阶”，从而便于自己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这种现象表现在两种情况上。一种情况是，一个交往个体，当他面对一个初次进入到他的交往圈子的交往对象（譬如，最近搬来的邻居、新来的同事、刚结识的朋友）时，他往往迫切地想知道对象的地位、身份等各种背景，要不然，他会觉得在这个交往对象面前是十分的不安，甚至不知所措。另一种情况是，交往主体并不想知道交往对象的地位与身份，因为该对象对他来说是无关紧要的（比如，一位汇款的先生对于邮局里的一位业务员），于是交往主体往往表现出一种漠然或者是居高临下的态度。因为他在观念中会认为对方处于下一级的“台阶”之上，除非他从对方的外表中认为对方处于更高的一级“台阶”，而此时他就会表现出一种截然相反的态度的。在以团体格局为特征的社会中，人与人的相处甚少出现上述情况。一方面，他们觉得个人有保守秘密的自由，与你交往是与你这个人而不是与你的背景；另一方面，他们有着一种众生平等、天赋人权的观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就连街头的乞丐，也是满脸尊严，而施与者，脸上也并无一种居高临下、施恩自傲之情。可见，一个以团体格局为特征的社会中形成的人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与一个称兄道弟盛行的差序格局社会中形成的人的行为模式、思维模式是存在较大区别的。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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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歧视,就是不以能力、贡献、合作等为依据,而以诸如身份、性别、种族或社会经济资源拥有状况为依据,对社会成员进行“有所区别的对待”,以实现“不合理”的目的,其结果是对某些社会群体、某些社会成员形成一种剥夺,造成一种不公正的社会现象。社会歧视是社会上的某一群体或社会上人们所共有的针对某一弱势群体的不公平、否定性和排斥性的社会行为或制度安排。

农民工没有城市居民的合法身份，在城市中社会地位低下，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没有固定住所，缺少在工业化城市里生存和发展的知识和技能，只能从事城市里地简单体力劳动或者从事非法状态地工作。他们作为弱势群体在未能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之前只能以都市“边缘人”方式存在。目前，农民工社会歧视现状调查存在如下几个方面：

1、农民工的生存现状调查。在调查中发现，违反劳动法规，侵犯职工权益的现象比较普遍，有些企事业单位在用工的时候不缴各类保险基金，也不给农民工节假日。劳动条件及工作环境差，安全生产缺乏防范措施，劳保福利待遇差，生老病死保障少等等问题也不同程度存在。我国大量农民工的涌入给城市道路交通、社会治安、计划生育等带来了严峻的考验和巨大的冲击。

2、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调查。各类社会保险缺位，劳动法和合同法不健全。面对农民工对工伤、医疗保障的迫切需求，政府也并非完全无所作为。这几年，全国各地对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也在进行积极探索。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中城市都先后制定了农民工参保办法，各地做法各有特色，最大问题是效果难如人意。农民工社会保障推进艰难，除了企业主逃避责任之外，关键原因是法律不健全。

3、农民工的子女教育调查。农民工子女既不同于农村的伙伴，又不同于城市的孩子。经济收入的悬殊、文化背景的差异，都具体体现在每一个孩子身上。尽管受到城市的接纳和关注，尽管能坐在教室里，但农民工子女受到什么样的教育，他们能否身心健康地成长，这个问题还没有被足够重视。

二、农民工的社会歧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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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在进入城市之前,一般都怀着对城市的向往之情,他们羡慕城市的繁华与热闹,羡慕城里人的生活。他们来到城市的目的就是赚钱,并幻想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幸福生活。但是,当他们来到了城市之后,才发现原来一切都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美好。面对着城市,使他们有一种巨大的心理反差,特别是城里人抱着一种对他们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与歧视,让他们在城市中缺乏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对城市产生疏离感,使他们无法真正融入城市,而成为徘徊于城市边缘的独特的群体。在这样社会环境下，农民工滋生了求富、自卑、求安全、逆反等社会心理，往往会做出被城里人看不起的事情。

农民工的社会歧视原因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1、身份歧视原因。在中国,“农民”一词既是指职业,又指身份,其实更侧重于身份。从身份上说,农民即使进了城,只要没有城市户口,就还是农民工,还是“二等公民”,就不能与城市居民同等享受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的机会或者优惠和帮助。从职业上说,农民就意味着从事田间劳作,这一般都为城市居民所瞧不起。

2、社会保障制度的歧视原因。在我国,现在的社会保障制度涵盖的范围主要还是城市居民,而农民却被排斥于外。使生活于城市边缘的农民工无法享受到一系列的市民有的权益。如最低生活保障线、医疗事故保险等,使其有病不敢看,生活没有安全感。

3、就业政策歧视原因。就业制度的歧视包括农民工在求职、就业、管理等方面遇到的不平等待遇。如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总量控制,职业、工种限制,先城后乡控制,强制性收取管理费、用工调节费等。有些就业市场也主要以城市户口和高等教育学历为前提,使农民工被排除在外。更有甚者,某些城市的政府人为设置了农民工进城就业的歧视性制度障碍,主要目的是为了缓解本地下岗职工的就业压力和政府财政收入。

4、文化歧视原因。城市是现代文明的象征。城市也是文化交流最集中、频繁的地方,而大部分的农村文化相对比较落后。农民工生活介于农村与城市之间,在他们身上,城市文明与农村文相互碰撞的最为激烈。但是,城里人却瞧不起农民工身上的“泥土气息”,不肯接受这种“外来文化”,把他们所从事的一些活动视为“低级趣味的”。农民工在家乡所承袭的文化传统、价值观风俗习惯被视为愚昧、无知。

5、人格歧视原因。城市里的居民有着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并长期以来形成“一等公民”身份优势、意识,自视高于农村外来人员,也没把农民工放在眼里。甚至嫌他们“肮脏”“低下”。这种人格歧视造成了市民与农民工的不平等地位及隔阂。

三、解决农民工社会歧视问题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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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府加大监管力度，制定行之有效的对农民工倾斜政策，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政府具体措施有：①尽快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②建立农民工工资正常支付长效机制。③时机成熟时，尽快取消中国户籍制度。④安置农民工子女读书等问题。⑤尽量提供充分的就业岗位。

2、被歧视者的自立自强是解决社会歧视问题的根本之策在现实社会中，农民工往往具有自身的弱点，要想改变被歧视的命运,就必须得从自身做起，改正弱点。一方面要客观承认自己某些方面的缺陷,并努力改善自己消极的形象,以打破社会对其形成的刻板影响。另一方面,要认识到社会歧视的最终解决靠的是反歧视群体特别是被歧视群体自身力量的壮大,“谈判”能力的增强。通过不断的斗争才能获取自己的平等权利。近几年，通过各种渠道，农民工讨薪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3、有效的宣传、劝说，从而消除社会歧视宣传、劝说是社会心理学态度改变的一个主要策略。社会歧视本质上说是一种根据片面、甚至错误的信息而形成的认知偏差。而通过宣传、劝说这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式可使偏见持有者增加对偏见对象的认识,有助于打破刻板印象和克服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的片面性,以修正原有的态度。

总之，我国要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就必须要解决“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一个重点就是社会歧视问题。我们要解决农民工的社会歧视问题，给农民工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也为我国创造和谐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摘要：农民工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群体，农民工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焦点和重点。本文通过对我国农民工现状调查，分析农民工受歧视的原因，并提出了具体对策。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歧视；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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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魏翠妮.王善坤.青年农民工越轨行为的社会心理学分析.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5（9）．

[2]董前程.应当淡化“农民工”的称谓：社会歧视与社会公正.新观察，2005．

[3]黄家亮.论社会歧视的社会心理根源及其消除方式.思想战线，2005（5）．

[4]赵延东.“非典”期间的社会歧视现象及其成因分析.青年研究，20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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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道德；道德缺失；表现；对策

一、道德缺失现象的几点表现

1、诚信缺失

诚信是一个古老的道德命题，是人类精神文明的体现。由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较短，受千百年来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人们对经济学本身的内涵还不了解，导致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诚信缺失现象。在经济领域，存在着企业信用缺失、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缺失。在其他社会生活领域，假东西充斥如假文凭、假政绩、假鉴定等，不一而足。以企业信用缺失为例，据有关资料统计，企业逾期应收的贷款额占贸易总额的指标在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中仅占0.25%一0.5%；而我国目前超过5%，其水平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10倍到20倍。

2.职业道德缺失

道德是一定群体认同的、调节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集团之间行为关系的规范、原则的总和。一个群体所遵循的规范和原则是以某种职业的道德体系来体现的，职业领域中的道德素质滑坡，主要是和从事职业的主体奉行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权利本位的价值观密不可分的。医生“药品回扣”、“收受红包”、“漠视生命”；警察“知法犯法”、“警匪勾绪”、“随意扩张权力范围”；公务员“行贿受贿”、“公款私用”、“行政不作为”。可见，职业领域中存在的道德缺失和失范现象确实令人担优。

3.社会责任感缺失

中国现代化的宏伟理想能否早日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社会各阶层社会责任感的强弱。这里所说的社会责任感，不仅指对自己的家庭和国家承担责任，而且是指对全社会、全人类的共同责任的担负，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二、解决道德缺失问题的对策

1.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文化

有人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当代人而言已经过时了。众所周知，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的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文化主体保留至今，以传统文化为立国之基的中国在世界上存在了五、六千年，而在历史上强盛一千多年的罗马帝国却早已不复存在。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过时，她贯穿古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尤其是在当今社会日益凸显其较大的社会利益。世界需要中国古老文化理念，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和复兴会带来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的长治久安。西方发达国家竞相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而我国自己的传统文化在百年来却遭遇到了史无前例的压制和废弃。原因在于，现代文明的标志被许多人误解为仅仅是科学技术的发达，科学技术强，文化就先进的错误观念已经深人人心，因此造成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当代缺失了。

2.健全道德建设中的制度机制

唤醒人们的良知，养成人们的善恶道德理性，形成正确评价善恶是非的标准，仅靠道德说教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要加强包括法制在内的制度建设，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中国社会中的道德缺失现象。因为只有提供一套公正、健全的制度机制系统，并将基础的道德规范和要求经法定程序予以权威化，这样才能为人们划出行为的界限，使之明确道德行为选择的合理空间，促使个体在进行行为选择时充分考虑可能招致的利害得失，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不道德行为的发生。

3.完善法律体系，加大执法力度

一方面，我国法制不健全。由于执法不严、执法不公，造成对违法违纪的败德者惩处力度不够。例如，对制假售假，我国产品质量法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责令停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以（包括已经售出和未售出的产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从上述规定可知：对于大多数假冒伪劣的生产者而言，处罚主要以罚款为主。在稽查力度有限和规定不够详细的现实约束下，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销售者只要10次中有5次，甚至只要有3次能逃脱处罚，就有利可图。

4.淡化行为主体的功利性思想

行为主体的功利性思想浓重是导致当今中国社会道德缺失的又一重要因素。缺失诚信，无社会责任感，拒斥传统这些都可归因于人们受功利、实用性原则的支配。就连教育这块领地也早已不是什么“世外桃源”了，一方面：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下，教育（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已经随着应试指挥棒而迷失了方向。“当今教育的最大弊病是受功利原则支配，其中包括家庭教育，急功近利的心态极其普遍，以马上能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为教育和受教育的惟一目标。”从而片面强调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获得，忽视道德教育（即使进行道德教育也流于形式），导致了教育迷失了自我，人文主义精神失落，人们丢失了道德真诚，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根本。另一方面表现为教育者在工具理性主导、效率至上的社会背景下，他们追求名利，迷失在聚敛钱财、追求物质享受的实利主义的欲求里。少数教育者的价值观与精神被铜臭所熏染，他们的价值以金钱的多少来衡量，不惜将人格、尊严当作商品来出卖。在当今社会的现行体制下，学问、学术不再是单纯的本体，做官成为最体面最有价值的职业，也是最光耀门楣且最能为家庭和地方带来利益的事情。这就不难理解当今中国社会出现了“职业道德全面滑坡”的现实了。因此，淡化行为主体的功利性思想对于提高思想道德修养水平，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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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节约型社会环境保护政策过度包装合理利用资源

虽然从我国现有的资源总量来看，我国可以算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很多资源的平均占有量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充足的资源，因此经济的发展绝不能以牺牲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这关系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建设。随着可利用资源量的不断减少，人们对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怎样降低产品包装浪费资源的问题受到了人们更多的重视，因此如何解决过度包装问题也成为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必要解决的事件。

一、过度包装产生的问题

产品包装的用处不仅能够对产品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能够对产品的基本信息起到一个很好的宣传的作用。另外，好的包装往往能够使产品在众多的商品中吸引人们的眼球，让消费者更加乐意购买，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企业在产品研发的过程中将包装放在重要位置的原因。但是过度的包装往往会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下面对过度包装产生的问题进行简述：

1.资源的浪费。过度的包装造成的最大的问题是资源浪费，当商品使用过后，很多的包装被丢弃，不能起到合理回收或利用，这就会导致制作包装的资源成为一次性的资源，并没有得到合理的有效的利用，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2.造成环境的污染。有些产品的包装采用了不可降解的塑料等制品，包装使用后不利于处理或者处理不当，产生了环境污染的问题。如日常塑料袋的使用。目前包装垃圾的处理问题成为社会亟待解决的事件，已经在全球内凸显，尤其是处理不当引发的资金投入大、环境污染和土地资源浪费现状。

二、造成过度包装现象的原因

1.厂家受到巨额利益的趋势。包装能够起到宣传的效果，好的包装能够增加销售量和提高产品知名度。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经济的落后，注重产品产量不重视包装，出现包装引发的问题较小。经济发展之后，大量的外来商品进入中国市场，与外来商品竞争和扩大知名度的需求，中国企业重视对产品包装的投入。包装的完善带来了相应的经济效益，促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强了包装的投入，期望引起企业产品销售量和知名度的提升。在这样的情况下，改善产品的外包装的确使很多的中国企业从中获益，但是却产生了过犹不及的现象，过度的包装虽然使企业获得了更大的利益，但是却造成了很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问题。

2.消费者的不良消费心理。近年来消费者的攀比心理导致了不重视产品质量，而是注重产品的外包装。市场经济的影响使很多的企业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向导，因而商品生产者自然会随之更加注重产品的外包装设计，这一现象更多的体现在对于礼品的外包装方面。中国人比较注重送礼，作为节假日拜访必备的物品，礼品在我们的日常消费中占有着极为重要的比重。礼品消费不同于以往商品消费，消费者获得的不仅仅是其自身的使用价值还有礼品价值，而外包装往往会使商品的礼品价值进一步的提升，这就会导致越来越多的企业注重对外包装的投入，从而造成过度包装的问题。

三、如何解决过度包装的问题

包装是商品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适当的包装可以促进产品更好的流入市场，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但是过度的包装却会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现阶段我们倡导的是节约型社会，过度的包装引起的不必要的浪费必然与社会的发展趋势不符，同时过度的包装也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过度的包装不仅仅会为企业带来不必要的资金投入还会分散企业的精力，不利于商品自身的改进。而解决这一问题应该从以下的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采用政策鼓励的方式，对商品生产者采取适当的教育。很多过度包装的出现是由于商品生产者自身的竞争意识不正确造成的，这样就要求我们对商品生产者进行一个适当的教育，帮助他们树立一个正确的观念。同时政府的相关政策也要落实到位，如对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内涵的进一步的宣传，加大知识普及力度，将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和要求普及给每一个人。然而，仅仅对商品生产者的教育和宣传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进一步的纠正商品消费者的一些不良的消费习惯和消费理念，使他们不仅仅注重产品的外包装，还要注重商品自身，做到理性消费，更为重要的是要节制送礼的现象，这样能够很有效的解决过度包装的问题。

第二，健全相关的法律机制，可以说我国现有的有关商品生产及外包装方面的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对于很多的不良的生产行为在进行制裁的时候没有较为贴切的法律依据，这也直接导致了很多的不良的产品生产者逍遥法外，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做到的是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做到有法可依。对于已经制定的法律应当落实到实处，使一些不法的商家能够依法得到严惩，另外，我们还要做到防患于未然，积极的宣传和普及相关的法律知识，使商家能够树立正确的法制观念，这样也能够很好的预防过度包装问题的出现。

第三，对于一些违法的过度包装的行为实施一定的经济制裁。对于很多的企业和个人来说经济制裁往往是最为有效也是最为直接的方式，因為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社会团体，实施经济制裁无疑会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不小的打击，同时也能使那些过度包装的企业和个人充分的意识到自身的错误，最重要的是，经济制裁往往能够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但是我国对于经济制裁的划分标准还不够明确，相关的惩罚机制还不够完善，在这样的情况下完善机制也成为了相关部门的重要任务。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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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社会诚信度也称为社会整体诚信度和社会整体信用度，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各类主体失信与守信的整体程度，是社会交易中信用风险的体现。社会诚信度并非精确的概念，至今为止，它仍然没有一个准确的度量指数。

【摘要】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优良传统美德。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社会诚信度在逐渐下降。a, 中国企业的诚信问题属于发展中的问题，在经济转轨时期，由于体制原因和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个人信用、企业信用乃至政府信用的缺失。造假、合同违约、商业欺诈，三角债、做假账，假数字、假政绩，凡此种种现象屡屡上演，令人瞠目结舌，触目惊心。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建筑业，不诚信、不守信用的现象也极为突出。 b, 全社会都应该来关心中学生的诚信问题。教育的对象是下一代，而下一代又要去教育他（她）们的下一代。如果我们这一代教育没有搞好，影响的不是下一代，而且下一代的下一代，或者更下一代。如此，便会形成恶性循环。“十年树林，百年树人”，教育是有利于千秋万代的事业。我们应共同来关心中学生的诚信问题，让他们能够在一个信任、舒适的大环境中茁壮成长。

【关键字】社会诚信度 下降 中国企业的诚信中学生的诚信 关心 教育

【正文】

一、人人都说,现在的中国社会诚信度很差,而且越来越差

一个人，一生中不可能没有说过谎，这是被大家公认的信条。在飞速发展的经济社会，欺、诈、蒙、骗的现象层出不穷，社会诚信度成了令人最关心的话题。寒假里当我阅读了《播撒诚信的种子》一书后，“诚信”这两个字，围绕诚信所发生的事，时常萦绕在我脑海，而近期发生的几起关于不诚信的事件更是让我下决心了解一下，于是，我查阅了一些调查部门公布的资料，现将它公布如下：

no.1 名称：“肯得基”（百胜餐饮集团）

愿望：做全球最大的餐饮企业，并且向外星人“推销”。

遭遇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国人对“洋食品”的新鲜感逐渐淡化，中式餐饮企业异军突起，竞争对手日益增加，消费者人数再难突破。

解决方法：在新产品“奥尔良烤翅”中加入致癌染料“苏丹红”，用色彩吸引更多的眼球，招来更多的生意。

结果：3月18日卫生监督部门查获此事时，消费者大为震惊，除了表示不会再吃“肯得基”产品，还要动用法律，向百胜餐饮集团讨说法。一家驰誉全球的餐饮企业名誉扫地，一时间各销售店生意直线下降，公众一直对百胜餐饮这样的跨国集团持很高的信任度，发生这样的事件，使人们比普通企业发生类似事件更为失望。政府部门将给予怎样的处罚还难以预料。

no.2 名称：西安市某彩票公司和承包者杨永明等人

愿望：做一本万利的生意，尽可能将彩民的钱占为己有。

遭遇问题：所卖彩票的收入与发放奖金额基本持平，无利可图。

解决方法：通过掉包、造假等手法将大奖占为己有。

结果：西安小伙刘亮中奖后却被告之他所中的奖票是假票，刘亮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和清白爬上广告牌以死相争，引起公安部门的介入，彩票中心承包者杨永明、公证员董萍等人的阴谋被揭穿，锒铛入狱，公众哗然，我国的体育彩票发行蒙受巨大损失，人民群众对有关部门的信任度大大降低。

no.3 名称：苍南等12家奶粉制造厂

愿望：击败所有同行，获取钜额利润。

遭遇问题：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不但不能击败同行，还有被挤出竞争行列的危险。

解决方法：以次充好，以假冒真，以最低的成本换取最大利润。

结果：阜阳、南昌、连云港等地区的婴儿食用这些劣质奶粉后，造成多人死亡，更多的婴儿出现“大头”等疾病，给这些家庭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在社会上十分恶劣的影响，一时间使人们谈“奶粉”色变。法网恢恢，疏而不露，这些罪恶行径得到了法律的严惩。

no.4 名称：青海平安一中老师王萍、刘佐忠

愿望：让亲朋好友的子女“金榜提名”，显示自己的“神通广大”。

遭遇问题：如果按实际的能力，亲朋好友的子女将“名落孙山”。

解决办法：利用自己监考的便利为亲朋好友的子女提供答案，以利于他们考取高分。

结果：因为几人的答案雷同，被批卷老师发现，东窗事发，考生被取消资格，五名教师受到了党纪政纪的处罚，这个案例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给纯洁的校园抹上了一层阴影。

……

中国在进步中，我们可以相信，这些问题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下，终有一天会得到完美的解决。中国社会一定会变成一个诚信无欺的社会。只是，在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套明确而有效能的机制，能对这类店大欺客、权大戏民的行为，在进行严格但适当的惩罚之前，我们还是不得不忍受一段社会诚信度下降的日子。

二、企业诚信建设现状

1、诚信缺失现象严重

据统计，我国一些企业因为信用不高乃至失信而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高达千亿元，直接对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产生不利影响。目前，在我国每次召开的大型商品交易会上，很多国内企业宁愿放弃大量定单和客户，也不愿意采取客户提出的信用结算方式，交易方式向现金交易、以货易货更原始的方式退化发展。

上述这些现象表明目前我国的信用危机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瓶颈，严重阻碍和制约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

2、诚信缺失的原因及危害

诚信缺失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从社会现实状况看，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当人们发现弄虚作假、投机取巧对自己或企业这个小集体而言有更大的实际利益可图时，信仰、信念容易缺失或动摇，从而导致大量失信行为的出现。因而，失信成本偏低是当前诚信缺失现象较为严重的直接原因。

其次，从体制看，我国信用制度的不健全是诚信缺失的内在原因。目前，我国没有建立完善、合理的社会信用评价体系，没有为个人、企业建立“信用档案”，难以给社会提供有案可查的信息和数据。由于对不讲诚信的行为没有什么约束机制，信用危机才会蔓延得如此之快。

再次，法制不健全也是造成诚信缺失的重要原因。目前，诚信仍停留在道德范畴，没有与法律形成有效联结。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与法治是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的，健全的法制体系既是诚信的前提和基础，又为诚信规范的确立提供了基本的保障。

再者，企业信用建设与市场化改革密不可分。企业信用缺失不但妨碍市场秩序，影响经济增长，而且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市场经济采取自愿平等交换方式，是一种形式平等的经济。要实现平等性，除了法律赋予每个市场主体平等权利外，最重要的就是诚信，市场主体之间能以诚相待，诚信交易，任何一方的欺诈都将导致交易关系的最终消亡。因此，我们必须在加快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建立和完善企业的信用制度。

3、在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加快企业诚信建设

1、以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培育和发展市场主体，为企业信用的建设奠定市场基础。企业信用的基础是清晰的产权，产权不清晰是不可能有良好和持久信用的。XX年以来，我国已初步形成了国有经济、混合经济、民营经济三足鼎立的格局。近年来又通过国有民营、职工持股等多种形式打造多元化市场主体，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契机，致力于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设立严格意义上的董事会，完善公司的外部和内部监控机制，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和分配制度改革，形成企业家群体和职业经理人市场，形成对企业管理者诚信的内在约束力，使诚信经营成为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

2、注重道德教化，强化监督，着力提高职工素质，弘扬诚信道德观念，让诚信观念深入人心。我们一定要把讲诚信、遵守职业道德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形成诚信为本的职业道德体系。

3、以加入wto为契机，促进企业诚信建设。在这种更为全面的经济全球化潮流的荡涤下，我国企业的信用体系将加快得到重构和完善。

4、从培育和维护有效率的市场环境的角度看，政府应该在信用体系建设中明确自身的定位，发挥积极的作用：一是以信用为立法基点，制订并颁布相关法律法规，指导信用体系建设；二是建立公开的社会信用信息网络；三是引导企业切实讲究诚信为本；四是推进和培育信用中介机构的建立；五是发挥积极的监管作用，惩戒失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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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事业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方法与实践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加速转型，我国和恶性极端事件增多，正处于社会矛盾的易发期和高发期。重大社会事业领域作为社会稳定风险高发区，与其他行业相比具有社会矛盾突出、风险不确定因素多、社会影响大等特点。随着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推进，社会事业重大项目亟需建立一套系统、高效、可行的社会稳定风险分析评价体系。为此，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积极探索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分析评估体系的构建。各级政府也陆续出台了关于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办法的法规和文件，但这些法规文件规定的过于笼统，不便于具体操作。正是基于上述风险分析方法实践方面的需要，本文专门对社会稳定风险分析理论和方法作一些研究和探索，作为社会事业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分析方法的一种尝试。

一、社会事业重大项目的范围

社会事业重大项目是指关系社会公共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在建、拟建公用事业项目，并且符合地方政府关于重大项目建设规模和标准要求的项目，主要包括：科技、教育、文化、卫生、民政、体育、旅游、就业和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设施和社会领域产业项目。

二、开展社会事业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分析的必要性

1.是实现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是实现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和保证。社会事业重大项目，事关国计民生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牵涉面广、影响深远。加强社会事业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分析、评估和预警，有助于全面排查掌握影响发展与稳定的各类隐患因素，有利于标本兼治综合推进维护社会稳定的各项工作。

2.是提高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重要途径

坚持以民为本，深入广泛地体察民情、倾听民意、集中民智，是提高党委政府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有效掌握各类不稳定因素的重要手段。在那些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牵涉面广、影响深远，易引发不稳定问题的社会事业重大项目决策和实施过程中，切实抓好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判定和预警，有利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有利于提高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水平。

三、社会事业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分析特点

1.公众诉求日益多样化

社会事业重大项目的利益相关方诉求与项目本身的特点密切相关。一般来说，社会事业重大项目涉及利益相关方广、社会影响大、社会稳定不确定因素多，民众的诉求心态更加复杂多变，诉求导向也更加多元化。部分群体除表达物质利益诉求外，一些权利的诉求、安全的诉求也被激活，呈现出物质利益诉求、权利诉求与安全诉求相互交织的态势。

2.分析范围及调查内容广泛

社会事业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分布范围广，涵盖了项目前期、建设期和运营期全过程。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内容包括项目合法性、社会环境、征地拆迁、生态环境、建设管理、安全控制、经济利益等方面。这些风险既关联项目本身、相关利益群体，又涉及社会及环境容纳问题，风险分析内容广泛，而且需要搜集大量的基础资料，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

3.分析指标多样复杂

社会事业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分析指标繁多，针对性和专业性较强。按量化性质分为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按重要性分为约束性（绝对性）指标和参考性（相对性）指标，还可按时间发展分为动态指标和静态指标。这些指标的多样性、复杂性和专业性，要求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分析评估机构认真加以选择和确定。

四、社会事业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分析方法

本文以投资10亿元的“某国家考古遗址旅游公园项目”（以下简称“项目”）为例阐述社会事业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分析方法。分析流程：成立项目小组风险调查风险识别风险估计风险防范和化解措施风险等级评价提出分析结论及建议。

1.风险调查

（1）风险调查内容。根据项目的实际，结合项目建设方案，运用适用的方法，深入开展风险调查。调查内容包括：项目的合法性；项目所在地周边的自然环境现状、社会环境状况以及项目实施可能对当地经济社会的影响；利益相关者态度；当地政府、社会组织态度；媒体态度；同类项目曾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等。（2）风险调查范围。根据项目风险调查内容结果，确定项目的风险调查范围，见表1。

（3）风险调查方式与方法。风险调查的方式有全面调查、抽样调查、个案调查和典型调查。项目采用抽样调查、个案调查和典型调查等多种调查方式相结合的风险调查方式。风险调查常用的方法有文献法、访谈法、问卷法、观察法等。根据项目实际情况，项目小组进行了广泛调查，充分收集各方意见和诉求，对前置文件、合法性文件资料的采集采用文献法，对社会环境调查组合应用公示公告、问卷法、走访座谈、网上调查等多种方式和方法。

2.风险识别

在项目风险调查的基础上，针对利益相关者不理解、不认同、不满意、不支持等方面，或在日后可能引发不稳定事件的情形，全面、全程查找可能引发社会稳定风险的各种风险因素。风险识别一般选用对照表法、专家调查法以及访谈法、实地观察法、案例参考法、项目类比法等方法。项目采用对照表法识别项目的特征风险因素（对照表省略）。通过对照表法，对项目风险因素和社会互适性因素进行了仔细识别和分析，归纳出了项目4个主要风险因素，见表2。

3.风险估计

（1）风险估计方法。风险估计一般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办法，逐一对风险因素进行多维度分析，估计其发生的概率和影响程度。选取的维度通常包括：可能产生风险的项目阶段、地域、群体以及风险的成因、影响表现、影响程度等特性。主要风险因素的估计，可对风险概率、影响程度和风险程度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评判，也可根据专家经验确定。根据风险程度进行排序，揭示主要风险因素的风险程度。（2）项目主要风险因素及其风险程度。

1）社会稳定风险单因素分析（见表3）

2）主要风险因素程度汇总（见表4）

4.风险防范和化解措施

为了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项目实施可能引发的风险，根据项目建设特点，针对主要风险因素，提出综合性和专项性的风险防范、化解措施，见表5。

5.风险等级

（1）主要因素风险变化情况分析。根据以上分析成果预测措施前后每一个主要风险因素可能引发风险的变化趋势和结果，见表6。

（2）风险指数计算。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指数计算一般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可选用专家直观判定法、专家打分法确定措施后每个主要风险因素风险权重。项目风险指数计算见表7。

（3）风险等级评判标准。参照国内部分地区的做法与经验，根据相关文件精神，制定符合行业实际的风险等级评判标准，见表8。

（4）项目等级综合评判。经过采取一系列风险防范和化解措施后，项目4个主要风险因素的风险程度中，有2个较小、2个微小，项目措施后综合风险指数为0.1。对照表8，综合判断项目措施后风险等级为低风险等级（C级）。

6.风险分析结论与建议

（1）风险分析结论。1）项目存在的主要风险因素为：被征地农民就业及生活风险、土地房屋征收补偿标准风险、水土流失风险、噪声和振动影响风险。2）项目措施后综合风险指数为0.1，综合判断项目措施后风险等级为低风险等级。（2）风险分析建议。1）针对公共服务提供不足和拆迁安置落实的问题，尽快提出修订方案。2）根据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和价值观、对风险的认知和承受度、对某一风险防范化解措施的偏好等，以最适当的方法进行沟通，力求取得最佳的实际效果。

五、结束语

以上社会稳定风险分析方法适用于社会事业重大项目的风险调查、识别、估计、防范以及风险等级确定，同时也可适用于其他项目领域。一般来说，在社会事业重大项目中，社会稳定风险一般不涉及严重污染、民族矛盾等问题，主要集中在规划和审批程序、征地拆迁、生态和社会环境影响等方面，在风险识别、估计过程中，应当结合具体项目时间紧迫性、影响范围大小、项目风险调查难易度等特点，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动态与静态相结合、当前与未来相结合的原则，选择适宜的方法综合运用，得出客观、科学、可靠的分析成果，不仅为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阶段提供直接依据，而且为政府和企业科学决策提供重要参考。

参考文献

[1]胡建一.《公共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分析与评估概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0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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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女性农民工；社会融入；logistic回归分析；留城意愿

中图分类号 F3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1-0103-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1.015

农民工的社会融合问题是伴随着我国当今社会大规模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大问题，由此也得到了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与研究[1]。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早期多将农民工整体作为统一的研究对象，且多以定性研究为主[2]，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和对国外相关研究方法的借鉴，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得到了来自多视角的解读[3-4]，同时各种实证分析[5-6]、相关指标体系建设[7]等定量分析方法也被广泛应用。

但是，农民工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其内在的存在代际、性别、民族与区域等的分化，重视对农民工群体的分类并加以有针对性的研究，特别是对农民工殊的（往往也是更加弱势的）群体加以专门的研究，显然更加有助于我们深刻的认识问题并解决问题。所幸的是，诸如新生代（或二代）农民工[8]、女性农民工[9]、少数民族农民工[10]等的相关问题目前也开始受到来自学界、社会与政府的多方位关注。

在我国，专门针对女性农民工的研究起步并不晚①，研究内容也很广泛，涉及女性农民工健康、生存状况、就业、权益保障、自我发展等多个层面[11-15]，但总体而言，现有的研究仍主要停留在定性描述与个案分析等层面，相关研究缺乏深入而广泛的社会调查，其表现就是调查的样本量较少且调查范围较窄，由此也直接导致了定量分析的困难或者影响了分析的代表性与准确性。同时，已有的研究更多的侧重于女性农民工的物质层面和外在客观条件的约束，较少关注女性精神层面和个性心理对其社会融入的影响。本文针对女性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融入问题，以湖北省黄石、鄂州、仙桃三市1 122名女性农民工为样本，在总体描述其社会融入现状的基础上，以“留城意愿”为因变量，以个人特征、进城务工时间、进城务工生活状况和进城务工职业状况等四类因素为自变量，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女性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期探讨不同影响因素对女性农民工社会融入影响的程度及其与农民工整体和男性农民工社会融入影响的差异性，为制定有针对性的宏观政策提供依据，并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指明方向。

1 数据来源与说明

① “2000年代”指从2000年至今这个时间段进城务工的女性农民工；“80年代”指1980年至1989年这个时间段进城务工的女性农民工；“90年代”指1990年至1999年这个时间段进城务工的女性农民工。

② 笔者将其调查中的“亲戚帮忙”和“同乡朋友介绍”之和归结为依托私人社会网络。

本研究数据来自湖北省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与湖北省计生委的合作项目 “武汉城市圈育龄妇女的流动与就业保障”的调查数据。调查时间为2009年2月，该次调查按照概率比例抽样方法进行分层整群抽样，调查对象为18岁至45岁的女性，调查地点为武汉城市圈内黄石、鄂州、仙桃三市，地域类型有城市、县城、建制镇、农村集镇和一般农村。调研形式采用入户调查，一对一的问答形式，有效问卷4 442份。调查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女性及其家庭基本信息，包括年龄、户口性质、婚姻状况、小孩个数、文化状况、外出打工次数和时间以及收入等；第二部分是生育意愿调查，包括理想生育意愿的孩子个数、性别、最佳生育年龄、 有关文化、经济、社会、政策等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第三部分为非农就业现状调查，内容涉及女性进城务工的职业状况、找工作依托的社会关系、进城后培训情况、在城市中新建的社会网络、在城市中主要困难以及将来留城意愿等。

本文选取调研数据中有进城务工经历的农村户口女性为研究对象，子样本数量共计1 360份，由于本研究不涉及生育意愿，因此在问卷内容上仅提取调查问卷中第一及第三部分内容。在以上样本中，根据最近进城务工时间，“80年代”12人；“90年代”133人，“2000年代①”1122人，其他为被调查者未提供具体进城务工时间。考虑到2000年代各年样本分布较一致，故本文最终选取2000年代进城务工的女性1122人为研究对象。

2 女性农民工社会融入现状分析

2.1 社会融入的起因、渠道与去向分析

农民工的社会融入过程一般是以进城务工为具体表现的。女性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原因、渠道及去向（或区域分布）可以总体反应其在社会融入过程的概貌。

在进城务工原因方面，按照年龄将被调查对象划分为18-25岁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和25岁以上的老一代女性农民工进行对比分析。调查数据显示，女性农民工对“进城务工原因”的回答， 18-25岁女性回答“挣到更多的钱，增加收入”，比例为57.7%，“锻炼自己，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比例为23.4%；25岁以上女性回答“挣到更多的钱，增加收入”比例为73.2%，“锻炼自己，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比例为8.2%。由此可以看出，不管是老一代女性农民工还是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其融入城市的基本动因都是为了增加经济收入，但比较而言，老一代女性农民工进城务工更倾向于经济收入，而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则表现出个人发展方面的倾向。

从社会融入的渠道来看，一方面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比较落后缓慢、劳动力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加上农民工自身缺乏对劳动力市场的信任，因此，我国农民工在进城务工主要依托私人社会网络，从我们的调查结果来看，女性农民工社会融入渠道在该方面表现尤甚。由图1可见，女性农民工进城务工主要依托关系以血缘、地缘和业缘为主，三者之和高达72.8%，另外依靠市场应聘的百分比为24.7%，其它为2.5%。有调查显示[16]，男性农民工和女性农民工在社会融入渠道上不存在明显差异，均为50%左右②，以上结果明显和本项研究的调查出入很大，可能的解释是不同地区的农民工其社会融入渠道确实存在差别，但笔者认为该调查结果还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其原因主要在于其调查的样本量过少，其总样本数量为325，女性农民工的样本数量仅为139，其代表性与准确性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就被调查的三市女性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去向而言，其表现大致与湖北省农民工在全国的区域分布趋于一致，具体的区域分布情况见图2。但是比较而言，三市女性农民工则更加集中于广东省，务工比例达到了46.1%，接近半

① 根据有关文献资料推算，湖北农民工整体在广东省的务工比例不会超过40%。

② 调研数据中还包含8%左右的自建住房，根据问卷设计，该数据反映的应该是农村乡镇户口进程务工女性的情况。

数，相比男性农民工而言①其地区指向更加明显[17]。其原因一方面源于在我国的三大经济带中，广东在地域及交通上可能与湖北省的关联度更高，另一方面可能与该省密集的纺织、加工与服务等行业更加适合女性农民工的就业需求有关。

2.2 社会融入面临的现实困境

根据我们的调研结果，女性农民工融入城市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现实困境，分别为就业、生活和心理困境。

2.2.1 就业困境

女性农民工在就业方面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就业层次低、工作更替频繁和培训机会少等三方面，具体数据如图3所示。虽然从总体上讲以上特征也是农民工普遍面临的共同问题。但通过众多的统计数据与调查数据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女性农民工相比男性农民工而言，其面临的就业困境更加突出[17]。

还有研究表明，女性在就业方面除了以上问题之外，相比男性而言，还面临职业性别歧视、权益保障（特别是孕期女性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及犯等诸多男性农民工所没有的问题[13-15]。对上述问题的系统研究目前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2.2.2 生活困境

与女性农民工在就业方面的困境仅仅相伴的是其在生活上面临的困境，这是女性农民工在社会融入过程中面临的又一突出问题。以下从其居住条件和收入水平两个方面阐述其面临的生活困境。

由图4可见，进城务工女性农民工的居住条件极差，近60%的务工女性居住在单位集体宿舍，租房比例不到30%，其中还包含10%左右与她人合租的情况②，购买商品房的比例仅为1.17%，在中国，拥有房产是一个个体或者家庭真正融入当地社会的最为显性的标志，从调研数据来看，目前女性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水平还很不乐观。同居住情况相似，其收入情况也不理想，大多女性农民工的收入在1 000-1 500元之间，这一数据与男性农民工对比也反映了女性农民工在进城务工过程中的职业障碍[16]。从其工资变动情况来看则更加能够反映这一问题，在被调查者中，接近40%的女性工资没有变动甚至下降，其中工资不升反降的比例达16.3%，工资增加50%以上的比例仅为25%左右，从问卷的详细结果分析，该增长幅度与女性农民工进城务工时间关系极为密切，往往是那些较早就开始进城务工而一般有长达5年以上务工经历的女性，显然，该增长幅度在目前国内近10年整体通胀的形式下对女性农民工的实际生活改善作用微乎其微。这可能也是造成目前全国农民工回流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18]。

2.2.3 心理困境

在本次调研中，我们还发现一个非常值得学界关注并有待深入研究并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女性农民工在其社会融入过程中所面临的心理困境，这种心理困境并不是一般文献所描述的工作压力，而更多的是来自女性农民工在个人情感方面的体验。当被问及“在进城务工过程中，您遇到的主要困难是什么？”时，有22.0%女性回答“工作压力大，竞争激烈”，仍然占最主要地位，但有19.6%女性回答是“缺乏亲人，常感孤独寂寞！”其比例与工作压力相当，而至今却鲜有来自心理学及社会学领域关注女性农民工个人情感体验方面的研究报道。除此之外，其他困难比例均在10%以下。因此，针对女性农民工这一庞大而又特殊的社会群体，除了了解与掌握其与男性农民工的共性特征之外，对其所特有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是今后学界的一个重要方向。

3 女性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乃至心理等诸多层面的系统工程，也有学者试图从构建社会融合的概念出发，尝试建立反映农民工社会融合程度的指标体系[6]。但笔者认为，由于统计资料的匮乏以及所需实地调研数据的庞大，其结果有可能是适得其反，即虽然构建了相应的指标体系，但根据指标体系分析的结果却有可能缺乏对问题的说服力，并影响研究结果的指导意义。可行的思路是“分而治之，归纳总结”，不同学科领域针对农民工社会融入面临的相关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进行质性归纳与总结，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抛开农民工社会融入所面临的制度这一关键制约因素，笔者认为，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能够综合反映其经济能力、社会适应、文化认同乃至心理归属等众多的影响因素。因此，本文考虑从女性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角度，分析其在社会融入过程中的影响因素。

3.1 变量设定

因变量设置为“留城意愿”，即选择“是的”为1，其他为0；问卷中用“因为在外工作的长期性，您愿意在工作地定居下来吗？”问题来获得女性农民工的留城意愿。根据回答，选择“是的”的调查者比例为16.2%，选择“否，还是回老家”的比例为83%，选择“否，不会回老家”的比例为0.8%。

根据前面现状分析，自变量主要选取个人特征、进城务工时间、进城务工生活状况和进城务工职业状况等四类。个人特征选取年龄、婚姻、教育、子女数量等4个自变量；进城务工时间选取最近进城务工时间、进城务工时间长短2个自变量；进城务工生活状况选取进城务工收入、进城务工住房、进城务工主要困难3个自变量，进城务工职业状况选取接受培训与否、是否跨省务工和职业类型等3个自变量，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3.2 结果分析

表1给出了回归分析的结果。其中，模型1至模型4分别考察了个人特征、进城务工时间、进城务工生活状况和进城务工职业状况对留城意愿的影响；模型5则把上述4组变量中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变量引入模型，综合分析这些变量对留城意愿的总体影响。

从表1中的模型估计结果来看，各单一模型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并不很强，但是总模型的似然卡方检验结果P

3.2.1 个人特征对留城意愿的影响

模型1统计结果显示，个人特征中年龄和文化程度对留城意愿有显著影响。从年龄划分来看，相对于18-25岁的女性农民工，25岁以上女性农民工不愿意留在打工城市，其影响系数在模型1中为10%水平下显著，在模型5中为1%的高度显著水平。如果以年龄划分农民工群体为新生代和老一代，则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更愿意留城。也有学者以1980年前后出生为界，指出中国城市农民工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其中指出80前农民工与老家的联系程度正在减弱，更愿意放弃老家田地、把户口迁入工作城市[19]。

从文化程度来看，本文样本中，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女性农民工比例较低。以25岁为界定，18-25岁女性农民工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18.43%，25岁以上女性农民工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12.61%。相对于小学及以下的女性农民工，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女性农民工更愿意留城，其影响系数在模型1和模型5中均为10%的显著水平。朱信凯指出我国农民工社会融入过程中存在的核心问题之一中就提到了较低的农民素质[20]，本文的分析结果不仅证实了上述结论，同时也表明就留城意愿而言，女性农民工在显性的个性特征方面与男性农民工并无区别，代际差异和较低的文化素质是女性农民工社会融入的重要制约因素。

3.2.2 进城务工生活状况对留城意愿的影响

模型3主要以女性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收入、住房和主

要困难来描述其进城务工生活状况。其中，“主要困难”在问卷中设置为多选项，并要求按照重要性进行排序，在这里选取的是排在第一位的主要困难。从影响系数的显著水平来看，住房情况和主要困难情况会影响留城意愿。相对于住集体宿舍的女性农民工，自建房屋或购买商品房的女性农民工更愿意留城，其影响系数显著水平在模型3中为5%，在模型5中为1%。

另外，回归分析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前文有关女性农民工心理困境对留城意愿的影响，相对于生活保障这种物质层面的困难，“缺乏亲人，常感孤独寂寞”精神层面的困难显著影响女性农民工的留城意愿，使得她们不愿意留城，而是选择“还是回老家”，其影响系数显著水平在模型3中为5%，在模型5中为1%的高度显著水平。虽然女性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水平较低，但进城务工收入却没有显著影响留城意愿。由此可见，女性农民工与男性农民工相比，更关注进程务工的整体生活状况，特别是住房基本保障以及精神层面的生活需要，个人收入并不直接影响其留城意愿。

3.2.3 进城务工职业状况对留城意愿的影响

模型4中主要以女性农民工进城务工是否参加培训、是否跨省务工和职业类型来描述其进城务工职业状况。从影响系数的显著水平来看，培训和流动距离对留城意愿影响显著，而职业类型影响较小。

从职业培训来看，参与过培训相对于没有参与培训的女性农民工更愿意留城。参与培训对留城意愿的影响在模型4和模型5中影响系数均为5%的显著水平，而且影响方向为正。培训一方面能够增强女性农民工的工作能力，另一方面能够让女性农民工感觉企业对她们的重视，增强自信，从而也有助于消除个人在心理上的部分障碍。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职业培训对女性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在调研过程中，我们了解到被企业占用土地的“失地”女性，她们仅仅得到了有限的经济补偿，她们就像工程移民一样，被强制拉入城市环境，而不具有城市市民身份，她们只能到处打零工，或者被安排进企业在特别恶劣的环境下进行手工操作。同样，对于进城务工的女性农民工，如前面调研数据所描述，遇到的主要困难是“工作压力大，竞争激烈”，说明这些女性就业能力有限，就业面窄等问题，亟待就业能力的提升。不管是女性农民工自愿进城务工，还是“失地”女性农民工强制进城务工，对她们而言，就业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她们没有特别技能，就只能从事不需要技能的体力劳动，而对于体力劳动，女性相对男性又没有优势，所以要改善女性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生存状况，首先应该改善女性农民工的就业能力。这就需要培训。

从流动距离来看，省内流动相对于跨省流动的女性农民工更愿意留城。跨省流动在模型4中影响系数为5%显著，在模型5中为10%显著，影响方向均为负。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女性农民工对老家的眷念，离老家越远，越不可能在外地定居。而职业类型对留城意愿影响不显著，主要原因则在于很大比例女性农民工职业集中于制造业和手工业。

4 结论及建议

女性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融入过程中虽然在总体上也表现出与农民工整体在社会融入中的共同问题和一般特征，但相比男性农民工而言，又表现出其特殊性。对湖北省黄石、鄂州和仙桃三市1 122名女性农民工的调研结果和实证分析表明，女性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渠道更加单一，行业分布更加狭窄，就业区域更加集中；影响女性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不仅包含代际差异、文化程度、流动距离与培训程度等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一般共性因素，同时研究还发现，女性农民工的个性心理特征对其社会融入影响较大，而相关的研究却较为少见，加强对女性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的心理学研究是今后的一个方向。

针对女性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针对女性农民工就业渠道单一且以非正规渠道为主的现状，一方面要通过规范非正式就业渠道保证女性农民工的就业安全与保障，另一方面要通过拓宽正规就业渠道提高女性农民工的就业比例。女性农民工相对男性而言，72.8%依托私人社会网络就业，这无疑会增加女性在就业上的风险，这就需要通过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加强劳动执法力度，严厉打击私人中介性质的个人，依法取缔或引导其正规化，同时加强社会用工企业的用工信息登记，消除工程过程中的同工不同酬等性别歧视现象，特别是防止劳动诈骗行为的发生。在广开就业渠道方面，则要以劳动力输出地政府为主导进行，其工作的重点应该是建立完善的农民工就业信息系统并通过有效的宣传方式保障畅通的就业信息表达。

第二，针对女性农民工行业分布集中这一问题，则主要应通过强化女性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其技能水平并扩宽其就业面。本项调查表明，湖北三市女性农民工有76.60%集中于制造和手工业，因此，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针对女性农民工集中的行业，要以女性农民工接纳企业为主导，以社会公益力量为辅助，通过输入地政府的政策优惠及奖励为刺激手段，三管齐下的共同推进女性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工作，以提高女性农民工的技能及业务水平，增强其劳动竞争力；另一方面，则要根据目前我国需

要实现经济转型的社会现实，有意识的引导女性农民工向现代服务业发展，拓宽其就业面。

第三，针对女性农民工地域分布集中这一现状，则需要加强劳动力输出地政府与劳动力集中输入地政府之间的衔接。本文的研究表现，女性农民工相比男性农民工在地区分布上更加集中，就被调查的黄石、鄂州和仙桃三市而言，有46.1%的女性农民工集中于广东省。这就要求劳动力输出地政府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准确把握本地女性农民工的去向，并做好与劳动力集中输入地政府的对接工作，妥善处理女性农民工在流动过程面临的诸多问题，特别是计划生育、农民工子女入学等重要民生问题。

第四，在女性农民工集中的城市社区和企业增设或强化女性心理辅导机构，对有心理困境的女性农民工提供专门的心理咨询服务。从本文的调研结果可以发现，女性农民工在社会融入中在心理困境上表现出与男性明显的差异。“缺乏亲人，常感孤独寂寞”（比例达19.6%）对其影响接近工作本身带来的压力（比例为22.0%）。因此，政府一方面要强化城市社区的功能，在女性农民工集中的社区努力构建良好的业余沟通场所与环境，同时要有意识的引导女性农民工较集中的企业培育相应的企业文化，加强对女性农民工的心理疏导，关爱女性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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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灵活就业人员；社会养老保险；影响

中图分类号：C2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0-000-01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不同就业人员类型的多样化促使灵活就业群体出现，相关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也日益凸显，灵活就业人员如何纳入到社会养老保险范围是国家必须考虑的问题。而灵活就业人员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主流社会养老保险对象之外较为特别属性的参保对象，对于相关群体的社会养老保险需要保持应有的灵活性处理。

一、灵活就业人员基本情况

灵活就业人员一般属于非全日制、季节性、兼职、自雇就业、弹性工作或者临时性等较为灵活的就业形式人员。其中还包括与用人单位解除了劳动关系的辞职、失业与自由职业人员。其人员群体可以划分为几个方面：第一，国企改制后，企业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后的灵活就业人员；第二，属于劳动年龄的非正式就业人员与私企短期性就业人员等；第三，属于稳定工作的非正规就业人员，例如律师、个体工商户等。该类群体占据了社会养老保险缴纳的较大份额，遍布社会生活与国民经济的各方面，属于不容忽视的社会养老保险对象。灵活就业人员有效的提升了劳动资源的合理配置优化，但是在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率上则相对较低，同时保险覆盖的范围相对较窄，甚至大部分的灵活就业人员都没有能正规性的纳入到社保系统中。

二、灵活就业人员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常见问题

（一）就业形式多样

灵活就业人员就业形式较为多样，就业群体中不仅有国企下岗人员、农民工，还有知识分子、大学毕业生，社会养老保险有关机构无法有效掌握其单用用工实际情况，进而无法有效的开展对应的社会养老保险工作。

（二）就业缺乏稳定性

灵活就业人员的工作缺乏稳定性，参保与转移接续方面存在较大的困难。该类人员劳动合同签订可能性较少，缺乏稳定的劳动关系，没有固定的收入，同时工作时间也会有较大的波动性，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面临着随时的终止，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但是当下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主要是针对相对固定的用人单位中的正规就业关系所设定，与灵活就业人员的工作状态没有较好的贴合效果，缺乏较为便捷灵活性的参保操作方法，同时进行养老保险参保的手续与转移接续也较为繁杂，会耗费较多的时间与精力，因此导致人们不愿意参保。

（三）商业保险的优越性

对于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的限制与麻烦，部分灵活就业人员倾向于进行商业保险的投保。尤其是商业保险对于灵活就业人员有更多的关注，提供了更优质的参保服务，更贴合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需求。

（四）缺乏对社会养老保险的信任感

当下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由于历史遗留的债务问题导致基金处于“空账”运作的状态，收支不平衡、入不敷出的情况较为严重，甚至整体社会对缴纳社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较弱，整体的内外部运营环境不理想。尤其是在近年来的物价上涨状况下，对于大多数普通的老年保险待遇享受者而言，并不属于较为宽裕的经济状态。甚至一部分老年群体无法仅仅依靠社会养老保险来维持基本的社会生活。从而导致灵活就业人员对社会养老保险缺乏足够的信心，参保意识薄弱。

（五）用人单位有意避免承担灵活就业人群参保责任

用人单位一般为了减少灵活就业人员的用人成本，会刻意的回避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投保工作，将投保责任回归到就业人员自身。认为灵活就业人员不属于单位的正式员工，主要以工作量或者工作时间累积来做薪酬支付，不承担其他工作保障与福利。

三、提升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效果的方法

（一）加大积极舆论宣传工作

在对外宣传工作上，需要积极宣传社会养老保险对适宜的灵活就业人群所产生的实际经济与福利上的回馈价值，让适宜群体积极参与与配合相关政策的开展。宣传上不仅要通过传统媒体，也要积极的通过网络媒体对当下青年群体做积极的宣传，让其明白社会养老保险可以有效的覆盖灵活就业人员的具体情况，对于灵活就业人员可以通过养老账户个人窗口办理养老保险参保事宜。同时宣传上要采用通俗易懂或者趣味的方式提升可读性，进而扩大宣传内容在民众间的互相传播效果，做好社会养老保险的社会舆论氛围搭建，提升人们对社会养老保险的信任感。对于接触媒体较少的灵活就业人员，可以通过实际的宣传纸质资料或者专业人员做对应的宣教，可以社区为单位做好对应的群体性宣传工作，提供便民的咨询服务，避免人们对社会养老保险的误读。

（二）注重灵活就业人员针对性的养老保险政策设立

要积极的针对灵活就业人群所存在的就业单位、收入、工作时间等情况的不稳定做对应的养老保险政策制定，充分考虑到全国各地不同情况特点，一方面要注重全国范围内政策指向的统一性，但是也要依据不同地区与不同时期下的具体情况，做出政策执行的缓冲与个性化调整，提升人们对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适应能力。在保障范围上，需要逐步的消除户籍制度带来的约束；其次，要注重筹资模式的调整，让灵活就业人员能够获得更适合自身经济能力的缴费数额；其三，缴费期限也可以依据情况展开年度、季度与月度的缴费模式，较好的适应灵活就业人员收入不稳定的实际情况，避免人断保情况的发生；其四，在给付水平上，需要明确社保中的权利与义务，保持缴费与支取水平处于更好的均衡状态，提升缴费积极性，同时需要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缓解经济困难群体的支付压力。缴费可以采取分档处理，依据不同经济水平做对应情况的选择。

四、结束语

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可以有效的为社保账户有序运营带来更强的资金支持，尤其是我国社会养老保险账户属于“空账”运营的状态，扩展社保参保人员范围可以有效的促进社保账户健康运营，因此相关工作的研究具有较大的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王晓丹.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收益分析[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4，（9）：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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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资源；农民工；保险；相关性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9-0082-02

以扎尔德、汤普森等为主要代表人物提出了资源依附理论，主要关注的是组织本身在市场框架下的自由度问题，基本假设是：没有一个组织在市场中是完全自给而自由的，所有的组织都与环境进行交换，并由此获得生存。在和环境的交换中，环境给组织提供关键性的资源，没有这样的资源，组织就不能运行，因此，对资源的需求构成了组织对外部的依赖。资源的稀缺性和重要性决定了组织对环境的依赖程度，从而也决定了组织在环境（市场）中的自由度。资源依附理论非常关注那些关键的供给者、购买者、规则制定者及竞争者等这些互为依赖的组织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这些组织行动者或者彼此竞争直接只剩最后一个、或长期合作者之间的关系，这些组织行动者或者彼此竞争直到只剩最后一个、或者长期合作、或策略性联合、或合并，无论是那一种情况，对于视焦组织的行动自由都产生影响。资源依附理论分析的起点是确定视焦组织的需要和可以满足需要的来源。方法是首先确定资源的关键性，特别是针对组织的稀缺性；接着寻求关键性资源的获得途径，比如建立多渠道的资源依附途径。资源依附理论认为为组织与市场中其他组织实体的关系或互动可能是主动的，也可能是被动的，当其与其他组织实体主动互动时，组织通过参与，考察环境，进而发现机会和威胁，并由此趋利避害，同时组织是有能力与市场中的其他实体进行交换，并有能力做出各种反应的，这可以表现在管理人员对环境和组织的管理。资源依附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是让人么看到了组织在市场中的自由度：组织的自由是有限的，它的生存需要依靠采用各种战略来改变自己、选择环境和适应环境。资源依附理论也适用于对农民工人参加社会保险的研究，这主要体现在农民工人对经济资源①（物质资源、信息资源和人力资源）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的掌控情况。

一、物质资源（Material Resources）是实现农民工人社会保险愿望的基础

物质资源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用以依托的客观存在物，也就是能够满足个人的基本吃、喝、住、穿、行及医等需要。在市场经济中，按照现行的分配体制，农民工人的物质来源主要为作为劳动报酬的货币支付―工资，而在农村，农民具有直接的物质生产资料，所以基本生活能够获得保障。他们主要通过劳动报酬、亲友帮助、过去储蓄为主要的经济来源。农民工人因特殊的用工形式，及各种原因收入微薄，收入来源渠道单一，以及收入的间断性，不足以抵抗各种社会风险，而且拖欠工资的现象时有发生，再加上城市的过高消费，很难保证在满足基本生活的需求下略有结余，用于精神消费。

马克思指出，供给者之间的竞争和需求者之间的竞争构成购买者和出卖者之间斗争的必然要素，而交换价值就是这个斗争的产物。② 外出务工是进城务工农民家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之一。2006年国家统计局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的专项调查表明：农民工平均月收入966元，根据这项调查，目前农民工外出务工经商求职主要靠亲朋好友介绍，比例占到约55%；自荐到用工单位工作的占10.51%；此外是通过广告、包工头和老板招募以及劳务市场实现自主就业。在城里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29 天，平均每天工作8.93小时。本次调查数据表明，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966元，一半以上的农民工月收入在800元以下，其中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的占19.67%，月收入在500元～800元的占了被调查的农民工总数的33.68%，只有一成的农民工的月收入超过了1 500元。当年北京职工年平均工资40 117元，上海41 188元，广州只有36 770元。① 据2009年数据资料统计，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有1 000元左右。由此可见，农民工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城市人口以令人难以相信的速度增长起来，而且增加的差不多全是工人阶级。农民工是支撑中国制造的主力军。农民工流动的后果之一是大量原国有企业职工失业和待岗，而农民工则处于无任何保障的弱势状态，虽然农民工人可以获得微薄的收入，但是在很多私企或个体户，由于“包干”等形式的出现，拖欠农民工人的工资已成为社会问题，这严重地损害和侵犯了他们的经济利益和应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

因此，农民工人较低的收入很难支付缴费标准较高的各种社会保险，同时，面对新的职业风险和社会风险，他们对参加社会保障的诉求也日益加强，因而，物质资源成为现实与理想之间的最大障碍。

二、信息资源（Information Resources）是农民工人参加社会保险的前提

20世纪30年代以来对各种劳动力市场的研究表明，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很不完备，信息的分布也不均匀，即存在供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实的劳动力市场与假设的劳动力市场、与其他类型的市场间有着很大的差距，在劳动力市场上，有关工资、工作条件、工作机会等信息透明度较低，为获得这些信息，求职者必须依时间序列走访各单位，即进行有关工作的寻找过程。斯蒂格勒认为信息是一种稀缺商品，其获得需要花费时间、努力和金钱。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的信息对于劳动力的匹配非常重要，而这些信息的获得同样需要成本。因此理性的求职者在工作寻找过程中会遵循“适可而止”的工作寻找原则，寻求的是满意或次优职业，而不是最优职业。

信息资源与农民工群体参加社会保险主要表现在获得信息资源的渠道、内容和已获得信息资源的质量三方面：

首先，报纸、广播和亲戚、朋友及非正式组织等是农民工人获得相关信息的主要渠道，报纸虽然成本低，但由于具有广告和商业性质，缺乏一定的可靠性，受工作性质限制，农民工人没有更多的时间收听广播，同时，现代农民工人流动性很大，除了城乡之间，更多的处于跨地域流动，这样，与亲戚、朋友之间见面机会很少，很难获得及时有效地信息，通过非正式组织传递的信息具有模糊性，造成信息的滞后和失真，所以即使得到信息其产生的作用不是很大，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计算机成为传播信息的主要渠道，但是农民工人综合素质低，很多人不会使用电脑，即使会，受经济条件的限制，他们不可能为获得好的报酬和待遇较高的职位而花费更高的成本。

其次，受获得信息渠道的限制，农民工人得到相关信息的内容并不全面，如国家现行社会保障政策（如社会保险项目、保障对象、缴费及待遇标准等），就业政策（如聘用制度、劳动纠纷制度及就业培训制度等）及相关法律（社会保险法）的出台等，根据笔者之间的调查，如城市低保制度，很多农民工人并不知道或者只了解部分政策，从根本上限制了其对社会保险项目的选择和对自我权益的保护。

最后，农民工人获得信息的质量并不高，尤其从亲戚朋友那里得到的大多数是筛选后的信息，缺乏有效性和及时性，并不能产生多大的作用，甚至为核对信息的真实性，农民工人可能花去大量的时间和经济成本。

三、人力资源（Human Resources）是农民工人参加社会保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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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城乡统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养老保险基金

一、背景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七五计划”提出抓紧研究建立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并通过试点，逐步实行。1991年，民政部根据国务院的指示，在山东烟台的部分县市率先进行试点，并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于1992年出台《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由点到面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至此，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进入起步发展阶段。到1998年我国已经有8025万农民参加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20世纪初至2009年这段时期，由于政策缺乏连续性、各级政府财力投入不足以及缺乏相应的考核评价机制，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发展进入低潮时期。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逐年下降，退保人数逐年增多，到2007年达到最低值5171万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09年。

为了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实现农村富余劳动人口的流动，同时作为重构我国社会福利制度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20o9年民政部出台了《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新农保发展以来，改变了参保人数一直下滑的局面，2009年末我国参保农民总数达到8691万。

2009年《指导意见》的出台，虽然推动了近期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但在其运行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有待解决。特别是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城乡一体化程度和农村富余劳动人口流动性不断提高的新形势下，《指导意见》并不能有效解决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问题。鉴于此，本文将全体农民纳入研究范围，从城乡统筹的视角对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改善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议。

二、城乡统筹视角下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005年国家提出了城乡统筹发展的问题，并陆续出台一系列政策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新农保的推出既是为了解决农民养老的问题，也是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尽管如此，2009年《指导意见》推出至今，新农保在发展中仍然存在着城乡不协调的问题。

(一)城乡间不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间衔接政策缺失

《指导意见》中规定，“新农保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等其他养老保险制度的衔接办法，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财政部制定。”但是，目前具体的指导性政策还没有制定出来，各级地方政府在缺乏主要指导纲领的情况下自行制定实施细则。这样，新农保没有就企业为农民工缴纳的养老保险部分如何转入新农保中以及农民进城务工如何进行社会养老保险衔接做出具体规定。

城乡统筹的要求是实现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但由于新农保与其他社会保险制度之间衔接的政策缺失，使得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劳动力的流动受到很大限制。首先，作为城市之中重要劳动力的农民工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为了保障其福利水平，地方政府规定，农民工在城镇已经缴纳的养老保险金中个人账户资金可以一次性转为新农保中个人账户资金，但是企业缴纳部分不得转入。这项规定导致农民工在城镇养老保险中的企业缴纳部分化为乌有，同时缴纳年限也无法续接，使得农民工多年的参保时间和企业缴纳的养老保险白自流失，产生福利的巨大损失；其次，相关衔接政策的缺失，直接导致农民工或农民定居城镇时，只能退出新农保，重新缴纳城镇养老保险金。同样带来福利损失。

(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发放形式不灵活

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的领取方式都比较固定，如黑龙江省的农民领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只能到固定地点领取。对于那些离固定领取点较远的农民，为了领取保险金需要支付高额的路费。有些地区为了规范管理农村养老保险金领取，采用以银行存折的形式发放，这对于离银行较近的农民比较方便，而对于离银行较远的农民，领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仍需要支付高额路费。这些做法无形中增加了农民加入农村养老保险的成本，造成农民的福利水平损失。对于那些流动性较大的农民和进城务工的农民，由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的发放在不同地区以及城乡之间还没有实现统筹安排，还会带来更多的不便。统筹城乡发展是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解决三农问题，绝不是在增加农民福利的同时增加农民的负担，因此这种不灵活的发放形式，不利于城乡统筹发展。

(三)国家层面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立法不足

当前我国没有一部法律，就规范农村养老保险发展做出立法约束，这严重影响了农村养老保险发展的连续性，直接导致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的剧烈波动。图1表明，在《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推出之初，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曾经超过8000万。之后，由于没有法律约束，缺乏相关政策制度保证，导致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发展缺乏连续性。致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开始逐年减少，特别是2000、2001、2002三年连续下降，在2006年参保人数达到最低值，可见这一阶段有较多农民退保。2009年《指导意见》的出台以及各地方政府出台的相应措施，使得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加人数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参保人数将近9000万。可见，政策和立法是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持续稳定发展的保障。由于没有法律约束，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发展中，各级地方政府对具体政策的设立、撤销和改变的操作缺少约束，这不利于农村养老保险发展的稳定性。这种不持续稳定的发展，导致农民不愿投保，加之各种纠纷的出现导致“羊群效应”，产生大面积退保。这种情况的存在最终不利于我国农民福利水平的提高，更不利于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

(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运营低效

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主要由县级政府管理，由于县政府缺乏基金管理方面的经验和人才，只能采取简单的保值的措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主要用于购买国债和存人银行，在实际运营当中大多数地区都是将基金用于购买银行存款。农村养老保险基金中个人账户的增值，只能按照每年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利率来计量，导致基金运营收益较低。在发放农村养老保险金的资金来源中，个人账户的增值占绝大部分，因此，较低的基金运营收益决定了农民只能领取较低水平养老金这一现状。农民的社会福利水平提升缓慢，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拉大了城乡差距，不利于城乡统筹发展。

(五)“集体补助”制定不合理

《指导意见》中规定“集体补助，有条件的村集体应当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助，补助标准由村民委员会召开村民会议民主确定。鼓励其他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织、个人为参保人缴费提供资助。”这直接导致有钱就补，没钱不补的现状。我国除了东部的一些地区可以对“集体补助”这一项进行补助外，中部和西部的大部分地区村集体都没办法对农村养老保险提供集体补助，使得《指导意见》中对集体补助的规定形同虚设。深究其原因可以发现：1)无法衡量一个村集体是有条件的还是没条件。国家和各地方政府出台的条例中也没有说明这一点，使得这条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一句空话；2)我国东部地区农民收入高，村集体资金实力强，而西部农民收入很低，村集体收人也低，使得西部地区村集体就是想补也没有钱补；3)中国广大农村民主化程度不高，补助标准能由农民的意愿制定的可能性极低。通过实地了解，很多村委会根本不向农民谈这一事情，就算农民提出要求也会以村委会资金缺乏为理由不予补助。村务公开在很多省份还无法做到，这一政策也被放缓执行。这一政策的放缓使得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城镇社会养老保险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破解也无从实现。

三、城乡统筹背景下完善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建议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还很不完善。如何解决好这些问题，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是我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各级部门的当务之急。

(一)建立起城乡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合理衔接制度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农民工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反复会是一个不断的过程。另外，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这就需要做好新农保与其他各险种的衔接工作。

1．新农保与农民工在城里的各种养老保险的衔接。农民工想把在城里参加的养老保险转为新农保时，除了可将个人账户中的全部资金转入新农保中的个人账户外，还应允许把企业为农民工缴纳的那部分资金一并转入新农保中，多余的资金可以转给农民工，不足的部分由农民工补足。对于农民工所在城市中养老保险与其他险种混合的情况，实现相关险种有条件转换。如北京市对农民工实行的是一种全能保险，在转换为新农保时，可以提供最低的保障，对投保年限也应予以承认。

2．城镇社会养老保险与新农保的衔接。在农民转为城镇户口想享受城镇社会养老保险时，应将新农保中的全部资金一次性转为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如果不够，可以进行补缴，如果出现盈余，则对个人账户中超过的部分予以退还，国家补助和集体补助不予退还。同时在账户管理方面，新农保的个人账户中包含了农民个人缴纳和村集体缴纳两部分，可以按照比例转化为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中的个人缴费和单位缴费，这样有利于发挥城镇养老保险中个人账户的激励作用和最终向城镇养老保险方向过渡。

(二)实现农村养老保险发放形式多元化

各地方政府应该采用多种形式发放农村养老保险金，出台的政策应该结合所属地区的情况，对参保各个县分别规定。如偏远地区实行村发放制；对金融机构发达的地区，实行银行发放或农村信用社发放。对实行村发放制的地区，要做好保险金的管理工作。另外，随着金融基础化设施的逐步提高，可以进一步将城乡养老保险发放统一起来，推行“一卡通”，即城镇和农村可以用一张卡来发放，逐步推行城乡养老保险一体化。

(三)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养老保险法》

虽然我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养老保险法》(草案)已经进行了十多年的酝酿与修改，但其中农村养老保险方面的法律规定还处于空白。该法案的补充应着重规范农村养老保险的各项制度，为解决法律纠纷提供依据；应该对城乡养老保险、农民工的城镇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提供法律支持；规定农村养老保险的发展方向，进而减少政策的剧烈变动，使农村养老保险能够持续发展。

(四)实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与社保基金运营并轨

将农村养老保险基金与城镇社保基金一起运营，即可有效解决农村养老保险基金运营低效的问题，同时也是打破我国的二元经济体制的重要措施。好处是：1)利用我国社保基金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大量的专业管理人才，提高基金运营效率；2)可以减少管理机构，节约开支，减轻县一级政府的负担；3)可以解决基金规模小，规模报酬低的问题。对于基金运营的成果的分配，可以按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社会养老保险资金的比例进行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