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两弹一星范文
时间:2023-04-09 20:56:47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什么是两弹一星,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原子弹、氢弹、东红号卫星。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在西部罗布泊地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成为世界第五个拥有核武装的国家。
1967年6月17日,中国在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氢弹的爆炸成功,是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又一个飞跃。
于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发射。该卫星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世界上第五个用自制火箭发射国产卫星的国家。
(来源:文章屋网 )
篇2
站在2017年的门槛儿里,我们回首2016,是谁曾感动中国?被誉为“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的《感动中国.2016》,昨晚在中央电视台第一频道黄金时段播出,十位“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揭晓。
星斗焕文章——孙家栋:是中国第一颗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遥感探测卫星,北斗导航卫星等总设计师,是中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当我们仰望星空时,中国航天飞行器三分之一的卫星是他领导下发射的,请不要忘记这位一心为国,默默耕耘的航天人。
忠义感乾坤——王锋:南阳市卧龙区西华村的一栋民宅突发大火,租用一楼的王锋一家被浓烟呛醒,王锋三次冲入火场救人,自己被烧成“碳人”,五六十米的距离,留下了一个个的血脚印,最终医治无效死亡。王锋用生命助人逃出火海,无私与无畏,永记铭记人民的心中。
芳兰振蕙叶——支月英:36年扎根偏远山区支教,甘心情愿做一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岁月如梭,36个春夏秋冬,支月英带出了1000多名孩子,教育了大山深处的两代人。不言之教,让大山的孩子们看到了希望和光明。
君子通大道的秦玥飞,美国耶鲁大学高材生却选择扎根国家级贫困县担当一名村官,带领百姓脱贫致富;如今他的“黑土麦田公益”项目吸引着更多的优秀毕业生投身到贫困村,带领乡亲们致富奔小康;
浩气展红霓的张超,将生命献给了祖国的蓝天,用军人的牺牲和奉献守护着国家和人民的安宁与幸福;
器成天下走的李万君凭借着“工匠”般的焊接技术,让中国高铁飞驰世界,畅通无阻。
推诚结仁爱的梁益建,谢绝美国医院的高薪聘请,投身祖国的医疗事业,先后参与了“驼背”手术3000多例,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极重度脊柱畸形矫正专家;他热心公益救助事业,帮助患者200多位,筹集金额近500万元,向我们诠释了医者仁心,医德至上。
暖带入春风的郭小平,创办山西临汾红丝带学校,救助艾滋病感染儿童并接受正规教育。
澄清有片心的阿不列林,哈密市“铁案法官”,31年来的法官生涯,数次经历死亡威胁,用生命捍卫法律的尊严。
曙色满东方的潘建伟,立志为国建一个世界一流的量子物理实验室,去年8月16日中国量子卫星“墨子号”发射成功,潘建伟让中国量子通信领跑世界。
篇3
在各种污染的因素之中,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是最为庞大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考虑因地球物理原因形成的水污染造成的损失,仅仅计算人类生产活动中产生和排放的废弃物进入自然界水体所造成的水体污染而带来的经济损失,数目就达到了1428.9亿元,占环境污染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值的76.2%。其中,工业污染性缺水就造成直接工业经济损失750亿元,占了水污染造成的损失的一半以上。另外,报告指出,水污染对人体健康造成的损失(包括南方水网地区和北方农村地区)、水污染对渔业的损失、水污染对农业的损失、水污染对旅游业的损失也是不可忽视的。
拧开水龙头,便有自来水哗哗流出,都市人习以为常的用水方式延续了许多年,不仅是每天的饮水。甚至连所有的生活用水都必须依靠水龙头的水。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人们发现,城市自来水的各种问题(发黄、有异味、泥沙杂质等等),已经成为市民健康的隐患,城市人开始为净化水质问题而烦忧,并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数十年来,人们一直采取传统的漂白法、氧气法和二氧化氢法等,这些方法的共是成本稍微低一些,但是在消毒灭菌后,会留下微量的含氯物质,在有化学污染物的情况下,这些含氯物质就可能会演变成致癌的氯仿,这叫做“二次污染”。现代医学表明:漂白粉、二氧化氯、氯气都是威胁人类健康的潜在根源。
现代医学的昌明使人们开始正视日常生活中不曾注意的细节,对“水”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最终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人类最需要什么样的水?这个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人类最需要的便是“最有益于身体的”水。此种水含有一定硬度、含有一定量钾、钠、镁、锌、铁、铀、硒、氟等微量元素,其中又溶解有一定量的空气。
然而在现代生活中,从自来水管流出的水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人体需要。由于原水水质、管道轻微泄露、渗漏、水再次增压、增加二次供水箱、管道年久失修或者更换不及时、管网末梢等原因,在水中又溶入了大量杂质和细菌。输配水管的老化加剧了水的“二次污染”。因此,改善自来水水质的呼声不绝于耳。
科学家曾做了这样一个实验:把两条同样活泼的金鱼同时倒入一个拌有农药的水钵中,片刻过后,两条金鱼都被呛晕了,这时再把它们分别放入一个盛有自来水和一个盛有羟基氧的水钵中,一会儿,在羟基氧水中的那条鱼又奇迹般地“复活”了,而在自来水的那只却一直没有醒过来。
科学家解释这样的实验虽说不上严谨,但也说明这样一个问题:羟基氧具有超强的快速杀菌能力和分解有毒物质的能力。
什么是羟基氧?羟基氧和我们呼吸的氧气属于同一家族,但是,羟基氧在自然界的含量很稀少。羟基氧只有在极高能量的作用下才会产生。我们在雷雨天会闻到一种清闲的味道,或者在清晨的森林里有欢畅的感觉,都是由于雷击后巨大能量使空气的氧气裂变,产生极微量羟基氧的缘故。
科学家为什么会拿富含羟基氧的水和普通的自来水做比较?据介绍,羟基氧技术是既古老又崭新的技术。1840年,羟基氧被德国化学家发现,1856年就被用于手术室消毒,但由于羟基氧发生设备效率低、价格昂贵,以及对羟基氧的一些错误认识,羟基氧技术迟迟未能推广。法国首次于1893年在供水上使用羟基氧,20世纪50年代,加拿大、英国、德国、日本也开始重视开发羟基氧技术,但由于设备效率低、价格昂贵,羟基氧技术应用缓慢,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得以发展。目前在欧洲,80%的水处理采用了羟基氧技术,羟基氧也广泛应用于水净化、空气净化、工业、医疗、农业等领域。
羟基氧是将空气中的氧气转化为臭氧过程中溶于水的中间产物,极不稳定,极难捕捉到,需要通过高科技的手段,在高能量下使氧原子迅速裂变。羟基氧的性质比臭氧更不稳定,因此利用其瞬间杀菌作用达到的效果更加显著。
上海欧臣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水处理专家介绍说,由于羟基氧只在高能量作用下才能产生,所以,羟基氧的民用化一直是个难题。目前,这个难题已被过去曾为中国“两弹一星”作出过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所攻破,由欧臣公司生产的中国第一代制造羟基氧的净洗水机也已面世。
专家们对目前已进入市场的羟基氧技术推崇有加。据了解,这种羟基氧技术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
1、杀菌消毒。研究表明,羟基氧是广谱、高效、快速杀菌剂,它迅速杀灭使人和动物致病的各种病菌、病毒及微生物。羟基氧的杀菌力比氯高一倍。与一般杀菌剂进行性、积累性的杀菌消毒功能不同的是,羟基氧的杀菌作用是急速的,当其浓度超过一定阈值后,消毒杀菌甚至可以瞬间完成。
湿度的提高及温度的降低可增强羟基氧的消毒作用,当羟基氧溶于水中后有更强、更快的杀菌消毒作用。利用羟基氧杀菌消毒没有二次污染,在处理过的水、空气、食品、器具等中不残存任何有害物质,这也是其它杀菌剂无法比拟的优点。
2、解毒。羟基氧能通过氧化反应有效去除有毒气体如CO、NO等。溶于水中的羟基氧可氧化、分解从而有效去除水中的有毒物质如重金属离子、氰化物、硫化物以及敌敌畏、氧乐果等农药。羟基氧还能降低氯工处理水中的致癌物质氯仿、氯甲烷等。
篇4
关于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我们认识到中国社会普遍缺乏科学精神应该是一个关键的因素,而要改变一个庞大的、有着极长历史的社会思维模式和价值观是非常困难的,也是要经过极长周期的。但是我们也可以提出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的逆问题:中国需要先进的科学吗?中国需要大批的科学大师吗?
恐怕大部分人都会回答“需要”。但是在一个普遍缺乏科学精神的社会,这个回答没有太大的意义。实际上,批评中国社会普遍缺乏科学精神肯定是不受欢迎的,我们有时甚至把所有好的或者有道理的东西都说成是“科学的”,所有不好的或者没有道理的东西都说成是“不科学的”,这在科学的发源地欧洲和科学最发达的美国都是不可想象的,导致“科学”这两个字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
试问,中国社会上有多少人能够回答出“科学的目的、精神、方法”中哪怕一条或者一条中的一个内容?根据我的经验,这个比例恐怕是惊人地小,而且即使受过高等教育或者从事科学研究的高层次人才也不一定都说得清楚什么是科学。有一次在我做完相关的主题演讲之后,有一位“科学普及”专业的研究生发言,认为我的演讲是反科学的,对于科普工作极为不利。我在和他沟通之后才知道,他对于什么是科学几乎完全说不清楚,而说出来的几乎都是错误的。这就是中国社会普遍缺乏科学精神的一个真实反映。
但是,从唐朝开始几乎没有科学的中国照样独领上千年,而科学大师极少的中国照样成就了“两弹一星”和最近20年的经济奇迹。同样,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没有科学的盛极一时的大清王朝最终输给了科学发达的西方列强,而科学落后的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也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问这样的问题:科学研究仍然比较落后、科学大师仍然稀少的现代中国,能够再次独领吗?
中国的三阶段创新路线图
分析欧、美、日的科学和技术,以及诺贝尔奖的授奖情况可以发现,大部分原理性的科学突破来自于科学的发源地欧洲,而大部分具有应用价值的科学发现来自于美国。因此普遍地讲,欧洲人深刻地理解什么是科学,但是美国人更加理解科学的应用价值。但是大部分好的高科技产品则来自于日本,很显然日本人最理解如何制造好的产品。因此若能结合欧、美、日的共同优势,中国必然能够再次领先世界。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没有争议,有争议的部分、也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是发展的路线和方向。
目前中国科学界有较多的人认为,中国应该加大科学研究的投入,从而实现“科学落后—科学强大—技术强大—国力强大”的三步跳,也就是通过先进的科学带动先进的技术,而技术强大就会带领和支撑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强大。这听起来很有道理,因为科学是技术的源头,似乎科学先进一定立刻会带来技术先进。但是日本的成功并不支持这样的观点。日本的科学的确是比中国先进,尽管最近几十年和欧美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但是还是比欧美落后,不过这似乎并没有妨碍日本的高科技产品整体上比欧美先进。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能够具有日本研发和生产高科技产品的能力,那么中国会是什么样?但是正如前述饶毅教授的报告中所指出的,日本在科学方面相对美国的落后,导致了在有些高科技领域受制于人。我认为,这是中国需要在今后长期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一步登天赶超欧美。
目前中国社会的现实就是普遍缺乏科学精神,急功近利和实用倾向是很多人的现实心态。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盲目高速增加对科学研究的投入不是最佳的选择,不但不会使中国的科学水平迅速赶超欧美,而且有可能在科学的大量投入没有产生期望产出的情况下,对长期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
因此我认为大力和优先发展科学不是中国现阶段的主要任务,而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中国三阶段创新之路、也就是中国的三阶段创新路线图应该是:“经济实力—技术实力—科技实力—科学实力”,其基本战略就是尽快摆脱“山寨”经济(这里的“山寨”没有贬义,仅仅是一个通俗的说法,在这里泛指引进外资生产线,代工、贴牌或者冒牌的生产活动),循序渐进地向日、美、欧学习,这样必然会使得中国再次并且长期领先世界。不可否认,中国最近10年~20年的“山寨”经济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这样的经济模式是不能持续发展的。不过,由于有了这个阶段的原始积累,中国已经具备了向日本学习“产品创新”的经济实力,这可以使得中国经济进入“持续发展”的阶段,中国也就具备了类似日本今天的技术实力。到那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和整体实力才能够和日、欧、美平起平坐。我认为中国需要至少20年~30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个阶段的转变。
另一个阶段,就是在强大的技术实力的支撑下向美国学习“技术创新”,从源头上掌握和控制产品创新,这又可以回过来促进和提高产品创新的能力,整个经济将进入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阶段”。完成这个阶段的转变将是十分艰难的,如果能够在本世纪后半叶实现将是十分了不起的成就,中国将在经济、技术和军事等方面成为世界第一,开始中国在世界独领的新时代。
最后一个阶段,则是向欧洲学习什么是科学和如何开展科学研究,这个时候中国已经达到了国富民强的程度,具备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急功近利和实用倾向的社会影响逐渐削弱,也就是说中国这个时候具备了全面发展科学的经济条件。如果科学精神能够深入到整个社会的思维模式,也就是追求科学规律的理想主义有可能会普遍地得到认可和实践,那么中国完全可以在科学方面也成为世界第一,从源头上控制技术创新,进入整个社会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阶段”。这样就可以保证中国不但能够在世界独领,而且可以长期持续地保持领先地位。
当然上面的三个阶段的划分在时间上不是绝对前后的关系,而应该是三个阶段同时进行,但是国家应该制定明确的发展战略,在不同时期发展的重点有所不同,以保证资源的最佳使用和社会的逐渐进步。尽管我们希望中国最终能成为世界上科学研究领先的国家,但是这需要极长的过程。的模式不但不能搞生产和建设,实际上更加不能发展科学,因为科学的发展不仅仅需要物质的条件,更需要适合科学发展的价值观和社会文化,价值观和社会文化的形成则需要在一定的物质基础的条件下的长时期的沉淀。在一定程度上,把科学说成是象牙塔里面的智力游戏是有一定道理的,穷人一般情况下玩不起,暴发户也不会毫无功利性地玩这个。只有中国社会切实意识到急功近利和实用主义的局限性,能够自觉、有效地抵制其危害性的时候,才会有科学大发展的文化基础。
目前科学研究的一个趋势就是建设耗资巨大的“大科学工程”。但是我非常担心在中国社会普遍缺乏科学精神、而急功近利和极端实用主义的影响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对大科学工程的巨额投入如果不能同时带来技术的进步(也就是产生有用的回报),会引起社会和政府对大规模科学投入的负面看法,这样就会长期阻碍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作为科学家,我们不仅仅要为我们现在的领域、单位、甚至课题组的发展负责,也要有社会责任,更要从战略上考虑科学在中国的长远发展。
因此在中国的社会现实情况下,我认为目前对科学的投入应该重视对技术的带动作用(尽管产生的科学成果不一定有直接的应用价值,或者现在还不能看到应用价值),能够对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并达到短期内就回报社会的目的;同时获得的科学成果可以弘扬科学精神,并达到长期回报社会的目的;最终,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产生的杰出科学家可以发挥出榜样的力量,以达到长期支撑科学的发展的目的。这样做就能够起到“一箭三雕”的作用。当然,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始终开展并逐步加强科学教育是非常关键的。
回答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的逆问题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的逆问题了:“中国需要先进的科学吗?中国需要大批的科学大师吗?”
既然中国目前这个阶段的发展重点应该是向日本学习产品创新,所以我认为短时期内中国并不急迫需要先进的科学,至少暂时不需要全面先进的科学。但是能够保持长期持续发展并领先世界的中国最终需要全面先进的科学,因为唐、宋、明、清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领先世界必须从“以夷制夷”发展到“以夷治夷”。同样我也认为短时期内不需要大批的科学大师,但是最终全面先进的科学必然能够成就大批科学大师。因为西南联大和改革开放前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那个尽管物质贫匮、但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会回到中国了。未来中国的科学大发展必须是建立在国富民强的基础上。
从古希腊的宇宙观到哥白尼的日心说,人类认识宇宙的第一次飞跃经历了漫长的两千年。应该说,哥白尼日心说的提出并不能代表现代自然科学的诞生。现代自然科学是从伽利略开始的(尽管牛顿建立了现代自然科学的第一个理论体系),是伽利略把逻辑化、定量化和实证化同时引入了他的研究,伽利略可以说是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的鼻祖。伽利略400年前发明的天文望远镜使得人类能够看清楚远处的宏观世界,从此人类的宇宙观快速地经历了六次新的飞跃。显微镜又使得人类能够把近处的微观世界看清楚。因此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在欧洲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他们骨子里面理解什么是科学。中国人接触科学的历史才100多年,真正自己动手做科学研究只有区区几十年,而也仅仅在最近一、二十年才开始成规模地做起来。因此中国社会普遍缺乏科学精神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如果要使得大部分中国人理解什么是科学并且具有科学精神,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加强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从正确的“科学”教育开始。我们大多数人接受的所谓“科学”教育实际上就是教我们已有的科学规律是什么,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规律,而我们学不到这些科学规律是怎么得到的和应该怎么进一步发展,也就是缺乏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教育。而过多地强调科学的有用性,又使得我们不知道科学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可以说我们只学到了科学知识,而不知道科学是什么。要改变这种教育现状需要大量的努力和漫长的过程,这肯定需要多代人的努力。从本文可以看出,了解天文学的发展对于理解什么是科学至关重要,而这也许就是西方国家一直把入门天文学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内容的一个原因。而我国的天文教育则极为落后,大、中、小学天文教育的普及程度极差,这从在很多年里国内只有两所高校有天文系,而至今有天文系的高校还是屈指可数就可以看出来。而欧美的情况则是入门天文教学在中小学十分普及,而且几乎每一个大学都有天文系或者天文专业。尽管中国经历了、、以及改革开放,中国的传统思想和实用倾向对中国人的思维造成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仍然没有得到显著改变,中国社会仍然严重缺乏科学精神,天文教育的极度缺乏肯定是一个原因,而且很可能是一个主要原因。
篇5
劳动的过程也是实践的过程。学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应用和创造。共同阅读爱劳动演讲稿800字高中,请您阅读!
爱劳动演讲稿800字1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年级三班的___。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做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作为新世纪的小学生,我认为,爱祖国、爱学习、爱劳动是每个少先队员都应该做到的。然而,有些人却没有做到:在自己不喜欢的老师的课堂上乱说话;在家长要求干点家物事时以“我的作业还没写完”来推脱;在聆听老师教诲时不在乎的目光,不在乎的语言,不在乎的动作……
我曾听过一句名言:学习并不是人生的全部,但既然连人生的部分---学习也无法征服,你还能做什么呢?其实,学习并不是像有些同学眼中的那么难,要想学好,很容易。只要你勤学书本知识,多学课外知识你的学习成绩就会大步流星向前走的。
学习好,还要爱劳动。这样才能在校作个好学生;在家做个好儿女;在社会中作个好公民。
学会劳动,先要加强锻炼。从第一次开始。人生有很多第一次:第一次扫地;第一次擦桌子;第一次拖地……“有志者,事竟成”只要我们肯学,任何东西都不会很难的。
我还听过一个故事:一位大学生,她的成绩非常优秀,被一所名校录取。结果那个大学生却申请退学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个大学生从小到大养尊处优的活着,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自理能力极其的差,没办法,只好退学了。由此可见,劳动的重要性。
每一次劳动都是挑战自我的机会,但是如今,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少。因为大家总是推脱,就被长辈们戴上了“小公主”“小皇上”的帽子。现在,让我们一起摘掉这些帽子,给自己一个锻炼的机会。只要你比昨天做得好,这就是进步。
多年以后,你就会发现:小时候老师、父母的教诲都是为了让我们好好学习,长大以后为国家做事,成为国家的栋梁。古有岳飞精忠报国,又有华罗庚弃富投贫,他们都是为了我们这个伟大的文明古国----中国的繁荣昌盛而努力,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让我们趁现在的大好时光,好好学习,好好劳动,长大后,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报效祖国!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爱劳动演讲稿800字2亲爱的同学们:
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你劳动的样子,很美”。有同学说,别给我们喝鸡汤了,不用你讲,我道理都懂,但平时学习已经很累了,我们哪有时间劳动?那么,亲爱的同学们,有谁规定,学习的姿态,只有伏案苦读这一种?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被无数的中国人开辟了精神家园的陶渊明,在很早以前就把日常的劳作演绎成了一首首诗,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国人的灵魂。有同学可能会说,校园不是田园,我怎么能够欣赏得到大自然的美。那么我想问,值日时,清扫路旁的落花时,你可曾留意过笤帚的细纹在泥土上留下的痕迹,落红的凋零又可曾让你让你有过生命的触动?
生活的诗意无处不在,而这种诗意,也完全可以在劳动中得来,你看这个“劳”,多像是一个人和土地亲近,和花草对话的样子?用力的姿态,原本是美丽的样子,你再看着个“动”,天上有白云,人在白云下劳动,人和自然多么和谐融洽!
退一步讲,在校园里宿舍教室,都是你的领地,也是其他同学的天地,试想一下你的下铺,不喜欢洗脚,也不愿意换洗衣服,你所在的空间,散发出异味时,你是选择关闭呼吸,还是期望,劳驾他动一动?试想一下,你的同桌,随手将擦鼻涕的纸,扔在你的脚底下,你作何感想?试想一下,值日的同学,不愿意清扫教室里的垃圾,教室的玻璃整日蒙尘,校园里垃圾遍地,其时你想做怎样的选择?
是的,你说的没错,除了自己劳动之外,条件允许,你还可以请专门的人为你服务,那么带给你清洁体验的他们,你就没有资格再看轻他们的存在;你还可以选择人工智能为你服务,只是,倘若研发人工智能的人不曾注意到人们有这种需求,他那天才的灵感又从哪里迸发?你不曾注意到灵感往往来源于你和这个世界亲密的接触中,那么你学习的意义又在哪里?
再退一步来讲,回到家中,我们是希望和家人团坐,一起包个饺子聊聊天,感受“家人在旁,灯火”可亲的温馨,然后带上家人的心意继续伏案,还是希望未来的自己,变成一个笤帚倒了都不扶的巨婴?倘若如此,当我们的父母垂垂老矣,我们又能否给予他们一丝温暖?世界上,总有一些东西,是高科技替代不了的。
“时间永远分叉,通向无数的未来。”亲爱的同学们,劳动是一词汇,但是它更是行动;这个行动里,有我们对生命的思考,有我们对世界的审美,劳动的我们很美,劳动的我们能让世界变得更美,未来,有更好的世界在前面等待着我们,我们要享用时代的福利,更要用自己智慧的结晶,劳动的汗水,为这个时代增添更多的光彩!
谢谢大家!
爱劳动演讲稿800字3亲爱的复兴中学的同学们:
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劳以成己,动以兴国》。
当下,不重视劳动之怪现象愈演愈烈:一些学校认为开设劳动课耽误学生学习,无异于谋财害命;一些家长也认为分数才是硬道理,唯恐孩子参加劳动贻误终生;一些学生甚至干脆与劳动划清界线,谈“劳动”而色变,视体力劳动为“洪水”“猛兽”……
长此以往,我们新时代的青年会不会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倘若放任自流,于个人,则会好逸恶劳,出现越来越多的“啃老族”“葛优瘫”;于国家,则会阻碍实现中国梦的进程,出现越来越多的“丧”文化,何谈“中国梦”的实现!
正所谓:无劳己难成,无动国难兴!
古人云:“不劳动,无以立。”斯言不谬!劳动既是立命之跟本,又是修身之途径。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正是经历了劳动的淬炼,感受了劳动的艰辛,体验了劳动的疾苦,他们的思想得以升华,信念更加坚定,为实现高远的抱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先贤尚且如此,反观现在,我们有个别同学认为劳动耽误学习,甚至认为人工智能完全可以取代劳动,我不由深思:“唯分数论”、轻视体力劳动者,我们如何在劳动中养成良好的品行?吃不得苦、耐不得劳,我们自力更生的品质如何谈起?难道我们的国家就需要风吹不得、雨淋不得的温室花朵?难道我们的国家就需要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读书机器?难道我们的国家就需要空有满腹经纶、却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们”?
热爱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劳动光荣”的信念要深深地植入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血脉!我们正值风华正茂之时,宜如鹰隼之试翼,奇花之初绽,将劳动看作锤炼品格、通向成功的必经之路,主动参加劳动,去感受劳动的酸甜苦辣。正所谓:“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唯有如此,才能对劳动者心存敬意,对他人的劳动成果怀有感恩!
进入新时代,我们应当有新时代的劳动姿态:不以人工智能为借口,应传承“大国工匠”精神,脚踏实地,以劳树德,为劳动精神代言;不以劳动为耻,应以华为“鸿蒙”为榜样,积极进取,以劳创新,为劳动增添时代亮色;不以劳动为苦,应如“北斗女神”王淑芳、“两弹一星“”于敏等科研家一样,报国为民,以劳育美,升华劳动的价值和意义。
如此,方能劳以成己,动以兴国!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爱劳动演讲稿800字4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唯有劳动能够带来真正的快乐》。
从小,我们就学过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诗描绘了在烈日当空的正午,农民在田里劳作的景象,概括地表现了农民终年辛勤劳动的生活,它提醒我们注意节约用度,珍惜劳动成果。除此之外,它还有更深远的意蕴:只有经历了“汗滴禾下土”的辛劳,才更能知晓“粒粒皆辛苦”的敬畏和满足,这是劳动的价值,也是劳动存在的意义。
高尔基曾说过:我知道什么是劳动,劳动是世界上一切欢乐和一切美好事情的源泉。热爱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千百年来,我们的祖先从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发展到如今拥有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社会,这一切都离不开孜孜不倦的劳动。劳动不仅是一种行为,它更是一种勤劳的美德,是一种积极进取、努力付出的精神,是社会持续发展的精神支撑,也是最重要的一环。
我看过作家张德芬的《遇见心想事成的自己》一书,书里讲述的是一个神秘的传说,故事背景设置在一个不存在的时代和王国,但主人公阿南的追寻之旅却让带给了我很强烈的共鸣,它让我悟出了一个道理:人不可能经由一个没有喜悦的旅程,而达到一个喜悦的终点。诚然,在当代,劳动似乎变成了一种可以替代的事情,越过“劳动”,我们可以直接抵达收获的终点。那么让我们快乐的过程呢?很显然,并没有。
我们没有经过追寻,没有付出努力,一切像孙悟空的七十二变一样轻松。甚至,孙悟空还需要拔下猴毛吹一口气,而我们只想着坐享其成。这样轻易得来的快乐当然也能换来人们一时的兴奋,但这样的兴奋注定无法长久。没有意义的快乐往往来得也快、去得也快。英国作家王尔德说过,人生只有两种悲剧:一种是得不到我想要的;另一种呢?是得到我想要的。“得不到我想要的”固然可悲,为什么“得到我想要的”也算是悲剧呢?最大的原因可能就是失去了劳动的过程,快乐也变得毫无意义。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告诉我们,要撸起袖子加油干;还告诉我们,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而这一切,都需要我们付出实实在在的努力,通过脚踏实地的劳动来实现呀!所以说,每一位劳动者都值得我们尊重,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同学们,让我们开始热爱劳动吧,从自身做起,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唯有劳动能够带来真正的快乐。
爱劳动演讲稿800字5各位同学: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来做神州躬耕人》。
劳动,是黄大发卅六春秋的筚路蓝缕,令绝巘危崖涓流淌;劳动,是沈克泉父子卌一寒暑的栉风沐雨,让渠塘田垄油菜茂;劳动,是塞罕坝林场三代工作者五十星霜的战天斗地,教瀚海黄沙密林幽。劳动是中华民族绵延至今的优秀传统,可如今,却有很多同学懈于劳动,甚至不尊重劳动。在此,请允许我谈一谈:劳动有益,让我们一起来做神州大地的躬耕之人。
首先,劳动可以助我们琢磨踏实品质。《诗经》云: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劳动恰好便是可以切、磋、琢、磨我们踏实品质的有力硎石。正如台湾的道禾书院,秉持“求难,求拙,求慢,求少”的教学理念的校长曾国俊,坚持要求每位学生都必须参与到校园稻田的耕种中去。当漠漠水田中的同学们真的能够在插秧时明白“做事要一步一个脚印,不要好高骛远,而应专注于眼前”时,我们亦可知道,劳动,能够将我们的意志品质打磨得更加踏实沉稳,不急不躁。
其次,劳动可以助我们纯净无私灵魂。尼采说:我的灵魂平静而明亮,宛若清晨的群山。我始终相信,在勇于承担、主动选择的劳动中流下的汗水,可以把我们的灵魂洗涤得更加无私。不由想到了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中学求学时代的他,将每日的劳动当做了必修功课,从未离开土地。在一锄一犁的辛劳中,他的性格也变得慷慨乐助,不锱铢必较。在后来的北大生涯中,他始终义务为舍友打水、整理卫生。而这一行动亦感动了所有同窗,当王强、徐小平在新东方成立后纷纷投奔时,我们可以悟得,经过劳动净化的灵魂,一定可以更加平静明亮,无私无愧。
揆诸现实,对于我们每一位新时代青年来说,又该如何践行劳动呢?我个人建议: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其实家长、学校也并不需要我们真的满脚泥泞、下地耕作,只要我们不以学习太忙为借口、不奢待人工智能和他人,哪怕只是做好每一次校园值日,多承担一次家庭卫生,我们,便不是当今时代中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古语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当大发老人的渠中再次涓流汩汩,当沈克泉父子的田中再次油菜花开,当塞罕坝的林中再次枝繁鸟鸣,我真诚地希望同学们能够明白:“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愿我们每个人都能热爱劳动、拥抱劳动,让自己的品质与灵魂在劳动中琢磨踏实,纯净无私。
莫畏黄尘致胼手,来做神州躬耕人。
篇6
关键词:科学 技术 异同比较 概念厘清
Abstract: Althoug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close connection and similarities, but after all they are two different concept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ir differences from the pursuing aim,researchable object,activity's direction,process of questing,concerned problems,adoptive methods,thought modes,constitutive elements,language expressions,final results,evaluative standards,contains of values,norm of following,occupational constitution,social influences,historical origin and development,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Key Words: science, technology, comparison of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clarifyving concepts.
在现代,科学和技术关系密切,之所以如此,除了二者相互依赖和相互促进——科学要借助技术更新设备、启示问题、激励灵感,技术要借助科学提高理论水准、扩展发明视野、开拓新奇领地——之外,也在于科学和技术确实有诸多相通或相近之处。正如考尔丁所说,科学和技术二者都处理物理世界,使用相同种类的物质世界的知识。二者在研究中使用经验方法,雇用在科学中受训练的人,使用类似的词汇表。技术因它所应用的知识依赖科学,有时也为科学进展提供未加工的材料,即新观察或其他的激励研究的东西。
考尔丁只是笼统论之。其实,条分缕析一下科学和技术的各个要素,问题就更清楚了。例如,在建制方面,科学与技术都是高度创造性的行当,它们都给予那些能够以有意思的方法合成完全不会在其他人那里发生的思想的人们以一种奖励。 在规范方面,科学和技术都具有非本地化和世界主义的特征。科学不是由于定义才是普适的,而是通过许多努力消解本地发现的与境的。技术不是自动地可用于其他境况的,它要求技术和境况两方面适应,以创造起作用的技术。这个消解与境过程的社会方面也是深入科学和技术之域消解与境,它在于在实践、流通和网络创造之间的交流。 在结构方面,一切科学都有理论、观察、实验这三个部分,技术同样如此。因此,把技术和科学对立起来的做法是毫无意义的。 科学和技术都进行观察和实验,提出理论,提出关于(通过实验)造成一定条件的方式的陈述。在基础研究问题上二者也有一定的重合。 在方法方面,技术研究与科学研究没有什么区别。其研究周期图式都是一样的:确定问题;用现行的理论知识和经验知识解决问题;倘若尝试失败,就找出某些可能的解决问题的假设以至整个假设-演绎系统;借助新概念系统寻求问题的解决;检验解决问题与结果;对假设或初始问题的表达方式做出必要的修正。 在评价方面,
任何特定技术的发展是否值得的裁决必须永远是暂定的,对借助新证据重新评价是开放的。以这种方式,对于科学使用的问题不能给出永恒的答案,正如科学理论本身的真理问题不能给出永恒的答案一样。
特别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在哲学底蕴方面,科学和技术都体现了操纵或摆布的思想。西方科学是作为实验科学发展起来的,而为了进行实验,它必须发展精确和可靠的操纵能力,也就是说进行检验的技术,人们操纵摆弄是为了检验。技术也操纵自然界的对象,同时也引起新的人操纵人的过程,或者说社会实体操纵人类个人的过程。随着技术的发展发明了新的和十分微妙的操纵方式,在这种方式中,对事物的操纵同时需要人类接受操纵技术的奴役。
也许正是由于这些相通或相近之处,不少人认为,科学和技术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或者没有原则性的区别,在二者之间是无法划界的。譬如,克罗斯和巴克坚持,在20世纪,科学和技术就形式而言似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不把二者蛮横地弄得支离破碎的情况下,不可能把科学和技术作为分离的实体与整体分开。 雷斯蒂沃则一言以蔽之,纯粹科学的神话是近代科学作为礼拜堂的基石。近代科学的意识形态使我们之中的许多人相信,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可以划界,并因我们社会和环境的疾病而责备技术。
诚然,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存在边界起初不可能十分尖锐地显示出来的领域,正如在遗传工程和基因治疗的情况中那样” 。诚然,“许多现代建制的探究形式把科学的知识进展的兴趣与特定技术的较大效率的目标融合在一起,一致在二者之间不存在建制上的划线。科学和技术在医学科学没有简单的可维持的区分,虽然在极端的对照中是清楚的。” 诚然,在科学和技术之间的任何区分实际上都可能强烈地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如规划的制定和资金的提供就涉及区分问题。科学和技术的区分还缺乏明晰的和毫不含糊的划界标准,在一种与境中是所谓“科学”和“科学的”东西,在另一种与境中往往被称为“技术”和“技术的”东西,反之亦然。 然而,
不管怎样,从学理上讲,科学和技术毕竟不是一回事,二者的区别众多而明显。从实践上讲,把二者混同起来,也会在实际工作造成不应有的危害——我国科学政策和科研管理方面的诸多偏差,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混淆了科学和技术的概念和辖域 。为此,我们必须尽可能把科学和技术区分开来,以便于澄清概念上的混乱和纠正管理上的不当。
邦格曾经以表格的形式,列举了科学和技术之间的某些相似点和和相异点 。陈昌曙教授也从十个方面揭示了科学与技术之间原则上的、本质性的不同:基本的性质和功能,解决问题的结构和组成,研究的过程和方法,相邻领域和相关知识,实现的目标和结果,衡量的标准,研究过程和劳动特点,人才的素质和成长,发展的进展和水平,社会价值 、意义和影响。 在我的心目中,科学和技术一直是两个有别的概念和范畴。在混乱日盛且大有蔓延之势的情况下,我接连写了数篇强调科学和技术有别的文章 ,力图予以匡正。当时我没有研读多少资料,主要是凭直观和经验发议论的。在这里,我准备把原来简略的框架和十分有限的文字予以扩充,比较详尽地厘清一下科学和技术的差异。
(1)从追求目的上看,科学以致知求真为鹄的,其目标在于探索和认识自然;技术以应用厚生为归宿,其意图在于利用和改造自然。科学着眼于理论知识的不断进展,技术追求生产目标的有效实现。尽管技术也涉及知识——应用零散的经验知识和系统的科学知识,也创造一些实用性知识——但是它把知识工具化。也就是说,科学把知识始终视为目的,而技术仅仅把知识当作手段。
尽管在某些现实的研究课题或项目中,致知求真和应用厚生这两个目的是相伴出现的,即便研究者只涉及一个方面;尽管每一个正确的科学理论都可能潜在地导致技术应用,而每一项技术研究项目也可能促进科学知识的进展;但是,这并不能掩盖科学和技术在目的上的鸿沟之分。考尔丁对此洞若观火:科学和技术的基本区分还是在于目的。科学的目的是获取知识,技术的目的是应用知识控制物质。技术人员的问题是分派给他的,希望他提供答案;而科学中某种研究自由是基本的。于是,科学的发展遵从它自己固有的需要,即对真理的追求;而技术的发展遵循公众的物质需要。 桜井邦朋也一语中的:
科学和技术本来是有差别的东西,科学被认为是就隐藏在我们周围扩展的自然中所看到的各种现象的奥秘中的真理,换言之,是就各种事实和在它们之间存在的法则研究的学问;与之相对,技术是立足于把科学的成果作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用的东西熟练使用的目的而加以研究、而组成的东西,是实用性极强的东西。
不用说,纯粹科学,如果它是实验性的,也控制和改造世界,但只是为了认识实在在很小的规模上这样做,而不是以此为目的。科学是为了认识而去变革,而技术却是为了变革而去认识。 希尔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科学可以可以发明、改进和推广仪器工具,但是这不是它的首要关心。它的首要任务是认识,并通过认识扩大我们的知识。技术并不这么多地关心认识,它关心为最佳的利益而生产和使用。”
(2)从研究对象上看,科学以自在的自然实在为研究对象,不管这些对象是实体实在还是关系实在,不管它们是以物质形态存在还是以能量或信息形态存在,也不管它们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总而言之,它们是自在的自然的。当然,为了获取自在的自然实在的知识,实验科学家也在受控实验中对其进行某些干预,但是这种干预是小规模的、不成气候的。更重要的是,如此干预只是作为获取自然奥秘的手段,而决不是为干预而干预,决不是把干预自然作为目的。相反地,技术的对象则是现实的或拟想的人造物,也就是说,它要设计或制造出某个自然界中没有的人工东西来。当然,技术也针对自在的自然对象做研究和试验,例如研究和利用天然石头作为建筑材料,但是无论从研究的出发点讲,还是从试验的结局上讲,都聚焦于实用和使用,其结果,已经使自在的自然存在变成为人的非纯粹的自然存在了,如砌墙基的方形花岗岩石料、抛光和切割的大理石平板。
(3)从活动取向上看,科学活动是好奇取向的(curiosity-oriented),与社会与境和社会需要关系疏远;技术是任务取向的(mission-oriented),与社会现实和社会需求关系密切。科学本来就是在有闲暇的条件下,由人的好奇天性触发的。科学爱好的激起,科学问题的提出,研究冲动的萌生,在很大程度上无一不是由好奇心驱使的。一个没有好奇心和惊奇感的人,是不会成为天才的科学家的。科学的好奇既表现在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如爱因斯坦对指南针的好奇)上,又表现在对科学理论的好奇(如爱因斯坦对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好奇,对空间和时间问题的好奇,对经典力学和电动力学关于运动相对性解释的不协调的好奇)上,这些都可能成为新发现的导火线或助产士。爱因斯坦说得好:
重要的是不停地追问。好奇心有它自己存在的理由。一个人当他看到永恒之谜、生命之谜、实在的奇妙的结构之谜时,他不能不从心理感到敬畏。如果人们能够每天设法理解这个秘密的一点点,那就足够了。永远不要失去神圣的好奇心。
他还这样讲过:“如果要使科学服务于实用的目的,那么科学就会停滞不前。”
另外,技术像现代社会的许多建制一样,其取向往往是短视的,科学则不是如此、也不能如此。多尔比认为,短视的观点可能在技术的语境中被捍卫,但是却会使科学研究遭难。因为集中关于可预见的眼前利益,会使科学完全转向应用的和任务取向的科学,会减少产生未曾料到的新知识的能力,从而也会使未来技术的源泉枯竭。 因为技术常常是为了满足眼前的需求而研制、应对市场当下的急需而生产的,所以不得不采取急功近利的态度和做法。科学一般不会如此短视,因为科学与人的物质欲求和市场的急需没有多少联系。假若出现短视的科学,也只能欲速则不达,美国攻克癌症计划的失败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因为科学的发现是无法预见和计划的,只有在科学内部的各种条件具备和时机成熟之时(如旧有理论的完备,相关学科的发展,实验资料的积累,天才科学家的关注等)才有可能取得理论突破。正是由于取向的不同,科学研究的自由度要大得多,而技术的进展则要受到社会与境多方面的约束和限制。
(4)从探索过程上看,科学发现的目标常常不甚明了,摸索性极强,偶然性很多,失败远多于成功。因此,科学家在探究过程中随时掉转方向、动辄改换门庭是常有的事。诚如俗语所说:你本来要进这一个房间,却步入另一个屋子。在这种情势下,你根本无法计划和组织科学研究;即使硬着头皮做出计划,也不过是镜花水月而已,你根本无法在实践中实施。大凡头脑机敏的科学家对这一点都心知肚明。一般来说,他们只有一个大致的研究范围,至多只有一个飘忽不定、若隐若现的靶子,但是他们却具有审时度势、随机应变的本领——这是他们成功的秘诀之一。
相比之下,技术发明对准的靶子往往事先就很明确,可以做出比较详细、比较周密的组织和规划,然后或按图索骥,或有的放矢,偶然性较少,成功率较高。美国的曼哈顿计划和登月计划,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就是技术项目计划周到、组织严密、完成出色的绝佳表演,而刚才提及的美国攻癌计划则是计划科学失败的典型例证。正如我先前所写的:学术科学或基础研究是不可计划和组织的!组织和计划的学术科学不利于科学发展! 在这里,爱因斯坦的告诫值得我们认真汲取:“人们能够把已经做出的发现的应用组织起来,但是不能把发现本身组织起来。只有自由的个人才能做出发现。” 他还说:
科学史表明,伟大的科学成就并不是通过组织和计划取得的;新思想发源于某一个人的心中。因此,学者个人的研究自由是科学进步的首要条件。除了在某些有意识的领域,如天文学、气象学、地球物理学、植物地理学中,一个组织对于科学工作来说只是一种蹩脚的工具。
(5)从关注问题上看,科学需要了解“是什么”(what)和“为什么”(why),而技术面对的问题则是“做什么”(do what)和“如何做”(how do)。邦格用一句话点明:技术的中心问题是设计而非发现。正因为如此,技术虽然以应用科学为基础,但是并非机械地追随应用科学。 尽管实际情况远比想象的复杂——大量的、很好的甚至是很出色的科学工作,是在有着明确技术目的的研究过程中完成的,而且科学家自己在“科学”与“技术”职业之间来更而不改变自己实际从事的工作——然而“这些构成科学的问题是认识论意义上的问题,而技术研究的本质却是一件经济的和社会的工作。”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发现的原创性和技术发明的原创性是不同的。“这两者的原创性都受人欣赏,但是在科学中,原创性在于比别人更深入地看到事物的本质的能力,而在技术中,原创性则在于发明家把已知的事实转化为惊人的利益的创造力。”因此,技师的启发性热情是以他自己迥异的焦点为中心的。他遵循的不是自然秩序的前兆,而是能使事物以一种新的方式运作以便达到某一可接受的目的,并能便宜地得到利润的可能性的前兆。在向新的问题摸索着前进时,技术专家所考虑的必定是科学家所忽视的利益与危害的整个全景图。他必定对人的需求特别敏感,并有能力评估他们准备满足这些需求时所付出的代价。科学家的眼光则全神贯注在大自然的内部法则上。
(6)从采用方法上看,科学主要运用实验推理、归纳演绎诸方法,而技术多用调查设计、试验修正等方法。考尔丁承认,技术研究的方法与科学方法有类似之处,如在实验中控制可变因素,使用矫正的参数,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方法根本不同于科学方法。科学的实验指向理解研究中的系统,本质上与科学方法的其他部分即说明的假设形成关联。没有导致新理解的实验是失败,实验通常借助一些假设设计,以便证实它或否证它。另一方面,技术的实验除了部分利用科学已经赢得的知识外,仅利用试错法,它不导致对自然的任何新的理解。技术通常满足于列举的观察资料,以方便的形式达到某种特定的目的,而不追求理解观察资料之间的关系。技术以科学的理解为先决条件,但它通常不为理解做贡献。广泛而精确的定量资料表并不构成知识,尽管它们可以是科学家的未加工的材料。
(7)从思维方式上看,科学思维除了在科学发现的突破时刻以形象思维为主外,在大多数场合下是以抽象思维和概念思维见长的,而技术思维是具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统治着技术设计和工业设计。由于科学理论具有非自然的特征,科学思维必须摆脱与常识相联系的自然思维强加的模式,以理性批判和概念分析开路。技术思维在早期是直接与常识和经验密切相关,尔后出现的以科学理论为基础的技术,还带有常识思维和自然思维的胎记和烙印,它直接沿着现成的科学知识下行,化形而上的抽象为形而下的具体,注重可行性和成本效益分析。沃尔珀特径直指明,技术的许多方面是看和非词语的,这完全不同于科学思维。这并不是说,科学家不使他们建构的概念和机制形象化,不过对科学来说,说明是基本的,必须把图像翻译为语言和符号,尤其是数学。由于未受词语化的理论的牵累,技术设计者在他们的心智中把不同的要素会聚在新组合中。与科学相对照,从文艺复兴直到19世纪的技术知识刊载在图示占统治地位的书中——信息主要以绘图的形式刊载。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技术思维是由技术理性或曰主观理性、工具理性主导的,科学思维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科学理性或曰客观理性、纯粹理性。所谓客观理性,按照霍克海默等人的观点,是指客观结构是个体思想和行为的量尺,而非人和他的目标。在这里,关键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也就是说,客观理性关心的是事物之“自在”而不是事物之“为我”,它要说明的是那些无条件的、绝对的规则而不是假设性的规则。所谓技术理性,关心的是手段和目标,追求效率和行动方案的正确,而很少关心目的是否合理的问题。它是围绕技术实践形成的一套基本的文化价值。它预设了笛卡儿式的主体-客体、精神-自然的二元对立,也预示了一种人对自然的新的体验方式:人作为主体,雄居于所有客体之上,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可以纵和统治的集合体。它包括这样一整套基本文化旨趣:人类征服自然,自然的定量化,有效性思维,社会组织生活的理性化,人类物质需求的先决性。
(8)从构成要素上看,科学的构成要素可以说是非物的——科学知识体系纯粹是非物的;研究过程虽然离不开实验设备的支撑和物资的消耗,但是这些物本身并不进入科学的结果即科学理论之中。尤其是,基础研究或学术科学对物的依赖是很少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一支笔加几张纸足矣——难怪有人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革命称为“纸上的革命” 。即便非要把科学与物扯在一起,科学也只是“抽象物”的科学或“物之共相”的科学。相反地,技术则是实实在在的物的技术,时时处处与具体物打交道,起码或多或少是离不开物的。尽管在学术层面,学人对技术构成要素的理解还有“技术非物”和“技术是物”的歧见,但是技术恐怕很难完全与物脱离干系。只是“对于不同的技术,物的因素所占的份额和所起的作用是有所区别的。或者说,在人工自然的创造或技术活动中,人们可以让物质实物扮演各种角色,如载体角色、对立体角色、匹配体角色和包容体角色(这当然是不确切的划分)。”
(9)从表达语言上看,科学语言也使用日常语言进行事实的描绘和实验的叙述,但是其中无论如何缺少不了科学概念或术语。在科学理论中,更偏重抽象的概念说明和的繁难的数学推演,这一点在科学的典型代表物理科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要严密、精确地陈述科学理论,非数学语言和数学公式莫属。相形之下,技术语言多是具体的、平实的描述,缺乏复杂的概念分析和数学演绎。在技术中也运用数学工具,但大都是具体的数值罗列和一般的数字计算,技术结果也不要求绝对精确,只要满足实用需要,在某一误差范围内得出具体的数值即可。尤其是,表达科学知识和理论的科学语言的是可传达的、可交流的、可用文字和数学符号书写和记载的,科学共同体实际上是科学语言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使用相同的词汇表或词典。可是,在技术方面,情况就不同了:有些技术事项是无法用语言、文字或数学符号表达清楚的,因此得借助图示、模型、样品等来说明。更为歧异的是,不少属于技术的技艺、诀窍之类的东西根本无法用语言解释和传达,也无法从书本学到手,只能像师傅带徒弟那样,边干边学,边观察边体味,才能逐渐达到心领神会、游刃有余的境界。此类知识就是波兰尼所谓的“私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或不可言传的知识(tacit knowledge)——后者也可译为“意会知识”或“默会知识”——技术知识的某些分野就归属这样的知识。
(10)从最终结果上看,科学研究所得到的最终结果是某种关于自然的理论或知识体系,技术活动所得到的最终结果是某种程序或人工器物。科学成果是人类精神的非物质成就,而不是设计和生产的物质成品。史蒂文森断定,科学不是技术,它不在于器械的发明。科学的中心关注和最终结果是knowing what即真理的知识,与knowing how即如何做的技术知识相对。当然,这两类知识是相互关联的,尤其是在现代。 沃尔珀特断言,科学的最终产物是观念和信息,也许是在科学论文中;技术的最终产物是人工制品,比如说钟表和电机。与科学不同,技术的产物不是针对自然实在衡量的,而是借助于新奇性和特定的文化加于其上的价值衡量的。 巴萨拉(Basalla)道同志合:“虽然科学和技术二者包含认知过程,但是它们的终极结果是不同的。创新的科学活动的最后产物最可能是写成的陈述、科学论文、公布的实验发现或新的理论见解。相对比,创新的技术活动的最后结果典型地是对人工制造的世界的添加物:石锤、钟表、电动机。”
(11)从评价标准上看,对科学的评价以是非正误为主,以优劣美丑为辅,真理和审美是其准绳;对技术的评价是利弊得失、好坏善恶,以功利和价值为尺度。沃尔珀特一言蔽之:“技术的成功与欲求和需要有关,而科学的成功依赖于与实在符合。” 对此,多尔比论述说,就作为知识形式的科学和技术而言,二者之间的关键区分是,技术借助于实用标准“它奏效吗?”评价,而科学知识则借助于“它为真吗?”评价。他继而指出:
对技术和科学而言,成功的标准依然是不同的。在技术中,成功与起作用的产品、尤其是与在目前市场条件下在商业上的产品俱来。相对照,在科学中,成功的标准不是它起作用,而是它被接受为真。
(12)从价值蕴涵上看,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大体上是价值中立(value-neutrality)的,或者说其本身仅蕴涵为数不多的价值成分;而技术处处渗透价值,时时体现价值,与价值有不解之缘。莫尔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他说,真正的科学知识在伦理的意义上是善的,而在技术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每一项技术成就,必然使人又爱又恨(有矛盾心理):它能够或善或恶,技术必然是双刃工具。尽管把已知的技术成就分类为善或恶从来也不是确定的,但是任何一项给定的技术总是在伦理上能够分为善或恶,这取决于人心中的目的,取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边界条件。 邦格详细地陈述了他的观点:对科学家来说,所有具体对象都是同样值得研究的,而不涉及价值问题。技术专家却不是这样:他把实在分为原料、产品和其他部分(即一堆无用之物),他最珍视产品,其次是原料,最轻视其他部分。技术知识和技术活动的价值准则是与纯粹科学的价值中性相对立。技术专家凡事都要衡量其价值,而科学家只衡量自己的活动和成果的价值。科学家甚至以摆脱价值观念的方式去处理价值问题。 虽然基础研究作为心理过程的评价,它也做出价值判断,但是这完全是内在的:它们涉及科学研究的要素,诸如资料、假设和方法,而不涉及科学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工程技术专家不仅做出内在的价值判断,而且也做出外在的价值判断:他评价他能得手的每一事物。基础研究就其自身目的而言,是寻求新知识,是不涉及价值的,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当可以做某些有利于或不利于他人的幸福或生活的事情时,才涉及道德,工程技术专家恰恰在这里有份儿。他们应该遵守可以称之为技术命令(technological imperative)的东西:
转贴于 你应该只设计或帮助完成不会危害公众幸福的工程,应该警告公众反对任何不能满足这种条件的工程。
(13)从遵循规范上看,科学遵循的规范是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所谓的普遍性(universalism)、公有性(communism)、无功利性(disinterestedness)、有组织的怀疑主义(organized scepticism);技术的规范与此大相径庭,它以获取经济效益和物质利益为旨归,其特质是事前多保密,事后有专利。波兰尼看到这种天壤之别:“科学知识与技术操作原则之间的不同被专利法认识到了。专利法对发现和发明做了鲜明的区分。发现增加我们关于大自然的知识,而发明则建立一个服务于某一得到承认的利益的新的操作原则。” 普赖斯也十分清楚:
存在着科学和技术之间最为重要和最有意思的一种对照。大家都明白,在科学上只要你第一个发表了,你就打败了其他人。通过发表来表明你对知识产权的私有要求。非常不可思议的是,你的发表越公开,你的产权要求就越安全地为你所独占。在技术上则是另一回事。当你做出发明时,你必须为其取得专利,你必须防止工业间谍的窃取,你必须看见它远在能够被竞争者复制或取代之前就被制造出来并销售出去。在技术上你得用通常的保护方法来确保你的私有权。
他进而揭橥,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从哲学意义上看,即使科学是对规律的一种概括和发明过程,自然却非常强烈地表现出似乎只有一个世界可以被发现,如果波义耳没有发现波义耳定律,那么必然会有其他人去发现。但是,技术中的大部分竞争比在科学中有更多的回旋余地。技术是一种文明所获得的,而科学则让人感到更像是自然的规定而不是人的大脑所拥有的。
(14)从职业建制上看,科学和技术无疑是相互渗透的,并且经常看上去好戴着同一顶帽子或穿着同样的实验服装。但是将两者混淆起来的做法是把表面的东西——例如机构联合——当成了深层的东西 。在科学共同体中,其主要成员是以思想型、理论型、动脑能力见长的研究员和教授;而在技术共同体中,其主要成员则是以实践型、经验型、动手能力见长的发明家和工程师。前者的建制实体是国家科学院、科学各学科研究所、科学学会、综合大学的科学研究机构等,后者则是国家工程院、工科院校的研究机构、工程学会、工业部门的研究所、工业实验室、高技术开发区的企事业单位等。不同的职业建制也体现在人才培养模式的差异上。科学人才的培养主要在综合大学的理科院系和科学研究所进行,注重理论知识、概念辨析、数学基础、逻辑推理的训练;技术人才主要在工科院校、工业研究所和实验室培养,偏重专门技能知识、数值计算、实际操作的训练。尽管这两种角色可以转换,也有可能一身二任,但是转化总得有一个学习和适应过程,而且“双肩挑”的人毕竟是稀少的,即便兼而有之,此类人物也是有所侧重的。
(15)从社会影响上看,科学和技术对社会的影响都是巨大而深远的,而且各自作为子文化,都是文化进化的重要推动力,显示出很强的文化渗透性 。但是,二者的社会影响无论如何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科学主要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它的社会影响基本上是思想上的和精神上的,尤其是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直接作用于人的心灵,促使人更新观念、提升素质、完善人性,而它对政治、经济、军事、环境和生态基本上没有直接的影响。技术则不然:技术往往是以器物的形态出现的,它对人的思想和精神的影响是间接的,但是却直接作用于社会的其他各个方面,其影响是巨大的,而且具有两重性。反过来,由于科学自身的本性,社会对科学的影响较小、约束力弱,但是对技术影响很大、约束力也强烈得多。
(16)从历史沿革上看,技术的历史是古老而漫长的,可以说从原始人打制第一块石器时就开始了,而科学的历史沿革是相当短暂的,至今不过三百余年的历程,即使把科学的萌芽时期计算在内,也仅仅有两千多年。与技术的历史相比,科学的历史短得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此外,技术依赖于科学的时间,就更为短暂了 。沃尔珀特对此印象深刻,他进而还洞察到科学和技术在历史上相互影响的不对等性,以及科学起源与技术起源在特点上的差异。他说,在确立科学的非自然本性(反常识的和反直觉的)时,必然要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做出区分。区分的证据主要来自历史。技术比科学要古老得多,它的大多数成就——从原始农业、陶器的烧制、金属的冶炼制造、大教堂的建筑乃至蒸汽机的发明——无论如何是独立于科学的,直至19世纪科学才对技术产生影响(合成染料和电气工业)。这些技术基于常识和经验的实践手艺,而实践取向无助于纯粹知识。技术的历史大都是无名的历史,这再次不同于科学。就观念和器械而言,历史上的科学严重地依赖可以得到的技术,技术对科学有深刻的影响,反过来,科学对技术的影响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一旦承认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区别,科学在希腊的起源就呈现出特殊的意义。科学的特殊本性对科学仅仅一次出现负责。往往被认为是科学家的中国人实际上是熟练的工程师,对科学做出的贡献微不足道。他们的哲学是神秘主义的。容许科学在西方得以发展的,也许是理性和支配自然的定律的概念。 史蒂文森也明确地意识到,与科学不同,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对一直存在的每一种人类文化是共同的。与技术不同,科学并不是在人类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存在或在每一个文化传统中都存在。
(17)从发展进步上看,科学和技术都具有发展进步的性质,在这一点它们与文学、艺术、哲学不尽相同。但是,它们二者在发展进步的特点上判若黑白。列维特揭示,科学发展与技术进步,科学与作为在社会、经济、历史中展开的技术的逻辑,是很不相同的,尽管这两个建制看起来并肩前进。关键的差别在于,科学——仍然是指对惟一的物理世界的探索——的确是逻辑的,无论是作为一个过程还是作为已经完成的提炼过的理论结构。科学的发展结构基本上是树枝状的,即新的知识分支不断从老的枝干上生长出来,尽管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一体的。与之相比,技术展开的机制完全不同。那些在生长点和结点工作的人是混合的集群,很难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加以概括。关键人物可以是科学家或工程师,但也可能是行政领导、官僚、银行家、军官或政治家。技术的进步、后退、停滞或分叉看起来并不遵循任何可以概括的逻辑。 沃尔珀特指出驱使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动力大相径庭:对技术来说,它是市场的需求或进展中的技术“造成”的需要。情况似乎是,发明活动是受发明的预期的价值支配的,在投入高峰时即是发明高峰——科学往往不是这样的。 斯科利莫夫斯基(H. Skolimowski)认为,二者进步在目标上各行其是:与科学进步的目标在于接近真理相对应,技术进步的内在目标在于提高有效性。这种有效性在具体的技术实践中表现为精确性、耐久性和低成本(或称效率性)。 还有一点必须提及:尽管科学知识单元在进化过程可能出现复杂和多样的局面,但这只是暂时的、过渡的现象,它最终必将趋向简单性和惟一性。可是,技术物品的单元在进化中趋向复杂性和多样性,各种用途的锤子,各种大小和型号的扳手、螺丝,各种面料和花色品种的纺织品,各种配方和商标的牙膏、香皂等等。
科学和技术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间是分离的,科学大规模地转化为技术的高峰时期也寥寥可数 ,可是在现代,科学趋于技术化和技术趋于科学化也是不争的事实。为此,斯平纳提出认知-技术合成体(cognitive-technical complex)和现实化的科学(realized science)的概念 ,拉图尔甚至和盘托出了“技科学”或“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的生硬概念 。这种科学技术一体化的思想是后现代主义的主题思想之一,诚如福曼(P. Forman)所言,技术取向的科学(technologically oriented science)以及科学取向的技术(scientifically oriented technology)其范围之广和力量之大是众所周知的。这是后现代性之结果。 为了说明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密切关系,人们提出了诸多说明模型,例如“线性模型”、“舞伴模型”、“杂交模型”等。这些模型都有可取之处,也道出了部分真理。但是,线性模型似乎简单化了一些,把科学和技术复杂、多变的关系描绘得过于径直,而且易于引起技术神话。舞伴模型亦有把科学和技术互动过程简单化之嫌,同时它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科学和技术不仅可以跳双人舞,而且有时也独舞。杂交模型把科学和技术视为一个新的综合体,这实际上已经使二者一体化了——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同意的——尽管这种一体化是部分的一体化而非整体的一体化。我觉得,可以接受的比较周全的观点也许是:
科学和技术是有联系的,但并非一体化;科学和技术是有区别的,但并非决然对立;科学和技术有时是互动的,但互动的形式多种多样,互动的过程错综复杂,而不是线性的和一义的。
参考文献
E. F. Caldin, The Power and Limit of Science, London: Chapman & Hall LTD., 1949, Chapter X.
普赖斯:《巴比伦以来的科学》,任元彪译,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61页。
A. Rip,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Dancing Partners; P. Kroes and M. Bakker e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Science in the Industrial Age, New Pespective on the Science-Technology Relationship, Dordrecht/ Boston/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2, pp. 231~270.
柯拉赫:工业的科学。戈德斯密斯、马凯主编:《科学的科学——技术时代的社会》,赵红州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211页。
H. Rapp:技术哲学(上),张彩云译,上海:《世界科学》,1989年第1期,第54~57页。这是拉普引用朗夫的话语。
邦格:技术的哲学输入和哲学输出,张立中译,北京:《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84年第1期,第56~64页。
L. Stevenson and H. Byerly, The Many Faces of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to Scientists, Values and Society, Boulder, San Francisco,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5, p. 210.
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陈一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80~81页。
P. Kroes and M. Bakker, Introductio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Science. P. Kroes and M. Bakker e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Science in the Industrial Age, New Pespective on the Science-Technology Relationship, Dordrecht/ Boston/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2, pp. 1~15.
S. Restivo, Science, Society, and Values, Toward a Sociology of Objectivity, Bethlehem: Lehigh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87.
L. Wolpert, The Unnatural Nature of Science, London, Boston: Faber and Faber, 1992, p. 165.
R. G. A. Dolby, Uncertain Knowledge, An Image of Science for a Changing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69.
P. Kroes and M. Bakker, Introductio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Science; P. Kroes and M. Bakker e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Science in the Industrial Age, pp. 1~15.
国人有意或无意地把科学视为“生产力”和“财神爷”,国人习惯于或集体无意识地把“科学和技术”称为“科学技术”、进而简化为“科技”,就是这种现状的生动反映。有趣的是,这种状况在东邻日本也存在。正如桜井邦朋所言:“在我国,把科学和技术看做同质的东西,在各种场合把‘科学技术’归拢在一起使用。像现在这样的科学发现经过不了多久就被应用于技术,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在屡屡经历这样的经验期间,随之认为科学和技术是水平同质的东西。”参见桜井邦朋:《現代科学論15講》,東京教学社,1995年,p.1。
邦格:科学技术的价值判断与道德判断,吴晓江译,北京:《哲学译丛》,1993年第3期,第35~41页。
陈昌曙:《技术哲学引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68页。
计有李醒民:什么是科学?——为《科学的智慧——它与宗教和文化的关联》序,北京:《民主与科学》,1998年第2期,第35~37页。李醒民:有关科学论的几个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20~23页。李醒民: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北京:《光明日报》2003年4 月29日,B4版。Xingmin L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Not Simply Equal to Sci-Tech? in Genomics, Proteomics & Bioinformatics, May 2003, Vol.1 No.2, pp.87~89.
E. F. Caldin, The Power and Limit of Science, Chapter X.
桜井邦朋:《現代科学論15講》,東京教学社,1995年,p.1。
邦格:技术的哲学输入和哲学输出。
D. W. Hill, The Impact and Value of Science, London, New York, MelBourne: Hutchinson’s Scientific & Technical Publications, Chapter 1. n. d. 顺便说说,V.布什的下述言论有助于加深我们对问题的理解:科学具有简单的信仰,该信仰超越有用性。正是该信仰,是人学会理解的特殊荣幸,这是他的天职。为理解而认识是我们存在的本质。参见Vanneva Bush, Science Is Not Enough,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 Company, Inc., 1967, p. 191.
卡拉普赖斯编:《爱因斯坦语录》,仲维光等译,杭州:杭州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76、160页。
R. G. A. Dolby, Uncertain Knowledge, pp. 294~295.
李醒民:学术科学可以被计划吗?北京:《学习时报》,2004年12月20日,第7版。该文以较多的篇幅发表在上海:《社会科学报》,2006年4月13日第5版。很遗憾,现今的一些编辑常常在不告知和征求作者意见的情况下,随意对稿件大刀阔斧地腰斩或删改,弄得作者哭笑不得,实感无可奈何。对这篇文章的完整性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到吴国盛教授主办的“北京大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网站阅读和下载。
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版,第203页。
内森、诺登编:《巨人箴言录:爱因斯坦论和平》(下),刘新民译,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84页。
邦格:科学技术的价值判断与道德判断。
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戴建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70页。
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许泽民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273页。
E. F. Caldin, The Power and Limit of Science, Chapter X.
L. Wolpert, The Unnatural Nature of Science, p. 33.
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154~161页。但是,我不同意作者的下述说法:现代自然科学“是在技术理性所构成的地平面上产生和展开的”,它“具有内在的工具主义的特点”。众所周知,在科学的起源中,理性传统和工匠传统兼而有之;在科学的发展中,科学内在的理性逻辑和人的纯粹理性一直是强大的动力。纵观整个科学史,对科学家来说,“为科学而科学”的思想始终具有巨大而诱人的魅力。
E. Bellon, A World of Paper, Sdudies on the Second Scientific Revolution, The MIT Press, 1980.
陈昌曙:《技术哲学引论》,第96~97页。
L. Stevenson and H. Byerly, The Many Faces of Science, p. 2.
L. Wolpert, The Unnatural Nature of Science, p. 31.
A. Rip,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Dancing Partners.
L. Wolpert, The Unnatural Nature of Science, p. 32.
R. G. A. Dolby, Uncertain Knowledge, pp. 169~170, 183.
H. Mohr, Structure & Significance of Science, New York: Springe-Verlay, 1977, Lecture 12.
邦格:技术的哲学输入和哲学输出。
邦格:科学技术的价值判断与道德判断。
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第271页。
普赖斯:《巴比伦以来的科学》,第161~163页。
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第171页。
邦格厘清了一种误解:“经常有人认为,技术与文化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是彼此对立的。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是对技术过程尤其是对革新性技术过程的理论丰富性完全无知的表现。……事实上,技术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组成部分,它与整个文化的其他各个分支有很大的相互作用。而且在现代文化中,只有技术和人文学科(特别是哲学)与其他文化分支有很大的相互作用。具体地说,技术与系统的哲学的几个分支(逻辑、认识论、形而上学、价值论和伦理学)都有很强的相互作用。”参见邦格:技术的哲学输入和哲学输出。
海森伯对此有具体的说明:从18世纪和19世纪初起,形成了一门以发展机械操作过程为基础的技术,这起初只是旧手工工艺的发展和扩充,其基本原理人人都能掌握。甚至在蒸汽机得到应用以后,技术的这一特性并未得到根本改变。但是,19世纪后半叶出现的电工技术,使得技术与旧手工工艺的联系已经不复存在,电力这种自然力的开发不是来自人们的直接经验,而是基于科学理论。参见海森伯:《物理学家的自然观》,吴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版,第6~7页。
L. Wolpert, The Unnatural Nature of Science, pp. vii, 24~30.
L. Stevenson and H. Byerly, The Many Faces of Science, p. 5.
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第171~173页。
L. Wolpert, The Unnatural Nature of Science, p. 31.
刘文海:《技术的政治价值》,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19页。
普赖斯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科学的正常成长更多地来自科学,而技术的正常成长更多地来自技术。技术专家用的科学大多数是他们在学校学习和大众知识中的科学,而科学家用的技术大多数是伴随他们成长起来的那些技术。两者之间的强有力的相互作用只出现在很少的时候,因而引人注目地形成历史山脉的高峰。在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中,有一种从工匠技艺状态向新型科学仪器的有力转换,它使科学从古代状态突破而获得爆炸性的增长,并带来现代的实验传统,带来望远镜、显微镜、气压计、温度计、抽气机和各种静电机械。在我们这一代,工业革命已经达到一个新水平,主要通过物理学——特别是爱迪生的电学——科学找到了它回报技术的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科学并没有给技术许多帮助,但偶尔你会遇到像晶体管和青霉素这样完全相反的反常事件。同样必须注意的是,这里存在的引人注目的例外而不是规律。高峰不是典型。不能以牛顿和爱因斯坦的标准去判断科学家。不能以晶体管的特例去判断科学对技术的影响。承认科学和技术大体上是只有松散联系的系统,人们的动机目的甚至训练都非常不同,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这在理智上是没有什么困难的。普赖斯:《巴比伦以来的科学》,第170~171页。
H. F. Spinner, The Silent Revolution of Rationality in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the “Scientific Ethos”. Revolution in Science, U. S. A.: Science History Publications, 1988, pp. 192~204.
- 上一篇:向领导问候简洁大方
- 下一篇:六年级语文第一单元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