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作者范文
时间：2023-04-02 21:26:21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汉书作者，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汉书》是由班彪和班固父子二人完成的，班彪死后，班固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对父亲生前未完成的遗稿和资料进行了整理与编纂，然后写就了《汉书》这样一部伟大的史书巨作，《汉书》总共有一百二十卷，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2、《汉书》，又称《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东汉史学家班固编撰，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年中基本修成，后唐朝颜师古为之释注。其中《汉书》八表由班固之妹班昭补写而成，《汉书》天文志由班固弟子马续补写而成。
（来源：文章屋网 ）
篇2
【关键词】读者服务 基础服务 延伸服务 学术图书馆
美国图书管理学家谢拉认为，了解图书和读者、了解读者的心理及需求，这是图书馆赖以生存的两大支柱。 谢拉的观点道出了读者服务工作在图书馆运营中最基本、最核心的价值和意义。民办性质的独立学院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现状如何？其读者服务特点如何？在数字图书、移动图书日益繁荣的当下，独立学院图书馆怎样才能吸引更多的用户走进图书馆，使图书馆成为学校教育的第二课堂和学术中心，这一课题是起步较晚独立学院图书馆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和困境。为此，笔者通过对我院图书馆读者服务十年发展成绩、读者服务形式和具体措施的总结分析，以此探究未来独立学院图书馆读者发展的。
一、城市学院图书馆十年发展的成就
（一） 图书馆硬件建设
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图书馆成立于2004年8月，从最初1个报阅览室，藏书1200册，到2012年图书馆已拥有5个书库，一个期刊室、8个阅览室、三个考研自习室，纸质图书近79万余册，纯电子图书61万册，年订购报刊930余种，基本实现了藏借阅一体化的馆藏服务体系，除此之外城市学院图书馆还拥有“万方数据”、 “中国知网”、“超星”和“书生之家”及4个自建电子数据库，基本实现了纸质资源与电子资源互补，校内资源与校外资源共享，这一硬件条件拓展了图书馆服务升级的硬件条件。
（二）图书馆软件建设
服务是图书馆工作的中心，只有一流的服务才能打造一流的读书环境和氛围，从2004年建馆，图书馆队伍文化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从最初的12名工作人员，到2012年图书馆在册人员28人，其中研究生学历6人，本专科学历24人，基本上具备了研究型图书馆的基本条件。
二、城市学院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形式和手段
（一）读者服务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初景冬教授认为， 在新的信息环境中，需要重新定义图书馆的作用，重新定义图书馆及其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但图书馆的本质与核心功能并没有改变，那就是图书馆的服务性和支撑作用，初景冬教授认为传统图书馆以馆藏为中心，为基本上是被动的用户提供咨询和信息服务，这些用户关注的是传统的典藏，而不期待立即得到所需图书，而信息图书馆读者与之相反，图书馆基本上是主动地为有一定信息素养的读者提供最广泛的物理和数字资源和服务，这些用户对所发现的信息感兴趣，期望立即、直接、尽可能得到所需信息。
1.读者服务的定义
图书馆服务实质上就是让读者获取更适合他们所需要知识资源，让读者更愿意利用图书馆， 在纸质图书和数字图书并存的时代，图书馆服务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2.读者服务的形式和手段
不同时期，不同图书馆读者服务的形式各有不同。但从高校图书馆发展来看，图书馆读者服务模式各异。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吴汉华认为，图书馆读者服务分为两个部分：基础服务和延伸服务。
基础服务，是指图书馆的基本服务，即图书馆规章规定的服务。
基础服务的具体形式为：图书借阅、为读者提供学习空间、参考咨询、馆际互借、文献传递等基础服务，是为了保障图书馆基本功能的实现，图书馆长期形成的和图书馆自身规章要求的常规，属于基础性的常态的服务。
延伸服务，属于图书馆外延，它有不稳定性，是基础服务的补充。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吴汉华认为，图书馆的延展服务是实现图书馆的基本功能的基础之上，利用本馆的文献、馆员、设备、馆舍、品牌影响力等各种优势资源，为读者提供的外延服务， 所谓的延展服务是基础服务之外，附加的、额外的、非定期的服务工作，为了更好的服务读者，形式多样的读者服务工作。
随着数字图书和移动图书的出现，图书馆的存在和发展源于图书馆用户的需求，这一历史命题日益重要，延展的开发成为图书馆重要问题。
延展服务的具体形式：图书馆电子资源培训、读者阅读导向培训、学科馆员制度、网络化数字资源使用培训等等。
（二）城市学院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的实践
基础
（1）馆员业务培训
从馆员的业务素质下功夫，夯实图书馆读者服务的基本功。
图书馆流通部、技术服务部和阅览室是图书馆对外服务的主要窗口，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和服务技能关系到读者能否得到高质量服务。为此，图书馆在职工中以能者为师定期开展馆员业务技能培训，使每一位馆员既要熟悉图书馆的上架、排架、倒架 ，还要熟悉每个阅览室和书库的书籍种类，定时巡库以确保证图书不乱架不错架，使读者方便快捷找到所需书籍。
（2） 理论化学习
加强业务学习，从理论上提升服务水平。图书馆每一位员工年终必须完成八千字以上的读书笔记，并以此作为图书馆年终考核的一项指标。此外，图书馆还聘请专业老师开展专业培训，使馆员服务从理论上得到提升。近两年由两院人事部出面组织安排学习进行业务考核，效果明显。
城市学院图书馆延展
（1） 开展丰富多彩的读者座谈会
传统图书馆的经营模式是图书的借阅。读者到图书馆借书、看书和自习，图书馆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读者无法及时向图书馆表达意见和想法，图书馆也无从了解读者心态和需求，基于此情况，图书馆每年举办一次读者座谈会，开通馆长热线，以期了解读者需求和心理活动，从而更好的提高改善服务质。
（2） 阅读推广：推荐新书是图书馆提高借阅率和吸引用利用图书馆的有效手段，每学年根据流通部借阅记录，在全院读者中选出前10名优秀读者，给予奖励，此促进学生看书、学习的积极性。（3）在每年4月23号，定期举行纪念“世界读书日活动” ，向学生宣传爱借书、多读好书的活动，借此打造书香学院。
（三）城市学院图书馆读者服务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读者服务的现状
（1）投入资金有限
从学院机关设置来看，图书馆归属于教学辅助部门，这一设置也确立了图书馆在学校工作中的地位，但是相对于教学而言，图书馆受重视度远远不够，图书典藏、办公环境和现代化的办公设备，与重点一流的大学先比尚存很大的差距。
（2）读者服务的理论性和学术性不足，
从教育部《独立学院管理条例》可知，城市学院是民办性质的高等院校，培养实用性技术人才是目前学院办学宗旨，也是城市学院有别于重点科研型大学的不同之处。不管是读者群，还是服务者，同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和历史文化氛围重点院校相比，城市学院图书馆读者服务主客体学术水平差距很大。
城市学院独立学院读者服务现存问题
城市学院图书馆成立十年来，在软硬件的建设和发展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由于学院以本科教学为主，以实用型人才培养为主，因此图书馆读者服务的用户需求仍以传统借阅服务为主。十年来，城市学院图书馆在延展上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从图书馆发展的总体水平看，我们的服务在广度和深度上尚存不足，如何打造学术性图书馆是城市学院图书馆未来工作的重要内容和发展方向
三、结束语
随着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学位升级是独立学院发展的必然。有鉴于此，独立学院图书馆作为大学的文献中心，教育基地和学术中心，其传统的基础必将面临更大的机遇和挑战，未来读者服务越来越倾向于技术性的学术服务，独立学院图书馆作为全新发展中的图书馆，必须立足于当下，敏感的跟踪用户的需求，从内力上下功夫，加大读者服务培养和建设是当务之急。我院图书馆通过十年的理论与实践的分析总结，笔者以为，图书馆的发展是学院发展的标志之一，而图书馆价值的实践却有赖于读者服务工作的开展，未来图书馆的发展将从传统服务向新的形态服务过渡，高技能，职业化的读者服务是独立学院读者服务必经之路，学院领导当需高度重视，进一步加大投入，完善设施，努力创造一流的服务环境。
参考文献：
[1] 初景利，吴冬曼.图书馆发展趋势调研报告[J].环境分析与主要战，2010（1）.
[2] 初景利，吴冬曼.图书馆发展趋势调研报告环境分析与主要战略[J].图书馆学刊；2010，（4）.
[3] 吴汉华.图书馆延生服务的含义与边界[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0，（6）.
篇3
作者简介：罗超华（1990-），男，四川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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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郑衡泌.中国历代藏书家籍贯属地的地理分布和变迁[J].经济地理，2004（3）：351-354.
Version and Spread of Quan Shu Yi Wen
LUO Chaohua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00， China）
篇4
关键词：后汉书；过甚；程度副词
中图分类号：h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3-0214-01
《后汉书》作为“前四史”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语在汉魏六朝时期的特点，对汉语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对程度副词的界定，各家说法不一。本文将采取杨伯峻、何乐士著的《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中对程度副词的分类：共五类，表程度高的副词又分为了表程度至极、过甚、很高三类。表过甚类的程度副词常用于动词或形容词谓语前，表示动作行为或状态的程度远超过一般情况或某种标准。《后汉书》中此类程度副词有三个：太、过、已。
一、太
“太”，义同“泰”。先秦两汉多用“泰”，后世多用“太”。该词作程度副词沿用至现代汉语中。《后汉书》中“太”的此类用法有5例；主要是用来表示程度超过了正常情况，经常表示情况是不如意或不希望发生的，如：
肃宗召昱问曰：“旱既太甚。将何以消复灾眚？”（申屠刚鲍永郅惲列传第十九）
《后汉书》中程度副词“太”的使用分布情况：5个用例全部修饰形容词，形容词有甚、酷、深三个。从音节上看，都为单音节的形容词；从句法功能上来看，“太”和其后的形容词结合在句中作谓语。
二、过
《说文》：“过，度也。”本义为“经过”。引申为“超越”、“超过”义，由“超过”义引申为指动作行为或状态、程度超过了某种限度。作副词的“过分地”、“过于”之义，约始于汉代，一直沿用至今。《后汉书》中“过”的表过甚的程度副词的有19例。
1.过+形容词，共11例，如：
（1）光为人小心周密，丧母过哀，帝以是特亲爱之，乃复位特进。（马援列传第十四）
2.过+动词，共5例，如：
（2）赞曰：任失无小，过用则违。（宦者列传第六十八）
3.过+短语，共3例，如：
（3）异惶惧，上书谢曰：“臣本诸生，遭遇受命之会，充备行伍，过蒙恩私，……愚臣无所能及。（邓寇列传第六）
《后汉书》中程度副词“过”的使用分布情况：修饰的形容词有厚、哀、苦、重、盛、甚、多、滥、酷、诞，修饰的动词有毁、理、用、幸，修饰的动词性短语有蒙恩私、加喜怒，形容词性短语只有珍丽。
从以上可知，《后汉书》中的“过”多用来修饰形容词和动词，也可以修饰短语。“过”和所修饰的成分组合之后大多数作谓语，但是也可以作主语和宾语，如：
（4）赞曰：任失无小，过用则违。（宦者列传第六十八）
（5）在位多所荐达，宠遇甚盛，议者讥其过幸。（文苑列传第七十上）
三、已
《尔雅·释古》：“已，成也。”《广韵》：“已，止也。”其本义当指行为的“完毕”“停止”。由此引申为副词用法。先秦已有用例，后一直沿用至今。《词诠》：“表态副词。已，太也，甚也。”《后汉书》中“已”表过甚的用法共有6例，且后面加形容词。如：
（1）今供养两宫，宿卫左右，厥事已重，亦不可复劳以政事。（孝和孝殇帝纪第四）
（2）融自以非旧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会进见，容貌辞气卑恭已甚，帝以此愈亲厚之。（窦融列传第十三）
《后汉书》中程度副词“已”的使用分布状况：只修饰形容词，后可以跟重、甚两个。由例子可知《后汉书》中“已”的6个用例全部修饰形容词，并且“已”常常和“甚”组合，表示程度上的过分。从句法上看，“已”和之后的形容词结合之后在句中作谓语。
《后汉书》中表过甚的程度副词的使用频率如下：太，出现5次，占16.67%；过，出现19次，占63.33%；已出现6次，占20%。
由此可知，表过甚的程度副词“过”在《后汉书》中的使用频率远远超过其他两个词，并且“过”的使用环境比较复杂，。当然，“太”“已”的使用也较常见，尤其是“已”的表程度的用法，多和“甚”组合出现。
四、小结
综上论述，《后汉书》中的表过甚的程度副词主要作状语，修饰后面的形容词
、动词或短语，而程度副词和之后的词组合之后在句子中主要是作谓语，也可以作其他成分；从语义上来看，表达的超过一般情况或某种标准这些情况是不如意的、并非作者所期望的。
参考文献：
篇5
关键词：《二年律令・秩律》 私府 私府监 中候
中图分类号：K207；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3）08-0093-02
基金项目：西北师范大学2013年博士研究生国内访学研究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万尧绪（1987―），山东临沂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敦煌学。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自公布之后，学界对其研究不断深入，成果也不断涌现。其中《秩律》记载了大量汉初？？重要的职官信息。笔者在研读《秩律》时，发现一些职官情况与文献记载和前人研究有不同之处，故拟将《秩律》与其他文献结合，就其中的几个职官问题陈述个人看法，以就教于前辈学者。
一、私府、私府监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詹事属官有私府令（长）丞[1] （P.734 ）。？？秦封泥有“私府丞印”[2] （P. 176 ），说明私府在秦时就已设置。而在《汉书・路温舒传》中， 颜师古的注与此有矛盾之处。“上善其言，迁广阳私府长。”师古曰：“藏钱之府，天子曰少府，诸侯曰私府。长者，其官之长也。”[1] （P.2371 ）颜师古认为私府设置于王国内，相当于中央的少府。此说很早就有学者反驳，钱大昭《汉书辨疑》就认为颜注不确。[3] （P.379 ）笔者也认为颜注存在错误，路温舒所任的“广阳私府长”其实是指广阳国王后的私府长。《汉书・外戚传下・孝成许皇后传》：“若不私府小取，将安所仰乎？……今吏甫受诏读记，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复若私府有所取也。”[1] （P.3976 ）此处明显证明私府是为皇后服务的机构。文帝时《中私府钟》铜器铭文中有“中私府”？？字样，另西汉中晚期官印有“中私府长李封字君游”[4] （P.24 ），说明西汉皇后之私府可称为“中私府”。《秩律》并未记载王国官，但其中记载有私府，还记载有“詹事私府长”，说明《秩律》中记载的私府为中央官，隶属詹事。综合传世文献和《秩律》，私府应该是为皇后或王国的王后服务的机构，其长官为私府长。
私府的职责是“主中藏币帛诸物，裁衣被补浣者皆主之”。沈钦韩《汉书疏证》认为私府相当于少府的属官御府[5] （P.156 ），这是有些道理的，因为两者都是储藏币帛等物品。《续汉书・百官志》“中宫私府令”刘昭注引丁孚《汉仪》曰：“中宫藏府令，秩千石，仪比御府令。”[6] （P.3606 ）刘昭将中宫私府令比作《汉仪》记载的中宫藏府令。《秦汉官制史稿》认为丁孚所载为西汉之情况，并据此认为西汉私府或名中宫藏府。[7] （P.335 ）笔者认为此说不妥，丁孚《汉仪》多是记载东汉之职官、礼仪，把中宫藏府令看作西汉职官并将其与私府画等号，似乎缺乏证据。中宫藏府令至多是与东汉的中宫私府令有密切关系，或者为同一官职，与西汉私府的关系现在还无法证明。陈直《汉书新证》认为私府即私官，“直按：私府长丞，即私官长丞，其演变顺序，推勘如下：最初称中私府，……其后或改称私官，……又或改称为中私官，……最后改称私府，……”[8] （PP.112-113 ）《秦汉官制史稿》也持此种观点。[7] （P.336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私官一职见于《汉书・张放传》，“大官、私官并供其弟”。师古注引服虔曰：“私官，皇后之官也。”[1] （P.2654 ）大官即少府属下掌管御用饮食的“太官”，私官正好与之对应，掌皇后饮食。《汉旧仪》还有一条相类似的记载，“太官上食，黄扣器；中官私官上食，用白银扣器，如祠庙器云”[9] （P.1090 ）。综上所述，私官的职责当是掌管皇后饮食，与太官相对，和《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皇后属官“食官”的职责相似。所以，私官掌饮食，与私府的职能完全不一样，不是同一机构，《秩律》中同时出现了私官和私府，已将陈直等人的观点否定。
各类文献中记载有私府长、丞，但未见有监。《秩律》中出现了私府监，说明汉初私府还设有监。其实，《秩律》中不仅记载有私府监，其他还有御府监、未央宦者监、未央永巷监等，此处之“监”应该是官名而非机构名称。“监”有掌管之意。此外“监”还有监视之意，秦在诸郡中设监御史，就是起监视的作用，西汉的一些机构设监应该就是沿袭秦制。传世文献记载的西汉所设之监如骏马监、平乐监、建章监、狗监、上林十池监等，大多都是掌管的意思，设置的目的并不是监视或监察。不过像御府、食官等机构在设令（长）之外设秩级与之相同的监就有监督之意了。《汉书・霍光传》：“诏太官上乘舆食如故。食监奏未释服未可御故食，复诏太官趣具，无关食监。”[1] （P.2944 ）此处的太官食监就有监督饮食的职责。监之名在汉之后一直存在，只不过演化成了机构的名称，像秘书监、钦天监等。不同机构的监地位不同，廷尉监地位很高，秩级高达千石，而乐府音监、上林十池监等的地位就比较低。一般来说，监的地位要低于令、丞、尉，但是汉初的情况并非如此。《秩律》中御府令与御府监秩级同为六百石，但是御府丞仅为三百石，可见西汉初年“监”的地位并不比同机构的“令”低，也从侧面反映了汉初对监察问题的重视。
据《秩律》，汉初私府监秩六百石，私府长秩五百石，丞三百石。[10] （P.270 ）这里，私府监的秩级要高于私府长，说明汉初有的机构“监”是最高长官。
二、中候
《秩律》载有“中候”和“骑千人”两官，整理小组认为皆为中尉属官。不过，骑千人并非中尉仅有，其他高级武职下也有，如居延汉简中就记载边郡都尉属下有此官。另外，笔者认为，“中候”也可能并非中尉属官。首先，整理小组所依据的《汉书・百官公卿表》中仅记载有“式道左右中候”[1] （P.732 ），并未明言为中尉属下之“中候”，所以并不能确定两者为同一个官职。况且，将作少府属官也有“左右中候”。其次，《汉书・季布传》“中司马”颜师古注引如淳曰：“中尉之司马。”[1] （P.1979 ）此条材料即使可以证明中尉司马可简称为中司马，但并不说明中尉之候也可简称为中候。再次，《秩律》记载有许多武官在官名前加“中”字，如中发弩、中司空等。此“中”字指的是中央政府，即为直属中央政府的武官，以示与郡属武官相区别。重要的是，《秩律》“中候”后紧接“郡候”，说明两者是相对而言。所以《秩律》中的“中候”指的应该是“诸卿”中某一武职所属的候，具体的隶属关系，目前尚无法断定。笔者推测，《秩律》中所列低级诸武官不可能仅隶属于某个高级武官，而应该是分属于不同的高级武官，作为高级武官的属吏掌管兵卒。至于《汉书・季布传》所载“中司马”，当为如淳所说，即“中尉之司马”。
注释：
？？准确来说，本文所述之汉初指的是西汉建国至文帝即位之前的这段时期。
？？百官表并未明说私府设令还是设长。
？？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文字编》，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附录第17页。徐书未标明年代，然铭文中有“平昌家”字样，平昌侯仅文帝时存，故可断定为文帝时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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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集[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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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M].济南：齐鲁书社，1984.
[8]陈直.汉书新证[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
篇6
[关键词]《后汉书》；李贤；商榷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前已刊发《（后汉书）李贤注札记十则》。再读《后汉书》，仍发现若干有待商榷，以求教于方家。
1.《申屠刚鲍永郅恽列传第十九》：“此天所以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旷然觉悟，怀邪之臣，秩蛔钥陶咭病！
李贤注：“刻犹责也。”
按：“刻”通“劾”，意即检举揭发罪状。《说文・力部》段玉裁注：“按劾字俗作（亥+刃）。”《广雅・德韵》：“劾，俗作（亥+刃）。”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劾，字亦误作（亥+刃）。”《说文・刀部》：“从刀亥声，（亥+刀）。”“劾”“刻”盖形似而误也。《汉书・叙传》：“刻石。”萧该音义：“曹大家本作劾石。”《文选・幽通赋》：“妣聆呱而劾石兮。”李善注：“应劭日：‘刻其必灭。’羊舌氏本或为劾。”“自劾”在《后汉书》中屡见。《显宗孝明帝纪第二》：“三公免冠自劾。”《郭沉写第二十一》：“因自劾专命，帝美其策，不以咎之。”因此，李注未为确诂。
2.《杨震列传第四十四》：“朕昔初载，授道帷幄。”
李贤注：“毛苌注云：‘载，识也。’”
按：“载”宜训为“年”，不宜训“识”。《诗经・大雅・大明》：“文王初载。”《朱熹集传》：“载，年也。”《干宝（晋纪总论）》：“然怀帝初载。”吕向注：“载，年也。”皆与原句意思基本相同，结构完全一致，奈何此独训为“识也”。
3.《虞傅盖臧列传第四十八》：“由是朝廷重其方格，每公卿有缺，为众议所归。”
李贤注：“方，正也。格犹标准也。”
按：“方格”宜为“方略”。依作者的行文习惯来看，“方略”在全书中出现了31次之多，而“方格”仅此一次。依句子的意思来看，“方格”则诘屈聱牙，而“方略”于文中则文从字顺。而且，与其它的例子意思和结构也相差无几。如：《卷十八・吴盖陈臧列传第八》：“帝召公卿诸侯王问方略，皆日：‘宜重其购赏。’”《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明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属，问其方略，皆议……。”
4.《符融列传第五十八》：“郭林宗始人京师，时人莫识，（符）融一见嗟服，因以介于李膺，由是知名。
李贤注：“古人相见，必因绍介。介，因也，言因此人以相接见也。”
按：注“古人相见，必因绍介”，甚确，然训“介”为“因”，则不妥，宜训为“介绍”或“绍介”。首先于文意未安，且未知“以”后省“之（代郭林宗）”。如果训为“介绍”或“绍介”，则文从字顺。其次，《谢承书》曰：“融见林宗，便与之交。又绍介于膺，以为海之明珠，为耀其光，鸟之凤凰，羽仪未翔。膺与林宗相见，待以师友之礼，遂振名天下，融之致也。”从此可知，“介”宜为“介绍”或“绍介”之意。再者，“介”训为“介绍”为常训。《玉篇・人部》：“介，绍也。”《汉书・谷永传》：“无一日之雅，左右之介。”颜师古注：“介，绍也。”《文选・李康（运命论）》：“其所以相亲也，不介而自亲。”李善注：“介，绍介也。”这也与《全译书》相吻合：“郭林宗刚到京师的时候，当时没有一个人了解他，只有符融一个人刚见到郭林宗就认为他是一个大贤人，因而对他非常佩服，大加赞赏，并把郭林宗介绍给李膺，由于这件事，符融才大大地出了名。”
5.《李王邓来列传第五》：“晨兴鸿S陂数千顷田，汝土以殷，鱼稻之饶，流衍它郡。”
李贤注：“衍，饶也。”
按：“衍”宜训为“散、布”，“流衍它郡”即扩展，散布到别的郡县。《汉书・司马相如传上》：“离靡广衍。”颜师古注：“衍，布也。”《文选・张衡（东京赋）》：“仁风衍而外流。”薛综注：“衍，布也。”《文选・枚乘（七发）》：“衍溢漂疾。”李善注：“衍，散也。”如：《后汉书・杜笃传》：“衍陈于起岐梁。”李贤注：“衍，布也。”
6.《邓寇列传》：“罪无申证，狱不讯鞠。”
李贤注：“讯，问也。鞠，穷也。”
按：“鞠”通“鞫”，两者古音同属见纽觉部。《书・盘庚》：“尔为自鞠自苦。”孙星衍今古文注疏：“鞠，同鞫。”《广雅・释诂三》王念孙疏证：“鞠，鞫字异义同。”“鞫”为“问”义，与“讯”同义。《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鞠狱不实。”如淳曰：“鞠者，以其辞决罪也。”即审讯犯人。《汉书・车千秋传》：“未闻九卿廷尉有所鞫也。”颜师古注：“鞫，问也。”《玉篇・革部》：“鞫，问鞫也。”《袁张韩周列传》：“及其理楚狱，未尝鞫人于臧罪，其仁心足以覃乎后昆。”“鞫”亦为“问”。可见，“讯鞠”即为同义复词，因此，训“鞠”为“穷”，不确。
7.《循吏列传・王涣》：“涣少好侠，尚气力，数通剽轻少年。”
李贤注：“剽，劫夺也。”
按：李氏训“剽”为动词“劫夺”，恐非，宜训为形容词“轻”。“剽轻”为同义复词，共同修饰中心词“少年”，意谓“多次交通那些轻浮的游手好闲的少年。”如训为动词“劫夺”，则望文生训。《汉书・陈汤传》：“且其人剽悍。”颜师古注：“剽，轻。”《文选・曹植（白马篇）》：“勇剽若豹螭。”李善注引《方言》日：“剽，轻。”《广韵・笑韵》：“剽，轻。”《汉书・地理志下》：“已患其剽悍。”颜师古注：“剽，轻也，急也。”“剽轻”经常连用在一起，如：《后汉书・千乘贞王伉传》：“并任侠通剽轻。”亦可颠倒之，如：《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晋人轻剽。”所以，“剽”乃“轻”义，为同义连用。
8.《窦融列传》：“嚣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祸将及，欲设间离之说，乱惑真心，转相解措，以成其奸。”
李贤注：“相解说而结措。”
按：“解措”即“解槽”，义为“间槽”，“离间谗构”，即挑拨离间。如《隗嚣列传》：“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鲍子。’自今以后，手书相闻，勿用傍人解槽之言。”李贤注：“解槽犹间槽也。”“转相”即“各处”，李贤等将“解措”训为“相解说而结措”，“解”不应为“解说”，“解说”与“离间”之间，不论从其意义来看，还是从其感彩来看，差别可谓大也。《玉篇・角部》：“解，散也。”《汉书・陈馀传》：“恐天下解也。”颜师古注：“解，谓离散其心也。”“构”也不宜为“结构”。《诗・小雅・青蝇》：“构我二人。”朱熹《诗集传》：“构，合也，犹交乱。”《左传・桓公十六年》：“构急子。”杜预注：“构，会其过恶。”根据上下文语境看，嚣欲设间隔之计，于是转相间隔，其目的是乱惑真心，以成其奸。如释为“离间谗槽”，不仅前后一致，而且怡然理顺。 9.《杨震列传》：“乞为亏除，全腾之命，以诱刍荛舆人之言。”
李贤注：“舆，众也。《诗》曰：‘询于刍荛。’《左氏传》：‘听舆人之谋’也。
按：李氏引《诗经》和《左氏传》之言为证，有断章取义，不明语境之嫌。其实，“刍”“荛”“舆”三者皆为并列，分别指“割草”“砍柴”“造车”之人。此三等，皆地位低下之人也。“舆”诚有“众”义，但于此不妥。《周礼・考工记・舆人》：“舆人为车。”《韩非子・备内》：“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全译书》：“乞请仅施以宫刑，保全赵腾的性命，以诱发割草，砍柴，推车之人的言论。”
10.《陈元列传》：“陛下宜修文武之圣典，袭祖宗之遗德，劳心下士，屈节待贤，诚不宜使有司察公辅之名。”
篇7
一、汉末魏晋时期对《汉书》的注释
汉末魏晋时期不少人对史书加以注释。当时注释家最感兴趣的是《汉书》。颜师古在《汉书叙例》中开列的属于这一时期的注释家有二十二人:
1、荀悦字仲豫，颍川人，后汉秘书监。撰《汉纪》三十卷，其事皆出《汉书》。
2、服虔字子慎，荥阳人，后汉尚书侍郎，高平令，九江太守。初名重，改名祇，后定名虔。
3、应劭字仲瑗，一字仲援，一字仲远。汝南南顿人，后汉萧令，御史营令，泰山太守。
4、伏俨字景宏，琅邪人。
5、刘德，北海人。
6、郑氏，晋灼《音义》序云不知其名，而臣瓒《集解》辄云郑德。既无所据，今依晋灼但称郑氏耳。
7、李斐，不详所出郡县。
8、李奇，南阳人。
9、邓展，南阳人，魏建安中为奋威将军，封高乐乡侯。
10、文颖字叔良，南阳人，后汉末荆州从事，魏建安中为甘陵府丞。
11、张揖字稚让，清河人，一云河间人。魏太和中为博士。止解《司马相如传》一卷。
12、苏林字孝友，陈留外黄人，魏给事中领秘书监，散骑常侍，永安卫尉，太中大夫，黄初中迁博士，封安成亭侯。
13、张晏字子博，中山人。
14、如淳，冯翊人，魏陈郡丞。
15、孟康字公休，安平广宗人，魏散骑常侍，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勃海太守，给事中，散骑侍郎，中书令，后转为监，封广陵亭侯。
16、项昭，不详何郡县人。
17、韦昭字弘嗣，吴郡云阳人，吴朝尚书郎，太史令，中书郎，博士祭酒，中书仆射，封高陵亭侯。
18、晋灼，河南人，晋尚书郎。
19、刘宝字道真，高平人，晋中书郎，河内太守，御史中丞，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安北将军。侍皇太子讲《汉书》，别有《驳议》。
20、臣瓒，不详姓氏及郡县。
21、郭璞字景纯，河东人，晋赠弘农太守。止注《相如传序》及游猎诗赋。
22、蔡谟字道明，陈留考城人，东晋侍中五兵尚书，太常领秘书监，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领徐州刺史，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领扬州牧，侍中司徒不拜，赠侍中司空，谥文穆公。
颜师古以上所列名单及说明有不妥之处。首先，荀悦似不应列入。荀悦曾依《左传》体改编《汉书》为《汉纪》，但并未注释《汉书》。姚振宗《后汉艺文志》所载《汉书》注释家不收荀悦，应该说是合理的。其次，颜师古排列名单是以注释家生活为顺序的。按此，荀悦应在服虔、应劭之后，而不能居于首位。最后，邓展、文颖后所谓“魏建安中”云云是错误的。顾炎武就此批评道：“建安乃汉献帝年号，虽政出曹氏，不得遽名以魏。”[1]
拋开这些不论，可以看到以下几点：第一、以上注释家，自汉末应劭以下至东晋郭璞之间，多数人往往事迹无闻，正如颜师古在《序例》中说:“诸家注释，虽见名氏，至于爵里，颇或难知。”这与东汉有很大不同。东汉的注释家如延笃、服虔、应劭等均见诸史传，属当时一流的学者。建安以后众多注释家事迹无闻，学术地位不高。这似乎说明对史书的注释已非学术主流。第二，按时代而论，注释家以汉魏时期为主。荀悦以下至韦昭17人均属这一时期。西晋只有晋灼、刘宝、臣瓒三家，东晋只有郭璞、蔡谟两家。郭璞“止注《相如传序》及游猎诗赋，”而蔡谟只是“全取臣瓒一部散入《汉书》”，贡献无多。按《叙例》所说，晋代注释家的工作是以集解为主：
《汉书》旧无批注，唯服虔、应劭等各为音义，自别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晋灼，集为一部，凡十四卷，又颇以意增益，时辩前人当否，号曰《汉书集注》。属永嘉丧乱，金行播迁，此书虽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东晋迄于梁陈，南方学者皆弗之见。有臣瓒者，莫知氏族，考其时代，亦在晋初，又总集诸家音义，稍以己之所见，续厕其末，举驳前说，喜引《竹书》，自谓甄明，非无差爽，凡二十四卷，分为两帙。今之《集解音义》则是其书，而后人见者不知臣瓒所作，乃谓之应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录》，并题云然，斯不审耳。
这段说明颇为重要。按《隋书·经籍志》载，应劭着有《汉书集解音义》二十四卷。《后汉书》卷48《应奉传附应劭传》亦称劭“集解《汉书》”。可是若按《叙例》说，应劭并未集解《汉书》，作集解的是西晋的“臣瓒”，应劭的注释应称为《汉书音义》。姚振宗不同意颜师古的说法。他在《后汉艺文志》中说：“按颜氏言《七志》、《七录》已然，则自宋及梁由来已久，亦何至一误再误？至唐初修志犹未刊正，而五代人、宋人修唐书又复递相沿误？揆诸事理，或不尽然。疑应书、瓒书卷数相同，颜监但见瓒书，不见应书，故有是言耳。”姚氏的怀疑虽有道理，但终无证据，颜氏之说不可轻易否定。《叙例》为应劭书特作说明，应该是有根据的。此外，应劭之前可以确认为《汉书》作注的只有服虔一家，应劭似不具备作集解的条件。如果这样解释可以成立，则集解《汉书》是西晋才出现的。王鸣盛推测：“大约晋灼于服、应外，添入伏俨、刘德、郑氏、李斐、李奇、邓展、文?、张揖、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项昭、韦昭十四家。臣瓒于晋所采外添入刘宝一家。”[2]晋代的的集解可以视之为对汉魏时期众多的注释所做的。注释减少了，总结性的集解一再出现，这些都是学术将变的征兆。
二、裴松之《三国志》注
南朝刘宋时，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在史学史上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裴注与汉末以来注释家着重于名物训诂的注释有明显的不同。据沉家本统计，注中引书“经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3]由此许多《三国志》中失载的历史事实得以保存。裴注中也有运用传统注释方法的地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盖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侯康说：“至于笺注名物，训释文义，裴注间而有之而不详，盖非其宗旨所存。”[4] 杨翼骧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将这部分裴注归纳为字音、文义、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干类。他认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广事实，而这一类的批注不过是附带的工作”。[5] 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说：
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
“务在周悉”、“补其阙”、“惩其妄”是裴松之注《三国志》的主要目的。就“补其阙”而言，裴注是达到自己的目的了。《三国志》在许多关键处多语焉不详。如关于九品中正制的创立，《陈群传》中只有一句：“制九品官人法，群所建也。”此外，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重大事件，又如建安文学、正始玄风等思想文化方面的重要变化在《三国志》中也都记载不多。若无裴松之的补充，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了解远远达不到今天所能达到的程度。
裴注出现后，引来了许多评议，其中有褒有贬。刘知几说：
少期集注《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观其书成表献，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6]
与刘知几不同，赞誉裴松之者多从保存史料方面对裴注给予肯定。侯康说：“陈承祚《三国志》世称良史，裴注尤博赡可观。”[7]《四库提要》作者对裴注有褒有贬，既认为裴注“嗜奇爱博，颇伤芜杂”，又从积极的方面说：“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关于以往史家对裴注的评价，杨翼骧先生在前引《裴松之》一文中有详细介绍，读者可以参看。
以上对于裴注的评价反映了传统史学批评的特点。评论者大多不能摆脱是与非、优与劣的思维框架。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待裴注，更应关注的是，历来对史书的注释都是从名物训诂的角度着眼的，为什么裴松之却要发明出一种新的注释方式？刘知几说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达”，[8] 章学诚也说：“裴松之依光于陈寿，非缘附骥，其力不足自存也。”[9]刘知几、章学诚虽然都是传统史学批评的大家，但这些却有失水准，带有很强的好恶色彩。所谓“不能自达”、“不足自存”，都是要从注释家才智缺乏一端求得解释。
篇8
唐代的张守节认为没有。《史记·赵世家》有战国时期赵国使者赵胜称韩国上党郡守冯亭为“太守”的记载，张守节认为是“太”是“衍字”。他在《史记正义》中说：“尔时未合言太守，至汉景帝始加太守。此言太，衍字也。”但也有人认为“太”非衍字。明朝的董说在《七国考》卷一《韩职官》“太守”条说：“韩氏上党守冯亭使者至，曰：‘愿以上党入之赵。’赵使平原君往受地，以万户都三，封其太守为华阳君；以千户都三，封其县令为侯。见《通鉴》。《正义》曰：‘尔时未合言太守至汉景帝时始置太守，此言太守，衍字也。’余按：《国策》中‘太守’数见，《正义》误。”今人陈直也认为“太”非衍字。他的《史记新证》在涉及到赵胜称冯亭为“太守”时说：“直按：战国时秦称郡守，各国或称守，或称太守，战国策中，太守凡五见，汉初沿用秦制称郡守，景帝改称郡守为太守，则采用战国时各国制也。后人狃于习见，遂以太守为汉制，反疑国策有误文。”《辞海》也说：“太守：官名。本为战国时郡守尊称。西汉景帝时改郡守为太守……”看来，战国时已有“太守”可以成为定论了。
秦朝有没有太守呢？在《史记》里头找不到秦朝称郡守为太守的记载，但睡虎地秦墓竹简却出现了“太守”的字样。《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注释”中的“释文”有“成都上恒书太守处”句，“注释”有：“太守：蜀郡太守。”看来秦也有“太守”。这个“太守”仍有可能是对郡守的尊称。
汉朝肯定有太守，但景帝之前有没有呢？应该是没有“太守”这一官职的，有的话，就不必把郡守改为太守了。而且，《汉书·高帝纪》中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求贤诏》称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用的就是“郡守”：“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酂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所以在汉朝，景帝中二年之前是没有“太守”这一官职的。
语文版《语文》八年级下册《细柳营》注解⑥和九年级下册（2003年12月第1版，2011年11月第9次印刷）170页《江城子·密州出猎》注解④都提到了“太守”。《细柳营》注解⑥如下：“【河内守】河内郡的太守。守，太守，是汉代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江城子·密州出猎》注解④如下：“【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史记·冯唐传》载：汉文帝时，魏尚为云中太守，匈奴远避，不敢近云中。后因报功状上多报了六颗首级而被朝廷治罪。冯唐向汉文帝辩白此事，并认为魏尚有功应受重赏。文帝派冯唐持节赦免魏尚，仍为云中太守。这里作者以魏尚自许。”
上述二注“太守”的说法就欠准确。《细柳营》中的周亚夫任“河内守”和《江城子·密州出猎》中涉及的魏尚任“云中守”都是文帝时的事情，这时景帝还未即位，更别说“更名太守”了。
但《汉书》中还是可以见到把景帝中二年前的郡守称为太守的。如《汉书·卷四文帝纪》：“六年冬，匈奴三万骑入上郡，三万骑入云中。……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次细柳；宗正刘礼为将军，次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次棘门，以备胡。”《汉书·卷八十六王嘉传》：“昔魏尚坐事系，文帝感冯唐之言，遣使持节赦其罪，拜为云中太守，匈奴忌之。”
清代学者早就注意到这一点。王先谦《汉书补注》对《汉书·卷四文帝纪》中“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是这样注的：“（补注）钱大昕曰：‘景帝中元二年始改郡守曰太守，此“太”字衍。本传无“太”字。’先谦曰：‘《史记》亦无太字。’”（标点为笔者所加）查《史记》，果真无“太”字。《史记·卷五十七绛侯周勃世家》：“文帝之后六年，匈奴大入边。乃以宗正刘礼为将军，军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军棘门；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以备胡。”
再看《史记》是怎样称魏尚的。《史记》说到魏尚都称之为“云中守”。如《史记·卷一百二张释之冯唐列传》：“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且云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文帝说。时日令冯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主中尉及郡国车士。”
篇9
[关键词]诏令；《诗经》；《两汉书》
[作者简介]欧阳艳玉，广西人大杂志社副社长，广西南宁530022；都丽艺，北京市巨人教育集团硕士，中国北京100086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11-0153-04
汉代社会的特点是“以经治国”，两汉帝王为了使其诏令更具神圣性、权威性和不可置疑性，往往征引儒家经典为自己的活动寻求理论支撑，这也使得两汉社会更加彰显儒学化。“《诗》是经学的基础，所谓‘不学《诗》，无以言’。那么当时恐怕就没有不通《诗》的了”，因而两汉帝王在其诏令中征引《诗经》的频率很高，而从这些诏令引《诗经》的次数的变化，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诗经》在汉代地位的变化，进而探讨经学在汉代的发展历程。
关于两汉帝王诏书征引经典的次数，孟祥才先生统计为西汉帝王(包括王莽)征引儒家经典共58次，其中征引《诗经》10次，东汉帝王征引经典62次，《诗经》17次。刘厚琴统计，《汉书》帝纪中保存西汉诏书约180篇，其中征引经文约35次，《后汉书》帝纪中保存东汉诏书约120篇，征引经文约50次，没有专门统计征引《诗经》的次数。据笔者统计，《汉书》帝纪中保存西汉诏书约185篇，征引《诗经》15次，其中直接引用9次，间接引用6次。《后汉书》帝纪中保存东汉诏书约140篇，引《诗经》30次，其中直接引用约16次，间接引用约14次。就《两汉书》而言，两汉皇帝在其诏书中引用《诗经》共89处，其中《汉书》引用29次，直接引用20次，间接引用9次；《后汉书》引用60次，直接引用24次，间接引用36次。
两汉的皇帝在诏、告、命、令、制、敕使用《诗经》来作为理论论据开始于文帝时期。据《汉书・刑法志》记载，文帝在颁布《除肉刑诏》中便征引了《诗经・洞酌》中的章句：“恺弟君子，民之父母。”而在诏令中征引经典，是到武帝时期才形成习惯。汉初，帝王均好黄老刑名之学，直到武帝时期，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才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
此外，武帝以后的帝王在其诏令中征引经典还有一个原因，即武帝及以后的帝王都曾受到过儒家学说的熏陶。据史料记载，两汉皇帝均有研习儒学，尊崇《诗经》的传统。两汉皇帝研习儒学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作为太子时，由太子傅(太子太傅，太子少傅)讲授；--是在成为帝王以后，延师入廷讲授。
太子傅(太子太傅，太子少傅)在太子的教育培养中起重要作用。太子傅是太子属官，早在殷商时期就有太子傅一职，据《通典》记载：“太子师保二傅，殷周已有。逮于列国，秦亦有之。汉高帝以叔孙通为太子太傅，位次太常，后亦有少傅。”《汉书・百官公卿表》亦日：“太子太傅、少傅，古官。”太子傅在两汉长期存在，担负着教育、培养皇太子的重任。据《汉官解沽》曰：“太子太傅，日就月将。琢磨玉质，言太子有玉之质，琢磨以道也。”又曰：“少傅琢磨玉质，永承无疆。言太子者。硅玉也。”从这里可以看出太子与太子太傅及太子少傅的关系有如玉与工匠。
两汉皇帝研习儒术是个逐渐形成的过程。汉初帝王之学以黄老之学为主，兼杂儒学，此时对皇太子的教育也以黄老刑名之学为主，但从景帝朝开始，皇太子教育中的儒学成分开始增多，而且开始由儒生来充当太子傅。《两汉书》记载，曾以《诗经》授太子的有王臧、萧望之、丙吉等人。具体情况见表1：
由于资料有限，对两汉的《诗经》学太子傅不能作出完整的统计，但也可以看出《诗经》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在景帝时期已成为太子教育的一部分。汉景帝时期，虽然当时的统治思想是黄老之学，但是已有两位儒学家成为太子傅，汉武帝在作为太子时就接受了儒家学说的熏陶，这对他以后选择儒学为统治思想有直接的影响。武帝时，太子傅没有《诗经》学者，刘据为太子时，仅以学术上无太大建树的石庆和任安担任。同时武帝尊《公羊春秋》，“诏太子受《公羊春秋》”。昭帝幼年继位，宣帝来自民间，都没有设立太子傅。宣帝继位后，开始选用《诗经》学大儒担当太子傅，萧望之便是其中一位。此后，以大儒充当太子傅便成为定制，元帝时有匡衡和韦玄成，成帝时有师丹等。东汉王朝继承了西汉的这一定制，仍以大儒为太子傅，郅恽就曾两任太子傅。值得一提的是，东汉的太子教育与西汉有不同之处，东汉的帝王，除明、章、和、顺外，其余都是诸侯旁系继承大统，没有接受系统的太子教育。
延师入廷，两汉帝王都有这一习惯，如武帝曾召见擅长《诗》学的蔡义，昭帝幼年继位，由韦贤、蔡义入授。“张生兄子游卿为谏大夫，以《诗》授元帝”，伏理“以《诗》授成帝”，东汉后期，由于继位的帝王大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因而延师入廷之制就显得更加重要，东汉将入廷侍讲视为大事，并有注籍记载之制。明帝、章帝、安帝、顺帝、桓帝、灵曾诏儒师入讲经书。
从上表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时期，《诗经》学太子傅的人数不同，而且差异比较大。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资料的缺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诗经》在汉代政治地位的转变。西汉武帝提出“独尊儒术”，但是儒家各经典在两汉的政治地位不尽相同。武帝时期，《公羊》学的“大一统”理论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而成为“独尊”，从宣、元帝以后，《诗经》的地位明显上升，从上表也可以看出，元帝时期，以《诗经》学而成为太子傅的人数增加。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元帝好《诗经》，史载“张生兄子游卿为谏大夫，以《诗》授元帝，高嘉“以《鲁诗》授元帝”。“孝元好《诗经》，而(匡横)迁为光禄勋，居殿中为师，授教左右，而县官坐其旁听，甚善之”。因此成帝为太子时，太子傅均为《诗经》学大儒，成帝也具有较深的诗学功底，哀帝也通诗。另一方面。元帝时，社会出现了新的问题，即土地兼并导致的阶级矛盾激化，“公羊学”的“大一统”理论不再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而“温柔敦厚”的《诗经》正好符合了当时统治者麻痹人民需要，尤其是翼奉依据阴阳五行，结合律历、性情说对“齐诗”的改造，更加符合统治者麻痹人民的心理，所以这一时期“齐诗”代替了“公羊学”成为当时社会的统治思想。到了东汉，“齐诗”的地位衰落，“鲁诗”的发展也不如西汉，但是“韩诗”却大为盛行，名家辈出，这一史实反映在太子傅上，就是光武帝时由习“韩诗”的郅恽，安帝时由杜乔担任太子傅。东汉以后，《诗经》的作用被《孝经》取代，因此东汉以后《诗经》学太子傅的人数明显减少，此不详述。
两汉皇帝在其诏书中引用《诗经》次数较多，仅直接引用就有44次，其中文帝1次，武帝4次，宣帝2次，元帝5次，成帝1次，哀帝2次，王莽5
次，光武3次，明帝1次，章帝8次，和帝2次，殇帝1次，安帝2次，顺帝3次，桓帝4次，其余均为0次。
从上述统计数字可以看出两汉帝王诏书引《诗经》的次数相差较大，西汉前期，诏书很少征引《诗经》，《汉书》所载汉初诸帝所颁的诏书有50。60则，只有文帝时的1则征引了《诗经》，而武帝以后的诏书征引《诗经》的次数明显增多，从征引次数的变化可以窥见《诗经》学在汉代地位的变化。汉高帝刘邦是以布衣之身提三尺剑创业的一代雄主，读书不多，与他共同创业的那个布衣将相群体也很少高文化素质之人。继位的惠帝和吕后，奉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黄老无为的政策。文景时期，虽然学术氛围宽松，儒生可以在朝野发表自己的言论，但是当朝者钟情于“黄老学说”，这使得“黄老之学”在汉初的半个世纪中一直处于统治地位。武帝时期，社会经济得到恢复，“黄老”思想不再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开始占据统治地位。武帝在位期间，创立太学，设立五经博士和博士弟子，实行从儒生中选取官吏的政策，开启了以经治国的先端。因而，武帝以后的帝王在其诏书中征引儒家经典成为习惯。
篇10
一、“牛鼎之意”
或曰，伊尹负鼎而勉汤以王，百里奚饭牛车下而缪公用霸，作先合，然后引之大道。驺衍其言虽不轨，傥亦有牛鼎之意乎？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司马贞《索隐》释“牛鼎之意”云：“《吕氏春秋》云：‘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鸡’。是牛鼎言衍之术迂大，倘若大用之，是有牛鼎之意。而谯周亦云：‘观太史公此论，是其爱奇之甚’”。明归有光《与沉敬甫》之七：“《水利论》具有前人之论，特为疏剔之。意望当事者行其言，以惠东南之民，非有牛鼎之意也。”《索隐》的意思是说，驺衍之言大而无当，此人不可重用。这样解释，未能深明太史公之意。
究竟司马迁所谓“牛鼎之意”是什么含义，必须联系司马迁用典，才能得到确释。他说：“伊尹负鼎而勉汤以王，百里奚饭牛车下而缪公用霸。作先合，然后引之大道。驺衍其言虽不轨，傥亦有牛鼎之意乎？”在这里，“牛鼎”是指伊尹负鼎和百里奚饭牛两件事。而《吕氏春秋》中说的“函牛之鼎”则是一件大容器。所谓“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鸡”，其意与《论语》中所说的“割鸡焉用牛刀”是一个意思，而与司马迁所说的“牛鼎”毫不相关。
驺衍是战国后期齐国樱下学派中最为显赫的人物。他有一部著作名为《主运》，此书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在《吕氏春秋・应同》篇中还可略见其梗概：“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月演大蟠。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从中可见，驺衍之学是用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德性相生相克的循环变化，来解释王朝兴废的原因。《文选・齐故安陆昭王碑》注引《驺子》曰：“五德从所不胜，虞（舜）土，夏木，殷金，周火。”驺衍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按照“五行转移”的循环顺序进行的，每个王朝的出现都体现了五行中的某一种势力居统治地位，从而为统治阶级改朝换代提供依据。
驺衍之学上承殷周之天命论，下启西汉今文经学天人合一之说与俄纬神学。这种学说使得野心家们可以利用自然界的特异现象与偶发事件，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满足了各国诸侯争霸天下的理论需要。《史记》称述驺子之学要点是：“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以驺衍在当时每到一国，就受到了极其隆重的接待。他不仅“重于齐”，在魏国，受到“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到赵国，平原君为之“侧行撇席”。来到燕国，燕昭王为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揭石宫，身亲往师之。”
他的五德转移学说，也称五德终始学说，不仅很受当时统治者的赏识，而且在秦汉皇朝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秦“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族旎、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史记・秦始皇本纪》）西汉贾谊、董仲舒等人提出的“改正朔，易服色制度”（《汉书・贾谊传》）的主张，也是根据或吸收了驺衍的学说而形成的。
正因为这样，所以司马迁认为驺衍之学虽然“不轨”，也就是不符合古代儒家经典的规范，但他所提出的学说，就像伊尹负鼎、百里奚饭牛以干求人主那样有促成王霸大业的用意。因此，《索隐》的作者司马贞误解了司马迁的“牛鼎之意”；而谯周说太史公“爱奇”那更是不知司马迁所云了。
如此，这段话的意思便是：有人说，伊尹背着鼎去给汤烹饪，却勉励汤行王道，结果汤统一了天下；百里奚在车下喂牛而秦穆公任用了他，因而称霸诸侯。他们的做法都是先投合人主的意愿，然后引导人主走上正大的道路上去。驺衍的话虽然不合常理常情，或许有伊尹负鼎、百里奚饭牛的用意吧？
二、“物故”
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巨万计。蜀民及汉用事者多言其不便。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物故”一词，在《史记》和《汉书》两书中多次出现。刘熙《释名・释丧制》对“物故”一词的解释是“汉以来谓死为物故”。汉魏史籍中所用“物故”一词，确实有“死亡”之意。《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治道二岁，不成，士卒多物故。”《汉书・夏侯胜传》：“百姓流离，物故者过半。”《后汉书・赵熹传》：“坐事下狱，疾病物故。”《三国志・孙坚传》注引《英雄记》：“［吕］公兵下石，中坚头，应时脑出，物故。”
这四例中的“物故”一词都是指死亡，所以后世都把“物故”一词视为“死亡”的同义词了。但是刘熙所说的是“汉以来”的情况，那么是否意味着汉以前的“物故”一词不作“死亡”用呢？这就得考察“物故”一词在先秦的用法了。
《荀子・君道》篇明载 ：“人主不能不有游观安燕之时，亦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变。”朱起凤《辞通》释此“物故”为“死亡”，并不确切。古代称人之死亡，有其特殊用语，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天子之死曰“崩”，诸侯之死曰“莞”，一般人则称“终”，称“卒”。这是《礼记・曲礼》上所记载的。因此，《荀子・君道》篇中的“物故”一词，其意义若作“死亡”解，是不行的。这里“物故”似应解释成“意外事件”才合适。所谓“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变”云云，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不可能不发生疾病或意外事件。”
为什么先秦“物故”一词的意思是“意外事件”呢？这就得从“物故”这一复合词所由构成的词素“物”与“故”这两个字的古训中去加以探索了。先看“物”字的古训。《易・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礼记・哀公问》：“敢问何谓成身？孔子曰：不过乎物。”《注》云：“物犹事也。”《诗・大雅・民》：“有物有则。”传：“事也。”
再看“故”字的古训。《易・系辞》：“是故知幽明之故。”《疏》云：“故谓事也。”《后汉书・牟长传》注引高堂隆说：“故，事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昭伯问家故，尽对。”《国语・周语下》：“敢问天道乎，抑人故也?”《史记・龟策传》：“教、孝景固袭掌故，未遑讲试。”以上《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国语・周语下》、《史记・龟策传》中的“故”皆是：“事；事情”的意思。
由此可见“物”、“故”两字的古训都是“事”。所以古人把“丧忧”称为“大故”，大故就是大事。这样看来，“物故”一词是一个同义并列复合词，是“事”字的同义词。
但并非任何事件都可用“物故”一词，它是专指意外事故、非常事件。《墨子・号令》篇记载：“即有物故，鼓。”孙诒让《墨子间诂》：“物故，犹言事故，言有事故则击鼓也。”这里的“物故”显然是指意外事故或非常事件，因而需要报警以聚众。这种一有“事故”就击鼓报警的办法与古代烽燧制度的作用相同。可见“物故”一词的原义是意外事件。这足以证明汉以前“物故”一词，并没有“死亡”之意。刘熙所说的“汉以来谓死为物故”云云，只能说明“物故”一词有了新义。而作为意外事故或非常事件用的“物故”在汉代也还是有用例的。《汉书・霍光传》记载：“光敕左右：‘谨宿卫，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负天下有杀主之名’。”这句话是霍光在决定废黜昌邑王时说的。当时昌邑王已奉诏入朝，霍光下令把昌邑王的随从人员全部拘禁起来，并告诫下属执行人员要特别谨慎，要加强保卫工作。所谓“卒有物故自裁”云云，是说仓碎之间，昌邑王若有意外事件发生而自杀，就会使霍光背上杀主之名，以至辜负了众望。这一例中把“物故”与“自裁”并举，如果把“物故”解释为死亡，那是很不恰当的。因为在突然拘禁昌邑王全部随从时，很有可能发生对抗。这样一来，除了昌邑王有可能自杀以外，还有可能发生格斗、杀伤事件。若把这一例中的“物故”解释为“意外事故”或“非常事件”，就能包括更广、更为全面一些的内容。
另外，“物故”一词又见于东汉刑徒墓砖。一九年，洛阳南郊发掘出东汉刑徒墓葬，出土了墓砖八百余块 。其中二百二十九块刻有铭文的墓砖，记录了死者的关押地点、刑类、死亡日期，并有“物故死”字样。又一九五七年河北定县北庄出土的汉墓石刻上，也有某某“物故死”字样。“物故”与“死”字连在一起使用，则此“物故”决不可理解为“死亡”的同义词。它在这里所具有的含义是“意外事故”，与《荀子》、《汉书・霍光传》中的用例意义相同。
汉代“物故”一词虽然产生“死亡”之新义，但仍与其原义“意外事故，非常事件”有紧密联系。从前四史中的“物故”一词的用法来看，基本上是指非正常死亡。兹举数例：《史记・匈奴传》：“汉兵物故十六七。”《汉书・匈奴传》：“汉士卒物故者亦数万。”《后汉书・列女传》：“父泥和乘船坠湍水，物故。”《三国志・马谡传》：“下狱物故。”而且开头所引四则事例也是指非正常死亡。由此可见，如果“物故”被用于“死亡”这一意义，那么只能指意外死亡、非正常死亡。
通过历史地考察“物故”一词的构成及其语义的发展，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先秦古籍和前四史的语言，即古人所说“雅言”，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语言或标准语言。在这些语词中，“物故”一词的意义和用法是非常清楚的。“物”与“故”，古训均为“事。”高堂隆释“物”为“无”（《后汉书・牟长传》），王先谦引宋祁说，谓“物”通“殇”、“殁”（《汉书补注》），均未得其正解。“物故”是一个同义并列的复合词，在先秦时期，其意义为“意外事故”或“非常事件”。汉以后又有了新义，主要用于非正常死亡，而用于“意外事故”或“非常事件”的例子极少，但在人们的口头语言中，如霍光语和墓砖铭文，则仍保留着先秦时期的古义。
由此，以上这段话可以翻译为：唐蒙已经掠取并开通了夜郎，趁机要开通西南夷的道路，征发巴、蜀、广汉的士卒，参加筑路的有数万人。修路二年，没有修成，士卒多发生意外事故死亡，耗费的钱财要用亿来计算。蜀地民众和汉朝当权者多有反对者。
三、“不侵”
廷尉以贯高事辞闻，上曰：“壮士！谁知者，以私问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故赵国立名义不侵为然诺者也。”上使泄公持节问之舆前。
――《陈余列传》
按《汉语大词典》第1册“不”字条的下面没有收“不侵”一词。这个词是先秦两汉时期的一个常用词，理应收列。《韩非子・显学篇》云“立节参名，执操不侵”，《急就篇》有“所不侵”，另外西安汉城曾经出土一枚“征不侵”印，这些都充分说明“不侵”是一个习用语。只是“不侵”到底是什么意思，前人没有说明，至今颇为费解。现代学者梁启雄云，“不侵， 谓不受别人无理的陵犯，不受侵辱”[2]，似乎比较准确，但用它去解释《史记》、《急就篇》等中的“不侵”，显然不通。综合分析《史记》和《韩非子》等的例句，我们发现“不侵”实际上是不屈服、不屈从的意思。《史记》中“此固赵国立名义不侵为然诺者也”，应当断作“此固赵国立名义不侵，为然诺者也”，意思是：这本来就是赵国建立名义不屈服，而实现诺言也。《韩非子》的“执操不侵”意思就是：坚持节操而不屈服。铜印“征不侵”就是征讨不服从。这样理解“不侵”的意思，自然文从字顺，怡然理通。
由此，这段话可以翻译为：廷尉把审理贯高的情形和供词报告皇上，皇上说：“真是壮士啊！谁了解他，通过私情问问他。”中大夫泄公说：“我和他是同乡，一向了解他。这本来就是赵国建立名义不屈服，而实现诺言也。”皇上派泄公拿着符节到舆床前问他。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