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中秋的诗范文
时间：2023-04-11 17:13:17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写中秋的诗，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2、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3、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破琼瑶。
4、月皎疑非夜，林疏似更秋。
5、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6、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
7、广泽生明月，苍山夹乱流。
8、明月净松林，千峰同一色。
9、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
10、今年八月十五夜，湓浦沙头水馆前。
11、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
12、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
13、明月却多情，随人处处行。
14、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
15、月色更添春*好，芦风似胜竹风幽。
16、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17、昔年八月十五夜，曲江池畔杏园边。
18、晴云如擘絮，新月似磨镰。
篇2
蹴鞠，“蹴”即用脚踢，“鞠”即皮制的球，“蹴鞠”就是用脚踢球。它流传了2 300多年，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故都临淄，唐宋时期最为繁荣，经常出现“球终日不坠”“球不离足，足不离球，华庭观赏，万人瞻仰”的情景。现在的颠球大师，要是穿越去唐朝，只能进入蹴鞠的预备队。
蹴鞠溯源
《史记》和《战国策》记载都表明，在当时的齐国故都临淄，蹴鞠(足球)已发展成一种成熟的游乐方式，而且在民间广为盛行。秦统一六国后，蹴鞠运动一度沉寂。西汉建立后，又开始兴盛。汉朝人把蹴鞠视为“治国习武”之道，不仅在军队中广泛展开，而且在宫廷贵族中普遍流行。桓宽的《盐铁论》中，西汉社会承平日久，“贵人之家，蹴鞠斗鸡”为乐，寻常百姓则是“康庄驰逐，穷巷蹴鞠”，也就是踢点野球。
由于蹴鞠运动的兴盛，汉代还出现了研究这项运动的专著，曾有人写了一部《蹴鞠二十五篇》，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体育专业书籍，也是世界上的第一部体育专业书籍。班固在写《汉书·艺文志》时，把《蹴鞠二十五篇》列为兵书，属于军事训l练的兵技巧类，可惜后来失传。
在踢球方法上，汉代是直接对抗分队比赛，双方队员身体接触就像打仗一样。唐代的蹴鞠向着表演赛发展，已不再是直接对抗，而是以射门“数多者胜”。从足球技术来说，这是一种发展，而间接对抗，对体力训l练来说，却是足球运动的一个退步。由于球体轻了，又无激烈的奔跑和争夺，唐代开始有了女足。女足比赛不用球门，以踢高、踢出花样为能事，称为“白打”，可惜那时候没有女足世界杯，要不也能留下一段佳话。
蹴鞠盛行当然少不了球迷。史上出名的球迷如唐文宗，常常一个人爬上“勤政楼”去居高临下看人家蹴鞠和摔跤，这场景可真够讽刺的，比起他的列祖列宗，市井气重了不少。几代之后的唐僖宗，亲自参与蹴鞠运动；唐朝末代皇帝昭宗被朱温逼迫着从长安搬迁到洛阳的路上，六军都跑光了，只剩下一批神策军或者恶少年出身的“打球供奉”跟着他，可见感情深厚。
有比赛就有球星。施耐庵的《水浒全传》中，写了史上第一球星：高俅。小说虽然在人物事迹和性格上作了夸张，但基本上是宋代的事实。高俅球技高超，因陪侍宋微宗踢球，被提拔当了殿前都指挥使，这要算是最早的“一球成名”了。
宋微宗赵佶是个球迷，他看了宫女踢足球后写诗道：“韶光婉媚属清明，敞宴斯辰到穆清。近密被宣争蹴鞠，两朋庭际再输赢。”宋代的踢球艺人还组织了自己的团体，叫做“齐云社”，又称“圆社”。这是专门的蹴鞠组织，专事从事蹴鞠活动的比赛组织和宣传推广，这是我国最早的单项运动协会，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足球俱乐部。
篇3
两人正走着，一个穿着名牌运动装的小青年边跑步边打电话，结果把邋遢博士撞了一下，差点儿把他撞倒了。但小青年不仅不道歉，反而瞪了邋遢博士一眼。
“喂，你怎么跑步的？撞了人怎么连句‘对不起’也没有？”左小旗火大了，冲对方叫道。
“小不点，关你什么事？”小青年一脸的鄙视和不耐烦，“瞧见我衣服上的标志了没有？我可是省田径队的，马上要代表省里去参加全国的比赛！这里可是我们专门训练的地方，你们没长眼睛，还想来怪我吗？”
“你……你……”左小旗被气得说不出话了。
“看来你对自己是田径运动员很骄傲，很自信呀！”邋遢博士忽然冷笑着冲对方说道，“怎么样？你敢不敢和你瞧不起的这个小不点比赛看谁跑得快？就绕着这个公园跑一圈怎么样？谁输了，就把自己的手机给对方……呵呵，我看你怕输不敢了吧？”
姜还是老的辣！在遢遢博士的激将之下，这个小青年马上便答应和左小旗比赛。
左小旗呢，站在一旁看呆了。
“小子，别怕！也别担心！”邋遢博士把他拉到一旁，悄声说道，“我保证你会赢！瞧――嘿嘿，我这里早有准备。”
邋遢博士说着，从背包里取出一双漂亮的球鞋，让左小旗换上。左小旗穿上竟然不大不小，刚刚好。
“这是我最新发明出来的反重力球鞋，本想过几天再让你试试的。嘿嘿，现在正好，趁着这机会，好好地教训一下这个令人讨厌的家伙。”邋遢博士小声地、得意地说道。
“反重力？”左小旗有些不明白了。
“你知道重力吧？重力等于物体质量乘以物体的加速度。我们之所以能停留在地球上，而没有被甩到宇宙空间里去，就是因为重力的原故。而反重力，就是给物体一个反作用力，让这个物体可以脱离地球的引力……”邋遢博士一时间化为物理老师，耐心地讲解起来。
“喂，你们还比不比？”那个小青年不耐烦了。
“快了快了，马上就比。”邋遢博士扬声回了一句，又低声对左小旗说道，“这双鞋子之所以叫反重力球鞋，就是在里面加装了一套反重力系统。你看，这双鞋子的鞋帮子上，有一个指示方位的箭头图标。待会儿你和那个家伙比赛，只要把箭头图标指向前方就行了……”
比赛开始了。那个小青年飞快地冲了出去。左小旗怔了一下，急忙调好鞋子上的箭头图标，然后迈腿跑了出去。
他这一迈腿就不得了。“嗖嗖嗖！”竟然像坐着火箭一样往前冲，两只脚几乎都没有沾到地面，整个人就像腾云驾雾一般。转眼间，左小旗便超过了那个小青年，将他远远地抛到了后面……
左小旗一圈跑完，时间才过去了两分钟。而那小青年，早吓得溜之大吉了。
“哈哈哈……”左小旗不禁笑了起来。
“小哥哥，你好厉害哟！”这时，一位虎头虎脑的小男孩走上前来，拉着左小旗的衣服说道，“你能帮我把树上的风筝取下来吗？”
看来，刚才的这一幕全被这小家伙看见了。
左小旗抬头一看，果然看到前面那棵二十多米高的老槐树上，挂着一只漂亮的蝴蝶风筝。
“这个嘛……”左小旗摸着脑袋为难了。
“你可以用这双反重力球鞋飞上去试试！”邋遢博士说。
左小旗一听，连忙蹲下去把鞋子上的箭头图标指向上方，然后轻轻一跳――哇，他竟然像超人一样，缓缓地飞了起来！他一下子就飞到那棵老槐树的树顶上，伸手就把那只风筝拿在了手里。
然后，左小旗调整鞋上的箭头图标，又缓缓地从空中落下来。
“小哥哥，谢谢你！”小男孩接过风筝，高兴得抱了一下左小旗。
左小旗高兴得哈哈直笑，对邋遢博士说道：“博士，你再把这双鞋子借我穿几天吧？我想穿着这双鞋子去多做一些好事，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我发觉：帮助人的感觉实在是太好啦！”
篇4
2. 皓月光华沾冷露，玉兔娑娑如往顾。松山塔影翩翩舞，谁家灿眸笑桂花?
3. 令闻寒玉盘，寄意家团圆，一映秋夕近，千里不足远。归来泪双痕，簇拥道思念，煮酒品明月，桂香缭情天。
4. 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入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5. 轻柔的微风，是我对你的思念，静谧的月色，是你不老的容颜，春光易逝，秋水无痕，你的笑成为一幅名画，我珍藏在心底。
6. 轻柔的微风，是我对你的思念
7. 月在山顶，在树梢，在水里，在我的眼睛。而我看不到月，只看到了你。月在天上，你在心上。
8.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9. 一轮皓月挂中秋，千里同心盼团圆;遥问青春何处去，一杯清酒忆团圆。
10. 孤灯他乡醉，仲秋谁梦谁，月缺月圆时，父母盼儿归。
11. 海上明月共潮生，千里相思随云去。遥寄祝福千万缕，化作清风入梦里。
12. 月色低垂眉易垂，睹物思人何时归。
13. 月下孤影徘徊，湖面秋意袭来，伊人何处楼台，明镜高悬，思念尽在心怀!
14. 一轮皎月空中挂，两行思泪眸边流。人间美满团圆夜，最是离人心上愁。
15. 又是中秋月正圆，皓空如水静如烟。一缕忧思何所寄，常怀明月送军前。
16. 秋风乍凉透衣袖，薄暮西山头。回望昨日悲喜，都作画中游。凭谁问，些许情，几时休?莫道闲忧，梦断关河，点点离愁。
17. 中秋月圆夜，思君在心头。一曲竹梦令，如闻仙乐耳目明;晴空白玉盘，想君也在举头望。月下桂树芬芳，香飘千里寄愁肠。酿得桂花酒，赠与美竹桑。
18. 岁岁中秋客秀洲，辞乡半百每离愁。清辉勾我伤怀绪，化驾冰轮故里游
篇5
关键词： 北京 城市构形 都市新阶层 乡村视角
邱华栋被称为“具有城市感觉的人”。[1]他曾自信的宣称：“下一个可以代表中国文学发展阶段和水平的，必将是以城市为背景的，写出了现代中国人的精神处境的作家，就像是美国作家索尔・贝娄或者约翰・厄普代克那样的作家。我，或者比我更年轻的作家，有望成功。”[2]
对于“城市文学”，李洁非定义：“基于由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缔造的现代城市之上，必须包含物和商品的理念，人的命运和他们彼此的冲突、压迫，不论表面上看起来是不是采取了人格化形式，必须在其背后抽取出和归结到物、商品的属性”。[3]据此，本文考察以“社区人”系列为主的城市小说，而“中国屏风”系列小说则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围。邱华栋笔下，“城市”不再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更是言说的主要对象。
一
“北京”的传统形象在邱华栋的笔下遭到前所未有的颠覆，他刻意回避了城市的传统文化，将其从历史的坐标中断裂，而寻找其作为全球都市的自我意识。
城市形象的塑造既依赖于城市既定的事物，也依赖城市的文化构形。林奇在《城市的形象》中将既定事物分为五类：路径、边沿、地区、枢纽、地标。邱华栋在作品中常提及具有现代色彩的“中国大饭店”、“京广大厦”等现代建筑，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快节奏的西化的生活方式。北京是具有时间连贯性的城市，历史、现在、未来等多元化因素在此汇聚，但是具有历史代表性的古建筑群在邱华栋笔下集体“缺席”，而内化于北京人心中的传统文化、生活方式更是“集体失语”，邱华栋明显选择性的过滤掉了北京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城市生活中的意义，将它从历史的连贯中割裂。
在“京味小说”中“北京”“联系着丰富而芜杂的民间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记忆”，[4]独特的人文环境总能勾起作家内心怀旧情绪，例如北京人老舍，以及客居北京的师陀、郁达夫。与传统“北京想象”相关的典型意象，例如“胡同”、“四合院”、“老北京人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在邱华栋笔下被凝聚现代审美的建筑与崛起的新兴社会阶层――“中产阶级”的生活习惯取代。传统印象中温柔敦厚、独具古典意蕴的“北京”因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存在的全面占领而不再具有传统人文魅力，没有任何文化标识，只是众多国际大都市之一，难以勾起作者的怀旧欲望。甚至邱华栋对其的称呼多含有抵触性、排斥性，坚硬而生涩，如“绞肉机”、“欲望的森林”、“沙盘”、“”，传统书写的脉脉温情消失。“北京”的称呼成为没有任何文化想象的单纯符号，是“一个带来成功和满足欲望的冒险空间”与“碾碎他们梦想的异化空间”。[5]
笔者认为城市形象的颠覆与作品的叙述者有关。邱华栋大多数城市小说的叙述主人公是“闯入者”。“闯入”，是一种不请自入的心理状态，这些“闯入者”带着想要飞黄腾达的梦想，奔着这座城市所拥有的机遇、物质财富而来，所有象征、暗示可能带来财富的城市风景占据了“闯入者”所有城市想象空间，这样功利视角过滤了其他对物质财富没有帮助的古建筑群与相对应的内在文化，因而，“北京城”呈现出一种与以往小说完全不同的“陌生化”态势，导致“传统北京想象”的消失。而对北京城的排斥性情绪也与“闯入者”身份有关。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发展，城市日益以合围之势包围农村乡镇，“外省人”或“农村人”一方面因生活所迫，另一反面希望在更大的城市寻求自我发展空间（这一点是更主要的原因），尤其是年轻人，由乡村或小城市转战大都市，看似是一种“主动移民”，确切的说是一种无意识的“被动迁徙”――他们在城市发展进程的诱惑下，在谋生的压力下，被动的走进“城市”。无论是“外省人”还是本城中的人，城市的高速发展超出了他们预设的心理范围，备受“灵与肉”的双重煎熬，城市于他们始终是“他者”与“异在”。因此，“闯入者”对“北京城”很难产生内化于心的缠绵依恋。
二
张英进老师在《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中认为现代文学中，“北京”更多的是关乎传统的稳固的空间构形，在“古都北京形象中，空间总是占主导地位的”，过去、现在、将来都和谐的共存于其建筑空间中，而“上海”则更多的是时间构形，在时间的流动中，对城市的情感体验趋向破碎、漂浮不定。笔者认为，邱华栋笔下的“北京城”是空间与时间的双重构形。
“北京”不再是一座联系着传统文化的古都，而是一座光怪陆离的现代化异化空间，邱华栋对此的塑造不是以对“古都”的否定为基点，而是通过对城市现代化空间想象实现的。邱华栋通过“鸟瞰”与“地面”视角直接将城市空间想象投射在象征现代城市与消费时代的建筑与场所上。在邱华栋的城市小说中，现代城市符号、文化代码俯拾皆是。例如《手上的星光》中有这样一段，主人公在短短的一段路途中却看见“国际饭店、海关大厦、凯莱大酒店、国际大厦、长富宫饭店、贵友商城、赛特购物中心、国际贸易中心、中国大饭店”[6]等应接不暇的极摩登的楼宇，从现代文学至新时期，没有哪位作家像邱华栋这样在城市想象中如此娴熟的运用如此多的现代城市代码，不仅是因为“北京城”本身的繁华，也是作者对现代城市的敏感。除了现代化建筑群，“迪厅”、“咖啡馆”、“酒吧”等联系现代消费、大众文化特征的场所在作品中也比比皆是，传统城市风景全面撤退。除此，邱华栋笔下“社区”构筑了特殊的城市空间，这样的“城中之城”联系一定的经济背景，代表一定群体的趋同性，不同的“社区”象征着不同的社会等级。在此，城市在现代符号的解构与重新建构中获得一种异于以往的城市空间。此时北京城依然具有“美感的统一”，只是由曾经的“传统”变迁为“现代”。新的城市空间带来了新的文化想象与文化心态，一套趋于稳定的现代化接近西方人的价值观渗入到城市人的内心，“时间”参与到对城市另一维度的构形。笔者认为，“时间”在邱华栋的城市想象中走向一种极端：时刻逼近、追赶城市人，将人带入令人窒息的“速度”。例如《午夜的狂欢》中“时间”成为人物命运背后隐秘的主宰。“午夜两点”在文本中不断被提及，这不仅是实际存在的事实，也是城市人的心理时间，它将城市人导向一种精神的分裂走向一种极端的自由，遗忘白天的身份，在狂歌狂舞的放纵中享受酒神狄俄尼索斯式的悲剧。他们的“狂欢”带有“时间”的印记，无论是卧轨的游戏，还是在午夜高速公路驾车狂奔，“时间”都在逼近人的心理承受极限，犹如生活在“剃刀的锋刃上”，在“时间”的流动中，他们感到虚无、绝望，城市生活的加速度使得“缓慢”成为急切的精神诉求。城市人在“时间”的蔓延中一方面呈现出情感的躁动不安、孤独绝望的情绪，另一方面这种存在意义上的支离破碎的情绪又在现代化城市空间中表现出一定的持续稳定性与普泛性。邱华栋利用了现代文学中塑造古都北京“城市空间”的想象方式复制类似于上海这样摩登的“全球都市”的城市空间，并在此发掘具有时间流动性却又趋向持续稳定的现代人的情感体验，空间与时间双重构形在城市想象中交错。
同时期的“新生代作家”，例如鲁羊、何顿、张等关于城市的小说更多的是“取材于”城市生活的经验，“城市”本身不是言说的主要对象，对于“城市人”与“城市”的描写是冷静的叙述者面对安定的城市空间或在城市空间缺席的情况下展示城市人躁动的心；而邱华栋在对“城市”进行空间与时间的双重构形中，狂躁的叙述者、“城市人”伴随支离破碎、躁动不安的情感体验与现代城市空间中实现一种情绪的“共振”。
三
城市想象也需要“城市人流传并内化的文化构形”，邱华栋以“中产阶级”为切入点解读城市新的文化构形。“中产阶级”，社会学界对此定义颇有分歧，但一个共识就是：中产阶级有稳定的中等收入，而中等收入是相较于社会低收入而言。“中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壮大缘自现代都市的发展，他们的文化选择、审美取向、价值判断无疑都有城市的干预，犹如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映物质，“中产阶级”依赖现代城市，同时也反映现代城市，他们的生存经验构成城市的文化心态。
“中产阶级”生活自由开放，在城市空间中呈现出流动性，跟随他们遍布整个城市的活动轨迹，叙述视角向外转，即从单一的封闭空间转向开放的外部环境，城市想象得以最大化的展示。即使偶尔需要涉及城市中的家庭，也不会细致描写生活的琐碎庸常。
“新写实”作家与邱华栋的视角形成鲜明对比。“新写实”作家的多数作品背景也是城市，但“新写实”作家对于“城市”的描写还只存在于浅层，他们将视角定位于城市一个封闭空间，例如刘震云的《单位》将空间定位于小林工作的“单位”，《一地鸡毛》将关注的视角锁定“家庭”。人们对“城市”的概念理解也极其粗浅，“大多数城市人心中只有‘单位’概念，人们隶属于一个个‘单位’，……至于‘城市’，人们除了从领工资、吃商品粮、生活条件优越等一些方面感到它之外，并不能有更多的认识和体验”。[7]
现代文学中，例如老舍小说，北京城的文化构形离不开生活其中的市民一些“艺术”的日常生活，例如“唱京剧”、“养花”、“写书法”、“集古玩”等等，这些联系修身养性的生活爱好，是内化于心的“闲暇”心态的体现，从而构成整座城市的闲暇心态。然而，邱华栋笔下，“中产阶级”时刻追求一种“速度”，这种快节奏体现了一种勃兴的都市意识，与古都北京的“闲暇”形成对比。“中产阶级”广泛的社交以及对消费时代城市“物欲”的公然认可与迷恋，使得城市文化中趋向于西方的价值观、大众文化的形成与传播成为可能。
邱华栋笔下中产阶级探求一种自在自为的生活方式，出于纯粹“自我价值”做出行动，跟随某种直觉本能，不会因外界任何崇高目的而改变。邱华栋不再苛求他们背负社会责任、道义、集体使命等崇高意义，他们是相对于传统意义以启蒙为己任的“后知识分子”，抛却精英意识，以平民身份参与到以“平面化”、“单向度”、“话语狂欢”为表征的市民生活与城市流行文化的建构。邱华栋将“知识分子”请下神坛，正视他们作为“人”对“物欲”的迷恋，笔者认为这是对传统书写中对沉溺物欲的知识分子质疑与批判的反拨，也是对大众文化盛行的现代城市的直面与认可。
四
“北京城”是邱华栋笔下最大的言说对象，但笔者认为，在“北京城”的书写中暗含另一个书写对象：“乡村”。邱华栋关于城市的言说始终以“乡村”作为隐性参照。
邱华栋评价城市的虚伪、冷漠、喧嚣、功利等特点，是站在象征“淳朴”的乡村立场，渲染城市对人性的侵蚀与挤压是以“乡村”所具有的原始的“力与真”为基点，“不在场”的“乡村”始终参与邱华栋的“城市想象”。邱华栋虽然没有描绘真实存在的“乡村”，但却有很多以“乡村”为原型的“理想之地”的描绘。例如《环境戏剧人》中对“爱荷华州”的描写，它代表一种和谐自然的农业生活状态，与现代化工业文明积聚的城市相对，没有城市带来的种种罪恶、现存规范的困扰，只有纯真，是合乎人性的、与天地自然和谐相处的本真状态。“乡村”成为“城市”的隐性参照。
“（现代文学）关于北京的叙述作品，虽也明确意识到城市、西方、性的巨大冲击力，但乡村的、中国的、道德的传统，总是获得象征性胜利。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将它设想为一个本质上是中国的地方，一个安顿在古老中国历史与文化传统中的地方。”[8]邱华栋在“城市”书写中暗含“乡村”，但是“乡村的、中国的、道德的传统”却不再获得“胜利”：尽管对“城市”失望，渴望“逃离”、“回归”，但是无一例外的是这些“逃离”、“回归”的努力都注定以失败告终，“理想之地”的“乡村”只能存在于城市人的想象中。这与西美尔的“智力高于情感”的命题相吻合。
现代文学中，无论是“京派小说”对北京的书写，还是“新感觉派”对“上海”的书写，“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的纠结总是城市人最大的精神困境，然而邱华栋笔下“城市与乡村”或“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立命题因为“传统”的缺失而失衡，笔者认为城市人的精神困境变化为“因上帝消失而拥有可怕的精神选择的自由”的迷茫与恐惧。
邱华栋在语言的狂欢中重新解读与建构“北京”。“以消费为中心、以财富为中心和以经济为中心的价值超越了以生产为中心、以政治为中心的价值”，[9]作为“古都”的城市想象断裂，不再代表中国古老历史与文化传统，而一种崭新的、消费的、多元的、作为全球化都市的城市想象开始出现。
参考文献：
[1]陈晓明.生活的绝对侧面.邱华栋.夏天的禁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276.
[2]邱华栋.我看当代文学.邱华栋.挑灯看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4：153-154.
[3]李洁非.城市像框.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32-33.
[4]贺桂梅.时空流转现代――1980―1990年代小说中的北京记忆.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37.
[5]贺桂梅.时空流转现代――1980―1990年代小说中的北京记忆.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39.
[6]邱华栋.手上的星光.华文出版社，2001：2.
[7]李洁非.城市像框.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29.
篇6
关键词：网球，间歇训练法
1 前言
网球是一项古老的体育运动项目, 长期以来以其高雅、文明而著称于世。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及与国际日益广泛的交流所带来的影响,近二十年来,作为有贵族血统的网球运动在中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无论是竞技水平、网球人口、还是场地设施建设、各级各类赛事的频率和质量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体育院校中,选修网球的学生也是不断增加,上课的班组人数相对场地往往过多,而网球又是一项对技术要求较高的项目,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很难将基本技术学好。为了在体育院校网球课的教学中,使学生更快地掌握规范的网球技术动作,了解网球技术的基本原理,提高网球运动水平,本文通过一学期的教学实验,将大负荷间歇训练法运用在体育院校网球选修课教学中,证明这一训练法可以解决网球选修课教学中学生多、场地少、时间短的一些矛盾,对提高教学效率有重要作用,为体育院校网球课的教学改革提供一些参考依据。论文大全。
2 大负荷间歇训练法的操作方式
大负荷间歇训练法的操作方式为:以提高网球技术水平为主要目的、以正手底线击球为主，每次练习负荷时间为120～180秒；负荷强度为大强度,心率指标为180次；间歇时间为30～60秒,间歇方式为走、慢跑；供能形式为以糖酵解供能为主的混合代谢供能；每组重复次数为5次。
3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选定新疆师范大学体育学院运动系2004级选修网球的两个男生班,随机分为大负荷间歇训练班(试验组)和常规训练班(对照组)。两组的网球训练时间相同,教学条件相同,网球水平相当。论文大全。实验前对两组学生正手规定落点的击球成功率作了测试,结果表明两组的测试成绩无显著差异。符合统计学对比要求(见表1)。
表1 实验组、对照组正手规定落点击球成功率
3.2.1 送球者与击球者每3分钟调换角色,一组击球和送球为一轮,共进行5轮,大约30分钟，这样一个场地上一节课至少可进行三组学生的高强度练习。
3.2.2 每当击球者在底线回击任意落点的来球后。要求击球者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底线和中线的交汇处,同时尽量保持好身体平衡,以提高底线正手击球的稳定性。
3.2.3 送球者在球网后不规律地为击球者送出正手球。球要送到底线附近,具备一定的速度及难度。使击球者的技术、平衡和步伐得到充分的训练。论文大全。
3.2.4 送球者通过送深、浅、左、右各种不同的球,使击球者在整场范围内击球。送球者要把握好喂球的时机，既要让对方充分的跑动起来又要让对方能接着球，如果连着好几个球接不住对方会失去信心的。
4 结果与分析
4.1 评定实验效应的指标
实验后采用下述方法进行测验：由教练站到网对面的发球线附近喂球，每个学生站到底线位置用正手击球的方法打10个直线球、10个斜线球，以越过中网打到对方单打边线与中线之间为成功。与学生站位侧同侧为直线球，异侧为斜线球。
4.2 实验结果
实验组和对照组直线球、斜线球成功平均个数的对比分析(见表2)
表2 实验组、对照组直线球、斜线球成功平均个数
篇7
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元方时年七岁，门外戏。客问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入门不顾。
毛纶、毛宗岗父子在《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司马徽再荐名士 刘玄德三顾茅庐”回前有精彩的评语：“盖善写妙人者，不于有处写，正于无处写。”是说一些优秀的小说在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中，较之于实写人物，虚写人物往往更能收到象外之象的审美效果。仔细品读《陈太丘与友期》一文，我们发现，陈太丘作为一个虚写的父亲形象，虽只寥寥几笔，可经我们将作品其他人物的描写在头脑中加以完型之后，反而觉得“藏身”在子、友二人背后的这一配角形象越来越清晰可辨，具有玄远丰赡、意味深长的况味。
首先，不能忽略文中那个令时贤叹服、让今人倾倒的小儿陈元方的背后站着一个博学开明、教子有方的陈太丘。以“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而著称的《世说新语》，是一部以刻画人物言行为主的笔记小说。该书言简意赅、意味隽永，塑造了众多较有个性的人物形象。其中就包括一大批机智敏慧、应答惊人的小儿。如“小时了了”的孔文举、“明惠若神”的何晏、“知为国器”的韩康伯等。“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他们敏于辩难，善于感悟，其小荷尖角、灼灼其华的聪明才智一点儿也不输于成人，甚至让成人甘拜下风。此文中的小儿陈元方就是其中之一。
现代心理学认为，家庭教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至关重要，尤其是父亲这一角色，他不仅是孩子的性别坐标，还是孩子智慧的启蒙者。父亲有较丰富的知识面、较深刻的理解与判断能力以及勇于探索的精神，这些对开阔孩子的视野、发展认知能力与创造能力都有独特的作用。在《陈太丘与友期》一文中，年仅七岁的陈元方知礼达义，对礼义廉耻运用自如，在答语中对失信客暗含责备，在客人怒骂父亲时毫不惧怕，并义正词严地运用儒家礼义加以反驳，最终让这个发怒的客人无地自容。这个让人惊叹的孩子背后一定潜隐着一个更为优秀的父亲，孩子的出色表现应该归因于父亲陈太丘的言传身教。
家族文化是构成中国封建统治的基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支配地位。由于魏晋时期门阀等级制度近乎苛刻，为了维护家族门第和家族利益，这一时期的父祖辈更加重视子孙教育，尤其一些名门望族。父祖们有机会就把孩子带在身边，“学之所益者浅，体之所安者深。闲习礼度，不如式瞻仪形：讽味遗言，不如亲承音旨”（《世说新语·赏誉》），通过亲自教诲或让孩子们亲临各种场合来开阔眼界，增加其知识积累和文学涵养。如谢安常亲自教子孙并让孩子们与高人探讨，顾和携二孙一起参与名流们的清谈，钟繇让二子与文帝面对面交流，谢鲲放手让小儿与客人自由切磋等。在博学父祖辈的精心栽培和种种场合的磨砺下，魏晋时期很多孩子对大人世界的儒家典籍、老庄玄学了如指掌、驾轻就熟，呈现出一大批“少有俊才”的早熟型神童景观。
陈家是不是这样呢？《世说新语·夙惠》记载了陈氏父子这样一个日常小故事：
宾客诣陈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与太丘论议。二人进火，俱委而窃听。炊忘著草，饭落釜中。太丘问：“炊何不馏？”元方、季方长跪曰：“大人与客语，乃俱窃听，炊忘著萆，饭今成糜。”太丘曰：“尔颇有所识不？”对曰：“仿佛志之。”二子长跪俱说，更相易夺，言无遗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饭也！”
有朋友拜访陈太丘并留下来住宿，陈太丘把做饭的任务交给了俩孩子。可是父辈们的交流太精彩了，孩子们因为专心偷听谈论而错误地把蒸饭做成粥。得知事情原委，做父亲的非但不怪罪不惩罚，反而以一种欣赏的姿态大加褒扬，对孩子们进行现场鼓励。这是一位怎样博学大度、充满爱心的父亲啊！
《后汉书·荀韩钟陈列传》这样评价陈太丘：“实在乡闾，平心率物。某有争讼，辄求判正，晓譬曲直，退无怨者。至乃叹曰：‘宁为刑法所加，不为陈君所短。’”由此可见，陈太丘是一个公正刚直、品行端方之人，在朝野间享有极高的威信和声望。事实证明，在这样优越的家教环境里，孩子们无论人格修养还是学业风范都会得到较好的提升。成人之后的陈元方不仅才华横溢，被誉为“海内之俊才”，且在道德上颇有父亲遗风，受到世人的推崇：“纪字元方，亦以至德称。兄弟孝养，闺门应和，后进之士皆推慕其风。”一个“亦”字，道出了父亲的苦心栽培以及寄托在儿子身上的家族期待终于变成了现实。可以说，儿子是父亲道德品行、文化人格的折射镜，延续着父亲气脉和精神的双重血缘。《陈太丘与友期》一文收入以品德见长的“方正”门而未入以言语见长的“夙惠”门，原因也在此吧。
其次，从客人身上我们还看到了一个坦诚正直又率性任真的陈太丘。有人说客人其实是个很有趣的人，他的可爱之处在于“变”。此说不无道理。客人先是彬彬有礼问陈元方其父是否在家，当听到陈太丘已经“舍”他而去的时候，马上勃然大怒变成了“火药桶”，当场就对着儿子骂老子“非人哉！”；当陈元方据理力争、反唇相讥之后，客人才意识到的确是自己错了，马上惭愧服软，下车拉孩子的手表示抱歉。这的确是个很可爱的“直筒子”！纵观客人从“有礼”到“无礼”再到“有礼”的情绪巨变，虽然在信义上有所亏损，但客人不伪装，不矫情，在一个孩子面前毫无顾忌地敞开内心，充分展现了魏晋人崇尚的任真率性的真性情。陈太丘与他为友，谁说当初不是欣赏他的这种真性情呢？“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陈太丘遵守时间的背后谁说不是同样的真性情呢？就连那个“入门不顾”的孩子，谁又能说没有陈太丘的影子呢？
众所周知，魏晋时期是人的主体意识觉醒的时期，其突出表现是“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确实，魏晋人虽身处乱世，但他们没有在时代的重压下丧失做人的尊严。张季鹰感叹“人贵在适意耳，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王猷之大雪之夜千里访戴，却“乘兴而行，兴尽而返”，阮籍与嫂握手告别，曰“礼岂为我辈所设也”等，众多“魏晋风度”特立独行，高标独举。他们都和陈太丘一样，在时代重压下竭力超越名利的羁绊和束缚，以毫无尘渣的纯真性情应对大干世界，以心灵的适意、超越和自由为标尺来权衡个体生命的终极意义。
《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写刘备三顾茅庐、费尽周折寻访孔明，“此篇极写孔明，而篇中却无孔明”。该回虽然用了大量笔墨写了他人，然而通过其童、其友、其弟、其丈人，我们充分领略了孔明的“古淡”“高超”“旷逸”“清韵”，触及了一个更为立体、更为丰满的孔明。同样，“陈太丘与友期”一文虽然在陈太丘身上着墨不多，但通过其子、其友，我们却读到了一个立体丰满、具有丰富内涵的陈太丘。古代小说这种“于无处写”的艺术手法，不仅让历代读者们回味无穷，也给当代教学和当作带来很多启发，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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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乒乓球技战术 结合 身体训练
乒乓球运动在我们国家称之为“国球”，开展的特别好，群众基础好，在所有学校都是普遍开展的。在乒乓球教学中，我们不仅仅是教学生学会技术、战术，更主要的是要加强身体素质练习。但是在目前，大部分教学中，出现只重视技术和战术的教学，对身体素质训练抓得不够的现象，大多数教师主要从球技着眼，对学生的身体素质要求不高。但是身体素质的好坏决定学生能否成为优秀乒乓球爱好者和以后提高技术水平的关键。这一简单道理是众所周知的，无可非议的。
近年来根据学校教学改革的要求，我在从事乒乓球教学中把一些身体训练内容插在技战术中去进行教学，觉得效果较好，具体做法介绍如下：
一、在基本技术训练中结合一些身体训练内容
（一）在进行单项训练时可结合进行一些身体训练内容
1.在练正手斜线对攻时，教师可规定双方在五个球内连续对攻30或40板，如果双方在规定的球数内打够了规定的板数，可以不做身体训练内容；如没有打够数字时，谁先失误罚谁做身体训练内容，如几个立卧撑、俯卧撑、滑步摸台角、原地纵跳等。
2.练其他单项技术时，如推挡、搓球、拉球、削球、发接球等技术时，都可以提出具体数量和质量要求，按上述办法进行训练。这样做既可以使学生在练习基本技术时注意力集中，又可以练习了一些身体训练内容。
3.此种办法也可在综合技术练习时进行。如在练习左推右攻时，对练的双方均可规定数量和规定区域，不管陪方和练方在未完成规定的数字或落点未到规定的区域时，均可进行一定数量的身体训练内容。其他结合技术，如推挡侧身攻（拉），削中反攻等均可根据训练水平，提出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要求来安排训练。
二、在战术训练中结合一些身体训练
（一）在具体（单个）战术训练中
1.如在练习搓球时，规定十个球交换，一方如打中六个以上者可不做规定的素质内容，打不够可罚做一定数量的素质练习内容，其他具体战术都可提出具体要求按此法进行。
2.如在练习发球抢攻时，规定发球不抢的学生，进行专门的乒乓球素质练习，采用双摇跳绳的方法或背人围台子跑跑几圈的方法来加强技战术的形成。
（二）在打计分比赛时运用
每堂课，安排一定能够时间打教学比赛是必要的，但不一定每个队员一打起来就兴趣很高，都那么每球必争，每分必夺。十分卖力认真，因此你对胜者鼓励，对失败者惩罚，也是必需的。如在规定的三局比赛中，输一局做5个俯卧撑（也可罚做绕台子蛙跳一圈）。另外有时为了照顾败者的情绪和使双方都在素质上得到一定提高，也可规定三局比赛，如果胜方3：0获胜的话，胜方也可做负方规定做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一数量的身体素质内容。
在体育教学乒乓球训练中采取这种训练方法，能收到以下的好处：
1.训练时90%以上的学生练球比较认真，学生练习不认真就会得到过多的有惩罚性的素质练习，从而提高训练的效果。
2.根据学校学生年龄介于不大不小这个阶段，神经系统兴奋比较短，这种给与一定刺激的练习方法可以适当延长兴奋期。
3.采用这种方法的训练克服了在技术训练和身体训练时，学生感到单调的现象。
4.既练习了基本技术，又练了一定内容的身体素质。
采用这样的练习方式尽管有一定的效果，但也有一定的缺点，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在采用这种练习方法时，学生要有一定的技术基础，否则可能造成部分学生身体素质练习太多，而影响基本技术的提高，同时也可能出现训练课上秩序比较乱
2.在人员搭配上要尽量使技术水平相差不大的队员分为一台，才能更好发挥水平，如相差太大，会使技术水平高者得不到应有的素质锻炼机会，从而降低训练效果
3.采用此种训练方法一定要和其他练习结合起来，采用技术和素质分开练的可以安排在技术训练前后进行专门的素质训练课等等。不然会使有些学生的素质得不到发展和提高。因为这种训练方法在安排身体素质训练内容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只能安排一些在球台附近进行又不太干扰其他人练习的素质内容，如俯卧撑、立卧撑、纵跳、步法专项素质等等内容，而对一些其他素质如速度、耐力和一些需要在室外场地或用器械的练习来提高的素质就很难进行。
4.教师如果采用这种方法，应事先安排好本课重点素质练习内容，一次规定学生的一半进行练习，一般不宜太多，罚做素质的次数可先少后多，逐步加大运动量。教学课的开始就按此法进行训练，也可在训练课的中间，当队员出现注意力开始下降现象时采用。
总之，教师在乒乓球教学中应当加强身体素质的训练，训练的难度、运动负荷可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使学生的各项素质得到提高，为他们以后能达到快乐体育，终身体育而发挥更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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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新月似芽，半月如瓢，圆月如西子之明眸。这似明眸的圆月要用在中秋之月上，实为不妥，谚语有“八月十五云遮月”之说。云生月隐，神秘、迷离。此中秋圆月虽不及西子之善睐明眸，却独具情调。
我愿随月在云中漫步，听她讲古老的传说；也愿站在静处悄悄凝望。不过，这一切都化为柔和的月光洒在我身上。这才是真实的接触，是老朋友的祝福。许多人愿意在屋中欢饮度过这中秋之夜，而我却更喜欢在宁谧的夜晚，在高高的阳台或户外倾听月的歌声，感受“月中清露点朝夜”。
我曾读过唐人曹松的《中秋对月》中“直到天头无尽处，不曾私照一人家”的诗句，也曾看过李白《峨眉山月歌》中“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的绝对，还有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这些难得的佳作中曹松的诗抒发的是不平，《峨眉山月歌》抒发对故友的思念，朱先生的文章抒发哀愁。他们均写月，写月的无私公平普照大地，写月的淡淡月光给人的安慰，纵然其中并非都是中秋圆月。月亮从古至今都是思念、温柔、恬静的象征。尤其是中秋圆月，多少诗人睹物生情，写下传世之作；又有多少离别之人的惆怅。那么，原来思念、温柔、美好、恬静的象征中，更应添上一笔关爱和帮助，使无助的人看到她就想到希望，想到明天的美好大海纳百川，这中秋圆月仿佛是平静的大海吸收这每个人的思索，在她的温柔恬静中，思索的波涛也在缓缓地释放，化成云雾环绕其周。这是意境，注入新象征的意境。
安徽省芜湖市安师大附属外国语学校初二：钱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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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球制造网络；关系嵌入；吸收能力；知识搜寻；自主创新
中图分类号：F27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2)01-0071-06
一、全球制造网络及其经济效应
全球制造网络作为一种新的、变革的组织结构，已成为经济全球化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它以全球制造旗舰企业为核心，在世界范围内集成地理分散、不同特质、不同能力的制造企业，将分散于各地的供应市场和消费市场运用各种方式系统联结在一起，通过有效的全球资源整合和时空协调，创造出卓越的制造能力与服务能力。这种网络扩展了传统的组织生产系统边界，包含了价值链的不同阶段和环节，包括了企业间的联系和企业内的联系，虽然参与的实体之间并不一定彼此拥有所有权，但它充分体现了全球产业竞争所必需的时空聚集经济效应。正是这种新的制造网络发展范式的兴起，使全球竞争格局经历着巨大转变，企业间由单纯的竞争关系正走向竞合共赢，创新与学习成了企业赢得全球竞争优势的关键。因为，在全球制造网络中。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旗舰企业为了能通过全球制造网络快速获得低成本的国际资源能力与企业自身能力形成互补，必须使价值链分散，促使它们的知识与能力转移到全球制造网络中的各个节点上，同时其战略意图和领导也将直接影响网络各低层参与者的战略方向、在网络中的位置等。而处于网络节点中各层级的非旗舰企业包括其子公司、下属机构、合资企业、供应商和承包商、分销渠道以及研发联盟和一系列的协议合作者等在网络中处于从属地位，它们在参与全球制造网络获得业务增长的同时，也获得了学习旗舰企业先进知识并不断创新发展的机遇。然而，由于全球制造网络的不平衡性，处于价值链不同环节的不同参与者因在网络中的地位不同和自身吸收能力的差异，其搜寻所需知识的程度和得到的收益也各不相同。
显然，对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而言，在其创新过程中主动参与全球制造网络、积极利用外部行动者的思想和知识已显得非常必要。本土企业为实现创新应转向一种主动的“开放创新”模式，广泛利用外部的知识来源、搜寻具有商业潜力的新思想。因为企业大聚焦于内部努力往往容易错过很多机会，这些机会超越了该组织目前的业务范围或需要与外部的技术知识相结合以解决当前的问题。所以，企业搜寻多样化的知识来源有助于其创造技术和知识的新组合，并为其选择不同技术路径提供机会。
二、基于网络关系嵌入的知识搜寻
在开放创新环境中，企业很少单独创新，往往需要通过部署面向市场的外部通道(如同内部研发)使外部的思想商业化。这个过程重新界定了企业和它周围环境之间的边界，使企业更具渗透性并牢牢地嵌入于不同行动者松散联结的网络中。这表明创新极大地依赖于与领先用户、供应商以及网络内行动者的互动，网络与联系的作用日益突出。在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制造网络的兴起无疑为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在这些网络中搜寻多样化的知识、提升其创新能力，进而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机会和可能。因为全球制造网络在增长价值链长度的同时。也提升了生产、物流等运作的复杂程度。这必然迫使处于网络核心地位的跨国公司为提高外包要求愿意帮助本地企业提高其制造服务能力；与此同时，随着知识与能力在网络中的扩散，知识的空间粘滞性(Spatial Sticki-ness)降低，知识密集的高附加值活动转移到网络的各个节点，而处于网络结点的本土企业有可能通过网络中的嵌入性关系搜寻知识。
这种基于网络的关系嵌入性所关注的是以直接联结为纽带的二元交易关系问题，指交易双方之间相互理解、信任和承诺的程度，主要体现在信任、优质信息共享与联合解决问题的安排三个方面。在全球制造网络中，关系嵌入性为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带来可观的关系租金和竞争优势，因为建立在一般契约基础上的关系并不能进行有效地知识搜寻，而关系嵌入超载了这些契约关系，它能通过创造共同的身份促进知识免费交换和降低知识搜寻成本，从而克服障碍，促进学习。这种因在全球制造网络效应下的关系嵌入性所产生的知识搜寻现象，在IT行业、汽车工业以及化工产业等都屡见不鲜。基于上述讨论，笔者从关系嵌入性各维度包括信任、信息共享和共同解决问题三方面人手分析全球制造网络效应下本土企业知识搜寻的机会。
(一)信任与知识搜寻
信任是关系嵌入性的主要特征之一，是维系企业间长远关系的基础，用来表征网络成员在合作过程中相信对方不会故意侵犯自己的利益同时也会在合作中积极贡献自己力量的程度，具体表现为合作双方有共同的期望、信守承诺、平等协商和谈判等。许多研究表明，信任可以抵消对合作伙伴进行机会主义行事担忧的预期，是合作成功的基础条件，确切地说是组织进行有效知识搜寻和学习的基础条件。较高的信任度有助于企业搜寻多样化的知识以提高创新效率，因为决策者不会担心对方的行为，并且依靠对方完成共同目标；反之，所搜寻知识的准确性、深度、及时性就会受到影响，因为网络内行动者不愿承担风险将有价值的信息和缄默知识传递给对方。可见，信任使得参与全球制造网络的企业可能更开放地对待合作伙伴，可以更深度地利用对方的互补性资源，从而提高组织的战略柔性和竞争优势。
(二)信息共享与知识搜寻
信息共享是指合作双方超出契约规定主动共享任何可能有益于企业发展的信息的程度，可从共享信息的细节程度、准确程度、及时性、广泛性和共享的种类等几一个方面来衡量。当合作双方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市场关系或契约关系时，双方共享的信息往往是那些关于价格和数量的数据，而随着关系嵌入性的加强，共享的信，息趋向于变得更详细、更复杂和专有化，如盈利与成本信息、制造技术、战略规划以及合作制订预期的供求储备等，这些共享信息将有助于企业搜寻所需的新思想和知识。在全球制造网络中，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势必要求旗舰企业及其海外分支机构与供应商共享关键信息，而这种对信息共享程度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会直接影响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从全球制造网络中知识搜寻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而言，本土企业与旗舰企业的互动交流，尤其是这种超越了合同与协议规定的信息交换，会促使本土企业更快速和有效地学习，提升其获取知识尤其是默会知识的质量和效率，并促进现有知识和新知识的整合，减少创新风险，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三)共同解决问题与知识搜寻
共同解决问题是一种多样性的交互过程，表征了合作双方对保持合作关系和在关系维持期间为完成共同任务与本土企业共同攻克难题和克服困难所愿意承
担责任的程度。它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一是当问题出现以后，双方通过共同努力、互相帮助从而解决问题；或是当问题无法解决时，采取“折中”处理方式，通过共同协商，其中一方或双方改变自身来适应现状。共同解决问题的安排在获取复杂的、难以编码化的默会知识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一方面通过共同解决问题，合作双方能够形成默契，共享双方的语言。因为如果网络中个体可共享双方的语言，它们就能更为顺畅地进行交互作用，促进默会知识的转移；另一方面，共同解决问题提供了―个观察、实践和运用具有高度抽象性质和粘性的默会知识的机会，也为本土企业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外部学习机会，能大大降低生产误差并减少产品开发时间，提高组织创新效率。
三、基于关系嵌入与吸收能力协同的知识搜寻逻辑
在全球制造网络效应下，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通过网络中的关系嵌入性得到了从全球制造网络特别是国际旗舰企业搜寻新知识的机会，但要充分利用这一机会，搜寻更多更有价值的知识，并使这些知识能够对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提升产生影响，还取决于本土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这种内嵌于组织惯例和过程的动态能力能够通过组织的一系列惯例和过程，获取、消化、转换和应用知识并为企业赢得和保持竞争优势。它是企业先前知识库的函数，反映了企业内部积累的知识存量，主要体现在技术化的人力资源如企业技术人才的数量及其教育培训水平、职业化人员的经验等和自发的内在的学习努力如企业R&D投入的类型与强度。
如图1所示，可以用“关系嵌入性”和“吸收能力”两个指标来理解不同类型本土企业搜寻知识、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路径。在全球制造网络中，不同类型本土企业可能表现出不同的知识搜寻逻辑和创新演化路径。对于具有相对较强吸收能力的“内源型”本土企业来说，因较弱的关系嵌入性，其从跨国公司获取知识时通常以市场为中介，有正式的规定知识获取条件的合同，并且需要为知识获取付费，如技术许可、交钥匙工程、技术咨询、资本品购买等；或者运用不通过市场作为中介的跨国公司被动参与的非正式机制，如反求工程、考察和人才引进等。这种类型的企业往往会因艰难的(Ar-duous)关系造成知识“粘性”，出现搜寻国际知识的困难，所以需要以更开放的心态对待知识流动，通过积极嵌入全球制造网络，在与跨国公司持久合作的基础上建立相互的信任和理解，增强相互付出和利用对方知识资源的意愿和主动性，以实现吸收能力和关系嵌入性不断强化的协同效应，加速知识尤其是默会知识的有效搜寻，以获取本土创新能力提升的机会，如路径I。这一创新路径是发展中国家非常望的。
然而，对于关系嵌入性相对较强但吸收能力较弱的本土企业而言，情况则有较大差异。这一类型的本土企业如合资公司往往本身是跨国公司战略性空间聚集活动的结果，是其全球制造网络在地理空间中延伸的产物。尽管此类本土企业积累了一定的本地化的生产制造能力和销售服务能力，但缺乏系统性的自主研发能力和专业化的研发团队，而且许多合资公司普遍存在严格的知识转移限制条款和隔绝机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这―类型企业自主开发的动机、信心和吸收外部知识的能力，虽然较强的关系嵌入性对知识获取能够产生积极作用，但因对跨国公司长期的技术依赖和薄弱的知识基础，大大降低了其“干中学”和有效吸收、创新与应用知识的效率。其实，这种现象也集中反映了跨国公司的战略意图，因为在合资公司内部以及东道国本部所产生的技术研发能力、所可能研发的新产品，都会对其本部及其全球制造体系带来威胁，所以他们一方面在转让成熟技术的同时会限制重大创新技术或核心技术的转移，另一方面会通过多种方式防止合作方产生新的设计能力。显然，此类型的本地企业虽然其价值链活动发生在本地，但其知识溢出效应与创新能力的提升并不显著，因而其创新路径具有不确定性。理想的情况当然是创新路径Ⅱ，通过与本土资源能力的战略耦合，不断强化企业吸收能力，即通过在原有知识基础上的创新以及为应用新知识在组织结构、管理机制、文化和生产过程等多方面的适应性调整和改进，提高自身的自主研发能力；但现实中更有可能的则是路径Ⅲ，企业在全球制造网络内的原有价值链联系和关系嵌入性得到强化，国际旗舰企业的全球竞争优势也得以进一步增强，但东道国的整体创新能力却没有得到相应提升的机会。
此外，对于低吸收能力和弱关系嵌入性的本土企业来说，由于其与跨国公司之间巨大的关系距离和知识积累差距，其很难进行有效的知识搜寻。这一类型的本土企业多半是原材料生产、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生产方式的制造商，往往依靠低成本优势成为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采购简单产品的供应商，他们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产品本身缺乏核心技术。随着全球化竞争的加剧，此类企业仍想依靠传统的低成本优势获取收益已十分困难，落后的技术水平和吸收能力最终会使其在全球制造网络中被淘汰出局。因此，这一类型的企业只有在改善自身吸收能力的基础上进行技术创新，发展高附加值产品，才能彻底摆脱在生产上、技术上、研发上越来越边缘化的局面。而当他们拥有辨别、理解和吸收外部知识的能力(或者更强的知识基础)时，在网络联结中也会有更好的表现。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全球制造网络效应的存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在全球制造网络中的关系嵌入性与吸收能力的协同对本土企业知识搜寻机制的影响进一步导致了本土企业有效知识搜寻的内在复杂性及其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路径的不确定性。其实，几乎对所有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而言，参与全球制造网络、引进或者说搜寻跨国公司的技术知识，其目的是为了获取高端价值链活动或自身技术水平的发展，然而因其吸收能力的不足和对成熟技术、技术过多投资的现状导致了企业“引进一落后―再引进”的“能力型陷阱”和“投资型陷阱”。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避免上述“陷阱”，如何在全球制造网络中建立和管理企业与网络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及行为，是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过程中所面临的一大关键挑战。
四、进一步的实证考察：以中国轿车企业为例
(一)中国轿车企业融入全球制造网络的动因及性质
自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于1958年7月设计试制成功第一辆红旗CA72型高级轿车以来，中国轿车工业已走过了50多年的发展历程。对于中国轿车工业发展状况的分析，应该放在全球汽车工业竞争的背景下来进行考察。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为国际知识转移和扩散创造了新机会，为中国轿车企业获取新的技术知识提供了可能，那么在改革开放初期，为改变中国轿车工业落后的面貌，以各种方式和优惠政策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以及资金等，试图利用跨国公司技术溢出效应以弥补国内弱小的制造能力和技术创新水平的不足是中国轿车企业主动融入汽车全球制造网络的根本动因。而随着中国近年轿车工业的快速发展，自主开发和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成了中国轿车企业参与全球制造网络、缩短与国外轿车生产大国巨大差距的强大助推器。但从更为深入的层面来分析，以上动因还不足以完全解释中国轿车企业融入全球制造网络这一经济现象。其实，全球制造网络中的旗舰企业为了低成本迅速获得与自身能力互补的国际资源能力，其利用OEM、FDI等为战略手段，将价值链分散至全球各地，并促使网络中的参与者将自身能力转移到以其为中心所形成的全球制造网络的各个节点上，与此同时，旗舰企业则利用全球资源在东道国通过开发本地产品，增加销售额。从这一角度来看，缩减成本和市场驱动是世界汽车跨国公司向中国迁移的主要动因。
因此，从根本上而言，中国轿车企业融入全球制造网络是技术引进、体制倾向、自主创新、缩减成本、市场驱动等种种因素以及全球旗舰企业、中国轿车企业及中国特定的资源禀赋等不同层面之间关联互动、协同演化的结果，它体现了汽车全球制造网络内不同的网络结点(旗舰企业、制造商、零部件供应商和合作者等)之间互动关系和联系机制在地理空间上的战略性延伸和发展。
(二)全球制造网络效应下中国轿车企业的知识搜寻逻辑
目前在中国轿车工业中，制造厂商主要分为本土的跨国合资企业和本土民营企业，这两类企业因在全球制造网络内关系嵌入程度的差异、吸收能力和自主创新动机的不同，所以对知识搜寻的努力也不尽相同，见表1所示。
对于本土的跨国合资企业，虽然其形成了一种开放、互动的全球制造网络联系，与国际旗舰企业有较高的信任、良好的沟通、共同的操守和标准，但因长期对合资外方提供现成车型的依赖及合资外方的控制与战略隔绝机制，磨损了其进行自主创新的意志和动力，因此在对自主研发的投入强度上远远低于跨国公司，其消化吸收和整合新的技术知识于商业目的的吸收能力依然较薄弱(吸收能力与企业过去的研发活动强烈相关)，对知识搜寻的努力表现不甚理想。例如，在研发投入方面，目前中方合资零部件企业在技术研发的投入其行业总平均水平不到销售额的1％，而跨国公司则投入比重较大，根据英国商业、创新和技能部2009年(以2008年-财务数据为基础)公布的全球企业研发投入前20家汽车整车企业和49家汽车零部件企业中，从研发投入高低来看，整车企业中，前十位的企业依次为丰田、大众、通用、福特、本田、戴姆勒、日产、宝马、标致雪铁龙、雷诺，研发投入比重在3％6％之间；汽车零部件企业中，前十位的依次为博世、电装、大陆、德尔福、爱信精机、法雷奥、普利司通、ZF、米其林、海拉，研发投入比重在3％-9％之间，大部分企业总部位于日本、美国、德国。显见，中国合资轿车企业在研发投入上严重不足。而且由于合资企业绝大部分缺乏技术转让的蓝图，只是根据外方产品的生产许可权进行组装，目前其在产品开发活动中最多也仅仅局限于根据当地的特点进行设计变动或升级改进，基本没有涉及其他层次的开发活动和创新。虽然有合资公司开发了自主品牌车型，但鲜有自主开发车型在市场上露面。
其实，深究其主要原因，不难发现，跨国公司为维护其自身在网络中的地位、权力和利益，合资轿车企业在国内的运作从本质上必然只是一个“封闭式”的生产系统，并充分体现跨国公司的战略意图。换言之，为了维持或强化与旗舰企业长期的协作关系，合资企业根据其战略意图在特定的地理区位组建供应链，形成产业链的移植与衍生，这无疑为合资企业进行知识搜寻设置了屏障。可见，这一网络的具体活动地点与环境虽然在中国，但其价值链活动联系以及知识转移机制本身却是非本地化的。伴随着全球轿车跨国公司生产制造活动向中国的迁移，其全球制造网络中的核心供应商及其零部件配套企业等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以中国特定地理空间为依托，复制和再造了这些企业之间原已存在的独特协作关系和知识转移机制，是其对价值链活动在地理空间的转换与重塑，并没有从根本上导致当地根植性和与当地产业形成互动。从表象上看，这些合资轿车企业的产品乃至技术都有了飞速的“升级”，实质上并未给东道国轿车产业和企业提供通过互动学习以获取默会知识、复杂技术尤其是关键核心技术等实现技术升级的机会，因而对中国轿车工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以轿车零部件产业为例，近年来，随着外资整车生产企业在中国本地化进程的加速及其零部件全球化采购和模块化集成供货趋势的加强，与之配套的国外零部件企业也纷纷跟随进驻。世界著名零部件厂商如美国的德尔福、伟世通，德国的博世，日本丰田系、本田系和日产系的整车配套的零部件公司都已经相继在中国合资或独资办厂。目前全球排名前100位的零部件供应商中有70％以上已在中国开展业务，在华进行汽车零部件生产的外商独资或合资企业超过1200家，其中在汽车电子和发动机零部件等高技术含量领域，外资控制的企业高达90％。这都充分显示出全球制造网络原有价值链联系的拓展与强化。显然，对跨国合资企业而言，其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具有一定的艰难性和复杂性。
对于本土民营轿车企业，最具代表性的如安徽奇瑞、浙江吉利、辽宁华晨、黑龙江哈飞、河北长城等“草根”民族企业，他们并不像跨国合资企业那样深深地根植于全球制造网络，与旗舰企业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与合资企业相比，这些企业却有着很强的自主创新动机，并具有自己独立的研发机构和研发团队，因此他们在知识搜寻的努力上有着较好的表现。但是由于组织本身在研发投入、吸收能力以及全球制造网络中关系嵌入方面的弱势，本土民营轿车企业搜寻新知识过程中往往受技术和地理上的制约。考虑到组织创新很大程度上通过现有知识和新知识的整合，而跨越技术边界和地理领域的对外部多样化知识的搜寻又能为创新提供非常有用的新思想、新见解和新技能，为此，本土民营轿车企业为弥补较为薄弱的研发实力和制造工艺主要采取两种关系联结机制――战略联盟和技术人员流动为企业跨界远程搜寻牵线搭桥，以汲取其他公司的知识存量，在消化吸收和改进创新过程中，不断积累自主创新能力。一方面，通过与全球制造网络内旗舰企业及其他网络成员的联盟合作，根据本地市场需求，共同致力于特定技术或产品问题的研究开发，促进了跨情境(技术和地理)的组织间知识流动，实现了资源互补，减少了民营轿车企业单独开发的风险及投入成本，以此实现快速创新。例如吉利，与韩国大宇合作学习规范化的整车设计流程和设计细节，与德国吕克中克公司合作设计车型，与意大利汽车集团公司合作学习全流程的整车开发技术等，通过联盟合作以提高核心零部件和整车的自主开发能力。此外，技术人员流动主要体现于社会关系网络中行动者间联系的频率，它增加了本土轿车企业搜寻其他公司知识存量的可能，有利于填补企业现有情境的空白，能减少研发与人力投入、提高创新效率。例如民营轿车企业通过其技术守门人以及从跨国公司或合资企业雇用或聘请相关专家来自主开发轿车关键零部件和整车，特别是合资拉动的零部件工业及其培养的管理和
技术人才在本土轿车企业的崛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奇瑞、吉利等企业都有从欧美、日本和韩国等跨国公司或合资企业雇用或聘请专门技术人才帮助其进行技术改进和现场管理的经历。
不容否认，企业间联盟和技术人员流动对本土民营轿车企业的跨界知识搜寻和技术学习是两种有用的关系联结机制，促使他们与全球化制造网络中旗舰企业与其他网络成员之间从最初偶尔、松散或简单的交易关系，逐渐发展为了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的合作关系，这有利于其吸收能力的提升和自主开发能力的培育。但对于起步较晚、研发能力较弱和缺乏资金实力的本土民营轿车制造企业而言，要完全形成自主开发能力并非一日之功，需要经历引进模仿一消化吸收一改进创新一自主创新这样一个从弱到强、从成本优势转向技术优势、从一个民族品牌成长为世界品牌的发展路径。因此。在开放创新环境中，本土民营轿车企业应充分利用全球制造网络带来的机遇，通过国际资源和国内资源的耦合，做好对引进技术的二次创新工作以及生产制造、研发、销售和服务等价值链上不同活动的协同，逐步提高新产品的自主开发能力。
五、结论与启示
基于中国轿车企业的案例分析可见，全球制造网络效应下，因不同类型本土企业在关系嵌入性和吸收能力协同方面表现的差异，导致其知识搜寻内在逻辑的复杂性和创新演化路径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全球制造网络给参与其中的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提供知识搜寻和学习途径和机会。另一方面，有可能因过度嵌入或嵌入性依赖，导致“锁定效应”，致使本土企业对外界环境变革的反应能力弱化、知识搜寻努力以及创新动机退化和竞争力下降，且徘徊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最后走向衰落；或因嵌入不足，本土企业难以融入全球制造网络并参与其中的分工合作，这可能会导致跨界多样化知识搜寻的艰难，或其可能被边缘化或淘汰出局。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应战略性地考虑嵌入或参与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制造网络的程度。
而且，企业进行有效的知识搜寻还取决于理解、消化和整合来自外部网络知识的吸收能力。如果本土企业的吸收能力较弱，即使国际旗舰企业愿意将新知识转移给本土企业，本地企业也不能对这些知识进行很好的消化吸收而真正进行自主创新。同时，有较强吸收能力的本土企业与外部网络建立联结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其与旗舰企业或网络内其他成员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能进行有效的知识交流和互动学习，使得知识搜寻变得相对容易，增加了本土企业利用其他企业知识存量的可能性。而吸收能力依赖于企业自身的知识基础，因此为弥补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薄弱的知识基础，本土企业应坚持以自主研发为主、联合开发为辅，展开国内外技术联盟或合作，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和改进创新，不断积累吸收能力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