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的诗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曹雪芹的诗，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曹雪芹因贫病无医而逝，因家境衰落而贫困，以致无药而医，曹雪芹生于1715年，逝于1763年，名沾，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清代著名小说家，先祖为中原汉人，满洲正白旗包衣出身，素性放达，曾身杂优伶而被钥空房，爱好研究广泛，他出身于一个百年望族的大官僚地主家庭，因家境衰落而饱尝人世间的辛酸；

曹雪芹的最大的贡献在于小说的创作，小说规模宏大，结构严谨，情节复杂，描写生动，塑造了众多具有典型性格的艺术形象，均堪称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高峰，在文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来源：文章屋网 ）

篇2

乾隆初年，曹雪芹在北京詹云坊石虎胡同的宗学（专收宗室子弟的学校）里担任教职，每月有几两银子和几斗老米的俸禄，日子过得倒也安稳、滋润。有研究者认为，《红楼梦》一书就是在此间完成的。

1971年4月4日，北京二十七中退休教师舒成勋的妻子陈燕秀在挪动正白旗39号自家老屋木床时，发现脱落的墙皮内另有一层墙皮，并且内侧墙皮上还题满了密密麻麻的诗作，其中就有曹雪芹友人赠给他的一副对联：“远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有；疏亲漫友，因财绝义世间多。”后经文物鉴赏家张伯驹鉴定，题壁诗的书体、诗格为乾隆时代无疑。鉴于以上资料，北京曹雪芹纪念馆研究员樊志斌在《正白旗39号老屋的秘密》一文中得出了如下结论：“由上可知，曹雪芹在西山的故居共有两处，先住正白旗，后从正白旗迁往镶黄旗居住。”

曹雪芹在西山期间家境贫寒，最后竟到了“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地步，雪芹好饮，致使家中常无隔夜粮。乾隆二十七年一个清晨，秋风刺骨，下着小雨，曹雪芹从西郊赶到宣武门内太平湖侧的槐园访好友敦敏，却与敦诚巧遇。敦诚后作《佩刀质酒歌》一诗记述此事，他在诗前的小序中说：“秋晓遇雪芹于槐园，风雨淋涔，朝寒袭袂。时主人未出，雪芹酒渴如狂。余因解佩刀沾酒而饮之。雪芹欢甚，作长歌以谢余，余亦作此答之。”在这种状态下，曹雪芹已无力对《红楼梦》进行润色和修删，红学研究专家蔡义江在《〈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序言中说：“最后有十年左右时间，雪芹是在北京西郊某山村度过的。不知是交通不便，还是另有原因，他似乎与脂砚斋等人极少接触，也没有再去做书稿的扫尾工作，甚至没有迹象表明他审读、校正过已誊抄出来的那部分书稿，也许是迫于生计只好暂时辍笔先作‘稻粱谋’吧。其友人敦诚曾写诗规劝，希望他虽僻居山村，仍能继续像以前那样写书：‘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羹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

雪芹之死

由于资料的散失，关于曹雪芹的许多事情都无法真正厘清，甚至他的生卒年月都有多种说法。红学大家周汝昌曾经这样说过：“生卒年在一个作者事迹中是首先要考察清楚的，而曹雪芹的生卒，却始终并未清楚。”

一般说来，曹雪芹的生年有1715年和1724年两种说法，中国红学会会长冯其庸在新版《红楼梦》前言中曾谈及这个问题：“一种是认为他生于公元1715年，即康熙五十一年乙未；另一种说法认为他生于1724年，即雍正二年甲辰。”两种说法相距竟然近10年，实在令人惊讶。而曹雪芹卒年一般都认为是1763年，当然也有人认为是1764年。因为卒年相对来说比较准确，所以今人纪念曹雪芹大多采用逝世多少周年，一般情况下不采用诞辰多少年的说法。

关于曹雪芹的死因，敦诚在《挽曹雪芹》诗中有一注云：“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原来曹雪芹是因为爱子夭折悲伤过度而去世的，学界对此看法也比较统一，没有太大的分歧。蔡义江在《〈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中对敦诚的这首挽诗作了进一步的解读：“乾隆二十八年，北京天花流行，死者以万计。敦诚说他一家就有五口遭难，张宜泉兄弟两家四个孩子也只剩下一个，所以雪芹的独子，很可能就是患天花死的。”

至于曹雪芹去世及殡葬的情况，由舒成勋口述、胡德平整理的《曹雪芹在西山》一文记述甚详：“我们正白旗有位老先生，名叫‘何太虚’，是个《红楼梦》迷，迷得他丢掉了原名，自称‘太虚’。他爱说笑话，常说曹雪芹最喜欢孩子，经常做各式各样的玩具。曹公唯一的爱子是出天花后死去的，死在阴历八月十五日的中秋节，他本人痛悼异常，饮酒过度死于除夕之夜。两人占用了两个绝日，真是死都死‘绝’了。又说曹雪芹生于羊年，也死于羊年，整整活了四十八岁……死后停尸数天，最后是用最简陋的四人抬的独龙杠抬出，没有鼓乐，人称‘哑巴殡’，曹公遗爱人间，前来看出殡的人多为之洒泪。他说曹雪芹就埋在双驸马坟旁的正白旗义地，说到哪个坟是曹雪芹的，他都能指出来。”

篇3

拿起《红楼梦》，就走进一个美的世界。《红楼梦》是现实与艺术结合的最完美的作品，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是传统文化的集大成，她的美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红楼梦》里充满了情趣、谐趣，雅趣。她吸纳了中国古代文学各种形式，诗、词、曲、赋；调动了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建筑、园林、绘画、美食。正因如此，所以吸引了大量的读者去阅读它，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而且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对象，产生红学这门专门的学问。清朝就有诗句：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就中学生而言，《红楼梦》很难读懂，读它需要有一定的耐心，更需要一字字去体会，有些不是读一遍两遍就能体会得了的，需要用一生去品读。

曹雪芹工诗善画，具刀斧之笔，特别是对人物的刻画后人是望尘莫及的，寥寥数语，人物便跃然纸上，每个读红楼的人都能感觉得到。虽然反映的是三百多年前的封建社会和人物，但是，在今天读起来，不少角色仍然能在现实中找到影子。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确实有袭人、凤姐、宝钗等类型的人物。不仅仅是语言上，曹雪芹显示了与众不同的天分，就是对同一个人物，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也会有不同的收获，就如一颗璀璨的宝石，从不同的角度去端详，就会呈现不同的光彩。

通过对作品的解读，了解《红楼梦》人物的丰富，感受人物性格的千姿百态和曹雪芹的语言功底。在书中，曹雪芹塑造了性格迥异的女子的形象，让我们真正看到女人的精彩，领略什么是水做的女人的深刻含义。即使势利狠毒的王熙凤，她的善于交际、处变不惊、八面玲珑还是有值得今天的女性学习的地方。通过阅读，我们去欣赏作品中的人物之美，进而感受生活中千姿百态的美，让心灵趋向于无限的完美与纯净。在感受艺术性的基础上，体会《红楼梦》中反映的封建社会的不合理性，以及给我们思想上带来的震撼，我们理解了曹雪芹写这部作品的目的。

《红楼梦》对当时的现实是尖锐的反叛，它反对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制度，在《红楼梦》中，贾宝玉生活在官宦之家，但是，他拒绝走仕途经济求取功名之路，这与追求功名利禄的封建传统思想是格格不入的。例如贾宝玉，他常把那些热衷利禄的所谓“读书上进的人”骂作“蠢才”，认为八股文是最可笑的，人们不过拿他来“诓功名混饭吃罢了”，在批判的同时，对一些经典的传统文化也爱不释手。另一方面，曹雪芹颠覆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的观念，把《红楼梦》写成一部女性的赞歌。例如开篇“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曹雪芹这两种思想，在当时的中国封建社会，无疑惊世骇俗，他的思想的高峰无人能望其项背。

曹雪芹的《红楼梦》博大精深，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诠释。赏读其中的诗、词、曲、赋，可以让我们在中国古典诗歌的海洋中遨游；身临其中的建筑、园林之中，可以让我们在中国古典建筑的长廊中漫步；鉴赏其中的绘画，品味其中的美食，让我们真正领悟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我们对它的阅读，沉浸其中，五味杂陈；放下书卷，回味无穷。正像唐代诗人钱起所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篇4

引人关注的先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做的那个网上调查――“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结果一出，王蒙和他的老伙伴们立马就惊呆了！他们纷纷惊呼道：拒绝阅读经典是“浮躁越来越盛，文化的体会越来越浅”；是“愧对祖先更愧对后人的罪过”；“无异于斩断了历史传承，自绝文脉”……问题似乎真的很严重！特别是王蒙，万没想到自己所钟爱的《红楼梦》不仅人选，还高居榜首！他当时就表示，拒绝《红楼梦》会“造成我们的文化有断裂的危险”。在几个月后的北京国际图书节的“名家大讲堂”上，一向语出惊人的王蒙再出惊人之语：“《红楼梦》都读不下去是读书人的耻辱！”因为被调查的网友超三千人，其结果真实地反映了当下读者的民意，所以老先生不敢小觑，他要以自己的赫赫威名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如果说读不下去《红楼梦》是读书人的耻辱，那么在《红楼梦》产生之前呢？李白、苏轼、关汉卿、施耐庵可都没读《红楼梦》啊！此外，没有出产《红楼梦》的世界其他国家的读者接触《红楼梦》的机会自然很少，这些国外的读书人是不是也要蒙羞呢？如果说《红楼梦》产生之前，或没有出产《红楼梦》的国度时间或空间有些遥远的话，那么我们还是说眼前的。按王蒙的意思，这“三千网友”都应当感到“耻辱”，因为他们是读书人，要不然怎么会有“读不下去”的体验？要不然怎么肯花时间参与这项没有酬劳的调查？要不然上榜的十部书怎么都是文学名著？如此看来，这三千网友至少该算作“草根”读书人。

也不仅仅这些“草根”读书人应当感到“耻辱”，就是一些“鸿儒”，只要不喜欢《红楼梦》都应该感到无地自容才对。而这样的读书人还不少：尽管是“红学”考证派的创始者，却对《红楼梦》的评价极低，他的《红楼梦考证》几无赞美的话。他曾说：“《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与高阳书》）与同为“新红学”奠基人的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认为，如果把《红楼梦》放在世界文学中去考察，只能算个二流作品。的学生苏雪林更是毫不留情地批判《红楼梦》及曹雪芹。她写过《由红楼梦到偶像崇拜》、《试看红楼梦的真面目》、《世界文史第一幸运儿――曹雪芹》等一系列文章，只看篇名就火药味儿十足。冰心也不喜欢《红楼梦》，她记述道：“《红楼梦》是在我十二三岁时候看的，起初我对它的兴趣并不大，贾宝玉女声女气，林黛玉的哭哭啼啼都使我厌烦。”（《忆读书》）冰心中年时再读《红楼梦》，评价也不高；而在老年时冰心还对王蒙说：“你为什么就喜欢看《红楼梦》呢？我什么都爱看，就不爱看《红楼梦》，实在没意思。”不知当时王蒙作何反应，他肯定并未怒睁双眼，高声断喝：“《红楼梦》都读不下去是读书人的耻辱！”

不喜欢《红楼梦》就该感到“耻辱”吗？对于一部作品，哪怕是公认的伟大作品，也可能有不适应症的读者，所以对无论什么作品，你都可以说“不”，并且这不意味着你狂妄或低俗。莎士比亚的作品堪称经典，歌德倍加推崇，托尔斯泰却认为很糟，然而三人都是伟大的文学家。你总不至于因为托翁不喜欢莎翁，就说托翁狂妄或低俗吧？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判断。对文学作品的鉴赏，每个人都可以不同，只要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自圆其说即可。读不下去《红楼梦》，并不代表读不下去其他众多的名著，并不意味着拒绝阅读经典，完全不必大惊小怪。

对于《红楼梦》你可以真心喜爱，也可以狂热崇拜，还可以装痴卖傻，但别指望人们和你一样。要求读书人非读《红楼梦》不可，读不下去就是耻辱，只能说明视野或心胸不够开阔，这才真正应感到耻辱。既然不喜欢，可以不去读，毕竟有那么多好作品等着我们去读，毕竟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何必受刑一样地去阅读自己不喜欢的作品呢？我们倡导多读书，读好书，但没有任何一本书是非读不可的。我们应保持清醒头脑，坚守自己的立场，而不要人云亦云、随帮唱影。重要的是，要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对于暮霭沉沉胭脂色的《红楼梦》，不读也罢。

“见佛就拜”的滑稽表演

《西游记》中的唐僧取经路上不辨真假，见佛就拜，结果拜了好些个妖怪。在“红学”领域中，这类现象应不少见。据报道：“由世界文化论坛东方国学院主办的‘纪念曹雪芹逝世250周年暨《石头记》后28回手稿回归祖国新闻会’，9月28日在北京举行。”消息还称：学者张某某，“从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手中接过了飘泊海外二百多年的曹雪芹手稿。……手稿在异国他乡几经辗转，被李约瑟收藏了”。听起来像天方夜谭，毕竟是奇人奇书啊，要是没有些传奇还可以吗？消息还配发了图片，照例是横幅、桌牌、海报、镁光灯、大幅照片、白发的老者……看罢此报道，我心下明白，百分百这又是条假新闻了！清初实行海禁，延续二百余年，《红楼梦》哪那么容易出得去？再说了，《红楼梦》当时还没有那么“红”，当时还唤作《石头记》呢，这个“劳什子”怎么能被洋大人收藏呢？我不是“红学”专家，甚至连“红粉”都不是，我只是以粗浅的常识加以判断。

果然是条假新闻。中国红楼梦学会一张姓会长说：“到现在我们不仅没有发现80回以后有关曹雪芹的一个字，就是现在我们的80回的稿子，也没有曹雪芹的手稿。”如果真有曹雪芹《石头记》后二十八回手稿，那可是划时代的红学文献。此事干系重大，于是在众所瞩目之下，很快查了个水落石出。原来，张某某带回来的并非曹雪芹亲笔手稿，而是根据李约瑟提供的材料续写的。

媒体竞相转载的“曹雪芹手稿回归”事件，本来是一则漏洞百出的假新闻，相似“新闻”早在三年前已经现身网络了。更滑稽的是，在2011年12月，就已经有了一场类似的“新闻会”在江苏常州举行；可能是觉得影响不够大吧，于是这次移师京城，但会现场张某某还是没有拿出李约瑟收藏的手稿，原因是他“很慎重”，不能随便示人。“雾里看花”正是骗子常用的伎俩，要想揭穿骗术，最好的办法就是察其细节：张某某自称与英国学者李约瑟“私交甚好”，但据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馆长莫弗特说，张某某与李约瑟从未曾谋面，更谈不上从其手中接过“曹雪芹手稿”；莫弗特还表示，他从未听说李约瑟收藏过《红楼梦》的手稿，可见所谓“后28回手稿”也是假的；张在很多场合都自称是“国际联合科学院”院长，而据调查该机构完全是“山寨”的；张的续稿让黛玉死在了宝钗怀抱里，更“妙”的是将妙玉嫁给了洋画师……”真是与时俱进的“学者”！《红楼梦》不看个三五遍，没有领会其精神实质竟敢“续”？所幸，该新闻事件从网络热议，到有人质疑，再到确认造假，很快就尘埃落定，并没有造成学界的混乱和红学者的迷茫。

对《红楼梦》也实在不必顶礼膜拜。四大“名著”中《红楼梦》应排在末位：从想象的丰富、色彩的瑰丽上，它远不如《西游记》；从故事的生动、情节的紧凑上，它远不如《水浒传》；从场面的壮阔、人物性格的鲜明上，它远不如《三国演义》。若单看《红楼梦》中的诗词确是亮点，但放在小说里又恰恰是痈疽：一方面它与小说的整个语体风格很不协调，诗词一般很雅很文，而小说中的其他文字却很俗很白，两者显得相去甚远，放在一起有些疙疙瘩瘩；另一方面也给人造假的感觉，无论小姐丫鬟，无论念书多少，都满腹经纶，出口成章，和诗对句，毫不含糊。这哪里是一群十多岁的女孩子，简直个个都是国子监的监生，甚至于她们个个都是曹雪芹，因为她们的诗词造诣一点儿不在曹雪芹之下。一部虚假之作，是缺乏个性的，又会价值几何？说《红楼梦》是自然主义的，但整部作品专事雕琢，假得很，哪里有半点自然主义的影子？若说浪漫也不完全，若说现实也不完全，应该是昏天黑地的现实与华丽虚幻的浪漫相对峙的一对古怪的存在。

文学鉴赏是充满睿智和情感的心灵体验。我们不能像唐僧那样，一片痴心见佛就拜；也别像八戒那样。呆头呆脑地跟着乱拜；我们应该像悟空那样，炼就火眼金睛，分真假，勘贤愚。

古人帮了今人忙

时代真是进步了，其表现就是极其重视文化了，并非像二诸葛那样“抬脚动手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而是做什么事情都要探究一下其文化渊源。而文化的一个鲜明符号就是“名人”，只要寻到一个文化名人，那么做起事来就有依托、有底气、有品位、有绩效了。而要想找个文化名人是很容易的事：当代的没有找现代的，现代的没有找近代的，近代的没有找古代的，本县市的没有找本省的，鼎鼎大名的没有找略具微名的……总之，要想找，还是找得到的。方式简捷，成效极佳，何乐不为？“百度”随意输入“范仲淹”、“周年”两词，信息就会让人目不暇接：“杭州纪念前任‘市长’范仲淹诞辰1020周年”、“岳阳楼前举行晚会纪念范仲淹逝世960周年”、“‘纪念范仲淹诞辰1023周年’全国百位书法名家邀请展”……其活动宗旨都标榜为弘扬范仲淹“先忧后乐”的精神，这叫做“师出有名”。范仲淹的精神的确是被他们超越时空地光大了，不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且是“先子孙之忧而忧，后子孙之乐而乐”，其“忧乐”观不仅惠及天下，还荫及子孙！范大人若有知，一定会对这些不肖子孙曰：“该干嘛干嘛去，别拿我做幌子！”

扯远了，还是说《红楼梦》吧。一提起“红楼”，就给人一种很高雅、很有内涵、很有文化气息的感觉。但热衷“红楼”的人却难以脱俗。随便摘两条信息：“在曹雪芹逝世250周年的特殊日子里，……《石头记》后28回手稿的回归，是红学界一件喜事，有着深远的社会意义，将使红学的研究继续走向深入。”“北京大学民族音乐和音乐剧研究中心主任×××表示，2013年是曹雪芹逝世250周年……《曹雪芹》一剧将填补这一空白，并首次将曹雪芹、《红楼梦》和黄叶村三者有机结合，打造出一部别具特色的音乐剧作品。”无论是炒作“曹雪芹手稿”，还是推销音乐剧《曹雪芹》，为什么一定要傍上“纪念曹雪芹逝世250周年”呢？况且曹雪芹的卒年至今尚是疑案，主流的说法就有三种，将今年定为“曹雪芹逝世250周年”，是不是有些武断？“二百五”在民间并非吉祥数字，倒是有“傻帽”的意思，但为了赶上这难逢的时间节点，出于某种现实的考虑，他们也顾不了那么许多了，二百五就二百五吧！

被苏雪林称为“世界文史第一幸运儿”的曹雪芹，其诞辰或逝世多少周年也没有纪念的必要，毕竟曹雪芹的年代去今远矣，《红楼梦》的内容也大不宜于现代社会生活。比如说，在大观园花团锦簇之下，竟是腐败的“后妃情结”。大观园实际上颇似一个具体而微缩的后宫，一个供男人享乐的温柔乡。那些小姐丫鬟，多想着宝玉，而宝玉也很“博爱”，差不多是“见一个爱一个”。我们显然不能拿现代的人文关怀、女性主义的标准来衡量作品，那对作者是不公平的，是缺乏历史观的。但我们应该思考，现在女性受众占主体的宫廷剧出一部火一部，现在的二奶、小三如此泛滥，与女性受众偏爱《红楼梦》，与较深的“后妃情结”是否有关呢？再比如说男一号贾宝玉，典型一个在胭脂堆儿里打滚儿的公子哥儿，其童稚化、女性化的倾向很明显。想想看，在当今“女孩强，男孩娘”的趋势下，《红楼梦》又能给读者，特别是男性青年读者传递多少“正能量”？如若男孩子都效仿贾宝玉，而女孩子都争做这窝囊废的伴侣，那这个社会可毁了！再比如说女一号林黛玉，除了人格病态，就是身体病态。曹雪芹欣赏的就是一个“病”字，那么他自己没病才怪呢。现在的女孩子，有好些本来不胖也减肥，非要把自己减成个“林妹妹”。

篇5

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这首临江仙是整个红楼中最积极向上，最俱风骨的一首词了，宝钗做的咏絮词，蕴含了

她阔达又不可及的梦。

柳树在春风中抽芽，柳絮就随着春风飘荡。黛玉看到此景，觉得悲凉极了，挥笔而就《唐多令》；而宝钗，她眼中窗外的春天，首先是柳絮轻盈灵动的舞蹈，再是蜜蜂蝴蝶的翩飞，夹着一阵阵吹绿的东风……她看着这样的春天，看着在这样的春天中飘飞的柳絮，老成的外表下拥有梦的心立刻跳动起来。她似乎是抬眼看春风，微笑填出这首令“众人拍案叫绝”的《临江仙》。

柳絮本是绵柔，带点阴冷的东西，古书上都说柳性属阴。宝钗显然也承认这一点。然而在她看来，柳絮的随风飘忽，并不是命运的飘摇不定，而是任随天命，四处逍遥。这当然也是无奈的，带些哀伤的，但并存的，还有一丝希望。她不是不想“随逝水”“委芳尘”，而是不甘心这样空度韶华。她深知这个时代的女子就像无根的浮萍，随风的柳絮，但她不甘心，真的不甘心！她说“万缕千丝终不改”，是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能力。她想说，虽然我是女子，但我自己有自己的能力。不管风怎样吹，命运怎样改变，柳絮都是不变的，不会因为风吹命改而像那些普通的女子一样顺应天命。

我命由我不由天！

但她是在安慰自己。因为她知道这个梦想只限于纸上。抬笔，就是梦醒。

宝钗或许想要流泪了。她的柳絮漂泊随风而过，但翻飞中也带着一股难灭难掩的傲气。所以虽然不甘心，但她心中还有另一点点希望。她希望有一阵好风，送着她这一片飞舞的柳絮，扶摇直上九天，送到高高的青云里。这是她的柳絮的梦想，也是她一生的梦.。

薛宝钗对爱情也有追求，而且追求还很强烈。但我总觉得她对爱情的追求的地位不如她的这个梦。因为在这首词里，她，或者说是曹雪芹，都寄托了比爱情更深厚的感情。或许因为曹雪芹对爱情的体会不深，所以红楼中流传很久的诗词几乎都不是关于爱情的，而几乎都是关于自身命运的思考、感慨、抒发。在这首词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曹雪芹一辈子就积极向上了这么一次。但这一次，已经足以将他心中那点点的希望寄托了出来。在这次后就再也没有第二次了，曹雪芹心中剩下的也只剩了悲哀。

篇6

周汝昌先生故去，老一代的学人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凋零了。这是时间不可挽回的力量。周先生一生所经历的正是一个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典型的历程，而他的不平凡在于他和《红楼梦》的一生的姻缘，这让他在大历史的风云变换中有了一个不可替代的独特角色。

周先生其实是二十世纪后半期在中国内地的风云变幻之中能够延续中国传统精神一脉精华的人物。他的存在，让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大变动之中还有许多不变的东西在延续和展开。一个民族的命运会有沉浮，但一个民族需要有些守候它灵魂的人物，在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的精神中沉醉并把它们呈现出来。周先生的意义其实正在于他以他个体的力量感受和品味中国文化的瑰宝《红楼梦》，同时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丰富多彩的“红学”世界。没有周先生，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中国文化史会觉得寂寞，曹雪芹和《红楼梦》也会缺少知音。我一直有一个奇想，觉得《红楼梦》由于遇到了周先生，就和过去大不相同；当然周先生本人更是为《红楼梦》执着了一生。

周先生其实是我中学时的偶像，当年家里有一部旧版的《红楼梦新证》。那旧版繁体字竖排，读起来并不方便，也有些残破，但还是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尤其是那史事编年，把康雍乾三代的史事汇编在一起，有正史里的记载，也有野史笔记里的故事，生动得有如小说。那时就知道周汝昌先生。后来这部书又出了新版，在当时一纸风行，我家里马上买了，我又细读，里面有许多旧版没有的新内容，可以说是当时红学的集大成之作。这部书让我领略了“红学”的复杂，知道了红学其实并不仅仅是小说研究，而是有版本、家世、探佚为中心的庞大的系统，看起来琐屑，却自有其无穷的奥妙。外人看起来常常觉得走火入魔，里面有许多有趣的故事，如曹雪芹的小像的真伪，迷失了的“靖本”的神秘的故事，就如同福尔摩斯探案般传奇。这些都让我对周先生充满仰慕之情。

当年因为毛爱《红楼梦》，有该读五遍之说，所以红学是堂而皇之的显学。谈红是当时的流行文化。当时看周先生的书有两个感受，直到今天我还有印象：一是绝不沉闷，可以将学术文章写得文采斐然，就是琐细的考证，也有引人入胜的笔法。二是融会贯通，周先生把《红楼梦》的版本，曹雪芹的家世，对于八十回后的情节的探究和艺术的品鉴、文化的关怀融为一炉，让《红楼梦》的书里书外都“打通”了。从那时起，我就佩服周先生无与伦比的博学和无与伦比的专注。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周先生是在八十年代初的北大，那时红学依然很热，中文系里有个研究红学的学生小组，其核心人物是后来因为写相声和情景喜剧而得大名却英年早逝的梁左。这个小组一度很活跃，也发表了一些文章。他们请周先生来做讲座，周先生讲话声音很小，也并不关注听众的反应，只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他似乎是他的《红楼梦》中的人，那个世界对于他似乎比我们的现实更加现实，他其实更愿意在那个世界里做逍遥游。他如数家珍地讲版本说家世，都不是学者的职业工作，而是和《红楼梦》的心灵的契合。后来我又在各种场合见过周先生多次，他瘦弱的身体，衰退的视力和听力都不足以阻碍他的逍遥游。从这里看，周先生是活在自己的世界中的人。

周先生看起来温文儒雅，有传统儒者的风范，说起话来轻言细语，但在我看来性格其实是有很强烈和极端的一面，他有一点像我们揣想的曹雪芹或书里的宝玉，有一种为情而痴的气质，就是《红楼梦》里的“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那个“痴”。这种痴其实是一种强烈的性格，一种对于自己的所信所迷的强烈的坚持。而这种痴却是和他的才气结合得格外充分的，不光是痴迷和专注，而且有磅礴的才情，才能够支撑周先生在《红楼梦》中的神游。周先生的才气一直让人惊叹，他和钱钟书先生相似，原是学习外语的，却对中国文化有深彻的理解。周先生大才，曾经得到过和钱先生的赞赏，他注杨万里诗，论书法和写诗词鉴赏都好。他自己的旧诗也好，最传奇的是拟作曹雪芹诗被其他的红学家当成真的，以为就是曹雪芹所作，最后周先生承认是自己拟作。但别人就是不信。痴和才就是周先生的灵魂。

在他求学的年代，他几乎无所依傍地回到了中国传统之中，他坚信中华文化必然复兴。他对于中国文化强烈的信念让他把他的大关怀和多方面的才能都投射到一位在他心目中无与伦比的大才人曹雪芹和这位大才人所创作的《红楼梦》上，对于曹雪芹和《红楼梦》的专注让周先生把他的痴和才都集中在了这一个点上。

周先生对于中华文化的壸奥（壸音捆，周先生曾经说过一位红学大家的文史功底不行，就举出这位学者把 “壸”字认作“壶”，其实这是两个字）也深有体会，完全不必成为一个红学家，他的才可以让他成为钱钟书先生一样穿越中西古今的巨人。周先生的英文极好，早年就翻译过陆机的《文赋》。我想过，如果周先生不纠缠在红学的那些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不被那些我们今天看起来相当琐细的小事耗费太多的精力，他的成就一定来得更大。但我知道周先生不会做这样的选择，因为他的痴。正是由于这种“痴”有他的“才”的配合，才不至于显得乏味和单调。

周先生做考据不像一般人那样把它当成死学问，而是用自己超凡脱俗的悟性去做考据。他好像一个诗人般地以自己的创造性和想象力来做实证的学问。周先生最让我这样的“红学”边上的爱好者佩服的地方就是他关于“曹宣”的考证。这是周先生的才气和史实结合的最好的证明，也是周先生最辉煌的考证。他是纯用推断的方法提出了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有一个兄弟叫曹宣，这是因为此人的字叫“子猷”，而由于诗经等书中“宣”和“猷”有关，于是推定此人名曹宣，而不是大家都认为的曹宜。后来此事为后出的史料所证明了。这样的考证其实正好说明周先生纵横捭阖的才气和较劲求真的痴气。

周先生其实是极端追寻人生的两种极致的人物，他对于处于西方冲击之下的中华文化的持守使得他有极高远的文化视野，但他又异常地较真于细节，执着于考据。于是他把诗一样的大情怀和一丝不苟的考据结合起来，有些时候让人觉得有点过度阐释了。如在曹雪芹的家世方面，周先生力主“丰润说”和“辽阳说”有剧烈的争论，甚至也和持不同说法的人有了人际关系上的芥蒂。其实曹雪芹是丰润人是五代以前的事情，和曹的写作没有什么干系，但周先生力持此说，是为了将曹雪芹和宋朝的曹彬的关系连上，由此就可以看出曹雪芹和魏晋时代的曹家的联系。这其实是关系到中华的“诗礼传家”的大关节。而曹家以中原望族而为满洲奴，其境遇就更复杂，所以《红楼梦》的伟大就有了一个基因上的基础。这种想法，我们常会以为迂阔，其实真是周先生的一片诗心——他太爱曹雪芹和中国的文化了，他不能不做最恢弘的构想。

篇7

《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园林设计艺术，首先就是它的地址选择问题。这是一个首要因素，它直接关系到园林雕塑的整体效果。那么，在这部小说中，曹雪芹把大观园的地址选在了荣国府的北侧，它的最初意图是为了让贾妃回家看望亲人时更为方便和省力。同时，它又把会芳园的水引到了大观园内，并在北侧地势较高的情况下，水源可以流到园内各个地方。此外，大观园里的园林地址规划又充分利用了南北地势高低的差异性，从而让整个大观园的山庄与水馆形成了一种高低错落有致、明暗搭配有序、山水布局合理的园林风景。因此，我们说，大观园里的园林雕塑艺术在建园之初就充分考虑到了地址选择的重要性，并充分利用了园中已有的地形条件，把一些不利因素转化为对造园有益的元素。这种园林选址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它会影响到整座园林艺术意境的营造情况，也会决定着整座园林的观赏价值高低。在《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建造是在城中，并没有多少自然景物来进行衬托，然而，作者曹雪芹却充分利用了园内一些现成的树木山石、亭榭栏杆以及活水，让整个大观园显得富有情趣与生机。这样的园林雕塑手法不仅可以大大节约建造成本，还可以提供更为便捷的建造条件，最终让整个大观园在有利的地形条件下表现的更富艺术特色。当然，这种选址手法对于我们现代的园林设计来说，也有着较为重要的借鉴意义与价值，我们可以考虑到自然景物所处的自然条件，并尽可能地运用较少的时间与精力去营造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园林风景。

二、巧妙的造景手法

古典园林塑造中的造景手法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一般来说，具有较为特殊的地位。如果设计师设计的到位，就可以使得原本显得有些平淡无奇的园林景观更添风采，能够构成一组更为生动有趣的风景画面。那么，在曹雪芹的《红楼梦》中，他运用了多种园林造景手法。这些手法可谓变化多端又不失巧妙之处。具体来说，大观园的园林布局有一个对称的中轴线，在这条线上，曹雪芹设计了很多景观，能够更好地突出其中建造的园子。其中，作家还安排了翠嶂大假山和沁芳亭桥两个次要的景观，并在这条中轴线上逐步突出一些园林景观，最终在凸碧山庄那里达到设计的最高点，把整个园林景观设计到位。其次，曹雪芹在设计园林时，还运用了虚实对比的手法。当我们一进大观园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一座翠嶂大假山，它使人一下子就进入了一个全园的景色氛围中，这是一种典型的古典园林造景手法。通过这个假山的石洞，我们可以看到隐蔽的小路、清澈的小河与楼台亭阁等，从而让这个入园口与园内的空间很好地区分开来。作家还营造了一个萝港石，让人在游览园内景色时不会感到单调乏味，让人获得一种美的心灵感受。除了这种障景法，曹雪芹还在《红楼梦》里运用了借景法，主要就是凸碧山庄和凹晶馆，它们让整个大观园看起来层次分明，重点突出。其中，凸碧山庄有一个茂盛的植物园，凹晶馆则仿若仙境，充满了浓厚的佛教氛围。作家还运用了藕香榭和芦雪庭两种对景，让人看到了一幅中国山水画的美妙景色。而大观园中的滴翠亭则属于点景，它便于人观看远方的景色，让人在狭小的水面上也可以有景色可以观看到。另外，《红楼梦》中的造景手法还运用了疏与密的对比手法。南部以植物与河流占据多数，而北部则以高山流水为特色。这些不同的造景手法已经让整个大观园诗情画意跃然纸上，充满了各种景色，寓有形或无形于一体，整个园林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三、丰富的空间变化

大观园中的园林塑造艺术，可以让人体会到一种步移景异的空间变化感。因此，当贾政、宝玉等人在大观园中进行浏览时，各处的景色都是变化各异的。作家运用了多种造园手法。比如说刚进入到大观园园门的时候，作家就对园林的空间进行了一定的处理，让人通过假山之后获得了一种豁然开放的美好享受。人们在经过园内的亭桥时，可以感受到一种满眼的绿色，仿佛进入到了一个世外桃源的境界中去。到处都是高大宏伟的别墅，还有一些景色别致的建筑物。当人们行走在其中的时候，会感到园林景色会随着园内空间的变化而丰富多样。

四、别致的山水塑造

在这个大观园中，曹雪芹还设计了一些曲折自然的河流水系。这是因为古典园林中如果缺乏了水的参与，将会使得整个大观园显得毫无生机。因此，曹雪芹在《红楼梦》的大观园中描述了很多诸如“池”“、清流”“、清溪”“、河”等水源。虽然说整个大观园中并没有一个中心大水池，但是，在这个大观园的东北角有一个相对宽阔的水面，它与后面的大主山相互搭配，让整个大观园呈现出一种自然和谐的山水园林格局。事实上，水是园林塑造艺术中的重要因素，它直接关系到园林是否具有灵气与活力，是把园内各个景点串联起来的重要条件。曹雪芹在园内把一些活水引入进来，然后在凹晶馆前设置了一个较大的静水面，并向南引流出一股水的支流，并在怡红院的后院与水的主流汇合，流出大观园。这些河流的形状都是造型各异、独具特色的，有些水面形状较为蜿蜒曲折，有些河流两岸的土壤勾勒较为特殊：忽然突出水面，忽然陷入河边。这些不规则的水面把大观园内的省亲别墅围成了一个背山面水的小岛，并成为了大观园中的主要园林景色。在大观园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水面布局，这就是水流从花溆萝港石洞的假山上倾斜而下，让人们在游览这座园林时，先闻其声，后观其景，这就让整个园林的西北角显得更为有活力。还有一处水流的设计，作家主要运用了河流的走向，让整个园林内的水系表现出忽隐忽现的韵律，并因为一些植物景色的植入而让大观园显得有声有色，并暗喻了黛玉爱哭的性格特点。除了这些水的设计以外，曹雪芹在园林中还巧妙布置了一些石山。其中，主要有翠嶂大假山和花溆的萝港石洞，它们的主要作用是让园内的不同景色可以得到有效的分割，并可以让游人把园内景色尽收眼底。这是一种较为典型的中国古典园林造园手法。另外，曹雪芹还在大观园里设计了一个萝港石洞，它让人体会到一种世外桃源的美好意境，整个石洞的景色非常优美。土山则位于大观园的北部地区，让大观园看起来山水层叠有致。

五、多样的建筑院落

《红楼梦》中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的行为举止都与大观园是紧密相关的。因此，这座大观园并不是一座简单的园林，而是为整部小说营造了一个故事开展与人物活动的空间背景。我们可以说，《红楼梦》中的大观园为我国古代小说中的园林描绘开启了一个艺术典范。其中，有很多建筑物，形态各异，比如说，滴翠亭、藕香榭等。这些园林建筑物与周边的环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仅仅是园林景色，更突出了园林的主题，让整个大观园体现出情景交融的美好景象。这些建筑物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整体联系在一起。在大观园中最为著名的建筑物就是怡红院，它的匾额为“怡红快绿”，实际上分别代表了芭蕉与竹子等。大观园中的每一个院落都有着很多爬满石头的香草类植物，它们散发着一股香味。在秋爽斋院内种植的梧桐树，是用来歌颂封建时期皇恩的浩荡。这些多种多样的建筑物都充分反映了大观园最终建造的含义，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建筑物，而是一个融汇了周围很多景色与植物于一体的建筑物，它体现了建筑与景色相互交融的美好景象。

六、独特的意境营造

《红楼梦》中对于大观园的描写是非常全面且细致的，充分展示了我国明清时期古典园林雕塑艺术的浑厚气息。事实上，这些园林设计的过程都有一个较好的立意作为前提条件。这种艺术手法是古人在进行书法与绘画创作时总结出来的一个道理。它实际上对于园林艺术的创作也是可行的。大观园里的园林布局、景色构成等，都离不开园林的设计理念与意图。小说中的大观园原本是为了贾元春省亲而建，其中包含了大观楼、含芳阁、缀锦阁等建筑，显示出一种皇家园林的气派。然而，它本质上仍然只是一座私人园林，很多花草树木、池塘河流等都体现了文人园林的艺术特质，让人们身处大观园时，可以感到一种清新雅逸、返璞归真的艺术氛围与园林意境。我国园林艺术把意境作为园林设计好坏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衡量标准。在《红楼梦》中，大观园的意境主要是借助于人物的诗词表述，还通过对联，匾额来传达，最后就是根据园林景色设计与塑造来表现人物的精神特质。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大观园中的园林塑造可以被看作是小说中各种各样人物性格的外在承载物。当人们身处大观园时，可以随时随地感受到一种人园合一的美好意境。

七、结语

篇8

除了茶之外，《红楼梦》中提到的饮品还有仙醪、惠泉酒、金谷酒、合欢花浸的酒、屠苏酒、西洋酒和绍兴酒等七种名酒和玫瑰清露、木樨清露、酸梅汤等。曹雪芹本人虽是个饮酒的行家，但他在《红楼梦》中却没有为酒费及更多的笔墨。书中提到的玫瑰清露和木樨清露为花露，有疏肝理气的作用，宝玉挨打后曾享用过。“一碗水里只用挑一茶匙儿，就香得不得了。”

《红楼梦》中还记述了丰富多彩的饮食活动。作为贵族之家的贾府，不仅是“白玉为堂金做马”，“珍珠如土金如铁”，可以把“银子花得像海水一样”的有势有钱，而且老爷，太太，公子、小姐们还有闲。如薛宝钗所说，“天下难得的是富贵，又难得的是闲散，这两样再不能兼有”。但他们却兼有了，所以他们要纵情享乐一番。于是，曹雪芹为小说中的人物安排了丰富多彩的饮食活动，诸如打骨牌、行酒令、斗牌、解九连环、射覆、拇战、击鼓传花、抢快、双陆、击鼓催诗等等。小说第四十回“史太君雨宴大观园，金鸳鸯三宣牙牌令”和“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充分展示了红楼的饮食活动。

细细研究欣赏《红楼梦》，你就会发现红楼美食具有重精细、重滋味、重强身等特点。

重精细。在红楼美食中，制作精细的难以计数。有的精于刀工，如“鸡瓜子”；有的精于火工，如火腿炖肘子和烤鹿肉。而最典型的精细食品莫过于第35回“白玉钏亲尝莲叶羹，黄金莺巧结梅花络”中的莲叶羹。书中写到宝玉遭父责打受伤，贾母、尤氏、李纨和凤姐去怡红院探望，问他想吃什么，他说想吃“莲叶羹”。据凤姐说，这种羹是“借点新荷叶的清香”，和在面中，用“四副银模子，都有一尺多长，一寸见方。上面凿着豆子大小，也有的、梅花的，也有莲蓬的，也有菱角的，共有三四十样，打的十分精巧”，“印出来，放在鸡汤中煨成羹。”你看，这道美食的制作过程多么精巧烦人。难怪凤姐又说：“这种东西，家常不大做。”

重滋味。味为菜点的核心，红楼美点也重调味适口。如第43回“闲取乐偶攒金庆寿，不了情暂撮土为香”中的野鸡崽子汤，是将童子鸡煮得肉嫩，清淡爽口，当时贾母风寒刚好，她说：“方才你们送来的野鸡崽子汤，我尝了一尝，倒有味儿，又吃了两块肉，心里很受用。”再如第8回“贾宝玉奇缘识金锁，薛宝钗巧合认通灵”中的糟鹅掌。宝玉因夸前日在东府里珍大嫂子的好鹅掌。薛姨妈连忙把自己糟的取来了给他尝。宝玉笑道：“这个就酒才好！”用香糟浸制的糟鹅掌，糟香馥郁，鲜美可口，宝玉才将它当作佐酒佳品。

重强身。《红楼梦》的饮食对象，主要是娇生惯养的老爷太太、公子哥儿、大家闺秀，饮食好在于滋补强身。例如，第11回“庆寿辰宁府排家宴”中的枣泥馅山药糕。秦可卿说：“昨日老太太赏的枣泥馅山药糕，我吃了两块，倒像克化得动似的。”这道点心中的山药晒干后切片，就是中药中的怀山，红枣能补血，秦可卿体虚，气血两亏，常吃它能够增加体质，有利病体康复。再有62回中写春燕揭开柳婶婶家送来的盒子，“里面是一碗虾丸鸡皮汤，又是一碗酒酿清蒸鸭子，一碟腌的胭脂鹅脯，还有一碟四个奶油松瓤卷酥，并一大碗热气腾腾碧莹莹绿畦香稻粳米饭。”这些主食汤菜，清淡可口，极富营养。如虾丸鸡皮汤，鸡能补气，虾能健肾；酒酿清蒸鸭子中的酒酿能开胃暖胃；鸭子能滋阴养胃；胭脂鹅脯中的鹅能益气补虚，和胃止渴；奶油松瓤卷酥是用牛奶、白糖、松仁、面粉等烘制而成的，有健肺润肠之功；而碧莹莹的香稻粳米饭能健脾养胃。

篇9

一、语言的规范性

语言的规范性是个很古老的话题，多少文人骚客在用语上都很讲究。有些文学语言大师曾给语言的规范化下过定义。吕叔湘说：“语言的规范指的是某一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的标准。”林涛说过；“‘规范化’是就语言的发展绘它定出一定的规范，从而促进语言的发展。”“使语言能够按照他自己发展规律迅速地向前发展，从而促进文化的发展。”_王力先生说过：“所谓规范化，就是要求民族共同语更加明确，更加一致。”

文坛泰斗鲁迅十分重视语言的规范化问题，堪称一代文学语言总设计师的老舍先生也对语言的规范化问题发表过独到的见解。文学语言与大众口语即白话的关系，鲁迅和老舍都提出宝贵而富有远见的意见。

鲁迅从倡导白话文运动一开始，就很重视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外来语、方言土语的关系。鲁迅认为，在对待古代汉语的问题中存在两种错误思潮。一种是反古派，即写文章半文半白，文言白话一锅粥。另一种是全新派，即主张对古代汉语完全抛奔，一切语言都照搬口语，“不管白猫黑猫，全拿来抓老鼠。”这种不分精华与糟粕连粗话都用在了文中的语言虚无主义，鲁迅对之是深恶痛绝。鲁迅认为对待古代汉语应予以扬弃，“取其精华，出其糟糟。”在白话文中引用文言词语必须遵循两条原则：一是在没有相应的白话时，宁可引用文言。二是引用的文言一定要让人容易懂。鲁迅还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他认为在吸引外来语的问题上，应该“运用脑髓，放出眼光“来吸取，而不是兼收并蓄，全盘接受。针对有些人把文学语言和方言士语等同视之的情况，鲁迅认为把方言注入文学作品中，关键是这种方言必须是“大家都熟悉”、“分布较广”的方言。掺杂了这样方言的文学作品才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老舍先生在处理文学语言与大众口语前关系问题上，支持全新派，提出了“白话万能”的口号。这对于白话文运动的长足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老舍对于二者的关系也是辩证认识的．他说：“没有一位语言艺术大师是脱离群众的，也没有一位这样的大师是记录人民语言，而不给它加工的。”老舍看到了文学语言来源于白话却又高于白话，这对于推动文学语言的规范化具有重大意义。

老舍还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大力倡导“书同文”，统一语言、文字，因此“统一语言”应划归为一个“政治任务”，它对于建设两个文明，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祖国统一也意义匪浅。评价老舍时说道：“老舍的力量在于他和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因而被誉为“人民艺术家”的老舍先生，把文学语富规范化视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荣职责。鲁迅和老舍都反复强调“文学语言应尽到为越来越多的人民服务的责任。”老舍强调文学语言要规范化，首先得民族化。他所强调中国文学语言的特点；一是“在汉语中，字分平仄。调动平幕仄，在我们的诗词形式发展上起过不小的作用。”二是“我们的语言在世界上是以简称著称的。”老舍强调文学语言必须要有民族精神，反对“全盘西化”。

二、语言的自由化

我们认识事物是由偶然性到必然性。我们由“必然王国”过渡到“自由王国”，文学语言除了规范化，还得讲究自由化。语言的自由化不是信马由缰、天马行空。而是形式不拘一格，运舟多种语法修辞，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境界。这样的文学作品使读者读后才能有种心胸开阔、心旷神怡的感觉。

契诃夫主张“每个人都应该讲他自己的话”语言要自然。他还强调“简洁是才能的妹妹。”莎士比亚也说：“简洁是机智的灵魂。”曹雪芹练字、练句、练意的功夫炉火纯青，他在《红楼梦》中借宝钗之口说道一“他用的法子，将市侩的粗话，撮其要删其繁，再加润色比方出来，一句是一句。”他借王熙凤之口反对人们“必定把一句话拉长了，作二三截儿；咬文嚼字，拿着腔儿，哼哼唧唧的，”而主张“话虽不多，听那口音就间断。”为了使自己的作品呈现一种精炼美来，曹雪芹增删多次，语言千锤百炼，无怪乎《红楼梦》被称为文学语言上的“惜墨如金”，“简洁至极”。《红楼梦>除了语言的精炼美，还有一种诗意美。在桃花园里，“林黛玉来了，肩上担着花锄，上挂着沙囊，手里拿着花帚。”这种意境多么感人啊！花象征着纯洁、美好的生活，曹雪芹以花喻林黛玉的性格，不但烘托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且还反衬出丑恶的社会现实。《红楼梦》的语言经过反复锤炼，很耐人寻味，读来有一种意味深长的感觉。曹雪芹善于运用语言的各种手段来渲染其作品的美，在语言的自由化运用上，曹雪芹可谓游刃有余。毋庸置疑《红楼梦》当之无愧地登上了中国语言艺术百科全书的宝座。

王安石说：“看似平常最崎岖，成如容易却艰辛。”要想在语言的使用上化腐朽为神奇，一定要追求一种自然的平淡美，然而平淡的自然美却来之不易。孙犁在他的小说《风云初记》、《吴召儿》、《荷花淀》、《村歌》中，杂语言的运用来去自如，自由地跃然纸上，其作品读者读后感觉“淡妆浓抹总相宜”，不矫揉造作，处处呈现自然化。“情景交融，人地相当。”“登上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孙犁的自由化语言造就了其作品的诗意境界美。

文学作品语言的自由化可以增强读者阅读的兴趣。让人陶醉于其中。语言的岛由化是规范化的延伸，他能够引领读者的思维驰骋感性想像的天空，给人带来动感和美感。尼采的作品中提到过繁星点点的夏夜，有知了在呜叫的耐候，是把它作为散心的自然美看待的。作者以此为契机，用自由化的语言加以描绘和抒情，以感染读者。

虽然文学语言自由化能给人带来愉悦感，增强作品的感染力，但在语言的运用上也不能自由到泛滥的程度。著名散文家及文艺理论家秦牧说过：“大力倡导流畅自然的文风，不要染那些病句累累，使用温煦俄语很不合规范的文章见于报刊，以充孽种流传，误人不浅！”在语言自由化泛滥中，常见有几种“病毒”。第一，广泛使用方言土语。在很多作品中，不论是书中还是影视剧中，作者使用第一范围内通用的方言，给广大观众和读者带来极大的不便。第二，用一些很晦涩难懂的生词偏义，让读者读后如坠云里雾里，好似‘镜中观花，水中望月”。我们提倡语言要言简意赅、深^浅出、通俗易懂。第三，长话连篇中间也不断句，没标点。写文章，用标点符号，连小学生都会的这些人为什么要背道而驰呢?这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啊！当然“语言病毒”林林总总、千奇百怪、层出不穷绝不止上面提到的三种。

在国外的很多文学作品中也有用语不妥的例子。他们的语言不正确、不贴切、不清楚、不明了。单调、贫乏、混乱、虚伪 曾经有个作者写道“脆弱的春天呼吸了。”这里很明显就有语病，怎么能用“脆弱”来形容春天呢?这是草率、不贴切的形容。作为青年一代，我们应当用最纯正、最朴素、最生动的文学语言来承载文化的传播功能。

篇10

猪壮了挨刀，一死。人出了名，也一死，烦死。

其实，这些都是出了“名”、成了功、有了金钱、有了身价的人的小牢骚。没出名的人会说：不信！这叫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站着说话不腰疼。

乡下人说，肥猪哼哼，瘦猪也哼哼;肥猪哼哼挨刀，瘦猪哼哼挨饿。管肥管瘦到头都是一刀，与其饿瘦还不如先撑肥了再说。

比起名人的烦恼来，未出名的人的烦恼大约要强烈一千倍，甚至一万倍。如今，从中央到地方各个电视台，都为想出名的人提供了机会，或唱或跳或表演绝活;没有这些本事弄个丑态也行，可以“搞笑”。从青少年到中壮年趋之若鹜。

想出名想得头上急出角来，也不能说就是坏事，得看用的什么方法。天下怕是无人不知曹雪芹。一部《红楼梦》，从出版到研究成了“产业”，养活了中国多少人？多少人借曹雪芹出了名！这项“产业”还得继续下去。可曹雪芹老先生生前寂寞无名，困苦度日，实在令人惋惜。当今，谁愿落个“死后名”，生时只做无名辈？

有几位朋友多年来一直喜欢诗，写了，也筹点钱找人出版了。可惜仍然难入“名人”之列，他们着实烦恼。一日，一位朋友想了个好法子，说是可以收到轰动效应。什么法子？待书出版后，召集各新闻媒体，现场焚书，以表示他们的愤忧，诗集可以引起社会重视，人亦可以一日成名。朋友们只是说说，尚未付诸实施，但急切出名的心理已可窥一斑。

更有甚者，已弄出点儿出人意表。《信报》2013年12月9日刊登一则消息：一位作者为宣传他的新作，先在长沙市五一市民广场裸奔，12月8日又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前裸奔。可惜只裸奔了1分钟就被警察带进了派出所。

且不说裸奔于道德风化多有所伤，光冬九严寒的天气就够严酷的了。为一本小说要让世人记住，选此伤筋动骨的下策，让人多么痛心。反过来一想，这成名之心，何其甚也！总说“人怕出名”，可有哪位名人愿意为了摘掉可怕的“名人帽子”也去裸奔一次？

名声如金钱，没有够的时候。“万元户”过去就让人眼红，如今百万富翁随处都能碰见，可没听谁说钱赚够了。四川人想扬名“出川”，陕西人则“东征”进京，山西人则说“过了娘子关，天下不一般”。到了北京，开口便是“国际”、“世界”，目标盯在“诺贝尔”那块。

怀才不遇，落魄失名，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的一个痛苦情结。谁不想“一举成名天下知”？谁不想“天下无人不识君”？更不用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了。

“名”人重要若此，人难免不用些手腕、心计和花样求名，不过“雅”一点儿，不那么欺世，未必不能成为美谈。

唐代诗人陈子昂为取功名，出川入陕，在长安蹲了10年，仍然不为人知，于是就动了些心思。一天他见长安东市有人卖一把古琴，要价极高。里三层外三层的看客只是围观，无人敢买。陈子昂见此，便对随从说，快回去拿钱。

周围的人一看此人肯花千贯重金买琴，都很惊讶。陈子昂说，我就爱听这琴弹的曲子。你们要是也喜欢听，我住在宣阳里，明日备好酒席，欢迎大家都来。

第二天，一下子有上百人来到陈氏住宅。席间，陈子昂举起那古琴，“啪”一声在地上摔得粉碎，然后对大家说：“我西蜀陈子昂写了多少诗文，跑到京城整天拜访贵人名流，都不被赏识。这把琴不过是工人造的一件乐器，难道就应该那么器重吗？”

然后，他把自己的诗文分送给与会的人，于是“一日之内，声华溢都”。

这是“俗”举，却是为了“雅”事。所以成为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