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王阁序原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滕王阁序原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王勃的《滕王阁序》全称《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又名《膝王阁诗序》《宴滕王阁序》，为千古传诵之美文佳作。然王勃作此文时年龄多大，历来争议颇多。

一种说法是王勃作此文时年龄为十三岁或十四岁。《太平广记》和《唐摭言》记载：“王勃著《滕王阁序》，时年十四。”因文中有“家君作宰，路出名区；童子何知，恭逢胜饯”之句，后人多怀疑十三、十四岁之说是民间文人对“童子”一词的臆造。如高步瀛在《唐宋文举要》中说：“疑十四岁之说乃由序中‘童子何知’一句附会而出。”从这篇序文内容之博大，构思之精巧，辞采之富丽来看。不应该是少儿之作，更像是成人作品。而后文流露出的对于人生悲欢的感慨和对于宦海沉浮的体味，情之真，意之切，言之痛，非饱尝人世沧桑和仕途艰辛之人，不会有此“真切之文”。

另一种说法是王勃作此文时年龄为二十六岁或二十九岁。按岑仲勉《王勃疑年》推算，王勃生于公元649年，卒于公元675年(上元二年)；而上元二年。王勃作有《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一文，所记之事与《滕王阁序》相似，故许多人认定王勃作《滕王阁序》也是在上元二年，即二十六岁。现行人教版高中语文第二册教材便采用了这种说法。然不论是二十六岁或二十九岁，均与文意不合。一是无法对“童子何知”中的“童子”一词作出合理解释，一个二十六岁或二十九岁的成年男子对客自称“童子”，终觉别扭。二是不太吻合“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中“弱冠”之自称。若说二十六岁或二十九岁约等于二十岁，实在牵强。同样对客，一会儿称“童子”，一会儿称“弱冠”，为何前恭而后倨?总之，二十六岁或二十九岁之说虽较为通行，但笔者仍觉此说疑点重重，难以服众。

近重新将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与《滕王阁序》两文作一对比，忽有所悟。《秋》文曰：“上元二载，高风八月，人多汴北，地实淮南。……昌亭旅食，悲下走之穷愁；山曲淹留，属群公之宴喜。……此欢难再，殷勤北海之筵；相见何时，惆怅南溟之路。”若按某些同志的理解，王勃在往交趾省父途中，八月作《秋》文，九月作《滕》文，从而认定王勃作《滕》文是在上元二年，即他二十六岁时。然比照两文，便发现两文虽为同往交趾途中所写，但《秋》文是记省父之事，而《滕》文并无省父之意；《秋》文中笼罩穷愁悲戚怅惘之情，而《滕》文则流露出豪迈、激扬、慷慨之意；《秋》文中作者贱称自己为“下走”，而《滕》文中则自称“童子”“弱冠”这些较为自尊文雅的用语。显然，短期内在同一旅途中写出情感反差如此鲜明的两文，似不可能。笔者以为，作《秋》文时其父王福峙被贬交趾已久，王勃思父心切，前往探视；而《滕》文并非与《秋》文同时期的省父之作，而是早于《秋》文，在王福峙刚遭贬谪，王勃侍奉父亲同往交趾途中所作。王福峙远谪交趾完全是受王勃牵累，王勃恰遇恩赦，侍父远行，自在情理之中；且此说在原文中可得到充分印证。原文中“家君作宰，路出名区；童子何知，躬逢胜饯”是言家父前往交趾为令，路过洪州这个胜地；自己年幼无知。有幸随父参加盛宴。前句言父，后句言子，自然顺畅；严父面前，自称“童子”，恰当得体。“舍簪笏于百龄，奉晨昏于万里”言自己愿舍弃一生功名，在万里迢迢的旅途中早晚侍奉父亲。父亲因已受累，王勃深感歉疚，唯一能做的就是侍亲尽孝。下文“老当益壮，宁移自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是言年老更应壮心不已，哪能在白发苍苍之年改变心志；身处困境中更应坚忍不拔，不丧失远大的志向。前句奉劝父亲要振奋精神，不因贬谪而颓丧；后旬激励自己不畏艰难，志存高远。“他日趋庭，叨陪鲤对；今兹捧袂，喜托龙门”引用《论语》中“……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的典故，言自己因从前受到父亲的教诲，今天才得以喜登龙门。把今日登龙门之荣耀归功于昔日父亲之教诲，立言得体。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他日”并非某些注家所说的“将来有一天”之意，而是指与“今”相对的“过去”，在古文中“他日”常常作“过去”讲，如“他日我如此，必尝异味。”(《左传》)。“他日不败绩，而今败绩。”(《札记》)唐杜甫诗“今日江南老，他时渭北童。”也可把“他日趋庭”理解为是对“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的字面借用。原文中这些父子对应而称的语句可见，王勃待奉父亲同往交趾之说并非臆断，而是通过寻绎全文而得。再由“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一句可知，王勃创作《膝王阁序》时的年龄应与终军相等，即二十岁。一个刚行“加冠”之礼的年轻人在父亲面前自称“童子”，这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时代是很正常的称谓。“童子”侧重于对父而言，“弱冠”侧重于对客而言。这样便于理解作者为何于一文之中前称“童子”而后称“弱冠”。偶观俞正燮《癸已存稿》卷十二《王勃滕王阁序书后》一文，正好佐证笔者之管见：“盖乾封、总章时，宇文节往新州，勃随父福峙往趾，俱过洪州，阎饯之阁上。孟学士。王将军皆在坐。”

由于王勃作品当时虽有杨炯为序，然今已十丧其九，残缺殆尽，集中所存，尚有可疑。故作《膝王阁序)之确切年代，难于他文中获其力证，只有就序文本身寻绎。应是王勃在二十岁侍父远谪所作。然此仅为笔者的一孔之见，姑妄述之，以期引玉。

篇2

1、萍水相逢下一句：尽是他乡之客。出自王勃《滕王阁序》。

2、原文：遥襟甫畅，逸兴遄飞。爽籁发而清风生，纤歌凝而白云遏。睢园绿竹，气凌彭泽之樽；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四美具，二难并。穷睇眄于中天，极娱游于暇日。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于云间。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

3、译文：放眼远望，胸襟刚感到舒畅，超逸的兴致立即兴起，排箫的音响引来的徐徐清风，柔缓的歌声吸引住飘动的白云。像睢园竹林的聚会，这里善饮的人，酒量超过彭泽县令陶渊明，像邺水赞咏莲花，这里诗人的文采，胜过临川内史谢灵运。（音乐与饮食，文章和言语）这四种美好的事物都已经齐备，（贤主、嘉宾）这两个难得的条件也凑合在一起了，向天空中极目远眺，在假日里尽情欢娱。苍天高远，大地寥廓，令人感到宇宙的无穷无尽。欢乐逝去，悲哀袭来，我知道了事物的兴衰成败是有定数的。西望长安，东指吴会，南方的陆地已到尽头，大海深不可测，北方的北斗星多么遥远，天柱高不可攀。关山重重难以越过，有谁同情不得志的人？萍水偶尔相逢，大家都是异乡之客．怀念着君王的宫门，但却不被召见，什么时候才能够去侍奉君王呢？

（来源：文章屋网 ）

篇3

关键词：《离骚》 “惟” “唯”

粤教版语文必修1节选了名篇《离骚》编进教材之中。本人通过对比发现，2004年版本此课原文中的“惟”字到了2010年的版本中均换为“唯”字。具体情况是：

1.“惟庚寅吾以降”改为“唯庚寅吾以降”。

2.“惟草木之零落兮”改为“唯草木之零落兮”。

3.“惟夫党人之偷乐兮”改为“唯夫党人之偷乐兮”。

根据课文下面的注释可知，两个版本的选文皆来自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的《楚辞集注》。由此可以推断，把“惟”改为“唯”的是教材的编写人员，跟课文选文的出处没有关系。

本人认为，上面三个句子中的1、3句可以更换，但第2句应该保留原样。这个问题涉及到了“惟”、“唯”、“维”三字异同的情况。

根据《古代汉语》和《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惟”、“唯”、“维”三字的本义分别是：

惟：动词“想、思考”。如：《诗经·生民》：“载谋载惟。”《汉书·张良传》：“吾惟之，坚子固不足遣。”

唯：表示应答声（作此义时应念“wěi”）。如：《论语·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今有成语“唯唯诺诺”。

维：名词，指系物的绳索。如：《淮南子·天文训》：“天柱折，地维绝。”

《说文解字》对这三个字的解释是：“惟，凡思也；从心佳声，以追切。”“唯，诺也；从口佳声，以水切。”“维，车盖维也；从系佳声，以追切。”可见许慎已经认为这三个字是形声字，并得出了它们的本义。

在本义上，王力的《古代汉语》认为“三字不相通”，《古汉语常用字字典》认为：“在本义上三字不相通，但是在‘思’的意义上，‘惟’和‘维’通用。”后者的意见之所以与前者有出入，可能是后者考虑到“思惟”现在一般写成“思维”。但实际上除了“思惟”可写成“思维”外，“惟”和“维”通用的现象极为罕见，所以王力的《古代汉语》才干脆说“三字不相通”。

依据杨伯峻在《古汉语虚词》中的观点，“惟”、“唯”、“唯”三者在作虚词的情况下往往相通。比如下面各种情况：

一.副词：只，只有。

惟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

唯善人能受尽言。（《国语·周语下》）

终鲜兄弟，维予与女。（《诗经·扬之风》）

二.表原因副词：正因为，只因为。

惟居深禁，不可不知而豫为计也。（陆次云《费宫人传》）

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礼记·檀弓下》）

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诗经·狡童》）

三.句首或句中语气词，一般无实义，有时表示“希望”。

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孟子·滕文公上》）

惟君子察焉。（杨恽《报孙会宗书》）（表“希望”）

唯君图之。（《左传·僖公三十年》）（表“希望”）

维此文王，小心翼翼。（《诗经·大明》）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王勃《滕王阁序》）

…………

由此可知，“惟”、“唯”、“维”三字在作为本义使用时不能通用，在作为虚词使用时往往相通。

前述教材中改动的三个句子，第1、3句属于句首语气词，“惟”跟“唯”甚至跟“维”可以互换。第2句是动词“想、思考”之意，用的是“惟”的本义，所以不能随意地用“唯”或“维”进行替换。

查阅有收入《离骚》的作品集，不论是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曹础基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还是《诗词曲赋名作鉴赏大辞典》、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三，上述三个句子在作品中皆用了“惟”字。

粤教版2004年版本中“惟”、“唯”、“维”三字同时出现在《离骚（节选）》一课中。除本文前面列举三个包含“惟”的句子外，课文中包含“唯”、“维”的句子是：

1.岂维纫夫蕙茝！（副词“只、仅仅”）

2.夫唯捷径以窘步。（原因副词“只因为”）

3.夫唯灵修之故也。（副词“只、只是”）

篇4

春节前去广州，在车轮碾压铁轨的“咣铛”声中，梦里冰天雪地里极其冷寂的赣江与百舸争流极其繁忙的赣江相互迭加，相互缠绕。想起王安石《送程公辟之豫章》中“沉檀珠犀杂万商，大舟如山起牙樯，输泻交广流荆扬”的诗句，不由生出许多感慨。“要致富，先修路”的话说了好些年，现在边远山村的老人也深谙其中的道理。其实，交通便利与否，自古至今都是制约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古时的赣江，如同现在的京广线、京九线，是我国长江以南南北向河流中既有舟楫之便，又能通过大庾岭山路水陆相继，循北江而过广州与海相连的交通干线。水，养育生命，孕育文明。古时的江西正因为有了这条江水的流淌，才有赣鄱沃土上先民直立行走时的狩猎，信江岸旁角山陶窑里泥土在烈焰中的升华，以及新干大洋洲美妙狞厉的青铜器……更是因为有了这条江水的孕育，这才有了一个吸引历朝历代统治者目光的南方昌盛之地，或者称作是“昌大南疆”。

也许秦汉之世开拓南疆的战火纷扰了世人的直觉，以前竟有人将好端端的南方昌盛之地说成“荒蛮腹地”，殊不知在秦、汉王朝对南方的征战“出豫章，下横浦”，豫章郡从来都是集结兵马、储备粮饷物资的昌盛之地。清楚历史的人知道：汉代统一后，对全国各地户口实行登记，有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也是最完备的人口统计资料。比较《汉书》地理志与《后汉书》郡国志中分别记录的公元2年、公元140年各州郡户口数，豫章郡在全国总人口减少的情况下，人口净增1316941人，人口数居全国第二。西汉“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荆扬江南七郡，只有南昌、临湘、吴三地超过万户。

汉代，江西的农耕水平随着铁器的广泛使用，已经达到铁犁牛耕阶段，进入“食物常足，无饥馑之患”的低级自然经济阶段。透过汉墓中出土的农具、灶台、粮仓与酒器，使人不仅感受到当时地上人间充满亲情与温馨的关怀，还能看出豫章郡小农经济发达、六畜兴旺的生活景象。汉代，豫章郡是全国产粮最多的地区。闽越叛反，必先入余干、鄱阳等产粮区谋取粮草后才能思变；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朝廷自扬州吴郡、豫章郡等五郡租米赈给东郡、济阴等六郡国：七年(113年)朝廷再调豫章、会稽等五郡租米赈给南阳、庐江、九江等七郡饥民。尤其东汉末年的战争岁月，拥兵自重的将军更是注意这块兴盛之地。此后，六朝各代京城以外的大粮仓，三分之二在鄱阳湖地区；宋代，江西输送的漕粮“为天下最”……在以农立国的时代，江西经济地位极为重要。

汉代的豫章郡不仅人多、粮多，其他如制陶、采矿、造船等行业也可圈可点，引人注目。两汉时期，豫章郡所产的陶器多是硬陶和原始瓷器，器物表面一般都有淡青黄色釉质，器形中还有陶制的家禽家畜、陶井、陶仓、陶灶等工艺品，至东汉时期便出现了原始青瓷。豫章郡的矿冶业在商周青铜文化的基础上技艺更为精湛，青铜铸造精致，纹饰繁密，至今光泽照人。《史记》记载，吴王刘濞竟然招天下亡命者，在豫章郡私自铸钱。随着鄱阳湖、赣江流域航道日见开通，豫章郡的造船业风生水起，南昌、寻阳、馀汗、鄱阳等一些航道枢纽点逐渐形成船舶制造基地，汉代几次对东瓯，闽越、南粤的征战，派出水军都是经由豫章，或沿赣江南下，或循信江下游往东南，而战船多在余干、鄱阳等地伐木而治。

豫章郡连吴、接楚，春秋战国时期吴越楚多次兼并攻略使吴楚文化在此交流，而中原文化也随赣江水道的通达而向江南扩大影响，这三方文化相互交融、汇合，使豫章境内文化内涵丰富，民情风俗多样。在赣江旁的滕王阁中，有一幅描绘江西古代人杰的长卷，吴芮、何汤、程曾、唐檀、徐稚、陈重等人皆位列其中。尤其徐稚(字孺子)博学有德，“四察孝廉，五辟宰府，三举茂才”。而不就，被人称为“南州高士”。东汉恒帝时(147～167年在位)，陈蕃任豫章太守，他不愿接待宾客，唯对徐稚以殊礼相待，专备一榻给他歇息，“去则悬之”。这段轶事经初唐文坛四杰之一王勃在《滕王阁序》中的颂扬，至今脍炙人口，妇孺皆知。

篇5

一、认清字形，突破“生僻难”字

对于文辞优美、内涵丰富的名言名句，大多数学生都会用心朗诵，并且熟记于心，但在考试中却得不到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生僻字、难写字书写有误，一不小心，一字之差，导致丢分，这实在令人遗憾。例如：

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庄子・山水》）

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苏轼《赤壁赋》）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滕王阁序》）

以上三句中的“醴”、“嫠”、“鹜”笔画繁多，字形复杂，极易写错，复习中需要提醒学生着重注意这些“生僻难”字，要多诵、多记、多写，有意识地强化记忆。如果能做到这点，默写时一般不会再出错。

二、火眼金睛，辨别音近形异

读音相同，意义不同甚至相反的词语在名句名篇中屡见不鲜，这类词对学生有更大的迷惑性和误导性，是考试得分的“盲点”之一，复习时应引起高度重视。对这些音近形异词，要做到知其音，明其义。例如：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过伶仃洋》）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蜀相》）。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观书有感》）

以上三句诗中，“汗青”容易被误写成“汗清”，其实“汗青”指的是古时在竹简上记事，先以火烤青竹，使水分如汗渗出，便于书写，并免虫蛀，故称“汗青”。如果学生明白它的本意出处，就不会误写了。至于“泪满襟”中的“襟”很多学生会误写为“巾”，其实“泪满襟”的意思是泪水沾满了衣襟，引导学生明白这层意思，就不会写错。“为有源头活水来”中的“为”很多学生容易写成“唯”，联系整个句子，就不难明白这里的“为”是“因为”的意思，而不是“唯一”。理解了句意，就不会误写了。

三、名句相似，尝试对比识记

有些名句内容相似，语句相近，学生特别容易混淆，这种情况下，可以引导学生尝试对比识记。如“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与“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登高》）。学生纠结于默写时该写“滚滚流”还是“滚滚来”，而且经常张冠李戴。其实纵观全诗，我们可以发现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押的是“ou”韵，所以末尾是“滚滚流”，而杜甫《登高》押的是“ai”韵，所以末尾是“滚滚来”。如果学生有意识地把这两个名句的韵脚进行对比识记，基本上就不会弄错了。

四、特殊句序，注意非常识记

古诗文中有些名句的语句顺序与我们常规的表达顺序有所不同，如果学生按现在习惯的说法或语序进行识记就会出错。要着重提醒学生注意特殊句序的名句，避免让一部分粗心的学生出现句序颠倒的错误，糊里糊涂丢了分。所以这些特殊句序的名句必须非常识记：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秦观《鹊桥仙》）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叶绍翁《游园不值》）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郑燮《竹石》）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张继《枫桥夜泊》）

以上名句，如果按照我们平常习惯性的说法，很有可能会写错顺序。将“久长”写成“长久”，“春色满园”写成“满园春色”，“东西南北风”写成“东南西北风”，“歌诗”写成“诗歌”，“夜半”写成“半夜”。对于这样的名句，一定要进行特别强调，引导学生特别留意，以免不必要的失分。

五、忠于原句，不随意换字

名句中有些字在日常生活中容易混淆，有些字在演变过程中成为通假字，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定要忠实于诗句中的原文原字。比如“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里的“见”是通假字，根据读音，学生很容易默写成“现”。再比如“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这里的“生”也是通假字，学生如果按照读音去默写，很可能默写成“性”。又如“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学生想当然地把“材”写成“才”。这样的案例很多，应该特别提醒学生。

篇6

关键词： 新课程 文言文教学 学识修养

“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学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古代作品的内容价值，从中汲取民族智慧；用现代观念审视作品，评价其积极意义与历史局限”是《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对高中文言文教学的基本要求，也是每一个高中语文教育者的使命和责任。

一、读导结合，发挥学生学习文言文的主动性

由于年代的差异和审美取向及价值观等多方面的变异，加之语言环境的变迁，当代高中生普遍对文言文认知不足，认为文言文晦涩难懂，对文言文存在陌生感和畏惧情绪。其实学习文言文大可不必如此费劲，只要放松心情，放开喉咙，大声诵读，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文言文诵读，不是简单地读，而是要目睹其文、耳闻其音、心通其意地进行综合阅读活动，是从字、词、句到段、篇、章的全面感知和把握，是一个仔细体味和琢磨文章语气、语调和情感的复杂过程。教师应该激发学生诵读的兴趣，培养学生诵读的习惯，指导学生在朗读过程中，走进文本，做文本的知音，通过对文本有声的朗读和本文进行情感的沟通。学生通过对文章的反复诵读，自然就会感受文言语言的抑扬顿挫，内容的丰厚多彩，结构的严谨整饬，从而增强对文言语言的敏感性和对文言作品的鉴赏能力，对文言文的畏难情绪就一扫而空。

除放声朗读外，我们还可以创造友善而轻松的环境，激发学生好学乐学的情绪，引导学生主动走进文言文。在教授文言文时我们可以选择一些点，由点及面，先精选一些和课文有关的精辟语句或语段介绍，循序渐进，引导学生慢慢进入文章佳境。如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之一代改革者矢志不渝之志；王勃《滕王阁序》之精美之境、豪迈之气融而为一……通过这些与所学文言文相关联的精神内涵做先导，以这些语段中的人生体验和睿智激发学生的好奇和质疑，在精美语句的熏陶下一步步深入文本，领悟文章的精髓。

二、多向对话，优化文言文课堂教学

新的课程理念强调高中语文课程要充分发挥其促进学生发展的独特功能，使全体高中学生获得应该具备的语文素养，并为学生的不同发展倾向提供更大的学习空间。文言文课堂教学应该是学生、教师、教科书编者和文本之间的多重对话，是思想碰撞和心灵交流的动态过程。

在教学过程中，无论是教师与文本的对话还是学生与文本的交流抑或是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的沟通都至关重要。教师对文本的深入把握和深刻研究，拥有丰富的信息并不乏个性的解读，在课堂时用清晰的流程向学生传达，与学生分享体验、交流碰撞。在教师的有效带动下，学生走进文本，从文言文的语言形式入手一步步体会领悟、质疑探讨，逐步寻求文本的思想内涵。

掌握文言知识信息，仅靠课堂上一点时间或者个体的积累是完全不够的，我们的做法是要求学生每人准备一个笔记本，将课堂上提到的文言现象记录下来，一个词语的一种用法或者一种句式在这篇课文中出现，就把它记录下来，其他课文中如果再出现这些词语的其他用法或者其他句式或者同种句式的不同语例，就把它补充进去。拿古今词义来说，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词义的异同存在三种情况：一是某一词的古义在现代汉语中已经完全消失，古今词义完全不同；二是某一词的常用古义在现代汉语中仍然作为常用义项使用，古今词义基本相同；三是某一词的常用义在现代汉语中还偶尔存在，但已不是常用义，古今词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这三种情况外，除第二种情况，学生基本不会理解错误，在阅读文言文时，这类词就不会造成阅读障碍。第一种和第三种情况学生如果按照现代汉语的常用义理解古义，就很容易造成对文句理解的错误，这类词在文言文中占据比重大，如果让学生发挥团队的合作精神，收集整合后互相交流，那么大家的信息量就会增大。

三、多元解读，拓展文言文学习空间

文言文中有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教学文言文，除了课堂教授的有限篇幅外，我们还应该把视野放开，“重点关注学生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使学生增强探究意识和兴趣，学习探究的方法，使语文学习的过程成为积极主动探索未知领域的过程”（《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将文言文的学习由课内延伸到课外，由课文拓展到古代典籍，引导学生学习探究性阅读和创造性阅读，发展想象能力、思辨能力和批判能力。这种探究性阅读主要在自读的基础上进行，通过相互交流，质疑启发，深化理解。

以《史记选读》中的人物传记来说，从君王将相到普通大众，无一不是丰富复杂的，我们解析这类文本就不能只是单向思维，要用批判的眼光审视这些历史人物。在学习《管仲列传》时，我提出质疑，作为“春秋第一相”的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他的政治生涯中可圈可点的太多，作者司马迁为何不遗余力地花大量篇幅在传记开篇写鲍叔牙和他的交往，这有什么深意呢？

教材中很多课文只是原文的节选，如《荀子・劝学》、《庄子・逍遥游》，我们可以引导学生阅读原文全篇乃至所属专著，拓展学生的文言文感知空间。在拓展阅读过程中，教师不但要起到组织、指导的作用，还要适时、适度地参与研讨，增强学生思维的多向性和结论的多样性，培养学生多元的思维品质和思维习惯。通过一段时间的自主阅读，个人将所读文章的内容结合理解联系思考，通过比较延伸、联想和推测，提炼出个性化的解读，并用简要的文字表达出来，一起交流。

这样做不仅丰富了整体的阅读量，还激发了学生探讨的热情和质疑的勇气，并且通过书面表达的训练强化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这种过程操作的关键在于理解文本的基础上还要运用发散思维、求异思维等，教师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对学生的阅读习惯、思维方式、阅读体验等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进行科学合理的纠正和引导。

“知识的获得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学习者不应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应该是知识获取过程的主动参与者”（布鲁纳）。实践证明，在文言文教学中，放手让学生进行能动的创造性学习，不仅可以更好地发挥学生的学习优势，开发潜能，更对提高学生学习文言文的积极主动性和学生的语文素养有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叶圣陶.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C].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

篇7

当时唐人对江西的认识尚停留在汉代以前，江西是蛮荒之地，全然不知商王朝时，赣江流域即已存在过高度发达、璀璨夺目的上古文明――江西新干大洋洲青铜文明。那是一个失落已久且神秘玄幻的青铜王国，作为商文化的一部分，它在黄河之外，同四川广汉三星堆一样，为殷墟文化过长江后的“又一春”。

两千多年后，满载着辉煌和希望，它越过长江、黄河，带着“天下瓷都”的精品、人杰地灵的美誉，宋明文韵的宝物踏春而来，只为在首都博物馆与你见上一面。在那里，你将看到来自江西省多家博物馆的160余件（组）精美文物。身临展厅，在以大洋洲商代青铜器、景德镇瓷器和山人朱耷书画为代表的部分国宝级珍品面前，你将感受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字字真义，那是赣鄱大地上最为重要的文化财富，它将先民的古老智慧与这片土地的灵魂永远地凝聚在了一起。

“一把雨伞”出来的青铜王国

在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乡一带，流行着这样一种传说：不知哪朝哪代，有几个富商巨贾或达官显贵择土冢葬于此，墓冢中陪葬九缸十八瓮的财宝，每个封土堆犹如一把雨伞，后来只剩下“三把半伞”，随着长期的取土和垦殖，“三把半伞”已夷为平地。

1989年9月间，为了维修赣江大堤，大洋洲乡组织数千民工在程家大队周家村旁的涝背沙丘掘取沙土。不料这一挖，竟把传说中的“一把雨伞”找了出来。经辨别，这是一处大型商代遗存，埋藏着475件青铜器。

学者们对新干大洋洲青铜器的归属各持己见。有人认为这是独立于商王朝的“虎方”、“戈族”或“句吴”等部族的遗物，也有人认为这是商王朝为掌控青铜资源派贵族南征开疆拓土的佐证。不管定论如何，这些器物凭借其高超的工艺和独特的风格，向我们说明了江西曾经在青铜时代有过和中原文明并行发展、平分秋色的历史阶段。

此次摆在首都博物馆展厅最醒目位置的是有“（yǎn）王”之称的青铜重器――兽面纹鹿耳四足青铜。它通高105厘米，重78.5公斤，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商代最大的连体青铜器，也是商代唯一的四足青铜。

是古代蒸煮容器，下部鬲用于煮水，上部甑用来放置食物。在这件兽面纹鹿耳四足青铜的双耳上，雌雄二鹿立于其间，它们回首望，乖巧可爱。器身立兽是商代江西青铜文化的地域特点，整器一次浑铸成型，说明当地在商代就已掌握高超的青铜范铸工艺。

在新干大洋洲出土青铜器中，虎的造型见得非常多，光是虎的形象，就出现了多达56个，可谓虎多成群，蔚为大观。“这说明当地不单是把虎作为一种象征，他们很有可能将虎作为一种民族图腾加以膜拜”，首都博物馆青铜器专家冯好介绍道，“比如这件伏鸟双尾青铜虎，你看它这种单提虎、并未和其他器型相结合的造型，在国内还没出现过类似的。它上面还有一只小鸟，隐隐约约有种以小扩大的意境。因此，它不可能只是一件简单的装饰品，应该是作为一种文化、或是的象征而存在。”

如果你以为酷似外星人的青铜面具只会出现在三星堆遗址里，那就大错特错了。展厅一角，一件双面神人青铜头像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獠牙、圆目、阔鼻、尖耳、双角，这种青铜头像五官虽拟人，但拼凑在一起后，给人一种神秘诡异、威严慑人之感。有人认为，这种两面对称的头像可能是象征通行于人与神之间的巫师，顶上圆管、下部方銎，与古人“天圆地方”的理念不谋而合。

天下瓷都：落霞与蛟龙齐飞

江西的陶瓷生产史，从上饶万年仙人洞出土的已知世界上最早的陶器算起，已有两万多年的岁月。元代设立“浮梁瓷局”后，景德镇逐步成为古代中国的制瓷中心。

1980年江西高安发现一个元代窖藏，出土元青花、釉里红瓷、卵白釉瓷、龙泉窑青瓷、钧窑瓷器239件，为全国出土元青花最多的地方。

“除了19件元青花外，江西高安还出土了4件釉里红残品。釉里红是元代创烧的一种工艺，它是用铜红釉来作为着色剂的一种瓷器，在釉下用铜红画好之后，再上一层透明釉，然后在高温下还原烧制而成。这种瓷器是非常不容易烧的，但烧出来的颜色很好看，可见其珍贵性。”首都博物馆瓷器专家裴亚静说道。

在“天下瓷都”的展览单元里，我们将看到元代釉里红瓷器之绝品――釉里红彩斑贴塑蟠螭龙纹的高足转杯，它的特色在于杯与杯把可自由转动，当杯身旋转时，杯内红色彩斑仿佛天边晚霞，映衬着杯身上的堆塑龙，似蛟龙在落霞中翻滚。好一派落霞与蛟龙齐飞！

篇8

由于语言的古今演变，读文言文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语言的疏通理解问题。学习文言文的目的之一就是能够积累一定的文言词汇和文言知识，为以后自己能独立进行课外阅读打下良好的基础。所以，语言的积累不是简单地等同于对课文的“肢解”，而是在对课文进行语言分析的过程中培养文言意识和语境意识，能够站在历史的角度理解古今词义的异同，能够根据语境合理推断词义。具备这样的能力，才具备了“读”文言文的基础。

从文化和思想的层面去解读文本，从文言文中汲取精神的营养，这是读文言的关键一环。文言文以简约凝练的语言承载着传统文化的精华与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的结晶，读的时候要学会用“泡”的方法去丰富还原，从而获得精神上的陶冶与心理上的愉悦。如孟子的“性善论”与“仁政”思想，荀子的“性恶论”与“劝学”的关系，庄子思想的现实意义，古代知识分子“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对立统一，魏晋士人的生死观、韩愈“抗颜为师”的开拓性等等，如果在这些方面多少有了自己的一点儿感悟，那就是最大的收益。

文言阅读的目的之三是品味鉴赏古人为文之精妙，学习古人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叙述描写、人物刻画等方面的为文之道。选入教材的文言文是从几千年的文化宝库中优中选优的精品，含英咀华，学习借鉴，无疑是提高审美与写作能力的一个捷径。如《勾践灭吴》的详略取舍就很耐人咀嚼，详写勾践“十年生聚”的具体措施，尤其是勾践的言行可以说是神情毕肖，但对灭吴的战略部署与作战经过却写的很略，详略的安排并不与“时间”成比例（勾践积蓄力量用了十二年的时间，灭吴之战断断续续打了近十年）。为什么要这样写？这就要结合作者写作的目的去分析，作者的目的是要突出“谁得到百姓的拥戴说就能成就大业”这一历史经验。

那么，高考文言文考查什么呢？

文言文测试以语言考查为基础，但更加关注对内容的理解、分析。

文言基础知识主要包括文言实词、文言虚词和文言特殊句式等方面。高考对文言文阅读能力的考查很大程度上设置在文言基础知识上。

学习文言文的第一要着就是积累。而积累的最好办法就是背诵，把文言文中的若干章熟记在心，文言的实词的意义、虚词的运用、各种句式的变化等也都已经包含在其中了。更重要的是，可以学到古代名篇的构思立意、布局谋篇、语言修辞等方面的要义，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

那么，需要背诵多少篇章呢？新修订的《语文教学大纲》对已有明确规定，“诵读古典诗词和浅易文言文，背诵一定数量的名篇。掌握课文中常见的文言实词、文言虚词，和文言句式。”这“一定数量”，在大纲中规定为《蜀道难》《声声慢》《长亭送别》等诗词曲30首，《劝学》《滕王阁序》《前赤壁赋》等古文10篇（段）。这些是对每一位高中生的最起码的要求，随着诵读篇目数量的增加，你对文言的语言感知能力也会越来越强，文言的阅读水平也就会越来越高。这是提高文言文阅读水平的根本途径，除此以外，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不能把背诵课文的目的归结为为了高考试卷中得到4分的成绩。

提高阅读文言文水平仅停留在积累上面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迁移能力，即在阅读背诵课文的基础上，能够阅读其他浅易文言文的能力。把课内学到的知识转化为能力，就是要掌握一些文言的学习规律和方法。

实词主要掌握古今异义的词、多义词、通假字和词性活用的词。

古今异义的词的难点，是那些古今都有的、但在意义上却有了较大变化的词。初学者往往用它在现代汉语中的意义去套。多义词的难点是一个词往往有多种意义，多的达十多种义项，怎样选准其含义并不容易。

词性活用是文言语言的一大特点，它主要体现在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三类词上，且有一定规律。

如2003年第11题：对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讽帝大征四方奇技

讽：劝告。

b．咸私哂其矫饰焉

哂：讥笑。

c．恐为身祸，每遇人尽礼　遇：优待。

d．太宗初即位，务止奸吏　务：致力。

答案为c。本题考查理解文言实词的意义。所考查的四个文言实词，在课内都学过。“讽”，见“邹忌讽齐王纳谏”（《战国策》）、“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张衡传》），都作“规劝”讲。“哂”，见“夫子哂之。”（《论语·侍坐》）作“微笑”（含讥笑义）。“遇”， 见“不如因善遇之。”（《鸿门宴》）“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屈原列传》）都作“对待”，与“恐为身祸，每遇人尽礼”中的“遇”同义。“遇”在文言中不作“优待”；如果遇“殊”结合，“殊遇”那就是优惠的待遇了。“务”，见“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过秦论》），作“致力”。 由此可见，高考涉及到的常用实词，一般在课内都见过，只要学好课文，掌握这些常用实词，解答高考试题还会有困难吗？

文言虚词，主要掌握虚词的语法功能。虚词在文言文中虽然数量较少，但使用的频率高，用法灵活，语法功能突出，因此也是学习难点之一。由于虚词常常分属于几类词性，故学习时首先要注意分清其词性，然后弄清其意义和语法作用。《大纲》规定要掌握15个虚词，《考试大纲》规定要掌握18个虚词。我们可以把这些虚词分为若干类来把握：以代词为主的有“之、其”等，以副词为主的有“既、但”等，以介词为主的有“以、于”等，以连词为主的有“而、则”等，以语气词为主的有“也、矣”等，另有兼词“焉”等。只要有了诵读的基础，掌握虚词应该比较容易。但仅掌握着18个虚词也是不够的。

如全国题第12题：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的词的意义和用法不相同的一组是

a．郡不加寻察，遂结竟其罪　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

b．尝哀泣外门，因谢病去

于是相如前进缶，因跪请秦王

c．宜戮讼者，以谢冤魂

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

d．即刑讼女而祭扫墓

太守归而宾客从也

答案为c。 c项上句的“以”为连词，表示后一行动是前一行动的目的；下句的“以”也是连词，表修饰关系。考查“遂”“因”“以”“而”四个虚词，其中“遂”字虽属常用虚词，但不在《考试大纲》所规定的范围之内。这就说明高考命题是以文本为基础，只要文本中出现适合考查的词，就可能突破考纲的限制。

文言中的句式与现代汉语大体是相同的，我们只需掌握其不同的部分。这不同的部分主要是：判断句式、被动句式、倒置句式和省略句式。

近几年高考文言文试题加强了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分析，试题比例也有所增长；2003年试卷中更有“对作者在文中观点态度的分析、评价”设题明显，还有“对作者评价的评价”等，这就说明高考在对考生的素质要求上又上升了一步，进一步开拓了考生的思维空间。这一导向将会影响到今后的命题方向，值得考生重视。

读懂古文，这是高考对文言文的基本要求。用于考查的文本，一般式，一段四五百字的纪传性文字（如2004年全国题《后汉书·孟尝传》片断），写了某人（东汉孟尝）的几件事。再看全国和其他各省市的试卷，文言文的文本最具传统性：与往年（甚至可以推到十年前，1995年古文的测试文本《郑善果》、1994年的《何子平》等一直到前两年的如2003 年的《裴矩传》、2002年的《李将军列传》等）的文言文测试文本没有太大区别，都属于浅易文言文。

考试的基本要求主要是读懂文字。把一长段划分解阅读。

2004年《孟尝传》这段文字说了四件事：

第一件在先介绍孟尝是一个怎样的人后，介绍了上虞的一位寡妇在婆母去世后，受小姑子的诬告负冤屈而死，以致郡中大旱，孟尝挺身而出，为她洗白冤情，最终天降大雨，五谷丰登。第二件事，孟尝在当合浦太守时，革除前任留下的弊病，移风改正，终于使失去的珠宝又回来了，百姓安居乐业。

第三件事，孟尝深受百姓爱戴，当要离任时，百姓牵着他的车请求他留下，他只能登上乡民的船趁着夜色偷偷地离开。隐居在偏远的湖泽，亲自种田做工。邻县的士人民众仰慕他的道德，到他那里定居的有百余家。

第四件事，写尚书杨乔十分赏识孟尝，并竭力向桓帝推荐他，但没有受到重用，最后老死于家中。

读懂了这段文字，其中两道题会一目了然。

学习文言文还要明确文言翻译的要求——“信”“达”“雅”

所谓“信”，就是准确表达原文意思，不增添，不遗漏，不走样；所谓“达”，就是要求明白通畅，符合现代汉语习惯，没有语病；所谓“雅”，就是文字考究，能体现原文的语言特色，富有表现力。一般考试的要求，能达到前两条，即可得分。

一是准确表达原文意思，不增添，不遗漏，不走样。如全国卷第15题，把文言文阅读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分）

（l）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阯比境，常通商贩，贸籴粮食。

答案为：郡中不产粮食，而海里出产珠宝，同交阯接界，常常互相通商，购买粮食。

答案要点是：实——果实（草木之实，足实也《采草药》）； 比——并列，挨靠在一起；比境，两地很靠近； 贸籴——贸易，买进粮食。籴，买进粮食。

（2）隐处穷泽，身自耕佣。邻县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余家。

答案为：隐居在偏远的湖泽，亲自种田做工。邻县的士人民众仰慕他的道德，到他那里定居的有百余家。

答案要点是：穷泽——贫困的湖泽，自——亲自， 就——来到

二是明白通畅，符合现代汉语表达习惯，无语病。如乙卷第15题，把文言文阅读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分)

乃疑迁特雄文善壮其说，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怿事，乃知古之人有然焉，迁书不诬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尽知也。

这个句子分两句翻译，整段文字分为“乃疑……然也”、“及得……知也”两句。

答案为：于是怀疑司马迁只是文笔雄健，在叙事中善于渲染，而古人不一定就是这样。等到了解到桑怿的事迹，才知道古时的人也有这样的情况，司马迁的书并没有说假话，知道今人中本来就有，只是未能全都知晓而已。

要点：“特”“壮其说”“得”“诬”“本”“但不尽知”

篇9

摘 要：《楚辞》众多优美典丽的词语、精巧而富有经典意义的意象，连同它们所承载的那些撼人心魄的情感，成为后世文人创作时的重要资源，谢朓的创作挖掘、利用了这一资源。本文拟从这一角度进行粗浅探讨。

谢朓，字玄晖，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①。是南北朝时期极为重要的诗人。史载其“少好学，有美名，文章清丽”②。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清人方东树论谢朓：

玄晖别具一幅笔墨，开齐、梁而冠乎齐、梁，不第独步齐、梁，直是独步千古。盖前乎此，后乎此，未有若此者也。本传以“清丽”称之。休文以“奇响”推之，而详著之曰：“调与金石谐，思逐风云上。”太白称其为“清发”“惊人”。玄晖自云：“圆美流畅如弹丸。”以此数者求之，其于谢诗思过半矣。③

今人曹融南先生《谢宣城集校注》前言说：

谢朓能生动形象、深婉细致地表现人情物态之美，形成独特风格，和他优异的艺术表现才能密不可分。他远祖诗、骚，近承建安以来曹植、陆机、谢灵运、鲍照等的诗歌成就，又从乐府民歌中吸取营养，涵泳蕴蓄，终于取得如此卓越的造诣。④

古今两位学者都对谢朓的成就作了较高的、中肯的评价。上世纪80年代以后，学者们多对谢朓上承建安魏晋文学、中于诗律革新贡献、下开唐风的先驱作用进行了研究。笔者拟从谢朓诗文创作“远祖诗骚”之祖“骚”作一探究。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不仅评论了屈原的《离骚》，也评论了《楚辞》中的大部分作品，由此，可以把“远祖诗骚”之“骚”作三个层面的理解：一、屈原的辞作；二、《楚辞》这部书；三、“楚辞”这种文体。在此前提之下，分几个层次逐一展开讨论。

一、多处使用《楚辞》的词语

《楚辞》中众多优美典丽的词语营造了瑰丽意境、描绘了众多形象、抒发了丰富的情感，谢朓选择并使用了其中诸多的词语。

《杜若赋》《酬德赋》两文均用到了“延伫”一词：“凭瑶圃而宣游，临水木而延伫”；“怅分手于东津，望徂舟而延伫”。王逸注《离骚》“延伫乎吾将反”，“延，长也。伫，立貌。《诗》曰：伫立以泣。言己自悔恨，相视事君之道不明审，当若比干伏节死义，故长立而望，将欲还反，终己之志也。”“结幽兰而延伫”又注：“言时世昏昧，无有明君，周行罢极，不遇贤士，故结芳草，长立而有还意也。”“延伫”在《离骚》中是由“立”和“泣”两个动作构成的一个形象，这个形象饱含着屈原对楚国的强烈不舍，去与还的痛苦抉择，凸显了屈原高洁的品格。谢朓在此借《离骚》曲折地表达了时局动荡时艰难的选择：还京城还是还山泽？这是越来越强烈地困扰着诗人的苦恼，表现了谢朓仕与隐行与藏的犹豫。

《奉和隋王殿下》其一，是谢朓在随王萧子隆西府时所作。“玄冬寂修夜，天围静且开”，《哀时命》“愁修夜而宛转兮”，王逸注：“心忧婉转而不能卧，愁夜之长”，冬日昼短夜长是客观现象，但特定条件下时间的长短又会融入人的主观体验，《诗经·郑风·子衿》“一日不见，如三日兮”便是。“修”是诗人的情感体验，“愁修夜而宛转兮”为“修夜”提供了一个涂染着感伤色彩的背景。

谢诗中还有一些重叠词，如“涂涂”、“嫋嫋”、“阳阳”、“冥冥”、“杳杳”、“衍衍”，均能在《楚辞》中找到阅读理解的背景，这些叠词嵌在诗中，读起来确实“圆美流转如弹丸”，体现了谢朓的创作思想。如《雩祭歌·白帝歌》“嘉树离披，榆关命宾鸟。夜月如霜，金凤方嫋嫋”“嫋嫋”一词：《湘夫人》“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王逸注“嫋嫋，秋风摇木貌”；洪兴祖补注：“嫋，长弱貌”，除指木摇貌外，还包括秋风吹拂的音响，又指秋风的特定状态；《文选》左思《吴都赋》说：“霭霭翠幄，嫋嫋素女”，“嫋嫋”指女子的轻盈柔美；北宋《前赤壁赋》“余音嫋嫋，不绝如缕”，“嫋嫋”又指音乐的悠扬声。由此看来，“金凤方嫋嫋”，既有秋风吹送如缕的状态，又有轻风吹动树叶发出音乐般悠扬的声音，还指金秋时节的微风给人柔美的感受。“嫋嫋”一词为整首诗营造了一种特别清丽的意境。这些词语的使用，可说是谢朓创作过程中“字字苦吟”的一个具体体现，也是谢文“清丽”的构成部分。

二、沿用并拓展了《楚辞》的意象

《诗经》比兴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屈原在《离骚》中又用香草美人意象创造了一个复杂而巧妙的象征比兴系统——“香草美人”意象，这种象征在后世的赋体文学、诗歌乃至所有抒情文学中得到极为普遍的运用，是对我国古代文学表现领域的重大贡献。谢朓的创作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传统。

《同咏坐上所见一物·席》“幽渚夺江蓠”之“江蓠”便是《离骚》中与“芷”与“兰”与“菊”等并列出现的香草意象，这些香草是屈原高洁人格的追求与象征。谢朓的作品中，多处使用了这一系列意象：

《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时菊委严霜”，以严霜之下的时菊写秋冬肃杀的景象，既自比，又状所处的严酷环境，还包含了诗人精神层面的追求，是“香草意象”比兴意义的沿用。

《咏落梅》“新叶初冉冉，初蕊新霏霏。逢君后园讌，相随巧笑归。亲劳君玉指，摘以赠南威。用持插云髻，翡翠比光辉。日暮长零落，君恩不可追”，作于永明九年（491）。永明八年（490），谢朓由随王（萧子隆）镇西功曹转为随王文学，次年谢朓又跟随到荆州（今湖北江陵）。在荆州他介入皇室内部的矛盾斗争，被卷入政治旋涡，忧心忡忡，惶惑不安。这首咏物（梅）诗，当是表现这种不安的心情。咏物诗至六朝自成一格，宫体诗中咏物极尽图貌写形之能事，其追求在于形似。谢朓咏物诗既有与时代相通的善于写物图形，又汲取了《诗》、《骚》以来比兴的传统，在客观的物象中寄托了主观的旨意，这首《咏梅诗》便是如此：诗中既以“落梅”（香草）自拟，又以“南威”（美人）自拟，沿用了传统的“香草”“美人”意象。

《九歌·湘君》“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王逸注：“芳洲，香草丛生水中之处。”《杜若赋》之“杜若”本已幽香，作者又把她放在“瑶圃”“汀洲”这些芳洁之地，使洁者更洁，香者更香。

《怀故人》有“芳洲有杜若”之“杜若”；《拟宋玉风赋》“烟霞润色，荃荑结芳”之“荃荑”；《临楚江赋》之“宿莽”等等，这些香草意象，为我们深入阅读谢朓的诗作提供了广阔的背景，应该是谢诗极省净而又内涵丰富的原因之一。

在《楚辞》中，荷花是最常见的香草（花）之一，“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离骚》）；“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九歌·湘君》）；“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衡”（《九歌·湘夫人》）；“乘小车兮荷盖”（《九歌·河伯》）；“被荷裯之晏晏兮”（《九辩》）；“芙蓉始发，杂芰荷些”（《招魂》），其质地较前面的花草更为清纯、雅致。荷花进入屈原的诗中，被赋予了情感因素，成为“香草意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抒情主人公的人格与荷花的形貌交相映照，清洁之质凸现。谢诗中的荷花主要以两种方式出现：一是这种比兴传统的延续，再则成为独立描摹的对象。

《移病还园示亲属》“折荷葺寒袂”，很显然是“制芰荷以为衣”的沿用，是比兴。“荷”出自清水，以荷为衣，象征着诗人雅洁、幽香、清寒。时临深秋，折荷制衣，以示隐逸之志洁而且坚。“烟衡时未歇，芝涧去相从”进一步写“敛性”。“衡”，闻人倓《古诗笺》作“杜衡”，是一种形似葵的香草，这里暗喻情操高洁的隐士。“芝兰”也是香草，诗人暗喻自己。这二句意思是说：情操高尚的人时时都存在，我要追随他们而去。

《冬日晚郡事隙》“案牍时闲暇，偶坐观卉木，飒飒满池荷，翛翛荫窗竹。……风霜旦夕甚，蕙草无芬馥。云谁美笙簧，孰是厌薖轴？顾言追逸驾，临潭饵秋菊”，整首诗写到四种卉木：荷、竹、蕙、菊。蕙、菊保留了比兴的手法，荷、竹是眼前所见，成为独立描摹对象，鲜荷与翠竹互相辉映，构成了山水的近景。

《后宅回望》“夏木转成帷，秋荷渐如盖”，荷从比兴中剥离出来，时令虽已推移，但秋荷依然生机盎然，如盖的荷叶写出了“绿肥”的质感。《曲池之水》“芙蕖舞轻带，苞笋出芳丛”，荷花摇曳多姿，细细的荷茎像轻柔的丝带一样，在风中飘舞，生动形象。《游东田》：“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诗颇具巧思，观察细致，笔触轻灵。鱼与荷同生于水中，共同的生存环境决定了它们与生俱来的组合，审美凸现。

从这些多次出现的荷意象中可以推知：作为高门士族的后代，谢朓有着与屈原同样高洁的追求，只是谢朓的时代使他的悲剧结局缺失了屈原的崇高与悲壮，更多的是卑微与无奈的成分。

谢朓在诗中还多次沿用了《楚辞》的美人意象，并赋予其新的含义。

《离骚》“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诼谓余以善”。王逸注：“蛾眉，好貌。”《九歌·少司命》“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招魂》：“姱容修态，縆洞房些。”姱，好貌。修，长也。

《夜听伎二首》其二“蛾眉已共笑，清香复入衿”。此处“蛾眉”专指好貌女子，已无修道德、尚高洁之意；《秋夜讲解》“琴瑟徒烂漫，姱容空满堂”的“琴瑟”“姱容”应是佛家语，指尘世间一切声色而言。

《九章·思美人》：“思美人兮，揽涕而伫眙”是说屈原忧思而念怀王，伫立悲哀，涕泪交横。《九歌·河伯》“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九歌·湘夫人》“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逝”，屈原的美人，或喻君，或自谓，或指神。

《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笺》“揽涕告辞，悲来横集”化用了“思美人”句。萧子显《齐书》记载：谢朓为随王子隆府文学，世祖敕朓还都，谢朓作笺辞子隆。使谢朓“揽涕”的“美人”是随王萧子隆；《鼓吹曲·送远曲》“南浦送佳人”，指佳美之士。谢朓的美人，或谓王，或谓知音。用意象源于《楚辞》又不囿于《楚辞》。

三、使用楚物名、地名，虚实相间

战国时的楚国在长江、汉水流域，一度领有“地方五千里”的广袤疆域，虽和中原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但仍有明显的地域特征。谢朓或实或虚使用了这些楚国特有的物名地名，构成了作品风格的一部分。

《夏始和刘孱陵》“白蘋望已骋，缃荷纷可袭”，《九歌·湘夫人》有“白蘋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王逸注：“蘋草，秋生，今南方湖泽皆有之，或作蘋。”

转贴于

《雩祭歌·迎神歌》第七章“冻雨飞，祥云靡”，王逸注：“暴雨为冻雨。”

《和别沈右率诸君》“春夜别清樽，江谭复为客”；《临楚江赋》“爰自山南，薄暮江谭”。《渔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江谭，指水侧。《九章·抽思》“长濑湍流，溯江谭兮”。王逸注：“谭，渊也”，楚人名渊为谭，此处借指楚地。

《鼓吹曲·出藩曲》:“飞艎遡极浦”；《九歌·湘君》:“望涔阳兮极浦”，浦，水涯也。

《春思》：“阰山起朝日”，阰山在楚南，山上有木兰，香草所生之地。

《新亭渚别范零陵云》：“洞庭张乐池，潇湘帝子游”，新亭，亭名。零陵，古地名，齐属湘州，治所在今湖南永州市北。相传舜帝葬于此。范云于永明十一年秋，迁零陵郡内史，谢朓作诗送别范云。“潇湘帝子游”语出《九歌·湘夫人》：“弟子降兮北渚”，王逸注：“帝，谓尧也。娥皇、女英，随舜不返，死于湘水，因为湘夫人。”“停骖我怅望，辍棹子夷犹”又化用了《九歌·湘君》“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的词意与诗境，全诗十句，两句化用楚辞，一拓展诗境，二抒写离别之情，借神情为人情，惆怅怀抱尽显。何义门评价：“全诗以楚辞点缀而成，自然风韵潇洒，既有兴象，兼之故实。”

《鼓吹曲·送远曲》：“北梁辞欢宴，南浦送佳人”化用《九怀·陶壅》“绝北梁兮永辞”和《九歌·河伯》“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表达了作者的思乡之情，曲折委婉却很明晰。袁行霈先生说：“南浦无非是南边的浦口，本是很普通的一个词。一经屈原用过也产生了诗意，后代的诗人一写到浦口便非是南浦不可，似乎东浦、西浦、北浦都别扭了。”如江淹《别赋》：“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王勃《滕王阁序》：“画栋照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宋人范成大的《横塘》：“南浦雨来绿一川，石桥朱塔两依然。年年送客横塘路，细雨垂杨希画船。”而“北梁辞欢宴，南浦送佳人”也成为诗中佳句而广为传诵。

此外，还有“江皋”“鄂渚”“龙门”“长薄”等楚地名，为谢诗增加了南国色彩。

另外，在习俗和审美趣味上，楚国明显地表现出不同于中原文化的特点。后人概括楚国的文化为“信巫鬼，重祀”，这种崇尚巫风的习气，在《九歌》中体现最突出。楚文化的这类余绪在谢朓诗中也可找到明显的痕迹。

《赛敬亭山庙喜雨》作于建武二年宣城太守任上。赛是祭祀时酬谢神灵的活动，再现了神仙降临的场面：“夕账怀椒糈”，因迎神而临夕设帐，因降神而用椒，因享神而用糈，回放了《离骚》“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这种祀神的方式，楚文化的韵味极浓。

《九章·涉江》“驾青虬兮骖白螭”到了《将游湘水寻句溪》中变为“挂鳞骖赤螭”，螭的颜色虽不一样，其浓郁的楚风却是一脉相承的。此外像“玄圃”“瑶席”“天津”这些具有特殊含义的意象，均在谢诗中出现过，为他的作品染上了明显的“楚色”。

四、化用《楚辞》情事典故，抒情曲折

《怀故人》“芳洲有杜若，可以慰佳期。望望忽超远，何由见所思。我行未千里，山川已间之。离居方岁月，古人不在兹。清风动帘夜，孤月照窗时。安得同携手，酌酒赋新诗”。诗写身在远地思念朋友，由芳洲杜若起兴，“芳洲有杜若，可以慰佳期”，“杜若”作为香草，古人常采集来赠送亲爱者以表达感情。作者看到芳洲上的杜若，对友人的思念油然而生，想到要采集一束在会面的时候送给他。采的是香草，面对的是芳洲，想的是佳期，把思念之情衬托得十分美好。诗从新春佳景写起，，款款道出怀念之情。后面以清风月夜作结，美好的怀想在清丽的夜色映衬下，格外动人。诗的前幅多次化用《楚辞》语句：“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湘君》）、“登白薠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湘夫人》）、“平原忽兮路超远”（《国殇》）、“着芳馨兮遗所思（《山鬼》）”，用典如同己出，不落痕迹。

《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系永明十年或十一年秋、冬之时，于荆州遥和武昌太守伏曼容《登孙权故城》诗而作。原诗为登临怀古之作，此诗亦遥想构思，从武昌城的历史、形胜、风物等方面，一一叙来。在铺陈往事之中，慨叹古今之变。诗末八句“幽客滞江皋，从赏乖缨弁。清卮阻献酬，良书限闻见。幸藉芳音多，乘风采馀绚。于役倘有期，鄂渚同游衍”有三句源于楚辞：《九歌·湘夫人》“朝驰余马兮江皋，夕济兮西澨”自伤驱驰不出湘、潭之间。《远游》“闻赤松之清尘兮，愿承风乎遗则”王逸注：“想听真人之徽美也。”洪兴祖补注，《列仙传》载，赤松子神农时为雨师，服水玉，教神农，能入火自烧。至昆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随风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九章·涉江》“乘鄂渚而反顾兮，欸秋冬之绪风”暗含了楚子熊渠，封中子红于鄂事。两个典故用得曲折，作者的心曲亦曲折。

《送江兵曹檀主簿朱孝廉还上国》：“安知幕归客，讵忆山中情。”《九歌·山鬼》：“山中人兮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王逸注：山中人是屈原自谓，谢朓此处用此事，曲折表达了向往隐逸的情绪。

《鼓吹曲·登山曲》：“王孙尚游衍，春草生萋萋”出自《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王逸注：“隐士避世，在山阳也。”《奉和随王殿下》其三：“徒籍小山文，空揖章华台”，小山，指淮南小山的《招隐士》；《酬王晋安》“春草秋更绿，公子未西归”又一次用了《招隐士》；《王孙游》索性直接用作诗题，被《乐府诗集》收入“杂曲歌辞”一类。魏晋以来，文人创作乐府诗往往有一个特点：总是围绕着“古辞”（汉乐府）创作，或拟古辞，或以古辞为引子生发开去。这种从“母题”寻找创作灵感，使创作上有所依傍的作法，已形成一个程式。南朝诗人写乐府诗虽然也依这一程式，但却出现另一种倾向，他们有时撇开汉乐府古辞，而直接上溯到《楚辞》中去寻找“母题”。比如，南齐王融和萧梁费昶都写过一首《思公子》，中心题旨就是采自《楚辞·九歌》：“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谢朓的这首诗也属于这种情况，其“母题”出于《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也就是说，诗人的创作灵感获自《楚辞》，而所写内容则完全是现实生活中的感受。在古老的“母题”之中，贯注了活生生的现实内容。诗虽短小，艺术风格却颇具特色，体现了齐梁间诗歌创作雅俗结合的一种倾向。从《楚辞》中生发出来的母题，显而易见带有文人的雅、艳色彩，暗示了它与文人文学的关系，但诗人却用南朝乐府民歌五言四句的诗歌形式，来表现这一古老“母题”，将原有华贵、雍雅的色彩悄悄褪去、淡化，使之在语言风格上呈现出清思婉转、风情摇曳的特色。

还有“早翫华池阴，复鼓沧州枻”、“既怀欢禄情，复协沧州趣”这样的诗句，均出自《渔父》，可看出谢朓在离开鸡笼山西邸之后，常被出入之虑所困扰，尤其在建武年间，仕与隐的矛盾越来越强烈。从这些诗作中可以了解到谢朓思想的脉络，也可以对谢朓的悲剧结局有较为全面的认识。

五、接受《楚辞》文体的影响

《橘颂》“咏物抒怀”手法对文体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咏物赋上。从汉代开始，咏物赋便层出不穷，至魏晋南北朝而臻极盛，此后也一直绵绵不绝，成为赋体文学中一个重要的题类。后世的咏物赋绝大多数都多少蕴含着作者的情感或理致。魏晋南北朝是咏物赋勃兴的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咏物赋，人们通过这种方式来感怀现实，歌颂友情，阐明道理，谢朓的辞赋也采用了这一题类。

谢朓的辞赋往往就生平活动而作，其赋作今存九篇。其中《七夕赋》《高松赋》《杜若赋》等五篇咏物抒情赋，多为奉教而作，是其前期文学活动的产物。这些作品有时通过咏物抒写一种进取之志。如《高松赋》描绘松树的高姿：“修干垂荫，乔柯飞颖，望肃肃而既闲，即微微而方静。怀风阴而送声，当月露而留影，既芊眠于广隰，亦迢递于孤岭”，其中颇寄寓高洁之志。篇末云：“孤陋之无取，幸闻道于结徽；理羽弱于九万，愧不能兮奋飞”，自思“奋飞”的愿望就表现得更为明确。《杜若赋》起句直承《楚辞》而来：“凭瑶圃而宣游，临水木而延伫”，中间铺叙“景奕奕以四照，枝靡靡而叶倾；冒霜蹊以独蒨，当春郊而迳平。搴汀洲以企予，怀石泉于幽情”又从《九歌·湘夫人》“搴汀洲兮杜若”生发开来，对杜若从多角度多层次作了细致描绘，寄寓了作者的人格理想，没有流于一般的咏物。

楚辞作为一种先在的韵文体式，对谢朓的其他韵文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哀吊类韵文，它表达的是对亡者的怀念与痛惜，往往包含着对生命的深切感悟和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感情。《齐敬皇后哀策文》，序文骈散结合，以骈为主。正文除四言、六言的骈对外，大量沿用了“兮”字句，“怀丰沛之绸缪兮，背神京之弘敞；陋苍梧之不从兮，遵鲋隅以同壤”，“慕方缠于赐衣兮，哀日隆于抚镜；思寒泉之罔极兮，托彤管于遗咏”，文辞整缛，抒情深婉。《南齐书》本传中称“齐世莫有及者”。

综上所述，谢朓的创作能够“独步齐梁”、开一代唐风的原因之一，当是汲取了楚辞丰厚的营养。认识到这一点，对理解谢朓在中国诗歌绵长历史中所起的承继传递作用，将有更大的帮助。

①② 《南齐书·本传》。

③ 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七）。

④ 《谢宣城集校注》（前言第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参考文献：

[1] 傅刚：《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吉林出版社。

[2] 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三联书店，1996年3月北京第1版。

[3] （清）张玉榖：《古诗赏析》，许逸民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4]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5] 曹道衡.沈玉成编著：《南北朝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12月北京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