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名股东协议范文
时间：2023-04-03 16:5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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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名义出资人（以下简称乙方）：×××，身份证号：
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甲方以乙方名义投资设立××× 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事宜达成协议如下，以便双方遵照执行：
一、 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1、目标公司系出资人向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地址： 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元，公司资料中记载的股东为：
2. 目标公司以乙方名义出资 元，占×××公司 %的股权，但实际出资人为甲方。甲方作为实际出资人，实际已向×××公司出资人民币 万元。
3. 新设目标公司由乙方×××自愿接受甲方××× 委托，以显名出资人即名义股东之身份，登记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以及其他工商登记材料中。乙方×××名义上在××公司出资比例为 ％，并自愿接受甲方委托担任××公司名义上法定代表人。
二、股东形式和出资来源
1、甲乙双方一致确认，甲方作为××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拥有对××公司的投资权利和实际股东权利，为××公司的隐名出资人、实际投资人、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对外经营行为产生的投资风险，以对××公司的出资额为限对外承担有限责任，并承担作为股东应尽的全部义务，同时绝对自主地享有对××公司的利润分配权、支配权和所有权。
2、甲乙双方一致确认，乙方接受甲方委托，以个人名义成为××公司名义上××％比例的出资人和股东，为××公司的显名出资人和挂名股东。乙方不对××公司的经营投资风险承担责任，同时也对××公司的利润分配不享有任何分配权、支配权和所有权。
3、甲乙双方一致确认，乙方持有的××公司××％的股份的出资资金均来源于甲方。乙方没有对××公司实际投入任何以货币或实物形式反映的等价资本金。
三、公司具体经营事务的管理、决策
1、甲方作为××公司的隐名出资人、实际投资人、实际控制人，按照公司法规定以及公司章程中涉及股东权利的规定，对公司的全部经营事务，享有管理、控制和最终决策的权利。甲方具体负责××公司的各项经营事务，并实际行使股东各项权利，掌管公司的各种印鉴。
2 、乙方作为××公司的显名出资人和挂名股东，不负责××公司的具体经营事务。也对××公司的经营无最终决策权利。乙方对××公司及其他股东，应当披露其与甲方之间的关系，使公司及其他股东认可甲方实际行使股东权利。
四、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
（一）甲方权利、义务
权利
（1）甲方享有××公司中乙方名义下的各项实际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的经营决策权利和利润分配权利。
（2）甲方有权随时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随时调整××公司中乙方名义下的股权比例，包括但不限于股权的增减持、公司的增资扩股、合并重组、分立、解散、清算等事宜。（3） 甲方有权自己或派专人掌管××公司的公章、财务印鉴、财务账册等。
（4）在认为乙方不能诚实履行受托义务时，有权随时依法解除对乙方的委托，并有权要求乙方将所持的显名股东权无条件的过户至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人。
（5）甲方有权通过乙方显名股东身份，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
义务
（1）甲方有义务完成对××公司的出资，确保资本金到位。
（2）甲方对××公司的经营风险和投资风险独立承担责任。
（3）甲方应当保证××公司各项经营行为的合法性，以实际控制人身份对××公司对外的各项经营事务承担最终法律责任。
（4）甲方要求乙方配合作出股东会决议或者行使股东权利时，应当予以提前通知。
（5）因甲方行使股东权利时，造成乙方发生必要费用的，由甲方承担。
（6）甲方实际负责××公司对外与各法律主体，包括法人及自然人的交往，同时实际负责对××公司的内部人员的聘用和解聘事宜。
（二）、乙方权利义务
权利
（1）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合法经营，不得因甲方非法经营导致乙方承担责任，有权拒绝甲方要求签署违法文件。
（2）乙方在按照甲方要求行使股东权利所产生的必要费用，有权要求甲方承担。需要乙方协助办理事务时，有获得报酬有权利。
（3）乙方不承担××公司的投资风险，也不承担××公司的法律风险。如对外因甲方行为导致××公司的显名股东即乙方需要承担责任或者造成损失的，应当由甲方承担，如乙方实际发生损失，可以向甲方追偿。
（4）乙方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如因甲方行为导致××公司法定代表人即乙方须对外承担责任或者造成损失的，应当由甲方承担，如乙方实际发生损失，可以向甲方追偿。
义务
（1）乙方完全认可甲方的隐名出资人、实际投资人、实际控制人身份，完全认可甲方实际行使股东权利。乙方对公司、其他股东明确甲方的实际股东地位和身份。
（2）乙方不享受和不参与××公司的利润分配，乙方也不在××公司领取工资、奖金，只领取挂名报酬，与××公司不发生劳动合同关系。如乙方另外与甲方的其他经营实体发生劳动合同关系，进行相应工资、奖金结算。
（3）乙方不参与××公司的具体经营决策事务，不参与××公司管理。
（4）乙方应当按照甲方要求，在必要时配合在相关股东会决议签字，配合办理工商登记手续，配合以名义股东身份的对外活动，同时乙方应当对上述事务予以严格保密。
（5）乙方不得对外宣称自己为××公司的实际股东和实际出资人，未经甲方同意，不得擅自以此身份对外签订任何合同。乙方不得利用××公司显名股东身份对外牟取私利，不得利用该显名股东身份从事对××公司存在任何竞争性或者损害性的行为。
（6）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将其名义所持股权及收益擅自进行转让、质押或者对该股权施加其他财产负担。
（7）因乙方自身债务或者其他行为，导致乙方在××公司持有的名义股份以及收益被查封、冻结、拍卖、变卖或者转让的，甲方有权向乙方追讨全部损失。（8）乙方应当积极维护××公司的商誉以及甲方声誉，不得作出任何对外可能诋毁和损害××公司商誉以及甲方声誉的行为。
（9）服从甲方实际出资人的安排，对其名下股权进行调整，包括退出、增持、减持以及转让、质押等。
（10）乙方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未由甲方授权或者同意情形下，不得擅自以××公司名义对外签署任何文件，不得对外以××公司名义作出任何行使的承诺或者担保。如因乙方上述行为导致××公司损失的，甲方以及××公司均有权向乙方要求赔偿。
五、协议终止以及违约责任
1、本协议因下述原因终止：
（1） ××公司解散、破产、清算、注销、吊销的终止情形；
（2） 甲、乙任何一方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
（3） 协议任何一方要求终止或者解除协议的；
（4） 其他协议终止的法定情形发生的。
2 、协议终止后，需要将乙方显名股东持有的股份，应当重新由甲方隐名股东持有或者指定他人持有。如发生协议终止第（1）种情形的，股权不再做更替，如非因乙方原因造成，则由甲方实际承担××公司终止后的一切责任；如发生协议终止第（2）种情形的，由相关继承人继续按照本协议约定的原则，将股权重新交由甲方或者甲方的继承人享有。
3 、如本协议由任何一方提出解除或者终止的，本协议应当解除或终止。如因一方重大违约造成对方损害的，损害方有权要求损害赔偿。
重大违约情形包括：
（1）因甲方的违法行为导致乙方需要对外承担法律责任或者其他经济责任的；
（2）乙方违反本协议中涉及的乙方义务条款，因乙方自身原因、乙方未经甲方授权或者同意擅自行为、不按照甲方要求签署文件、不服从甲方安排、违反保密义务等，导致甲方无法行使股权权利的，或造成××公司的损害或者甲方损失的。
六、保密约定
除非本协议约定需要披露的情形下，任何一方不得将本协议内容向第三方披露。
七、协议的变更
本协议的任何变更均须双方协商后由授权代表签署书面文件才正式生效，并应作为本协议的组成部分，协议内容以变更后的内容为准。
八、本协议于甲乙双方签署之日，立即生效。
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签字）： 乙方（签字）：
年月日 年月日
篇2
论文关键词：隐名股东 法律地位 对抗 善意第三人
论文摘要：由于各种原因，我国有限责任公司中隐名投资的现象比较多。对于隐名股东的存在，我国《公司法》既没有给其身份的认定规定一个确定的标准，也没有对隐名股东作出否定的法律评价。如何正确评价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关乎隐名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和市场主体的稳定。笔者认为应根据隐名股东的类别对其法律地位进行区别对待。隐名股东应采取合理措施以合法地化解风险。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这种经济组织越来越普遍。与股东身份有关的纠纷也越来越多，其中有大部分案件起因于隐名投资。《公司法》修改后，与股东有关的很多制度得到了完善与补充，但对于公司中隐名出资的存在，却没有加以明确规范，尤其是对于隐名股东(又称隐名出资人、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保护疏于规定。“股东权的保护水平是检验国家公司法治是否成熟、公正的试金石。”在我国，如何有效规范隐名投资，切实保护合法隐名股东的权益，隐名股东如何有效规避和应对各种风险，既是法学理论问题，更是法律实践问题。
一、隐名股东的概念
国外没有隐名股东这一说法，隐名股东也不是我国《公司法》中的概念。目前学界关于隐名股东的概念及实质，也是众说纷纭。甚至有学者反对使用这个概念，有学者就曾指出“隐名股东”的说法，实际上存在法律逻辑上的矛盾。因为在我国股东资格认定的唯一标准就是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中的记载，没有出现在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中的主体都不能冠之以股东之名。口怛大部分学者认为，在股东前面加修饰词，已经体现出隐名股东并非《公司法》界定的股东，不存在法律逻辑上的矛盾，更方便与《公司法》界定的股东进行对比。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法条中未使用的概念在法学研究中不是不能使用，因为法条不可能对现实中的法律现实规范周延，而指出法条中的缺漏并提出建议本来就是法学研究的一个任务。因此，本文仍采用隐名股东的称谓。
有的学者以委托持股协议为视角，认为“隐名股东是指依据书面或口头协议委托他人代其持有股权者”。有的学者以法律规范的股东要件为视角，指出“隐名股东是指不具备股东的形式特征但对公司实际出资并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的出资人”。还有的学者从对立统一出发，把隐名股东的概念与显名股东(又称显名出资人、挂名股东、名义股东、借名股东)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分析，指出“所谓隐名股东指实际向公司出资并承担公司风险收益，但姓名或名称未记载、登记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以及其他工商登记材料上的人。相对应的，所谓显名股东指未向公司出资且实际上不承担公司风险收益，但姓名或名称记载、登记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以及其他工商登记材料上的人”。笔者比较倾向于第三种分析方法。在现实生活中，隐名股东的表现形式五花八门，目的各种各样，但不管如何，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是一对矛盾，这样的分析符合现实和人的认识规律。就像有学者指出的：“不宜将隐名股东的动机和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纳入到其定义中，应当扣紧其核心特征——名实不符。”笔者认为，隐名股东的核心特征用“表里不一”来表述更加恰当，隐名股东是指实际认购出资，但在工商登记中却以显名股东名义对其出资进行记载的自然人或者法人。表面是显名股东出资，而实际上却是隐名股东出资，这就是概念的实质。
2．存在形态
隐名股东的存在形态多种多样，有学者根据隐名股东是否在公司中实际行使其股东权利，把隐名股东分为完全隐名股东与不完全隐名股东；根据隐名股东形成方式的不同，隐名股东分为有协议股东和无协议股东。不能说这样的分类没有其合理性，但为了准确地对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进行分析，笔者认为隐名股东应根据隐名目的的不同来分类。据此，隐名股东可分为规避法律型隐名股东与非规避法律型隐名股东两大类。我国的《公司法》和其他相关法规对投资领域、投资主体等方面有一些禁止性规定，为规避这些限制，有些股东采取隐名的方式进行投资，这样的隐名股东就是规避法律型隐名股东。有些隐名股东并非出于规避法律的原因，而是因为不愿意公开自身的经济状况、怕麻烦、不愿单位知晓、不愿曝光等，这样的隐名股东就是非规避法律型隐名股东。
二、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
1．立法态度
新修订的《公司法》第33条，与原法条相比，增加了两款内容，即“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有学者对此曾作如下评述：“新《公司法》，尤其是第33条明确了甄别真假股东的标准。”笔者认为，该条以立法的形式确认了股东名册在公司内部的确定效力和推定效力，股东名册是公司判断股东资格的标准；在涉及第三人的情况下，立法以交易安全和社会经济秩序为价值，向第三人(立法有缺陷，应只保护善意第三人)倾斜，隐名股东不得对抗第三人；但同时并未禁止隐名投资和否定隐名投资合同的法律效力，为隐名股东的法律存在留下了空间。所以，立法既没有明确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问题．也没有规定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的确认标准，可以说是对我国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大量的隐名股东资格认定的纠纷问题采取了刻意回避的态度。
2．主要观点
立法者回避了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但法学研究者对此并没有回避。目前关于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主要有三种观点：肯定说、否定说、区别对待说。
肯定说以法律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为理由，认为在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存在着一个隐名出资协议，只要这个协议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就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所以在股东身份确定中应当以是否履行出资义务作为确定股东资格的标准，无论名义上的股东是谁，隐名股东的股东身份都应当得到确认。而且隐名股东的股东身份确认有利于名实相符。
否定说认为，出资并不是取得股东身份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在我国《公司法》允许股东分期缴纳出资的情况下，法律允许股东出资和取得股东身份相分离，形式条件对股东身份的取得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应以股东是否被记载于工商登记部门作为确定股东资格的标准。法律上应当将显名股东视为股东，从而否定隐名股东的股东身份；而如果否认显名股东的股东身份，则很可能导致公司行为无效，从而影响交易安全。
区别对待说认为，应当区分公司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适用不同的标准认定隐名股东的股东身份。取得股东身份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如果在隐名股东和名义股东之间发生股东身份确认争议，不涉及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与工商登记无关，应根据当事人的约定探求其真实意思，据实对股东身份作出认定。如果涉及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时，认定股东身份应充分体现《商法》的公示主义和形式主义，优先保护善意第三人，无需探求股东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可直接依工商登记的内容认定名义股东的身份。
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认为对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不能一概肯定或否定。既然隐名股东的存在形态各异，就应具体分析：对规避法律型隐名股东，其股东资格应否定，因为它甚至会引起对公司法人人格的否定；而对非规避法律型隐名股东，因为该行为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具有法律效力。即：既然隐名股东的核心特征是“表里不一”，那么在对其地位进行法律评价的时候，也应该坚持内外有别。对内应以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为基础，保护隐名股东的利益，肯定隐股东的股东资格；对外应坚持公示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原则，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隐名股东涉及的法律关系有多种：首先是委托持股协议及为设立公司而与其他发起人之间的设立合同关系；其次是与公司的关系及与合同以外的股东之间的关系；第三是与公司的债权人关系及与公司股东的债权人的关系。除第一种关系为对内关系外，其他两种都属于对外关系：在后两种关系中，隐名股东都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三、风险分析
篇3
摘要：随着公司隐名出资的日益增多，司法实践中诉请确认隐名出资人股东资格的案件也越发常见。我国《公司法》对此无明确规定，造成司法实践中的困难。笔者从与隐名出资相关的法律规定入手，提出隐名股东资格确认之诉应遵循的原则与基本路径。
基于有限责任公司社团性的特征，我国公司法要求公司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应当记载于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以及工商登记的材料之中。然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公司资产的实际出资人和记载于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之中以及工商登记材料中的股东经常出现不一致的情况，这就产生了所谓的隐名资问题。要处理现实中隐名资的纠纷，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对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予以确认。由于我国公司法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被投资公司的稳定性，不利于市场交易的正常进行，损害资人利益。
一、现行我国相关立法之检讨
隐名资人在实践中又称隐名股东，是指公司中不具备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的实际m资人。实践中，隐名资人虽然向公司实际投资，但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等公示文件中却将资人记载为他人。当然，公司存在隐名出资人就必然还伴随另一相对主体的存在，即显名股东(也称显名出资人)。因此，隐名资人其是否具有股东地位还处于未确定的状态，即本文讨论之目的，而隐名股东是其预想达到的理想状态。
(一)《公司法》中对隐名出资利义务规范的价值取向
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强调在规范公司组织和行为的前提下，更大程度地鼓励交易，放松立法管制，促进公司自治。其突m的特点就是强调公司章程和股东协议在公司生活中的作用，允许公司和股东就公司有关事项自行作出安排。但是关于隐名m资是否可以作为公司内部股东之间协议的内容，《公司法》对此没有直接明确的规定：此外，《公司法》对股东资格的取得条件和时问、股权性质等重要问题均没有作m明确或者倾向性的规定，这也使在我们评判隐名投资的效力问题上继续存在规则上的障碍。
《公司法》与隐名m资问题最密切的是第33条第3款之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该条说明《公司法》对于股东登记效力采用了对抗主义的立场。对此笔者认为，这说明《公司法》并没有对隐名出资问题采取完全否定的立场，因为由于隐名资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商事交易的频繁性和连续性等特性，片面否定隐名出资的效力势必带来此后一系列连锁反应，从而影响商事交易的迅捷和安全。其次，该条是关于隐名出资问题在公司外部的效力方面，对于隐名出资在公司内部的效力问题，法律没有直接的规定，这就为司法实践继续带来了困惑。所以说《公司法》的规定，只能是为我们评判隐名出资问题提供初步的路径，却无法进行完全化的规则调整和引导。“历史地看，公司制度来自民问社会自生自发的演进过程，而非来自成文法的设计，公司的历史比公司法的历史要久远得多，公司法只是公司历史的一个总结——一个需要根据当下情形不断修正的总结。”可以说，这段精辟的陈述是对现行公司法关于隐名出资规则一个精妙的阐释。
(二)司法解释对隐名股东规范的价值倾向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11月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征求意见稿)》，对于能否确认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身份，该征求意见稿第19条规定强调了隐名出资符合合法性和有限公司人合性的条件下可以认定隐名资人享有股东资格。对于隐名出资人获取投资收益方面，该条规定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即可得到支持。
征求意见稿第l9条在确认隐名出资人是否具有股东资格时，一个主要依据是隐名m资人是否以股东身份行使权利或参与公司管理，对此，笔者认为，是否以股东身份行使权利或参与公司管理是公司股东所享有股权的一项内容，是股东的权利，是否行使此权利由股东决定，在实际中也多存在公司股东并不参与公司管理的情况。因此，不能以此作为判断股东资格的依据。征求意见稿在处理隐名出资问题中，未全面考虑隐名资中各利害关系人之间可能发生的各种纠纷，存在一定的欠缺。但征求意见稿至少提出了确认隐名m资人和显名出资人股东资格的一个方向，也很有操作价值。然而此征求意见稿推出后，却一直未正式施行。所以法学界仍然众说纷纭，司法界也是判例各不一样。
二、隐名股东认定的具体路径
隐名股东资格认定的理论观点有两种：肯定说认为应认定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否定说认为隐名股东并非法律意义上的股东，不具备股东资格。笔者认为，以上两种理论观点都有可取之处，但都稍显偏颇。对于隐名出资人是否具有股东身份，应该区别对待：一是区分规避法律型与非规避法律型隐名出资；二是区分公司内部与外部关系。
(一)规避法律型隐名出资。法律对公司资主体、出资领域、出资比例等设置了一定的限制，若隐名出资人为规避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之目的而利用他人名义出资，对这类出资就应视为规避法律型隐名出资。对于这类规避法律的隐名m资人，其确认股东资格的诉讼请求就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理由在于民商事主体进行民商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的规范，违法行为不应当得到支持或者纵容。
(二)非规避法律型隐名出资。即隐名出资者没有规避法律，或虽规避法律但规避的不是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这种情况在实践中，常见的纠纷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涉及公司内部关系的纠纷，主要有公司利润分配纠纷；隐名股东行使股东权利纠纷；隐名股东或显名股东出资瑕疵时对内承担责任的纠纷等；二是涉及公司外部关系的纠纷，主要有对外被视为公司的股东主体问题；隐名股东或显名股东向第三者转让股权的纠纷；隐名股东或显名股东出资瑕疵对外承担责任的纠纷等。在处理这两类不同的纠纷时，应注重遵循不同的原则：1、在处理公司内部关系时，遵循循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的原则。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就权利义务的分配所达成的契约与一般民法或普通法所规定的契约并没有本质区别，一般民法或普通法上的契约理论完全适用于这种股东间的协议。只要该契约建立在双方合意和善意的基础上，就会对契约当事人产生约束力。2、在处理公司外部关系纠纷时，应遵循公示主义原则和外观主义原则。商事交易快捷迅速且以追求效率为指引，立法明确要求对于股东等资格问题，必须采取公告和登记方式。
三、司法审判中隐名股东的界定
在目前司法实践中，隐名出资人成为公司股东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其他股东过半数以上同意
与有限公司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一样，隐名出资人欲成为公司股东，实际上是在现有股东之外，引进一个新的成员，因此必须要有其他股东过半数以上同意。此中的半数以上是以股东人数为基数而不是以持有的股份数为基数计算的，充分体现了法律维护有限公司人合性的立法本意。隐名出资人对于公司现有股东而言也是一个新的成员，是否接纳应由股东决定。
(二)隐名出资人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关于股东资格的限制性规定
隐名出资人具有股东资格的一个前提条件是，隐名出资人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关于股东资格的规定，如发起人股东应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而且，由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行为无效，因此隐名出资人成为公司股东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如隐名出资人若成为股东将导致一人公司(新公司法施行前)或导致一个自然人设立两个以上一人公司(新公司施行后)，或公务员投资公司等。
(三)隐名出资人不存在公司章程或股东之间关于股东资格的限制性规定
因公司章程是公司的自治性法规，不论是制定章程的成员或发起人，还是后加入的成员、股东以及公司机关都受章程的约束，加之有限公司具有人合性的特点，公司设立前的发起人股东以及经营过程中的股东可以通过制定或修改公司章程的方式对股东资格进行限制，只要这种限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限制对公司股东及欲成为公司股东的人均有约束力。因此，隐名出资人应符合公司章程中关于股东资格的条件。公司章程中虽然没有对股东资格所具有的条件有明确规定，但如果公司股东以签订协议的方式对股东资格做出规定，应认定为有效，显名出资人在相关协议上签字盖章应视为隐名出资人对该协议中的规定明知的并予以认可，其能否成为公司股东应受协议的限制。
(四)隐名出资人与显名出资人之间就股东资格有明确约定
隐名出资中必须至少具有两个当事人，即隐名出资人和显名出资人。隐名出资人和显名出资人关于他们之间的约定不仅可以是判断是否存在隐名出资法律关系的基础，也是明确双方权利义务，以及隐名出资具体操作方式的依据。如果根据隐名出资人与显名出资人之间的约定可以推断出隐名出资人有成为公司股东的意愿，只是因为某种原因，隐名出资人才采取由显名出资人代其出资的方式。
四、隐名股东资格确认之诉的证据运用规则
此类诉讼还涉及到一个证据的效力问题，就是行政机关关于股东身份的记载，和实质上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出资协议、其他约定的内容以及事实行为不一致，出现了证明同一对象的两组证据的矛盾时应如何处理。
篇4
一、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关于股权代持的主要规定
（一）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中涉及股权代持的有关条款如下：
第二十五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
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六条 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
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七条 公司债权人以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以其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名义股东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后，向实际出资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
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
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
二、股权代持可能存在的主要法律风险
股权代持的法律风险主要来源于其实际出资人（即“隐名股东”）与工商登记的股东（即“代持股人”或“显名股东”）的不一致。隐名股东虽然向公司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但股权却未登记在其名下，其在法律上不能当然地被认定为公司股东。隐名股东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一）股权代持协议的法律效力被否定的风险
可以说《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在原则上认可了股权代持协议的法律效力，但认为股权代持协议当然有效则是一种误解，因其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中明确规定“……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也就是说，如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股权代持协议将被依法认定为无效。
此外需引起注意的是，本条仅仅明确了股权代持协议的合法地位，但并未明确实际投资人的合法股东地位；明确了依照股权代持协议保护实际投资人的投资权益，但对于实际投资人能否享有股东权益问题，仍然规定要严格按照公司法的规定执行。
实践中，股权代持协议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的情形还有：公务人员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有关规定，以股权代持的形式经商的；外商为规避外资准入政策，通过与境内企业或个人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以隐名股东身份投资于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和政策禁止或限制外商进入的行业的；隐名股东规避我国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以显名股东名义对目标公司进行投资的。
（二）显名股东恶意侵害隐名股东权益的风险
在一般的股权代持关系中，实际出资人隐于幕后，名义股东则接受隐名股东委托，在台前代为行使股东权利。面对各种诱惑，显名股东很可能违反股权代持协议之约定，侵害隐名股东利益，其主要情形包括：名义股东不向隐名股东转交投资收益；名义股东滥用股东权利（重大决策事项未经协商）；显名股东擅自处置股权（转让、质押），等等。
（三）隐名股东难以确立股东身份、无法向公司主张权益的风险
虽然《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原则上肯定了股权代持协议的法律效力，但投资权益并不等同于股东权益，投资权益只能向名义股东（代持人）主张，而不能直接向公司主张，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隐名股东如果想从幕后走到台前，成为法律认可的股东，光凭一纸代持协议是不够的。根据司法解释，必须经过公司半数以上股东同意，实际出资人方可向法院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之后，隐名股东才能够成为显名股东并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
（四）显名股东的债权人针对显名股东股权强制执行的风险
在股份代持结构之下，股份登记在显名股东名下，其在法律上将被视为显名股东的财产。如果有第三人（主要是显名股东的债权人）获得针对显名股东的法院生效判决，该第三人极可能提出针对代持股份的执行请求。在这种情形下，隐名股东能否以其系实际出资人为由对抗该第三人的执行请求（提出执行异议）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因而存在极大的法律风险。
三、股权代持法律风险的防范
鉴于股权代持可能存在上述法律风险，笔者建议拟采用股权代持结构的商业主体在签订股权代持协议时应当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防范可能产生的风险。
（一）股权代持协议效力风险的防范措施
可能影响股权代持协议法律效力的主要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中提到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股权代持协议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该协议实现隐名股东的投资目的。法律或行政法规可能禁止或限制隐名股东实施投资行为或投资于特定行业。如果隐名股东属于被禁止或限制实施投资行为的人，或者其拟投资的企业所在的行业属于法律或行政法规禁止或限制投资的特定行业，则股权代持协议可能被认定为具有非法目的。此时，尽管股权代持协议本身并不为法律或行政法规所禁止，但却可能因为其目的的非法性而被认定为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从而被认定为无效法律行为。
在股权代持协议架构之下，前述法律风险无法得到有效规避。因此，投资者需要采用其他可能的形式规避前述风险。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用下述交易结构规避前述风险：投资者A将其投资资金借贷给B，由B投资于A拟投资的公司C，形成B对C的股权。之后，A和B签署债务清偿协议，约定以B对C的股权未来所产生的全部收益在扣除B的成本以及A承诺支付给B的相应报酬后，全部支付给A，以清偿B对A的债务。为保障B的债务的履行，B可以委托A行使股权并将其对C持有的部分质押给A并履行必要的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二）显名股东恶意侵害隐名股东权益风险的防范
此类风险来源于显名股东，因此其防范应着眼于显名股东。具体防范措施包括：
1. 明确股东权利的行使方式。显名股东是名义股东，股东权利只能以他的名义来行使。因此，隐名股东要控制公司，必须约定好股东权利行使方式，比如行使表决权、分红权、增资优先权等必须通过隐名股东同意，显名股东必须按照隐名股东的意愿行使股东权利等。必要时，甚至可以要求显名股东将某些股东权利的行使不可撤销地委托给隐名股东、其职员或其信任的第三人，并提前出具行使股东权利的必要手续。这样的约定可以有效保障隐名股东对公司的控制权。
2. 排除显名股东的财产权。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显名股东行使其名下股权的财产权，侵害隐名股东的财产权益。当显名股东出现意外死亡、离婚等情况时，其代持的股权不是他的个人财产，因而也就不能作为遗产或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这样就确保了实际出资人的财产所有权。
3. 签订股权代持协议时约定高额违约责任并予以公证。由于显名股东在法律上被认为是标的公司的股东，如果其蓄意实施侵犯隐名股东利益的行为，隐名股东往往难以完全及时有效地制止该行为。因此，最好在签署股权代持协议时就对显名股东损害隐名股东利益的情况明确约定违约责任。约定严格的违约责任，会对显名股东起到威慑作用，增加其违反股权代持协议、侵害隐名股东利益的成本，使其违约行为得不偿失，从而减少其实施侵害隐名股东利益的行为的可能性。
（三）隐名股东难以确立股东身份、无法向公司主张权益的风险的防范
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的规定，隐名股东尽管享有投资权益，但是投资权益并不等同于股东权益，投资权益只能向名义股东（代持人）主张，而不能直接向公司主张，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为防范此类风险的产生，隐名股东应当将股权代持协议向公司和其他股东予以披露，并争取要求其他股东（须过半数）提前出具同意显名股东向隐名股东“转让”股权的声明，并放弃优先购买权。
（四）显名股东债权人针对代持股权强制执行的风险
篇5
隐名投资，在市场经济中是指实际出资人为了规避法律规定或者隐蔽财产情况，在公司中实际认购出资并行使股东权利，但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者工商登记中记载他人为公司股东的一种投资方式。其中，实际履行出资义务并行使股东权利的实际出资人称为隐名股东;没有履行出资义务但是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者工商登记的名义出资人称为显名股东。
（一）隐名投资的成因
隐名投资主要是为了规避法律。规避法律分为善意规避和恶意规避。善意规避，例如，股东人数超过50人，但又想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而不想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将隐名股东的出资记载于显名股东的名下，从而符合法律规定。恶意规避，表现为规避对国家公务员投资的限制而隐名出资，为规避竞业限制而隐名出资，为逃避法律责任而隐名出资，为隐匿非法财产或者洗钱而隐名出资等，均系典型的恶意规避。如果恶意规避法律而隐名出资，如该规避行为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确认该投资行为无效。
（二）确定股东资格的标准
隐名股东法律地位如何，主要是立法对股东资格确定的标准。我国公司法对股东资格的取得方式和具体标准未作规定，对隐名投资的问题未作规定，关于名义出资人和实际出资人的股东资格、利益归属和责任承担问题，理论上同样存在两种观点，即形式要件说和实质要件说。形式要件说，以股东是否记载于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和工商登记等形式要件作为确定股东资格的标准。即将名义出资人认定为股东。实质要件说，以是否履行出资义务作为确定股东资格的标准。即将实际出资人或者股份认购人视为股东。我国《公司法》第33条第2款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股东权利。”由此可见，我国公司法在股东资格确定上采用形式要件说，形式要件不是依章程登记，而是依股东名册记载。笔者也认为，形式说较为合理，第三人有权信赖对股东进行记载的登记文件的权利外观，并据此作出交易判断，如果以隐名股东或者显名股东不断变换股东权利所有人，不仅降低交易效率，而且还会损害交易安全。因此，应将名义出资人视为公司的股东，由其享有股东的权益，在向公司行使自益权和共益权时，公司只需按照公司记载的名义出资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和住所履行了通知公告、支付股利、分配财产等义务，就可以免除公司相应的责任。对外承担责任时，第三人有权依据工商登记要求其承担责任，显名股东不得以自己没有实际出资而主张免责。显名股东获得利益或者承担责任后，其与隐名股东之间的利益分配，则不属于公司法调整的范围，而应由民法或者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二、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分析
从是否规避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角度，隐名出资可以分为合法隐名出资与非法隐名出资。合法隐名出资，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通常通过合同的方式约定，其中的方式包括、行纪或者信托等，此种情况下，由于《公司法》并未禁止，所以隐名投资行为有效。此时，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的关系应当按照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来认定；而对于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应当按照保护善意的第三的理念处理。非法隐名出资，则存在两种情形，一是隐名出资的资金本身为犯罪所得，该出资行为无效，该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也不得享有任何股东权利;二是隐名出资的资金本身为合法所得，但是出资行为违法，此时，隐名股东的出资行为无效，同时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的委托投资行为也归于无效。
三、隐名投资的处理原则
在处理隐名出资纠纷时，对于涉及隐名股东资格的认定不能一概而论，既不能简单的否定，也不能完全肯定，应当根据不同的案情，区别对待。涉及隐名股东有关的纠纷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涉及公司内部关系的纠纷，主要包括股东出资纠纷、隐名股东行使股东权利纠纷、公司利润分配纠纷、对内承担责任纠纷等;另一类是涉及公司外部关系的纠纷，主要包括隐名股东或者显名股东向外转让股权纠纷、对外被视为公司股东的纠纷等。对上述涉及隐名股东纠纷的处理，应当遵守“双重标准，内外有别”的处理公司纠纷的基本原则，区别公司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
（一）隐名股东在公司内部的法律地位公司内部的法律关系是指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隐名股东与其它股东之间和隐名股东与公司之间的股东资格纠纷。
1.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的纠纷。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关于隐名投资的协议，只要该协议合法有效，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约定的权利义务，在双方之间产生约束力。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就隐名投资问题发生争议的，应当依据双方之间的协议，综合考虑公司其他股东的认可或者股东权利实际行使的情形，确认股东资格。隐名股东由于规避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在认定公司股东资格时，对于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双方的合意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因其规避法律法规的不当行为，甚至违法行为所致，法律后果应由双方当事人承担或者主要由隐名股东承担。如果隐名股东在显名股东不知情的情况下，冒用其名义投资入股，隐名股东对显名股东构成侵权，应当依据《民法通则》、侵权法等确定侵权人的法律责任。
2.隐名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的纠纷。隐名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的纠纷，可以根据其他股东明知或者不知来处理。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对股东资格明确约定，公司内部其他股东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一事实。隐名股东实际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以股东身份行使股东权利，其他股东知道这一事实的，应当根据实质要件，确认隐名股东具有股东资格。显名股东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其他股东对隐名股东存在的事实并不知情。在这种情况下，隐名股东在公司内部不具有股东的法律地位，在与其他股东的纠纷中不应认定隐名股东具有公司股东资格。
（二）隐名股东在公司外部的法律地位
篇6
【关键词】实质要件说 隐名出资人 股东资格
一、股东资格确定的实质要件说
股东资格确定的实质要件说是各国公司法及其相关的理论研究关于公司股东资格的确定有两种标准之一，另外一种是形式要件说。
股东资格确定的实质要件说是指是否履行出资义务作为确定股东资格的标准。对于缴纳出资与公司股东资格取得之间的关系，各国立法大多未作明确规定。一般而言，采法定资本制的国家对此有较为严格的规定，而采授权资本制的国家对此要求较为宽松。不在股东出资和股东资格之间建立一一对应的关系，是多数国家的立法通例。这是因为，投资者尽管有出资的事实，但可能因公司未能成立而不能获得股东资格，也可能因其转让股份而丧失股东资格。对于出资与股东资格之间的关系，韩国学者李哲松教授认为，股份公司的股东“与其说是因为出资而成为社员（股东），还不如说是因取得资本构成单位的股份而成为社员。股份的取得是成为股东资格的前提。对此不得有例外，于此不同的其他约定都是无效的”。很明显“因取得股份而成为股东”与“出资而成为股东”具有极大的区别。出资可能取得股份，但出资只是取得股份的一种形式，如果存在赠与等其他法律事实，当事人也可以不出资而取得股份。
二、隐名股东的地位
隐名股东的地位问题，也是以出资作为标准来确定股东资格的问题。所谓隐名股东是指虽然未被公司章程等文件记载为公司股东，但为实际出资人的人。因为实际出资人不显现在股东名册、公司章程以及工商登记簿等文件中，当隐名出资人、名义股东、公司及相关第三人之间发生纠纷时，究竟是名义股东还是隐名股东具有股东资格？负有出资义务并承担责任？应适用什么标准或证据来确认股东资格？尤其在隐名股东在进行股权转让时，若存在出资瑕疵，名义股东和隐名股东如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些问题均涉及诸多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亟待从立法上进行规范和解决。大陆法系国家普遍缺乏对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的相关制度。
关于这一问题，法理上存在两种不同的学说：
实质说。实质说认为无论出资行为的名义人是谁，事实上做出出资行为者应成为权力、义务主体，即将实际出资人视为公司股东。实质说主张股东向公司出资行的行为是以表意为特征的民事行为，在认定股东资格时，只要双方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就不应当否定其法律约束力。其理论依据是，在显明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存在一个契约，这个契约就是隐名股东“借用”显明股东的名义。法律应当尊重这种协议，因为他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体现。同时，确认隐名股东为真正的股东有利于做到名实相符。
形式说。形式说认为，法律上应当将名义上的股东视为股东。其理论依据是：其一，公司行为是团体行为，如果否认名义股东的股东身份，则很可能导致公司的行为（如股东会议决议）无效，从而影响交易安全。其二，如果确认实际出资人或者股份认购人为股东，将会极大地增加公司的负担，使公司卷入这种烦人的纠纷之中。
施天涛认为，形式说更为可取，这不仅是为了提高商事交易的效率，更为了保护交易的安全。但是有一例外，如果公司明知实际出资人或者认购股份人的身份，并且已经认可其以股东身份行使股东权利的，如果不存在违法强行法规定的情形，则可以认定实际出资人或者股份认购人为股东。
赵旭东认为，实际出资人似乎因“向公司出资”而应当成为公司的股东，但实质上，该“出资人”并不能被认定为公司股东，因为他并没有在章程上记载而没有向公司出资的资格。因此，因隐名出资造成的名义出资与实际出资人不一致，一般应当认定名义出资人具有股东资格。但是，名义出资人应当履行其与实际出资人订立的有关出资协议约定的义务。应当指出，并非在所有隐名出资的情况下，只有名义出资人才能被认定为股东。当隐名股东要求公司承认其实际股东地位时，公司章程有特别规定或者其他大部分股东认可实际出资人为股东的，应当认定实际出资人具有股东资格。当隐名股东与显明股东就股东资格发生争议时，司法机关应当综合考虑公司名册、公司章程或工商登记的记载、隐名股东与显明股东的代持股协议、隐名股东的实际出资证明等事实，对隐名股东的实际股东地位加以确认。
三、结论
综上所述，以上观点关于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认定均存在缺陷。但相比较而言笔者更赞同形式说，认为不论实际出资人是谁，取得股东资格的关键在于是否具备公司股东的形式要件，在股东资格认定上应坚持重形式的立法原则和司法政策。这样做的好处，强调股东的公示、公信等形式要件，在公司内部可更加稳定地维护股东之间和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保护善意股东的利益。在公司外部，可保护交易安全和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形式说不要求公司探求显名出资人背后的真实情况，隐名出资人与显名出资人的协议，只在相对人之间产生法律约束力，其有效与否不影响团体法上的股东资格。
参考文献：
[1]李哲松.韩国公司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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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实际出资人 隐名股东
隐名股东是指按照协议出资认购有限公司的股份，并在工商登记、公司章程或股东名册中记载为协议另一方的投资者。本文拟就隐名股东的有关问题进行分析。
一、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投资利益给付之诉
对于投资利益争讼双方，首先应当考察其法律关系。单纯的投资利益给付之诉，其案由应属委托理财合同纠纷，当然，双方是否具有有效的合同、合同的具体性质经过立案庭初步判断，亦有待嗣审中的进一步认定。显然，如果双方之间存在着有效的投资协议，则属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如果双方的协议中仅约定转移财产权，并未约定系投资性质，且相应财产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则双方属借贷法律关系，出资人为债权人。而如果双方的协议属于《合同法》第 52 条令合同无效的情形，则属例外，出资人得依《公司法》第 58 条请求相对方即名义股东返还财产，而后者对外具有股东资格。
实际出资人向法院请求名义股东给付与其投资相应的公司盈余分配，必须且仅须证明如下事项：（1）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存在有效的投资合同。对于有效的合同，同时应当判断其是否属于以实现投资为目的投资合同。对于典型的投资合同，双方应当约定由出资人投资、享有投资利益、承担投资风险，或约定由出资人为公司隐名股东、相对方为名义股东。但所谓"投资合同"乃是无名合同，因而除非缔约双方存在相反约定，否则应属不要式合同、诺成合同。在诉讼中主张投资利益一方也仅须证明与对方达成了有效的对公司的投资合同，而对于合同的形式则在所不问，是否明确约定了权益与风险以及双方在公司的身份披露方式也无须另外举证。（2）出资人已经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由于所谓的"名义股东"在确权判决前始终是法律意义上的股东，其当然享有公司的红利等盈余分配，实际出资人为实现投资回报，只能依据合同向股东主张。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法律原则，出资人必须在诉讼中证明其已经先行履行了出资义务，才能获得相应的投资利益，而且其可以主张的利益应当与其实际转移的财产权多寡成比例、相适应。如果"隐名股东"没有实际转移财产权益，名义股东则拥有类似"先履行抗辩权"的抗辩权，应以对抗"隐名股东"要求履行合同的主张。
二、实际出资人与公司及公司股东--股东资格确认之诉
在有限责任公司中，相对于股权来说，公司和股东存在共同的权利义务关系，即诉讼标的是同一的，而案件的处理结果与有限公司和股东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因此从此类案件的实体法律关系以及程序意义来说，笔者认为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是必要的共同诉讼，公司及公司股东为共同被告。
当事人欲获得股东资格，必须同时满足如下条件：（1）当事人向公司出资，是其原始得股东资格的先决条件。公司是由股东出资而共同组成的社团组织，出资是股东对公司最主要的一项义务，因而出资是成为公司股东的必然前提。当事人为了享有股权以获得收益，作为对价，必须向公司让渡其部分财产权。这一标准是原则性的。在隐名投资的情况中，名义股东持有出资证明书，是法律意义上的出资人，相应地具有股东资格；而实际出资人则无权向公司主张权利，也无权直接要求公司确认其股权或要求公司登记机关变更登记，其必须向司法机关提起确权诉讼，证明其实际履行了实际出资义务，才有可能一系列形式化证据。（2）实际出资人取得股东资格，须经过公司半数股东同意；公司超过半数股东明知出资人出资，且已经认可其行使股东权利的，视为同意。公司是具有人合性质的社团法人。公司发起股东的合作关系往往源于一定的信任基础，这也能够解释股东对外转让股权时受在册股东优先购买权之限制的规定。某些个案中，实际出资人选择隐名的方式投资，也正是基于不受在册股东信任之考量。如果司法者不顾有限公司的这一重要性质作出判决，很可能动摇公司存续的基础，甚而造成公司僵局、解散。从另一角度而言，公司是法律主体，具有人格，这很大程度上体现于公司对于其经营决策、人动、风险控制有着排他性的自决权。公司只需要在法律的框架内运行，依照章程对登记于其股东名册的股东履行义务。如果司法者在公司多数股东反对的情况下强令公司变更登记和变更履行义务的对象，则有否定公司人格、干涉公司经营自的嫌疑。（3）确认股权不违反法律的强行规定。法律设定了大量的强制性规范，以防止个体权利侵犯其他正当权利和社会的公共利益。
具体而言，在确认隐名投资人的股东地位时，违反法律强行规定有两种情况。一是隐名出资的资金本身来源于贪污、受贿、走私、挪用公款等犯罪的违法所得。由于涉及上游刑事犯罪，违法所得应当没收，当事人亦不得因其违法行为而获利。在这种情况下，不知情的善意名义投资人仍得为公司股东，隐名投资人已经取得的实际利益应按《合同法》第 59 条的规定收归国家所有；而恶意串通的隐名投资协议双方都不能获得股东资格，其名下股份应当由其他股东认购或通过依法拍卖确认股东。二是如果法院确认实际出资人具有股东资格，就会违反法律的强制规定。如果投资人身份不适合或数量众多的投资人都隐名于某个名义股东，确认实际出资人的股东身份就会违反相应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得确认实际出资人的股东资格。
在个案中，请求确权的当事人欲获得股东资格，必须同时满足上述三个条件；而提起确权诉讼的当事人能够证明具备该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其诉讼请求。如此，该认定标准不仅符合法律、法理，而且在逻辑上也是严密的，并不存在不能适用该标准认定隐名投资人股权的个案。
三、实际投资人与第三人--股权转让纠纷与公司债务纠纷
实际投资人与公司外部第三人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但可能由于股权转让纠纷或债务纠纷而出现在同一诉讼中。
（1）名义股东未经实际出资人同意向第三人转让股权，实际出资人请求法院确认转让行为无效。处理实际投资人与公司外部的纠纷时，根据《公司法》第 33 条的规定以及商法外观主义原则，应当认为名义股东是公司股东，其处分行为系有权处分，只要名义股东与受让人不属恶意串通，法院应当认定转让等处分股权行为有效。而名义股东以转让或其他方式处分股权造成的实际出资人的损失，实际出资人可以依法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违约损害赔偿或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2）实际出资人与第三人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名义股东拒绝履行而产生的纠纷。在这种情况下，名义股东对外仍然是合法股东。因此如果名义股东拒绝办理转让手续，实际投资人也就无法履行转让合同。如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在签订隐名协议时，明确约定了后者负有相关协助义务，则实际投资人可以依合同追究其违约责任；否则，实际投资人只能首先依法提讼，请求法院确认其股东资格，而后在公司过半数股东同意的前提下，与第三人完成股权转让。
篇8
[论文摘要]对瑕疵出资、隐名投资人出资、违反公司章程和侵犯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效力如何，一直是《公司法》实施过程中的一大难题。文章通过对股权及股权转让相关问题的探析，按照法律及债权物权理论，对上述特殊情形的股权转让效力进行了分析和判定，并提出了转让是否有效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视情区别认定的观点。
[论文关健词]特殊情形 股权转让 效力探析
一、股权转让及法律适用概述
股权是股东因出资而取得的依法定或章程规定的规则和程序参与公司事务并在公司中享有财产利益的、具有可转让性的权利。它构成了公司法人所有权的内部基础，引成了股权和公司法人所有权的契合关系。它是一种不同于债权和物权的独立的民事权利。股权转让是指股东将其对公司所有的股权转移给受让人，由受让人继受取得股权而成为新股东的法律行为。按照大陆法系关于民事行为的分类，股权转让属于准物权行为。准物权行为则指“以物权以外权利之转移、变更或消灭为直接内容之法律行为……如股东权之让与。”此外股权转让还具有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转让效力认定的独立性。
由于股权转让不完全等同于债权行为中的买卖行为，因此不能完全按照买卖合同的法律规定进行处理。合同法对其没有专门规定，但其毕竟是一种合同法律行为，因此除了适用公司法及公司法有关司法解释外，还应当按照《合同法》第124规定，适用合同法总则的规定，并可参照分则或其它最相似的规定。
二、瑕疵出资的股权转让效力
股权瑕疵出资，是指股东的出资行为与我国《公司法》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有关股东出资规定不相符，其行为在法律上有瑕疵或出资的财产和财产权利本身存在瑕疵。如股东完全没有出资，股东没有全部出资，股东出资后又抽回出资以及出资评估不实等。对瑕疵出资的股权转让是否有效，理论界学说很多。笔者认为：虽然“出资的瑕疵必然导致股东权的瑕疵”。但《公司法》第200条规定：“对虚假出资、出资不到位的股东，只责令改正和罚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司法》的解释（三）第13条和第14条规定：“对出资未尽责任的股东承担补缴责任和承担受追偿责任。”这事实上认可了出资瑕疵者仍有股东资格，也就是说其股东资格不因出资瑕疵受影响，当然如因出资瑕疵导致公司不能成立或被撤销除外；股权转让作为民事法律行为，判断其是否有效应当按合同法和民法通则关于民事行为有效要件的规定进行；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尚没有关于出资瑕疵的股权转让无效的规定；如法国、德国等国家的公司法律中直接明确出资瑕疵者仍有股东资格。因此出资瑕疵者对外仍有权转让股权。结合有关学说观点，转让是否有效应区别认定：如果出资瑕疵的股东已将瑕疵的事实告诉受让人或者转让人虽没告诉给受让人，但受让人已通过其它途经知道股权有瑕疵的事实仍愿意受让，则股权转让合同有效，这是受让人自愿接受瑕疵股权，事后也不能按《合同法》第148条规定以买卖合同标的物质量不合格为由请求解除合同；如果转让方未将出资瑕疵的事实告诉受让人，受让人也不知出资有瑕疵的事实作出了受让行为，且构成了合同法上的欺诈，则转让合同效力属于可变更或可撤销，如果转让合同损害了国家利益则按《合同法》第52条第一款规定属于无效。
三、隐名投资的股权转让效力
隐名股东是指虽然投资人实际认购出资，但是在公司的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工商登记等方面却显示他人为公司股东的一种投资方式，这种方式在我国投资领域大量存在。对隐名投资是否有股东权问题有二大学说，形式说认为：隐名投资下应以显名股东作为公司股东；实质说认为：应按事实出资者是谁为准，实际作出投资的人就是合法股东。基于：第一，最高法院2007年对公司法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二）第17条规定，实际出资人以其与他人约定由其出资而以他人名义享有股东权，请求公司向其履行义务的不予支持，但实际出资人与公司另有约定除外。该意见实际上是一种折中说，它为隐名投资人的身份确立提供了一个标准，就是隐名投资人在公司没有特别认可前提下没有股东资格，这样有助于制止规避法律行为的发生，有利于公司的正常动作；第二，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间的投资合同，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对第三者不发生合同上和法律上的效力，包括对善意第三者没有对抗力；第三，隐名股权转让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股权”转让，但其也是一种合同，对其是否有效应当按照《合同法》第52条规定加以认定。为此笔者认为：其股权转让是否有效也应区别对待：1.隐名股东转让其股权时，如果公司承认隐名股东，显名股东也承认与隐名股东投资（有人认为是信托），即在隐名股东身份得到认可的前提下，其转让有效。受让人可以将隐名转为显名，也可继续通过与显名股东订立协议保持隐名身份。但如果公司不承认隐名股东，则隐名股东转让无效，显名股东地位不受影响，受让人因未尽注意义务而不能按善意取得理论取得股东权利。2.显名股东未经隐名股东同意直接转让其股权的效力，并不因未经隐名股东同意而无效。股东权的工商登记具有公信力，作为第三者受让显明股东权是基于对登记的信赖不违法也无过错，系善意受让属于有效。隐名股东只能依据其投资协议约定要求显名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和赔偿责任。如果受让人明知转让人显名股东不是真正投资人，此时显名股东的转让效力应根据隐名股东资格的有无而区别对待：如果隐名股东资格得到公司认可，按上述最高法院的征求意见稿规定，其与显名股东的转让无效；如公司不认可隐名股东资格，则受让人与显名股东的转让有效。
四、违反公司章程限制或禁止约定的股权转让效力
《公司法》第72条对股东向外转让股权作了一些限制，赋予未转让股东一定的权利，如优先受让权，同意权等，但第四款同时又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除外情况，据此规定，有些股东基于一定目的就在章程中对股权转让作出了某些禁止或限制。对违反公司章程禁止和限制约定的股权转让效力是否有效，法律和司法解释至今没有规定，理论界观点也众说纷纭，主要有有效说和无效说。笔者认为：公司章程是公司的内部，它是公司及其成员的最高行为准则。是规范公司内部关系，明确投资人权利义务的基本规章，其内容完全是投资人真实意思表示，也是股东自治公司的依据，因此章程的地位、作用和内容对所有股东具有当然的约束力，其效力如何直接关系到股权转让的效力。因此，该类转让合同是否有效，应视章程中的“另行规定”效力情况而定。如果章程中的“另行规定”有效，那么违反章程“另行规定”中的禁止和限制约定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如果章程中的“另行规定”无效，那么不能以违反章程“另行规定”中的禁止和限制约定为由认定转让无效。对“另行规定”是否有效可从以下方面作审查：
1.审查章程中的“另行规定”是否属于《公司法》第72条允许股东另行约定的范围，如超出则其无效。第72条共有四款，“另行规定”是独立的第四款，从逻辑上分析对前三款均有效，在前三款中可以约定的内容包括：股东向外转让时要经其他股东半数同意中的“半数”，（这半数是指股东人数，还是表决股份数公司法没明确）；三十天答复期的长短；“优先权”是否拥有；为防止股份过度集中，限制股东持股最多不能超过多少；“同等条件”如何明确，是否专指价格，还是允许有其它内容等。
2.审查“另行规定”是否违反法律等强制性规定。例如，在章程中禁止股权转让，如要转让必须经其余全体股东同意之类则无效，因为股权本质是一种财产权益，权利人依法具有处分的权能，禁止转让和转让要经全体股东同意其实质就是剥夺股东处分权。优先权是法定权，笔者认为对其进行一定限制是可以的，但如在“另行规定”中作出禁止优先权行使应属于无效。
3.审查章程是否股东真实意思表示。如果是他人代签字，而没有经股东大会正式通过的章程也无效。
4.审查股东是否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如被监护人作为股东时，出资的财产是被监护人本人，监护人将被监护人资产决定用于投资。由于投资本身具有风险，完全有可能造成被监护人资产损失，故这种投资的章程违反《民法通则》第18条规定，也不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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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隐名投资者股东资格认定问题的理论分析
在对隐名投资者股东资格认定进行深入分析之前，有必要先对隐名投资行为进行界定，进而对隐名投资行为的特征进行剖析。
（一）隐名投资行为的界定及特征
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依法向股东发放出资证明书，据此取得出资证明书系投资者显名化的形式界定要件，反之除此之外仅有出资但并未取得出资证明书的则不应界定为显名出资（即隐名出资）。
首先，隐名出资于法律上有双重属性，一重为显名于公司公开资料的显名股东，另外一重则是隐名出资人根据显名股东与隐名出资人之间的协议实际出资但未能显名在公司公开资料中的隐名出资人；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是显名股东本身具有双重身份即是显名股东也是实际控制人。其次，隐名出资人须履行实际出资，严格意义上该出资形式只要不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即可，通常以货币形式出资较多，但不能排除隐名出资者通过与显名人之间的协议安排，将自有非货币标的转移到显名出资者名下后完成出资以达到隐名出资效果。再次，隐名出资者须与显名出资人达成契约或合同即隐名出资者必须与显名出资者达成合意，这是构成隐名出资的关键环节，没有合意没有契约则隐名出资者的股东资格认定失去基础法律关系。最后，隐名出资者依照法律以及其与显名出资者的契约享受投资收益并以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这是从收益获取及责任承担层面的对隐名出资行为的界定，单纯出资享受收益但不承担任何责任则不能构成投资关系（可能涉及债的关系）。
（二）隐名出资的原因
导致投资者选择隐名出资的原因主要包括投资者自身的主观原因以及非基于自身的客观原因。主观原因多为投资者基于自身意识考虑在无客观限制情况下主动与显名人达成隐名出资契约已达到其隐名出资之目的；客观原因则是由于存在法律法规或其他限制直接出资的因素，为达到参加投资获取投资收益之目的，被动选择与他人达成隐名出资契约，借他人之名已达到己出资获益之目的。
（三）关于隐名投资者股东资格认定的有关学术主张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将隐名投资者的股东资格认定归结为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但简单归结本身难以解决现实经济中复杂的隐名投资者股东认定实务。
关于隐名投资者股东资格认定的有关学术观点如下：
第一，否定说认为，从立法上，我国股东资格的认定标准应根据公司章程、公司工商登记材料等显性证据的记载加以认定。登记公示制度有利于保障股东权益、交易安全和交易稳定。隐名投资者未被显示与登记资料中，如果被认定为具有股东资格将导致公司既有平衡被打破，进而损害善意已显名股东和第三人的利益。
第二，肯定說观点认为，股东名册、工商登记等显名要件材料仅是公示性登记不是设权性登记，股东资格的认定应当根据是否实际出资及其他情况确认，只要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出资行为应当得到认可。《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规定与该观点不谋而合。
第三，折衷说主张就隐名股东资格认分不同情形进行，对于不涉及第三人利益且不违反工商登记要求的，应当根据隐名投资者与显名投资者之间的契约进行股东资格认定。如果涉及第三人（尤其是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时，应本着优先保护第三人的原则直接适用工商登记相关规则进行股东资格认定。
第四，法律规范说主张将隐名股东纳入实际控制人的范围进行规制，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之间的契约属于合同关系适用合《合同法》进行调整，但鉴于该契约之目的系向公司投资因此还需更多参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加以认定。
二、隐名投资者股东资格认定的探索
（一）隐名投资者股东资格认定的基本原则
第一，尊重契约自由。认定隐名投资者股东资格应当尊重相关主体的独立意志自由，尤其应当尊重隐名投资者与显名投资者基于独立自由意志达成的契约。契约关系是经济生活中最为基础的法律关系，契约关系符合公司（尤其是有限公司）的人合性特征（即在组建公司或新股东加入时不管是原始股东制定章程或后来加入的股东后对原章程的修改）实质上都是独立主体的达成契约的形式。
第二，保护第三人利益（此原则适用的情形为：一般的商贸关系以及非投资性关系（所谓投资性关系即天使投资、风险投资、PE等）），在经济社会中经济主体开展经济活动不可避免的需要与第三人产生经济交往互通有无达成共赢获取经济利益，因此要促进经济的繁荣必须给予第三人（尤其是善意第三人）合理合法的保护。鉴于第三人对于交易对方的内部信息不具有高度知情权的现实，因而当经济主体与第三人开展经济关系达成相关契约时，应当本着保护第三人（尤其是善意第三人）的原
则，认定经济契约以及进行责任规制时对于交易主体的内部投资关系或股权关系以工商公示的资料为准，不必探求交易主体内部真实的投资关系。
第三，实事求是原则。认定隐名投资者股东资格案件应当根据事实情况平衡相关主体证明责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践中隐名投资者股东资格认定的案例中，隐名投资者的主体多为自然人或非专业性投资机构，基于这种情况下的隐名投资者股东资格认定，一般的认为由于这些主体的法律意识以及风险防范意识相对不高，因此在处理这类纠纷时不能提高该类投资主体的举证证明责任。但如隐名投资主体系专业性投资公司（如资本管理公司、私募基金、咨询管理公司等）由于这类投资主体一般均具有十分严格风控措施以及专业投资团队，因此如这类隐名投资主体因股东资格认定产生纠纷，应提高该类主体的举证证明责任。
（二）隐名投资者股东资格认定的方法初探
第一，由于投资行为本身从法律角度系契约行为，因此在认定隐名投资者股东资格时应当首先对隐名投资契约进行认定，在认定契约是否有效时必须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但在具体适用时应当有所侧重，不可简单照搬硬套；值得注意的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仅仅是合同无效的情形并不覆盖全部合同效力形态。如《合同法》五十二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认定为无效，那么何为强制性规定呢？本人认为所谓强制性规定应该指的是效力性规定而非管理性规定，凡是写明违反后无效或不能成立则为效力性规定，除此之外则为管理性规定，对于违反管理性规定的投资合同不能简单认定为无效。
第二，区分隐名投资行为本身的主观因素，即考虑隐名投资者进行隐名投资时是否为善意，在进行认定时应当考虑隐名投资者隐名投资时的身份、工作、学历、经验、年龄、家庭关系、投资目的以及当时有无可供选择的其他投资方式及该方式的復杂程度等；同时对于隐名投资合同进行逻辑认定包括合同格式（如是否为格式合同）、合同本身有无限制或排除对方权利或增加对方义务而不合理扩大己方权利等，以及隐名投资合同是否有第三方鉴证或是否已经经过公证组织进行公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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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隐名出资 法律问题 公司法
一、隐名出资人的概念及表现形式
隐名出资，是指出资人因自身或者客观的原因，与他人达成合意，由出资人实际出资，以他人名义出资或者借用他人名义设立公司、合伙企业或个人独资企业。其中实际出资人为隐名出资人，而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商事登记薄的出资人则为名义股东。在司法实践中，隐名出资人的表现形式趋于多样化，在此从其主观目的出发，笔者在此分为以下两类：
（一）规避法律型隐名出资人
1.为了享有中外合资企业或者外商独资企业的某些税收优惠政策或者为了规避中外合资企业的投资比例，一部分国内出资人借用国外投资者的名义设立中外合资企业或者外商独资企业。
2.我国《公司法》对公司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规定了竞业禁止的义务，而一部分企业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利用“隐名出资人”的外衣经营公司同类业务，或者进行关联交易，获取非法利益。
3.我国《公务员法》对公务员投资做了相关禁止性规定，部分公务员利用“隐名出资人”这一身份的庇护，公然地参与投资，享受其所带来的收益。
4.为了规避中外合资企业的审批程序和限制，外商投资者与国内投资者以代持股协议方式设立内资企业，作为隐名出资人享受股东权利。
（二）善意型隐名出资人
1.每个公民都有自由处分其合法财产的权利，实践中一部分出资人不是为了规避法律的强行性或禁止性规定而隐名，而是或者不愿意公布自身财产状况，或者怕泄露身份，或者出于商业上的原因等，才选择作为[名出资人对企业进行投资。
2.公司股东之间存在高度的信任关系，且一定程度上也缺乏法律意识，出资人在认缴股份或者增加出资后未及时记载在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也未及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权登记，非基于本意而成为隐名出资人。
3. 出资人将其合法所有的资金交给信托受托人从而使投资财产转变为信托财产，由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按照出资人的意愿将该资金投资于公司以获得股权，这也算是变相的隐名出资行为，出资人顺理成章成为隐名出资人。
二、针对目前存在的隐名出资人问题应如何处理
在隐名出资人成为“名副其实”的公司股东之前，隐名出资人要行使股东权里受到重重阻碍。实践中应做到既要充分维护交易制度，又要充分维护公司制度，使两种制度的功能都得到实现。据此，根据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试探析隐名出资人的相关问题。
（一）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问题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第1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从上述法条可知，实际出资人即为隐名出资人，隐名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从合同法角度予以规制。
（二）隐名出资人股东资格认定问题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第3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从上述法条可知，就法律上而言，名义股东仍然是合法的股东，隐名出资人如果想要取代名义股东的法律地位，必须符合两大要件，一是隐名出资人必须依法出资或者认缴或者依法继受股权；二隐名出资人向公司作出欲成为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经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以上同意且办理相关的股权转让手续，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将其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
（三）隐名出资人和善意第三人的法律关系认定问题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规定：“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上述法条即目前公司法实践和理论上颇受关注的股权的善意取得问题。依据该司法解释可知，符合善意取得条件时，受让人可以取得股权。
三、结语
实践中，围绕隐名出资人的相关问题远不止上述所及，可以看出隐名出资人在公司中出资权益受到法律保护，但对于隐名出资人所涉及的法律关系性质，还需法律予以明确、系统的规定，使之成为一项独立的公司法制度。
参考文献：
[1]施天涛，《公司法学》，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30页。
[2]叶欣，《隐名股东权利保护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14年硕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