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4 13:5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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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化学论文

篇1

艺术是人类文化的重要构成,因此艺术研究不能缺乏文化视角,对现代影视艺术的研究同样如此。本文根据影视艺术的特点和功能探讨其特定文化属性,从其大众文化属性出发揭示其创作机制和发展规律,及其与精英—雅文化和经典艺术的关系,并联系我国影视艺术创作的实际,试图为国内影视业找到一条走出低谷的有效途径。本文为笔者关于影视艺术的文化学研究系列论文之一。

【关键词】影视艺术/大众文化/读者性文本

当我们试图深入影视艺术,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和批评的时候,我们首先会遇到它的文化属性问题。因为艺术是文化的特定表现,它“双重地归属于文化:一方面,作为文化所产生的并且在文化中发展的艺术活动方式,作为由艺术创造者和艺术消费者的共同努力而实现的人对世界的艺术形象掌握的方式归属于文化,另一方面,作为在文化中对象化的、固定的、得到储存的具有艺术价值的艺术活动成果归属于文化”。(注:[苏]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第114页。)实际上,艺术既是文化的表现,也以文化为表现对象。那么,何为文化呢?文化是一个古已有之却又长期争论的概念。关于文化的定义,据不完全统计,已有二百个之多。从词义学的角度看,“文化”一词在西方主要源于拉丁文“cultura”,意指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出来的事物,是与自然存在的事物相对而言的。在汉语中,“文”是一个象形字,它的原始形象是表示许多装饰花纹相互交叉,富丽而不单调。《说文解字》即是这样解释的:“文,错画也,象交文。”《易·系辞下》也说:“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中则有这样的句子:“五色成文而不乱。”“化”是一个会意字,从“人”从“匕”,“匕”乃回首从人之意,表示引导从善;也可解释为改易、生成、造化,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如《庄子·逍遥游》:“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易·系辞下》:“男女构精,万物化生。”《黄帝内经·素问》:“化不可代,时不可违。”《礼记·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这里,文化实际上被理解为一个过程性的动作,这个动作既指涉人有意识地作用自然世界的活动,又包含了原有的自然物根据人的活动改变面貌和秩序,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成为属人的,从自然物变为文化物,从自然秩序变为文化秩序的过程。”(注:丁亚平《艺术文化学》,文化艺术出版社,第31—32页。)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含义也在不断地演进,不断地扩展,由人对自然的改变性活动和自然的人化到人的社会活动及由此而形成的组织、制度、思想与各种意识形态结构都成为文化的表述对象。正如萨姆瓦所说:“文化是一种积淀物,是知识、经验、信仰、价值观、处世态度、赋义方法、社会阶层的结构、宗教、时间观念、社会角色、空间关系观念、宇宙观以及物质财富等等的积淀,是一个大的群体通过若干代的个人和群体努力而获取的。”(注:萨姆瓦等《跨文化传通》,三联书店,第28页。)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更为明确地指出:文化“是人类在自身的历史经验中创造的‘包罗万象的复合体’”,“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的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显然,文化的范域是极其宽泛的,其所有构成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即物质层次、精神层次和艺术层次。“物质生产的产品和方式属于文化,以‘天然’向‘文化’的转化正是在物质水平上开始为限。而至于精神生产,它则形成精神文化的层次。只是必须预先说明,不应该在那种涵义上理解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区分:仿佛前者是某种纯物质的和只限于物质的东西,后者则是某种纯精神的和只限于精神的东西。而应该理解为:在文化的这些层次中,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的相互关系正相反——物质文化根据自己的内容和发挥功用的方式是物质的,精神文化在这些决定性的方面是精神的,然而它的所有产品是被物化的,否则,这些产品就根本不可能存在;而物质文化的全部过程表现精神的目的、计划和模式。”(注:[苏]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第88页。)人类全部的艺术创作及其作品构成文化的艺术层次或称艺术文化。艺术文化在人类总体文化中处于一种特殊地带,它介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既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又分别延射、渗透于物质和精神文化,以“边缘艺术”的形态与物质文化或精神文化交叉、交融,如建筑艺术、工业品艺术设计、演说艺术及艺术政论作品等。实际上,即使是处于独立空间的纯粹的艺术创作,也与物质和精神文化领域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因为无论多么纯粹的艺术创作都离不开以特定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为主体的生成和生存环境,并且不可能不表现和反映特定物质和精神文化的状态和内涵。由此可见,艺术不仅是文化的重要构成,而且成为文化的一种生动而有意味的表达。

正是由于艺术既是文化的表现,也表现文化,所以文化便从根本上决定着艺术的性质与特征。苏珊·朗格指出:“常说的艺术基本统一性,并非在于各类艺术形成要素的相同和技术的相似,而主要在于它们特有含义的唯一性,即在于全部艺术‘意味’的意义。‘有意味的形式’(其确实有意味)是各类艺术的本质,也是我们所以把某些东西称为‘艺术品’的原因所在。”(注:[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3页。)这里的“有意味的形式”即是情感的形式,或称人类情感的符号,它是“一种情感的描绘性表现,它反映着难于言表从而无法确认的感觉形式。有意味的形式概念,起码为上述要求提供了出发点。所有的描绘方式都是复杂的、准确的和微妙的。符号的制造,就像制造一个便当的碗,一支顺手的桨那样,要求着高明的技术。表达的技术是比自卫技能更为重要的社会传统。……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注:[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50—51页。)作为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艺术无疑是为人类情感的表达需要而诞生的,同时也会随着这种表达需要的变化而变化。而无论人类情感抑或这种情感的表达,都在文化的范畴,且既为其它文化形式所影响和制约,也影响、制约着其它文化形式。因此,在特定的区域,特定的时代,由于这一区域、时代的特定的文化环境及生成于斯的人类的特定情感的决定,艺术便诞生了它的特定风格。当然,这种风格不仅表现在艺术家身上和艺术作品中,同时也表现在艺术符号-形式方面。如所周知,东方写意的文化土壤诞生了以虚拟、程式为基本特征的中国传统戏曲,而写实的话剧只能由与之相适应的西方文化所孕育:至于话剧在中国的移植,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文化的“西风东渐”。所以,不仅一个艺术家、一件艺术作品的出现与一种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是一种艺术样式,也可以看作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难从艺术符号上找到其特定的文化信息;反过来,我们研究一种艺术样式,显然也必须首先考虑其文化属性。只有把握了文化属性,或者说,只有搞清楚了这种艺术样式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文化背景,才有可能找到接近它、了解它、并深入研究它的有效路径,才有可能对它作出实事求是的确切评价。对影视艺术的研究、批评便是如此。

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并存着三种文化形态: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所谓主流文化,是指反映统治者的价值取向、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维护统治者的地位并在国家机器运转中起主导作用的统治者的文化。所谓精英文化,也称雅文化,即由少数知识程度、思想修养、艺术造诣明显高于广大普通群众的社会上流人物所创造的文化形态。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在前工业社会的各个阶段,这种精英文化或雅文化常常与主流文化相互渗透,互为依存,共同构成一股左右社会发展趋势的重要力量。如我国历史上,曾以正统的儒、道、佛三家学说为主体,以《诗经》为发端的文流为正统规范,历经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至近代西学,形成了一种传统的上层文化,这种上层文化就是典型的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的混合体:它在态势上属于精英文化、雅文化,而在功能上则完全属于主流文化。当然,有时候,精英—雅文化也会处于与主流文化分离甚至对立的状态,如在现代,精英—雅文化就往往以“纯粹”的文化形式反抗主流文化的或干预。至于大众文化,情况则有些复杂。从字面上理解,“大众文化”就是大众所创造的、适合于大众且在大众中流行的文化,这一点似无歧义。但同样为大众所创造、同样适合于大众、同样在大众中广泛流行的还有“民间文化”,它是否也属于大众文化呢?对于这个问题,人们的看法便有不同。“大众文化”的概念最早出现于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的《民众的反抗》一书中,主要指现代社会中涌现的,被一般人所信奉、所接受的文化。“大众文化是大众社会的产物,这种社会最先产生于先进的工业主义的美国。”(注:覃光广、冯利、陈朴主编《文化学辞典》,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第33页。)显然,这种观点强调了大众文化的现代性,并由此将此前时代就已存在的“民间文化”排除在外。周宪更为明确地指出:“我认为,古典文化中的民间文化和现代文化中的大众文化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首先,大众(mass)这个概念是一个现代的范畴,与传统社会的俗民(folk)概念截然不同。从社会学角度看,大众文化首先是和大众的形成密切相关。而大众的形成又是现代社会的工业化都市化的必然产物。随着工业化,现代城市出现了;城市吸引了大批人口的迁入,大批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而城市里原来的居民也发生了变化,于是便形成了奥尔特加所说的‘平均的人’——现代都市大众。这和传统社会中分散地居于乡镇甚至乡村的俗民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造成大众文化出现的第二个直接原因,是技术的进步所形成的大众传播媒介。在相当程度上说,没有大众传播媒介,就没有大众文化。正是大众传播媒介使得大众文化迥然异趣于古典文化中的民间文化。”“大众文化完全是现代文化的产物,它和古典文化中的民间文化截然不同。……无论是大众抑或大众传媒,都是现代文化的产物。”(注: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第64—65页。)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一些学者认为“大众文化”是一个具有相当时间跨度的概念,并不局限于现代工业社会。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当然并不否认传统民间文化与现代大众文化的区别,但那只是大众文化在不同时代的阶段性差异;即使是在现代,大众文化也不都是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如服饰、饮食、时尚等。大众文化不等于大众传播,也不等于以电子媒介为表现形式的群众文化,“大众文化是一个历史更为久远,内容也更为复杂的概念”。“群众文化是现代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但群众文化并不就等于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早在群众文化出现之前就已存在,其主要形式是‘民间文化’(包括民间故事、民歌、占巫、庆典、戏曲说唱、绘画装饰),这就是传统的大众文化。”(注: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74、258—259页。)这里又引进了“群众文化”的概念,可见大众文化是一个种概念,它还拥有若干属概念。对于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我更倾向于后者。因为文化具有过程性,正如C.P.曼克思所说,文化现实(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是历史的,来自于过去,并前进到新的未来。(注:转引自覃光广等主编《文化学辞典》,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第129页。)大众文化同样如此。尽管“大众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在现代,然而并不意味着大众文化完全是现代的产物,它在过去时代就已存在,这种存在当然只以其本质与现代大众文化的一致为标志,而在表现形态和具体特征上则可以不尽相同,甚至完全不同。如上所述,传统的民间文化与现代的大众文化在大众创造、适合大众及流行于大众等方面如出一辙,这就充分显示了二者本质的一致性。事实上,大众文化是不断发展、变迁的,主要表现为内容或结构的变化。如果说在前工业社会,大众文化是以民间文化为主要形式:那么,在工业和后工业社会,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当然不是唯一形式)则转变为大众传播文化,虽然大众传播并不等于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由民间文化向大众传播文化的转变,无疑是人类总体文化发展的结果,它不仅更新和完善了大众文化的内部构造、结构功能,而且大大提高了大众文化在人类总体文化中的地位,因为大众传播在现代社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全不似以往民间文化的无足轻重。众所周知,传统的民间文化因其浅与俗往往难登大雅之堂,从而不能对社会文化发展构成决定性的影响,虽与精英、主流文化并存,却始终处于边缘地带;而现代大众文化(大众传播文化)却几乎控制了现代文化的发展趋向,既使精英文化难以举步,也让主流文化不得不首肯和认同。“这情景确乎令人惊诧。大众文化一开始还只是零星地、羞怯地在‘娱乐’的名义下被举擢而出。然而,很快这种局面就被轻而易举地改变了。不仅仅是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也不仅仅是西部片、武打片、娱乐片、爱情片、警匪片、生活片,还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广告、录像、流行歌曲、摇滚乐、卡拉OK、游戏机、迪斯科、劲歌狂舞,还有像袜子一样被频繁更换、忘却的流行歌星、影视明星、体育明星……几乎是渗透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与此同时,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的精英文化,则被困窘万分地挤出了世人的视野。”(注:高小康《大众的梦·潘知常序》,东方出版社。)现代大众文化的兴起一方面是缘于现代社会人们特定的社会心理和时代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现代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大众传播文化的独特功能,即大众传播的媒介系统不仅对人们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和控制力,而且以其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大量而全面的渗透在全社会构成一种媒介环境,从而使得“人们一天除睡眠和工作外,几乎全在媒介中度过”,“媒介带来的信息充满着生活空间”(注:沙莲香主编《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53页。)。这样,大众传播便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任何社会现象、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乃至某一个人物、某一种商品充分“炒”热,让世人不得不接受。而现代大众文化正是在大众传播文化(媒介)的功能作用下,同时契合人们的社会时代心理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唯其如此,所以从总体上看,尽管现代大众文化的声势、地位已远非传统的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可以望其项背,但却并没有超越后者的浅与俗。这种浅与俗对于传统大众文化——民间文化来说除了限制其自身的发展外,并不存在其它危害;而对于现代大众文化来说,由于它已肆意越过边界侵吞了精英文化的领域,把精英文化赶入了枯鱼之肆,因而它的浅与俗则有可能导致人类文化的全面退化。正如美国著名大众文化评论家伯纳德·罗森贝格(BernardRosenberg)所认为,现代大众社会存在着单调、平淡、庸俗、丧失人性及人们在富裕生活中容易产生诱惑和孤独感的缺陷,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达和表现的大众文化虽然可以暂时克服人们在现实中的茫然感、孤独感和生存的危机感,但它也很有可能大大地降低人类文化的真正标准,从而在长远的历史中加深人们的导化。于是,如何处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关系,如何改造和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便成为了大众文化发展所亟须解决的问题——现代影视艺术正是以这样的文化境况为背景进入我们的研究、批评视野。

不论电影抑或电视,其诞生伊始,便不仅意味着人类一种新型的艺术样式的出现,而且标志着现代大众文化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鉴于当代大众文化已与现代通讯手段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电影的诞生标志着一个关键的文化转折点。它奇妙地将技术、商业性娱乐、艺术和景观融为一体,使自己与传统文化的精英显得格格不入,并对其造成重大的威胁。”(注:[美]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中国广播出版社,第32页。)电视同样如此,正如日本电视社会学家井上宏所指出:“电视以神奇莫测的光电变换手段,为自己在大众传播媒介中赢得了应有的地位。在电视传播过程中,在电视播出者与视听者之间,通过电视图像形成了新的传播关系。日本的电视传播学者藤竹晓认为,电视传播的基本要点是人们如何把电视作为社会认识的手段而加以利用并使之发生效果,即把电视看作是人们认识社会的重要手段。同时,电视还有另一个作用,即‘娱乐作用’。电视传播是以图像为主(也包括语言、音响效果和音乐等要素)的媒介,而图像则产生了电视传播的两重性,一方面使视听者认识世界,另一方面为视听者提供了娱乐。”(注:[日]井上宏《电视社会学》,见藤竹晓著《电视社会学·附录一》,安徽文艺出版社,第129页。)由此可见,电影、电视是认识与娱乐并举、传播与艺术并存的一种新型的文化形式,本为现代大众文化的重要构成,具有现代大众文化的性质与特征。而既在现代大众文化之列,影视艺术便首先是一种适合大众审美心理和欣赏水平、为大众所喜爱的通俗艺术,这与民间艺术类似(所以民间艺术/文化即是传统的大众文化),却与所有高雅艺术划清了界限;而其现代性,即与现代通讯手段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和以神奇莫测的光电变换、以奇妙的声像记录及呈现为艺术创造方式,以及以对当代大众生活、心理的准确把握和表现为艺术追求,以满足当代大众的审美、娱乐乃至消闲为创作目的,则使影视艺术将作为传统大众文化主要形式的民间艺术/文化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至于商业性,更是影视艺术同时区别于传统高雅和民间艺术的现代大众艺术(文化)的重要特质。影视艺术正是这样的一种艺术样式:它集传播与艺术于一体,熔通俗、审美、娱乐、消闲、商业于一炉,乃大众文化的现代表现形式,也是现代大众文化的艺术表现方式。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便不难发现目前我国影视理论与创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尽管从总体上来说,现代大众文化正处于上升期,其发展方兴未艾,但我国影视艺术却已面临危机。有观点认为这种危机为各种现代大众娱乐/文化形式的蜂拥而起所致,实际上,任何娱乐形式其魅力都无法与影视艺术相比拟,更无法取而代之。显然,影视艺术的危机不是由于来自外部的“同行相争”,而是由于自身内部的问题。具体地说,我们对影视艺术的大众文化本质还缺乏真正的、深刻的认识,对影视艺术作为现代大众文化形式的内部机制和运作规律还缺乏了解、掌握;或者,甚至根本没有将影视艺术纳入大众文化的范畴,置其大众文化规律于不顾。一个突出而典型的例子就是在理论和创作上流行“三分法”。所谓“三分法”,即人为地将影视艺术作品分成主旋律片/剧、艺术片/剧和商业片/剧。主旋律片/剧以政治宣传为目的,用概念代替形象,或用形象图解概念;艺术片/剧故作高雅,阳春白雪,孤芳自赏。这两类影视片/剧都以不顾观众兴趣、爱好,远离大众为共性,是“文以载道”、“为艺术而艺术”等传统艺术美学观念,实际上即主流、精英艺术文化观念的演绎和表现。商业片/剧应该是绝对通俗化、大众化的,因为它追求票房,重视观众,甚至可以迎合观众。例如好莱坞的商业片/剧就是真正的大众艺术,它们能够真正地令大众着迷,充分满足当代大众的娱乐、审美需求;而我国的所谓“商业片/剧”则只不过是“粗制滥造”的代名词。因为受传统艺术文化观念的长期熏陶和沉重压迫,真正的艺术家们往往羞于与大众为伍,不愿意从事商业片/剧创作,也不懂得怎样创作商业片/剧。因此,迄今为止,我国的商业片/剧创作从未获得应有的地位,大部分“商业片/剧”出自缺乏艺术功力者之手,或为艺术家不得已(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勉强为之,随意为之,甚至随便为之,以致这些作品基本上既无艺术性,也无商业性。其实,艺术性与商业性在影视创作中并不是对立的,恰恰相反,它们相互依存,至少,商业性必须以艺术性为前提。主流、精英艺术文化观念与现代大众艺术文化观念的分水岭不在于是否承认艺术的存在,也不在于认定艺术层次的高低有别(尽管人们已习惯于认为大众文化/艺术浅俗、低级,事实上大众文化目前也基本上处于浅俗、低级的层面,如前所述;但大众文化/艺术的艺术文化水准并不是没有提高的可能:不仅大众的素质可以不断提高,而且大众文化/艺术自身也存在着提高品位的机制与功能——这种机制与功能将在“现代影视艺术的文化学研究之二”里详论),而在于是将艺术的接受者定位于少数人,抑或定位于大众。罗兰·巴尔特(RolandBarthes)在讨论文学文本时提出了“读者性文本”和“作者性文本”两种文本倾向,“巴尔特对这两种文本倾向的区分不只是指文本的基本性质,而且也指文本所引发的阅读方式。‘读者性文本’往往让读者被动地、单纯接受式地阅读,使读者单向地从文本接受意义。相对而言,‘读者性文本’是一种封闭性的文本,易读易懂,清晰明了。‘作者性文本’和‘读者性文本’不同,它不断地要求读者积极介入,像作者一样或者和作者一起建构文本的意义。这种文本将其构意结构展示在读者的面前,要求读者对文本进行再创作。……‘读者性文本’通俗易懂,比较大众化,而‘作者性文本’则比较深奥复杂,是少数人欣赏的先锋文学”。(注: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74、258—259页。)影视艺术作为大众艺术(文化)形式,显然应该构建“读者性文本”——商业片/剧所建构的便是这种文本,它并不排斥艺术性,其与建构“作者性文本”的传统高雅-精英艺术的区别仅在于文本的基本性质及其阅读方式不同而已。由于对商业片/剧的误解、歧视和实际创作的粗劣状态,可以说,我国真正的商业片/剧根本还没出现。这样,不论是观念上还是实践中,影视艺术在我国都还没有真正被当作大众文化来对待,国人是一直沿用主流、精英艺术文化观念,按照传统艺术美学原则倡导和从事本为现代大众文化形式的影视艺术的创作,焉能不使影视艺术陷入危机?

从世界范围来看,国外影视界虽然没有“主旋律片/剧”的概念,而“文艺片/剧”和“商业片/剧”的说法却是存在的。但不论在哪个国家或地区,纯粹的文艺片/剧,即所建构的是“作者性文本”的影视作品,无不感到寂寞与孤独,自觉难与商业片/剧一争天下。事实上,文艺片/剧并不是没有存在价值,只是其真正价值不在于被观众接受,而在于探索影视艺术的内在机制,尝试各种艺术创作方法和手段,尽可能挖掘出其潜在的表现力,从而为影视艺术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与启示。作为现代大众文化形式,影视艺术的主要片/剧种只有、也只能是以建构“读者性文本”为基本特征的“商业片/剧”。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专门提出这一概念,因为影视艺术的商业属性是与生俱来的,是其机体的不可割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现代大众社会和现代大众文化的标志性特征。也就是说,所有影视作品都应该具有商业性,都应该是商业化的,因此,提“商业片/剧”就好像说“女人是人”、“松树是树”一样纯属多余。当然,强调影视艺术的现代大众文化属性,主张影视艺术创作遵循现代大众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并不意味着现代影视艺术只能停留在一般大众文化的浅、俗层面上。相反,由于影视艺术不仅是所有大众文化形式中对大众最具吸引力和影响力的一种,而且,它的特殊机制还赋予了它有效吸纳高雅艺术与文化因素的功能,这就使得它不仅可以自身超越浅与俗,而且还有可能引领整个现代大众文化提高品位。

尽管影视艺术不在精英-雅文化的范畴,不是精英—雅文化所孕育、产出的传统经典艺术,但它却与精英—雅文化及其经典艺术关系颇为密切。如所周知,影视艺术的内在机制具有极大的兼容性,它能巧妙地将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建筑等传统艺术门类融为一体,虽然被融进的各门传统艺术已经过改造和转化,以影视特有的方式呈现和表达,然而它们毕竟来自精英—雅文化,并没有完全磨灭其本来的经典艺术特质,这就为影视艺术提高自身的艺术、文化品味提供了一种可能。从历史上看,电影正是由于引进了文学、戏剧元素(如叙事、矛盾冲突、情节结构等)才从街头杂耍变成艺术殿堂中的一员;电视剧作为电视艺术基本的、主要的品种,也是在电视与戏剧的嫁接中诞生,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依靠戏剧的美学原则奠定其艺术地位。当然,影视艺术与上述经典艺术的关系必须慎重处理,因为它有可能导致两种结果。如果过分强调影视艺术对经典艺术的依赖,以经典艺术的美学观念和原则取代影视艺术独有的艺术观念与美学原则,甚而至于将影视艺术与经典艺术混为一谈——这种情况在我国影视界司空见惯,如不少国产影片和电视剧都可以被看作是用摄影/像机所记录的戏剧演出。这样影视艺术虽然被赋予了戏剧/经典艺术的特征,却同时也被改变了文化特质,即其大众文化色彩荡然无存,取而代之为主流、精英文化,而这显然不是影视艺术提高艺术、文化品位的正确途径,因为由此途径影视艺术不仅会逐步丧失自己的艺术个性,而且会以“作者性文本”的建构走进有悖现代大众审美需求和艺术消费心理、从而远离大众选择的死胡同,如同上文所述。影视艺术借助其与精英—雅文化及经典艺术的密切关系提高艺术、文化品位的正确途径是:以大众文化为体,以精英—雅文化为用;或以影视艺术为体,以经典艺术为用。具体地说,在影视艺术的创作中,首先必须坚持大众文化的方向,以建构“读者性文本”、满足现代大众的消费型艺术审美需求为目的;在此前提下,充分利用影视艺术的独特功能,将精英—雅文化及其经典艺术的精华按照现代大众文化的要求进行特定转换,使其具备大众文化(艺术)的表现和传播方式,从而为当代大众所乐于接受。

篇2

构字法指的是具体建构汉字的技法。它是造字法的一个子系统,由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巧三个有机关联的层次组成。

(一)构字参照系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参照系是汉字具体的线条构建的技巧之师法体系。造字方法的参照系是天、地、人三才,物质态与精神态的自在客体,师法其“然”,是客体在一定时空背景中某一条件下的存在态或特征。构字法参照系是对象的这种存在态或特征的构成逻辑或规律,即师法其“所以然”。

在系统的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师法其“所以然”的参照系。

西方哲学及其他科学的原始面貌只能考诸有关著述;中国哲学及其他科学的早期特征即使无书可考,也能从文字的构造中窥探其灵魂。因为汉字界定对象是主观见诸客观的精神活动,它能呈现“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三维价值意义。

首先,物质世界及其事理是无限多样、个性各异的,为了准确地描述这些对象,只能采用与对象同构的思维逻辑来构造汉字,得到同样多样而个性各异的汉字系统。随着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对对象的个性认识更加深入,使共性较强的记事或指称方法——结绳记事、积石为记等再也无法准确描绘对象以供交流时,促使了文字的产生。但汉字的现实主义方法的造字原则,使它同构于对象世界,呈现出与自然对象世界及相关事物一样的丰富和千姿百态。

无限纷繁而复杂的自然界并非无机的杂乱,是可以分门别类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通过对对象各有机系统的共性与个性关系的把握,对不同事物进行科学分类,并按其特征作形象指称。要对整个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及相关事理作种属分明的文字指称,就要具备不同系统事物的自然科学知识。要对飞禽进行指称,就必须有对整个动物界的系统认识,进而将飞行动物分离出来。又通过对飞行动物从形状到解剖特点的全面认识以确定类型。《说文解字》:“鸟,长尾禽总名也,象形”,“凡鸟之属皆从鸟”。有明确的“属”的概念,形象有其共性,解剖可见个性。《说文解字》收有120个“鸟”旁的字,多数用来称代不同的“鸟”。此外,还有:“隹,鸟之短尾总名也,象形”,“凡佳之属皆从佳”。《说文》中收“隹”旁字46个,包含了多数短尾鸟在内,是鸟类的又一种。凭此我们便能了解这些文字被创造时,上古先民的自然科学及其他科学的水平。《说文》共收9353个篆文,归纳为540个部首,以这些部首为定义根,将物质与精神世界的的无限复杂的对象进行分类,使各得其所,属性分明。可见汉字是自然科学及其他相关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使识读者在汉字认知过程中,不但掌握字符本身指的“是什么”,而且知其“为什么”——得到学科意义的方法论教育。拼音文字的“类”、“属”仅是语法意义的,非表义对象本身。其分类的目的不是为准确的表意,而是服从语法的形式逻辑。

基于自然对象世界组构的无限性但非无理性,使汉字有限的偏旁与部首在合理的无限组合下与对象共构,并结合字与字的语法关系的组合,描述出整个自然与社会甚至思维领域的一切,且随对象的衍化而衍化。

个性各异的自然对象却有其形象组构的共性,它们都由点、线、面构成,汉字则按对象自身的特性进行点、线、面(偏旁)的有机组构,创造出千变万化的汉字系统。这是对参照系“所以然”的最本质的把握。最能体现造字时代人民认识自然的能力和征服自然的特征。

此外,自然万物存在的一个共同态是受地心引力的作用,重心垂直指向地面。古人虽不能认识万有引力,但处处感受到了这种现象。如实描绘对象的象形文字便本能地将万有引力作用下的事物的特征描绘下来,使得每个汉字呈方块状的合理布局,每个字都有其重心,重心是否当位、合理,决定着这一汉字的形体的线条布置是否合理和具有美感。尽管每个汉字都有明确的重心,但其线条的设置并非简单机械的组合,而是变化多端的有机构建。是由千差万别的不对称性、不均衡性构成整体的对称与均衡,从而组成方正结构体式的重心。这一点楷体表现得最突出,其他各体也明显遵循这种重心居中的对称组构原则。

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系。汉字线条的构组还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将人类关系态的逻辑运用到点、线、面组合的逻辑中。人类以各种规范来协调相处,从而构组了各种秩序下的人际关系态。汉字的构造也明显带着这种协调相处的特点。上下左右,内外先后,大小长短等等都有严格规定,秩序井然,不失规矩。表现在上下关系中以上为先,自上而下;左右关系中以左为先,从左到右;内外关系中以内为先,先内后外。这些无疑具有人类行为科学价值。拼音文字的字母书写是无左、右、上、下、内、外的规则。既可自左向右,也可从右而左,既可从上到下,又能自下而上。字母与字母组合成文字时,只有单一的自左而右作线性横向排列。

人伦讲究秩序,但这种秩序并非一维的单向趋动,而是双向逆动的。这种原则体现在汉字构造上虽讲究上下、左右、内外的先后,但优先者并不能越位强占,更不可独霸,而是按自身的特点占据一定位置,进行合理分配。如“忠”,在上的“中”不宜过大过长占据“心”的位置,使在下者无法立足。同样,左右关系中,左先但不可欺后。如“林”,左“木”之捺宜短,右“木”之撇要收,在互让的关系中,协调构建,不过分夸张任何一方。

此外,在群体与个体的关系中,汉字构造强调共性,群体大于个体,个性服从共性。具体地说是点、线、面(偏旁部首)的独立意义小,共构意义大。部首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共构,而且往往是带有共性意义的部首偏旁放在优先位置,或在上、在左、在先。拼音文字的字母独立性强,不同字母摆在一起无内在的必然共构性。显示以个性为中心的行为价值特点。汉字完全是由笔划(元素)偏旁部首(层次)单字(子系统)整个汉字系统,从个性到共性的逻辑组合,这种“共性优先”的原则,展示了传统行为科学的价值取向。汉字构造以上述各学科对象为参照系并与之发生价值同构关系,凝固着他们的信息,所以带有多维的文化价值。

(二)构字原则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原则是指汉字构建的具体技巧和手法所遵循的准则。它包括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辩证相生的组构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

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与中国绘画:从西安半坡出土的几件著名的人面鱼纹陶碗看,形象极生动,这种线条勾勒的画竟如西方现代派一般。然而,这种早就很成熟的艺术,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直到南北朝以后才中兴起来。但以线条勾勒为特征的象形字却得到充分发展,到南北朝时已走完了由甲骨金文、大小篆、隶书、正楷、草书等全部的进化过程。在漫长的文字创造过程中,汉字的构造方法和书写技法反而大大地影响和促进中国画的发展,并匡定了中国画的基本特征。

中国画不是西欧式的写生来再现对象,而是以默记对象的方法来再现客体。默写是先经过心智活动,将对象留在记忆中的典型特征(往往是点或线的)绘写出来,结果是“眼中竹”与“心中竹”与“笔下竹”俱不相同,愈加典型,愈加简练。呈现出特征线条勾勒的绘画特征。与象形字以特征线条刻画对象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以特征线条默画对象会因人而异,不同绘画者的思维水平、修养能力有差异,记住对象的特征也不尽同,所默画的同一对象也有区别,只能求得大致的相似,本质特征趋同——神似。中国画重神似而不拘于形似,东坡先生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追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神妙境界。与汉字一样是现实主义基础上溶入浪漫的理想主义的成分。

以线条勾勒默画对象,而不是面对面的写生,使中国画忽视了“光”和“色”的变化及立体透视的科学性。这也是追求“神似”的必然结果。中国画以“散点透视法”的线条来构组对象,这与汉字以特征线条全方位地(必然是散点透视式地)设置也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工笔与写意,篆楷与行草;绘画与书法在传统的文化中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辩证生克的组构原则与古代哲学。文字史前哲学无稽可考却能从汉字构造的逻辑中得到破译。作为系统世界观的哲学是很晚才诞生的,作为人类的世界观甚至于初步的哲学体系在文字产生之前就存在于上古先民的物质与精神的文化生活中,既烙印在打制的石器中,陶器上,也凝固在千百年来群体集体创造的汉字中。因为汉字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如实地描述对象的交际符号。它有着客观存在性,还有第二位的主观性,而且是群体共同的主观性——文字只能是群体的创造,这与画有区别。这一群体性——社会共同性所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哲学等文化特征能从汉字中译解出来。

早期汉字的线条由直笔和曲笔这一对矛盾体组成。它们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直有“横”“竖”;曲带“方”、“圆”。或横竖相接,方圆相依;或直曲成方,斜曲成圆。有左弯右拐,有上折下勾……。生克变化,无尽无穷,完全体现了对立统一的法则。汉字按不同规律不同原则,以几组简洁的符号组成无限复杂的文字系统。并共同体现着阴阳生克同构的特征。横一、再二、而三,但不可再四;一竖、二竖、三竖,而四竖不成字。横而太过制以竖;竖而不节抑以横。直笔添曲,曲笔加直;方中见圆,圆内生方。相依相斥,互为呼应;生克变化,浑然天成。

上述为“点”与“线”的哲学,进而由线构成面(偏旁)又由面构成“块”(文字)时,更显示了辩证法的熟练运用。这从偏旁与偏旁互相组构成字时的位置变化排列上,贯穿了辩证的甚至系统的哲学逻辑:左右结构,右左结构;上下结构;内外结构,外内结构;左中右结构,上中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上下)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左右)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内外)右左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外内(左右)结构;(上下)内外结构,(内外)上下结构;混合结构。

这种排列结构逻辑,还显示了数学的排列组合的理论价值。

在偏旁与偏旁或笔划的组合中,虽然是全方位的,但决不是无序的,有特定的逻辑性,并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同一偏旁(共性)的字群中,每个个体不同别的个体,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共同的偏旁是其普遍性,是各个个体共同的组织信息块,但它是寓于各个个体的特殊性之中。无共性则无个性,无普遍性亦无特殊性。

在点、线构面,面与点与线或面构成块(字)时,还体现着系统论的五大原则:一、系统的整体性原则。点线面块(字)是元素层次子系统系统的关系,同样单个汉字同旁汉字汉字系统也是由元素到系统的有机构成关系。它们既独立又有机关联。二是系统整体的动态性原则。就汉字的构成看它们是由几个基本笔划——元素组合起来的,作为基本符号本身无多大意义,但按一定逻辑组合后,元素与元素进行了信息交换、构成了偏旁进而构成字便带有了实际意义,起了质变。虽然各部分(偏旁)进行了能量交换,但并不破坏它们,而是保持了整体各部分的一定联系。就整个汉字系统而言,是不断与外在环境进行信息、能量交换的,不断进化,注入新的活力。三是系统整体的结构性原则。指在一定层次中形成结构的基础上的整体性。这在汉字的结构中体现的尤为鲜明。四是系统整体的层次性原则,即有序性原则。指任何有机整体都是按一定的秩序和等级组织起来的。汉字正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原则。五是系统整体的相关性原则。任何系统都是存在于一定环境中,也是与外界其他系统进行联系或交换。汉字既是现实主义式描绘对象,是以三才为参照系,自然是处在一定环境中与对象不断交换信息和能量,随文化(广义)进化而进化。

通过剖析,传统哲学的特点是能够从汉字中得到合理破译的。并且我们可以清晰见到汉字笔划的有机组合所蕴涵的阴阳辨证的哲学精神孕育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胚胎。

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是整个东方艺术的核心原则,它源于儒家哲学,但这一哲学本身在文字史前就已受孕。汉字摹仿三才,有典型的建筑美。它重心居正,不偏不倚。不作畸形之态,常呈中正之貌,柔和协调之状。表现为一种自在美。早期汉字大致也呈方块状,端庄严正,重心稳实。但它并不呆板,其方正的总貌是由万法纷呈、千姿百态、个性各异的形体组成。中正生自偏曲,端方来于圆折,平和协调起于变化律动。正是这一辩证的矛盾运动,最后形成美的形态。中正和平是汉字构建的总的美学原则,每一具体的汉字组构又体现了不同的美学技巧,它包括:阴阳相接。其方位以上为阳,下为阴;左为阳,右为阴;内为阳,外为阴。它们互相依存,和谐相交,合为一体。线条以直为阳,曲为阴,方为阳,圆为阴。多数汉字是曲直方圆交互连缀。节奏分明,韵律生动。刚柔相济。线条以直为刚,曲为柔;线块以方正为刚,以斜曲为柔。斜直曲方,阳刚阴柔,既对立相克,又溶于一体。虚实相间。是对线块而言。笔划少而空疏为虚,多而绵密为实。汉字总是虚实相间,上空则下实,左空则右实。线条分布朗列均衡,充盈一体。动静相生。线条以方直为静,以圆曲为动。汉字多数是以曲直相交,动静相生。在平直方正的稳定静态之中,辅之以曲折园斜的变动之姿。动中见静,静中生动,并在这一矛盾运动中服从整体的中正和平之态,给人以完善独立,稳重端庄又充盈流转的变动的美感。在这些辨证关系的美学处理中,在线条的具体设置上,既富于变化,又不走极端,是高则低之,长则短之,大则小之,宽则窄之,实则虚之。有余则削,不足便补,盈亏相济,柔和协调,无不贯穿自然的美的法则。前面已论及汉字是呈方块状的总貌,尽管线条变化万法纷呈,但总体效果是对称分布的,重心位于方块的对角线交点上。显得端正典雅。而各个层次、各个角度不同性质的线条的辨证呼应,使稳重方正的外形展示于多姿多态的变化之中。这一中正和平的美学特征和传统哲学、美学价值、对象世界的内在韵律是有机统一的。

(三)构字技法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技法是指线条安排的具体技巧和手法。由点线、面的组织,方位座标的确定,结构安排等三个层次构成。

点线面组织的逻辑学价值。每个汉字都是系统态下的符号块、定义块,也是凝固各学科文化价值的信息块,所以其线条的组合要有一定的逻辑。在形状的象形上,除了艺术化的逻辑,形式上还有独特的组织方法。它是由点、线、面循序渐进,各自独立又配合共构的逻辑来进行。由点到线到面,点线构面,小面构大面。点、线、面又各有独立的功能,共构时互相以形式上的算术法相加,其功能却起了质的变化。一点与两点三点的含义绝不相同,丶冫氵灬——它们在组织上是相加,本质却完全有区别。但它们都是汉字系统中的一个功能项,独立是相对的,与其他功能项再构是绝对的。点与线、线与线、线与面、面与面的组构也遵循这一系统逻辑。

方位座标的确定。汉字的线条安排多设定在多维空间的立体坐标系中。因其象形性,所以在描摹对象时要在一定时空背景下进行,虽作散点透视但符合空间组构原则。因此汉字的(附图略)

现中汉字的粗细、明暗、浓淡等具有主体意义的方位特征尤为明显。汉字和国画一样是多视点的,呈视点移动组建的方位特色。因线条的座标方位的决定,线条便可进行全方位的辨证系统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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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高考化学答题,失分

 

2011年的化学考纲和去年相比,基本没有变化,固定“8+4”的模式,即8道选择题,4道大题,与去年相比与去年相比,今年高考大纲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专家研究发现许多考生审题不准确、不细致、不全面,答题不规范,应试技能不强仍是制约考生拿高分的关键,因此关注高考化学试题审题和答题的研究研究高考化学试题答题技巧十分重要

一、高考化学试题审题问题的研究

我们知道化学具有“深”、“杂”、“混”、“特”等特征,在高考中要发挥出应有的水平,审题是关键.审好题不仅能为我们形成正确的思路创造条件,找到解题的捷径,还可以帮助我们破解谜团、化难为易,审题一定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1抓关键字词: “一定”、 “过量”、“少量”、“无色”、“酸性(碱性)”、“短周期”、 “小心加热”、“加热并灼烧”等化学论文化学论文,关键字可以在题干中,也可以在问题中,一个题干下的问题可能是连续的,也可能是独立的。

2抓专业术语:化学方程式、离子方程式、分子式、结构式、结构简式、电子式、原子结构示意图、

化学方程式、热化学方程式、电离方程式、离子方程式、电极反应式、能量变化,吸热反应、放热反应、反应热、燃烧热、中和热、氧化剂、还原剂等。

3抓专业概念:温度、压强、物质的量、质量、密度、摩尔质量、摩尔体积;

4抓解题突破口,常见的解题突破口有:特殊结构、特殊的化学性质、特殊的物理性质(颜色、状态、气味)、特殊反应形式、有催化剂参与的无机反应、应用数据的推断、框图推断中重复出现的物质等等。

二、高考化学试题答题问题的研究

对于填空题在答题时有些共性的要求,回答简答题时,一定要避免“简单化”或烦琐不得要领,要涉及原理,应该有因有果,要答到问题的“根本”

(1)化学方程式书写问题

没配平、条件错、有机反应少写物质(水等)会造成该空不得分,反应物和产物之间的连接,无机反应用等号、有机反应用箭头,气体符号和沉淀符号要标清,点燃、加热、高温有区别,催化剂不能简写为“催”,这些问题出现会被扣分。

(2)最佳答案选择问题

当答案不唯一或有多种选择时,以最常见的方式作答是一种最佳选择,能用具体物质作答的要用具体物质作答,表达更准确杂志铺。

(3)简答叙述的条理性问题

对于语言叙述性题目作答时要注意,从“已知”到“未知”之间的逻辑关系必须叙述准确,且环环相扣,才能保证不丢得分点,才能得满分,回答问题要直接,不要转弯抹角;表达尽可能用唯一、准确的语言;不要多写无用的话,无用的话说错了就会扣分;作答要有明确的要点。

(4)表达式书写规范问题

对于计算型填空,要注意该书写单位的要书写单位。或者是要注意空后面所使用的单位是什么,不要因为没有书写单位或者是数量级不对而丢分。

三、高考化学试题的应试技能的研究

掌握应试技能,控制好答题时间这是考试过程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如守恒法、差量法、讨论法解一些计算题,可以提高解题的速率和准确性;推断有机物的结构,要抓住有机物官能团的转化规律和反应的基本类型化学论文化学论文,如有机物抓住烃、卤代烃、醇、醛、酸、酯的一系列变化关系;解无机推断题首先,读审——仔细读题、审清题意,即弄清题意和要求,明确已知和未知条件,找出明显条件和隐蔽条件,其次,找突破口或“题眼”—通过分析结构特征、性质特征、反应特征和现象特征及特征数据等等,确定某一物质或成分的存在,以此作解题突破口推理—从突破口向外扩展,通过顺推法、逆推法、假设法得出初步结论,最后作全面检查,验证推论是否符合题意,要通过复习提高灵活应用知识的能力。

四、备考建议

对教师而言必要认真研读考试大纲,在后阶段复习中要重视学生审题能力的培养,认真引导学生研究近几年的高考试题的答案或评分标准以提高学生的的答题表达能力,同时结合高考化学知识的重难点问题对前几年的高考试题进行认真分析、归纳,并从中找出规律,依此来指导学生化学高考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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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封面封面由文头、论文标题、作者、学校名称、专业、年级、指导教师、日期等项内容组成。

(2)内容提要与关键词内容提要是论文内容的概括性描述,应忠实于原文,字数控制在300字以内。关键词是从论文标题、内容提要或正文中提取的、能表现论文主题的、具有实质意义的词语,通常不超过7个。

(3)目录列出论文正文的一二级标题名称及对应页码,附录、参考文献、后记等对应的页码。

(4)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部分,通常由绪论(引论)、本论、结论三个部分组成。这三部分在行文上可以不明确标示。

(5)注释对所创造的名词术语的解释或对引文出处的说明,注释采用脚注形式。

(6)附录附属于正文,对正文起补充说明作用的信息材料,可以是文字、表格、图形等形式。

(7)参考文献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使用过的文章、着作名录。

4、毕业论文格式编排

第一、纸型、页边距及装订线毕业论文一律用国家标准A4型纸(297mmX210mm)打印。页边距为:天头(上)30mm,地脚(下)25mm,订口(左)30mm,翻口(右)25mm。装订线在左边,距页边10mm。

第二、版式与用字文字、图形一律从左至右横写横排,1.5倍行距。文字一律通栏编辑,使用规范的简化汉字。忌用繁体字、异体字等其他不规范字。

高中化学教育课程中绿色化学的实施

摘要:高中化学的课程目标之一就是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随着环境问题的凸显,作为科学素养的一部分,绿色化学理念应该为学生所接受并内化。这就要求教师在高中化学教学中涵盖绿色化学理念,主动创设情境,立足实验,在课堂中渗透绿色化学理念,并对学生的绿色化学理念进行评价。

关键词:高中;教育;绿色化学

一、高中绿色化学教育目标

绿色化学是用现代化学和化工生产技术,消除或减少对人类健康、生态环境有毒的原料、催化剂、试剂和溶剂的使用,不生产有毒有害产物、副产物和废物的一门新兴学科,其宗旨是实现有害物质零排放,从源头上防止污染、保护环境。对于高中化学教育而言,绿色化学教育已经成为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教育目标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1、知识与技能。理解绿色化学概念、原则,了解绿色化学诞生与发展,认识生产生活中的绿色化学现象;学习绿色化学的研究方法,掌握化学实验基础知识与技能,能够完成简单的绿色化学实验;理解绿色化学与其他科学之间的联系,能够运用有关知识和方法解决绿色化学问题。

2、过程与方法。在探究绿色化学问题的过程中,理解绿色化学意义,学习科学研究方法,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增强科学探究能力;掌握获取、加工绿色化学信息的方法,能够提出具有探究价值的绿色化学问题,提高自主学习、自主思考、自主探究绿色化学知识的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培养学习绿色化学的兴趣,激发参与绿色化学宣传与科技活动的热情,感受绿色化学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和谐发展关系;增强将绿色化学知识应用于实践中的意识,能够合理判断与绿色化学有关的社会和生活问题;关注与绿色化学密切相关的热点问题,树立绿色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观念,主动承担起学习绿色化学的责任,强化保护环境和造福后代的使命感。

二、绿色化学在中学化学教学中的实施途径

1、主动创设情境,善于利用教材素材。教师在教学时,应以主动创设的或者教材中的生活化情境或问题为中心,通过主动探究式教学,鼓励、引导学生主动建构绿色化学理念,比如可以把绿色化学的理念渗透在元素化合物教学中。如在卤素教学中,教师可组织学生讨论氯气用于自来水消毒的利弊;在高分子材料的教学中,教师可以以废旧塑料的再生利用为例,让学生认识到化学对废旧物资的综合利用的作用,讨论其可能的途径。通过这些活动渗透绿色化学思想,学生经常了解及关注身边的环境问题的热点,从而提高其深入了解的兴趣,培养学生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并将其所学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培养学生防止污染、关注人类生存发展的责任感。

2、立足实验,渗透绿色观念。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学科,实验是化学教学的关键所在,所以实验教学是培养学生绿色化思想的重要手段。中学化学实验中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大部分实验的药品用量在教材中都未明确量化,都是用“适量”、“几滴”等笼统的词语限定,而中学生做实验时好奇心比较重,无法准确地把握实验药品的实际用量,所以造成药品的损失,甚至可能造成污染。二是实验的产物有毒。所以要对化学实验进行调整,要定量,实验室明确告诉学生药品的用量情况,这样既可提高实验的科学性,又可为实验操作规范化奠定基础,更是减少环境污染的重要保证。三是让学生根据有毒物质的性质,探究针对该种物质如何进行回收与处理。对于实验可以进行细节上的优化和处理,使得实验更绿色化。例如在萃取操作的演示实验中,由于溴的挥发性强,毒性大,而碘的毒性较小,可以将四氯化碳萃取溴水改为萃取碘水。在铜和浓硝酸反应的实验中,将铜片改为可调节高度的铜丝,这样就可以控制反应的进行,当实验结束时可以及时将铜丝取出,减少空气污染。演示白磷和红磷着火点对比实验时,该实验反应发生时燃烧物易爆溅并且燃烧时有大量白烟产生且有毒等,实验时在铁片上方罩个玻璃罩,取用的药品也要尽可能少。由此可见,在实验时,要确保实验的安全及环保问题。另外,教师要引导学生从不污染环境、不吸入有毒烟雾及安全和便于观察等角度出发讨论、分析,共同改进完成实验,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环境意识及绿色化理念。

三、循环使用化学试剂、充分利用反应产物

绿色化学是一门从源头上阻止污染的化学,所以,我们应该应用化学的处理方法,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及反应产物。这不仅从源头上防止了污染,而且增加了经济效益。例如:在中学化学实验用CO还原Fe2O3的实验中,如果将反应后的混合集体(含未反应的CO)直接释放到空气中,既浪费了资源,又污染了空气,产生了新的隐患。如果进行循环利用,就能达到节约化学资源和保护自然环境的目的。在实验工作中,用绿色化学的思想来指导,更能有效地防止污染。

四、妥善处理化学实验中的废弃物

在中学化学实验中,大部分实验的药品用量在教材中都未明确给出限量以致学生很难把握药品的实际用量,这样既影响实验的科学性和实验效果,又会造成药品的浪费,还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污染,也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规范化操作。若将药品规定了用量和浓度,既方便施教,又方便操作,更易让学生接受、观察和记忆,从而培养学生严谨的实验态度和科学的实验方法,同时节约药品,减少环境污染。教师实验教学过程中,限定用量,把好的经验传播给学生,妥善处理化学实验的废弃物(回收、无害化处理),加上正确引导,既提高了实验的科学性、为实验操作的规范化奠定了基础,又培养了学生良好的实验习惯、使学生学到实际应用技术,同时也增强了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作为减少环境污染的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1]董量耀.中学绿色化学教育实施策略探讨.化学教育[J].2002,11.

[2]吴光才.中学化学实验绿色化的探索[J].南平师专报.2001,02.

[3]张婉佳.中学绿色化学教育的思考与探索[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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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月在陕西省作家协会和中国小说学会的主办下,《小说评论》在西安创刊,它是全国唯一的专事小说研究的杂志。随着刊物的顺利发行,《小说评论》周围很快荟萃了一大批致力于小说批评及文学研究的省内外学者:胡采、阎纲、张韧、缪俊杰、蒙万夫、吴亮、白烨、肖云儒、陈孝英、曾镇南、何镇邦、费秉勋、刘再复、乐黛云、肖云儒、刘建军、王愚、雷达、何西来、季红真、蔡葵、刑小利、贺绍俊、周政保、吴秀明、畅广元、李健民、邰尚贤、李星、徐岱、孙豹隐、管卫中、李运抟、赵俊贤、王仲生、李国平、朱寨、秦兆阳、宋遂良、南帆、李昺、李洁非、周海波、丁帆、仵埂、郜元宝、韩鲁华、孟繁华、鲁枢元、温儒敏、王彬彬、孙绍振等等,他们及时评述当代小说创作、发表小说理论研究成果,很快《小说评论》杂志成为陕西小说批评研究的重要阵地。90年代,陕西文学的批评队伍由两部分人员构成,一是活跃在80年代文坛上的笔耕文学组成员,二是来自学院的一批中青年学者,他们以饱满的热情与良好的知识结构为文坛注入新鲜的血液,这批老中青三代批评者依托《小说评论》、《延河》文学月刊,从批评的理论基点、方法、风格等多方面展开多维的探索。陕西文学批评格局性的变动在90年代。长篇小说《白鹿原》、《废都》的面世,在当代陕西文学史上是界碑性的事件。实、贾平凹等作家对传统经典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手法的超越,引发了文学批评界对传统批评模式的深层反思与话语策反。90年代文学批评阵地《小说评论》的成长以及陕西文学批评队伍的壮大,表明文学批评多元化发展条件已经具备。

在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结构中,除了传统的社会历史学批评外,还有深受社会历史批评学影响又独具理论视角和批评方法的其他批评模式,如印象主义批评、心理分析批评、历史美学批评、地域文学批评、神话原型批评、文化诗学批评等,形成了陕西文学批评多种模式并存、风格纷呈的局面。这种多元化的文学批评模式,根本改变了陕西文学批评单调的文学地图,文学批评逐渐走向多维发展的空间。印象主义批评模式最初来自法国,批评者重视对批评对象的主观感受以及由此生发的对作品意旨的理解和发挥。笔耕文学研究组不少人驾轻就熟印象主义批评模式,他们的文章标题就以“有感”、“印象”、“漫谈”命名,行文不断出现“感到”、“似乎”、“恐怕”、“使你”等字眼,如肖云儒的《贺抒玉小说印象》、王愚的《贾平凹创作漫谈》。文本中批评者的阅读感受与印象随处可见,王愚这样评价贾平凹:“读贾平凹的作品,会使你情不自禁地去这丛山环绕、流水淙淙的山区,热爱山区生活中正在成长中的新一代,而这种热爱常常会激发你对我们整个生活、整个人民的深挚而又亲切的感情,这也就是贾平凹的贡献。”[4]王愚将个人的感受和情感浇注于批评对象,其批评散发出生命的激情和才情。笔耕文学研究组成员经历了当代革命史上的曲折动荡,对历史与革命、文艺与人生有着独特的体悟,这使得他们的见解富有深度、直抵事物本源。

心理分析批评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而形成的文学批评模式,它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能被广泛运用,在于东方文化重直觉、重体验、重灵性的精神活动与西方心理分析因素的契合。1993年畅广元等著的《神秘黑箱的窥视》是心理分析批评模式的重要成果,该书以贾平凹、路遥、实、邹志安、李天芳五作家为研究对象探微创作的神秘黑箱,论文有: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探析》、费秉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分析》、李继凯的《矛盾交叉:路遥文化心理的复杂构成》、肖云儒的《路遥的意识世界》、李凌泽的《乡土之爱与现实忧患的变奏———实小说创作论》、孙豹隐的《谋理性与感性的统一》、陈瑞琳的《野火荒原———对邹志安创造的“爱情世界”的思考》、陈孝英的《邹志安,一个又不安分的灵魂———与邹志安陈瑞琳对话》、屈雅君的《回首向来萧瑟处———李天芳论》、李星的《道德、理性、文化和人》。另外,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韩鲁华的《贾平凹、路遥创作心态比较》、畅广元的《〈白鹿原〉与社会审美心理》、李继凯、李春燕的《新时期30年西安小说作家创作心态管窥》等论文也是心理分析的收获;专著有费斌勋的《贾平凹论》、李继凯的《新文学的心理分析》和阎庆生的《鲁迅创作心理论》;屈雅君、李继凯编的理论研究专著《新时期文学批评模式研究》是9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重要的理论收获,此书系统分析了影响新时期文学的八类批评模式,开篇首章对心理批评进行研究,对陕西及全国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具有一定的意义。

美学历史批评②作为文学批评方法,要求将美学方法和历史方法结合起来,在艺术与历史分析的相互渗透中剖析文学作品。“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是文艺理论的文学价值标准和批评原则。当代陕西文学批评基本上是在美学历史批评的方法体系中进行,50、60年代强调文学与社会、时代环境的关系,80年代兼及文学与美学的关系,90年代美学历史批评将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哲学、人类学诸多学科的新成果融入其批评体系中,实现美学与历史的双向渗透,使研究水平达到新高度。这方面王仲生的实研究成果喜人:《从与农民共反思走向与民族共反思———评实80年代后期创作》、《白鹿原: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白嘉轩:文学史空缺的成功填补》、《人与历史历史与人———再评实的〈白鹿原〉》。王仲生“历史的观点”突破对历史的静态认识,关注到历史纠结处的关联性,把人与社会、环境、文化焊接一体,置于社会结构演变的流程中。他这样评述实的历史观:“人,人的命运,始终居于白鹿原的中心位置,他们不再是历史事件中的工具性存在,历史结论的形象性注释,他们是活生生的历史存在和血肉生命。这反映了实历史意识的现代性。”王仲生在研读文艺理论的基础上,有机汲取了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成果,承认历史与人的平等关系和对话原则:“真正的历史对象,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客体,也不是任主观意识摆布的玩偶,它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一种对话。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5]

此外,李星的《在历史与现实之交———读实中篇小说〈四妹子〉》、《走向〈白鹿原〉》、李震的《20世纪中国乡村小说的基本传统》、周燕芬的《贾平凹与30年中国文学的构成》等文,也是美学历史批评结出的硕果。神话原型批评是新时期文学批评中出现较晚的批评形式,早在1962年就有一组原型批评文章载于《现代英美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1982年荣格的《心理学与文学》也有译介,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直到1987年叶舒宪选编的《神话一原型批评》一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神话原型批评才激发起人们自觉运用的热情。其实,叶舒宪1986年在《民间文学论坛》第1期发表《英雄与太阳:〈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原型结构与象征思维》,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此后推出了运用原型批评的系列成果,专著有《探索非理性的世界》、《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的原型重构》、《太阳女神的沉浮———日本文学中的女性原型》(与李继凯合著)、《诗经的文化阐释》、《高唐神女与维纳斯》等。叶舒宪的研究成果填补了神话原型批评的学术空白,季红真给以充分肯定,认为原型批评对于人类精神之谜的解密极有意义:叶舒宪把原始思维即非理性的象征思维纳入原型批评的理论框架中,揭示集体无意识层面上文学原型的置换变形,拿到一把打开现代人和前人心灵沟通的钥匙。[6]叶舒宪的批评研究集中在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范畴,对陕西文学尚未涉猎,但对整体慢半拍的陕西文学研究而言,陕西神话原型批评由于叶舒宪等陕西师范大学学人③的践行,在全国文学批评中一时独领。

文化诗学批评段建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将陕西文化诗学批评研究水平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专著《白鹿原的文化阐释》是这方面的力作。段建军多年从事文艺美学研究,对西方哲学美学烂熟于心,萨特、尼采、海德格尔、杜夫海纳、福柯、巴赫金的思想影响着其学术的建构。在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与西方文论的交汇中,他提炼出“肉身化存在”的文化命题:“长期受封建主义和理性主义压抑贬损的人类肉身是一种非常高贵的存在。它通过自己独特的肉身化思维,把整个世界人化。于是,世界具有了人的形体结构、情感愿望、生命追求。这个人化的世界实际是人肉身的诗意创造物。”[7]段建军在文本研读的基础上,将“肉身化存在”文化命题贯穿于陕西小说乡土经验的文化阐释中,并生成一套话语体系和审美理想。段建军文评的风格质朴、自然,没有西方文论的艰涩生硬,字里行间流淌着诗意、散发着智性,充满文学批评的创造性。王刚曾这样评述段建军的文学批评:“既遵循和重构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审美趣味和伦理价值,又融汇应用了西方文论的方法论工具,生成了自身亲和、朴拙、兼具形象性和学理性的批评话语。”[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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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影响着中国历代优秀的人才,有着极高的教育价值。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面临新的环境、新的挑战,需要我们提出新的教育方法,而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辅以校园文化、课程改革、社会实践等宣传途径,将会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起到良好的助推作用。

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了无数中华儿女,更是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取之不竭的重要资源。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地结合起来,对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作用

(一)思想政治素质的积极影响

1.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爱国主义情感是一种对祖国充满热爱、忠诚的感情及愿意为祖国奉献一切的情感。中国的青年一代肩负着建设祖国的重要任务,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有利于团结青年一代,更会成为鼓励当代大学生参与祖国建设的强大动力,同时,也更有利于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郑成功、戚继光、林则徐等历代爱国英雄身上体现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中起着积极的影响作用。

2.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新一代的青年中许多人是在父母的宠爱下成长起来的,只知索取不知付出,动不动便对社会不满,怨老天不公,缺少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体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启迪人们将为国为民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值得当代大学生学习,不但要有强烈的爱国义情感,更要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体现出对祖国、对人民、对社会的一种责任。

(二)意志品质的有效提升

1.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高尚的道德情操

当前许多大学生没有道德感,以自我为中心,缺少仁爱之心和感恩之心,骄傲自大、心胸狭隘,屡屡做出违背道德标准,甚至是触犯法律的事情。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文化素质低下,道德水平不够。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积累的文化底蕴对于道德情操的培养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中的“百善孝为先”的孝道思想,“言忠信,行笃敬”的诚信品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心比心”的宽容品质,“自下者人必高之,自高者人必下之”、“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谦虚谨慎的思想,“容止所思言词安定”、“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彬彬有礼”的礼仪风范都是当代大学生所需要大力提升的优秀品质,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上述思想的阐述和理解精辟而独到,是大学生们值得关注的内容。

2.有利于培养大学生顽强的意志力和自强精神

由于特殊的成长背景,当代大学生中的许多人缺少吃苦耐劳的毅力,独立自主性差,甚至出现了家长跟到学校照顾起居的可笑场面,培养大学生顽强的意志品质和自立能力是中国大学教育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见贤思齐,见不贤自省”的自律精神;“头悬梁、锥刺骨”、“梅花香自苦寒来”、“只要功夫深,铁柞磨成针”的刻苦钻研精神;“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志不强者不达”的自强精神,恰恰是中国大学生身上缺少的品质。

(三)职业素质的重要影响

1.爱岗敬业精神的启示

许多大学生好高鹜远,不肯脚踏实地地面对生活,跳槽现象频现,失信于企业的现象严重。中国传统文化倡导专注统一、感恩思想,强调“术业有专攻”、“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这有利于引导大学生热爱自己的工作岗位,专心于专业岗位建设,培养其爱岗敬业的精神。

2.团结协作意识的提升

当代大学生自我意识增强,协作意识差,人际关系淡漠,而拥有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又是企业对大学生的基本要求。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和谐统一”,这正好与时代要求相符合,对于协调人际关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识大体、顾大局的意识

当代大学生更加注重个人利益,忽视集体利益,整体观念和大局意识不强。而传统文化中的整体精神,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讲求付出,歌颂奉献,有利于引导大学生培养全局意识,淡化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让其思想更加成熟。

4.刻苦钻研、不断创新精神

时代需要文明,时代呼唤创新,只有创新才能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与中国人民勤劳勇敢、刻苦钻研、勇于创新的精神分不开,万里长城、都江堰、圆明园、四大发明等都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地方,当代大学生如果能够将这些文明和精神继承,那么在世界未来的发展必将是不可阻挡的。

二、封建腐朽思想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消极作用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是由于几千年腐朽的封建文化的左右,其中也夹杂了许多不利于大学生学习的内容,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时,我们要注意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学会批判继承。

(1)中国传统文化重德轻法,过于宣传“德治”,缺少民主法制思想,专制思想浓厚,不利于大学生们法制意识的培养;(2)过于严格的等级观念,强调天生的地位差别,不利于大学生自主意识的培养,同时也让部分大学生过于迷恋“官本位”,权力欲明显,认为当官是人生价值的最大体现,这在目前高烧不退的公务员考试中体现得最为明显;(3)过于强化从众心理,个体永远淹没于群体,让部分人正常的自我意识受到压制,不利于个人心理健康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4)过于强化“无为”思想,如“君子无所争”、“木芳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的思想,让一部分人的竞争意识受到压制,也为一批大学生颓废生活、无所事事提供了借口,而健康的竞争恰恰是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所必需的,这种“无为”的思想不利于大学生在竞争中创新和发展。(5)过于强调“关系和人情”,亲情和友情是一个人丰富情感的表现,但是过于强调各种关系和情谊,往往会造成对事实和公平的歪曲和损害,现实生活中,任人惟亲、家族腐败的现象其实是一种“重情重义”情感的畸形表达。越来越多的学生在找工作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找关系”,却对自己个人能力不作高要求,歪曲了社会的公正性,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三、新时代下积极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

(一)校园文化氛围的营造

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我们应该在高校营造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氛围,让学生沐浴在文化的气息中,成长在文化的熏陶下。一方面是通过各种学生活动的开展进行传统文化学习氛围的营造,以此来提高学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可以邀请国学名家到校园内开设传统文化系列讲座,鼓励学生建立相应的学习型社团,进行自主研究,并通过文艺表演、电影节、知识竞赛、写作比赛、演讲比赛、研讨会、读书节等各种活动开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教育活动。

另一方面则是利用目前丰富的网络教育资源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教育。信息社会,网络教育不可忽略,如今大学生作为互联网用户的一个主力军,他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正受到网络的深刻影响。我们要及时转变教育方式,与时俱进,提高教育的效果。目前全国各高校都有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站,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一渠道,通过博客空间、QQ群、MSN等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但是网络宣传同时也是一种挑战,太多的负面思想也在同时传播,这就要求我们要谨经营这块阵地,不断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抓住机遇,达到正面教育效果。

还有就是作为学生工作者,我们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化素质,积极学习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这样才能在每天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及时有效地应用,而且要注重个人言行举止,起到一个榜样的作用。一支文化底蕴丰富、礼仪修养高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队伍,必然会对整个校园文化育人氛围的营造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重视课程载入的重要性

目前许多高校都重视专业教育水平的提升,将精力放在教学质量和技能水平、就业率的提高上,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多以应付态度对待。除了思想政治专业的学生,大多数学生也只是应付了事,而更少有学校专注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这些年,随着中国文化在全世界的热传,越来越多的高校已经开始注意到培养学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了。许多高校已经开设了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选修课,但是我认为,要想加强这方面的教育,还应该进一步加大课程载人力度,开设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必修课,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域扩大化,同时丰富校内的图书资源,大量引进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书籍,为学生进一步拓宽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空间。

(三)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积极的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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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 要: 引入文化教学,使语言知识与语用规则有机结合,能够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语用能力。本文就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培养进行了阐述。

随着全球经济高度一体化和现代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人们越发意识到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作为语言学习中的领路人和指路人,教师更应该承担起这一重任,在日常的语言教学过程中积极渗透和实践这一教学理念,从而使学生能够真正地掌握一门语言,在跨文化交流时应对自如。有人把文化视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英国文化学家泰勒提出:“文化是一个复合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交际的过程是人们运用语言知识和社会文化知识传递信息的过程。所以学习语言与理解语言所反映的文化背景知识是分不开的。所谓跨文化交际,即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互相分享信息、思想和感情时的一系列活动。

专家估计世界上大约有五千至七千种语言,在这之中英语成为了最通用的语言之一。在英语学习中,大学英语教学是提高学生英语水平最关键的环节,其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用英语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但眼下的各种等级证书考试,多半是对学生进行英语语言知识和应试能力的测试。这样一来,英语教学的过程不可避免地过分强调语言知识的传授,而往往忽略了其语言所蕴藏的文化。英语教学是语言教学,更应该是以文化教学为基础的语言教学。英语教师除了教授语言技能外更应把跨文化意识的培养融入到语言教学中。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人类用来表达思想、传递感情的交际工具,而文化是语言存在和发展的环境和基础,二者有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人们在学习和运用语言的过程中感受文化。要做到真正理解语言必须了解它“背后的”文化。反之,理解文化也必须通过语言。学习一种语言要掌握语音、语法、词汇和修辞,还要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思想意识、社交准则及语言行为,即国家的社会文化。如果社会文化背景与知识教学相脱节,即把语言和文化割裂开来,不仅影响对语言的理解和掌握,而且会导致信息传递的不完整、不准确、不生动,甚至产生不必要的误会。因此,研究文化差异并将这一研究成果融入到英语教学中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新大纲明确指出大学英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是掌握并运用所学的语言知识,即书面或口头方式进行交际的能力。而交际能力的提高即需要对所学语言知识的掌握,也需要对所学语言国家文化背景有所了解。语言的意义离不开语言环境,通过一个民族的语言,可以窥见该民族丰富的文化形态以及该民族人民的文化心理。也就是说,只有了解彼此的语言习惯和行为方式,才能有效地进行沟通和交流。相反,如果在外语学习中只注重语言的表层意义而忽略了其深层的文化内涵,就难以做到真正地掌握语言,真正地理解语言所传达的信息。

在英语教学中,语言和文化的这种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在教学实践中,似乎只要掌握了词汇和语法规则就能理解语言和应用语言进行交流。这显然背离了英语教学的根本目的。因此,要想较好地培养大学生的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大学英语教师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就应该想方设法地激活学科教学资源,充分利用学生已经掌握的牢固的母语文化知识和相应的英语国家的文化知识,将二者加以对比和鉴别,找出异同,然后强化认识和理解,进而在语言的不断习得和大量实践中,真正领会不同语言中不同文化的渗透和融合,进而加快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发展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形成。那么如何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避免文化冲突呢?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

这是教师的首要任务。要使学生细致、全面、深入地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特点,教师不仅要具备扎实的双边语言知识, 而且应具备双边的文化知识,这种双重的文化修养是保障英语文化教学的重要前提。与此同时,还应该不断增强对所学语言国家文化的洞察力和敏感性,掌握和洞察文化的最新动向以便第一时间科学正确地指导学生拓宽文化视野,进而使学生了解所学语言国家文化特征,以期准确地运用语言进行顺畅的交际。

二、有针对性地介绍社会文化知识

目前我国的英语教学体系中,多半是采用常规的课堂教学。因此,教师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然而教师在课堂上常常单纯地讲解词汇语法及要点,而忽视了有针对性地传播介绍那些影响交际的社会文化因素。在意识到文化对于语言教学的作用之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文化知识的传授,大的方面包括政治、经济、社会阶层、家庭结构、职业特点、上下级关系、社交活动等,小到日常的打招呼、道别、致谢、约会、打电话、吃饭习惯、禁忌语等。

三、充分利用教学辅助手段

充分利用教学辅助手段,不断改进教学方法。课堂教学要在质和量两个方面对文化教学加以控制,并充分利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手段,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多角度、多方位地向学生展示西方文化。以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培养具有较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学生不仅要从课本中学习和掌握异国语言和文化内涵,而且还要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阅读相关报刊杂志,通过观看相关电影电视节目直观地了解目的语源国的文化和社会。在课堂教学时,也可以穿插西方英语文学作品、报刊杂志、时事评论、甚至电影台词中有意义的材料,引导学生从中汲取文化知识,强化文化素养,拓展文化视野。除了在课堂上的渗透之外,教师还应鼓励学生多收听各类英语广播、学唱英语歌曲、观看电视节目。引导学生充分利用先进的网络技术,搜索浏览网络资料,观看原版电影,以感受语言的魅力,领略英美本土文化风情。课余时间组织英语角,举办校园文化节,丰富大学校园文化生活,开展英美文化方面的选修课,文化专题讲座,组织英语晚会,排练英文戏剧,课本剧等多种方法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综合能力。

四、重视非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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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企业管理的发展大致经历了经验管理阶段、科学管理阶段和文化管理阶段。企业文化逐渐从一开始专家学者关注和呼吁,发展到有远见、个性的企业和企业家重视;从企业开展文化培训,发展到走进大学讲堂,成为管理学诸多专业如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一门专业课。企业文化正以全新的思路和视角使企业管理得到升华,但也正如哈佛大学主讲企业文化的佩恩教授所说,“这门课是全新的”,其极具时代性、社会性和实践性的特点,驱使我们在传统教育观念还盛行的当今,加强对大学企业文课教学的理性思考。

一、企业文化教学探讨价值之当下定位

1.满足社会对管理人才的需求。大学教育为社会培养高层次人才,著名管理学大师程思危曾指出:“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缺少资金和技术,而是缺少管理,缺少现代企业管理。”当今世界正在实现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转变,与工业时代经济增长边际递减效应相比照,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对经济增长呈现几何递增现象,因而注重管理中人的因素成为一种趋势和抉择,成功的企业无不是在此方面有自己独特的智慧,企业文化管理也应运而生。企业文化管理克服了传统管理中重视物的因素,而注重管理中人的因素,是一种发散人的思维、激发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管理,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日本二战后的发展奇迹中可见一斑。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也曾指出:“国家的富强靠经济,经济的富强靠企业,企业的发展靠企业文化。”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备受国际资本和市场煎熬的同时,也正在利用全球化的浪潮,全力以赴地以后发展国家的优势来发展自己,成为全球制造大国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企业要强大,实现管理的“跨越式”发展,在全面推进科学管理的同时,文化管理是不可或缺的。大学是培养人才的摇篮,承担着为社会培养管理人才的责任,对高校企业文化课教学模式的思考,有利于促进高校为社会培养合格的管理人才。

2.满足大学生就业的需求。目前的大学教育模式是传统式教育占主导,往往既不能满足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也不能满足大众教育模式下大学卿顶利就业的需求,其主要原因正如保罗·罗莫所认为的那样,“我们的大学体系没有培养私有企业所需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我有卫见在培养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模式仍然是学术模式,科学家和工程师仅仅是他们的教授的复制品。”一方面是社会急需大量的人才,一方面是大批大学毕业生找不着工作,处于待业和半待业状态。出现这种就业和需求两难境地,原因很多,在这里不作理性的梳理,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大学的教学理念、知识结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需要改革。企业文化作为一门管理专业的课程,对其教学进行理性思考,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促进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的有机结合,提升大学生的素质,保证顺利就业。

3.满足大学教学改革的需求。教学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企业文化虽是纷繁复杂的大学课程中的一门,但作为一种对现代教学模式的一种探讨,是共性与个性相连接的。对其教学方式、教学理念的思考和凝炼,对其他课程乃至推动高校的教学改革,实施“再现型”教育向“发现型”教育的转变,实现教育从“授人以鱼”向“授人以渔”的提升,有较大的借鉴和推动意义。

二、企业文化教学之当下困境

1.主体实践基础缺乏。受我国高考招生制度的影响,大学生在上大学之前基本上是在校园里度过的,所谓“十年寒窗”,作为接受知识的主体,缺乏企业的工作经历和感性知识,有些人连企业最起码的印象和概念也未具备,给企业管理类课程教学增添了难度。教师是传授知识的主体,现代教育教师角色将“从知识的供应者转换成学习活动的组织调停者”,企业文化是实践性和社会性极强的学科,教师丰富的实践知识是不可缺少的,但大部分高校教师,没有在企业的工作经历,平时可利用的企业“资源”也很少,只能实现从书本到书本的往复,理论和实践脱节,苍白无力。

2.课程体系和教学环境成熟度不高。企业文化是个新兴学科,十几年前才引进中国,要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完备的体系还需要时日,有很多尚待探索和解决的问题。首先,可供实习的单位较少。在目前的中国,特别在内陆地区,企业文化做得好的企业很少,原则上企业文化教学实习单位可以随机选择,但要真正把握企业文化的塑造真谛,到优秀企业进行文化实习是最好的选择。其次,可供教学选择的国内案例较少。国外虽有不少优秀的案例,但总的来说,“他山之石”味道较浓。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健全,一些优秀企业企业文化的发展也同样不成熟,今天是企业明星,明天就可能陨落,如三九文化与赵新宪等,给企业文化教学经常带来尴尬和无奈。特别是企业文化还没有被普遍接受和认可,很多企业还是建设真空。

这些困境和传统应试教育理念交织在一起,迫切要求我们打开思路,规避误区,抉择出一条有效的教学路径,此乃本文立论之根本所在。

三、企业文化教学之当下对策

对企业文化教学对策进行探讨,不仅在于对探讨价值和当下困境的解读,同时也建立在对企业文化两个基本特点的认识之上。其一,企业文化的人文性和艺术性。 “一半科学、一半艺术”,这是对管理学的真实写照。管理面对的是纷繁复杂的企业运作,牵涉到环境和人两个方面,而环境和人都是变化的,形成解决问题途径的不唯一性,这也就是管理的艺术性。企业文化作为管理学与文化学的结合,在强调科学与人文并重的同时,其艺术性更强,个人的创新思维和人格魅力更突出。其二,企业文化的实践性。企业文化教学提供的不是现成的答案,而是一种思维范式,强调的是培养学生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来解决突发和多变的实际问题的能力,具备鲜明的实践性。 当我们把关于企业文化的这些认识和感悟,放到现代教学理念的背景下来思考,也就是定格在学习能力和持续的创新能力时,那么教学改革方略便很清晰了,“企业文化课的受训目标应放在培养学生的管理思维上,重在创造性思维与实际相结合,并将人文素质的提升与审美艺术的引导渗透其中”,为此,应将课堂讲授、案例分析、实践教学、多媒体技术和科学考核融为一体,构建多维立体化教学平台。

1.艺术化课堂讲授。每门课都有自身的知识结构和体系,运用讲授法能够使传授知识系统化,在较短的时间内教给学生全面系统的知识。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深厚底蕴,在给企业文化课讲授者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和饱满激情的同时,也增添了驾驭难度。讲授中要把握要领和技巧,做到繁简得当,方式多样,抓住问题链,层层深人。有些章节以口头激情表述为主,以增强学生的兴趣,体现企业文化的特点,如企业文化的功能、企业文化的体系等。有些章节要增加信息量,以多媒体课件展示为主,如企业使命、企业价值观的讲解,企业CI的设计等。有些章节枯燥无味,没有提炼价值,为避免引起学生听课的厌烦,可采取学生自主探讨式。

2.经常化案例教学。管理实践的无限性和管理者接触实践的有限性是一个很难协调的矛盾,作为解决此问题的有效途径,案例教学诞生了。案例教学起源于哈佛大学,我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使用。案例教学可改变课堂呆板的灌输式、填鸭式教学,增强学生对知识的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是被德国心理学家称为“顿悟”和“发生的”学习。不仅可以提高学生主动学习和内化知识、独立思考、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可以解决Hills教授所阐述的NIH现象,即书本知识的时滞性。企业文化强烈的主体艺术性和实践性决定了在教学中要经常性地开展案例教学,把随堂开展和专堂进行相结合。案例要具有新颖性,难度要适中,篇幅要适宜,答案要有启发性,不求唯一解。案例的选择要宽方位,做到国际(如丰田、IBM、微软)和国内(如海尔、联想)案例相结合,成功和失败案例(如“太阳神”的陨落、“巨人”的败北等)相比照,经典案例和人为设计案例相补充。

3.多样化实戏环节。“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实践教学是按照一定的社会要求,引导学生把外在的社会认识变为内在的社会经验的过程。企业文化教学的实践性环节应多样化,主要应采取两种形式。其一,请有经验的企业管理者开展讲座,提高学生的感性认识。比如我们在教学中就聘请江淮汽车公司有关人员来校开展“学习型”组织建设讲座,效果较好。其二,抓好教学实习这一关。针对目前学生实习时间短,实习经费较少的这一现状,某些学校采取的“分散实习—相互交流—总结提高”的实习模式很有借鉴价值,可广泛利用资源,实现资源共享。在教学中,可把这种形式与重点实习基地建设、模拟实验室建设结合起来,做到分散实习与集中实习相结合,现场实习与虚拟实习相补充,构建立体化的实习模式和效果。

4.现代化教学手段。现代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改变了教学模式。“若不把新的科学理论及时渗透到教学当中,就会出现培养出来的学生跟不上时展的步伐。”运用现代技术是教学的关键,也是教师的选择。在教学中运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如投影、幻灯和视频,进行现场模拟教学,实现虚拟现实,把学生带进活生生的企业现场,企业文化的艺术性和实践性借助现代技术的载体,将会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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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 要:文化是旅游者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是旅游景观吸引力的源头,是旅游业的灵魂。旅游文化课程内容也面临全面更新和优化。本文在了解大学生对《旅游文化学》课程的需求的基础上,对当前旅游文化教学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并提出了教学评估。

旅游文化课程必须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才能确保课程的先进性和实用性。如近几年持续的生态旅游热,支撑其发展的文化基础(生态文化),仍处于零散状态,急待研究、整理并充实到课程内容中。旅游文化课程内容没有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及时吸收新的内容,课程内容仍以传统的、历史的文化为主体,对现代旅游有关的其他文化没有或很少涉及。可以说,目前的旅游文化课程内容,仅是中国旅游文化的一部分,课程内容严重缺失,很不健全。

一、课程教学模式探讨

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的教学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较为稳定的教学结构框架和程序。近年来我院在进行《文化旅游学》课程教学改革时,主要尝试以下几种教学方式创新:

1.问题启发式

讨论式教学是在教师指导下,有计划、有准备地组织学生运用已有知识,结合教学材料通过思考、探讨、交流(分析与争辩)来解决问题,从而完成教学任务的一种教学模式。讨论式常见的方式有同桌讨论、前后(4人)讨论、小组讨论和全班讨论(或派代表发言)等多种方式,既可以单一使用,也可以多种方式并用。更可以和其他教学方式交叉使用,例如讨论式可以是探究式教学或问题(课题)式教学中的一个环节。Www.133229.cOM

在讨论式教学中,教学材料应是广义的,它包括教材、资料、图表、录像、课件、采访、野外观察中获得的信息。在讨论中师生共同依据系列问题,为解决问题而研究有关信息,在研究、思考与交流中又会受到启发,提出新问题,或将问题引向深入或师生共同得出某种结论、解决某个问题的最佳方案或重要规律。讨论式教学能极大地调动学生的主体参与意识。有行动的勇气,才有真知之收获,才有创造之可能。

运用讨论式教学时,需避免放任自流与偏离主题的局面,从而影响课堂教学效率,影响教学进度,其关键在于教师的主导。首先是讨论题的质量,讨论题要富于思考性、前瞻性、难易适中、切中要害、不能是无关紧要或漫无边际。其来源可以是教师拟定;或根据学生学习中的难点,师生共同拟定。其次,要让学生充分准备,最好提前布置课题,在各自有一定见解的基础上展开讨论,以保证学生的参与程度和积极性。三是发扬民主,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包括错误的观点、方法。教师参与讨论,但不要过早做出结论,而是适时引导捕捉有利于深入解决间题的沦点,启发学生进一步探讨,最后师生共同归纳得出正确结论。

2.案例讨论式

管理案例教学于20世纪20年代首创于美国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摸索,哈佛商学院已经建立了相当规模的完整案例教学和管理系统。到上世纪20年代世界旅游发达的国家已将案例教学引入了旅游教育与培训中,并且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我国的旅游教育培训中,有的院校在一些实践性较强的饭店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等课程的教学中已经引用了案例教学方法,但是,在《旅游文化学》课程中尚未得到普及推广,学生在校期间接触到的案例数量也远远不够。许多旅游院校的《旅游文化学》教学模式,基本上还是课堂授课的灌输方式,教材的编写仍然未能很好的利用系统理论与实际案例相结合的编写方法,对于《旅游文化学》这一实践性较强的课程,传统的教学方式,无疑有较大的局限性,使得我们的学生适应能力、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都较差。《旅游文化学》是一门新兴的应用型课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综合性,要求教学能够与实践相结合。但由于受条件的限制,许多专业院校都没有现场模拟教学基地,学生对旅游文化的了解,主要来源于课本及教师,而旅游文化学的案例是实践经验的浓缩,是大量典型事例的概括和提炼。案例经过教师的精心挑选,引导学生分析讨论,加深了学生对旅游文化的感性认识,并上升到理论高度,从而获得自己的观点和经验,丰富了学生的实践知识,提高实务技能。

3.参与式

《旅游文化学》课程的教学要求学生能主动地积极投到学习的各个环节中,真正参与到学习的全过程中,学生的这种学习方式的根本特征表现在主动性和参与性上,这就要求我们教师能根据学习内容,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教学的即时情景,给学生创设场合渲染气氛,使学生很快进入角色之中,参与到学习的各种环节中去,这样不仅能使学生学习获得知识,而且能在这样的过程中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因此,要充分利用丰富的学习资源,创设问题情境,引导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参与式教学方法的特点可概括为四个方面:开放的教学内容;提问式的讲;无标准答案的习题和论文形式的考试。如果学生上第一堂课,老师介绍课程内容时,只讲课程体系和内容如何系统和严密,这样实际上把学生定位在只能被动学习的位置上。但是,如果老师能告诉同学,这门学科并不是"天衣无缝"的,还有很多问题有待研究,在课程教学内容中也包括一些正在进行科研的部分,从而可以激发学生跃跃欲试、表现自己的参与潜力。所以,在课程教学中,要鼓励学生提问。"学问"起源于"学习、问难",知识的掌握不是靠"教"而是靠"问"出来的。同时还要积极引入一些包括解题的方法和解题的结论没有标准答案的习题,这样有利于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寻找新的解题方法,探索更好的答案。这些习题,有时则在课堂上讨论。不同答案的讨论和争辩,使得同学思想更为活跃,掌握知识更深入。

二、课程教学效果的评估

这门专业选修课,从开设之日起,一直以新的教育理念,采用最新的教学手段,力争以直观的方式解读中国旅游文化。教学内容既规范又新颖,信息量大且富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学术价值。教学方法灵活,且极具启发性和互动性;能以散而不乱技法,娴熟、轻巧地驾驭着课堂教学各个环节;制作精美的课件,文字、图像、声音、动态和谐、统一,能使抽象的旅游文化现象,演绎得直观、生动;条分缕析的图标设计,使纷繁的旅游文化现象变得简约而条理分明;重视文化内涵的挖掘,注重学生专业素养的提高;已经摆脱了传统的一个老师满堂灌的做法,比较注重吸收学术界的新成果和新资料;形象而深刻的语言艺术追求,激发学生在美的陶冶中产生对知识的渴求,从而能主动的学习。

《旅游文化学》课程的内容、方法和作用得到了学生的广泛认可,为更好地总结经验,建立可行、有效的旅游文化教育教学模式,笔者对今后课程改进的建议如下:(1)申请增加课时,将教学内容进一步细化,增加景区、旅行社的实训内容,将《旅游文化学》课程直接搬到景区讲授,真正做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零距离”,使学生首先对该专业有一个整体的、感性的认识;(2)开展小班教学,每班最好20人左右,保证每名学生都有机会参加相关的教学实践活动;(3)增加参与式教学方法的使用,如案例分析、小组讨论,鼓励学生广泛参与;(4)更好利用现代化教育手段,增加影像资料的播放;(5)邀请一些专家做旅游文化专题演讲。

参考文献

[1]沈祖祥.旅游文化概论.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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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地说,数学是一种为人们所承认的文化现象。数学文化的传播载体首推数学文化史料。研析数学文化史料,就可以直接获取数学知识的基本概念,直观认识获取数学的思维、理论和研究方法。一个典型的实例就是大学数学教学中开始涉及的“极限”概念,对于这个大学生首遇的抽象概念,教师们通用的施教方法一般始于数学文化史料的介绍,在渐进的过程中定义出“极限”概念。大学的数学教育实践要领,首先应该推崇和学习数学逻辑原理的产生缘由,还原基本数学原理的历史背景,以此为背景,在潜移默化中激发大学生对数学学习爱好,增强大学生学习数学的原发力量,启迪大学生数学思维和创新智慧。诚然,数学自然是一门兼具抽象与具体、逻辑与计算、演绎与推导、想象与实现的学科,数学发展的历史渊源曾经极具挑战性。而现代大学的数学教育教学内容一般都涉及到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基础数学学科,其特点之一是数学知识体系传承涵盖面较为广泛,其特点之二是传统数学课程实质性内容基本保持恒定。这对于研究能力正在成长中的大学生来讲,如果采取抽象经典数学理论引入为主的“速食数学”教学方法,可能会导致大学生初入高校后,产生对数学的困惑和厌学心理。而重视数学教学的文化理解,对数学概念、方法等的历史演进,以此为基础的数学定理和公式的推理教学,才能教授给大学生数学的系统化、完备化的知识结构体系,引导其逐渐倾向于关注抽象经典的理论结果,建立起演绎严密、推导细致的数学课程自我学习的思维范式,完成抽象理解的升华。如此明理于数学危机及其成长过程,理性看待数学分支的由来与曲折,从而智炼出深厚的数学底蕴、精髓思想、理性思维等学生个体成长科学思维方式。我国数学家王浩也认为:数学的本质是它的抽象性、精确性、确定性、广泛的应用性以及丰富的文化美。因此,可以将大学数学教学设计为以直观、形象地掌握基本数学概念为起点,通过增强大学生数学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大学生数学学习效率。按照这样的数学教学变革,彰显出强大的大学数学教学文化教育意义。

二、数学文化融入大学数学教学的必要性

数学文化具有普遍的区域性和人文性双重特征。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全国逐渐形成了教材、教学形式基本统一的数学教学格局,造就了数学教学的繁荣。但如果审视数学教学的文化属性,就会发现我国幅员辽阔的国土上,教育发展不均衡,加之国内各民族聚居区域有别、人口不一造成了全国各地人文文化的巨大差异。以数学文化的视角,显而易见,上述的两个统一是不满足协调关系的,基于此,数学教学组织的顶层设计是不合理的,故需倡导大学数学教学的层次性,满足数学教学的基本文化属性。通过数学教学的文化属性组织教学,通过区域性融入民族文化的教学,通过协调区域差异和文化差异的多模式存在,实现匹配的针对性数学文化教学实践。同时,也要注意数学文化作为文化范畴需要匹配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以及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社会文化背景,不能盲目追求数学文化的文化属性,必须要将数学文化作为教学实践工具应用形式紧密结合抽象理性思维模式,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数学文化思想具有广泛的应用实践性和纯粹理论的抽象逻辑性的双重特征。

三、数学文化融入大学数学教学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