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本纪第一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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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经进入了有计划的国民经济建设时期。我们的党和政府根据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根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法则的要求，已经决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这就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国营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正确地体现了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恰当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法则的要求，并完全适合于我国当前的政治经济情况。它是我们遵循总路线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指针。

二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规定，我们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同时要相适应地发展轻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这样，我们的国家计划既抓住了经济建设中的决定环节——着重发展重工业，又掌握了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发展的原则。

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就要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以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因为只有发展重工业，才能保障我们国家经济的独立和国防的巩固，使轻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获得技术装备，给农业集体化创造物质的和技术的条件，使社会生产不断上升，使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所以，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是我国经济建设中的决出环节，只有抓住了这个环节，才能带动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发展，才能顺利地“发展生产，保证需要”。

我们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只是把重工业当作重点，当然不能因此而完全忽视轻工业，而应该把重工业和轻工业按照正确的比例结合起来，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也相应地发展轻工业。建设重工业往往要三、四年以至七、八年才能发挥投资效果，国家资金如果过多地积压在重工业的建设，就会使国家的资金周转不灵，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阻碍；同时轻工业不能发展，也会引起国家积累资金困难和日用品缺乏等严重现象。我们适当地发展轻工业，就不仅可以适当地满足人民对日用品的需要，而且可利用轻工业中积累的资金来发展重工业。所以我们在工业的基本建设和生产方面，要保证重工业的增长速度大于轻工业的增长速度，同时要使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和社会的扩大再生产的速度相适应，并使轻工业的发展速度和人民购买力提高的速度相适应。

我们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当然要把建设重点放在工业上面。但是工业的发展是不能和农业分开的，农业是工业发展的基础，只有发展了农业，增产了粮食、棉花、甘蔗、油料等，才能保证工业原料的源源供应，满足工人和城市居民对商品粮食及工业品的需要，同时也才能扩大工业品在农村中的销售市场，并从农业方面积累工业建设的资金，促进工业的发展。如果农业发展迟缓，工业就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所以要实现国家工业化，必须使农业有相适应的发展。

交通运输业对发展工农业生产和满足人民的需要方面有重要的意义。如果运输能力不足，就会妨碍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有时生产了大批的工业品和农产品，因为运输能力不足，就不能到达消费者手中，这就满足不了人民的需要，同时也就影响了工农业的发展。并且交通运输业对于全国人民政治上的团结、文化上的联系和国防的巩固，也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我们中国这样多民族的大国中，它对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有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的经济建设，必须注意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

商业在我国过渡时期有相当大的作用。我国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各种经济成分，主要是通过商业来相互联系的。我们收购农产品和销售工业品都要通过商业。我们国家对私人资本主义和小商品经济在生产上和销售上的领导，也要通过商业，通过价格政策来实现。所以我们在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必须正确地利用商业，适当地扩大商业，特别是扩大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以适应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从上面说来，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一方面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另一方面也要相应地发展轻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只有这两方面有适当的配合，我们的经济建设才能顺利进行。

但是，我们的经济建设不能孤立地进行，经济建设还必须和其他各种建设事业，如国防建设、政权建设、文化建设相互配合。国防建设、政权建设、文化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基础，而经济建设的发展也必须有一定的政治条件，需要其他建设事业为它服务。先说国防建设，一方面，经济建设的发展，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能提供我国建设现代化国防的基础；另一方面，我国国防的巩固，又能保障我国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免受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威胁。再说政权建设，一方面，经济建设的发展，特别是现代工业的发展，将愈益巩固我国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另一方面，我国人民民主的巩固，又是我国经济建设能够胜利进行的有力保证。文化建设也是一样，一方面，经济建设的发展，尤其是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是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也就给经济建设提供了必需的干部和科学技术等条件。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要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而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也要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这就是说，我们在进行经济建设时，也要加强国防建设、政权建设和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工作。

三

篇2

中心词汇:机电物资、投入/产出效益比、推销本钱、资金周转率、现金流

近年来,我公司消费规模不时加大,项目逐渐增多,使物资消耗量和推销资金也在逐年高速增长。机电物资是我公司物质推销中重要的局部,所以,随着推销机电物资数量的添加,立足于我公司消费实践状况,采用迷信管理方法,可以进一步到达降低机电物资推销本钱,提高资金周转率和现金流的效果。

1物资推销本钱分析

经过几年的开展,我公司曾经逐渐成为行业中大型企业。在消费进程中,我们普通只关心资料物质的直接本钱,而很少思考存货持有本钱和行政管理本钱。从我公司几年的机电物资管理和运转实践效果来看,机电物资本钱应该包括:存货本钱、运输本钱和管理本钱。

其计算公式概括为:

物资总本钱=存货本钱+运输本钱+管理本钱

按看管理本钱,物资总本钱实践上还包括运输、仓储、装卸、搬运、配送、物流信息管理等环节。站在运用者的角度,不只需求降低流通系统中各个环节的本钱,更要从全局动身,控制最终系统本钱。要到达这一目的,需对物流系统停止优化,以尽能够低的物流本钱,确保必需的物资种类和数量,使商品尽能够由产地经过最少的流通环节,以最经济的方法和手腕,按时保质地抵达运用地点,保证消费物资消耗的需求,以到达降低物流费用、提高资金周转率、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

在美国等兴旺国度,物流本钱在销售额中的比例大约在8%-10%左右,其中:运输本钱约3.34%,仓储本钱约3.74%,行政管理本钱约0.84%。据统计,我国企业物流总本钱在销售额中的比例,自2000年降到21.4%以来,延续7年在此百分比徘徊,到2009年仍在16.3%的水平。相比之下,我国的物流本钱依然较高,有很大的开掘潜力。

2降低物资推销本钱分析

2.1确定合理库存量物流本钱控制的首要方法是控制合理的库存量,增加资金占用,提高资金周转率。这样,既能保证单位消费的继续性,又能使单位不会为过多的库存而添加有为的本钱。

在机电物资本钱占用比例中,往往少数主要物资种类占用少量的库存资金,而少数主要物资种类占用大批的库存资金。因此,关于少数的主要物资种类就要采取迷信的猜测方法,树立数学模型停止细心核算;关于少数的主要物资种类可以粗略统计,最终确定较合理的库存量。

2.1.1采用平安系数法合理库存量普通只是在延续需求量和提早订货时间有随机变化的状况下,才予以思考,并要控制到最低限制。平安系数法是从保险储藏对需求的保证水平,即平安系数来确定平安、合理库存量的方法。实际中,对延续需求和订货时间随机变化,且订购量基本契合正态散布条件,即计算公式可简化为:

平安库存量=平安系数α×需求质变化偏向值σD公式中的平安系数α,决议于消费中答应缺货的概率,普通α=0.5—2.5。若消费中不答应缺货(缺货概率小于3%),α值应大,可令α>2;若答应缺货(如:待料时期可用其它加工零件调理,不影响消费义务的完成),这时α值应小,取0.5—2。需求质变化偏向值σD主要取决于数值差值的大小:σD=(最大值-最小值)。

平安系数法确定库存量操作复杂,轻易实践操作。

2.1.2依据数理统计法在实际中,很多物资种类订购的实践需求为小概率事情,出现的概率普通听从泊松散布。因此,可以依据泊松散布表,查表确定需求的保证供应率,来计算合理库存量。

计算失掉合理库存量后,再依据此数据制定合理的推销预算资金,可对整段某时期的资金布置作出一种合理的规划。有了推销预算的约束,能提高推销资金的运用效率,增加库存物资的资金占用,提高资金周转率,优化推销管理中资源的配置,从而有效的控制推销资金的流向和流量,从而到达控制物资推销本钱的目的。

数理统计法确定库存量操作复杂一点,但数据相对比拟合理。

2.2依据市场价钱动摇适当调整储藏近年来,有色金属类等物资价钱不时下跌,直接招致其下终身产环节产品价钱不时上调。对此开展趋向,我们应增强市场猜测和调研,在迷信猜测基础上,结合我单位实践需求量,适当添加此类产品库存量。这样,不但可处置因市场动摇要素带来的供货效果,而且从本钱核算角度来看,减去存货本钱和管理本钱依然将有很大的收益空间。

2.3细化供应商,降低推销本钱在供应商链的管理中,可以区别专业性供应商和综合性供应商,到达最佳的低本钱推销效果。

2.3.1与专业性供应商树立协作联盟关于专业性供应商可以树立战略性协作联盟,可以用规范的推销顺序打交道,这样所花的精神也相对较少,当然也是有形中增加了本钱。

首先,树立联盟链关系后,依托临时订货的积聚数量优势,可以从价钱上失掉临时的优惠,减小了小批量订货价钱的优势,从而降低推销本钱;其次,可以保证交货的及时性。一方面增加了自己的库存量,甚至到达零库存的理想形状;一方面增加了自己的资金占用,加快了推销资金的周转率;第三,还可以失掉良好的技术支持和培训,尤其可以失掉最新的技术交流信息,降低了单位的信息交流本钱。

2.3.2与综合性供应商确立临时协作关系关于综合性供应商可以树立临时协作关系,主要用于推销辅佐种类。

普通辅佐性物料种类单一,比如:我公司机电物质有9大分类,几十种甚至上百种单项种类,有的推销数量较少,消费厂商比拟分散。假设此时依然采取分散独自推销,将没有一项可取得推销优势,而且由于要与很多个不同的供应商买卖,将会占用少量的人员精神,构成的推销本钱也是相当庞大和惊人的,这样反而会削弱自己的优势。这种状况下,可以将同类商品,甚至不同类的商品停止兼并推销,从而提升谈判的力气,价钱还可争取特殊优惠,从而到达有效地降低本钱,同时也提高了供应商的积极性,构成市场双赢的局面。

2.4充沛应用信息技术在现代物流的运作中,科技的飞速开展,支持了物流信息的开展。信息技术的运用成为必不可少,目的是寻觅最优价钱,降低推销本钱。应用信息技术在信息的搜集、处置与传递的优势,寻觅最优价钱,降低推销本钱,异样十分重要。

首先,充沛发扬我单位信息网络的优势,可以提高各种资源的运用效率。信息网络化不只提高物流运作的速度,增加出错率,增强方案的准确性,从而带来推销本钱的相应下降。其中,采用条码识别技术和射频识别技术(RFID),最大化地应用物流信息处置与运用技术,可以有效支持其物流作业和配套管理,使管理人员经过信息管理信息系统设计设计就可以及时、准确地获取、查询、处置相关的物流信息,例如,库存质变化状况、物资的消耗量等等。在此基础上实施矫捷性物流管理技术,延长了物流时间,提高了物流的反响速度,加快了物资的周转率,增加了库存量。

其次,需求树立良好的市场信息机制,才干在项目推销中做到“知己知彼”,并对推销市场有充沛的了解和把握,这使得推销者能处于供需双方的有利位置,取得价钱上的优势,不只取得高质量的货物或效劳,也能取得本钱上的利益。这就需求树立重要货物供应商产品信息数据库,以便在需求时分能随时找到相应的产品的规格功用信息,以及技术效劳等方面的牢靠信息,同时不时扩大同类货物的价钱目录,结合单位推销货物的种类、功用参数、质量、数量、价钱的要求,及时了解熟习市场的价钱及供求信息等商务方面的情报和信息,以便推销者能停止比拟和选择。所以,充沛应用信息技术的优势,取得价钱上的利益,到达降低推销本钱的目的。

3完毕语

篇3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美国物流成本计算方法和我国企业物流成本现状的分析，提出了降低企业物流成本的几条路径，包括优化运输路线、提高仓库的利用率、合理控制库存水平、提高物流组织管理水平等方面。

一、美国物流成本计算方法

美国的物流专家robertv.delaney先生认为，物流就是对处于运动和静止过程中的存货的管理，并据此提出，物流总成本由运输成本、存货持有成本和物流行政管理成本三部分组成，即:

物流总成本二运输成本十存货持有成本+物流行政管理成本

然而这一计算公式，是基于物流管理活动的基本功能来考虑的。它为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企业进行物流成本管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体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运输成本包含了几种常见的运输方式所产生的成本，同时还包含了货运成本和与发货人相关的成本。与发货人相关的成本包括货主企业运输管理部门的运营费用和货物装卸费用。公路运输费用占了运输成本的大部分。

存货持有成本不仅包括通常所说的仓储成本、残损、人力费用，同时也包含了存货的税费、保险费以及由于存货的过时和贬值所引起的机会成本。另一个重要的费用就是利息，它是由于存货占压的资金所产生的利息费用，其中:

利息=商业汇票贴现率x库存总金额

把库存占压的资金利息加人物流成本，这是现代物流与传统物流费用计算的最大区别，只有这样降低物流成本和加速资金周转速度才能从根本利益上统一起来。lw881.com

物流行政管理成本，则是按照全部物流成本的4%来计算的，即:

物流行政管理成本二(存货持有成本十运输成本)4%

这个4%的比例，则是一个经验值，大体上符合美国现在的实际情况。

二、我国物流成本现状:物流成本居高不下，损失巨大

我国的物流起步较晚。目前，物流成本管理应用的研究工作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建立专门的物流成本核算体系，缺乏规范的核算，但近几年有不少企业己在探讨和摸索，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国外咨询公司如麦肯锡、埃森哲、美世顾问等调查中国物资市场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物流还是处于初级阶段，基础设施、服务模式和运作观念落后，人才短缺，成本高、效率低。发达国家的企业物流成本在销售中的比例平均占9.5%一10%之间，而我国企业的物流成本占销售额的比例在20%-40%，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发改委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2005年全社会物流成本结构中，运输费用增速明显，占总成本的比例有所下降。当年运输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为55%，比上年下降了1.9个百分点;保管费用增长相对较快，比例有些上升，当年保管费用占物流总成本为31.4%，比上年上升1.5个百分点;管理费用增速回落，占物流总成本比例保持13.5%，只比上年下降了0.1个百分点。

三、降低物流成本的途径

(一)降低运输成本的途径。

运用线性规划模型、网络模型等数学模型，对货物的运输路线进行优化，最大限度地减少重复运输、往返运输、迁回运输，在最短行驶里程内，将货物送达目的地，充分提高运输效率。在满足客户服务需要的前提下，尽量运用运输管理系统(tms)将小批量分次付运适当合并为较大批量一次付运。同时，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恰当的数学模型，对货物的码放方式、车载货物的品种与数量进行合理决策，最大限度地减少货物的破损率，提高运输效益。

(二)降低存货持有成本的途径。

1.提高仓库的利用率。目前，我国已有仓库面积3亿多平方米，而其空置率却达到40%。有条件的企业可以使用第三方物流、实行作业标准化、采用直接从厂家到客户的付运方式、采用较高效率的仓管系统、无纸化办公、考虑采用托盘操作或租用托盘等措施提高效率，减少存货和仓储费用。

2.合理控制库存水平。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企业必须保有一定的库存量，以降低缺货所带来的经济损失。

(三)降低物流行政管理成本的途径。

用供应链管理的理论武装制造业企业，提高物流组织管理水平。中国与美国物流成本的最大差距在于管理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我国为14%，美国仅3.8%。这反映了物流组织管理水平的差距。

篇4

[关键词]物流成本；企业；经济效益

[中图分类号]F2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08)49-0056-02

经济全球化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物流成本，随着企业物流管理意识的增强和现代物流业的发展，通过降低物流成本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已经成为企业必须研究的课题。下面笔者将就降低物流成本的意义、物流成本的内涵和降低物流成本的途径加以阐述。

1　降低企业物流成本的重要性

在生产企业中，物流成本是除原材料成本之外最大的成本支出项目。据统计，国内产品物流成本占总成本的5％～6％，而国际性产品的物流成本则占总成本的10％～25％；企业产品的储存、运输支付的费用却占到生产成本的40％。随着企业对通过提高物流服务水平来提高市场竞争力的不断追求，必然会给物流系统注入更大的投资，从而提高了物流成本，高的物流成本是高水平的物流服务的保证，所以物流成本的绝对数值必然是一直上升的，这是物流系统效益背反性的体现。综上所述，降低物流成本已是降低企业产品总成本进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一条有效途径，近年来，从“物流是第三利润源”的观点得到企业管理者普遍认同便能说明这一问题。所谓“物流是第三利润源”，是指通过物流合理化降低物流成本，成为继降低劳动力资源和物质资源消耗之后企业获取利润的第三种途径。

2　物流成本的内涵

物流成本是指伴随着企业的物流活动而发生的各种费用，是物流活动中所消耗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货币表现，其由三部分构成：①伴随着物资的物理性活动发生的费用以及从事这些活动所必需的设备、设施的费用；②物流信息的传送和物流成本的绝对数值必然是一直上升的，处理活动发生的费用以及从事这些活动所必需的设备和设施的费用；③对上述活动进行综合管理的费用。把握物流成本的内涵，不能只停留在概念本身的理解上，还必须对物流成本的统计范围，计算方法以及物流成本分析方法等有一个全面的掌握。

3　企业降低物流成本的途径

3.1　建立健全科学的管理制度，加强物流成本管理

(1)树立现代物流理念，健全企业物流管理体制。企业降低物流成本首先要从健全物流管理体制入手，从企业组织上保证物流管理的有效进行，要有专司物流管理的部门，实现物流管理的专门化。

(2)采用新的物流管理方法，就是依靠运作驱动的方法，包括物流运作、资金运作及市场运作。这要求在物流的每个环节中，通过完善销售、采购网络，依靠先进的预测方法进行预测，尽量减小库存或实现零库存，提高物流运作的速度，缩短从原材料采购到最终产品进入消费者手中的时间，加速资金运作，从而大大减资金占用成本。

(3)标准化物流作业。在物流标准化改造中，应按国际惯例和国家通行标准制定物流设施标准，规范物流设施和有关技术设备，对每个环节都实行统一的技术标准和技术管理标准，并规范物流用语。

3.2　树立物流总成本观念，增强全员的物流成本意识

现代物流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追求物流总成本的最小化，这一点对于企业构筑和优化物流系统，寻找降低物流成本的空间和途径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随着物流管理意识的增强和来自降低成本的压力，不少企业开始把降低成本的眼光转向物流领域，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实践中发现，不少企业把降低物流成本的努力停留在某一项功能活动上，而忽视了对物流活动的整合。其结果，一是由于忽视了物流功能要素之间存在着的效益背反关系，虽然在某一项物流活动上支付的费用降低了，但总体物流成本并没有因此下降，甚至反而出现增加；二是将降低物流成本的努力变成只是利用市场的供求关系，向物流服务提供商提出降低某项服务收费标准的要求。如果物流服务供应商无法承受，而又可以拒绝的话，降低物流成本的努力便付诸东流。

3.3　加强物流成本的核算，建立成本考核制度

物流成本核算的基础是物流成本的计算，物流成本计算的难点在于缺乏充分反映物流成本的数据，物流成本数据很难从财务会计的数据中剥离出来。因此，要准确计算物流成本，首先要做好基础数据的整理工作。同时，为了保证企业物流成本的可比性，需要确定一个物流成本计算的统一标准(例如，日本原运输省在1977年制定了《物流成本计算统一标准》)，用以统一企业物流成本计算的口径。传统的物流成本计算按照运输费、保管费、包装费、装卸费等功能类别统计，并没有与物流服务水准联系起来，也没有按顾客类别和销售业务人员类别计算物流成本，以至于物流成本上升的责任不明确。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是采用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的物流作业成本法。

3.4　优化企业物流系统，寻找降低成本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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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罗浮山 命名 模式标本产地 特有植物 考证

中图分类号：Q9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12（c）-0090-01

罗浮山位于北纬23°15′～23°22′，东经113°57′～114°04′，面积约160 km2，主峰飞云顶海拔1281.5 m，是驰名中外的旅游胜地。20纪20年代开始，就有中外很多学者到此采集植物标本，并发表不少模式标本采自罗浮山并以罗浮山命名的植物新种。20年前的调查鉴定表明，罗浮山有野生维管植物201科676属1168种[1]。近期认为，罗浮山有药用植物172科630属1042种[2]。因广东罗浮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宣传教育的需要，作者等近年来对罗浮山的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多样性及黑桫椤（Alsophila podophylla Hook.）、格木（Erythrophleum fordii Oliv.）等种群或群落特征[3-4]作了较深入调查。罗浮山现有野生维管植物1421种，其中药用植物1144种。在整理罗浮山维管植物名录时，发现某些已往以罗浮山命名的植物名称已做了不同处理，现经考证整理，以供相关研究与管理人员参考。

1 以罗浮山命名的植物种类

根据《中国植物志》在线电子版[5]查询，目前仍以正名出现的含有罗浮（山）的植物有蕨类植物中碗蕨科的罗浮鳞盖蕨（Microlepia lofoushanensis Ching）、膜蕨科的罗浮蕨（Mecodium lofoushanense Ching et Chiu）和罗浮山瓶蕨（Vandenboschia lofoushanensis Ching）；裸子植物中买麻藤科的罗浮买麻藤（Gnetum lofuense C. Y. Cheng）；被子植物中壳斗科的罗浮锥（Castanopsis faberi Hance）、冬青科的罗浮冬青（Ilex tutcheri Merr.）、梧桐科的罗浮苹婆（Sterculia subnobilis Hsue）和罗浮梭罗（Reevesia lofouensis Chun et Hsue）、柿树科的罗浮柿（Diospyros morrisiana Hance）、槭树科的罗浮槭（Acer fabri Hance）及其变种红果罗浮槭（A. fabri Hance var. rubrocarpum Metc）、绣球花科的酥醪绣球（Hydrangea coenobialis Chun）（因罗浮山酥醪观而命名）、茜草科的罗浮粗叶木（Lasianthus fordii Hance）、马鞭草科的罗浮紫珠（Callicarpa oligantha Merr.），以及莎草科的罗浮飘拂草（Fimbristylis fordii C. B. Clarke），共计12科14属14种1变种。另外2种作为异名出现，即罗浮杜鹃（正名为弯蒴杜鹃Rhododendron henryi Hance）、罗浮山柳（正名为华南桤叶树Clethra faberi Hance）。

在《广东植物志》在线电子版[6]中，记载有正名以罗浮山命名的种类8种，即罗浮粗叶木、罗浮冬青、罗浮买麻藤、罗浮苹婆、罗浮柿、罗浮梭罗、罗浮紫珠和罗浮杜鹃。而在《中国植物志》中作正名的罗浮 蕨被归并到长柄 蕨（Mecodium osmundoides （v. d. B. ） Ching）、罗浮山瓶蕨被归入管苞瓶蕨（Trichomanes hirmanicum Bedd.）中。

2 模式标本采集自罗浮山的植物种类

上述以罗浮山命名的植物种类通常其模式标本采集自罗浮山，但少量其他植物种类虽采自罗浮山，但未以罗浮山命名，它们的分布很广，不只限于罗浮山。这类植物共有8种，即冬青科的矮冬青（Ilex lohfauensis Merr.）（该植物的拉丁学名中的种加词实际上以罗浮山命名）、杜英科的猴欢喜（Sloanea sinensis （Hance） Hemsl.）、杜鹃花科的猴头杜鹃（Rhododendron simiarum Hance）、唇形科的狭管黄芩（Scutellaria stenosiphon Hemsl.）、苦苣苔科的钟冠唇柱苣苔（Chirita swinglei （Merr.） W.T.Wang）、兰科的大花带唇兰（Tainia macrantha Hook. f.）、广东羊耳蒜（Liparis kwangtungensis Schltr.）和齿瓣石豆兰（Bulbophyllum levinei Schltr.）。

模式标本采自罗浮山，分布也仅限于罗浮山的有5种，它们是木犀科的倒卵叶女贞（Ligustrum obovatilimbum Miao）、茜草科的钟萼粗叶木（Lasianthus trichophlebus Hemsl.）、禾本科的单生茅（Dimeria solitaria Keng et Y. L. Yang）、梧桐科的罗浮梭罗、马鞭草科的罗浮紫珠。

3 特产于罗浮山的植物种类

这类植物目前只发现于罗浮山，但有可能以罗浮山命名，也可能未以罗浮山命名。它们共8种，分别是倒卵叶女贞、钟萼粗叶木、单生茅、罗浮紫珠、罗浮蕨、罗浮山瓶蕨、罗浮鳞盖蕨和罗浮梭罗。而其他以罗浮山命名的植物除罗浮山有分布外，在其他地方也发现有自然生长，故不归入罗浮山特产植物类群中。

4 结语

广东惠州博罗罗浮山地处北回归线偏南，水热条件优越，孕育了丰富的植物种类。近100年以来，许多学者对其植物与植被进行了考察，发现不少特有种类，并以罗浮山命名或模式标本采自罗浮山，目前共有以上类型植物20余种。对这些资料加以整理，有利于广东罗浮山省级自然保护区植物资源的保护、发展与可持续利用。通过对该地植物资源的深入研究，有可能发现更多的植物种类。

参考文献

[1] 徐颂军，卓正大.广东罗浮山维管植物区系的基本特征[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4（2）：76-84.

[2] 贺握权，廖建良*罗浮山药用植物资源及保护[J].中药材，2012，35（9）：1391-1396.

[3] 邓华格，温志滔，缪绅裕，等.广东罗浮山黑桫椤种群及所在群落的基本特征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0，38（4）：1917-1919，2031.

[4] 邓华格，温志滔，缪绅裕，等.广东罗浮山珍稀濒危植物多样性及格木群落特征[J].广东林业科技，2010，26（3）：3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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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美国物流成本计算方法和我国企业物流成本现状的分析，提出了降低企业物流成本的几条路径，包括优化运输路线、提高仓库的利用率、合理控制库存水平、提高物流组织管理水平等方面。

一、美国物流成本计算方法

美国的物流专家RobertV. Delaney先生认为，物流就是对处于运动和静止过程中的存货的管理，并据此提出，物流总成本由运输成本、存货持有成本和物流行政管理成本三部分组成，即:

物流总成本二运输成本十存货持有成本+物流行政管理成本

然而这一计算公式，是基于物流管理活动的基本功能来考虑的。它为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企业进行物流成本管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体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运输成本包含了几种常见的运输方式所产生的成本，同时还包含了货运成本和与发货人相关的成本。与发货人相关的成本包括货主企业运输管理部门的运营费用和货物装卸费用。公路运输费用占了运输成本的大部分。

存货持有成本不仅包括通常所说的仓储成本、残损、人力费用，同时也包含了存货的税费、保险费以及由于存货的过时和贬值所引起的机会成本。另一个重要的费用就是利息，它是由于存货占压的资金所产生的利息费用，其中:

利息=商业汇票贴现率x库存总金额

把库存占压的资金利息加人物流成本，这是现代物流与传统物流费用计算的最大区别，只有这样降低物流成本和加速资金周转速度才能从根本利益上统一起来。

物流行政管理成本，则是按照全部物流成本的4%来计算的，即:

物流行政管理成本二(存货持有成本十运输成本)4%

这个4%的比例，则是一个经验值，大体上符合美国现在的实际情况。

二、我国物流成本现状:物流成本居高不下，损失巨大

我国的物流起步较晚。目前，物流成本管理应用的研究工作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建立专门的物流成本核算体系，缺乏规范的核算，但近几年有不少企业己在探讨和摸索，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国外咨询公司如麦肯锡、埃森哲、美世顾问等调查中国物资市场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物流还是处于初级阶段，基础设施、服务模式和运作观念落后，人才短缺，成本高、效率低。发达国家的企业物流成本在销售中的比例平均占9. 5%一10%之间，而我国企业的物流成本占销售额的比例在20%-40%，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发改委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2005年全社会物流成本结构中，运输费用增速明显，占总成本的比例有所下降。当年运输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为55 %，比上年下降了1.9个百分点;保管费用增长相对较快，比例有些上升，当年保管费用占物流总成本为 31.4%，比上年上升1.5个百分点;管理费用增速回落，占物流总成本比例保持13.5%，只比上年下降了0. 1个百分点。 三、降低物流成本的途径

(一)降低运输成本的途径。

运用线性规划模型、网络模型等数学模型，对货物的运输路线进行优化，最大限度地减少重复运输、往返运输、迁回运输，在最短行驶里程内，将货物送达目的地，充分提高运输效率。在满足客户服务需要的前提下，尽量运用运输管理系统(TMS )将小批量分次付运适当合并为较大批量一次付运。同时，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恰当的数学模型，对货物的码放方式、车载货物的品种与数量进行合理决策，最大限度地减少货物的破损率，提高运输效益。

(二)降低存货持有成本的途径。

1.提高仓库的利用率。目前，我国已有仓库面积3亿多平方米，而其空置率却达到40%。有条件的企业可以使用第三方物流、实行作业标准化、采用直接从厂家到客户的付运方式、采用较高效率的仓管系统、无纸化办公、考虑采用托盘操作或租用托盘等措施提高效率，减少存货和仓储费用。

2.合理控制库存水平。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企业必须保有一定的库存量，以降低缺货所带来的经济损失。

(三)降低物流行政管理成本的途径。

用供应链管理的理论武装制造业企业，提高物流组织管理水平。中国与美国物流成本的最大差距在于管理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我国为14%，美国仅3. 8%。这反映了物流组织管理水平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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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近日，文山州教育局召开全州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摸底调查工作布置会，贯彻落实全省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作部署会议精神，布置全州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摸底调查工作。

州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刘锦超在讲话中指出，国家启动全面改善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是推进教育公平、增强贫困地区发展后劲、缩小城乡和区域差距、推动全州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有效途径。在未来3～5年时间里，要通过各级政府共同努力，使全州义务教育学校教室、桌椅、图书、实验仪器、运动场等教学设施满足基本教学需要；校宿舍、床位、厕所、食堂（伙房）、饮水等生活设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留守儿童学习和寄宿需要得到基本满足，村小学和教学点能够正常运转；县镇超大班额现象基本消除，逐步做到小学班额不超过45人、初中班额不超过50人；教师配置趋于合理，数量、素质和结构基本适应教育教学需要；小学辍学率努力控制在0.6%以下，初中辍学率努力控制在1.8%以下。为此，文山州要通过摸底调查，摸清底数，掌握需求；以校为单位，查清全州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学校教育教学设施和生活设施、设备及各类附属设施等现状，对照基本办学需求，分析确定办学条件缺口基本情况，为做好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项目规划编制工作奠定良好基础。

就如何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会议提出的目标任务，刘锦超局长提出5点要求：一是要高度重视，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重要意义，抓住发展机遇，推进全州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二是要明确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立足“保基本，兜网底”，对照基本办学需要，分析确定每个学校（含教学点）办学条件缺口，列出现状和需求清单，并编制账册，做好改善办学条件的基础工作；三是各县（市）要成立以县（市）政府分管领导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全力做好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改善工作，各县（市）教育局局长要主抓此项工作；四是要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在工作过程中遇到问题要多请示汇报，将调查工作做细、做实，切实摸清家底；五是增强责任意识，按时、按质完成摸底调查和规划编制工作任务。会议还对摸底调查工作进行具体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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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的中国，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华夏文明，主导着多民族统一的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然而，中国历史上肇始于黄帝和黄帝时代、独步一时的华夏文明，实际上是由中原华夏农耕文化，与其周边民族创造的游牧文化、游耕文化、渔猎文化，以及东南沿海和岛屿上的海洋文化融合汇成的。它是人类惟一绵延至今的古代文明，并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中国古代，当中原华夏与周边民族文化发生交往、冲突和矛盾之际，或者中原地区出现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出现非华夏族为主要统治者的政权之时，华夏先民显赫的始祖黄帝，便在剧烈的民族文化冲突、碰撞和交融中，成为维系和巩固华夏团结，传承和弘扬华夏文化的一种象征。黄帝在历史上的中国，经常起着巩固民族团结、弘扬民族精神，以及维系中华传统、融合各民族优秀文化的纽带作用。

黄帝是传说时代华夏先民中游牧者首领

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又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这些记载既指出黄帝轩辕氏是少典之后代，又说明黄帝轩辕氏是在神农氏衰落的基础上兴盛起来，并且取代神农氏的。然而，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民族交往和文化的跨民族传通观点来看，《史记·五帝本纪》所描述的，则正是传说时生在华夏先民中，充满强劲活力的游牧部族文化，与固土重迁的农耕部族文化之间，在彼此汲取、互相融合基础上，汇成为新的农耕文化的形象化写照。在汉文史册中，有关以黄帝为首的华夏先民，从事游牧生产和生活的记述比比多是。例如，《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率“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然而，成书较早的《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生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又据《水经注·渭水》的记称：“轩辕之丘，在上?。” 上?指渭水上游的今甘肃天水一带。学者们认为，姬与歧同音相通，所以，黄帝活动地区当在歧山下的歧水流域。因此说，黄帝轩辕氏最早是活动在西北地区，从事游牧生产和生活的华夏先民首领。史学家徐旭生先生曾经指出过，黄帝轩辕氏是由西向东不断迁徙，并在迁徙过程中发展自己游牧文化的。其东迁的路线主要是顺北洛水南下，抵达今大荔、朝邑一带，东渡黄河。再沿着中条山和太行山边，逐渐向东方迁移，到达中原涿鹿的山湾里。[1]这就印证了《史记·五帝本纪》说的黄帝：“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在这里，我们可看出，黄帝轩辕氏抵达涿鹿之初，尚处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阶段，过着“迁徙”不定、居“无常处”生活。

不过，《史记·五帝本纪》同时又记述了抵达涿鹿之初的黄帝，也在率民“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的情景。这就反映出，以黄帝轩辕氏为首的华夏先民，抵达中原涿鹿之时，正在发生着由迁移不定的游牧生产，向定居的农耕生产过渡的历史性转变。所以，这也就证实了，黄帝是传说时代从游牧生产转为定居农耕的华夏先民首领。

阪泉大战反映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融合

按照汉文古籍记载的传说来看，黄帝率领从游牧生产转为定居农耕的华夏先民，开创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在这个巨大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中，曾先后与早已活动在中原地区的、以炎帝为首的农耕者，以及以蚩尤为首的狩猎者，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剧烈争斗。这就是传说时生在华夏先民中的阪泉大战和涿鹿大战。

这两次大战实际上就发生在传说时代，并引起了两次大规模的部族文化冲突、碰撞和交融。经过这两次传说时代的部族文化交融，便在中原地区出现了以黄帝、炎帝和蚩尤为首的三支华夏先民之间的大融合，形成了崇奉黄帝为首领、以农耕经济为社会基础、注重礼仪传统的古代华夏农耕文化。

先谈黄帝轩辕氏与炎帝神农氏之间发生的争斗阪泉大战。其时，刚刚迁至中原的黄帝轩辕氏，在由游牧向农耕的转化过程中，由于与早于自己定居于此、占有较好生产和生活条件的以炎帝神农氏为首的农耕者，发生矛盾和冲突，从而引发了阪泉大战。

阪泉大战争斗的结果是，黄帝轩辕氏继“神农氏兴起”。从而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传说时代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之间的大融合。

关于黄帝轩辕氏与炎帝神农氏之间的冲突和融合，《史记·五帝本纪》是这样记述的：“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这里所强调的“三战”，则是折射出这场冲突和融合的曲折反复，以及两大部族文化融合过程的历时之久。关于这场冲突的发生地“阪泉”，有的说在今河北涿鹿东南，也有说在今山西运城附近。无论是在那里，均反映出传说时代中原地区，以炎帝神农氏为首的农耕文化，及其与游牧文化发生交融的地域之辽阔。

《列子·黄帝》对此次争斗也有这样的描述：“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虎为前驱，?、?、?、?为旗帜。”由此可见，黄帝轩辕氏在与炎帝神农氏的争斗中，正是凭借着畜牧者擅长驾驭猛兽的力量，以及游牧文化由生具来的刚劲和强勇，才得以战胜炎帝神农氏的。

这样，传说时代的游牧文化，不仅实现了和农耕文化的融合，并且还对较早进入中原地区的、以炎帝神农氏为首的农耕文化，注入了清新的活力，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彼此汲取、互相注入的大融合，遂使中国古代华夏农耕文明，获得了不断发展壮大的活力之源。

涿鹿大战折射出炎黄农耕文化对狩猎文化的融合

黄帝和炎帝联合之后繁荣发展的农耕文化，又与另一支活动在中原地区的、以蚩尤为首领的华夏先民中的狩猎文化，发生了冲突和交融。从人类早期的社会生产发展来看，狩猎文化对农耕文化既是一种重要的、必需的补充，同时也对农耕文化具有一定的破坏力。故而，这场被汉文古籍记称为黄帝与蚩尤之间的争斗——涿鹿大战，实质上应被视为黄帝和炎帝融合后形成的、充满新增活力的农耕文化，为了得到今后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而必须消除狩猎文化所带来的破坏，于是发动了一场对以蚩尤为首的狩猎文化的斗争，从而实行一种强制性的、过程剧烈的融合。

《史记·五帝本纪》对涿鹿大战是这样记述的：“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这场以征战为表现形式的兼并和强制性融合，其结果就是通过“禽杀蚩尤”，完成了传说时代中原地区的炎黄农耕文化对狩猎文化的强制性融合。经现代学者考订的《逸周书·尝麦解》，对这场炎帝、黄帝与蚩尤之间的争战描述道: “昔天之初，诞作上后，乃设建典，名赤（炎）帝。分政上卿，名蚩尤。”后来因为“蚩尤乃逐帝，争于逐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中翼，以甲兵释怒。用大下，顺开思序，纪于大帝。” [2]这反映出了传说时代中原华夏先民中，以蚩尤为首的狩猎文化，乃是当时足与以炎帝、黄帝为代表的部族文化，鼎峙而立的另一支强盛的文化。

历史上的汉文古籍，对于蚩尤的形象和活动，多有污蔑性的失实描绘。《太平御览》引《龙鱼河图》说，“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述异记》也将蚩尤形容为“人身牛蹄、四目六手，”“头有角”。长期以来，这些侮辱性的不实记述，导致人们对蚩尤及其代表的文化，做出种种不正确的认识和诠释。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历史上的狩猎者大多有着“食肉寝皮”的习俗文化。而狩猎者们“衣兽皮”的服饰文化，直至近现代，仍在我国和世界上一些狩猎民族中有所沿袭。[3]因此，透过“兽身人语”、“人身牛蹄、四目六手”和“头有角”等形象性的描绘，应看到这正是传说时代中原地区狩猎者“衣兽皮”的穿戴服饰。

蚩尤在黄帝和炎帝融合之前的炎帝时代，占着“分政上卿”的重要地位。这正反映了炎帝神农氏时的早期农耕文化，对以蚩尤为首的狩猎文化的需要和倚重。而“兄弟八十一人”的记载，则是表示当初以蚩尤为首的、狩猎文化的所在众多。可见，狩猎文化对尚不能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早期农耕文化，确曾具有一定的补充，从而占有着重要的社会地位。只有在黄帝和炎帝融合之后，汇成相对稳定繁荣的农耕文化，才有力量对“作乱不用帝命”的狩猎文化，发起“攻战”性的兼并和强制融合，最终以“禽杀”蚩尤为形式，完成传说时代中原华夏先民中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狩猎文化的大融合。

黄帝和炎帝、蚩尤反映了传说时代华夏先民的三大文化

《史记》、《逸周书》等汉文古代文献中有关黄帝、炎帝和蚩尤的记载，绝非凭空而来的臆测，更不是毫无依据的怪谲神话。它是华夏先民在凭想象创造形象的时代，给我们留下的一种文化传承的标志。它反映和揭示了华夏先民这样一个不容抹杀的历史实体：较早进入中原地区定居的农耕者、活动在中原地区的狩猎者，以及从西部和北方迁移来的、由游牧转入农耕者，构成了传说时代中原地区华夏先民的三大主要部族。而在这些创造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狩猎文化的三大部族中，惟有以黄帝为首的有着游牧文化强劲活力和稳持的、崭新发展的农耕文化，才成为传说时代中原华夏先民三大部族文化的主流，并且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中原华夏先民农耕文明的形成。

以黄帝为首的华夏先民中的游牧者，从西向东迁移并抵中原地区，他们在经过了半农半牧阶段之后，进入了定居农耕。其间，在黄帝率领下发生了与已经定居在中原的、以炎帝为首的农耕者之间的阪泉之战。随后，出现了表现为“诸侯咸归轩辕”为形式的炎黄两大部族文化的联合。而被汉文史册描述为：“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的记载，则反映和说明了，充满动态和活力的游牧文化，不仅能与固土重迁、稳持循蹈的农耕文化互相汲取和融合，而且正是由黄帝和炎帝两大部族的结合，开创了中国古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互相汲取、彼此补充，进而不断推进中华农耕文明发展的历史。

诚然，狩猎文化曾是人类社会普遍经历的文化阶段，这反映出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狩猎对收获并不稳定的早期农耕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和不可缺少的。传说时代的中原华夏先民也应有过这样的经历。据史载，传说时代中原地区游猎者为数众多，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之说。他们的社会地位也令人刮目相看，所以在炎帝治理下的农耕时代，蚩尤占据着“分政上卿”的重要社会地位。

由于狩猎本身的不稳定性和对农耕所具有的一定的破坏性，所以，农耕文化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消除狩猎文化对农耕文化带来的妨碍和破坏，并对狩猎文化加以兼并和融合。《逸周书·尝麦解》所记载的：“蚩尤乃逐帝，争于逐鹿之阿，九隅无遗。赤（炎）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无疑是对这样一种历史过程的反映。通过黄帝和炎帝联合之后“执蚩尤，杀之中翼，以甲兵释怒。用大政，顺列思序，纪于大纪。邦名之曰：绝乱之野”的历史写实，反映出传说时代的中原地区，进一步强盛了的农耕文化，完成了对狩猎文化的兼并和融合。

但是，也许是由于狩猎对于靠天收获的农耕社会，始终都是一个重要的补充。所以，长期以来被黄帝“杀之中翼”的蚩尤，在中原华夏先民中同样占有崇高的地位。中原华夏先民虽然赞颂黄帝“执蚩尤，杀之中翼，以甲兵释怒”的功绩，但对战败“禽杀”的蚩尤，却仍然奉为华夏古代的“战神”，并冠以殊高名誉，并与功勋显赫的始祖黄帝一起，登上了古代华夏的祭坛。

《史记·刘邦本纪》所载：汉代民间还流传着“祠黄帝、祭蚩尤”的祭祀礼仪。《史记·封禅书》也记有“一曰天主祠天，二曰地主祠泰山，三曰兵主祠蚩尤”的隆重祭祀礼仪。这不仅说明创造农耕文明的华夏先民，对以蚩尤为代表的狩猎文化的倚重；更反映和说明了，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狩猎部族文化，一起构成了中原华夏农耕文明的基础。而黄帝和炎帝、蚩尤，正是传说时代中原华夏先民崇敬的三大文化创造者的代表。

黄帝肇启了传说时代中原华夏的农耕文明

黄帝在进入中原地区之后，为了方便人民的定居生活，以及进一步发展农耕生产，便发扬游牧者擅长找水的传统，让人们在自己的居住地上挖掘水井，并且确立了“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凿井于中”的制度。同时，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地域为单位的行政区划：“井一为邻，邻三为朋，朋三为里，里五为邑，邑十为都，都十为师，师十为州。”

由此可见，中原华夏先民是从黄帝时代开始，出现了按地域区划人民，并对一定地域区划内的人们进行管辖和治理。这样的按地域区划进行管辖、而不再以血缘来区分一定地域上的人们，就意味着中原地区的华夏先民，开始作为一个古代民族，出现和屹立于世了。

在黄帝时代中原华夏先民出现了一系列的文化创造，其中诸如“伶伦作律吕，隶着作算术，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大挠作甲子”，这些都是值得一书的。然而，容成则在这“六术”的基础上，进一步作“历”，推分星次，以定律度。这就意味着中原华夏先民的农耕生产，因在黄帝时代对天文和历法知识的总结，而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提高。本来，游牧者在荒野上的生产和生活实践，造就了善识天象和星空的特长。所以，黄帝时出现了天文历法，说明华夏先民为了发展农耕生产的需要，在学习和汲取游牧部族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形成和产生了对农耕生产具有重要意义的天文历法。

值此一提，黄帝的史官仓颉依类象形，创造文字，标志着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华夏文明出现了。尽管汉字的产生，未必是黄帝时由仓颉一蹴而就的。但是，文字的出现和使用，毕竟让华夏先民无可争议地步入了人类的文明殿堂。因此，黄帝时的仓颉造字传说，至少可以反映出，中原华夏先民到了黄帝时代，由于社会经济和农耕文化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间，已经进入到必需产生文字的阶段。所以，才出现了顺应历史潮流的仓颉创造文字。

在黄帝时便创造、出现并一直使用至今的汉字，不仅对古代华夏的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推进了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历史的发展，而且还起到了巩固华夏团结和维系华夏文化的卓著作用。汉字成为一种文化载体和文化标识，巩固了古代华夏和促进汉族的发展壮大，在特殊的民族和历史文化背景下，汉字也就无可争辩地，成为凝聚和巩固华夏发展，乃至中华民族成长和壮大的一个纽带。

黄帝是传说时代华夏先民中游牧者的首领。在他的率领下，一支原先活动于西部地区的游牧者，不断往东迁移，并且在抵达中原后完成了向定居农耕的过渡。黄帝开创了中国古代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互相汲取、互相结合，以及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融合的历史，并使历史上兴起于中国西部和北方的游牧文化，不断注入中原的华夏农耕文化，使中原华夏农耕文化不断获得新鲜活力。

《魏书·帝纪》所记“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以及“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等载录，尽管为后人所记，但这些历代学者的论述，多次印证了始于黄帝之时的中原华夏农耕文化的历史，是不断汲取和兼容游牧文化、狩猎文化的历史。因此说，正是黄帝开创的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为中国古代华夏文明的发展，开掘了不竭之源、奠下了广阔的发展之路。

肇始于黄帝及黄帝时代的各种礼仪制度和文化创造，不仅对古代华夏乃至汉族的发展壮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还在历史上的中国，起到了巩固古代华夏团结，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维系传统文化和礼仪制度的作用。所以，黄帝在作为华夏先民始祖的同时，理所当然地还被尊奉为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的创造者。在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黄帝甚至成为凝聚华夏和中华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推进着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历史的进程。

[1]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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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学者从另外的角度论证黄帝部落的图腾为熊。杨亚长先生认为我国古代的姓、氏最早大都来源于氏族图腾，而我国的汉字最早则应主要来源于这种表示氏族图腾的象形文字，因而我们在探讨炎帝和黄帝氏族的图腾时，应当以分析他们所流传下来的姓氏为主要根据。据文献记载炎帝为姜姓（当以羊为图腾），黄帝为姬姓。姬字从女从 ，而商周青铜器铭文中的臣字实际上当为熊的竖立形象（为了便于书写和契刻而形成的惯例），所以姬字最早为熊的形象，“因而可证明黄帝氏族应当以熊为图腾”。《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教熊、罴、貔、貅、 、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列子》亦载“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 、豹、虎为前躯，雕、 、鹰、鸢为旗帜”，也表明黄帝当以熊为图腾，因为黄帝氏族集团内部包括有许多不同图腾的氏族，而这些氏族中熊图腾氏族居于首要的地位（杨亚长《炎帝、黄帝传说的初步分析与考古学观察》，《史前研究》1987年第4期）。金良年先生主编的《中国神秘文化百科知识》认为“黄帝轩辕，姬姓，据金文‘臣 ’字字形的推考，金文‘臣 ’是熊的形象，所以黄帝部落应该是熊图腾部落”，而且据《史记·五帝本纪》“让于诸臣朱虎、熊、罴”等资料还可知道，黄帝部落联盟中熊部落后来为原来的下属部落代替了，“虎部落因其实力稍强，也因是原来熊部落的继承者而在值勤时被安排在第一个”（金良年主编《中国神秘文化百科知识》136页，1994年12月第1版）。

商代铜器上有龟形纹朝拜人形纹图样，学者释为“天鼋”，为文字或族徽（子黾父乙彝、子黾父癸

，见《三代吉金文存》）。郭沫若释天鼋即轩辕，《国语·周语下》说“我姬氏出自天鼋”，犹言出自黄帝；容庚亦从此说（《金文编》附录上三）。史树青先生诗曰：“五帝三皇此占先，天鼋族氏即轩辕，岗名裴李开新史，裔衍中华七千年”（赵国鼎主编《炎黄二帝考略》“题词”，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3月版）。故学者认为黄帝族的图腾为天鼋即神龟。如，张振犁、陈江风等著《东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话论》认为郭沫若释天鼋为轩辕即肯定了神龟是黄帝族的原始图腾（张振犁、陈江风等著《东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话论》71—72页，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2月第1版）。

王大有先生在研究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第二组蚌塑图时，认为其中有蚌塑龟纹，“这个乌龟就是天鼋，也就是轩辕氏族，帝龟之竜，黄竜之黄帝的蚌塑写照”，而且蚩尤族人还故意把轩辕氏的“龟”做得很小，以显示对本民族英雄（蚩尤）的高度赞扬与歌颂（王大有著《中华龙种文化》101、107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他说：黄帝之“黄”与“姬”为玄鼋，是黾龟类，一种以蛙、龟、鼋为图腾的长于琢玉的渔猎民族（王大有著《上古中华文明》272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他还认为所谓“有熊国君”之熊，实为鼋、鳖、龟类（黄帝裔鲧，死而化作三足鳖——熊，证实了这一点）。龟氏为帝，则为帝龟，二字合文作“ 竜 ”，音龙。于是“竜”、“龙”便相讹混淆。少典的主图腾当是鼋类，龟氏少典称“竜”，此字上下分开就是“黄帝”或“帝龟”。又释姬姓：“姬、

、熙，皆从

。 为何物？ 为龟。 与巳合为玄武， 下……即龟四足。 为龟背甲侧视

、

象，正视为黄”；释轩辕为天鼋、玄鼋，为鼍龙。天鼋、玄鼋、鼍龙、鳖、龟等，皆从黾。黾就是蛙。天鼋氏本于大蛙，蛙鸣雷雨。因而姬、黄、

、熙，皆是黾、龟之象（王大有著《三皇五帝时代》上册132—136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总之，在王大有先生的论述中，有熊、轩辕、黄帝、姬姓，皆证黄帝族以蛙、龟类为图腾。

《淮南子·天文训》说：“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治四方，其神为镇星，其兽黄龙，其音宫，其日戊已”。《史记·天官书》说“轩辕，黄龙体”，《河图稽命徵》、《汉书人表考》，俱说黄帝“龙颜有圣德”、“河目龙颜”。《史记·封禅书》又说：“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按有些学者的理论，这便是说黄帝的图腾祖先龙来接其子裔黄帝等回归祖籍天庭，所以黄帝族的图腾是龙。陈荣富先生说“龙是黄帝部落的图腾，中华民族是‘龙的子孙’，有许多关于龙的传说，大量出土文物上都绘有龙的图案”，而且“黄帝之子昌意，昌意之子颛顼，颛顼之子鲧，鲧之子禹，它们均以龙为图腾”（陈荣富著《宗教礼仪与古代艺术》35页、113页，江西高校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高明强先生认为龙（蛇）是黄帝部族的图腾，而湖北神农架汉族史诗中关于一场大洪水后玄黄老祖将劫后余生的兄妹命名为“五龙氏”是龙氏源于图腾的折射反映（高明强《图腾与姓氏》，《史前研究》，1990—1991年辑刊）。山西“民间流传的关于风陵渡来历的神话，说明这里是以龙为图腾的黄帝部落的活动地”（段友文编《汾河两岸的民俗与旅游》，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黄帝部族以龙（蛇）为图腾还有许多文献依据。闻一多考证认为，上古姬通女又通巳，而巳即是大蛇，这种大蛇又被人们称作龙，被黄帝部落奉为图腾（闻一多《伏牺考》，《闻一多全集》第1卷，三联书店北京1982年版）。按《国语·晋语四》“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则黄帝母方为有蟜氏。《说文解字》说：“蟜，蟲也，从虫，乔声。”又说：“虹，

也，状似虫。”段玉裁注：“虫，各本作蟲，今正。虫者，它也。虹似它，故字从虫。”它，即蛇，故蟜为龙、蛇类。“蟜”字从虫、从乔，意即大蛇（龙），所以黄帝为龙（蛇）之后，奉龙为图腾。按《史记·补三皇本纪》，有蟜氏又名女登，为有娲氏之女。有娲氏即女娲，而女娲为龙蛇之身（《文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列子》、《玄中记》等），女登之“登”也为龙、蛇图腾徵铭，也是鼍图腾（王大有著《三皇五帝时代》上册143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故黄帝当以龙为图腾。《山海经·海外西经》说：“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在女子国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在轩辕国北，其丘方，四蛇相绕。”袁轲先生注曰：“此言轩辕国人人面蛇身，固是神子之态，推而言之，古传黄帝或亦当作此形貌矣”（袁轲著《山海经校注》2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月7月第1版）。人同蛇身、尾交首上的图像在甘肃甘谷县西坪遗址出土的庙底沟类型彩陶瓶上曾有出现，为人面鲵纹，学者认为它是黄帝部族的图腾（陆思贤著《神话考古》196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陈荣富著《宗教礼仪与古代艺术》113—114页，江西高校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春秋时的玉佩有作人面蛇身、头戴宽冠、尾交首上者，有学者直接称为“刻有黄帝之形的玉佩饰”（谢崇安著《商周艺术》295页图一：2，巴蜀书社1997年8月第1版）。

众所周知，龙的起源问题在学术界完全是一笔糊涂帐，其原型有蛇、蜥蜴、鳄、熊、猪、马、鱼、虹、闪电、云、蚕、鹿、羊、狗、牛、鹰、恐龙、河马、松树、龙卷风、雷声、极光、黄河、星象、葫芦、地蝼、乌龟等等几十种说法，这样黄帝部族的图腾就变得非常复杂、不可探求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黄帝族原有自己的图腾，在统一中原后又融合进一些新的图腾而产生了龙图腾，如：主张黄帝部族的原始图腾为神龟的学者认为“有不少记载说黄帝族融合东方龟图腾、北方蛇图腾等之后成为龙图腾的。在现实生活中龙并不存在，它不过是多种部族图腾信仰的复合体。而现实中，龟、鱼、蛇确是大量存在的。龙的形象构成的大体就是以龟、蛇为主，复合多种动物图腾特征而成”（张振犁、陈江风等著《东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话论》71—72页，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2月第1版）；主张黄帝部族的原始图腾为熊的学者认为黄帝一统中原后“博采各部图腾之特长，确定：以蛇为主体，以鱼鳞为龙鳞，以鱼尾为龙尾，以狮头为龙头，以鹿角为龙角，以鹰爪为龙爪，构成了部落联盟的图腾——龙”（于乃昌、夏敏著《初民的宗教与审美迷狂》77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也有研究认为“华夏部族原是以蛇为图腾的”，后来强大的氏族吞并了其他氏族，而且将战败者图腾中最精彩的部分增添到自己的图腾上，当作自己新的图腾，形成了以兽类的腿、马的头、鹿的角、鱼的鳞等等异样的蛇，这便是华夏部落的新图腾——龙（王庆新著《中国味》3页，科学普及出版社广州分社1989年11月第1版）；亢亮、亢羽则认为“黄帝统一了各氏族部落，成为华夏第一帝——轩辕黄帝以后，取各氏族部落图腾之特长，将蛇身、鹿角、鹰爪、蜈蚣尾、虎头、虾目、马齿、公羊须等组合在一个图腾中，形成了‘龙’ 图腾”（亢亮、亢羽著《风水与城市》6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

陈荣富先生认为黄帝族早期的图腾是甘肃出土庙底沟类型那种“尾交首上”的人面鲵鱼纹，后来便是内蒙古三星他拉村发现的碧玉龙以及敖汉旗出土的兽形玉龙。为什么有这种变化呢？因为“在黄帝时代前后，有许多以两栖动物、爬行动物以及其他动物为图腾的氏族和部落，他们之间进行过长期的兼并，结果许多氏族归入黄帝部落”，其图腾族徽当然也要体现这种部落大联盟，所以“就出现了碧玉龙这样的似蛇、似猪、似马、似牛的复合龙形象”（陈荣富著《宗教礼仪与古代艺术》112—115页，江西高校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王大有先生则认为“中国人最熟悉的龙，它是中国境内上古文明时代许多族团的主图腾，主要是东夷民族和神农民族的主图腾。在原生图腾阶段，它即鳄。在演生图腾阶段，扩大到了蛇、鼋、龟、黾，以及与鳄近亲的两栖类动物，并在形象刻画上以鳄为主，相互附丽。在复合图腾阶段，则把不同联姻族团、联盟族团、联盟国族间的图腾徽帜特征相互附丽攫取。遂有龙为鹿角（牛角等）、蛇颈、鹰爪、鼍头足身、鳞身（鱼）等复合体特征”（王大有著《上古中华文明》286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王大有先生主张黄帝族的原生图腾为龟、黾类，而鳄为伏羲、蚩尤的原生图腾，这样看，后来的复合图腾龙便是以战败者蚩尤方的图腾为主了。

此外，黄帝部族的图腾还有多种说法和可能：

《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言其祖先少暤氏以鸟纪官“为鸟师而鸟名”时说“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暤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按照图腾论者的观念，一般认为少暤氏的图腾为鸟、大暤氏的图腾为龙，炎帝氏“以火纪”则是以太阳为图腾。据此推论，黄帝氏可能以云为图腾。《周易》乾卦《文言》说：“云从龙，风从虎。”而甲骨文、金文中的“云”字多象龙、蛇一类无足曲体动物形象，类于“

”字。据唐兰先生考释，“云”字当从“

”字演变而来（《天壤文释》40页）。“

”即蚯蚓，古人认为

能兴云，属龙类（实际可能因下雨前，黑云聚集，天气闷热导致蚯蚓出洞滚沙这一物候现象而产生的神秘意象）。《竹书纪年》说：“轩辕黄帝氏……有大蝼如羊，大

如虹，帝以土气胜，遂以土德玉。”注引刘向《别录》：“邹衍言：黄帝土德，有蝼蛄如牛大，

如虹。”蝼咕、

以及甘肃甘谷西坪出土“人面鲵鱼纹”均为土物、水物，所以陆思贤先生认为黄帝族以这些土物、水物为图腾，寓意是占领土地、开发土地（陆思贤著《神话考古》196—197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一个“云”字，一个“

”字，图腾物又从天上变到了地下。

我国的考古学家曾经把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等史前文化中的动物纹样视为氏族或部落图腾，如说半坡类型属于以鱼为图腾的部族，庙底沟类型属于以鸟为图腾的部族，马家窑文化属于以鸟和蛙为图腾的两个氏族部落（石兴邦《有关马家窑文化的一些问题》，《考古》1962年第6期；严文明《甘肃彩陶的源流》，《文物》1978年第10期）。黄怀信先生研究认为，流行鱼纹的半坡类型相当于炎帝部的文化，流行鸟纹的庙底沟类型相当于黄帝部的文化，所以炎帝部可能以鱼为图腾、黄帝部可能以鸟为图腾。其文献依据还有：《山海经·海内经》说“氐人国……其人人面鱼身”，《大荒西经》说“有互人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互人”，氐人国即互人国，所以炎帝后裔以鱼为图腾。《大荒北经》载：“有儋耳之国，任姓，禺号子。”又载：“北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名曰禺强。”《大荒东经》说：“黄帝生禺

，禺

生禺京。”按郭璞注，虢 又作号，禺京即禺强，而任姓又恰在《国语·晋语》所云黄帝之子十二姓中，故黄帝之后确有“人面鸟身者”。又《墨子·非攻》记禹征苗“有神人面鸟身”相助，而禹为黄帝之后，故知这“人面鸟身”之神与黄帝部确有关系（黄怀倍《仰韶文化与原始华夏族——炎、黄部族》，《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4期）。

学者一般认为，在原始社会时期，氏族名、氏族首领的名称以及这个氏族的保护神（图腾）三者常用同一个名称，如“黄帝”，他既是当时华夏族团中一个氏族的名称，亦是该氏族的保护神与酋长的名字（陈建宪著《神祗与英雄：中国古代神话的母题》191页，三联书店北京1994年11月第1版）。文化人类学家则认为图腾的来源大多如此：“蛮人的儿童常名为狗、狼、牛、马、熊、狮、虎、鹰等。酋长们也常有这种名称，死后被尊为英雄并再变为神灵，也仍用这种动物名。这些有动物名的酋长或且被追认为部落的开祖，则其部落的人初时原晓得他们的开祖是人类不过带动物名就是了，但后来逐渐忘记了开祖的人的性质，而只记得他的动物名，甚且更和实际的动物相混淆，于是竟自信是该动物的后裔，尊这种动物为祖先，并以繁顼的仪式崇拜他”，其他用植物和自然现象为图腾的情形也是如此（林惠祥著《文化人类学》277—278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2月第2版）。由此推论，黄帝族的图腾当与“黄帝”的含义及其所指有关。根据何新先生的研究，黄帝就是“光帝”即太阳神（何新著《诸神的起源》62页，时事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所以黄帝族的图腾应该是太阳。黄帝的生父是少典，而“大量的古代典籍告诉我们，少典氏实际是天神——太阳神（日主）”（张振犁、陈江风等著《东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话论》69页，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2月第1版），从这个角度看，黄帝族的图腾也为太阳。

丁山等学者认为殷墟甲骨文中“黄母”、“黄示”即黄帝，指的是地母神（丁山著《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4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陆思贤著《神话考古》178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或认为“黄帝”是春秋士大夫糅和“黄示”与“皇天上帝”两个天神地祗为一神的名称，周人“黄帝”直接从殷商地神“黄示”蜕变而来，可见黄帝形象的前身属于远古中原部族崇拜的地神（张振犁、陈江风等著《东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话论》69页，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2月第1版）。陆思贤先生还认为据甘肃甘谷西坪出土庙底沟类型人面鲵鱼纹和《山海经》轩辕国人“尾交首上”神话可知黄帝“具有地母神与水神的神性”，又引《吕氏春秋·有始览》“黄帝之时，天先见大

大蝼”等文献证之（陆思贤著《神话考古》196—197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陕北延川县民间剪纸艺术大师高风莲的作品被认为“保存了极为古老的图腾文化”，其中虎是“作为天与太阳内涵的炎帝部落集团的图腾”，蛇（龙）鱼是“作为地与水内涵的黄帝部落集团的图腾”（《高风莲的剪纸艺术》，陕北人·陕北文化网：sbrw.org，2004年2月19日）。据这些资料和认识，黄帝部族的图腾又可能是土地、水及相关的动物。

陆思贤先生认为黄帝号“轩辕氏”也即“天圆氏”，轩辕在《考工记》中是车辆的雅称，车厢方形比喻大地，车盖圆形比喻天穹，二十八宿中的轸宿与轩辕星座也分别象征和表示车厢与车盖（陆思贤著《神话考古》52页、184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据此，黄帝族的图腾似与车辆、天、地、星象等相关。《太平御览》卷五引《春秋合诚图》等资料说轩辕为“主雷雨之神”，《太平御览》卷六引《大象列星图》又说“轩辕十七星在七星北，如龙之体，主雷雨之神，后宫之象”，《史记·天官书》则说“权，轩辕。轩辕，黄龙体”。据此，黄帝部族的图腾又可能为雷雨、轩辕十七星、北斗权星。《河图稽命徵》说“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权星，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黄帝轩辕于寿邱”，《河图始开图》又说“黄帝名轩，北斗黄神之精，母地祗之女附宝，之郊野，大电绕斗，枢星耀，感附宝生轩”或曰“黄帝名轩辕，北斗神也”。据此，黄帝族又可能以大电、北斗权星、枢星、北斗等为图腾。《史记·孝武本纪》载古天子祠黄帝用一枭破镜，据集解引孟康解释：枭、破镜即恶鸟、恶兽。罗琨先生认为：据孟康“破镜如而虎眼”、《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知“虎是黄帝族崇敬的猛兽，用与之相近的‘破镜’当因其威猛，所以用枭亦当其有某种神异，而庙底沟类型文化殊身份者正以枭形鼎为标识，这不应只是一种巧合，而和以上现象一样，反映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与黄帝时代有内存联系”（罗琨《“黄帝铸鼎”与灵宝铸鼎原》，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6期，2000年5月出版）。据此，黄帝族的图腾还可能为枭、破镜（恶兽）。

篇10

英国作家培根曾说过：读史使人明智。历史正如一面镜子，它反射过去，照进未来。

在书中你可以徜徉历史的海洋。他带你溯三皇五帝，禅让美德；他带你寻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他带你看秦灭六国，一统山河；他带你温楚汉之争，鸿门盛宴…… 以史为鉴，共赏中华文化，传承华夏之魂。

其实历史并非只有文言文表面上的晦涩难懂，它其实更是一本故事书，一幅画卷，它多姿多彩，美妙绝伦。正如《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所言，历史其实很精彩！

仔细品读《史记》，你会发现，你曾经人为的那些帝王、将军、文人，他们并非是冷冰冰的历史塑像，反而是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例如《史记·项羽本纪》中描写的鸿门宴，刘邦不再是我们印象中庄严不可冒犯的九五之尊。他会一遍又一遍的请教张良。“为之奈何？”，他可以在项羽面前把自己的身份放的无限低下，以待来日图谋。“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你可以感受到每个人都是鲜活的。有能屈能伸，知人善用，善于应变，圆滑奸诈，巧舌如簧的刘邦，有自矜功伐，有勇无谋，优柔寡断，刚愎自用，高傲自大，易冲动，光明磊落，坦率粗豪，重情重义，骄傲自满的项羽……

除此之外，《史记》也可以一本经验之谈，处世之鉴。有些错误前人犯过了，今人可吸取教训，不在犯错。否则岂不成了“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史记·周本纪》中写道：“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由烽火戏诸侯，观为君之道。由成也萧何败萧何，观为臣之道。或忠或奸，或文或武，或智或愚，在《史记》中总能找答案。

《史记》并非只记载了王侯将相，还有许许多多的小人物。例如《刺客列传》、《游侠列传》、《儒林列传》等等。其中家喻户晓的《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就收录《刺客列传》中，荆轲临过江之前，以必死之心高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激昂慷慨，图穷而匕首现与秦王的殊死搏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