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导火索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二战导火索，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 游戏，促进幼儿身心健康

自主游戏是指幼儿自愿参加或退出的游戏，是幼儿可自发改变游戏规则的游戏，是幼儿按照游戏内容假装的自然环境的游戏，是能给幼儿快乐、愉悦的游戏。自主游戏为幼儿提供了与众多同龄伙伴平等和自由交流的机会，促进了孩子之间的交往，使幼儿体验到一种全新的人际关系。这对幼儿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在自主游戏中，幼儿可按自己的意愿自由变换动作、姿势，享有充分的自由权，没有任何来自外部的压力，可多次重复他们感兴趣的动作而不受限制，故可使幼儿中枢神经的机能状态调整到最佳水平，从而避免疲劳和厌烦。例如男孩子利用手枪、手机、警察帽等玩具很自然地玩起了“警察捉坏人”的游戏，他们在游戏中时而追逐、时而躲闪，大大地促进了身体的生长发育和动作的协调性、灵活性。 幼儿在与同伴交往时能表现出更多更明显的愉快、兴奋和无拘无束的交谈，并且能更放松、更自主地投入各种活动。游戏是幼儿自由结伴进行的，它能给幼儿带来欢乐和满足，使他们的情绪都处在积极的状态。这种轻松愉快的心情对幼儿身心健康发展有积极作用，有利于幼儿身体发展。

二、自主游戏，提高幼儿各种能力

部分独生子女交往能力较差，喜欢独自游戏，游戏为幼儿提供了交往的可能性。在自主性游戏活动中，幼儿通过参加集体活动能体验到与同伴共同游戏的乐趣，学习初步的人际交往技能。游戏对于幼儿来说，是他们最早、最基本的交往活动，游戏过程本身就是儿童交往的过程。本人观察到，明明对皓皓说：“我们做游戏，你是兔子，你踩到了我的脚，哎哟！”皓皓说：“哦，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明明接着说：“没关系。”这时欣欣走过来问道：“我能一起玩吗？”明明、皓皓说：“当然可以，来吧！”接下来，他们玩得很投入、很开心，之间表现出的协商、合作、观察和创新令人印象深刻。 自主游戏为幼儿提供了大胆探索、想象的机会。幼儿在实现游戏意图的过程中会不断碰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他们需要面对不同的问题，进行思考，探索解决问题的各种方法，体会其中的乐趣，使游戏得以继续下去，愿望得以最终实现。在游戏中，幼儿常常会不经意地表现出一些创新，并能发展创新的能力。如在玩沙子时，幼儿偶尔将沙子倒入瓶中，想象为“冰淇淋”。于是，其他幼儿纷纷仿效做成了“鸡腿”、“汉堡”，在原有想象的基础上，大胆地创新。儿童在游戏中常常需要将视觉信息、听觉信息以及主观感受、愿望或要求表达出来，转换成语言，或者根据别人的意图做出言语的反应。在游戏中，儿童与成人、儿童与儿童之间都要用语言来交流思想，商讨各种办法，这就促进了幼儿语言和智力的发展。

三、游戏，培养幼儿的意志品质

篇2

当地时间2013年11月5日

美国，华盛顿

为庆祝印度排灯节，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在白宫大厅里与印度学生们跳起了宝莱坞舞蹈。“我们想铭记所有的文化和信仰，这是美国人之所以成为美国人的原因。”她在致辞中说道。

就职之初，奥巴马就在就职演说中大谈多元化遗产是美国的优势，入主白宫后，庆祝排灯节就成为了这里一年一度的新节目，他的政府也雇佣了数量空前的印度裔美国人。而在竞选期内为丈夫立下汗马功劳的米歇尔也亲身感受着这种多元的文化—穿着印度设计师量身定做的裙子，听着印度裔流行乐队演奏的乐曲翩然起舞。

复古阅兵

当地时间2013年11月5日

俄罗斯，莫斯科

俄罗斯军人身着二战时期军服，高举红旗，手持武器，为正式阅兵进行排练。此次的阅兵式是为了纪念二战出兵72周年举办的。硝烟散去，苏联解体，只有士兵们严阵以待的面容和整齐划一的步伐一如往昔。

1941年11月，正值莫斯科会战的关键时刻，180多万德军兵临城下。为了鼓舞士气，斯大林决定在红场照常举行十月革命阅兵。与如今的精心排练不同，当年的参阅士兵们还以为只是一次部队大集结。11月7日，苏军官兵踏过白雪覆盖的红场，随后直接开赴前线作战。

愤怒火山

当地时间2013年11月18日

印度尼西亚，北苏门答腊

面向喷涌着滚滚烟尘的锡纳朋火山，一个女人孤身伫立，仿佛将被高耸入云的浓烟吞噬。她所在的位于火山脚下的小村庄，在不久之前的火山喷发中遭受巨大损失。当地已有6211名居民撤离村庄，逃往16个难民安置中心。

锡纳朋火山高约2460米，沉寂千年后的2010年首次爆发，曾迫使约12000人逃离家园。如今，它再度喷发，喷出的火山灰烟雾升至1万多米高空，造成2573公顷的农田遭受损坏，仅辣椒一项已令农民损失180多万美元。

名媛出笼

当地时间2013年10月26日

英国，伦敦

英国伦敦皇家法院内，久负盛名的“夏洛特女王舞会”上，青春洋溢的少女们正排成一列，等待向客人们展现她们的美丽、优雅以及娴熟的社交技巧。

夏洛特女王舞会被称为伦敦社交季顶级舞会，始于国王乔治三世在1780年为妻子庆祝生日，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如今规格依旧——仅有17-20岁的名门贵族的年轻女孩才有资格参加，历经数月精心准备，并花费数千英镑的门票费用。

在过去，这是上流社会年轻女子的成年仪式，她们可以借此机会寻找潜在的追求者。今天，舞会已经转变为一个带有慈善性质的社交集会，包括贵族会见、礼仪展示、善款募捐及评选年度最佳社交女孩等4部分。

冤家难解

当地时间2013年11月8日

巴勒斯坦，希伯伦

篇3

巴黎骚乱宣告了法国的两大失败。首先，本该实现“社会团结”的社会福利制度内出现了大规模失业。其次，以肤色平等而自豪的国家却形成了种族化的穷困区。这场骚乱反映的是法国社会多方面的深层问题，涉及移民融合、就业困难等各个方面。换言之，它标志着所谓法国社会模式的失败，是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危机。

法国种族骚乱的根本原因，是世界非殖民化过程以来欧洲急速增长的移民人口问题，以及他们绝大多数至今仍然未能融入欧洲主流社会，导致土生土长的移民下一代日益被“边缘化”的现实，是社会矛盾的一次大爆发。这些移民大都居住巴黎郊区及延伸的其他所谓“敏感城市地区”，他们在二战结束后不久被法国政府招募入境，目的是要缓解战后劳动力紧缺的状况。过去几十年，这些体力劳动者为法国的重建和经济起飞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没有特别技能的移民群体，被迅速挤到主流社会的边缘，他们的居住环境恶劣，很多家庭在贫民窟挣扎。

多年来，法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固定工作稀少。法国的失业率为10%，青年人失业率更高达23%，居欧洲各国之首，而这些少数族裔地带的青年失业率甚至达40%。

法国共和国宣称包容，坚持平等，反对种族歧视，但现实生活中的种族歧视现象却普遍存在。在求职中，有色人种的求职申请常常因其穆斯林姓名和居住地号码而被置入废纸篓。鉴于此，甚至有学者倡议法国应该实行申请工作匿名制。

法国一直相信自身的多元种族政策要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更优越，包括英美式的“文化大熔炉”模式。但同英国的多元文化对比，法国的少数族裔很难取得社会成功。在英国，现在已经有15名少数族裔议员，其中包括穆斯林议员，一些最著名的电视播音员也有黑人或者有色人种，而在法国，除那些海外领土代表者外，议会中没有少数民族代表，法国的电视新闻播音者几乎全是白人，警察更是如此。

贫穷只是动乱产生的原因之一，歧视和不公平对待少数族裔更是可怕，执法者的态度和执政者的立场往往成为引发动乱的导火索。在巴黎郊区，警察每天总是无缘无故地欺负和骚扰那里的穷人子弟。组织今年4月的报告警告说，法国警察在对待非洲移民时居然无限制地使用暴力，很可能激起反叛运动。现在，当两名黑人青年死于警察追捕时，骚乱果真发生了。巴黎郊区骚乱发生后，内政部长萨尔科齐坚持要以强硬措施恢复秩序，要把反叛者当做“害群之马”和“社会渣滓”镇压，激化了愤怒青年们的逆反心态。即使骚乱严重地区的官员也说，这是贫穷青少年的愤怒反抗。

篇4

房地产泡沫化严重可以说是引发西班牙债务危机的导火索，泡沫的破裂不仅对经济冲击巨大，而且使西班牙银行出现了流动性问题，坏账率飙升。而西班牙政府为了救助银行，债务规模大幅增加。

房地产泡沫是导火索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导致全球经济衰退，欧洲经济形势不断恶化。2009年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引发始料未及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欧洲货币市场面临流动性短缺、资金外逃、银行业危机等问题，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和西班牙相继陷入债务危机之中。

西班牙是欧盟的第四大经济体，经济形势也迅速恶化。2009年，随着希腊债务危机的爆发，西班牙房地产泡沫破裂，西班牙经济呈现负增长；2012年，西班牙银行业危机全面爆发。与此同时，西班牙的债务规模不断增长，2012年债务总额达到8844.16亿欧元，占GDP的84.1%，比2011年增长14.8%。

二战结束后，西班牙经济处于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直到1986年加入欧共体，才重新融入欧洲社会。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的十多年里，西班牙经济曾维持多年的快速增长，1999-2007年年均增长率达到3.7%，在处理政府预算收支平衡问题上也表现良好。

但2008年后，西班牙的经济问题开始逐渐暴露出来。不同于希腊，西班牙债务危机并非由于常年赤字、不断举债引致，其导火索是房地产泡沫的破裂。

西班牙人过度热衷房地产，房屋拥有率为82%，2004-2008年西班牙房价上涨了44%。危机发生前，由于欧洲一体化程度较高，欧洲市场内资金充足，融资成本较低，导致西班牙出现购房热现象，房地产泡沫化严重。泡沫破裂后，西班牙建筑及房地产业受到严重冲击。

西班牙失业人口已超过600万，失业率达到26.6%，高居欧盟之首，在这之前，西班牙失业率仅8.5%。越来越多的人加入领取失业救济大军，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增大，导致政府负债无形增加。

银行业危机推波助澜

西班牙房地产泡沫破裂后，西班牙银行业出现了流动性问题，坏账率飙至10.5%，且大部分与房地产相关。政府出面救助银行迫使西班牙政府债务大幅增加。

西班牙银行资产中国内贷款占主导地位，达银行资产的58.9%，主要放款给地方政府、建筑业、房地产业等部门，家庭消费主要集中于按揭贷款、购房贷款等方面。在银行资产类项目下，占比较明显的是政府债券，其主要来源来自国内部门及欧元区成员国，分别占到银行资产的12.6%和8.1%。

通过分析其负债结构发现，西班牙银行债务主要依赖于小微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其中63.8%来自于欧元区其他成员国的小微金融机构。欧洲各国银行有相互持有债务的习惯，作为主要债权人，英、法、德持有债务危机国债务总量的一半，同时西班牙也大量持有他国债务。在经济危机爆发时，这样的负债结构极易使得银行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出现流动性问题。

西班牙政治体制特殊，自治区政府拥有部分自治权，国家政府对地方财政支出的约束力相对较弱。地方政府为扩充自身实力滥用财政款项，通过公共设施建设获取暴利，并唆使地方银行大量投资房地产业谋取利益。

西班牙政府债务主要由中央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两部分组成，中央政府债务占79.48%，主要集中于长期债券；地方政府债务占25.18%，主要集中于长期贷款。长期贷款占地方政府债务的65.4%，并主要来自于银行贷款。债务危机爆发后，地方政府无法通过银行贷款进行融资，无力偿还债务。至今，已有8个自治区向中央政府申请救助，使得西班牙政府财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实证研究

根据指标满足客观性、完整性、可操作性和敏感性的原则，本文选定政府债务率、财务赤字率、GDP增长率等共15个四大类财政指标作为初选指标进行实证分析。鉴于分析整个经济周期变动有助于掌握债务危机的深层影响，本文选取2001年-2013年季度数据（50组）作为样本数据进行研究。

通过构建因子分析模型及Logistic回归模型来分析西班牙债务危机的影响因素，Logistic模型对影响因子的识别程度较高，拟合程度非常好。

通过因子分析提取出4个有效公共因子，分别为：替代地方政府债务占GDP比例、政府贷款占GDP比例、国债利率、建筑生产指数，反映西班牙债务积累情况的因子变量；代表短期利率、欧元区同业拆借利率、地方政府债务占GDP比例、政府贷款占GDP比例，反映银行业活动与西班牙债务之间联动关系的因子变量；集中载荷经常项目余额占GDP比例、指数、股票价格指数、HICP、房屋价格，解释投资者心理预期的因子变量；以财政赤字占GDP比例、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例、GDP增长率作为主要因素，反映政府财政指标对经济发展作用的因子变量。

构建Logistic模型进行影响因素识别后，得到以下结论：因子变量在变量中解释力最强，主要反映了西班牙债务积累与西班牙发生债务危机的正相关关系；因子变量解释力稍弱，与债务危机负相关；因子变量在3个公因子中解释力最弱，与债务形成正向关系。

实证检验的结果明确指出了，银行业危机与债务危机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分析结果显示：包括西班牙本国在内的欧元区众多银行，其资金多以贷款或债务形式流向西班牙政府；二者属于相互作用，在债务危机发生后银行业反应剧烈，解释了为何西班牙债务危机引发了银行业危机，波及整个欧洲金融市场；检验了“欧元区一体化程度较高，各国银行对欧元区其他国家的债务持有率较高，各成员国之间互为债权人”的说法，间接表明欧债危机的迅速传染，与欧元区高度金融一体化导致银行业成为主要传播媒介有很大关系。

综上所述，对西班牙债务形成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有：国债利率、政府贷款、地方政府债务、建筑业生产能力、房屋价格、股票价格、广义货币量、经常项目余额、通货膨胀、政府财政支出、财政赤字、经济增长、银行利率、欧元区同业拆借利率，其影响程度依次减弱。

对中国的启示

短期内西班牙应解决国内流动性不足的问题，避免导致银行业全面崩溃，引发大规模银行业危机。从长期发展考虑，西班牙应控制债务规模、调整债务结构，维持债务的可持续发展；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实体经济，提高劳动生产力，增强偿债能力；完善宏观经济政策，加强金融监管力度，出台金融监管及惩罚政策，防止投机者扰乱金融秩序；积极配合欧元区建立金融稳定机制，共同维护欧元区金融稳定。

作为经济共同体，欧盟应加强成员国的财政协调，提供资金援助，短期内可直接缓解债务国压力。从长远考虑，应完善欧洲央行等金融职能部门，明确其职能，加强金融监管力度，并赋予相应权利；建立欧洲金融稳定机制，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以弱化信用评级机构对成员国经济环境的冲击。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可以得到如下一些启示。

西班牙的产业结构存在失衡，经济主要依赖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及旅游业，虚拟经济发展过快。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暴露了银行的流动性问题，进而引发了债务危机。

回想中国的发展模式，同样也存在相似的问题。中国近年来房地产业泡沫化严重，金融业高速发展，而实体经济相对较弱，若出现不对称冲击，中国也很可能重蹈西班牙的覆辙。所以，我们应该积极调整产业结构，着力发展实体经济，提高劳动生产力；同时，应尽可能的扩大内需，防止因过度依赖外需而受到的冲击，保证经济增长的相对稳定。

篇5

实际上美国的的确确如社会学家所称的具有巨大的“示范作用”。美国的软实力不单单是流行文化，文化大杂烩中有google、麦当劳、现代艺术博物馆、好莱坞、哈佛，众人耳熟能详。在欧洲甚至在文化感至上的法国，有2/3的电影打有英文字幕，而在图书译介上美国的统治地位更是如此。每1本德语著作译成英语，就有9本英语著作译为德文。而过去却是另一种情形。一百多年前，汉堡大学是世界大学的圣地，不少大学当时都对其高山仰止，难以望其项背。东京大学、霍普金斯学院、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这些现在赫赫有名的大学，就是在仿照德国大学并巧妙结合了它的教学和研究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忆往昔，欧洲大学光芒不再，开始探讨大学改革，而其参照对象乃后进之辈美国。

美国文化无处不在，但这对建立其真正的影响力似乎关系甚微。美国渗透到全球千千万万人的吃穿住行中，但他们并不认同每天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美国。扬基帽是美国文化的一个缩影，但并不是人人皆知它所代表的纽约橄榄队，更遑论热爱它。全世界250部最卖座电影中，其中246部是美国制作和共同参与制作的，只有4部是例外（英国的《光猪六壮士》、意大利影片《美丽心灵》、日本《千与千寻》和《哈尔的移动城堡》）。但这些美国影片有多少能直抵人心，让人产生共鸣？假象难以产生感染力。如果说这种无处不在的软实力有诸多影响的话，那它产生的厌烦感而非吸引力让人出乎意料，这就是美国“软实力”硬币的背面。1960年代的欧洲学生运动导火索乃1964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言论自由”运动，1964年后西方学生运动狂飚。但矛头很快指向了美国，美国遭到反戈。

美国的形象总是与外界对它或美国政府的谴责相伴，这样有趣的现象反映出人们对美国的又爱又恨的复杂心态。在2004年法国戛纳电影节上，成百名示威者抗议美国入侵伊拉克，后来被警察驱散。电影《怪物史莱克2》的制作商在大街上放置了大量印刷有史莱克绿色大耳朵的袋子，为该片做宣传。示威游行者散去时，许多人顺手带走了袋子，人们喜爱史莱克的大耳朵，为它的傻气吸引。

越战后，美国文化渗透无处不在，这同样导致了其他国家对美国软实力的怨怼。法国就是一个例子，这种情感甚至强化到影响了国家决策。法国通过“杜蓬法”，使用英文单词将受到处罚。1993年法国劝说欧共体在贸易条款中增加了“文化特例”条款，豁免文化产品可或多或少不受通常自由贸易规则的限制，其他欧洲国家也不拘形式地对美国电视节目配额进行了限制。

篇6

Abstract: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Issue evolution is affecting the Korean Peninsula situation security trend, the realism and the construction principle tw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ories have given the different explanation to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Issue, positively interacts and increases the mutual recognition solves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Issue direction.

关键词：朝核问题 现实主义 建构主义

Key words:North Korean Nuclear Issue realism construction principle

朝核问题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朝鲜为应对美国在韩国布置核武器的威胁而开始核研究，经过60年代至80年代的发展，朝鲜初步建立起部分核设施。然而，朝鲜的系列核研究引起了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关注，1985年朝鲜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但却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在规定时间内签署保障协定，这成为此后美朝争端的导火索。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由于苏联解体而造成的核武器可能失控、核技术和核材料扩散，以及核门槛国家增多的趋势，使防扩散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目标之一。美国因此以卫星照片为由，认定朝鲜违反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规定，正在秘密研制核武器，并要求对朝的核设施进行检查。几经交涉后，朝鲜予以断然拒绝，并于1993年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一次朝核危机由此爆发。1994年6月美国前总统卡特访朝，推动朝美于当年10月达成关于朝核问题的《框架协议》。2001年2月，小布什上台以后对朝实行强硬的遏制政策，直接导致朝鲜公开承认自己拥有核武器研发计划，朝核问题升级为第二次“核危机”。随后，中国政府于2003年发起的六方会谈将各方拉回到谈判桌上，但朝美双方分歧仍然严重。朝渐渐对六方会谈和布什政府失去信心，2005年朝鲜公开宣称拥有核武器，2006年和2009年分别进行了两次核试验和数次导弹试射。直至2010年以来“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战”的发生。

篇7

关键词：金融创新；监管；全球经济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113.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17（c）-0071-01

众所周知，2008年从美国掀起的金融危机迅速蔓延，不光给美国同时给全世界的经济造成相当严重的破坏。小到华尔街的覆灭，再至冰岛及韩国经济的严重衰退，大到全世界经济的严重衰退。为何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会是美国成为始作俑者？为何美国国内的金融危机会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扩散并蔓延到世界各地？

一、美国过度的金融创新为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金融创新：变更现有的金融体制和增加新的金融工具，以获取现有的金融体制和金融工具所无法取得的潜在的利润，这就是金融创新，它是一个为盈利动机推动、缓慢进行、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在这次危机中美国住房抵押贷款中的次级贷款的证券化是这次危机的主要导火索。根据商业银行的经营特点，银行的贷款业务使其主要的资产业务，应当如实反映在资产负债表当中，并且要承担相应的由各种原因带来的风险。但是由于美国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及应用，美国的商业银行在中介机构的协助下，把数量众多、金额巨大的次级住房贷款转换成证券在市场上发售，吸引各类投资机构购买；而投资机构则利用“精湛”的金融工程技术，再将其打包、分割、组合，变身成新的金融产品，出售给对冲基金、保险公司等。表面上看，这种金融创新产品可谓“一石几鸟”：信用较差的购房者能以极低的首付款甚至零首付获得房产；提供抵押贷款的商业银行不必坐等贷款到期，通过打包出售债权方式便提前回笼了资金，增加了银行资产的流动性；提供资产证券化服务的金融中介可以在不承担风险的情况下赚取服务费；由抵押贷款演变成的各种新型金融产品，又满足了市场上众多投资者的投资牟利需求……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调查，美国次贷总额为1.5万亿美元，但在其基础上发行了近2万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进而衍生出超万亿美元的担保债务凭证（CDO）和数十万亿美元的信贷违约掉期（CDS）。资产证券化所创造的金融衍生产品本来可以起到分散风险、提高银行等金融机构效率的作用，但是，过度的资产证券化就加长了金融交易的链条，使美国金融衍生品越变越复杂，金融市场也就变得越来越缺乏透明度。一旦金融链条的基础不复存在，那建立在基础之上的庞大的金融创新产品的实现将面临着很高的风险。通常情况下，虚拟经济的健康发展可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但是，一旦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的支撑，就会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起初1元钱的贷款可以被逐级放大为几元、十几元甚至几十元的金融衍生品，金融风险也随之被急剧放大。

二、美国金融监管的不力：金融创新的过度只是导致经济危机的一方面原因，如果有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对其进行约束，那金融创新只会朝着对经济有利的方向发展，但是美国金融监管的缺失使得金融创新如脱缰的野马，必定会对经济的稳健运行产生伤害。美国金融监管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缺乏对投资银行、金融公司和抵押贷款经销商的有效监管。美国的投资银行本身就是为绕过分业经营的限制而成立的金融机构，其主要业务包括证券发行、承销和经销证券、证券经纪业务、自营交易和咨询服务。金融公司主要是向家庭和工商企业提供资金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如消费者金融公司、商业金融公司等。尽管金融公司也要遵守相关的金融法律、法规，但没有专门机构对其进行监管。抵押贷款机构及其经销商，也因不吸收存款而不在美联储监管之列，处于无监管状态。第二，缺乏对金融产品创新的监管。金融衍生品属于虚拟经济范畴，金融产品创新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否则，必然出现泡沫经济，最终危害实体经济的发展。第三，缺乏对金融机构高管人员的有效监管。金融企业高管的风险决策，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稳定和发展。金融企业的特殊性在于，各家企业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一家出现问题会殃及大家。美国的金融监管制度恰恰缺少对金融企业高管的监管。美国证交会不仅对高管人员的错误行为熟视无睹，而且在有人投诉的情况下仍不予理睬。这种渎职行为直接导致麦道夫金融诈骗案的发生，致使许多金融机构损失惨重。第四，缺乏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信用评级，即由专业信用评级机构对拟发行证券作出信用等级评定，把债券分为投资级或投机级。由于信息不对称，投资者无法了解资产证券化过程资产池中由哪些资产构成、其质量如何，只能把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作为选择投资产品的主要参考依据。但是，美国并没有专门针对信用评级机构的法律和专门监管机构。

三、美国是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大国，美元是目前为止最坚挺的货币：美国从二战之后在世界上处于霸权地位，美元逐渐成为了世界货币，在各国都得到了普遍的认可。美国政府发行的以美元标价的证券在世界各地得到了热烈的追捧。当美国的金融以至于实体经济出现问题时，其债券的偿还能力减弱，美元面临着贬值的危险。持有美国债券及美元的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会由于美元的贬值而使自己的财富相应的减少，从而导致心理预期与本国投资及消费的数量，进而影响到实体经济的运行。

篇8

二战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由于成功实施了以政府主导性、出口扩张性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战略，国民经济在战争的废墟上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随着日本经济在战后的重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特别是70、80年代以来，作为在东亚地区唯一的经济发达国家，日本开始逐步向东亚地区进行直接投资，在东亚地区建立了以自己为核心的“东亚雁行国际分工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东亚雁行发展模式”。

“雁行模式”的提法起源于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的“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在这一理论模式中，赤松要认为，日本的产业发展实际上经历了进口、进口替代、出口、重新进口四个阶段，因为这四个阶段呈倒"V"型，在图表上酷似依次展飞的大雁故得此名。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日本学者引用赤松要“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将战后东亚地区国际分工体系和经济发展过程也喻为一种“雁行形态”或“雁行模式”。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基本内涵是：战后以来，率先实现工业化的日本依次把成熟了的或者具有潜在比较劣势的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后者又将其成熟的产业依次转移到东盟诸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80年代初，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也开始参与东亚国际分工体系，勾勒出一幅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发展的雁行图景，在他们之间形成了技术密集与高附加值产业－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阶梯式产业分工体系。

随着东亚区域雁行国际分工体系的逐步建立，东亚地区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日益深。纵观整个东亚地区，就地区对外贸易来看，东亚区域内相互出口由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30.2%增加到90年代前期的38.3%，同期的相互进口由28.2%增加到34.5%。1994年，整个东亚地区内部相互贸易的比重已占全部贸易的43%。而东南亚金融危机之所以能在短时间迅速波及到其他东亚国家（地区），也充分反映了东亚地区各经济体之间经济关系的紧密程度。

由于东亚地区各经济体基于传统雁行分工体系之上的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加之地缘上相近，文化传统上相亲，因此，二战以后，在东亚地区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非制度性经济圈。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逐渐式微和弊端显露

客观地说，二战以后以日本为核心的东亚“雁行模式”的建立以及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东亚经济圈的自发形成，的确带动和促进了东亚地区在战后的经济起飞和高速增长。在这个自发形成的经济圈中，日本已经成为较成熟的发达国家，“四小龙”已向中等发达经济体迈进，泰国、马来西亚等也步入了准新兴工业国之列。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传统的以垂直型国际分工为主的“雁行模式”大有式微之势，特别是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爆发以后，传统东亚“雁行模式”的一些弊端开始集中显露，目前东亚地区正处于一个对传统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省与重新定位的关键时期。

1.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逐渐式微

东亚经济的传统雁行发展模式在本质上是一种以垂直型分工为主的国际产业转移与传递体系，其建立与维持的前提是东亚地区各经济体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与层次性。但是，这个前提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首先，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已经持续10余年处于萧条和低迷的局面，至今无法自拔，其在经济赶超时期曾经发挥过巨大效能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深陷于“制度疲劳”之中，在当前以创新为主要推动力的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中落伍了。日本经济的黯然衰落，使其在东亚传统雁行分工体系中的领头雁地位开始发生动摇。其次，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正在加速进行经济赶超。如今，在经济全球化与信息革命浪潮的背景下，东亚其他各国和地区特别是亚洲四小龙正在逐步摆脱逐级跟进的传统模式的障碍，开始跳跃式地进入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日本与“四小龙”之间的分工层次差距日益缩小，同时，近2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加之其初步形成的从基础技术到中间技术再到高技术产业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在未来也有望形成一个与日本并行的产业与经济板块。总之，由于领头雁的迷失方向，“群雁”的正在加速赶上，东亚传统“雁行模式”必然逐渐式微。

2.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弊端开始集中显现

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使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弊端开始集中暴露与显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东亚发展中各经济体在资本、技术市场上对于日本与美国的过度依赖。传统雁行模式下，东亚各个发展中经济体一方面依赖于区内外先进国家（主要是日本与美国）以直接投资的方式向其自身进行产业转移与传递，另一方面东亚洲各个发展中经济体（除中国大陆外）由于内部市场的相对狭小，又必然依赖于外部市场需求（主要是美国）对其产业发展进行支撑，这种很强的依赖性是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本质与特征所决定的。因此，在传统“雁行模式”中，东亚发展中经济体具有“进口对日依存，出口对美依存”的重要特征，随之也就带来了传统模式在运行中的脆弱性与波动性。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汇率波动与市场需求等原因，美国对于东亚产品的进口规模开始下降，这成为1997年东亚金融（经济）危机的导火索之一。另外，9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减少了其从东亚地区的进口和对该地区的直接投资，对于东亚经济的发展和危机后的恢复也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2)区域内部处于同一发展层次的经济体在对外出口上的竞争加剧。在传统垂直型分工为主的雁行模式中，处于相同和相近经济发展水平层次上的国家如中国与东盟诸国之间，东亚四小龙以及四小龙与日本之间在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雷同性，这就带来了各国之间经济竞争的压力与矛盾。以东盟与中国的竞争为例，由于双方劳动力资源丰富，因此双方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纺织、鞋类以及组装类电子产品出口方面的竞争有加剧之势。本地区同一层次国家之间在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上的雷同性和竞争性，对于东亚地区经济在未来的稳定增长是极其不利的，最终可能带来一种你死我活、两败俱伤的局面。

(3)传统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非制度性特征阻碍了区域内贸易与投资的进一步扩大。二战以后，传统东亚雁行国际分工体系的组立和东亚经济圈的形成，是各国企业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考虑到地缘相近与文化相亲的优势，以投资与贸易相互循环的形式自发形成的。这种自发性固然显示了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有着坚实的基础，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制度性合作因素的缺乏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区域内贸易与投资关系的进一步扩大。例如，日本由于经济萧条的影响，在农林产品上的贸易保护主义趋势增强，中日贸易摩擦有加剧的趋势。2001年4月23日，日本农水省对中国大葱等3种农产品的进口实行200天紧急“设限”，6月8日，日方又宣布，全面禁止从中国进口所有家禽及禽类产品。中方则针锋相对，对日本产的汽车、手持和车载无线电话、空调3种进口商品加征100%的特别关税。以上事例说明，由于传统东亚经济圈的非制度性特征，使得具有传统经济依存关系的东亚各个经济体之间继续保持较高的贸易壁垒，而且无法通过制度性的途径避免发生贸易摩擦或公正合理地及时解决贸易摩擦，这些弊端都严重阻碍了东亚地区贸易与投资的进一步扩大。

三、“后雁行模式”时期的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

如上所述，目前，东亚地区传统“雁行模式”逐渐式微，传统雁行分工体系的弊端开始暴露，那么，如何对当前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与国际分工的态势进行判断与定位呢，笔者认为，比较符合实际的提法应该是东亚区域经济发展正处于“后雁行模式”时期。

所谓“后雁行模式”时期，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目前东亚区域分工与经济发展本质上仍然是传统“雁行模式”的延缓，这是由当前东亚各国（地区）之间依然存在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和层次性所决定的，特别是东亚的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等国以及中国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很低，所以传统“雁行模式”仍然会在相当大的范围，相当长的时期内在东亚地区有继续存在的条件与基础，而且这在客观上也有助于东亚地区各经济体特别是相对落后的国家（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与经济的快速发展。第二，目前东亚区域国际分工体系正逐步向新的水平型网络化区域国际分工体系过渡。这种新型国际分工体系的特点是：在宏观上，日本，四小龙、东盟诸国与中国之间相互的水平分工关系正逐渐增强并最终会占据主导地位；在微观上则存在着以日本、四小龙跨国企业为核心的，在东亚地区构建的网络化跨国生产体系，即通过企业内部国际分工，将产品的设计、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等环节在本地区进行区位上的优化配置。相应地，建立在东亚地区未来的这种新的水平型网络化国际分工体系基础上的发展模式，与雁行模式相对，更是可以形象地将其比喻为各国之间相互超越、相互牵引的“群马模式”。

面对东亚“后雁行模式”时期的现实，当前东亚各国（地区）的任务无疑是采取措施，尽量避免现有“雁行模式”的弊端，并采取措施促使区域经济发展顺利走进新的“群马模式”时代。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笔者认为，有必要改变东亚地区传统的非制度性合作的形式，“以合作求多赢，以互惠防俱伤”，加快推进以制度性合作为特征的东亚地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具体说来，积极推动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可以在以下方面产生积极的作用：

1.可以促进东亚区域内贸易与投资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保证未来地区经济的稳定发展

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同时也是区域内各国（地区）取消或降低贸易与投资壁垒的贸易自由化过程。东亚地区在过去10年中，区域内贸易有所增长，但是由于缺乏制度性的贸易自由化协议与安排，因此只能进行功能性的经济合作。以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之间的区域内贸易为例，2000年区域内贸易的比重只有19.8%，大大低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46.5%，相比之下，中日韩三国间直接投资水平更低，2000年，韩国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比例分别只占各自对外直接投资的8.3%和2.0%，而韩国与日本间相互直接投资也均只占各自对外直接投资的1.7%。因此，东亚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可以将东亚区域内贸易与投资的潜力极大地释放出来，可以缓解乃至最终摆脱目前东亚各经济体对日美等发达国家经济的过分依赖的不利局面。特别是对一些经济较为发达而对外部市场依赖性又较强的东亚经济体，（如新加坡、香港、台湾、韩国等）来说，扩大对区内其他经济体的贸易与投资更是明智之举。随着中国经济的屺起，国民收入的提高，可以预见，其吸纳东亚产品的能力将进一步增强，而日本在这一进程中也可以加速突破国内保护主义的障碍，向东亚其他经济体开放其国内市场。总之，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区域内各国（地区）之间的贸易与投资潜力将会得到深度挖掘，从而保证地区经济在未来的稳定发展。

2.可以化解区域内各经济体在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竞争性矛盾，实现区域内经济的共同发展

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在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上雷同的各方可以在区域内广泛开展产业专业化分工与重组，从而化解当前的不利竞争局面。以中国与东盟为例，假设A和B两种均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且都具有规模成本递减的特征。区域经济一体化前，在中国与东盟都生产A、B两种产品，并且在出口上相互竞争。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开始后，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或者进行区域内协议分工），对于A商品的投资、生产、出口开始集中于中国，对于B商品的投资、生产、出口开始集中于东盟，这不仅可以化解双方原有的不利竞争局面，而且各自专业化生产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还可以使A和B两种产品在成本下降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向区域内外的出口。总之，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可以促进区内专业化分工格局的形成，实现区域内各国（地区）经济的共同协调发展。

3.有利于降低投资成本，避免重复投资，为跨国企业在本地区构建新型的国际生产网络体系创造更为有利条件

篇9

[关键词]《长日留痕》；怀旧情结；创伤书写；分析

电影《长日留痕》是由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其主要讲述了传统的英国贵族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整个影片都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英国作为故事发展的背景，从而为我们展现出了主人公对于自己人生价值的思考以及职业历程的不断改变。电影通过史蒂文斯的叙事体现出史蒂文斯对当时英国贵族与绅士的传统文化不断没落表示怀念与惋惜，回忆了曾经的英国上流社会。导演詹姆斯・伊沃里在电影中融入了创伤表现手法，从而在影片的怀旧与创伤氛围中为我们展现出了专属于主人公的思想感情。

一、《长日留痕》中的怀旧情结

（一）对贵族传统的怀旧

英国一直是一个贵族的社会，因此在英国的社会中存在着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其中贵族和绅士就是我们所说的上层阶级。然而社会中的平民和商人的地位就相对低下，因此贵族政治开始逐渐形成，随之而来的是贵族政治下逐渐形成的贵族文化，而这些贵族文化与政治更是成为英国人民最引以为傲的传统。与此同时，由于绅士传统的不断沉淀与发展，使其形成了专属于英国绅士的文化，这些文化随着世界的不断发展，各国文化之间的不断交流，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这个“日不落帝国”。

在电影中存在着两个时间背景，第一个就是史蒂文斯所生活的1956年真实的英国，而另一个就是史蒂文斯记忆中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存在的片段。正是这两种时间背景的存在才使观众们感受到了影片的真实感，也更好地将真实的主人公身份安放在曾经的英国社会中。因此在影片《长日留痕》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将现实与过去巧妙地穿插与融合之后刻画出的真实的人物形象与心理，在影片中展开的对曾经的英国社会的回忆中，可以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主人公对于当时的贵族生活、文化等贵族传统的喜爱与怀念之情。

（二）对绅士文化的怀旧

主人公史蒂文斯可以说是一个极其追求绅士文化的人，在其六天的回忆中为我们揭示了主人公对于英国的贵族以及绅士文化的怀念之情。因此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史蒂文斯希望成为一名杰出的管家的一面，也可以感受到其对绅士风度的追求。在旅途中，史蒂文斯骄傲地回忆着自己作为管家时所遇到的那些大的事件，虽然这些“大事”最终导致自己失去了家人与朋友。在时代定义的“伟大的男管家”这一称号的基础上，史蒂文斯还为自己增加了更多的含义，并且将这个“伟大的男管家”设置在了英国贵族府邸中。正是因为如此，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出史蒂文斯认为一个伟大的管家首先需要具备相关的专业素养，也需要具有一定的尊严，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自己的情感。这一段故事的描写让观众们深刻地认识到了史蒂文斯对绅士文化的追求之情。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情感存在，才使得“伟大的男管家”这一定义显得过于肤浅，没有实际的意义。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饰演史蒂文斯的演员从肢体、语言以及眼神等方面去诠释着角色的内心，最终我们在影片中看到了一个具有某些绅士品质的人物形象，例如其言辞总是含蓄却又得体，动作优雅，情感内敛。

在二战时期由于英国失去了自己殖民地中的主导权利，使得英国的殖民地开始逐渐瓦解，再加上现代化技术的不断改变，英国的贵族体系开始受到威胁，甚至连绅士文化都开始逐渐被削弱。因此在史蒂文斯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其贵族传统已经逐渐成为美国富商所推崇的一种风尚。因此现实中的史蒂文斯极其怀念曾经的绅士文化，与此同时也怀念自己曾经以绅士标准自我约束的岁月。

（三）对贵族政治传统的怀旧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史蒂文斯一生都在致力于成为一个英国贵族家的伟大的管家，也在不断追求着比成为伟大的管家更加宏伟的事情，即希望可以在世界政治的舞台上做出自己的成绩。但是史蒂文斯政治上的理想仅仅是处于附属地位的，因此在史蒂文斯的抱负中，首先通过接近达林顿勋爵来实现自己接近当时英国社会中轴心位置的愿望。为了这个愿望，史蒂文斯甚至是不惜牺牲一切地去实现，所以影片中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当肯顿小姐询问史蒂文斯还想要什么的时候，史蒂文斯说达林顿勋爵退隐的时间就是自己最终实现目标的时刻。也正是这样的语言塑造，让我们清楚地感受到史蒂文斯是一个绝对忠于主人的管家，也是一个不会怀疑主人决定的管家，也呼应了前面故事中史蒂文斯曾经不止一次地表示过一名伟大的管家首先需要找到一个真正的绅士，并衷心服从这位绅士的决策，从而可以为这位绅士提供最好的服务。

二、《长日留痕》的创伤书写

（一）亲情之痛

在影片中，当史蒂文斯回忆自己曾经书写往事的时候表现出了自己对亲情的疏离。在电影人物关系塑造中，我们可以发现史蒂文斯与其父亲之间的情感关系并不是很好。史蒂文斯的父亲退休之后一直在达林顿庄园中工作，但是由于身体原因导致他在工作中摔倒，造成了其身体上的创伤，也正是这一次创伤让我们看到了专属于史蒂文斯的亲情之痛。影片中关于史蒂文斯父亲受伤这一事件并没有着墨太多，没有过多地凸显出史蒂文斯的关心程度，而是站在了管家的角度，认为自己的父亲如果在这种身体情况下继续这份工作则有可能影响整个府内的工作，为整个生活的运转带来一定的威胁。这段描写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史蒂文斯与自己父亲之间的疏远，而导演为了能够在影片中凸显出亲情之痛，让史蒂文斯在与自己的父亲对话的时候一直在使用着第三人称，这样的处理让我们更加感受到了二者关系的不正常。正是由于史蒂文斯与自己的独亲之间缺少交流，才使得二者之间的感情一直充满了困窘。

正所谓死亡是最高层次的创伤性的经历，因此在影片中当史蒂文斯的父亲得知史蒂文斯的哥哥死亡的时候，父亲并没有做出太多的痛苦性动作，而这些痛苦成为其内心的一种创伤，也成为史蒂文斯在父亲将要离开人世的时候依旧表现出镇静的导火索。甚至是为了增加这种亲情之痛的层次感，在其父亲离开的那一刻，史蒂文斯依旧在招待客人，没有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而对于父亲唯一一次的回忆也是在史蒂文斯的闲暇，由此可见，虽然父子二人关系存在，但是却没有表现出父子之间原本就应该存在的欢乐与情感，父亲的爱没有表达出来，也就形成了影片中亲情的创伤性之痛。

（二）爱情之痛

史蒂文斯的童年记忆直接影响着他未来的爱情与事业，因此童年所经历的创伤也就成为其爱情悲剧的主要原因。史蒂文斯在与女管家肯顿小姐配合工作的时候感受到了对方身上的优点，因此在相互吸引与了解中萌生了爱意。特别是肯顿小姐在工作中所表现出的活泼、认真、善良等性格更是令史蒂文斯钦佩，可以说肯顿小姐的出现让原本笼罩在史蒂文斯生活中的阴暗、压抑烟消云散。但是在影片中却有这么一个场景让这个本该是幸福的事情蒙上了创伤之痛：在肯顿小姐想要为史蒂文斯的房间里插一束花的时候，史蒂文斯总是拒绝的。导演对影片的处理中，想要依靠这束花表现出的是肯顿给史蒂文斯的生活所带来的积极影响，而主人公一味地拒绝则是表现出了史蒂文斯不能对肯顿小姐打开心门，这也就从某种程度上为后面两人不能在一起埋下了伏笔。因此在影片的后半部分，由于二者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差异，最终两个人无奈地选择了分开。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在《长日留痕》中，虽然史蒂文斯的内心是喜爱着肯顿小姐的，但是他却克制住了自己的这份爱慕之情，并没有让自己的爱情释放出来，因此当肯顿没有得到史蒂文斯的回应或者是表白之后，最终选择了嫁给他人。在影片中，主人公由于没有去挽留肯顿小姐的离去而感受到了痛苦与孤独，成为他一辈子最大的创伤。

（三）事业之痛

在影片《长日留痕》中，时间跨度最长的就是史蒂文斯的事业生涯，因为在其一生的规划中事业是占据首位的，主人公最终的目标就是要成为一个伟大的男管家，因此无论是在职业素养上还是在绅士追求上，史蒂文斯一直在注重自己的事业发展。但是在其追求自己的事业的同时，他相信只要绝对地忠诚于自己的主人就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管家。因此他对自己的主人达林顿勋爵可谓是马首是瞻，完美地完成他每一次交代的任务。特别是在影片中有这样的片段：当英国首相与德国大使在达林顿庄园进行会谈的时候，原本英国首相的心情并不好，但是史蒂文斯通过将银器擦得又光又亮来引起他的兴趣，最终促成了这次谈话的成功。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些成功是在其放弃了自己病重的父亲，连最后一面都没有看到作为代价的，是以其失去自己生活中的阳光――肯顿小姐作为代价的。由此可见，即便史蒂文斯的事业是成功的，但是他也失去了太多太多。而其最大的创伤是他一直认为的绅士达林顿勋爵实质上是一位希特勒的拥护者，因此在影片的最后我们发现史蒂文斯在失去了自己的亲情、爱情，甚至泯灭了自己的个人需求之后，最终其所做出的选择竟然是错误的，这一冲击使得其一生的事业目标变成了泡沫，对他来说这无疑是毁灭性的创伤与痛苦。

三、结语

影片《长日留痕》主要介绍的是主人公史蒂文斯对个人创伤历史的书写和记忆，在他的回忆中为我们展现出史蒂文斯对曾经英国的怀旧情怀。本文主要分析了影片中主人公对贵族传统的怀念、对绅士文化的怀念和对贵族政治传统的怀念，与此同时，还为我们展现出了主人公的亲情之痛、爱情之痛和事业之痛。他压抑了真实的自我，放弃自己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普通需求，这些伤痛使得他的人生错位扭曲，变得荒唐可笑。他的书写还映射了英国管家集体所遭受的伤痛，他们压抑自己的情感，没有尊严，人生成为一场悲剧。笔者认为影片《长日留痕》导演想要表达的是对史蒂文斯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围绕着这个人物形象所展开的故事，展现出属于主人公的伤痛与创伤。这是一种对个体创伤进行宣泄的方式，可以有效地减轻个体的伤痛，而且通过“被倾听”在一定程度上治疗了创伤。影片《长日留痕》中对于怀旧情怀和创伤书写的塑造让我们对个体创伤进行关注，同时也再一次表达了原著《长日留痕》的作者石黑一雄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关怀之感，有助于受创伤者建立创伤疗救的希望，也能帮助观众荡涤自己的心灵，宣泄自己的痛苦，并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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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路璐.Trauma，Displacement and Reconciliation：AStudy of The Novels of Kazuo Ishiguro[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09.

篇10

1.主体行为错位。IMF成立于1945年，是一个旨在稳定国际汇价、消除妨碍世界贸易的外汇管制，并通过提供短期信贷解决成员国国际收支暂不平衡问题的国际机构，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与世界银行和WTO并列称为世界三大经济“联合国”。50多年来，IMF对世界各国的国际贸易政策、汇率确定和货币政策都产生重大的影响。IMF始终以体现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主线，美国在基金组织中一国所占的份额就达到18%，拥有绝对的否定权。IMF对会员国的贷款规模极其有限，而在资金分配方面又存在着不合理之处，其贷款按会员国交纳的份额分配，主要发达工业国占有份额的最大比重，但目前贷款资金最需要的都是发展中国家。另外，IMF提供贷款时附加的限制性条件极其苛刻，这种限制性条件是指IMF会员国在使用它的贷款时必须采取一定经济调整措施，以便在IMF贷款项目结束或即将结束时能够恢复对外收支的平衡。IMF同其它金融机构一样，在发放贷款时必须考虑贷款资金的回收问题，以保证它拥有的资金能够循环使用，就此而言，IMF发放贷款时附加限制性条件显然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从IMF近年来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行贷款限制性条件的实际结果看，由于IMF对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分析不够准确和全面，附加贷款条件规定的紧缩和调整措施却给借款国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在金融危机中，接受IMF的资金援助的东南亚各国都被迫按其所开的“药方”进行调整和改革，而这些“药方”都是：要求危机国采取财政紧缩和货币紧缩政策，提高利率以吸引外资进入并进一步稳定汇率；要求亚洲各国整顿金融机构，加速开放市场并迈向自由化，取消不平等的补贴政策等。IMF的这些限制性条件，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比如要求加速资本流动自由化，反倒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市场的动荡；此外IMF对这些面临汇率风暴冲击的国家采取强制措施，不但无法恢复投资人的信心，反而加剧了资本的外逃；提高利率又迫使私人企业的资金成本大幅提高，从而加速破产的速度，并引发通货膨胀的急剧上升。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指责美国借IMF对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贷款之名，实行“经济殖民主义”的掠夺。美国以援助为筹码逼迫东南亚各国开放国内市场，并要求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样更动摇了市场的信心，使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

2.制度缺位。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彻底瓦解，1976年签订以浮动汇率制合法化、黄金非货币化为主要内容的牙买加协议从此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国际金融进入了一个没有体系的时期（注：学术界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的国际货币体系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有人称其为“没有体系的体系”，也有人将其归纳为牙买体系。它的内容是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具有多元化的国际储备资产，多样化的汇率安排，多种形式的国际收支调节手段及各国相对灵活的国内宏观政策选择，这种制度使国际金融市场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不存在“超国家”的制度因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只是各国对外货币政策和法规的简单集合。其特征表现为：各国对外货币政策转向自由放任，取消各种限制性制度，允许货币逐步走向自由流动和货币价格的自由浮动，市场成为调节经济的主要手段。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包含了一大批附属的制度，并且与社会中其他制度的复合体相互作用。总之，经济不只是市场机制，它还包括那些形成市场、构建市场和通过市场起作用或引导市场起作用的制度”（注：《简明帕氏新经济学辞典》第33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后布雷顿森林时代所谓的“没有体系”是当前国际金融制度安排的总体特征，由于这种体系所造成的制度缺位使国际金融体系处于一定程度的无序状态，这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又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制度缺位具体表现在：

(1)在金融危机的援救过程中缺乏最后的贷款者。目前，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全球金融市场正在形成，资本的跨国境流动加快，客观上要求金融监管标准全球统一和国家干预国际化。亚洲金融危机暴露出目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天然的缺陷——缺少“世界中央银行”，作为监管世界中央金融市场的“警察”和扮演国际最后贷款者。而这样的职责由IMF来承担是困难的，不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不进行国际经济秩序和制度的创新，难以防止货币危机的再次发生。

(2)迅速膨胀的国际资本市场缺乏国际监督和防险措施。由于国际资本流动的背后，有银行业的支持，使资本市场出现了所谓“高杠杆操作问题”；金融衍生工具的快速发展，使金融交易量增长大大加快，而这种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使习惯于集中管理的监管制度更难实施，金融衍生工具在很大程度上由避险的工具演变成高风险的投资工具，金融危机爆发的突然性，使金融监管相形失色；“信心”这类心理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信息传播的高速度，媒介的某种倾向性，使信心越来越难以稳定，越来越容易大幅波动。

(3)世界各国尤其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形成平稳的与金融自由化、经济一体化相匹配的国际资本市场对接机制。资本的全球化将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都卷了进来，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在对货币的自由兑换、国际收支的调节、外汇储备的选择与管理上还不能适应国际资本流动与变化的节奏。这一方面是国际资本运动非核心国与核心国之间在经济制度安排上的不衔接，同时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的不衔接，国际经济金融组织与各国经济制度的不衔接。金融的自由化进程过于迅速，出现了无序、波动过大和恶意投机以致破坏自由市场的趋势。自由化进程已带来三个问题：一是投机性成份超过投资性的程度；二是金融经济的虚拟化发展到超过真实经济太大太多的程度；三是自由化发展到发达国家失控、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的程度。

(4)对以对冲基金(HedgeFund)为主要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缺乏必要的间接管理。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国际投机炒家运用对冲基金这种高杠杆的金融衔生工具疯狂炒作引起的。1998年10月传出的关于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向国际15家大银行融资35亿美元以挽救险些倒闭的颓势，反过来说明，对冲基金是有钱的游戏，它具有高回报，同时银行向其贷款风险也是相当大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提出要通过监管银行来加强有关对冲基金的管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提出征收资本交易税的设想，也是对国际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游资对各国金融市场的冲击的一定限制，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变革与创新

任何时期的国际货币体系都是对当时的世界经济现实作出的客观选择，现存的金融体制不是为今天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所设计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国际金融体制中的影响日益增强，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现行货币体系显然不能适应这一变化，它不能从根本上满足金融市场全球化、全球资金一体化以及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客观要求，因此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制度非均衡存在必然产生制度需求，这里的制度需求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适应外部环境客观形势的变化进行制度变革，另一方面是为填补制度缺位而进行制度创新。这种制度变革与创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改进或创建新的国际金融机构。(1)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IMF在后布雷顿森林时代也曾起到过很大作用，但它在职能安排上已不适应新形势变化的要求。一是受美国及其它西方发达国家干预的色彩太浓；二是在其贷款的份额、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预警系统方面存在极大缺陷。目前需进一步扩大其防范和支持当事国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协调成员国的货币政策，提供中长期贷款以协助其克服国际收支的困难。(2)提高世界银行在稳定国际金融体制中的作用，提升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的职能。如让世界银行承担部分化解受害国金融风险的支持功能；发挥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如亚洲开发银行的作用，加强对遭受危机袭击的国家实施资金援助。(3)许多经济学家都主张建立一个最后贷款人，来避免产生金融不稳定的过度道德风险。IMF难以担当最后贷款人的重责，我们倾向于建立一个诸如“世界金融组织”(WFO)的机构，制定新的规则和宗旨，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平等参与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运行规则的制定，规范国际金融市场行为。(4)以国际清算银行为中心，建立国际金融风险预警系统，提高国际金融预防风险的能力，为IMF或其它国际金融机构提供基础性材料，向有关成员国发出金融风险的预警信息。

第二，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制度。许多国家由于银行管理不善，引发金融过度风险；或由于银行财务状况信息不透明，延误发现和解决风险的时机；或由于监督机构不独立，使制定的监督制度不能实施，因此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构已成为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1999年初，由七个发达国与十五个新兴国家组成的盟国金融小组商讨制订“财政透明度行为准则”、“公布数据的特殊标准”和“公司管理行为准则”等，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有利于建立一套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并实行金融监管。(2)加强对“对冲基金”的管理。对冲基金是有钱人的游戏，集中大笔资金利用汇市、股市和期货期权市场进行“立体投机炒作”，给一国经济带来极大的破坏力。乔治·索罗斯认为：“造成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是一体化带来的庞大资本，超越国际的无原则的移动。”对冲基金以及其它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是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3)加强对银行的跨境监管。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某些国际性银行经营转移到管理不严的离岸避税港，以便规避国内的管理和监督，对银行的跨境监督是国际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

第三，加强国际金融的合作和协调。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于协调各方关系的。从国别上看，首先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要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如何保护和支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次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调；三是加强地区间的国际金融合作和协调。另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则包括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和协调。需要提及的是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提高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地区大国，有必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设，参加国际经济协调。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为地区的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国际地位会越来越高，并将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中国在新的货币体系建立之前可能作出的选择是：一方面促进IMF的决策机制更加透明化，避免暗箱操作；另一方面我们可借鉴欧盟的做法，先在区域内协调，在东亚范围内用同一声音说话，凭借其整体实力与西方发达国家抗衡，这样就有可能使欧美接受中国为代表提出的某些方案，并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造中发挥较大的作用。

总之，国际货币体系是规范各国间货币金融交往所作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作为世界范围内的公共产品，一方面存在搭便车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存在制度创新的特殊利益分配，这其中包含了制度变迁主导型国家对他国的部分权力控制。如以美国怀特计划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方面使美国大受“铸造税”之利，另一方面也使美国在二战后独霸西方社会的战略企图在经济领域又一次得逞。由于经济实力相对悬殊，大量发展中国家要求变革国际货币制度的愿望最为强烈，是制度变迁的最迫切的需求者，但无力承担制度创新的责任，不能形成制度供给。但同时美国在全球社会日益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今天又不具备足够的权威来实施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实际上是一种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政府是决定制度供给的主导力量，这其中的原因不光是由于制度是公共产品，无人提供制度供给，最主要是由于政府拥有绝对权威，其手中握有暴力潜能，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具有特别作用。在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的今天，象二战之后单纯依靠一个超级大国的霸主地位来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货币制度是不可能的，而只能依靠国际社会的多边协商与外交力量的制衡，这其中发展中国家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欧元与日元的崛起，将与美元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这样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最高境界在全球采用单一国际货币的最终目标也会越来越遥远。储备货币的确定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一个关键，而对储备货币的所在国来讲又意味着极大的制度创新的优势。美国、欧盟与日本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都有着强烈的制度创新的意愿，纷纷提出有关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构建框架的设想，从实力比较，因此美国、欧盟与日本最有可能成为未来制度创新的主要力量。由于改革的约束条件是制度的边际收益等于制度的边际成本，因此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制度均衡必然是边际的和局部的，这也意味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一个渐进与漫长的过程。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年版。

[2]潘英丽：《全球视角的金融变革》，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张宇燕：《东亚金融危机与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经济评论》1999年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