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不毁乡校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子产不毁乡校，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基本情况及成效

2013年，福建省在10个县实施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重点扶持特色水果（重点柑橘）、蔬菜、食用菌的冷藏保鲜和烘干设施的建设。项目惠及95个专业合作社和40个农户，共建设完成初加工设施328座，其中组装式冷藏库257座，简易冷藏库12座，普通烘房1座，热风烘房53座，多功能烘房5座，增加冷藏能力2.3万吨、烘干能力200吨/天，带动近3亿元投资。

一是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显著。福建省新建的大部分补助设施已投入使用，初显成效。据初步测算，10个项目县通过初加工补助项目的实施，果蔬食用菌冷藏保鲜和烘干加工增值超过20%以上，产后损失率下降10%，大大促进了农业减损增效、农民增收，实现了当年建设、当年使用、当年见效的目标。如，福安市帝田水果专业合作社建设3个100吨的组装式保鲜库，6月13日正式建成，赶在葡萄收获季节投入使用。经过近两个月的运行，为社员及村民预冷葡萄鲜果3760多吨，比运到5公里外的赛岐镇保鲜库进行预冷节约成本25万元；每斤葡萄经峰期保鲜后可增收0.61元，赢利25.7万元，经济效益十分显著。闽清县海西汇农果蔬专业合作社建设5个100吨的组装式保鲜库，冷库建成后，已保鲜储存柑橘250吨，平均收购价每斤0.71元，保鲜两个月后批发价每斤0.95～1.05元，入库前后价格相差30%～35%，损失腐烂率比往年下降35%，增加利润20%～30%；保鲜储存西兰花200吨，平均收购价每斤0.82元；储存两个多月后，批发价每斤1.8～2.10元，增值十分显著。该合作社下属十几个分社，共联结1000多农户，都希望明年能继续得到冷库建设的扶持。古田县兴源食用菌合作社建设100吨组装式冷藏库3个和50吨组装式冷藏库1个，目前已建成投入使用，4个库可以贮存杏鲍菇干品35吨，通过冷藏库保鲜干品价格基本可以翻番，扣除电费人工等成本，增加经济效益50%以上；通过补助项目建设的冷库，预计每年可以增加收入60万元。漳浦县规模较大专业合作社冷库建成后，将部分的冷库租给周边的农户使用，既方便了农户也充分发挥了冷库的使用效率。

二是均衡市场，稳定价格的作用明显。通过实施农产品产地初加工项目，明显地改善了果蔬菌产后初加工条件，使得田间水果、蔬菜、食用菌采收后能有条件迅速进入冷藏保鲜。农民能够根据市场行情决定采收和上市时间。避免了集中采收，集中上市，引起市场价格波动、物溅伤农现象的发生。

三是提升了农产品产地初加工的设施和技术水平。新建的冷藏和烘干设施标准高、质量好，通过初加工设施的建设和使用，不仅改善了福建省水果、蔬菜、食用菌等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设施条件，同时，带动农户形成了“学技术、用技术、建设施、促增收”的良好氛围，使更多的农户掌握了果蔬、食用菌产后初加工适用技术，提升了农产品产地初加工技术水平。

四是项目的示范带动作用良好。通过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实施、奖补对象示范带头作用，让广大农民意识到农产品产地初加工重要性，调动了大家建设冷藏库等产地初加工设施的积极性，很多专业合作社农户纷纷要求建设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设施。

二、主要做法

1.高度重视，强化政策配套和机制建设

2013年是福建省实施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的第一年，福建省对此高度重视，农业厅分管领导及有关处室负责同志多次向农业部农产品加工局的有关领导和处室负责人进行了沟通汇报，加工局领导也多次来福建省调研指导工作。为加强项目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省里成立了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省财政安排了专项工作经费，用于组织方案制定、政策宣传、本地化设计、技术指导培训和项目验收督查等。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农业工程技术研究所为省级技术依托单位，具体负责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的技术指导与培训。同时积极向省领导、省级相关部门沟通联系，争取相关的配套政策，省委省政府9月份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若干意见》（闽委发〔2013〕9号），其中明确了“对于农产品初加工项目用地，符合农业生产设施用地和附属设施用地条件的，将免于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据此福建省国土资源厅和农业厅联合下发了《关于支持现代农业发展规范设施农用地服务的通知》，该政策的出台，简化了初加工设施建设用地审批手续，保证了项目的顺利实施。各项目实施县也都加大了组织领导、统筹协调和业务指导力度，成立了由政府分管领导挂帅，农业局、财政局等有关部门组成的领导机构，协调解决项目实施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部分县采取了整合农机购置补贴项目经费等措施，用于农产品产地初加工项目，提高了设施的补助标准，减轻了建设单位负担，不少地方还安排了必要的工作经费，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保障。

2.结合实际，研究制定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近两年的调研情况，立足福建省实际，本着突出重点，扶持优势主产区等原则，省农业厅和财政厅研究制定了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实施方案，确定2013年中央奖补资金全部用于补助当年新建水果（重点柑橘）、蔬菜、食用菌冷藏保鲜和烘干设施。按照福建省优势特色农产品产业分布情况，结合各地现有的工作基础、当地政府重视程度和农户及专业合作社的积极性等情况，确定闽清县、福安市、古田县、仙游县、惠安县、漳浦县、平和县、连城县、建宁县、顺昌县10个优势特色农产品主产县为2013年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建设试点县。10个项目实施县也都按照省里的总体部署和要求，结合本县的实际，制定了突出本县特色的项目实施方案。如平和县重点扶持溪蜜柚主产区的4个乡镇的7个专业合作社建设蜜柚100吨组装式冷藏库，闽清县以柑桔和食用菌为主导产业，重点扶持6个专业合作社建设100顿和50吨组装式冷藏库，体现了突出产业特色和集中连片建设的原则。

3.精心组织，做好宣传培训和项目启动工作

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时间紧、任务重、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工程技术要求高，做好宣传培训工作至关重要。2013年4月份，按照农业部农业部农产品加工局的统一安排，福建省组织10个项目实施县农业局负责人和技术骨干20多人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培训班。紧接着福建省农业厅在福州召开了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安排部署会，部署启动了2013年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对参会的项目实施县农业局局长、农产品加工技术骨干进行了培训。省里还统一印制《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设施建设申请表》并发放给10个试点县，制定农业部农产品产地初加工惠民工程示范点统一牌匾（规格70cm×50cm），在福建农业信息网上举办了一期在线访谈，就“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有关问题与网民进行在线交流，广泛宣传补助项目的政策内容和重要意义，加强对农民的宣传引导，切实做好内容讲解、答疑解惑等工作。7月24日，在福州举办全省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培训班，邀请加工局、省财政厅领导和有关农产品加工专家、教授对实施县农业局负责人、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建设单位负责人、技术人员就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政策和果蔬冷藏保鲜、干燥加工技术、设施及发展趋势等内容进行培训。各项目实施县也围绕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的政策及初加工设施的技术要求等内容，对项目试点乡镇、村负责人、工作人员和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农户代表进行了培训，并采取组织有关技术人员走村入户，印发培训材料、明白纸，组织项目现场会，报纸、电视、广播专题专栏宣传报道等形式，进行广泛的思想发动、政策讲解、技术培训和舆论宣传，达到了很好的宣传培训效果。初步统计，全省产地初加工项目培训达到3000人次左右。

4.规范操作，做好项目组织实施工作

指导督促10个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实施县制定本县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设施的本地化技术方案，同时省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管理办公室成员分组分赴10个实施县考察落实补助项目的实施情况。各县农业局和财政局也积极配合，在组织项目申报前，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摸底调查，力求充分掌握专业合作社、农户的建设意向，在此基础上组织申报，本着尽量向主产乡镇集中的原则，进行筛选优化，确定补贴对象，多数县优先安排果蔬、食用菌专业合作社作为项目实施单位，提高了项目集中度和推进效率，在申报审批过程中，各地严格按照有关程序要求，坚持公开、公平、公正，逐级上报、逐级审批，并在村级实行公示制度。

5.严格验收，发挥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资金的补助效益

为全面实施好2013年福建省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严格项目验收，规范验收程序，确保项目建设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建设任务的高质量完成，省农业厅和财政厅联合印发了验收考核方案（闽农计[2013]285号），明确了验收考核的原则、内容、方式和程序，召开了全省的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验收考核部署会，成立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省级专家组，各项目县结合实际制定本县具体的验收考核方案，成立由县农业局、财政局和省级专家组的成员组成的验收组，通过实地测量、核对质量标准和技术规范等措施，对补助设施进行全面验收，验收合格的及时兑付奖补资金。同时福建省正在组织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和福建农林大学的专家编写《福建省特色农产品贮藏保鲜与干制加工技术手册》，加强设施使用的技术指导，确保建成的设施管理好，使用好，使其真正在农产品减损、提质、增效方面发挥作用。

三、存在问题

1.奖补建设资金相对不足

合作社、农户建设冷藏库的积极性很高，申请数量大，但限于项目额度，相当部分有意向的合作社和农户没有得到建设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群众的积极性。

2.奖补设施规格存在局限

福建省果蔬、食用菌主产区的专业合作社种植规模都较大，且南方气候的原因，需要的冷藏量也较大，最大100吨的冷藏库规格偏小，无法满足冷藏需要。

四、政策建议

1.增加奖补资金

建议中央财政加大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奖补资金的投入，扩大实施的区域，满足更多农户和专业合作社的需求。

篇2

我的杂文观：曲径通幽、曲笔春秋又内含“杀气”（愤怒、激越、尖锐、逼人之气），这是杂文的一大传统，“杀气”应当继承，没有这点气，杂文不过一围棋盘上无眼的死棋；但“曲笔”当与时俱进，在一个普世价值观必将润泽国民的国家和时代，“直言”应大行其道。倘若“杀气”之魂依托“直言”之体，再穿上层出不穷、奥妙无穷的语言艺术之外衣，新时期的杂文魅力之于读者，俨然李小龙之于影迷。

俗话说的好，“谁人背后不骂人，谁人背后不被骂”，人无完人，自古以来，掌握权力的官员，少不了被人说三道四、指桑骂槐，一些领导挨骂后，怒不可遏，比如那个周厉王，有的是办法让骂他的人吃不了兜着走，目的是达到了：人人都成了哑巴，见面也只能“道路以目”，可结果呢？不出三年，他就被赶下台流放了；有的领导即使挨骂，也常常能冷静地从“骂”中取长补短，比如魏征常年犯颜直上，就算唐太宗气得吹胡子瞪眼，终究还是能察纳雅言。

一个官员领导如何对待“挨骂”，体现了他的政治道德水平。

从去年到今年，全国陆陆续续发生了一系列“官员领导挨骂”的新闻，远的如重庆的“彭水诗案”、山西“稷山文案”、海南“儋州网案”，近的如“陕西志丹的短信黄段子案”。除了“彭水诗案”得到善终外，其余都以“骂人者被严惩”而告终。

我不知道前述动辄对“骂领导者”举起诽谤大棒的官员领导们是否博览群书、是否读史，想来作为为官一方的政治精英，不从浩瀚的历史里获取安邦惠民的从政规律，不明史知兴替正衣冠，说不过去吧！

春秋战国时，郑国有国人聚集议论政府的“乡校”，大概是百姓言辞犀利毫不留情，所以有官员恼羞成怒要关闭“乡校”。郑国丞相子产知道后是这么看这件事情的：“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翻译成经典白话文就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听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子产先生的政治道德很有现代味儿，作为一个公权掌握者，权力来自于人民，自然要接受人民的监督，无论这种批评辱骂有没有道理和根据，它更多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和意见表达渠道不畅通后的另类表达。其实，出现这类表达本身也多少说明“挨骂者”自身的不足，想一想，为什么没有人拿包拯、海瑞恶搞，没有人拿焦裕禄、孔繁森、任长霞编段子？屡屡成为恶搞或编段子看笑话对象的领导官员，别恼羞成怒下“诽谤罪”的定论，先拿自己比对一下那些受人敬重的领导楷模才是。

还有一段更绝的“挨骂”。“在这件事情上，杰斐逊（总统）使用的语言，是冷酷无情、一心一意保全自己权柄的一个暴君的语言。野心是他的罪恶，他也将因此受到惩罚。阴谋是他的爱好，但阴谋也将打乱他的计划和夺去他的权力。他为化堕落，他的应受谴责的行为将使他名誉扫地和被人辱骂……”这段骂词够狠吧，这是两百多年前美国人骂当时总统杰斐逊的话。即便如此，杰斐逊强忍怒气依然说：“他们选中了我来担任这一荣誉的角色（总统），同时又以世上任何国家前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这种凶恶方式来攻击我。我将保护他们造谣与诽谤的权利，而且我仍将珍视这一权利的继续维持……”杰斐逊对“挨骂”的容忍态度让人感到软弱，不过他的一句话大概会让人完全改变看法――“如果一个政府在批评面前站不起来，就该”。

无论是子产还是杰斐逊，他们对待“挨骂”的本质，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修养，更道出了一种政治规律――权力和监督之间如何实现一种平衡。作为官员领导，他必然是一位公众人物，他被赋予了掌握公权的特权，而权力是一柄天然的双刃剑，要遏制剑的恶刃，必然要在“受监督批评”层面让渡相当的权利，以此达到公权不偏不倚的平衡。

篇3

二千五百多年前，孔子与几个弟子在周游列国的途中被困于匡地，生命安全遇到严重威协。就在这种情况下，孔子说出了上面这段震人心魄的话。丝毫不见面临危难的惶恐焦虑，有的却是乐天知命的从容自信。他坚信“天之未丧斯文”，个人的生死已与“斯文”的存亡紧密相连，文化生存的悲情已与个体生命的感受合而为一，维持和延续“斯文”，已成为他生命价值的全部。

有学者曾说：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都收在孔子手中；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都是从孔子手中放出来的。此话也许有点夸张，但如果说孔子的一生，是为继承和传播“斯文”而竭尽全力的一生，则不为过分。作为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大贡献与影响的人物，孔子对于“斯文”价值的理解与认识，他对于文化生存发展问题的看法，他为继承和传播斯文而努力不懈的精神，都很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本文想就这些问题作一探讨，就教于方家。

一

什么是“斯文”?“斯文”就是文化。就孔子的时代而言，就是指唐虞夏商周以来华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传统。所谓尧舜“焕乎其有文章”，“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此即孔子所谓“斯文”。

提到“斯文”，人们往往只想到诗书礼乐。孔子以诗书礼乐教授弟子，诗书礼乐在孔子对传统文化承传中的作用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诗书礼乐只是文化的载体和外壳，并非孔子所谓“斯文”的全部和本质。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孔子所要承传的“斯文”，并非就是几本古代典籍和几种古代礼仪器物，而是超越文献器物层面的、体现于诗书礼乐等文化载体中的内在文化意义和文化精神。

“文化”这个概念，本来就很复杂，加之当今市场上“酒文化”、“茶文化”、“性文化”乃至于“厕所文化”纷纷面世之际，文化的本质更是如坠烟云、面目不清了。要而言之，文化应当是一定的人群(通常为一民族)共有的、社会承传着的知识和观念的总和。文化当然包括各种实用的知识，如科学知识、生产技术等，但体现一种文化特质的，则是其行为标准、价值观念、审美观念、世界观和信仰等等。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应当包括现实关心和终极关心两个层面。所谓现实关心，即关于政治、经济等现实性事务，而所谓终极关心，则是一个民族关于人类生存的根本意义、价值、目标、方向、信仰等共同信念。我们可以把后者称之为深层文化精神。笔者认为，孔子所欲承传的“斯文”，核心就是这样一种深层文化精神。这种深层文化精神在孔子思想中的具体内容就是其“仁”道理想。“仁者人也”，“仁”就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成仁就是人生的终极目标。“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孔子所理解到的传统深层文化精神的核心。

“斯文”所标示的深层文化精神价值，是超越的而非现世的，是道义的而非功利的，是高尚而非鄙俗的，是文雅的而非野蛮的。正因为如此，这种价值往往易于被世俗之人所忽视遗忘。尤其是在社会发生巨变，人们普遍迫于眼前政治、经济的具体目标，急功近利，疲于奔命的时候，这种人文精神的价值更是会被人视为“迂阔而远于事情”。孔子所处的时代，情况就是如此。只有少数像孔子这样具有深切的文化生存悲情与文化生命意识的人，才能自觉体悟并高扬人文精神的价值，从而为“斯文”的承传执著奋斗。孔子在当时被人认为迂腐而不被重用，原因就在于此。而孔子在后代越来越赢得人们的敬意，原因也在于此。

二

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当然要受到特定时代经济、政治因素的种种制约和影响，但一种文化传统，尤其是其深层文化精神，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主体性，成为一个具有生存、进化、适应能力的文化生命。

孔子正是把文化传统当作一个活的生命来看等的。正因为是一个活的生命，所以孔子认为，文化的发展，“斯文”的承传，应当是有“因”有“革”，有“损”有“益”。“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如果只有“革”而没有“因”，文化就断绝了，生命就死亡了。相反，如果只是“因”而不“革”，文化就停滞了，生命就僵化了。因此，因革损益，乃是一个民族文化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

以前人们常说孔子是保守派人物，并常常着眼于政治、经济方面来谈孔子的保守性。其实，从政治、经济问题来看，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说明孔子是保守的。对春秋时期的从事政治经济改革的大政治家如子产、管仲等人，孔子都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子产不毁乡校，孔子曰

：“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子产去世，孔子为之流涕，称赞他是“古之遗爱”(《左传》昭公二十年)。孔子虽然批评管仲不俭，不知礼(《八俏》)但却又高度赞扬管仲协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政治业绩，称赞他“如其仁，如其仁”(《审问》)。对于当时以陪臣执国命的新派人物，孔子也并非一贯视如仇雠，墨子甚至说：“孔某为鲁司冠，舍公家而奉季孙。”至少对在鲁国独揽朝政的季孙氏，孔子并没有作过任何直接的批评。可见，说孔子在政治上是保守势力的代表，并无充足的理由。

在经济问题上，人们用来论证孔子保守的主要证据，是说他反对鲁国用田赋。其实对这件事，孔子当时并未公然反对，更没有阻拦。季康子欲以田赋，主动来向孔子请教。可是问了三次，孔子都没有发表意见。可见他并不想以自己的意见来影响某一项具体经济改革的实施与否。他只是事后私下对弟子冉有谈了自己的个人看法。而他之所以不赞同田赋，其用心并非针对某一种经济措施，而是出于“施取其厚，事取其中，敛取其薄”的爱民思想(见《左传》哀公十一年)，反对加重民众的负担。其出发点是一种超出了经济目的的文化理想的考虑。

要而言之，孔子基本上属于一个文化人，而非政治学家或经济学家，他所关心的重心并不是要阻挠(当然也不是促进)某项具体的政治或经济制度的变革，他关切的是他所理解到的深层文化精神(其核心是仁爱)的存亡断续问题。他用以评价人物或事件的标准，是在于文化本位的仁道精神，而不是我们后人所说的政治或经济上的进步或倒退，革新或保守之类。在孔子看来，文化生存的问题实大于且高于政治、经济层面的问题。孔子虽然也曾一度从政，但从政在他看来只是实现其文化理想的手段而已。作为他从政期间的一大杰作的“夹谷之会”，其文化意义也远远大于政治意义，所谓“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主要还是维护了华夏文化的尊严。

如果说孔子在政治经济上是保守派这个观点很难成立，那么，说孔子在文化精神的承传问题上持相对保守的态度，则是不无道理的。

孔子及其所开创的儒家学派，从一开始就是以直接继承殷周前代文化的面目出现的。《庄子·天下篇》说：古之道术“其在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书礼乐”是前代文化的载体，而所谓“多能明之”，不同于后来“百家之学”的偶尔“时或称而道之”，是一种明确的理解与接受。联系孔子“信而好古”，“好古敏求”的精神及其对三代文化特别是周文化的响往与赞誉来看，以孔子为代表的邹鲁先生们的确是以继承一脉相传的前代文化传统为己任，具有强烈的文化承传意识。而春秋时代的鲁国，保留前代文化最为完备，也为孔子及其弟子们承传前代文化准备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与此不同的是，后来“百家之学”中的其他各派，普遍带有反传统的色彩，与孔孟儒学以继承和维护传统文化为主的基本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参见拙文《从<庄子·天下篇>看先秦学术史的几个问题》，载《哲学研究》一九九年增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孔子在对待文化传统问题上的态度，相对来说，确乎比较保守。

但应当指出的是，孔子所要保守的，并不是某一种具体的文化形式或仪文制度，而是体现于所有古代文化形式中的深层文化精神。“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礼乐的器物层面和仪文层面并不重要，当然可以也应当变革、损益，所以，“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子罕》)“觚不觚”，也可以勉强“觚哉，觚哉”!(《雍也)“行夏之时，乘殷之略，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卫灵公》)具体的仪文器物，礼仪形式，书可择其适用者用之，当然也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损益创新。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同样也是如此。

孔子所欲固执而承传的，是超越器物仪文层面和政治经济层面的深层文化精神。这种深层文化精神在孔子看来，是从尧、舜、禹、汤、文、武以来一脉相承，不曾废坠，也不可废坠的。所谓“仲尼祖述尧舜，文武”(《中庸》)，“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正表现了孔子对于这一深层文化精神传统的执着信念与承传意识。要说孔子“保守”，其保守性主要就体现在这一点上。孔子之所以被人视为传统文化精神首屈一指的传人和代表者，与他这种带有“保守”色彩的文化承传意识是分不开的。

当然，这种深层文化精神一脉相传，并不等于一成不变。因为在这种文化精神的核心的仁道理想中，就包含着肯定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的内容。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作为文化精神的主体的人在承传前代文化传统的过程中，应当也必然会对之加以扩充与创新。事实上，孔子所理解到的深层文化精神的核心的“仁道”精神，虽然可以在尧舜禹汤文武所代表的古代文化传统中找到其渊源，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包含了孔子本人的扩充与创新。

但是，扩充与创新，同断绝与废坠，是根本不同的。在孔子看来，传统文化精神尽管可以损益，但继绝与废坠，则是绝对不可以的。他之所以坚信“天之未丧斯文”，即源于这样一种信念。

深层文化精神是一个民族显示其内在生命特质以区别于他民族的标志。一个民族之所以以区别于其他民族，并不只在于衣食住行等器物层面上的不同，也不在于经济模式与政治制度上的不同，主要的区别在于某种集体的深层文化精神。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自己的这种文化精神，那么即使这个民族作为生物的存在(种族)依然子孙繁衍，但实际上作为民族已经不存在了。因此，文化传统的继续，实具有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意义。所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八佾》)孔子虽说：“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孟子·滕文公下》)，但有君无君的问题同文化精神存亡继绝的问题比起来，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种强烈的文化生存和承传意识，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为往圣继绝学”的学统。中国文化之所以有经久不衰的强大生命力，与此有关。

三

每当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转折的时期，原有的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就必然会受到程度不同的冲击，面临考验，甚至出现存亡继绝的危机。

春秋战国时期，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大变革的时期，孔子的时代，人们受政治、经济变革的功利目的的驱动，“斯文”的价值已受到相当程度的忽视。夏商周以来的文化传统，显然面临着相当的危机。孔子多次感叹：“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卫灵公》)“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八佾》)：文献的散佚，还只不过是斯文危机在文化载体问题上的表面现象。更重要的是在人们观念上出现了蔑视斯文的倾向。棘成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颜渊》)文的价值已无关紧要。甚至在亲受孔子之教的门弟子当中，也出现了这样的苗头。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先进》)政治经济的功利目的，已经把读书为学挤到了可有可无的地位。乐于经商的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八佾》)，显然也含有为了经济价值而牺牲文化价值的考虑。宰予心安理得地向三年之丧的必要性提出挑战，表现出对孔子所坚持的传统仁道精神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孝道)的怀疑。当时整个天下礼崩乐坏，天子失官，“大师执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辽适蔡，四饭缺适秦……”(《微子》)专职文化人纷纷作为鸟兽散，“斯文”断绝的危机，在当时确实已经触目惊心。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孔子仍然坚信“斯文”不会扫地，“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审问》)“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同上)孔子讲到天与命的地方不多，也不曾对天命的含义加以发挥，但上面几条点到天命之处，实具有某种宗教情怀和超越的含义。这本身也是一种深层的文化精神的表现。按照后来思孟一派儒家的发挥，文化精神仁道理想达到至高无上的精神境界，也就是一种带有宗教情怀的超越信念，所谓“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中庸》)而在孔子的意识中，天之不丧斯文的信念，也已经与某种宗教情怀联系在一起。这种超越信念当然也并非全无现实的依凭，“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子张》)只要真正有价值，斯文就不会坠地，文化就不当断绝，并不在乎统治者的提倡与否，亦不在于“大腕”们赞助与否。

然而信念与可能性是一回事，文化传统是否真能渡过现实的危机而承传接续下去则又是一回事。社会巨变的动荡时期，文化精神与普遍的客观社会环境的冲突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往往是尖锐的。这种冲突在极端情况下恐怕未必不会导致某种文化精神的断绝或消亡。世界文化史上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因此，文化传统只有通过文化主体自觉的承接传播，包括在承传过程中的自我批判与改造工作，来回应新的社会环境提出的挑战，才能生存发展下去。这样的工作，往往必然地落在少数具有浓烈的文化生存悲情和文化生命意识，而且不计较政治经济功利得失的知识分子身上。春秋末年，历史选择了孔子来担当这一使命。

孔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在“斯文”与客观环境出现巨大矛盾之际，在政治、经济问题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焦点的时代，仍然坚信“斯文”不可废弃的价值，怀着带有某种程度的宗教情怀的坚定信念，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殉道精神，执着民族深层文化精神的承传接续，终身不倦地为“斯文”的继承、改造和传播而努力奋斗。

孔子曾试图通过从政的途径，来拯救“斯文”的危机，实现其仁道的人文理想。可是在孔子周游列国的经历中，虽然在遇到嘲笑、讥讽的同时，也曾受到过相当的礼遇与尊敬，但终究没有哪个政权正式任用他。尽管没有人公然说斯文一钱不值，尽管也有人认识到“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预感到斯文终究还会有再振的时候，但彼时彼刻，却似乎无人愿意负担起供养“斯文”的代价。

这其中的原因，恐怕很难解释为是由于孔子坚持要恢复某种旧制度，而当时的各国都已经是由新派人物当权的缘故。当时作为孔子人文理想对立面的，并不是某一种新兴的或保守的政治经济制度，而是整个社会的日趋鄙俗的反人文精神倾向。如果说孔子的目的只是为了维护旧的政治制度，则当时名义上的周天子尚在，孔子尽可以投奔其麾下，为重整周天下尽犬马之力，然而孔子没有也不会这样做。孔子的文化生存意识正体现于他绝不以牺牲自己的人文理想来迎合任何政治势力，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恰好相反，他栖栖惶惶周游列国，正是为劝说各种政治势力来适应他的人文理想。这与后来战国游士简练摧摩，练就三寸不烂之舌，怀揣一肚子奇谋诡计去为人主出谋划策，是有本质的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