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环境宣言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人类环境宣言，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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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全球化 国际环境合作

中图分类号：X321 文献标识码：A

一、 国际环境合作原则的概念

众所周知，国际合作是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各国都有责任和义务加强合作并采取共同行动应对国际社会中的共同问题。国际环境合作原则作为国际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指国家及包括国际组织、公司、个人在内的其他国际行为体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 基于人类共同利益的考虑， 为解决已经发生或未来可能发生的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的环境问题而采取集体行动的原则。国际环境合作原则是国际合作原则在环境保护领域的拓展和延伸，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国际环境合作原则理念的与时俱进性。

首先， 国际环境合作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出版的《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报告中，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豍这一表述目前已经成为使用最多、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和认可的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解释。国际环境合作原则正是为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的。

其次， 国际环境合作突出了“人类共同利益”的理念。就国际环境合作而言，“保护生物圈是人类的共同利益”，而国际法长期忽视人类这一共同利益，因此，国际环境合作原则的提出填补了这一空白。

（二）国际环境合作原则参与主体的广泛性。

依据传统的国际法理论， 国际法的主体只包括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 而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个人几乎是被排除在外的。但是在国际环境保护领域， 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以及个人， 正在国际环境合作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这是传统国际法所不可企及的。

（三）国际环境合作原则的灵活性。

传统意义的国际合作的基础是各国之前的利益交换，它强调双方权利与义务的对等。而国际环境合作则强调实质公平，这集中体现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上。虽然目前对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仍然始终存在着巨大争议， 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国际环境保护领域特有原则的最终确立， 使国际环境合作具有了更加灵活的实现方式。

二、 国际环境合作原则的国际法依据

国际环境合作原则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是在一系列重要的国际会议上得以最终确立的。国际环境合作原则的国际法依据包括：《关于人类环境的斯德哥尔摩宣言》、《内罗毕宣言》以及《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

（一）《关于人类环境的斯德哥尔摩宣言》。

1972年6月，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著名的《关于人类环境的斯德哥尔摩宣言》（The Stockholm Declaration on Human Environment，简称《人类环境宣言》），其中第7 条明确提出： “种类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 因为它们在范围上是地区性或全球性的，或者因为它们影响共同的国际领域， 将要求国与国之间广泛合作和国际组织采取行动以谋求共同的利益。豎”此条款强调了为实现人类共同的环境目的， 需要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企业与个人共同的努力， 即“为筹措资金以支援发展中国家完成它们这方面的责任所需要进行的国际合作”豏。此外，该《宣言》第22、24、25 条都有关于这一原则的规定。

（二）《内罗毕宣言》。

1982年为了纪念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10周年，在内罗毕召开了人类环境特别会议，并通过了《内罗毕宣言》。针对国际环境保护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内罗毕宣言》共提出10 项原则， 核心即强调国际环境保护合作的原则。《内罗毕宣言》有多项内容里涉及国际环境保护合作原则，例如：第10条明确提出：“国际社会庄严重申各国对斯德哥尔摩宣言和行动计划所承担的义务，重申要进一步加强和扩大在环境保护领城内的各国努力和国际合作”豐，该原则就明确了加强国际环境合作的原则。

（三）《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

1992 年6 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简称《里约宣言》。该《宣言》旨在为各国在环境与发展领域采取行动和开展国际合作提供指导原则，规定一般义务。《里约宣言》共包括27项原则，其中有的内容是对《人类环境宣言》、《内罗毕宣言》中相关原则的重申， 而有的内容则是对前两个《宣言》的发展，例如：第24条原则是关于战争与和平与环境和发展的关系问题， 明确提出各国“战争本来就是破坏持续发展的。因此各国应遵守规定在武装冲突时期保护环境的国际法，并为在必要对进一步制订国际法而进行合作”豑；而第27条原则明确规定： “各国和人民应真诚地本着伙伴关系的精神进行合作，贯彻执行本宣言中所体现的原则，进一步制订持续发展领域内的国际法”豒，将国际环境合作原则的发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三、国际环境原则实施面临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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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60年代，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可以说是工业发展，公害泛滥的年代。接障而来的环境公害事件在震惊了世界的同时，也动摇了人们对地球肆意恣难的信念，迫使人们不得不反省，人类究竟应该怎样对待自然环境，怎样对待地球。

1972年6月5日，第一次国际环保大会——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世界上133个国家的1300多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

这是世界各国政府共同探讨当代环境问题，探讨保护全球环境战略的第一次国际会议。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简称《人类环境宣言》或斯德哥尔摩宣言》）和《行动计划》，宣告了人类对环境的传统观念的终结，达成了“只有一个地球”，人类与环境是不可分割的“共同体”的共识。这是人类对严重复杂的环境问题作出的一种清醒和理智的选择，是向采取共同行动保护环境迈出的第一步，是人类环境保护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

这次会议的主要成果在于达成了以下四项协议：①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②确定了扩大的国际行动计划；③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设立常设的环境秘书处；④设立一项1亿美元的环境基金，以满足会后5年环境保护工作的需要。

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同年召开的联合国第27届大会把每年的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每年在此期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都要举行纪念活动，发表“环境状况年度报告书”，表彰“全球5O0佳”，并为每年的“世界环境日”分别设定一个主题，作为会议的指导方针。

中国政府也派代表团参加了本次会议，并在会议文件上签了字，承诺要与各国合作来共同解决环境问题。

迄今为止，每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为：

1974年只有一个地球

1975年人类居住

1976年水：生命的重要源泉

1977年关注臭氧层破坏、水土流失、土壤退化和滥伐森林

1978年没有破坏的发展

1979年为了儿童和未来——没有破坏的发展

1980年新的十年，新的挑战——没有破坏的发展

1981年保护地下水和人类的食物链，防治有毒化学品污染

1982年纪念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十周年——提高环境意识

1983年管理和处置有害废弃物，防治酸雨破坏和提高能源利用

1984年沙漠化

1985年青年·人口·环境

1986年环境与和平

1987年环境与居住

1988年保护环境、持续发展、公众参与

1989年警惕全球变暖

1990年儿童与环境

1991年气候变化——需要全球合作

1992年只有一个地球——一齐关心，共同分享

1993年贫穷与环境——摆脱恶性循环

1994年一个地球，一个家庭

1995年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1996年我们的地球、居住地、家园

1997年为了地球上的生命

1998年为了地球上的生命——拯救我们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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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世界环境日时间：20xx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为每年的6月5日，它的确立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态度，表达了人类对美好环境的向往和追求。20xx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星期日。

世界环境日的由来1972年6月5日～16日，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全世界范围内研究保护人类环境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113个国家，共1300多名代表。会议讨论了当代世界的环境问题，制定了对策和措施。这次会议提出了响彻世界的环境保护口号：只有一个地球!会议最后形成并公布了著名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简称《人类环境宣言》)，以及包含109条建议的保护全球环境的“行动计划”，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为维护和改善人类环境，造福全体人民，造福子孙后代而共同努力。

《人类环境宣言》提出7个共同观点和26项共同原则，规定了人类对环境的权利和义务，呼吁“为了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而保护和改善环境”，“这个目标将同争取和平和全世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这两个既定的基本目标共同和协调地实现”。会议建议将大会开幕日这天作为“世界环境日”。1972年10月，第27届联大确立每年6月5日为“世界环境日”。

世界环境日的意义设立世界环境日，就是要提醒全世界注意全球环境状况和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危害，强调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的重要性。它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态度，表达了人类对美好环境的向往和追求。世界环境日也是联合国提高全球环境意识、敦促各国政府对环境问题采取行动的主要媒介之一。

1973年1月，联合国大会根据人类环境会议的决议，成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负责处理联合国在环境方面的日常事务，促进和协调联合国内外的环境保护工作。

unep负责确定每年的“世界环境日”主题。这些主题基本反映了当年的世界主要环境问题及环境热点，很有针对性。

unep每年6月5日举行世界环境日纪念活动，环境现状的年度报告书及表彰“全球500佳”。从1987年开始，unep每年还要选择一个城市作为联合国的宣传活动中心。许多国家的政府、民间团体和人民群众每年也都在这一天举行各种纪念活动。

历年世界环境日主题20xx年世界环境日主题：环境千年，行动起来

20xx年世界环境日主题：世间万物，生命之网

20xx年世界环境日主题：让地球充满生机

20xx年世界环境日主题：水--二十亿人生于它!二十亿人生命之所系!

20xx年世界环境日主题：海洋存亡，匹夫有责

20xx年世界环境日主题：营造绿色城市，呵护地球家园!

20xx年世界环境日主题：莫使旱地变为沙漠

20xx年世界环境日主题：冰川消融，后果堪忧

20xx年世界环境日主题：促进低碳经济

20xx年世界环境日主题：地球需要你：团结起来应对气候变化

20xx年世界环境日主题：多样的物种，唯一的地球，共同的未来

20xx年世界环境日主题：森林：大自然为您效劳

20xx年世界环境日主题：绿色经济：你参与了吗?

20xx年世界环境日主题：思前，食后，厉行节约

20xx年世界环境日主题：提高你的呼声，而不是海平面

20xx年世界环境日主题：可持续消费和生产

20xx年世界环境日主题：践行绿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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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环境权是人作为人所应该享有的一种舒适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基本人权，将环境权纳入宪法的保护范围实为必要，理由为: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是人权发展的本质要求；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是宪法权利义务发展的客观要求；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是经济全球化和人权保护国际化的客观要求。

环境权是一项在20世纪60年代才为世人所关注的权利。对于环境权的定义，目前尚无统一的观点。但定义基本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借用传统的权利概念即生命权对环境权进行定义，并对其内涵界定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另一种方式则认为环境权是一种独立的人权，但还是用传统的权利对其内涵进行较宽泛的解释，如认为包括参与权、知情权等。笔者认为，定义过宽或过窄都不利于环境权的保护。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第1条规定:人类有权利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

笔者认为，目前理论界之所以对该问题还存在争议，是由于环境权属于一项新为世人所关注的人权，它的出现给传统的法学理论尤其是传统的宪法理论提出了一些难题，使一些宪法权利义务需要重新设定，于是遇到了一些传统观点的抵触。但我们不能因为环境权在理论上尚存在缺陷而否定其作为一项宪法权利保护的必要性。

一、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是人权发展的本质要求

关于人权的一些基本问题，人们还存在较大分歧。如人权的效力来源，是来自社会契约、习惯还是直觉?如关于人权的性质，人权是法定的权利、道德的权利、神定的权利还是其他?虽然在这些基本问题上尚存在争论，但在下列问题上还是达成了共识:人权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人权具有应然性和实然性；人权具有平等性和共同性；人权具有国内性和国际性；人权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等等。如果将环境权和上述的人权的各项基本属性相比，不难发现环境权同时具备上述人权所有的基本属性。

有学者以环境权在时间上出现较短为由，否定环境权作为基本人权的属性。理由是环境权“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我们不仅找不到环境权这个基本词汇，而且绝少看到哪怕是疑似的概念、观点或事物。”笔者认为这个理由难以成立。从人权的本质属性来看，人权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在今天世界上所有国家所公认的每一项基本人权，几乎都经历过产生、逐渐为人所关注到每个人都认可的时间过程。如财产权。

环境权是人作为人而舒适生存所拥有的和谐健康的自然环境条件，该项权利自人的出生就已经客观存在。关注是一种主观认识活动，而存在则是一种客观状态，不能以主观上尚未认识来否定客观存在。否则易犯唯心主义的错误。生命权是一种最低层次的基本人权。而环境权与生命权相比，是一种更为高级的基本人权。

二、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是宪法权利义务发展的客观要求

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后，环境权的权利义务主体便都得以明朗。权利主体就是一国所有的公民。国家或社会组织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也是权利主体。但对环境权的存在持质疑态度的学者认为环境权由于在享有主体上集体和个体不明，难以划分而干脆以此作为否定环境权存在的一个理由。笔者认为这种质疑理由是难以成立的。对于权利主体，存在个体与集体，抽象主体与具体主体等复合情况是极为普遍的。例如财产权，既有个体的财产权又有集体的财产权，既有具体主体的财产权，又有抽象主体的财产权，如国家财产权。

对于环境权的义务主体，和其他基本权利一样，与其权利主体是重合的。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述，就是每个权利主体都享有舒适生活的环境权，但亦负有不破坏环境即不侵害他人环境权的义务。这与传统的权利义务理论是完全吻合的。

三、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是经济全球化和人权保护国际化的客观要求

环境权相对于其他基本权利而言有其特点，其中之一就体现在客体的区别上。环境权的客体是地球。而所有国家国土都在地球上相互接壤，一国环境的严重破坏最终必会累及其他国家，这样就决定了环境权比其它人权更具国际性。所以环境权在国际上也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例如，1972年6月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人类环境宣言》，其中加以明确确认:“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证和改善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按照联合国和国际法原则，各国有按照自己的环境政策开发资源的，并有责任保证在各自管辖或控制之内的行动，不致损害其他国家的环境或本国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这样，环境权在国际上得到了首次承认.1973年在维也纳召开的欧洲环境部长会议上制定的《欧洲自然资源人权草案》，将环境权作为一项新的人权加以肯定，同时还认为应将其作为《世界人权宣言》的补充。1982年召开的《内罗毕宣言》和《里约宣言》等也反复重申了上述《人类环境宣言》关于环境权的观点。就我国而言，我国作为国际政治经济上的一个重要大国，主动向国际靠拢不但是我们为自身提供更大更好的国际平台所必须的，而且也是我国在国际上建立良好的国际形象的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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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年4月22日，第63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决定将今后每年的4月22日定为“世界地球日”。

这份决议由玻利维亚起草，得到了50多个国家的联署支持。决议说，地球及其生态系统是人类的家园，人类今后和未来要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三方面的需求之间实现平衡，必须与自然界和地球和谐共处。

决议呼吁各国政府、国际和地区组织、社会团体以及非政府组织等有关各方以适当的方式庆祝“世界地球日”，提高人类对保护地球及其生态环境的意识。

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在会议上发表讲话说，在《世界人权宣言》通过60年4.22后，地球母亲的权利也终于得到了承认。他呼吁联合国会员国考虑制订《地球权利宣言》，以确保地球和所有生物之间的和谐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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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守秋教授将环境权界定为环境法律关系主体就其赖以生存、发展的环境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和承担的基本义务，即：环境法律关系主体有享有适宜环境的权利也有保护环境的义务。[1]周训芳教授认为环境权是人人有在适宜于人类健康的环境中生活以及合理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2]

环境权理论为世界所普遍接受体现在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中，该宣言庄严宣布："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实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在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再次重申了环境权："人类处于普受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他们应享有以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3]

我个人认为周训芳教授的定义比较具体，从精神和物质的角度对环境权进行界定，且与国际会议的宣言表述存在相通之处。他的定义是与环境权的内容密切相关的，更强调了其个性，个人比较倾向于这种表述。下文我们将结合环境权的内容、特征等结合来进行理解。

二、环境权的内容

蔡守秋教授认为环境权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环境权一般指公民的环境权，即公民有享受适宜的自然环境的权利，广义环境权泛指一切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特殊法人-国家）在其生存的自然环境方面所享有的权利及承担的义务，即国家、机关、团体和厂矿等企事业单位的公民，都有使用、享受其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的权利，也都有保护自然环境、防止环境污染的义务。[4]

周训芳教授认为环境权包括良好环境权和合理开发利用环境资源权两个方面。良好环境权是人类的精神性权利，是当代和未来时代的人类个体和整体生活在一个适合于人类健康和福利的环境中的权利。包括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清洁产品权、环境审美权、环境教育权、环境文化权、户外休闲权等。开发利用环境资源权主要是当代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财产权利以及从事与自然资源有关的财产性活动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权、渔业资源捕捞权、狩猎权、采药权、伐木权、航运权、探矿权、采矿权、放牧权、生物物种基因权、生态资源收益权、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权。[5]

而吕忠梅教授认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与公民个人生存和健康直接相关并与个人生活密切联系的阳光权、通风权、眺望权、安静权、达滨权、嫌烟权等；二是既与公民个人生存和健康直接相关又与公益性或与公共性密切联系的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风景权、环境美学权、历史文化遗产瞻仰权等。[6]

虽然学者们对环境权内容的理解各异，但是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环境权是以营造更适宜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为终极使命的，不可避免得带有很强的"人类整体主观性"。周训芳教授关于环境权的分类是以人类物质和精神的需求为着眼点，而吕忠梅教授则以私益和公益作为衡量的尺度，尽管如此，他们在关于具体内容的表述上却有如此相似之处，且不说清洁环境权、清洁水权的完全一致，单单看周教授的"环境审美权""环境文化权"以及吕教授的"风景权""环境美学权"就具有完全的人类主观的烙印。如果说空气质量和水的质量可以有具体的评价标准（无论其是否被认为是合理的和公正有效的），那么环境是否是美的？怎样的环境才是有文化氛围的环境，才能满足人们过更高层次生活的追求？这些完全取决于个人意识，是个人的心灵体验，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如此看来我们无法希求人人都为同样的环境叫好，更不可能站在非人生命体的角度上去看待周围的一切，环境权只能是人眼看世界的工具和产物。

私以为周训芳教授的分类比较具体且比较具有可操作性，尤其是关于开发利用环境权的分类更是如此。而蔡守秋教授和吕忠梅教授的分类比较抽象，可操作性弱。但是正如上文所说，周教授关于良好环境权的表述以及吕忠梅教授的分类不可避免都具有很强的主观性。

上文从环境权的内容直观上阐释了其只能是以人作为衡量环境状况的尺度，下文将着重系统探讨环境权的特征和本质。

三、环境权的特征

蔡守秋教授认为，环境权的特点有四个方面：一是环境权是环境社会关系的反映和法定化，是自然权利和环境道德的法定化。二是环境权中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具有不可分割性。三是环境权具有预防性、公益性、指导性和有限性等特征。四是环境权是一种与多种基本人权或社会经济性法律权利有关联的新型法律权利。[7]

关于环境权的这四个特征，个人认为第一个和第二个权利比较典型。关于第一个权利看到了环境道德和生态伦理的研究对环境权的影响。关于第二个特征在下文中将基于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性角度来着重进行论述。在此不作赘述。

周训芳教授认为，环境权有三方面的特征，第一，它是项共享权。环境权是一种全体人民的环境公益，在国际法上是人类环境权，共享权还包括代际权在内。第二，代际权是与生存权密切相关的权利，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环境法必须保证每一个人的最起码的生活条件，尤其是人类弱势群体的生活条件，是共享权特征的合理延伸。第三，作为环境权客体的环境，带有明显的价值判断。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环境"本身是中性的，原本无所谓"好"与"坏"之区分。环境的所谓"好"与"坏"，"健康"与"不健康"、"清洁"与"污浊"、"安全"与"危险"、"宁静"与"喧嚣"，都是人类根据其自身需要对其加以价值判断的结果。[8]

关于第一和第二个特征本人不能全部同意，将环境权的特征用共享权来表述与其说是特征毋宁说是内容和外延，所以所谓的特征是不明显的。第三个特征我认为道出了环境权区别于其他权利的独特之处，而且再次印证了环境权带有强烈的人类主观的色彩，环境本身是无所谓好坏的。

由以上特征我们看出，正如周训芳教授所言，环境本身无所谓好坏，所谓的好坏是人类根据其自身需要对其加以价值判断的结果。

四、环境权的人权属性

上文从环境权的特征简要说明了它也是人类主观的产物，下文将着重系统探讨环境权的本质。

目前对环境权属性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公民环境权的层次上，有四种学说即"人格权说"、"财产权说"、"人类权说"、"人权说"。陈泉生、张梓太教授即认为"环境权是一项新型的人权，使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它既是一项法律权利，同时也是一项自然权利，是不能剥夺的"[9]

"人权或称人的权利和基本自由"，旨在"使每个人在个性、精神、道德和其他方面的独立获得最充分和最自由的发展。作为权利，他们被认为是生来就有的个人理性、自由意志的产物，而不仅仅是由实在法所授予的，也不能被实在法所剥夺或取消。"

"从渊源上讲，任何一项人权都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验明和证实：一是利益需求的产生，即形成人权需求的主体的内在观点;二是需要得以满足的可能性，即具有实现主体的外在可能；三是需要不被恰当地满足，即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发生错位和分离，难以达到同一；四是主体的要求外在化，即主体的内在需求在不被满足而又有满足的可能的前提下，转抵达为外在的诉求，从而唤醒了主体的权利意识，人权由此被提出甚至被规范秩序所固化。"[10]

关于利益需要的产生，正是因为人们有生存和过高质量生活的需求，周围的环境是人类必不可少的生活因素，假若某天空气和水不复存在，人将赖何生存？正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更进一步人们基本满足了温饱问题后便思考着如何活得更加精彩，更有生活情调，正所谓人的生活离不开吃但却并非为了吃而生活。人渴望在山清水秀环境优美的自然中放松心情，缓解压力，所以美好的环境也是人们身心健康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环境权满足关于人权构成要件的第一个要件。

谈到需要得以满足的可能性，实践证明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国内加强环境立法，国际环境保护组织和相关环境研讨会都发表了相关的纲领性文件，将环境问题提升到关系全部人类和后代人的重大全球性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加大全球共同保护环境的力度，这些都表明了人类要生活在美好环境中生活的需要是可以被满足的。所以环境权也满足人权构成要件的第二个要件。

关于需要不被恰当地满足，由于现代社会的生产力、科技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加速，同时人口迅速膨胀，于是在人类对环境资源的需求和环境自身的承载能力和自净能力发生了冲突。例如工业污染、常规污染（石油污染、农药污染等）、核泄漏（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毒气泄漏（如印度博帕尔毒气泄漏）、臭氧层空洞、全球气候变暖、全球荒漠化、全球水危机等。而具体到我国则在自然资源方面的矛盾尤为突出。我国资源总量是大国，人均占有量是小国，资源利用效率是弱国。我国虽然资源种类全、总量大，但资源组合不够理想、后备资源不足、人均占有量少，供求形势严峻。以耕地和水的分布来看，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水量占全国总量的80%以上，而耕地仅占全国总量的36%;淮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水量不到全国总量的20%，而耕地却占全国总量的64%，[11]由此可见，人类关于环境资源的权利要求在现实中没有被恰当满足，所以环境权（尤其是环境资源权）也满足人权构成要件的第三个要件。

最后涉及到主体的要求外在化的问题。目前多数国家的宪法已经将环境权规定为国家及其国家机关的职责，或者个人、团体、组织的义务和权利。有的宪法已明确承认国民有享有满意的环境的权利。例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第15条规定，保护自然界，合理利用和保护土地，保持水域和空气的清洁，保护动植物和自然美景，是国家和社会以及每个公民的职责。韩国《宪法》（1980年第8次修改）第35条规定："所有公民都有在健康而舒适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我国宪法中也规定了关于环境保护的相关权利和义务。美国在1969年《国家环境政策法》规定："每一个人都有享受健康的环境，同时每一个人也有责任对维护和改善环境作出贡献。"不仅国内法中有规定，国际条约或宣言中也有规定，如1972年的《人类环境宣言》中规定："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不仅各国的法律在原则上规定了环境权，在实践中也有相关的案件来维护环境权的实现，如1993年菲律宾最高法院根据健康和生态的宪法性权利，作出菲律宾政府必须保护全体居民免遭热带雨林被大量砍伐的判决"热带雨林"诉讼案。[12]如此看来，环境权符合人权构成要件中的第四个要件。

综上所述，环境权符合关于人权的四个构成要件，是一项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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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日活动标识——地球之旗地球之旗的主要图案是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的阿波罗17号飞船在太空拍摄的地球照片《蓝色弹珠》，放置在深蓝色的背景上，它是由约翰·麦克尼尔于1969年为首届地球日活动设计的，这面旗帜是环境保护运动的象征。

世界地球日标志世界地球日的标志是白色背景上绿色的希腊字母θ。

世界地球日活动影响1990年4月22日这天，全世界有数亿人身穿蓝绿两色服装参加了“地球日”活动。他们为纪念“地球日”20周年，开展了捡拾废纸和塑料袋、严禁随地倒垃圾的活动。这些活动的目的是提醒人们重视保护地球环境，制止生态恶化，使每一位地球居民都为悍卫地球环境、改善地球环境作出贡献。身穿蓝绿两色服装是表示为捍卫地球环境而行动的决心。

世界地球日日期确认20xx年4月22日，第63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决定将今后每年的4月22日定为“世界地球日”。

这份决议由玻利维亚起草，得到了50多个国家的联署支持。决议说，地球及其生态系统是人类的家园，人类今后和未来要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三方面的需求之间实现平衡，必须与自然界和地球和谐共处。

决议呼吁各国政府、国际和地区组织、社会团体以及非政府组织等有关各方以适当的方式庆祝“世界地球日”，提高人类对保护地球及其生态环境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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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环境权与发展权一样，都是在冷战趋于缓和，时生重大转变之际提出来的。随着各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污染和世界范围的资源稀缺日益严重，威胁到人类自身安全，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提出了环境权问题。该宣言指出，“人类环境的两个方面，即天然和人为的两个方面，对于人类的幸福和对于享受基本人权，甚至生存权利本身，都是必不可少的”。“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此后，一些国际文件把环境与人权联系起来。一些国家也把环境权条款明确写入了宪法。

事实上，人们实现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一切权利，都必须以有一个良好环境(a good envi-ronment)为自然前提。环境权不会因为人的身份、地位不同，或者国家经济水平、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不同而有所不同，它是一种“普遍的权利要求”。权利的另一面就是义务，人们拥有享用良好环境的权利同时，也必须承担维护这个环境的义务。保护环境既是道义上的要求，也是具有法律性的义务。

环境权的主体并非单独的权利个体(不一定具体到个人，也可以是任何行为体)，因为环境的最大特点就是公共性或共享性。个体的环境消费不会影响他人的同样消费(即非排他性)；即使个体并未承担生产环境公共品的成本，他也能“自动”(不管喜欢与否)享受环境公共品带来的正反两方面的效应一一正面是环境公益，负面是环境公害。这样，环境权就是一项兼具(个体)私益性与(集体)公益性双重属性的权利。环境权的公益性质(公权所要保护的)强烈地表现为对环境完整性、持续性的保护，但这种完整性、持续性不仅是一个抽象，同时又反映了个体性、当下性的私益性质(私权所要维护的)，这里的核心就是承认人所享有的某种权利，亦即人权――环境权体现了围绕(environ)着人的(即以人为中心，或“以人为本”)、事关人们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整体效益与个体效益、环境长远效益与眼前效益的统一――既是个人的权利，又是集体的权利，既是“代内的”(同一代人)权利，还是“代际的”(当代与后代之间)权利。

二

环境权把人权和环境保护结合了起来，追求在现有条件下人类生存和发展环境的自然条件优化。“环境问题无疑为人权问题增加了一个新的方面。首先，它再次表明所有人权是相互密切联系的；第二，人权问题实际上与人类社会的一切其他进程特别是从经济发展到科技进步的进程不可分。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最可接受的模式是可持续的发展”。作为个人的环境权确认自然人享有在适宜环境中生存、发展的权利和履行保护环境的义务。但环境权又是一种集体权，是个体意义上的公民环境权和整体意义上的人类环境权的结合。从时间跨度看，当代人作为环境受益人享有环境权，同时作为受托人为后代人行使保护环境的义务，也就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环境权的代际特征决定了其权利主体不仅指当代人，也包括了后代人，当代人在满足需要，维护自身环境权利的同时，不能伤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发展能力。在这个意义上，环境权又是可持续发展权。

环境权由个体扩展到集体，由当代人扩展到后代人，即表明人们对环境认识的“自觉”，但更实际的意义就在于为规范人们的生产和消费行为，促进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均衡发展。并为制定一系列环境法规制度提供合法性依据。这在国内法上，更多地体现为公民环境权；而在国际法上，则更多地体现为“道义”宣示的人类环境权。问题在于，与环境有关的权利要求，富人(可放大到富国)与穷人(可放大到穷国)很不相同，不同利益群体对环境权的看法也大相径庭。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开发环境似乎总要比保护环境更重要；环境权也远没有获得相称的人权地位，许多被认为与环境有关的权利表述还比较笼统，环境权要真正成为法定权利、现实权利，还有许多难题有待解决。

尽管各个群体、国家(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不同，所呈现的环境问题也不一样，但在追求人类过上健康而富有成果化的生活的目标上是一致的，因此，他们应该根据自己的发展水平，承担“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l responsibili-ty)。道理很简单，没有发展，就既解决不了生存问题，也解决不了环境问题；但是任何发展都必须是可持续的(sustainable)，即不能以造成环境严重破坏的方式来谋求发展。可持续发展不是一个权宜之计。而是经济、社会和环境相协调的发展，它要求在发展计划中充分考虑世代人们公平地享有发展成果和良好环境的权利，后代人同样有这样的权利主张(其实，当代人也是前代人的后代)，人类的环境权利就是这样传承下来的。

《人类环境宣言》(1972)指出，“为了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经成为人类一个紧迫的目标，这个目标将同争取和平、全世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这两个既定的基本目标共同和协调地实现”。《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1992)再次强调，“为了公平地满足今世后代在发展与环境方面的需要，求取发展的权利必须实现”；“为了实现可持续的发展，环境保护工作应是发展进程的一个整体组成部分，不能脱离这一进程来考虑”。并要求在国际、国家两个级别上进行目标是可持续发展的改革。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WSSD)制定了更加明确的目标，在多数项目上确定了行动时间表，特别是要求化计划为行动，把可持续发展与消除贫困结合起来，落实旨在增进基本人权的工作事项来解决环境问题。

三

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切实纠正过分追求“物化”发展的取向，就必须认真领会发展的人权意蕴，以及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促进和实现人权(“以人为本”)的过程。在发展中实现人权，当然有赖于经济增长，但还必须使人民尽可能公平地分享发展的成果，在发展进程中充分考虑环境因素，维护世代人们公平地享有发展成果和良好环境的权利。我国的环保事业也表明，(公民)环境权入宪乃立法发展的趋势，理应在“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规定中占有一席之地；只有对这一权利给予宪法上的确认，才能使环境权的法律地位获得合法依据，进而规范相关的保护措施。

我们现在非常强调公平正义(公正)，而公正即权利必须受到尊重的原则。每个人的权利实现都应纳入“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生态系统的退化和环境资源的“透支”势必会削弱后代人的发展能力，造成代际之间的环境不公平；但是，代际公平又必须通过当代人来“”，这就必须联系代内的公平，即一部分人的发展不应以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如果一部分人连最起码的生存要求都无法满足，又怎么谈得上维护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呢?公平地分享发展成果之所以重要，不仅仅出于道义，也出于人类环境保护的需要。

篇9

一、农业文明阶段环境法治思想

（一）人定胜天理念中环境法律规制缺位

在农业文明阶段，人类为满足生存需要而力图减少自然力的控制与威胁，从以自然环境为依赖的顺应自然到对自然的积极干预的转变过程中催生了人定胜天理念。该理念把自然环境作为人类生存与文明进程的对立面，将自然环境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征服对象。正是因为人类陶醉于对自然环境的征服，突显出相关环境法律规则的缺失。

人类初生时代没有立法机关，也没有明确的立法者，这一时期环境法的法律法规形式零散，多夹杂在其他法律文件中。针对出现的环境问题，只产生了一些单行的法律法规来规制人们行为，但只是出于经济目的，并非真正为了保护环境。其时环境法治思想仍处于初始阶段，是一种狭隘的“征服自然”思想，人们关注的是人类自己的权利利益保护，没有更多的考虑到除人类之外的动植物的保护，人们陶醉于征服自然当中，这种思想的存在，非但没有对人类生产生活增加利益，反而更多的是毁灭利益。也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一种“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环境法治价值观。

（二）天人合一理念与环境法律规制填补

自然界的一次次报复促使了人类对破坏自然的反省，进而促进规制环境破坏行为的法律规则的填补。而环境法律规制规则的填补则是基于“征服自然”思想到“天人合一”理念的转变。“天人合一”理念说明古人已认识到大地是农业生态环境的基础，需要精心保护。儒法两家都认为自然界是最高存在，是无限永恒的，道家更是要求“人法自然”，尊重自然法则、善待万物，反对人类违反自然规律、危害环境的行为，这为规制环境破坏行为奠定了理念基础。例如，我国秦朝时期，由于农业生产进步，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法律也相应增多和完善化。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就有关于对环境保护方面的规定，从农田水利、山林保护、风虫病害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在封建法典《唐律》中也设有关于环境保护的法规，其他朝代都有不少对森林、土地等自然资源保护的规定。

这一阶段的法律是在“天人合一”的思想指导下制定，比起原始时期的法律规制更加规范和强制，也体现出人类社会的进步，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但这阶段的法律仅仅对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规制，对非法的破坏举措有所限制，而对其他一些对环境没有马上形成破坏的行为，未能进行有效的阻止，任其发展，没有真正认识到资源的有限性，仍然不能很好地保护环境资源，真正从长远利益来考虑保护人类的利益。因此需要在资源有限理念指引下，发挥环境法利益限制的功能。

二、工业文明时期环境法治思想——环境法利益之限制

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环境法也在不断完善，与经济发展同步前进。近代工业社会虽然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也耗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人口不断增多，城镇变为城市，而原来的城市也在变大，带来生产力提高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破裂。正由于在农业时期的“天人合一”理念难以满足现实的要求，从而使人类开始注重环境法利益的限制规制。

人类中心主义观认为,地球上的人类才是自然万物的中心,世界上的一切存在都是围绕人类而存在的。在人类利益与生态利益尚未形成矛盾冲突时期,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合理性内涵,传统法对价值的定位也来源对人类自身利益的判断。例如,将环境中对人类具有经济价值的自然要素称为“自然资源”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②狭隘的人类中心论使得有限的环境资源在不断减少，逐渐威胁着生物的多样性、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物种的灭绝速度每年都在加快。因此要走出当前人类面临的危机，需要重拾“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的资源有限理念，改变“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的无止境的追求欲望。改变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不要只局限于追求短期的利益，协调好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这一时期的环境法律，由原始初期的环境法缺位转为对环境法的填补，开始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制，不再任由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肆意发展，任由环境破坏行为继续下去。许多国家的环境立法数量不断增多，出现了许多限制不当利益追求、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法规，也不乏专门性的应对性法律。这些环境法律填补了相关法规的空白。

从农业文明发展到工业文明，环境法不断在完善，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从人定胜天理念到天人合一理念的变化，从环境法规制的缺位到环境法规制的填补，人们在不断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也在探索着环境法律的不断完善，已认识到环境资源的有限性，注重环境法利益限制的规则和资源有限理念。

三、生态文明阶段环境法治思想—可持续发展思想

（一）环境价值观

在工业文明时期，人类明确了对环境有限资源的保护，也注重对环境利益规制的限制，而进入到生态文明时期，人与自然的和谐成为社会发展的目的。人们开始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为后代子孙的利益给予关注并切实地进行保护，由此产生了环境价值理论。现代社会对环境价值的认识不只是指单一环境因子的价值，而是指环境因子综合在一起时所相关联的价值。③从社会价值变化中看，人们在增强活动的时候，有必要按新的环境价值观来对环境予以设计。经济发展若以发展生产力为第一目标，就应优先考虑文明的价值，充分注重环境新价值观。

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发展经济为保护环境的目的，保护环境和资源的最终本质是为了使人类更好生存和发展，是一种实现人类幸福的手段。现实中不断发生的环境危机，使“人类中心主义”者不得不进行反思和检讨，转变价值观，产生“弱的人类中心主义”理论观点。面对环境的破坏和滥用资源给人类带来的灾难，社会需要一种新的价值观来引导，在利用自然和环境资源时，谨慎思考，考虑周全和长远。弱人类中心主义强调非个人主义的人类中心，只有经过理性思考而肯定的人类偏好，才应该予以满足，而那些过于直接，纯粹感性的偏好需要被制约或节制。所以，人类中心主义发展与环境资源法发展的历史是相对应的，环境资源法价值观也在不断的改变当中。

（二）生态利益中心主义

20世纪50年代，随着对地球环境更深层次的了解，以及对生态系统与人类关系认识的加深，一些科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对环境问题的本质和社会根源的探讨中发现，导致环境问题的思想根源在于人类在长期与自然做斗争中产生的控制和改造自然的观念，“生态利益中心主义”于是顺势而生。

现代社会的机制、人类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导致了生态危机，所以，生态危机的解决则需要对人的价值观念和社会体制进行改造，使人与社会能够融入到自然，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生态中心主义有两项最高准则：自我实现和生态中心平等主义。自我实现是生态中心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和最高境界，多样性、自我决定和无等级社会则是自我实现的基础。生态中心主义的另一个准则是生态中心平等主义，即是指生态系统中所有存在的物，包括土地、海洋、山林等都是平等的，它们共同构成了生态系统这一有生命的整体。④这两项最高的准则表明了人类对环境认识的进一步提高，不再是以“个人中心主义”为准则来获取环境资源，利于社会经济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公平对待自然界所有动物和植物。

（三）可持续发展思想

人类解决环境问题的思想发展很快，但是具体办法还是简单的依赖科学技术，多是运用物理技术来改善污染，但以技术进步来消除污染的方法会付出过高的代价，引起社会结构和制度产生复杂反应。在1987年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解释为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包括两个重要的概念：一是需要，“尤其是世界上贫困人民的基本需要，应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来考虑。”二是限制，“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的能力上施加的限制。”⑤可持续发展最终是为了发展，增加人类的利益，改善生活的质量，在发展时维持生态系统的完整，不应当代人的发展而危害后代人的利益，把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性结合起来，在最小污染的情况下创造最大效益。与传统的“发展”观念比较，可持续发展更为强调发展的基础和能力、以及在对发展概念的理解上使人类伦理道德和价值观予以更新，从而影响和导致人类行为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更新。可持续发展考虑了自然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人们学着按规律来办事，来发展社会的经济，而不是一味的按自己的想法来发展经济，正视自然的基本规律和生态系统的平衡，顺应自然和生态系统的演进。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到不能只顾着经济的发展而去破坏环境，在治理环境污染时，不能治标不治本，只顾眼前利益。为了保护生存环境，就应在生产和消费上改变传统的方式，生产需要的资源数量要和环境资源的供给之间达到平衡，排放的污染物不应超过自然界自身调节能力的环境容量。

（四）环境权理念

基于环境价值观和生态利益中心主义、可持续发展思想观念的引导，人们对环境的保护更为科学，更加的人性化。在20世纪80年代，有关环境权的理论开始在法学界讨论，其中《人类环境宣言》中就规定“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富有保证和改善这一和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

环境权一经提出，就在美国引起强烈反映，并形成了萨克斯“环境权”理论，萨克斯认为：“像清洁的大气和水这样的共有财产资源已经成为企业的垃圾场，因为他们不考虑对这些毫无利润的人们普遍的消费愿望，更谈不上对市民全体共有利益的考虑了。而这些利益与相当的私的利益一样具有受法律保护的资格，其所有者具有强制执行的权利。”萨克斯的理论也影响到了日本和欧洲等国环境法学者，他们也都开始讨论环境权的问题，极大丰富了现代环境法的理论，为其他环境权理论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正如日本松本昌悦所说，1972年的《人类环境宣言》把环境权作为一项新的人权，是继法国《人权宣言》、苏联宪法、《世界人权宣言》之后人权历史发展的第四个里程碑。

篇10

关键词：系统论，价值，环境法，生态整体利益

法的价值一向是法学和部门法学所关注和的基本问题之一。作为新兴法律学科的环境法，价值问题同样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注意。然而，学者们在论及环境法的价值时，基本上是从公平、正义、安全、秩序、效率等方面着笔，只是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侧重而已。环境法固然具有法律价值的共性，但由于其不仅要调整人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还要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是环境法立法的出发点和归宿②，这决定了其在价值取向上必然具有自身的独特性。然而，传统环境法学理论却忽视了环境法的这一特色，依然是以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惯常思维来定位环境法的价值，这直接导致了环境法在治理环境问题上的苍白无力。人类的环境立法日渐增多，但环境问题却日趋严重，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

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地球是一个由生物群落及其生存环境共同组成的自然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生物群落同其生存环境之间以及生物群落内不同种群、物种之间不断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并处于相互作用和相互的动态平衡之中。这个系统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它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人类作为自然系统中的一员，理应遵循自然系统的一般。但自从人类产生以来，就不肯屈服于自然的控制，不断地变革、改造自然，在自然系统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人类社会系统。随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人类不断的征服自然，人类社会系统日益膨胀，而自然系统渐趋萎缩，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已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课题。本文从系统论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就此提出环境法价值的新定位。

一、环境法的终极价值定位

（一）传统价值观念和环境法价值定位的缺陷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人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1]，就是在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关系中，客体由于自身的属性，能够满足主体的某种需要，对主体的具有肯定的作用和意义。“凡是谈论价值，从根本上说都应当是相对人而言的，价值为人而产生，为人而存在，人是一切价值的主体。”[2]由此可以看出，传统的价值观是以人为中心的，把人视作主体，而把人周围的一切事物均视作客体。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只承认自然对于人类的意义以及人类改造自然的利益和权利，而拒不承认自然自身的价值。正是在这种价值观念的引导下，人类通过掠夺自然创造了空前的物质文明，但伴随而来的却是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贫穷蔓延、人炸、疾病丛生等一系列问题，进而导致人类面临着新的生存危机，最终危害了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

就法律的价值而言，也是指作为客体的法律对于主体的人的有效性和积极性。法的价值的主体是人，是指具有社会性的社会人的总称。法的价值的客体就是法本身，这个法是指广义的法，即法律规范和法律事实的总称，它包括法的制度、法的运行事实和以观念形态存在的法。[3]依此传统观点，环境法的价值，就是环境法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对人类社会的满足和有用性。我国环境法学界许多学者对环境法价值的定位，就是从这一传统观点出发的。如有的学者将环境法的价值归结为正义和利益，认为“正义和利益是法律的两大主要价值，环境法也当然要将其作为价值目标”，“正义和利益是环境法的主体价值需要，其满足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环境法功能-安全和可持续发展。”[4]也有的学者认为环境法具有二元价值-正义和功利，其中正义价值包括人类正义和自然正义，功利价值包括物质功利和精神。[5]从传统法学价值论的观点来看，以上价值定位并不能说是错误的。但是，这种主客二分的价值模式毕竟是从人类立场出发的，其仅仅把自然系统视做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并把自然界的万物视做人类的资源，而忽视了自然系统与人类社会系统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尽管这种立法也是为了保护环境和资源，但其终究难以摆脱人类自身利益的“诱惑”，当人类眼前物质利益、利益与环境利益保护的需要发生冲突时，这种价值观很自然地就会主张，为了前者而放弃后者。这正是人类在大力加强环境资源立法、倡导保护环境和资源的同时，环境资源却日趋恶化的根源。因此，这种价值观是不可取的。

（二）环境法终极价值的重新定位-从系统论的视角

环境问题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就是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以地球为中心的生态系统。人类社会只是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个要素，并且其本身又存在于自然系统之中，其必须遵循自然系统的一般规律，必须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

环境法作为人类社会保护环境方面最重要的部门法，在保护生态系统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不仅要关注人类社会的利益，还要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而传统环境法在价值取向上仅仅从人类的利益出发，将自然视做人类的资源，保护环境只是为了人类更好的发展。这种环境法本来为保护环境而立，但终因其没有从整体、全局的观点来把握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关系，最终反而导致了环境问题的进一步恶化。系统论的提出，为我们正确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只有从生态系统整体利益出发，转变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发展观，重新审视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关系，形成二者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发展，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之道。基于此，本文将环境法的终极价值定位为生态整体利益。这种定位是要从根本上纠正传统环境法在价值定位上主客二分的缺陷，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定式，树立一种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价值观。

当然，法律是由人类制定的，其不可能完全摆脱人类利益的影响。但作为法的最高原则和精神的价值，其不仅是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也是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指向”是指法的价值具有目标、导向的含义，“绝对”是指法的价值具有永远的，不断递进的，而又不可彻底到达极致的性质。[6]就此而言，法的价值始终是高于法律本身的，这种绝对超越指向成为人类所最求的理想境界。环境法作为一种法律，理所当然也不能摆脱人类利益的影响，但却可以从价值层面对其进行重新定位，力求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发展，这种价值取向便是环境法的绝对超越指向的体现。

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共处，并提出环境法的价值定位应该突破人类中心主义，这表现在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上。如有学者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环境法的唯一价值追求，认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灵魂在于人与环境相融、和谐的意识，及在生态法则和道德法则衡平基础上的新的环境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是有理性、重感情的动物，绝不会听任人的主观意志和环境的自然规律各行其是。人类能够主动地发现社会自身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不平衡，并主动地进行调整使之实现平衡。本着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意识，自同于人与环境组成的社会系统，必定能实现可持续发展。”[7]应该说，这种观点正确认识到人与自然应该保持和谐共处关系，并力求用可持续发展战略来实现这种理想，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但是，据此将可持续发展观作为环境法的终极价值是不妥当的。这是因为：首先，可持续发展观仍然是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仍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观。这可以从对可持续发展观的定义中看出来。如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给出的可持续发展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也有学者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不断提高人均生活质量和环境承载力，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满足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人群需求又不损害别的地区和国家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8]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观关注的是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和整体利益，并没有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定式，其不可避免的会走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上去。其次，从法律价值的目的性和工具性上看，可持续发展观不宜作为一种目的性价值。“法律的终极原因是社会的福利，未达到这一目标的法律规则不能永久性地证明其存在是合理的。”[9]这一功利主义法学派的观点随着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其持久的生命力。虽然这是从人类的福利来谈论法的价值，但对环境法的价值来说，也可以类推适用，即环境法的终极目的是生态整体的“福利”最大化。就此而言，可持续发展观只是为了达到福利（利益）价值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因此，其只能作为环境法的工具性价值而非目的性价值。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环境法应在树立以全球生态整体利益为中心的价值理念的基础上，确立“衡平世代间利益，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人类的“环境权”和“生态世界的自然的权利”这两大目标；前者是作为环境立法对整个人类社会所追求的目标；后者则是作为环境法自身所应当确立的基本任务和予以实现的目标。[10]这种观点已经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认识到了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共处，并提出应尊重自然的权利的思想，以此作为环境立法的终极价值是可取的。应该说，这种观点与本文的观点在总体思想上是一致的，只是二者研究的视角和不同而已。

综上所述，地球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人类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相互依存、紧密联系，一旦自然系统遭到破坏，人类社会也必然面临生存的危机。因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应该是我们追逐的理想境界。尽管环境法是由人类社会制定的，但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在立法上必须坚持从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出发，以生态整体利益为终极价值，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护环境，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也才能更好地保护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二、环境法生态整体利益价值的内涵

生态整体利益作为环境法的终极价值，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既是人类社会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整体利益的统一，也是代内生态整体利益与代际生态整体利益的统一。

（一）人类社会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整体利益的统一

受功利主义法学派的影响，传统法学理论将法律与利益联系起来并把利益作为法律追求的重要价值，认为法律的任务就在于调整、保障各种利益，并以最佳方式对利益实现合理分配。环境法作为新近发展起来的法律学科，是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这是因为环境作为全人类的共同生存条件，并不能为某个人或某国所私有或独占，也不能以阶级、意识形态或国界来加以划分，环境保护符合整个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利益，任何国家环境法的发展和完善，都是对全人类做出的有益贡献。[11]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整个地球是个有机的生态系统，在这个庞大的复杂系统内，全球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依固有的规律不断进行。任何一个环节受到破坏，整个生态系统就会失衡，人类环境也必然会发生危难。尽管主权国家可以宣称各自的主权范围，在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中可以坚持这样或那样的立场，但在生态规律面前，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污染的蔓延不受人为的国界限制，生态系统的循环不受意识形态的制约。[12]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生态系统，任何国家的生态遭到破坏都会危及到全人类的生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边界已变得具有渗透性，地区、国家和国际之间传统的分区已变得模糊不清了。过去被认为完全是‘各个国家的事情’，如今对其他国家的发展和生存的生态基础产生着影响。”[13]因此，过去那种以国家为单位各自为政采取措施的方法已经不能适应解决环境问题的需要，而以地球共同体为单位、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采取联合行动，已经成为目前国际社会的一个基本共识。由此可见，维护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应该是环境法的重要价值。

同时，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环境法又不能仅仅从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还必须兼顾自然系统的利益。这是因为，自然系统是人类生存的前提条件，没有自然系统的存在或者自然系统遭到破环，必然又反过来危及到整个人类的利益。近些年来，尽管许多国家已经认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并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但环境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有日趋恶化的倾向。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人类仅仅注意到自身的利益，从自身的需要保护环境，而却没有承认自然系统利益的结果。必须看到，自然系统也有其自身的利益，从个体上说，这种利益就是自然界的自然权利，主要包括各种生物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这种权利并不需要人类的认可，早在人类存在之前，这种权利已由“上天”赋予给了地球上的各种生物。从整体上说，这种利益是自然生态整体利益，即维持自然系统的稳定与和谐，这最终将关系到整个地球生命的延续和发展。正如伦家那什在《自然的权利》一书中写到的那样：“人类的利益与生态系统的利益是同一的……判断善恶的标准不在乎于个体，而在乎于整个生命共同体……自然具有与人类同样明确且值得敬畏的权利。”[14]作为高级动物的人类，在制定环境法时，必须从生态系统整体利益出发，兼顾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的整体利益，并把二者很好的统一起来。

（二）代内生态整体利益与代际生态整体利益的统一

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生态整体利益既应该包含代内的生态整体利益，又应该包含代际的生态整体利益，这二者也应该是统一的。

对于系统而言，由于自身能够按照生物进化的自然进程向前演进，如果没有人类系统的干预，其能通过自身的新陈代谢维持好世代间的利益平衡。因此，代内与代际的整体利益平衡主要是就人类社会系统而言的，这种利益平衡主要涉及到如何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公平地分配资源和财富的。全人类在过去、现在和将来共同拥有这个星球的环境，当代人和后代人对其赖以生存和的环境资源有相同的选择机会和相同的获取利益机会。由于社会的资源和财富都掌握在当代人手中，当代人就成了未来几代人资源和财富的托管者。因此，当代人必须考虑后代人的机会和可能获取的资源数量，当代人在制定政策和措施时不要为了提高自身的福利和生活质量，而一定程度地牺牲后代人的部分福利和潜在的机会，当然，其也不必通过降低当代人的生活消费水平，来提高年轻一代和未出生的后代人的潜在生活质量。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对维护代内与代际之间的利益平衡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论及世代间利益平衡问题上，有两种极端的论调。一种主张是：“现世代什么也不消费，为了未来世代而保护全部资源，以使环境的任何方面都维持在同样水平的质量上”。另一种极端的论调是富裕模式，按照这种，是否存在将来的世代还没有完全的确证，或者是今天的最大化消费是为将来世代财富最大化的最好，因此，现世代今天消费欲望的全部能够产生更多的财富。[15]这两种论调都是应该受到批判的。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要保持稳定，必须保持系统内部结构的平衡；否则，系统会随着内部要素的作用或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异，使系统出现无序化或不稳定。世界上只有一个地球，并且这个地球是个有机的生态系统，不管是当代人还是后代人，都必须依赖这个唯一的生态系统来生存。因此，对维持生态系统稳定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人类，必须从世代间利益衡平出发，兼顾当代与后代的整体利益平衡。

三、生态整体利益价值的实现

生态整体利益作为一种全新的环境价值观，既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突破，也是对传统法学理论的挑战，这种价值的实现必然会面临多方面的障碍。首先，长期以来，人类社会建立的一切制度、价值观念都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这决定了环境法也必然体现着人的价值选择，人类利益自然也成为环境法价值取向的中心。而生态整体利益价值坚持生态中心主义，强调人类与其他生命形式在法律上处于平等地位，并主张应赋予自然物以权利。这显然与传统思想观念是冲突的。其次，法律是由人类制定的，向来也是以人类的权利、义务为，以人的行为关系为调整对象。环境法以生态整体利益为价值取向，这注定其必然面临以下问题：如何确定生态整体利益？如何在人类与自然之间分配这种利益？既然人类与自然都享有权利，这二者之间会不会存在冲突？这些问题决定了环境法必然会与传统法学理论相矛盾，如何协调这种矛盾是环境法生态整体利益价值实现的又一大障碍。最后，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保护环境、实现生态整体利益单靠某个国家、某个地区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使得加强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显得极为重要。然而，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已成为国际环境保护合作必须面临的重大难题。面对诸多障碍，如何探寻新的路径，便是实现生态整体利益价值的关键所在。本文提出以下路径：

1.观念的转变：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

法律是建立在一定价值观念基础之上的，人类环境价值观的改变将对环境法的发展和变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念的转变是解决环境问题、实现生态整体利益价值的根本出路。要真正地转变这种观念，首先必须转变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现当代西方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中，出现了主客二分向主客相融的转变。在这方面，海德格尔是这种转变的代表。他在《哲学的终结和思维的任务》一文中，实现了对人的强调向对自然的强调的转变，提出了人与世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天人合一”生态思想。他认为人的作用不是为“自然立法”，不是充当自然的主人，而是倾听自然的呼声，顺从自然，与自然和睦相处。[16]这种由主客二分向主客互融的思维转变将对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深远的意义。其次，应培养生态意识，树立生态主义世界观。生态意识就是人们对于自然环境的整体性规律的认识，是人们为了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于自身行为自觉地按照生态规律行动的一种意识。在现代社会，只有具有生态意识，我们才能知道必须做什么和怎么去做，并用这种意识指导我们的行为，从而避免生态环境的恶化。在培养生态意识的同时，还应该树立生态主义世界观，这要求人们在心中应逐步形成对人和自然相互作用的生态学原则的正确认识，要求人们必须时时刻刻意识到人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凌驾于自然界之上的。

2.法学理论的突破：生态法的兴起

传统观念从人类中心主义走向生态中心主义，必然会对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上的传统法学理论产生巨大的冲击。环境法作为直接反映这一思想的法律学科，受到的最为明显，然而，环境法终究是以环境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其不可能逃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法学定式；要真正实现生态整体利益，仍需法学理论上的重大突破，生态法由此应运而生。

生态法是近些年来新兴的法律学科，其在概念上仍然存在着许多争议。有学者认为：为了更地反映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及生态规律的要求，更好地规范人们的行为，调整好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应该把自然资源法、环境保护法、国土整治法结合为一体，称为“生态法学”，作为国家法律体系中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17]也有学者认为：生态保护法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其范围涉及环境法、自然资源法、国土以及其它法律部门中的生态规范。[18]还有学者认为：生态法是以生态学揭示的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规律为基础，法律手段来协调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19]综观这几种观点可以看出，学者们基本上是把生态法作为一个部门法来看待的，认为其是对传统法律部门的一种突破。这种定位模式是在尊重传统法学理论基础之上的一种创新，但其仍没摆脱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路，在保护生态平衡上难免显得力不从心。本文赞同郑少华博士的观点，认为生态法是以生态社会理论为前提的，即伴随着生态意识的觉醒，人类社会在经历了市民社会社会团体社会的转变之后，逐步过渡到生态社会，这种社会强调生态利益至上，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生态法正是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的，以生态中心主义为指导原则的，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第四法域，其规范散见于宪法、环境法、行政法、民商法等部门法中。[20]由此，对应于传统社会从市民社会政治社会团体社会生态社会的转变，形成了从私法公法社会法生态法渐进和共生的局面，这四种法域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后现代社会的法学框架和理论体系。从法学理论的视角来看，生态法主要由生态人理论、生态权利理论、生态契约理论、生态价值理论、生态责任理论等构成。[21]这些理论从生态中心主义的立场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史无前例地将对自然的保护上升到新的法学高度，并形成一套独有的法学理论体系。这对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然，仍须承认，生态法的许多理论还不成熟，甚至受到许多学者的非议，如何进一步完善这一理论体系仍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任务。

3.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国际环境法的发展

人类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上，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最终将各个国家纳入环境保护的统一轨道，国际环境法的兴起因此而成为必然。要克服国际环境保护合作中的障碍，必须注意以下两点。首先就是要构建国际发展新秩序，建立一个各国认可的国际发展法模式。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调整经济上不平等的主权国家间的“国际发展法”逐渐产生。从性质上说，国际发展法是一部过渡性法律，其目的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它体现为一套调整国际关系的规则，着眼于促进公平，相互合作以及弥补发展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不平等。国际发展法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空前团结起来，共同协商全球生态与发展问题，这对促进国际环境法的形成，改善世界的环境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次，通过国际组织制定一系列生态与环境保护的“软法”，以避开国家之间在环境合作上的矛盾与冲突，随着条件的成熟，再逐步将其上升为国际环境“硬法”。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通过了许多有关生态与环境保护的宣言和决议，如《人类环境宣言》、《世界公园大会宣言》、《环境与发展宣言》、《地球环境贤人会议东京宣言》、《世界自然》等国际文件都属于此类。这些决议和宣言虽然没有强制拘束力，但他们反映了已有的或正在形成中的国际环境法的原则、规则和制度。正是在这些宣言和决议的促进下，国际社会达成了大量的国际环境保护条约。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国际环境法的形成与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仍需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

注释：

①系统理论是20世纪兴起的一种科学理论，该理论主张用系统的观点和思维去看待客观存在的事物，并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关系。系统理论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从整体、联系的视角看待世界，突破了传统孤立、片面和局部认识事物的缺陷，这对认清和揭示事物的本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②关于环境法的调整对象，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环境法只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参见李爱年：《环境保护法不能直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载《法学评论》2002年第3期；另一种观点认为环境法不仅要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要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参见蔡守秋：《环境法学理论的要点和意义》，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4期。本文采纳后一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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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6]卓泽渊。法的价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3][5]刘建辉。论环境法的价值[J].河北法学，2003（2）：68。

[4][11][12]吕忠梅。环境法新视野[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17-222，48，157。

[7]蔡守秋，万劲波，刘澄。环境法的伦理基础：可持续发展观-兼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393。

[8]曾珍香，顾培亮。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分析与评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13-19.[9][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49。

[10][15]汪劲。环境法的理念与价值追求[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12，229。

[13]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M].王之佳等译。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409。

[14][美]那什。自然的权利（日文版）[M].TBSburitanika，1993。

[16]林娅。未来与选择[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8：153-154。

[17]肖乾刚。自然资源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2：21。

[18]陈茂云，马骧聪。生态法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