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介绍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少数民族介绍，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个少数民族——维吾尔族。

维吾尔族通常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以南和库尔勒地区，其余散居在天山以北的周围，少量居住在湖南桃源、常德以及河南开封、郑州等地。

维吾尔族的民俗习惯可谓多样化。维吾尔族待客很有讲究。如果来客，邀请客人坐在上席，摆上点心，然后再给客人倒茶水或奶茶，待饭做好后端上桌，要提一壶水请客人洗手。饭后，由张着领作“都瓦”收拾完餐具，客人才能离席。

维吾尔族的饮食习惯以面食为主，喜欢牛肉和羊肉。主食的种类有数十种。最常吃的是羊肉抓饭、包子、油条等。另外，维吾尔族还喜欢茯茶、奶茶。

桥，这就是我国的少数民族——维吾尔族！

篇2

柯尔克孜族——每年第一个月出现时，柯尔克孜族人便欢度“诺若孜”节，这与汉族的春节很相似。过节时，每家都按自己的能力把饭菜办得丰盛些，互相请客，以示庆祝。过节那天晚上，当畜群从牧场上回来的时候，每家毡房前都用芨芨草生一堆火，人先从上面跳过，接着牲畜从上面跳过，预示消灾解难，在新的一年里人畜两旺。

布依族——阴历腊月底，家家户户薰肉、灌香肠，烤酒、做糯粮粑粑、米花、缝新衣、手帕。腊月二十三用麦芽糖等果品送灶神。请先生写对子，贴门神、年画。三十晚上全家老少围火而坐，先祭祀祖宗天地，然后全家人互相祝福，吃团圆饭。大年初一在家里扎彩灯，晚上一齐点燃，挂在大门口。过了初一，人们开始串门拜年。青年男女相约去“起表”，以歌声表达爱慕之情；或聚在一起在唢呐、月琴、洞箫、姐妹箫、铜鼓等乐器伴奏声中跳“打花包”。有些地区正月十五过完年，正月三十还要过“小年”。

土家族——从正月初一前两天开始，第一天称大年，第二天为小年。除夕夜，各家都燃起一根木柴，大家围坐聆听老人讲故事，守岁到天亮。节日期间吃“红曲鱼”，以象征富富有余，还吃大锅烩菜，称合菜。初三举行“摆手舞”会，参加者达万人之多。此外，还有耍龙灯、舞狮子、灯会、戏剧、武术等活动。

壮族——从年三十至正月初二，共三天。凡在外工作的都要在三十之前回家。除夕，家家杀鸡杀鸭、蒸扣肉、粉精肉，制做叉烧肉等。晚饭有八道菜，其中有“白斩鸡”、炖整鸡。家家都要守岁到半夜，燃放鞭炮后就寝。正月初一、初二，凡来客必吃粽子，粽子有馅，由去皮绿豆、半肥不瘦的肉拌上面酱制成。男女多于此时对歌，或打陀螺、跳舞、赛球、演戏。

独龙族——居住在云南怒江贡山县的独龙族，将每年11月12日之间第一次大雪封地为岁首，因无固定时间，由族长择日而定，一般3到5天。节日期间，各家各户互相邀请，友好往来，同时举行娱乐活动。

哈尼族——每年要过两次年。一是十月节，二是六月节。哈尼族历法以十月为岁首，即“大年”。过年这天，人们走亲访友，求亲订婚。“六月年节”期间杀牲祭祖，开展荡秋千、摔跤、唱山歌等文体活动。

卡多人（哈尼族支系）——云南新平县境内的卡多人，过年时间在农历正月初六。传说古时勇敢的卡多青年为了抵抗外来的侵略，出征应战，临行时留下话，他们哪天还乡，新的生活就从哪天开始。战争结束后，因征途遥远，直到新年初六日他们才回家。家乡人就把这一天定为新的一年开始。过年时，他们杀猪宰羊，跳大鼓舞，以此庆祝。

普米族——滇西北高原的普米族群众多以腊月初六为岁首，除夕夜，各村寨要放火炮三响，并吹海螺。然后家人团聚吃糯米饭。

勒墨人（白族的称谓）——主要聚居在云南省的碧江县，他们有自己的推算节令的方法，春节日期也有差异。如桃花发苞时称三月，漆树发叶到五寸左右称五月，这样的推算结果，一年是十三个月，三月称三月节，相当于汉族的春节。

基诺族——云南西双版纳的基诺族群众把公历六月称作过年月，歌手们轮番互相对歌，输了则留下一块包头布，到第二年再去对。过年时的每天晚上，老人和妇女们一边品尝酒肴，一边跳大鼓舞，男女青年们乘此时机谈情说爱，寻找自己的情侣。

篇3

以丝绸之路而闻名於世的新疆，很早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如今总人口1600多万，包括47个民族，其中维吾尔族是主体民族；而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锡伯、塔吉克、乌孜别克、满、达斡尔、塔塔尔、俄罗斯等12个民族在新疆也有较长的居住历史。此外，东乡、壮、撒拉、藏、苗、彝、布依、朝鲜等34个民族8万多人，则是上世纪50年代前后从中国内地及其它边陲地区迁徙而来。新疆各民族团结地生活在一起，新疆少数民族的体育运动与长期劳动生活联系密切，每种运动都与本民族的特点紧密联系，民族体育丰富多彩.仅哈萨克族运动就有叼羊、姑娘追、赛马、套马、马上摔跤、跑马射击、飞马捡手绢、马上拔河等多种形式,还有荡秋千、两人顶脚技巧、两人翻跟头等十多种项目,富有浓郁的民族生活气息.……下面就介绍几种少数民族的体育运动：

一、维吾尔族体育运动：

高空走绳，维吾尔语称之为“达瓦孜”，它是维吾尔族民间传统体育活动之一。“达瓦孜”起源于神话传说：古时空中出现了一种飞怪，呼风唤雨，残害黎民。

为了上天灭怪，有一位英武少年在地上竖起了一根30多米高的长竿，用一根60多米长的粗绳连接竿顶和地面，然后缘绳上天，与飞怪在天空决头，将怪诛杀。人民为了感戴这位青年，就开展了“达瓦孜”这项体育活动。

现在的高空走绳，表演起来惊心动魄，已兼有体育和杂技的双重特点。表演者手持长杆，不系保险带，在唢呐，羯鼓声中表演走绳；做侧身走绳、蒙眼走绳、倒立走绳、踩碟走绳、飞身跳绳等惊险动作。当他走到绳索最高处，突然，他身子一歪，从高空倒栽……，不禁使人“啊哟”一声，大惊失色，吓得赶紧闭上双眼。待等再睁眼看时，表演者却含笑继续在绳上表演。原来是他施展绝招，故意制造一场虚惊！

二、哈萨克族：

哈萨克族是一个热爱马的民族，在长期的牧区生活中，形成了许多与马相关联的有趣习俗。他们除进行赛马、叼羊、姑娘追等游戏外，还开展在马背上摔跤的活动，这不仅是一场精彩、激烈的角逐，而且也是蛮有风趣的表演。

每逢节假日或是喜事，草原上的哈萨克族牧民便在宽阔平坦的草原上摆开阵式，许多剽悍骏勇的骑手云集在一起，比赛是以打擂台的方式进行，本领强的先跳出来，寻找对手。有的“雄鹰”在马背上犹如在平地上灵活自如，连胜数人以至十几人也不被对手摔下马。但更多的时候却是棋逢对手难分胜负。比赛开始时，允许从不同角度出场，有时乘对方不备，迅速冲L—前去搂住后腰，将对方抱离马鞍，摔倒在地上。但经验丰富的赛手，警惕性极高，敏捷地转过身来，双脚紧紧地勾住马肚子上的肚带，顺着惯性将对方摔倒在地。选手在比赛时不仅自身的素质要好，而且选择坐骑也是十分重要的，一场精彩的比赛，选手们个个汗流浃背，而那骏马也像被雨淋过似的。

马背上的摔跤，不仅显示他们润熟的骑马本领，而且还展示他们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来源和技巧，与他们长期从事牧业生产有关，有的选手为了比赛时取得好成绩，从小抱羊羔、牛犊进行锻炼。据说，有的牧民抱起一二百公斤的小牛都不在话下，可以想像他们在马背上摔跤时将会何等威风。

“姑娘追”，哈萨克语称“克孜库瓦尔”，它是哈萨克青年们最喜爱的一种马上体育游戏，也是男女青年相互表白爱情的一种别致方式，常在喜庆时举行。关于“姑娘追”，有许多美丽的传说，其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有一只白天鹅化为女子，和一位猎人结为夫妻，成为哈萨克人的始祖。他俩结婚那天，骑着两匹白色的骏马，象白天鹅一样，飞来飞去，互相追逐。据说这就是姑娘追最早的由来。

“姑娘追”一般在夏秋季节繁花争艳的草原上举行，远近牧民都骑马前来参观。活动一开始一对对未婚青年男女向指定地点并辔慢行。去时，小伙子可向姑娘任意笑谑或求爱，姑娘只能默默倾听，不能生气；返程，小伙子必须策马急驰，姑娘则在后挥鞭追打。姑娘若追上小伙子可任意鞭打，有时还将帽子抽落在地，惹得观众一阵哄笑。如果姑娘对小伙有情，则会鞭下留情，只见鞭子在小伙子头上转圈虚晃，却不见鞭梢落身，或姑娘故意将鞭抽打到小伙子坐骑的马屁股上。场面热列，妙趣横生。

三、锡伯族：

射箭是锡伯族传统的体育项目之一，古代的锡伯人曾是“打牲部落”，以“渔猎为主”。锡伯人从小就练用绳吊膀子。膀子吊好后，就练射箭。同时配合训练的方法还有举重，托砖、吊沙袋、抬石滚等，以增加臂力。在训练中先练近射，后远射，先固定目标，后射活动目标，先步射，后骑射。现在，每当农历正月十五时还要举行射箭比赛，为优胜者颁发弓箭、袍和靴等奖品。现在每逢中秋节、春节、“四一八”节时，都要举行射箭表演和比赛。锡伯族人喜爱骑马射箭。因而，锡伯族享有“射箭民族”的美誉。

四、此外，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塔吉克和维吾尔等民族，都喜爱赛马，尤其是世代生长的天山、阿尔泰山草原上的哈萨克牧民，更是酷爱赛马运动，其竟赛技艺之高超，令人叹为观止。在元、明、清史料中，多处记载赛马和兵役制度相结合，成为当时国家的一项制度。那时的赛马运动还是王族，显贵们的重要娱乐项目之一，一般都在节庆之日举行。解放后，哈萨克草原上这种民族传统体育有了很大发展，盛大节日里，常举行群众性的赛马大会。优胜的马匹被誉为“拜盖阿特”(最好的马)，优秀的骑手则受到奖赏。

近年来，赛马又增添了许多新疆项目：障碍赛马、越野赛马、马球、马上射击、劈剌、盛装舞步赛，以及马车驾驭赛等，十分惊险精彩。

篇4

一是办公室工作。主持制定了《乌中旗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接待工作制度》等规章规范，主持起草了《政府工作报告》、《旗委扩大会议报告》等重要文件，受到主要领导和各级干部的高度评价。重点规范加强了办公室工作，制定了《办公室工作考核办法》，建立例会制度，实行挂牌上岗，公开接受监督。大力改进文风会风，压缩会议和文件数量。重新制定接待标准，创新接待形式，使接待工作走在了全市前列，乌拉特宾馆成功升级为国家二星级宾馆。

二是财政税收工作。全面调研、论证并主持实行200*年财政零基预算和苏木乡镇财税体制改革，在提升财政运行质量、调动苏木乡镇增收节支积极性方面收到了明显效果。在担任旗税收秩序整顿领导小组副组长期间，组织开展了税收秩序整顿工作，查补漏税款1300万元，不仅规范了纳税行为，做到了应收尽收，而且有力推动了全旗矿业秩序整顿进程。

三是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决定》、《关于对损害经济发展环境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政策法规，对执法部门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现象进行了从严治理。全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清理行政审批事项156项，发文取消57项。并于7月份正式启动了行政服务中心，进驻审批项目89项。为推进政府公开、扩大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在旗委任职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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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纠纷解决机制 启示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研究现状

目前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相关的研究主要包含有关少数民族民间法的研究之中涉及到调解等纠纷解决制度的介绍；从历史的纬度对传统调解等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演变及其社会背景的嬗变因素进行梳理和分析；对不同纠纷解决机制的结构、功能进行描述和分析，旨在构建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立足现实社会，从法社会学的角度对国家司法、行政在民间基层的实践进行描述和分析。①以上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方式、过程的真实材料和理论分析；虽然大都立足历史上的中国汉族地区，但我们研究对象—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比较落后，与外界相对隔绝、处于国家权力的末梢而传统相对保留完整，因此，作为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宏观背景的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对我们研究今天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之前学术界对民间法的研究主要体现为运用现代西方法律概念和范畴对习惯法规范本身进行注释和解读，应用典籍和文献调查等方法，但是，它却无法揭示民间法是如何实现它的目的和功能的，即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正义。我们的研究以民族地区“纠纷解决”为研究视角，通过对解纷机构（个人）、解纷程序、当事人的情况、其他参与人的状况及其互动关系等方面作出立体和动态的法社会学式的描述，力图通过“纠纷解决”这一习惯法的实践过程揭示少数民族服膺的独特的社会正义实现样式。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共分为四编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共分为四编，分别为基础编、机制编、结构—功能编与重构编。

基础编。该编研究方法主要包括：社会调查（走访、问卷），主要是对民族地区各类纠纷数量、纠纷类型、特点的统计；案例分析法，主要是对传统纠纷解决方式运行做过程描绘；比较法是不同的民族传统纠纷解决机制以及不同类型纠纷解决机制的比较。

机制编。该编主要研究各机制的传统与现状。“现代型”与“传统型”纠纷解决机制的模式比较，主要是调查研究现代的、形式正义的诉讼机制在农村传统社会遭遇的合法以及变革契机，并为其在整个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作用合理定位，为促进国家正式的司法制度在民族地区有效的贯彻落实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通过法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民族地区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发掘适合当代少数民族地区民主化发展的、理性的、有效的非正式的制度和习俗，将其与正式的制度有机整合，实现“民间”与“官方”在司法制度构建上的一次互动与合作。法律的功能之一是实现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正义。然而对社会正义与稳定的理解和感知则是“语境”化的，这决定了其实现机制和程序又是具体和多元化的。

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和处理。一是对纠纷解决“仪式”的寓意解读；二是作为解纷依据的民间法的表达，包括民间法的语言结构和意义系统；三是纠纷解决主体权威—世俗权威与宗教权威的基础，包括纠纷解决者的权威来源、特点以及权威者解决纠纷的策略和技术；四是当事人、其他程序参加人及其他社会成员观念、态度以及他们特殊的策略和技术—“武力炫耀”对纠纷解决的影响。五是传统纠纷解决机制正当性之深层社会结构和文化根源的分析。通过分析，我们找到了少数民族服膺于这种独特的社会正义与稳定的实现机制和程序的答案。

结构—功能编。该编主要研究各机制的结构与功能，并分析影响各种机制功能发挥的社会因素。

对基层法院、乡镇司法员、村委会调解、等官方和半官方的基层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成为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特色”纠纷解决机制的“参照系”。应当说，目前这些解纷机制更多的处于一种竞争关系而非互补、互动关系，因此，对有些民族地区基层法院门可落雀的现实困境以及背后制度障碍的分析恰可以反证传统“特色”纠纷解决机制的“供不应求”的原因。在这种制度比较中，我们确定了两个比较点，制度、程序的成本比较与人们对司法制度、程序正当性的法意识比较。八十年代以来，国家为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秩序的维护积极延伸国家权力的末梢，表现在增加基层官方与半官方的纠纷处理机构的设置。然而，九十年代以来，除基层警察组织之外，上述机构的功能逐渐式微，突出表现在基层派出法庭的撤并。除基层财政危机等因素以外，受地方主义影响，司法中立难保、不公甚至腐败引发司法正当性信任危机也是法院利用率偏低的重要因素。

重构编。该编主要研究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及“民间权威”型纠纷解决机制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良性互动。西部少数民族的各地方组织都注意协调与宗教权威的关系，努力探索一条既不允许宗教干预政治，又防止片面排斥宗教权威参与社会建设的新思路。②要处理好调解与审判的关系，坚决反对“零判决”。“能调则调，当判则判”。③

意义及启示

探索构建适合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价值渗透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目前，大调解就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体现，是回应中国问题的一种制度创新。

对“传统”的研究和“现代”的反思必然具有转型期的“阶段性”特点，转型时期的中国制定法的功能在于多方面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所以无论民族“传统”如何主张话语权力，从依法（主要是统一的国家法）治国的目标来看，其自身的正当性仍然需要在法治的框架内予以证明，其始终面临着与国家法的调适，而这些都需具体的制度与机制安排，否则民族法理论研究很难在操作层面上更好地发挥作用。因此，我们研究的落脚点应当是如何整合一套功能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价值相互渗透的多元纠纷解决系统。在此系统中，不同类型的纠纷解决机制因其结构和正当性基础的差异而适用于不同类型的纠纷，因此，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常见纠纷进行合理的类型化整理与分析是我们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可以为不同的纠纷解决机制进行功能定位。我们认为，在此系统中，诉讼程序应当发挥核心辐射功能，我们反对僵化的“社会稳定”观念和片面追求降低诉讼成本而无视诉讼程序正规化和审判标准“客观化”的要求。除解决纠纷外，诉讼审判还应当承担严格执行国家法律，为其他纠纷解决机制提供客观规范标准的法制化任务，使当事人能在获得合理预期的情况下真正理性地选择纠纷解决方式，决定坚持或退让。正式规范的诉讼程序不仅在审判结果上不断地确认和创造规范的实体法律标准，而且通过规范的程序运行向民族社区的人们展示一种可供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这种方式是“现代的”而且也应当是“最终的”。国家的法制通过这个过程将在实体与程序上提升传统的、半官方的、行政的纠纷解决机制的“现代”品质。

类似社会纠纷适用不同解决机制的原因在于某些社会生态因素影响力的差异。不同纠纷的性质和特点也要求多元化的纠纷解决体系。民间与国家的机制衔接、整合需要相互利用各自具有的不同“权力资源”，取长补短、相互支持。本研究集中体现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如何发展、整合传统与现代纠纷解决机制，形成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作者单位：乐山师范学院）

注释

①典型的著作有高其才：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谢晖、陈金钊：民间法，徐晓光：苗族习惯法的遗留、传承及其现代转型研究；曾代伟：巴楚民族文化圈研究—以法律文化的视角；张济民：青海藏区部落习惯法资料集；海乃拉莫、曲木约质：凉山彝族习惯法案例集成，陈金全：西南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龙大轩：乡土秩序与民间法律—羌族习惯法探析；［美］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柯恩：现代化前夕的中国调解；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日］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范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美］布莱克：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强世功：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以及法律是如何实践的—一起乡村民事调解案的分析；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喻中：乡村司法的图景—一个驻村干部的办案方式述论；徐昕：纠纷解决与社会和谐丛书；赵旭东：权力与公正—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与权威多元；［日］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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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少数民族;小学教育;口语交际;能力培养

【中国分类法】：G812.47

一、少数民族地区小学生口语交际能力存在的问题

少数民族地区小学生在口语交际方面由于受母语的影响，通常会把本民族语言的组句规律及不正确发音带入口语交际中，例如汉语“经济工作研讨会”，傈僳语则为“会研讨工作经济”；汉语“疯狗”，景颇语则为“狗疯”；汉语“我告诉你”，拉祜族则为“你我啊说给”；汉语“我帮你收拾”，傣族则为“我收拾你”；口语交际中的上声及轻声变调，譬如句子中的“理想”、“小艇”、“来吧”等的变调他们基本体现不出……语法上的差异，导致语句不通、逻辑混乱、颠三倒四、主谓宾分不清楚的语法、语调错误的现象尤为突出。

二、关于提升少数民族地区小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的途径

（一）在阅读教学当中提升口语交际能力

以“读”为本是小学语文教学的基本共识，因此在对少数民族小学生进行口语技能培养时，同样可以从读入手，根据不同的阅读内容，不同的学生状况，对口语交际能力教学进行安排，具体体现为：

1、通过读和背的形式来加强口语交际能力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首先可通过指导学生进行大量的阅读与背诵，使学生对汉语的语音、语调以及停顿等建立直观的感受和认识；其次通过大量的重复阅读和记忆来加强上述感受和作用。在实施过程当中，读的形式灵活多样，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以及学生状况来进行选择和确定，如齐读、分组诵读或者是制定个别参与集体诵读等，在此过程当中对学生进行纠正和指导，就能够较好的加强学生对于汉语口语的印象和掌握程度。

2、采用多种形式来对课文内容进行复述

多形式的复述课文内容不仅能够加强学生对于汉语口语的掌握和理解，还能够加深学生对汉语言的组织能力，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理想的小学语文教学模式，对于少数民族小学生的口语培养来说更是如此。当然，复述课文内容的前提就是学生本身对于教材内容有一定的记忆，这样才能够对所记忆的内容进行进一步的整理并通过自己的语言和逻辑表达出来。复述形式同样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如对全文进行复述或者是进行创造性复述等，都能够获得相当理想的口语教学效果。

3、根据教材内容进行发散式教学

在语文阅读教学过程当中，教师可以根据阅读材料本身具备的特点来启发学生进行创造性创作，也就是根据教材内容进行进一步的联想或想象。比如举一反三的对教材内容进行拓展，学生自行编制故事等，在发散式教学这一过程将涉及到许多汉语言的组织以及口语表达的训练，对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的培养是非常有帮助的，但这一种教学模式相对而言难度较大，因此在进行发散教学时教师的重点应当放在引导学生进行表达之上，而不是放在故事本身。

（三）利用汉语言教学的各个具体环节来提升口语交际能力

语言学习以及口语交际能力的培养并非一蹴而就，它很难通过一个简单的方法就直接达到理想的效果，而是需要一个长期培养的过程，就现实状况而言，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汉语言教学各个环节中渗透口语交际能力的培养。下文结合三个具体例子来进行说明。

1、利用看图说话

小学教材中涉及到的插图数量较多，而结合小学生的实际特点来说，更加容易接受图片形式，因此可以将看图说话作为口语交际能力培养的重要模式，具体来说，就是在引导学生充分观察、认识和理解画面的基础上让其思考画面所呈现的意义，然后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出来。这种模式在培养小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的同时还能提升小学生对小学语文教学的兴趣，能够加深小学生基本的语言文字理解能力，同样是非常理想的教学方式。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应用到口语交际能力培养教学中来的图画通常需要满足以下三个要求：一是画面的意图要明确，不能超越小学生的理解范围；二是画面要和小学生的实际生活有所关联，这样才能够吸引小学生的兴趣；三是画中内容要具有一定程度的关联性，这样才能保证学生在看到画面之后有话可说。

2、激励学生多在课堂上回答问题

学生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是传统和常见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对于少数民族口语交际能力的培养有特别的意义，主要对于小学生而言，课堂之上发言具有一定特殊性的，该环境下开口进行表达会给自己及其他学生留下深刻影响，因此对口语交际能力培养同样适用。但教师在课堂提问时要注意平衡性，要考虑学生的个性差异，为不积极发言的学生提供一定的表达机会，鼓励其开口说话。

3、结合少数民族自身特色

根据教材内容，结合民族习俗，积极创设生动、逼真、极富感染力的口语交际情境，调动学生内在真实情感体验，激发他们表达的强烈欲望。教师可充分运用教材中的“口语交际”主题，最大限度地运用现有的教学资源，大胆运用多媒体，积极创设学生踊跃参与的“口语交际”情景，激起学生口语交际欲望，激发他们口语交际的热情。由于受教材所设主题限制，边远山区少数民族低年级学生不一定熟悉，比如二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的口语交际主题是我们去“旅游”，要求学生以导游的身份给“游客”介绍自己知道的风景名胜，边远山区的孩子，能去到镇上赶个集就算是出了趟远门了，哪里有机会去看什么风景名胜？知道的屈指可数的风景名胜也只是“耳闻”，缺乏真实感受，这一口语交际主题就不适合本地学生的生活实际，教师可以结合当地民族风俗，重新设置交际环境，让学生以导游身份介绍自己民族的特有节日，如景颇族的“目瑙纵歌节”，佤族的“青苗节”、傣族的“泼水节”等等。

结语：在实际教学环境下提升少数民族小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的途径可以说是非常多的，教师可以根据教学条件以及学生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这其中更为重要的还是教师的引导作用和学生的积极参与，方式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教师应当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当中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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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电影《刘三姐》；民族性；时代性

一、 电影《刘三姐》和乔羽、雷振邦

影片《刘三姐》是建国初期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一部音乐山水风光片，故事取材于广西壮族著名歌手刘三姐的古老传说。该片由著名导演苏里指导，著名作曲家雷振邦谱曲，词坛巨匠乔羽编剧作词，黄婉秋主演，共同创作了这部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刘三姐是广西壮族地区流传已久的神话人物，相传她是唐代壮族的农家女，自幼音乐天赋极高，能够指物索歌，开口即成，且旋律优美动听。与她前来对歌的人络绎不绝，有时是一两天，有时是三五天，无不铩羽而归。她的才华遭到了流氓恶霸的嫉恨，后来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悄然逃脱，最后骑着鲤鱼飞天成仙。在本片中，刘三姐和哥哥刘二、老渔夫、阿牛、舟妹在河边过着亲如一家的生活，壮族姑娘们喜欢边采茶边唱山歌，但是地主恶霸莫怀仁为了霸占山上的茶叶，禁止百姓们上山采茶，刘三姐不但不听，反而扔倒了莫怀仁所立的“禁止采茶”的牌子。后来刘三姐提出，如果不让百姓们采茶，需要跟她对唱山歌，如果能赢过她，百姓们就不再上山采茶。莫怀仁请来了三个秀才，在船上和刘三姐对歌，结果一个个都在老百姓的奚落下落荒而逃。气急败坏的莫怀仁又使出毒计，将刘三姐抢到家中，威逼利诱，百般威胁。刘三姐则是坚贞不屈，后来在阿牛和百姓们的共同营救下，刘三姐成功逃脱，在新的地方继续教大家唱山歌，唤起大家与封建势力作斗争。当时的导演苏里，拍摄影片时无意中被开水烫伤，是在担架上完成影片创作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导演和词作家、曲作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收获了巨大的成功，在百花奖中斩获了多个奖项，成为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佳作。

担任该部影片歌词创作和编剧的是我国著名的词作家，有词坛泰斗之称的乔羽先生。半个世纪以来，乔老为我们写下了无数经典，成为我们时展的最鲜活的见证。1959年，乔羽在广西整理彩调戏的素材，被刘三姐的故事深深吸引，在进行了实地的考察和采风之后，他力邀苏里将这个故事拍成电影。于是苏里三下广西，和乔羽一起观看景色，研读山歌，一个楼上写剧本，一个楼下写分镜头，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一部经典影片的文学剧本和分镜头剧本竟然同时完成。在整部影片中，乔羽整理并运用了38首歌曲，每一首都是合辙押韵，朗朗上口；每一首都是机智幽默，隽永秀美，直到今天还在广为传唱。

担任该部影片作曲的是著名作曲家雷振邦先生，1955年他被调入长春电影制片厂，担任电影作曲。30多年间，他共完成了一百多首电影歌曲。雷振邦偏爱少数民族歌曲的创作，先后为白族、壮族、彝族、拉祜族、塔吉克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创作歌曲和音乐。他坚持深入生活，虚心地向民间艺术学习，形成了自己形象鲜明、情感优美，具有浓郁地方和民族色彩的音乐风格。在这部作品中，他广泛搜集了广西壮族民歌曲调，又根据影片需要，提炼出其中的精华，创作出一首首与歌词，与人物身份、情感十分贴切的，富于地方特色和民族色彩的优美旋律，为影片中的音乐增添了光彩。1960年在第二届百花奖中，他为影片《刘三姐》的谱曲，荣获最佳音乐奖。

二、电影《刘三姐》的歌曲赏析

（一）富于民族性和时代性的音乐旋律

我国有56个民族，每一个民族在其漫长的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都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音乐文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音乐的民族性。中国少数民族的音乐和汉族音乐的融合，使得两者都展示出了前所未有过的艺术魅力，给我们以全新的音乐感受。广西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民族，壮族人不论男女，从四五岁就开始唱歌，父教子，母教女，形成了幼年学歌、青年唱歌、老年教歌的传统，无论是日常劳动，还是婚丧嫁娶，都喜欢用歌唱来表达，甚至有时候连吵架都是以唱歌代替。所以广西地区素有“歌海”之称。在本片中，雷振邦先生创造性地将汉族的音乐元素，与广西各地民歌的曲调融合在一起，创作出与人物形象和人物情感十分贴切的、与广西地区优美的山色有机融合的优美旋律。例如《山顶有花山脚香》这首歌曲，这是一首C商调式的曲子，旋律流畅高亢，属于单声部山歌中的平调山歌，这也是在广西地区流传最广的一种歌曲形式，大多节奏舒缓，旋律柔和，富于歌唱气息。作者为了表现欢快和抒情两种风格在一首歌曲中的统一，特意采用了变拍子这种手法，即前半部分是四二拍，后半部分变成了四三拍，使得旋律的发展能出乎我们的意料，使得壮族歌曲更加富有新意。又如《什么结子高又高》这首歌曲，采用了对唱的形式。对唱是广西民歌中最常见，也是最有特色的演唱形式，带有浓厚的广西当地色彩,末尾加一句广西特有方言。歌手们各站半边，身后有着簇拥的乡亲，针锋相对，这边刚刚唱完，那边就接着予以有针对性的回应。在电影场景中，阿牛带领的男方和刘三姐带领的女方，在劳动休息时对歌，作者用轻松愉快的旋律，让他们唱出了生活中常见的怪现象，用你问我答的方式，展示出劳动人民的智慧。

在歌曲的时代性上，（所谓时代性，就是音乐是时代的反映，反映出当时社会中人们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作为一首少数民族歌曲，还要注意少数民族色彩和全民族色彩之间的有机平衡，即在保持原有的少数民族特色的同时，又要显示出一种全民族化色彩或者全民族观众的认同感。雷振邦先生的作曲就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影片中的音乐素材主要来自于关于刘三姐的彩调剧和流传于民间的山歌，雷振邦进行了深入的走访研究，在基本保留了原有曲调的前提下，运用现代作曲技法予以全新的演绎，让刘三姐家乡的观众听起来感到亲切和新鲜，让全国的观众听起来感到优美和富于地方民族色彩。例如《藤缠树》这首歌曲，这本是一首宜山山歌，四句歌词“山中只见藤缠树，世上哪见树缠藤，青藤若是不缠树，枉过一春又一春”。原歌只有两句旋律，后两句歌词和前两句歌词的旋律是一样的，在电影中，雷振邦就补齐了后面两句的旋律，广西地区的人民起先觉得别扭，但是听的次数多了，也渐渐地觉得好听了，后来这首歌曲传遍了全国，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性特征。

（二）歌词与旋律的完美融合

广西地区的民歌有着很大的随意性，就是说什么都可以唱成歌，信手拈来，脱口而出。特别是在对唱的时候，要求歌词具有形象性、针对性、合理性等特征，而且针对不同的题材，还要唱出不同的感受。而旋律也是和歌词密切相关的，不论是旋律、曲式还是节奏等，都需要和歌词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将歌词的艺术性、生活性予以完全的表达。同样，歌词也因为旋律，使得本身的音乐性得到了延伸，插上了音乐的翅膀。在影片中，乔羽和雷振邦用歌词和旋律描写了多个不同色彩的主题，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一直被传唱到今天。

1.爱情主题

片中的爱情主题是围绕着阿牛和刘三姐展开的，当刘三姐和小妹在修补渔网的时候，唱起了《花针引线线穿针》“花针引线线穿针，男儿不知女儿心，鸟儿倒知鱼在水，鱼儿不知鸟在林”。乔羽巧妙地运用了几个物象，即针、线、鱼儿、鸟儿，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少女情窦初开，但又不敢直接表达，不禁埋怨起对方愚笨的害羞少女形象。在影片最后的《藤缠树》中“竹子当收你不收，荀子当留你不留，绣球当捡你不捡，青藤若是不缠树，枉过一春又一春”。如果说之前还是带有羞涩的微怨，此时则是一次直观的表白了，希望自己和阿牛能够像藤和树一样，一生一世都紧紧地缠绕在一起，两人最后发出了结交定百年的誓言。在旋律上，两段歌曲采用的是一样的旋律，采用了四二拍的慢板，一方面用四二拍来营造一种欢快的气氛，一方面又用慢板营造出抒情的意境，歌词和旋律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2.劳动主题

在劳动中唱山歌是广西壮族人的传统，片中刘三姐和众多姑娘们在山中采茶时，就唱起了《采茶山歌》“采茶姐妹上茶山，一层白云一层天；满山茶树亲手种，辛苦换的茶满园”。歌词质朴，朗朗上口，像是一幅画一样展现在我们面前，蓝天白云下的茶园里，姑娘们三五成群地边唱歌边采茶叶，好一幅丰收的喜悦景象。旋律上采用了变拍子的手法，先是四二拍，后是四三拍，又是四二拍，像是配合采茶姑娘们的前后起伏的动作一样，用轻快的旋律把劳动者愉悦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让我们体会到了劳动生活的温馨。在《砍柴过岭又过坡》中“砍柴过岭又过坡，岭上山鸡尾拖拖。岭上山鸡尾摆摆，展翅飞过虎狼窝”。 “尾拖拖”“尾摆摆”这些叠字，是壮族山歌的特点之一，乔羽不但没有舍弃，反而又重新创作，使之合辙押韵，呈现出全新的艺术效果。还有在劳动休闲之余的男女对唱，那些猜谜歌词，充分显示出了劳动者的智慧，伴随着欢快的旋律，一种劳动的喜悦感油然而生。

3.讽刺主题

刘三姐唱出的是老百姓的心声，她用歌声表达了对于封建势力的蔑视和愤恨，激起了老百姓的共鸣。乔羽根据片中人物的形象特征，为他们量身打造出一段段唱词，对影片的情节发展和情感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不种芝麻他吃油》中“不种芝麻他吃油，不种桑田他穿绸，穷人血汉他喝尽，他是人间强盗头”。用形象的歌词和铿锵有力的旋律，把封建阶级那种不劳而获的丑恶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表现出老百姓对于他们的憎恶、愤恨和讽刺。在莫怀仁请来三个秀才与刘三姐对歌的那场戏中，三个自以为是的秀才目中无人，狂傲至极，不但没有占到半点便宜，反而让刘三姐骂得毫无招架之力。舟妹甚至巧用对方的问题，把他们三个人比喻成狗，直到把莫怀仁气得掉下了河。在音乐方面，凡是正面人物的音乐，都是欢快明朗，旋律顺畅，而反面人物的音乐，却是暗淡压抑，节奏缓慢，与歌词相配合，起到了很好的衬托作用。

三、结 语

影片《刘三姐》的拍摄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导演、作词、作曲三位大家中，也只有乔羽先生还健在，但是影片和影片中的歌曲却超越了时空和地域，直到今天还在广为传唱，它以人美、景美、歌美的“三美”魅力，为我们留下了一部经典之作。在该片的歌曲中，乔羽先生在当地民歌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加工，创作出完整的歌词脚本，每一首都是朗朗上口，充满情趣。雷振邦先生大量汲取了壮族民歌的山歌曲调，融合了包括汉族在内的多个民族的音乐元素，用现代作曲激发予以再度组合和美化，歌曲珠联璧合，加上黄婉秋动人的演唱，焕发出更加耀眼的艺术光泽。我们相信，不仅仅是已经走过的半个世纪，再过半个世纪，我们耳边仍然会响起这一首首动人的歌曲，因为优秀的艺术作品，是永远都不会被遗忘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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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章柏青,贾磊磊.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上册）［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9.

篇8

1西山地区基本情况概述

1.1自然概况

位于开远市的该西部山区为高原面风化切割的中山宽谷地貌，条状山形起伏，岩溶发育不完全，山原广阔，山谷箐沟众多，土层深厚。

1.2社会经济状况

据开远市农村经济情况统计年报和农户调查得知：2011年，西山人民人均产粮496kg，人均经济纯收入1448元，经济的发展不太平衡。

2西山地区农村产业结构的特点

2.1目前概况

2.1.1由于西山地区的气候条件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彝族村寨人民的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农产品，其余还有小麦、玉米等，林业收入来源于部分果树。2.1.2苗族地区相对彝族地区落后一点，苗族人民的收入来源主要依靠玉米和小麦，其他少部分来自于养殖业。人均纯收入只达到800元左右，小部分村民甚至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2.2存在的问题

西山人民栽种的蔬菜，由于是施用了传统化肥和有机肥，难免会被社会所淘汰。由于在同一块地上长期栽种同一种农作物，势必会影响土壤的有机质组成成分，降低土壤肥力，种出的蔬菜品质也将一年不如一年。总而言之，从现在开始，根据西山各方面的特点及本身存在的一点优势，对西山的农村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势在必行！

3西山地区存在的优势

3.1交通便利

2003年，修通了西山到开远市区的水泥路面，大大方便了西山人民的生产、生活，这成了西山地区最大的一个优势。

3.2具有典型的特色产品

西山地区生产着一种独有的特色果树——葫芦梨。此梨种可生吃、煮吃，也可经过加工泡制后形成水泡梨，水泡梨具有口感好，清热润肺、止咳去痰的功效，并且此梨树寿命长，盛果期也长。

3.3气候优势

西山地区由于海拔、地形、土壤等因素，虽然每年降雨量不多，但夜间露水重，就是所谓的有“夜潮”现象，农户栽种的蔬菜也主要是靠夜潮来生长，这是西山地区特有的气候优势。

4调整西山地区产业结构的实施办法

4.1建立西山地区万亩竹子生产基地

为了帮助西山地区农民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同时也是根据开远市林业局的发展项目的要求，通过认真调查研究，结合生态建设和拓宽农村致富途径，增强农村经济增长的后劲，于2012年3月提出建设西山地区万亩竹子生产基地的目标。4.1.1目的和意义竹子繁殖容易，生长快，收益周期短，经济周期长，产量高，用途广，一年栽种，三、四年管护，几十年受益。竹材是优秀的编织和工艺品原料，又是造纸和建筑的良材。竹笋甘甜味佳，可以鲜食，亦可以加工成笋干、笋丝，是天然的绿色保健食品，笋壳可作斗笠或提取人造丝，竹梢和竹枝可以加工成扫帚。建设西山竹子生产基地，就是利用我省地处东南亚季风气候、地理环境独特，竹类资源丰富的有利条件和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与“天保”工程，加快生态环境建设的契机，按照西部大开发云南行动框架的思路，开发竹产业，发展绿色经济。4.1.2项目概述西山竹子生产基地建设，选择笋材兼用大型从生良种甜竹、龙竹、麻竹和与之生物学特性相适应的立地条件下适地适树地利用退耕农地、荒草坡、灌木林地等集中连片同道路村舍四旁、沟箐等地零星种植相结合地营造一万亩速生丰产竹林。4.1.3项目实施按照规划，选择海拔1600米以下无重霜、土壤肥沃疏松、湿润深厚、背风及交通方便的立地环境作为造竹林地。经过一年种植、三四年管护，从第五年起竹林进入成熟采伐的收益期，经济周期预定10年，项目周期为14年，之后进行复壮或更新。4.1.4市场预测竹笋和竹材的销售，就开远地区而言，鲜笋的市场至少可以消耗三分之一，便利的交通条件，加工成笋干和笋丝后，可以进入国内外大中城市；而竹材仅造纸一项而言，本地就有明威公司的万吨纸机和市造纸厂两个生产龙头可以全部消化，发展竹产业的市场前景广阔。4.1.5投资计划及资金筹集按照项目的实施步骤，2012年投资竹林营造费663.94万元，生产管理费117.5万元；2013年投资竹林营造费663.94万元，生产管理费235万元；2014年投资竹林营造费995.91万元，生产管理费411.25万元；2015年投资竹林营造费1010.91万元，生产管理费587.5万元；2016年以后每年投资587.5万元的生产管理费。项目所需的资金，以农户（实体）自筹为主，各级财政和专项发展基金支持及银行信贷相结合多渠道筹集。大体以农户（实体）自筹70%，各级财政支持10%，专项发展基金支持10%，银行信贷10%为宜。4.1.6效益分析a.社会效益。竹林生产基地的建设，可带动全市条件适宜的广大山区发展竹子种植，形成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随着竹产业的发展，可以推动一系列竹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也为地方经济和财政收入培植新的增长点，其社会效益是不言而喻的。b.生态效益。竹林不仅可以形成优美的生态环境和景观，还具有固土保水、涵养水源的功能，对调节气候、净化空气、改善生态环境，为农业生产提供保护“屏障”的作用十分明显，生态效益显著。c.经济效益。从2015年起，开始有部份经济收益，进入2016年后，每年有3050万元的经济收入，在10年的经济周期里，共有30500万元的经济总收入。4.1.7总论从上述的分析论证可以看出，竹林项目的建设，既有适宜的环境气候的良好的立地条件为基础，又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全省发展绿色经济的大趋势，是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兼容。

4.2建立西山地区葫芦梨生产基地

篇9

关键词：少数民族；基本文化权利；集体文化权利；文化自由。

中图分类号：DF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959(2007)06－0021－07

文化和文化活动根植于整个人类社会，是一切人生活尤其是体面生活不可缺少的一种需要，因而从人性的角度而言，文化权利就成为人之为人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权利。文化权利在当今社会越来越受到重视，首先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其中文化需要的比重正在逐渐上升。其次，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我们国民素质提高的步伐落后于经济尤其是知识经济增长的步伐，相应地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又反作用于经济发展，使我们的社会进步受到了不应有的影响。再次，文化权利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密切相关。“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就要求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特别是他的文化，否则，和谐社会的构建将无从谈起。

少数民族也同样如此。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更应当受到加倍重视，这是由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性所决定的。在现实生活中，少数民族的人们因为人口少等种种原因，在国际社会往往成为易受伤害的弱势群体，他们的人权状况格外令人关注，其文化权利就更容易受到损害。中国在积极加强少数民族人权尤其是文化权利的保障的同时，也特别重视少数民族人权保障领域的国际合作。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障的首要议题之一就是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界定，如果离开了这一基础，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障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而探讨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内涵就成为本文的第一要务。本文将通过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与其相关概念的比较来分析其内涵，进而具体界定少数民族基本文化权利。

一、少数民族基本文化权利的定义

(一)关于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不同观点

屈学武认为，少数民族享用自己文化的权利，是少数民族权利的内容之一，简称民族文化权。它是指多民族国家或国际社会通过国内立法或国际约法的形式确认和保障少数民族权利主体，按照自己的民族文化方式生活、学习、工作的权利。

翟东堂认为：“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是少数民族人权最基本的内容之一，是自然的，不可让渡的权利。”他还对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外延做出了界定，认为文化权利包括：文学艺术权利、语言文字权利、饮食和服饰权利、节日权利、少数民族用品权利、少数民族建筑风格权利、历史遗址和文化的权利、传统体育权利、新闻出版权利、其它权利等。

肖泽晟认为，对文化权利加以保障的重点，应当是尊重少数民族以及边缘化群体的成员，同他们群体的其他成员一样，共同享有自己特有的文化、信奉和实行自己的宗教或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并积极采取措施防止这些群体的文化因民族一体化的推进而消失，因为即使没有国家的干预，即使没有存在毁灭它们的恶意，现代社会的权力关系结构、经济制度、大众传媒的影响以及一般的教育政策，少数人文化非常容易在无形中被蚕食和侵吞。从中可以看出，该种观点认为集体文化权利主要是少数民族的集体文化权利。

《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七条规定，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人人对由于他所创作的任何科学、文学或美术作品而产生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利益，有享受保护的权利。《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五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国承认人人有权：参加文化生活；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对其本人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享有受保护的权利。本公约缔约国为充分实现这一权利而采取的步骤应包括为保存、发展和传播科学和文化所必需的步骤。本公约缔约国承担尊重进行科学研究和创造性活动所不可缺少的自由。本公约缔约国认识到鼓励和发展科学与文化方面的国际接触和合作的好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7条的规定，在那些存在着人种的、宗教的或语言的少数人的国家中，不得否认这种少数人同他们的集团中的其他成员共同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和实行自己的宗教或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毫无疑问，从国际人权法的角度，文化权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少数人群体(包括少数民族)保持其固有生活方式及文化特性的权利，即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国内学者的观点是比较一致的，这一权利可以定义为提供适当方法，包括差别性待遇，以使少数人有别于人口大多数人的特征和传统得以保留，确保少数人的权利得以实现，并在尽可能的程度上与大多数人享受同等的条件。

根据一般的法治理论与平等原则，从外延上说，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应包含在公民的文化权利之中。《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五条中规定的文化权利的内容为每个公民所享有，当然包括少数民族成员在内。但是，如果仔细比较二者的内涵，少数民族由于其相对于普通公民而言的弱势地位，其文化权利具有天然的特殊性，即保持其文化特性以及固有的生活方式的权利，这又是普通公民所不具有的。概言之，从一定意义上讲，二者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

(二)少数民族基本文化权利的定义

通过以上对不同学者关于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概念的比较分析，本人认为，根据相关的国际公约以及中国《宪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少数民族文化权利包含少数民族成员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所享有的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开展文化创造的权利以及对个人进行文化艺术创造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享有受保护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七条确认了少数民族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和实行自己的宗教或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前者是少数民族个人的文化权利，后者既是少数民族的个人文化权利又是少数民族的集体文化权利，这种权利不仅意味少数民族成员个人发明创新及享受更多文化成果等权利，而且意味着少数民族个人坚持自己的文化的权利，即个人出生时所在群体的文化、个人生活环境的文化和个人认同的文化的权利。

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第27条”的第23号一般性意见》中也指出，虽然依照第27条受到保护的权利是个人的权利，他们取决于少数人群体维持其文化、语言和宗教的能力。对文化权利的保护，包括与土地资源的使用有联系的特定生活方式，这种情况在土著人中尤其如此。这种权利可能包括打渔、狩猎等传统活动和受到法律保护的住在保留区内的权利。其实，前述的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两个方面又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它们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因为：

首先，少数民族所进行的文化活动与创造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植根于其传统文化的，少数民族保持 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是其参与文化活动和开展文化创造的一个重要前提，这些活动本身就是少数民族在享受自己的文化成果。

其次，少数民族“对个人进行文化艺术创造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享有受保护权”这项权利主要由知识产权法加以规定，而知识产权法也是保障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一个重要手段。从保护措施上看，前述的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两个方面也是有共通之处的。

鉴于本人的能力以及本文的篇幅限制，本文所探讨的少数民族基本文化权利，主要指中国内部的各个少数民族集体保持其传统生活方式的权利，这是因为生活方式在人们的整个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

二、少数民族基本文化权利与相关概念的比较

(一)集体文化权利

肖泽晟认为，从广义上讲，文化权利既包含了自由权意义上的文化活动的自由，也包括受益权意义上的文化权利。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和两个人权公约主要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并得到了多方面的系统阐述。文化权利有个人的文化权利与集体的文化权利之分。作为集体的文化权利，指的是一个国家内的各群体，不被强加异域文化而得以保留自己有个性的文化(包括艺术、历史、文化财富等)，以及发展自己有个性的文化的权利。作为个人的文化权利，指的是人人有权要求国家积极采取措施保障自己可以自由参加文化活动，自由进行科学研究和创作活动，享受本人参加文化活动所产生的精神或物质上的利益，并分享科学技术进步的成果。

2006年1月，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对经经文公约第15条发表了第17号一般性建议，强调该条源自所有人的尊严和价值，这使人权与知识产权相区别，这种权利属于每个人，在一定条件下属于个人或社区组成的群体。从中可以看出。经社理事会也认为文化权利是可以作为集体权利而存在的。因而，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既是集体文化权利，也是个人文化权利。

(二)少数民族文化自由

认为，自由是以必然性为根据的。每个人所能进行的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界限是由法律规定的。法学意义上的自由是指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的自由，法的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律规定自由的性质、种类和范围；二是法律通过将自由转化为权利和设定法律责任两种方式来保护自由。

当自由转化为权利时，以自由权利形式表现出来的意志已经是国家的意志，由国家强制力加以保障的。对这个问题，可以从历史和规范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早期社会，法律对文化的规定较少，对权利的规定也很少，人是自在之人。在社会的发展中，因人类生活的复杂化及面临的问题的增加，越来越多的自由客观上需要法律的界定，关于权利的法律也多起来了。从规范意义上看，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的行为都是自由的，换言之，法律为人设定了自由的空间。另外，法律没有规定的，当然这里仅指赋权性规定，皆是人的自由空间。而这样的自由也是有界限的，即以不侵犯别人的权利为界限。此外，还有公共利益、公共道德、善良风俗等因素对法律的立法缺失的补充。因而，法律上的权利与自由的内涵是一致的，只是在其对应的义务的实现方式上存在着细微差别。简单地讲，与权利相对应的义务，强调义务人的积极作为来配合权利人行使其权利，多数情况下，没有义务人的履约行为，权利人的权利将无法实现；而与自由相对应的义务，则强调义务人的消极义务，即只要义务人不干涉、不阻碍、不作为，自由的享有者就可以顺利实现其自由。

(三)少数民族基本文化权利与集体文化权利、少数民族文化自由的比较

基于目前的资料，我们有理由认为，联合国的相关文献为我们确定了一个经典的文化权利的内涵，主要集中于文化权利的范围方面，但由于社会生活的不断变迁，文化权利的内涵会有新的发展加之世界上存在着众多发展程度不一的不同民族(种族、族群、文化集团)，因而必然会对文化权和这一概念基于不同的立场而有多种理解，中国《宪法》对文化权利的规定比较明确，但不是特别全面。

这里所谈的“少数民族基本文化权利”与肖泽晟教授所说的“集体文化权利”的内涵是基本一致的，前者包含在后者之中。之所以不使用两位学者所使用的这两个概念，是因为少数民族的集体文化权利并不限于“少数民族保持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的权利，还包括其对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和传统知识的权利或者说“文化产权”。其实，依照规范的法律术语，个人权利(个体权利)应称之为“自然人权利”，集体权利应称之为“组织权利”，因为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作为一种法律主体的表述方式，可见于很多部法律文本中，由于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是大家约定俗成的术语，可能这也是一种“文化”，本文也使用这一术语。本文主要是从集体文化权利的角度探讨少数民族保持其固有的生活方式的这一基本文化权利的。

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与文化自由也不例外。文化自由是人们所拥有的一种选择自我身份的自由――是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想做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以及不被剥夺其他重大选择的自由。文化群体的价值、制度和生活方式得不到尊重或承认，受到基于文化身份的歧视和处于不和境地时，文化自由就遭到了侵犯。

而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则要求政府履行积极的作为义务，提供各种支持或创造必要的条件来促使少数民族能够顺利实现其文化权利。在目前的国际人权法的体系内，少数民族的文化自由已经上升为一种法定的权利，即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事实上，我们平时所谈到的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是包含少数民族的文化自由在内的。

通俗地讲，我们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时必须要尊重这种文化的创造者――少数民族――的意愿，而不能违背它的意愿，不管涉及的是个人还是群体，不能用强迫的办法，必须尊重少数民族的选择自由。这不只是因为我们要尊重主体的自由，也因为没有主体的配合，我们就不能达到保护的目的。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少数民族生活在一种“不变的”状态里面。因此，要保护好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重要的是为少数民族提供选择和创造的机会，即尊重他们的文化自由。例如，我们要保护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就应该给这种文化的拥有者从小就具备了解自己文化的机会，让他们有可能对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产生认同感，有可能去创造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如果给了他们这种机会，即使最后他们选择了离开，我们也应当表示尊重，因为这是少数民族的文化自由。而对于我们这些“局外人”，要充分尊重少数民族对文化自由选择的权利，给他们提供自由发展的空间，维护其自由发展的轨道，使他们能够自觉地选择、采借、整合外来文化，实现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三、少数民族基本文化权利内涵的界定

少数民族基本文化权利内涵的界定主要是界定少数民族传统生活方式的范围，以及少数民族传统生活方式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将这样两个基本问题搞清楚了，少数民族基本文化权利的内涵也就明晰了。

(一)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范围的界定

由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属于在外延上不确定的概念。人们可以主张保护的对象到底有哪些，分别是什么，等等，都是无法准确回答的问题。此外，这种对象的不确 定性还在于，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会随着自然与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呈现出动态变化的状态。

这也给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障增加了相当的难度。一般认为，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包括有形文化财产和无形文化财产两大部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使世界各国的文化遗产(文物、建筑群和遗址等)、自然遗产、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珍惜和保护，其保护范围相当于有形文化财产，包括少数民族的有形文化财产，即少数民族的文物、建筑群和遗址等。

少数民族的无形文化财产应包含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之中。根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最后文本里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的是“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方式、知识、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被不同社区和群体在适应周围环境和自然的过程中和与其历史的互动中不断地再创造，为他们提供持续的认同感，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根据这个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五个大的方面：一是口头的传统和表现方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二是表演技艺；三是社交习俗和仪式节庆事件；四是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五是传统手工艺。这是一种立足于整个世界范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需要，适用于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的一般的、普遍的分类方法。可以通过少数民族基本文化权利进行保护的不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全部，我们可以排除的是前述的有形文化财产，尤其是列入中国《文物保护法》第二条规定范围的文物，这些文物属于国有。这些有形文化财产，不管是可移动的还是不可移动的，都应该从少数民族基本文化权利的保护中排除。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无形文化财产中哪些可以成为少数民族基本文化权利的客体，对于无形文化财产，现在通用的名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法律保护是非常必要的，但本人认为，不能“毕其功于一役”，通过一部法律来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全部问题，而应根据不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不同特点以及在其保护方面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分类保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出于法律保护研究的方便，可以粗略地分为这样三个大类，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包括口头的传统和表现方式、表演技艺等)、传统知识(包括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等)和传统生活方式(包括社交习俗和仪式节庆事件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五个方面可以归到前面所提的三个大类中，同时适应目前的立法现状。这样的分类仅是为了研究的方便而做的粗略分类，事实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是交织在一起的，很难做出明确的区分和分类。前述几种分类方式都是非常有科学道理的，前辈学者对文化分类所做的“二元结构说”、“三元结构说”、“四元结构说”等分类方法都是有科学道理的，尤其是“四元结构说”中所单独列出的“行为文化”这一类应属于传统生活方式的范畴，包括人的行为模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婚姻与家庭方式及各种风尚习俗、节日等。

对于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伯尔尼公约》第15条中规定，对于未发表的作品，如果作者身份不明，但有充分理由可以认定该作者是本联盟某一成员国之国民，则该国可立法指定某主管机构代表该作者在本联盟成员国内维护与行使该作者的权利。成员国在指定后应以书面声明方式通知wIPO总干事，后者再将此声明通知其他成员国。中国《著作权法》也将“口述作品”作为作品的一种进行保护。并授权国务院对民间文学的保护制定行政法规。可见，只要延长作品的保护期限，对于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法律保护问题，可以在著作权法的范围内解决。

近年来，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并逐渐为世界各国所重视的领域是少数民族的传统知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对传统知识范围的探索经历了一个过程，最初认为传统知识既包括产业领域的技术性知识，又包括民间文学艺术。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对于传统知识的定义，传统知识是指“基于传统的文学、艺术或科学作品；表演；发明；科学发现；外观设计；标记、名称和符号；未公开信息；和所有其他在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内产生的基于传统的发明和创造”。即把传统社区的全部知识活动和知识生产的产物划入其界域，所有一切在工业、科学、文学和艺术领域内，以传统为基础的由智力活动产生的一切创新和创造，都属于传统知识的范畴。后来对二者进行了区分，把传统知识界定为产业领域内的技术性知识，即在狭义上使用这一概念。(本文也是在狭义上使用传统知识这一概念)由于传统知识蕴涵着重大的经济价值，并成为生物科技时代技术创新的强有力的推动力，因而日益被世界各国所重视。国内学者对传统知识也有不同的看法，本人认为，传统知识的概念包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对于传统知识的定义的内容，即使是广义的传统知识，即“在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内产生的基于传统的发明和创造”，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观念表述、表现方式、知识、技能”可以囊括传统知识的这些方面，因而，我们没有必要单独为传统知识立法进行保护，但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为某一方面的传统知识进行单独立法，这些内容都可以认为包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中。关于传统知识，由于中国各地区都有着丰富的传统知识，中国的少数民族在这个问题上不具有特殊性，应该进行一体的共同保护，而不必特别强调少数民族的传统知识，尤其是地理标志是有效的保护途径之一，因而，对于少数民族的传统知识也不必单独立法。

(二)少数民族传统生活方式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

对于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则主要是由于各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有别于主流社会的生活方式，这里的“生活方式”，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生活方式”条目，是指不同的个人、群体或社会成员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制约和价值观指导下，所形成的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全部活动形式与行为特征的体系。也有学者指出，生活方式是主体凭借一定的社会条件把生命纳入一定的文化模式而呈现的稳定的活动，活动的内容可以划分为四个方面，即劳动生活方式、物资消费生活方式、社会政治生活方式和文化娱乐生活方式。

应对其进行特别的保护，应成为少数民族基本文化权利保障的主要对象，主要有生活状态、本土风格、习俗、风俗、仪式、礼节、争端解决方法、管理方法、宗教、民间信仰、崇拜、语言等。当然，少数民族基本文化权利保障的对象还包括与其生活方式不可分割的一些其他传统文化。因而，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也包含少数民族保持其固有的生活方式的权利，因为不同的生活方式造就了不同的民族特点，从一定意义上讲，保障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就是保护其传统生活方式。就是保护这个民族。当然，少数民族传统生活方式中一些偏狭的、排他的、封闭的和落后的因素应予以排除。与此相对应的主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因为其处于强势则不需要对其提供特别的保护。

虽然学者对“生活方式”一词有不同的理解，但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中所说：“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

篇10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项目编号：09&ZD011）、西南民族大学学位点建设项目基金（项目编号：2011XWD-S0202）资助。

作者简介：郑长德（1962-），男，四川广元人，经济学博士，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大学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金融发展。四川 成都610041人口的职业结构是指全部就业人口中从事各类职业的人口的比例，反映了一个人口群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也反映了劳动者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境遇[1]。在我国的人口普查中，按专业把人口划分为如下类型：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

本文根据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三次人口普查数据[2][3][4]，研究分析了各民族在业人口的职业结构及其演变。文章首先讨论了汉族和少数民族总体的职业分布特征，其次重点分析了55个少数民族在业人口职业结构的族际差异，再次简要分析了人口职业结构与城镇化、受教育程度的关系，最后是结论和相关政策建议。一、少数民族人口职业分布的基本特征 （一）少数民族人口职业构成及其变化

从结构变化情况看，1990～2010年，总人口职业结构变化值为12402，汉族为13147，少数民族人口为8197，2000～2010年，在业人口职业结构变化值分别为：总人口32258，汉族33375，少数民族人口19157。这些数字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无论是总人口，还是汉族和少数民族，2000～2010年的结构变化值大于1990～2000年的结构变化值，进入21世纪头10年，各民族在业人口的职业流动比较大；二是比较起来，少数民族人口的结构变化值小于总人口和汉族人口，特别是2000～2010年，少数民族在业人口结构变化值大大低于总人口和汉族，这说明与总人口和汉族比较，西部大开发以来的十年并未给少数民族在业人口的职业结构带来成比例的变化。

分职业看，2010年与1990年比较，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总人口增加了0021个百分点，汉族增加了

上面的分析中，特别注意的是，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事业单位负责人，属于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他们拥有较多的组织资源，而企业单位负责人既拥有丰富的经济资源，也拥有较多的组织资源，他们是“社会中心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影响。从人口普查看，目前，少数民族在业人口中，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所占比例远低于总人口和汉族人口，而且1990年以来，这个比例还在下降，1990年为1286%，2000年为1114%，2010年为0934%。

（二）分性别职业结构

2010年在业人口中男性占比在总人口、汉族和少数民族间差异不大，分别为5535%、5547%和5395%，少数民族在业人口男性占比低于全国和汉族水平。分职业看，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中，无论是总人口，还是汉族或少数民族，男性占比均在74%左右，说明男性在领导职业中占有明显优势；在专业技术人员的男女构成比例中，女性稍高于男性；在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的男女构成比例中，男性高于女性，男性差不多占2/3；在商业、服务业人员中，女性高于男性，且少数民族女性占比要高出总人口和汉族人口2～3个百分点；在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中，男性稍高于女性；在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的男女构成比例中，男性显著高于女性，总人口中，男性为6837%，汉族在业人口中，男性占比6825%，少数民族在业人口中，男性占比7084%。

从变化看，1990～2010年，在业人口男女构成比例变化不大，总人口和汉族人口中，男性占比在55%左右，少数民族稍低，53%多点；分职业看，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中，男性占比在下降，比如少数民族从1990年的8902%，下降到2000年的8219%，2010年为7355%；专业技术人员中，男性占比也在下降，少数民族在业人口中，男性专业技术人员占比，1990年为5944%，2000年为5082%，2010年为4899%；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和商业、服务人员中，男性占比也在下降，如少数民族中，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的男性占比1990年为769%，2000年为7005%，2010年为6687%，商业服务人员的男性占比，1990年为4904%，2000年为4649%，2010年为4572%；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的性别构成中，总人口、汉族和少数民族变化不大，男性占比大体上保持在51%～52%之间，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中，男性占比均在上升，如少数民族，1990年为6864%，2000年为6954%，2010年为7084%。

在业人口职业分布中性别结构的这些变化，反映了女性地位在1990～2010年间的逐步提高，有更多的女性人口，特别是少数民族女性人口在向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和商业服务人员这些职业转移。表2中国人口职业结构的性别差异（男性（女），%）

从变异系数看，2010年变异系数最大的是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除开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为087，其次是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变异系数为085，专业技术人员073，商业、服务人员064，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058，差异最小的是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变异系数为026。

从变化看，1990～2010年变异系数先扩大后缩小的是：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变异系数处于不断下降的是：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人员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的变异系数基本稳定在025。

第三，各少数民族在业人口职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有所提高。虽然有德昂族、傈僳族、塔吉克族等大多数少数民族在业人口中，农民占绝对多数，比例在80%以上，但总体上各少数民族在业人口职业结构在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这可从职业多样化指数中看出来。

第四，各少数民族在业人口中，职业结构变化的总趋势是，农业劳动者占比在下降，而非农体力劳动者占比上升。（二）分职业族际差异

1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的族际差异

2010年，全国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占在业人口的177%，其中汉族为185%，少数民族总体为093%。55个少数民族中，这一阶层的分布比例差异很大，比例最高的是鄂伦春族（559%），最低的是德昂族（016%），最高是最低的35倍。高于全国平均数的有12个民族：鄂伦春族、俄罗斯族、高山族、朝鲜族、乌孜别克族、赫哲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京族、裕固族、锡伯族、满族；在全国平均数之下、少数民族总体比例之上的有13个：回族、柯尔克孜族、撒拉族、蒙古族、畲族、仫佬族、哈萨克族、仡佬族、塔塔尔族、土族、纳西族、保安族、塔吉克族；其余30个少数民族，这一阶层的比例均在093%之下。

从变化趋势看，2010年与1990年比较，这一阶层占比除京族、柯尔克孜族、撒拉族、畲族、仫佬族、仡佬族、土族、东乡族和拉祜族等有增加外，其余46个民族均不同程度下降；2010年与2000年比较，这一阶层占比上升的有畲族、珞巴族、仫佬族、土族、鄂伦春族、柯尔克孜族、撒拉族、基诺族、朝鲜族、仡佬族、毛南族、土家族、布朗族、壮族、黎族等15个民族，其余40个民族这一阶层占比均在下降。例如，藏族这一阶层占比：1990年为129%，2000年为1%，2010年为076%；维吾尔族这一阶层占比：1990年为087%，2000年为084%，2010年为047%。

以全国平均数和少数民族总体比例为依据，分析各少数民族这一阶层1990年来的变化，如表6所示。可以看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比例的少数民族数显著下降。

2专业技术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是指专门从事各种科学研究和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这类人员一般接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具有相应的专业技术知识，拥有较多的文化资源。2010年，这一阶层在全国的比例是683%，汉族为7%，少数民族总体是494%。从各少数民族看，这一阶层占比最高的是俄罗斯族（2427%），最低的是东乡族（153%），相差15倍。在55个少数民族中，这一阶层占比高于全国水平的有16个：俄罗斯族、赫哲族、塔塔尔族、鄂伦春族、乌孜别克族、达斡尔族、朝鲜族、鄂温克族、锡伯族、蒙古族、高山族、裕固族、纳西族、哈萨克族、满族、土族；在全国平均数之下、少数民族总体比例之上的有11个：京族、回族、仫佬族、仡佬族、柯尔克孜族、毛南族、白族、土家族、藏族、基诺族、塔吉克族；其余28个少数民族这一阶层占比在少数民族总体之下。

从变化看，2010年与1990年相比，这一阶层占比下降的有18个，不变的有1个，其余36个少数民族这一阶层占比在上升；与2000年比较，这一阶层占比下降的有16个少数民族，上升的有39个民族。

3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是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中从事行政业务、事务工作的人员以及从事安全保卫、消防等业务的人员，他们也从事脑力劳动，拥有一定的文化资源和组织资源。2010年这一阶层在全国的比例为432%，汉族为446%，少数民族总体为282%。

在55个少数民族中，这一阶层占比最高的是鄂伦春族（1853%），最低的是东乡族（093%），相差近20倍。从少数民族内部看，高于全国水平的有15个：鄂伦春族、俄罗斯族、乌孜别克族、高山族、赫哲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塔塔尔族、朝鲜族、锡伯族、裕固族、京族、纳西族、蒙古族、回族；在全国平均数之下、少数民族总体比例之上的有16个：仫佬族、满族、门巴族、哈萨克族、毛南族、土族、仡佬族、白族、保安族、珞巴族、柯尔克孜族、土家族、景颇族、畲族、怒族、基诺族；其余24个少数民族的这一阶层占比在282%之下。

4商业服务人员

商业、服务人员是指从事商业、餐饮、旅游、娱乐、运输、医疗辅助服务、社会和居民生活服务的人员以及农业服务人员，如森林防护人员、野生动物保护人员和动物防疫人员等。他们主要从事体力或半体力劳动，各种资源的占有都比较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大量的农业户口人员流入这一阶层，因此，这一阶层的人员将越来越多。2010年，这一阶层在全国的比例为1617%，汉族为1679%，少数民族总体为948%。

55个少数民族中，这一阶层占比最高的是朝鲜族（3297%），最低的是塔吉克族（188%），最高是最低的175倍。朝鲜族、京族、俄罗斯族、乌孜别克族、回族、撒拉族、鄂伦春族、高山族、赫哲族等9个民族在全国平均比例之上；锡伯族、畲族、达斡尔族、仫佬族、满族、纳西族、裕固族、鄂温克族、塔塔尔族、蒙古族、土家族、白族等12个这一阶层占比位于全国平均数和少数民族总体比例之间。其余34个少数民族的这一阶层占比在少数民族总体水平之下。

5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这一阶层人员包括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以及农、林、牧、渔业中的农产品和水产品加工人员、水利设施养护人员和农业专业机械操作人员，属于从事体力劳动的阶层。这一阶层占有的社会资源少。2010年全国在业人口中，这一阶层的比例为2248%，汉族为2341%，少数民族总体为1238%。

在55个少数民族中，2010年这一阶层占比最高的是畲族（2555%），最低是塔吉克族（226%），极差为2329个百分点。同时畲族也是占比在全国水平之上的唯一一个少数民族，占比在全国水平和少数民族总体水平之间的有21个少数民族：赫哲族、土家族、侗族、仡佬族、仫佬族、俄罗斯族、毛南族、布依族、乌孜别克族、苗族、朝鲜族、满族、高山族、回族、水族、壮族、白族、佤族、瑶族、锡伯族、土族；其余33个小于少数民族总体水平。

6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

这一阶层是直接从事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的人员，从事的是体力劳动，占有资源最少。2010年全国在业人口中，属于这一职业的占4833%，其中汉族为464%，少数民族为693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55个少数民族内部，这一阶层占在业人口比例最高的是德昂族（8969%），最小的是俄罗斯族（1634%），极差为7335个百分点。其中，俄罗斯族、朝鲜族、鄂伦春族、乌孜别克族、赫哲族、高山族等6个的比例在全国水平之下，有21个位于少数民族总体水平和全国水平之间：京族、畲族、达斡尔族、回族、锡伯族、塔塔尔族、仫佬族、鄂温克族、满族、土家族、仡佬族、蒙古族、毛南族、侗族、撒拉族、裕固族、白族、纳西族、土族、壮族、布依族；其余28个少数民族的比例高于少数民族总体水平。

从比较静态角度看，2010年与1990年比较，除俄罗斯族、塔吉克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塔塔尔族、高山族等6个民族，这个阶层占比在上升外，其余都不同程度在下降，其中畲族下降幅度最大，下降了3281个百分点；2010年与2000年比较，在业人口中，这一阶层占比上升的有：哈萨克族、鄂温克族、维吾尔族、门巴族、高山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其中塔塔尔族上升最大，达2283个百分点，其余48个少数民族均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是仡佬族，下降了2204个百分点。

从自然地理环境看，那些聚居地远离政治核心区和经济核心区、地理结构破碎、环境结构复杂的少数民族，现代化程度低，在业人口的职业结构中，农村体力劳动者占比很高；而那些聚居地离经济发达地区较近，地理环境比较完整的少数民族，现代化程度较高，因此在业人口职业结构中脑力劳动和城市劳动者占比较高。

从民族的政治分布上看，可以区分出自治民族和非自治民族。同一个民族在自治地，城市职业占比较高，而在散居地则较低。同一地区，自治民族的城市职业占比较高，而非自治民族的城市职业占比较低。

城镇化水平对在业人口的职业选择的影响是显然的[5]。城镇化水平高的民族，非农职业比例高，而且在城镇求职要求的技能水平在现阶段一般要高于农村，因此城镇化水平高的民族，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的比例也比较高，再者，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一般设在城镇，所以，在业人口中这类职业的比例在城镇化水平高的民族也高。简单的描述性统计表明，2010年55个少数民族城镇化水平与非农职业/农村职业的线性相关系数为06811，与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的线性相关系数为07292，与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占比的线性相关系数为06788。

从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来看，教育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在现代社会，一方面许多职业，特别是与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相关的职业，都规定了最低的学历学位门槛，另一方面，接受一定的教育水平，不仅是获得相关职业的能力的主要甚至是唯一途径，而且学历学位的信号显示功能也表明，具有某种学位是个人能力的信号揭示，因此教育是衡量个人能力的一个最重要的可度量指标，因而成为能力的最有效标志。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及相关人员这类脑力劳动者，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其文化素质总体上也高于其他阶层。对个人来说，受过中、高等教育是进入这些较高阶层的一个重要因素。受教育程度越高，流向社会地位较高阶层的可能性越大。如朝鲜族、俄罗斯族、塔塔尔族等民族2010年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技能劳动力比例都较高，这些民族在国家机关干部、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中占有较大比例。本文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对我国少数民族在业人口的职业结构的分析表明：

第一，少数民族总体的在业人口职业分布中，除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占比远远超过总人口和汉族外，其余各职业人口比例均低于总人口和汉族人口的水平。从变化看，1990年到2010年，除了农村劳动者占比下降这一基本趋势外，特别注意的是，少数民族在业人口中，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所占比例远低于总人口和汉族人口，而且1990年以来，这个比例还在下降。

第二，在业人口职业结构的性别差异及变化趋势说明女性地位在1990～2010年间的逐步提高，有更多的女性人口，特别是少数民族女性人口在向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和商业服务人员这些职业转移。

第三，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比例看，少数民族脑力劳动占比低，体力劳动占比超过90%，农村体力劳动占比接近70%。

第四，各少数民族在业人口职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有所提高。

第五，各少数民族间职业结构的族际差异显著。

第六，城镇化水平及人口受教育程度是决定在业人口职业结构的主要因素。

根据本文的研究，我们认为近十年来，少数民族的社会排斥程度在上升。这种上升已经和正在引起一些社会问题，甚至是政治稳定问题，应引起高度关注。因此，笔者建议：

首先，要进一步加强对少数民族教育的支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