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酒回灯重开宴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添酒回灯重开宴，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

2、秋夜我到浔阳江头送一位归客，冷风吹着枫叶和芦花秋声瑟瑟。我下马和客人在船上饯别设宴，举起酒杯要饮却无助兴的管弦。酒喝得不痛快更伤心将要分别，临别时夜茫茫江水倒映着明月。忽听得江面上传来琵琶清脆声；我忘却了回归客人也不想动身。循身轻轻探问弹琵琶的是何人？琵琶停了许久却迟迟没有动静。我们移船靠近邀请她出来相见；叫下人添酒回灯重新摆起酒宴。千呼万唤她才羞答答地走出来，还怀抱琵琶半遮着羞涩的脸面。转紧琴轴拨动琴弦试弹了几声；尚示成曲调那形态就非常有情。

3、诗人在这首诗中着力塑造了琵琶女的形象，通过它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中被侮辱被损害的乐伎、艺人的悲惨命运，抒发“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情。

（来源：文章屋网 ）

篇2

命曰《琵琶行》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

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

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

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

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

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

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

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

水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渐歇。

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

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

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

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

曲罢常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炉。

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消不知数。

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

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

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

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舱明月江水寒。

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

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

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

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

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

岂无山歌与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

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

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

篇3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

在这一曲隐喻很强的音乐演奏里,弹者满怀凄凉,沉落江湖,孤身空船;邀者情殷,听者入港;夜江寂静,秋月如鉴,都在绵绵不尽的余韵之中。它真实地把读者引入了音乐所展示的意境之中,使人如闻其声,甚至似乎都有亲临其境之感了。

一首好诗的魅力在于,使你的视觉和听觉都惬意起来,并且使心灵摇撼和波动起来。白居易的《琵琶行》里,写琵琶女弹奏的情节是形象和声音具佳的典型。人们读了这段诗之后,不得不承认,既仿佛看到了一个忧心愁容的琵琶女的形象,又听到了悦耳的令人心醉的琵琶乐曲。我们不难看出,《琵琶行》不仅有高度的概括力和不朽的艺术性,更重要的是通过诗歌我们还可以看到白居易对乐器的性能、演奏的方法、音响的效果等方面精辟的见解,是我们研究唐代音乐的重要文献。白居易非常喜欢音乐,同时也懂得欣赏音乐,而且还会亲自弹琴。他有两部著作《与元九书》和《论礼乐》集中体现了他的音乐思想。

首先白居易认为音乐是现实政治的反映。他在《策林》六十四中说:“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集中表达了音乐是政治的体现。他又在《策林》六十九中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以情,然后兴于嗟叹,而形于诗歌矣”。作者认为音乐的产生是“事”刺激人的感情的结果,而“事”就是与国家和人民有关的重大社会事件,也就是现实政治的具体体现。白居易说:“唯歌生民病”,体现了作者主张歌曲应当描写人民的痛苦和指责现实政治的弊病。这种见解在当时来说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进步意义,极其难能可贵。

由此,他从音乐与政治的关系提出要改善政治,在《策林》六十四中他又说“盖政和则情和,情和则声和,而安乐之音由是作焉。”他同时对那些主张取消民间音乐和专复“古器古曲”的极端复古派痛加批驳,他说“臣故以为销郑卫之声,复正始之音者,在乎善其政,和其情,不在乎改其器,易其曲也。”作者认为乐器只是发音的工具,而乐曲才是音乐思维所要表达的形象。

白居易特别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所以他也不赞成以唐玄宗为代表的最高统治者大搞民间音乐,白居易认为大搞民间音乐会增加人民负担。他说:“故臣以为谐神人和风俗者,在乎善其政,欢其心,不在乎变其音,极其声也。”他的这种强调改善政治,反对极端复古,反对统治阶级过分的音乐享受是符合劳动人民利益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民间音乐的发展。

在音乐的教育作用和作品的阶级标准问题上,白居易继承了儒家的观点。他认为“声”对人有很强的感染力,他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他认为“和人心,厚风俗”才是音乐的根本目的。他在音乐美学方面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说:“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惟唱声。”他明确提出了歌唱艺术的“声”(声音美)“情”(思想感情)兼备的原则。他反对当时流行的脱离作品的具体内容而去追求声音美的形式主义观点,这种美学思想对于今天来说仍然有借鉴意义。

但是白居易作为一个封建的士大夫和文人,他的音乐观点仍然是从巩固封建统治出发的。所以他提出“歌诗合为事而作”与“惟歌生民病”的口号,其目的无非是帮助统治者更好地进行统治。他另一方面的局限性在于一方面极力反对复古派的谬论,又极力推崇古乐,并要求“少抑郑声”限制民间音乐的发展。而他在音乐思想方面最大的偏颇的观点是反对少数民族音乐和外国音乐,是极其不可取的。

提到白居易,我们首先是把他当作一个具有较高成就的诗人来研究的,而研究其音乐思想,也有助于从另一个角度去全面和综合地去了解和研究其文学、政治和艺术的观点,从而达到对白居易的研究更加客观和具体。

参考文献:

[1]吴钊、刘东升:《中国音乐史略》,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

[2]孙继南、周柱铨:《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

篇4

但苏轼走向黄州又何尝不是带着渴求走来，带着超脱走来，带着重生走来，带着辉煌走来。“二律背反”、“穷而后工”、“史家不幸，诗家幸”在苏轼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卜算子・缺月挂疏桐》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即创作于此。如果说黄州带给了苏轼创作的辉煌，那么赤壁无疑是辉煌中的巅峰。苏轼神游赤壁，灵魂在矛盾中挣扎，生命在超脱中重生。

一、在凄苦中挣扎探寻灵魂的归宿

“苏轼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比冠，博通经史。”父洵虽大器晚成但饱读诗书，其母深明大义兼以忠义礼智信教之，可知儒家文化在他的思想中早已根深蒂固。“奋厉有当世志”的淑世精神必然是他生命的精魂，可是“乌台诗案”打碎了他的“忠君报国”梦。“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苏轼继承了《楚辞》中用“美人”隐喻君主的传统，“美人”指当朝神宗皇帝。遥望天一方，“山高皇帝远”，山水渺渺，我心渺渺，我梦亦渺渺。“一尊还酹江月”，苏轼祭奠的何止是江月而是自己的“忠君报国”。

“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放任小舟随它飘零，正是苏轼“灵”与“肉”、理想和现实失重的外化，残酷的政治迫害让他失去了归属感。“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箫声凄凉，歌声幽怨，潜蛟起舞，嫠妇夜泣，此恨绵绵，我心何往？种种意象无一不是对苏轼“灵”与“肉”的撕扯，他被折磨得痛苦不堪。“穷则思变”，他在纠结中寻找出路。“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入世”之路既然如此艰辛，为何不“乘风归去”走向道家“无己”、“无功”、“无名”的“出世”之境？

此时儒与道的矛盾也让苏轼陷入两难的境地。这一点在苏轼的《后赤壁赋》中也有所体现：“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既然不能“兼济天下”，也只能“独善其身”，这是古代士子的两重境界。苏轼也不能免俗。在“灵”与“肉”焦灼之时，在心无所属之刻，在灵魂深处他听到了隐者的召唤，苏轼做出了怎样的选择？“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想要遨游仙境，但终究知道“不可乎骤得”，真是恍然如梦。他在《水调歌头》中也写道：“我欲乘风归去， 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想早登仙境可是又难耐寒冷、凄清，还是人间好。“道士顾笑，予亦惊寤。开户视之，不见其处。”《后赤壁赋》中在道人向他抛来橄榄枝之时，却大梦初醒。可见苏轼最后还是摆脱了纠结，最后找到了心灵的归宿――对“忠君报国”、积极入世至死不渝。他是独一无二的苏轼，他不是“采菊东篱下”悠然的陶潜，也不会成为“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的王维。苏轼在苦痛的挣扎中最终找到了灵魂的归属。“心随境转是凡夫，境随心转是圣贤。”苏轼这位先哲自有他的“移山之法”。

二、以哲学之思走出生存之惑

苏轼采用了主客问答的形式与心灵对话，观照自我。“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在倾尽心中苦水之后，苏轼尝试以哲学之思解开生存之惑。江水日夜奔流， 却永无止境；月盈，月虚，却始终无消无长。从“变”的角度看，天地无时不刻不在变化，“人不可能同时踏入两条河流。”可见变是绝对的；反之，从“不变”的角度看宇宙万物皆是永恒的，人类更是生生不息，繁衍万世的。个体不过是“沧海一粟”，但人类的发展长河却是源远流长的。如果说吾生是须臾的“小我”，那么整个人类的繁衍生息就是永恒的“大我”，必将与天地同在。因此苏轼释然了，发出了“而又何羡乎”的感慨。

“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的曹操，“而今安在哉”？倒不如“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糜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珍惜拥有，把握现在，活在当下，放下姿态，留心身边的美景，岂不乐哉？苏轼重新审视着自己生命的价值正像林语堂在《坡传・序》中说的： “人生的每一刹那，只要连绵不断，也就美好可喜了。他的肉体虽然会死，他的精神在下一辈子，则可以成为天空的星、地上的河，可以闪亮照明，可以滋润营养。因而维持众生万物。”苏轼被贬到黄州以后，完成了“忠君报国”理想与个人价值观的重建。

其实，“大我”和“小我”并不矛盾。珍视自我，重新发现自我价值，心系苍生为百姓多做实事。把“小我”融入“大我”之中， 把忠君梦与个人梦有机结合，把“达则兼济天下”与“穷则独善其身”的士子两重境界合二为一是苏轼的一大超越，不仅超越了梦想更超越了生命。想清楚了这些，苏轼与客又“添酒回灯重开宴”：“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如果说文章的开篇他与客在借酒浇愁，那么结尾走出生存之惑的苏轼在以酒庆祝，庆祝自己的新生。正像余秋雨在《坡突围》中所说，他“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得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而苏轼在被贬黄州后的作为更是为他这种超脱、豁然的心声提供了最好的佐证。他带领百姓兴修水利，建造堤坝，成立“救儿会”布施慈善，惠泽一方百姓。

篇5

关键词： 《琵琶行》 许渊冲 杨宪益 翻译思想 差异

许渊冲与杨宪益并为我国翻译界德高望重的翻译大家。特别是两位前辈都致力于把中国优美的古典诗词译成英文，且成绩斐然。然而在翻译理念上两位大师又大相径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译风。现结合对二人都曾翻译过的七言古诗《琵琶行》的文本，对他们关于中国古典诗词翻译思想的差异作一述评。

首先，两位译者对于译文的形式美有各自不同的追求。许渊冲曾这样评价自己：“世界上唯一把中文诗翻译成英法韵文的。”中文古诗词平仄、韵律及句数的要求非常严格，就像“戴着手铐脚镣跳舞一样”。许渊冲在翻译中也自觉地戴上了这副“手铐脚镣”，他主张译诗除了要传达原诗内容外，还要尽可能传达原诗的形式和音韵，使译文拥有和谐统一与美感。在论及译诗“意美”、“音美”与“形美”这三者的关系时，许渊冲认为：“三美的重要性不是鼎足三分的。最重要的是‘意美’，其次是‘音美’，再次是‘形美’。押韵的‘音美’和整齐的‘形美’是必要条件，而‘意美’既是必需条件，又是充分条件。”［1］（P131）这首《琵琶行》的英译也正体现了他的上述艺术追求。许译是以古法文诗的“亚历山大体”，即每行含十二个音节的抑扬格来译七言诗的。通篇成对押韵，而且对一些汉语特有的语言手法也应尽量照顾到。如把“弦弦掩抑声声思”译为“the note on note she struck with pathos deep and strong.”，连续两个“note”的叠用不仅保持了原文的形式美，而且很好地向读者传达了琵琶女在音乐中感情的起伏。再如“水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渐歇”，许译作“but the stream seemed so cold as to congeal the string， and from congealed strings no more sound was heard to ring.”把原作的顶真格很自然地表现了出来。

杨宪益认为译诗并不必须要与原作诗词的形式美相契合，以诗译诗固然是可供选择的翻译手段，但不是唯一的手段。以诗译诗是以决不损害原意为前提的。在这首《琵琶行》的翻译上，杨宪益通篇用散体翻译。不过，在有些诗句的翻译上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他对形式美的考虑。如“添酒回灯重开宴”一句，杨宪益译作：“Call for more wine， trim the lamp and resume our feast.”与原作句子结构一致，同时也对应了原作中欢快的情绪。可以明确的是，两人翻译理念在译诗形式美的问题上并无冲突。只是许强调形美音兼备（在三者不可得兼得的情况下，那么，可以先不要求音似，也可以不要求形似），而杨更强调意在形先而已。

其次，在翻译的忠实观方面，许渊冲认为翻译的忠实包括内容形式风格三个方面。既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又忠实于原文的形式是直译，但是在有些情况下直译只能做到明确（意似）和准确（形似），而无法做到精确（神似）。这个缺憾要靠只忠实于原文内容而不忠实于原文形式的意译来弥补，所以他提出直译、意译并用以求通顺。“如果符合对等原则的译文，不如再创论和神似论的译文更能使人知之、好之、乐之，那么，应该修改或放弃的是对等原则的译文，而不应该是再创论和神似论的译文”。［2］（P55）而杨宪益的翻译观大体上可归入直译一类。他强调“译者应尽量忠实于原文的形象，既不要夸张，也不要夹带任何别的东西”。［3］（P287-288）必须非常忠实于原文是他翻译实践中一贯的原则，从他的翻译实践来看，他对忠实于原文的内容与形式考虑较多，而对忠实于原文的风格考虑较少或作次要处理了。两人的这种翻译观同样在这首英译的《琵琶行》中得到了体现。如“主人忘归客不发”一句。杨译完全按原文直观的意思译出：“the host forget to turn back， the guest delays going.”而许渊冲译作:“I forgot go home and the guest stood spell-bound.”为什么主人忘了回家客人也不走了呢？是被琵琶曲的魅力吸引住了，所以许译就补出了原文内容所有而原文内容所无的东西，这按许氏译论说来就叫传神。应该明确一点，杨译是直译，而非硬译（宁信勿顺），他对原作形式的忠实并不是亦步亦趋的。比如起首两句：“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这句诗的诗眼也是翻译的难点都在最后的三个字上。“瑟瑟”，乃指风吹枫荻的声音。这句诗纯由名词短语相缀。杨宪益变通地把“瑟瑟”转成了形容词形式：“chill the autumn， red the maple leaves and in flower the reeds.”许渊冲则把“瑟瑟”转成了动词“叹息”把这句译为：“One night by riverside I bade a friend goodbye/In maple leaves and rushes autumn seemed to sigh.”当然，把秋天拟人化的表达更能表现秋意萧索、醉不成欢的气氛，尽管这种表达是原作所无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许渊冲翻译观中对语言美的不遗余力的追求。他认为翻译是艺术而非科学，既然是艺术，就要勇于为了语言美而突破各种清规戒律。优化的译文不仅要达意，更要传情。杨宪益主张为了达意而有限的变通，而许渊冲主张为了传情可以破除一切限制（达意在他看来只是一个低标准）。再举两个例子。“未成曲调先有情”杨译作：“Touching our hearts before even the tune is played.”许译作：“Before a tune was played we heard her feelings sing.”“先有情”是说在琵琶声中听众被演奏者流露出的情感所打动。两人的译文都做到了达意。但“we heard her feelings sing”显得更轻灵隽永，在传情上更胜一筹。“说尽心中无限事”杨宪益是这样译的：“as if voicing the disillusion of a lifetime.”原诗中的“无限事”在意义上涵盖了女主人公值得同情的个人遭遇，但只是含蓄地说“无限事”，就收到了不言辛酸而辛酸自见的艺术效果。而原文的这种微妙的表达形式是不可能对等译出的。杨宪益以达意为最高要求，于是就在译文中直接明确地用“生活的幻灭”替换了原作的语言形式。而许渊冲显然不愿接受以艺术感染力的丧失为代价换取的达意：“on and on to pour out her overflowing heart.”“overflowing heart”一词既含蓄，又赋予无形的愁绪以形象感，可谓深得原诗情韵。

最后，文化信息理解的重构问题。许渊冲赞同袁霈的观点，认为中国诗词富有情韵美，而西方对等的词语只能译出这些词语本身原来的含义，无法译出诗化的各种感情和韵味，所以只能用再创作的方法才能解决真与美的矛盾。中文的优势是含意丰富，英文的优势是精确，在翻译的时候就要尽可能发挥译语的优势，把模糊的原文译为明确的英文。而杨宪益认为：“在文学中有许多其它的因素构成原文的某些含义，要在翻译中把这些涵义传达给文化不同的人则是根本不可能的。例如：对中国读者来说，中国诗词中的一棵垂柳就有某种油然而生的联想，已成另一种语言，则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引起这种联想。”［3］（P287-288）既然在翻译中传达一种文化意义是不可能的，所以杨宪益反对过分强调创造性。“因为这样一来，就不是翻译而是改写了”。［3］（P287-288）他主张运用适当手段予以解决，比如加脚注说明，或者实在找不到等同的东西，宁可牺牲一些原文的意思。我们还是通过译例分析他们各自的翻译观在实践中的运用。“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这两句两人分别译为：“What is to be heard here from daybreak till night fall， But gibbons’sad cry and cuckoo’s‘home-going’call?”（许）“From dawn till dusk I hear no other sounds，But the wailing of night-jars and the moaning of apes.”（杨）杜鹃鸣叫悲厉。据古人的说法，它叫的时间长了嘴里会淌出血，当然这个词有一定中国文化背景。杜鹃相传为古蜀帝杜宇的魂所化。它的哀鸣能打动旅客思家的心情，故又称思归催归。杜鹃啼血已经成为固定化了的艺术形象，这种形象会引发天涯羁旅、游子思归等一系列意象群。杨宪益把杜鹃啼血译为“wailing of night-jars”，而没有将原文中隐含的一系列意象群进行语义的凸现。在他的译诗中，译者仍是原诗的文化身份，仍以相对于“我者”（即英语文化）的“他者”（即汉语文化）来切入他的翻译过程。许渊冲的做法恰是反其道而行。他在“杜鹃”一词后加上“home-going call”，就是要使“杜鹃”这个词透出的文化内涵显明化。很明显，他的译诗关照的对象乃是不具备中国文化背景的西方读者。

综上所述，杨宪益与许渊冲在中国古典诗词译论上的差异主要是译文忠实观的差异。这一差异的产生在于两人文学翻译标准的不同。许渊冲认为：“意似是个对不对，真不真的问题，不对不真，不能算是翻译；神似却算是个好不好、美不美的问题，对而不好，真而不美，可以算是翻译，但不能算是文学，又对又好，又真又美，才能算是翻译文学。‘真’是文学翻译的低标准，‘美’才是文学翻译的高标准。”［1］（P20）而杨宪益的翻译标准是建立在“信”的基础上的。他曾说:“我重视原文，比较强调‘信’。古人说了三个字:信、达、雅。当然，光‘信’不‘达’也是不可能，那是不要人懂。所谓‘信’，就是不能（和原文）走得太远。如外国人觉得rose（玫瑰）很了不起，而中国人觉得牡丹是最好的，把玫瑰翻译成牡丹，这就只做到了‘达’，忽略了信。”［4］这段话突出说明了杨宪益对翻译改写论的排斥态度。

许译看重的是译者与译文读者交互主体性的发挥。他的翻译要实现的目的是通过对原文的改写，使译文尽量带给译文读者以原文带给原文读者那样的审美。而在杨宪益汉诗英译的翻译实践中，读者的审美并非是他关注的重点。杨宪益的译文中意象与符号的表达始终要维护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质。深而言之，两人文学翻译标准差异的根源正是对翻译的主体性认识的不同。

参考文献：

［1］许渊冲.翻译的艺术［M］.北京：五洲传播出出版社，2006.

［2］张智中.许渊冲与翻译艺术［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