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犹江海范文
时间：2023-03-28 04:18:24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孔子犹江海，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其实给孩子讲故事并没有所谓对或错的方法，父母与孩子接触的时间最长，当然也应该最了解孩子的性格，所以说故事的手法，应针对孩子的个性而定，信手拈来的事物都是题材。比如说一则自已熟悉的故事，内容可以是家长本身的经历或是家族的历史，这些信手拈来的事物都是引人入胜的素材。而且讲自身的故事，情节早已在脑子里根深蒂固，只要“叙事”便可，这不但可以解救家长不知如何给孩子讲故事的窘境，同时也可以让孩子对父母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讲故事与阅读有别，翻阅书本时，如果文字过长，我们可以暂停，让思绪沉淀后再继续。讲故事则不同，过多的文字陈述容易分散孩子的注意力，也使他们失去耐心。吸引孩子注意力的往往不是故事的内容，而是呈现手法，这包括动作、语调，讲者的脸部表情等等。配合动作及语调可以把故事视觉化，不只可听，还“看得到”故事。
很多父母喜欢在孩子临睡前讲故事，其实讲故事不一定非在睡觉前，任何时候都是可以讲故事的，比如在候车室、火车上或是上学的路途上。缺少时间和缺乏适合的地点不应该是父母拒绝为孩子讲故事的籍口，恰恰相反，父母应该尽量制造机会，常为孩子说故事，开启一扇能与孩子互动的门。
除了父母，也应该提倡教师以讲故事的方法来教学。老师给学生讲故事时首先要有信心，讲故事时同样不能忽视与孩子进行眼神的交流，从而与学生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家长及老师可以透过讲故事，传达一些人生价值观、道德观或是信息。例如给小孩说故事时，同时讲一些与社会活动息息相关的事，例如告诉他们有关残障人士的难处，培养他们的同理心，也让他们知道一些真实的人生经验等等。
其实听故事对许多孩子来说绝对是愉快的，故事匣子一打开，大部分孩子的注意力马上被吸引到故事里来了，大都能很快进入忘我境界。
讲故事实在是一项无需花费钱财的娱乐活动，只是花点时间就可给孩子带来无限欢乐。
除了这些浮于表面的好处，其实讲故事就好比是给孩子挑出一种剧本，说故事的人是引线，引导孩子在故事中听出精彩。例如可以游戏的形式来阐述故事内容，讲故事时，运用肢体、声音、脸部表情等技巧，参与的小孩，可以一会儿扮茶壶、一会儿又成了森林里的动物，当然非常热闹。
让孩子成为故事里的一员，有助于增强他们的沟通技巧；用对话的方式讲故事，则能使孩子间接学习如何在大众面前勇于表达，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父母常常给小孩讲故事可促进亲子交流，与孩子建立一个共同的话题，另外也可以透过观察孩子的表情，了解他们的个性及想法，缩短家长与孩子的距离。
给小孩讲故事有助于拓展儿童的创造能力，讲的故事内容不妨变化多一些，例如在说故事时突然停下问孩子故事下一步会是怎样，而他们的答案常常是出乎意料之外，天马行空。讲故事结局，也不妨随孩子的一句童言而改变。
篇2
关键词：儒家；道家；美学；水
中图分类号：B83-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7-0186-02
先秦时期，无论是在儒家美学还是在道家美学中，水都是一个重要范畴，呈现出不同的意象，使它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文明的象征，智慧的象征。但是儒家和道家对水的意象的阐释却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本文欲通过对二者的比较分析，试图揭示之。
一、先秦儒家美学中的水
在对水的观赏中，儒家认为人能从水中获得人生的启迪，开发人生的智慧。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
孔子将流逝的时间比喻成东去的流水，引人萌发生命无常，今昔兴衰的感嗟，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升腾于孔子心中，流露出了强烈的惜时观念，他看到了水的生生不息，永往直前与一去不返！因而对于水的尽头，孔子也做出了美妙的想象，因而他说“道不行乘将浮于海”。这是诗意的志向，也是返归自然的理想。在孔子的言行里，他把夜空里神秘的星斗，大地上的流水、松柏，都可以作为观赏的对象，把一个仁者、智者的心灵感动，融注于自然界之中，因而孟子称孔子“观水有术”，“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则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在这里讲，观水应有一定的讲究，也就是说，观水是要从水的形态流动形式中获得心灵感动的。
“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孟子•离娄下》）
“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孟子•尽心上》）
孟子所赞美的就是水的“义”，“唯无不流，至平而上”，孟子还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就好比水总是向下流一样，人的本性没有不善良的，水的本性也没有不向下流的。抛开孟子的“性善论”不说，这也不能不说是对水的谦卑的一种赞赏。
中国哲人对水的取象是多方面的，荀子则是更多地是在社会、道德的层面从水的意象中隐喻出人民力量的巨大。
《荀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统治者和人民的关系就像船与人的关系一样，水虽然能够承载船，但是一旦掀起巨浪也能把船吞没。所以说统治者要看到人民的巨大力量，应该顺应民心，安抚人民，否则其统治就会受到如同洪水般的威胁。荀子还说：“君者，也；民者，水也；圆而水圆……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以水为鉴，向统治者提出了为政之道。因而说，水有时也能具有一定的“破坏”作用。孔子曾说：“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矣。”
所以说，水不但可以产生万物，也同样可以毁灭万物。孟子也认识了这一点，他指出：水是按照自然规律和它的本性去流淌的，因而治水就是要因循着水的本性去引导水流和控制洪水。
二、先秦道家美学中的水
“水”是老子之学的主题特征之一，集“道”之所有特征于一身，非常形象地向人们展示了“道”的生命哲学的自然内涵。老子将具备天性物质的 “水”，与万物之灵即人的生命相结合，阐述老子生命哲学的自然本质，表现了水是老子富有自然哲学底蕴的生存理想。
“江涛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第六十六章》）
老子喜欢用川谷江海来比喻生命的处下居后，他认为，百川都能汇归于江海，就是因为水有向下的品性，以及江海能低洼处下的原因。生命也是一样，只有具备内敛不争的品性，谦下任物的德行，才能顺任自然，体现大道。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第七十八章》）
老子认为水是最柔弱的，但没有任何刚强之物能够摧毁它，因此，水才是天下最坚强的事物。 “柔”是老子生命哲学最重要的特征，而水又集“柔”于一身，突出体现了老子贵柔的思想。“柔”是水的特性，又是人生命的自然本能。而这里所说的“柔”的韧性便是生命所要具有的意志力，它是老子生命理想最高层次的追求，即对生命之美的向往，表现了老子以柔胜刚的理想目标，达到了生命韧度的真正再现。
在庄子这里，大自然已经完全成为诗人的审美对象，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已达到心物交融的境界，他总是不断的观察自然，深深的热爱着自然，不仅是自己活动在大自然中，而且让他想象中的圣人等皆活动于大自然之中。他站在一个极高的不动的位置，以“道”作为参照物来俯视宇宙万物，他以大为美，这自然就包括了山水万物之美。
“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企众止。”（《庄子•德充符》）
“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庄子•天道》）
在庄子看来，人以水为镜，可以获得一种宁静的启示，达到静谧澄明的境界，庄子认为平静的水可以照出人们的面目须眉，虚静祥和的心境也可以照出一个人的精神世界。老子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第十六章》）这也就是说人的精神本来就是宁静的，就像那平静的水面。
三、先秦儒家美学与道家美学中水的意象之差异
水的意象给了人启迪，给了人生的智慧，因而儒道两家都赞叹水，以水喻道，以水比德，但他们对水的赞叹又是不同的。
1,儒家欣赏的是活水，而道家欣赏的是静水。
儒家欣赏的是源头活水，是那种浩浩荡荡奔腾向前的流水，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所欣赏的就是这种奔腾不息的精神；孟子的“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孟子把有源的流水和无源的雨水作了比较，七八月间的雨水虽然密集，一下子排水渠道都满了，但由于它无本无原，过不了多久又干涸了，而从源泉流出来的水滚滚向前，昼夜不停，注满了坑坎之后又继续向前，直到流入大海。孟子指出只有有水源的流水，才会永不停息的奔腾，因此，万事万物都要有本有源，才不致枯竭，就像朱熹的诗句：“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浩瀚天边的海洋，水势汹涌，浪涛滚滚，就是因为有无数条大江大河在源源不断地流入它的怀抱。孟子眼中的水就是源头活水，它不畏坎坷，奋勇向前，它有蓬勃的生机，有奔腾不息的精神，所有这些，都值得人去效法，是人获得力量，获得启示的象征物。而道家取象的不是永往直前的流水而是宁静澄明的静水，从对静水的描绘中体现出对水的一种赞美，如“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企众止。”（《庄子•德充符》）、“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庄子•天道》）。在庄子看来，人以水为镜，可以获得一种宁静的启示，达到静谧澄明的境界。老子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第十六章》）这也就是说人的精神本来就是宁静的，只是由于外物的吸引，欲望的诱导，才使心灵失去了宁静，因此，回到原初回到自然即是心灵虚静状态。
2.儒家看到了水的勇猛，而道家看到了水的柔弱和谦卑。
儒道两家对水的赞赏另外的不同就是，儒家看到了水的凶猛及水所具有的摧毁万物的能力，如孟子：“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孟子•滕文公下》）。荀子：“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王制》）等；而道家则看重了水的柔弱，水的向善。《老子》中曾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认为水是最柔弱的，但没有任何刚强之物能够摧毁它，因此，水才是天下最坚强的事物；《老子》中也曾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第八章》）、“江涛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第六十六章》）很明显，《老子》所赞扬的也是水的谦卑，像江河吸引山涧溪流一样，圣人也应以卑下自居。
总之，先秦时期儒家和道家美学虽然有不同之处，分别从动和静、过程和结果等不同的视角对水进行了观察，但二者都是从以水为主要载体之一的大自然中寻找了本喻的源泉。在其中，水成为了一种文化的象征，文明的象征，智慧的象征；水的流动也是道德的流动，思想的流动，艺术的流动。在道德范围内一切高尚的词，诸如“德”、“仁”、“勇”、“智”、“正”、“善”“卑”等，在水的意象里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即便是最抽象的道德也永远与大自然融汇一起。这样，在对世界充满情感的观照中，大自然则充满了生机和诗意。
参考文献：
［1］李泽厚.论语今读［M］.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2］艾兰.水之道与德之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篇3
古人纪时，也采用十三时辰名称，即将一天分为十三时段，每一时段都有其名称：
“夜半”犹言半夜，零点之后。柳宗元《童区寄传》：“夜半，童自转，以缚即炉火烧绝之。”又称为“夜分”。“夜阑”则是指夜残，夜将尽时。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鸡鸣”，指拂晓之前。司马光《李雪夜袭蔡州》：“鸡鸣，雷止。”
“昧旦”指天将亮而未亮之时，破晓。《诗经・女曰鸡鸣》：“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又称作“昧爽”。《孔子家语・五仪》：“昧爽夙兴，正其衣冠。”《尚书・牧哲》“时甲子昧爽”句陆德明释：“昧爽，谓早旦也。”
“平旦”，指拂晓，天己亮。刘向《新序》：“君昧爽而栉冠，平旦而听朝。”“食日”也指拂晓。《左传・昭公五年》杨伯峻注：“盖日上其中者，日由地中上，鸡初鸣也；食日者，昧爽也。”又称为“平明”。卢纶《塞下曲》：“平明寻白羽，没在石中。”《仪礼・少牢馈食礼》“旦明行事”，郑玄注：“旦明，旦日质明。”又称“旦”。苏轼《登州谢上表》；“日将旦而四海明。”又称作“朝”。欧阳修《醉翁亭记》：“朝而往，暮而归。”又作“早”。蒲松龄《促织》；“成然之，早出暮归。”
“日出”，太阳升起，天亮了。《庄子・让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食时”，指早餐的时刻，相当于每天早上7―9时。《诗经・》：“崇朝其雨。”毛传：“崇，终也。从旦至食时为终朝。”又称“早食”。
“隅中”，临近中午的时候。《淮南子・天文训》：“(日)至于衡阳，是谓隅中。”
“日中”。指正午。《左传・昭公元年》：“叔孙归，曾天御叔孙以劳之，旦及日中不出。”又称为“亭午”。郦道元《三峡》：“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日月。”
“日”，太阳偏西。《字汇》：“，日昃也。”《尚书・天逸》“自朝至于日中昃”孔颖达传：“从朝至日不暇食。”孔颖达疏：“昃亦名，言日蹉跌而下，谓未时也。”又称为“昃”。《字汇》：“昃，日侧西也。”《易・离》：“日昃之离，何可久也。”“昃晷”则指过午。《旧唐书・李密传》：“平章百姓，一日万机，未晓求衣，昃晷不食。”
“晡时”，吃晚饭的时间，相当于“申时”，即15时―17时。司马光《李雪夜袭蔡州》：“晡时，门坏。”韩愈《赠侯喜》：“晡时坚坐到黄昏，手倦目劳方一起。”而“哺夕”指傍晚。
“日入”。指太阳下山。《粱传・庄公七年》：“日入至于星出，谓之昔。”亦称为“日下”。庸人李峤《奉教追赴九成宫途中口号》：“雨余林气静，日下山光夕。”
“黄昏”，日已落而天色未黑的时候。李商隐《乐游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又称为“夕”。范仲淹《岳阳楼记》：“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又称为“暮”。《木兰诗》：“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又称为“晚”。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又称为“昏”。《诗经・东门之杨》：“昏以为期，明星煌煌。”“夜昏”则指天刚黑的时候。《南史・徐孝客传》：“每夜昏之际，无故有声光。”
“人定”，夜深安息的时候。《孔雀东南飞》：“寂寞人定初。”表示夜深、半夜的词，有“夜中”、“夜午”、“夜分”、“宵分”、“夜艾”、“夜永”等。如：《国语・吴语》：“夜中，乃令服兵擐甲。”宋人王拱《闻见近录》：“一日召从官呼左右军官妓，置会夜午。”《后汉书・光武帝纪》：“讲论经理，夜分乃寐。”李贤注：“分犹半也。”唐李群玉《中秋越台看月》：“宵分凭栏望，应合见蓬莱。”陆游《秋晓书感》：“谈尽月痕知夜艾，飘残桐叶喜秋高。”唐人张乔《雨中宿僧院》：“夜永楼台雨，更深江海人。”
古人记时，还有分十时段者，即将白天分为五个时段：朝、禺、中、哺、夕；夜间也分为五个时段：甲(甲夜，一更一鼓)、乙(乙夜，二更二鼓)、丙(丙夜，三更三鼓)丁(丁夜，四更四鼓)、戊(戊夜，五更五鼓)。“更”是古代夜间的记事的单位，一夜分为五更，每更大约两个小时。如：唐代王度《古镜记》：“至一更，听之，谈笑自然。”清黄景仁《点绛唇》词：“细雨三更，帘外春阴卷。”《宋书・律历志中》：“到十五日四更二唱丑初始蚀，到四唱既蚀。”《孔雀东南飞》：“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打更的人被称为“更夫”、“更人”。每更时被称为一个“更次”。《水浒传》第86回：“没一个更次，煮的肉来。”“更深”指的是夜深。杜甫《火》：“流汗卧江亭，更深气如缕。”
古代夜间以击鼓来报更，故“鼓”用为“更”的代称。林觉民《与妻书》：“辛未三月念六夜四鼓，意洞手书。”姚鼎《登泰山记》；“戊申晦，五更，与子颍坐日观亭。”“更鼓”为报更的鼓声。苏轼《次韵定国见寄》：“默坐数更鼓，流水夜自逆。”
古代以漏滴计时，夜间凭漏滴传更，故有“更漏”之称，用以指夜间的时间。唐人戎昱《长安秋夕》：“八月更漏长，愁人起常早。”并以“更漏”指“更次”。清人昭《啸亭杂录》：“每夕鸣钟记更漏。”
古代还有一些不常见的记时用词，如明、宴食、正中、少正、大还、高舂、下舂等，所指时间不便于与地支记时相对应，故不举例。
篇4
关键词：绚丽美儒家美学观矛盾
现代美学理论认为，美有优美和壮美这两种基本形态，这样的分类方法是由西方美学史中的美与崇高演变而来的，而中国美学史还有另外一对与之相对应的概念，就是阴柔之美和阳刚之美。对美的形态作这样的分类，最早又可以追溯到孟子所说的“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孟子·尽心章句下》）。在美学理论中建立起这样的对应关系，就形成了一种误解，使人以为美只有这两种形态。但就美的基本形态而言，至少还有第三种美学形态：绚丽之美，只不过这种美学形态常常受到人们的鄙视和排斥，认为这种美比较俗气，而且对这种美的追求还表现出一种奢侈华靡的生活态度，有背于中国人崇尚俭朴、以朴素为美的传统观念，所以在美学著作中一般都闭口不谈还存在这样一种美学形态。
其实以朴素为美也还不能简单地看成是儒家的美学思想，对待朴素的美和绚丽的美，儒家美学思想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或者说二重性的标准。正确认识和评价儒家美学观中的这一内在矛盾，对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和美学理论的发展与完善应当是不无裨益的。
“大”并不完全等于壮美
中国现代美学对美的形态的划分，主要来源于西方美学史上对美与崇高的认识，而这样的划分方法恰好适应了中国传统的哲学观念。中国古典哲学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上》），世间的万事万物——乾与坤、天与地、阴与阳、刚与柔等等——都存在着相反相成的二元对立关系，《周易》：“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周易·系辞下》），“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周易·说卦》），“乾坤刚柔，比乐师忧”（《周易·杂卦》），“刚柔者，立本者也”（《周易·系辞下》），既从观念上，也从方法上确立了美的形态分类的哲学基础。
美学形态两分法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清代的古文家姚鼐对“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论述。作为古文家，姚鼐运用中国传统的哲学观念来解释美的形态的二元对立的特点：“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自诸子以降，其为文无弗有偏者。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镠铁；其于人也，如冯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其于人也，漻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煗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观其文，讽其音，则为文者之性情形状举以殊焉。”（姚鼐：《惜抱轩文集》卷六，《复鲁絜非书》）姚鼐对美的形态研究的独特贡献在于，他以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刚柔观念来解释文学创作风格的差异，并以丰富的比喻对文学风格的外部状态作了生动的描述，而以阴柔之美和阳刚之美这两种形态来概括中国的文学艺术创作的基本风格类型也比较切合实际。
我国早期开始引进西方美学思想时，便采用洋为中用的方法对美的形态作一分为二的划分。王国维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中最先提出“美之为物有二种：一曰优美，一曰壮美。”他根据西方美学史上英国美学家博克和德国哲学家康德关于美和崇高的论断来加以发挥，提出：“美学上之区别美也，大率分为二种，曰优美，曰宏壮。自巴克（按：即博克）及汗德（按：即康德）之书出，学者殆视此为精密之分类矣。”（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我以为，这就是我国现代美学理论对美的基本形态的最初的命名，此后，美学理论研究便沿用优美与壮美这两种形态来进行分类了。
现在我们可以来研究，能不能把孟子所说的“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中的“美”与“大”，比附于西方美学中的“美”与“崇高”观念。孟子是在这样的语境下作出这一论断的：
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谓善？何谓信？”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孟子·尽心下》）
孟子在这里讲的是人格美的问题，他把人格美分为六个等级：善、信、美、大、圣、神，逐步升级，逐步完善。他确定这六个等级的标准是“仁义”，如果人能够只追求符合仁义的东西（“可欲”），那就是“善”；如果能够遵循已经内化为自身所固有的仁义的原则而决不背离这一原则（“有诸己”），那就是“信”；而如果在此基础上把仁义的原则扩大到自己的全部人格（“充实”），这就不仅具备了善与信的品格，而且连外部的容貌、举止、风度也都能体现出仁义的原则，那就可以达到“美”；如果再进一步，使自己的容貌、举止、风度做到光彩照人，气象非凡（“充实而有光辉”），那就可以说是“大”了。
但是，孟子在这里所说的“美”与“大”，应当看作是对孔子有关人格美论述的诠释。《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泰伯》：“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在孔子看来，作为人格主体的人，只有其内在的仁义品格（“质”）与外在的容貌、举止、风度的美（“文”）做到了完全的统一（“文质彬彬”），才能称得上是“君子”。而尧就是这样的君子，用孟子所设定的标准来衡量，他不仅超过了“美”的标准（“焕乎！其有文章”），也超过了“大”与“圣”的标准，甚至达到了“神”的境界（“民无能名焉”）。
那么，能不能把孟子所说的“大”直接理解为崇高呢？我们就来看看什么是崇高？
对于自然界的崇高，康德作了这样的描述：
高耸而下垂威胁着人的断岩，天边层层堆叠的乌云里面挟着闪电在雷鸣，火山在狂暴肆虐之中，飓风带着它摧毁了的废墟，无边无界的海洋，怒涛狂啸着，一个洪流的高瀑，诸如此类的景象，在和它们相较量里，我们对它们抵拒的能力显得太渺小了。但是假使发现我们自己却是在安全地带，那么，这景象越可怕，就越对我们有吸引力。我们称呼这些对象为崇高，因它们提高了我们的精神力量越过平常的尺度，而让我们在内心里发现另一种类的抵抗的能力，这赋予我们勇气来和自然界的全能威力的假象较量一下。[1]
康德在这里所描述的崇高，与姚鼐对“阳刚之美”的论述也不是一回事：
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暗幽，则必无与于文者矣。……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温深徐婉之才，不易得也；然其尤难得者，必在乎天下之雄才也。（姚鼐：《惜抱轩文集》卷六，《复鲁絜非书》，着重点为笔者所加）
姚鼐从儒家的诗教“温柔敦厚”出发，并不强调阳刚之美的恐惧的一面，因此反对“刚者偾强而拂戾”，即因为强调阳刚之美而达到令人恐怖的地步，而主张“温深而徐婉”，即力求达到严而不厉，威而不骄的境界。所以严格地说阳刚之美也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崇高，更不能与孟子所说的“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中的“大”混为一谈了。
我们再来看王国维是怎样来描述“壮美”的：
后者（按：即壮美）则由一对象之形式越乎吾人知力所能驭之范围，或其形式大不利于吾人，而又觉其非人力所能抗，于是吾人保存自己之本能，遂超越乎利害之观念外而达观其对象之形式。如自然中之高山、大川、烈风、雷雨，艺术中伟大之宫室，悲惨之雕刻象、历史画、戏曲、小说等皆是也。（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
可以看出，他在这里所描述的“壮美”的景象，就来源于前引的康德对崇高的描述。
我们可以说，孟子所说的“大”，在现代美学理论中有三个几乎与其等值的概念：崇高、壮美、阳刚之美，其中崇高与壮美这两个概念，按王国维的理解是几乎完全一致的；阳刚之美与崇高和壮美这两个概念有一定的共同点；而孟子所说的“大”其实与这三个概念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如果把孟子所说的“充实之谓美”中的“美”解释成为美丽或者美好，尚且可以说接近于现代美学意义上的“优美”，那么“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中的“大”，不但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阳刚之美”或壮美，与现代美学理论中的崇高则相差更远了。这里的“大”，更多地表现为灿烂、辉煌，或者说就是绚丽之美，是与优美、壮美或者说阴柔之美、阳刚之美相并列的另外一种美的形态。而把绚丽之美作为一种独立的美学形态，正体现了儒家美学理论体系的特点。
绚丽之美：“礼”的一种标志
一般说来，儒家美学理论体系有其实用性的一面，他们重视事物内在的本质的美，反对雕琢装饰的美。据汉刘向《说苑》记载，孔子卜得“贲”卦，“喟然而叹息，意不平”，学生子张问他，“贲”是吉卦，为什么还要叹气？孔子回答他：“贲，非正色也”，“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宝珠不饰。何也？质有余者，不受饰也。”在孔子看来，事物具有内在的本质的美，就无须再添加外部的装饰，把外表的华丽看作是繁文缛节和铺张浪费，主张朴实与节俭，以达到“节用而爱人”（《论语·学而》）的目的。
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儒家美学理论体系的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对外在的形式美的重视。据《论语·八佾》记载：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朱熹对这段话的注释是：“绘事，绘画之事也。后素，后于素也。《考工记》曰：‘绘画之事后素功。’谓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彩。犹人有美质，然后可加文饰。”（引自顾易生、蒋凡：《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5页）这就是说，仁义是属于内在的美好的品质，礼是属于外表的装饰，就像绘画一样，先有了素白的底子，然后施加彩色。孔子赞赏子夏，就是因为他能够迅即颖悟到“礼”也是后加的。
把外表的美丽的装饰同“礼”联系在一起，体现了儒家美学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他们从“礼”的思想出发，把华美的雕饰看作是权力、地位、礼仪的象征。孔子曾经赞扬过禹“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论语·泰伯》），即讲究服饰之美。刘向《说苑》还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孔子见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处。弟子曰：‘夫子何为见此人乎？’曰：‘其质美而无文，吾欲说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门人不说，曰：‘何为见孔子乎？’曰：‘其质美而文繁，吾欲说而去其文。’”孔子很不赞赏“子桑伯子不衣冠而处”的作派，要去劝他注意外表的文饰，可见孔子很重视绚丽华美的外表。
孔子从“礼”出发对绚丽之美的肯定，在荀子的美学思想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荀子说：“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贵贱而已，不求其观。……《诗》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我王，纲纪四方。’此之谓也。”荀子甚至认为，对“为人主上者”的奢华的欲望应当尽量给以满足：“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不足以一民也”，“必将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以塞其目”（《荀子·富国》），为此他还批评“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荀子·解蔽》）。
汉语中的华贵、雍容华贵这些词语都表明，地位越高贵，装饰越华丽，而超越了地位的装饰就是僭越。《礼记·礼器》对华美的装饰从等级上作了规定：“天子龙衮，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为贵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称也。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谓之礼，匹士大牢而祭谓之攘。管仲镂簋朱紘，山节藻棁，君子以为滥矣。”相反，作为权力、地位、礼仪的象征，不加修饰也不行。据《大戴礼记·劝学》记载，孔子就说过：“野哉！君子不可以不学见人，不可以不饰。不饰无貌，无貌不敬，不敬无礼，无礼不立。夫远而有光者，饰也；近而逾明者，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才会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所以，笼统地说儒家反对华丽的装饰，主张朴素的美是不准确、不完全的。
《论语·颜渊》中还记录了一段关于绚丽之美的争论：“棘子城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也。’”子贡是孔子的得意弟子，他不同意棘子城对“文”的价值的否定，认为如果没有“文”与“质”的区别，就好像把虎豹的色彩斑斓的毛色去掉以后，虎豹的皮和犬羊的皮也就没有区别了。从文字的本义看，“文”就是指鸟兽身上华丽的花纹。《说文》：“文，错画也，象交文。”物一无文，所以在古代典籍中，“文”就具有华丽的雕饰的意思。《礼记·乐记》郑玄注：“文，犹美也，善也。”子贡的这一论述，鲜明地表述了儒家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承认绚丽之美作为一种美学形态，是具有独立的美学价值的，而子贡在这里所用的比喻也就成为儒家美学思想中的经典性的比喻。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就直接发挥了子贡的美学见解：“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他们的论述都继承了孔子关于“文”与“质”的关系的见解，强调了“文”的独立的美学价值。
子贡的见解对后来儒家美学思想的发展也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汉代的王充在《论衡》中就承认绚丽之美具有独立的美学价值，《超奇》篇说：“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量知》篇说：“绣之未刺，锦之未织，恒丝庸帛，何以异哉？加五彩之巧，施针缕之饰，文章炫耀，黼黻华虫，山龙日月。学士有文章之学，犹丝帛之有五色之巧也。”王充甚至认为，这种绚丽之美又与事物内在的美的本质有着天然生成的一致性，《论衡·书解》：“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彰者人弥明。大人德扩，其文炳；小人德炽，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积。……龙鳞有文，于蛇为神；凤羽五色，于鸟为君；虎猛，毛蚡蜦；龟知，背负文：四者体不质，于物为圣贤。且夫山无林则为土山，地无毛则为泻土，人无文则为仆人。土山无麋鹿，泻土无五谷，人无文德不为圣贤。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二气协和，圣贤禀受，法象本类，故多文采。瑞应符命，莫非文者。”从王充美学思想的整体倾向看，他还是力主美的简朴与实用的，但在这里，他却也注意到绚丽之美的客观存在，并且论述了这种美学形态与其所体现的权力、地位和礼仪的关系，因此也应当把这一段论述看作是他对儒家美学思想的发挥。
朴素为美并非儒家美学思想的本质特征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素来以朴素为美，认为朴实无华，清新自然，表现出优美的特征，是最高形态的美。在文学美学中，人们一直推崇李白的诗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古风二首》其一），“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寿陵失本步，笑杀邯郸人。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古风五十九首》其三十五）都表达了赞赏朴素清新、自然天成的美学倾向。应当承认，推崇这样的美学观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在强调“文以载道”的前提下，提倡文学表现的简洁与朴实，更能体现文学的功利性的价值。但同时也需要指出，这并非儒家美学思想的本质特征，而更多地体现了道、墨、法诸家的美学思想。
朴素，这两个字原本来源于《老子》：“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在时代的变革面前，对奴隶主统治阶级无限膨胀的欲望和奢侈的生活方式表现出极度的憎恶，希望回到“小国寡民”的上古社会去，因此提出了一些极端的主张，如“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他认为仅有这些消极的措施还不够，“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作为一种治国的原则就是这样提出来的。老子极端反对文学艺术的精巧与美丽：“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在他看来，一个人只要能够吃饱肚子（“为腹”）就行了，而无须考虑视觉的欲望（“不为目”）。那种美丽的色彩不但对人的心理是一种摧残，而且对整个社会都是很可怕的腐蚀剂。在美与真的关系上，老子认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真实可信的言词不美丽，而美丽的言词就不可信，既然如此，艺术创作就只能对客观存在的现实作简单的描摩与再现，而无须作艺术的修饰，这正是老子的“无为”、“大巧若拙”的思想在艺术创作领域的推广与贯彻，也正是朴素为美的美学观念的源头。
庄子美学从整体上看是追求宏大之美，《庄子》中的“逍遥游”、“秋水”等篇都表现出壮美的气势，但在对美的形态作理论上的阐述时，他却更多地强调朴素、自然、平淡的美，这使他与老子的美学思想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庄子·天道》：“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刻意》：“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漠，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这些论述都表明，庄子把朴素自然、恬淡无为作为美的最高形态，是符合天地之道的最高的美。基于这一美的理想境界，庄子痛感于绚丽之美，《庄子·骈拇》：“骈与明者，乱五色，文章，青黄黼黻之煌煌非乎？而离朱是也。”《庄子·天地》：“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曰五臭熏鼻，困惾中颡；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尤其是在《庄子·胠箧》中，他也同老子一样表现出对绚丽之美的深恶痛绝：“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鉤绳而弃规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这段话简直可以看作是对《老子》的“的立场，与老子也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严格地说是道家美学思想的核心理论。
墨子是春秋战国之际代表小生产者利益的思想家，《墨子》的“非乐”思想，具有明显的否定艺术与审美活动的倾向，对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以朴素为美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墨子·非乐》：
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刍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
对墨子的这段话，如果我们做一些具体分析就可以看出，他从下层劳动人民的立场出发，反对统治阶级穷奢极侈的生活方式，提倡俭朴节用，是有其合理一面的，至于他对绚丽之美采取的态度却还可以讨论。首先应该肯定，墨子认为造成这种美的物质基础是统治阶级“亏夺民衣食之财”的结果，而且，由于追求这种雕琢艳丽的美的效果，“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珮，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为身服。此非云益煗之情也，单财劳力，毕归之于无用也。以此观之，其为衣服，非为身体，皆为观好。是以其民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僻之民，欲国无乱，不可得也。”（《墨子·辞过》）既然有如此严重的后果，绚丽之美就更不值得提倡了。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应该看到，排除实用的功利主义的观点，墨子毕竟承认“刻镂华文章之色”、“锦绣文采靡曼之衣”所表现出的雕琢艳丽，在人的视觉感受中是美的，因此并不妨碍我们从美的形态研究的角度来肯定这种美的存在，研究这种美的形态的特征。
与墨家的“艺术有害论”一样，法家同样认为艺术既无用，又有害。韩非子否定一切艺术的创造，其标准就是是否有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录了一段齐国墨家学派田鸠与楚王的对话：“昔秦伯嫁其女于晋公子，令晋为之饰装，从文衣之媵七十人，至晋，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此可谓善嫁妾而未可谓善嫁女也。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韩非子用这两个故事来说明“以文害用”的道理，其实犯了一个逻辑的错误，因为“饰媵”与“饰女”、“饰椟”与“饰珠”并不是互相排斥的，秦伯和楚人的错误在于忽略了应该“饰”的主要目标，韩非子的错误则在于以秦伯和楚人的错误来证明“饰”是不必要的，从个别性的前提得出了普遍性的结论。但是，韩非子反对“文饰”却是具有普遍性的。在他看来，俭朴可以强邦，文饰则可能丧国，《韩非子·十过》：
昔者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饮于土铏，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宾服。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其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诸侯以为益侈，国之不服者十三。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缦帛为茵，蒋席颇缘，觞酌有采，而樽俎有饰，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没，殷人受之，作为大路，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觞酌刻镂，四壁垩墀，茵席雕文，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弥少，臣故曰俭其道也。
篇5
关键词：兴观群怨 大学生 人文素养
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教育家，孔子十分重视诗歌对人的情感教育作用。其提出的“兴观群怨”诗教说，千百年来一直作为阐述诗歌教化功能的文学理论术语而为大家所熟知与运用。“兴观群怨”一语出自《论语・阳货》篇，“子日：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古人对此已作出了全方位的诠释。从现代意义上理解，“可以兴”主要指诗的审美作用，意为诗可以培养人的想象能力；“可以观”是就诗的认识作用而言，意为诗可以提高人们观察自然、观察社会的能力；“可以群”是就诗的团结作用而言，意为诗是人们交流思想、增强群体观念和凝聚力的工具；“可以怨”是就诗的干预现实、批评社会的作用而言，意为诗可以反映社会问题，针贬社会弊病。孔子对诗歌教育作用所作的精当概括，在今天仍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本文就“兴观群怨”诗教说与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育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一、诗歌可以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和创新能力
半个多世纪以前，爱因斯坦在《论科学》一文中深有感触地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丰富的想象力是一个人智能最集中的表现和反映，直接关乎一个人创新能力的高下。可以说，离开想象力科学家研究不出新的成果，文学家创造不出好的作品。而一个人的想象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它主要取决于人文素养的高低。诗歌教育可以极大地激发人的想象力，开拓形象思维的空间，在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力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德国诗人歌德说得好：“只有通过艺术，尤其是通过诗，想象力才能得到激活”。诗歌是一门想象的艺术，在诗歌阅读中我们也会跟随诗人思维的“野马”，纵横驰骋。如屈原《离骚》的幻境远游，上下求索；李白诗的变幻莫测、想落天外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韩愈诗的笔补造化雄奇光怪的“冲风吹落破天外，飞雨白日洒洛阳”；李贺诗的诡幻斑斓、匪夷所思的“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以及苏轼的变化自如，陆游的恢弘雄放，还有历代的记梦诗、游仙诗等，皆能“心驰八骛，神游万极”，开辟出超现实的崭新境界。这些对于丰富大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思维，都有极大的启发。诗歌又是一门含蓄的艺术。它富有启示性和暗示性，注重言外之意。有限的字句给人留下联想、补充、再创造的空间，启发读者丰富的想象。诗歌的这种表达方式对培养大学生的想象能力、创新能力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温总理和钱学森会面的时候，钱老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以后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科学创新思维。现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温总理回答说：“您讲的很重要……可能就是艺术方面的修养，使您的思想更开阔。”由此可见，通过加强文学和艺术的修养可以极大地开拓形象思维的能力。特别是中国古典诗歌博大精深，含蕴丰厚，无疑是培养训练学生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宝藏。
二、诗歌可以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
人类的观察力可以分为对自然的观察力和对社会人生的观察力。我们生活在一个神奇的自然世界，江海湖泊，名山大川、蓝天白云、花红草绿等构成了我们生活的空间。无数的骚人墨客们“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为我们观察描摹了一幅幅如画的图景，让我们沉醉其中，流连忘返。叶嘉莹先生说，诗歌有一种“感发的生命”，它由作者传达给我们读者，而且可以生生不息地流传下去。“这种感发的生命，可以使你的心活动起来，永不衰老。这就是诗的好处。”此言极是，无论是“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清幽，还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粗犷，都有助于培养学生观察自然，认识自然的能力，净化心灵，陶冶情操，提升精神境界，提高生命质量。相对于自然的观察力，更重要的是读诗还可以培养学生观察社会的能力，即观民风、明是非，知得失。就爱国情怀而言，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无不蕴涵着浓郁的爱国情怀。屈原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曹植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王昌龄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把个人生命的价值完全融入到国家民族利益之中，这正是我们今天应当弘扬的道德精神。陆游、辛弃疾、文天祥等人的爱国主义作品都是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鲜活有力的教材。特别是中国古典诗词凝聚了丰厚的人生智慧和情商内涵，培养学生观察能力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如余秋雨所说：“这些古典诗文经典是蕴藏在无数中国人心中的雕塑和建筑，而一代接一代传递性的诵读，便是这些经典连绵不绝长廊。”
篇6
关键词：苏轼；辛弃疾；思想性格；创作手法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24-0101-02
一、从思想性格的不同来看
苏轼思想的主要特征是把儒家、释家、道家三家思想杂糅在一起，然后主张情性论。苏轼的情性论，就是将儒家思想中关于圣人之道、礼乐之制等方面的观点与道家思想中顺应自然的思想融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一种对人生的认识和看法。这种认识和看法，用在政治上，便是以儒家积极入世思想为主的济世救民，反对高大之论，主张名实相副，宽猛相济的政治观念；而施之于人生，则主张以一颗平常之心处世和待人接物，追求进退皆适，荣辱不惊、旷达恬退的境界。这种主张顺应自然、通脱旷达的政治态度和人生观，自然要影响到苏词的风格，便呈现出清隽自然，超逸旷放的主要特征。正如金人王若虚云：“其天姿不凡，辞气迈往，故落笔皆绝尘耳。”[2]如有名的《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己雷鸣。敲门都不应。倚仗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彀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这是苏轼在黄州时所作。这首词写作者夜饮归来，似醒又醉。作者因此想到了自己既不能独醒，又不能也不肯与世人同醉的处境。所以当他敲门不应，进不了家门之时，便从眼前这件偶然的小事生出离家远遁的念头。用“此身非我有”，来叹息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得不为功名利禄尘世间的纷争经营劳碌。当时作者是作为罪人的身份被贬黄州的。然而作者却没有为此消沉，也没有悲哀之意，他性格中的顺应自然、达观通脱让他即使在这样的困境之中，也乐观地选择了“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生活和处世态度，这份超凡脱俗，来自于苏轼内心深处的真性情。
而辛弃疾与苏轼在思想性格上最大的区别是：辛弃疾从小受到的是一种文武兼资的教育，他不仅有儒家的忠君爱国、积极用世的思想，而且还有对《孔子兵法》的学习和特殊经历的锻炼，这使得辛弃疾具有了一般士大夫文人所没有的那种勇武之姿，加之辛弃疾刚强果毅而又不乏韬略机谋的性格，这让辛弃疾在为官为人上总是敢直面严酷的现实，即使担当这一切，也决不轻易放弃他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理想和愿望，更不愿意随波逐流，而是固执地选择了一直向前。所以说辛弃疾的大部分词作中，都充满了对恢复、对国家和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忧患意识和强烈地责任感，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其作品的风格也就主要表现为雄奇刚健和深婉雅丽。如《贺新郎》：
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江左沈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这是辛弃疾晚年的名作，作此词之时，他的好友如陈亮、范南伯等都已去世，而作者也已步入晚年，所以当他把酒独酌时，就不免百感交集了。亲友先后离开，而世又不用我，一种巨大的孤独寂寞之感，几乎占据了作者的全身心。然而作者却以他博大的胸襟和惊人的气魄，将这一切担当起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和“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两句，既能见出辛弃疾一生一以贯之的积极进取的精神，又能看出其词兼容雄奇刚健深婉雅丽的功夫。
纵观苏辛二人的一生，同是饱经风霜，遭遇打击。面对政治上的得意与失意，仕途上的穷通与进退矛盾，苏辛二人也给出了他们各自的答案。苏轼选择了用“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来安慰自己，也用“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闻风静彀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人生态度坦然面对，虽然有点消极的味道，但更多是透着苏轼骨子里的那份旷达。而辛弃疾在落职退居、久处山林之中时也曾过了一段流连光景诗酒为乐的闲适生活，但闲适并不讨辛弃疾的喜欢，他骨子里的那份勇往直前的执着让他对北伐对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终还是念念不忘，所以辛词里便少了苏词里的那份顺物自然、旷达、乐观，而是愤懑不平：“人间走遍却归耕”、“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这种不平我们可以认为是词人内心悲愤忧愁的一种排解和调适，但在这愤懑的背后，是他平生恢复之志终至落空，报国之心终归破灭之后无法排解的满腔激愤。这种心情在他的《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一词中表现明显：
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屋上松风吹急雨，破纸窗间自语。
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
这是辛弃疾退居带湖时期所写的一首词作，当时作者赋闲在家，却无心归耕田园并以此终老。他心系的仍是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所以在秋夜的一片凄风苦雨之中，作者心里的悲凉可想可知。然而就在这悲凉之中，作者所想到的却仍旧是昔日驰骋的“万里江山”，却无奈于“华发苍颜”，这就是辛弃疾此时的心态。这里有自解自嘲，更多的，却是他“万里江山”化为梦觉之后的怨愤不平。这份不平，因为辛弃疾的性格而无法调适，反而更加激愤和强烈。
可见，苏辛二人不同的思想性格是造成他们词风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郑骞先生所说：“胸襟旷达的人，遇事总是从窄往宽理想”（苏轼就这样）“与东坡相反，稼轩总是从宽往窄里想，从宽处往窄处写”，“宽之与旷，意思一样；而窄与豪又有什么关系呢？越想越窄，甚至窄到无地自容，无路可走，还能够挺然特立，还能够昂首阔步，如松柏之凌霜傲雪，这就是豪。”[3]
二、从创作手法的不同来看
苏轼天姿纵横，胸襟开阔，通达旷达，不拘于一端。他主张的“以诗如词”，实际就是为词的语言表现争取更大的自由。因为宋词已有散文化的、讲究意脉流动的倾向，而词的特点就是句式长短不齐，所以苏轼很方便地把诗语、文语、口语都熔铸在了词的体式中，开创了一种与诗相通的、雄壮豪放、开阔高朗的艺术风格。如他在密州出猎时所作《江城子・密州出猎》，是他有名的一首豪放词：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上片描写自己出猎时的打扮和装备，牵狗臂鹰，写得极为洒脱豪放，极有声势，并且以夸张的口吻渲染全城百姓倾城出动观猎的热闹场面，以三国时吴主孙权射虎自喻，更是将凌云壮志渲染到十分。下片生动地刻画出作者两鬓染霜却仍依旧胸怀开阔、壮志不减的豪迈神情。虽然也用汉文帝时魏尚为云中太守，击败匈奴，立有战功，但因报功时杀敌数字略有出入而遭处刑，最后由冯唐持节去云中赦免魏尚的典故，来说明作者的一腔抱负没得到朝廷的信任与重用。但却少了辛弃疾在不得志时的那份激愤，而是以一个雕塑般的英雄形象的特写，来表明作者为国而战、征服西复辽国扫平边患的雄心壮志。
这首词的另一个特色，就是苏轼的以诗入词，他把词的题材从儿女私情、羁旅行役扩大到了讴歌报国立功的豪情壮志，而这正是唐代边塞诗的重要主题。
如果说苏轼的“以诗为词”，本身仅开创了豪放风格之始的话，那么辛弃疾的“以文为词”就比之来得更加“淋漓慷慨”了。与苏轼一样，辛弃疾也是一位天才绝伦、学识渊博的文人，同时还是一位“诗书帅”，而且具有军事家的非凡器识和英武之姿。辛弃疾主张文章有为而作，反对无病，勉强为文。而辛弃疾的以文为词，使词的语言更加自由解放，变化无端，不复有规矩存在，这使得辛词里的许多语句雄奇刚健、顿挫鲜明、铿锵有力。如《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英雄泪。
这首词中，自“落日楼头”到下片的“刘郎才气数句，一气贯注，由景到志，由志到情，将作者不凡的器识，满腔的爱国热情吐露无遗，淋漓畅快。这正是辛弃疾以文为词的一个典型例子，从而使这首词的风格雄奇刚健而又不乏婉转之致，横放恣肆中又顿挫有节。
三、结语
其实，关于苏轼辛弃疾二人其词的比较，自宋代以来，论者甚众。他们有的从思想性格的角度论述苏轼辛弃疾的不同，即着眼于思想性格或胸襟性情而言，如近人王国维先生就曾从这一角度谈到过，他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4]也有的从苏轼辛弃疾二人的艺术手法上论及苏辛异同，如汪东先生，他说：“苏辛并为豪放之宗，然导源各异。东坡以诗为词，故骨格清刚，稼轩专力于此，而才大不受束缚，纵横驰骤，一以作文之法行之，故气势排荡。”[5]
本文得益于上述大家的启发，试着从苏轼辛弃疾二人不同思想性格、创作手法方面来论述造成他们词风不同的根源，通过这种探讨，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学习和理解苏轼辛弃疾二人的词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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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若虚.滹南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社，1962：167.
[3]郑骞.漫谈苏辛词[M].台北：台北学生书局，1979：18.
篇7
关键词：《诗经》; 人伦传统; 亲情诗
“岂无父母在高堂，亦有亲情满故乡。”[1]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人伦理常的国度。所谓人伦，是指存在於人类社会中以维系道德秩序的人际关系，是人们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中国古代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人伦关系称为五伦。《孟子·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於禽兽。圣人有（又）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2][P125]《礼记·中庸》又称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五者为“天下之达道”[3]（P28），《左传·文公十八年》称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为“五教”[4](P523)，足见其重要性①。在古代人看来，人伦乃人之为人的基本要求，所谓“无所逃於天地间”者是也。在这五伦之中，夫妇、父子（包括母子）、兄弟（包括姊妹）这三种关系，发之於“人之大欲”，归之於社会伦理，中国人常称之为“天伦”②，是因婚配、血缘和长幼等而产生的亲情。夫妇之道、孝道和悌道伦理，即是分别协调夫妇、父子和兄弟这三种基本家庭关系的规范和准则。“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亲亲，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一整套人伦规范。“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 [5]（P292），由对故土的眷恋而产生的对家人共同生存的期望，既是中国人最为根本的本性与本质的关系，也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情感需求。可以说，以家族为本位的人伦亲情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其它一切的社会关系都是以此为基点而衍发的。
中国古代诗歌以情之抒发为本质特征，所谓“情动於中而形於言”（《毛诗序》）。由于中国古代有这种重视人伦亲情的传统，亲情诗在中国诗歌中是一个重要的题材领域。《诗经》是中国诗歌的源头，自然也是中国亲情诗的源头。翻开《诗经》，有关人伦亲情的篇目和诗句随处可见。“诗三百”中，表达亲情者不下20首，带有亲情的成分者更多。家族人伦亲情对“诗人”们来说，不只是提供了一种文化背景，更是一个重要的创作母题。在中国古代家国一体的礼义规范中，亲情一直处於“礼义”的严密框架之内，由情发礼止情感抒发机制而融铸的“温柔敦厚”诗教原则，於亲情之表达得到鲜明体现。
夫妇人伦是周人的首重之情①。“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2]（P143）。新婚是男女生活中幸福的起点，是人生的终身大事；男女两性的结合组成家庭，由此衍生出父子兄弟之家庭伦理亲情关系。《诗经》以《关雎》为首，即含有敦厚夫妇之意，正如《诗大序》所云：“风天下而正夫妇。”有夫妇始有人伦，《韩诗外传》卷一载孔子与子夏论《关雎》，借子夏之口云：“大哉《关雎》，乃天地之基也。”[6]夫妇乃是人伦礼义中极重要之一环，如《礼记·内则》云：“礼始於谨夫妇。”[7]（P759）《中庸》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3]（P23）《周易·序卦》曰：“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8](P294)只有夫妇关系和谐了，才谈得上其它。故《礼记·昏义》云：“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 [7](P1418)人伦造端乎夫妇，而后有五伦次序，从而构成君臣之国家关系。东汉荀爽延熹九年对策云：“夫妇人伦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经首《乾》、《坤》，下经首《咸》、《恒》。”[9]（P2052）所以，可以认为《诗经》以《关雎》始，即象征它对人伦的关切。夫妇间的道德，是平等相待，互相尊重，方能维系夫妇之间的关系。作为一首结婚典礼上的乐歌②，《关雎》“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拟之好”[10]（《孔子诗论》10、14、12），既有在雎鸠关关和鸣的河边与淑女邂逅的一见钟情，又有“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的急切相求；既有 “求之不得”遭拒后对“淑女”情真意切的相思爱恋，又有“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中夫妇和睦的挚情美满。
《诗经》写夫妇之义的诗篇尚未被后世儒家导向君臣国家的政治伦理轨道，而是充盈着浓浓的天然温情，从中可以领略到上古婚姻家庭生活的多彩图景。如《王风·君子阳阳》：
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由房》。其乐只且！
君子陶陶，左执翿 ，左招我《由敖》。其乐只且！
此诗题旨，朱熹《诗集传》认为是妇人乐其夫不再行役之辞：“盖其夫既归，不以行役为劳，而安於贫贱以自乐，其家人又识其意而深叹美之。”[11](P43)诗人捕捉了一对情真意挚的夫妇奏乐舞蹈，相招相乐的行为片断：夫妇贫贱相守，心乐情爽，双双同歌共舞，自娱自乐，其形阳阳（洋洋），其情陶陶，於流美欢快的格调中，不难想象这是一对相敬如宾、鱼水情得的恩爱夫妻，和睦爱敬，其乐融融。如果说这里体现的是对“礼义”所倡导的夫妇之道的礼赞的话，那么《郑风·女曰鸡鸣》则恰似一幕夫妻家庭生活小剧，在率性朴质中表现出夫妇间温磬的爱恋：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
“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
闻一多认为此诗是“乐新婚也”[12]。全诗通过这对勤劳的青年夫妇维妙难肖的对话，以几个依次展现的特写镜头表现出二人世界的无限温情，夫妇间互敬互爱、互助互勉，和睦的生活、诚笃的情感和美好的心愿得以淋漓尽致的表现。春秋时期征战频繁，夫妇分离是家常便饭，《诗经》表现情深意笃的夫妇再次被宙斯之剑劈为两半时对当事人所造成的触及生存本质的深深挫伤，今天读来仍使人有心灵震撼之感。这方面以《卫风·伯兮》、《王风·君子于役》为代表。两首诗均为“妇人以夫久从征役而作”[11]（P40）。《伯兮》共四章：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
首章夸夫，次章思夫，三章写思之切，末章写思之苦，聪明英武的“伯”（夫君）使她自豪，分离又使她陷入生活紊乱的无尽痛苦之中，“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愿言思伯，甘心疾首”，“愿言思伯，使我心痗”，对“伯”的刻骨相思丢不了、治不好，一层深似一层，委婉曲折，真切感人，活画出一个鲜明而生动的思妇怀人形象，堪称千古“闺怨诗之祖”。《君子于役》共两章：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
见景怀人，情思悲切，日落黄昏，这位思妇独自依门而望，鸡栖于窠，牛羊归栏，行役夫君，还未还家，“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一声深情的叹息，感人至深；“君子于役，苟无饥渴”，默默的祝愿中更见思之切、忧之深，在带有某种朴野色彩的情性表达中，显示出对自己生命要求的尊重，呼唤着生命性灵的完整；同时也以对“最难消遣是昏黄”的国人共通心理的敏锐捕捉，唱出了千载以下人们的共同心声。《邶风·绿衣》抒发对亡妻的深切怀念，他穿上妻子生前亲手缝制为自己的绿衣黄裳，睹物思人，不禁悲从中来，启后世“悼亡”诗之先河。《邶风·击鼓》写一位“从役者念其家室，因言始为家室之时，期以死生契阔，不相忘弃，又相与执手而期以偕老”[3]（P19）感真情惋，动人心魄；《豳风·东山》写一位九死一生的戍卒在细雨濛濛的归乡途中思念家室的内心活动：“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心心相印，心灵感应，将征夫、思妇相互怀恋的真切感受和盘托出。此外如《邶风·谷风》、《卫风·氓》，虽写弃妇之怨，不能算是亲情诗，但其中有很多对过去夫妇家庭生活的回忆，把那种爱恨交织的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或哀怨或决绝，均表现出在合法婚姻家庭关系恶化破裂时对周礼所规定的夫妇正道的渴望。
“父母者，人之本也。”[13](P2482）父母子女间有着直接的血缘的关系，存在着最为浓烈、深挚的亲情。中国古代，父母子女之间天然的至性至情，既关联着人伦理常也关联着国家社会的治乱兴衰，成了中国古代诗歌重要题材之一。《诗经》中出现一些关於父母子女亲情的篇章。如《邶风·凯风》：
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
凯风自南，吹彼棘薪。母氏圣善，我无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
睍睆黄鸟，载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毛诗序》云：“《凯风》，美孝子也。”父母作为子女的直接养育者，“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豳风·鸱鸮》），是子女终生难以报答的。全诗表现母亲抚育子女的辛劳和子女的感激之情，而为不能回报母亲养育深恩和期望而自愧自责。无私的母爱像长养万物的“凯风”（夏日的南风）一样，温润哺育着年幼的儿女，儿女长大成人母亲负出了多少辛劳，耗费了母亲多少心血！而自己却未能报效母爱以慰母心①，“其自责亦深矣” [11]（P19）！全诗用的是《诗经》中常见的比兴手法，以凯风、棘树、寒泉、黄鸟起兴，兴中有比，在有声有色的夏日图景中蕴含无限温暖的母爱亲情，“寄意远而感慨深，婉而不露，微而甚切”[14]（卷一），在重章叠句的复沓中，贴切地表达了对母爱的深情赞美和反躬自责的愧疚，“悱恻哀鸣，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与《蓼莪》皆千秋绝调。”[15]相比起来，《小雅·蓼莪》中的情感表达更为直接和强烈。父母生我养我辛苦劳累，恩深似海，而自己长年行役在外，未能慈乌返哺以尽孝心，返回家中时，父母竟然逝去，他看到家里野草丛生，想起“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父母的无微不至的养育之恩象昊天一样浩大无私，而自己却不能报答于万一。这些呼喊与痛哭，读之几令人泣下。《孔丛子·记义》载孔子语：“于《蓼莪》见孝子之思养也。”全诗抒情跌宕起伏，回旋往复，艺术感染力强烈。“咏《蓼莪》则孝子悲”[16]（卷五五）“蓼莪”成了后世表达悼念父母之情惯用的意象。西晋初王裒父母逝去后（裒父王仪任司马时为司马昭所杀），“及读《诗》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未尝不三复流涕，门人受业者并废《蓼莪》之篇。”[17]（P2278）曹植《灵芝篇》：“蓼莪谁所兴，念之令人老。”唐人牟融《邵公母》：“劬劳常想三春恨，思养其如寸草何……伤心独有黄堂客，几度临风咏蓼莪。”《翁母些》：“独有贤人崇孝义，伤心共咏蓼莪诗”。清人杨贞《闻鸦喧忆亲抒怀》：“三复蓼莪诗，叹息欲废书。”张梦莲《忆亲》：“幼累爷娘长适他，伤心生女负恩多。风诗不少闺人泪，只有男儿赋蓼莪。”《凯风》、《蓼莪》是《诗经》中表达对父母深情的最感人的篇章，此外，《豳风·鸱枭》以禽言形式表现母亲不畏艰险保护子息，《周南·葛覃》描写已出嫁的女儿将回娘家前的喜悦，《唐风·鸨羽》写儿子因服役不能亲自侍奉父母的痛苦，《小雅·四牡》写外出为官的儿子思念父母而不能相见的苦闷，均真切感人。
一母同胞，情同手足；同宗共祖，血缘情深。《尚书·君陈第二十三》：“惟孝友于兄弟。”孔疏：“言善事父母者必友于兄弟。”[18]（P270）父子、兄弟同属天伦，兄弟之间友恭相处，也是对父母的孝行，因此兄友弟恭，就成了协调家庭内部兄弟之间横向关系的伦理规范，推而广之，则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从而形成“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理念。《诗经》中涉及兄弟之情者，如《唐风·杕杜》、《王风·葛藟》，都是写流浪异乡无兄弟相助的孤单和哀伤，《邶风·燕燕》写卫君作为兄长涕泣送别远嫁的妹妹。聚族宴飨是周人“亲亲”的重要方式，《周礼·大宗伯》：“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大雅·行苇》是一首周王宴飨族人的诗歌，以丛生聚居茂盛的芦苇起兴，引入此次宴飨的对象“戚戚兄弟”，以宴飨礼仪之隆重来歌咏兄弟之情。《小雅·頍弁》展现了一幅宴请兄弟亲戚们的和乐场面，十分热闹，最后又有一些伤感和及时行乐的思想透露出来：“死丧无日，无几相见。乐酒今夕，君子维宴。”《小雅·六月》亦云：“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饮御诸友，炰鳖脍鲤。侯谁在矣？张仲孝友。”兄弟共享美食，孝友亦体现于其中。而《小雅·常棣》更是专写兄弟亲情的名篇：
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每有良朋，况也永叹。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每有良朋，烝也无戎。
丧乱既平，既安且宁。虽有兄弟，不如友生？
傧尔笾豆，饮酒之饫。兄弟既具，和乐且孺。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
宜尔室家，乐尔妻帑。是究是图，亶其然乎？
《诗补传》：“言兄弟之相亲出於自然也。”表达的是兄弟在一致对外、平定丧乱之后相聚宴会的情形。以常棣华则覆萼，萼则承华喻兄弟间之自然亲情，以常棣花盛开之明艳起兴，赞美族人兄弟之亲近美好，极写兄弟欢宴，敦睦和好，张扬兄弟之情以巩固宗族。全诗共八章，从多个角度和层次来表现兄弟之情，朱熹《诗集传》对此诗的解说较为透彻：
此诗首章略言至亲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测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难，则浅於死丧矣。至於四章，则又以其情义之甚薄，而犹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丧，然后相收，但有急难，便当相助。言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犹必共御外侮。其所以言之者，虽若益轻以约，而所以着夫兄弟之义者，益深且切矣。至於五章，遂言安宁之后，乃谓兄弟不如友生，则是至亲反为路人，而人道或几乎息矣。故下两章，乃复极言兄弟之恩，异形同气，死生苦乐，无适而不相须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反覆穷极而验其信然。可谓委曲渐次，说尽人情矣。读者宜深味之。[11](P103)
“常棣”①、“脊令”已成为兄弟的代称，被后世诗文广泛运用。如王勃《自乡[还]虢》：“无使《棠棣》废，取譬人无良。”张九龄《和苏侍郎小园夕霁寄诸弟》：“兴逐蒹葭变，文因棠棣飞。”杜甫《至后》：“梅花欲开不自觉 ，棣蕚一别永相望。”白居易《棣华驿见杨八题梦兄弟诗》：“遥闻旅宿梦兄弟，应为邮亭名棣华。名作棣华来早晚，自题诗后属杨家。”高骈《塞上寄家兄》：“棣萼分张信使希，几多乡泪湿征衣。”薛稷《饯许州宋司马赴任》：“令弟与名兄，高才振两京。别序闻鸿雁，离章动脊令。”孟浩然《入峡寄弟》：“泪沾明月峡，心断脊令飞。”《洗然弟竹亭》：“俱怀鸿鹄志，共有脊令心。”杜甫《得弟消息二首》其一：“浪传乌鹊喜，深负鶺鴒诗。”《喜观即到，复题短篇二首》其二：“待尔嗔乌鹊，抛书示鶺鴒。”《舍弟观赴蓝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其一：“鸿雁影来连峡内，鶺鴒飞急到沙头。”戴叔伦《舟中见雨》：“功名何卤莽，兄弟总凋零。梦远愁蝴蝶，情深愧鶺鴒。”宋范成大《山会同馆兄弟南北万里感怅成诗》：“把酒新年一笑非，脊令原上巧相违。”明冯惟讷《秋日寄懐家兄》：“明月双悬江海泪，秋风一寄脊令诗。”
以上所述的是《诗经》中有关夫妇、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的亲情诗，另外一些篇章涉及到祖孙、姑侄、甥舅等亲情，兹不一一述及。《诗经》中还有很多篇章虽不全然是亲情诗，但也有涉及到人伦亲情的地方。如《邶风·击鼓》写戍卒思归，其中的“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数句，抒发对家中妻子的深深思念，非常感人。还有一些诗里面涉及不止一种人伦关系，如《常棣》中既有“脊令在原，兄弟急难”，也有“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还有“虽有兄弟，不如友生”，更涉及到朋友一伦。《魏风·陟岵》中既有“瞻望父兮”、“瞻望母兮”，也有“瞻望兄兮”，这首诗中父子、母子、兄弟间的三次对话虽然简单，但“犹来无止”、“犹来无弃”、“犹来无死”深切叮嘱，其“父子兄弟相望之真情”[14]（卷一），足令全诗生出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其它篇章中如《邶风·泉水》写外嫁别国的女子思归，回忆起当年出嫁的时候：“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问我诸姑，遂及伯姊”，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大家族间的浓浓亲情。
家庭伦理是道德生活的核心，个人道德之养成以家庭伦理为基础。尊老爱幼、赡养父母、兄弟友爱、夫妻和睦是家庭道德的伦理规范，以此来协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形成亲爱和睦的家庭氛围，从而缔造全社会的和谐。家庭亲情是生命存在的最基本形式，作为一个特定的生存空间，是个体身体与灵魂的栖居地。在中国文化中，家与国具有同构性，“‘家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是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它的一切。”[19](P51)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家”是“国”的起点，“国”是“家”的扩大，从家庭、亲戚到乡党、同窗，从社团、族群到社会、国家，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以血缘亲情为主轴联结起来的，“家”不仅组织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而且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结构和价值指向；从个体来说，“事亲”又关联着自身的社会声誉与社会地位，所谓“始於事亲，中於事君，终於立身”。[13]（P3295）因此，人伦亲情不但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而且是保持社会和谐安定减少纷扰的重要精神力量。作为一部最具奠基意义的文化典籍，《诗经》以形象而质朴的语言写出上古时代的浓浓亲情，体现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敬妇爱的人伦理想，并由此而形成爱国爱家的乡土情结，忧国忧民的思想意识，以孝为本的伦理观念，礼乐相配的文化制度，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对培育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精神，构建鲜明的民族性格，以及民族的融合统一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诗经》不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渊薮，而且对中国文学而言也具有某种文化原型的意义，这是任何一部后代文学作品都无法与之相比拟的。“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20]（P65）血浓于水的亲情，形诸语言，协以音律，便成诗章。《诗经》以下，亲情诗不绝如缕，蔚为大观，历代以“思亲”、“省亲”为题的作品每每见诸载籍，脍炙人口，一曲“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游子吟》），把充盈于天地人间万物的伟大母（父）爱予以艺术定格，给万千儿女以强烈感染，给人间众生以亲情的滋养。不胜枚举的亲情佳作，凝结着丰富深厚美好淳真的至情至性，其中所体现的天伦亲情，“家”、“国”同构的伦理观，维系着国家与民族血脉的传承，维系着五千年中华文化的辉煌，也构成了中国文学的华彩乐章。除直接在题材上开启后来的亲情诗外，《诗经》中一些有关人伦亲情的诗句、词汇，后来还变成典故、代称以及成语，在后世诗人的诗句中反复出现。如“凯风”、“寒泉”以喻母爱，“琴瑟”指夫妇（《郑风·女曰鸡鸣》），“脊令”或“鹡鸰”指兄弟（《小雅·常棣》），“渭阳之思”指对舅氏的思念（《秦风·渭阳》），伤父母辛劳则曰“哀哀”（《小雅·蓼莪》），祝夫妇和谐则曰“偕老”（《邶风·击鼓》、《郑风·女曰鸡鸣》、《鄘风·君子偕老》），说新婚则曰“于归”（《周南·桃夭》、《邶风·燕燕》）。这些都表明《诗经》中的亲情诗对后世的巨大影响 。此外，《诗经》中的比兴手法、美刺意识、复沓叠章的表现方式等，也为后世亲情诗创作所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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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尚书·舜典》也有“五教”，孔疏：“文十八年《左传》云：‘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布五常之教也。”见《十三经注疏》本130页。又称做“五常”，《尚书·泰誓》有“今商王受狎侮五常”，孔疏云：“五常即五典，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见《十三经注疏》本182页。 又有称为“十际”者，《吕氏春秋·壹行》：“先王所恶，无恶于不可知。不可知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际败矣。十际皆败，乱莫大焉。凡人伦，以十际为安者也，释十际则与麋鹿无以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408页。
② “天伦”原指兄弟，《穀梁传·隐公元年》：“兄弟，天伦也。”后泛称父子、兄弟等为天伦，赵汝楳《周易辑闻》：“父子天性，兄弟同气，夫妇瑟琴，天伦之至也。” 金履祥《大学疏义》：“一家之内，天伦之至爱存焉。”见文渊阁本《四库全书》。
① 《礼记·昏义》：“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
② 《关雎》题旨诗义，多有聚讼。《毛诗序》：“《关雎》，后妃之德也”，三家诗则谓是“刺康王晏起”，附会穿凿。姚际恒《诗经通论》谓此诗是泛咏“世子娶妃初婚之作。”方玉润《诗经原始》：“此诗盖周邑之咏初婚者”，认为是一首民间普通夫妇的初婚之歌，兹从之。
① 陈奂《诗毛氏传疏》卷三：“后二章，以寒泉之益于浚，黄鸟好其音，喻七子不能事悦其母，泉鸟之不如也。”朱熹《诗集传》卷二：“言寒泉在浚之下，犹能有所滋益于后，而有子七人，反不能事母，而使母至于劳苦乎？”“言黄鸟犹能好其音以悦人，而我七子独不能慰悦母心哉！”
①唐以后，“常棣”亦作“棠棣”，后一直沿用。又因《常棣》篇中有“常棣之华，萼不韡韡”句，所以也用“棣华”、“棣萼”作为兄弟的代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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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荀子；学习；唯物主义；辩证法
苟子作为先秦时期思想的集大成者，给后人留下了十分丰富而宝贵的思想遗产。在他的思想宝库中，学习论闪烁着唯物辩证的色彩，是指引我们从事科学学习的向标。
在人性观上，苟子是“性恶论”的倡导者。他肯定“人性恶”，同时又承认人性可“化”，教育是使人“化性起伪”的重要工具。这就为他论证学习提供了可靠的人性论依据。
在自然观上，他主张“明于天人之分”，人可以“制天命而用之”。他强调人类应发挥制“天命”的主观能动性，实现天与人的和谐统一。这种统一的实现要靠学习来完成。这样，苟子为其学习论又找到了自然观的理论归宿。
在认识论上，荀子坚持唯物主义。他认为，“形具而神生”(《苟子・天论》)这是人类学习得以产生的生理机制；他肯定世界是可以认识的，“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苟子・解蔽》)他还认为，只有主体与客观事物相接触，才能获得知识，强调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性。“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能有所合谓之能。”(《苟子・正名》)
一、学习的涵义
他认为，学习是人对客观事物所采取的有目的、有计划的行为活动。“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苟子・劝学》)苟子所说的“善假于物’就是指人的学习。这里的学习渗透了人类为了生存而善于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意义。他形象地举例说，人为了“博见”而登高，为了“闻者彰”而顺风呼，为了“致千里”而假舆马，为了“绝江河”而假舟楫。正是由于“假”了“物”，人们才从中学得了与自然抗争的知识与技能。这是苟子“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反映。
二、学习的作用
荀子认为，“性”是先天素质，具有“好利、疾恶、有欲”的特点。“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苟子・性恶》)人的这些“性恶”如何变成“性善”呢?苟子指出，这要靠后天的“伪”。人由“恶”向“善”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一个对人加以“外铄”的工具。他说：“心虑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荀子・性恶》)人只有依粗心智的思考指挥其他器官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知识和经验，既学习，才能化“恶”性为“善”性。学习能把外在的规范内化为人的本质的一部分，是理想的“外铄”工具。外在规范相对于人的内在本质来说是客观的，物质的，当其被“化”为人的内在本质的一部分时，人对这种外在规范的意识就形成了，人的“恶”也就转化为“善”了。可见，学习体现了物质决定意识这一唯物主义的基本法则。
在荀子看来，君子和黎庶本来没有什么区别，之所以能成为君子，是因为他们特别勤于学习，善于学习，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素质。“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荀子・劝学》)
苟子指出：“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彼学者，行之，曰士；敦慕焉，君子也；知之，圣人也。”(《荀子・儒效》)学习可以改变人的命运，使人从卑贱变为尊贵，从愚笨变为聪明，从贫穷变为富裕，甚至为圣人。
看来，苟子把人由“恶”向“善”的变化和人的素质、地位的变化归功于人的学习。人以学习为中介，促进了自身的改变，这就是发展。荀子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人，这充分体现了苟子学习论的唯物主义立场。
三、学习的环境
荀子举例说，茎长仅有四寸的射干，傲立高山之巅，下临百仞之渊而无所畏惧，是因为基础坚实；蒙鸠的巢虽然构筑得精美，但因其系在苇梢之上，风一刮就会折断芦苇，鸟卵就会被摔破，幼鸟就会被摔死――环境不同，结果迥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荀子・劝学》)再好的香花落人溷藩，也会变得奇臭无比。故而荀子说：“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苟子・劝学》)环境是客观的，对于学习者来说，属于学习的外部环境因素。
我们知道，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外因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内因要通过外因而起变化，二者缺一不可。苟子注重外因作用的发挥，是他唯物主义信念的再度体现。
四、学习的方法
1．积
苟子十分强调“积”的作用，因为积累会引起质的飞跃。“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荀子・劝学)积累不仅有量的增加，而且有质的飞跃，荀子认为，积累绝不是一蹴而就，片刻可成的。积累需要时间，需要勇气和精神。“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荀子・劝学》为了把积累说得更明确，他进一步指出：“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荀子・大略》不下工夫是不能把璞磨制成玉的。只有坚持不懈地切、磋、琢、磨，并把一点一滴的改变积累起来，才会变“璞”为“玉”，目的才可能达到。因此，学习要有所成就，必须积累，循序渐进，积少成多，积微成著。我们知道，只有注重量的积累，才会出现质的变化。对于“积”的作用的强调是苟子坚持唯物辩证的质量互变规律的充分体现。
2．“壹”与“静”
何谓“壹”?荀子说：“心未尝不两也，然而有所谓一。......心生而有知，知而有异。异也者，同时兼知之。同时兼知之，两也；然而有所谓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谓之壹。”《荀子・解蔽》
荀子这里所讲的意思类似于现代心理学中“注意的分配”。他认为，人的注意不仅有必要知“两”，因为“知而有异”；而且也有必要知“壹”，因为“心枝则不知(智)”(《荀子・解蔽》)。可见，他既承认注意的分配性，又强调注意的集中性。但是苟子主张把注意的分配性和集中性统一起来。“壹”并非不要知“两”，也不排斥知“两”，而是为了在知“壹”的基础上更好地知“两”，也是为了在知“两”的条件下更好地知“壹”。这样，他就把知“壹’和知“两”，即注意的集中性和分配性统一起来了。
何谓“静”?他说：“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心卧则梦，偷则自行，使之则谋。故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不以梦剧乱知谓之静。”(《荀子・解蔽》)这个“静”与冷静地思考问题有关。按照他的观点，心常常在活动着，如睡觉的时候就会做梦；放任的时候就会想入非非；使用它的时候就会思考问题。心的这种活动对学习来说，有的是有害的，有的是有益的。我们为了保证学习有效地进行，就必须排除那些有害的“动”，使那些不切实际的胡思乱想不干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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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保持冷静的头脑、安谧的心境。“静”并非绝对排斥“动”，而只是要求“动”中求“静”，“静”中有“动”。苟子认为心理活动的“静”与“动”是统一的。在学习过程中，我们只有保持冷静的头脑，积极地进行思维，才能保持学习的高效率进行。
注意的集中性和分配性、“动”和“静”是两对矛盾范畴。苟子所倡导的把注意的集中性和分配性统一起来、要求“动”中求“静”，“静”中有“动”的学习模式，是他坚持唯物辩证的矛盾对立统一规律的生动体现。
3．解蔽救偏，兼陈中衡
荀子认为在学习过程中人们的思想方法容易片面，妨碍认识事物的全貌。他说：“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苟子・解蔽》)所谓“蔽”就是对复杂的事物和现象缺乏全面了解，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说：“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苟子・解蔽》)解除其蔽，以救其偏，才能正确认识事物，全面掌握知识。
蔽何以解?荀子提出“兼陈中衡”的办法，具体说就是“兼陈万物中悬衡焉。”(《荀子・解蔽》)“兼陈”就是把事物的各个方面或各种情况都展示出来，摆列出来。“中衡”就是通过比较权衡而确定或选择适当的、中正的。有时他也简称为“兼权”。“这是对孔子的‘叩两端’思想的发展，含有辩证法因素。”
五、学习的过程
苟子从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把学习分为“闻”、“见”、“知”、“行”等阶段。“闻”、“见”的感性认识阶段是基础，进而是理性认识阶段的“知”，然后再进一步达到“行”。他特别强调“行”，认为学习的目的就在于实行，因此他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荀子・儒效》)如何根据这个学习过程来组织学习呢?他指出；“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行乎动静。”即从“耳闻”、“目见”到“著心”和“形乎动静”。从感性到思维加工，并进一步付诸行动。
他认为，学习者通过感官积累的感性材料愈多，他的经验与知识也就愈丰富，“所谓多闻曰博，少闻曰浅，多见曰闲，少见曰陋。”(《苟子・修身》)而闻之的知识是间接经验，不如亲身见之的直接经验可靠，但这两者都是感性的认识，容易产生片面性。“闻”、“见”的阶段只是学习知识的第一阶段，是学习知识的基础。
要克服第一阶段的不足，必须进入学习的第二阶段，就是“知之”或“著乎心”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由于“心”的思维活动是按照“虚壹而静”的规律进行的，就能把前一阶段所获得的感性认识予以整理和概括，从而对事物有清晰明确的认识。
获得了知识，并不是终结。他认为，还要把已经掌握的知识用于个人修身和治理国家，即用学得的知识作为指导自己行动言论的法则，这就是“学止于行”的最后阶段。
在阐述学习各阶段的关系时，荀子提出，学习知识不能停留在感性阶段，必须向理性阶段过渡，因而知比闻、见在认识上处于更高的阶段。而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行动，一个人如果掌握了很多知识，但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还等于缺乏知识。“闻者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荀子・儒效》)
他提出的完整的学习过程论，基本上符合人类的认识过程。他强调第二阶段的思维活动，也是比较符合学习过程规律的。苟子基于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把学习过程与认识结合起来，从人的心理活动去加以阐述，并特别论述了知与行的依赖关系，具有辩证法因素，是他学习理论的深刻处和闪光点。
六、学习的态度
苟子从3个方面阐述学习所应具备的正确态度。
1．“虚”
何谓“虚”?苟子说：“心未尝不藏也，然而有所谓虚。......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藏也；然而有所谓虚，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谓之虚。”(《荀子・解蔽》)这个“虚”就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态度。荀子认为，每个人的记忆中都有一定的知识储量。但是为了继续有效地学习新知识，就应该保持一种不满足的态度，即“虚”的态度。“虚”就是不使已汇人心中的东西妨碍所要记忆的东西，也就是不要先入为主。“虚”并非无藏，而是为了更好地有藏和多藏所采取的一种虚心求进的态度。
2．“恒”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苟子・劝学》)荀子把蓝、水、直木比喻人未经雕琢时的质朴状态，用青、冰、轮比喻学习之后的成就。要实现这个变化的过程，就必须坚持不断地学习。学习如有间断，就无法达到预定目标。苟子还说，人的学习虽然有一定的方法，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坚持“为士”、“为圣人”的学习目的，“真积力久则人，学至乎没而后止也”。((苟子・劝学))因此，苟子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提出终身学习观点的人。
3．“专”
荀子强调，人在学习时，必须专心一致，才能有所造就，他说：“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视而聪”，“心枝别无知，倾则不精，贰则疑惑。”(《荀子・解蔽》)他还用蚯蚓和螃蟹为例，说明用心专一和浮躁，会产生大相径庭的结果。“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八跪而二整，非蛇、蟮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荀子・劝学》)这与“睦蛇无足而飞，鼠五技而穷。”(《荀子・劝学》)同理。
篇9
很多人都问过这样的问题：压力为什么会降到我头上？我应该如何面对压力？我认为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就是：压力就是动力。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你想翻墙，请先把帽子扔过去。”我认为其实在很多时候，不给自己回头的理由，不给自己留后路是一件好事，只有学会用压力来逼迫自己，才能珍惜自己的人生，才能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小故事：一个人看到蝴蝶幼虫在茧中拼命挣扎太过辛苦，出于好心，就用剪刀将茧剪开，让幼虫轻易地从里面爬出来。但是，这只幼蝶根本飞不起来而且很快就死掉了。原来，幼蝶在茧中挣扎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为了让身体更强壮、翅膀更有力。如果不经历必要的破茧过程，他就无法适应茧外的环境。其实这正是在告诉我们，一个人不经历必要的磨难，没有压力，他的人生就不会完整，因为他没有能力抵挡以后的风风雨雨；回顾历史，我们追寻先人留下的印迹———朝堂之上，孟子警觉世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巨鹿之战，项羽破釜沉舟，逼迫将士以一敌百，“百二秦关终属楚；”韩信背水一战，而利用压力逼迫自己，成就了壮美的诗篇。
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父母的压力，学科的压力，部门的压力等等。所以当我们接收到这些压力后，应该将其看成是一种动力，一种激励和促使我们更加努力更加发奋的动力。压力会让我们不敢停下前进的脚步，压力使我们时时奋进，使我们实现一个目标时不敢懈怠，使我们获得成就时能够再接再厉。不要再去害怕压力，因为“压力就是动力”。
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
每每提起健康，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身体健康。诚然，我们不能否定身体健康的重要性，我们也无法避免会看到那些因为疾病而远离我们的亲人朋友。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身体健康的丧失难道与心理健康的失调没有一点关系吗？
你一定会反驳道：我觉得我的心理很健康，但为什么还经常得病呢？
就让我们随便举几个生活中的例子吧。有些人，承受着重大的生活压力，却不知如何排解，终于引发了高血压等现代疾病；有些人在面临一些重要场合的时候，会出现很紧张的心理表现，从而引发了一系列不适的生理现象；还有些人胆小竟然被吓死，心眼小被活活气死。虽然最后这类现象不是很常见，但他们也是有发生的可能，而这从侧面也或多或少的向我们了展示了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所以要想做一个健康的人，不仅要追求身体上的健康，更需要追求心理上的健康。我们要学会去调节心理健康。那么我们怎样去调节心理健康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自信。玫瑰就是玫瑰，莲花就是莲花，只要去看，不要比较，一味的比较最容易动摇我们的初衷；
第二，要会欣赏。人生不必苛求完美，只要你拥有一份向上进取的心境，只要你满足于自己的踏实努力，好好地欣赏别人，别人也能欣赏你；
第三，要安心。不肯枉自沉湎与胜败之词，就是安心。学会安心的去努力。 同学们，请不要再为心所累，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去户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锻炼锻炼身体，感受生活的美好。只有心态摆正了，我们的身体才会更健康。
我们要做一个身体健康的嗯，更要做一个心理健康的人！
细节决定成败
手表少了一个齿轮还能转吗？电脑少了个抽风机还能开吗？火箭少了一颗螺丝还能上天吗？小事虽小，影响颇大。
一树一菩提，一沙一世界。生活的一切原本就是由细节构成的，然而细节往往最容易被人忽视。古英格兰有一首著名的民谣：“少了一枚铁钉，掉了一只马掌，掉了一只马掌，丢
了一匹战马，丢了一匹战马，败了一场战役，败了一场战役，丢了一个国家。”这是发生在英国查理三世的故事。查理准备与里奇蒙德决一死战，查理让一个马夫去给自己的战马钉马掌，铁匠钉到第四个马掌时，差一个钉子，铁匠便偷偷敷衍了事，不久，查理和对方交上了火，大战中忽然一只马掌掉了，国王被掀翻在地，王国随之易主。百分之一的错误导致了百分之百的失败，一钉损一马，一马失社稷！你是否听到一个远去的王朝风中的悲鸣——细节决定成败！。
细节决定成败，这不仅只适用于企业国家间，它体现在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里，包括我们的学习。最终的分数排名固然吸引眼球，但是过程中的每一个小小的细节更不能被忽视。做作业的认真程度，上课的专心与否，甚至于做考卷的是否细心，都很大程度地在最后的分数上得到证明。成与败，决定于日积月累的每一个细节。
荀子在《劝学》中讲到：“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如果我们不重视细节，千里大堤，狂风巨浪未能移其毫厘，可谓牢不可破。然而蝼蚁入侵，日削月割，大堤最终倒塌。百年巨树，雷击山崩不能毁其生命，可谓顽强不屈，但是小小甲虫却能咬破树皮，吃空树干。正因为这些常常被忽略掉的蝼蚁、甲虫，才使得看似牢不可破的大堤、巨树变得脆弱不堪，因此，细节性的问题往往会成为致命的问题，对待事物不能忽视细节，微小的事物一旦被忽略就会由小引大，终会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这就是细节，如果注意不到这个小细节，那么原本应该是“100-1=99”的等式就会变成“100-1=0”，我们所做的都将功亏一篑，1%的错误导致的100%的失败。
同学们，责任铸就辉煌，而细节却决定成败！
时间能改变一切
时间，是一个神奇的词语。它成为了人们不能解释时的唯一借口，它成为了不能回头，不能倒退的代表。多少经不起它考验的情感只能深深的沉入谷底，消失。
因为时间的无情和冷酷，让多少人心生畏惧。可也不禁有人提出：时间能不能改变一切？ 我想，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时间能改变一切，时间能成就一切！下面我将来向大家解说这个观点。
首先，时间不可回转的特性，让我们看到了世界的改变，从原始人到现代的文明，我们看到了人类的一步步改变，是人类通过自己努力的改变，同时也是时间的改变，时间它不会静止，它改变了世界。时间的长河里，锻造出了亚历山大，牛顿，爱因斯坦，达尔文，孔子等伟人。这些名人的出现，促进了时代的变迁。时间能够改变一切，时间让我们看到未来将会更好，这个不会停止的进程里，永远有想不到的惊喜。
其次，从我们现实生活出发。时间能够改变一切，旧习惯会被新的习惯所替代。旧的我们也会染上新的气息，因为时间不会停止，我们也不会静止。总会有人在遇到挫折的时候，想要放弃。总会有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再有勇气。可是，时间会改变他们，时间会给他们一个答案。就算有再大的挑战，只要有时间去改变，我们就会有希望成功。所以这些小挫折，永远也不会影响时间的更替。时间会让我们的努力看到结果，这便是时间的不可超越性。 时间能改变一切，时间能让孩童时的纯真、幼稚蜕变。时间能让一个生命在它的流里，显得微不足道。这些都是时间的微妙。
时间能改变一切，但关键是你会如何利用它，使它让你改变的更好，成为更好的人，成为更优秀的自己。
律人不如律己
有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爱己之心爱人，律人之心律己。
是的，改造别人难，改造自己也特别不易，你得学会压抑和克制，但仍然比改造别人容易。当你把自己改造完了之后，你突然发现他也改了，他怎么突然对你友善起来了。人和人
相处，总会有所摩擦。但当你和周围发生冲突，对周围人有所不满时，应该告诉自己：自律心态;律人先律己、身教胜于言教,轻财足以巨人,律己足以服人,身先足以帅人,量宽足以带人,静坐当思已过,闲谈莫论他人是非,一切严格要求自己,从自己做起。
现在给大家讲个故事吧：明朝年间，山东济阳人董笃行在京城做官。一天，他接到家信，说家里盖房为地基而与邻居发生争吵，希望他能借权望来出面解决此事。董笃行看后马上修书一封，道：“千里捎书只为墙，不禁使我笑断肠；你仁我义结近邻，让出两尺又何妨。”家人读后，觉得董笃行有道理，便主动在建房时让出几尺。而邻居见董家如此，也有所感悟，同样效法。结果两家共让出八尺宽的地方，房子盖成后，就有了一条胡同，世称“仁义胡同”。
我们生活在这个浮躁的社会经常会遇到，方方面面的摩擦，不管问题的起因是什么，大多数人会把问题的矛头指向别人。反观别人也是如此，这样就很容易让一些小问题，纠缠为不可调和的大问题。古代圣贤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谆谆告诫我们要，严于厉己宽以待人，这样才能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保持和谐，人的和谐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所以在要求别人的时候不如先严格检讨一下自己，你会发现，律人不如律己。
所以，遇事勿浮躁，律人不如律己，做一个心胸宽广的人，才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精彩。我也相信，做好这一点。我们的社会也将更加的和谐美好。
拜金的危害
当下中国，拜金思潮汹涌，人人都在谈论拜金主义，如果我们抛开拜金女，评一评中国各个阶层有无拜金思潮？
看政府，追求GDP，算不算拜金？看资本家，追求高额利润，算不算拜金？看无产阶级，追求金钱，算不算拜金？会大环境下，出现几个拜金女，实在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了。 于是遍看中国，无处不存在拜金，无时不存在拜金。拜金， 就是盲目崇拜金钱、把金钱价值看作最高价值、一切价值都要服从于金钱价值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说白了就是‘唯利是图’。其本质就是‘自我’和‘唯我’ 。‘自我’的意思就是我的利益天下第一，‘唯我’的意思就是为了我的利益，可以出卖一切。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拜金主义，算是一种罪恶。因为，无论是出卖自我，还是出卖他人，都会间接或直接伤害的他人的利益，这是小到个人，大到国家的祸乱导火线。比如见利忘义；比如贪污渎职，比如“三聚氰胺”，比如“烽火戏诸侯”等等的数不胜数。
因此，对待拜金思潮，必须给它加一道锁链，防止对他人利益的损害。古人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像孔子，韩非子、老子等人，都不避讳“利”，不认为利是一件可耻的事。但都认为，对于“利”，必须加以控制。儒家用“仁义礼教”约束利益，法家用“法”和“术”来约束利益，道家用“无为”来约束利益。
今日中国，拜金可有“仁义道德”制约否？有。有效否？否。为何？不信拜金可有“法制”制约否？有。有效否？否。为何？无法可依，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拜金可有“无为”制约否？不现实。
由此看来，现代根本没有一种有效的规则来约束个人与团体的利益需求，那么拜金思潮泛滥就是必然，人人为利，无所不为，无所畏惧，天不怕，地不怕，生不怕，死不怕。可怕啊，若人人都在拜金，每个团体都可以为了利益，去牺牲他人利益，那中国何处还有乐土；若拜金无法被道德和法制有效制约，那国家的存在，政权的存在，民族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长此以往，国真将不国。 这恐怕就是拜金主义对中国的最大危害了。
因此，对待拜金思潮必须严肃对待，而在中国公有制的大背景下，只要公有制财富还没有瓜分完毕，中国是不会乱的。所以对中国来说，亡羊补牢，犹未晚也。
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也是万万不能的
金钱绝不是万能的，但生活中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拥有金钱你不一定有幸福，但是没有金钱你一定不会幸福，当一个人连最低的生理需求都无法满足的时候，一切都无从谈起。
金钱作为社会财富的象征，我们每个人都不能缺少它。尤其生活在现代的社会，如果一个人没有金钱将寸步难行，因为：
（1)没有金钱就无法享受生活
钱是很重要的，虽然不是如人们常说的金钱是万能的，真正的爱情、友情是无法用金钱来买卖的。但钱也是重要的而缺了钱，“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之类的事实却常把人逼的半死，那真是没有钱便万万不能。我们要做财富和金钱的主人而不是奴隶，我们应该用钱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2）没有金钱就难以体现个人与社会价值
对于追求财富的人来说，财富的积聚过程，既是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也是健全个性的过程。如果一个人没有创富、成长、发展的经历，他就可能永远不会发现潜藏在自己躯体里的潜能。
同时也显而易见，当人们在其致富过程中实现其个人价值的同时，社会价值也随之凸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是统一的。
（3）没有金钱难以实现自己的理想
每个人在其一生都会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理想，而自己理想的实现，无疑会获得一种满足感、幸福感。但是，任何人都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办事业，都离不开经费的。所谓心有余而“钱”不足、“钱”不从心之类的憾事，不知难倒多少本来是有能力去实现自己理想的英雄好汉。
有钱的人就不同了，他有足够的财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如果没有钱，会有许多的事无法做，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这从反面说明了金钱的作用。
当然，钱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并不与人们的幸福发生必然的联系。它的用途只有在正面的积极的意义上，才能够发挥出好的作用。
综上所诉，金钱虽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金钱是人生幸福的必要条件之一。一个人只有能够正确的认识和使用金钱，才能够创造自己幸福的人生。
论美与丑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发展迅速，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与此同时，人们也越来越追求美。
但有些人对美的理解却令人费解：理个光头或留长发，这是“帅”；把新的衣服镂得全是洞，这是“酷”；把头发染得稀奇古怪，这是“时髦”。殊不知，他们已将美曲解。因此，笔者想对他们说：重新认识美。
雨果的《巴黎圣母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人物卡西莫多，他那奇丑的外貌让众人觉得可怕，但他的内心却远比那些衣着华丽的人要善良纯洁。人们以赞美的眼光看待他，却不因他的外貌而却步。由此可知，内在美才是最主要的。纵然是一个美如天仙的美女，假如她出口成“脏”，品行低劣，那么她怎能用漂亮来形容？但若是出口成章，品行高尚，纵然她相貌平凡，那她也是美丽的。
纵观历史，相貌出众者不计其数，但被后人记住的却不是很多，而有些人却能名垂青史，这是为何？宋玉为后人所记，是因为他才高八斗；昭君为后人所记，是因为她为国家而甘于牺牲个人幸福；秋瑾为后人所记，是因为她的傲骨与精神。以上种种，或因才学或因精神，让人们感受到他们的美，真正的美，至高无上的美！而相传相貌非凡的潘安，却因其贪求富贵而被后人所耻。不难看出，美不仅是外表漂亮，更重要的是内在的美丽。
生活中，并非人人都有出众的相貌，但这并不重要，追求时髦的现代人是否已意识到美的真正涵义？请你们舍去外表的修饰，静下心来泡杯茶，品味几本散文或小说，让自己的心灵在此获得滋润、充实，总有一天会有人对你说，你很美。这不是因为你的外貌，而是因为
你的心灵美、气质美！
行动吧，爱美的人们！让我们追求那真正的美吧！
我最尊敬的人
每个人的一生中，或多或少的都会有那么几个让这几尊敬的人。而走了十几个岁月的我，也曾深深地被打动过，我最尊敬的人/最感谢的人/对我影响最深的人，就是我的爸爸。
爸爸，是一个普通的人。没有高大魁梧的身段，可瘦弱的肩膀足够给你依靠的力量。我的爸爸体重不足一百斤，可能够扛起近两百的担子。就这样瘦的只有骨头的爸爸撑起了我们这个四个成员的小家。
爸爸没有让人歌颂的伟大职业，也没有做过多少万人传颂的事件。他只是我和弟弟的爸爸，一个简单的身份。却是让我一辈子心疼，一辈子感谢，一辈子敬仰的人。
爸爸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教师，可严重偏科的他高考数学市里第一，英语却未及格。梦想背道而驰的爸爸，不知吃了多少的苦，才给我们创造了现在这样好的生活学习条件。只知道自己辛苦，从来不会自己享受的爸爸，在岁月的流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