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汜论训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淮南子汜论训，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形容水少的成语：牛蹄之涔。

牛蹄之涔释义：涔，雨水。牛蹄印中的积水。形容水量极少。也比喻处在不能有所作为的境地。

出自《淮南子汜论训》：“夫牛蹄之涔，不能生鳣鲔。”《淮南子俶真》：“牛蹄之涔，无尺之鲤。”北周庾信《为杞公让宗师表》：“况复一枝倦曲，终危九层之台；一股涔蹄，必伤千里之驾。”

（来源：文章屋网 ）

篇2

狂犬病自古就有，最早的记载可追溯到公元前2300年，美索不达米亚的埃什努纳法典中有关于狂犬病的条款。在我国，早在春秋时代的《左传・襄行志》中就有关于病犬咬伤引起人感染狂犬病的记述。西汉淮南王刘安等编撰的《淮南子・汜论训》中也有“因a狗之惊，以杀子阳”的记载，说明郑国臣子阳之死，是被狂犬咬伤导致的，这是我国历史上被狂犬咬伤致死的最早病例记载。

历史上世界各地都曾发生过多次狂犬病大的流行，动物感染发病后攻击人类，给人们的心理带来极大的恐慌。

尽管历史上狂犬病对人类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但是直到18世纪，对狂犬病的研究和认识才取得重要的进展。1804年病毒学家Zunke将狂犬病的唾液接种在健康犬的伤口处，导致犬发病，还可以传染给家兔等，证实了狂犬病可以通过唾液传播。直到1885年，法国伟大的生物学家巴斯德才真正找到了克制狂犬病这颗“子弹”的防弹衣，首次研制成具有保护性的抗狂犬病疫苗，由此人类对狂犬病的认识和预防产生了历史性的转折。

如今，欧美国家和日本等少数亚洲国家通过数年的免疫措施的采取，严格犬的管理和进口动物检疫，人和犬的狂犬病均得到了有效控制或消灭。但是，世界卫生组织（WHO）调查显示，当前狂犬病仍在全世界2/3以上的国家和地区有流行，每年世界狂犬病病例约5万人左右，其中98%发生在亚洲。全世界年发病率在100以上的国家有8个，其中6个在亚洲，1个在非洲，一个在南美。

在我国，狂犬病的发病数及死亡数一直在每年1000人左右，仅次于印度，居全球第二位，每年用于狂犬病防疫的费用超过100亿元。从发病的地区分布上看，我国狂犬病疫情主要分布在人口稠密的华南、西南、华东地区。从人群分布上看，可概括为“三多”：农村地区病例较多、男性病例较多、15岁以下儿童和50岁以上人群发病较多。

狂犬病对人类社会危害严重：一是病死人数多且病死率最高。二是暴露后处置费用高。三是占用大量的社会卫生资源。四是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

目前尚无检测手段可在出现临床症状前诊断人和动物是否感染狂犬病，而且若不出现恐水、怕风等特异性的狂犬病体征，也很难做出临床诊断。狂犬病的确诊基本都需要运用实验室检测的手段，但是通过临床表现进行诊断对于下一步确定性诊断（实验室诊断）和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尤为重要。

鉴于狂犬病病毒无法穿透正常的皮肤组织，可以说人类和动物本身就穿有一件狂犬病防弹衣，预防狂犬病重要的是避免这件防弹衣出现漏洞，也就是说需要我们有效地防范被患病动物或疑似患病动物咬伤，舔舐到有皮肤破损的地方，做好了这个环节，可以说就能够远离狂犬病的困扰。

此外，还有另外一件狂犬病的防弹衣，就是狂犬病疫苗。自从法国伟大的生物学家巴斯德发明了狂犬病疫苗以来，人类对狂犬病预防产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为人和健康动物实施狂犬病疫苗注射后，肌体的免疫器官能够产生抗狂犬病毒的特异性抗体，主动中和、消除入侵体内的狂犬病毒，从而达到预防狂犬病的目的。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倡议，到2020年消除人间狂犬病，并把每年的9月28日定为世界狂犬病日，提出了“共同努力，让狂犬病成为历史”的口号，而从北美、西欧、日本和南美洲的许多地区，以及亚洲部分地区的历史经验来看，狂犬病是可以被消灭的。

篇3

关键词： 高三文言文教学 拓展阅读 教学有效性

《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在“阅读与鉴赏”部分，关于文言文学习有如下表述：一是“阅读浅易文言文，注重在阅读实践中举一反三”；二是“学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古代作品的内容价值，从中汲取民族智慧”。高考考纲要求鉴赏作品的形象技巧，评价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故而，高三文言文的学习目的应该是能“识文断意、晓理悟情”，课堂表现应该是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地学习，获得方法与情理体验。

对高三学生而言，古文表达的陌生、课内篇目的有限及与生活联系的断层，导致学习兴趣及文本情理价值无法有效实现。因此，采用拓展阅读的方式进行高三文言文教学，成为笔者尝试提高文言文教学有效性的一种途径。这不仅能起到营造课堂学习氛围的作用，而且对拓宽阅读视野、充实写作材料极为有益。

笔者探索的方向有两个，一是以内容的关联为考量，主要达到“识文断意，激发兴趣”的目的；二是以义理的沿袭为考量，主要达到“晓理悟情，拓宽视野”的目的。

1.内容的关联性拓展

内容的关联性指选取内容相近或主题类似的文章，在拓展中调动学生主动性，达到理解内容、归纳学法、在阅读实践中举一反三的目的。以2010年高考天津卷的文言文《叶限》、方柯《童话故事文言版之灰姑娘》为例：

《童话故事文言版之灰姑娘》选段：灰姑娘独至榛树下，泣曰：“榛树榛树，祈请助吾，榛叶摇摇，赐我华服。”小鸟予之金银织衣并丝履。灰姑娘衣之，至于王庭……父母与姊皆不能识，以之为异国公主……灰姑娘终设法脱身，匆忙之中，失其左履……王子命予之履，履合其足，天衣无缝。

《叶限》选段：女伺母行远，亦往，衣翠纺上衣，蹑金履。母所生女认之，谓母曰：“此甚似姊也。”母亦疑之。女觉，遽反，遂遗一只履，为洞人所得。母归，但见女抱庭树眠，亦不之虑……国主得之，命其左右履之，足小者，履减一寸。乃令一国妇人履之，竟无一称者……陀汗王怪之，乃搜其室，得叶限，令履之而信。

《叶限》选自《酉阳杂俎・支诺皋》，被杨宪益先生称为“中国版灰姑娘”，文本阅读尚有一定难度，方柯版语言浅显易懂，童话情节的熟悉感和文言语言的新鲜感碰撞，激发了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有此版本打基础，学生对叶限版的畏难情绪降低许多，小组合作动力十足。同时，在文言学习中自主建构知识体系尤其重要，笔者将教学重难点转化成系列探究题，引导学生针对词类活用、一词多义（如衣、履）、特殊句式（如倒装、被动）和高频虚词（如因、而、以、为）四项进行整合与分析，学生经由自主交流，进一步理解了文本，同时能够做到举一反三，课堂收效甚大。以此类尝试为起点，笔者进行了后续主题式探索：成语故事与人物传记，分期学习了“程门立雪”与《程颐传》，“折冲樽俎”与《晏婴传》，“闻鸡起舞”与《祖逖传》，“智者千虑、逐鹿中原”与《淮阴侯列传》，等等，逐步引导学生接受文言文，培养良好语感。

2.义理的沿袭性拓展

高考文言选文多通过人物的经历展现其品性，其丰富的内涵体现了语文的人文教养价值，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包含古人的思想精华，古今汉语一脉相承，是“源”与“流”的关系，那么，语文课堂完全可以通过情境联系唤起学生的社会经验与生活领悟，摆脱“文言文无用”论，在义理的迁移拓展中，培养正确并有创见的解读文本能力，以读带写，有效实现文言文的文化价值，使得文言教学也可以收到察古知今之效，从而进一步发展与提高表达能力。

例如2011年高考北京卷《淮南子・汜论训》：“周公有杀弟之累，齐桓公有争国之名，然而周人以义补缺，桓公以功灭丑，而皆为贤。今以人之小过，掩其大美，则天下无圣王贤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于视，不可灼也。喉中有病，无害于息，不可凿也……故人有厚德，无间其小节，而有大誉，无疵其小故。”通过周公、桓公之例，辅以目中疵、牛蹄涔、喉中病等现象，说明待人待事不必吹毛求疵，要明白瑕不掩瑜之理。阅读文本之后可以进一步引导学生类比联想，诸如乔布斯的偏执与创新力，电商的混杂与发展力等，以文言哲理衍射现实生活，赋予其新的生机。再如司马光《程氏墓志铭》：“妇人柔顺足以睦其族，智能足以齐其家，斯已贤矣；况如夫人，能开发辅导成就其夫、子，使皆以文学显重于天下，非识虑高绝，能如是乎？”讲述了女子于家于国的重要意义，引导学生拓展联想，如孟母、文成公主、杨澜、奥普拉等，对此前的成语与人物专题同样进行了义理的分析与延伸，如程颐的真儒之风、晏婴的智谋之贤等，从中学生不仅可以理解为人处世之理，而且能学到如何精巧地引经据典。

文言文不仅是历史轨迹的记录，而且昭示着传统文化的底蕴。通过拓展阅读，学生不仅能激发对文化典故的兴趣，还能克服古今语言断层难题，更能领悟文中的人性思考。在语文课上教授知识的同时，承载润泽学生心灵、延续民族文化的责任，只有让学生成为读书的主人，形成“独立阅读的能力”，才能传承民族文化，才能让文言文这一独特文学现象在当代仍焕发生机活力。

参考文献：

[1]童亮[主编].别笑，一本正经的文言文.新星出版社，2010，07.

篇4

从漫长历史长河中吸取经验教训，以服务于今天的现实需要，总是值得人们去探究的事情。本文下面将以史实为依据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历史的特征，作些探讨与论述。

（一）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思想的发展，既有连续性，又显示出阶段性的特点

我国古代社会从五帝、夏、商、周、春秋战国直至清末，凡4000年，一直绵延不断，既不曾发生过像罗马帝国那样中断无继的历史悲剧，也不曾经历西欧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这就使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得以世代相传、连续积累，并在这个基础上走向自己的巅峰。世界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曾把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重要科技成就作为纵线，世纪年代作为横线，制作了一幅科技发展的示意图，它清楚地表明：无论是以前4000年，还是近500年来，中国科学技术“事实上一点没有退步”；而是“一直在稳缓地前进”。他在《中国与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还指出：“我常喜欢用一种相对来说缓缓上升的曲线来说明中国的演变，显然这曲线比欧洲同一时期，譬如说公元二世纪至十五世纪的演变过程的曲线上升得高，有时高得多。”（注：《中国与西方的科学与社会》第65-85页，上海科技出版社1956年版。）我国四川大学周仲壁与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周孟璞两位先生在《中国近代科技落后原因初探》（注：《自然杂志》13卷11期第333页。）一文中也以中国的自然科学大事、西欧的自然科学大事和著名科学家的人数作为纵坐标，世纪年代为横坐标，制作了三条增长曲线，从中国的那条曲线看，同样显示出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增长是缓慢而连续的。然而，在4000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春秋战国、两汉（尤其是东汉）与宋元（尤其是北宋）时期，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内外因素又都显示出阶段性的。

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全面奠基时期，也是第一次大发展时代，由于新兴封建制度优胜于奴隶制度，其成就不仅赶上而且超过了早期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古希腊。

春秋末期出现了块炼铁渗碳钢，战国时期又出现了白口铁处理技术，这些冶铁技术的发明，是一个突出的标志，正是它大大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在农业方面形成了以精耕细作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农业，战国末年写成的《吕氏春秋》，其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称得上是这种农业科技的论文开端。以都江堰、郑国渠两个大型灌溉工程的兴建为标志，展现出为农服务水利工程设施的空前发展。《考工记》中生产工具、乐器、建筑、交通运输、皮革制造、染色、乐器、玉器等36项专门实用工艺技术的记述，显示了这一时期手工业内部的细密化及其技术的规范化与科学化程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它记载了大量实用力学知识，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工程技术知识的总汇。《墨经》中包含有关于力学、光学、声学、几何学、逻辑学以及对物质结构的猜测等科学成就，它不仅是我国第一部几何光学著作，而且在世界上也是领先的，比欧几里德几何光学要早百余年。同时，它也是古代力学与光学论说的代表作，“力”概念的提出，光直线传播思想的揭示，使这部著作更增添了亮丽的光彩。可以这样说，《考工记》与《墨经》一起作为我国古代经验科学出现的标志，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将生产、生活实践中取得的丰富经验进行抽象概括的成果。

在数学、天文学与历法方面都有了广泛的发展与进步。十进位值制和筹算制度不断得到完善，为后世具有中国特色的计算数学体系的形成确定了基础。有关天象观测的记载详尽准确，即使在今天仍不失为天文研究的宝贵历史资料。在地学方面，《山海经》、《禹贡》、《管子、地员》等著作的出现，标志着人们的地理知识已从地理资料的积累，上升到进行某种形式的综合论述与区域对比，以服务于当时的政治、经济需要。医学方面，以《黄帝内经》等著作为代表，以人体器官整体观、阴阳五行论与脏腑经络学说为理论基础，以人体解剖、生理、病理、病因诊断等的研究与实践为重点，兼及针灸、经络、卫生保健等诸多方面，构成了我国特有的医学体系的最初基础，并在临床上显示出杰出的贡献。

我国人民寻求对自然界物质本源的认识，继五行、阴阳说之后，元气说与原子论是两大发展线索，它们的确立都分别肇始于这个时代的荀况与墨翟。

两汉时期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又一高峰期，一方面，由于科技本身经过了春秋战国的长期酝酿、积累和实践，到这时达到了量变足以引起质变的地步；另一方面，则是社会政治上的统一与安定，经济的恢复与持续发展，为科技活动和科技新的到来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它呈现出科技人才辈出，科技著作大批问世，科技成果辉煌，科技对生产的渗透与协调日益显著等诸多特点。

《九章算术》以及《周髀算经》的成书显示出以算盘为计算工具的独特数学体系的形成，形数结合，数学算术化是其特征。今天，由于计算机的出现，算术化倾向于现代数学中的作用已日渐显著，中国古代算术的思想与方法和现代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正相融合，为此它将重新焕发青春，以崭新的面貌重现，在数学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是可以预期的。

历法已确立了我国后代历法体系、规范和基本内容的原始框架，而以张衡为代表对天文仪器的研制和对天象的观察与记录以及论天三家为代表的宇宙论则形成了中国古代天文的固有传统。《汉书、地理志》的出现，开拓了沿革地理研究的新领域。《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秦汉以来药物知识的总结，它为后世本草学奠定了基础；《伤寒杂病论》不仅确立了辩证论治的医疗原则，而且大为充实了中医药体系的内容，更加切合医疗的实际应用。《汜胜之书》可以说是对农业知识的总结。《论衡》、《淮南子》、《淮南万华术》、《周易参同契》、《尔雅》等书中也包含了丰富的物理、化学或生物学知识。

在生产技术方面，成为我国古代传统特色的主要技术，像冶铁、纺织机械、农具制造、造纸工艺、漆器工艺、船舶制造等都已出现，并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像赵过的铁脚耧车、杜诗的水排、梯级船闸设计的原理与方法、木结构建筑风格、竖炉冶炼法、实测基础上绘制的地图等等都是突出的成果。造纸术更是汉代一项最重大的发明，也是我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牛耕的推广与代田法、区田法耕作制度的创新，则在当时条件下起到解放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

以王充为代表的元气论与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说的对立与斗争，是我国科学思想史发展的又一里程碑，即使后者从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考察也有其值得吸取的精华。

宋元时期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达到高度发展阶段的又一时期。

我国的科学技术自两汉而后，经魏晋南北朝的充实和提高，到隋唐五代技术发展，并呈现一股继续高涨的趋势。前者对中国古代科技的贡献，可以刘徽与祖冲之的数学、裴秀与郦道元的地学、贾思勰的农学、王叔和、皇甫谧与陶宏景等的医药学、葛洪的化学等为标志；后者主要有李淳风、一行等的天文学、李淳风与王孝通的数学，孙思邈的医药学以及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天人论与宇宙观等。这种趋势困宋元时期经济发展、文化昌盛、理学形成、战争和其他需要而得到强化。统治阶级为满足自身、政权和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多方面需要，通过完善教育体系，举行多元化考试，奖励发明创造和培养扶植科技人才等措施，助长、推动和促进了科技的发展，而安定与富裕的社会环境和发达的出版业则又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条件。求索物理，格物致知，怀疑、探索、创新的学风催促知识分子中具有务实思想的人考察和研究自然事物以及如何使之有利于国计民生。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国外的文化交流，也加速着科技的发展。这一切使宋元时期成为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黄金时代，不论天文、地学、生物、数学、物理、化学均有突出成就。

作为世界古代文明标志的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三大发明的出现或大规模使用均始于北宋，以沈括、苏颂、郭守敬、李冶、秦九韵、杨辉、朱世杰、赵友钦、毕升、陈＠①、王祯、李杲、李诫、曾公亮等为代表的科技名家辈出，硕果累累，以《梦溪笔谈》、《营造法式》、《四元玉鉴》、《武经总要》、《王祯农书》、陈＠①农书》、《革象新书》等为代表的科技著作纷纷面世，正是诸多尊敬的科技前辈先后在各方面的努力，不断将宋元时期的科学技术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以宋元秦九韶、李冶、杨辉、朱世杰数学四大家为代表，使宋元数学在中国古代以筹算为主要计算工具的传统数学的发展达到登峰造极的阶段。大规模的恒星观测，各种天文观测仪器的研制成功把我国古代天文学推向它的发展高峰。沈括在磁学方面的成就在当时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金元时期的四大医学学派和相应的医学流派使中国医药学得到全面发展。以陈＠①《农书》与王祯《农书》为代表，先后总结了宋元时期的农业生产实践经验，后者所附录的“农器图谱”展示了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器具方面的重要成就，成为后世记述农具图书的范本，反映了当时农学的高度发展。宋代动植物志、谱录的大量出现并形成出书，和宋景《欧希范五脏图》、杨介《存真图》所显示的解剖学上的发展，应该说这时的生物学也是成就不小的。在这一时期，地学方面的成就也很突出，元代朱思本的《舆地图》不仅总结了唐宋以来的地理学成就，还根据实地调查，在制图方面取得成绩，其精确度已达至较高水平，成为明清时期我国舆图的范本。杜绾著《云林石谱》的出现，反映了矿物学在宋代已较前有了很大进展。在这些学科发展的同时，诸如水利、冶金、印刷、瓷器、机械制造、建筑、纺织、交通工具、兵器等方面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

以张载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气一元论自然观和以沈括为代表“验迹原理”和科学方法与朱熹的“格物致知”的科学方法，无疑是哲学和科学发展到北宋时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对宋元时期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朱熹的理一元论的自然观对当时科技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明清时期虽相对于前发展势头明显下降，但这一阶段问世的一些著作，像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朱载育的《乐律全书》、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与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都分别显示其集医药、乐律、农业和地学大成的特点。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更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科学技术著作，不仅是我国科技史上的一颗明珠，也是世界科技史上光彩夺目的瑰宝。王夫之、王廷相、戴震的元气本体论使张载的自然观更臻完善和具体化。明末清初中西科学成就交融与会通的起步以及清代传统科技仍然缓慢推进也是清晰可见的。

（二）经验性、描述性、实用性与本土化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一个突出特点

篇5

关键词：地名文化 地理环境 温岭

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地名是一个城市的档案馆、纪念册，是一个城市文化底蕴最重要的体现方式之一。许多看似稀奇古怪的地名都是有据可考的，只是人们往往“日用而不知”，惘然于其渊源了。而在众多的历史经济文化条件的背景下，自然地理环境与地名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位于浙江省东南沿海的台州温岭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期，就有人类在此生息繁衍。温岭市地层，以新生界第四系最为发育，主要分布在平原区及海湾平原；次为中生界侏罗系上统火山沉积地层，分布在山区和沿海岛屿。因此温岭虽以平原为主，但也水系发达，同时也有低山丘陵。在如此多样的地形结构的大背景下，涌现出大量与之相关的地名，主要可以分为四个类别：地缘形貌类的山岳体系地名、江河湖海类的水域体系地名、方位里程类的定位体系地名、反映动植物区类的特征体系地名。

一、地缘形貌类的山岳体系地名

地缘形貌类的山岳体系地名，是自然要素地名中最为丰富的地名，它显示出了人类活动对自然地理环境中地形地貌要素的关注和依赖。在对周围自然地理环境的感觉与感知中，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几乎都会不约而同地在自然地理实体中的地缘形貌所呈现出来的外表特征的基础上，赋以恰当的联想与想象而给予一定的地名。温岭素有“四山一水五分田”之称，因此，这个对山岳有着独特眷恋的城市，定会以她自己的方式来诠释对山岳的热爱与崇敬。

（一）以山、岭为名

“下珠山”，地以山名，据清《嘉庆太平县志》载：“下珠山泾，为金岙、翁岙、白塔水所汇处。山多圆岩碎石，故得珠山名。”又如“坞根”，地以山名，明《嘉靖太平县志・地舆上》载：“大小乌山，在山门乡南海中，水通花坞，旧名坞根，其海名乌洋云。”又据清《嘉庆太平县志・叙山》载：“大济山，在县西二十五里，山顶有大济堂，下即大乌根、小乌根。”

还有渔业重镇“松门”，别名“澄川”，晋代王羲之在《四郡记》中提到：“永宁县界海中有松门屿，岛上皆生松，故名。”因系海防要地，宋代曾在山间设松门寨，明代改为“松门卫”，明《嘉靖太平县志》载：“松门卫，在县东五十里。在宋为松门寨，……城高二丈四尺，周围九里。”旋迁今址筑卫城，城墙遗迹一直保留至近代。西有苍山，附近有伏龙、象鼻、招宝、喜鹊诸小山环抱。

温岭其他以山为通名的还有紫皋山、楼旗山、礁山、箬山等等，以岭为通名的有：秀玲、帽岭、叠岭、风门岭等。

例如“秀玲”，地以山名，因古时满山翠绿如绣，原名“绣岭”。今改为“秀岭”。明代郑善夫有诗“绣岭行不极，盘山霄汉长。谁将钓渭意，同寄雁湖旁。野宿雀芋饭，岩居木槿墙。晨征莫相失，云气正茫茫。”

山岳积淀着如此厚重的历史，也无妨以其名为地名，传诵于人们口中，铭记于人们心中。

（二）以屿为名

屿，在温岭方言中不读作（yǔ），而读作（shì）。屿，《康熙字典》里读（xù），今为（yǔ）。《说文》：“岛也。”《广韵》：“海中洲。”《六书故》：“平地小山在水位岛，在陆为屿。”温岭以屿为名的大多作平地小山在陆解释，即：称小山为“屿”。因而，以屿为名的地名，皆以山名为地名。

“长屿”（shì），位于温岭东北处，以石板出名。据明《嘉靖太平县志・地舆上》载：“长屿，在县东北二十五里，山自紫皋、铁场来，率粗厉雄猛。……”别名长市街。

“牧屿”（shì），古称“骛屿”。据明《嘉靖太平县志・地舆上》载：“骛屿，在县北三十里，山形如骛，故名。”“骛、牧”通读，遂名“牧屿”。

（三）以岙为名

岙，在《康熙字典》和《说文解字》中并无此字。《汉语大字典》解释为：①山中曲折隐秘处。亦指山中平地；②水湾可泊船处；③指水中小岛；④地名用字。由此可见，岙为山间平地，多用于地名。

例如：“岙环”，古名“隘顽”。据清《嘉庆太平县志・营制》载：隘顽“本名峡山，其地隘而俗顽，信国公更之。”民国初改为岙环。岙环地处温岭东南部，是一个一边靠海，三面环山的小山村，自古以来，到太平县城要翻两座山――藤岭、姆岭，古时便有“藤岭腾半天，姆岭走半年”之说。

在温岭地名中以岙为名的数不胜数，例如：观岙、苍岙、大岙、北岙、菀岙等等。

（四）以墩、埭为名

墩，《说文》释为：墩，平地有堆。在江南水乡这个字的使用频率是相当高的，无锡、江阴地名中就常有这个“墩”字的出现。因此在温岭以“墩”字为名的地名也是不少的，如：西墩、上墩、下墩等。

埭，土坝。《玉篇•土部》云：“埭，以土水”；《正字通•土部》云：“凡埭，征税之所。”埭是吴地古时水利系统的组成部分，以土作坝而储水。埭又是古代官府或地方恶势力设卡对往来船舶强行收税（买路钱）之处。埭字入地名多集中在太湖流域，如：无锡的“胡埭、埭上”等，苏州的“黄埭”等。而在浙南的温岭也有以“埭”字入地名，如“石埭、干埭、沙埭”等。如“阮家埭”，地以埭名。据清《嘉庆太平县志・叙水》载：“长屿溪，源出黄监山，……北流经阮家埭，南至渡头，……埭盖阮华筑。”

（五）以坦、坑为名

在温岭这个地形地貌多样化的江南水乡，位处空旷之地而地势平整的，称为“坦”。如“土坦”，除北部略有山地外，均系水网平地。还有坦里、百亩坦、坦头、上毛坦等。而“坑”，指下凹的带形地形，原指某一溪涧，后泛指整个地方。如：流水坑、杨梅坑、摘梅坑、界（音尬à）坑、山坑、南坑、乌坑等。

二、江河湖海类的水域体系地名

在人类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向来是选择自然环境条件比较优越的水网地区居住，这是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居住模式。与这种近水而居的习惯相适应，几乎所有的民族在自己的地名文化系统中都包含着大量的与居住地周围的江、河、湖、海等水体相关的地名。在水网密布的温岭，人们也往往择水而居，繁衍至今，“水”早已渗透到大大小小的乡镇地名中。

（一）以河为名

在河网密布的温岭市，“河”字也渗透于不少地名中。如“新河”，以水得名。据清《嘉庆太平县志・叙水》载：“新河，亦名迂江。据南鉴里许，初为陶家村。明初建城，始浚河。”又如“横河”，因廿四弓河横贯乡境，故名。还有“河头”，因旧为木城河东之尽头，故名。据清《嘉庆太平县志・叙水》载：“松门河头，在五都。县境之水东行出金清自晋湖来者，由东旋南，汇白沙水出此。”“廿四弓河”，以河宽达24弓（古时计量单位）得名。“河”字入地名的还有：五湾河、下河、河岙、运粮河等。

（二）以溪为名

溪，山间小河。《说文》作“”。《汉书》卷五七上《司马相如传》中《上林赋》：“振溪通谷，骞产渎。”后泛指小河 。辛弃疾《稼轩词》中的《鹧鸪天》：“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在温岭这座山水城市，“溪”入地名，并不乏见。

譬如，“大溪”，地以溪名，古名“双溪”。据明《嘉靖太平县志・地舆上》载：“大溪小溪，在十六都，大溪自乐清大安山发源，小溪自湖雾山发源，……总名双溪。有双溪堂、侍郎街。宋王侍郎居安之遗址在焉。”古又称“侍郎街”，今仅以“大溪”名之。

（三）以泽为名

泽，《康熙字典》载：“《周语》：‘泽，水之钟也。’”《风俗通・山泽篇》：“水草交厝，名之为泽。泽者，言其润泽万物，以阜民用也。又光润也。”（取部分）如“泽国”，以水得名，又名“泽库”。据清《嘉庆太平县志・叙水》载：“泽库，在县北四十里。黄岩官河自白枫来，至新桥入境，并受三坑及天黄、竖石诸水，以水所钟，支流四注，号泽国。亦曰泽库。”著名的丹崖山就在泽国境内，有诗《丹崖题壁》：何必仙径到，此山从古名。灵胜分雁宕，光气似霞城。虎伏山风静，鸦归井水清。异时闻谷口，曾此谢尘缨。

（四）以泾、渭为名

泾渭，指的是泾水和渭水。《诗・北风・谷风》：“泾以渭浊，其。”《毛诗故训传》：“泾渭相入而清浊异。”泾清为浊，其两水交汇之处，泾因渭入而浊。

在温岭地名中以“泾”“渭”二字入地名是较为频繁的现象。据查阅资料并相互比较，可见以“泾”字入的地名其地区的水流大多清澈，并呈一条状，而以“渭”字入的地名大抵水网罗布，混沌不清。

以“泾”字入地名的有：长泾、五里泾、新渎泾等。据清《嘉庆太平县志・叙水》载：“五里泾，在水洋、江洋两界间，自镇东桥（俗名五里泾桥）抵念佛桥（现名现范桥），其长五里。”

以“渭”字入地名的有“菀渭、杨家渭、渭川、大浪渭”等。如“渭川”，因地处平原，村周河泾围绕，水网罗布而得名。

（五）以浦为名

浦，《说文》释：“濒也。”如“讨水浦”，因近处旧海涂中有一条较窄的水道（俗称水浦），常有船只经过此处取水饮用，故名。另如：东浦、西浦、水浦、团浦、桥浦等。从这些名带“浦”字地名的命名方式来看，不难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濒临水边，多数为河边，有的还是河流的出海口。

（六）以湾为名

湾，《广韵》释：“水曲也。”现在也基本解释为：水流弯曲的地方，还有海岸凹入陆地、便于停船的地方。而对于海滨城市，有着密集的河流与长长的海岸线。因此，湾在地名中也是常见的。例如：江湾、湾下、西湾、新湾、东湾等。

（七）以渡为名

渡，《辞源》有两种释义：①过江河。史记秦始皇纪：“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引申为“通过、越过”。《史记三年》：“淮阴已受命东，未渡平原。”②摆渡处，渡口。唐王维王右丞集四归嵩山作诗：“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而在温岭地名中以“渡”字入地名，皆取其“渡口”之义。

例如：渡首东、渡首西、渡首南、渡南头等。又如“渡头南”，据清《嘉庆太平县志》载：“渡头南，在金清港南。”因无桥，当地行人靠渡船往返，故名。

（八）以海、洋为名

海，《辞源》释义：“百川汇聚之处。”《书・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淮南子・汜渝》：“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较大的湖泊也叫海，如：洱海。

洋，《辞源》释义：①众，多。尔雅释诂下：“洋，……多也。”唐颜师古匡谬正俗六：“今山东俗谓众为洋。”②水名，即洋川。③大海。

正如《辞源》所释义，海与洋并非一物，海是海洋靠近大陆的部分，内侧是大陆，外侧是大洋，而洋一般远离大陆，由半岛、岛屿、群岛同海划开，水域面积非常广阔。

温岭是个海滨城市，紧靠东海，因此以“海”“洋”两字入地名，并不奇怪。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地，海与洋在同指“大海”这一意象时是没有区别的，可“洋”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广阔、多、大片。例如：茅洋，其地古时遍长茅草，草坪宽广如大洋，故名。诸如此类的地名还有：照洋、田洋等。而其他以海字或洋字入地名的有：镇海、靖海、联海、宁海、江洋等。

（九）以潮为名

潮，《说文》解释：“潮，水朝宗于海。”《王充・论衡》：“水者，地之血脉，随气进退而为潮。”《初学记》：“水朝夕而至曰潮。”《皇极经世》：“海潮者，地之喘息也。随月消长，早曰潮，晚曰汐。”温岭地名中带“潮”的地名有“潮灌”，清《嘉庆太平县志》记载为“潮观”。后以潮水灌田，因名“潮灌”。还有“潮未至”，据传其地邻近曾遭大海潮冲击，独此处幸免，故名。

（十）以沙为名

以沙为地名是福建、广东那边的特色，然而在温岭也有这样的地名，例如：新沙、北沙镬、南沙镬、沙头、沙港、后沙等。

（十一）以渚为名

渚，水中小块陆地。《说文》引《尔雅》：“小洲曰渚。”以渚为名的有：水渚、渚里、渭渚（与渭连用）。

三、方位里程类的定位体系地名

方位里程类的定位体系地名，主要是指以自然环境要素中的地形、山川、河流、地理方位作为参考坐标而命名的地名。例如山的左右前后、河的东西南北、距离之间的远近，常常成为参照点。这种地名产生得很早，它是人类对周围环境认识逐渐加深的产物。在我国古代，始传于战国、成书于西汉的《春秋谷梁传》明确提出了“水北为阳，山南为阳”的论点，并且为后世普遍接受，成为古代地名命名的一个基本原则。

这种命名方法在我国地名中屡见不鲜。譬如，“洛阳”“汾阳”的得名，分别因其位于洛水、汾水之阳（北面）； “沂源”，指的是其在沂河源头一带等，就是这一命名原则下的产物。同样，我国省名中的山东、山西、湖南、湖北等，亦是如此。因此，在温岭地名中，采用这种定位体系命名的地名不占少数。

（一）以山川地形为参照点

“前照湾”，地处晋岙口东（前），又以山湾得名。因此，命名“前照湾”。而与其相对的则还有“后照湾”，地处前照湾西北（后），故名。

“黄肤岩咀”，因地处大岙岙口南侧的山咀上，又因岩石多黄色，从而得名。

“里箬”，以地处箬山内侧，并对其南之外箬而称为“里箬”，又名“内箬”。

“岭下堂”，地处翁岙岭东山下，原有和尚堂，故名。

“南坑”，因地处小岗头以南一个山坑内。

（二）以江河湖海为参照点

“南鉴”，古时盐场、河伯、冶铸、仓储等官署所在地均称为“鉴”，南鉴相对于北鉴而言，与中心村隔河相望。

“后湾上”，以地处河湾（后湾）北得名。

“河头”，因旧为木城河东之尽头而得名。又名下片。据清《嘉庆太平县志・叙水》载：“松门河头，在五都。县境之水东行出金清自晋湖来者，由东旋南，汇白沙水出此。”

（三）以距离为参照点

“山头颈”，因村建白峰山腰，故名。

“坎里”，因地处半山坡的山岙里（山坡俗称山坎），故名。

“夹坑”，由于村东南两面有车关、捕屿，中间隔着一条溪流，故称为夹坑。

四、反映动植物区类的特征体系地名

在温岭，从古代在对动植物资源的识别与利用过程中，人们往往体现出特有的价值体系。人们热衷于以本区域生产生活中出现的有特征性的动植物作为本地区的地名，同时也会以其群体的外显特征为依据而命名地名。而从这些以物产命名的地名中，我们就可以大致了解到该区域的动植物的生长特征或者其旧时的地区面貌。

（一）根据地区特有的动植物命名

以地区特有的动植物命名是众多地区常用的命名原则，在温岭地名中，此类命名原则所产生的地名并不少见。

譬如，“桂岙”，单从字面上来看，便可闻得桂香飘千里。据清《光绪太平续志》载：“桂岙，以地多桂花，故名。”其别名“桂花岙”。

“茶园”，江南色彩很浓的一个地名，这个地名则是由于此地旧时为种茶园地，故而称之为“茶园”。

“下轩”，其地古产海蚶。“蚶”与“轩”在方言里音近，谐为今名。

诸如此类的命名方式还有很多，如“摘梅坑”，因地处山坑，同时旧时盛长“摘摘梅”树，故而得名。摘摘梅，是一种山果。

（二）根据植物群体的外貌特征命名

植物群体的外貌往往取决于在群体中那种数量最多或数量虽不太多但所占面积却最大的种类。该种类的生长方式则决定了这一片群体的外貌特征。譬如，一片针叶树群体，当其主体为云杉时，则群体的外形呈现尖峭突立的林冠线，若主体为偃柏，则形成一片贴伏地面的、低矮的、宛如波涛起伏的外貌。因此，根据此种植物特性，温岭地名中又出现以植物群体外貌特征命名的地名。

“茅洋”，据传其地古时遍长茅草，草坪宽广如大洋，同时又以“洋”字入名。并且又分为“上茅洋”（西）与“下茅洋”（东），中间以拖拉机路为界。

“竿蓬村”，旧时因河岸芦荻丛生而得名，当地惯称芦荻为竿箬，而“蓬”则是“丛”的意思。

五、结语

在历史的长河里，地名承载着特有的信息，见证了城市的生产发展，沉淀着城市的历史变迁。而地名对该民族所处自然环境的最基本的客观再现，在任何一个民族的地名系统中都被视为重要的命名方式。温岭独具特色的自然地理环境在地名中毫无保留地彰显出来，让人们对这片热土有着更深刻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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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一、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自给自足还是自给性生产？

经君健同志的《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一文［①a］，撇开以往经济史研究中相沿已久的说法，试图从一个新的思路解决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统治与商品经济发达这种理论上的“矛盾”。他认为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是西欧中世纪早期以庄园制为主要内容的领主经济的主要特点，至于以地主制经济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封建制度，则与商品经济有本质的联系，从总体上说来不存在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的特点。应该说，经君健同志的这篇文章是有新意的。以往有的学者虽然也认为战国秦汉以后自然经济不占统治地位，但他们大都是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的甚至认为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引起自然经济的瓦解来论述这个问题的。经君健同志认为，封建地主制经济根本不可能自给自足，因而也就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条件。在他看来，中国商品经济很早就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关系产生、发展，就是因为这里的商品经济与地主经济相适应。

认为地主制经济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条件，当然也就取消了我们一开头所说的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统治与商品经济发达的理论上的矛盾。但这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因为它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难以解释的困惑。首先，既然地主制经济从一开始就与商品经济有本质联系，而与自然经济没有必然的关系，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类型是不是就应定性为商品经济？既然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完全适应，为什么秦汉以后历代的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要一再提出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思想和主张？其次，倘若说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从总体上说属于商品经济而不是自然经济，为什么这种与地主经济相适应的商品经济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再有，既然自然经济从中国地主制封建社会一开始就不占统治（或主要）地位，1840年以后，阻碍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内部经济因素，究竟是自然经济还是商品经济？这些问题，从理论上显然都是不容易得到合理解释的。

经君健同志的论文，用意是要破除按照欧洲中世纪的经济模式来套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实际的教条主义。从方法论上说，这无疑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他对“自然经济”范畴的界定，却完全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欧洲中世纪早期经济生活某些特点的论述来加以概括，而没有考虑这些特点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否也同样存在，这就不免削弱了他立论的用意。经君健同志承认，马克思并不曾给“自然经济”范畴下过定义。他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把自然经济的内容归纳为三点：一、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二、赖以建立的生产方式的条件，是要有作为农业副业的家庭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三、产品根本不进入或只有少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甚至代表土地所有者收入的那部分也只有比较小的部分进入流通过程。在经君健同志看来，“‘自给自足’是这种独立的封闭的经济个体最基本的特征，其他各点都是由此派生的”。也就是说，只有经济单位的生产与消费在使用价值形态上保持平衡时，自然经济才得以实现。他把这称为“自然经济平衡律”。

按照经君健同志所论述的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必要条件来衡量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生活，当然得不出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的结论。但问题是，从马克思的有关论述看来，能不能说“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最基本的特征？经君健同志在分析自然经济必须具备的五个条件时，是以西欧中世纪早期的领主庄园为考察对象的。但我们知道，即使在西欧中世纪早期，完全自给自足的领主庄园为数也不多，更不用说中期和晚期了。在领主庄园之外，欧洲中世纪还有许多分散的依附农民和自由农民，他们更不可能具备经君健同志所说的自然经济的五个条件。这就是说，如果用经君健同志所说的“自然经济平衡律”作为衡量的标准，则不仅中国地主制封建社会，就连西欧领主制封建社会恐怕也很难说是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事实上，如果我们全面地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自然经济的论述，就不难发现，他们更多地是强调经济单位的生产或者是“为了生产者本身的直接消费”，或者是为了“封建领主的直接消费”［①b］。应该说，自给性生产才是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自给性的生产而后者是商品性的生产。我们可以认为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表现得最完整和纯粹的形态，但不能把自然经济归结为自给自足。同样是自给性生产的经济单位，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以什么形式满足本单位生活消费和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需要，可能表现出具体的差异，但这并不改变自然经济的本质。

方行同志在《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一文中，认为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多层次结构，亦即有自给型、半自给型和交换型等不同生产类型的农户。这个思路是正确的。但他一方面说：“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的自给性生产，超过或大大超过其商品性生产，自然经济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质，商品经济仅是其次要的质。”另方面又承认“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②b］这就不免使自己的理论前提陷入矛盾而难于自圆其说，因为“自给性生产”和“自给自足”毕竟是两回事。

自给自足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经济单位可以独立实现本单位所需要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生产。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在中国古代是存在过的。《盐铁论·水旱》说：“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农民不离畦亩，而足乎田器。”《淮南子·主术训》说古代人君“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殖桑麻，肥墝高下，各因其宜。邱陵阪险不生五谷者，经树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瓜，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为民资。是故生无乏用，死无转尸”。上述材料虽说都带有理想化的成份，但在春秋战国以前，生活在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中的农民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而与市场很少发生联系，大致是事实。

春秋战国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动。原先作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家庭公社和农村公社瓦解了，各诸侯国普遍形成以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的个体小农农村。铁农具的推广和牛耕的使用是个体小农经济形成的物质基础，而这些生产资料却是大多数个体农民家庭无法自给自足的。许行及其门徒号称自食其力，“必种粟而后食”。但是他们却做不到“织布而后衣”，而且做饭的锅甑和耕田的铁农具都需要用粟去交换。原因很简单，“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①c］从战国到秦汉，无论是农民家庭或地主田庄，与市场都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它们的生产和生活消费，都需要通过市场得到补偿和调剂。但是经济生活的这种变化，并没有改变大多数经济单位仍然从事自给性生产的性质，因而也就没有改变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基本特点。在本文往后的叙述中，我们对此将作具体的说明。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都是反映经济生活运行机制的特定范畴。在经济史的研究中，需要应用经济学的一些范畴、模式和原理来说明问题，因为只有通过这种理论的抽象，才能深刻阐明经济现象的本质。但是我们又要注意历史现象是非常复杂的，不能简单地用一些范畴、模式和原理来剪裁历史。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②c］按照这种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统一，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理解不能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欧洲中世纪历史的一些论述出发，而应该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自给性生产是自然经济的本质，它并不排斥与市场的一定联系，而是以后者为自己的补充，这就是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基本认识。转贴于 　 二、“男耕女织”：封建自然经济的特色

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我们通常所说的封建自然经济，主要也是就小农经济而言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小农的生产能力并非一成不变，相互之间也不是完全没有差别的。有条件生产较多剩余劳动产品的农民家庭，也就有可能从事部分的商品性生产。但对于大多数的小农来说，基本上都是从事自给性生产。在封建社会前期，尤其如此。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③c］能够达到温饱的小农家庭并不多，而即使是这样的家庭，也仍然属于自给性生产的类型。

小农的自给性生产，具体表现为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亦即“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这是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特色。历史文献谈到小农的生计时，经常耕织并提。《淮南子·主术训》：“人之情不能无衣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万民之所公见也”。《盐铁论·园池》：“夫男耕女织，天下之大业也。”农民男耕女织的劳动生产物，除供自己家庭消费之外，还要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有的农民家庭，由于男子在外做事，或要专心读书，妇女也有从事田间劳动的。如刘邦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而平时锄草一类的劳动则由吕后承担。［①d］东汉高凤“少为书生，家以农亩为业，而专精诵读，昼夜不息。妻尝之田，曝麦于庭，令凤护鸡”［②d］。但一般说来，男子总是农民家庭田间耕作的主要劳动力。还有的农民家庭由于某种特殊原因（如父家长死亡而子女幼小，或丈夫外出游学），妇女不得不单独承担维持家庭生计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妇女所从事的家庭手工业的产品，可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要拿到市场上出售，用以换取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如乐羊子外出游学，思家返归，其妻引刀以裂织相劝，“羊子感其言，复还终业，遂七年不反。妻常躬勤养姑，又远馈羊子。”［③d］乐羊子之妻所以能够独力奉养婆母，还“远馈羊子”，显然靠出售家庭手工业产品维持一家生计。但这个例子对于广大小农家庭来说，毕竟没有代表性。相反，孟光嫁给梁鸿，“求作布衣、麻屦，织作筐缉绩之具”。其后夫妻“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④d］，倒是反映了当时一般农民家庭男耕女织以自给的实际情况。

正因为男耕女织是小农经济的基本支柱，所以封建国家维护和扶植小农经济的政策，着眼点往往也是加强和巩固小农的耕织结合。商鞅变法奖励“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⑤d］。秦始皇碣石刻石夸耀统一的秦帝国“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⑥d］而秦帝国的崩溃，恰恰是由于“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⑦d］，亦即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被拖入绝境的结果。西汉一些政论家在谈到秦朝灭亡的原因时，大都要指出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⑧d］汉代皇帝屡次下诏劝课农桑，甚至亲耕籍田以供宗庙粢盛，皇后则亲自蚕织以奉祭服，作为编户齐民男耕女织的表率。当时的一些“循吏”，也都把劝课农桑当作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例如黄霸为颍川太守，“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⑨d］。龚遂为渤海太守，“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木畦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⑩d］。王景为庐江太守，”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又训令蚕织，为作法制，皆著于乡亭”［①①d］。茨充为桂阳太守，“教民种植桑柘麻紵之属，劝令养蚕织屦，民得利益焉”。［①②d］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和壁画，常见有男子扶犁和妇女采桑的图像。山东、江苏、四川等地的画像石，还有普通的织机的图像。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这些材料，都说明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在封建经济结构中的重要地位。

我们说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这并不等于说当时所有农民家庭的衣着都由家庭纺绩业得到替换和补充。《汉书·食货志》载李悝计算魏国农民的收入和支出，其中衣着费用是以货币计算的。可见早在战国时代有些农民家庭已从市场购置衣服。秦汉时代当亦如此。农民衣着不可能全靠家庭生产自给，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桑麻的种植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纺绩技术的推广则与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前引《后汉书·循吏列传》，茨充为桂阳太守“教民种植桑麻紵之属，劝令养蚕织屦。”说明在此之前，桂阳地区尚不知桑麻种植和纺织技术。同书《崔实列传》载：“〔实〕出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织绩，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实至官，斥卖储峙，为作纺绩、织絍、綀缊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可见五原到东汉后期家庭纺绩业才得以推广。大体说来，关中、关东和巴蜀这三个基本农业区，家庭纺绩业比较普遍，因而历史文献经常谈到这些地区“农桑衣食之本甚备”，“颇有桑麻之业”，“女工之业，覆衣天下”，等等。［①e］《后汉书·廉范列传》载，“成都民物丰盛，邑宇逼侧，旧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灾，而更相隐蔽，烧者日属。范乃毁削先令，但严使储水而已。百姓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裤。”说明成都家庭纺绩业覆盖面很广。但即使在一些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也并非所有农民家庭都存在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东汉初年禁民二业，刘般上疏说：“今滨江湖郡率少蚕桑，民资渔采以助口实。”［②e］可见家庭纺绩业不能不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但上述这些情况，都不能否定男耕女织在全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汉武帝时，一岁之中，“诸均输帛五百万匹”。武帝东封泰山，巡海上，“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③e］这样大量的丝织品，都是广大农民家庭手工业的产品。东汉末年，曹操平定冀州后，下令“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④e］。如果说这还只是限于曹魏统治地区的话，那么西晋平吴实现全国统一之后，“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⑤e］，就足以说明从东汉后期到三国，家庭纺织业已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推广，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也结合得更为紧密了。 　 三、小农的经济状况及其与市场的联系

说小农经济具有自给性质，并不意味着农民的劳动生产物在维持简单再生产和全家生活消费之后就不可能有剩余了。小农的生产条件不同，经济状况和生活消费的水平也会有差别。西汉初年封建国家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不少农民家庭不但可以过上温饱的生活，而且多少有些积蓄。《史记·平准书》说：“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禀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盐铁论·结和》也说，汉武帝即位之前，“上求寡而易赡，民安乐而无事。耕田而食，桑麻而衣。家有数年之蓄，县官余货财，闾里耆老或及其泽”。但是农民经济状况的改善，并没有改变他们自给性生产的性质。汉武帝即位以前，农民和市场的联系一般说来是比较少的。《史记·律书》说：“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又《盐铁论·国疾》载贤良曰：“窃所以闻闾里长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温暖而不靡，器质朴牢而致用。衣足以蔽体，器足以便事，马足以易步，车足以自载，酒足以合欢而不湛，乐足以理心而不，入无宴乐之闻，出无佚游之观。行即负羸，止作锄耘。用约而财饶，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华，养生适而不奢。”贤良所谓“往者”，即指武帝之前。他所说的“常民”，除了地主豪富之外，也包括一些比较殷实的农民。这一幅生活图景，正是与市场较少联系而自给程度较高的小农经济的写照。

汉武帝时期是西汉社会经济由盛转衰的时期。这个时期一方面由于社会财富的增长，出现了商品经济繁荣的局面；另一方面随着贫富分化的加深和封建国家赋税徭役的加重，出现了大批农民破产外出流亡。有的学者从农民的“背本趋末”，得出了自然经济已经解体的结论。我们很难同意这样的观点。因为所谓农民“背本趋末”，并不能理解为农民都去从事商业活动，更不能认为他们已经从自给性生产转为商品性生产。昭帝始元四年诏曰：“比岁不登，民匮於食，流庸未尽还，往时令民共出马，其止勿出。”师古注：“流庸，谓去其本乡而行为人庸作。”［①f］说明离乡外出的农民，很多是从事暂时性的雇佣劳动。恩格斯在谈到古代的雇佣劳动时说：“那时雇佣劳动是一种例外，一种副业，一种救急办法，一种暂时措施。不时出去打短工的农业劳动者，都有自己的只能借以糊口的几亩土地。”［②f］汉代许多外出庸作的农民，也具有这种性质。他们所从事的雇佣劳动，只是弥补生计不足的一种“暂时措施”和“副业”。一般说来，过一段时间以后还是要回乡务农的。即使有些人从事只需少量资本的贩运性商业，也都带有暂时性和季节性的特点。他们并没有完全脱离农业劳动，与其说他们是“背本趋末”，不如说是“以末补本”。有些从事贩运性商业的农民，其实也是雇佣劳动者。居延汉简所载“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③f］，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例子。寇恩原是颍川昆阳市南里人，寄居居延，简文称他为“客民”。甲渠令史华商、尉史周育本当为鄣候粟君载鱼去觻得出售，他们因故不能去，雇用寇恩与粟君的妻子同去，约定“载鱼五千头”，“卖鱼沽出时行钱*[原字廿加廿]万”。但是到了觻得之后，卖鱼所得不足四十万。寇恩把原来谈好给他作为僦值的一头黑公牛卖了，凑成*[原字廿加廿]二万给了粟君妻子，尚欠八万。回来后，寇恩以粟君雇他儿子捕鱼应得的庸值相抵，认为粟君还应给他儿子庸值余谷六石一斗五升。可是粟君不给，反而向居延县廷告寇恩负债。寇恩为粟君去觻得卖鱼，带有包销的性质。但他并没有能够获利，反而是把自己和儿子的工钱都赔了进去。这个事例，有助于我们了解汉代那些所谓“背本趋末”的农民的实际情况。

商品生产的基础是社会分工。秦汉时代专门从事园圃业和畜牧业的农民基本上属于商品性生产，因为他们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交换。秦汉之际的召平，“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④f］。像召平这样的种瓜专业户，当然就属于商品性生产的农户。但是从事谷物种植业（这是农业生产的主体）的农民，情况就不一样，他们生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养家糊口。以种植谷物为生的广大农民家庭，并不具备从事商品性生产的条件。即使有些农民家庭有可能把剩余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我们也不能把这些农民家庭列入从事商品性生产的经济单位，因为他们出售的剩余产品不但是很有限的，而且这种交换行为是不经常和非预定的。晁错在谈到农民生活的困苦时说：“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①g］农民为了应付水旱之灾和封建赋敛，有时不得不把有限的剩余产品乃至一部分必要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他们的这种交换行为并非经常和预定的性质是十分明显的。

秦汉时代广大农民之所以只能从事自给性生产，而不能从事商品性生产，这是小农经济低下的生产能力所决定的。战国秦汉时代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由于土地丰度不同，加之当时亩制和量制都有大小之别，史书记载出入较大，要得出精确的估算有一定困难。以汉代而言，大致说来，平均一小亩可产粟2石，一大亩可产粟3石。［②g］耕种百亩（小亩）土地的农家，每年可收获粮食200石左右。这个收入维持全家的生活是否还有剩余呢？不同经济状况的家庭，消费水平会有差别，但各个时代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存消费，大体上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标准。晁错说：“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③g］从文献记载和汉简的有关材料，我们可以推算出汉代普通农民家庭为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所必需的消费。《盐铁论·散不足》说：“十五斗粟，当丁男半月之食。”《汜胜之书》说：丁男丁女“岁食三十六石”粟。王充《论衡·祀义》说：“中人之体七八尺，身大四五围，食斗食，歠斗羹，乃能饱足，多者三四斗。”崔实《政论》说，长吏及其奴从二人每月“食粟六斛”。这些记载都说明汉代成年劳力每月口粮大致需要谷三石。汉简所载边塞吏卒的廪食，每月基本上是粟“三石三斗三升少”［④g］，比上引一般劳力的口粮略高，这大概是因为边塞吏卒劳动条件比较艰苦的缘故。汉简还载有吏卒家庭成员每月的廪食标准，大女和子使男“二石一斗六升大”，子使女和子未使男“一石六斗六升大”，子未使女“一石一斗六升大”。边塞戍卒在服役之前，基本上都是农民，封建国家供给戍卒家庭的食粮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普通农民家庭为保证生存和繁衍后代所必需的食粮消费量。根据上述材料，我们可以推算出汉代不同规模和结构的农民家庭为维持全家生活所必需的粮食月消费量和年消费量。一个父母妻子型的五口之家，如果有两个大男，两个大女，一个使男，其粮食月消费量为12．48石，年消费量为149．76石；如果有三个大男，两个大女，其粮食月消费为13．32石，年消费量为159．84石。一个夫妻子型的四口之家，如果有两个大男，两个大女，其粮食月消费量为10．32石，年消费量为123．84石；如果有一个大男，两个大女，一个使男，其粮食月消费量为9．48石，年消费量为113．76石。汉代农民家庭的饮食非常简单，通常是“饼饵麦饭甘豆羹”，“园菜果蓏助米粮”。在估算农民家庭最低限度的饮食消费时，我们甚至可以不考虑菜蔬，但食盐的费用则是不可缺少的。汉简所载官府供应边塞吏卒及其家属的食盐，基本上是每人每月三升。据此估算，四口之家每月需要食盐12升，全年144升；五口之家每月食盐15升，全年180升。农家食盐要从市场购买。汉简有关于粟价和盐价的记载，假定盐价每斗30钱，粟价每石100钱，四口之家全年用盐折粮4．32石，五口之家全年用盐折粮5．4石。至于衣服费用，这是一个比较难于估算的项目，因为南方和北方需要的服装不同，各种衣服耐穿的程度也不一样。有手工业的家庭可以自己解决全部或部分家庭成员衣服的替换，而另外一些家庭的衣服则需要全部或部分从市场上购买。如果按照《汉书·食货志》所载李悝估算战国时代农民家庭全年衣食费用约为1∶1．8的比例来测算，汉代五口之家一年的衣服费用相当于82石粮食，四口之家相当于68石粮食。这样，我们大体上可以估算出汉代普通农民家庭所需最低限度的生活消费：有两个大男的五口之家全年约需口粮149石，食盐折粮5．4石，衣服费用折粮82石，共需236．4石。有一个大男的四口之家，全年约需口粮114石，食盐折粮4．32石，衣服费用折粮68石，共需186．32石。有了这样一些参照数字，我们对于汉代小农家庭的生产能力究竟能有多少剩余产品用于交换，就可以作出比较接近实际的估计。每年收获200石谷物的四口或五口之家，如果只计算口粮和食盐消费，应有富余；但如果加上衣服费用，则只有很少剩余或入不敷出。而这还没有扣除种子、农具等生产费用和封建国家赋税的支出。可以想像，农民怎么可能经常有剩余产品投入市场出售呢？贡禹有田百三十亩，自称“年老贫穷，家赀不满万钱，妻子糠豆不赡，裋褐不完。”元帝征召他为谏大夫，他不得不“卖田百亩以供车马”。［①h］像贡禹这样有130亩土地的农家，尚且不能保证全家温饱，土地不满百亩的农民就更可想而知了。事实上，汉代农民占有土地不足百亩的很多。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郑里廪簿竹简记载的25户农民，占有土地的状况多数是二、三十亩，最少的才八亩。其中占地最多的一家，是“户人胜能田三人口五人”，也只有“田五十四亩”。［②h］以他家的情况来看，如果只靠土地收获，没有别的谋生之路，显然也是无法度日的。

农业的副业是农民家庭的一项重要收入。农民种植谷物入不敷出，其生计有很大一部分是靠副业来弥补的。这就决定了副业的性质基本上也是自给性生产。纺绩业主要是为了供给家庭成员的衣着和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果蔬种植和牲畜饲养也是为了生活和生产消费的需要。黄霸、龚遂、茨充、崔实等人在郡太守任内劝民畜养鸡豚、种植果蔬和养蚕纺绩等，都属于在农民中推广自给性副业生产的性质，而谈不到是商品生产。崔实《四民月令》说：八月“趣织缣帛，染彩色。擘丝治絮，制新浣故。及韦履贱，好豫买，以备冬寒。”反映了当时一般农民家庭手工业基本上是为了满足自身衣着替换的需要。

我们说秦汉时代绝大多数农民的生产具有自给性质，而没有从事商品生产，这并不排斥他们和市场保持着程度不同的联系。把农民与市场有联系，在市场上出售部分农副产品，与商品生产混为一谈，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农民和市场之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联系，不外乎是由于如下的一些原因。

第一，小农家庭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并不完全具备维持再生产和满足自身消费的必要生产条件。铁农具和食盐是农民家庭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但这两项皆“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③h］。即使是衣着之类的消费品，如前所说，也并不是所有农民家庭都能自行生产的。

第二，封建国家的赋税并不完全征收实物，汉代的算赋、口钱和更赋都需要用货币支付。农民为了缴纳赋税，不得不把农副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换取货币。汉武帝置均输官，对农民“释其所有，责其所无”，也迫使农民不得不“贱卖货物以便上求”［①i］。

第三，无地少地和生计艰难的贫苦农民，为了谋生，不得不长年或在农闲季节外出从事雇佣劳动。这部分靠庸作增加收入的农民家庭，大都要从市场上补充大部分或一部分生活资料。

总之，秦汉小农和市场的联系，不论是出售商品或购进商品，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出之生产和生活需要的一种不得已的交换，并不是为了牟利的目的而采取的经常的交换。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使用价值的交换，而不是价值的交换。价值规律对农民投入市场的产品虽然也要起一定的作用（如“谷贱伤农”），但农民的生产品种和耕种面积并不会因此而有所变动。小农经济的资源配置不受价值规律支配，说明农民和市场的联系并没有改变小农经济的自然经济属性。 　 四、大土地所有者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

秦汉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产有两种经营方式，一种是把土地出租，另一种是自营田庄。这两种经营方式既有自给性的生产，也有商品性的生产。从事商品性生产的地主田庄，是秦汉时代农业中商品生产主要的经济单位。

租佃制地主经济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经济单位。地主把土地出租之后，一般只管收租，并不干预租佃农民的生产过程。因此，租佃制地主经济实际上包含了地主家庭和农民家庭两个经济单位。就租佃农民来说，他们交纳的地租虽然是自己的剩余产品（有时也包括一部分必要产品），但他们生产这些产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出售，而是为了租种土地这一必要的生产资料，因而这些产品并不具有商品的性质。租佃制的农民经济，应该说和自耕农经济一样，基本上也属于自然经济类型。至于租佃制的地主经济，情况就比较复杂一些。按照“见税什五”的地租率，一个拥有200亩（小亩）土地的地主，在把土地出租之后，其地租收入只能相当于有100亩土地的自耕农家的全年收获。假定这个地主每年地租收入有200石左右谷物，如果他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这个地主家庭的生活消费只能相当于有100亩土地的自耕农家庭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多少剩余产品可以投入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地租只不过是从农民自给性生产的剩余产品转变为地主家庭必要的生活消费品，租佃地主经济显然具有自然经济的性质而非商品经济。但是，地主地租收入的多少，取决于他出租土地的数量。汉代有些地主，占有的土地多达数百顷，甚至千顷以上。如有名的酷吏宁成，因犯法抵罪髡钳，他回到家乡后，“乃贳贷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②i］仲长统《昌言·损益》篇指出，“豪人货殖，馆舍布於于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这些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把土地出租之后，其地租收入就非常可观了。一个拥有1000亩土地的地主，按照“见税什五”的地租率，每年可收租谷1000—1500石左右。如果拥有100顷土地，则地租量可增加10倍。这样大量的租谷，地主家庭当然不可能全部自己消费，而会投放市场换取巨额的货币，以便过上豪奢的生活，并且进一步扩大土地的占有。宁成把土地出租之后，几年之间“致产数千金”［①j］。马援在陇汉间役属宾客田牧，“至有牛马数千头，谷数万斛”［②j］。《昌言·理乱》篇说：“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马。……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於四方；废居积贮，满於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这些身兼地主和商人的“豪人”，他们投入市场流通的商品，有许多本来就是从租佃农民那里榨取来的剩余产品。这样，地租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当地租量在满足地主家庭的必要消费之后还有富余时，以谷物为主要形态的实物地租对于地主来说，已经不再只是具有使用价值，它还代表着一种交换价值。因此，租佃制的地主经济也就不能再简单归结为自然经济，而是在一定意义上带有商品经济的性质了。正是地租的这种商品经济性质，诱使大土地所有者不断扩大土地兼并和租佃制的经营。土地越多，意味着可以用来交换的地租量越大。这也是为什么汉代一些权家豪民热衷于从封建国家那里假得大量公田，再转手出租给贫民的原因。《盐铁论·园池》篇中的文学曾指出：“今县官之多张苑囿，公田池泽，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归权家。”

秦汉大土地所有者的自营田庄，有的属于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经济单位。如秦汉之际的宣曲任氏“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③j］。又如西汉末年的南阳著姓樊重，其田庄“波陂灌注，竹本成林，六畜放牧，鱼蠃梨果，檀棘桑麻，闭门成市”［④］j］。不但规模很大，而且农、林、牧、副、渔生产俱备。《后汉书·樊宏列传》说：

〔樊重〕世善农稼，好货殖。……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赀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闾。

樊家田庄不但“闭门成市”，“有求必给”，而且连制作日用器物所需的梓树和漆树，都在田庄之内种植。像这样高度自给自足的田庄，比之欧洲中世纪一些自给自足的领主庄园可以说毫不逊色。但是樊重又是一位货殖家，他不但从事商品生产，还兼营商业和放高利贷。秦汉时代像樊重那样高度自给自足的地主田庄是很少的，但在不同程度上实行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地主田庄却不少。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另一特色。它说明，不能把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理解成完全对立和相互排斥的两种经济类型，它们在实际生活中可以在同一经济单位中并存，并且相互补充。

秦汉时代完全从事商品性生产的地主田庄，大多生产地区性的土特产。《史记·货殖列传》说：“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qiū①③；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谷物和姜韭不属于土特产，但也必须土地肥沃又靠近城市，生产才有利可图。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到谈到上述这些从事商品生产的大土地所有者时，说他们是“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可见这些大土地所有者自己并不经营商业，其产品是由专门从事贩运贸易的商人收购而投放市场的。而这也就意味着上述大土地所有者所经营的商品生产的规模及其获得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人对他们的产品收购的数量。由于多数农副产品容易腐坏和不易贮存，在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它们大多只能在地方小市场或附近的都市销售，这不能不使得农副产品的商品生产受到很大限制。《史记·货殖列传》在谈到“通邑大都”的商人每年出售的商品数量时，列举了“千石”、“千钟”、“千钧”、“千足”、“千皮”等等。论者或据此认为当时商品的营业额很大，说明市场广阔。其实，《货殖列传》的这段材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说明汉代市场的历史实际，是很值得研究的。商品形态各种各样，司马迁一概以“千”计算其销售量，这不过是形容其多而已。即使我们相信司马迁的话有一定可信性，也需要再具体分析。就以《货殖列传》所说的“贩谷粜千钟”而论，一钟六斛（石）四斗，千钟6400石。大都市的商人一岁之中可出售如此数量的谷物，这个营业额可以说不小。但按照当时一般人每月需要口粮3石计算，6400石只相当于供应178人全年的口粮。这样的供应量对于大都市的商人来说，就不见得很大。又《货殖列传》说，拥有“带郭千亩亩钟之田”的素封之家，其收入“与千户侯等”。如此看来，大都市商人全年销售的千钟谷物，相当于一个素封之家千亩良田一年的粮食收入。有了上述这两个参照数字，我们对于“贩谷粜千钟”所反映的商品销售规模，就有可能作出比较实事求是的估计。其他一些商品的销售，也有类似的情况。如一岁之中出售“鲐鮆千斤”，乍一看来数量也不少。但如对照前引居延汉简所载寇恩一次长途贩运卖鱼5000头，则大都市中的商人一年卖鱼千斤，这个营业额也就不足称道了。总之，对《货殖列传》上述材料所反映的市场规模，不能望文生义而作过高的估计。 　 五、民间手工业与官府手工业的商品生产

与农桑并举的家庭手工业不同，独立的民间手工业的产品基本上是为了出售。不论是个体手工业者的手工作坊或是豪强大家的手工工场，都属于商品生产的经济单位。

与编户齐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手工业，主要是酿造、纺织、煮盐、冶铁、铸钱、制陶等业。其中，盐铁关系民生尤其重大。在封建国家实行垄断经营之前，盐铁生产主要掌握在豪强大家手中。有些豪强的手工工场“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①k］，生产规模相当可观。这些盐铁工场主大都兼营商品生产和销售，亦即成为盐铁商。他们“公擅山川铜铁鱼盐市井之人，运其筹策，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②k］，因而皆致巨富。但是盐铁商“决市闾巷，高下在口吻，贵贱无常”［③k］，却反映市场机制很不健全。《盐铁论·水旱》说：“民得占租鼓铸煮盐之时，盐与五谷同贾。”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更说明价值规律的作用有限。个体手工业者的生产规模很小，其产品只能在地方小市场出售。《盐铁论·水旱》说，有些生产铁农具的个体手工业者“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务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农事急，转运衍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贾，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或时贳民，不弃作业”。这种在田间以货易货的交换方式，则显然带有自然经济的痕迹。

西汉中叶以后，“公卿大夫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①l］。消费观念的变化，刺激了某些手工业商品生产的繁荣。以衣着而言，过去高级丝织品民间是很少服用的，而到了武帝、昭帝时期，“富者缛罗纨，中者素绨冰锦，常民而被后妃之服，亵人而居婚烟之饰”［②l］。由于消费需求扩大，锦绣冰纨这类高级丝织品的生产有了较大发展。齐地、蜀郡和陈留郡的襄邑都以高级丝织品的生产而驰名。《论衡·程材》篇说：“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汉书·地理志》说，齐地“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左思《蜀都赋》描写成都织锦生产的情况说：“圜圚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其他供统治阶级和富人享受的奢侈品生产也很发达。但这类奢侈品生产的增加，并不足以反映整个社会商品生产的发展水平，因为它们毕竟不是广大农民所能享用的。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在抨击“女极纤微，工极技巧”的侈靡风气时，就指出“夫纨素之贾倍缣，缣之用倍纨。”［③l］。民间需要量最大的纺织品是缣布，而缣布的主要来源是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

官手工业的产品大致有三类：一是供皇室和贵族享受的奢侈品，如东西织室和齐三服官生产的高级丝织品，各地工官生产的高级漆器、玉器、金银器和铜器等。这类产品基本上不是为出售而生产的商品。二是军国之用需要的产品，如钱币、士兵的武器和装备、水利工程和皇家建筑工程和用品等。这类产品也不是为出售而生产的商品。三是与人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如食盐、铁农具、舟车、日用漆器和铜器、陶器等。这类产品是为出售而生产的商品。由于封建国家实行垄断，官手工业的盐铁生产获得巨大的发展。我们应该承认盐铁官营在某种程度上有保障人民供给的作用，但是这种体制也存在许多弊病。《盐铁论·水旱》载贤良说：“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今总其原，壹其贾，器多坚*[原字石加坚]，善恶无所择”。“盐铁贾贵，百姓不便。”“铁官卖器不售，或颇赋与民，卒徒作不中呈，时命助之。发征无限，更繇以均剧，故百姓疾苦之”。贤良所说的这些弊病，在官营手工业中带有普遍性。封建国家经营商品生产，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只要有利可图，根本不考虑维护商品生产的经济条件。官手工业的劳动者主要是征发来的农民。他们的劳动带有封建劳役制的性质。由于被征发的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负责管理的官吏又不负责任，只求产品数量达到上面规定的指标，不考虑质量，因此成本很高而质量很差。产品卖不出去，官吏就强行配卖。凡此种种，都给人民带来了许多不便和痛苦。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上，虽然贤良文学反对盐铁官营的主张未被当政者采纳，但王莽末年终于被迫废除包括盐铁官营的六管之禁。东汉初年曾一度恢复盐铁官营的政策，而自和帝之后，就实行私营而由国家征税了。盐铁官营这种商品生产之所以不能长期维持下去，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它完全违反价值规律。也可以说，它其实还带有很深的自然经济的烙印。

六、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看封建经济的特点

在讨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问题时，不应当把某些经济单位的经济类型和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经济类型混为一谈。

我们可以确认封建社会中有些经济单位具备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但不能据此就推论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都具有商品经济的性质。同样，肯定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自然经济性质，也不必否定有些经济单位具备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作绝对化和公式化的理解，因而不免在总体判断上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

一般说来，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商品生产建立在对劳动者的超经济强制的基础上，因而不论某些生产部门商品经济有多大发展，总免不了要带有自然经济的痕迹。马克思曾经指出：

自然经济在任何一种依附农制（包括农奴制）的基础上都占优势，在带有或多或少原始性的公社（不管是否掺杂着依附农制关系或奴隶制关系）的基础上，更是占优势。

他还以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为例说：

奴隶制度，只要它在农业、制造业、航运业等等方面是生产劳动的统治形式（就像在希腊各发达国家和罗马那样），也保存着一个自然经济的要素。奴隶市场本身是靠战争、海上掠夺等等才不断得到劳动力这一商品的，而这种掠夺又不是以流通过程作为媒介，而是要通过直接的肉体强制，对别人的劳动力实行实物占有。［①m］

秦汉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虽然不同于古代希腊罗马，但是剩余劳动的占有不是以交换为中介，而是以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和超经济剥削为基础则是一样的。如上所述，秦汉官手工业（并非全部）和私营手工业是从事商品生产的部门，大土地所有者的自营田庄通常也从事商品生产。但是它们的直接生产者主要是奴隶、有人身依附关系的雇佣劳动者和被征发来的农民，因而这种商品生产同样也保存着自然经济的要素。更重要的是，农业是古代社会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秦汉农业中从事自给性生产的经济单位（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以及一部分租佃制的地主经济）占绝大多数，这就决定了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占有统治地位。只不过这种自然经济不但不排斥商品经济，反而是和商品经济结为一体。

秦汉时代商人资本活跃，这是人们容易得出自然经济已经被商品经济所取代的结论的重要根据。历史文献对于秦汉商人的活动确实有许多生动的描写，如“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②m］；“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③m］；等等。我们从这些材料诚然可以看到当时商人资本的活跃，但又不能完全相信其中的夸张之词。试设想一下，如果真是“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社会生产还有可能维持下去吗？有的学者认为秦汉时代已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市场，这种说法很难成立。《史记·货殖列传》说，“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可见即使像洛阳、邯郸这样的都市，也只是区域性市场的中心。《盐铁论·通有》云：“今吴、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胜用，而曹、卫、梁、宋，采棺转尸；江湖之鱼，莱、黄之鲐，不可胜食，而邹、鲁、周、韩，藜藿蔬食。”说明各地的土特产流通范围有限。当时的民谚：“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④m］也反映了农副产品交换没有越出区域性市场之外。汉武帝通西南夷，“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亿万计”［①n］。实行均输法之前，各地所输赋物运至京师时，“或不偿其僦费”［②n］。为了供应京师官员和官奴婢的口粮，“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③n］。上述事实说明当时许多地区交通很不便利，甚至连封建国家需要的物资供应都遇到很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谈得到已经形成了全国性的统一市场呢？至于司马迁所说的“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④n］，能不能说是形成了平均利润率，也是值得商榷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商业主要是建立在贱买贵卖和欺诈性买卖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基于价值规律的正常利润率的基础上。秦汉时代的市场机制不健全，价值规律作用的范围有限，前文已经有所论及。有的学者指出，《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的谚语，恰恰说明当时没有形成支配整个社会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价值规律也不可能负担起调节社会总劳动合理分配的任务，这个观点是很有见地的。［⑤n］

商品生产不发达，商品交换的范围有限，市场机制发育不成熟，归根到底是由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占统治地位所决定的。这种情况与商人资本的活跃并不矛盾，因为“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⑥n］。商品经济包含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几个环节。一般说来，商品生产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商品经济的正常繁荣必须建立在商品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而在秦汉时代，由于商人资本的活跃，却带动了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马克思曾经指出，在商人资本得到独立而优先发展的条件下，“正是商业使产品发展为商品，而不是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⑦n］他还说：“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能够对组织极不相同、按其内部结构主要仍然是从事使用价值生产的那些生产部门起中介作用。”［⑧n］秦汉社会的情况就是如此。如前所述，秦汉小农和一部分租佃地主的经济本来都属于自给性质，但是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以及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的需要，他们不得不把一部分产品投入市场换取货币。从一个农民家庭或一个地主家庭来说，这些产品的数量是很有限的，但在市场上集中起来，经过商人转手出售的商品数量却是相当可观的。于是我们看到，尽管从事商品性生产的经济单位数量并不多，但是活跃的商人资本却源源不断地把众多的产品转化为商品。众多的商品在市场上流通，就形成了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而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结合不是一种简单的并存关系，它不仅表现为封建经济既有自给性生产的单位，也有商品性生产的单位，而且表现为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这两种经济运行形式能够互补和互相制约。无论是地主经济或农民经济，在自然经济中都包含着商品经济的成份；而在商品经济中，又都带有自然经济的因素。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是不完全的自然经济，而其商品经济则是不发达的商品经济。之所以说自然经济不完全，因为它与市场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之所以说商品经济不发达，因为商品生产不发达，市场发育不健全，价值规律所起的作用有很大局限。

了解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结合的这种特点，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某些现象就不难作出合理的解释。由于封建经济既有自给性生产的单位，也有商品性生产的单位，而自给性生产的单位又与市场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因而中国封建社会从一开始商品交换就比较发达，不像欧洲早期中世纪那样，产品很少进入流通过程。但是，尽管中国封建社会从一开始商人资本就非常活跃，商业也相当繁荣，由于商品生产并没有相应的发展，是商业使产品变成商品，而不是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并没有瓦解自然经济，反而是延长了自然经济和封建生产方式的寿命。因为作为封建生产方式广阔基础的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可以通过农副产品和家庭手工业产品的交换，弥补生计不足，从而使男耕女织的自给性生产继续维持下去。广大农民的消费能力低下，对市场的需求有限，又无从刺激商品生产的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生产率得不到扩大和提高。这样，封建经济结构就得以长期延续下来。由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土地在中国封建社会始终被视为最重要的财富，“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成为人们治生的信条。商人的货币财富往往不是用于增加商品生产，而是用于扩大土地占有。农民因为对市场有所依赖，不得不在受地主和封建国家和剥削之外，再受商人的一层剥削。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维持再生产的能力特别脆弱，与他们受三层剥削有关。还应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封建生产方式与商品经济有天然的联系，这就为封建国家掌握大量财富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封建国家征收的赋税既有实物，又有货币。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与市场的联系，保证了货币的征收得以实现。封建国家把征收的实物投入市场，又可以换取大量货币。不仅如此，封建国家通过垄断盐、铁、酒等与民生有密切关系的日用品的生产和销售，又大大扩充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这就为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庞大的官僚队伍的俸禄、士兵的给养等等）以及它内外职能的发挥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这些现象，都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的封建经济结构有密切关系。 　①a 《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①b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9、430页；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58页。

②b 《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①c 《孟子·滕文公上》。

②c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5页。

③c 《孟子·梁惠王上》。

①d 《史记·高祖本纪》。

②d 《后汉书·逸民列传》。

③d 《后汉书·列女传》。

④d 《后汉书·逸民列传》。

⑤d 《史记·商君列传》。

⑥d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⑦d 《汉书·食货志》。

⑧d 参看《汉书》《严助传》、《主父偃传》、《严安传》、《伍被传》。

⑨d 《汉书·循吏传》。

⑩d 《汉书·循吏传》。

①①d 《后汉书·循吏列传》。

①②d 《后汉书·循吏列传》。

①e 参见《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

②e 《后汉书·刘般列传》。

③e 《汉书·食货志》。

④e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注引《魏书》。

⑤e 《晋书·食货志》。

①f 《汉书·昭帝纪》。

②f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1页。

③f 释文见《文物》1978年第1期。

④f 《史记·萧相国世家》。

①g 《汉书·食货志》。

②g 参看宁可：《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字》，《北京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又林甘泉主编：《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1卷第2编第4章。

③g 《汉书·食货志》。

④g 汉简所载吏卒的廪食，有每月粟“三石三斗三升少”、“三石二斗二升少”、“三石”，以及“二石”、“一石九斗三升少”等不同记载，而以“三石三斗三升少”记载最多，陈直先生曾指出“三石三斗三升少”是小石，“二石”是大石，见《居延汉简研究》第23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

①h 《汉书·贡禹传》。

②h 参看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

③h 《汉书·食货志》。

①i 《盐铁论·本议》。

②i 《史记·酷吏列传》。

①j 《史记·酷吏列传》。

②j 《后汉书·马援列传》。

③j 《史记·货殖列传》。

④j 《水经注》卷29《泚水注》。

①k 《盐铁论·复古》。

②k 《汉书·货殖传》。

③k 《盐铁论·禁耕》。

①l 《汉书·食货志》。

②l 《盐铁论·散不足》。

③l 《盐铁论·散不足》。

①m 《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39页。

②m 《史记·货殖列传》。

③m 王符：《潜夫论·浮侈篇》。

④m 《史记·货殖列传》。

①n 《汉书·司马相如传》。

②n 《汉书·食货志》。

③n 《汉书·食货志》。

④n 《史记·货殖列传》。

⑤n 参看叶茂：《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研究述评·封建地主制前期（以战国秦汉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⑥n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