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黄河的资料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关于黄河的资料，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子宫内膜异位症； 孕三烯酮； 丹黄祛瘀胶囊

[中图分类号] R711.3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5-0515（2011）-01-132-01

子宫内膜异位症是指具有生长功能的子宫内膜出现在子宫腔以外部位而引起的疾病，是妇科常见病，多发病，也是妇科疑难病症之一。近年来其发病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是引起不孕症的原因之一[1-2]。现代医学多用激素和手术治疗，前者副作用大，后者的适应症也有局限性。中医学认为本病病因、病机为血淤，故始终以活血化淤为主。近年来，我院应用孕三烯酮联合丹黄祛瘀胶囊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取得较好疗效，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08年4月～2010年4月在我院就诊的患者120例。经B超和腹腔镜检查确诊为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年龄21～52岁，随机分成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治疗组60例，年龄（34.7±4.5）岁，其中原发不孕16例，继发不孕25例，有人工流产史32例，引产史9例，痛经史45例。对照组60例，年龄（35.1±3.2）岁，其中原发不孕14例，继发不孕26例，有人工流产史34例，引产史7例，痛经史48例。2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月经周期第1天开始口服孕三烯酮2.5mg，隔3天再服2.5mg，一周2次。在整个疗程中每周服药日保持不变。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方法的基础上联用丹黄祛瘀胶囊，一天3次，每次2粒。两组均以6个月为1个疗程。疗程结束时评定疗效。

1.3 效果评定 治愈：症状全部消失，盆腔包块等局部体征基本消失，不孕症患者得以怀孕；显效：症状基本消失，盆腔包块缩小≥1／2，虽局部体征存在，但不孕症患者得以怀孕，痛经消失；有效：症状显著减轻，盆腔包块缩小1／3～1／2，停药3个月内症状不加重，痛经明显好转；无效：主要症状无变化或恶化，局部病变有加重趋势。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处理，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表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治疗组和对照组疗效比较见表1，治疗期间两组均未见明显的不良反应。

3 讨论

子宫内膜异位症临床多表现为下腹痛、痛经、不孕、痛。疼痛通常发生在下腹部，有时扩展到腰骶部及直肠、附近，或有痛，而且此类患者容易遭受许多令人痛苦的致残性疾病。

孕三烯酮是一种人工合成的三烯19去甲甾类化合物，具有抗孕激素、中度抗雌激素和抗性激素效应，是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常见药物之一。丹黄祛瘀胶囊含有丹参、黄芪、 土茯苓、当归、鸡血藤、三棱、莪术、延胡索、土鳖虫、苦参、败酱草等20位中药。其中丹参、延胡索、当归、鸡血藤具有活血调经，祛瘀止痛；土茯苓具有健脾渗湿、祛痰行火的作用；三棱、莪术具有破血、行气、消积、去坚、散结、止痛作用；苦参、败酱草具有清热燥湿、消淤生新作用；黄芪、土鳖虫具有补气固表，抗炎镇痛作用。故本药具有活血化淤止痛、祛痰利湿、补气固表、清热解毒的功效。结果发现联合丹黄祛瘀胶囊的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总有效率93.30%。提示治疗组在口服孕三烯酮联合丹黄祛瘀胶囊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疗效佳[3-5]。

在研究中并未发现2组患者有明显的不良反应。这些结果都显示了孕三烯酮联合丹黄祛瘀胶囊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疗效佳，而且也安全，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

参考文献

[1] 孙秀丽,崔恒.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诊断及治疗.中国妇产科临床杂志,2007,8（2）:158-159.

[2] 钟晓玲,王霞灵,张忠.中西医结合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临床研究.中国医药导报,2009,24（2）:65-66.

[3] 陈久红.中西医结合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62例观察.中国实用乡村医生杂志,2004(6):30.

篇2

关键词：黄河下游；旱涝；太阳黑子

1 旱涝数据的整理

1.1 黄河下游各站旱涝数据的整理

所收集到的旱涝数据为黄河下游的郑州、济南和菏泽地区1470-1979年510年的旱涝等级资料，首先对它们进行录入，然后根据《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1]（简称《图集》）将其续补至2000年，共531年，最后对缺测数据利用直线内插原则进行插补。

《图集》的资料始自1470年，截止于1979年，其1980-1992年的序列资料和逐年分布图已做了续补[2]。现对1993-2000年时段作再续补。覆盖面为全国范围，含120个站点，其中西部地区早期资料有缺失，东部地区较为完整。关于这项逐年旱涝等级值的评定方法、分级标准和逐年旱涝等级分布图的编绘方法，在该《图集》的“说明”中已简约陈述，嗣后文献[3]又作过较详细的说明，并论及该项资料的科学依据和可靠性。

1.2 旱涝数据的插补

将各站续补完成后的数据作趋势图并查找缺测值，然后利用直线内插的方法对缺测数据进行插补，如图所示：

郑州站所有数据都在1-5之间波动，没有异常数据，说明郑州站1470-2000年旱涝等级数据资料完整。

由上图2-2可以看出济南站1645年旱涝等级为0，根据相邻两年即1644和1646年旱涝等级分别为3和1 ，利用直线内插得到1645年旱涝等级为2，在以后的数据分析中，济南站1645年的旱涝等级以2进行分析。

图2-3 菏泽站1470-2000年旱涝等级趋势图

由上图2-3可以看出菏泽站1671年旱涝等级为0，根据相邻两年即1670和1672年旱涝等级分别为5和2，利用直线内插得到1671年旱涝等级为3.5，由于旱涝等级为1-5之间的整数，参考邻近年份的数值取4，在以后的数据分析中，菏泽站1671年的旱涝等级以4进行分析。

1.3 太阳黑子数据的整理

1.3.1 我国近三百年太阳黑子数据的收集

太阳黑子是在太阳的光球层上发生的一种太阳活动，是太阳活动中最基本，最明显的活动现象。一般认为，太阳黑子实际上是太阳表面一种炽热气体的巨大漩涡，温度大约为4500摄氏度。

我们所收集到的太阳黑子数据为1700-1997年近三百年的太阳黑子资料。

1.3.2 太阳黑子数据的插补

将1700-1997年太阳黑子数据作趋势图并查找缺测值，然后利用直线内插的方法对缺测数据进行插补，其趋势图如下：

2 太阳黑子与旱涝的关系

我们对黄河下游的旱涝数据和太阳黑子进行了分析，图表表明了太阳黑子运动活跃时，黄河下游流量较小，旱涝等级较高，偏旱。

早在1801年科学家就开始研究太阳黑子与地球上旱涝灾害的关系，发现当太阳黑子少时，一些地区雨量就少，地面干旱，但是，后来有的统计研究认为当日面上黑子多时，一些地区雨量就少，地面干旱。

太阳黑子活动影响我国长江黄河源区降水和气温变化，国内研究人员在对我国长江黄河源区近50年来的降水和气温变化进行分析后发现，这一地区降水和气温变化周期同太阳黑子活动周期基本吻合，说明太阳黑子活动对我国长江黄河源区降水和气温变化存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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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波：很多人知道你在1985年拍摄的《大河万岁》，你认为至今它仍是你的代表作吗？

于德水：很多情况下《大河万岁》总是被认为是我早期的“代表作”，可能这与《十年一瞬间》那个展览有很大的关系。那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很著名的一个展览，这张照片当时被做成巨幅用在展览的首要位置。于我个人来说，它该是代表我早期的理想主义那个阶段的。我自己更偏爱《中原土》封面上的那幅《捡麦穗》的老妇人和《当年知青回乡来》专题里的题头照片《回家》。这两幅照片与我个人生活和情感的契合更深。

……

陈小波：约瑟夫·寇德卡的《流放》、《吉卜赛人》，塞巴斯蒂奥·萨尔加多的《劳动——工业时代的考古学》、《土地，无地者的奋斗》都对你产生过很大影响……

于德水：是的，我特别喜欢寇德卡和萨尔加多照片里对人性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表现。要知道，摄影能达到“视觉的经典”还只是一个层面，由此能让人进入一个思辨的空间，才是影像更大的魅力所在，这才是摄影其“真实”表现的力量。

……

陈小波：大地在你的照片中有很重要的位置。土地支撑着你的摄影，你是从土地中吸取养分和力量的人。

于德水：你提到的这些，实际正是我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关注的主题。从一个人的生活来看，这些又是一个现实的背景与环境。我在这里生长、生活，这种联系是渗透进血脉里的。一开始接触摄影，拍摄的主题就与这些有关了。但那时是为某种需要而去“粉饰”、去“创作”。从北海普安殿那次“觉醒”后，我就重新开始看待这一切了——拍摄与思考，也开始看一些与这片土地、这条河有关的资料和人文档案。在生命早已超过不惑之后，能让脚下的土地透彻摄影、透彻自己，只能连同所有的一切托付给这条亘古流淌着的大河和它两岸的土地。

于德水:“这条流淌了几千年的大河，除了黄河与我们这个民族族群的生息不可分的关系外，更是一条蕴含丰富的‘伦理黄河’。”

陈小波:“以于德水为首的中原摄影群体的作品，被人文学者邓启耀称为散发着‘文化苦吟’的气息。我也能从作品里看到某种疼痛感甚至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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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掘报告

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主编的《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1期）将1989年尉迟寺遗址的发掘成果公布于众，报告介绍了遗址的概况和地层堆积、一二期工程的出土遗存，并重点对出土陶器做了详细的类型学分析。

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编了《蒙城尉迟寺——皖北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存的发掘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1）。报告共分四个章节，配备了大量的附表、考古分析报告、描摹简图和照片，系统地公布了自1989年秋至1995年尉迟寺遗址的发掘资料和研究成果。

2007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徽省蒙城县文化局共同编著了《蒙城尉迟寺（第二部）》（科学出版社本文由收集整理2007年12月），材料翔实（配以大量实物照片，直观可感）系统地报道了尉迟寺遗址自2001年春至2003年秋第二阶段的全部发掘资料。

2 研究论文

2.1 文化内涵和年代分期研究

郑清森《试论蒙城尉迟寺遗址的大汉口文化遗存》（《江汉考古》2002年第1期），主要探讨尉迟寺遗址中大汶口文化遗存的文化内涵、地方特点及其文化源流。苗霞《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及其年代与分期》（《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6期），将尉迟寺出土典型陶器与相同时期大汶口文化标准器纹饰进行对比，给该遗址做了年代分期。霍东峰《尉迟寺遗址中“尉迟寺类型”遗存的分期与年代》（《华夏考古》2010年第4期），文中不仅运用标准器法进行断代，而且还大量运用c14与树轮测年等科技考古技术，增强了分期断代的科学性和可信性。

2.2 聚落研究

尉迟寺遗址中发掘的大型成组红烧土排房为其他同类考古遗址所未见，自发掘以来，其独特的聚落文化一直成为业界研究的热点。

王吉怀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多，有《蒙城尉迟寺聚落再显宏大规模——一处1000余平方米的活动广场和鸟形“神器”惊现遗址中心》（《中国文物报》2002年6月21日）；《尉迟寺史前聚落遗存的微观考察与研究》（《文物世界》2005年第2期）；《尉迟寺聚落遗址的初步探讨》（《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4期），他认为尉迟寺成组的大型红烧土排房不仅体现了新石器聚落中集体聚落的凝聚性，同时也体现了个体家庭的相对独立性。栾丰实《史前聚落考古的新成果——读〈蒙城尉迟寺—皖北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存的发掘与研究〉》（《考古》2004年第7期），文中高度评价了尉迟寺聚落发掘的意义。

2.3 经济研究

尉迟寺遗址出土发掘所见的经济形态也十分值得关注，主要有王吉怀《五千年前淮北地区原始农业状况——尉迟寺聚落遗址带来的信息》（《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依据尉迟寺独有的聚落生活分析了皖北地区定居农业的生产特点、作物特点及农具特点。王增林《尉迟寺遗址的植物硅酸体分析与史前农业经济特点》（《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植物硅酸体分析在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中的应用》（《考古》1995年第1期）均是利用科技考古知识——植物硅酸体分析技术来研究尉迟寺原始经济中的农作物特点。其他还有解华顶，沈薇《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采集经济的史学观察》（《安徽农业科学》2009年第5期）。

2.4 陶器研究

关于尉迟寺遗址出土陶器的研究论文主要有吴加安《安徽北部的新石器文化遗存》（《考古》1996年第9期），主要是利用类型学对出土陶器进行文化分期研究。台湾学者吕琪昌《尉迟寺出土陶鬶的启示》（《江汉考古》2006年总第98期）则是通过将尉迟寺出土陶鬶与太湖、海岱地区出土陶鬶进行类型学的对比从而颠覆了陶鬶起源于海岱地区的传统看法。杨坤《谈蒙城尉迟寺大汶口文化m215、m177发现的陶尊文字》（2008年1月上海市松江区博物馆首发）对尉迟寺m215出土的陶尊刻文进行了释读。

关于“七足镂空器”的研究论文有卫斯《尉迟寺遗址出土“七足镂孔器”的命名及用途》（《中国文物报》2004年12月17日），认为“七足镂孔器”应是巫师祭祀时使用的“族枪”。

2.5 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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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暴雨 概率分布 泊松分布 气象统计 黄河中下游

中图分类号：P458.1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3）03（c）-0001-03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关于暴雨的报道，尤其是在雨季这样的报道就更加频繁。如“当地气象中心称，暴雨将持续到星期日晚上，超过80 mm的降水将在24小时内落下，暴雨损坏了106749英亩的作物，其中16803被完全摧毁，新华社报道”。我们知道黄河中下游地区是我国一个重要的经济区域，但是截止到目前累计有21000000亩土地被淹没过，受影响的有53000000亩土地，11000000亩作物被毁坏和超过5800000间房屋被摧毁。因此十分有必要加强该区域的暴雨预报研究工作。暴雨成灾不仅在于其雨量集中性的危害，而且其频发程度也是产生灾害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暴雨规律性的探讨[1～4]，但运用概率分布理论来研究暴雨规律的却不多见。概率分布理论是一切概率统计学方法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全面描述变量的随机性可用某种概率分布模式。如气象极值的渐进分布形态，四参数Kappa分布，三参数Weibull分布，Tippit型及Gumbel分布等概率模式[5～8]。研究重点是，用观测得到的样本去拟合某种概率分布模型并估计其参数。

黄河中下游地区暴雨主要集中在每年的5～9月这153天的时间里[9]。在此期间每天发生暴雨的概率很低，而总天数（153天）较大，可见暴雨为稀有事件，所以其概率分布可用Poisson分布来拟合。本文采用Poisson分布模式来研究黄河中下游若干站点近50年暴雨概率分布特征，暴雨频数分布规律。同时还用建立的模式计算得到各地每年发生n次以上暴雨的概率，为各地暴雨预报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气象统计中规定，日降雨量≥50 mm为暴雨日[10]。数据来源与中国气象局中国地面国际交换站。选取黄河中下游若干站点历年暴雨季（5～9月）逐日降水量资料，统计近50年（1961年至2010年）暴雨（日降雨量≥50 mm）日数及其发生频率。所选各测站站名如表1所示。

1.2 方法

1.2.1 泊松分布

泊松分布是1837年由法国数学家泊松（PoissonS.D.1781-1840）首次提出的。泊松分布在各领域的研究相当广泛，是一种经典的描述稀有事件频率分布的概率模式。

泊松分布可以看作二项分布的极限分布。当n很大时，p很小时，可以用泊松分布来计算二项分布。参数是单位时间（或单位面积，体积）内随机事件的平均发生率.即

（1）

服从泊松分布的随机变量X的概率分布为：

（2）

该分布仅有一个参数（恒为正）。

递推公式为：

（3）

可由（3）式得一年中（5～9月）发生k次暴雨的概率P。那么，50年中应有50×P年发生k次暴雨，进而可得50年间每年发生k次暴雨的理论年数。结合各站值和公式（1）则可建立使用黄河中下游的暴雨Poisson分布模型。

根据给出的模型，可以算出各地每年发生n次以上暴雨的概率。

每年发生n次以上暴雨的概率为：

（4）

1.2.2 暴雨分布概率模式研究

选用4个代表雨量站50年（1961年至2010年）逐日降水资料，计算一年中暴雨季（5～9月），每天发生暴雨的概率（表2）。

由表可以看出，郑州历年（5～9月）共发生了94次暴雨，延安历年（5～9月）共发生了38次暴雨，西安历年（5～9月）共发生了34次暴雨，太原历年（5～9月）共发生了116次暴雨，且他们每年中（暴雨季）每天发生暴雨的概率分别为0.0122，0.0050，0.0032，0.0152。

以郑州为例，研究模式拟合问题。

由表2知，郑州（1951年至2000）50年中（5～9月）共发生了94次暴雨。每年5～9月有153天，在此期间每天发生暴雨的概率为 0.0122.此概率值甚小，而总天数153天较大，可见暴雨是稀有事件。所以，其概率分布可用Poisson分布来拟合。

为求郑州每年（5～9月）发生k次暴雨的概率，先计算分布参数，然后再按照递推公式（3）可以求得一年中郑州发生k次暴雨的概率。易得一年中郑州发生k次暴雨的理论年数。

根据中国地面国际交换站提供数据可以查询各站点每年（暴雨季）发生k次暴雨的实际观测数据（表5）。

各站点Poisson分布的概率模式的理论年数与实测年数的直方图比较如图1，2，3，4所示。

2 检验与分析

2.1 方法

2.1.1 相关系数

定义：设是一个二维随机变量，则称：

为X与Y的相关系数。

是同符号的，即同为正，或同为负，或同为零。这说明，从相关系数的取值可以反映出X与Y的正相关，负相关和不相关。

2.1.2 分析

由表6可以看出郑州，西安，延安，太原四个站点实测频数与理论频数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26，0.993，0.994，0.928。由此可见郑州，西安，延安，太原暴雨季（5～9月）暴雨日数符合Poisson分布模式。即Poisson分布模式能较好地描述上述站点的暴雨概率分布。

检验结果已表明郑州，西安，延安，太原暴雨概率分布能服从Poisson分布，那么根据表3给出的模式和参数，和公式（5）可以计算出各地每年暴雨季暴雨发生n次以上暴雨的概率（表7）。

3 结论

用Poisson分布理论描述黄河中下游若干站点（西安，延安，郑州，太原）暴雨季暴雨分布符合情况较好。同时用建立的Poisson理论模式，求得各地每年暴雨季中发生n次以上暴雨的概率，可为各地暴雨预报提供参考。尽管本文选取的站点有限，但根据降雨的区域连续性可以推测出相近或相邻区域的暴雨情况。本文只能在概率层面上预测出暴雨发生的次数，未能具体到发生暴雨的具体时间或时间段，这也为以后得继续研究指明了方向。

参考文献

[1]丁裕国，申红艳，江志红，等.气候概率分布理论及其应用新进展[J].气象科技，2009（3）.

[2]陈艳秋，袁子鹏，盛永，等.基于概率分析的暴雨事件快速评估模型[J].气象与环境学报，2006（5）.

[3]于新文，丁裕国.中国东部地区暴雨的概率特征—— 基于泊松分布的统计模拟[J].自然灾害学报，2006（4）.

[4]王丙参，魏艳华，孙春晓.泊松分布参数估计的比较研究[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5）.

[5]颜亦琪，易建军，孙华安.泊松分布在水文频率计算中的应用[J].人民长江，2010（12）.

[6]Park J S， Jung H S. Modeling Korean extreme rainfall using a Kappa distribution and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e[J].Theoretical and Applied Climatology，2002，7（2）：55-64.

[7]Khan B，Iqbal MM，Yousufzai.MAK （2011） Flood risk assessment of River Indus of Pakistan 4：115–122.Doi： 10.1007/s12517-009-0110-9.

[8]雷鸣，高治定，宋伟华.黄河中游河龙区间区域性暴雨特性分析[J].人民黄河，2012（8）.

篇6

老师提问完毕，马上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和探究兴趣，积极性一触即发，此外，学生还会全面思考关于水循环的相关知识，例如：黄河之水天上来是什么意思？水为什么会聚到一起呢？这样一来，学生就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探究脑海中的疑问。

二、提出假设和设想

提出假设和设想是探究教学的核心部分。当大部分学生对问题有了大体的了解之后，并且能够各抒己见，在这个时候，老师要对问题和学生的看法进行指导。案例二：确定、评价空间位置的探究。

（1）教师为学生展示长江流域的地图，上面有地形、流域范围、自然资源、交通线分布情况等，让学生分析如果修建大坝应该建在何处？

（2）提出几种假设，只考虑地形因素建在河道最狭窄的位置，只考虑因素生态建在对生态影响最小的地方。

（3）教师提出三种假设后，由学生讨论分析，最后展示三峡大坝的具置，并分析修建在此地的原因。

三、收集中学地理信息

论证猜想是否可行的第一步就是对相关信息的收集。为了减少盲目性，发挥收集信息的价值与意义，第一应该提出论证设想随即进行相应计划的制订，收集信息的范围要准确无误。案例三：给出视频材料，黄河断流逐年加剧。视频中呈现出1972年至1998年的27年间，黄河有21年下游出现断流，1997年距河口最近的利金水文站全年断流226天，断流河段曾上延至距河口约780千米的河南开封。由黄河断流带来的不良影响，让学生自己总结出水循环的重大意义。教师还可以让学生收集更多关于黄河断流带来的不良影响。

四、陈述交流

探究教学的最后一个环节是表达与交流，虽然处于最后的阶段，但是其对教学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在学生共同的交流与表达下，学生的学习思维进一步得到发散，合作意识和竞争意识会在这个阶段得到全面的增强，最终会探究出一个科学、合理的结论。例如，在一节是否可以用南极冰山解决沙特阿拉伯的缺水问题的教学课中，学生在最初开展讨论的时候，一开始得出的结论可能并不是那么合理与正确，甚至是比较片面的，在他们的答案中，可能只有能或不能。在查阅相关资料并进一步的讨论研究之后，可能就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所有的事物既有长处，又存在弊端，以用南极冰山解决沙特阿拉伯的缺水问题为例，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决阿拉伯的水资源短缺问题，但是这也存在破坏全球生态环境的问题和缺陷，针对这种情况，最先做的应该是对环境的评估，只有环境评估成功通过，方可允许调水项目的开展，不要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应该考虑到长远的利益，万万不可为了实现眼下的利益而置长远利益于彻底的不顾，需具备一定的战略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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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部；粟稻起源地；黄河及长江流域

中图分类号：S-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6）03-0001-07

中国历史悠久，农业发端早，是世界重要的农业起源地之一，也是许多农作物的起源中心。瑞士植物学家康德尔（A. de Candolle，1806-1893）是世界上最早研究栽培植物起源的学者，他根据作物的野生种存在、历史文献、语言和考古资料等进行研究，于1882年出版其著作《栽培植物的起源》，涉及247种栽培植物，认为世界农业最早起源于3个地区：中国、亚州西南部（包括埃及）及美洲热带地区[1]。前苏联植物育种学家瓦维洛夫（Vavilov， N. I1887-1943）依据“遗传变异最多的地区即为栽培植物起源中心”的认识，于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对世界各地植物进行广泛调查，写出《作物的起源、变异、抗病性及育种》一书，提出世界重要栽培作物起源于8个独立的中心：中国、印度、中亚、近东、地中海地区、阿比尼西亚、墨西哥南部及中美、南美洲。瓦维洛夫认为世界上农业发展最早及最大的作物起源中心，包括中国中部与西部山区及邻近的低地。瓦维洛夫在其另一本著作《主要栽培植物的世界起源中心》中进一步说道，中国是“第一个最大的独立的世界农业发生发源地和栽培植物起源地”[2]。关于栽培植物的起源，中国学者也做了大量研究，获得许多成果，他们统计了世界上所有的667种主要栽培植物，其中起源于中国的有粟、黍、稻、大豆、萝卜、白菜、葱、杏、梅、山楂、银杏、茶等136种，占20.4%，居世界第二位，这是中华民族为人类的生存与文明所做出的重大贡献[3]16-17。起源于中国的136种作物，有的起源于北方，有的起源于南方，如我国起源作物中最为重要的两种作物粟和稻，就有“北粟南稻”的说法。粟在古代是五谷之首，稻后来居上，成为大江南北居于首位的粮食作物。游修龄先生在其所著《中华农耕文化漫谈》一书中说，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秦汉以前3000年主要是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是从唐朝起，才接过黄河流域的班，继续大发展，后来居上，“两河”流域先后共同发展，形成整体的中华文明大国[4]。游先生所言中华文明在“两河”流域的先后大发展，说的就是以粟作农耕文化和稻作农耕文化为根基的中华文明的先后发展与繁荣。中国的“两河”流域不仅哺育了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还是史前东亚两类农耕文化的摇篮。黄河流域是粟作农耕文化的发源地，与其并驾齐驱，长江流域则是稻作文化的重要起源中心。南北之分自古为我国栽培作物和农业类型考察的一个习惯视角，不过，即如笔者在《我国农耕文化研究刍议》一文中指出的那样，虽然说的是南北，然而视野往往只是南北的东部，西部常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即存在“重东轻西”的倾向，这是需要注意和解决的问题。为此，本文将详细检视前人关于粟和稻起源的考察和研究，特别是西部的考察和研究，以强调西部在粟稻起源研究中的地位。

一、西部与栽培粟的起源

粟在中国古代的农作物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如果说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诞生的摇篮，那么粟就是哺育中华民族的乳汁。粟在中华文明的产生和形成过程中，曾经发挥过其他作物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粟在植物分类上属禾本科的“狗尾草属”（Setaria），栽培粟的学名为Setaria italica。粟又称谷或谷子，去皮称作小米，植株称禾。粟喜湿暖，耐旱，对土壤要求不高，适应性强，春播夏播皆宜，因此特别适合在黄河流域种植。粟是中国北方原始农业中最早驯化的谷类驯化作物之一，栽培历史至少已有8 000年。关于栽培粟的起源，国内外学界曾有不同的观点，有埃及起源说、印度起源说、中美洲起源说等，主张埃及和印度起源说的学者认为，粟是自埃及或印度起源之后传入中国的。不过上述说法由于缺乏明确充足的证据而受到质疑。目前国内外学者大多认为粟是我国黄河流域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独立驯化的主要农作物，中国作为粟的起源中心已无异议。能够说明粟起源于中国，最有力的证据是黄河流域诸多史前遗址发掘出土的粟的遗存。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学者已经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辽宁、黑龙江、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新疆、、云南等省区的新时代遗址中，先后发现碳化粟粒、粟壳或粟的谷灰40多处，其中发现于西部内蒙古赤峰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的碳化粟，年代距今8 000-7 500年，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粟作遗存[3]16-17。考古资料说明，早在远古时代，粟就已成为黄河流域乃至中国西部和北部广大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

黄河流域遗存有粟作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属于东部的黄河下游流域具有代表性的重要遗址是山东省胶县三里河遗址、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和河南裴李岗文化遗址。三里河遗址属大汶口文化晚期，距今4 800-4 200年。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共发现476个灰坑，其中有88个存有粮食。磁山遗址经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5405+100和公元前5285+105年。树轮校正后为公元前6005-公元前5948年，比半坡遗址早1 000多年。与磁山遗址同等重要的河南裴李岗文化遗址中也发现粟的遗存。裴李岗文化是以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为代表的早于仰韶文化而与磁山文化相当的一种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河南省境内。属于裴李岗文化的新郑县小乔乡的沙窝李遗址所发现的粟的碳化颗粒，年代经碳14测定为公元前5220+105年（未经树轮校正）。属于西部的黄河中游流域粟作遗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重要的有山西万荣县荆村瓦渣斜遗址、陕西西安半坡遗址等。山西万荣县荆村瓦渣斜遗址发现于20世纪30年代，是黄河流域最早出土粟的重要遗址，其时代为仰韶至龙山文化时期。继荆村瓦渣斜遗址之后，陕西省西安市郊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也发现了大量粟的遗存。半坡遗址F37出土的陶缸中有腐朽的粟粒壳；F2门道口有一个双耳大瓮，内有腐朽灰白色谷物粉末；T8出土的储藏罐（编号为P4716），罐口用一皿状器作盖，其中装盛保存完好的粟粒；M152压在女性儿童左脚上的5号和6号钵也装有粟粒，两钵内壁也粘附许多粟壳；F88房内东北角有一个小窖穴，深不到1米，底径约1米，内有粟粒朽灰推积，显系为一储藏粟米的粮窖；H115窖穴亦堆积厚达18厘米谷物朽灰，呈灰白色的半透明状。粟粒不但发现于窖穴，还发现于墓葬中，成为随葬品，可见粟在半坡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半坡遗址经碳14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4800-公元前4300年[5]。位于更西部的黄河上游流域粟作遗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重要的有甘肃秦安县大地湾遗址、青海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遗址等。甘肃先秦农业考古资料说明，粟是该区新石器时代最主要的农作物。该省秦安县大地湾遗址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遗址，遗址下层发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另一种遗存，年代经碳14测定，最早者为公元前5200+90年，树轮校正为公元前5850年，与中原地区早期磁山裴李岗文化年代相近。重要遗址有房址、墓葬、窖穴三大类，出土遗物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粮食以及装饰品等，此外在墓葬中还发现了以家畜随葬的事例。这些情况真实反映出当时居民已过着比较稳定的以农业、畜牧业为主要经济结构的生活。在第四发掘区T303号探方内发现的F374号房子内有一窖穴，圆形直壁，底部存有已碳化的粮食颗粒，经鉴定是稷和油菜籽。在H219的底部发现有一层厚约0.2厘米的碳化粟粒。此外，一些陶器上彩绘图案中也间接地反映了当时的农作物状况。马家窑文化是甘肃另一重要的新石器文化，初步统计发现遗址400多处，分布地域很广。根据底层叠压和年代测定又可分为若干不同类型，有石岭下、马家窑、半山、马厂4个类型，主要遗存有房子、墓葬、窖穴、制陶遗址等。出土遗物6万余件，直接与农业相关者有生产工具、粮食作物、窖穴以及反应农业生产的彩陶绘画。粮食作物主要是粟，均以陶罐或窖穴储存。储存规模最大的是齐家文化，齐家文化储粮窖穴有长方、圆形直壁、圆形尖底、椭圆、袋状等种类。建筑工艺细致规整，有的内壁涂抹草拌泥或红胶泥，上部用圆木搭盖屋顶，向北开门修筑斜坡门道，门口两侧对立圆木构成门框，形成半地穴式的仓房。室内置放若干陶罐，罐内装粟。广河齐家坪第一号窖穴，70多个陶罐重叠放置，每罐装粟大约15斤，一次可储粟1 000斤左右。大河庄遗址共发现12座房子，15个窖穴，储粮约15 000斤，说明当地粟作农业生产已处于较为稳定的阶段[6]。此外，在西部的青海等地，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有与中原地区近似的农业遗存，目前已被大量发现的马家窑文化（包括马家窑、半山、马厂3个时期）和齐家文化遗址，都确认存在农耕遗迹。在青海东部地区，尚有时代稍早于马家窑文化的仰韶文化晚期的农耕文化。在青海诸多新石器时代文化中，以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至齐家文化阶段的资料最为丰富。在这些资料中又以柳湾墓地的资料最完整，该墓地先后发掘了半山、马厂、齐家、辛店文化的墓葬1 730座，由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撰写的《青海柳弯》整理发表了其中1至1500号墓葬资料。柳湾墓地位于青海东部的湟水流域，那里自然条件较好，至今仍然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区。柳湾墓地有粮食随葬习俗，粮食被置放于粗陶瓮或陶罐内，柳湾墓地墓葬原始登记表中记录了17座墓葬粮食随葬的资料，依据实物鉴定得知，当时的粮食作物主要是粟[7]。上述考古资料说明，西部的黄河中上游流域及其周边，遗存有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远多于东部的黄河下游流域，而且年代相当久远，说明西部在我国粟作文明起源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二、西部与栽培稻的起源

“稻（Oryza satiua L.）是世界第一大粮食作物。今天，稻米已成为全球30多个国家居民的主食，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以稻米为主食。在亚洲，有20亿人从大米及大米产品中摄取60%-70%的热量和20%的蛋白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稻米生产国，产量占世界的35%”[8]。稻自古就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其驯化和栽培的历史，可达万年。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学者发掘的新石器时代稻作遗存已近200处，分布于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云南、河南、陕西对等省市和自治区。其中最早的是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年代都在1万年以上。稍晚的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发掘的水稻遗存，年代距今9 200-8 300年。湖南岳阳钱粮湖农场坟山堡、汩罗市附山园、华容县车轱山遗址以及河南贾湖遗址的稻作遗存，年代距今8000年。浙江罗家角的稻作遗存，距今7 100多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量碳化稻谷和农作工具，尤为引人注目，距今也有7 000年[3] 25-28。以上遗址，均为世界上最早的稻谷遗存。从其分布地点来看，有的是在东部的长江下游流域，有的是在西部的长江中游流域的湖南和珠江流域的广东、广西。根据考古遗存、野生稻分布和稻谷遗传资源等因素，国内外学者对稻作起源做过不少研究，结果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栽培稻起源论，它们都涉及我国西部或东部，兹简要叙述于下。

（一）国外学者瓦维洛夫、盛永俊太郎、张德慈的喜马拉雅山东部稻作起源说

此说的稻起源中心包括我国西南地区。较早提倡此说的学者是瓦维洛夫，他主张亚洲栽培稻起源于喜马拉雅山山麓，而他同时也把奥里萨和马德拉斯作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中心地。日本盛永俊太郎依据他对锡金和大吉岭两地原有的稻谷品种与亚洲各地的各种生态类型进行杂交试验的结果，也提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中心地是喜马拉雅山东部的结论。盛永俊太郎的论据如下：喜马拉雅山的稻种群（锡金和大吉岭的品种群），与日本、奥斯、波罗、阿曼、且惹、布鲁6种生态型品种不同，杂交的实验结果表明，喜马拉雅山稻种与它们既不太近缘也不太疏缘，稔性常在约60%。从这个结果来看，他认为喜马拉雅山的稻谷至今还继续保存着稻种的未分化遗传因子复合（isoreagents）的状态。他因此认为上述6种生态型稻谷是喜马拉雅山的遗传性复合离开了原中心地喜马拉雅山东部各自传到不同的地区栽培，后来因受这些地区的气温、土壤或者生物因素的作用，失去了各自的遗传因子，而保存了某些新产生的突变遗传因子，形成了各不相同的生态型。在起源中心地，生态因子是极其复杂的，容易发生各种突然变异。并且，起源中心地是适于保存它们的遗传因子的地域[9]55。同样主张栽培稻起源于喜马拉雅山东麓的学者还有张德慈博士。张慈德是位于菲律宾马尼拉郊外的国际稻作研究所（IRRI）的创建者之一，长期致力于稻谷遗传资源的收集和保存。1976年，他在荷兰的《Euphytica》杂志提出亚洲栽培稻起源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论断，后来他又发表《作物的历史和遗传资源保存――稻谷的事例》论文（chang，1985，1995），系统论述其观点。张氏的分析，先是根据经济学的重要性看起源，其次谈分布。同为属内相互近缘的稻种，今日为何会分布于相距很远的亚洲、非洲和澳洲等地？张氏对世界稻谷分布之谜作了解释，认为那是因为远古超大陆的扩展导致其四散分离，起源于喜马拉雅南麓的栽培稻随着几块大陆漂移，便形成了今日的分布局面。张氏认为，在距今10 000至15 000年前，在喜马拉雅山南部地带，在干期和雨期的交替过程中，出现了一年性栽培稻的先祖。先产生了“印度型”品种，后来在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和中国接境地带形成了“日本型”品种，在其东部则产生了“爪哇型”品种。随着稻谷栽培从湿润热带向亚热带和温带扩展，促进了稻种生理或形态学的变化，加之不同族群对口味的选择，作为稻种新系谱的深水稻和陆稻出现了。而且对应于不同的栽培期、水利和土壤，稻谷品种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张氏起源地划定的范围较大，包括喜马拉雅山山麓的恒河沿岸、上缅甸、泰国北部和老挝、越南北部、中国西南部这一幅员辽阔的地带[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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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性之复杂让历代治水者费尽心绪，刘天和曾说：“莫难于水之治也，自禹以至于今矣，予问之至再至三，而后知水也，而后知治水也。”刘天和是明代中期的治世能臣，亦是治水专家，嘉靖年间总理河道。受命治河期间，他曾役夫十四万，“忘己尽人，殚智毕力，弥二月而即功，百泉会流，千舰飞挽。岁漕四百万石，如期至京，中外神之”。其治水之策足资借鉴。世人称其：“宇度弘亮，有泛应才。凡所扬历，去后必有遗迹、余泽为人所称述者。至于治水防边，功能尤著。”刘天和治水功成之后，特辑《问水集》一书，记述黄河演变的概况、缘由以及对运河的影响，收集总结了黄河施工和管理经验，“其论莫不切于水、详于治焉”。刘天和的治水之策在前人南岸分疏、北岸筑堤的框架下，“在河、运淤积，修筑堤防、加强工程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极为认真的工作，并且是有所创新的”。他不仅对治水理论进行总结，而且勤问、明思、重视勘察实践与治河技术的应用。在治水过程中，他“西问之于梁焉，河若其奠也，决若何堤也，淤若何疏也；东问于鲁焉，汶若何导也，泉若何引也；南问于徐焉，淮若何汇也，湖若何潴也；北问于齐焉，白若何浚也，卫若何泄也，而又问于诸缙绅焉。于诸劳心，罔不勤勤焉。而又问诸闾阎焉。于诸劳力，罔不恳恳焉”。同时，重视勘察于实践，他亲自“测淤浅深，度河广狭”。“在河道，（刘天和）尝手制乘沙、量水等器”，亲自制作测量工具，推M工程进度。刘天和治水始于问、达于知、终于治。在堤防修筑、植柳防洪等方面也形成了许多独特的治水理念，《问水集》就是反映其治水从思考、认知到实践这一过程的经验总结。该书成为后世研究中国水利史的重要著作，也是论述黄河、运河河道形势及治理的重要文献。

正是基于《问水集》在水利史研究中的地位，学者也开展了一些初步考证、点校工作，汪胡桢的《中国水利珍本丛书》中对其进行了句读，近期出版的《中国水利史典・黄河卷》中亦有陈二峰先生对全文的点校。邹逸麟等学者也对刘天和《问水集》中的治水思想进行过研究。2016年3月，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卢勇教授的《〈问水集〉校注》，该书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成果，书中对《问水集》进行了较为详细而系统的校勘与注释，体现编校者在校注方面的新尝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版本对勘。明代刘天和的《问水集》成书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共六卷，前两卷是治水之情，后四卷是奏疏之议。现存三个版本，分别是明代学者袁《金声玉振集》本、北京图书馆明刻本和《中国水利珍本丛书》本。《金声玉振集》本未收录刘天和治水方面的奏疏，而此类奏疏尤能体现刘天和的治水思想；明刻本缺损刘天和所著之《黄河图说》及《图说三篇》（《国朝黄河凡五入运》《古今治河要略》《治河臆见》）；汪胡桢《中国水利珍本丛书》本是目前较为全面的，但缺乏注释，非专业人士研读稍感吃力。因此，作者以《中国水利珍本丛书》本为底本，参照另外两个版本进行核对，汲取三个版本的精华，并且在校注中又采用同时期的《皇明经世文编》和《明世宗实录》为参考验证，以及碑刻资料及今人研究成果对其进行补充、比对，减少了校注中的错误。比如《刘天和黄河图说》就是利用了明代《黄河图说》碑文材料和周伟洲先生的相关研究成果。利用多个版本对全文点校，有利于厘清旧版的讹误与前人研究的疏漏。

二是校注结合。在点校的同时，增加了对内容的解读与考证。《问水集》作为水利史典籍，其中个别生字难词、古今异义字词、专有名词颇多，尤其是水利史专有词汇与地名、河名、湖名、山名等历史地名，其意义古今变化较大。编校者结合水利史与历史地理的相关文献，对许多水利专有词汇及历史地名做出简要解释。部分注释后，又举出例证。如《问水集》卷一《治河之要》中荥泽注释为：古湖名，形成于史前，《禹贡》所云“荥波即潴”，说的是黄河水沿古济水溢出后聚集为荥泽。荥泽与济水息息相关。黄河的频繁泛滥和济水的沉淀，使荥泽泥沙淤积大增，加速了荥泽的淤塞，最终导致荥泽在汉代湮塞。从此，荥泽消失了，只在史籍上留下“荥泽”“荥波”“荥播”等称谓。这种校注结合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文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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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加密断面法 1：1000 地形图

中图分类号：TG3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35-0311-01

1 概况

按照黄河水利委员会《关于黄河小北干流、三门峡库区1：1万地形图测绘项目工作大纲的批复》要求，受黄河水文勘察测绘局委托，黄委会三门峡库区测绘水文水资源局于2011年承担三门峡库区1：10000地形图测绘工作。测图范围：测区位于黄河三门峡库区，西起潼关铁桥，东至三门峡大坝，总体呈带状分布，地形条件较复杂，地势高低起伏，沟壑纵横交叉，测量难度较大。

1.1 工作内容

利用C级GPS控制网平面及高程成果在测区内采用GPS RTK和测深器具进行断面地形测绘。完成黄河干流西起潼关铁桥，东至三门峡大坝所有设计断面的测量工作。共计施测断面数277个。

1.2 作业依据和可利用资料

作业依据：（1）SL 197-97《水利水电工程测量规范》（规划设计阶段）；（2）GB/T 18314-2009《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3） GB/T12898-2009《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4） CH/T 2009-2010《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RTK）技术规范》；（5） GB/T 20257.2-2006《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第2部分：1：5000 1：10000地形图图式》；（6）GB/T 13989-92《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和编号》；（7）GB/T 24356-2009《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8）CH 1016-2008《测绘作业人员安全规范》；（9）本技术设计书。

可利用已有资料：（1） 测区1：50000地形图供作业计划之用；（2） 2011年完成的C级GPS控制网平面成果；（3） 2011年完成的四等水准成果；（4）黄河三门峡库区1：1万地形图测绘技术设计书。

1.3 平面和高程系统

平面坐标系统采用1980年西安坐标系，高斯―克吕格投影。1：1万地形图按3度分带，中央子午线为111度。高程系统采用1985国家高程基准。

1.4 等高距、地形图规格和成图精度

1：1万水下地形图基本等高距为0.5m。地形图分幅与编号按GB/T13989-92《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和编号》执行。1：1万地形图空间单元按经差3′45″、纬差 2′30″划分。

2 地形图测绘方法

2.1 断面岸上测量

断面岸上测量依据2011年黄河三门峡库区1：1万地形图测绘技术设计书外业测量有关规定及要求，我们采用GPS.RTK法为主、全站仪配合进行断面岸上测量。外业采集数据记录在手薄上，通过U盘传输到计算机上，进行数据再处理。实测中实时Kinematic（RTK）定位水平精度为10mm+1 ppm RMS、垂直数度为20mm+1 ppm RMS，满足本测区特点及测验精度要求。

断面测量采用GPS RTK测量方式，测量时采用5个以上的平面高程控制点进行坐标转换，坐标转换平面残差最大值不超过0.5m，高程残差最大值不超过0.05m。每次设置基站后，移动站均选择一个已知点进行校测，校测平面差值小于0.5m，高程差值小于0.05m，符合要求。GPS RTK测量中，手簿中“地形点”测量残差设定为：水平残差不超过0.1米，高程残差不超过0.05米；“控制点”测量残差设定为：水平残差不超过0.05米，高程残差不超过0.03米，流动站距离基站距离一般都小于5km，施测地形点时，选择“地形点”的模式进行测量。当外业人员无法攀爬的陡岸及断面线上因地物遮挡（大片茂密树林较多）不能用RTK施测时，采用RTK引测平面、高程控制点，然后辅以全站仪施测的方法进行。地形点的密度以能显示出地形特征为原则，实际作业中每隔50―100m施测一点。

2.2 断面水下测量

1、水下测点的布置：严格按照《水库水文泥沙观测试行办法》及《任务书》要求，作业中每个测验人员都精细操作，合理定位，保证测深测距同步进行。河道较窄时，水下部分水深点不少于3个点。

2、测深点的定位方法：（1）GPS・RTK定位法：把设计断面左端点定为零点，以左端点的坐标（X，Y）和测点的坐标算出左端点至测点的距离即为该测点的起点距。（2）测距仪测距：在岸上（左、右岸都可）选定视距站（测出视距站的起点距）向左或向右测出测点到视距站的距离， 然后计算出测深点的起点距。

3、水深测量：（1）水深小于5m时，用经过检校的测深杆测深。（2）水深大于5m时，用回声测深仪测深或用测深锤测深。本次测量三门峡库区处于汛期低水位，水深较浅，只用到测深杆测深锤。（3）测量水下断面时水位的测量。

为保证测量成果精度，需要特别注意：（1）GPS.RTK施测水位时，应经过四等高程的已知点比测后进行施测；（2）测水下断面时，水位涨落变化超过0.1m时，施测开始和终了两次水位，取平均值作为计算水位；（3）左、右岸水位差大于等于0.2m时，水深点加横比降改正；（4）分流串沟施测各股水位。

2.3 断面资料整理

内业计算处理主要以内业组为主、外业组为辅来完成，内业主要工作包括：外业数据传输、水下测量数据录入、原始资料整理、合理性分析、数字地形图成图等。各项成果表采用Microsoft公司的Office 2003软件进行编制，数字地形图采用南方测绘公司的CASS 7.0软件成图。内业计算处理的初步成果包括：DWG格式数字化地形图、XLS格式各断面原始数据、XLS格式各项成果表等。

（1）成果表整理。测绘完成后的断面地形点，按要求用Excel 2003软件编制 成“三门峡库区横断面测绘断面坐标成果表”，成果表内容包括：点号、坐标、高程、属性（滩地、水位、水下）。断面基点采用GPS RTK测绘，用Excel编制整理“×××断面基点成果表”，成果表内容包括：基点名称、坐标、高程。（2）横断面图。实测断面成果按一定比例采用南方测绘公司的CASS 7.0软件绘图，主要为今后作合理性检查和定性分析使用。（3） 1：1万水下地形图编辑。采用南方CASS7.0版本，依据《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第2部分：1：5000、1：10000地形图图式》和SZHH04-2003《数字地图图式》（数字黄河工程标准）等有关技术标准，将外业采集的水下地形测绘数据经整理展绘在CAD中。按0.5m等高距的要求绘制等深线，高程注记点和等深线均赋属性。

3质量管理

测量成果实行二级检查，一级验收。一级检查：即为过程质量检查，外业人员要对原始记录、计算结果及采用的数据进行100%的检查，对检查出的问题进行实时处理，不留质量隐患。按照要求对成果资料进行整理和清查，保证资料的正确性和完整性；二级检查：组织内业人员对项目进行二级检查（内部验收），进行产品质量等级评定，编写检查报告。每天测完断面都要进行各项限差的检查及横断面图的套绘，经检查合格后，技术负责人进行验收，方可往下进行断面测量作业。

4 提交资料

严格按照《2011年黄河三门峡库区1：1万地形图测绘技术设计书》要求，提交所有资料成果。提交成果如下：（1）各种外业记录手簿1份；（2）三门峡库区水下地形测绘GPS RTK测量校标成果表1份；（3）三门峡库区水下地形测绘断面基点成果表1份；（4）三门峡库区水下地形测绘断面坐标成果表1份；（5）三门峡库区1：1万水下地形图1份；（6）2011年黄河三门峡库区1：1万地形图测绘报告1份；（7）仪器鉴定资料复印件1份；（8）水文站、水位站位置坐标成果；工程位置及名称、坝垛编号成果表1份。

参考文献

[1]魏二虎、黄劲松，GPS测量操作与数据处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

[2]杨晓明、沙从术、郑崇启、董斌，数字测图，测绘出版社，200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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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侵蚀产沙平衡 研究现状 未来发展

泥沙产生的危害是多种多样和广泛的，泥沙产生危害的形式取决于泥沙的数量和特性，而泥沙的数量和特性则受到侵蚀、输移和沉积过程的影响。为了了解泥沙危害的根本原因，确定引起这种危害的泥沙的来源，并提出可行的控制措施，就需要对这些过程有所了解。因此，流域侵蚀产沙平衡计算对泥沙的控制是十分有意义的。一项完整的泥沙平衡计算应包括流域内泥沙的输入、移动和沉积的计算，也就是应当提出：①表土和基岩的泥沙侵蚀速率，详细的侵蚀过程；②沉积的速率及地形地貌变化的详细过程；③泥沙从流域中流失的速率；④泥沙来源及沉积的空间分布情况等。

1 流域侵蚀产沙平衡研究中的沙源与来沙量问题

对于一个汇流封闭的流域而言，河流泥沙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坡面来沙；沟道、河岸侵蚀；人类活动输入泥沙(如弃渣等)。一般情况下，坡面和沟道来沙是河流泥沙的主要来源，由于流域内土地利用方式等条件的不同，流域的不同位置对泥沙的贡献也不同。另外，在人类活动相对频繁的道路、排水沟等也是河流泥沙的重要来源和泥沙输送的重要通道。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及土壤地质条件等究竟对河流泥沙的贡献有多大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这对于调整土地利用方式及流域规划是十分有意义的。目前国内外在该方面的研究较多，尤其是我国对黄河流域泥沙来源与来沙量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流域泥沙治理提供了重点区域和治理方略。蒋德麒［1］对小流域坡沟泥沙分析认为，黄河中游小流域泥沙主要来源于沟道，但分析中未考虑坡面径流通过沟坡时增加的泥沙；一些学者［2～4］对坡面径流下沟对沟谷的影响研究结论差异较大，石辉认为差异的原因除研究方法不同外，可能是研究流域发育阶段不同所致；景可、徐建华等人［5，6］对黄河粗泥沙来源的界限、数量等进行了研究；王晓［7］采用“粒度分析法”对砒砂岩不同侵蚀类型区小流域泥沙来源的分析表明，泥沙主要来源于沟谷地；张平仓等人［8］分析了皇甫川流域各种产沙地层的产沙特征及机械组成，并与河口悬移质泥沙对比分析，得出流域不同地层的相对产沙量；陈浩［9］运用成因分析法的概念分析认为，黄河中游小流域的泥沙主要来自于坡面。从泥沙理化性质分析泥沙来源在我国黄河流域沙源分析中应用较为成熟，尤其是对黄河粗泥沙来源的研究更为深入，但黄河粗泥沙是在黄河这种特殊环境中产生的，并不意味着在其它流域有着同样的运用意义；杨明义等人［10］应用137Cs研究了安塞纸坊沟流域的泥沙来源情况，表明小流域泥沙主要来源于沟谷地。利用示踪法可望深化对泥沙运移、沉积过程的认识，在侵蚀动力学等研究中也可有广阔的前景。

国内外学者也较多的利用水文站泥沙资料进行沙源分析。利用观测站资料研究时，泥沙测定只能给出输沙量的非经常样本。通常利用水沙关系曲线来推算缺测日输沙量；径流小区资料分析也是研究泥沙来源的常用方法。小区多选择在泥沙侵蚀与输移的典型区，进行定点人工观测或进行室内外模拟试验。小区试验为流域内不同地貌部位及土地利用方式产沙量的区别提供了有效的依据，但观测结果多应用于小流域泥沙研究中，如何将小区和小流域研究成果应用到较大流域，是目前泥沙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之一；大面积的人工调查进行沙源和来沙量研究费时费力，目前多采用大面积人工或遥感调查与径流小区和典型小流域资料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大面积的沙源分析。我国关于流域沙源与来沙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这些研究对解决该区泥沙问题提供了很好的依据，也为其他河流的研究积累了经验。

2 侵蚀泥沙的坡面～河道耦合关系

侵蚀泥沙的坡面～河道过程是泥沙运移过程中相对复杂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水流汇集程度较弱、规律性较差，加之环境因素多变，对泥沙运移的影响较大。在此阶段中泥沙就地拦蓄的作用对流域农业及非农业应用都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尤其是流域内不同泥沙拦蓄设施的引入对泥沙分布及运移的连通性影响较大。许多研究表明，只有部分坡面侵蚀泥沙直接被输送到了河道，并且输送泥沙量受到土地利用、地形、降雨类型等的影响。流域面积越大水流的规律性就越强，坡面向河道输沙的耦合关系就越弱［11］。

2.1 坡面侵蚀研究

目前国外已经建立起WEPP等能反映流域坡面侵蚀过程的物理模型。我国近一二十年来在坡形、气候等对坡面侵蚀、侵蚀分布规律等都有了深入的探索。前人关于坡长、坡度等水沙影响的研究很多，但对侵蚀产沙过程影响的研究不多，次降雨条件下这方面的研究更不多见。孔亚平等人［12］通过室内模拟试验研究了坡长对侵蚀产沙过程的影响；靳长兴［13］则从坡面流的能量理论出发对临界坡度进行了研究；郑粉莉［14］在坡面降雨径流侵蚀方面探讨了上方来水等坡面侵蚀的关系，等等。我国近期的研究从研究方法上来看主要是采用标准径流小区观测天然和人工降雨条件下的产流产沙。从研究方向上来看主要是研究坡形、气候、土地利用等对泥沙侵蚀的影响，对泥沙坡面运动的过程研究较少。也有人利用“3S”技术、示踪技术等研究坡面侵蚀产沙的情况。黄诗峰等人［15］利用GIS技术对嘉陵江上游西汉水流域进行了土壤侵蚀量的估算；田均良［16］利用元素示踪法研究侵蚀泥沙在坡面沉积的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等等。笔者认为我国在今后一定时期内应加强坡面流水力学、坡面侵蚀动力学的研究，进而对坡面径流泥沙过程获得更深入的了解，争取研究建立能够反映侵蚀行为过程的动态数值模型。

2.2 沟道侵蚀研究

沟蚀预报发展经历了70年代的随机模型，80年代的过程模型和90年代实用化的过程，我国在沟蚀方面的研究如王治国［17］在黄土残源区利用人工降雨对土壤沟蚀类型进行了描述；白占国［18］据洛川源区典型沟谷地质地貌资料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沟谷侵蚀的速率；张科利等人［19］通过试验研究了坡面侵蚀过程中侵蚀方式发生演化的水动力学机理，对坡面侵蚀沟形成的机理进行了探讨；郑粉莉［20］对黄土区坡耕地的细沟和细沟间侵蚀也作出了许多研究；蔡强国、包为民等人［4，21］从不同的角度对侵蚀沟的发展进行了模型研究。但以上研究在沟蚀和沟间侵蚀定量化方面以及它们对土壤流失的贡献率都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确定沟蚀发展的速率是一个相对困难的问题，不仅流域大小会影响到沟道侵蚀，而且许多已经发表的工作来自于短尺度的研究，这不能代表长期的趋势。不同时期的航空像片和摄影测量方法将有助于这方面的研究。另外，关于沟道发育的年龄或阶段等问题也应该在模型中加以考虑。

2.3 坡面～河道耦合关系研究

侵蚀泥沙坡面～河道耦合关系的问题，Skempton等人(1953)很早就提出并进行了一定的研究。Katerina(2002)将其简明的定义为坡面与河道间水文和地貌过程的连通性［22］。实际上人们对坡面～河道耦合并没有非常统一的认识。近年来此方面的研究使人们对侵蚀泥沙的坡面～河道运移过程有了更深入的认识。Michael C等人［23］通过实地测量对次降雨侵蚀泥沙的坡面～河道过程进行描述，但若要了解区域泥沙运移的一般规律还需要进行长期的观测；Jolanta Swiechowicz［24］则借助137Cs研究泥沙的坡面～河道过程，这种方法在国内外的应用也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结果，但对于较大流域的研究在精度上会存在一定的问题；Katerina等人[22］利用GIS技术对流域进行了以栅格为基础的划分，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侵蚀泥沙的坡面～河道耦合形式与耦合程度，并建立起描述坡面～河道相互作用的二维模型用以定量的研究流域水沙的运动。我国在该方面也有较深入的研究，石辉等人［25］通过室内模拟试验对坡沟侵蚀关系的研究表明：坡沟侵蚀关系随小流域的沟道发育而变化，呈现出沟道侵蚀量逐渐减少，坡面侵蚀量逐渐增大的总趋势；陈浩等人［26］根据坡面水下沟时在沟坡(道)上“净产沙增量”的概念，探讨了沿程含沙水流侵蚀特性和坡沟侵蚀关系及产沙机理；蔡强国等人［4］从泥沙输移的物理过程出发，依据流域野外小区观测与模拟降雨试验建立了一个适用于黄土丘陵沟壑区小流域侵蚀产沙过程模型，模型分为坡面、沟坡和沟道子模型；包为民［21］提出了小流域水沙耦合概念模型，从坡面、沟道产汇沙等方面考虑构成了一个具有明确物理意义的流域水沙耦合模型。蔡强国、包为民的研究都是基于一定物理过程和物理基础的，开始向着构建物理模型的方向靠近，但在模型中对于坡面～沟道的耦合关系仍不够紧凑。对于流域的坡沟侵蚀耦合关系仍有不同的观点，因为侵蚀泥沙的坡面～河道过程规律性差、干扰因素作用显著，所以这一过程是泥沙运移过程中相对复杂的一个阶段。目前，对于这一过程规律的掌握仍有许多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转贴于 3 河道泥沙的输移与存蓄变化平衡关系

关于河道泥沙输移有三个关键性问题：河道泥沙存蓄量；泥沙存蓄与输移时间；沉积泥沙的空间分布。由于侵蚀与产沙之间数值差异的存在，泥沙的动态存蓄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河道内存蓄泥沙动态变化的定量研究将会有助于估算河道泥沙存蓄与流域产沙之间的动态关系，并且可以对不同河段泥沙的存蓄特征进行比较与解释。

河道内泥沙的运动与区域洪水的性质及河道的形状关系密切，径流的季节变化会导致河道内泥沙的相应变化；河道特征与泥沙的输移距离、不同粒径泥沙的分布等也有着直接的相互作用关系。人们总结了一些方法用以研究此类问题。如Matthias Hinderer［27］利用地貌形态变化计算泥沙输移问题；Jack Lewis[28］利用分层随机抽样法进行泥沙平衡研究；A.R．Orpin等人［29］利用不同泥沙粒径分布规律进行泥沙输移平衡的研究等。我国在此方面的许多研究也都表明了泥沙存蓄变化与区域降雨径流的关系最为密切，如黄河中游某些支流河道具有“小水淤，大水冲”的特性，近年来由于降雨洪水较小，河道存蓄泥沙量较大。高进［30］通过对不同形状河流沙洲发育长度的理论分析了河流泥沙淤积规律，建立起沙洲发育模型；王士强［31］应用动床阻力及滩槽水沙交换等关系与新的不平衡输沙等初步经验关系建立了黄河下游河床变形数学模型，该模型的特点是能较好地反映浑水上滩淤积减沙使主槽减淤增冲等情况。

目前，采用同位素示踪方法研究河道泥沙存蓄变化的研究较多。Simon J等人［32］通过“水库理论”对河道泥沙的输移与存蓄进行了研究。“水库理论”是定量研究河道内泥沙存蓄与输移时间的一种方式，是对水库中径流平均存蓄与输出时间在概念上的一种借用。通过应用，Simon J等人对河道内不同区段泥沙输移时间进行了较为精确的估算，对存蓄泥沙的活动等情况进行了定量研究。但以示踪法研究通常存在这样的问题：(1)示踪物质在河道内停留的时间至少要和泥沙平均停留的时间相等，而泥沙在河道内有可能停留上百年的时间；(2)如果不同时期输入河道内的泥沙充分混合，河道内泥沙的存蓄周期与驻留时间也很难确定。以特制试验设备辅助研究或许是解决河道泥沙的输移与存蓄变化过程研究的有效方法之一。英国学者D．M.Lawler［33］等人研制了一种用以自动监测河流泥沙的侵蚀、输移与沉积情况的“光电侵蚀探针”，其最大的优点在于它可以长期自动连续监测河流泥沙的侵蚀、输移与沉积，这对于没有或较少水文测站的区域连续观测泥沙是十分有意义的。

4 流域侵蚀产沙平衡研究中的模型问题

尽管极端降雨条件会产生大量的泥沙，但侵蚀模型对平均侵蚀率的测量仍然是很好的泥沙预测方式。通用土壤流失方程(USLE)可以模拟单坡面长期的泥沙侵蚀，但USLE模型预测的坡面侵蚀并未考虑坡面凹陷处的沉积问题。然而，一部分冲积物或崩积物会在其运移过程中发生沉积，而且流域的范围越大发生沉积的机会就越多。下面提到的几个侵蚀预测模型都是可以模拟泥沙运移过程的模型，它们分别是用来模拟单次降雨过程和长期侵蚀过程，以及模拟单坡面侵蚀和不同尺度全流域侵蚀产沙的。大部分的模型都是用来模拟单次降水侵蚀的，如EROSION3D［34］、EUROSEM［35］、KINEROS2［36］、ANSWERS［37］、AgNPSm［38］。应用这类模型最主要的问题是初始条件的确定，因此，这类模型通常被用来模拟不同降水的设计。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的模型如WEPP［39］和OPUS［40］，这类模型比上面提到的模型更为复杂，因为他们还可以用来模拟土壤水分运动、植物生长等两次降水期间的过程。因此，这类模型的优点在于初始条件可以自动提供，并且可以相对容易地对一系列降水进行计算。

大部分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的模型都是用于模拟单坡面侵蚀的，这与模拟全流域侵蚀模型具有明显的区别［41］。模拟全流域土壤侵蚀的模型需要对流域空间进行离散化和参数化处理，一般采用两种方式。一是基于栅格的空间离散化处理(EROSION3D、ANSWERS、AgNPSm)。但是栅格的大小会对模拟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可研究流域的最大尺度是由栅格的最大数量所决定的。另一种方法是将流域根据一定的参数标准划分成若干个具有代表性的坡面(KINEROS2、EUROSEM)，这些坡面通过沟道连接起来，进而通过模型模拟泥沙的输移过程。将侵蚀模型与地理分析软件进行不同程度的耦合是近年来泥沙平衡研究中模型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蔡强国等人［4］(1996)在IDRISI软件的支持下建立了一个具有一定物理基础的能表示侵蚀产沙过程的小流域次降雨侵蚀模型。模型考虑了降雨入渗、径流分散等过程，将水流在流域的汇流、输移过程引入到模型当中，从机理上对侵蚀过程进行了定量分析。Giorgio A．Benporad等人［42］采用分布式模型模拟水、沙量平衡。通过GIS处理将该流域离散化为栅格形式，建模以栅格为基础，与栅格整合的模拟方程通过流域出口处的水沙资料进行模型修正。结果显示，分布式数学模拟能够较为精确地模拟流域以月和年为单位的水沙运动情况。他们的研究通过GIS处理与时间修正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打破了模型研究的空间与时间尺度限制。

确定可用的侵蚀模型是一项很复杂的任务，侵蚀模型必须经过修正之后才能用于模拟泥沙的过程。其中主要的问题是模型参数的转换、无观察站点区域初始条件的设置及利用长系列资料进行模拟时模型的适用性问题。准确的实地资料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常常是侵蚀产沙建模的重要限制性因素，如果分布资料不够全面，对于较大尺度的流域而言模型的选定将是很困难的。对于长系列资料的模拟，同时期泥沙沉积的调查十分必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资料模拟的结果进行校验。

5 流域侵蚀产沙平衡研究展望

流域侵蚀产沙平衡研究关系到我国生态环境建设、水利工程的使用与建设等方方面面，总结分析我国泥沙研究的现状，针对我国泥沙平衡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好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进行系统的、泥沙运移过程的平衡计算将是十分有意义的。

5.1 基本资料的科学观测

在流域侵蚀产沙平衡研究中，丰富而准确的资料是泥沙研究的生命线。因此，科学合理地布设观测站点，对部分观测站点进行适当的调整，进行水文泥沙的长期、连续观测是获得水文泥沙研究资料的基础，更是流域侵蚀产沙平衡研究发展的前提条件。

5.2 因地制宜的泥沙运移过程研究

目前，对于泥沙输移预报问题我们还需要了解更多的、更为细致的输移过程。对于流域内侵蚀泥沙不同粒径之间的关系；流域内侵蚀泥沙的停留时间与重新移动问题；侵蚀泥沙坡面过程与沟道过程的不同；侵蚀泥沙的停留时间与重新移动的耦合关系；适当时间尺度范围内坡面与沟道间的动态相互作用关系；侵蚀系统内不同部位侵蚀泥沙的相互关系及如何评价等问题仍然需要更为深入的研究。

目前国内尚未研究出类似于美国USLE的单坡面侵蚀模型，更未见类似于WEPP的物理过程模型，致使我国目前土壤侵蚀定量化缺乏实据，今后一段时期内应当攻关此方面的研究。我国幅员辽阔，地域间自然条件差异较大，除了进行通用性较强的物理模型的研究外，开展区域性产沙经验模型的研究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关于泥沙侵蚀阶段的研究与预测模型探讨较多，但能够反映泥沙运移全过程的模型较少，因此，对于全流域泥沙输移过程的研究也应该加强。

5.3 综合研究方法

泥沙从侵蚀到沉积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此，泥沙平衡的研究也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单一的方法一般越难以解决全流域泥沙运移研究的问题。采取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使用，充分发挥“3S”技术等高新技术在泥沙资料的获得与分析等方面的巨大作用，在我国的泥沙平衡计算研究中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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