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的诗歌范文
时间：2023-04-02 13:20:41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七夕的诗歌，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本次文献调查的目的主要是调查七夕节在唐文学中的反映情况，因此研究对象主要是唐朝的诗歌，曲子词和文学作品。我在图书馆查询相关的书籍资料主要有《全唐诗》、《开元天宝遗事》、《云谣集杂曲子》和一些学术论文《从白居易的长恨歌谈七夕节的文献价值》、《七夕节的文化透视》等等，以及一些报刊资料。
本次文献调查，在《全唐诗》、《开元天宝遗事》、《云谣集杂曲子》这些书籍中获得了关于七夕节的诗歌，曲子词和史诗记载等书面资料，大概明白了七夕在唐代文学中的一些反映情况;搜集了一些关于七夕和唐文学的学术论文资料，这些学术论文研究多集中在七夕节的形成发展，唐朝七夕诗的内容，古代七夕节风俗活动以及气息的文化意义和功能方面。大部分学者皆认为唐代时七夕节已成为固定繁荣的节日，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七夕民俗活动，这些在唐代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唐诗中表现尤为明显。
通过文献调查，完成了本次论文。论文首先介绍了七夕节的来源及其发展过程，重点论述了唐七夕诗的内容分类和唐文学中所反映出来的七夕习俗，最后简要总结了七夕节的文献价值。
篇2
原文：
《西师》朝代:明 作者:甘瑾
中兴实藉群公力，反正终归万姓心。
雾雨铜标蛮侥阔，山河铁券汉恩深。
篇3
[关键词] 《梧桐雨》；民俗事象；故事情节；俗化倾向
[中图分类号] I23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39（2012）04-0057-06
元代著名杂剧作家白朴的杂剧代表作《梧桐雨》，全名《唐明皇秋夜梧桐雨》{1}，取材于唐人陈鸿《长恨歌传》，取自白居易《长恨歌》“秋雨梧桐叶落时”诗句，写唐明皇李隆基与杨贵妃故事。全剧结构层次井然，诗意浓厚，以致后世学者对该剧的风格倾向于俗化还是诗化产生很多讨论。张石川在《白朴的俗化倾向》一文中，提到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在《元曲的由来与白仁甫的梧桐雨》[1]中论到元杂剧的俗的倾向，狩野先生认为其原因在于《梧桐雨》取材于颇具通俗情调的《长恨歌》。张石川在此基础上指出，《梧桐雨》不仅取材于《长恨歌》，而且取材于宋小说、金院本、元代诸宫调等多种通俗文学。但是接下来，文章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笔锋一转，提出：“《梧桐雨》是一部‘诗化’的杂剧。无论从语言还是从意境的营造上，都体现出与传统的诗词文学更为接近的特色，而所谓俗的倾向则应更多地体现在白朴的《墙头马上》这样的作品上。”[2]这一观点颇让人存疑。笔者认为，《梧桐雨》“诗化”的曲辞并不能掩盖其作为杂剧的俗化本质，《梧桐雨》的俗化来自于白朴高超的情节组材艺术。
《梧桐雨》之前，关涉李、杨故事的文学作品不计其数，故事情节也异彩纷呈，仅《杨太真外传》中就出现了二十五个情节元素{2}。白朴在创作《梧桐雨》时择取“洗儿会”、“七夕乞巧”、“爱情盟誓”、“信物定情”、“通奸”等五个民俗事象，将李、杨、安三个主人公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推动剧情发展。白朴之所以选择这五个民俗事象，是因为他深谙于杂剧的情节艺术本质，他按照平民百姓所熟知的、喜闻乐见的民俗事象去设置情节，从而展示出《梧桐雨》作为杂剧的通俗之美。
王国维先生对戏曲的定义为：“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3]“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的意义始全。”[4]可见，戏曲艺术的内核是一个故事，怎样表现这个故事，让故事触动人心才是戏曲所追求的，其它因素如言语、动作、歌唱、舞蹈等只是为“演一个故事”而服务的。而故事的核心元素是情节，因此，情节艺术才是戏曲之根本。《梧桐雨》的俗化恰在于情节设置上对民俗的倚重。这种倚重突出地表现于它借助于五个民俗事象，完成了整个情节的建构。
一、洗儿会、七夕乞巧
《梧桐雨》剧中洗儿会和七夕乞巧，这两个节日的择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将杨贵妃与安禄山、杨贵妃与唐玄宗之间的感情纠葛提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激化了剧中人物之间的冲突。从受众角度而言，洗儿会与七夕乞巧的习俗已是当时平民百姓所熟知乐见的。
（一）以传奇目的再现洗儿会
洗儿之风开始盛行于唐代宫廷，并且上行下效。而最有传奇色彩也最具特殊性质的洗儿礼是杨贵妃给安禄山所办的“洗儿会”，后人对其多持征信态度。《资治通鉴》载曰：“甲辰，禄山生日，上及贵妃赐衣服、宝器、酒撰甚厚。后三日，召禄山入禁中，贵妃以锦绣为大褪袱，裹禄山，使宫人以彩舆异之。上闻后宫欢笑，问其故，左右以贵妃三日洗禄儿对。上自往观之，喜，赐贵妃洗儿金银钱，复厚赐禄山，尽欢而罢。”[5]这一故事在文人中影响较大，宋代出现了一些有关杨贵妃洗儿的诗句，如舒邦佐的《读》：“锦绷儿啼妃子笑，鸡头肉念禄山来。”[6]刘克庄的《明皇按乐图》：“惜哉傍有锦绷儿，蹴破咸秦跳河陇。”[7]《唐二妃相》：“原来玉环子，别有锦绷儿。”[8]姚勉的《题杨妃出浴图》：“谁知迎洗锦绷儿，已在华清赐浴时。”[9]可见，许多文人对贵妃洗儿这一故事颇熟。
宋时，民间“洗儿会”已经作为一种习俗，为千家万户所接纳和遵守。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育子”条记载北宋都城东京一带民间盛行满月洗儿，此时洗儿程序复杂而有规范，有“围盆”、“搅盆”、“添盆”，还有“落胎发”等程序[10]。甚至当时一些著名文人也按习俗操办“洗儿会”，梅尧臣五十七岁时喜得贵子，当时一些著名文人和朝中大臣参加了其洗儿会，留下贺诗有欧阳修的《洗儿歌》[11]、范仲淹的《次韵永叔贺圣俞洗儿》[12]、富弼的《次韵永叔贺圣俞洗儿诗》[13]等。梅尧臣为答谢诸友的洗儿贺诗，作《依韵答永叔洗儿歌》诗以答[14]。
金元时期，洗儿会也颇受重视。《金史》卷八本纪第八载：“辛未秋猎。十月癸巳，还都。庚戍，幸东宫，赐皇孙吾都补洗儿礼。”[15]记载金世宗因出宫秋猎，回宫后还特意为皇孙补洗儿礼。《金史》卷七十五列传第十三载：“（泰和）二年，元妃李氏生皇子，满三月，章宗以玑（卢玑）老而康强，命以所策杖为洗儿礼物。”[16]可见金朝是“满三月”洗儿，大概为“百日洗儿会”。金章宗为了祈愿皇子能够平安长寿，用老臣卢玑的拐杖作为洗儿之礼，可见洗儿的时间和洗儿的礼物因时代的演变和个人的想法而有所变化。到了同样由少数民族统治的元代，洗儿会风俗依然盛行。宋末元初诗人方回《庆陆仁重举男四首》（其三）有：“升平重见上元天，箫鼓声中璧月圆。惟有高门更多喜，金盘分送洗儿钱。”[17]元末明初学者谢应芳《过金陵明道书院访友人高孟立山长适遇秩满且有侧室洗儿之喜作诗贺之六韵》[18]。由此可见，“洗儿会”自唐始而盛，经两宋，至少数民族统治的金元两朝，发展成为宫廷和民间的重要习俗。
白朴作为由金入元文人，对“洗儿会”习俗应该非常了解。杨贵妃给安禄山作“洗儿会”的故事在李、杨故事中是一件堪称引人注目的新奇事。因此，白朴既考虑到金元时期洗儿会盛行的风俗，又考虑到杂剧的民众性，选择杨贵妃为安禄山作“洗儿会”剧情，是有意识地以传奇之目的叙写这段传奇故事。
（二）以嫁接手法演绎七夕乞巧
七夕，因牛郎织女相会的传说而广受人关注。七夕乞巧，这一习俗也因牛郎织女故事的流传而逐渐发展成民间的普遍节日。后世文人为其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著名篇章，也因其而流传下来许多动人心魄的传奇故事。
魏晋南北朝以来，因七夕乞巧的习俗，产生了大量的诗篇。民间也有《乞巧歌》流传：“乞手巧，乞容貌，乞心能，乞颜容，乞我爹娘千百岁，乞我姊妹千万年。”[19]这一习俗发展到北宋，则显得繁华无比，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七夕”条[20]和罗烨《醉翁谈录》卷四“京城风俗记”“七月”条[21]中关于七夕的记述都非常详细，从中可以看出宋时七夕节的隆重，因七夕节所带来的市场繁荣场面与市民的购物狂潮丝毫不逊于中国传统的春节和中秋节。
元代七夕节的隆盛场面也令人叹为观止。生活于金元之际的杜仁杰有套曲《商调·集贤宾北·七夕》：
暑才消大火即渐西，斗柄往坎宫移。一叶梧桐飘坠，万方秋意皆知。暮云闲聒聒蝉鸣，晚风轻点点萤飞。天阶夜凉清似水，鹊桥图高挂偏宜。金盆内种五生，琼楼上设筵席。【集贤宾南】今宵两星相会期，正乞巧投机。沉李浮瓜肴馔美，把几个摩诃罗儿摆起。齐拜礼，端的是塑得来可嬉。【凤鸾吟北】月色辉，夜将阑银汉低，斗穿针逞艳质。喜蛛儿奇，一丝丝往下垂，结罗成巧样势。酒斟着绿蚁，香焚着麝脐，引杯觞大家沉醉。樱桃妒水底红，葱指剖冰瓜脆，更胜似爱月夜眠迟。【斗双鸡南】金钗坠、金钗坠玳瑁整齐，蟠桃宴、蟠桃宴众仙聚会。彩衣、彩衣轻纱织翠，禁步摇绣带垂，但愿得同欢宴团圆到底。【节节高北】玉葱纤细，粉腮娇腻。争妍斗巧，笑声举，欢天喜地。我则见管弦齐动，商音夷则。遥天外斗渐移，喜阴晴今宵七夕。【耍鲍老南】团圈笑令心尽喜，食品愈稀奇。新摘的葡萄紫，旋剥的鸡头美，珍珠般嫩实。欢坐间夜凉人静已，笑声接青霄内。风淅淅，雨霏霏，露湿了弓鞋底。纱笼罩仕女随，灯影下人扶起，尚留恋懒心回。【四门子北】画堂深寂寂重门闭，照金荷红蜡辉。斗柄又横，月色又西，醉乡中不知更漏迟。士庶每安，烽燧又息，愿吾皇万岁。【尾】人生愿得同欢会，把四季良辰须记，乞巧年年庆七夕[22]。
此套曲既对元代七夕节繁荣场面做了充分描绘，又展示了元代七夕节的特殊风俗，如挂鹊桥图等。元代文人对七夕节也情有独钟，产生了许多与七夕节相关的诗词。在这些作品中，有七夕怀友的，如萨都剌的《登乐陵台倚梧桐望月有怀南台李御史艺，七夕》[23]；有感伤悼亡的，如华幼武的《七夕薄阴悼亡有感》[24]；有寄信问候的，如陆文圭的《回俞亲家七夕问信》[25]；有七夕宴乐的，如刘仁本的《七夕宴会分韵得人字》[26]；有文人因七夕节而向亲友征集诗歌的，如宋褧《张仲容七夕来征诗就次韵以答》[27]；还有借七夕贺新亲的，如谢应芳《新亲贺七夕札子二首》[28]。而且从元代诗人七夕题材诗歌中也可见元代七夕之习俗，如祈雨、曝书等。
宋元时期，作为俗文学之大宗，小说戏曲中有关七夕的记载也繁荣起来，有些甚至是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元素，是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民间七夕节的热闹繁荣为人间男女欢会提供了一些有利条件，以此为背景，产生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如《新编醉翁谈录》乙集卷一有《静女私通陈彦和》的故事[29]，《绿窗新话》卷上有《杨生私通孙玉娘》的故事等[30]。
白朴则另辟蹊径，《梧桐雨》中关于杨贵妃七夕乞巧的叙写采取了张冠李戴的表现手法，将元代的七夕节习俗嫁接到了唐宫中，使得杨贵妃七夕乞巧情节具有了元代的民俗风情，从而大大加强了其作为戏剧的现实性和通俗化特质。因为随着时代的流变，七夕节中的诸多习俗虽然大致相同，但是某些具体习俗却有着不同的时代特征，如宋代开始七夕节流行买卖“魔合罗”。而元代七夕节最为典型的时代特征就是悬挂鹊桥图。元人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岁纪》中云：“宫庭宰辅、士庶之家咸作大棚，张挂七夕牵牛织女图，盛陈瓜、果、酒、饼、蔬菜、肉脯，邀请亲眷、小姐、女流，作巧节会，称女孩儿节。”[31]《梧桐雨》中关于杨贵妃七夕乞巧的内容，就有典型的元代七夕节特征，剧中唐明皇唱词：“小小金盆种五生，供养着鹊桥会丹青帧，把一个米来大蜘蛛儿抱定。”这里提到了悬挂鹊桥图，而文献记载显示，唐宫中七夕乞巧并没有悬挂鹊桥图的习俗，可见白朴所描绘的七夕乞巧其实是元代民俗生活中的节日活动，而非唐代宫中的七夕乞巧。
其实，在元杂剧中七夕节也是一个非常通俗化、大众化的男女情感表达的媒介。如白朴《墙头马上》剧中嬷嬷问李千金：“你看上这穷酸饿醋甚么好？”李千金唱道：“却待要宴瑶池七夕会，便银汉水两分开！委实这乌鹊桥边女，舍不的斗牛星畔客。”[32]武昌龄《张天师》中陈世英云：“既蒙仙子相许，小生怎敢负了此心？但仙子虽同织女，小生非比牵牛，怎么也要一年一会？做这般老远的期约也。”桂花仙子唱曰：“那七夕，会牛女佳期，你可也休卖弄。”[33]
二、爱情盟誓、信物定情
《梧桐雨》中择取唐明皇与杨贵妃于七夕之夜为爱情盟誓，寄钗钿信物以定情的情节，不仅为了表达李、杨二人之真情，也充分说明了白朴在创作《梧桐雨》时的市民化取向。
（一）以真情遇挫打动人心——爱情盟誓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有关爱情盟誓的记载非常丰富而动人。《诗经·王风·大车》有：“榖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皦日。”[34]汉乐府民歌中的《上邪》通篇以咒为诗，动人心魄：“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35]《敦煌曲子词集》中一首【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非斗回南面。 休即未熊休，且待三更见日头。”[36]在主人公的眼中，爱情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共存，都是将宇宙之不可能以衬托主人公对爱情的真挚，对真情的坚守。
《梧桐雨》中设置李、杨二人在七夕之夜为爱情盟誓的情节也是非常打动人心的，通过爱情盟誓以表主人公情坚意长。而且，以皇帝与贵妃身份而情盟誓，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将二人的角色下移，更接近普通百姓的心理，即尽管他们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和贵妃，但是在爱情面前，他们也像市井男女一样，会为了爱情的忠贞而盟誓，这自然拉近了受众与剧情的心理距离。
在元杂剧中，为爱情盟誓，甚至赌咒发誓的作品非常多，如关汉卿《救风尘》第三折周舍对赵盼儿的婚约产生了怀疑，赵盼儿赌咒发誓曰：“你若休了媳妇，我不嫁你呵，我着塘子里马踏杀，灯草打折臁儿骨。你逼我的赌这般重咒哩！”周舍听完赵盼儿的誓词之后就回家休了妻[37]。杨显之《潇湘雨》第一折张翠鸾怕“崔秀才此一去，久后负了人也”，崔甸士赌咒发誓以表决心曰：“小生若负了你呵，天不盖，地不载，日月不照临。”[38]
以上诸杂剧，均有为爱赌咒发誓的剧情，但是在海誓山盟之后，主人公却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获得天长地久的大团圆式结局。这种真情遇挫的剧情更能扣人心弦、打动人心。剧作家择取这类剧情除了能够吸引受众的眼球和调动观众的期待视野和观剧情绪外，对剧作家而言，还有利于激化戏剧冲突，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使得剧情跌宕起伏、张弛有度。
（二）以诚信受阻推动剧情——信物定情
《梧桐雨》中李、杨二人通过“钗钿”信物定情这一情节，也是中国古代民俗事象中的一个典型。《说文》云：“信者，诚也。”[39]即我们今天所讲的诚信。可见，所谓信物，不在于物的贵贱，而在于赠物之人的诚信。信物的种类丰富多彩，在中国文学史上，信物是抒情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意象，但是，发展到元明清俗文学中，信物定情几乎成为关涉爱情的叙事文学中的固定情节模式，在一些小说戏剧中，它起到穿针引线、贯穿整个故事情节的作用。而在这类故事发展中，作为信物定情的主人公，大多遭遇种种阻碍和磨难，从而形成了三类结局：第一类是因主人公坚守诚信，并且不屈不挠地同现实阻碍抗争，最终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第二类是主人公没有坚守，男人始乱终弃，或女人见异思迁；第三类是主人公虽然坚守诚信，但是由于外力阻碍所不可抗拒，最终相爱之人只能落得悲剧结局。《梧桐雨》就属于第三类情况。
在中国文学作品记载中，定情信物的样式也多种多样。《诗经·王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40]《诗经·郑风·丘中有麻》：“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治我佩玖。”[41]除了上述的瓜果、玉器作为定情信物，中国古代情人间的定情信物五花八门、各有特色，也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世说新语·惑弱》有“韩寿偷香”的故事[42]，唐传奇中也有许多情人间互赠定情信物的，如《柳氏传》、《李章武传》、《霍小玉传》、《南柯太守传》、《莺莺传》等[43]，所赠信物各不相同，如相思枕、扬州青铜镜、扇子、交颈鸳鸯绮、同心结、香囊等等。这些信物大多是人间珍品，名贵异常。而到宋元明清小说戏剧中，主人公的汗衫、裹肚、袜儿之类也被当情信物，赠送给爱人。这些随带的贴身用品，不仅将赠送信物的范围普及化，而且也是社会风尚日趋俗化的表现。在宋元市井文化转型的浪潮中，普通人家男女之间为了表达爱情的真诚，以贴身俗物相赠，表达那种以“信”赠物，以真爱定情的寓意。元杂剧《金钱记》、《玉镜台》、《对玉梳》、《鸳鸯被》等，都是以信物作为杂剧之名，也是以信物贯穿全剧始终。
因此，《梧桐雨》里设置李、杨二人信物定情的故事情节，是通俗文学发展到元代的时代必然选择。在白朴《梧桐雨》中，信物定情在通俗意义上所预示的美满结局同现实中悲惨结局作对比所形成的剧情张力，也为剧本蒙上了浓重的不可抗拒命运的悲剧色彩，从而使剧情更具震撼力。
三、民众接受中对婚外情的想象与心理补偿——通奸
陶慕宁先生在《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中曾论到：“对男女两性关系的问题，民间的理解却并不认同于统治者所倡导的原则。如果说士大夫阶层是通过纳妾狎来弥补婚姻生活的缺陷的话，那么在下层社会则是用私通来解决同一问题。民间的男女所追求的是那种比较形而下的，侧重本能的两性之爱。”[44]这段话论述得颇为精到。从中国古代流行于下层社会的通俗文学中可以看出，私通、通奸等话题是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特殊调味剂，颇受，其实从民众心理视角而论，这种好奇心与民众接受中对婚外情的缺失性体验的想象与心理补偿有关。《梧桐雨》中也写到通奸的剧情，即杨贵妃与安禄山的通奸行为，这受到同题材宋小说的影响，但是白朴在作为面向大众的杂剧中设置这一通奸行为的剧情，无疑是充分考虑到民众的接受与期待的，这一选择本身就体现了白朴创作剧本时主观上的俗化倾向。
杨贵妃与安禄山是否有通奸行为，唐五代文人的记述颇为隐晦，只是提到杨贵妃自收安禄山为义子之后，安禄山经常出入宫廷而不受阻碍。但是随着宋代俗文学的发展，关于杨贵妃与安禄山之间的私情被文人逐渐夸张与放大，到了北宋后期秦醇的《骊山记》、《温泉记》中，其内容完全化，色彩浓重。如《骊山记》中描绘杨贵妃与安禄山，甚至还有唐玄宗三人后宫的行为：“贵妃虑其丑声落民间，乃以禄山为子。一日，禄山醉戏，无礼尤甚。”“贵妃虑帝见胸乳痕，乃以金为诃子遮之，后宫中皆效之，迄今民间亦有之。”“一日，贵妃浴出，对镜匀面，裙腰褪，微露一乳。帝以指扪弄曰：‘吾有句，汝可对也。’乃指妃乳言曰：‘软温新剥鸡头肉。’妃未果对。禄山从旁曰：‘臣有对。’帝曰：‘可举之。’禄山曰：‘初来塞上酥。’妃子笑曰：‘信是胡奴，只识酥。’帝亦大笑。”[45]但是《骊山记》中还是维护了杨贵妃的尊贵形象，将杨贵妃与安禄山之间的通奸叙述成杨贵妃被迫而为之的行为：“禄山数失礼贵妃，贵妃私甚恨，第无计绝之耳。晚年尤不喜之。禄山之守渔阳，贵妃屡言于上曰：‘渔阳天下之精兵所聚，宜用—心腹臣，禄山阴贼，不可为帅。’上不答。”[46]从杨贵妃谏言唐玄宗的言语中可以看出，作者在极力丑化安禄山这一胡人叛将。这与宋代文人谨承“华夷之辨”之大防，对安禄山一片斥责之声相一致。
而《梧桐雨》中虽然也写到杨贵妃与安禄山的通奸行为，但是却与宋小说中大不相同。首先，《梧桐雨》将杨贵妃与安禄山通奸设置成自愿而为之，并且肯定了二人的真情。第一折中写到杨国忠发现其妹杨贵妃与安禄山的私情，他谏言唐明皇发配安禄山去镇守边疆，以免东窗事发，累及整个杨氏家族。安禄山走后，杨贵妃是“妾心中怀想，不能再见，好是烦恼人也”。其次，《梧桐雨》中的安禄山形象并非小说中所描绘的那样十恶不赦和下流，而是一位了解政治形势的武将。第二折安禄山起兵时说：“如今明皇年已昏眊，杨国忠、李林甫播弄朝政。”再次，《梧桐雨》中的安禄山还是一位爱江山更爱美人的重情之人：“我今只以讨贼为名，起兵到长安，抢了贵妃，夺了唐朝天下，才是我平生愿足。”“单要抢贵妃一个，非专为锦绣江山。”《梧桐雨》中对杨贵妃与安禄山之间自愿通奸行为的叙述与安禄山爱江山更爱美人形象的树立，无疑极大调动了受众对故事情节的好奇和对剧中人物的复杂心理。受众既对剧中杨贵妃与安禄山的通奸行为大加谴责，同时也会对安禄山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举动唏嘘不已，而并非宋小说中仅仅给人以感官刺激和对小说中人物的可耻行为深恶痛绝这种单一的情感体验所能比拟的。
白朴并没有因为《梧桐雨》作为历史题材而刻意加强剧本的严肃感，其对杨、安二人通奸剧情的选择与元代其它杂剧一样，元到通奸主题的剧作也很普遍，郑传寅在《论元人杂剧中“贪破家”悲剧》一文中专门对元杂剧中关涉有妇之夫“贪破家”剧情的剧本做过统计：“现存150多部元杂剧中有12部以有夫之妇贪破家的故事为表现对象，其中有4部具有较强的悲剧性。”[47]这种通奸模式在明清小说中更是大量出现，有人曾统计明末涉及情节的小说，竟然有近四十余部[48]。元明清时期通俗文学中对主题的选择和大肆抒写，除了一部分是为了劝人遵守妇道，大多情况下是为了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呈现出强烈的民间化叙事倾向。
四、结语
《梧桐雨》虽为简短的四折一楔子杂剧，但是其内容的涵盖量却非常丰富多彩。从《梧桐雨》中出现的五个民俗事象可以看出，虽然白朴采取的方法各不相同，但是都是为剧情的通俗易懂、引人注目、新颖可观服务的。以传奇目的再现洗儿会，首先考虑的就是剧本内容的吸引人；以嫁接手法演绎七夕乞巧，则充分考虑了剧情虚实相间的叙事原则。受众可以从爱情盟誓中体悟真情，但是真情遇挫、有情人终不能长相厮守，不得不令人感慨万千。受众也可以从信物定情行为中感受情坚与情贞，但是由于受到外力阻碍，爱情信物最终变成了爱情遗物，怎能不令人顿首喟叹。而剧中杨贵妃与安禄山的通奸行为不仅可以满足民众接受中对婚外情的想象与心理补偿，而且对于受众而言，还有种石破天惊的震撼效果。因此，从民俗事象来看，白朴创作《梧桐雨》充分考虑了杂剧的文本性质和演出需要，这些民俗事象既构成了《梧桐雨》的主体故事情节，也充分体现了《梧桐雨》的俗化倾向。而张石川《论中的意象——兼及杂剧意象的特征与功能》中认为：“如果我们从文体发展演变的角度来看，《梧桐雨》并不是一部成熟的元杂剧作品，它更多的体现出的是一种过渡的状态，一种游离于主流之外的创作倾向。”[49]联系他在《白朴的俗化倾向》中的观点，可以看出，他认为《墙头马上》是一部成熟的元杂剧作品，而《梧桐雨》由于曲辞的“剧诗”化，因此只是诗词到杂剧的文体过渡形式。这一看法显然过分强调了杂剧曲辞对杂剧本质的决定性作用。从笔者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对《梧桐雨》的定位还是值得商榷和重新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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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与会的几百人大都是济南交广的重要客户，主要集中在地产、金融和汽车等领域。参会前，也曾考虑从哪方面入手。刘台长的意思自然是通过专家视角解读明年全球经济形势，让客户有信心继续加大明年在胶南交通广播电台的广告投放。
说实话，我不是搞经济的，对未来的经济走势也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当年界82岁高龄的格林斯潘在美国国会接受议员们狂风暴雨般的质疑时，也不得不拉下老脸来承认：他对美国经济与金融的预测有失准确。
其实，历史的发展已超越了用历史去推测未来的程度。明天是否下雨我们尚且难料，又怎么预测明年的气候呢？
但是，我们都知道的是，难以预测天气的时候不妨带把伞。也许不下雨时带伞有些累赘，但是它至少可以让你避免被淋湿的危险——我们可以付出带把伞的成本，但是不能付出被淋湿的代价。
广告也是这样。
我一直想给广告一个明确的定位。从“广告是大众媒体上最令人讨厌的东西”、到“广告是宣读圣旨的太监”不一而足。现在看来，广告是企业购买的“保险”。广告不见得能排山倒海的下货，但是至少不会让企业变成“落汤鸡”。
我过去一直思考，为什么如可口可乐等世界品牌巨无霸还要每年耗费天文数字的费用四处作广告，搞赞助。即使可口可乐不做广告，我相信地球人也都知道这个品牌。我们的果酒茅台也是如此。即使不喝酒的也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茅台。可为什么它仍要耗巨资买断中央电视台最黄金的《新闻联播》前最后几秒，“提醒您准确对时”。
其实，广告是一个企业的呼吸。
如果把一个企业比作一个人，别人判断你是否还活着不是通过测你的心跳，而是看看你还有没有“气儿”。广告是一个企业呼吸。只有你的广告依然健在，大家才能知道这个企业依然健在。没有了广告，企业也就在等于在公众面前失去了呼吸。
正是因为参不透这一点，全盛时期的健力宝以为自己已经名满天下，再耗资作广告宣传自己纯属浪费。于是，沾沾自喜地剩下了一大笔钱。但是公众看不到广告，也就以为你没有了呼吸。广告没有了，后来健力宝这个牌子也真的没有了。
谁在不该节约的地方节约，谁将失掉未来。
世界级品牌无孔不入的大做广告就是想让那怕是躲在“孔”里的隐士也能知道：看看我的呼吸有多强健，看看我的肺活量有多大。我才是最值得你信赖的最健康最长寿的品牌。
我以前说过，在生物界，只有最强健的雄性才有机会与最挑剔的雌性结合，从而繁衍出最优秀的后代。雄性显示自己强健的一个最常用的方式就是同过伤害自己的身体来表示自己身体的强健。
最近看动物世界，又得到一个启示。狮子、猎豹等食肉动物捕猎时，并不是靠强大的犬齿刺穿猎物的动脉，而是咬住猎物的口鼻，令它不能呼吸，最终窒息而死。这是最简单最经济的猎杀方式。
品牌与广告的关系也是这样。你必须不惜血本拿出钱来做广告，才能显示品牌的强健。
篇5
银白色的星星点缀着它
宛如一块黑色的幕布上
被拥有灵巧的手的大师
添加了几颗唯美的钻
它是多么令人神往啊
古至今来
有多少诗人学者赞颂过它
关于它的诗歌散文更是多得数不胜数
晚上,抬头静静观赏着它
细细品位它想对你传达的言语
也不失为是一种
释放感情的最佳方法吧
冬天的星空最美了
那颗最亮的,是什么星?
让我来想想
哦,原来是北极星
或许它此刻正在
为迷失了方向的小鹿做指引吧
那么,那颗呢?
我知道.那是织女星
看见织女星
想起千古流传的七夕神话
牛郎和织女真的被天河隔在两边了吗
不,我想,或许天河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宽广
他们一定能够在天河旁闲游、畅谈
星空啊...
醉人心怀的明亮的星星
篇6
关键词： 语文课堂教学 德育渗透 突破口
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引导受教育者获得知识技能，陶冶思想品德、发展智力和体力的一种活动。可见，德育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之一，是我国全面发展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德育就是教师有目的地培养学生品德的活动，它包括培养学生一定的思想品质、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质。德育不仅仅是思想政治学科的任务，也是所有学科的共同任务。语文学科具有思想深刻的特点，它凭借的材料无一不是思想情绪的表现。语文教材上的文章，选用的大多是古今中外的名篇佳作，文质兼美。其内容丰富多彩，对学生的影响涵盖了思想品德、理想情操和爱国主义精神等各个方面。在表达上常常借助精练的语言、生动的形象、精巧的结构和丰富的情感，从而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强烈而深刻的影响。在德育方面，语文科对学生的影响和作用是极其重要、不可替代的。课堂是教学的主阵地，语文教师对学生的德育主要是在语文课堂教学中自然有机地进行，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
一、利用多媒体，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
在组织教学方面，如果教师在上课前几分钟步入教室，播放与当节课内容相关的音频视频，就既能消除学生的疲劳，吸引注意力，为即将进行的新课学习做好铺垫，又不影响学生的休息与自由活动，时间到即可宣布上课和导入新课。但播放的音频、视频内容需要精选，既要切合课文内容，又要符合学生心理特点，能激发他们的兴趣，而且要想播放效果好，长度一定要合适。在教授曹操的《短歌行》这首诗时，利用课前休息时间播放流行歌曲林俊杰的《曹操》，学生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起来，一曲终了，恰好上课。这时，我用歌词导入新课：“不是英雄，不读三国。若是英雄，怎么能不懂寂寞。”这节课我们学习三国英雄曹操的代表作《短歌行》。学习新课之前，我们先弄清一个问题：曹操是一位英雄吗？学生立刻活跃起来，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接着我指出，评价曹操要把历史上的曹操和文学作品中的曹操区别开来，曹操自己的作品是了解其人的较为可信的资料。如此导入新课，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更重要的是通过科学客观地评价人物，帮助学生树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和正确的英雄观。为了让学生充分领略曹操的英雄气概，在反复诵读课文的基础上，我又适时播放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中曹操“横槊赋诗，激情吟唱《短歌行》”的视频剪辑，从而将课堂推向。不仅激发了学生对英雄人物曹操的仰慕之情，而且与曹操苦于时日短暂、求贤若渴、急于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产生共鸣，对帮助学生开阔胸襟、树立远大理想和抱负也有潜在的感染作用。
二、联系现实发掘教材潜在的德育内容
语文教材中所选录的文章，有不少是流传千古的经典名篇，其中自然蕴含了中华文化之精粹。如《孔雀东南飞》中有“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的诗句，“初七”即指的是“七夕”。在当前西方节日流行、中国传统节日日趋式微、遭遇冷落的大背景下，语文教师有责任宣传介绍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知识，展示古代诗词等文学作品中蕴涵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七夕节”又名“乞巧节”、“女儿节”，被称为中国的“情人节”，其来源包含了在中国流传一千多年的美丽传说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像“穿针乞巧”“喜蛛留巧”“拜织女”等有关“七夕节”的习俗趣闻更是不胜枚举，这些内容都是学生非常感兴趣和乐于知晓的。然而，若是单纯孤立地讲解这些不少已经失传的风俗旧闻，难免会显得单调乏味。我们可以结合教材中的这两首诗来学习了解。不仅限于此，为了进一步加深了解，我们还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和图书馆资源，搜索关于“七夕”的大量古代诗词和习俗记载，精选其中的部分诗词予以解读。例如，我们可以选择唐代诗人罗隐和宋之问的《七夕》，运用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中所载的唐代“七夕节”的习俗予以解读，在了解中国的传统习俗文化的同时理解鉴赏唐诗，事实证明效果非常好：学生掌握了解读诗歌的方法，开阔了视野，对“七夕节”和唐诗产生了浓厚兴趣，有同学甚至兴致盎然地立刻开始测算日期，看今年的“七夕”在哪一天。
三、着重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激发学习兴趣和积极参与教学活动的热情，以至于提高学生的个性品质，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是衡量语文教学是否真正走进了学生心灵，发挥其育人化人功效的关键和根本所在。从小学到初中以至高中，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顾虑增多了，想法变复杂了，性格趋向内敛。在高中课堂上，主动举手发言的学生一般是很少的，无论教师怎么鼓动激励，效果总是不佳。针对这种情况，在学习唐代文学家韩愈的《师说》一课时，我有意突出讲解了当时“耻学于师”的奇特社会环境，结合课文内容，讲述了韩愈奋然不顾流俗笑侮，抗颜而为师，虽屡遭排斥打击仍坚持倡导师道尊严并身体力行的事迹，在学生纷纷为韩愈唏嘘慨叹、打抱不平之时，我顺势向学生发问：如果你是韩愈，如果你生活在那样一个有着畸形社会风气的环境中，你敢于与强大的流俗势力抗争吗？你能够做到特立独行吗？由于学生已经被韩愈的精神所感染，立时就有好几个学生应道“能”“敢”。我抓住时机，说：“光口头上说‘能’不算是真的能，要用行动证明，现在就请你们勇敢地举起手来！如果我们连周围的同学都没有勇气面对，将来走上社会，又如何敢坚持真理呢？……举一次手容易，难在长期坚持举手！也许我们在举手的过程中会像韩愈那样遭遇误解、失败和嘲笑，但我们一定不能因此而退却！”
总之，在课堂教学中应认识到语文教师在德育方面的特定职责，充分利用语文科的特点与优势，运用多种手段和方式，联系生活实际，善于捕捉时机，有意识、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德育渗透，为丰富学生的情感，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品性，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尽自己最大的力量。
参考文献：
篇7
要说《京戏启示录》是李国修一个人的，那铁定是不成立的。但这个戏台却是李国修自己的。这个戏台被他赋予了太多的使命―《京戏启示录》实际上是导演李国修的“半自传戏剧”。这部舞台剧线索之繁多，人物关系之复杂，戏中戏之深广，让人第一时间想到“穿越”这个流行词。这部戏不仅仅借用了“京戏”的概念作为主题，同时也将京剧本身具有的时空穿越流转和人物角色跳脱通过舞台的不断转换嫁接了过来，使全剧的架构更加丰满合理。
第一重戏发生在现代，通过剧团导演“李修国”的嘴，讲台湾“风屏剧团”排演新作《梁家班》的故事；而另一重戏则发生在乱世年代，通过一位做手工戏靴的老先生，说出戏班子“梁家班”由盛而衰，直至分崩离析的故事。当中的两个角色，舞台上都由李国修一人担纲，而在现实中，是李国修和自己父亲的化身。因此，该剧一方面是实现父与子穿越时空的对话，另一方面也是在反思时代背景下戏曲的改革与文化的传承。
不可否认，中国文化的传承，是当下年轻人最不屑反思和珍惜的事情。因此，以传统文化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就承担了比其文学性更加重要的警醒作用。而真正致力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是白先勇、李国修这些所谓的“门外汉”。正如白先勇之于青春版《牡丹亭》，李国修在《京戏启示录》中对于京剧表演手法的刻画，在保留传统精神的基础上，更赋予了时代的印记。因此，无论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京剧的人，都会对《京戏启示录》中《打渔杀家》的片段记忆犹新。
对于京剧的传承这一主题，李国修的探讨远远超出了京剧的形式，而是更深入的往京剧的传统和改革下手，探讨“京剧要死就死在一桌二椅上”这种说法，通过大时代背景下、台前幕后的戏剧人生，来道出京戏所面对的困境和挑战。由于历史原因，这些年来，年纪稍长点的台湾文艺工作者都偏爱在作品中突出“集体记忆”的重现。王伟忠说眷村文化，赖声川说乡愁，侯孝贤说“台湾身份”，到了李国修这里，对“集体记忆”的追溯就蔓延到了“”时期的样板戏。政治介入文艺的形式，是对历史的回顾，更是对当时社会大背景的反思。京剧改革到了《智取威虎山》这儿，不仅仅是李国修对历史、对文化传统发出的一声哀鸣，也是对“”时期人们遭遇的人生际遇、生存处境的梳理。
黄嘉千曾经说过，李国修戏剧的最大特点在于“非常有文化、非常有人性、非常生活、真实，不矫情、不做作。每一个角色都必须以真实为出发点，自然就可以活在当下”。在《京戏启示录》里，“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中心被李国修施展至极致。而在现实生活中，李国修也道出了戏和人生的种种关联。无疑，对李国修而言，《京戏启示录》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他曾经在屏风遭遇最低潮的时候，决定用这部戏作为解散剧团的公演剧目―所幸剧团很快翻身。而回头看在《京戏启示录》结束了内地演出后，李国修随即公布了自己得癌的消息，这部戏的意义更显珍贵，也让这位戏班班主的人生大戏更显唏嘘。
西城男孩2012告别巡演
时间：3月2日 20:00
地点：广州 广州体育馆
去年10月，西城男孩（WESTLIFE）在官网上发表声明，宣布在2011圣诞精选集及2012的告别巡演后，将正式解散。消息公布后，许多国内的乐迷也为偶像的告别深感遗憾。今年3月，西城男孩的全球各大城市告别巡演终于来到广州，为乐迷献上辉煌十四载后的完美谢幕。本次演出将引爆势不可挡的西城魅力，为现代欧美男孩组合时代划上完美句点。
陈佩斯经典舞台喜剧《阳台》
时间：2月29日-3月4日 19:30
地点：北京 国家大剧院歌剧院
自2004年面世以来，陈佩斯的戏剧《阳台》开始了它一波波的演出。这部被誉为“东方版《虎口脱险》”的话剧，被看作是“陈氏喜剧”的扛鼎之作。该剧从包工头老穆为讨债而上演“跳楼秀”开始，引出侯处长贪污工程款以及包二奶的劣行。
港式音乐爱情剧《恋爱轻飘飘》
时间：2月10 - 14日 20:00
篇8
关键词：企业战略，变革，启示
“战略变革”包含两种形式的变革：一是企业组织的重大的结构性变革；另一种是企业战略的变革。前者是构成西方战略变革管理理论的主要内容。英国曼彻斯特管理学院教授伯恩斯(Burnes，2000)认为，组织理论也就是变革理论。在大量关于组织变革的中，也有涉及企业战略变革的内容，但它处于依附的从属地位。这与战略管理的产生时期较晚有关。随着人们对战略管理的逐步重视，以及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不连续性和难以预测性的增加，西方管理学界对企业战略变革的关注亦与日俱增，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文献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此理论正在深入。而国内管理学界对它却较少关注，大多聚集于企业组织变革。然而，国内企业因复杂多变的环境而被迫实施企业战略变革的紧迫性亟需此理论的“智力支持”。因此，本文首先对此理论加以述评，然后结合我国实际，提出对我国企业的战略管理的相关启示。
一、企业战略变革理论述评
我们分别从经理人员的角色与行为、战略弹性、企业战略变革过程、企业战略变革障碍等四个方面展开。
1．经理人员的角色与行为
企业战略变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有效的组织与领导，企业各级经理人员理所当然地要履行这份职责。Prahalad&Doz(1987)通过对20世纪70、80年代跨国公司战略的研究，认为高层管理者的最主要任务是管理战略变革。美国学者Gioia&Chittipeddi(1991)利用单一主体的“讲道理”(sensemaking)和不同主体间的“给道理”(sensegiving)两个概念，通过对一所大型公立大学的战略变革的研究，建立了一个新框架以帮助理解战略变革开始阶段的不同特征，并用这种阐释法来说明高层管理者或团队活动是战略变革发起过程有效性的关键。瑞典学者Bohman&Lindfors(1998)了企业的战略结构和战略行动者(strategicactors)认知结构的相互间关系，并结合对1990～1995年瑞典衰退期间10个企业集团战略变革的纵向研究，鉴别了两种驱动力量。他们所说的“战略行动者”就是指企业的高层管理团队。通过对其的战略意识体系和战略形势本质的分析，考察了理论结构、现实结构和企业组织的形势的内在相互作用，得出了“战略行动者的过程和行为对于经济萧条时期的企业战略变革是必要的”的结论。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Eisenhardt和麦肯锡咨询公司Brown(1998)通过对全球机行业12家典型企业的调研，并结合复杂性理论、时间节奏理论、进化论等多种学科知识，提出了在激烈变革与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下的新竞争战略——“边缘竞争”。她俩对公司高级官员、业务部门和职能部门的管理人员与负责管理多个业务部门和多条产品线的业务整合人员的职能作了和归纳。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成立的“麦肯锡真正改革协作组”的研究(1995)表明：一批新型的中层经理人员是公司在变革(包括企业战略变革)方面表现杰出的原因。Floyd&Lane(2000)从交流和角色的角度，而不是战略过程分析中常用的有限理性或政治性决策的视角，把战略更新(strategicrenewal)定义为伴随着提升、供给、使用新的知识和创新行为以促进组织核心竞争力或产品市场范围变革的演进过程。他们把这个过程分成三个子过程：竞争力的定义、部署、修正过程。在每一个阶段，高、中、低三个层次的经理人员在他们的时间范围与当前战略的关系、核心价值观和信仰、信息要求、情感特征等方面各不相同，由此导致了经理人员个体的不同战略角色(strategicrole)间和经理人员之间的战略角色的冲突。美国学者Markoczy(2001)从界定一致性(consensus)的多方面性出发，构建了一个一致性形成的概念，并把它于战略变革的背景下，结合对三家经历不同战略变革的公司的实证研究得出了在战略变革的早期阶段，一致性的基础场所不是在高层管理团队(topmanagementteams)，而是在其它利益集团，尤其是在那些赞成和支持战略变革的利益集团。
西方学者们用认识心理学、社会学、复杂性等多学科的视角考察了经理人员在企业战略变革中的角色与行为。他们的研究领域已经从单一的高层管理者扩大到了高、中、低三个层次的管理者，从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战略变革全体经理层的参与性。由于不同层次的管理者角色的多样性和战略变革过程不同阶段的职能要求的权变性，他们间的组合模型是多变的。沃尔贝达和巴登富勒(1998)对此作了综述。但是，他们的讨论重点基本落脚在职能上，而对于隐藏在职能背后的内源性能力驱动因素：管理人员的战略思维(strategicthinking)能力和战略行动(strategicacting)能力较少涉及。而这两种能力的强弱与驾驭成功倾向型的战略变革息息相关。另外，企业战略变革的另一重要群体：员工，尤其是作为企业成功要素的重要载体——关键性员工，没有进入他们的研究视野。
2．战略弹性
弹性(flexibility)在变革管理学中是一个重要概念。Prahalad&Doz(1987)在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迅猛发展的跨国公司的战略研究中，对战略弹性(strategicflexibility)作了阐述。他们认为“战略弹性不主张长期的较大幅度变动，而是主张持续调整和精确微调”，而且“战略弹性要求有相当程度的多义性和多样性”(普拉哈拉德，2001)。曾因对组织弹性和战略变革的创新研究而获得“安索夫战略管理奖”的荷兰学者Volberda与合作者Rutges(1999)把弹性(组织弹性)定义为“一个组织拥有的若干现实和潜在管理者能力的程度，管理者据此可以加快提高管理控制能力和改进组织控制力的速度”。在此基础上，他们把弹性分成三种类型：操作弹性、结构弹性、战略弹性，每种弹性的区别在于内部弹性，即迅速适应环境要求的管理能力，以及外部弹性，即管理层环境的能力。这里的战略弹性是一种与组织目标或环境相联系的管理者的非常规性操纵能力。当组织处于难以预测的复杂的动态环境中且必须迅速作出反应时，战略弹性是必需的。当然它需要非常规的技术、有机的结构和创新的文化的综合性组织支撑。他们提出组织的学习过程对战略弹性的形成是重要的。芬兰学者Tienari&Tainio(1999)对组织变革中的弹性作了分析，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分析战略弹性，但由于战略和组织的有机联系，他们对组织弹性的研究结果对战略弹性还是有启发的。通过对组织的“弹性与刚性结构”的四种类型的分析，他们提出组织弹性的传统认识是有局限的，没有认识到它是高层管理者以循序渐进的执行程序来重组企业的快速决定。
综上所述，战略弹性作为企业战略变革中的学习机制，其顺利执行与否和变革绩效密切相关。但是，战略弹性的构成要素、具体形成机理，尤其是组织弹性和战略弹性的关系，在已有的战略弹性研究文献中尚不多见，但恰恰是这些问题对于战略弹性和企业战略变革的关系意义重大。
3．战略变革过程
关于战略变革过程有两种情况：一是过程的类型及性质；二是过程的具体。已有的主要集中在第一种情况。
Prahalad和Doz(1987)在对20世纪70、80年代的跨国公司战略的研究中区别了两种战略变革的过程：一种是公司危机引发的“迅速”、“剧烈”的变革过程，另一种是公司主动引发的缓慢的变革过程。后者是战略变革的基本过程，前者是后者的极端情况。他们通过考虑战略质量的因素，认为剧烈变革过程其效果不及缓慢变革过程。英国战略管教授Johnson和Scholes(1993)对此问题的观点是，总体而言，组织中的战略变革是渐进式的，偶尔会出现一些转型式变革。他们之所以认为战略变革的主导过程是渐进式过程，是因为战略变革主要是基于企业已有的行事方式或惯例所形成的“影响路径”或“影响环”上的一个系统而进行的。沃尔贝达和巴登富勒(1998)在对大型多业务企业如何在变革力量和稳定力量之间的冲突中寻求平衡的战略更新的综述中提出，从时间机制而言，学术界认为，战略更新有两个过程：一个是非连续的间断性革命变化过程；另一个是缓慢进化过程。荷兰学者BobdeWit和Meyer(1998)通过对大量直接或间接性战略变革的文献的整理发现，界有两个观点：一是非连续性变革视角的革命式(revolutionary)过程观点；二是连续性变革角度的演进式(evolutionary)过程观点，两派观点各执一词。
关于企业战略变革的具体过程，Prahalad和Doz(1987)认为，几乎所有成功的战略转变都发端于一个关键的任命程序。然后，新任执行官对各级经理人员的认知过程施加影响。随后的变革过程分成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战略和认知产生多样性；第二阶段，系列的决策和执行权力的微调；第三阶段，由于战略变革获得合法性地位而紧随的战略再定位。
总的来说，企业战略变革过程的主流观点认为，渐进式变革过程是主导过程。这一理论观点在战略管理案例中能得到相应的印证。但是，研究者们不大关注渐进式战略变革的具体实施方式、渐进式变革与剧变式变革的关系、变革过程的设计的成本收益权衡及风险防范等问题。
4．企业战略变革的障碍
随着企业组织结构的转型、企业资源配置方式的重组、企业内外部利益格局的调整、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与更新，可以这么说，成功的企业战略变革过程也是成功排除变革障碍的过程。Prahalad和Doz(1987)在对跨国公司和战略问题的研究中提出管理层认识和行动上的滞后是战略变革的重大障碍。造成认识滞后的主要原因是组织分裂、同质性管理体系在异质性经营领域的推广和过去成功经验的重复。引起行动滞后的主要原因是权力重新配置导致的各级管理层分裂。另外，不能有效地使用构成管理基础设施的管理工具也是主要障碍之一。Johnson和Scholes(1993)认为，阻碍企业战略变革的因素包括日常惯例、控制系统、组织结构、标识、权力、依赖性关系。
由上可见，管理学家们着重从认知、权力与组织、惯例等角度战略变革方面的障碍。但他们的分析大多局限在管理层范围之内，很少涉及员工、股东等其他利益相关主体和对管理层的权力制衡有重要意义的公司治理机构。
二、启示
虽然我国企业所处的特殊环境决定了西方企业战略管理相关理论不能原封不动地“移植”使用，但是，它对开拓国内企业管理者的视野，培养战略思维能力，提高战略行动能力还是有借鉴意义的。随着我国市场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尤其是加入WTO导致的竞争规则国际化，国内企业的战略管理逻辑正逐渐从“机会主义型”和“关系主义型”转变为“市场主义型”和“公平主义型”，战略管理在企业成长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可以这么说，一个不重视、不精通战略管理的企业是难以长大的。企业战略变革作为实施企业战略的重要环节必须受到重视。具体而言，西方企业战略变革理论和实践对我国企业战略管理有以下启示：
1．管理者要对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情况的变化保持清醒的认识和敏锐的反应。就企业战略变革的诱因而言，有外部环境变化引起的强制性变革和内部情况变动造成的诱致性变革。管理者较易注意前者，但对后者也不能忽视。
2．建立一个由高、中、低管理和关键员工组成的战略管理团队，对战略变革实施综合、系统管理。尤其要注重中层管理者和关键员工的角色和作用。中层管理者承上启下的有机联动性和关键员工对战略执行绩效的第一线真实感受和认识，是正确发起和实施战略变革不可或缺的要素。
3．培育战略机制，提高企业战略的转换能力。企业战略作为连接企业组织和环境的纽带，通过环境、组织和战略三者间的反馈式互动而成为企业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方向性装置”。战略学习机制在其中起着基础性作用。组织学习是以组织为基本单位的知识创新过程，所以要充分重视各种形式的企业知识创新活动，使企业在实施战略变革时不会感到“积重难返”。
4．合理、谨慎地设计企业战略的变革过程，循序渐进、步步为营。企业战略的变革要经历发起、制定方案、贯彻执行(其间伴随着绩效评估)等阶段，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过程，需要深入调研、认真制定和扎实推行，不能凭借“长官意志”而武断拍板，一蹴而就。
篇9
纵观以往所有的声乐论著，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即古今中外的许多学者都对歌唱呼吸的问题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以往众多的论述中有三个共同的特点：
1．几乎所有的学者都用大量的篇幅论述了歌唱呼吸的重要性，特别是强调了正确的歌唱呼吸是形成完美、一流歌唱的基础。这是因为一切优秀的歌唱技术都是建立在正确的歌唱呼吸基础之上的；反之，几乎所有的歌唱缺陷都与歌唱呼吸中的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正如美国著名声乐教育家威廉·文纳所说：“拙劣的歌唱是拙劣呼吸的直接结果”。①
2．“以深呼吸为动力来演唱是世界上各种歌唱方法统一的要求”。②虽然有人按照气息位置的上、中、下，把呼吸的方式划分成为三种最基本的类型：即“锁骨式呼吸”：因吸气后可以看到锁骨明显突起而得名，这是一种最为表浅的呼吸方式；“胸式呼吸”：这是一种吸气后胸部向前挺起两肋向两侧扩张，气息存留在胸部的呼吸方式；“腹式呼吸”：这是一种吸气后胸腔和两肩保持不动，由于肺的膨胀，将原本向上拱起的横膈膜向下伸展、扩张、从而加大了腹腔压力，使得胃、肠部分微微向外凸起，好象气息到达了腹部脐下的一种深呼吸，外国学界也把这种呼吸称之为“横膈膜式呼吸”或“胸腹式呼吸”，中国学界则把这种呼吸称之为“腹部丹田式呼吸”。③无论是意大利美声唱法中强调的“腹式呼吸”(“胸腹式呼吸”)，还是中国戏曲、民歌、曲艺等传统唱法中所强调的“腹部丹田式呼吸”，总之，在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唱法，都在以深呼吸为动力来演唱是造就完美歌唱技术唯一有效方法的观点上，达成了共识。
3．对呼吸器官的解剖知识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这种知识虽然是有用的，但仅仅只停留在“解剖”水平层面之上，又是远远不够的。前人的歌唱呼吸学说为声乐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歌唱呼吸学说仍有待于进一步的发展、完善。特别是有必要对于正确的歌唱呼吸为什么特别的重要、正确的与不正确的呼吸会给歌唱发声带来哪些有利或不利的影响、正确的(腹部丹田式)呼吸的形成机理到底是什么、学习、掌握正确的(腹部丹田式)呼吸应注意哪些技术细节等问题给予系统的论述。
二、论歌唱呼吸的“十要”“十不要”及其机理
1．肩要松弛，不要紧张
歌唱呼吸时，歌唱者的肩部要自然、松弛、放下。这样既有利于将气息吸入腹部丹田，也可使发声器官处于自然、松弛、放下的状态，有利于正确的发声。反之，如果呼吸时，歌唱者的肩部紧张、耸起，这样必然形成最为表浅的“锁骨式呼吸”，同时也会引起发声器官的紧张，从而影响正常的发声。
2．胸要“微含”，不要挺起
歌唱呼吸时，歌唱者的胸部要“微含”，从而使胸部处于最自然、最松弛的状态。这样既有利于将气息吸入腹部丹田，也可以使发声器官自然、松弛，有利于自由自在地发声。反之，歌唱呼吸时，如果歌唱者的胸部挺起(特别是用力挺起)，必然造成“胸式呼吸”。同时，也会引起发声器官的紧张，从而影响正常发声。
3．背要“微曲”，不要挺直
人的胸与背本来就是前后相连的，所以胸要“微含”与背要“微曲”(不要“挺胸”与不要“挺背”)，本来就是一个动作的两个方面。所以，背要“微曲”不要挺直的机理与胸要“微含”不要挺起是一样的道理。
4．颈要“微缩”，不要梗直
歌唱呼吸时，歌唱者的颈部要“微缩”，不要梗直。是说歌唱者的颈部要充分放松，从而感到颈的后部稍有缩短，而不是挺直(梗直)状态。
歌唱者的颈部“微缩”，可以使颈部处于最自然、最松弛的状态。这样，一方面可使口、喉、咽腔变得通畅，有利于将气息“悄无声息”地吸入腹部丹田；同时也可使歌唱者的发声器官处于最自然、最松弛、最自如的状态，有利于正确的发声。反之，梗直脖子会造成呼吸通道的梗塞，形成“锁骨式呼吸”，并造成发声的困难。
5．精神要振奋，不要紧张
精神要振奋，不要紧张。是说歌唱者的心理要处于积极、兴奋、活跃的状态；而不是处于紧张、担心、害怕、恐惧等消极状态。
当歌唱者的心理处于积极、振奋状态时，歌唱者的呼吸机能可以被激活。吸气变得通畅且易深入腹部丹田；同时，发声机能也被激活，从而全面提高歌唱者的发声效率。反之，当歌唱者的心理处于紧张、担心、害怕等消极状态时，不仅会感到“提心吊胆”，也会感到因气息上提而无法深入，形成“胸式呼吸”；同时，发声器官也会变得紧张、别扭、发抖，其发声机能和效率会明显降低。这个问题也会随着歌唱者心理紧张程度的加剧而变得更加严重。
6．腹部要向外，不要向内
腹部要向外，不要向内，是说当气息吸入腹部丹田之后，歌唱者要保持腹部轻微向外膨出的状态，不要向内推挤。
歌唱者吸气之后，保持腹部轻微的向外膨出状态，“在乐句进行中，总把胃和小腹往外推，不是往里推”。④这样，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减少气息的流失，另一方面也可以减缓气息对发声器官的推挤。
7．要“在气上唱，不要用气唱”
要“在气上唱，不要用气唱”⑤是说歌唱者吸气之后，要在保持腹部轻微向外膨出的状态时，把声音“放在”“搁在”或“骑在”气息上唱，而不是用气息去推、挤、顶着声带发声。
呼气肌肉群(主要包括斜肋肌、膈肌、腰背肌、腹大肌等)比声带闭合肌肉群(主要有披裂肌、杓状肌以及颈部少量把喉头向下拉的肌肉等)无论在数量上还是所发力量上都要庞大得多。所以，歌唱者要在生理上本来不平衡的情况下，找到机能上的平衡，从而有效地避免引起发声器官的紧张反应。
当声带受到过强气息推、挤的时候，必然会引起发声器官的一种“保护性反射”，此时，声带紧闭，假声带闭合压在真声带之上，舌根会后缩，下颌紧张，颈大肌拉紧……这一连串的紧张反应完全是为了避免声带受到过强气压的伤害。也正是因为这种本能的、必然的“保护性反射”是与生俱来的，不需要经过大脑思考的“无条件反射”，所以许多习惯用气息顶住声带发声的人只知道嗓子难受，高音上不去，而不知道这种情况完全是由于气息过分推、挤声带所引起的。
8．呼吸要“生活化”，不要过分地“人为控制”
呼吸要“生活化”，不要过分地“人为控制”，是说呼吸是人类维持生存的一种本能。人要生存就需要不断地进行氧气和二氧化碳气体的代谢活动。这种代谢活动一刻也不能中断。而在歌唱活动中，过分地人为控制气息会与人生存最基本的生理代谢需要产生尖锐的矛盾。
歌唱呼吸一方面要保证歌唱活动的完美进行，另一方面也要保证人生有的生理代谢需要。而那种为了歌唱，过分地人为控制气息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生理上的生存代谢之需会顽强地打乱歌唱者的人为控制活动。最有效的方法是把歌唱的用气之需与人的生理代谢之需统一起来。换言之，歌唱呼吸不仅要深入腹部丹田，更需要进入人的生命系统。许多歌唱家所说的“呼吸过程要全身参与”应该是对这一认识的最好解释。
9．呼吸要“按需而入”，不要堆积气息
呼吸要“按需而入”，不要堆积气息，是说要根据乐句的速度、长短而吸气、呼气。既不要过度吸气，也不要过多地剩余气息。——过度吸气或大吸一口气，会导致“胸式呼吸”，还会因为口、喉、咽腔的过分打开和过多气息的反弹，而造成起唱(起音)的困难，同时，也会加快气息的流失速度。“如果吸气太多，你已经处于困境了。你已经制造了紧张的张力。”⑥而当乐句结束时，如果剩余的气息太多，则会造成重新吸气的困难。
10．用气要节制，不要浪费气息
“吸进的气息要适当、要合度，不宜过多”。⑦用气(呼气)则要注意节制，不要浪费气息。节制用气的最佳方法：一方面要注意保持“腹部要向外，不要向内”，这样可以有效地减少气息的流失；另一方面，要对整个乐句中的每一个字所消耗的气息有所节制。咬字也是节制气息快速流失的一个有效手段。反之，向内推挤腹部，不注重咬宇和过度相信“打开”的歌唱者的气息流失会非常的严重。“所有气短的人是用气量过多的人”。⑧这是许多歌唱家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三、综论
通过对歌唱呼吸“十要”“十不要”及其机理的论述，揭示了歌唱呼吸中的许多内在规律。认真归纳一下，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1．正确的歌唱呼吸确实是造就完美、一流歌唱的基础
古今中外的许多学者不仅采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论述歌唱呼吸的重要性，甚至还把歌唱呼吸的重要性强调到了过分的地步。如：欧洲声乐大师伊·舒曼说：“歌唱就是呼吸”。⑨意大利人甚至宣称：“谁懂得呼吸，谁就会歌唱”，“歌唱的艺术就是呼吸的艺术”。这些说法看似有些夸张，但我们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些说法是十分有道理的。因为，正确的歌唱呼吸一方面可为歌唱活动提供源源不断、可长可短、可强可弱、收放自如的气息供给，另一方面，又绝不会给发声器官的高效运作带来任何不利的干扰。所以只有正确的歌唱呼吸才能造就完美、一流的歌唱。
2．深呼吸(腹部丹田式呼吸)是唯一正确的歌唱呼吸
如前所述，任何能够引起肩、胸、背、颈紧张的呼吸方式，都会造成气息的浅薄和发声器官的紧张。只有腹部丹田式呼吸才能既为歌唱活动提供充分的气息供给，同时又不会对发声器官的高效运作产生任何不利的干扰。所以，这也是世界上各种唱法都在以深呼吸为动力进行演唱的观点上能够达成共识的原因所在。
3．深呼吸(腹部丹田式呼吸)是在身心处于自然、松弛状态下获得的
如前所述，当歌唱者做到生理上(特别是肩、胸、背、颈……)自然、松弛的状态与心理上既积极、振奋又自然、放松的状态时，歌唱者的呼吸就会非常自然、松弛地深入到腹部丹田之中，只有这样的腹部丹田气才是正确的深呼吸，“……想着下去并不意味着压迫用力和挤压向下。而是松弛地往下去。”⑩
这里有必要提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所谓的“腹部丹田气”。许多歌唱者只知道要用腹部丹田气，但却采用了人为做作地把气息强行憋压、推挤到腹部丹田的方法。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许多教师就是用这种错误的方法去教学生的，甚至采用“搬抬钢琴”的方法去让学生体验什么是“腹部丹田气”和“支持”。用这种错误的呼吸方法说话都会很困难，又怎么能唱好歌呢！
4．正确的歌唱呼吸技术是一种十分复杂，也是难于掌握的歌唱技术
从前面提到的歌唱呼吸的“十要”“十不要”及其机理，我们可以看到正确的歌唱呼吸技术是十分复杂、难于掌握的。因为在“个要”“十不要”中的每一个技术细节上出毛病，都会带来呼吸和发声上的许多问题。如果我们认真地分析一些歌唱呼吸有问题的人，可以发现，有的是过分地挺胸，有的是脖子梗直、僵硬，有的则是把气息憋压、推挤到腹部……。当然，更多的人则是同时存在几种不同的技术细节上的毛病，从而使得呼吸和发声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虽然问题产生的原因不一样，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一样的。那就是，不仅呼吸技术过不了关，同时还会导致发声技术上的种种问题。特别值得重视的是，由错误的歌唱呼吸所引发的歌唱技术、艺术方面的问题，已经成为各专业院校学生成才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了。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引起声乐教育界同行的充分重视。
注释：
①(美)威廉·文纳著，李维渤译《歌唱——机理与技巧》，世界图书出版社西安公司，2000年9月。
②⑧《怎样提高声乐演唱水平(二)》华乐出版社，2003年10月。
篇10
【关键词】种族歧视；司法独立；暴力街区
中图分类号：D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3-004-01
事件起因于2014年8月9日，美国密苏里州的弗格森镇一家超市发生抢劫案，警察威尔逊获悉后驾驶警车前往查看，途中遇上布朗及其友人约翰逊在马路中央步行，在两人揪扯中警察开枪击毙黑人。此事件在当地引发黑人社区及民权组织的抗议活动并扩散到纽约、芝加哥等其他城市进而演变成暴乱。发生这样的事件并非偶然，反而是从刑事诉讼中凸显出美国人民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观念。在这个经常抨击其他国家人权的国度里，其种族歧视又是存在着什么的瓶颈呢？
一、弗格森案件涉及到的种族歧视
这个事件却成为引爆黑人游行示威的导火线，从中可以发现黑人与白人种族歧视的矛盾很深。掀开案件的事实，据证据显示警察并不是因为其是黑人而滥用权力，威尔逊是出于正当防卫。这就涉及种族歧视的率。在美国的刑事司法中，种族主义表现为基于种族歧视的选择性。美国大部分非洲裔民众由此认为美国司法系统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根据《今日美国》的分析，美国弗格森的警察逮捕黑人的频率比逮捕白人的频率要多出2倍；在佛格森镇的警察比例中，黑人警察不到3%。单就这些数据不能完全证明美国不对白人就意味着歧视黑人，但一定程度上可见种族歧视的端倪。纵观这些年佛格森发生的白人警察枪杀黑人事件，绝大多数白人警察都是免予，从中也必定暗藏着隐形的种族歧视。
二、种族歧视的原因探析
（一）殖民扩张的后果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殖民地的热潮。其中贩卖黑人奴隶成为贸易经济的典型代表。美国的南方大地主庄园经济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黑人于是开始了他们的奴隶生涯并被法律化。体现在美国1820年通过的《密苏里妥协案》，要求各州成对的加邦国家，即一个白由州，一个蓄奴州。虽然后来美国内战废除了奴隶制，但是实际中黑人的生存仍然举步维艰。
（二）“种族隔离”的后遗症
在奴隶制未解放前，白人和白人居住在一起，黑人奴隶生活在一起，他们没有交集的的共同生活空间，也如同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黑人奴隶解放后，黑人与白人的交往范围被历史扩大了，特别是在1964年肯尼迪总统推出的《民权法案》时期。该法案规定，如果卖房屋的对方是黑人，不能拒绝。否则，就是违法行为。这样以来，白人的生活习惯也被打乱，黑人喜欢放着大声的音乐，不打理房间周围的草坪等等行为都与白人的安静、小姿生活不搭，进一步引发了白人对黑人的不满。如今的居住区域还是有黑人聚居区、贫民窟、富人区的划分。不能完全说是种族歧视，也暂且理解为历史遗留下来的生活理念矛盾。
（三）司法系统的局限
从美国独立以来的二权分立系统，确实让我们看到了其司法系统的独立，不受行政长官及总统的干扰、实践中也确立违宪审查制度。然而，其法律是英美法系，实行的是判例法即遵循先例原则。时代是变化发展的，对于相同类似案件的判断必定有不同的结果，也必然有不公平的一而存在，特别是关于黑人与白人的案件中。
三、关于改变这种现状的几点思考
（一）改变传统错误观念
在民主的美国，应该摒弃传统的种族优劣论观点。不管是白人优越种族论还是什么神话传说，真正分析历史后才会发现，宗教只不过是教皇、统治阶级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这些故事未免不带点主观杜撰在其中。美国，作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正因为其历史的年轻，开放的理念，就应该真正做到其独立宣言所宣称的人人生而平等、白由的精神，哲学上提到的意识能动作用。只有正确的意识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只有当美国白人骨子里的观念改变，不同种族公民都有平等机会在社会上竞争，充分发挥各白的聪明才智，社会才有进步的动力。
（二）司法系统部分需要改革
司法系统涉及到隐形歧视，需要改变。首先，真正让黑人平等参与司法系统，当然也要保持适度原则。黑人权利的过度扩大，也必定带来社会的负而影响，这也并不是黑人真正追求的目的。其次，司法审判中真正做到公开、公平的原则。对于陪审员的选择，司法警察的选拔对于黑人和白人同样公平的对待，不能使用法律、行政手段过度干预。在司法警察系统，可以多引进黑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体能优势。在此案件中，如果让两人角色互换，想必结果一定是布朗不需开枪就会把威尔逊制服。
综上，从美国的洛杉矶暴乱到如今的佛格森暴乱事件，历史不断重复上演，种族矛盾问题依然存在。我们从中应该进行人性的自我反省，到底我们又应该如何去解决这样的矛盾，不仅是美国而且也是我们全世界国家都应该值得思索的问题。
参考文献：
[1]赵旭光美国刑事诉讼中基于种族歧视的追诉[J]河北法学，20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