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安全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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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马丁·怀特 英国学派 现实主义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是二战后英国逐渐衍生发展起来的一支独具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派，其生长历程独立于美国主流学派之外，是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之外最具影响力的一个学派。代表人物包括查尔斯·曼宁（Charles Manning）、马丁·怀特（Martin Wight）、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亚当·沃森（Adam Watson）、约翰·文森特（R. J. Vincent），以及巴里·布赞（Barry Buzan）等。在英国学派创建历史上，马丁·怀特是一位极其关键的人物，被称之为英国学派的“教父”，提出的“国际理论”三个传统的论述，是英国学派最具有原创意义的思想和重要的思想基础。但是，怀特的思想中一直具有现实主义的成分，本文试图从怀特的早年现实主义思想入手，进而分析其现实主义思想与美国学派现实主义的异同。

一、马丁·怀特对英国学派的影响

马丁·怀特于1913年生于英国布莱顿，早年就读于牛津大学，后供职于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1946年完成了具有强烈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权力政治》，此后提出了著名的国际关系三大思想传统的分析模式。怀特的思想较为复杂，且前后变化较大，由早期的现实主义者变为理性主义者，甚至有学者认为怀特是一个“谜”。1939年爱德华·卡尔（EdwardCarr）的《二十年危机》出版，怀特并不赞同其中将国际政治分为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做法，认为两分法的根本缺陷是将所有的国际政治思想简单地分为对立和矛盾的两部分，这种不完全的划分方法易使国际政治理论研究陷入缺失的境地之中。在卡尔的基础之上，怀特将国际关系理论归纳为现实主义（Realism）、理性主义（Rationalism）和革命主义（Revolutionism）三大传统，并认为国际关系应当是这三大传统间的对话。其中，现实主义意指“马基雅维利主义”，强调无政府状态、权力政治，认为冲突是国家之间的固有关系；理性主义意指“格劳秀斯主义”，强调理性原则、国际对话，重视均势和国际法的作用，认为国际关系中不仅有冲突，而且还有合作；革命主义意指“康德主义”，注重人的关系、国际社会和“国际大家庭”的作用。怀特指出，三大传统彼此间相互影响，其中，理性主义影响革命主义和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影响革命主义是两大发展趋势。

怀特对英国学派的形成和发展的开拓性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对英国学派的形成和建设的关键作用；其二是促成了英国学派学术传统的形成。体现在国际关系思想三大传统的分析模式几乎贯穿于学派的发展进程、国家体系的研究开创了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研究传统、坚持历史——哲学研究方法被该学派其他学者所继承，成为英国学派方法论的重要特色。

二、马丁·怀特的现实主义思想

马丁·怀特国际关系思想的形成与他本人的经历以及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怀特早年的论著，特别是《权力政治》，表现出一种与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和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Niebuhr）的思想风格相近的现实主义特征，属于传统现实主义。二战之前，怀特是一个基督教和平主义者，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现实使得怀特对国际关系的思考有了明显的现实主义成分，开始否认国际关系中存在着“进步”的倾向，认为国际关系属于重复和循环的领域，这在《权力政治》得以清晰体现。

在《权力政治》中，怀特用绝大部分篇幅来论述国家、支配性大国、大国、国际革命、国际无政府状态、均势、战争与干涉，指出国际关系的实质以及反映这种实质的根本的、持久的特点。其对权力政治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1）国际政治的实质就是权力政治；（2）国际关系的核心是国家的生存；（3）战争是国际政治的常态；（4）均势是权力政治的基本准则。这表现出一种与卡尔、摩根索、凯南等人既相同又相异的现实主义思想。正如赫德利·布尔所指出的：“卡尔的现实主义是以批判乌托邦主义为目标的；摩根索的现实主义是一套关于国家目标的系统理论；凯南则试图批判道德主义并为决策者提供指导；怀特的现实主义则是松散的，他反对进步观，不相信人们能够远离权力政治，认为不大可能建立一个更加和平公正的国际秩序。”

由此可以看出，与其他现实主义者相比，怀特的权力政治思想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悲观主义情绪，将世俗的悲观主义与基督教神学思想相结合，并以此作为其理论的基础。基督教悲观主义是联系怀特信仰和现实主义思想的桥梁。怀特认为，人的本质属性是罪恶的，而政治无关乎美德，人性中不道德因素是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唯一原因，有缺陷的创造者创造出的国际体系不可避免存在缺陷。怀特现实主义思想的另一条重要哲学基础是他的反对历史进步观。他不相信人们能够远离权力政治，认为不大可能建立一个更加和平、更加公正的国际秩序。这种悲观主义思想贯穿于怀特的一生；直到20世纪60年代，怀特还表示，世界不会从权力政治向一种新的更好的国际秩序转变。

三、马丁·怀特的现实主义思想与美国学派现实主义思想的比较

（一）同美国学派现实主义思想的相似之处

首先，国家中心主义色彩浓厚。同现实主义学派一样，怀特具有国家中心主义倾向，早期的怀特更是十分重视权力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权力政治》体现出古典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如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是主权国家，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等。虽然怀特后来从现实主义者变成了理性主义者，但其思想中的现实主义因素一直存在。

其次，理论起点为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怀特认为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状态，这种观点与现实主义相同。怀特将国际无政府状态看作是战争的根本原因，由于无政府状态缺乏共同领导，各个国家认为维护强权比福祉更为重要，因此国际政治是权力政治，形成了英国学者赫伯特·巴特菲尔德所说的在国际政治中“绝对尴尬和处境亦即无法减轻的困境”，美国现实主义学者约翰·赫茨（JohnHertz）则把它表述为“安全困境”（securitydilemma），这一概念后来为人们所广为使用。

再次，强调大国的特殊作用。怀特将现实主义者关注的“均势”、“战争”以及“大国关系”等均列为有助于国际秩序维持的国际制度，认为大国扮演着维持体系秩序‘管理者’的角色，更多地决定了国家体系的运行规则。国际联盟和联合国是“假制度”，国际社会中具有真正作用的制度是联盟、外交、战争等。外交是谈判的机制，联盟是实现共同利益的机制，战争则是最终解决争端的机制。从体系的角度来看，战争是维持或调整体系秩序和结构的秩序，如果国际社会的共同准则或权利分配受到挑战，它可以通过武力来维持并恢复现状。

最后，国家利益的界定相近。新现实主义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没有一个超越国家的权威机构可以确保各国的安全，所以国家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维护自身安全。怀特亦强调一国政府的首要职责是维护国家利益，认为在诸多国家利益中，安全是首要的，一旦安全遭到破坏，所有更高的政治目标都将淹没在自我保存的斗争中。各国将追求自身至关重要利益而放弃共同利益。

（二）同美国学派现实主义思想的不同之处

首先，对无政府状态假设的认识不同。华尔兹认为国际体系是自助体系，国家不得不推行权力政治，以军事手段维护自己的安全，导致安全困境出现。只要无政府状态继续存在，国家之间就不可避免会发生战争，体现出现实主义的悲观主义倾向。与此不同，英国学派认为无政府状态并非等同于无秩序，而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秩序。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主权国家可以为了某些共同的目标组成一个社会，限制自己的行为、进行相互合作，即为“无政府的社会”。在其中，自助并不必然导致安全困境，而是国家努力使得国际社会中的规则有效。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学派相比于现实主义更为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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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内容提要]本文力求对文化软权力化作出一种传播学的分析。作者认为，文化要转化为软权力，就必须借助大众媒介传播到国际社会中。在文化传播力的积极推动下，一国的文化可能提升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世界文化(或国际文化)。基于此，国家在制定文化软权力化的大众传播策略时，首要的是要明确对外传播战略目标。

自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S.Nye,Jr)提出“软权力”(SoftPower，又译“软实力”)概念以来，文化软权力化问题引发了国际传播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也日益引起许多国家政府的重视。当前，中国已经把提高国家文化软权力纳入到国家发展战略中。

一、文化软权力化是文化传播力的实现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权力是一个关系范畴，它表示的不是某种实体，而是一种关系，一种非对等、不均衡的压迫性关系。而文化，按文化学者的一般性理解，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价值系统，带有某种实体色彩，属于实体范畴。由此可见，文化与权力分属于不同的范畴，二者绝不能等同。基于权力只存在于人(国家)与人(国家)之间的关系中，那么，文化只有进入到个人(一国)与他者(他国)关系中，才可能附带有权力的属性。

实际上，约瑟夫，奈是从权力资源即“无形的力量资源”的角度来界定文化(包括观念、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主要指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它是一种软权力资源(Softpowerresource)，以区别于软权力(softpower)本身。他指出：“一个国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和它为主宰国际行为规范而建立有利于自身的准则与制度的能力，都是它的重要的力量来源。”显然，文化本身并不等于软权力一诱导、吸引、劝服和同化他国的“吸纳力”，它并不能自动地“让他人(他国)想做你想要对方去做的事情”。对一个国家来说，要实现在国际舞台上控制他国、影响国际事件的外交目标，首要的是让他国民众和国际社会认可、追随并分享到该国的文化价值观，即被对方民众所认同，并把对方同化，进而对对象国的对外决策施加影响，使对方按照该国的目标、意愿、意图或意志采取该国所预期的行动。对美国而言，就是“把他人转化为按美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思维的人”。可见，控制权(包括对思想、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和控制)是在这种文化“认同”和“同化”中得以实现的。一国的对外控制力一旦增强了，作为一种权力资源的该国文化也就转化为真正的权力。由此可见，对一国来说，只有当自己的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在国际社会广为传布并为目标国民众所普遍接受和认同，其文化才变为真正的软权力，从而被软权力化。

文化之所以能转化为软权力，或者说，能够软权力化，首先是由文化这种软权力资源本身的特性决定的。不同于硬权力资源的垄断性和排他性，扩散性和共享性是文化软权力资源的基本特性。硬权力资源如军事实力或更准确地说军备只要存在，即便不使用或充其量只需炫耀，也能给目标国施加一定的压力，因为军力优势的自然显露就可以给对方造成不定向的心理压力，从而产生政治影响力即所谓的“国际威望”。而文化软权力资源是非垄断的，自然地倾向于对外扩散；而且，越是对外扩散和推广，其辐射力越强，其被认同、分享的可能性就越大，其潜在的软权力也就越强。借用培根对知识的论述，文化如同知识，“其力量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价值大小，更取决于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相反，“如果封闭或垄断一种文化，那么就不能使它构成‘软权力’的基本支柱。”不难看出，文化软权力资源的扩散性和共享性更能反映出国际关系本来就直接表现为交流、传播关系。正如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艾克拉，爱里亚(AkiraIriye)从文化关系的角度解读国际关系时所言，国际关系就是“意识的共享与传递……记忆、思想、感情、生活方式、学术与艺术以及其他形式符号的交流。”正因如此，国际范围内的文化传播关系在国际关系中日益凸显出来。

不过，文化的扩散性和共享性只是为文化软权力化提供了可能，而文化要真正转化为软权力，所必需的是文化传播力的推动。所谓文化传播力，就是推动一国文化向外传播，使其由民族文化“泛化”(普遍适用或普适化)为世界文化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文化软权力化就是文化对外传播力的实现。

在信息日益全球化的时代，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大众媒介自然地成为文化传播力的象征。通常，对外文化传播通过两种途径来展开，一是人际传播(表现为各种跨国人际交往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一是大众传播(是指运用大众传媒对外传播文化信息)。相比而言，在文化的对外传播中，无论就传播的深度还是广度，大众传播都要优于人际传播，因为大众传媒大容量、高速度、高密度的信息传输能使各种文化信息资源最大限度地得到展示和共享。实践也证明，大众传播媒介是文化传播最重要的媒介和载体，是推动对外文化传播最强大的动力。

基于大众传播媒介在文化软权力化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约瑟夫·奈把大众媒介视为文化软权力资源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指出，“特别是文化、教育、大众媒介等方面，软权力的性质是无法用传统的地缘政治学来解释和评估。”在此，他把大众媒介当成了像文化一样的软权力资源来看待。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国文化软权力化的过程最终归结为该国大众媒介对外文化传播的过程。

二、文化软权力化是国家对外传播的战略目标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在2006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发言中指出了中国文化的严重“人超”状况。他认为，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中国的文化对外传播力不强。而文化只有传播，才有影响力，国家的强大才有持续的力量。确实，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尽管我国拥有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具备丰厚的文化软权力资源，但是文化的对外传播力和影响力却不大，文化的软权力化程度还很低。之所以出现这种困局，除了在客观上信息传播技术手段还相对落后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在主观层面上我们尚缺乏必要的文化软权力化的战略规划，以及相应的制度(包括法律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

要想尽快改变这种文化软权力化程度低的局面，不仅仅在于实现对外传播物质技术手段上的飞跃，也不限于构建政府宣传控制与媒介专业约束之间良性互动、行之有效的对外传播机制，更为根本的是要确立起一种最能符合国家利益而一以贯之的对外传播战略目标。

文化的软权力化是在国家主导和控制下实现的，它具体落实到政府直接或间接从事的对外文化传播活动上，尤其体现在政府指导大众媒介向国际社会或目标国传播本国文化的行为中。在此，政府对大众媒介的指导根本性地集中在对外传播战略目标的确立上。

依国际关系学中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理论的理解，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国际“权威”或威望并不取决于——起码不完全取决于——它的军事、经济实力等客观物质性因素，而是取决于国际间的社会性观念，即它同对象国或者说目标国之间所达成和构成的共有观念或所谓的“共识”(共有知识)，它是由主观的文化观念(结构或模式)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具体来说，如果它同对方共享一种积极的合作性观念，那它们彼此就会把对方当朋友看待；而如果它同对方共享一种中性的竞争性观念乃至消极的敌对性(冲突性或对抗性)观念，那它们彼此就把对方当竞争对手乃至敌人看待。由此可见，在国际社会中，每一个国家的身份都归属于集体中的身份，是集体认同(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的产物。

进一步说，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利益(包括最高意义上的安全利益)源于国家身份”依赖于自我身份认同。一国是在确立了自我身份之后，才相应地界定和选择自身利益，确定其利益的范围、程度和数量。可见，就像国家身份，国家“利益也不是‘自在地’存在那里等待被发现，而是通过社会互动而建构起来的”，或者说，是从与他国共同缔结的国际社会中学习的结果。最终，国家行为又是由国家利益决定的，国家依照自身的身份和利益相应地采取与之相符的行动。总而言之，无论是国家身份、国家利益还是国家行为都是由文化观念所建构的，都是在“集体预期(或期望)”中完成的。作为国际社会中的成员，每一个国家都是从共有的文化观念中首先获知自己是谁，进而知道最需要什么，最后懂得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从上可以看出，对一个国家来说，对外文化传播的战略目标应当是：制造和供给“共有观念(文化)”，从而引导和规范相关国家确立其国家身份，定义其国家利益(包括国家安全)，支配其国家行为，最终达到在文化观念上影响和控制目标国的目的。

从上述意义上说，文化软权力化的大众传播策略首要关注的是，运用大众媒介向国际社会提供“共有观念(文化)”。为此，一国的大众媒介要积极地通过对外传播力促本民族文化为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和认同，从而提升和转化为相关国家共享的、作为共有观念的国际文化乃至世界文化。

比方说，就国家安全而言，一个国家可以利用传播出去的文化的同化作用，将自己的安全认知灌输给其他国家，使得与对方共享同一套国际安全知识(观念)，从而塑造和改变他国对自身安全利益的认知。如，美国文化在中国的大众传播无疑可以起到软权力的作用，即通过宣传美国观念影响中国对自身安全的看法，促使中国认同美国的战略思维进而融合到美国所期望的战略格局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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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内而外的研究路径:国家为中心

国际政治学是研究权力及其分布的学科。从历史经验来看，经济因素(财富)是权力的重要来源，国家力量是国家富裕的必要条件。因此，把政治和经济结合在一起研究的动力，是对权力来源和运用的分析。从本质上看，国际政治经济学考察的就是权力和财富之间的互动。

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罗伯特吉尔平认为，二者互动的内在机制可以归纳为回答三方面的问题[1]:首先是市场经济增长的政治根源及作用;其次是经济变化和政治变化之间的关系;最后，国际市场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与吉尔平相似，英国学派的苏珊斯特兰奇也对权力的结构作出了解释[2]。她认为，国际社会存在两种权力: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联系性权力是传统权力政治的范畴，结构性权力由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种结构组成。这是斯特兰奇对财富与权力转化模式的探索。

早期的IPE代表理论[3]包括: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论和依附理论。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复合相互依存理论”[4]通过“敏感性”和“脆弱性”两个概念，突破了纯粹的经济自由主义领域，把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联系在一起，初步探讨了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金德尔伯格[5]和吉尔平所主张的霸权稳定论，在严格意义上并没有涉及财富与权力的转换关系，但是这种理论作为早期IPE的探索，把经济现象纳入政治学的分析框架中，为政治与经济在学科上的统一做出了努力。基欧汉的后霸权合作论引入了国际机制的研究视角，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转型提供了新的思路。依附论研究市场经济在国际范围内发生的影响，则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搭建了桥梁。不过，依附论建立在一个相对比较静态的理论模型上，对世界经济体系中各国经济地位的变更无法给出合理的答案;同样，这一理论也无法让人信服地理解财富和权力转换的途径和因果关系。

通过以上简要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理论，主要目的是从政治和经济互动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中仅靠政治学无法解释的现象。但是，由于传统国际政治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学的痕迹，落入以国家为中心、由内而外的研究思路中。

因此，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把国家视为统一、抽象的变量。政治学研究对象中的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处于单元层次的变量[6]。无论是现实主义者或者自由主义者，都以国家利益为分析对象。他们假定，国家中不同阶层和社会团体的成员，对国家利益的认同是一致的。因此，在传统政治学的分析方法中，国家是统一的整体。即使是肯尼斯华尔兹本人，也无法要求研究者区分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的不同变量，更不可能继续对国家内部的不同政治层次进行区分，

(2)国家是国内政治经济变革的唯一决定者。传统政治学认为，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国家间的关系几乎完全由国家自行决定。受到这一思路的影响，学者们更多地把注意力依旧集中在国内政策、条件变化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可能出现的影响上。

(3)世界经济体系结构基本稳固，一个国家在这个体系中的国际分工决定了它在体系中的位置。各国政府通过刺激需求的政策和福利计划，可以满足本国选民的需求，并促进国内充分就业，同时无须放弃对稳定国际经济所承担的义务。国内经济自主和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准则之间协调一致，是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至少到20世纪60年代末，各国基本上可以部分互不相干地执行国内需求管理政策[7]。

但是，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极大地挑战了这一时期的IPE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各国互不相干地执行国内需求管理政策的情况受到了挑战。商品、货币和资本频繁的流动，使得国内和国际越来越难以截然分开，社会对政府要求提高，各国政府政策的自主程度开始下降，各国经济的类似性不断增加。“几乎在每一个国家，公众和私人的需求远远比国家满足这些需求的经济能力增长得快”[8]。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到来，本属于各国内部的经济管理事务，越来越被暴露到外部世界面前。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研究范式，越来越受到国际范畴内新出现的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挑战。而越来越多的学者也逐渐发现，即使是一个国家内部，由于受到外部力量影响的速度不同，在政策立场上也存在着不同的层次。在此基础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开始出现了由外而内的逆转。

二、由外而内的研究路径: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不能忽视国际经济环境对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彼得卡赞斯坦( Peter Katzenstein)在《国际关系和国内结构:工业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9]中认为，国际关系的内部化和国内结构的外部化在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当数彼得古勒维奇( Peter Gourevitch) 。他提出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突破了传统国际政治领域视国家为单一行为体的研究模式，指出了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的中介环节，从而奠定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思路由外而内转型的基础。

不过，卡赞斯坦、古勒维奇等的探索直到80年代后期才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最终在90年代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主流，并进而影响到国际关系其他领域的研究。如今的国际经济学者认为:“如果不抓住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联系的性质以及这些联系的变化，我们不能理解国家内部的政治”[10]。

国际政治经济学逆向的探索未能立即受到广泛的关注，是基于两方面的因素:首先，尽管IPE的兴起是为了把现实主义抽象掉的经济变量和非国家行为体重新纳入到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中，但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国际关系的研究依然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也不能例外，无论是吉尔平或是斯特兰奇，都是现实主义学者。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注意力，依旧集中在解释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上。霸权稳定论、相互依存理论和依附理论，都以全球市场与民族国家处于紧张状态为前提假设条件。IR{pq|lD=lRl !DpZsP5*6}sPvc:2J66wen ki@v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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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国际环境出现两个重大的变化:一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二是全球化的逐渐深入。全球运输成本的降低，包括通信、贸易金融制度等全球一体化公共产品的建立，使得国际贸易的流动性大大增加，国际资本市场大幅度扩张，生产要素全球流动的可能性增强。这些变化，几乎影响了每一个国家的政策选择。有些影响比较明显，比如出现关税同盟，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有些影响虽然不那么明显，但在国内政治领域意义更为重大，如跨国行为体对国内政策的影响，利益群体同盟的瓦解与再结盟等。海伦米尔纳和基欧汉认为，国际化通过三种途径影响了国内政治:塑造新的政策偏好和政治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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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思考如何从理论上突破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国家范式，转而从市场与国家互动的角度来理解当下的国际关系。从大的研究路径而言，由外而内的IPE理论分为两类:一类以国内结构作为变量，分析不同模式的国内结构对国际力量作出什么样的不同反应;一类以国内行为体的经济立场为变量，分析利益群体的政策偏好，采纳和推行不同的贸易政策应对国际力量。总的来说，由外而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包括以下代表理论:

1.“颠倒的第二种设想”[12]

在华尔兹关于战争根源的三种设想中，第二种强调的是国内政治体制差异对国际冲突或合作的“外溢”效果。古勒维奇认为，将这种设想“颠倒”过来，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际体系不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而是后者的原因。这种分析方法的特点是:首先，把国家内部的属性视为一个随时间而变化的变量;其次，把国际力量作为国家制订政策的环境因素。

古勒维奇是在分析经济危机对国家内部的政治结构、经济政策的影响时提出这一假设的。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及之后的二战期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在大萧条之前，各国都从经典经济学理论出发，通过供给和需求的曲线变动来制订政策。因此，当1929年经济危机发生时，各国普遍的做法是降低物价，削减成本，减少投资，其结果是工人工资降低，抑制了购买力，并进而引起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在此情况下，各国开始探索不同的经济政策。一直提倡自由贸易的英国开始贬低英镑的价值，对进口设置关税壁垒，提高政府补贴，并对工业提供一定的补助。瑞典、德国和美国也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并且他们还开始应用经济学理论探索新的政策，这就是现在为我们所熟悉的——拉动内需和宏观经济调控。

古勒维奇认为，国际经济环境通过中介环节，影响国内政策选择。“国际体系不仅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经济联系和军事压力限制了包括政治决策、政治形式在内的一系列国内行为。因此，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使得二者必须被视作一个整体而同时研究”[13]。

尽管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古勒维奇的探索并没有形成严密的理论，但是他的假设对后来的政治经济学者提供了这样几点启示: ( 1)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在面对同样的国际经济环境时，有可能作出相同的反应;(2)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具有特定的规律; (3)国内利益群体与国际力量的结合，有可能产生新的政策，突破原有的政治结构。正是在“颠倒的第二种意向”的基础上，奠定了20世纪9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转型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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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现实主义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中最有影响和最有解释力的一种理论，它关千国际合作的深刻思想对将要构建的国际合作理论是应该得到批判性借鉴的。对于茜方现实主义国际合作观，我似要进行批封性的解读，既不能完全肯定，更不能全盘否定。既要看到它合理性和相当深刻性的一面，又要看到它局限性的一面。.

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际合作，在国际政治学研究者眼中，是一个让人感到沉闷和乏味的主题。与国际纷争(或冲突)受到青睐大相径庭，国际合作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合作不仅日益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而且逐渐成为各民族国家外交策略的首选。为适应世界形势的发展，构建一种全新的国际合作理论被摆上了国际政治学者的议事日程。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理论大师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理论的萌芽及其诞生决不会无中生有，它总会(而且必须)或多或少地吸收已有理论(或思想)中对自身有用的养分。同理，国际合作理论的建构也离不开已有国际关系理论的相关论述它也必须从中获得灵感，吸取经验。现实主义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中最有影响和最有解释力的一种理论它关于国际合作的深刻思想对于将要构建的国际合作理论应当得到批判性借鉴。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如何解读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合作观进而构建一种既反映国际社会实貌又适合中国国情的国际合作理论是至关重要的。

一、对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合作观的一般性解读

限于篇幅，本文只分析现实主义流派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几个分支的国际合作思想，从而大体上理清西方现实主义理论流派的国际合作观。

修昔底德被誉为西方现实主义第一人。他的名著，对国际政治的性质以及现实主义的主要原则作了诸多精辟的论述。他通过对发生于古希腊城邦之问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描述，揭示出国家问争夺权势的斗争是国际关系的本质；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生存是各国追求的最低目标；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按照强权政治的原则行事是其唯一的选择。总之，在他看来，冲突是国际政治的内在逻辑，而合作却很鲜见，即使存在合作，也是由一个强大的主导国支配下的不平等合作。

源于修昔底德的现实主义思想被后人所吸收，在20世纪中先后出现了三派最具影响的现实主义分支。一是经典现实主义，其领军人物汉斯·摩根索在中提出了具有纲领性宣言(v29)的政治现实主义六原则：(i)政治受到植根于人性的客观法则(人性恶)的支配；(2)国家利益以权力界定；(3)任何政治活动都受国家利益原则的支配；(4)道德原则不能抽象地应用于国家行为；(5)世界的道德律令与特定国家的道德抱负有较大差异；(6)政治现实主义具有学科的自主性。基于上述原则，摩根索指出，与国内政治相比，国际社会缺乏一个合法、有效、至高无上的权力，国际社会是一种无政府社会。在解释国家行为的动因上，摩根索从“人性恶”出发．指出国家必然追求权力，对权力的不懈追求是国际政治中的“客观规律”。因此，在摩根索看来，国家在处理对外关系的时候，所采取的政策要么是显示权力，要么是增强权力，要么是维持权力。而国家问彼此之间权力争斗的后果将是连续不断的国际冲突和战争。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和作为单一理性行为体的国家追求权力最大化的两个基本特征，经典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合作极难进行，或者被某些别有用心的国家作为追求权力的工具。

二是结构现实主义(又称新现实主义)．其核心人物肯尼思·华尔兹在中精确细致地指出：国际无政府状态是国际体系的一种特征性结构，系统中各单位的位置性特征是影响国家政策和行为的主要力量。国际政治的这种结构以两种方式限制了国家间的合作。其一是对相对获益的考虑。华尔兹指出，在一个自助系统中，每个单元都要花费部分精力来发展自卫的手段，而非用来促进自身的福利。当面对为共同获益而开展合作的机会时，感到不安全的国家必须要询问将如何对收益进行分配。它们必须要问的并非“我们都能获益吗?”而是“谁将获益更多?”只要每一方都担心对方会利用其增加的能力，那么即便双方都能获得丰厚的绝对收益，这一前景也不能促使它们进行合作。其二是出于对相互依赖所带来的脆弱性的考虑。即一国担心由于合作的开展以及商品和服务的交换而变得依附于他国。而严重依赖他国，或是与他国紧密依存的国家，则要为维持这种依存而忧心忡忡。从国际体系决定国家行为的一般观点出发，新现实主义学者并不否认国际合作。与经典现实主义学者相比，新现实主义学者承认存在有条件的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并且与他们的体系理论逻辑相一致，“霸权之下的合作”可以解释某些经验事实。

三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冷战后，现实主义学者为适应国际格局的变化，同时也为了重整这一理论学派在冷战后日见衰落的地位，约翰·米尔斯海默创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在

总之．现实主义学派内部虽有分支，其假设也各有偏重，但基本思想却一脉相承。不管是从人性恶条件出发的现实主义，还是从无政府状态条件出发的结构现实主义，它们对国际合作的态度基本一致：国际冲突在所难免，国际合作很难实现或维持。

西方现实主义对国际合作的一般性、常规性解读，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合作观的全部。笔者认为，除此之外，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合作观还应包含如下内容第一，在西方现实主义学者的思想深处，除了“冲突”之外，“合作”也是其关注的一个焦点。理由是：首先。现实主义不仅关注“高级政治”，而且也关注“低级政治”。其次，现实主义者在给予“冲突”以极大关注的同时．也对“合作”给予了应有的关注。再次，现实主义认为合作是可以实现的——霸权下的合作。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众多现实主义学者认为合作是世界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第二，通过对现实主义基本假设和核心命题的深入考察，笔者认为，即使在现实主义范式下，国际合作也并不是非常困难的，而是可行的、必须的。

二、对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合作观的辩证性解读

在国际关系理论的三次辩论中。西方现实主义都扮演着主要角色，这说明它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但它毕竟是西方学者按照西方特有的思维方式。为维护西方的国家利益而创立的，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西方意识形态色彩，必须给予批判。对于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合作观，我们也要进行批判性的解读，既不要全面肯定。也不要全盘否定。既要看到其合理性和相当深刻性的一面，又要看到其局限性的一面。

(一)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合作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相当深刻性。

首先，不管承认与否，世界资源的有限性和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都是基本事实。世界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各国为了在有限的资源分配中占有较大的份额必将展开激烈的竞争，在某种情况下会出现“零和博弈”的状态。国际的无政府状态意味着缺少一个凌驾于各国之上的公共权威，国际社会的单元——国家无法指望有一个世界政府主持“公道”，自助由此成为无政府秩序中的行为准则。各国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不受他国侵犯，只能一心追求自身权力和利益的最大化，由此比较关注国家交往中的相对获益，而对于相对获益的考虑将减少国际合作。虽然国家希望通过国际合作的手段以达到包括生存和安全在内的国家目标，但生存和安全一直是其第一位的需求。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离开端而前进，应当看作只不过是开端的进一步规定，所以开端的东西仍然是一切后继者的基础．并不因后继者而消灭。”一旦感到合作有可能威胁到其生存和安全时，国家就会自动放弃合作。

其次，相对获益是国家关注的重点。出于经济原因，理性的国家自然会竭力增加它们所得的纯利益(即绝对获益)。但绝对收益不是它们唯一的关注，它们也关注相对收益。在国际交往中，即使所有各方都能获得绝对收益，合作有时也要困难得多，因为没有国家愿意自己的绝对收益比别国少，而那些收益随时有可能转变为反对本国的力量资源。相对获益并不一定妨碍国际合作”，但与绝对获益比较，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毕竟给国际合作制造了更大的麻烦和阻力。

再次，相互依赖和共同利益并不会自动导致国际合作。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相互依赖日益紧密，全球性问题的不断涌现也预示着人类共同利益的增多。所有这些客观上都要求国际合作的出现，有些人据此推断出相互依赖和共同利益会自动产生国际合作。但这种结论未免有些唐突。相互依赖的增强仅仅意味着有关国家间接触面的扩大，并不意味着会自动导致合作的实现，它既有可能导致合作，也有可能导致冲突。在国际生活中，共同利益没有导致国际合作的例子随处可见：创建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社会以使各国人民生活在一个祥和、安定的环境中是各国的共同愿望，各国都能从这样一个国际社会中获益。但如此美好的愿望不但未能导致各国之间的真诚合作，经常所见的却是各国在和平之路上的兵戎相见。由此可见，共同利益只是国际合作产生和进行的一个基本前提，但共同利益存在本身，并不会自动导致国际合作的出现。

(二)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合作观的局限性。

1．现实主义只强调人性“恶”的一面，忽视了人性“善”的一面。从人性“恶”出发，自然会容易得出冲突的结果。但是如果从人性“善”出发，我们就很容易推出合作的结果。人性到底是“本恶”还是“本善”至今无从考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人性中既有“恶”的一面，又有“善”的一面。单纯强调任何一面都是错误的。

2．从国际无政府状态假设出发，并不必然得出“只有冲突没有合作”的结论。其实，国际无政府状态与国际非合作没有必然联系：(1)国际社会虽没有公共权威，但国际体系中存在政府权威的功能性替代物(比如霸主、制度、甚至信誉等)。(2)无政府状态与收益分配的逻辑关系也不紧密。国家也许关注相对获益，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以相对获益为首要导向，因而合作不仅仅依靠收益分配。(3)无政府状态也不是造成国家安全的唯一因素，国家对安全的担心既来自于又独立于公共权威的缺乏。(4)在无政府状态中，自助也不是保护国家安全的最佳途径。相反，均势理论认为国家会通过合作去平衡相对权力上升的国家。

3．现实主义强调权力政治而忽视国际机制对国家行为的作用。国际机制即使不像新自由制度主义所宣称的那样可以消除无政府状态对．国际合作的限制性影响，但国际机制毕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减弱阻碍国际合作摩擦力的油的作用，从而提升各国对国际合作的乐观态度。

4．霸权合作论存在着较大的片面性。霸权合作论断言，只有在霸权国存在并有意愿的情况下，各国之间的合作才能够产生和维持；一旦没有霸权国，那么各国之间就会处于纷争的状态。应当指出，霸权合作论将霸权看作是使国际格局稳定和促进国际合作的主要因素是有一定道理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揭示了一定的历史现实。但“霸权合作论”过于强调合作中的权力因素，主张合作是权力的产物，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首先，它将合作权威化。那些没有权力，或者没有比他国更大的权力的国家被剥夺了主动参与合作的资格。这意味着合作是大国强国的专利，从而暴露了这些理论“西方中心主义”的弊病。其次，霸权之下的合作仅仅是强权国家推行的形式。并不具有普遍性。美国学者海伦·米尔纳总结，国际合作有三种形式，即默契型(tacit)合作、谈判型(negotiated)合作和强迫型(imposed)合作。霸权合作仅是其中的一种，而且随着国际政治民主化的深入发展，这种合作形式日趋式微。最后，霸权合作论可以解释部分合作的产生，但不能说明国际合作的持续发展。

5．对人类整体利益的忽视。现实主义对于“共同利益并不一定导致国际合作”表现出了一定的洞察力，但如果仅仅抱住这一观念不变的话，就会犯相当大的错误。随着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人类拥有的共同利益不仅在不断增加，而且在由一体化维系起来的国家中，可以说已形成了一种包括各系统在内的比共同利益更进一步的整体利益。而它给每一个成员国都带来了好处，每个成员国从其中得到的好处都超过了所付出的代价和麻烦，而这种好处又是单个国家独自无法取得的，它需要国际社会的大力合作。而这已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了。

6．对国内政治的忽视。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结构依三个原则组成：排列原则、行为体功能和权力分配。而排列原则和行为体的权力分配是国际关系分析的重点，行为体本身并不重要，因为各行为体在其所有基本功能方面都是类似的。按照结构现实主义的逻辑，国际体系的结构决定了国际合作不可能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和本质。但是，各行为体(国家)的基本功能真的类似吗?恐怕不是，因为各国具有不同的政治经济结构、文化特性以及思维方式，决定了它们在国际交往中不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行为方式。因此，不同的国家在相同的国际体系结构中有的可能倾向于“冲突”，而有的则倾向于“合作”。

三、对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合作观的启示性解读

西方现实主义对于国际合作的看法虽并非完全正确，甚至还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但它对于构建国际合作理论(如果要构建这么一种理论的话)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启示性意义。

启示一：国际合作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在可见的将来，国际社会仍将呈现出以下态势：国家为确保自身的生存与安全，对保持、增加和显示相对强的实力比较感兴趣；国家关注于国际合作中的欺诈和相对获益问题以减少遭到毁灭性打击的可能性等等。为何?因为世界政府在可见的未来仍是一个未知数，在此之前，国际社会将一直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下。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国家在国际合作过程中不得不更多地考虑相对收益和提防欺诈行为，以至于增加国家间合作的难度，或者是合作实现后也会难以持久。因此，要想解决国际合作问题，就不得不克服国际合作中存在的各种障碍，尤其是欺诈和相对获益的问题。虽然当前国际社会出现了更多的国际合作需求，并且国际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对国际合作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上述任一问题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因此未来的国际合作充满着艰巨性和长期性

启示二：国际合作的渐进性。全球化作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而全球化发展所带来的后果是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增多。就其解决的方式而言，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不是仅仅依靠某个国家的努力就可以做到的。为适应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合作成为各国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它关系到全人类的共同福祉。现实主义并不否认这一点，但它仍坚持国际政治有“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之分，在“高级政治”领域的国际合作很难达成，而“低级政治”的国际合作却很有可能实现，因为“低级政治关注的重点不是无政府社会中冲突的本质，而是国家在特定功能领域中进行合作的环境。在这些具体功能问题中，各民族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而要想大家都受益，靠各国单独行动是做不到的。换言之合作行为带来的收益超过了单独行动的收益”。按照(新)功能主义的观点。合作会自动地由某一领域扩散至其他领域。现实主义基本上否定这一论断，它认为，“无论经济合作、政治合作，都不会自动地由一个部门向另一个部门扩展。虽然某一领域的合作可能会产生对另一领域加强合作的客观要求，但每一新领域的开拓，每一新步骤的采取都决定于各成员国政府的意志和决心。这里虽然决策者们对国家利益的认识起主要作用，但也并非可自行其事，政府本身也要受到国内各利益集团的压力和舆论的影响”。现实主义关于将国际政治分为“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的看法不一定正确，尤其是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不应再把经济发展置于政治军事之下，而应当看成是对全局产生决定性影响的重大国际问题。但其关于经济合作高于政治合作的看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Jlt，国际合作不可能同时在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各领域同时实现，它必将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先易后难，强求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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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研究所现设经济室、法政室、文化室、国政室、欧盟东扩室。经济室从事战后欧洲经济思想、经济运行机制以及对外经济关系的研究，法政室从事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法律和制度的研究，文化室从事欧洲思想文化、社会结构、社会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国政室从事欧洲国家政治制度比较、欧洲国家之间关系、欧洲对外关系以及欧洲在世界中作用的研究，欧盟东扩室从事欧盟东扩相关问题以及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对外关系的研究。其中“欧洲经济”和“欧洲政治”被批准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学科。

欧洲所还设有《欧洲研究》杂志编辑部、图书资料中心、中欧项目管理办公室和综合办公室。编辑出版的《欧洲研究》杂志（双月刊），反映了中国关于欧洲问题的最新研究水平和动态，是目前中国关于欧洲研究的惟一公开发表的综合性学术刊物。欧洲所图书资料中心拥有众多百科全书、词典等工具书和专业图书，，中外文期刊200余种，内部资料26种和日报20种，还有欧盟官方文献出版物60，800册（英文、法文）。1985年在本中心内专门设立了欧共体资料中心（现名欧盟资料中心），它是欧洲委员会在中国建立的五个最早的资料中心之一。根据中国－欧盟欧洲研究中心项目的财政协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将是该项目在中国支持的两个图书馆之一，由该项目汇集和赠送的有关欧洲研究原文书籍将存放在欧洲研究所图书资料中心，向公众开放。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欧洲系设在欧洲研究所，是全国最早拥有欧洲经济、欧洲政治和欧洲国际关系研究方向硕士学位授予权，并有权招收上述三个专业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的单位。欧洲研究所与国内和欧洲著名高校联合开发了一套适用于中国研究生学习使用的欧洲研究核心课程与教材，这是国内首套包括欧洲政治、欧洲经济、欧盟法和欧洲一体化史的研究生教材，并已在全国高校中推广使用。

欧洲研究所自建所以来承担并完成了许多国家级、院级、所级重点研究项目，以及接受的委托项目。现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有“欧洲一体化对世界多极化进程的意义”，现承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或重点课题主要有“欧盟与外部世界”、“北约战略调整与欧盟共同防务及其对我国安全环境的影响”等。25年来，欧洲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出版了140多种专著、教材、译著和学术论文集。其中许多专著都成为了欧洲问题研究的经典书籍。欧洲研究所编撰和出版的有关欧洲国别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的专著也有数十部。此外，自1997年起欧洲研究所和中国欧洲学会共同编辑出版了年度《欧洲发展报告》，对欧洲政治、经济、对外关系、法律社会和文化发展动态进行跟踪研究和深入分析。

欧洲研究所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欧洲研究所与欧美国家主要的基金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如美国福特基金会、德国阿登纳基金会、意大利阿涅利基金会等，还与60多个欧美研究机构和大学建立了长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在过去的25年里，欧洲所派出学者赴欧美国家学习或访问达250多人次，接待国外学者来访超过400人次。1997年～2001年，欧洲研究所参与执行“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各所通过欧洲研究所申请的26个合作研究项目和57个人员交流项目获得了资助，并有16人获得一年学生奖学金赴欧洲学习。2002～2005年，由欧洲研究所主持申请的欧盟“亚洲链接项目――欧洲研究核心课程开发项目”得到批准。德国曼海姆大学欧洲研究中心、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和中国澳门欧洲研究会为该项目合作伙伴。2005年11月，欧洲研究所申请的“中国―欧盟欧洲研究中心项目――通过对‘欧洲模式及其对世界的影响’的研究与教学活动增强欧洲研究所实力项目”获得批准。德国曼海姆大学、德国弗莱堡大学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是这一项目的合作伙伴。欧洲所还经常举办国际研讨会和学术讲座，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和欧盟成员国高层官员和驻华使节来所演讲。

欧洲研究所欢迎有志于欧洲问题研究的青年学子来我所学习和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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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球治理 中国外交 国际制度 世界贸易组织 二十国集团

【作者简介】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法】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2)05-00014-28

全球治理致力于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和全球秩序的塑造和维系。在不存在中央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国家是全球治理的主要参与者和实施者。各国通过建立各类国际制度，对国家管辖权之外的全球性问题形成有效管理，使全球秩序得以形成和维系。因此，国家与国际制度的关系及其在国际制度中的行为，是其参与全球治理的核心方面。

关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既有研究主要关注中国对国际制度的参与、中国对国际制度的遵守以及国际制度对中国国内政治和外交行为的影响。以国际制度为研究焦点，符合其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处于核心地位的现实。然而，上述三个问题并不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全部内容。除融入国际制度和被国际制度塑造外，中国对国际制度的主动塑造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本文将对这一没有受到充分关注的问题开展初步的研究，以中国在WTO多哈回合谈判和G20进程中提出的改革倡议为案例，考察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改革倡议及其特点。

一、文献回顾与案例选取

随着各类全球性问题的大量出现以及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和外交战略的转型，中国日益广泛、深入地参与到全球治理进程之中。出于参与全球治理的需要，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越来越多地以国际制度外交的形式展开。中国与各类全球性国际组织、地区性国际组织、多边制度、国际条约机制以及非正式国际机制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日益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一大热点。

在国际学术界，较早就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有萨缪尔?金(Samual Kim)和杰拉德?陈(Gerald Chen)，他们分别于1979年和1989年出版了题为《中国、联合国与世界秩序》和《中国与国际组织》的专著。前者对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面对当时的东西对抗和南北关系格局，如何以联合国这一组织平台进行相应的投票和外交行为进行了探讨。 后者则主要研究了1971年以来中国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后，进入这一研究领域的国外学者开始增多。哈罗德?雅各布森(Harold Jacobson)和麦克尔?奥克森伯格(Michael Oksenberg)于1990年出版了《中国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一书，该书集中讨论了中国对这些国际经济制度的接触和参与以及影响中国参与行为的国内动力。 此后，伊丽莎白?埃克诺米(Elizabeth Economy)和迈克尔?奥克森伯格主编的《中国融入世界：进程与展望》 以及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和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主编的《与中国接触：应对一个崛起的大国》 两部论文集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相继出版。两部论文集的主要内容均为中国在国际经济、金融、人权、能源、军控等领域的参与行为以及中国在与各类国际制度的互动过程中外交行为所发生的变化。除上述以中国参与国际制度为对象的研究外，国外学者对中国在国际制度中的承诺与遵守问题也有所关注。这一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杰拉德?陈的《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遵守》 和安?肯特(Ann Kent)的《超越遵守：中国、国际组织与全球安全》。 此外，江忆恩在其后来出版的《国家的社会化：国际制度中的中国（1980—2000）》一书中，检视了中国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常规武器公约和东盟地区论坛等国际制度中的“社会化”进程。江忆恩认为，“社会化”效应使中国对国际制度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国内学者也对这一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王逸舟主编的《磨合中的建构：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多视角透视》一书对中国与国际军控、人权、环境、经济等领域的国际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阐述。 在其新著《中国外交新高地》中，王逸舟对中国的国际制度外交也有专门章节的论述。 苏长和就“中国与国际制度”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集中论述了中国在多边制度和规范的重要性日益上升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经济转型的内在需求下，中国外交思维和行为的深刻变化，以及参与国际制度对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和外交行为所产生的影响。秦亚青和魏玲提出了“过程型建构主义”的解释模型，分析了中国在参与构建东亚地区合作机制过程中如何受到合作进程的吸引而参与其中，并实现渐进式的权力社会化。 门洪华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回顾了中国与国际制度的关系，并就中国的战略利益需求提出了参与、主导和创设国际制度的政策建议。 刘杰在《机制化生存：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选择》一书中，提出了全面参与国际机制/国际制度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选择。 田野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分析了中国为加强国家自主性而加入国际劳工机制的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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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融危机下，有人认为“美元体制”是难以持续，主张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本质上是没有认清这种分工格局。二次大战后，美国基于金融业比较优势，与其他国家形成了“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之间的分工，即金融业与制造业的分工格局。这种国际分工格局下，美国依靠一个资源配置效率极高的自由市场体系，调动或配置世界上的资源，并使其他国家对其产生严重的经济、金融依赖，铸造了金融霸权地位。而借助这种分工体系，美国可以滥用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通过美元贬值及膨胀获得好处。

我们必须客观地分析并弄清楚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我们需要改革整个国际货币体系还是要改革或调整该体系的缺陷或弊端；二是相应地，如果我们考虑的是改革或调整该体系的缺欠，那么就意味着我们认同该体系在相当长时期内是可持续的，所需要做的应该是通过各种努力包括推进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来防范、减少它可能带来的风险。但倘若我们强调的是改革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甚至是破旧迎新，就必须思考以下四个问题：第一，是否有完美的国际货币体系？第二，美元真的衰落了吗？第三，历史经验表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或调整往往伴随着霸权更替，或者说后者是前者的前提，那么我们该如何认识现阶段美国霸权衰落或被更替的可能性？第四，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此次危机过后，作为“美元体制”的重要支撑者，东亚各经济体能否迅速摆脱对它的依赖？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学者认为“美元体制”是难以持续的。这也是强烈主张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学者们的主要立足点。

危机后美元依然是强势货币

世界上不存在只有利益而无矛盾的国际货币体制。自1960年代起，美元的“长期贬值趋势”一直是人们谈论的话题。但每当危机爆发后，不论危机的原因如何，亦不论危机爆发于何处，美元依旧是各国政府或投资者确保资产安全与风险规避的“救命稻草”。美元的地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这种状况即便在欧元诞生后仍没有发生改变。事实上，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后欧元区经济所遭受的重创甚至超过美国本身，这些都说明欧元尚不具备替代美元成为国际主导货币的能力。

美国“金融霸权”尚难动摇

现代经济学对国际分工的研究一般只注重工业内部的国际分工关系，而对国际范围内金融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国际分工的发展变化重视不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基于比较优势形成了一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新型的分工形态。以美国为代表，它基于金融业发展的比较优势，成为典型的掌控着金融霸权的“金融国家”，相对而言，包括日本、中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成为制造业发达的“贸易国家”。因此，“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之间的经济失衡在本质上是金融业与制造业长期分工发展所导致的结构性问题，东亚经济体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发展是国际分工的结果，是内生决定的，短期内依靠改变国际货币规则或部分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无法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元霸权衰落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美国或美元霸权的本质与以往发生了重大变化。

美国不是依靠发动战争、建立和控制、掠夺殖民地而成为世界大国的，它依靠的是一个资源配置效率极高的自由市场体系，以调动或配置世界上的资源，并使其他国家对其产生严重的经济、金融依赖。今天，美国凭借发达、开放并具有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不仅可以放纵地使货币政策集中于国内经济目标，不必担心其国际收支状况和汇率水平，让“贸易国家”来承担着主要的调整压力，而且还可以滥用美元作为国际交易中主要交换媒介的垄断地位，以通胀率或美元贬值的方式谋取更多的铸币税收入。

考虑到现阶段美国所具备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实力，虽然出现了所谓“一超多强”的国际关系格局，但多强中的任何一强在短期内尚不具备取代美国成为霸权国家的可能性。

东亚难以摆脱对美国依赖

1999年以来美国在东亚七个经济体最终产品出口中所占的比重总体上虽有下降趋势，但依旧是该地区最大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鉴于经济结构调整的长期性与艰巨性，短期内东亚区域内难以出现能够替代美国的最终产品市场的提供者。日本和中国都难以发挥类似的功能或作用。因此，东亚地区在短期内摆脱对“美元体制”的依赖是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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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中国，美国，朝核问题

 

中国和美国都是世界性大国，由于种种因素，双方都参与到朝核问题的解决进程中。中美双方的朝鲜核问题政策无疑都会为各自的国家利益服务，双方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必定受制于国家利益，既存在一些可以商谈和合作的地方，达成一致，建立共同观念；同时不能否认双方在朝核问题上的分歧会较多，差异会较明显，这都会影响双方的朝鲜核问题决策。双方在朝核问题上立场的相同点和差异会极大影响朝核问题的进程和发展方向。

中美加入朝核问题谈判进程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两国的国家利益或者说在朝核问题上的利益关切。我从中美各自的角度加以概括。

美国方面：1.牵制中俄。2.保护与控制日韩。3.稳定朝鲜半岛局势。4. 朝鲜拥有核武器破坏东北亚地区战略布局。5. 防止核扩散，维护核不扩散机制。

中国方面：1. 确保朝鲜半岛的安全。2. 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确保半岛局势稳定。3. 牵制美国在东北亚的战略扩张，保持中美两国战略关系的稳定。

基于中美双方在朝核问题上述利益关切，就能对中美双方在朝核问题上立场的异同进行归纳和比较。

一、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立场的相同点

（一）中美都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

中国和美国都是朝核问题参与国，通过各种方法实现和维护两国利益是两个国家都必须面对的。朝鲜半岛无核化无疑是中美两国在朝核问题上立场的相同点之一。中国忌惮日韩走上核武化道路而掀起军备竞赛浪潮，这会威胁到中国的安全，恶化中国的战略发展环境，从另一个角度讲助长了美国的扩张野心，打破了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平衡，不利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对于美国来说，朝鲜拥有核武器将严重威胁盟国日韩的安全和利益，使日韩加速军备扩张中国，降低美国对日韩的控制力，还有可能把美国又一次推向战争的边缘，并极有可能威胁美国本土安全，这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因此，中美两国都看到了朝鲜拥有核武器将会产生的一系列负面效应和对自身利益的破坏，这使两国在朝核问题上找到了共同点，并且都把朝鲜半岛无核化作为解决朝核问题的基础和原则。

（二）中美都主张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

目前国际形势变化莫测，局部地区矛盾不断升级，时有热战发生，而朝鲜半岛的局势也令人堪忧，不排除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战争可能会使相关国家付出惨痛代价和利益损失，中美两国都深知这一点。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今后中国更加关注的是自身的发展和强大，有利的周边环境是中国发展的助推剂，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化将分散中国的注意力，影响到中国的战略利益，因此中国必须尽最大能力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反观美国，它已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泥潭，已再无精力卷入到新的战争中去，现在朝鲜半岛的局势使美国一方面可以保护日韩的安全不受威胁，巩固安全同盟，另一方面又能保持在东北亚地区的存在，极大地牵制中俄。这都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因此，中美都寄希望于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为自己的国家利益服务。中美近几年来加强了彼此间的交流与合作，多次强调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是两个国家的共同愿望，这也为双方进一步的合作提供了基础和保障。

（三）中美都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大国协调解决朝核问题

朝核问题具有极端复杂性，牵扯到各个国家利益，如何协调好这些问题与矛盾成为解决朝核问题的关键所在。战争当然只是最后选择，只是一种手段，并不能圆满解决朝核问题。朝核问题的解决包括了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这样的大国，它们拥有极强的综合国力，在国际事务中具有较大影响力和话语权。因此，在朝核问题中，这几个国家应当扮演负责任的大国角色，为朝核问题的解决发挥应有的作用。1994年，美朝就朝核问题签署了《核框架协议》，解决了第一次朝核危机，但随后这个协议便失去了意义。1996年，美国倡议由中、美、朝、韩举行“四方会谈”，“四方会谈”虽然无果而终，但它标志着朝鲜半岛建立和平机制的进程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2003年在中国的积极倡议和努力下，由中、美、俄、朝、日、韩参与的“六方会谈”如期举行中国，这是大国协调机制的又一次成功。它充分显示了大国协调机制的积极作用，使朝核危机走上了和平解决的轨道，并且为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创造了一个平台。这些成果使相关国家看到了朝核问题得以解决的希望，中美都尽量保持理智，在博弈中接受妥协，积极倡导以和平谈判为主要形式的大国协调机制，并寄希望于这种机制能够发挥出它的最大潜能，为朝核问题的解决提供帮助。这种考量符合中美两国的原则和利益，得到了中美两国的认可和青睐，相信它将发挥更大、更务实的作用。

二、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立场的差异

（一）中美战略目标的差异

朝鲜半岛位于亚洲大陆东端的一个“阵地凸角”，连接着东亚边缘外的连串岛屿，韩国东海和东南部的对马海峡则控制了连接前苏联远东基地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太平洋的重要航道，不但直接关涉到日本的安全，同时也连接前苏联部分重要的太平洋战略区域。另外，朝鲜半岛西海岸与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京津地区隔黄海相望，扼渤海出海口，直接威胁到中国东部沿海的安全。朝鲜半岛的战略位置决定了它对东北亚地区安全的重要性。因此，朝鲜半岛对中美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一贯主张通过对话解决朝核问题，反对诉诸武力，确保和平与稳定的周边环境从而尽快促进经济发展，无疑是其冷战后国家战略最核心的目标。中国认为一个稳定和平的局势最符合中国创建一个和平与合作的周边环境的需要；一个通过各国合作建立起来的地区安全机制要比美国主导建立的地区秩序更符合中国及周边国家的利益；朝鲜通过改革与发展进而实现朝鲜半岛的自主统一更能营造有利于中国的区域环境。反观美国，其亚太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以防止区域霸权的产生为主，它要尽量避免新兴崛起的大国挑战自己的霸主地位，这符合美国的全球利益。美国在解决朝核问题过程中一方面寻求积极对话与合作，更多的则是主张采取施加政治、军事、经济压力与制裁的手段迫使朝鲜屈服，态度较为强硬，这显然是对朝鲜的极不信任。正因为中美在战略目标上的显著差异，使双方也会产生一些矛盾和摩擦，这显然是解决朝核问题的阻力之一。

（二）中美在“无核化与稳定”问题上的差异

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给予了朝鲜一定的信任和帮助，希望朝核问题可以通过对话得以和平解决，这是中国一贯的主张。中国积极倡导并努力与各国合作建立大国协调机制和地区安全机制，以维持朝鲜半岛的稳定与和平，在谈判协商中解决朝核问题，主张只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各国才能通过对话表达自己的主张以维护自身利益，在协商过程中彼此交流与合作，使朝鲜不断迈向无核化的道路，即以朝鲜半岛的稳定来实现无核化，在中国看来这是可行的。美国则站在了另一面。美国也积极进行对话与合作，但它更侧重运用诸多手段来给朝鲜施加压力，试图“以压促变”，总体来说态度比较强硬，缺乏合作诚意。美国认为必须使朝鲜放弃研发和拥有核武器的意念中国，使其无法对盟国日韩和美国自身安全构成威胁，美国才会积极与朝鲜实现平等对话，才能确保朝鲜半岛的稳定与和平。从这个角度讲，中美之间明显存在认识上的差距。

（三）中美关于“诚实的中间人”与“利益攸关方”的认识差距

中国一直奉行“不结盟”政策，不建立自己的联盟体系，与所有国家都保持适度距离。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一般只遵守“就事论事”的原则，期望一切国际事务都能在彼此互信合作与交流谈判中取得结果。对于朝核问题，中国的态度也不例外。中国很巧妙的站在朝核问题协商谈判的平台上，在合适的时间采用合适的方式方法游走在各个国家之间，说服朝鲜放弃核武化，在朝美之间周旋，与各国共同努力建立大国协调机制与地区安全合作机制，这既维持了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遏制了美国的扩张野心，又体现了中国在朝核问题中的关键性作用，维护了自身的国家利益。中国很聪明的扮演了“诚实的中间人”角色，避免自己陷入漩涡，得罪相关国家。美国则总是对中国所扮演的这一角色不甚满意，它认为中国是唯一一个能够对朝鲜施加影响和压力的国家，这样有助于美国解决朝核问题，它希望中国真正拿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做一个合格的“利益攸关方”。即中国应该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全面考量和理解美国的利益和原则，对朝鲜施加更多压力，以实现朝鲜自身的改变，这种改变所带来的效果远比美国采取各种行为所达到的效果要强很多。在美国看来，这不仅有利于加快解决朝核问题的进程，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中国的利益。然而，由于国家战略和价值观的差异，中美两国基本还是各持己见，无法达成一致，这种期待中国追随美国的设想基本不可能实现。

（四）中美关于“朝核问题”与“朝鲜问题”的差异

中国认为朝鲜作为二战的产物，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它具有国际法主体地位，享有国家主权，因此它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国家发展模式和政权组织形式，任何国家和组织不得干涉。朝核问题是在一定国际背景和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个问题，它仅是朝鲜与美国关于核武器问题所爆发的一次危机。所有朝核问题的参与国都必须清楚朝核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应当采取“就事论事”原则，而不应参杂其他不必要的因素。美国则认为之所以会爆发朝鲜半岛核危机，关键就是朝鲜这个国家本身存在问题，美国将朝核问题界定为“朝鲜问题”。美国认为朝鲜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不符合当代世界民主社会的标准中国，缺乏民主与法制制度，人权遭到极大践踏，过分增强军事实力，它的存在是对周边盟国和美国本身的一种实质威胁，美国认为对朝鲜实现民主改造或者彻底推翻朝鲜现政权才是解决朝核问题的出路，这一思维与中国所持的态度截然相反，无形中拉大了中美之间在朝核问题认识上的距离。

三、总结评述

朝核问题是在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力量相互博弈妥协中产生，基于朝鲜半岛重要的战略地位，朝核问题对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天安舰”号事件和朝韩延坪岛炮击事件为东北亚的安全局势敲响了警钟，需要各方的冷静、协调和妥协。中国与美国作为世界性大国以及朝核问题的主要参与国，在多方面考虑各自利益和他国利益后，形成了自己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它们的朝鲜半岛政策和对朝核问题的立场势必会对朝核问题的发展发挥关键性作用。两国在朝核问题的立场上一方面存在共同点和合作的空间，在另一方面也存在巨大分歧和差距，这也是中美相互较量与制衡的过程。朝核问题的解决可能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今后最为重要的是美国要放弃自己的小聪明，认清大形势，和中国一道真诚对待朝鲜以及它的关切，视朝鲜为正常国家，和朝鲜签订和平条约，朝鲜才会真正弃核。一个和平的朝鲜、没有核武器的朝鲜才真正符合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才真正符合全世界的利益，这需要美国加强与朝鲜的交流与合作，增强对朝鲜的信任，改变对朝鲜的强硬政策，同时也寄希望于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协调努力促使朝核问题朝着积极的方向转化。

参考文献

1.主编：陈显泗副主编:宋德星.《和谐东亚——东亚安全的必由之路》时事出版社2008年11月

2.【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著/曹华银译.《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中信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

3.陶文昭著《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政策》重庆出版社2006年11月

4.朱峰著《国际关系理论与东亚安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

5.方连庆/王炳元/刘金智著《国际关系史（战后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

篇9

论文关键词：安全；国家安全；韩非子；法治

先秦时期我国社会政治思想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争艳的景象，这一时期也逐渐形成和沉淀出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精华，其中尤以儒墨道法四大流派影响甚大。在诸子百家中的法家学派的韩非子又因为博采众长，成为先秦诸子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的思想托起了一个强大的封建帝国，并影响了数千年的中国封建政治。在前人研究韩非子的一些文献中，多是从法学的视角和层面来研究韩非子的思想的，比如对韩非子的“法”、“术”、“势”的思想体系，韩非子法学思想的研究等等，少有从政治学角度对其国家安全观进行研究的。鉴于此，笔者通过对韩非子文章的研读，试图从政治学的角度从不同层面对其政治思想特别是国家安全方面的思想进行研究，从中对我国当下的国内国际安全方面也有一定的启发和意义。

一、安全的涵义及对文中“国家安全”的界定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探讨安全问题首先应当弄清楚安全概念及在文章中的界定，这样我们才有了研究安全问题的基点和出发点。在古代汉语中，并没有安全一词，但安字却在许多场合下表达着现代汉语中安全的意义，表达了人们通常理解的安全这一概念。安全作为现代汉语的一个基本词语，在各种现代汉语辞书有着基本相同的解释。《现代汉语词典》对安字的第四个释义是：“平安、安全”。《辞海》对安字的第一个释义就是“安全”，并在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含义上举了《国策·齐策六》的一句话作为例证：“今国已定，而社稷已安矣。”

我们知道国家安全一词属于现代汉语的范畴，先秦并无此说法，但是国家安全的思想却是由来已久。其实，中国古代的王朝安危问题，亦涉及国家间的问题。虽然先秦国家的概念与现代国家的概念有一定的差别，但古今国际政治具有共通性。由夏、商、西周、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共主国、诸侯国和少数民族政权构成的国家行为体，它们已经具备了领土、人口、军队等国家构成的基本要素及拥有部分的对内与对外权限，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国家的本质属性。在春秋战国这一四分五裂的动荡时期，各国所要解决的就是王朝存亡，国家安危的重大政治问题。当然，这里所讲的安全，与现代国家安全是有很大差异的，在此就不比较古今国家安全的异同。总之，先秦文化区域下的国家安全观指的就是先秦国际政治行为体之间为了弥补自身实力的不足，通过结盟获得更多的国家权力，实现该时期国际体系中力量结构的重新分化组合，以有效维护自身国家安全的一种国际政治理念。

二、从政治、法律、文化、军事和社稷安全方面分析韩非子的国家安全思想

（一）韩非子的政治安全思想

在政治主权极不稳定的先秦，韩非子极为敏锐地观察到了一个事实：战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矛盾、斗争促使君主更加集权、专制，因此，极力鼓吹君主专制主义理论，促进了战国时期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发展。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韩非子极力推崇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对整个封建王朝有着深远的影响。迎合了当时统治者的心理也有利于统治阶层的统治。这一制度措施对政治稳定起到了巨大作用，适合当时的动荡局势，有利的保障了国家的政治安全。在权术方面，熔法、术、势三者于一炉，权势不可借人，君主恃势不恃信，主有术而御臣，使术走向智谋状态。韩非的这些政治权术思想，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二）韩非子的法制安全思想

韩非子的法制思想是其思想体系中最突出也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他认为国家安全和强大的出路就在于法制。他说：“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所以他不断强化法的公开性、公正性、统一性、稳定性、权威性，走法治之道。韩非子的法制思想对当时的秦国安内有很大的帮助，从制度层面上使国家机器具备了法律依据，更为重要的是给世人及早的灌输了法制理念，对后世的影响可谓深远。他不但强调国家实力是根本，甚至认为外交无助于国家强大。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1、以法律统一社会，强调法律的规范性。法可以作为规范社会的统一标准。韩非主张：“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2、用法律强制社会，维护法律的权威性。法家以赏刑为推行法治的二柄，主张刑多赏少，轻罪重罚。韩非说:“夫严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而国之所以治也。”韩非的“法”在名义上是赏罚并举，实际在运用过程中就是刑，即“杀戮禁诛谓之法”，“刑”成了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它只能由君主垄断。

（三）韩非子的文化安全思想

韩非子在文化方面强调“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韩非子反对和批判“私学成群”的儒家教育，主张和提倡“听吏从教”的法家教育，“废先生之教”，培养智法之士和耿介之士。“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生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提出了著名的法家教育纲领。所谓“无书简之文”、“无先王之语”，实质就是要废除、清算古代奴隶制的文化典籍和道德说教，特别是儒家所尊崇的礼、乐、诗、书和仁、义、孝、悌这一套东西，并从而实现韩非子的以法为教”的主张，其核心主张为“以法治国”。韩非子认为文化教育对一个国家的稳定发展和君主的统治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对国民进行教化，最终都是为统治阶级更好的统治服务的，也是为君主统治的国家稳定发展服务的。

（四）韩非子的军事社稷安全思想

韩非子在国家社稷军事安全方面的思想表现为“重农固本，强兵备战”。韩非子说“富国以农，距敌恃卒”，争于气力之世，明君必“务力”，“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养成“耕战有益之民”，以利驱人：耕者富，战者贵。韩非子非常重视人为在农业中的作用。韩非是一个“务力”的政治思想家，他反复奉劝君主要“明君务力”。韩非认为，致力于土地的人就富有，致力于战场的人就强盛，不堵塞富强之道就可以称王。富靠农耕，强靠战事，只有耕战才能使国家富强，富强既是国家务力的结果又是国家务力的表现。无疑韩非子在社稷和军事安全方面的认识和思想对其国家的发展稳定有极大的力促作用。同时，韩非子是现实的物质决定论者，他认为人是自私的，因此争夺是不可避免的，国家只有强大才能保住自己的利益，所以，相对实力是国家兴衰和国家间关系的决定性因素。韩非子对于社会冲突起因和国家间关系的认识都是物质主义的。对于事关国家安危的战争问题，韩非子则不问战争的目的是否正义，而只关心战争胜负。他说：“战而胜，则国安而身定，兵强而威立，虽有后复，莫大于此，万世之利奚患不至?战而不胜，则国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万世之利?”韩非子是那个时期最为独特和坚定的物质决定论者，从近代的国际关系学理层面来定位，韩非子堪称是先秦时期的现实主义大师了。

通过对《韩非子》五十五篇的研读，其中涉及国家安危存亡的句子繁多，并且已形成系统性的认识，从前文中韩非子在政治、法制、文化、社稷和军事安全方面的思想分析我们可以概括出在当时特定的时期和历史环境下，韩非子所服务的秦国的国家安全思想就是在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下，对内安内，发展经济军事达到富国强兵，对外兼并其他诸侯国，以实现统一六国。其实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就是如何把一个国家治理好。这些都是相辅相成，一脉相通的。可以简单的认为治理好了国家就能实现国家安全了。当然治理国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在研读韩非子的思想时，总结出了其关于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治国方略。治国方略是治理国家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治理国家中的具有战略性的指导原则和全盘性的计划、方针、政策和策略。韩非的治国方略主要可以概括为：“循天守道、因情而治、赏罚依法、治吏引纲、务力耕战”。治国方略体现的不仅仅是韩非子的政治思想，其实更映射出了其在国家安全维护方面的认识和措施方法。

篇10

论文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