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倾销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6 09:0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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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引发反倾销原因的分析，揭示了反倾销背后的国家利益博弈，论证了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对外出口迅速增长时期遭遇反倾销的客观必然性，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我国应对反倾销的对策措施。
倾销是指一项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市场。反倾销是针对倾销行为而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是世贸组织允许采取的、各国公认的维护公平贸易和保护国内产业安全的合法手段。实施反倾销不是一个国家政府的随意行为，它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最基本的要件：倾销、损害以及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一些国家利用某些贸易纠纷案件，把反倾销作为贸易保护的工具，人为地夸大出口国产品所谓倾销的幅度，尤其是把一些发展中国家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采用与这些国家经济毫不相干的第三国的市场价格来计算这些国家产品的正常价值，而不从这些国家产品的实际成本和价格出发来计算，使一些国家出口产品被错误地裁定为“倾销”，给这些国家出口造成人为的壁垒，给国际贸易公平秩序造成过度的摩擦和动荡。
一、反倾销的实质
国际贸易实质是不同国家的利益互换，反倾销只不过是维护一个国家的利益在国际贸易中不遭受损失的手段，所以，反倾销的实质是在国际贸易中尽可能维护进口国的国家利益。现存国际贸易体制是由欧美等国主导建立的，欧美等国作为利益既得者当然不愿看到自己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在通过国际贸易获得更多利益的同时，还会千方百计地维护既得利益，他们用于反倾销的所谓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和市场经济标准其实都是为了实现其国家利益最大化。当前我国屡遭反倾销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出口增长撼动了现存的国际贸易格局，对欧美等国的既得利益形成了威胁。随着国际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和不断升级，反倾销逐渐演变成为许多国家进行贸易保护的手段。
二、反倾销的经济影响
反倾销既影响出口国的经济发展，又影响进口国的经济发展，常常会对进口国和出口国双方造成“双输”的结果。反倾销对进口国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影响出口。一方面，进口国通过反倾销限制某种产品进入，必然增加国内该产品的生产，而国内生产该产品的企业由于缺少国际竞争优势，增加的产量难以出口;另一方面，进口国扩大该产品的生产，会增加对本国稀缺的生产资源的需求，进口国原本利用这些资源生产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产品，由于资源需求增加以致资源成本提高，从而减弱了这些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出口贸易受挫；反倾销对出口国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影响出口。出口国产品遭遇进口国反倾销时，出口国产品在进口国的市场将会迅速地缩小，甚至被迫退出进口国市场。反倾销还具有一定的连锁效应，一个国家对出口国的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常常会有另外一个或几个国家跟进，也就同样的产品提出反倾销。反倾销对出口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具有非常大的破坏性作用。影响产业结构发展。反倾销会极大地打击出口国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些产业往往在出口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整个产业结构中担负重要的支撑作用。出口国遭受反倾销的产业，其大量的出口产品只有转回头来投入到本国市场，与本国原有的产品抢夺市场，这势必造成市场供求失衡，价格下跌，以至于产品严重积压，大批工厂被迫停产，严重影响出口国产业结构的正常发展。影响规模经济。
我国出口产品频遭反倾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国经济发展和出口增长撼动了旧有世界贸易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出口产品的数量和种类增长迅速，特别是加入WTO以来，我国的出口总量更是快速增加，贸易顺差日益增多，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强大的出口不可避免要遭到进口国的抵制，反倾销调查作为有效的抵制手段成为必然的选择。我国产品享有巨大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比较优势，在竞争中往往处于明显的有利地位，于是经营情况日益恶化的进口国产业纷纷提起反倾销申请，希望借助这种手段将我国产品挤出本国市场。加入WTO后，其他WTO成员国对我国原有的单边设限、产品配额等将逐步取消。为保护自身利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国内产业必然会变换手法转而通过反倾销案件阻止我国产品大量进入。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尚不合理，行业的发展缺乏长远规划，比较注重眼前利益。一旦某个行业有利可图，往往出现过度投入的情况。而且我国企业数量众多，行业管理和协调力度不够，出口秩序混乱，经常出现企业低价竞销的现象，最终导致反倾销案件的发生。欧美等国对我国实行歧视性反倾销政策。在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已取得实质性成就的今天，大多数国家仍然将我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不是按照我国的实际生产成本确定，而是依据“替代国”的成本价格来决定，常常被判定为倾销而课征高额反倾销税。这种歧视性的反倾销政策和做法不但使大量我国产品因征税而退出当地市场，更严重的影响在于它客观上诱导了进口国当地产业不断通过反倾销手段限制我国产品的进口，从而使我国出口产品的现实竞争力受到压制，未来潜力遭到窒息。，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存在着各种行政性垄断，作为市场经济特征的货币自由兑换、劳资工资谈判等还未确立，我国政府的职能还保留着计划经济的一些痕迹，在不同程度上还存在着越位、错位和缺位的现象。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政府的职责范围，严格依法行政，分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使政府成为市场的完善者、保护者，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
监督和鼓励企业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开展经济活动
其次，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在倾销和反倾销中，行业组织能够发挥政府难以发挥的作用。在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行业组织可以收集本行业市场经济运作的资料和证据，统一对外开展本行业的市场经济运作的宣传，积极争取行业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目前，我国的行业组织很不健全，各个行业的企业由于缺乏行业组织的协调，加上个别企业缺乏自我约束，为了占领市场，进行恶意竞争，不仅影响行业的正常发展，而且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因此我国应积极培育和发展行业组织，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协调、沟通、磋商和避免过度竞争的作用。
再次，鼓励企业积极应诉反倾销调查。由于对WTO有关反倾销规定缺乏研究，我国多数企业在遭到反倾销时通常都不应诉，使进口国有权使用所谓的“最佳可获得信息”直接裁决，其结果往往是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当外国产品对我国进行倾销时，我国企业又缺乏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错失申请反倾销调查的最佳时期，不仅严重影响企业发展，而且导致国家利益损失。所以我国应鼓励企业积极应诉反倾销调查和提出反倾销调查申请，维护国家利益。
制定中长期产业发展政策，走创新发展的道路
最后，进一步加强国际交往与合作，改善国际贸易环境。随着我国展开积极的外交谈判，进一步加强国际交往与合作，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极大地改善了我国的国际贸易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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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倾销的特征
关于执行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规定，如果在正常的贸易过程中，一项产品从一国出口到另一国，该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在其本国内消费的相同产品的可比价格，也即以低于其正常的价值进入另一国的商业渠道，则该产品将被认为是倾销。通过对这一概念的分析，我们可以归纳出倾销的若干特征：
1．倾销是一种低价销售产品的行为。这种低价是相对于正常价值而言的，通过这种低价倾销的方式，出口国可以快速占领进口国市场份额，获取高额利润。同时，进口国的相关工业将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2．倾销是一种人为的低价销售行为。倾销是由出口商根据不同的市场特点、供求关系而自己强行压低其产品在另一国市场上销售价格的措施。倾销产品的价格不能客观地反映经济价值，从而，它很可能扰乱进口国的市场经济秩序。
3．倾销的目的和动机具有多样性。对于企业的倾销行为而言，有的是为了销售过剩产品；有的是为了赚取外汇；但最多的是为了争夺国外市场，打败在进口国的竞争对手，垄断进口国的市场，达到赚取高额利润的目的；一些国家甚至利用倾销手段打击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经济，以达到对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控制。
4．倾销是一种不公平贸易的行为。倾销往往是出口商凭借自己在国内市场上的优势地位而获得在另一国市场的竞争优势。从而可看出，倾销是出口国的优势企业把自己的优势从本国又扩张到进口国的过程之一，因此，倾销不仅会影响进口国的经济发展，而且还扰乱了国际市场正常竞争秩序。
（二）反倾销的构成要件
1．在客观上，存在倾销行为。存在倾销行为是构成反倾销的首要条件。如果一国产品出口到另一国时，其不存在倾销行为，那反倾销就无从谈起，因为倾销与反倾销是相伴而产生的。
2．在结果上，存在损害。有倾销的客观行为不一定导致一国采取反倾销措施，还要确定该倾销是否存在对该国国内产业的损害。这里所指的损害一般指三个方面，即对某国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是对其造成实质性损害威胁或是对某国国内相关产业的建立造成实质性阻碍。
3．在相互关系上，倾销行为和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对于反倾销的构成要件方面，因果关系的要求是必然的。如果一国的相关国内产业的损害不是他国出口产品所造成的，那该国就不得采用反倾销措施，否则，其就是滥用了反倾销措施，构筑了新的贸易壁垒。
（三）反倾销诉讼的特点
反倾销的举措被很多国家充分利用来保护本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甚至不惜在两国间建立新的贸易壁垒。面对这一新情况，我国不应坐以待毙，而是应注意当今国际上反倾销的发展趋势，理解和总结反倾销诉讼的特点：
1．在一定的条件下，反倾销诉讼是一种抵制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有效方式。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反倾销也一样，它既可以用来保护一国的民族工业，也可能被一些国家利用来构筑新的贸易壁垒。面对第二种情况，出口国的企业就需要积极参与反倾销诉讼来保护自己企业的利益，抵制这种不公平贸易的行为。
2．反倾销诉讼的目的和动机具有多样性。由于世界上倾销的目的和动机具有多样性（前面所提到的），因而它也决定了反倾销诉讼的目的和动机具有多样性。当然，它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出口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得到公正的对待，使世界经济在良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因此，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反倾销法律制度都按照WTO的要求规定了反倾销诉讼，以此，出口国企业的权益才能得到更好地维护。
3．反倾销诉讼具有公私兼顾的特点。一旦某个国家的生产行业认为自己所在的行业受到了外国进口产品的实质损害或损害的威胁，它便会向自己所在国的反倾销主管部门提起申请，要求对出口国可能涉及倾销的企业进行倾销调查。之后，该国的反倾销主管部门便会对这一情况进行调查，一旦情况属实，它便会采取相关的反倾销措施。同时，在该国的反倾销主管部门的调查过程中，外国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会参与进去，进行反倾销应诉。
4．反倾销诉讼的提起主体具有特殊性。反倾销诉讼并不是任何一个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团体都能够向国家的反倾销主管机构提起的。只有遭受倾销的行业或某国反倾销的主管机构才有资格提起反倾销诉讼。例如，美国，只有反倾销的主管机构和遭受倾销的同类产品的生产商或批发商、工会或行业协会才能提起反倾销诉讼。
5．反倾销诉讼应诉周期长、成本高、涉及面广、专业性强。反倾销诉讼涉及到法律、技术等很多领域的知识，既专又广，对于遭受反倾销的企业来说，很不好操作；同时，反倾销诉讼需要大量的资金作为保证，时间一般要在十几个月左右，很多企业在资金上很难承受，在时间上也拖不起。
二、我国遭遇反倾销现状及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对外贸易不断发展，一些国家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指控逐步增多。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遭受反倾销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反倾销案件急剧增加，对我国出口产生严重的威胁。据统计，在1980年至2000年的20年间，针对我国出口商品的反倾销案件，约占国际反倾销案件总数的11．25％，排名第一；遭受反倾销最终裁定的案件数量及其比例也都位居世界第一，这些表明中国已成为世界反倾销的最大受害国。
我国遭遇反倾销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客观原因。反倾销作为WTO所认可的保护国内工业不受冲击的法律武器，被一些国家滥用。近年来，由于国际贸易领域竞争激烈，全球经济不景气，加之关税的下降和非关税壁垒受到越来越多的约束，反倾销措施越来越成为发达国家实施贸易保护的手段，即以反倾销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加之由于我国改革开放前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国外许多国家仍带有政治色彩看待我国，将我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因此，在对我国实施反倾销时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歧视性，利用制度上的特殊便利，加大了反倾销的针对性。
第二，主观因素。（1）欠缺合理的外贸出口结构是遭致反倾销的重要原因。从出口产品的结构来看，偏重于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工业、轻工产品和农副产品。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长期呈过度竞争的态势，产品的附加值相对偏低，造成中国的出口商品与低价密不可分的不良国际形象。（2）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出口管理制度不健全。出口企业未能把握国际市场和进口国行情，及时调整出口商品的价格和数量，常常是某种商品只要在国外畅销，国内企业便蜂拥而上，导致某些商品大量涌入存在进口国，给人以“倾销”的印象。事实上，很多国家的反倾销法都以进口数量的明显增加作为考虑倾销构成或工业损害存在的重要因素。（3）国内出口企业应诉不力。我国出口企业碰到被告反倾销，往往是采取不应诉的态度。加上我国企业法律意识淡薄，自我保护意识差，客观上又缺乏应诉经费和反倾销专业人才，所以在面对反倾销调查时多采取“消极避战”的态度。
三、我国在国外反倾销诉讼的应对方略
1．建立企业自身的反倾销预警机制。如果一个企业自身没有很好的反倾销预警机制，就不可能在第一时间得到自己“遭受反倾销调查”的信息。从而，当国外对我国企业进行反倾销时，我国企业很可能陷入被动。因而，我国的出口企业有必要建立反倾销预警机制，注意通过与我国驻该国商务机构或律师事务所及时联系，注意跟踪该国的反倾销意向，尽量避免和防止可能的反倾销投诉的发生。
2．一旦立案，应积极应诉，并做出快速反应。组织专门的应诉小组，做好“硬战”的准备。中国企业有一个特点：在面对国外对我国企业的反倾销时，组织应诉不及时，决策太慢，往往错过抗辩的好时机，从而导致高额的反倾销税率。“不应诉就等于不战而降”。同时反倾销应诉周期长、涉及面广、专业性强，企业在应对反倾销诉讼时，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专门班子，才能出色地完成任务。企业在国外反倾销应诉过程中，还要对细节问题认真对待。
3．争取有关方面的支持和配合。为保护国内企业的合法权益，国家有关部门有义务协调反倾销工作，旨在为企业开展反倾销的申诉和应诉提供法律咨询和指导，开展相关法律知识培训等。另一方面，企业要积极寻求行业协会的支持。行业协会是政府和企业的桥梁，它们在协调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企业之间的利益和相互关系，在行业信息、就业信息等方面能为会员企业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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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反倾销经济因素替代国制度
一、反倾销决策的相关经济因素
反倾销涉及两国或地区之间的经济行为，反倾销需要确认存在倾销行为，但反倾销的发起通常和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关。
1.反倾销的本意是规范国际贸易秩序，防止不正当竞争，也有保护幼稚工业的意图。
反倾销也因此和反补贴、保障措施成了世界贸易组织所允许的保护国内产业的三种合法的贸易救济措施。发起反倾销的国家或地区，其经济发展情况的好坏影响到其发起反倾销的频度和规模。如果其经济稳定增长、就业充分，投资和需求旺盛，那么其就更愿意依比较优势进行分工，获取贸易利益，因而对进口产品发起反倾销的可能性就较小；否则，即使并非单由倾销所致的销售额下降、失业等“产业损害”也会归咎于进口产品，而发起反倾销诉讼。
2.反倾销针对某特定产业的产品，关系到两国或地区的产业结构。
产业损害的确认首先要界定与涉案产品相似的产业范围，而生产能力的提高使得企业对有限市场的争夺和同质产品的竞争异常激烈，若进口方与出口方的产业结构相同，产品差异性较小，则使得竞争加剧，进口方为保护国内生产企业，会倾向于发起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措施。
3.反倾销涉及众多利益主体，包括被反倾销商品的出口商、进口商，进口国或地区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该产品的进口商和出口商等等。所以，唯有对反倾销的相关利益主体进行一般均衡分析，才能全面地对倾销和反倾销的成因、对反倾销的福利影响进行分析。
二、反倾销制度的经济分析
反倾销制度是反倾销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反倾销发起国正是通过运用各种反倾销制度来达到自己的经济目的。制度作为经济的内生变量，在制定时就充分考虑了其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和运行方式。因此，就必须对相关制度作深入分析，以下主要以替代国制度为主要阐述。
（一）替代国制度的含义
替代国制度是反倾销中的一个特有的概念，在西方反倾销体系中，对于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的“正常价值（NORMALVALUE）的认定是带有歧视性的。出口价格低于产品的正常价值是确定倾销行为存在的首要因素。WTO《反倾销协议》中只规定了出口国国内价格、出口第三国价格和结构（推算）价格三种正常价值确定方式。但美、欧等国国内法中却增加了这样的表述：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产品，其正常价值不以该国国内销售价格为准，而要寻找一个与其经济水平相近、有可比性的第三国作为“替代国”，以“替代国”产品价格确定正常价值，一旦我国商品售价低于替代国内市场价，就可被认为倾销成立。他们的理由是“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国内价格是中央计划的产物，不能反映产品的真实价值。
（二）替代国制度的歧视性
到目前为止，尚无哪个国家完全承认中国已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也是外国对华反倾销逆向选择和歧视的表现之一。因为认定中国为非市场经济的国家，外国对华反倾销案件的裁决就可以不直接引用我国市场价或成本价，而是选用替代国价格来计算倾销幅度。据外经贸部提供的资料显示，曾被选用做替代计算的有美国、欧盟国家、日本、澳大利亚、香港特区、韩国、津巴布韦、印度尼西亚、南非、丹麦、智利、中国台湾、土耳其、新加坡、阿根廷、挪威、印度、马来西亚、泰国、乌拉圭、斯里兰卡、南斯拉夫、奥地利等23个国家和地区。以欧盟对华案为例，曾被选用作为替代计算的有美国(9次)、日本(3次)、欧盟(4次)、韩国(4次)、中国台湾和香港特区(共5次)、澳大利亚(1次)，占欧盟案35%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开发方式、成本构成和经济水平与我国实际相差甚远，其成本是中国内地企业的若干倍，这样计算出的倾销幅度往往高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如墨西哥对我国鞋类征税1105%、秘鲁903.92%(鞋)、巴西760%(普通锁)等，通过随意选择替代国别说1100%，就是2000%的税率也照样可以办到。但是这种做法却严重违背了WTO规则，也无视我国改革进程和成就。这种明显带有歧视性的法规，给西方国家打击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出口提供了锋利的武器，无怪乎中国产品频频遭难。
（三）替代国制度的弊端
1．替代国方法缺乏可预测性
在进行价格比较时，国外反倾销法允许市场经济国家以其产品在本国市场销售价格作为“正常价值”。因此，这些国家的出口商在向国外出口商品时，通过与国内市场价格的比较，能清楚地知道其卖到国外市场的价格是否构成倾销，或倾销幅度是多大，可以实现做好防范准备。但是，对我国出口商而言，国外机关会牵强地为我国出口商品寻找“正常价值”，在找到这个替代国前，连国自己也不知道“正常价值”是多少，更何况我国出口企业。
2．替代国制度抹杀了我国出口产品的成本优势
不同的国家不仅由于不同的经济水平，工资水平和人口状况从而在劳动力价格上有很大差异，而且还因为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产品的加工条件以及国内市场需求的不同在产品成本配置的其它方面也有很大的差距。比较成本优势不仅存在于市场经济国家之间，而且也存在于市场经济与非市场经济的国家之间。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低收入国家，平均工资水平仅为美国的1/40，管理费用以及大多数原材料价格比起世界上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来说也低得多。然而，在对我国出口产品进行的反倾销诉讼中，一些国家对我国产品的成本优势或者根本不予考虑，或者是随意抹杀。
3．结构价格缺乏合理性
在采用结构价格时，国一般会先到出口国调查一定数量的产品所使用的土地，厂房，设备，劳动力，原材料，能源等，然后到生产水平大致相同的国家或地区去计算使用这些土地，厂房等的费用，加上运费，10%的企业管理费和8%的合理费用即构成结构价格。于是，国外反倾销当局有时就采用从不同国家分别使用生产要素的费用来联合计算成本，有时甚至用一些发达国家的生产要素来计算我国的生产成本，这就更不合理了，国外用结构价格作为“正常价值”很容易得出我国倾销的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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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反倾销公共利益国家经济安全环境保护
在各国的反倾销案例中，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对基础原材料如金属、化工品等的反倾销。我国自1997年对进口产品发起第一起反倾销调查案件以来至2006年2月，已经对三氯乙烯、丙烯酸酯、不锈钢冷轧薄板、冷轧板卷等共41种产品采取了反倾销措施，其中基础原材料就占了2/3多。
1成为反倾销对象的原因
1.1与基础原材料本身的特性有关
基础原材料可以分为化工制品和基础资源。基础原材料的化学结构比较简单，化学性能和物理性能特点比较显著，容易区分。发生倾销案件时，容易认定同类产品，对倾销的认定有利，而且大多基础原材料属于初级产品，处于生产链的上游，产品涉及面广、品种众多，下游产业应用范围广泛，在许多后续加工时常常能给加工产品带来较高的附加值，所以发生反倾销的几率也较高，有时甚至出现产业链的上下游产品同时都遭到反倾销调查的现象。
1.2与基础原材料适合规模化生产的特性有关
基础原材料大都是适合规模化生产的产品。在规模化生产的行业，为了降低平均生产成本，企业必须维持甚至扩大生产规模。但为了避免规模不经济的现象发生，同时增强企业竞争能力，企业将目光投向海外，转移部分生产能力，拓展国际市场。当市场竞争激烈，而国外市场需求无法确保时，出口企业就会倾向于选择倾销这种竞争手段，则相应进口国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几率就较高。
1.3与关税结构有关
根据关税结构有效保护理论，关税结构一般都体现为从原材料中间产品制成品的由低到高的梯形关税税率结构，其关税税率是随加工程度不断提高而提高的，体现了对产业的有效保护程度。一个国家或地区对于基础原材料产业一般不会通过提高关税来抵制进口和进行保护国内产业，否则将不利于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各国普遍对基础原材料实行较低的进口关税税率，甚至实行零关税，于是反倾销便成为保护国内基础原材料产业的有力工具。
2利益分析
对基础原材料的反倾销，究竟是利是弊？如果仅是从倾销对国内竞争性产业造成损害角度考虑，显然是不合适的。必须要考虑多方面因素，从公共利益、国家经济安全、对外贸易关系、环境保护等多个因素。
2.1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分析
从公共利益角度出发，在依照反倾销法决定是否实施反倾销措施时，国家需要平衡利益主体，其中包括受倾销损害的国内产业、以倾销产品为原料的下游产业以及最终的消费者。
2.1.1国内产业的利益分析
对基础原材料进行反倾销，与对其他产品的反倾销一样，无疑给国内受损竞争产业提供了贸易保护。在采取措施征收反倾销税后，进口产品价格止跌反弹，进而限制了该产品来自诉讼国对象的进口量，有利于涉案产品在数量和价值方面呈稳步增长趋势的情况下，使国内同类产品价格摆脱低迷状态。这有利于维护公平的贸易环境，有利于国内竞争性产品市场恢复有序竞争的状态。
同时对于国内同类产业的发展而言，通过反倾销调查，如果采取措施，一般都会对国外进口产品征收为期5年的反倾销税，且经过复审后还可继续征税，这样对于国内的同类产业而言，就为其赢得了宝贵的调整时机，国内产业可以在这段时间内得以利用当今世界前沿技术改进设备，提高生产率，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增强产业国际竞争能力。
但是如果受损竞争企业把反倾销仅当作是贸易保护的手段，不思进取，或者无法从技术上加以突破，来提高自身的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扩大生产规模，最终还是无法逃脱被淘汰的命运。
另外，国内竞争性企业反倾销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最终取得胜利后，最终得益的却不一定是其本身。首先，反倾销会导致贸易转移效应的产生。由于反倾销税只适用于指定来源的产品，在限制特定国家和地区进口的同时，会引发其他国家和地区低价产品进口的增加。反倾销保护引发的贸易转移效应，使得进口来源由被指控存在倾销的出口企业，转向未遭受指控的其他出口企业；或者从裁定倾销幅度较高的出口企业，转向倾销幅度相对较低的其他出口企业。这样就导致反倾销保护的实施效果不一定能够达到进口国的预期目标，真正受益的可能不是进口国的进口竞争产业，而是那些未遭到反倾销调查的其他国家的出口企业。其次，对部分进口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削弱了相关国家产品在进口国市场的竞争力。一些外国公司并不是坐以待毙，为了维持乃至扩大在进口国市场的份额，外国公司可能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进入进口国市场，或者进一步扩大在进口国的投资规模，由此引发反倾销保护的投资跨越效应，削弱了反倾销对受损企业的保护作用。
2.1.2下游产业角度的利益分析
基础原材料的产业特点是产业链条长，下游产品多。当上游产业获得了反倾销保护后，上游产业的产品价格上涨，加大了将上游产品作为投入品的下游产业的生产成本，从而降低了下游产业的竞争力。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下游产业也会进行反倾销申诉，当这种申诉被授予时，最初由上游产业提起的反倾销就产生了继发性保护效应。反倾销行动的继发性保护效应，使得反倾销措施在上下游产业间发生了传递，从而加大了进口国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成本，增加了进口国的消费者福利损失。
同时，在对基础原材料产品进行反倾销后，短期内抑制了进口产品数量，如果国内同类竞争原材料产品生产厂家很少，国内的产品可能由原先的供大于求变成奇货可居，有可能价格发生惊人上涨，发生价格垄断，由此造成下游企业成本成倍增加，甚至难以为继，最终遭受到灭顶之灾。
由于上下游企业实际是紧密联系，相互依存的。一旦下游企业失去竞争力，则下游国外产品会趁机大量涌入国内市场，使下游企业更加难以为继，甚至停产、倒闭。国内上游企业产品进而会失去下游的产品生产商，可能会由紧缺资源到过剩资源，不得不降低产品价格，甚至也会面临停产、倒闭的地步，产生一种恶性循环，最终造成整个产业链的受损，由此引发的后果使反倾销措施的作用适得其反。
2.1.3消费者角度利益的分析
基础原材料不是供消费者直接消费的产品，对于基础原材料的反倾销，虽然不会直接影响到消费品，但上游产业由于反倾销价格上涨，进而会通过投入产出关系影响到下游产业的成本，最终会间接提高消费品的价格，损害到消费者的利益。
总之，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分析，对于基础原材料的反倾销，对于竞争企业而言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否能真正得益与该企业是否能通过反倾销保护真正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有关。而对于下游企业和消费者而言，他们无疑是反倾销的受害者。
2.2从国家经济安全角度分析
所谓国家经济安全，就是指一国最为根本的经济利益不受危害和威胁。其主要内容包括：一国经济在整体上独立、基础稳固、运行健康、增长稳定、发展持续；在国际经济生活中具有一定的自主性、防卫力和竞争力；不会因为某些问题的演化而使整个经济受到过大的打击和遭受过多的损失；能够避免或化解可能发生的局部性或全局性的危机。
在经济全球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各国各地区对基础原材料进行全球性的采购。由于基础原材料大多属于掌握国家命脉的产业，牵一发而动全身。对于低价倾销的基础原材料是否危害国家的经济安全，有观点认为，如果基础原材料产业供应链掌握在进口方手中，由于基础原材料产业链长，涉及产品多，如果国际市场价格上涨，会给进口国带来诸如将不得不支付大量外汇以保证供应，下游产业则将不可避免地面临成本上升、利润下降等问题，会危及到国家的经济安全。
事实上，对于国内资源相对丰裕的基础原材料产业，进行适当的保护是必要的。国家可以通过适当的反倾销措施，建立自己的产业。产业可以通过这种保护提高本身的竞争力以及生产效率，扩大生产规模，不仅保障该产业的安全，同时带动下游企业的健康发展，有助于国家经济安全。但对于国内资源相对稀缺的基础原材料产业，对该类产业作出保护后，由于本身受资源限制，产业无法在有利的条件下得到很好的发展，导致国内经济从一开始就处于资源供应不足的“不安全”状态，下游企业由于产业资源供应不足，发展受到抑制，产业竞争力下降甚至丧失，最终影响整个产业链的健康发展，导致的结果不仅没有起到保护作用，相反使国家经济安全置于更不稳定的状态。
2.3从环境保护角度考虑
一部分基础性原材料产业属于高污染、高能耗及资源性产品。对于这一类产品，如果限制进口，加强出口，恐怕是贪小利而失大利，是以子孙后代的长远福利为代价的。现在许多发达国家将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转移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对资源性基础原材料限制出口、加强进口，充分运用国外基础性原材料资源。我国发改委能源所战略室主任高世宪表示，高耗能、高投入换取了经济的增长，却引发了中国的资源、环境问题。高能耗行业的低水平扩张，几度致使中国的能源供应出现紧张，高耗能带来的高污染又要企业投入巨额进行补救。
2.4从对外贸易角度考虑
很多国家在实施反倾销措施时，其目的不仅仅是保护本国产业免受不公平竞争的损害，而是要报复其他国家对本国出口产品实施的反倾销限制，以“以牙还牙”的方式来遏制其他国家滥用反倾销措施，保护本国的出口利益。这不利于国家及地域间的对外贸易关系。例如，1993年1月27日，美国商业部宣布向来自19个国家的钢材进口征收0.03%～10%(平均2.7%)的临时反倾销税，导致了世界范围的“钢铁战”，其中加拿大对来自美国和其他五个国家的热轧钢征收4.5%～124.2%的尝试性反倾销税，而加拿大是美国的最大钢铁客户，此举严重阻碍了美国出口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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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公允价值；正常价值；反倾销诉讼
自1979年欧盟对我国出口的糖精及盐类进行首次反倾销调查以来，全世界l／7的反倾销案件调查针对中国，国外针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的反倾销案平均每年约20起，累积影响我国出口贸易额约150亿美元。毋庸置疑，我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但同时也是其他国家反倾销诉讼的最大受害国。
据统计，我国是世界上遭受反倾销案件调查最多的国家，且反倾销裁定败诉的比率也是世界上最高的。1995年至2006年6月，我国遭遇反倾销调查的案件总数为500起，并且在全球反倾销立案数量逐步减少的情况下，针对中国的反倾销立案仍然呈增长的趋势。2006年国外对我国反倾销立案数占全球反倾销案件总数的36％…。
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国以往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与国际会计准则在很多方面差异很大。我国企业面临反倾销诉讼时，由于以往的会计资料都是以历史成本为主要计量属性，而国际会计准则大多采用公允价值这一计量属性，从而导致反倾销调查中在确定产品的正常价值这一环节上，我国企业的会计资料不能得到调查机构的认可，企业的会计信息被认为是不能真实、公允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通过这些会计信息得到的企业的产品价格也被认为是不可比和非公允的，因而我国企业常常在反倾销诉讼中处于劣势。
反倾销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认定倾销的过程需要良好的会计支持。自2005年以来，欧盟上市公司全面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在国际反倾销调查中，许多判断标准都是以公允价值为基础的，这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国际惯例的现实要求。2006年我国财政部颁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启用公允价值这一国际上通用的会计计量属性，这既适应了国际趋势，也为我国企业应对日益严峻的国际反倾销形势提供了会计支持的基础。
1公允价值是反倾销中正常价值确定的基础
倾销是指一国产品以低于相似产品的正常价值进入进口国的流通领域。WTO关于倾销有两种认定标准，即价格倾销和成本倾销。根据价格倾销标准，如果一个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在正常贸易过程中为该出口国确定的相似产品的可比价格，则该产品将被认定是倾销产品；而根据成本倾销标准，如果相似产品在出口国国内市场的销售价格或者向第三国销售的出口价格低于单位生产成本加上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等之和，并且这种销售在一个持续时期内数量巨大，其价格不能在合理的期限内补偿其所有的费用，则这些销售由于价格原因可看做不属于正常贸易范畴内，并在确定正常价值时不予考虑。
无论是价格倾销还是成本倾销，都涉及正常价值这一概念。正常价值是各国反倾销法律中的核心之一，是确定是否存在反倾销行为以及计算倾销幅度、决定反倾销措施的关键因素。
关于正常价值的界定在美国反倾销法中规定，正常价值是指外国相同产品在母国或第三国市场经调整的销售价格，或者是目标商品的结构价格。在世贸组织及欧盟对倾销的界定中规定，一项产品在正常交易过程中供其本国国内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即为该产品的正常价值。因此，概括起来正常价值就是指在正常贸易交易过程中供出口国国内消费的同类产品或相似产品的可比价格。如果存在这种活跃公开市场，则一般采用公开市场上的销售价格来计算；如果不存在这种活跃的公开市场，或者由于国家控制经济，生产要素价格不是由市场决定的，则要采用一个与被调查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存在活跃的公开市场国家的价格水平来计算所谓的“正常价值”，或者以该同类或类似产品出口到第三国的价格或者以该相同或类似产品的生产成本加合理费用、利润(即结构价格)为正常价值。
反倾销中正常价值这一法律概念所反映的实质是一种公开市场价格，是买卖双方对全部相关因素拥有合理知识，没有人被迫购买或被迫出卖；欲买者和欲卖者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交换一项财产的现金量或现金等价物。因而公开市场价格与会计准则中的公允价值的定义是一致的，即两者的本质都是一种基于市场信息的评价，是市场而不是其他主体对资产或负债价值的认定，且交易双方平等、自愿、熟悉情况是他们的基本要素。
由此可见，正常价值和公允价值在其概念的内涵上是一致的，都是以体现市场公平的公开市场价格来确定，即从会计计量属性来看，所谓正常价值就是会计计量的公允价值，公允价值是正常价值的会计本质。
2、公允价值在我国申请市场经济地位中的影响
公允价值在反倾销诉讼中的影响是深远的，它的影响不仅仅是体现在某一次反倾销诉讼中，而且关系到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确定。公允价值的采用是我国申请市场经济地位会计举证中的重要标准。在国际社会中，美国及欧盟的大多数国家将我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企业的成本核算中，并未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我国涉诉企业的成本资料被认为是显失公允性的。因而，在正常价值计算时，调查机构不直接采用我国企业国内的成本资料，而是采用替代国的相同或同类产品成本资料。反倾销调查当局选定的替代国成本又往往比我国成本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这样就人为地提高了我国涉诉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使得原本并不存在倾销或倾销幅度很小的出口产品被冠上了倾销的罪名，被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对我国进出口贸易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在反倾销中公允价值应该由市场决定，这不仅反映原材料、能源的供应基于市场因素，也反映产品的销售是由市场决定的。而那些未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所生成的会计信息很难得到反倾销调查机构的认可。例如，1999年欧盟对我国电子秤倾销案中，涉案的2家中国企业——上海TERAOKA电子公司和上海YAMATO秤器公司，因为在国内销售产品时价格几乎一样，而受到政府控制，故其市场经济地位的申请遭到了拒绝。欧盟认为生产商在定价上是不“自主的”，成本资料以及销售价格的制定并未采用公允价值的计量模式，而是在“质性”的政府控制之下。因此，这2家中国企业所提供的会计资料因未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被认为是非基于市场供求信息而被完全驳回，即该2家企业提供的产品销售价格是不能有效地被用来计算倾销幅度的。
由于公允价值和正常价值具有本质的一致性，否认公允价值在我国的应用环境实质上就是否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是违背我国改革开放和完善市场经济初衷的，同时也会产生经济及其他方面的不良后果。随着我国进入后WTO时代，面对众多反倾销案的巨大冲击，我国极力争取国际社会对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工作必将更加积极深入地开展。因此，公允价值计量在我会计准则中的广泛应用必须同步进行，才能保证这项工作取得最终的成功。
3公允价值在我国抗辩替代国选择中的影响
所谓替代国，就是反倾销调查当局选定的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同、贸易环境相同的市场经济国家。在正常贸易条件下进口产品在其生产国的市场销售价格就是涉诉产品的正常价值。如果涉诉产品来自“政府垄断”或“高度垄断”的出口贸易国，那么在反倾销诉讼中该国将被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其正常价值的确定就必须以某一替代国国内市场同类产品的销售价格，或者生产成本加上一定数量的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以及一定数量的利润作为正常价值的基础。虽然我国出口企业在以往的反倾销应诉中进行了市场经济运行的陈述，但由于某些不确定性因素，企业本身的销售价格或成本很容易被反倾销调查部门拒绝，而往往不切实际地选择其他第三国的替代价格，无法做到公平、合理地确定我国产品的倾销与否和倾销幅度。为了将损失降到最低，我国企业应根据自己的会计信息平台，对反倾销调查机构确定的“替代国”进行抗辩并提出合理有据的建议。其中企业在日常经济过程中适当采用公允价值进行成本核算和管理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公允价值计量使会计记录由静态转为动态，能更客观地反映企业真实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2006年我国财政部颁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中，在债务重组、非货币易等具体准则中大胆采用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而在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股权投资、企业年金、股份支付、收入、政府补贴、企业合并等具体准则中，也直接或间接地运用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如企业严格按照新准则的要求，谨慎地运用公允价值进行成本及销售核算，那么这些会计资料便可以作为选择合适替代国的参考，在反倾销诉讼的过程中可以据此对调查机构选择的替代国提出质疑并作出有力的抗辩。在欧盟理事会2001年7月19日公布的对我国节能灯反倾销案的终裁决定中，多数应诉企业和大量的未应诉企业被课以高额反倾销税，主要原因是调查机构不合理地选用墨西哥作为该案的替代国所致。同一案中，厦门某外商独资企业满足了欧盟所谓的市场经济地位标准，其出口价格与自己的成本加费用加合理利润比价，结果就没有倾销可言。如果欧美把中国与印度、韩国等在反倾销调查中同等对待的话，就不会有如此众多的对中国产品倾销的指控，也不会产生高额反倾销税。
因此，我国出口企业在进行相关业务核算时，应力求公开、公平、公正，力求满足新准则中有关公允价值的计量条件，尽可能引入公允价值计量，从而能提供真实、透明、公允的会计信息，在满足国外反倾销调查需要的同时，为正常价值计算中替代国的选择提供完善的会计支持。
4在反倾销诉讼中我国企业运用公允价值应注意的问题
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在总体上是基本协调的。但由于国际会计准则是以发达的市场经济为假设前提，公允价值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留给会计人员专业判断的空问较大。在我国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运用公允价值应对反倾销诉讼时要注意如下几点：
a．保证信息质量的可靠性。相对于具有客观性、确定性和可验证性的以实际交易为基础的历史成本计量，公允价值计量虽然能提供更为相关的信息，但也具有不确定性、变动性。因此我国企业在应对反倾销诉讼时，必须按照新企业会计准则的指导思想，在满足会计信息可靠性的质量要求前提下，审慎地运用公允价值。只有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才是应对反倾销诉讼的会计支持基础。
b．提高公允价值计量的实际操作性。有许多会计要素如资产和负债在市场上很难找到可供参考的价格，未来现金流量的金额和货币的时间价值等都是不确定的，在计量的操作上往往面临着很大困难。所以企业应重视与反倾销相关的市场信息及其他有用信息的收集与整理，建立良好的反倾销会计信息平台。同时，在日常会计事务中，要保管好与企业生产、经营、销售等相关的原始资料和数据。从而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实际运用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
c．提高会计人员在反倾销诉讼中运用公允价值的专业能力。反倾销会计业务因其特殊性和复杂性，与其他会计相比，对会计人员有着更高的素质要求，除具备一般会计人员应有的素质之外，还需要通晓国际会计准则和国际法务会计，熟悉国际贸易知识，具备熟练的外语交流能力。同时，在反倾销应诉中应充分发挥公允价值的作用，必须对公允价值的定义、特点和估计层次等基本框架有深入的理解，从有利于反倾销诉讼的角度出发，采取适当的估计方法，正确运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最终达到维护我国企业在反倾销诉讼中经济利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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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农产品贸易总体上是进出口额增长速度落后外贸平均增长速度，且进口增长快于出口增长，并于2003年后转为逆差。在结构方面，除水产品、蔬菜、水果、畜产品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还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外，大宗土地密集型农产品、林产品和大多数农业原料产品已经不具有比较优势。根据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对中国主要大宗农产品产需形势的预测，除大米外，玉米、小麦、大豆、棉花和豆油在2005-2010年间都是净进口，其中玉米、小麦和大豆的进口增长幅度较大，与2005年比，2010年的增幅分别为198%、73%和40%。大宗农产品进口激增，对相关产区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势必造成严重冲击。从农产品贸易环境看，目前我国农产品进出口均面临来自国外的巨大压力。2007年世界农产品关税水平平均为62%，我国农产品进口关税已降至15.2%，并且削减、取消了大批农产品进口管理措施，目前我国已是世界上农产品市场最为开放的国家之一。在出口方面，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出口除频频遭遇技术性壁垒外，也是反倾销的主要受害者。
从农产品贸易的趋势看，随着WTO谈判的进展，农产品贸易扭曲的情况将得到缓解，农产品贸易将会逐渐更加自由和公平。但发达国家由于长期对农业实行高补贴政策，加之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及农业部门的压力，WTO多边协议首先会造成发达国家农业支持政策在“箱”间的转移。我们对农产品自由竞争和公平贸易还不能抱有过于乐观的态度。短期内中国农产品贸易环境无疑会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二、我国反倾销制度在农业领域的缺陷
由于我国农业生产自身的特点，反倾销制度要想在农产品贸易中取得效果，尚存在以下缺陷。
1、反倾销调查申请人的资格问题
尽管《WTO反倾销协议》赋予了相关产业在受到倾销损害时申请反倾销调查的权利，但同时又对申请人的条件和资格进行了严格限制。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此也做出了类似的规定。《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国内产业或代表国内产业的自然人、法人或者有关组织”均可提出反倾销调查的书面申请。但第十七条又规定“表示支持申请的国内生产者的产量不足国内同类产品总产量的25%的，不得启动反倾销调查。”这种对申请人资格的严格限定，对于发达国家产业组织比较健全及以农场为主的大规模生产模式来说，似乎不成问题；但对于我国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产业组织尚不健全及以农户为主的小规模生产模式来说，事实上等于剥夺了农民反倾销申请人的资格。
2、反倾销调查申请人的能力问题
反倾销调查由申请人通过提交申请书的方式提出申请。在《WTO反倾销协议》的基础上，《条例》对申请书的内容也做了详细规定。《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申请书应包括如下内容：“申请人的名称、地址及有关情况；对申请调查的进口产品的完整说明；对国内同类产品生产的数量和价值的说明；申请调查进口产品的数量和价格对国内产业的影响；申请人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内容。”《条例》第十五条又规定了申请书应当附具的证据：“申请调查的进口产品存在倾销；对国内产业的损害；倾销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除此之外，在《反倾销产业损害调查与裁决规定》第二十一条中又附加了如下三条内容：“损害的类型，是指实质损害、实质损害威胁或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如果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地区），还应当分析进行累积评估的原因及理由；造成国内产业损害的其他因素及其他证据材料。”可见，申请人不仅应该掌握国内外两个市场上的生产者或经营者信息、相关产品的数量及价格信息，还需具备对国内产业影响的总体评估能力。同时，对倾销、损害及两者的因果关系也负有一定的举证责任。
由于农产品的生产方式及市场的复杂性，即使通过地方性产业组织的联合或其他方式具备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申请人资格，也很难有能力提供一份信息充分、证据确凿、符合要求的申请书。在对申请人资格和“申请书内容及所附具的证据等进行审查”的基础上，立案调查的可能性就更微乎其微。
3、政府保护的有效性问题
《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商务部“没有收到反倾销调查的书面申请，但有充分证据认为存在倾销和损害以及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的”，也“可以立案调查”，这就从法律角度赋予了国家行政机关作为反倾销调查申请人的主体资格。但是，反倾销调查是以维护行业或企业的利益为直接目标的，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家整体利益的代言人，而不是某一具体产业的代言人，更不是某一企业利益的代言人。因此，在未接到申请，但却有“证据”的情况下，是否决定立案调查，也必然会从国家整体利益、对外经贸关系等角度综合考量，而不会只局限于某一产业的具体利益。尤其是在当前我国总体贸易存在巨额顺差，承受一些贸易伙伴国巨大进口压力的背景下，国家行政机关就更加难以自主做出对外反倾销立案调查的决定。
因此，由于国家利益和某一具体产业利益的不统一，不代表产业利益的国家行政机关并不会忠实履行反倾销申请人职责。国内外大量的反倾销案例也证明了这一点，绝大多数反倾销立案调查都是由企业或产业组织提出申请的。
三、在农业领域增强反倾销调查可操作性的建议
1、思想层面
（1）牢固树立反倾销是维护公平贸易的手段的基本观念。反倾销是WTO赋予缔约方反对不公平贸易、保证市场平等竞争的正当手段。由于各国农业支持的出发点不同，对农业补贴的范围和强度也不同，尤其是发达国家，农业支持更是保障农民利益、强化农产品出口竞争力以及倾销剩余农产品的主要手段。因此，国际市场上农产品的不平等竞争还将长期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使用反倾销等维护公平竞争的政策工具，对于我国这样的农业大国来说，是正当的，也是一段时期内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2）彻底放弃用农产品平衡总体贸易、缓解进口压力的想法。首先，在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及跨国公司大举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背景下，国际贸易的差额已经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该国真正的经济贸易利益。个别发达国家出现贸易逆差，无非是投资和贸易替代关系的显现。其次，中美、中欧之间的巨额贸易顺差也无法单靠农产品就能实现平衡。发达国家对我国农产品进口施加压力，其本意也是从保护国内农业利益出发，是国内农业保护政策的国际延伸。因此，任何的妥协和让步，换来的只会是对方的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对缓解贸易压力不会有真正帮助。最后，作为农业大国，我国农业发展和农民利益关系到国家整体的经济安全和长远利益，新农村建设更需要公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用农产品平衡贸易，靠弱势的农民群体承担开放成本，本身也是缺乏全局观念的、不负责任的政策主张。
（3）根本转变靠农产品贸易促进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和优化的思路。有人认为通过农产品国际贸易可以促进我国农业内部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但农产品作为事关国家安全的战略性物资，还没有哪个国家真正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国际分工，特别是对于大宗主要农产品都要自己维持一定的生产规模。同时，目前农产品贸易是建立在扭曲和不公平基础上的，以此促进结构调整也很难实现优化的目的。另外，农产品的结构调整还受到技术和自然条件的严格约束，不但过程是缓慢的、循序渐进的，其结果也很难完全按比较优势原则分工。前些年我国部分地区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并未因此转移到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生产中去，而是造成了粮食产量和农民农业收入的绝对下降。因此，农业内部的结构调整，应该靠国家宏观的、整体的和长远的政策来保障，靠扭曲的农产品贸易来促进显然是不合适的。
2、组织机制层面
（1）创新农民组织，建立产业协会。目前我国以农户生产为主的农业组织结构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不会有根本改变，仍然要个体农民面对高补贴与规模经济下生产的国外农产品，以及越来越严重的贸易保护的冲击，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建立产业组织是现实的选择。
（2）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农产品进口设立反倾销调查警戒线。当某种主要农产品在一段时期内进口数量的增长或价格的下降超过一定幅度时，商务部应根据《WTO反倾销协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的授权，自动启动反倾销调查立案程序，以解决在国家利益和产业利益不对等的情况下，国家行政机关作为反倾销调查申请人的主体错位问题。
3、技术层面
篇7
一、当前我国反倾销面临的形势首先，进口产品冲击国内产业的趋势仍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按照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2003年我国关税总水平由2002年的12.7%降至约11.5%，其中工业品由11.7%降至约10.6%，农产品由18.5%降至约17.4%；在非关税措施方面，将取消部分商品的进口配额与许可证，提高进口配额增长率和非国营贸易配额量。因此，在世界市场供求失衡、技术进步等因素导致的国际市场产品价格总体呈下降趋势的情况下，进口产品冲击国内产业的趋势将进一步发展，我国进口宏观调控仍将面临较大的压力。
其次，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给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随着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跨国公司重新调整全球生产布局，世界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步伐将明显加快。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利用外资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一些新的产业领域也将逐步向外资开放。但由于受到企业规模、专业化分工和技术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制约，短期内我国的国际分工格局中，仍将处于低附加值和低水平加工中心的地位，仍将保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产业结构，这必将诱发更多的国外反倾销调查。同时，美国、欧盟、日本等世贸成员根据我国在入世议定书中的有关承诺，还在纷纷制定针对我国的过渡性保障措施和“非市场经济”的反倾销法案，这使我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工作面临的国际法律环境更为复杂，必将对扩大我国的对外贸易构成新的威胁。
第三，遵循世贸组织规则对调查机关依法保护产业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世贸组织的规则对各成员的政府行为具有强制性的约束作用。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案件的调查和裁决中，要求调查机关的每一项调查工作都必须依法进行。WTO相关协议对调查机关的具体调查程序、信息披露程序、裁定与公告程序、透明度和非歧视等多方面的问题都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这对我国调查机关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二、我国应对国外反倾销的对策（一）充分发挥商会作用，加强政府宏观管理。我国外贸商会建设远远滞后于对外贸易的发展，一些本可以由行业协会来统筹管理的工作无法落实，造成了不良后果。我国应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充分利用商会开展国际市场调研工作，及时全面地掌握有关信息，建立和健全信息反馈机制，在企业和政府之间架起一座能够迅速传递信息的桥梁。一方面，商会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帮助下，管理好行业的经营秩序，防止企业之间出现低价竞销的行为，减少不必要的内耗，使企业能够通过分享市场份额，达到共同发展；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可以根据商会本身的特点，促进商会、商检、海关和企业的沟通合作，发挥商会的协调作用。对一些出口商品，只有商会核定符合行业协议价格的，海关才允许出口，这样就能有效地避免我国出口商品价格的混乱。这样一旦被提起反倾销诉讼，就可以随时提供于己有利的证据，为有力抗辩作准备，改变被动应诉的局面。同时，加强政府交涉和管理。首先，国家有关部门要对不应诉或应诉不力的企业给予严厉制裁，将反倾销应诉与出口管理结合起来，制定真正体现“谁应诉、谁收益”的具体措施。加强企业自律，倡导公平竞争，处罚低价出口，对于“害群之马”或不出钱出力积极应诉的企业，要坚决取消其出口经营权，力求把反倾销诱因降至最低程度。其次，需要国家采取一些有力的措施，如规定出口定价，禁止低价出口，惩罚低价竞销者。还可以采取增加配额等优惠措施来鼓励优质产品的出口。尽快建立出口风险基金或反倾销应诉基金，有组织地开展反倾销应诉，终止国外的反倾销诉讼。
（二）转变企业经营观念，积极应诉。首先转变传统的经营观念。长期以来我国企业一直遵循“创汇第一、利润第二”的经营思想，但是随着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化，必须使外贸出口企业尽快建立和健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机制，使企业的经营目标转移到追求利润最大化上来。这样出口企业就能提高自律意识，着眼大局，考虑整个行业的利益，改变我国外贸中低价竞销、出口增量不增值的现状，为国家争得应得的利益。其次由于倾销指控一成立，其造成的损失不会只是某一家企业，而是整个行业、整个民族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因此要想胜诉，每一个涉诉企业必须团结起来积极应诉。这是因为单个企业往往难以支付高额的调查费用；没有足够的经验和自信；难以详细了解国际反倾销法；缺少必要的技巧和谋略。实践证明，在反倾销问题上是否积极应诉，其结果大不一样。我国应诉的企业，即使最后裁决倾销成立，其倾销幅度也仅为原来被指控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几分之一，何况相当部分的反倾销调查根本就不成立。
（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应诉反倾销案件。学会运用法律手段和国际通行规则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是外经贸行业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需要，也是推进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整顿外贸经营秩序的需要。反倾销工作的复杂性决定了必须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案件进行应诉，否则工作将无法开展。反倾销法是当代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它和竞争法或反不正当竞争法一样，是为了规范企业的竞争行为以保障公平竞争秩序而制定和逐步完善起来的。中国需要加速建立反倾销法律体系，以国际公认的反倾销法则来规范自己的竞争行为。这不仅是我国的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需要，而且也是在国内市场进行反倾销执法的需要。尽管我国反倾销方面的立法才刚刚起步，《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出口产品反倾销应诉规定》等法律法规的，初步改变了反倾销应诉无法可依的局面，这既可以保护国内企业的正当利益，又可以用来制约国外对我国出口产品反倾销的歧视。今后要加强对企业的法律法规的宣传与教育，加大对某些不良行为的制裁，进一步完善反倾销方面的法律法规，依法应诉国外反倾销案件。
篇8
关键词：倾销；反倾销；公平性
一、反倾销法产生的背景
1.1倾销与反倾销的含义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94》第六条第一款将倾销定义为：“用倾销的手段将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办法进入另一国市场，如因此对某一缔约国领土内已建立的某项工业造成重大的损害或产生重大威胁，或对某一国内工业的新建产生严重阻碍，这种倾销应当受到谴责。”WTO在继承GATT的基础上，规定“如一产品自一国出口至另一国的出口价格低于在正常贸易中出口国供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即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的商业，则该产品被视为倾销。”
然而，反倾销作为倾销的对立面，自然是对其的一种否定和打击。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对倾销这一国际贸易行为的否定和反对；二是对倾销行为的打击和抵抗，并由国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为这种意愿提供合法依据，即是反倾销立法。
1.2倾销与反倾销产生的经济背景
仅仅按照销售商以低于同类商品正常价格这一标准来看待倾销，倾销首先作为一种国内销售行为并由来已久，之后逐渐发展成为国际贸易行为。早在16或17世纪时，英国就已经采用这种方式击垮了外国同类产业的竞争对手，从而达到了占领国际市场并最终赚取巨额垄断李瑞的目的。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倾销一词开始在国际贸易中被广泛使用。然而，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德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强国都在对外贸易中采取了倾销的手段来获取暴利。可见，倾销是随着国家对外贸易发展、经济迅速对外扩张并急切渴望巨额资本利得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种国际贸易工具。
但是，反倾销并不是随着倾销的出现而出现。直到一战前，世界上还鲜有国家提起反倾销，当然这与当时的法制背景和贸易观念有很大关系，但是更重要的联系是国家经济利益。一战后，英国等一直强调自由贸易的国家也纷纷表示反倾销，其经济学原因，在于战后各国为经济发展，保护本国工业的重建以及本国市场不受冲击而迅速利用其反倾销这一贸易武器。直到今天，反倾销也始终是各国保护贸易的重要工具。
1.3反倾销立法的法律背景
加拿大1904年立法的标准比较宽泛：只要认定外国商品在加拿大市场上做差价销售，就构成倾销，并可征收特别关税，不需证明对本国同业有损害。这将反倾销最为贸易保护工具的特性表露的十分明确，且容易造成判定倾销时极大的不公平性。
英国的立法则将行政、立法、司法三项职能全部包括在内，程序纷繁复杂：在有关反倾销程序启动前，必须由某个与外国倾销商品相似产品的生产商提出，裁定程序具有专业化倾向，并引进了司法审查制度。这些规定明显比加拿大的立法有所进步。
WTO的《反倾销协议》则提出许多原则：微量不计原则、落日条款、公共利益原则等，并设立了相应的争端解决机制，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法律拘束力。
二、反倾销背后的理论依据
2.1反倾销支持论
（1）1947年至1995年，关税总协定（GATT）主持了8轮关税减让谈判，使主要工业国家的平均关税从50%逐步削减到4%左右。对于世界各国而言，通过关税来保护国内产业不受国外倾销手段冲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意义。而许多非关税壁垒，如限额制度、许可证制度等都已经被国际公认不合理甚至不合法。此时，“反倾销”这一含义便成为最有力最有效的工具，可以使进口国保护本国工业，继而保护国内市场安全。这是从安全角度对反倾销的支持。
（2）从贸易保护的角度，即通过反倾销抵制国外产品过多进入国内市场，其抵制的不一定是真正倾销的商品，也有可能是用反倾销的手段对绝大多数国外产品进行排斥，往往是国内保守派势力的理论。他们通常相信消费者会把原先对本国产品的购买需求转向倾销进口产品，造成进口国相关企业市场缩小甚至完全丧失，企业利润下降，开工率降低，社会失业率上升。从这个角度讲，贸易保护对国内市场有利。
2.2反倾销反对论
（1）比较优势理论对部分反倾销进行否定。大卫李嘉图和约翰穆勒等国际经济学家提出各国根据其各自资源和技术等对各种产品的生产成本不同，故产品价值便不同，一国利用自己比较优势高生产的产品卖到比较优势低的外国市场上，虽然低于销售国同类产品价格，但不应该被判定为倾销，因为这与全球资源配置紧密相关，并非人为地恶意地造成的损害。这种理论对倾销的判定标准定得比较严格。
（2）自由贸易论观点持有者认为国际贸易的最好状态便是实现市场自由化，反倾销必然体现了各国的贸易保护思想，不利于开放市场和增强市场流通性，反而限制了商品、技术、服务的流动和发展，从而影响了世界贸易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这种观点不仅站在各国利益的立场上，更大程度上是站在全球利益的立场上。
三、反倾销的公平性探求
3.1从立法背景看其公平性
从反倾销的立法史可以看到，一战后各国进入制定反倾销法的高峰。其原因前文中已经简略分析。可见，国家贸易保护的动力推动了全世界的立法脚步。从国家贸易的角度来看，通过反倾销的手段防止国外销售产品冲击国内市场，保障国内市场在有序、稳健的环境下重建，这自然是体现了反倾销的公平价值的。因为其可以以其工具价值进而实现整个国家贸易市场的健康和安全。但同时，从国外生产商、销售商的角度来看，过度严格苛刻、甚至毫不留情面的反倾销法对其经销的商品无疑是巨大的打击。既是产品的价格低廉并非人为恶意而是因为比较优势造成的，其所受的质疑背后是巨大的国家利益。因此，动辄以反倾销法示国外生产商、销售商，对其来说又充满了极大的不公平。对于国内消费者，则无法通过低价购买到廉价的物品，使其购买力水平大大下降，人民生活水平也难以提高。可以说，反倾销法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国内市场的快速重建和国内贸易的繁荣，又带来了对国外生产商、销售商的伤害和国民的利益牺牲。所以，其公平性必然一分为二。
3.2从当今国际贸易现状看其公平性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背景，在反倾销立法不断的时期，国际贸易还远远没有今天这般繁荣发达。科技、思想、意识的力量使国际贸易的范围越来越广，利益涉及也越来越复杂。尤其是当GATT成立以及演进至WTO后，其在国际贸易上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其所推动促进的自由贸易更是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但是，事实却是：在倡导自由贸易的今天，反倾销作为一种贸易保护的工具却被一次又一次地使用，许多国家在提起反倾销时同时又成为他过反倾销诉讼的被告，这正是由于国与国之间相互的攻击和自我保护造成的。而在反倾销调查时，各国又有较大自由裁量权，致使结果往往带有极大主观性和保守性。法律的公平价值是其本身的属性，然而，作为工具的反倾销法很难像民法、刑法一样具有普遍性和天然性的公平价值，其司法过程的主观臆断比例和先入为主的偏见占司法的很大部分。
由此，当反倾销立法的不公平性还存在争议时，司法的不公平性便毫无疑问。在分析反倾销法的背景、公平性后，我们虽然很难预测反倾销的最终结果，但可以确定的是在未来很久它还将一直发挥作用。对它的研究必须以一种更为深入更为发展的态度不断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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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博融律师事务所郭东平/蓝雄律师
反倾销是世界贸易组织所允许采用的抵制外来不公平竞争的手段之一。自20世纪初开始使用以来，反倾销手段在不断完善和强化，目前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和各国贸易政策和贸易救济中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和进出口贸易在持续快速增长。但是在我国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发展的同时，外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开展反倾销调查的案件迅速增加。同时，许多外国产品以倾销的方式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对国内生产同类产品的产业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因此，应用合理的法律手段抵制不公平的贸易竞争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正常发展的必然趋势。
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和企业法律意识的不断加强，以及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逐步履行降低进口关税、减少行政限制手段的承诺的情况下，反倾销措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允许及国际通行的维护公平竞争的手段，应成为中国政府和产业界优先考虑和选择的措施，以维护对外贸易秩序和公平竞争，保护国内相关产业的合法权益。
以下主要根据我国《反倾销条例》的规定，结合中国反倾销调查的实践和基本程序，简要介绍我国企业在遇到国外产品以低价倾销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时，如何提起反倾销申诉。
一、我国反倾销调查机构的设置与职责分工
根据《反倾销条例》的规定，我国负责反倾销事务的机关主要有：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海关总署、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在涉及农产品的反倾销案件中，农业部也是负责反倾销事务的机关之一。
（一）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根据《反倾销条例》的相关规定：外经贸部的主要职责为：
1、受理反倾销调查申请并对申请是否由国内产业或者代表国内产业提出、申请书内容及所附具的证据等进行审查，经商国家经贸委后，决定立案调查或者不立案调查；
2、负责倾销及倾销幅度的调查和确定；根据调查结果就倾销作出初裁决定和终裁决定；
3、对采取要求提供现金保证金、保函或者其他形式的担保的临时反倾销措施作出决定；提出征收临时反倾销税和最终反倾销税的建议。
外经贸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是外经贸部具体负责反倾销调查的部门，该局设有专门的处室处理反倾销申诉事宜。
（二）国家经贸委
国家经贸委的主要职责为：
1、国家经贸委负责与外经贸部共同决定是否对反倾销申请立案调查；
2、负责产业损害及损害程度的调查和确定，在涉及农产品的反倾销国内产业损害调查时，由国家经贸委会同农业部进行。根据调查结果，就损害及损害程度作出初裁决定和终裁决定。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设立了产业损害调查局，该局设有专门的处室处理反倾销申诉事宜。具体案件的处理，由产业损害调查小组负责，最后的裁定有产业损害调查委员会作出，以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的名义。
（三）海关总署
海关总署是我国反倾销措施的具体执行机关。负责执行临时反倾销措施和征收反倾销税以及退税等事宜。
（四）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税则委员会根据外经贸部的建议作出征收临时反倾销税和最终反倾销税以及追溯征税、退税、保留、修改或者取消反倾销税等与“税”有关的决定。
二、具有法定资格的申请人提出反倾销调查申请
根据我国反倾销法律的规定，除了调查机关自主发起反倾销立案调查的情形外，在其他情况下，反倾销调查应当在收到由国内产业或者国内产业的代表提出的书面申请之后发起。
（一）申请人资格
通常情况下，提起反倾销调查书面申请，是反倾销立案的依据。那么，哪些主体可以提出反倾销调查申请呢？
根据我国《反倾销条例》第三章第13条的规定：凡中国境内生产与倾销进口产品同类的产品国内产业或者代表国内产业的自然人、法人或者有关组织，可以依照条例的规定向外经贸部提出反倾销调查的书面申请。在反倾销法律中，判定提出反倾销申诉的申请人是否符合法定资格的标准是考察其是否为国内产业或者可以代表国内产业。
根据我国《反倾销条例》第11条规定，所谓国内产业系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同类产品的全部生产者。这是从生产者的数量出发的，即从所有中国生产与进口产品同类产品的生产者情况来衡量国内产业的构成情况。
2、总产量占国内同类产品全部总产量的主要部分的生产者。这是从国内生产者的产量所占全国总产量的份额来衡量是否构成国内产业。所谓“主要部分”，根据我国反倾销法律的规定，为总产量要达到或超过全国总产量的50％。
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关于申请人的主体资格的确定，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1、当申请人为我国国内同类产品的全部生产者或者其生产的与倾销进口产品同类的产品的产量占到国内同类产品总产量的50％以上时，则申请人作为“国内产业”，符合申请反倾销调查的主体资格。
2、在申请人的产量占国内同类产品总产量不足50%时，则要视支持反倾销调查申请的生产者的生产产量而定。如果表示支持申请和反对申请的国内生产者中，支持者的产量占支持者和反对者的总产量的50%以上，并且表示支持申请的国内生产者的产量不低于国内同类产品总产量25%的，则该申请应被视为“代表”国内产业提出，符合申请反倾销调查的主体资格。
案例实践：
在目前中国的19起反倾销申诉案例中，其中17起案件均是以国内企业的名义提出的，有两起案件则是以协会名义提出，即涤纶短纤维和聚酯切片反倾销案件。
涤纶短纤维和聚酯切片两起反倾销案件的申请人均为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化纤协会是中国社团法人，拥有会员单位达400余家。在上述案件中，该协会分别提供了18家国内涤纶短纤维生产企业和12家国内聚酯切片生产企业作为支持提出反倾销申请的代表企业，这些代表企业的涤纶短纤维和聚酯切片合计产量均占到国内同类产品总产量的50%以上，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最后认定化纤协会作为申请人符合法律规定的主体资格条件，并与去年8月3日对两案件予以了立案调查。
在反倾销申诉实践中，在产业受到损害最为严重的时候及时提出反倾销调查申请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反倾销调查涉及的申请企业过多或分散，或者提供数据企业过多，容易造成协调不利，口径统一困难、收集和提供资料迟延而影响反倾销调查申请的进度。如果反倾销申请准备时间过长，错过了最佳立案时期，对今后的调查工作将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鉴于反倾销案件的时间性很强的特点，对于企业过多，比较分散的产业而言，如果准备提出反倾销申诉，可以借鉴涤纶短纤维和聚酯切片反倾销案的经验，由协会统一牵头，作为申请人提出反倾销调查申请，同时提量比较大、损害比较严重、比较有代表性的会员企业积极配合调查，由协会统一协调，以便加快反倾销立案调查申请的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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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倾销是历经GATT八轮谈判而被保留下来的合法的贸易保护手段，加之反倾销申诉的便利性、技术上的灵活性、裁决上的较大主观性及其易胜性，使得各国对于反倾销这一贸易保护措施过于青睐。合理使用反倾销手段对于防止不正当竞争，维护国际贸易的正常运行是必要的。但现实情况是，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一直在滥用着这一“合法”的保护手段。
据外经贸部统计，自1979年欧共体对我国提起第一例反倾销调查案以来，截止到2002年10月，我国出口产品遭受国外反倾销立案调查的数量已达501起，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国家或地区达33个，涉及我国出口产品4000余种，累计影响我国出口金额约160亿美元。
反倾销本身存在着诸多的不公平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尚处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充分认识反倾销的不公平性，是WTO本轮谈判中对国际反倾销法提出修改建议的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将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1.现行反倾销法本身的非中立性
法律作为诉讼裁决的依据，对诉讼双方当事人来说必须具有公正性或中立性。但作为反倾销诉讼裁决依据的反倾销法本身却不是中立的，带有明显的偏袒和保护本国生产者的歧视特征。作为现行国际反倾销制度的最新准则，WTO反倾销协议是由1948年GATT第六条逐步发展演变而来的，但后者的原始草案是由美国政府以其1921年的反倾销法为基础提出的，而美国1921年反倾销法的出台背景是：1920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粮价大跌，1921年失业率达到12%，有505家银行倒闭，达到了美国南北战争以后的历史最高点。
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反倾销法无疑是应国内产业急需保护的要求而产生的，具有典型的保护主义色彩。虽然历经多轮谈判，WTO反倾销法对出口国和进口国的相关产业仍然区别对待，各国反倾销法条文的宽松又赋予主管当局以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极易得出倾销成立的结论。这对于出口国产业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
2.反倾销诉讼中当事人诉讼地位的不平等
反倾销调查的申请虽然是由进口国同类产品生产者向本国主管当局提出的，但在具体操作中，申请一经提出并获得批准，反倾销主管当局就立即取得了裁决者的地位，从而诉讼也就转化成了进口方政府针对出口企业的行为。同类产品范围的界定、调查抽样方法的选取、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的调整与比较、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被确定为非市场经济时替代国的选取、诉讼期限的延长与否等等几乎全部由进口国主管当局自行决定，而出口企业所在国的政府只能作为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提供证据，或在对判决不满时提出争端解决要求。
可见，反倾销诉讼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力量悬殊的不公平较量。反倾销调查的时限性又使得出口方企业没有足够的时间收集资料和有利证据予以反驳和申辩，只能处于极其不利的被动地位。
3.损害调查中非倾销因素的排除
WTO反倾销协议及各国反倾销法都明文规定，在确定倾销与损害间的因果关系时，当局应对所拥有的全部相关证据进行审查，同时亦应审查除倾销以外的其他已知因素，以确定这些非倾销因素是否也同时对国内产业造成危害，由非倾销因素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不得归咎于倾销进口产品。按照规定，至少应考虑下列诸因素：以非倾销价格销售的进口产品的数量和价格；国内需求的减少或国内消费方式的变化；外国与国内生产商之间的竞争；贸易限制措施的作用；国内工业的技术革新；出口实绩和国内工业生产能力的变化等。
然而，对上述非倾销因素审查与否及审查的程度如何，几乎完全取决于进口国反倾销调查当局，当局出于保护国内工业的考虑往往对某些因素不做调查，或者调查时浅尝辄止，而把由非倾销因素引起的损害不公平地归咎于进口产品。
另外，在损害调查时，反倾销法没有规定采选数据的标准，这也很容易造成当局以自由裁量为理由的武断和专横。
4.进口产品大量增加的标准有失公正
在考察进口倾销产品数量的增长时，不论美国的反倾销法，还是WTO反倾销协议，都是既考察进口倾销产品数量的绝对增加，又考察其相对增加，认为“不论其在进口成员的生产或消费方面是绝对的或是相对的”，都视为进口大量增加，这显然更有利于损害存在的判定。
例如，A国从B国进口某一倾销产品，第一年进口4000件，A国国内的消费总量为200000件，由于进口量不足国内消费总量的3%，被忽略不计。假如第二年A国仍然是从B国进口4000件该产品，但由于国内消费萎缩，总消费量变为120000件。那么，按照当前的反倾销法，虽然进口产品的绝对数量没有变化，但由于第二年A国国内需求萎缩，进口产品的数量超过了国内消费总量的3%，进口产品就被认为是大量增加了，并对进口国产业造成了损害。进口国本身消费数量的缩减引起的后果，却要由出口国来承担，显然有失公正。
5.累积评估
WTO反倾销协议规定，进口国反倾销调查当局可以对来自不同国家的同一进口产品所造成的损害进行累积评估。累积评估的条件，一是来自每个国家进口产品的倾销幅度超过了2%的最低标准，且来自每个国家的进口数量是不可忽视的。二是依照进口产品之间的竞争情况和进口产品与相同国内产品之间的竞争情况，对进口影响的累积评估是适宜的。
但累积评估的方法表明，来自一个国家的进口产品可能对进口国产业不构成损害，但把几个国家的进口产品加起来总体考虑时，其损害的严重影响则不可低估。累积评估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放宽了损害的标准，大大增加了做出损害存在裁决的可能性。这对于刚刚进入进口国市场的后起小国往往会造成致命的打击。
6.替代国制度
关贸总协定附件九第1款第2条规定：“应当承认，对全部或大体上全部由国家垄断贸易并由国家规定国内价格的国家进口的货物，在为第1条之目的决定可比价格时，可能存在特殊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进口缔约国可能发现有必要考虑这种可能性：与这种国家的国内价格作严格的比较不一定经常合适。”
欧美等发达国家依据以上规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产品的进口规定了替代国制度。中国一直是替代国制度的最大受害国之一。虽然欧盟于1998修改了其反倾销法，把中国和俄罗斯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中排除出去，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自动获得了市场经济资格。在中国的市场经济问题上，欧盟采取了新的方式，一是以个案审查方式确定某个生产商是否具有市场经济资格；二是对中国企业实行更为具体的差别对待（分别税率）的标准。
欧盟对中国企业申请市场经济资格规定了5个条件：
一是有足够证据表明企业有权根据市场供求情况决定价格，成本、投入等不受国家明显干预，主要原料的成本价格能反映其市场价值；
二是企业有一套完全符合国际财会标准并能在所有情况下使用的基本财务记录；
三是企业的生产成本与金融状况，尤其在资产折旧、报废、易货贸易、以资抵债等问题上，不受前非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歪曲；
四是确保受破产法和资产法的约束，以保证法律上的确定性及企业经营的稳定性。
五是汇率随市场汇率的变化而变化。
同时，就中国企业申请享受差别对待（分别税率）欧盟还制定了极其严格的8条标准：
（1）股票的大多数应由真正私营公司掌握，或者重要的岗位上没有政府官员，有关公司受外国投资者控制将被视为其独立性的一个相关指标；
（2）公司设施建筑所占用地应从国家租赁或购买，且条件应同市场经济国家的相似（如正当的租赁合同）；
（3）公司有权雇佣或解雇雇员并确定其工资；
（4）总体上公司应对其原材料供应及投入有完全的控制；
（5）应在正当合同的基础上保证设备的供应；
（6）有证据表明外汇可以汇出，且可以回收投入的资本（只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如合资企业）；
（7）出口价格应自由确定，出口销售由设在涉案国家以外的相关方负责，这一事实将成为决定性因素；
（8）应保证进行商业活动的自由，尤其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国内市场销售方面不应存在限制；
二是不能在正当的合同条款之外收回经营权；
三是公司应根据其出口市场的传统需求，自由确定其出口产品的数量。
美国反倾销法在确定市场经济地位时，通常要考虑以下因素：货币的可兑换程度；工资由劳资双方协商确定的程度；建立合资企业和外国投资的允许程度；政府对生产资料的拥有或控制的程度；政府对资源分配、产品价格和产量的控制程度；商务部认为适当的其他因素。（仍然沿用《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
如此苛刻的条件，即使是欧美的某些企业也未必符合全部要求，这是一种典型的歧视。当涉诉企业不能达到其所谓的标准时，等待它的将是随意性很强的替代国制度。即选择一个与受诉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同的第三国的价格作为替代价格。而采用替代价格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现实中经济发展水平完全相同的两个国家是不存在的，因此也难找出某个国家的合适的替代国，对于中国来说，更是如此。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密度极高，具有无可比拟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加之在动力、原材料等方面的价格优势，任何国家充当中国的替代国都必将大大高估其成本，因此是极不合理、极不公平的。如在确定中国输欧彩电是否存在倾销时，欧盟将新加坡定为替代国，而新加坡劳动力成本是中国的20倍，选择这样的国家作为替代国，必然会得出中国彩电倾销的结论。
其次，替代国的选择随意性过强，缺乏可预见性。替代国的选择只有在进口国厂商提起反倾销申诉，当局认为出口国生产商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时才会出现，因此出口商或出口国生产商在被控倾销之前，甚至在立案过程中都无法预知究竟把价格定于何种水平才能免遭，这显然是不公平的。立法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法律条文的透明性和可预见性，即行为人能准确地知道其行为的后果。替代国制度以无法预见、无所适从的法律让人遵守，并受其约束，是极不合理的。
第三，替代国价格确定的不透明性。以保密为借口，进口国主管当局从替代国获得的资料将不会透露给出口国的生产厂家，因此，生产商或出口商无法核实依靠这些资料得出的正常价值的真实性和可行性，更不知道倾销幅度是怎样计算出来的；而且，进口国采用替代国价格时往往不做必要的调整，在本来就不公平的基础上人为地加大正常价值，使得被控倾销的生产商出口商被动地去接受进口国主管当局确定的替代国价格，去接受反倾销制裁，显然是极不公平的。
第四，对于我国生产商尤其不公平的是，当被诉倾销的国内生产商申请到个案裁决，且部分生产商获得市场经济地位时，对于没有得到市场经济地位的中国企业，仍然要用替代国来确定这些企业产品的正常价值。亦即即使有中国企业得到了市场经济地位，该企业也不能用作其他中国企业的参照，这显然是毫无道理的。
7.忽视消费者利益
反倾销似乎一直是进口国生产商、进口国主管当局与出口国生产商之间的游戏，与消费者毫无干系，在反倾销法中，也很少提及消费者的权利。消费者一般无权过问反倾销调查，也无权取得有关资料。但是消费者的福利却直接受到反倾销措施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甚至是长期的。
如1990年根据大西洋鲑鱼贸易联盟的书面指控，美国对自挪威进口的新鲜鲑鱼征收了23.8%的反倾销税。征税后国内生产每年约增加70-100万美元，生产者利润随之增加70-80万美元，国家关税收入每年增加870-1090万美元。但由于市场上鲑鱼价格的提高，消费每年的净损失达1810-1850万美元。这样，实际美国社会净福利每年将下降690-720万美元。（转引自《反倾销对相关国家经济及对外贸易的影响》，易佳琳）
可见，反倾销尽管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护国内特定商品生产者的目的，但它是以牺牲国内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的，并且在很多情况下会引起社会福利的净损失。这对于进口国国内的消费者而言无疑是不公平的。
欧洲消费者组织曾经提出要求取得反倾销调查中的材料，但欧洲法院却认为反倾销程序并不直接针对消费者及其组织，因此，不予准许。即使在GATT1994年的反倾销法中，也只是规定“当局应向受调查产品的工业用户提供机会，如果该产品通常是由零售渠道出售的，还要向有代表性的消费者组织提供机会，让他们提供关于倾销、损害以及因果关系的有关调查的任何资料。”但是，消费者却无权获取资料，无权要求中期评审和日落复审（sunsetreview）
8.争端解决机制中专家小组裁决权的被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