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柳先生传原文范文
时间：2023-03-31 22:5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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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五柳先生传；古文翻译；不等值性
由古至今，古文翻译就是一项重要的翻译活动。不同时期的古典文集带着那个时代的文学的语言特征。而译者跨时代翻译，难免出现一些缺漏补失。文化典籍作为一项具有文化特色的遗产，兼顾着精神文化的传播，其中文字的瑰丽与严谨要实实在在地翻译成有文采的现代文字，着实也不是一件易事。
一、 五柳先生传的重要意义
《五柳先生传》是东晋诗人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将其自身醉心田园、超然世外的习性志趣以五柳先生的身份抒发出来，文风恬淡，构思独特。作者生活在东晋末年，当时社会黑暗，许多人不折手段，社会充斥着虚伪与欺诈，在此期间陶渊明作了《五柳先生传》。文章突出了作者不随世俗，突出了他对高洁志趣、人格的向往与坚持。更好地表达了陶渊明平淡自然的境界。
二、 不等值理论的出现及发展
翻译业界一直有着一位不可撼动的人物，那就是尤金奈达，他提出的著名的翻译概念功能对等。奈达于1986年把 “动态对等” 改为 “功能对等”， 这样做的原因是避免“动态” 一可能引起的误解[1]。他在 《翻译科学探索》 这本书里说道：“形对等在形式内容上注重的是信息本身”。因此，译者关注度是 “诗歌对诗歌的对等， 句子对句子的对等” [2]。国内译界因为“动态对等” 引起翻译理论狂潮。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期九十年代初期，直至本科毕业，大批以尤金奈达理论指导的论文到处可见。但事无完事，翻译理论也如此。当各种各样冠以功能对等理论指导的文献出现得有视觉疲劳的时候，各位译者又纷纷开始寻找各种反例来论证奈达理论的缺陷，把奈达的理论推上全盘否定的道路。这种做法令人堪忧。译者应该正确地辩证对待某一理论，没有哪个理论是放于四海而皆准的。奈达的理论也不例外，它是某一时期的产物。自然会出现新时代新标准之下，后人对此理论的不认同，不等值性。钱冠连先生就认为，“对翻译的可译性与等值的完美性，不抱乐观态度”。其后写到“原因有三：一是翻译中的发源语在转换中文化亏损，二是由一种认知感系统向语言符号转换时的换码亏损，三则是解释学偏离”。[3]古文翻译的不等值性通常产生于原作与译作语言参数的差距，以及有关语言文化背景差距，更与译者理解能力、语言能力和风格与原作的差距有关，由于译者本身的理解能力与表达能力的差距，又或者社会审美观的影响，原作与译作完全等值是理想。译者所能够做的就是在已有的文化知识背景下，使译文与原文在形式，风格与感彩上尽量争取最大等值则地翻译使之达到成功。
三、 关于《五柳先生传》的不等值性分析
根据分类法，翻译可分为语内翻译，语际翻译跟符际翻译。[4]而古典文学的翻译兼具有语内翻译跟语际翻译两种特点。正是由于译者对古文里某些词汇，句式必须有一个解释翻译的过程，就使得等值性也发生偏离。举个例子来说，《五柳先生传》中“环堵萧然，不蔽风日”这一句的翻译。孙大雨所译的版本里，Bare walls enclose his quarters， defending him not from blustering winds and hot sunshine，其中“环堵萧然”采用了Bare walls enclose his quarters的意译，“不蔽风日”采用从不能遮挡大风雨跟烈日的反面来进行了增译。其中，“不蔽风日”被译为Bare...defending from winds and sunshine；但事实上Bare...defending from是转了个弯把原文“不能遮挡”这一动作转换成了“墙壁几乎不能遮挡的”一个定语。经过翻译后译者在理解的层面上将句子的语序换了，方便外国读者更清楚的理解因为房子的破烂而使得太阳跟风雨都不能遮挡的困境，更加突显五柳先生生活条件的艰苦。而方重的译本里，则是译为Four bare walls enclose his rooms； the wind and sun find free acess through the roof and the chinks，前半句采用直译，忽略了否定。而后半句提到风跟日头能轻易吹进屋里，让读者难以理解，既然有瓦遮头为何还不避风日呢？
再来看短文中“短褐穿结，箪瓢屡空”里关于“瓢”的翻译。到底瓢是一种舀水的工具还是个储存食物的器皿呢？两个版本的翻译中，孙大雨翻译成gourd shell，一种葫芦状的壳，简单直白的向英语世界读者解释了在古代有这么一种器皿，大概是用葫芦做的装盛食物的器具。很明显的，古典书籍里出现的许多是不等值的翻译的，译者只能在从读者的视角出发，试着去解释翻译，那么读者才有可能懂得古文里那些特殊词汇。而观之方重翻译的版本，直接把“箪瓢”二字意译成dishes，虽然译出了简洁跟易懂，却少了那份古言所特有的韵味，更没能把东晋时期，人们常用的两种日常生活用具向读者解释，缺失的这部分文化背景更加凸显不等值性在古文翻译中的重要。
四、总结
中国古文在于简洁精练，用简单的文字表达最广阔的含义，最意合的文字。而英文是形合的文字，重视逻辑和理性。加上两种语言生长的文化背景大相径庭，将古典中文的作品翻译为英文时会造成不可避免的文化缺失，即译文的读者无法完全体会到原文读者的感受。译者能做的就是通过对两国文化背景熟练掌握，将这种文化缺失降到最低。所以译者在把中国古典作品译为英文时应该注意到两种语言及文化的不等值性。而为达到译文与原文的对等，采用一些意译，删减或者增译方法，虽然能从某种角度上使读者在某一种角度理解古文的大概意思，但是其精髓跟寓意必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也会大大地降低了译文的可读性和文学性，导致其信息传递的大量的缺失。总而言之，中国古文翻译受到特殊性影响，期间要经过语内翻译跟语际翻译两个过程。本文以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两个版本做比较，举出不等值性在翻译过程中所带来的差异与影响。古典文集这一中国的文化瑰宝，要向全世界人民展现其价值的道路还需要各位译者多探索，在实践中得出自己的宝贵经验。（作者单位：长沙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晏晓喻.从英汉文化差异评述“等值翻译”理论[J].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19（2）：65-66.
[2]屈妮妮，孙景欣. 等值翻译理论及其在文化差异中的应用[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S2）：303-304.
篇2
[甲]余幼时即嗜学。……卒获有所闻。
（选自宋濂《送东阳马生序》，选文略，见前文）
[乙]予少时读书，一见辄能诵。然负此自放，喜从滑稽①酒者游。旬朔之间②，把卷无几日。故虽有强记之力，而常废于不勤。比数年来，颇发愤自惩艾③，悔前所为；而聪明衰耗，殆不如曩④时十一二。每阅一事。必寻绎数终⑤，掩卷茫然，辄复不省。故虽然有勤苦之劳，而常废于善忘。比读《齐史》，见孙搴⑥答邢词云：“我精骑三千，足敌君赢卒数万。”心善⑦其说，因取经、传、子、史事之可为文用者，得若干条，勒⑧为若干卷。
（选自秦观《序》，略有改动）
[注]①滑稽：诙谐戏谑。②旬朔之间：指十天或一个月。③惩艾：惩戒。④曩：从前。⑤寻绎数终：从头到尾翻寻几次。⑥搴：读qiān。⑦善：认为……是对的。⑧勒：编辑。
1.解释下列加点词语在文中的意思。（4分）
（1）走送之（ ） （2）援疑质理（ ）
（3）然负此自放（ ） （4）故虽然有勤苦之劳（ ）
2.请将下列语句翻译成现代汉语。（4分）
（1）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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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予少时读书，一见辄能诵。
________
3.请用原文语句回答下列问题。（2分）
（1）[甲]文中宋濂在求学的过程中遇到了无师的困难，他是如何克服这一困难的？
________
（2）[乙]文中秦观在治学的道路上遇到了善忘的问题，他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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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
山东泰安市试题有一定的难度和良好的区分度，突出了对考生文言文整体把握能力的考查。第1题考查层次划分，从“幼时”“加冠”能看出文章大体按时间顺序叙述，“故”字表示总结，所以选段整体上是分总式结构。第2、3题都是考查考生对文段内容的理解情况，但考查角度不同，难度逐渐加大。第2题考查考生对句意的理解情况，第3题考查考生的整体把握能力，题型注重与高考试题衔接。第4题考查考生对文章内容和写法的理解能力及辨析能力，涉及面较广。
篇3
关键词：陶渊明；唐代；诗酒文化；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05-0016-01
一、引言
中国诗酒文化的发展是与社会生产力密不可分的，魏晋之后的隋唐史称“盛世之治”，社会安定，生产力发展，既是中国酒文化的全盛时期，也是中国诗歌的全盛时期。在这样一种盛世里，诗人们创造出了一种唐人特有的诗酒浪漫情调，使酒文化在古典诗歌的巅峰时代流溢出了醉人的馨香，而陶渊明对后世诗酒文化的影响，也在唐代诗歌中展露无余。
偶然作六首（其四）——王维
陶潜任天真，其性颇耽酒。自从弃官来，家贫不能有。
九月九日时，空满手。中心窃自思，傥有人送否。
白衣携壶觞，果来遗老叟。且喜得斟酌，安问升与斗。
奋衣野田中，今日嗟无负。兀傲迷东西，蓑笠不能守。
倾倒强行行，酣歌归五柳。生事不曾问，肯愧家中妇。
此诗就是陶渊明生平的真实写照，嗜酒这一品性体现的淋漓尽致，他的天性放任，辞官归隐，家贫难得饮酒，有酒便饮的性情得到了后世的推崇。“九月九日时，空满手。中心窃自思，傥有人送否。白衣携壶觞，果来遗老叟。且喜得斟酌，安问升与斗。”这一典故出自萧统的《陶渊明传》，原文是“尝九月九日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归。”
二、陶渊明对唐代诗酒文化的影响痕迹
（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的“菊”和“东篱”成为了一种意象，但所表意境就各不同了。孟浩然在《九日怀襄阳》中道“谁采篱下菊，应闲池上楼。宜城多美酒，归与葛强游。”借“篱下菊”来表现出一种落寞孤寂，而非渊明的悠然自在，随后又说不如和酒友畅饮美酒来抒怀。白居易的《闰九月九日独饮》中说“黄花丛畔绿尊前，犹有些些旧管弦。偶遇闰秋重九日，东篱独酌一陶然。”从中美酒置眼前，还有熟悉的嘤嘤管弦音，偶逢闰九重阳日，悠然的在东篱下独饮，这与渊明的悠然是一致的，但提到重阳和“旧管弦”，诗的感情基调就带上了些许的伤感。此处的“东篱”不再是字面的意思，而是喻指诗人的隐居饮酒之所。在《家园三绝（其二）》中白居易写道“篱下先生时得醉，瓮间吏部暂偷闲。何如家酝双鱼榼，雪夜花时长在前。”“篱下先生”取自“采菊东篱下”指的是陶渊明，白居易在此是以陶自比，说明诗人推崇渊明饮酒的闲适与田园风。
（二）以陶渊明比人
当然，除了以陶渊明自比，也有诗人以陶渊明比友人，这些都从侧面反映了陶渊明追求自然崇尚自由精神的风度人格为世人所赞誉。以渊明比友人的是李白，他在《送韩侍御之广德》中写道：“昔日绣衣何足荣，今宵贳酒与君顾。暂就东山赊月色，酣歌一夜送泉明。”诗中的“泉明”指的就是渊明，因为唐高祖名讳“渊”，所以唐人诗文中的“渊明”多改称“泉明”。这首送别诗中，李白将友人韩侍御比作渊明，就完全说明了对渊明的赞誉。
（三）葛巾漉酒
《陶渊明传》中的“郡将尝候之，值其酿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漉毕，还复著之”就是陶渊明以头巾漉酒的真实写照，唐诗中便有“漉陶巾”这一词语的出现。王绩的《尝春酒》中有“野觞浮郑酌，山酒漉陶巾。但令千日醉，何惜两三春。”饮乡间美酒风度堪比汉代大师郑康成，滤酒以巾潇洒恰如东晋名士陶渊明，只想让自己想刘伶那样长醉千日不醒，怎么会为因此失去两三个春天而叹惋。此处“漉陶巾”既指滤酒用的巾，也代指陶渊明。白居易的《咏家酝十韵》中有句云：“酿糯岂劳炊范黍，撇篘何假漉陶巾。”此句中的“漉陶巾”就只是滤酒的布。
（四）杯中物
此外，陶渊明独创的“杯中物”也成了酒的代名词，也有化用为“尊中物”的。例如李白的《对酒忆贺监二首》中有“昔好杯中物，今为松下尘。”卢全的《解闷》云“人生都几日，一半是离愁。但有尊中物，从他万事休。”同时，因为陶渊明辞官归家著有《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就成了辞官归隐的代名词，罗隐的《曲江春感》中就有“一船明月一竿竹，家住五湖归去来”这样的诗句，意为不如撑起竹竿载一船明月归隐五湖效仿陶渊明。《桃花源记》为世人所知后，“桃源”一词就成了隐居之地的代名词，钱起的《岁暇题茅茨》中就有“桃源应渐好，仙客许相寻”，说隐居之地一点点地变好，神仙一样的宾客相互探询。
三、结论
李白也好，杜甫也罢，唐代诗人或多或少的都会受到东晋诗人陶渊明的影响，不论行文用词，还是人生态度。诗的魅力自不必说，酒的魅力也不可挡，诗酒在一起于陶渊明就形成了他那旷世的恬淡自然，影响着唐代后世乃至今日的文人。
篇4
《南海寄归内法传》是义净在游历印度与南海二十年后，根据他自己的所见所闻，“谨依圣教及现行要法”（义净著，王邦雄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华书局1995年，第24页），对当时印度、南海、中国三地的佛教状况的实际记录。本书与《大唐西域记》、《法显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一起，颇为学术界所重。
《南海寄归内法传》不仅为我们今天了解公元7世纪时印度佛教僧伽内部宗教生活的状况提供了详细的信息，而且书中有关7世纪时的中国雕版印刷的记载，对中国印刷史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第一，该书是我们目前所了解到的最早的、公认词义表达最清楚的记录有雕版印刷信息的著作；第二，该书中有关雕版印刷的信息，维护了中国是雕版印刷术发明国的地位。
关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汉朝说、东晋说、六朝说、隋朝说、唐朝说等。现人们普遍接受的是已故印刷史大家张秀民先生的唐初贞观说。张先生之佐证文献资料主要依据明代史学家邵经邦（1491—1565年）《弘简录》卷四十六载唐太宗令梓行《女则》，并引唐末冯贽《云仙散录》（一名《云仙杂记》）“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为旁证。由于邵氏之说无出处，且《四库提要》以为《云仙散录》为宋代王钷伪作，故贞观说亦有人怀疑。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了解到的最早的、对雕版印刷记录不存在争议的文献为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南海寄归内法传》第173页）义净这里提到将佛像印在绢、纸上的记载人们并无异议。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众多讲述中国印刷史的文章和专著中，对义净这条清楚无误的记录却鲜有提及。笔者私揣，或许是人们对义净记录中的印刷佛像的产地存在误解，涉及到雕版印刷的发明，从而避开不谈。
在提到《南海寄归内法传》涉及的印刷佛像发生地时，人们多解释为印度。日本人藤田丰八根据义净的这条记录，认为是印度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尔后传人中国（张季民《中国雕版印刷术及其影响》，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61页）。钱存训先生说：“671—695年间访问印度的中国高僧义净在他的信中说：印度的教徒和俗人‘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钱存训《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第229页）冯鹏生说：“唐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云，他在印度曾见‘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义净是671年至印度，694年回国的，此材料应是可信的。”（冯鹏生《雕版印刷的渊源及发明》，《出版发行研究》2000年第4期）其实，《南海寄归内法传》所记录的印刷佛像的行为发生在中国。
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里记载了当时印度佛教寺院生活的各方面的情况，其目的是想用印度“正统”的典范，来纠正当时中国佛教的偏误，矫治时弊，力挽颓风。因此，本书里的每一章“在介绍了印度某一方面的情况后，几乎总要对比中国的情况，直接或间接地对当时中国佛教寺院中的某些状况进行批评。”（《南海寄归内法传》，第147页）为了说明义净所说的印刷佛像之举发生在中国，我们有必要对原文作一分析。本书卷四《灌沐尊仪》条下云：
但西国诸寺，灌沐尊仪，每于禺中之时，授事便呜楗稚。寺庭张施宝盖，殿侧罗列香瓶。取金银铜石之像，置以铜金石木盘内。令诸，奏其音乐。涂以磨香，灌以香水，以净白氍而揩拭之。然后安置殿中，布诸花彩。此乃寺众之仪，令羯磨随那作矣。然于房房之内，自浴尊仪，日日皆为，要心无阙。但是草木之花，成将奉献，无论冬夏，芬馥恒然。市肆之间，卖者亦众。且如东夏，莲华石竹，则夏秋散彩，金荆桃杏，乃春日敷荣。木槿石榴，随时，朱樱李柰，逐节扬葩。园观蜀葵之流，山庄香草之类，必须持来布列，无宜遥指树园。冬景片时，或容阙乏，剪诸缯彩，坌以名香，设在尊前，斯实佳也。
至于铜像，无问大小，须细灰砖末，揩拭光明，清水灌之，澄华若镜。大者月半月尽，合众共为。小者随己所能，每须洗沐。斯则所费虽少，而福利尤多。其浴像之水，举以两指，沥自顶上，斯谓吉祥之水，冀求胜利。奉献残花，不舍持嗅。弃水弃花，不应履践，可于净处而倾置之。岂容白首终年，尊像曾不揩沐，红花遍野，本自无心奉荐，而逐省懒作。遥指池园，即休畏苦-隋。为开堂普敬，便罢此则，师资绝绪，遂使致敬无由。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或积为聚，以砖裹之，即成佛塔，或置空野，任其销散。西方法俗，莫不以此为业。
从文中看，义净先是讲了印度“正统”的佛像灌沐之要义。从“岂容白首终年”至“西方法俗，莫不以此为业”一段话，乃是对不守“正统”的一些作法的批评。义净写《南海寄归内法传》的目的，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是想用印度“正统”的典范，来纠正当时中国佛教的偏误，所以，这段话绝不是对当时印度佛教界所发生的现象的记录，而是对中国佛教界存在现象的批判。
把义净这段话理解为是对印度佛教界当时发生现象的记录，恐怕是解释者对“西方法俗，莫不以此为业”中的“业”字的误解。“业”字在此处不作“从事”、“经营”讲，而是佛教语，作“沉业”讲，亦即本条中“大师虽灭，形象尚存。翘心如在，理应尊敬。或可香华每设，能生清净之心。或可灌沐恒为，足荡昏沉之业”的“业”。义净这里的意思很明白，他所批评的“建塔、印刷佛像”这些作法，在印度僧俗的眼中，都属于“业”。在本条最后，义净写道：“曾见有处四月八日，或道或俗，持像路边，灌洗随宜，不知揩拭，风飘日曝，未称其仪矣。”四月八日，依中国佛教传统，是释迦牟尼的诞生日，此日僧俗共同举行浴佛活动。此亦证前面义净批评的作法是发生在中国的事。
另外，从有关文献看，义净所讲的佛像印刷地也不可能是印度。关于印度当时尚无纸张，张秀民先生驳藤田丰八已讲过，此处不再赘述（《中国雕版印刷术及其影响》）。钱存训先生说，纸张“在7世纪之前，却未能传入印度。至于在印度流行，那已是12世纪的事了”（钱存训：《纸和印刷》，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页）。（钱先生在后来出版的《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中改变了这种观点，主要是受他人对义净该纪录中“业”的误解的影响，见本书序）义净在从印度回国的途中，于室利佛逝逗留期间，尚向国内请求寄纸墨抄写佛经（参见《大唐寄归内法传》）。
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义净多处提到了“纸”，但并没有明确显示纸是在印度使用的。如卷二《著衣法式》条：“阿育王像正当其式。出行执伞，形仪可爱。即是依教齐整著上衣也。其伞可用竹织之，薄如竹蕈，一重便得，大小随情，宽二三尺。顶中梭作，凝施其柄。其柄长短量如盖阔。或可薄拂以漆，或可织苇为之。或如藤帽之流，夹纸亦成牢矣。神州虽不先行，为之亦是其要。骤雨则不沾衣服，赫热则实可招凉。既依律而益身，擎之固亦无损。”从“神州”和“依律”二句看，在伞中夹纸，是在中国发生的事。
至于绢，尽管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多处提到，但多数是以批评的口吻出现。如卷二《衣食所需》条：“凡论施绢，乃是圣开，何事强遮。徒为节目断之，以意欲省招繁。五天四部并皆著用，讵可弃易求之绢施，觅难得之细布？妨道之极，其在斯乎？非制强制，即其类也。遂使好事持律之者，增已慢而轻馀；无求省欲之宾，内起惭而外恧。斯乃遮身长道，亦复何事云云。而彼意者将为害命处来，伤慈之极，悲悯含识，理可绝之。若尔者著衣啖食，缘多损生，蝼蚁曾不寄心，蛹蚕一何见念。”“高世耶乃是蚕名，作绢还受斯号。体是贵物，制不听用。”卷二《著衣法式》条中，义净先是介绍了印度僧人的著衣法式，尔后针对是中国僧人著衣写道：“斯等所论，要事益多，并神州不行。袈裟角垂，正当象鼻。梵僧纵至，皆亦雷同。良为绢滑坠肩，遂令正则讹替。”卷一《晨旦观虫》条云：“凡滤水者，西方用上等白氍，东夏宜将密绢，或以米柔，或可微煮。若是生绢，小虫直过。”所以，义净所说的绢的使用现象，应是针对中国佛教而言。
另，义净后的新罗僧人慧超在巡礼印度（723—727年）回唐后写的《往五天竺国传》卷十三说：“至于绵绢之属，五天总无。”可见，义净在印度时，印度是不生产绢的。无纸无绢，何以用绢纸印刷佛像？故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讲的印刷佛像之举不属印度而属中国。
当时中国有印刷佛像之举，在其他唐代文献记载中亦得到证实。唐开元十三年《大唐中岳东闲居寺故大德硅和尚纪德幢》载：“（李元琏）恒手自印象，兼散施漉罗，节费省用，余皆檀舍。”（其幢现在龙门文保所，其幢文收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五十三）。“象”，通“像”。隋《白佛山造象题名》：“柳昔为女造象三区。”（《金石补正》卷二十四）。北魏《路僧妙造象记》：“大魏普太二年四月廿四日，清信士路僧妙为亡夫造释加工象一区。”（《金石萃编》卷二十九）“普太”，即“普泰”，“释加”即“释伽”。在《路僧妙造象记》中，“象”、“加”、“太”分别为“像”、“伽”、“泰”的借用字。故李元畦之“印象”，即“印像”。“漉罗”，过滤用的细密罗绢。（唐）道宣《四分戒本疏·用虫水戒》：“用已漉罗着器中向日细意谛看，若故意有虫者应二三重作漉罗……若无漉囊应用衣角漉水。”其滤虫方法与义净前《晨旦观虫》所讲同。《纪德幢》文中没有使用通常在复制方法上概念模糊之“造像“一词，而是明确指出李元硅是用印刷的方法复制佛像。按《纪德幢》载文析之，李元硅除亲自印刷佛像外，还将佛像印刷在罗绢上，广施大众。这与义净所讲在印刷佛像所用的材质上同。
按幢文记载，李元硅圆寂于开元四年，春秋七十有三。其于唐上元（674—675）中出家。“恒手自印象”，是说其坚持亲手印刷不间断。是以在印刷佛像时间上与义净所作《南海寄国内法传》时间相符。
以义净和《纪德幢》所记相互证之，中国在武周天授二年以前存在有印刷术。
1966年，在韩国佛国寺释迦石塔内，发现了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木版印刷品《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由于经中出现了有武则天创造的“制字”，因此，该经的印刷时间当在公元689-705年间（武则天载初元年创制十八“制字”，中宗神龙元年复辟，颁诏改“大周”为“唐”，并废除周制，包括“制字”）。
在此经发现之前，存世最早的木版印刷品为在中国发现的唐咸通九年（868年）雕印的《金刚经》。由于《无垢净光陀罗尼经》比《金刚经》早一百多年，且当时国内对我国雕版印刷术发明时间无有定论，故此经的出现对中国印刷术发明国的地位造成一定的冲击。韩国一些学者据此认为印刷术是韩国发明的（参见潘吉星《论韩国发现的印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科学通报》，1997年10月），国内一些专家则撰文反击。遗憾的是，国内的反击文章虽多，然都缺乏有力的证据。
关于《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成书于武则天天册万岁元年（695年）的《大周刊定众经目录》中无记载。成书于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年）的《开元释教录》卷九记载为由沙门弥陀山与法藏等译于“天后末年”（《影印宋碛沙藏经》，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印行，1935年，第456册，第137页）。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周洛京寂友传》说此经由弥陀山与法藏等译于武则天天授年间（690-692年）（赞宁《宋高僧传·周洛京寂友传》，中华书局1987年，第34页）。所以，此经的雕印成书时间最早也在692年以后。
而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的成书时间，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大津传》记载，天授二年（691年）五月，义净遣僧人大津将《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书从室利佛逝送回国内。故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提到的在纸绢上印刷佛像之举，应早于韩国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雕印时间。
尽管《寄归传》成书于691年，但书中记载的在绢、纸上印刷佛像的发生时间，应在义净巡礼印度以前在国内游学之时。虽然义净从印度回国途中，在室利佛逝逗留期间，曾于永昌元年（689年）七月二十日回过广州一次，同年十一月一日返回南海。但其目的只是“见求墨纸，并雇手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第214页）。且在此期间，义净并无他游，书中所提到的“扬州”、“并州”等地的佛教界的现象，显然不是这段时间义净考察的结果。
篇5
《随园诗话》二十六卷（其中《诗话》十六卷，《补遗》十卷），近两千则，约三十万字，卷帙之富，影响之大，有清一代，诗话之作，无能出其右者。近读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随园诗话》一书，该书是吴兆基、武春华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化精华”中之一种，此为选译本，较有特点。笔者阅读时，发现本书在校勘、标点等方面存在若干问题，今就所见，一一指摘如下，以解读者之惑。
一、校勘之误
1.讹文。（1）第4页“金公政简刑清”条（按：原书每则无题目，题目为本书编者所加，下同）：“公每见属吏，谈公事处……”按：“处”应作“外”。
（2）第6页“尹公作诗”条：“……家姬必多想意，盍早归乎？”按：“想意”应作“相忆”。
（3）第8页“切勿抄袭”条：“古无类书……广采风士，然后成文。”按：“风士”应作“风土”。
（4）第9页“关于乐府”条：“……以撑门面，扰之自标门阀……”按：“扰”应作“犹”。
（5）第14页“三才子才气逼人”条：“多觉欺邻枣，贫犹敌庚鲑。”按：“庚”应作“庾”，又“核试花生烛，仁桃粟缀簪”。按：“桃”应作“挑”，又“只我偏穷薄，终年叹坎轲”。按：“坎轲”应作“轗軻”，或应作“坎坷”，可参见《汉语大字典》[1]。
（6）第18页“樊明徵赠诗”条：“南效风物是谁真？不在山巅与水滨”。按：“效”应作“郊”，又“陈为省跃。”按：“省”应作“雀”。
（7）第22页“自出新裁”条：“珊瑚仙骨谁能近？字与林家恐未真。”按：“字”应作“宇”。
（8）第25页“以诗悼友”条：“余人奠……为之泣下。”按：“人”应作“入”。
（9）第30页“宋之贤者”条：“吾二人官职、年龄种种相似，恨有一事不如公。”按：“年龄”应作“年齿”，又“公子三子，我乃无之。”按：“公子”应作“公有”。
（10）第33页“福薄生慧”条：“与乃舅宝意‘人因福薄才生慧，天与才多恰费心’这句相似。”按：“这”应作“之”。
（11）第37页“每出必携书”条：“病容樵悴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按：“樵”应作“憔”。
（12）第44页“宋学太盛”条：“孟子守先生之道，以待后之学者……”按：“先生”应作“先王”。
（13）第50页“史诗无新意”条：“蓬莱觅得长生药，眼见诸侯尽人关。”按：“人关”应作“入关”。
（14）第52页“先祖诗选”条：“尤来处，把唾壶敲缺，羯鼓频挝。”按：“尤”应作“忧”。
（15）第67页“益友情深”条：“……太傅方宴客，手臣觥……”按：“臣”应作“巨”。
（16）第74-75页“论因缘”条：“是子才耶？吾先尹门下士也。”按：“尹”应作“君”。又“误嫁状元”条：“汪度龄先生中状元时，所已四十余，面麻身长，腰腹十围。”按：“所”应作“年”，又“是夕……不愿新人……”按：“愿”应作“顾”。
（17）第82页“妄效古诗”条：“此人所作，只‘开荆地棘’四字而已。”按：“开”应作“天”。
（18）第93页“后宫轶事”条：“钱笺杜诗……如以黄河十月冰为椟盖之水……”按：“水”应作“冰”。
（19）第100页“伶人刘三其人”条：“择日……而封公子难遂解。”按：“子”应作“之”。
（20）第102页“记彭城李涓”条：“一日方提笼，而且有所睇，不觉笼落于地。”按：“且”应作“目”。
（21）第110页“苦命的官”条：“妻年五十，竟以处分终。”按：“分”应作“女”。
（22）第113页“论张夫人”条：“……其人非随园、心余、雪松三人之诗不读。”按：“雪松”应作“云松”，赵翼，字云松，与袁枚、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
（23）第124页“扬州游”条：“其时刘映榆侍讲掌教书院，生徒则生梦楼……”按：“生梦楼”应作“王梦楼”。
（24）第131页“朗夫诗话”条：“余告人曰：‘今日廉过朗夫矣！’”按：“廉”应作“谦”。
（25）第135页“女司马相如”条：“常在秋帆中丞座上，听富鼓琴……”按：“富”应作“客”。
（26）第140页“作诗不可故作艰涩”条：“人市，买锦绣乎？”按：“人”应作“入”。
（27）第142页“归隐诗话”条：“《留别寅好》云：‘畏闻使过频侈疾，懒答人言但托聋。’”按：“侈”应作“移”。
（28）第147页“焚烧碑帖祭亡友”条：“卢往尊毕，忽袖中出此碑……延陵挂剑徐君墓，似以高风久寂寥。’”按：“尊”应作“奠”，“似以”应作“似此”。
（29）第148页“卢谟之《上渤海公》”条：“卢抱孙先生转运扬州，名流毕集，极东南坛拈之胜。”按：“坛拈”应作“坛坫”，“坛坫”指文坛，见《汉语大字典》[2]。
（30）第152页“作诗不能一概而论”条：“周德卿之言曰：‘文章徒工于外是……’”按：“是”应作“者”。
（31）第156页“赠拜访未遇者诗”条：“黄石牧太史未遇时，馆于表现浦盛氏……”按：“表现”二字既衍又讹，应作“青”，又“妨杀绿杨丝万缕，曾牵范舸在长堤。”按：“妨”应作“妒”或“妬”。
（32）第157页“我的启蒙诗集”条：“伺业师他出，及岁终解馆时，便呤咏而摹仿之。”按：“呤咏”应作“吟咏”。又“喝酒与买书”条：“十钱买书书半钱，十钱买酒酒可餐……”按：“书半钱”应作“书半残”。
（33）第159页“忆唐公莪村”条：“乾隆丙辰，诏公莪村为太堂寺卿。余鸿词报罢后，袖寺走谒，公奇赏之。”按：“诏”应作“唐”，“太堂寺卿”应作“太常寺卿”，“袖寺”应作“袖诗”。
（34）第161页“路遇”条：“今逢袁夫子，方寸有炉治。”按：“治”应作“冶”。
（35）第166页“题《芝城话旧图》”条：“两人情态都如昨，作画呤诗爱夜长。”按：“呤诗”应作“吟诗”。
（36）第169页“太史夫人诗”条：“随太史入都，《忆西湖》云：‘清凉世界水昌宫……只应飞人藕花中。’”按：“水昌宫”应作“水晶宫”，“飞人”应作“飞入”。
（37）第173页“随园朋友佳句”条：“静涵有姬人王氏，美而坚……为谁戴发，肠断陶家座上宾。’”按：“坚”应作“贤”，“戴发”应作“截发”。
（38）第179页“题《散赈图》”条：“淮阴太守知君续，早晚台端奏贤迹。”按：“续”应作“绩”。
（39）第180页“王梦楼题同年诗”条：“旧雨定在萦远梦，野云端不耐高飞。”按：“在”应作“知”。
（40）第181页“吴中诗人张玉穀”条：“老乌辛苦饥常忍，小鸟啾啾老乌悯。”按：“小鸟”应作“小乌”。
（41）第186页“天籁与人籁”条：“《三百篇》、《古诗十九首》皆无题之作，后人取其诗中首面这一二字为题，遂独绝千古。”按：“这”应作“之”。
（42）第188页“吴中闺秀多”条：“彭希涑都廉之妻顾韫玉，亦能诗早卒。”按：“都廉”应作“孝廉”。
（43）第197页“叹语不及人”条：“……较量山水如评画，画稿兽无一幅同。’”按：“兽”应作“曾”。
（44）第199页“杜甫的随兴诗”条：“今人将此学韩、杜，便人魔障。”按：“便人”应作“便入”。
（45）第206页“英俊少年留佳作”条：“……有句云：‘公所渎书人亦读，不如公处只聪明。’”按：“渎”应作“读”。
（46）第209页“诗中典故探”条：“对：‘受恩已厚，无所俗。’”按：“俗”应作“欲”。
（47）第218页“诗诫”条：“提举原如宫观例，最移还与职官同。”按：“最”应作“量”。
（48）第221页“看题行诗”条：“严沦浪借禅喻诗……”按：“沦”应作“沧”，严沧浪即严羽，所著《沧浪诗话》影响很大。
（49）第222页“论古”条：“本传皆非正人，而两贤颇加推奉，行文休制，不得不然。”按：“休制”应作“体制”。
（50）第230页“人参换野菜”条：“……只嫌不及榴房子，空结团圞未子因。’”按：“未子因”应作“未了因”。
（51）第231页“张昆南佳句”条：“昆南喜，次日呈诗三册，属余输替观之。”按：“输”应作“轮”。
（52）第235-236页“雅堂之诗”条：“‘……江潮人郭无三里……欲度前锋却又休。’”按：“人郭”应作“入郭”，“前锋”应作“前峰”。
（53）第237页“叔侄二诗人”条：“丁卯，见访江宁……遂相得甚观。”按：“观”应作“欢”。
（54）第238页“姑表二兄弟”条：“姚为观察，沈为太守；深为观察，则姚为方伯矣。”按：“深”应作“沈”，由文意可知。
（55）第240页“和《汉上题襟集》”条：“月落参横夜向晨，关醺花意欲留人。”按：“关”应作“半”。
（56）第243页“翟灏学诗”条：“似予惊焰发，如笔见花敷。”按：“予”应作“矛”。
（57）第245-246页“诗词救名妓”条：“窃念书中语倘不详为亲狎，转生孔之疑……可想见夫子之门墙，壁立万刃……”按：“详为”应作“佯为”，依句意，当言门墙之高，非言门墙之险，故“万刃”应作“万仞”。
（58）第248页“察‘江’‘阳’之用法”条：“《吴赵春秋·河梁歌》云……”按：“吴赵”应作“吴越”。
（59）第251页“自命不凡李竹溪”条“《得家书》云：‘急开翻恼缄封密，郎诵频教句读差。’”按：“郎诵”应作“朗诵”。
（60）第254页“评曹廷枢”条：“两两溪边水鸟呼，渐看檐际湿模湖。”按：“模湖”应作“模糊”。
（61）第257页“撮合好姻缘”条：“某亦人上元学矣。”按：“人”应作“入”。
（62）第260页“胡女情长”条：“临行，以所挂戒珠所赠，挥泪而别。”按：“所赠”应作“作赠”。
（63）第262页“诗以对仗为工”条：“后廿年，与余相见于庐雅雨席间。”按：“庐”应作“卢”。
（64）第267页“冥中知己”条：“予主喜相交之日正长……皆隔下于年……”按：“主”应作“方”，“下”应作“十”。
（65）第269页“宴席上的诗作”条：“癸酉夏五，周兰波、潘筠轩两学士同饮随园……”按：“波”应作“坡”。
（66）第272页“苕湄诗传”条：“浪迹深惭水上萍，漫劳今夜钱邮亭。”按：“钱”应作“饯”。
（67）第273页“学问之道”条：“……类书如厨柜，说部如疱福井匽……”按：“疱福”应作“庖湢”。
（68）第279页“周青原佳句”条：“青原来见，袖中出《西园地上》诗云……”按：“地”应作“池”，又“未句，余略为酌改，周欣然辞出。”按：“未”应作“末”。
（69）第280页“相逢对面不相识”条：“真州程灌夫亦有句云：‘克风自绿垂杨色，何事羁人怕倚楼？’”按：“克风”应作“春风”。
（70）第286页“四妹轶事”条：“故妹哭之云：‘伤心欲拍灵床问，儿往河乡是故乡？’”按：“河乡”应作“何乡”。
（71）第288页“爱猫成癖的督学”条：“交纲月穿珠络索……傍檐结密人难析……”按：“纲”应作“网”，“析”应作“折”。又“河上泛舟”条“看出挥玉麈，忘暑对冰壶。”按：“出”应作“山”。
（72）第289页“二枚”条：“许性严重，秦淮小集坐在歌郎……”按：“在”应作“有”。
（73）第292-293页“故土寻旧，恍悟前生”条：“村堂见和一律……金公刻入省志艺文类中，今五下载矣。”按：“村堂”应作“树堂”，“五下载”应作“五十载”。又“记诗会”条：“兰雪云：‘六朝偶恋烟花迹，一代先收翰黑勋。’……‘芦荻飞花白满汀，停车小憩水边停。……’”按：“翰黑”应作“翰墨”，“水边停”应作“水边亭”。
（74）第298页“至爱言情”条：“王孟亭《归兴》云：‘漫理轻装唤小……’”按：“”应作“舠”，《玉篇·舟部》：“舠，小船。”
（75）第301页“题《抱铛图》”条：“莫定畸人物外踪，梦魂飞人碧霞重。”按：“飞人”应作“飞入”。
（76）第302页“众人咏守节”条：“郎君玉立森兰苕，春晖未报心切切。”按：“切切”应作“忉忉”。
（77）第303页“咏叹别离苦”条：“‘草枯’，用斐子野事，盖纪事也。”按：“斐”应作“裴”，“纪事”应作“纪实”。
（78）第305页“弇山尚书诗记荒灾”条：“然非有至诚惨恒之怀，亦不能上格天心，而下孚民望。”按：“惨恒”应作“惨怛”。
（79）第308页“吴下张琦佳句”条：“尚书已刻黄仲则第八人诗，号《吴会英才集》。”按：“第”应作“等”，又“海门中折大江开，浩浩风涛白雪椎。”按：“白雪椎”应作“白雪堆”。
（80）第312页“胡云坡忆随园诗”条：“《从园》云：‘一望灯光……’”按：“从园”应作“从围”。
（81）第313页“题仙人诗”条：“……凭吊武侯遗迹，避雨临龙冈……”按：“临”应作“卧”。
（82）第317页“情深至挚，誓死不渝”条：“……百转千回不自由，教奴争罢体！”按：“罢体”应作“罢休”。
（83）第321页“画法为亭”条：“池鱼一二寸，庭竹雨三竿。”按：“雨”应作“两”。
（84）第325页“韩慕卢传”条：“韩慕庐尚书……”按：“庐”应作“卢”。
（85）第327页“旷世奇才”条：“其人吐气如虹……招致名妹，宴饮竟夜。”按：“名妹”应作“名姝”。
（86）第332-333页“梦中题诗”条：“须情某郎为之。”按：“情”应作“倩”，“倩”有“请、使”之义，《字汇·人部》：“倩，使人。”又“难得知己”条：“相遇湖上……软于柳柳怯当风……故至今通之。”按：“柳柳”应作“杨柳”，“通”应作“诵”。
（87）第339页“友陶西圃”条：“瘐午，余亦解组随园。”按：“瘐午”应作“庚午”。
（88）第340页“小记曾南村”条：“也刺郴州，署中不戒于火……”按：“也”应作“后”。
（89）第342页“同门相和”条：“又十年，余人都补官……”按：“人都”应作“入都”。
（90）第343页“留别扬州”条：“呜呼！后公里将杖朝矣，乃竟不得考终。”按：“里”应作“果”。
（91）第346页“一杯清酒话松风”条：“世情转烛贫交久，物态浮云老眼家”按：“家”应作“空”。
（92）第353页“盛名难符”条：“罗浮只华首台、五龙潭数外，景尚幽渺……”按：“外”应作“处”。
（93）第354页“幽光集”条：“后人都，诸桐屿太史赠诗云……”按：“人都”应作“入都”。
（94）第356页“不得志者诗”条：“春风久负青山药，旧雨难寻白鹭盟。”按：“药”应作“约”。
（95）第360页“烛亭多情”条：“岁辛卯，想见苏州……”按：“想”应作“相” 。
（96）第366页“父子美少年”条：“只令法象空……花放见佛花。”按：“令”应作“今”，“佛花”应作“佛光”。
（97）第371页“吕守曾”条：“不知绝壑何入啸，遥带钟声入暮云。”按：“何入”应作“何人”。
（98）第372页“荒庙读诗”条：“亡河，归里卒。”按：“亡河”应作“亡何”。
（99）第373页“多种解释”条：“吕种玉《言鲭》云：……乃为金诃予以掩之……”按：“金诃予”应作“金诃子”。
（100）第384页“回文诗”条：“后五十年，余游粤乐……”按：“粤乐”应作“粤东”。
（101）第391页“儿女之情”条：“画鸾衫子裉轻红，料峭春寒豆蔻风。”按：“裉”应作“褪”。
（102）第400页“芳兰合体”条：“为余梓尺牌六卷，寄诗请益。”按：“尺牌”应作“尺牍”。
（103）第405页“泮林非半林”条：“况《鲁倾·泮宫》诗……非尚文之地。”按：“鲁倾”应作“鲁颂”。
（104）第406页“‘结发’与‘敛衽’”条：“《留侯世家》曰：‘陛下南面称霸，楚君必敛祚而朝。’皆指男子也。”按：“敛祚”应作“敛衽”。
（105）第416页“两株弱柳共依依”条：“廪生程鄜渠云：‘渠甥吴冠生，名华孙……’”按：“生”应作“山”。
（106）第420页“同届进士杨大琛”条：“周年杨大琛太史……”按：“周年”应作“同年”。
（107）第422页“焚琴煮鹤”条：“国初说书中柳敬亭、歌者王紫稼，皆见名人歌咏。”按：“中”应作“人”。
（108）第428页“文武官记”条：“吾所交好者……昭武将军杨公子玄孙大庄……”按：“子”应作“之”，“庄”应作“壮”。
（109）第434页“潮州行”条：“余至广州……故有‘青唇次火拖鞋出，难近多如鬼手馨。’之句。”按：“次”应作“吹”。
（110）第443页“金陵气运”条：“南青爱人如老妪，初人翰林殊栩栩。”按：“初人”应作“初入”。
（111）第446页“盛世诗坛”条：“其子名寅保……出锡山稽公之门……”按：“稽公”应作“嵇公”。
（112）第454页“刚正幽默”条：“自发门生双膝屈，蓝圈文字七篇高。”按：“自发”应作“白发”。
（113）第456页“圭美玉润”条：“余丙辰人都，胡稚威引见……”按：“人都”应作“入都”。
（114）第458页“少年得志”条：“苏州汪山樵明府，献《圣祖南巡诗》，蒙召人南书房。”按：“召人”应作“召入”。
（115）第459页“玉函五言诗”条：“‘远钟清过水，深化暮连山。’”按：“化”应作“竹”。
（116）第465页“不刻意求名”条：“宜于诗学人之不深，而可传者少。”按：“人”应作“入”。
（117）第469页“异域风情”条：“异域方言，采之人诗，足补舆地志之缺。”按：“人诗”应作“入诗”。
（118）第472页“访明竹岩”条：“……惜无事实，故匆匆尚水暇也。”按：“水”应作“未”。
（119）第474页“宦海诗才”条：“余年过六十……因自号‘诗中冯归’……”按：“冯归”应作“冯妇”。
（120）第480页“诗之境界”条：“底事多愁兼善病，探春嫩上禹王台。”按：“嫩”应作“懒”或“嬾”。
（121）第483-484页“今诗三病”条：“孟子论诗，但云：‘以竟逆志。’”按：“竟”应作“意”。见《孟子·万章上》[3]。
（122）第485页“诗外有诗”条：“近又得俟园《游刑园》一绝云……”按：“刑”应作“邢”。
（123）第487页“精通禅理诗亦佳”条：“芜湖令陈岩亭湛深禅理，诗故清旷。”按：“岩”应作“岸”。
（124）第490页“诗说打扮”条：“录其《无题》云：‘回郎百折转堂坳……’”按：“回郎”应作“回廊”。
（125）第494页“弟子说师”条：“我是如来大弟子，一半半传衣得微旨。”按：“一半”应作“夜”。
（126）第498页“隐者幽诗”条：“又有《寄周栎园侍郎》三首，因栋园往访不值故也。”按：“栋园”应作“栎园”。
（127）第500页“似村旧句”条：“盖是仅村在京师寄诗嘱批……”按：“仅”应作“似”。
（128）第501页“善人有后”条：“行春桥畔水云凉，万顷玻璃映夕阳。”按：“玻璃”应作“琉璃”。
（129）第502页“诗以意为主”条：“诗以意为主人，以词以奴婢。”按：“以奴婢”应作“为奴婢”。
（130）第509页“失聪诗才”条：“《送弟就婚黄平》云：‘远游怜妆小，出赘苦家贫。’”按：“妆”应作“汝”。
（131）第516页“诗立于纸”条：“亦诗，通首雄伟……是点金成铁矣。”按：“亦”应作“此”。
（132）第520页“广武原”条：“梦榭山侍郎诗亦奇伟，惜多累句。”按：“榭”应作“谢”。
（133）第525页“杂记”条：“王戌，余与曾南村……”按：“王戌”应作“壬戌”，干支纪年也，“壬戌”即乾隆七年（1742）。
（134）第532页“画铺读诗”条：“饮酒看画四十年，乌纱头上即青天。”按：“画”应作“书”。
（135）第546页“曾宾谷偏喜唐音”条：“江右多宗山谷，而扬州转运曾宾俗先生独喜唐音……”按：“俗”应作“谷”。
（136）第550页“记蒋心余”条：“上林好春包，努力看花香。”按：“春包”应作“春色”。
（137）第558页“德门有后”条：“教廉名一鸿。”按：“教廉”应作“孝廉”。
（138）第561页“诸朋赠诗”条：“又，‘有福不离花世界，无悉常喜竹平安。’皆可诵也。”按：“悉”应作“愁”。
（139）第563页“少女佳句”条：“谁家种玉人侥幸，得伴新莺附莺萝。”按：“莺萝”应作“茑萝”。又“云凤致歉”条：“本借湖山供笑傲，保意翻多怒触？”按：“保”应作“何”。
（140）第564页“马嵬题诗”条：“不作河东妨女津，九原粉黛有余春。”按：“妨”应作“妒”或“妬”，又“第二首……可支瘢痕之说，可谓斩新日月。”按：“支”应作“去”。
（141）第565页“家穷买书难”条：“余见徐生此时，触起贫时心事，为之慨然。”按：“时”应作“诗”。
（142）第575页“才华意远”条：“（自注：京中缓带花极茂。）”按：“缓带”应作“绶带”。
（143）第578页“金陵五才子”条：“月阶坐久惊花梦，病颊秋深裉粉光。”按：“裉”应作“褪”。
（144）第583页“兄弟情长”条：“其余年八十，弟亦六十有六矣。”按：“其”应作“盖”。
（145）第589页“六朝诗风”条：“擒门不安横，无复相关意。”按：“擒”应作“摛”，此句见《乐府诗集·子夜歌》[4]。
（146）第592页“宋人绝句”条：“春城恋酒不归去，老却碧桃花限花。”按：“花限花”应作“无限花”。
（147）第594页“刘熙即席赋诗”条：“定有德星古太史，千秋高会续红桥。”按：“古”应作“占”。
（148）第599页“脱口而出”条：“又，芦墟缝人员鲲有诗云……”按：“员”应作“吴”。
（149）第604页“夫妻情”条“小秋妹胥张卓堂士淮，弱冠以瘵疾亡。”按：“胥”应作“婿”。又“《哭夫》去：‘身在众中……’”按：“去”应作“云”。
2.脱文。（1）第6页“尹公作诗”条：“尚书还禾，而尹公又追寄一首，挑之于吴江。”按：“禾”前脱一字，读前文可知，补作“嘉”。
（2）第55页“幸露语平安”条：“‘露’字如‘剩’字之当。”按：“如”前脱一字，补作“不”。
（3）第135页“女司马相如”条：“严侍读从安归，夫人厚赠之。”按：“安”前脱一字，补作“长”。
（4）第191页“咏月”条：“近人方子《咏新月》云：‘宛如待嫁闺中女……’”按：“子”后脱一字，补作“云”。
（5）第238页“姑表二兄弟”条：“二人同登会科，沈寄姚诗云……”按：“会”前脱一字，补作“乡”。
（6）第321页“画法为亭”条：“后归山尚书，为奉母地，更名静逸园。”按：“山”前脱一字，补作“弇”，“弇山尚书”即毕沅。
（7）第514页“太白后身”条：“尺素聊凭寄，梁园亦倦。”按：“倦”后脱一字，补作“归”。
3.衍文。（1）第28页“自知缘有旧”条：“未半盂……朦胧中闻家慈中唶曰……”按：“唶”前“中”字为衍文，当去之。
（2）第138页“好书之癖”条：“余少贫不能买书……若价贵不能能得，夜辄形诸梦寐。”按：“得”前二“能”字，其一为衍文，当去之。
（3）第173页“随园朋友佳句”条：“落叶添薪，心伤元相分贫时妇……”按：“分”字衍，当去之。
（4）第193页“真的和假的”条：“譬如学杜而竟如之杜，学韩而竟如韩……”按：“之”字衍，当去之。
（5）第204页“录江西四子诗”条：“栏边花草是牛羊路，寺里人家杵臼声。”按：“是”字衍，当去之。
（6）第273页“游侠夏宝传”条：“卢谪戍军台，僮仆没有无肯随者。”按：“没有”二字衍，当去之。
（7）第501页“似村旧句”条：“独写归性灵，清妙乃尔。”按：“归”字衍，当去之。
（8）第507-508页“苏杭双才”条：“《咏王半山》云：‘竟使红羊成小劫，几同白马君害群贤。’”按：“君”字衍，当去之。
（9）第575页“才华意远”条：“久载《诗话》中矣哉。”按：“哉”字衍，当去之。
4.倒文。（1）第141页“陈密山观蚁诗话”条：“忽然风扬沙，师溃互践踏。”按：“践踏”二字为倒文，应作“踏践。
（2）第167页“海南何梦瑶”条：“看月谁人得月多，湾船唱齐浪花歌。”按：“唱齐”二字互乙，应作“齐唱”。
（3）第192页“谢兴士纳宠”条：“东坡食蚝而甘，戒其子勿告人，虑有公卿谪谋南海，以夺其味者。”按：“谪谋”二字互乙，应作“谋谪”。
（4）第341页“诗境”条：“宇碧兼空阔，舟轻足游泳。”按：“游泳”二字互乙，应作“泳游”。
5.既衍又脱。第302页“众人咏守节”条：“余独爱少年詹钱楣七古云……”按：“年”字衍，当去，“钱楣”应作“钱辛楣”，“钱辛楣”即钱大昕，少詹为其官名。
二、标点之误
1.第83页“过错在男不在女”条：“僖宗《幸蜀》诗云：‘地下阿瞒应有语……’”按：“阿瞒”为唐玄宗自称，见《辞源》[5]，僖宗必不能不敬其祖，故“僖宗幸蜀”四字皆是诗题。此诗在《全唐诗》中，一题罗隐诗，题作《帝幸蜀》[6]，一题狄归昌诗，题作《题马嵬驿》[7]，文字皆稍有出入。又《全唐诗》及《全唐诗补编》等书亦无僖宗之诗，故可证“僖宗《幸蜀》”应作“《僖宗幸蜀》”。
2.第137页“吊才女”条：“……嫁孙星衍秀才，伉俪甚笃年，二十四而夭。”按：“年”字下属，原文应断句为“伉俪甚笃，年二十四而夭。”
3.第138页“好书之癖”条：“余少贫不能买书，然好之颇切每遇书肆，垂涎……”按：“切”字后当断句，原文应作“余少贫不能买书，然好之颇切，每遇书肆，垂涎……”
4.第172页“方绮亭逸闻”条：“上犹令方绮亭，名求义，聩于耳而聪于心与人言，必大声……”按：上文应断句为“上犹令方绮亭，名求义，聩于耳而聪于心，与人言，必大声……”
5.第176页“随园赋诗”条：“辛丑秋，忽有浙中校官入山见访方知即玉墀，字小谷……予少时乞假归娶饮于鸥亭之瓶花斋，其时小谷才四岁。”按：“访”字后应断句，加逗号，“时”后应断句，加逗号，“娶”后应断句，加逗号。
6.第212页“游湖诵诗”条：“……同在湖船，自诵《陪申尚衣游西湖》绝句云……”按：“绝句”二字亦是诗题，故上文应断句为“……同在湖船，自诵《陪申尚衣游西湖绝句》云……”
7.第262页“诗以对仗为工”条：“余故赠诗云：‘闻死误抛千点泪论才不觉九州宽。’”按：“泪”字后应断句，加逗号。
8.第290页“高袁诗情”条：“有句云：‘旧物尚存怜我老爱才如此叹公难。’”按：“老”字后应加逗号。又“方诗”条：“余过苏州许穆堂侍御极夸方大章名燮者之诗，蒙以诗册见投。”按：原文应断句为“余过苏州，许穆堂侍御……”
9.第455页“寡女哀丝”条：“年十六，适四品宗室魁，明年二十而寡，守志抚孤。”按：原文应断句为“年十六，适四品宗室魁，明年，二十而寡，守志抚孤。”
《随园诗话》问世以来，版本众多。笔者以为，版本优劣问题，于读书治学尤为重要，手握善本，则无疑无惑，所得结论，亦可堪推敲；持一劣本，则疑惑层出，不知所措，治学更是举步维艰。希望本文能对读者有所帮助。笔者水平有限，文中指摘不确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注释：
[1][2]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九卷本）第3795、462页，[武汉]湖北长江出版集团崇文书局、[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
[3]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孟子注疏》第29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谭国清：《乐府诗集》（第二册）第198页，[北京]西苑出版社2009版。
篇6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摘 要：《韩国华神道碑》中提到契丹大将萧宁。萧宁在史书中无传，但是在《宋史》、《辽史》等正史中多次出现，相关的记载在时间跨度、历史背景和身份地位上相差太大。经过考证，正史中的萧宁应该为两人，一位为辽代重要将领萧排押，即《韩国华神道碑》中出现的萧宁，另一位为契丹贵族萧特末。出现此类混淆是由语言文字差异、历史记载错讹、年代久远等原因造成的，在历史研究中应该仔细分辨，厘清史实。
关键词 ：契丹辽文化；萧宁；萧排押；萧特末；身份
中图分类号：K31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005-03
收稿日期：2015年5月30日
作者简介：宋典，男，1994生，河北石家庄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研究方向：古代史
碑刻铭文是研究中古史的重要资料，不仅可以弥补传世文献不足，拓宽研究视野，还可与史籍互证，还原历史本真。宋辽史的研究中已有相当多的成果，《韩国华神道碑》是学界关注较少的碑刻，笔者根据对神道碑的阅读与所搜集的材料，尝试对神道碑中提到的“契丹大将萧宁”之身份做一考证。
一、正史中的萧宁
神道碑中只有一处提到萧宁。韩国华使朝完成任务，得到重用担任开封推官、盐铁判官等职。“久之，契丹大将萧宁使叩雄州，约和，州刘福信之，以闻天子。”皇帝考虑到之前韩国华的优异表现，再次任命其处理此事，最终韩国华不负众望，识破了萧宁诈和的阴谋。这段记载在《宋史》中比较简略，没有提到萧宁的名字，但是记载了时间为淳化二年（991年）。在韩国华的墓志铭中则包含了上述所有信息：“淳化二年，契丹大将萧宁谴人抵雄州，请和。”其中墓志铭较之神道碑和《宋史》传记属于最早记述韩国华生平的材料。
笔者在《金石萃编》中找到一份《韩国华神道碑》，其内容为教材中神道碑和墓志铭的杂糅，派遣韩国华使高丽等较为详细，文后的按语为：“契丹萧宁叩雄州约和事，国华本传在淳化二年，而刘福传不载。”可见淳化二年的记载只有墓志铭这一个来源。根据《长编》记载，淳化二年二月丁巳：“凉州观察使、判雄州事刘福卒，赠太傅，忠正节度使。”也就是说萧宁请和之事应该在淳化二年一月到二月之间。
查找史书，在《宋史》、《辽史》等正史中有几处记载。辽圣宗统和七年（989年）二月乙卯：“大飨军士，爵赏有差。枢密使韩德让封楚国王，驸马都尉萧宁远同政事门下平章事。”（《辽史》卷一二《圣宗本纪》）辽圣宗开泰元年（1012年）三月：“乙酉，诏卜日行拜山、大射柳之礼，命北宰相、驸马、兰陵郡王萧宁，枢密使、司空邢抱质督有司具仪物。”（《辽史》卷一五《圣宗本纪》）辽兴宗重熙十年（1042年）：“六月戊寅朔，以萧宁、耶律坦、崔禹称、马世良、耶律仁先、刘六符充贺宋生辰使副。耶律庶成、赵成、耶律烈、张旦充来岁贺宋正旦使副。”（《辽史》卷一九《兴宗本纪》）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十二月：“庚申，辽谴萧宁等来贺正旦。是月，全州芝草生，桂州甘露降。”（《宋史》卷一五《神宗本纪》）我们可以看到，从《辽史》第一条到《宋史》条的记载时，时间跨度近100年，显然，史料中的萧宁绝对不会是同一个人，那么到底是几个人？神道碑中提到的萧宁又是谁？
二、萧宁实为两人
正史中提到的萧宁应该是两个人。原因是：第一，时间跨度太长。如前所述，近100年的间隔不可能是同一人。第二，历史背景不同。统和四年（986）辽曾打败宋雍熙北伐之师，《圣宗本纪》第一条载“大飨军士”，可能是萧宁凭借破宋军功而得到封赏。另外从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亲征北汉，辽出兵援汉，宋辽绝和开始，到澶渊之盟签订，25年间两国没有互设使节。淳化二年（991），发生过契丹雄州诈和之事，宋朝靠着韩国华的机智识破阴谋，而这背后的主谋正是萧宁。所以，作为一个伐宋有功、诈和又被识破的大将，萧宁是不可能再作为贺生辰使出使宋朝的，所以前后萧宁不可能为一人。第三，身份差异太大。辽史《圣宗本纪》史料中萧宁的身份为驸马都尉、同平章事、北宰相等。同平章事类似南朝的宰相，根据辽国制度，宗室贵戚官节度使及平章事者，多为遥领加衔，不必身亲其事，这就理解了文献中的“远”字了。所以，这位萧宁是一个身居要位的契丹贵族。而《兴宗本纪》和《神宗本纪》中记载的萧宁是赴宋的使者，二者差别太大。使者的品阶并不高。张婕在其硕士论文中对北宋的国信使群体进行了详细的梳理研究，发现北宋遴选国信使“不必限以位秩高下”，以中等级别的文武官员为主，派往辽朝的正使官员多以郎中、员外郎等五六品官，从五品一下占到60%以上。辽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礼仪制度大多学习汉地，“时仪法疏阔，（韩）知古援据故典，参酌国俗，与汉仪杂就之”，在使者的选派上应该也会仿照宋制，以求在级别上的平等。同时，辽在外交中居于强势。神宗即位以后，试图改变外交的被动地位，经略西夏，通好高丽，这自然而然引起契丹的不满。神宗熙宁七年（1073），辽派遣范使林牙、萧禧入宋，宋辽双方就划分边界问题展开交涉，经过两年的谈判最终以宋朝的妥协而告终，可见辽朝在两国关系中的强势地位。因此在派往宋朝的贺正旦使问题上，辽朝也不太会派遣高级别的官员。第四，《辽史》之简陋一直以来备受诟病，人物混乱，错误百出，因此出现名不对人，张冠李戴的现象十分正常。
三、萧排押与萧特末
前举四条史料中（《辽史·圣宗本纪》所载）两条的萧宁应该为萧排押，而《辽史·兴宗本纪》和《宋史·神宗本纪》中的萧宁应该为萧特末，《韩国华神道碑》中提到的契丹大将萧宁应该是萧排押。
（一）契丹大将萧宁——萧排押
萧宁即为萧排押的理由主要有：第一，身份相当。《辽史·萧排押传》记载：“（统和七年）尚卫国公主，拜驸马都尉，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统和二十二年）宋和议成，为北府宰相。（统和二十八年十一月）圣宗征高丽，排押入开京，大掠而还，帝嘉之，封兰陵郡王。开泰二年，以宰相知西南面招讨使。”这说明自统和二十九年东征高丽班师之后到开泰二年期间，萧排押身兼数职：驸马都尉、北府宰相、兰陵郡王。这与《辽史·圣宗本纪》开泰元年条“诏卜日行拜山，大射柳之礼，命北宰相、驸马、兰陵郡王萧宁……督有司具仪物”中记载的萧宁之职务、封号完全一致，且属同一时间区域，所以萧宁即萧排押。第二，经历相符。萧排押长期参与对宋朝的军事活动，统和四年（986），“破宋将曹彬、米信于望都”，“收复山西所陷城邑。”后来担任南京统军使，即为南京统军司的主要负责人，负责对辽南京的保护与对宋朝的征讨，军事和政治地位极显赫。南京统军使也负责一些策反、间谍等活动，“辛丑，南京统军使耶律善补奏宋边七十余存来附”。辽宋战争时期，双方都大量使用了间谍，南京统军使极有可能是辽边界的重要间谍机构之一。前文已述《韩国华神道碑》中萧宁遣使叩和之事发生在淳化二年一月到二月，此时辽朝南方对宋的主要负责人正是萧排押，在萧挞凛死后一直“专任南面事”，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萧排押谋划了这场雄州诈和事件。第三，地位相符。萧排押地位尊贵，“国舅少父房之后”，少父房是阿古只所属族系，在辽朝是显赫大族，“如此昌运显赫之家，圣、兴、道三帝何能轻视”？《辽史·地理志》载“福州。国舅萧宁建。南征俘掠汉民，居北安平县故地”。其他史籍中也多有记载可为佐证，福州当为萧排押的私城。另外，在辽宁北镇出土秦晋国妃（圣宗弟隆庆妃）墓志中，称妃家“世为后族，答组照烂”。妃父“故枢密使北宰相驸马都尉讳曷宁”，祖父“故燕京留守内衙都指挥使讳割烈”，曾祖“故迷古宁详稳讳演乌卢”。朱子方等先生曾考订曷宁即萧排押，其说甚确。曷宁（即萧排押）的高级官阶与崇高地位，与国舅萧宁不相上下，更有助于我们推测二者实为一人。我们把萧排押与萧宁的年谱简表罗列一下，可以更直观地看出二者实为一人。
（二）贺宋使者萧宁——萧特末
至于《辽史·兴宗本纪》和《宋史·神宗本纪》中记载的萧宁，笔者认为应是萧特末。除了正史，在其他史料中也有记载：“太康五年，是岁遣萧晟、萧宁等使于宋，宋遣使来贺生辰及正旦。”又如：“太康五年，十二月庚申，辽谴萧宁等来贺正旦。”但是这些史料中都没有关于萧宁其他信息，目前只知道他作为使者出使宋朝。然而实际上，萧宁只是历史上一名遣送使者的别名或者误称。辽兴宗重熙十年（1042，仁宗庆历二年）：“六月戊寅朔，以萧宁、耶律坦、崔禹称、马世良、耶律仁先、刘六符充贺宋生辰使副。耶律庶成、赵成、耶律烈、张旦充来岁贺宋正旦使副。”《长编》中对此事的记载更为详细，且稍有不同。仁宗庆历二年三月己巳：“契丹遣宣徽男院使归义节度使萧英，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刘六符来致书。”他们此行是为求关南十县，由于当时“契丹屯兵境上”，“朝廷择报聘者，皆以其情叵测，莫敢行”。最终吕夷简举荐富弼接见，富弼很好地完成了接见任务。史载：“西羌盗边，战未解，契丹保境使请关南十县之地及昏。”这里所载保境使即萧英与刘六符。可以看到，所谓萧宁即萧英也。那么萧英又是何许人也？据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四）：“是月辽谴南院宣徽使萧特默旧作特末，今改，考异《宋史·富弼传》及《涑水记闻》皆作萧英，盖一人而两名也。翰林学士刘六符来使取晋阳及瓦桥以南十县地。”毕沅在这里提出《宋史》等书中的萧英就是萧特末，实际上是一个人两个名字而已。曾贻芬所编的《辽代人名索引》中也是把萧英与萧特末看作一人。蔡美彪先生也据《长编》等考证萧特末，汉名萧英。查《辽史·萧特末传》可见：“明年（重熙十一年），与刘六符使宋，索十县地，宋请增银、绢十万两、匹以易之。”与前文萧英、萧宁故事相合。《辽史》中其他篇章也印证了萧特末出使之说，如“庚戌，谴南院宣徽使萧特末、翰林学士刘六符使宋，取晋阳及瓦桥以南十县”，“十一年，与宣徽使萧特末使宋索十县地”等。萧特末是一个使者家族，除萧特末使宋之外，其兄萧和尚也曾作为使者出使宋朝。辽代谴使多选派可靠的契丹人，对家世背景和个人能力十分看重，萧特末和萧和尚乃“国舅大父房之后”，兄弟二人也是以“多智略”、“有能称”，因此多次被委以重任。
四、萧宁的多重身份
史书典籍中对不同个“萧宁”的记载原因是多方面。一是《辽史》内容简略而前后矛盾。清人赵翼曾言：“《辽史》最简略，二百年人物，列传仅百余篇，其脱漏比多矣。”另外在誊录传抄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姓名、职位、时间等方面的差错。如《辽史》和《长编》把使者冯元分别错记成“马宗元”和“冯元宗”。二是后代修史记录不同。如今通行的《长编》有嘉庆间张氏爱日精庐活字排印本和光绪间浙江书局刊本，浙本出自张本，张本则本之《四库全书》本，三者为辽人名氏均已改译。《长编》载：“天圣元年……契丹谴……耶律唐古特……程昭文来贺乾元节。”局本《辽史》载：“太平三年闰（九月）以唐古特程昭文充贺宋生辰使副。”省略“耶律”二字。而殿本《辽史》则作唐骨德成昭文，如此混乱，如果不是以官爵职务等考证，很难知其是一个人。三是辽人名字较为复杂。钱大昕尝云：“金人多二名，一从本国名，一取汉语。”实际上辽人也是如此，尤其是赴外使者，或许觉得沿用旧名有所不雅，所以特立一名，从而在双方的史书中出现一人多名的现象。再加之年代久远，天灾人祸等原因，史书中的记载更加问题丛生，这需要历史研究者仔细分辨，厘清史实，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注 释：
①[元]脱脱撰.辽史·卷八八·萧恒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1342.
②孟凡云.辽圣宗时期宫闱斗争探析.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5）：63.本文认为排押于应历十八年（968）为政事令，原文无注。
③[元]脱脱撰：《辽史》卷十五《圣宗本纪》载：“庚子，谴排押、盆奴等攻开京，遇高丽兵，败之。”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68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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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元)纳新.河朔访古记(卷中)[M].北京：中华书局，1991.
〔4〕韩公墓志铭并序[A].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河南集(卷十六)].
〔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6〕(清)王昶.金石萃编[M].北京：中国书店，1985.
〔7〕(明)王圻.续文献通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清)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9〕(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三四).清嘉庆六年递刻本.
〔10〕(清)杨复吉.辽史拾遗补.道光五年汪氏振绮堂刻本.
〔11〕曾贻芬,崔文印.辽史人名索引[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2〕傅乐焕.辽史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3〕金毓黻.辽国驸马赠卫国王墓志铭考证[J].考古学报，1956,(3).
〔14〕朱子方.从出土墓志看辽代社会[J].社会科学辑刊，1979,(2).
〔15〕孟凡云.辽圣宗时期宫闱斗争探析[J].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5).
〔16〕向南.辽代萧氏后族及其居地考[J].社会科学辑刊，2003,(2).
篇7
关键词 北宋 文同 近体诗诗韵 韵例 韵字
一、文同及其诗歌简介
文同(1018－1079)，字与可，号笑笑先生，又称“锦江道人”，“文湖州”，或“石室先生”，梓州永泰(今四川盐亭)人。幼年笃于学，发奋读书，二十岁左右已经“博通经史诸子，无所不究”。
仁宗皇祐元年(1049)进士，初仕邛州判官。至和二年(1055)调静难军节度判官，嘉祜四年(1059)召试馆职。六年，出通判邛州。英宗治平二年(1065)改汉州。三年，还知普州。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召知太常礼院。因议新法不合，四年。出知陵州，历知兴元府、洋州。元丰元年(1078)改知湖州。二年，赴任途中卒于陈州，年六十二。文同除诗外尤以墨竹知名，画家称文湖州竹派。后人编有《丹渊集》四十卷，拾遗二卷。《宋史》卷四四三有传。文同肯定熟悉宋代通语。三十岁以前一直生活在家乡，后亦曾在四川供职。必定通晓家乡永泰方言，梓州永泰方言一定在他的诗歌中有所反映。
文同是北宋中期诗赋书画全能的大家，苏轼在《书与可墨竹并序)冲说：“亡友文与可有四绝：诗一，楚辞二。草书三，画四。”“四绝”中，诗列首位。可见苏轼对其诗歌的赞赏。现存文同诗歌856首，其中近体诗283首。我们将古、近体诗分开考察，本文在对其近体诗用韵进行穷尽考查基础上，试图对其用韵情况做出浅析，调查时笔者主要依据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宋诗》第八册所收二十卷文同诗作。并参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二、韵部说明及特殊韵例韵字讨论
文同近体诗283首，共283个韵段，全部押平声韵，共分25韵部，其中阴声韵11部，阳声韵14部。
(一)歌戈部
含《广韵》歌戈两韵，共入韵5次，其中戈独用2次。歌戈同用3次。《广韵》规定歌戈同用，实际押韵亦歌戈同用，没有借韵、出韵的情况，故将歌戈两韵系合为一部。
(二)麻佳部
包括《广韵》麻韵和佳韵，共入韵11次。其中麻独用6次，借出韵字是蟹摄的佳韵字，共有5次。七绝《约春》6344(题后的数字为《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页码，下同。)叶“赊涯花”，原文为“去岁相违恨已赊，今年相遇喜无涯。红情绿意知多少，尽入泾川万树花。”七律《明教院》6346叶“斜加花涯华”，原句为“两岸烟云闲景物，一轩泉石静生涯。”七律《邛州东园晚兴》5352叶“纱家花霞涯”，原句为“向晚双亲共诸子，相将来此乐无涯。”五律《晴步西园》5407叶“霞斜沙蛙”，原句为“稚土贫亦乐，一部奏池蛙。”七绝《过青泥》6433叶“加涯花”。原句为“铁山正月雪交加，欲探东风未有涯。”“涯蛙”为佳韵字，其余皆为麻韵字。文同近体诗里没有佳韵字押入蟹摄灰哈部的，也没见佳韵独用。按《广韵》规定，假摄麻韵字不能与蟹摄佳韵字相押。假摄麻韵字与蟹摄佳韵字相押这种现象起于何时，颇难断定。到唐代，诗人用韵中，佳韵字如“佳涯崖柴”几个字都偶然押入麻韵(刘晓南2001年)，到宋代，佳韵字押入麻韵系已是一个较为普遍的音变现象，同为四川籍诗人苏轼的诗作中，麻佳互押就有2例。研究表明，宋代山东、江西、福建、江浙诗词韵都充分反映了这种语音演变现象。
(三)灰哈部
含《广韵》灰哈两韵，共入韵7次，其中灰独用1次，哈独用2次，灰哈同用4次。《广韵》灰哈同用，实际押韵亦灰哈同用，没有借韵、出韵情况。故灰哈两韵系合为一部。(四)齐西部 含《广韵》齐韵，共入韵2次《广韵》规定齐独用，实际押韵亦独用，无借韵、出韵，故齐韵独立为一部。
(五)微依部
含《广韵》微韵，共入韵16次。《广韵》规定微独用，实际押韵亦独用，借韵1次。七律《金桃》5363叶“垂衣归唏稀”，原句为“雨染烟蒸万实垂。丹殊为骨菊为衣”。“垂”属支韵。“衣归唏稀”属微韵。
(六)脂之部
包括《广韵》支脂之三韵，共入韵25次，其中支独用2次，支脂之同用4次。支之同用16次，脂之同用2次，支脂同用1次《广韵》规定支脂之同用，实际押韵亦支脂之同用，故支脂之三韵系合为一部。本部借韵6次，其中齐韵2次，微韵4次。七绝《忽忆故园修竹因作此诗=》5408叶“溪枝迟”，原句为“故园修竹绕东溪，占水侵沙一万枝。”其中，“溪”属齐韵，“枝”属支韵，“迟”属脂韵。七绝《寄景孺提刑按武兴》6408叶“西驰诗”，原句为“夹栏虚栈武兴西，使骑翩翩晚夕驰。”其中，“西”属齐韵，“驰”属支韵，“诗”属之韵。七律《送李野夫兼简公择学士同年》5330叶“归时诗思卮”，原句为“吾友野夫官满归，峡中风物正春时。”其中，“归”属微韵，“时诗思”属之韵，“卮”属支韵。七律《洗竹》538011十“稀篱枝池时”。原句为“斤斧从来到此稀，为撩疏密绕藩篱。”其中，“稀”属微韵，“篱枝池”属支韵，“时”属之韵。七绝《斋宫》5424叶“霏枝之”，原句为“玉龙喷雾碧霏霏，钿枕珠衾照百枝。”其中，“霏”属微韵，“枝”属支韵，“之”属之韵。七绝《飞仙石溪》5434叶“衣时迟”，原句为“爱此潺谖任溅衣，独寻幽石坐多时。”“衣”属微韵，“时”属之韵。“迟”属脂韵。
(七)豪包部
含《广韵》濠韵。共入韵8次。《广韵》规定豪独用。实际押韵亦独用，无借韵、出韵，故豪韵独立为一部。
(八)萧宵部
含《广韵》萧宵两韵，共入韵3次。《广韵》萧宵同用，实际押韵亦萧宵同用，没有借韵、出韵的情况，故将萧宵两韵系合为一部。
(九)尤侯部
包括《广韵》尤侯幽三韵，共入韵20次，其中尤独用10次，尤侯同用9次，尤幽同用1次。《广韵》规定尤侯幽同用，实际押韵亦尤侯幽同用，故尤侯幽三韵系合为一部。
(十)鱼居部
含《广韵》鱼韵。共入韵9次。《广韵》规定鱼独用，实际押韵亦独用。无借韵、出韵，故鱼韵独立为一部。
(十一)虞模部
含《广韵》虞模韵，共入韵6次，其中模独用2次，虞模同用4次《广韵》规定虞模同用。故将虞模两韵系合为一部，借韵1次。七绝《寄永兴吴龙图给事(之二)》5399叶“虚图炉”，原句为“见山楼迥倚晴虚，看展终南百幅图。”“虚”属鱼韵，“图炉”属模韵。
(十二)侵寻部
含《广韵》侵韵，共入韵10次《广韵》规定侵独用，实际押韵亦独用，无借韵、出韵，故侵韵独立为一部。
(十三)真谆部
含《广韵》真谆韵。共入韵14次，其中真独用7次，真谆同用7次《广韵》规定真谆同用，故将真谆两韵系合为一部。借韵1次，出韵1次。五绝《骢马》6305叶“云银神”，原句为“髦鬣拥如云。西人号乞银。”“云”属文韵，“银神”属真韵。七绝《读史》6360叶“秦人斤”，原句为“不得荥阳遂失秦，始知成败尽由人。可怜一掷赢天下，只使黄金四万斤。”“秦人”属真韵，“斤”属欣韵。
(十四)文欣部
含《广韵》文欣韵，共入韵10次，其中文独用10次，欣出韵1次，占总数的10％。当合为一部。五律《吕惠穆挽诗四首(之四)》6456叶“勤君闻云”，原句为“自出公门下，常蒙礼意勤。相看如子姓，交政为郎君。”“勤”属欣韵，“君闻云”属文韵。
(十五)元魂部
含《广韵》元魂痕韵，共入韵13次，其中魂独用3次，元魂同用8次，元魂痕同用2次《广韵》规定元魂痕同用，实际押韵亦同用，无借韵、出韵，故将元魂痕三韵系合为一部。
(十六)寒桓部
含《广韵》寒桓韵，共入韵12次。其中寒独用3次，寒桓同用9次。
《广韵》规定寒桓同用，故将寒桓两韵系合为一部，借韵3次。七绝《闻陈山人定命丹成试以诗乞》6379叶“还干丸”原句为“水火相交养大还，已闻神汞满炉干。”“还”属山韵。“干”属寒韵。“丸”属桓韵。七律《题兜率寺》6460叶“闲峦宽安残”，原句为“簿领迷人喜暂闲，聊寻古寺陟孤峦。”“闲”属山韵，“安残”属寒韵。“峦宽”属桓韵。五律《宿云屏山寺》5446叶“端蟠看寒栏”，原句为“翠岭耸云端，嘘峨走复蟠。客从尘外入，僧向画中看。”蟠，《广韵》“附袁切”，又扶干切。元韵字与山摄相押，文同近体诗仅此一例。元韵本属臻摄。但在《韵镜》、《七音略》等韵图中，属山摄。在苏轼的诗作中，在反映口语里已并入山摄。
(十七)先仙部
包括《广韵》先仙两韵。共入韵24次，其中先独用5次。先仙同用19次。《广韵》规定先仙同用。实际押韵亦先仙同用，故先仙韵系合为一部。借韵1次，五律《弄珠亭下柳》5423叶“前烟绵舡年”。原句为“远外分晴岛，深中泊暮舡。”其中，“绵”属仙韵，“舡”属江韵，其余属先韵。“舡”。《广韵》许江切，“解舡船完”《集韵》“艐舡舟名。”其反切是枯江切。又“《博雅》解舡舟也。”其反切是虚江切。“船”，查《集韵》食川切，“《说文》舟也。《方言》自关而西谓之船。俗作舡，非是。”寒先部与江阳部混押，上古中古直至唐代诗文用韵极少，但在宋代四川诗人作品有11例。(刘晓南2006年)今盐亭方言中。江摄舒声与山摄舒声韵尾不混，不能印证。但在今赣方言、吴方言、闽方言、湘方言和官话区的江淮方言中却很普遍。在宋代四川通语音系中中尾并入尾。即真文部、庚青部合并。是一种普遍音变现象。江窗部押入先仙部，江窗部尾韵与先仙部尾韵相押现象反映了文同口语中尾并入尾的倾向，当是方音现象。
(十八)删山部
含《广韵》删山两韵，共入韵12次，其中山独用1次，删独用1次，删山同用10次。《广韵》删山同用，实际押韵亦删山同用，没有借韵、出韵情况，故删山两韵系合为一部。
(十九)江窗部
含《广韵》江韵，文同近体诗仅入韵1次。《广韵》规定江独用，实际押韵亦独用，故江韵独立为一部。
(二十)阳唐部
含《广韵》阳唐韵，共入韵20次，其中阳独用5次，阳唐同用15次《广韵》规定阳唐同用，故将阳唐两韵系合为一部。
(二十一)庚青部
包括《广韵》庚耕清青韵，共入韵23次，其中，青独用14次，耕清独用各1次，庚清同用5次，庚耕同用1次，庚耕清同用1次《广韵》规定庚耕清同用。青独用，但青14次独用就有9次借韵庚，庚清借出韵青3次，故庚耕清青四韵系当合为一部。例多，此举4例，其余从略。七律《汉州王氏林亭》5363叶“扃清英名缨”，原句为“短干勺疏篱入野扃，竹烟松露满襟清。”其中，“扁”属青韵，“英”属庚韵，其余属清韵。五律《野迳》5377叶“晴名行营”，“行”属庚韵，其余属青韵。七绝《可笑口号七章》之七55384叶“城生”，原句为“可笑山州为刺史，寂寥都不似川城。若无书籍兼图画，便不教人白发生。”“城”属青韵，“生”属庚韵。七律《晚泊金牛》5422叶“清行声精征”，原句为“一襟初觉晚霜清，短鞋垂头任马行。斜日敛回疏木影，急风收断落泉声。望穷好景番番别，题遍新诗阕阕精。终是教人伏潘令，许多才调赋西征。”其中，“声精”属青韵，“清征”属清韵，“行”属庚韵。
(二十二)蒸登部
含《广韵》渫登两韵，共入韵4次，其中登独用2次，蒸登同用2次《广韵》蒸登同用，实际押韵亦蒸登同用，没有借韵、出韵情况，故蒸登两韵系合为一部。
(二十三)东钟部
包括《广韵》东钟冬三韵，共入韵26次，其中东独用21次，钟独用4次，钟冬同用1次，东钟借用4次。《广韵》规定东钟同用，冬独用，但冬用韵1次就与钟同用，故东钟冬三韵系当合为一部。
(二十四)覃谈部
含《广韵》覃谈韵。文同近体诗仅入韵1次。《广韵》睨定覃谈同用。故覃谈独立为一部。
(二十五)盐添部
包括《广韵》盐添衔严韵，文同近体诗仅入韵1次。七律《江原张景通善颂堂》6396叶“岩髯帘添严”，原诗为“庭前云盖碧峻岩。堂上先生雪满髯。说药客来聊下榻，谒斋僧去便垂帘。种时法好花难谢，买处钱多石易添。子舍光荣身壮健，只将香火事华严。”其中，“岩”属衔韵。“髯帘”属盐韵，“添”属添韵，“严”属严韵。《广韵》规定盐添同用，成衔同用，严凡同用，故盐添独立为一部。
三、结语
篇8
关键词：音乐艺术；音乐考古；春秋战国；山西编钟；音乐学；艺术特征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WT5”，5BZ]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音乐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此时期在音乐思想、音乐创作、音乐表演、乐器制造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初步形成了我国古代音乐理论体系。这一时期中诸侯争霸、多元的政治格局先后造就了各具特色的音乐文化中心。尤其是春秋五霸之中称霸时间达150年之久的晋国，是中原地区无可厚非的音乐文化中心，晋音乐艺术地域特色就形成于这一时期，为后世该地区的音乐艺术发展奠定了基础。近年来随着山西考古研究成果的不断发现，编钟作为“礼乐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乐器越来越受到音乐学界的重视。本文以山西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编钟为实证材料，试对山西音乐艺术地域特色进行探讨。
一、山西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编钟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化在晋国的上层社会盛行，作为礼乐文化载体的青铜编钟是统治阶级权利与地位的象征，因此晋国的王公贵族们无论生前还是死后均享有不同等级的用钟制度，此种社会现象带来铸钟业的繁荣发展，这一点从近年来山西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编钟件数居全国之首（如果按照晋国霸业时期的行政区域划分与不断出现的考古新发现统计，出土的晋地钟的件数还会不断增加）与山西多处铸钟遗址的发现中得到证实。①山西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编钟不仅数量多、分布广泛，并且种类齐全，制钟工艺先进。从编钟形制看，有口缘平、钟体巨大、带环钮可特悬的镈钟；有口缘不截齐、钲部设圆台状长枚、钟顶有筒形钟柄可斜悬的甬钟；还有形制小于甬钟、钲部设乳状短枚、钟顶有半圆形“钮”、可直悬的钮钟。据《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西卷》统计，山西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编钟共28套，其中实用乐器8套，明器15套，另外还有5套因破损严重与部分流失等原因无法测音。以下本文只对出土的实用乐器进行讨论。为了便于研究，现将山西出土的有代表性的编钟自春秋至战国，按早、中、晚期介绍。
1.天马—曲村出土编钟这是一座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西周早中期之交到春秋初年的王侯级墓葬群，位于山西省曲沃县曲村乡的北赵村，2001年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1992年至2000年进行过6次大规模的抢救发掘，为夏商周的断代提供了年代学依据。墓地南北分3排，共9组19座晋侯与晋侯夫人的墓葬及车马坑陪葬，其规模宏大，遗存丰富代表着当时晋国的强盛局面，陪葬品主要有玉器、礼器和兵器，其中礼器以青铜器为主，值得注意的是青铜乐器中出现了铭文，且纹饰精美。目前出土的西周早期编钟共四套，中期一套，除了起初被盗流失海外的后有辗转存于上海博物馆14件晋侯苏编钟外，其他编钟均存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曲村晋侯93号墓出土编钟共16件，其摆放方式为4件一组，整套保存基本完好。长度为2.7厘米的两层圆台钟枚共36枚。不封衡。唇上留有每边三道的调音痕迹，从音乐性能角度分析，此套编钟音律比较混乱、明显不调。据考证年代为春秋早期。②
2.侯马上马墓出土编钟上马墓地的时期鉴定为西周晚期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之交。墓主人分别代表三个不同的阶层即：下大夫、士、平民。文化属性是西周文化因素和北方古文化因素融合的产物。1961年至1987年共发掘墓葬1737座，车马坑3座，牛、马坑各1座，出土文物1700多件。其中西周晚期的陶器墓30座，墓葬的主人为最早开垦新田的先民。铜器墓出现于春秋早期，墓地根据墓葬间的稀疏不同划分为若干个不同的家族，且富有程度与政治地位不同。目前出土的春秋中期编钟一套存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侯马上马13号墓出土钮钟一套共9件，据鉴定为春秋中晚期的乐器，大小相次，形制相同。钟体呈合瓦形，且顶部有一个长方形竖环钮，上面纹饰为蟠螭纹。这组钮钟被专家认定为“在钮钟中是相当早的一例”。③
3.长治分水岭出土编钟长治分水岭墓群主要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墓地和平民墓地，位于长治市区的旧城北墙之外，历年的考古发掘出土了一大批珍贵的音乐文物。仅仅第126号墓葬中就有291件青铜礼器出土，其中乐器17件。丰富的音乐遗存为我们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制度的发展状况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实物依据。出土的中期编钟共3套，均存于长治市博物馆。长治分水岭269号墓出土编钟共18件，分甬钟、纽钟两组，各9件。其中9件甬钟，大小相次成列，造型纹饰相同。兽头单旋、长甬。鼓部饰象首纹，斡饰雷纹，舞顶部与钲部篆带均饰蟠虺纹，中部间饰二蟠螭。据考证年代为春秋中期。④9件纽钟部分已破损，钮为环形状，篆带与钲间皆饰蟠虺纹，鼓面饰内填雷纹的蟠虺纹。据考证年代为春秋中期。⑤
长治分水岭25号墓出土编钟共14件，分甬钟、纽钟两组，其中甬钟一组5件，大小相次，造型纹饰相同。长甬单旋，鼓面饰蟠螭纹，舞顶与篆带均为素面。5件甬钟均破损严重。据考证年代为春秋晚期。⑥纽钟一组9件，大小相次成列，形制纹饰相同。钟体呈合瓦形，钟口呈弧形，环状长钮为双兽头。舞部素面，篆带饰蟠螭纹，枚为螭首形钟乳，鼓部饰两夔龙纹组成的兽面。⑦
4.屯留车王沟出土编钟
屯留车王沟墓是1900年村民们挖沙时发现的一处春秋战国之交的墓葬，位于长治市屯留县西河本村的小王岭附近的车王沟崖顶，出土的乐器有编磬一套9件，纽钟一套9件，是研究这一地区礼乐文化发展的珍贵资料。其中出土的晚期编钟一套存于屯留县博物馆。屯留车王沟纽钟9件，整套编钟底面平，均有乳丁36枚。钟体纹饰为蟠螭纹与夔龙纹，其中第一件钟体两边正鼓部各有小龙一条。前八件钟无音梁与音槽，但有锉磨调音的痕迹，第九件钟有1.0厘米厚的唇与大约4厘米长的4道音梁，整套钟的音质、音色较好，为实用器，遗憾的是第1、3件钟裂，声音哑。据考证年代为东周时期。⑧
5.临猗出土编钟临猗程村墓群是春秋中晚期一个以大夫五鼎墓为中心的墓葬群。位于运城市临猗县庙上乡程村东，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总面积达30万平方，共发掘220余座墓葬，10余座车马坑，近2000件出土文物。墓葬保存完好，遗物丰富，程村遗址的发掘，对于研究晋文化与方国音乐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出土的中期编钟共三套，分别保存于不同地点，以下仅重点介绍LC1号墓出土的9件实用器纽钟。
临猗LC1号墓纽钟共9件，整套钟壁厚在0.6-1.0厘米之间，均有乳丁36枚，纹饰为蟠螭纹。钟体锈蚀，破损严重，尚相对完整着为1、2、3、4、8号钟，5、6、7、9号钟残破过甚不测，仅9-3号钟能敲响。9-2号钟体内腔有4道调音槽，应为实用器。现存于运城河东博物馆。据考证年代为东周时期。⑨6.万荣庙前村东周墓出土编钟万荣庙前村东周墓地是一处从春秋晚期一直延续至汉代的墓葬群，位于运城市万荣县荣河镇西南7.5千米黄河岸边的庙前村一带，曾在1958年与1962年两次发掘墓葬30余座，采集到大批铜器，尤其是1962年从民间采集的4件蟠螭纹大甬钟，其钟体之大，制作之美对研究我国先秦时期礼乐制度的发展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此墓地出土的中期编钟共3套，因历史原因分别保存于不同的地点。1961年采集于万荣庙前贾家崖的12件甬钟，分属三组。第一组：4件甬钟，大小相次，造型纹饰相同。甬呈十棱状，下粗上细，钟枚呈二层圆台状。鼓部与篆部均饰夔龙纹，舞面饰蟠螭纹，斡饰虎头，旋饰夔龙纹。钟体内壁各有锉磨过的调音槽2道，为实用器。现分别存于山西省博物馆、临汾地区博物馆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据考证年代为战国早期。第二组：3件甬钟，大小次第，造型纹饰相同。甬呈八棱状，钟枚呈圆台状。下粗上细，下有底座，上有旋、斡。钟口部饰斜线纹，鼓面饰雷云衬地的“龙蛇复合式兽面纹”，舞部与篆部均饰蟠螭纹。现存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据考证年代为春秋晚期。第三组：7件甬钟，大小相次，造型纹饰相同。甬呈八棱状，钟枚呈圆台状。下粗上细，下有底座。鼓部饰变形兽面纹，舞部与篆部均饰蟠螭纹，斡饰虎头，旋饰蟠螭纹。现存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据考证年代为春秋晚期。⑩1962年采集于民间的蟠螭纹大甬钟共4件，出土于万荣庙前村东周墓地，大小相次成列，造型纹饰相同。其中标本1314号甬呈八棱体柱状，旋呈圆弧形状，铺首环式斡，柱形枚。铣边较直，基本呈上下相近的梯形。舞面平，于口弧度小，近乎平直。舞部与篆部均饰“S”形双头蟠螭纹，其它部位皆素面。现分别存于山西省博物馆两件（标本1314号、1315号），临汾地区文化局博物馆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各一件。据考证年代为春秋晚期。B11
7.太原晋国赵卿墓出土编钟太原晋国赵卿墓经鉴定为晋国卿大夫赵简子的墓葬，位于太原市南郊金胜村西，由于墓主人身居高位，因此墓葬规模宏大，遗存丰富，随葬品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数量巨大，上至礼器，下至生活用具应有尽有，多达3100件。仅第251号墓葬中就有多达1402件青铜礼器出土，其中青铜乐器19件，如此高规格的墓葬级别，为我们研究晋国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出土的两套晚期编钟均存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赵卿墓编镈19件，大多数钟体锈蚀不严重，保存较好。其中1、5、10、12、13号镈虽外观完好，但因有内损，所以出现余音受抑与发音有不同程度暗哑的现象。另外2、6号镈因出土时已破损，虽经焊接复原，却依然无法出声。全套编镈分为两种样式：Ⅰ式5件，尺寸大小依次成列，形制纹饰基本相同。夔龙凤尾。镈体为合瓦形，口部平直，中部微鼓。钮呈相互对峙的飞虎形，昂首张口的双虎撕咬着小龙，卷尾弓身，身饰重环纹、鳞纹与云雷纹。舞部有“S”形蟠龙纹带4组。镇部篆带呈“S”形夔凤纹带环绕。篆带上下与两篆之间共有团状的蟠龙形枚36个，除正中一枚呈龙俯伏状外，其它龙首皆面向四方，各不相同。鼓部饰夔龙凤纹，并填以三角回纹、鳞纹及瓦纹。镈腔内唇较厚，上有用于调音的2组相对称的4个椭圆形音脊，每件镈的内唇与音脊上均有位置不同的锉削，最主要在铣角处锉削。
Ⅱ式蟠虺纹钮镈14件，大小相次成列，形制纹饰基本相同。与Ⅰ式5件镈钟共同组合成一套编镈，是前者音律的延伸。相比较Ⅰ式形制明显瘦小。镈体为合瓦形，口部平直，中部微鼓。钮呈相互对峙衔蟠的飞虎状。身饰羽纹、鳞纹及云纹。舞部、篆部及鼓部皆饰蟠虺纹，非常精致。镈腔内也有内唇与4个用于调音的椭圆形音脊。据考证全套编镈的年代为春秋时期。B12
8.平陆虞国贵族墓出土编钟平陆虞国贵族墓地位于山西省平陆县南村乡尧店村滑里自然村，此墓地陪葬规格较高，曾在1960年和1984年先后出土过3套编钟，两套编磬，均已流失。之后1992年发掘出土的两套晚期纽钟，均由山西省平陆县公安局移交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保存。
平陆尧店夔龙编钟一套共9件，大小相次成列，造型纹饰相同。鼓部饰圆形夔龙纹，钮饰绳纹。乳丁状钟枚共36个。所有钟的唇上每边皆有磋磨整齐的3道音槽，铣部于口处各有1道音槽。共计8道深浅不一的音槽，为实用器。据考证年代约为战国早期。B13
9.新绛柳泉编钟 柳泉墓地为一处东周时期墓葬群，是1979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为探索晋都新田时期的公室墓葬时发现的，位于侯马市西南约15公里的新绛县西柳泉南坡上。分大型墓地与中小型墓地两区，共发掘墓葬6座，其中大型墓葬2座为一组，其它4座为中小型墓，且皆被盗。根据墓葬规模、形制以及出土残存器物的推断，柳泉墓地为晋国晚期的公室墓地。四组大墓有可能是幽、出、敬、哀、烈、孝公、桓公中的四位及夫人。其中M302墓葬虽多次被盗，但仍残存有青铜礼乐器与车马器等，尤其是出土的晚期编钟一套12件（甬钟与纽钟各6件）呈两钟相套的摆放形式，是其它墓葬所未见的。现存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新绛柳泉甬钟6件，大小相次成列，纹饰形制相同。多被压变形，上细下粗的圆柱形甬，饰勾折简化的“T”形云纹与蟠螭纹。鼓部中央饰兽面纹。突旋，斡呈卧虎状，饰有蛇形纹的枚呈半球形状。篆部饰勾折简化的“T”形云纹。据考证年代为战国早期。新绛柳泉钮钟6件，大小相次成列，纹饰相同。多被压变形或残。钟体纹饰与甬钟相同，钮为素面。据考证年代为战国早期。B14
二、山西出土春秋战国时期编钟的音乐学研究
在春秋战国时期，编钟是一种含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时代标志性乐器。我们可以通过这种乐器对春秋战国时期晋国音乐文化发展的基本状况和特点进行考察。1.高度发达的晋音乐科技水平音乐艺术的发展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持，特别是乐器制造，其中涉及到的大量科技内容反映了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晋音乐科技取得的成果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化学成果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我国古代科技的第一个高峰，由于这一时期金属冶炼技术的基本完善，为音乐艺术中“金”类乐器编钟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制造编钟的“青铜”不是纯铜，而是纯铜、铅与锡的合成金属，当青铜钟的锡含量低于13%时，音色尖刺、单调；当锡含量介于13%-16%之间时，音色饱满悦耳；当锡含量在15%左右时，敲击钟体可达最大强度。B15关于青铜乐钟合金成分的比例在先秦典籍《周礼·考工记》中有记载：“钟鼎之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表明在铸造钟时，铜占七分之六（85.71%），铅占七分之一（14.25%），其中少量的铅也可以起到加快衰减和起阻尼的作用。山西出土的春秋战国编钟反映出当时的制钟技术已经很先进了。
（2）物理学成果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物理学处于由经验积累向理性概括的过渡阶段，古人对物理声学在乐器制造方面的运用已有所研究，如《周礼·考工记》中记载：“钟已厚则石，已薄则播，侈则柞，弇则郁”；“钟大而短，则其声疾而短闻；钟小而长，则其声舒而远闻”。据现代声学原理分析，山西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晋国合瓦形编钟，正是采用了分段板震动的物理声学原理，才形成了“一钟双音”的现象；合瓦形青铜乐钟由于钟枚、节线、两铣等的阻尼作用，使钟体的振动波迅速得到衰减，从而避免了乐声余音长时间混响的现象，使演奏旋律成为可能B16。此外，从已经被证实的出自于侯马铸铜遗址的多套编钟的钟体内壁出现的突起的弧形厚块与深浅不同的隧磨锉迹象来分析，证实了“一钟双音”三度音程的精确度与钟壁的厚度有关系。B17虽然古代编钟的音高的精确度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还不算非常理想，但依当时的技术水平，古晋人对物理声学原理在铸造乐钟方面的推广与应用已经实数不易了。（3）乐器工艺学成果春秋工匠铸春秋，典籍中记载的“数典忘祖”、“晋灭仇由”、“掩耳盗铃”等故事向我们展示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晋式青铜器曾经风靡中原大地，这一点也可以从近年来侯马铸铜遗址发现的钟范的数量居全国之首中得到证明（1113块）B18。经过专家研究，得知当时晋国铸造青铜乐钟的工艺流程，要经过塑模、翻范、烘烤、合范、浇铸、打磨成型等几道工序；所用分范浑铸法已经非常熟练了，一件大型编钟需要100多块模，做成待浇铸的范后则只有数块了。其中钟范的制作与后世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有异曲同工之处，采用块模法制模使一模多范与同模不同器成为可能。晋式铜器，有口皆碑，不仅表现在精湛的铸造工艺方面，还表现在精美的纹饰方面。观出土的晋式编钟与侯马铸铜遗址的钟范，方知所证有本，所言有据。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受社会进步思潮的影响，人们的生活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精美华丽且具有较强艺术美感的青铜纹饰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青铜器主体花纹以蟠虺纹、夔龙纹、夔凤纹、蟠螭纹及兽面纹等为主，并逐渐代替了商朝以狰狞肃穆的饕餮纹为主体的花纹，地纹中不同形态的雷纹与云纹衬托出主体花纹所要表达的或孔武、或祥和、或威严、或静谧。索纹、贝纹及旋纹等间界纹在不经意间凸显出了主体花纹。一切都是那么相得益彰、浑然天成。
山西出土的春秋战国编钟体现出当时晋人丰富的信仰民俗，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1）自然崇拜春秋战国时期人们认识自然与社会的能力有限，许多自然现象无法解释，于是就把许多愿望寄托于他们认为的超自然力量并加以崇拜，以祈求得到庇佑。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种世代相传的民俗现象，同时也形成特定区域内的特定心理定式。本文第一部分介绍了山西出土的多套编钟出现以地纹、卷云纹、云目纹、云雷纹、勾带雷纹等反映大自然现象的纹饰，它很容易与黄帝时代表演的古代祭祀乐舞《云门》、颛顼时代表演的《承云》相联系。由此推论，古晋人始终处于自然崇拜的信仰状态。时至今日，山西的许多地方还保留着对地神、雨神、火神（灶神）风神、河神、山神等诸神信奉的民俗现象。
（2）图腾崇拜图腾是古代氏族、部落的亲属、祖先、保护神的象征与标志，其产生的基础与古代社会人类对社会和自然的认识水平有限有关，一般表现为迷信某种动植物与本氏族或部落有特殊关系，属于原始的文化现象。春秋战国时期的晋国称霸时代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时代，不同部落、民族各自不同的图腾崇拜被开放的晋国所包容，而这种包容性体现在编钟纹饰上。正如张光直等人的学术观点：“政治、宗教与艺术的紧密结合在古代世界是一个普遍现象，而在中国，这种结合集中体现在青铜器尤其是青铜器纹饰上。”B19通过本文第一部分对古晋国时期的多套编钟的纹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青铜钟体上的纹饰多以鸟纹、凤纹、夔龙纹、蟠虺纹、蟠螭纹及兽面纹为主体花纹，且不同动物纹饰并用的现象居多，它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图腾崇拜状况。
（3）神的崇拜
经济是任何国家、地区发展的基础所在，晋国之所以能称霸中原一个多世纪，与其发达的经济有密切的关系，而在国民经济诸部门中，关乎“国计民生”的农业是春秋战国时期重要的基础产业之一，晋国的农业发展得比较好，与其优良的历史传统有关，《史记·周本纪第四》记载：“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B20这则史料说明了周朝的始祖“弃”，善于农事，所以帝尧“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姓”B21，同时“叔虞献禾”的历史典故与“民则有谷、安宁寿久”文字模范的出土，则向我们揭示出晋国作为姬姓贵族，依然发扬先祖的光荣传统，在古晋国所处的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古代社会，无论是从统治阶级的政治角度出发，还是从关乎“国计民生”的经济命脉发展的角度出发，都使对后稷的神化与频繁的祭祀成为必然。从山有的新绛阳王镇稷益庙西壁左侧上方绘制的祭祀礼仪奏乐图分析，可以推断出官方组织的带有民俗性质的祭祀礼仪活动在明代依然是“国之大事”，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都非常重视对后稷的祭拜。是“民以食为天”思想反映。壁画中的祭祀礼仪活动以雅乐编钟乐队从事，说明当地人们对农业生产之神后稷的崇拜由来已久。如今，以晋南地区的新绛县为例，每年农历三月初三这一天，是新绛阳王镇一带的老百姓去稷益庙祭祀农业之神后稷的重要日子。这种民俗现象正是春秋战国时期晋音乐文化特色的传承。
3.兼收并蓄的晋音乐文化观念古代的晋国属于一个多部落族的国家，据《左传·昭公十五年》载“晋居深山之中，戎狄与之邻”，《国语·晋语二》云“戎狄之民实环之”，这些史料说明了晋国的始封地处于少数部落族的环绕之中。根据晋国周边所处的人文地理环境，又因为晋国本是唐国的旧地，居住着夏朝的遗民，所以周天子在晋国建国初期就制定了比较开放的治国策略“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要求晋国诸侯因地制宜的处理好民族关系，治理好晋国。晋人正是在这种长期复杂的环境中，在保持和发扬中原文化的同时，又不得不与周边戎狄各部及当地唐国的夏朝遗民进行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方面的交流与融合。自然地理状况与人文历史状况决定了晋音乐文化必定是开放的、包容性很强的多元文化的产物。本文第一部分通过对山西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多套编钟形制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通体素面，无纹饰作为实用器’的北方草原文化特征与中原文化相结合形成晋式青铜文化的产物，代表着这一时期音乐文化交流的活跃与创新。”B22开放的古晋人在保持中原文化风格的同时，吸收和借鉴了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中较为优秀的精华所在。例如长治分水岭25号墓葬出土的钮钟，篆带的纹饰为蟠螭纹，舞部却为素面，没有任何纹饰，这正是赤狄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长治分水岭270号墓葬出土的甬钟，舞顶部与钲部篆带皆为蟠虺纹饰，鼓部却为素面，也能体现出草原游牧文化的影子。太原金胜村88号墓葬出土的钮钟，鼓部正中的夔龙纹饰是中原文化的典型代表，而除此之外的其他部位皆为素面是草原文化色彩的典型代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平陆尧店钮钟，全套编钟通体素面，将晋式青铜器文化的交流融合现象表现到了极致。
4.别具特色的晋音乐风格一个地区的音乐风格特色可有多方面的表现，如声乐作品的歌词语言、歌词反映的文化地理内容、演唱使用的方言等，有关这些方面的研究本文暂不介入。此外，一个地区的音乐风格更多地体现在声乐曲或器乐曲的曲调上，而曲调风格的一个根本性特点在于调式音阶特色。依春秋战国时期的出现的三分损益法所形成的雅乐宫、商、角、徵、羽调式在中国北方各省流行，唯独山西与之不同，这一点我们可通过对山西出土春秋战国时期编钟的音律的分析得出结论。据中国艺术研究院项阳先生主编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西卷》中提供的关于春秋战国时期三套相对保存完整的编钟的测音数据，结合山西大学艺术学研究所高兴、彭姗姗对以上编钟的测音数据进行的定性分析B23，显示出以下结果。
通过对以下三套编钟正鼓音的分析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山西出土春秋战国时期编钟的音阶主要表现为，调式上呈现出重“徵”缺“角”的特
征，与三分损益法形成的雅乐音阶（1 2 3 #4 5 6 7 i）所产生的宫、商、角、徵、羽调式不同。由于编钟是春秋战国时期雅乐乐队中处于主导地位的乐器，因此它所反映出来的音阶特色代表了当时的音乐实践情况。根据我国杰出的音乐学家黄翔鹏先生所开创的“曲调考证”研究方法，运用辩证的思维方式对我国现存于《中国民歌歌曲集成》（山西卷）中收录的共18首比较古老的晋南民歌的曲调进行分析，发现其中大多数民歌为徵调式，且调式音阶结构呈现出缺“角”音或“角”音时值较短，处于弱拍、经过等不重要的节拍位置的特点。此外，我们还对晋南地方戏曲蒲剧的戏曲音乐曲调进行分析，同样也得出了与民歌曲调分析一致的答案。以上的巧合现象并非偶然，音乐文化的流传与生物学的遗传有相似之处，其中遗传基因的作用，使保存至今的传统音乐中含有古代音乐的痕迹。B24由此，我们可以做出推论，山西晋南地区的音乐风格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晋国时代。
山西的音乐文化具鲜明的地域特色，这与春秋战国时期晋国霸业的建立、当时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青铜文化在晋地得到了繁荣发展有关。山西出土的春秋战国编钟所包含的丰富的音乐文化内涵对我们如今研究晋音乐文化特色具有特别意义，同时也为山西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依据。
① 项阳《从“金石之乐”看晋地音乐文化的先进性》，《古代文明研究通讯》，2002年第13辑。
②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西卷》，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第50页。
③ 同②，第77页。
④ 同②，第51页。
⑤ 同②，第77页。
⑥ 同②，第77页。
⑦ 同②，第68页。
⑧ 同②，第72页。
⑨ 同②，第77页。
⑩ 同②，第64页。
B11 同②，第53页。
B12 同②，第61页。
B13 同②，第71页。
B14 同②，第55页。
B15 杜廼松《先秦两汉青铜铸造工艺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3期。
B16 韩宝强《编钟声学特性及其在音乐中的运用》，《乐器》，2008年第1期。
B17 方建军《陕西出土西周和春秋时期甬钟的初步考察》，《交响》，1989年第3期。
B18 同①。
B19 段勇《商周青铜器幻想动物纹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B20 司马迁《史记·周本纪第四》，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7页。
B21 同B20，第57页。
B22 李继红《沁水县出土的春秋战国铜器》，《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92页。
B23 高兴、彭珊珊《山西地区出土编钟的乐学分析》，中国音乐史学会第六届年会论文。
B24 高兴《音乐的多维视角》，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95页。
Musicology Study of Chinese Bell Set of Warring State Period Excavated in Shanxi
JIE Yi-feng
（Junior College of Infant Teacher Training of Yuncheng in Shanxi， Yuncheng， Shanxi 044000）
篇9
关键词：敦煌社邑文书；吐鲁番文书；春坐；秋坐；坐社；作社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4—0067—10
一
敦煌文献中有260多件唐后期五代宋初社邑通知社人参加活动的社司转帖[1]。上面一般具写因何事、带何物、在何时、到何处集中，迟到、不到及递帖延误者的罚则，发帖时间和发帖者的职务和姓名等，多数实用转帖在帖文后（或帖文前）还附列被通知者的姓名。接到文帖后，被通知者在自己姓名的右下角标注“已知”的记号，再转给下一人。如此顺延下传，直到最后一人，再转回发帖者手中。按事由分，这些转帖可分为身亡转帖，春坐、秋坐、坐社等局席转帖①，建福、设斋、设供等转帖，少事商量转帖，再限纳物、餪脚、筵设等转帖，渠社、渠人转帖等[2]。其中，春坐、秋坐、坐社等局席转帖，主要用来通知社人参加春坐、秋坐、坐社的局席活动，所存数量最多，达70多件[1]1，备受学界关注。为方便叙述，下面各举一例，以窥豹一斑。
（1）P.3145《戊子年闰五月春座局席转帖》：
社司转帖
右缘年支春座局廗（席），次至曹保奴家。人各粟壹 ，面一斤，油半升。幸请诸公等，帖至，限今月十七日卯时于主人家送纳。捉二人后到，罚酒一角；全不来者，罚酒半瓮。其帖速递相分付，不得停滞。如滞帖者，准条科罚。帖周却赴（付）本司，用凭告罚。
戊子年润（闰）五月录事张[帖]。
景庆进 梁继绍 胡丑挞 窦不藉奴
苏富宁 黑骨儿 程佑住 穆再温
彭章午 曲山多 屈幸全 郝端儿
鄯流润 祝怀义 就愿受
崔马儿 桥兵马使 申衍悉鸡
傅粉塠 侯遂子 任昌进
（2）P.3875A《癸未年秋座局席转帖》：
社司转帖
右缘年支秋座局廗（席），次至李留通家。人各麦一 ，粟一 ，面二斤，油半升，送纳足。幸请诸公等，帖至，限今月廿二日辰时于普光寺内取齐。捉二人后到者，罚酒一角；全不来者，罚酒半瓮。其帖立弟（递）相分付，不得停滞。如滞帖者，准条科罚。帖周却[付]本司，用凭告罚。
癸未年录[事]帖。
社官宋谒龙 社长索少得
庆子 留（通）（后缺）
（3）S.1453v《光启二年十月座社局席转帖》：
社司转帖
右缘年支座社局廗（席），幸请诸公等，帖至，并限今月十日于节如兰若门前取[齐]。如右（有）于时不到者，罚酒壹角；全不到者，罚半瓮。其帖速递相分付，不得停带（滞）。如带（滞）帖者，准条科罚。帖周却付本司，用[凭]告[罚]。
光启二年丙午岁十月录[事]张欺
社官梁再晟 社长张弁弁
张犬儿 梁 邓替果
王再晟 王和奴 王像奴
安伯忠 陈兴晟
上举三例皆为实用性的社司转帖，帖后详列了该社成员的姓名。例中的“春座”、“秋座”局席，日本学者那波利贞先生认为是社人去参加、支援寺院的俗讲。其理由是“春座”、“秋座”的“座”指寺院讲经的高座，故春座指春天的俗讲，秋座指秋天的俗讲，而社邑的春秋座局席社司转帖就是通知社人去参加、支持寺院春季和秋季的俗讲②。郝春文先生对那波氏的观点进行了检讨，认为寺院的春秋座局席可能是为庆贺春秋二社而举行的与世俗一样的宴乐活动，而春座、秋座的“座”字只能是它的本意座席的座，并非讲经的高座[3]。后来，郝氏又结合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关“作社”、“坐社”的记载，对这一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探讨。其所引“作社”、“坐社”的文书如下：
（4）吐鲁番土峪沟出土的《丁丑年九月七日石卫芬倍社再立条章》：
一、去丁丑年九月七日石卫芬倍社，周而复始，时敬教难，再立条章。三人作社，已向前社邑同丽（？），不得卷（善）果。者，罚好布壹段，社家仕（使）用。
社官 胡（叚？）耶 宋社官三十月倍
（十一）月曹社官 冯平直 宋副使 十二月王荣（禄）
三老 郭都使 来年正月安平直刘孝
老 二月赵满奴 朱晟子 小君 三月
曲宪子 尹国庆 四月梁都兰 杨
君 五月安国义 何武 石愿德 六月石
杨胡 七月何①（后残）
（5）S.5813《二月坐社转帖》：
社司转帖
二月坐社氾子昇
右件人坐社，人各助麦一斗五升，粟二斗，其麦粟，请限今月廿日至夜送纳。如违不送，其物陪（倍）。其帖速递，不得停留。如有停帖者，准条料（科）罚。二月十八日索不採帖。
例（4）中称“周而复始”“三人作社”，黄文弼先生认为：此“系轮流分任社务之规定，每月三人值月，此纸自九月起，至来年七月止，每月正是三人”[4]。郝氏进一步指出：“该社是三人一批（团），每月轮换一次，周而复始，每月作一次社。参照敦煌文献的材料，应该是每月造一次局席。‘作社’在敦煌文书中称为‘坐社’。”通过比对，郝氏认为：例（5）中的“坐社”，即例（4）之“作社”。“坐（作）社”的主要内容是置办局席，故也称“座社局席”。准此，“春秋坐（座）局席”之“坐（座）”，实应为“坐（作）社”之“坐（作）”，与讲经之“高座”无涉[1]2。
不难看出，郝氏在关于“春秋坐局席”的“坐”这个问题上，前后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先以“春秋座局席”为题，认为“座”指“座席”的“座”；后以“春秋坐局席”为题，指出“坐”就是“坐（作）社”的“坐（作）”。郝氏后来将吐鲁番、敦煌出土的社邑文书统合起来考察，得出的结论无疑较以往的观点前进了一大步，即将“春秋坐局席”与“坐社”、“作社”等社邑置办局席的活动联系起来，廓清了以往学者将其视为“寺院俗讲”活动的误解。笔者受到极大启发的同时，心中也萌生了些许的疑问：仅从例（4）（5）中“作社”与“坐社”的使用看，其所指好像相同，但它们的确切含义却很难用一句话明白地表达出来，故而郝氏只说“‘坐（作）社’的主要内容是置办局席”，而未明确解释其词义内涵。而且，在读音上，“坐”与“作”虽然声韵皆近②，但文献中却很少见到它们彼此通借的实际用例。如此看来，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坐社”与“作社”所指是否相同，恐怕还须结合其他相关资料，再做进一步深入细致的考探。
受郝氏观点的启发，笔者对“坐社”与“作社”在敦煌文献、传世典籍以及现代民俗中的使用情况做了一番调查。下面就将我们考查、研读语料的一点体会呈现给读者，恳请大家批评指正。
二
敦煌文献中，“坐社”多见于通知社人参加“坐社”局席的转帖中。如例（3）云：“右缘年支座社局廗（席），幸请诸公等，帖至，并限今月十日于节如兰若门前取[齐]。”言每年例行举办的“座社局席”，请各位社员在十日于节如兰若门前集中。又例（5）曰：“二月坐社氾子昇。右件人坐社，人各助麦一斗五升，粟二斗。其麦、粟请限今月廿日至夜送纳。”谓二月由氾子昇“坐社”，其他社员须交纳一定的麦粟到氾处。“坐社”为何要交纳麦粟呢？
据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曰：“社日，四邻并结综会社，牲醪，为屋于树下。先祭神，然后飨其胙。”③言社日，四邻聚会于社所，备设牺牲甜酒，作社庙于树下，先祀社神，然后分飨祭祀的酒肉，欢庆饮宴。从敦煌书仪看，“社日”乃春秋八节中“最尊”者，每逢此日，人们彼此相邀会饮。如S.2200《新定吉凶书仪·社日相迎书》：“春秋八节，唯社最尊。略置小会，共赏旅情。谨令谘屈，请便降临，是所望也。”社日聚会饮宴的习俗，在敦煌民间结社中也很盛行，不少社条都有明确的规定。如S.6537v《社条》云：“春秋二社旧规，逐根原赤（亦）须饮讌，所要食味多少，计饭料各自税之。”谓春秋二社，依旧规须聚餐会饮，所需食料由社员各自交纳。
或许正因为这样，敦煌社邑文书中才保存下来大量通知社人参加“春坐”、“秋坐”、“坐社”局席的转帖，内容多是让社员带着需要交纳的食物（麦、粟、油、面等），在特定的时间，到规定的地点集合（参见例（1）、（2）、（3）、（5））。值得注意的是，同是通知社人参加“局席”活动，其用词却表现出“春坐”、“秋坐”与“坐社”的不同。为了弄清它们的确切含义及彼此的异同，笔者根据敦煌文献中有具体时间、地点的“春坐”、“秋坐”、“坐社”局席转帖，依照转帖内容的行文次序，选取“局席”活动涉及的各个事项（如“集会事由”、“局席承办者”、“交纳物品”、“集会时间”、“集会地点”等）制作了“敦煌社司转帖中春坐、秋坐、坐社局席一览表”（表1）。
综观全表内容，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春坐局席的集会时间主要在正月至闰五月之间，秋坐局席的集会时间多在九月至十一月之间。敦煌社条规定，社邑举行春秋二社祭祀饮宴的活动当在二月、八月，这与传世文献所载相符②。如P.3544《大中九年（855）九月廿九日社长王武等再立条件》：“社内每年三斋二社……其斋正月、五月、九月，其社二月、八月，其斋、社违月，罚麦壹硕，决杖卅。”谓二月春社、八月秋社的祭祀饮宴不得违限误时。说明春秋二社的局席活动按常规应在二、八月举行，但实际操办时又存在不依时按月举行的现象③，所以表中所列春坐、秋坐局席集会的时间在二至五、九至十一这七月中，几乎每月都有①。二、两则坐社局席，一在二月（S.5813），一在十月（S.1453v），可据第一点揭示的春、秋坐局席的集会时间，分别将其归入春坐、秋坐局席中。这样分类归总后，即可看出表中所列春坐、秋坐、坐社局席，大抵皆与春秋二社举行的祭祀饮宴风习相关。其中，坐社局席应为总称，泛指社日聚会饮宴；而春坐、秋坐局席则是专称，分别指春社、秋社聚会饮宴。
既然“坐社局席”泛指社日聚会饮宴，那么“坐社”具体又指什么呢？
三
关于“坐社”的确切含义，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它在传世文献中的使用情况。古代典籍中，“坐社”在东晋以迄南宋的文献中都比较常见，其主要用例如下：
（6）晋葛洪《肘后备急方》卷5：“不用药法疗颓必差方：令病人自把糯米饼子一枚，并皂荚刺一百个，就百姓间坐社处，先将皂荚刺分合社人。社官、三老已下各付一针，即出饼子示人，从头至尾，皆言从社官已下乞针捶。社人问云：‘捶何物？’病人云：‘捶人魁。’周匝总遍讫，针并插尽，即时（持）饼却到家，收掌于一处。饼干，颓不觉自散，永差，极神效。”
（7）唐寒山《寒山诗》：“昔时可可贫，今朝最贫冻。作事不谐和，触途成倥偬。行泥屡脚屈，坐社频腹痛。失却斑猫儿，老鼠围饭瓮。”
（8）宋饶节《秋蚊行》诗：“鱼肥兔贱年谷熟，田家八月生有涯。群翁坐社儿击鼓，酒一载行翁起舞。”
（9）宋刘弇《龙云集》卷31《高士何君墓志铭》：“里中岁时击羊豕上冢、坐社，众得君乃欢，虽鸡黍为具，或阁匕筯，须君至乃举，而君亦悠然径赴，未始失意一人。”
（10）宋陆游《春晩书斋壁》诗：“纤纤麦被野，郁郁桑连村。稚蚕细如蚁，杜宇号朝昏。展墓秫饵美，坐社黍酒浑。早笋渐上市，青韭初出园。老夫下箸喜，尽屏鸡与豚。”又《初夏出游》诗：“去去冲朝雾，行行弄夕霏。移秧晴竭作，坐社醉扶归。”
上举例（6）是目前所见“坐社”的最早用例，所言虽是治疗颓病的药方，但其中提到百姓“坐社”处有社官、三老、社人等，说明“坐社”乃社邑成员聚会的活动。例（7）中的“坐社”，前贤的研究已很充分。日本学者入谷仙介、松村昂二位先生认为：社是唐代村落共同体的名称，“坐社”相当于按月而定的担任社的组织人的“月直”（月当番）工作。S.5813《社司转帖》中的“二月坐社氾子昇”，即由担任二月份社的月直班的氾子昇作为社务的负责人传送此份回状的意思②。钱学烈先生谓：坐社，指社日集会祭神[5]。项楚先生指出，上两家所注，后者较接近诗意。并进一步申论：“寒山诗的‘坐社’，就是参加社日宴会。按‘社’为土地之神，古代以春秋二时祭祀社神……祭神之后，乡邻分飨其胙，后来亦演变为宴会聚餐……坐社而频频腹痛，则纵有山珍海味盈于目前，亦只能徒然垂涎而已，故寒山诗以‘坐社频腹痛’与‘行泥屡脚屈’等并列，作为贫士‘作事不谐和，触途成倥偬’之一例。”[6]③三家注解相较，钱、项二氏所释切近诗意，尤以项氏所注最为详赡。入谷、松村二氏引S.5813《社司转帖》中的“坐社”来注寒山诗中的“坐社”显然是误解了寒山诗的本意④。例（8）所写为田家秋日坐社，儿童击鼓、群翁饮酒起舞的情景；例（9）言里中岁时上坟、坐社，众人皆杀猪羊、具鸡黍而敬待何君共聚会餐；例（10）叙春末夏初坐社饮酒醉归的情形。
不难看出，上引例中的“坐社”，主要指社日聚会饮宴。其时，人们喝酒吃肉，击鼓起舞，尽情欢娱，酒醉而散。这种坐社会饮之风，从晋至宋，一直盛行不衰。值得深究的是，“坐社”表“社日聚会饮宴”时，“社”显指社日，而“坐”当指“聚会饮宴”，然“坐”本身并无此义。那么，其义从何而来呢？古籍中“坐年”一词的运用，或可为我们回答这一问题提供某种启示。如宋陈造《江湖长翁集》卷19《房陵》诗之七：“杯酒清浓肉更肥，咸言趁社极欢嬉。丁宁向去坐年日，要似如今敛脯时。”言社日集会祭祀饮宴，清酒肥肉，欢饮畅食，意足兴尽时仍不忘叮嘱：“以后坐年，也要像今天社日敛脯一样。”陈造自注：“年日饮食曰坐年，社日曰敛脯。”注语释“坐年”为“年日饮食”，说明“年”指年日，“坐”谓饮食。以此类推，“坐社”当指社日饮食，“社”指社日，“坐”谓饮食。“坐年”与“坐社”，从表义来看，分别指年日、社日饮食。“年”、“社”皆为中国传统的岁时节日，一为岁末的“年日”，一是春秋二时祭社的“社日”。这样的日子，依旧时习俗，亲友、四邻、社邑成员常团坐一处，聚餐会饮。故此颇疑“坐社”的“坐”乃用其本义，即“团坐”的“坐”。“坐年”即年日团坐，“坐社”谓社日团坐①。这可从文献中“聚社”的运用得到印证。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9“哭母”条云：“魏王修七岁，母以社日亡。来岁邻里聚社，修念母哀甚，邻里为之罢社。”此条源出《三国志·魏志·王修传》，原文作：“（王修）年七岁丧母。母以社日亡，来岁邻里社，修感念母，哀甚。邻里闻之，为之罢社。”不难看出，彭大翼将原文表示“祭祀社神”义的“社”改成了“聚社”。“聚社”指社日团聚祭社饮宴，文义更显豁。由此可见，解“坐社”为“社日团坐”还是有理可循的。节日团坐之时，必定要聚餐饮宴。如P.4525《太平兴国七年二月立社条》：“又有新年建福一日，人各[ [飠]] （炉）饼一双，粟一斗，然（燃）灯一盏，团座（坐）设食……或若团座（坐）之日，若有小辈啾唧，不听大小者，仍罚脓（醲）腻一筵，众社破除，的无容免。”例中“团座（坐）”谓社人齐坐，“团座（坐）设食”指社人聚坐会餐。
如前所述，岁时节日“团坐”聚餐乃中国的传统习俗。正因为这样，敦煌文书中常常在“春坐”“秋坐”“冬坐”“坐社”“寒食坐”后附加“局席”“筵局”“筵设”“设”等表饮宴义的词语。如：
（11）P.2049v《净土寺直岁保护牒》：“粟柒 ，卧酒，众僧造春坐局廗（席）用。”
（12）S.5139v《社司转帖》：“又缘常年春座局廗（席），人各面壹斤半，油一合，静（浄）粟伍升，帖至，并限今月十四日辰时于主人灵进、保会家送纳足。”
（13）S.6214《社司转帖》：“右缘年支春座筵局，人各麦粟面准条，（幸请诸）公寺（等），帖至，限今月十九日卯时于主人张兵马使家（送纳）。”
（14）S.1386v《社司转帖》：“右缘年支秋坐局廗（席），次至高顺顺家。人各面贰斤，油壹合，粟壹 。幸请诸公等，帖至，限今月十八日卯时于主人家送纳。”
（15）P.2032v《净土寺食物等品入破历》：“面一硕壹 ，油伍胜半，粟伍 ，卧酒，众僧秋座局廗（席）用。”
（16）P.3764v《社司转帖》：“右缘年支秋座延设，次至齐营田家。”
（17）P.2049v《净土寺直岁保护牒》：“麦三硕捌 ，西库内付酒本，冬至、岁僧门造设兼纳官，冬坐局廗（席）并西窟覆库等用。”
（18）S.6104《社司转帖》：“右缘年支座社局廗（席），次至庆果家。人各粟壹 ，面斤米（半），油米（半）胜。帖至，限今月二十一日在夜于廗（席）主家送纳，须足。”
（19）S.395《社司转帖》：“右缘常年座社局廗（席），次至于氾员宗家。”
（20）S.1366《使衙油面破历》：“廿七日，寒食坐设，用细供一阡（千）伍百八分，胡併（饼）二阡（千）九百一十四枚，八百八十六枚，并（截饼）二伯五十枚……”②
（21）Дх.2149v《戊午年四月廿五日寒食座设付酒历》：“戊午年四月廿五寒食座设付酒历：左厢弟一兵马使张子千等十五人，付了；弟二徐留通等十五人，付了；弟三赵安子等十五人，付了；弟四窦彦盈等十五人，付了；弟五吕延嗣等十五人，付了；弟六氾通定等十三人，付了……”
上引例中春座、秋座、座社、寒食座的“座”用同“坐”①，指团坐；“局廗”即“局席”，“廗”为“席”的俗体；“延设”同“筵设”，“延”乃“筵”的省形字。“局廗”、“筵局”、“筵设”、“设”皆指宴饮。前文已论，春坐、秋坐、坐社局席分别指春社、秋社、社日团坐的饮宴；“寒食坐设”显然指寒食节团坐的饮宴，由此不难推知“冬坐”局席的含义。既然春坐、秋坐、坐社、寒食坐皆为中国传统的社日、寒食节的团坐，结合例（18）所云“冬至、岁僧门造设”看，“冬坐”局席极有可能指冬至日团坐的饮宴。
不难看出，在春秋二社、寒食、冬至等岁时节日，饮宴乃团坐时必不可少的一项娱乐活动，已成了古人欢度节日的常规与习俗。因此，日常生活中提到这些岁节的聚会饮宴时，常省略表“饮宴”义类的词语，只用一个“坐”来表“团坐饮宴”的意思。如：
（22）S.1733v《某寺诸色斛·入破历》：“苁蓉二升，草豉一升，椒四合，已上味帖（贴）招提冬至坐用。”
（23）S.1053v《丁卯年至戊辰年某寺诸色斛斗破历》：“苏贰胜，付心浄寒食座（坐）用。”
（24）P.3501v《后周显德元年押衙安员进等牒稿》：“四月中间寒食座（坐），勾当肉司翟都衙，应有官人着行立配者，须饭有课工。戊午年四月廿五日伊州使头康员奴。”
上引例中的“冬至坐”、“寒食坐”即指冬至、寒食节的团坐饮宴，其中的“坐”皆谓“团坐饮宴”，此或即传世文献里“坐社”中“坐”表“团坐饮宴”的由来。如此看来，敦煌文书中“春坐”、“秋坐”、“坐社局席”的“坐”与传世文献里“坐社”的“坐”略有不同，前者用其本义，表“团坐”，后者则是其在特定语境中因省略“饮宴”义类的词语后约定俗成的语用义——“团坐饮宴”。
综上所述，“坐社”本指“社日团坐”。旧俗，社日团坐常须饮宴，故敦煌文献中保存下来大量通知社人参加社日团坐饮宴的春坐、秋坐、坐社局席转帖。其中，坐社局席总称社日团坐的饮宴，春坐局席、秋坐局席分指春社、秋社二日团坐的饮宴。由于饮宴乃社日团坐的常规和习俗，因而传世文献中坐社又径用来指称社日团坐饮宴。
四
敦煌社邑文书中，举办春秋二社饮宴活动时，须由某个（些）社员轮流充当主人，负责收掌社人交纳的食物，置办局席。如S.5629《敦煌郡某乙等社条壹条》：“春秋二社，每件局席，人各油、面、麦、粟，主人巡次流行。”这种由社员充当主人，负责承办具体社事（如收敛食物、备办宴席等）的工作，殆即例（5）所云“二月坐社氾子昇”中“坐社”的具体所指。正是着眼于此，前引入谷、松村二氏才认为“坐社”相当于“按月而定的担任社的组织人的‘月直’（月当番）的工作”，谭蝉雪先生也提出“坐社指社日全社合聚饮宴的主持操办人，即社条中所说的‘主人’”[7]。不难看出，他们都注意到“坐社”似指充当某种人或担任某种人的工作。如前所述，“坐社”谓社日团坐，“二月坐社”显然指春社日的团坐，这样看来，氾子昇担任的不是按月而定的“月直”工作，而是充当春社日团坐饮宴的“主人”，负责主持置办局席。因此，我们认为“坐社”乃主持、承办社务的意思。“二月坐社氾子昇”谓春社团坐饮宴的事务轮到氾子昇主持承办，遂通知社人将麦、粟交由他收掌。换句话说，氾子昇二月“坐社”时，负责承办的事务主要是“收敛食物、备办宴席”。
颇有兴味的是，传世文献中即有着眼于“敛食”的特征，而称社日聚会饮宴为“敛脯”的。如前引宋陈造《房陵》诗注语云：“年日饮食曰坐年，社日曰敛脯。”其中“社日曰敛脯”，承前句省略了“饮食”二字，补充完整即“社日[饮食]曰敛脯”。由此可知，宋人称“社日饮食”作“敛脯”。“敛脯”，顾名思义就是聚敛肉食，即社日饮宴须收敛一定的肉食。此外，也有称社日敛钱会饮作“醵社”的，如清阎尔梅《田家四时咏》诗：“秋露将归老，朔云流远山……十月寒燠匀，酒味芳且坚……缓步邀亲朋，醵社竹篱间。”王汝寿、蔡生印二位先生注云：“醵社：集资共同作社（农村中的聚会）。”[8]此解恐未确。从诗中“秋露”、“十月”的用词看，“社”当指秋社，而“醵”谓凑钱聚饮[9]，“醵社”指秋社日凑钱会饮。这两例中，社日或敛肉饮宴，或凑钱会饮，皆与敦煌文书中“坐社”时“敛食办席”的风俗近似。
可见，“敛食办席”乃社日团坐饮宴的核心要素，是“坐社”的主要任务。社事承办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坐社”活动能否成功、顺利的开展。以此来看，郝氏谓“‘坐社’的主要内容为‘置办局席’，故也称为‘座社局席’”的观点，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他敏锐地看出“坐社”与“坐社局席”相关，但又不完全相同，其相关的节点就是“敛食办席”。或许正因为这样，后来人们遂用“坐社”来转指主持、承办具体的社事。
“坐社”表主持、承办社事之义，至今仍保存在某些地方的民俗生活中。如山西运城平陆县杜马垣一带，每年举办大郎庙会时，即用“坐社”来指称筹备庙会的事务。文曰：“大郎庙是一座古老的庙宇，它位于杜马垣的最北面……每年夏历的三月三日，是古会盛日，会期五天。每逢大郎庙会，杜马垣上的上村、安头、柏池、神疙瘩、柳沟、贤良、堡里、杜村、东车等九个村轮流坐社筹备古会的一切事项。各社的总负责人叫‘老头’，按传统习惯各社有献贡、锣鼓、跑高楼马……”[10]此谓每年三月三，临近村社都到大郎庙集会，各社皆纳物献贡，庙会的具体事务由各村轮流“坐社”筹办。又山西霍州义旺村一带，至今仍流行用“坐社”的方式来治水。其文云：“该地沙窝峪的流水，惠泽附近十多个村庄。自汉代开始延续至今的水源管理模式，民间叫‘四社五村’的管理模式，‘四社’指义旺、南李庄和洪洞县的仇池村、杏沟村‘五村’是指以上四村另加孔涧村。‘四社’每年一村轮流‘坐社’，负责水源、水渠、水分配的管理。”[11]言当地的水源、水渠以及水的分配，皆由附近的村社轮流“坐社”管理。另如广西罗成仫佬族的谚语：“当官三年，不如坐社一天。”[12]句中“坐社”与“当官”对比出现，为我们正确理解其构词表义提供了一个直接、感性的语境，形象地展示了“坐社”的词义为“主持、承办社事”。当然，从这则讽谏的民谚中亦可看出，在某些流行举办社邑活动的民俗中，“坐社”者往往可乘机捞取好处、中饱私囊。从上引民俗、民谚来看，“坐社”表主持承办社事之义，从晚唐五代宋初到一千年后的今天，其运用仍很鲜活。
综上所述，“坐社”为动宾结构，在敦煌文书、传世典籍中的词义彼此相关又各有不同。敦煌社司转帖中，“坐社”有两义：一指社日团坐，称为“坐社1”，主要见于“坐社局席”中（参见例（3）（18）（19））。“坐社局席”指社日团坐的饮宴，根据举办时间的不同，又分别称为“春坐局席”（参见例（1）（11）（12）（13））和“秋坐局席”（参见例（2）（14）（15）（16））；一指主持、承办社事（参见例（5）），称为“坐社2”，此义仍存于现代的某些民俗生活中。传世典籍中，“坐社”指社日团坐饮宴，称为“坐社3”。从词义关联看，“坐社2”是“坐社1”的核心内容，“坐社3”则由“坐社1”省略“饮宴”义的词语后约定俗成而得。从语源义看，“坐社”的“坐”源于其用为动词的本义——“团坐”的“坐”。因此，“春座”、“秋座”、“座社”局席的“座”既不是讲经的“高座”，也不是“座席”的“座”，而是用同“坐社”的“坐”，指团坐、聚坐。
五
以上我们利用敦煌文献、传世典籍以及现代民俗资料，详细地考索了“坐社”的构词表义及其得义之由。下面来看吐鲁番文书、传世典籍及现代民俗中“作社”的词义与运用。
管见所及，“作社”在出土文书中，仅见于吐鲁番土峪沟出土的《丁丑年再立条章》（参见例（4））。其文曰“周而复始”“三人作社”，似指三人一批，轮流“作社”。但社条中只详列了每月“结成一团”的那三个人的姓名，并未论及他们“结团”做什么事。郝春文先生参考敦煌文书的材料，推测“应该是每月造一次局席”。然而，仅此孤例，很难明白“作社”的确切含义。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下传世文献中“作社”的词义。其例如：
（25）唐杜甫《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诗：“田翁逼社日，邀我尝春酒……今年大作社，拾遗能住否？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感此气扬扬，须知风化首。语多虽杂乱，说尹终在口。”
（26）宋苏辙《蚕麦二首》诗之一：“蚕眠已报冬裘具，麦熟旋供汤饼新。撷桑晓出露濡足，拾穗暮归尘满身。家家辛苦大作社，典我千钱追四邻。”
（27）宋黄庭坚《秋思》诗：“椎牛作社酒新篘，扶老将儿嬉陇头。”
（28）宋杨万里《观社》诗：“作社朝祠有足观，山农祈福更迎年。忽然箫鼓来何处，走杀儿童最可怜。虎面豹头时自顾，野讴市舞各争妍。王侯将相饶尊贵，不博渠侬一饷癫。”
上举例（25）（26）中用“大”修饰“作社”，言春社日“作社”规模之大；例（27）谓秋社日椎牛滤酒以“作社”；例（28）所写乃村野山农社日祭祀祈福的真实场景，社人带着虎、豹面具表演，奏乐歌舞，尽兴欢娱。由此看来，“作”是一个泛义动词，犹“为、做”，例中相当于举行、举办的意思，“社”谓社日，“作社”指举行社日的祭祀欢庆活动。此外，“作社”还可指“举行集会”，如：
（29）《元典章》30《礼部三·祭祀·人病祷祭不禁》：“至元六年八月，中书省：钦奉圣旨条画内一款节该：‘立定社外，其诸聚众作社，并行禁断。人家或因灾病，许口愿赴寺观、庙宇祷祭之类，不在禁限。’”
（30）清曹雪芹《红楼梦》第37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院夜拟题”：“李纨道：‘立定了社，再定罚约。我那里地方儿大，竟在我那里作社……’”
上揭二例中，“作”亦举行义，“社”犹“会”，指集会，“作社”谓举行集会。例（29）谓村社百姓在立定社邑外，不得再聚众集会；例（30）言李纨邀请诗社成员到她的住所举行集会。“作社”也称“作会”，元魏吉迦夜、昙曜译《杂宝藏经》卷2“波斯匿王丑女赖提缘”：“有诸长者子，共为亲友，饮讌游戏。每于会日，诸长者子妇皆来集会，唯此王女，独自不来。于是诸人，共作要言：‘后日更会，仰将妇来。有不来者，重谪财物。’遂复作会，贫长者子犹故如前，不将妇来。”宋赵升《朝野类要》卷5“同年乡会”条：“诸处士大夫同乡曲，并同路者，共在朝及在三学，相聚作会，曰乡会。”这两例中“作会”义同“作社”。前例“丑女赖提缘”盖即敦煌本“金刚丑女缘”故事所本，相应的内容在S.4511《金刚丑女因缘》中作：“于是贫仕（士）既蒙驸马，与高品知闻，书题往来，已（以）相敫（邀）会，遂赴朝官之宴……朝官次弟相敫（邀）会，饮食朝朝数千般，后日我家俳（排）备酒馔，也须娘子见朝官。”二者对勘，“丑女赖提缘”中诸长子者“作会”饮讌，即“金刚丑女缘”中“排备酒馔”的宴会，然则“作会”的内容主要是“饮宴”。
上举传世文献中的“作社”有两个义项：一、专指举行社日的祭祀欢庆活动；二、泛指举行集会。以此二义还原吐鲁番文书中三人一批，每月轮流“作社”的语境，第一义显然不合，第二义比较契合，该句意谓三人一团，每月轮流举行集会。联系敦煌社邑文书看，“作社”的主要内容是饮宴。上引《杂宝藏经》例中“作会”的内容也主要是饮宴，可资比勘。
如前所述，敦煌社邑文书中，“坐社”本指社日团坐（参见例（3）（18）（19）），由于团坐饮宴的核心要素是负责“收敛食物、备办宴席”，于是人们又用“坐社”来转指主持、承办社事之义（参见例（5））；而吐鲁番文书中，“作社”则谓举行集会（参见例（4））。二者的词义内涵并不相同。这种区别可从下面所举的现代民俗生活里有关“作社”（或“做社”）与“坐社”的用例中得到很好的证明，如：
（31）《洛阳市志》卷17“风俗”之“家事传承”云：“家庙大门多标以某氏‘家庙’或某氏‘祠堂’，多由其族人书写或请德艺双馨者书丹。每值清明上坟，或农历十月一烧寒衣，全族男性聚居家庙，以书有族氏的大旗与仪仗队为前导，燃炮击鼓、鸣锣开道，族长步后，族人依辈分列队，随族长上坟。在祖坟上举行祭奠仪式，族众按辈肃立。祭仪既毕，由家族中轮流作社聚餐，因为家庙内往往有一定数量的地，每轮作一次，盈余不少，作社者以聚餐形式沟通亲情……许多家族未设祠堂，举行家祭活动多采用‘坟社’形式。如在偃师民间，坟社由同族成员共同组成，拥有坟田。坟社社首俗称‘神头’，由族内各户轮流担任，任职社头，俗称‘坐社’。坐社期间，可收取坟田租谷，以供族祭等活动开支。”[13]
（32）贵州侗族的农事节日中有一个叫“做社”，文曰：“做社要花相当多的财物，款项由全寨各户集资，捐次最多的头三户被指定为社主和社副，第一户为社主，第二、三户为社副，由他们坐社主持祭龙神活动……社主带大家向龙神下跪祈祷，求它保乡护民，五谷丰登。最后由社主带队到各家，祝户主全家平安吉利。”[14]
上引例（29）言家族举行祭奠完毕后，在家族中轮流“作社”聚餐，以沟通亲情；没有祠堂的家族采用“坟社”的形式举行家祭，由社头轮流“坐社”，负责收取坟田的租谷，用作家祭活动的开支。例中“作社”指轮流举行聚餐的集会，“坐社”谓主持承办收敛坟田租谷的社事。例（30）中“做社”犹“作社”，指举行祭祀龙神、祈求丰收的节庆集会，而“坐社”则谓社主、社副主持承办祭祀龙神的社事。
上揭二例中“作社（或‘做社’）”与“坐社”共现，为我们理解并区别它们的词义提供了直接、具体的语境。从中不难看出，“作社”与“坐社”的词义并不相同。由此看来，对于吐鲁番文书中的“作社”（参见例（4））与敦煌社司转帖中的“坐社”（参见例（5）），我们不能因其看起来近似，就将它们轻易地等同起来。其实，“坐”与“作”只是读音相近而已，它们的词义全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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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20世纪的《世说》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前五十年（清末至1949年）和后五十年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研究重在注释、校勘、考证，同时也出现了较有系统的专题论文，为后来的研究铺平了道路；第二阶段则在前五十年的基础上，进行多角度、多层面、成体系的研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
前五十年的《世说》研究，明显地表现为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态势，在研究的视角与具体方法上呈现出新学对旧学的继承、发展和扬弃的清晰脉络。如果说，刘盼遂《世说新语校笺》（1928年）、李审言《世说笺释》（1939年）、沈剑知《世说新语校笺》（1944年）、程炎震《世说新语笺证》（1942、1943年）等著述是以旧学为背景、注重实证、严于考校的披沙简金之著述，那么，一批视野开放、角度新颖、大开大阖的专题论文的涌现，则是这一时期《世说》研究的一道悦目的风景。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 1940年）、 冯友兰《论风流》（1944年）、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1945年）、贺昌群《世说札记（麈尾考）》（1947年）以及许世英、赵罔、纪庸、朱建新等人的文章从各自感兴趣的角度入手，探幽发微，各开生面，使《世说》研究第一次呈现出多元、立体、现代的发展态势。
此外，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923年）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1924年）二著，给《世说》做了文学史特别是小说史的定位，后来的研究，无不循此路径。作为演讲稿，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以《世说》为蓝本，对魏晋社会历史及人文诸状况多有阐发，时见精义，也为《世说》研究做出了贡献。
总的说来，前五十年的《世说》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四十年代；从成果上看，校注与专题论文齐头并进，各擅胜场；并且，出现了刘盼遂、李审言、鲁迅、陈寅恪等一批对《世说》研究有突出贡献的学者；可以说，这五十年，是《世说》研究的兴盛期。
比之前五十年，后五十年《世说》研究的突出印象是：专题论文的丰富多采，校、笺、注、译的集大成，研究著作的相继问世。但是，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制约，80年代以前三十年的《世说》研究，与世纪末的近二十年相比，显得沉寂、低迷，成果不多。这一时期的论文主要有：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篇“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1956年）；许震堮《“世说”里的晋宋口语》（1957年）；刘叶秋《试论〈世说新语〉》（1957年）；王佩诤《世说新语校释掇琐》（1957年）；易艺五、乃正、陈直等人也有专文发表；此外，王利器《世说新语校勘记》（1956年）也是这一时期《世说》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这三十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50年代，特别是1956、1957两年，此后长达二十年间，《世说》研究滑入低谷。
“新时期”以来的二十年，《世说》研究迎来了它的“复兴”，各种论文、注本和研究著作层出不穷，尽态极妍。在众多的论文中，对以下几个问题的探讨尤为引人注目：（一）《世说》作者及书名问题；（二）《世说》版本及注释问题；（三）《世说》性质及思想倾向问题；（四）魏晋清谈研究；（五）《世说》艺术特色及美学价值的研究；等等。这些热点的形成，是时代潮流与学术自身发展的结果。刘兆云、侯忠义、郑学韬、宁稼雨、江兴祐等人对《世说》成书、性质及其思想倾向的争鸣；萧艾、徐传武等人对刘注的考察；以孔繁、叶柏树、周舸岷、信应举为代表的清谈研究；以及郭豫适、吴代芳、钱南秀、马宝丰、郭孝儒、张永昊、范子烨等人从文艺学、美学诸角度进行的探讨，均能自出手眼，从而把以上热点问题引向深化。此外，朱一玄《朱铸禹先生〈世说新语汇集注〉序》和罗国威《〈世说新语词典〉序》也是两篇颇见功力的概述性论文。
1949年以来的五十年，各种《世说》版本不断出现。影印本有：王利器断句、校订的影宋本《世说新语》（1956 年文学古籍刊行社）；1962年中华书局影宋本；王先谦思贤讲舍本三卷（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笺注本有：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1983年中华书局）；许震谔《世说新语校笺》（1984年中华书局）；张*[扌+为]之、刘德重《世说新语选注》（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李毓芙《世说新语新注》（1989年山东教育出版社）等等。其中，经周祖谟、余淑宜、周士琦整理的余氏笺疏，是数十年苦心经营的集大成之作，汇聚近世诸家成果，校勘、考证、辨伪、增补之外，兼有按语评论，精义纷呈，极具学术价值。徐校重在疏通义理、训解文字，书后附录《世说新语词语简释》，有较高的认知价值。此外，还有许多注译本，如许绍早主编的《世说新语译注》（1989年吉林教育出版社）， 柳士镇《世说新语选译》（1990年巴蜀书社），张*[扌+为]之《世说新语译注》（199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张万起、刘尚慈《世说新语译注》（1998年中华书局）等等。这些注译本虽旨在普及，对《世说》的流布和研究的繁荣，亦有赞助之功。
与论文、注本并行不悖，研究著作也开始出现（这是前五十年阙如的），且主要集中在90年代。萧艾的《〈世说〉探幽》（1992年湖南出版社），王能宪的《世说新语研究》（1992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吴金华《世说新语考释》（1994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张叔宁《世说新语整体研究》（1994年南京出版社），宁稼雨《〈世说新语〉与中古文化》（1994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张振德等合著《〈世说新语〉语言研究》（1995年巴蜀书社），蒋凡《世说新语研究》（1998年学林出版社），范子烨《世说新语研究》（1998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等专著，或从宏观把握，或从微观透视，对《世说》进行整体或局部的观照与考察，均能叠床架屋，自成体系；王能宪、范子烨对《世说》源流的考辨，蒋凡、宁稼雨的发散式研究，都是颇有成效的。此外，张永言主编的《世说新语辞典》（1992 年四川人民出版社）、 张万起编《世说新语词典》（1993年商务印书馆）以及许威汉、柳士镇等人的语言文字研究和整理，也是对《世说》研究的不同程度的突破。
台港地区的《世说》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杨勇的《世说新语校笺》（1969年台北宏业书局）、台湾正言书局编辑部的《音注世说新语新译》、 王叔岷《世说新语补证》、 詹秀惠《世说新语语法研究》（1973年台湾学生书局）以及梅家玲的叙事艺术研究等著述，与祖国大陆的成果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后五十年《世说》研究的繁荣图景。
以上是对20世纪《世说》研究的概述。下面从以下几方面分别作简要介绍。
一、关于《世说》作者及书名
《世说》作者，向来都写作南朝宋刘义庆。但在20世纪却成为争论的焦点。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认为，《世说》“乃纂缉旧闻，非由自造”，因为“《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提出了《世说》乃集体编撰之说。然而这些参与编撰的“文学之士”究竟谓谁？鲁迅未及明说。后来学者大多认同此观点，并据《宋书·临川烈武王道规传》所载，不费吹灰之力即“考证”出参与《世说》编撰的就是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等人，长期以来，几同定论。然而今人王能宪却在他的专著《世说新语研究》中力排众议，对《世说》编撰者进行了言之有据且成理的考辨。通过“对刘义庆的考察”，证明“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的刘义庆，“无论是才情能力，还是时间精力，乃至品性兴趣以及他的身世和政治背景等，都有可能亲自编撰《世说新语》”。通过“对招聚文士的考察”，以确凿事实逐一排除上述四人参与编撰《世说》的可能性。又通过“对《世说》本身的考察”，指出《世说》“有大体一致的语言风格”，“难以找到什么有力的内证，来证明此书是众手所编而成的”。最后得出结论：“《世说》历来著录为临川王义庆所撰，我们应当尊重历史的记载。”与王能宪之说针锋相对，青年学者范子烨在他的新著中，通过对临川刘义庆周围文士文风的考辨，重新对《世说》“成于众手”说进行了论证，见解亦颇独到。
《世说》书名历来是一个莫衷一是的话题。《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作《世说》。唐写本残卷末尾，则写作《世说新书》。自宋绍兴八年董弅刊本起又改为《世说新语》。对于这三种书名，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认《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认为“义庆所集，名《世说新书》”，“不知何人改为《新语》，盖近世所传。然相沿已久，不能复证矣”。另一种以清沈涛为代表，认为此书本名《世说》，“《新书》、《新语》皆后起之名”。20世纪以来，学者们大多同意《世说》书名“肇于刘向”，但在究竟先为二字还是四字上，依旧各执己见。《四库总目》影响广大，鲁迅、余嘉锡诸家皆从之，当代如朱一玄、刘叶秋、王能宪等大多数学者赞同是说。另有一些学者如刘兆云、萧艾等则赞同沈涛的观点，认为“今本中所附宋、齐间人敬胤注及纠谬和刘孝标注文中提到原文书名时也都一概称为《世说》，绝无在二字后再加‘新书’、‘新语’字样者，故可肯定，刘义庆原书名就叫《世说》”。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拿出了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他认为，“刘向《世说》虽亡，疑其体例亦如《新序》、《说苑》，上述春秋，下纪秦汉。义庆即用其体，托始汉初，以与向书相续，故即用向之例，名曰《世说新书》，以别于向之《世说》。其《隋志》以下但题《世说》者，省文耳。犹之《孙卿新书》，《汉志》但题《孙卿子》；《贾谊新书》，《汉志》但题《贾谊》，《隋志》但题《贾子》也”。至于《新语》之名，朱一玄根据宋汪藻《世说叙录》在《世说新语》书名下注语断定，“此书改名为《新语》的时间，至迟也应当是北宋初期了”。显然，这是较为可信的观点。
二、关于《世说》性质及其思想倾向
自《世说》问世以来，以“清淡之书”命之者甚多。清永瑢等著《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认为《世说》“叙述名隽，为清言之渊薮”。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1958年版）认为：“清谈小说中，最具有代表性，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认为刘义庆“以士族阶层和清谈家的观点”，把“文人名士的言行风貌”分别列入三十六个篇目中。朱东润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认为：“由于作者用清谈家的观点来品评人物，所以书中存在着一些消极因素。”周一良《〈世说新语〉和作者刘义庆身世的考察》一文也认为：“我们不妨把刘义庆的《世说》称作‘清谈之书’”，等等。港台的一些学者亦倾向于以“清言小说”目之。与此相对，还有人认为《世说》是史料价值较高的“轶事小说”。
新时期以来，针对《世说》性质问题学术界展开了讨论，并由此而引发了对《世说》思想倾向的深入探讨。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世说》固为“赏心而作”，有“远实用而近娱乐”的特点，但用“清谈之书”概括其思想内容，显然是见木不见林的偏颇之论。侯忠义《〈世说新语〉思想艺术论》一文认为：“刘义庆不仅是一个贵族，而且还是一个清谈家、佛教徒。他一方面宣扬名教，鼓吹封建道德，夸耀士大夫门阀的高贵和生活的豪华，欣赏名士风流；另一方面对所谓魏晋风度也有不满和批评。”由作者出身与思想的双重性和矛盾性进一步窥见《世说》思想倾向的复杂性，即既有“远实用”的一面，又有“实用”的一面，这无疑是有道理的；但对这种复杂性的概括尚不够明确，对儒、道两种思想倾向何者居主导地位语焉不详，而且，视刘义庆为“清谈家”也是容易引起争议的。与之相比，郑学韬、江兴祐等人的观点则较为严密。郑学韬认为：《世说》把“在政治上拍马屁维护纲常名教放在第一位；而哲学思想则取道家崇尚自然之说，冲破了东汉谶纬之说的迷雾和东晋以迄刘宋弥漫于士族社会的宗教气氛。总的说来，《世说》的思想是儒道杂糅的”（《〈世说新语〉的思想倾向及成书年代》）。江兴祐在《〈世说新语〉对人的审视及其依据》一文中也指出，把《世说》看作“清谈之书”和把刘义庆看作“清谈家”“是与实际情况相悖的”；刘义庆的思想“最终没有越出儒家的范畴”。这就把对《世说》思想倾向问题的讨论又深入了一层。
事实上，对《世说》性质及思想倾向的认识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对其作文体学上的定位则必须客观、科学地对待，“直观印象”式的定义是不可取的。“清言小说”也好，“轶事小说”也好，事实上都只是道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在这一点上，鲁迅的“志人小说”概念无疑是更为准确、科学的概括。因为“言”和“事”皆离不开“人”，而“人”才是《世说》这部书的审视对象。江兴祐认为：《世说》“作者的着眼点放在对这些人物言行的审视上”。这是颇有见地的。此外，宁稼雨在《〈世说新语〉是志人小说观念成就的标志》一文中，从文学史的角度，剖析了《世说》“从诸子、史传、志怪中解放出来”的演变过程，进一步明确了《世说》“以人为中心”的志人特质，最终得出《世说》是“志人小说观念成熟的标志”的结论。
综上所述，围绕《世说》思想倾向的讨论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世说》的文本价值和历史地位，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三、以《世说》为中心的清谈研究
《世说》虽则不是写清谈之书，但却是我们了解魏晋清谈风貌的硕果仅存的独特文本，清永瑢称之为“清言渊薮”并不过分。千百年来，将五胡之乱、晋祚不竞归罪清谈的说法几成定论。于是，何晏、王弼之徒长久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降及清代，始有钱大昕、朱彝尊等学者撰文为何、王翻案，赞其“始畅以义理”之功。但从哲学及思想史的高度重新认识魏晋清谈家们还是20世纪以后的事。30年代，容肇祖《魏晋的自然主义》一书较为系统地评价了何、王、阮、嵇、向、郭等魏晋清谈家的思想，从而亦间接地肯定了清谈的积极的一面。40年代，陈寅恪发表了著名论文《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前半部分对清谈作了鞭辟入理的辨析，指出：“当魏末西晋时代即清谈之前期，其清谈乃当日政治上之家实际问题，与其时士大夫之出处进退至有关系，盖藉此以表示本人态度及辩护自身立场者，非若东晋一朝即清谈后期，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之玄言，已失去政治上之实际性质，仅作名士身份之装饰品者也。”把清谈分为前、后两期，各言其与名教国家之利害关系，乃陈氏沉潜历史深处之精深创见，也为清谈研究披荆斩棘，自开一途。1949年后，一度对清谈的认识较为保守，方法也是“阶级分析”式的。徐震堮在《世说新语校笺》前言中认为，清谈“实际上不过是一服精神上的麻醉剂，是一个面临着死亡的阶层，在找不到出路的时候的一种自我安慰”。这种评价固然占理，却并不全面，当然也就不够客观。孔繁《从〈世说新语〉看清谈》一文认为：“清谈主要是剖玄析微，阐扬老、庄义理，在我国哲学史上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清谈有益于消弭士族各集团间的激烈斗争，于动乱之中求得相对安定，有益于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以及江南地区的开发，是有积极作用的。”蒋凡《世说新语研究》专列一章论清谈，以更具现代性的眼光指出：“玄理清谈对于中国传统思维的发展，特别是对于理论思辨，曾起了推动进步的积极作用。”“魏晋清谈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它冲击传统儒家经学，是一次思想的解放”，于此，我们可以窥见20世纪人们对魏晋清谈的认识不断深入的清晰脉络。
此外，叶柏树、周舸岷、信应举等学者也都撰文论述魏晋清谈的风貌及影响，丰富了20世纪以《世说》为中心的清谈研究。
四、对《世说》文学、美学成就的探讨
前人论《世说》的艺术成就，大多出自观感，三言两语的批注评点虽每中肯，但毕竟失之零碎，缺乏系统。对《世说》所见的记言记行之妙、文采风流之美的系统阐发，还是20世纪以后才出现并发展起来的。
关于《世说》的文学成就，鲁迅的“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见《中国小说史略》）一句可谓最简洁、准确的概括。以此为肇端，后继学者对《世说》艺术特点、文学特征的探讨蔚成风气。新时期以来，一批学者致力于此，多有发明。吴代芳、马宝丰、郭孝儒、郭豫适、周舸岷、侯忠义、牟世金、范子烨、钱南秀、王能宪诸人，或概述，或分析，或综观全局，或攻击一点，对《世说》的语言艺术和志人之法进行了多层面、多向度的立体式的探讨。这种深入文本内部的观照与透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古人的不足，在整体上显示了现代学人的眼光与器度。
20世纪40年代，宗白华发表了《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第一次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世说》和魏晋风度的美学价值。他认为魏晋六朝“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晋人的美”是自然美与人格美交相辉映的美，“美在神韵”。循此路径，当代学者多有补充和申发。钱南秀、张永昊、裴彦贵、熊国华、程章灿、董晋骞等分别从“审美观”、“语言美”、“美学理想”、“美学新风”、“人物美思想”诸方面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在“人格化的自然美”与“自然化的人格美”这种晋人特殊的审美观上达成了共识。
总之，在对《世说》的文学特征及美学价值的探讨与研究上，共鸣大于争鸣，基本上呈现出一种循序渐进、稳步发展的态势。
此外，《世说》对研究我国中古时代语言现象的参考价值，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徐震堮、许威汉、侯兰生、柳士镇等皆撰有专文，限于篇幅，不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