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闻先即制人范文

时间:2023-04-03 08:3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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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1频谱感知

作为认知网络的主要核心技术之一的频谱感知技术,其目的是要发现在时域、频域及空域的频谱空洞,进而供认知用户机会式利用频谱。频谱感知技术可以分为基于干扰的检测、主用户信号检测和协作检测,目前的频谱感知技术主要是基于主用户发射机检测,其频谱感知方法主要又分为匹配滤波器检测、能量检测、循环平稳特征检测三种。

1.1.1匹配滤波器检测

如果主用户信号是确定性信号,那么在加性高斯白噪声(AWGN)条件下最佳检测器就是匹配滤波器,它可以使输出信噪比达到最大。匹配滤波器检测的优点是能快速度准确检测主用户是否存在,但是,此方法需事先知道授权用户的信息,对授权用户需要专门的接收器,必须定时和频率同步。此外,计算量也较大,若先验知识不准确,则匹配滤波器的性能会大大下降。

1.1.2循环平稳特征检测

通常,无线通信信号都具有循环平稳性,而噪声和干扰则不具有这种特性,因此可以通过循环平稳特征检测法来检测主用户信号是否出现。该方法能从调制信号功率中区分出噪声能量,可以在较低的信噪比下进行检测信号,但其计算复杂度较高。

1.1.3能量检测

能量检测是最简单、最为经典的信号检测方法,也是目前研究的热点。能量检测法相对简单、易实施,另外,它为非相干检测,对相位同步要求低。但是,该方法在低信噪比情况下的检测性能较差,易受噪声不确定性的影响,且不能辨别主用户类型。

1.2频谱共享

无线认知网络的频谱共享是指次用户在不影响主用户的前提下与其共享一段频谱,是认知无线网络的关键技术之一。其目标是有效管理对主用户的干扰,并提高频谱的机会利用率。频谱共享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次用户之间的频谱共享以及次用户和主用户之间的频谱共享,可根据架构、频谱分配行为等因素可大致分为三类:

(1)基于网络架构

基于网络架构通常可分为集中式频谱共享和分布式频谱共享。集中式频谱共享是由某个中心服务器根据全局信息计算和执行整体二级用户网络的空闲频谱分配。每个二级用户独立进行频谱感知,然后将感知到的信息发送到中心服务器,由中心服务器综合对这些信息分配到空闲频谱。与集中式频谱共享不同,分布式分配将认知终端看作是一个自治的智能体,每个认知终端根据自己获得的频谱信息计算和决定如何使用这些空闲频谱,分布式分配主要应用于无中心服务器的场合。

(2)基于频谱分配行为

基于频谱分配行为又可分为协作式频谱共享和非协作式频谱共享两类。协作式频谱共享考虑到各节点间行为的相互影响,即每个节点都会与其它节点分享自己的感知信息;而非协作式频谱共享则不考虑其它认知节点间的干扰。在实际应用中,协作式方案要好于非协作式方案,更接近整体性能的最优化,在一定程度上更为公平,同时也提高了吞吐量。

(3)基于接入技术

现有大部分基于接入技术研究针对认知无线电商用进行的,主要采用基于填充式共享方式,即只针对主用户未使用频谱下进行的,基于完全检测信息下对主用户的干扰最小。

1.3动态接入

与传统的固定频谱分配方式不同,动态频谱接入技术是一种动态自适应的频谱管理方式,能更好的利用已有的低效的频谱资源来满足无线通信服务。动态频谱接入方式可分为以下三种策略模型:

(1)动态专用模式

动态专用频谱管理方式保留了现有的频谱管理策略结构,即主用户有着对频谱资源的独占权;但它们不仅可以自由选择其所使用的技术,还可以选择其所提供的服务。

(2)开放共享模式

开放共享模式这种频谱管理方式得益于无线通信的发展,该技术能够使得不同的系统共存,而且相互之间不会产生严重的干扰,因此,不需要对频谱资源进行独立的授权。

(3)多层接入模式

多层接入模式可以看作是动态专用模式和开放共享模式的一个折中,与动态专用和开放共享模式相比,多层接入模式更符合现有的频谱资源管理策略和无线系统。此外,频谱正交的接入方式与频谱重叠相比去除了次用户发射功率所受的严格限制,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其信道容量和吞吐量,而且有着更广泛的应用。

2结束语

篇2

【关键词】 认知无线电网络安全 模仿主用户攻击 阻塞攻击

频谱感知技术是认知无线电网络中的关键技术之一,精确地获取可用频谱信息是认知无线电网络工作的前提。认知无线电网络面临的安全问题众多,本文从频谱感知环节数据信道这个攻击点介绍现有的安全威胁和隐私泄漏问题,

一、模仿主用户攻击(Primary User Emulation,PUE)

在认知无线电网络中,授权的主用户可以随时利用所分配的网络频段,当主用户不使用其授权频段时,频谱资源为空闲状态,认知用户便可利用这些频段,而当主用户重新占用频段时,认知用户需要及时避让[1]。

这就需要认知用户对频段连续地进行感知来检测主用户的出现。模仿主用户攻击是指攻击者通过在信道上发送模仿主用户信号特征的信号,从而使认知用户误认为主用户存在而将数据信道判定为繁忙。

如图1所示,模仿主用户攻击可以被分类为自私攻击和恶意攻击。自私攻击是指一对用户以模仿主用户特征的信号进行相互通信;恶意攻击是攻击者在信道上连续发送模仿主用户信号特征的数据分组,以阻止其他认知用户的接入[2]。

模仿主用户攻击是认知无线电网络面临的一个重要安全问题,如何精确地区分主用户信号和认知用户信号,以保证感知数据的准确性是认知无线电网络中的一个重要技术挑战。

二、阻塞攻击

对频段感知、分析、决策之后,认知用户便可利用分配到的可用信道进行通信。但由于可用信道信息的公开性,攻击者可以随机或有针对性地选择某些可用信道进行阻塞攻击,此时,尽管认知用户分配到空闲的可用信道,也不能进行正常通信。

或者攻击者亦可模仿主用户的信号,使认知用户误认为主用户出现从而进行信道切换。

该攻击导致的结果就是多个认知用户在此信道上的通信都因被攻击者阻塞而被迫跳转,认知用户对此信道使用的反馈结果会造成信道质量差的经验积累,从而减少此信道的分配,因此,恶意用户可以使用此信道进行通信,从而达到攻击目的。

参 考 文 献

篇3

关键词:认知无线电;干扰温度;功率控制;信噪干扰比

中图分类号:TN9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3X(2010)01-050-05

Power Control Algorithm for Cognitive Radio Based on Interference Temperature

HU Zhilun,HE Shibiao,ZHANG Xinchun

(Chongqing Communications College,Chongqing,400035,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interference temperature model,the problem that the cognitive radio users and owners should meet their own quality of customer servicewhen sharing spectrum is changed into a non-linear power control optimization problem.A global optimum power allocation algorithm is explored based on the iterative algorithms and Lagrangian theory.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simulation indicate that the algorithm both can satisfy the primary user of the interference temperature tolerance,and make users access to a good cognitive noise interference ratio,increasing the system throughput.

Keywords:cognitive radio;interference temperature;power control;SINR

0 引 言

认知无线电是一种新的智能无线通信技术,能够依靠人工智能的支持,感知周围的无线通信环境,根据一定的学习和决策算法,实时自适应地改变系统工作参数,动态地检测和有效地利用空闲频谱[1]。理论上允许在时间、频率以及空间上进行多维的频谱复用,这将在很大程度上降低频谱和带宽限制对无线技术发展的束缚,使频谱利用率有了很大提高。

认知无线电根据与它的操作环境进行交互而改变传输参数,最终目标是通过认知和重配置获得最好的可用频谱。由于多数频谱已分配,这样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与法定用户共享频谱而不对其产生干扰。为了更好地量化和管理干扰源,2003年底FCC提出了一种新模型――干扰温度模型[2],如图1所示。这个模型使得人们把评价干扰的方式从大量的发射机中的操作转向了发射机和接收机之间的以自适应方式进行的实时互活动。同时设定了保证主用户系统能正常工作的“干扰温度容限”,该门限有主用户系统能够正常工作的最坏信噪比决定认知用户作为授权用户的干扰,一旦累积干扰超过了干扰温度容限,授权用户系统就无法正常工作;反之,可以保证授权用户与认知用户同时正常工作。因此,认知用户要共享频谱必须满足用户服务质量(QoS),对主用户而言,重要一点是所受干扰不能超过其容限,对认知用户要满足其传输时最小的信噪干扰比(SINR),这就要求对认知用户在干扰温度模型下实施功率控制。

图1 干扰温度模型

进一步,在多用户传输的认知无线电系统中,功率控制不仅受到干扰温度容限,还受可用频谱空穴数量的限制,并且在认知无线电系统中,由于每个分布式操作的认知用户的功率分配是造成干扰的主要原因,功率控制问题是个交互影响的复杂决策过程,在现有的通信系统中使用的功率控制技术,并不完全适用于认知无线电网络。文献[3]提出了一种基于频谱感知信息的功率控制算法,将测量到的主用户接收机信号的本地信噪比(Signal to Noise Ratio,SNR)近似为认知用户与授权用户之间的距离,从而相应地调整认知用户的发射功率,该功率控制算法可以实现在不干扰授权用户的情况下工作,但没有考虑认知用户正常工作时的约束条件,即最小的信噪干扰比(SINR);文献[4]针对干扰温度理想模型和普通模型,运用贪婪算法、拉格朗日对偶理论,分别提出了CAGM和CAIM算法,该算法能在干扰温度容限条件下有效控制认知用户功率,但算法较为复杂,难以实现。基于此,在上述功率控制算法基础上本文通过设置效用函数和代价函数,运用迭代算法和拉格朗日理论,探讨了一种近似最优的分布式功率控制算法。

1 系统模型

本文考虑了一个如图2所示的系统模型,每条通信链路都包含有一个非授权发射机和接收机,并且都有相应的链路增益,同时链路之间也相互影响。系统中每个非授权用户的信噪干扰比(SINR)定义为:

γi=giipiσ2+∑i≠jgijpj(1)

式中:gii(i=1,2,…,n)表示第i条链路中发射机与接收机间的增益;gij(i=1,2,…,n;j=1,2,…,M;j≠i)为第i条链路中的发射机对第j条链路中的接收机的增益,pi为认知用户i的传输功率;σ2是背景噪声。

由图1中的干扰温度模型及其定义知,认知用户在与主用户共享频谱时,对其产生的干扰不能超过允许的最大值,即应满足式(2):

∑ni=1pig0i≤T(2)

式中:g0i(i=1,2,…,n)为认知用户发射机对主用户的增益;T为主用户的干扰温度容限。

图2 系统模型

2 问题描述

在共享频谱进行通信时,认知用户和主用户都要满足自己的服务质量(QoS),文中用一个与信噪干扰比(SINR)有关的效用函数来表示认知用户的服务质量。于是可用式(3)来描述在满足最小信噪干扰比和干扰温度容限的条件下,最大化用户服务质量这一问题。

(P1)maxp∈ψ∑0∈φui(γi), φ=1,2,…,n

s.t. γi≥γi0i

∑ni=1pig0i≤T

(3)

式中:ψ={pi,i∈φ0≤pi≤pmaxi};γi0为目标信噪干扰比;T为干扰温度容限。

由于用户之间的相互影响,对每一条实际的链路不一定都存在有效的方法来求解问题(P1)。这里可用二中择一的方法来求解,在满足干扰温度容限的条件下,牺牲其中一部分链路的效益,以支持其他链路用户的服务质量[5],而且所有链路也不都一定是同时工作。于是不妨假设链路l中的用户正在通信(可能有其他链路的支持),干扰信噪比(SINR)改写为:

γl=gllplσ2+∑l≠jgljpjbj(4)

其中:bl定义如下:

bl=1,正常通信(可能有其他链路的支持)

0,其他(5)

相应地,问题(P1)可以转化为下式:

(P1)*

maxp∈ψ∑l∈φul(γl), φ=1,2,…,n

s.t. γl≥γl0l

∑nl=1plg0lbl≤T,bl∈{0,1}(6)

式中:bl是一个二进制数取值,为0或1,使得在求解过程中不能对(P1)*中的相关表达式求导,这样求解上述问题(P1)*较为困难。考虑用一个取值在[0,1]的连续变量ql来代替二进制变量bl,ql表示链路l接入的概率,(P1)*就转化为一个连续函数的求解问题,这样只需对某一具体链路l进行分析,不用求解整个复合链路,即求解过程就变得相对容易。(P1)*可进一步用式(7)表示:

(P2)maxp∈ψ,q∈肌l∈φul(γl)+vl(ql),

φ=1,2,…,n;=[0,1]

s.t.γ*l≥γl0l

∑nl=1plg0lql≤T,ql∈[0,1](7)

目标函数中vl(ql)是一个关于ql的可导、递增的凹函数。平均信噪干扰比为:

l=gllplσ2+∑l≠jgljpjqj(8)

3 最优分布式功率控制算法

由上述分析知,目标函数和干扰温度约束关于认知用户的服务质量信噪干扰比γi是不可分开的,也即关于发射功率pi是分不开的。对于分布式功率控制,需要解除原始变量之间的耦合以及干扰温度的约束,据文献[6]可用如下思路求解:

(1) 通过求解对偶问题解除干扰温度约束,将约束转为无约束。即将问题(P2)转化为凸函数优化来求解。

(2) 通过信息交换和变量替代解除效用函数中变量的耦合。

3.1 变量的分布式更新

为求解上述问题(P2),先将相关变量作如下转换[7]:

y*l=l=log yl,q*l=log ql,p*l=log pl

ul() = ul(y*l)=ul(eyl)

u*l(p*l)=ul(epl)

v*l(q*l)=vl(eql)

相应的变量范围为:

ψ*={p*l,l∈φM≤p*l≤log pmaxl}

*=q*l,l∈φ-M≤q*l≤0

式中:M是一个无穷大的变量,并且ymaxl≤(pmaxlgll)/σ2。

令:

ξl(p*-l,q*-l)=σ2+∑j≠lelog gll-pj+qj

这样问题(P2)中的限制条件可用下列式子描述:

f1l(y*l,p*,q*-l)=y*l+log ξl(p*-l,q*-l)-p*-l-log gll≤0

f2l(p*,q*-l)=log γl0+log ξl(p*-l,q*-l)-p*-l-log gll≤0

f3l(p*,q*)=log(∑lg0lep*l+q*l)-log T≤0(9)

相应地,最优化问题(P2)可转化为一个凸函数进行求解,即在上述条件下求:

maxp∈ψ,q∈肌l∈φul(γl)+vl(ql)(10)

3.2 变量的二元分解

针对上述的凸函数问题,特采用二元分解的算法来求解[7]。考虑二元函数:

D(λ,μ)=max∑l∈φul(γl)+vl(ql)-∑l∈φlλlf1l(y*l,p*,q*-l)-∑l∈φl μlf2l(p*,q*-l)(11)

式中:λ,μ为拉格朗日因子,进一步地,式(10)可分解为下述两个式子来描述:

D1(λ)=max[∑l∈φu*ly*l-λly*l]

D2(λ,μ)=maxp∈ψ,q∈肌l∈φ[(λl+μl)pl-(λl+μl)log(∑j≠lgljpjqj+σ2)]+wv*lq*l(12)

上述两式同时还应满足干扰温度容限f3l(p*,q*l)=log(∑lg0lep*l+q*l)-log T≤0。由于二元函数D(λ,μ)在定义范围内不可导,不能应用梯度算法来求解。根据文献[8],可采用次梯度的方法来求解。首先定义两个迭代函数:

μl(t+1)=[μl(t)+αf2l(p*,q*-l)]+

λl(t+1)=[λl(t)+αf1l(y*l,p*,q*-l)]+(13)

式中:t为迭代次数;α(t)为迭代步长;[x]+=max{x,0}。

3.3 基于干扰温度的功率控制

在共享系统中,任何一个用户增大发射功率会使其他用户的效用降低(在其他用户的发射功率不变的情况下)。这样,受到影响的用户也通过增大发射功率来提高自己的效用,于是,最终的平衡点是处在一组各个分量都比较大的功率向量上[9]。

为了使各个用户以较低的发射功率进行通信并且可以获得更高的用户服务质量,为系统引入一个代价函数表述使用系统资源(耗费的功率)需要付出的代价,从而使模型达到一个更为有效的、用户所需的全局最优解。实际上,自我优化常常会产生降低他人利益的外部影响,而代价机制就是解决这类问题的一种有效工具[10]。结合本文定义如下代价函数:

R(p*,q*)=∑l∈φ{(λl+μl)p*l-(λl+μl)log(∑j≠lgljpjqj+σ2)+wv*lq*l}-kmax{f3l(p*,q*l),0}(14)

式中:k是代价变量。上式分别对p*l,q*l求导有:

R(p*,q*)p*l=λl(t)+μl(t)1-∑j≠lgljpl(t)ql(t)∑j≠lgljpl(t)ql(t)+σ2-kθplqlg0l∑j∈φ pjqjg0j(15)

R(p*,q*)q*l=wv*lq*lq*l-[λl(t)+μl(t)]∑j≠lgljpl(t)ql(t)∑j≠lgljpl(t)ql(t)+σ2-kθplqlg0l∑j∈φpjqjg0j(16)

式中:θ=0,∑j∈φpjqjg0j≤T

1,其他。这样对于任一链路l上的认知用户,正常工作(由其他用户的支持)的概率为:

ql(t+1)=explog ql(t)+βR(p*,q*)p*l|p*=p*(t),q* = q*(t)1e-M(17)

其发射功率为:

pl(t+1)=explog pl(t)+βR(p*,q*)q*l|p*=p*(t),q*=q*(t)pmaxle-M(18)

式中:β(t)为迭代步长,迭代过程中直到算法收敛为止。

4 仿真分析

为了验证算法的收敛性和有效性,结合图2所示的系统模型,其相关参数设置如下:

设链路数n=3,背景噪声σ2=3×10-5 W,主用户接收机处的干扰温度容限T=3.5×10-3 W;链路增益由gij =10-2×d-2ij,gi0=10-2×d-4i0给出。系统效用函数为:∑l1-1eλl2+1102×ql。迭代步长α=0.05,β=0.1,目标信噪比γl0=12 dB。图3仿真分析了算法的收敛性,经过200次左右的迭代后,3条链路的认知用户发射功率和接入概率都趋于平稳,达到一个固定值。需要注意的是迭代步长的选取对算法收敛性影响很大,本文通过遗传算法来选取合适的步长,由图知在适当的步长和满足干扰温度容限的前提下算法具有很好的收敛性。

图3 算法收敛性

篇4

【关键词】银行理财;风险控制;监管体制

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理财产品成为了企业融资和居民进行资产保值增值的重要金融工具之一。其2007年规模仅为8190亿元,在2008年已急剧攀升到3.7万亿元,完成了翻倍的增长。截至2012年底,我国银行理财产品余额已达7.6万亿元,已高于我国流通中现金的总额,相当于同期我国存款总量(91.95万亿元)的8.3%。但是,这样的增长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如何认识这些风险并提出相应的防范措施,已经成为了一个紧迫的命题。

一、理财产品风险来源的理论分析

理财产品除了常见的利率风险,汇率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之外,机构采用不适宜的运作模式和缺乏相应的内控制度会导致理财产品出现“内部风险”。而同样,不完善的监管体系和法律制度则也会导致“外部风险”的出现,这两种风险使得产品创新缺乏必要的约束,造成监管真空,影响着理财市场的稳健发展。

(一)理财产品的内部风险分析

1.理财产品运作模式的风险

资金池-资产池模式实质上是一种以债券、票据、存款、货币市场工具、信托融资计划等多元化投资的集合性资产包作为统一资金运用,通过滚动发售不同期限的产品,持续性的募集资金,通过动态管理模式保持资金来源和运用平衡,并从中获取收益的模式。其特点是滚动发售、集合运作、期限错配、分离定价。也就是在资金形成较大的规模效应后,通过灵活的流动性管理对资金进行期限错配,实现盈利,提高资产管理的主动性。而我国现今采用这种模式的银行理财产品余额和规模占比达到90%,为我国投资者创造了巨大的收益财富。但是,“资金池”模式运作的理财产品由于期限错配,要用“发新偿旧”来满足到期兑付,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个“庞氏骗局”,从而造成银行风险。首先,在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中,确实存在一些短借长投的资金错配现象。我国大部分的理财产品期限不足一年,一般只有数月甚至数日,当一些短期融资被投入到长期项目,一旦面临资金周转问题,有些银行就会通过发行新的理财产品来偿还到期产品。如果资金链断裂,流动性风险敞口就会暴露出来。其次,期限错配还可能会造成银行的亏损风险。比如许多银行会选择在年底突击发行一些债券型理财产品吸引存款以满足存贷比考核,但是由于这些理财产品的存续期明显短于中长期高收益债券的存续期,从而造成期限错配。当理财产品到期,发生大批赎回债券套现,则会造成债券价格下跌,引发价差损失。尽管银行方面会事先安排以约定价格回购债券,确保理财产品收益符合预期,但是由于各家银行的议价能力和对冲价差损失和利率损失的能力不同,亦有可能由银行用自有资金来承担部分亏损。第三,这种“资金池-资产的运作模式,信息透明度低,资金投向模糊,投资者难以获得关于理财产品投资标的的具体情况和盈亏状况信息。因为一部分理财产品资金做不到与投资项目的一一对应,所以资产本身的风险在投资人和筹资人之间很难界定清楚,一旦出现问题,银行可能需要用自有资金支付部分保本型产品的收益。而且产品无法分账管理,实现单独的成本收益核算,也就难以检验产品设计的合理性或缺陷,不利于银行资产管理能力的提高和经验的积累。

2.理财产品的管理风险

除了以上所说的银行理财运作模式造成的风险之外,理财产品本身设计也存在诸多缺陷,同样会引发投资风险。

首先,产品投资标的投向过于集中,导致风险分散效应不足。在同业竞争异常激烈的大背景下,各家银行纷纷推出了大量高收益的产品吸引客户。一般的标准债权资产显然不能满足这些产品对收益率的要求,所以银行被迫持有大量高风险,流动性较低,而名义收益率较高的非标债权资产,特别是信托贷款。以中信银行的非标债权资产超标问题为例。据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年底,中信银行持有非标准化债权类产品规模为1515亿元,占其整个理财产品总规模的64%。这样的理财资产布局会导致风险积聚,违背了理财业务对安全性的要求。一旦银行对这些项目的风险管理不到位出现问题,银行可能会出现重大亏损,对银行资金、信誉都造成极大的压力。

第二,银行的定价机制受制于利率市场化的进程,银行理财产品的定价能力仍有待提高。如今,我国银行缺乏对衍生品的设计和定价能力,一般依赖于外购的交易系统,在交易复杂产品时需向外资银行询价,丧失定价权,其中蕴含极大的风险,同时易使产品同质化[1]。而且我国的基准利率仍旧没有最终实现市场化,无法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和风险估值。当缺乏市场机制作用下产生的基准利率,如伦敦市场的LIBOR和香港市场的HIBOR,银行就无法形成和完善市场基准利率加上不同产品的风险溢价的定价体系,产生风险和收益错配的风险。

第三,我国金融机构在QDII业务方面的经验不足,人才缺乏,技术仍很不成熟,这样使得中资银行容易出现管理风险,对投资者造成损失。中资银行系QDII已经出航7年,大部分仍在亏损,其中招商银行发行的海外寻宝系列之招引商品指数投资理财组合理财计划亏损最大达32%。归根到底,是三个原因造成的:(1)从业人员本身没有足够的国际资产管理经验和技术。无法正确判断国际经济形势,也无法根据形势变化灵活做出资产布局调整,进行有效的风险对冲。(2)产品设计单一。很多银行QDII都是100%单一挂钩境外公募型股票基金,无法对投资工具进行甄别筛选,并设计出均衡的投资组合,缺乏产品管理主动性。(3)受限于自身国际化水平,对国际市场的规则缺乏了解,没有话语权。相比之下,外资银行在人才培养机制,与其他资产管理专业机构合作深度,网点分布以及产品设计经验方面优势明显,能为客户提供全面深入及时的QDII理财建议。以渣打银行为例,纵观2012年全年到期的银行理财红榜,渣打银行的两款QDII产品居于前两名,最高一款产品的实际收益率为27%,收益最低一款产品实际收益率为18%。这些都是与外资银行丰富的产品设计和管理能力密切相关的。

3.银行理财的影子银行风险

“影子银行”是通过银行贷款证券化进行信用无限扩张的一种方式。对欧美来说,主要是围绕证券化推动的金融创新工具,但是在现阶段的中国,影子银行却与理财产品联系最为紧密。根据央行的一份内部报告显示,我国的影子银行统计体系囊括商业银行表外理财,证券公司集合理财,基金公司专户理财,证券投资基金等[2]。尽管我国尚未有官方的影子银行规模统计数据,但是根据社会普遍估计,我国的影子银行规模大致在20万亿-30万亿的区间范围内,接近我国GDP的50%,已经成为金融系统中不可忽视的力量。银行通过理财产品和信托贷款,股权投资,定向资产管理等银信,银证合作渠道的联接,将银行资金从表内转移到表外,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放贷行为,帮助银行规避存贷比,资本充足率和存款准备金等监管约束和限制。

这样的行为,从整体上,增加了金融系统性风险。一方面,影子银行改变了金融体系的融资结构。根据资料显示,我国银行新增信贷在社会总融资规模中的占比不断下降,从2002年的92%下降至2012年11月的54.75%,下降了近37.25%。银行通过理财产品和信托公司实现了投资者和融资者的对接,将金融体系的内部风险通过理财产品更大比例的传导给了广大的投融资者,加大了整个金融体系的敏感性。另一方面,理财产品一般都投向与银行有业务联系的项目中,银行通过理财产品将表内的风险分散出去之后,却又通过银行的担保,信用增级或贷款担保等业务,使得风险又重新回到了表内。导致表内业务和表外业务的风险隔离墙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具体来说,当信托和券商沦为银行理财业务的通道,就已经妨碍了这些行业的正常和稳健发展。以银信合作为例,银行常用的一种手法便是通过“双买断”,即即期买断远期回购的协议,使出让方将信贷资产转出资产项下,同时受让方也因为回购协议的存在,不将该笔信贷放入自己的资产项下,从而使得信贷资产从银行资产负债表上“失踪”,达到将信贷资产转移至表外,规避信贷规模限制的目的,使央行流动性管理失效,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造成巨大威胁。第二种形式是银行之间互相购买对方的理财产品,实现“对敲”。这种模式的运作主要是依靠信托公司从A银行里购买信贷资产然后打包成信托计划再卖给B银行,从而B银行便持有了A银行信贷资产为标的的信贷资产类理财产品。B银行亦可以进行反向操作。这实质上也是一种把信贷资产从表内转出表外的操作,通过交叉持有对方银行的信贷资产,反而增强了银行间的联系,进一步扩大了风险。而且还容易产生另一种风险,即信用风险[3]。在实际操作中,买入方很难对贷款做到逐笔的严格审查,看重的还是交易对手的信誉,但是这并不能作为风险防范的措施。一旦资产包里的信贷资产出现不良状况,买入方难免会遭遇损失。而且,交易可能涉及多方银行和信托公司,使得交易更加复杂化,风险界定,计量和监测都会成为很大的难题。信托公司在其中都只充当业务通道,收取低廉的牌照费,并没有提高信托行业自身技术水平,不利于行业发展。

(二)理财产品的外部风险

1.分业监管体系导致监管失位,缺位

我国实行严格的分业监管体系,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政府机构集中监管、交易所一线监管和银行间交易商协会等自律监管组成监管体系。这样的监管体系分工明确,职责分明,能够有效控制各自监管对象的风险。但是随着我国混业经营的趋势加快,现行的分业监管制度已经难以应付如今的局面。像理财产品这样的结构型产品,涉及到银行,证券,保险三大金融领域,其监管难度大大增加,很容易造成重复监管和监管真空的出现。另外,我国监管部门间主要的协调机制是“监管联席会议机制”,“一行三会”列席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这样的沟通协调机制,往往无法及时发现风险并风险提示,产生的决议也多停留在总结经验和教训上,对即时出现的问题无法快速的产生解决方案,最终易造成监管的滞后性。

2.债券评级虚假,产品风险提示的功能减弱甚至丧失

债券型理财产品,风险低,且具备不错的收益,广受一些风险承受能力低的投资者欢迎。特别在月末或者年末,银行为了满足存贷比考核,通常会发行类似产品来高息揽存。而该类理财产品为了吸引客户和方便销售往往要求投资的债券具备良好的信用评级,所以很多债券评级机构看到债券市场投资需求旺盛,利用一些技术手段(包括调高公司偿债能力或增加抵押物估值等)将一些A级别,A+级别或AA-级别的债券提高到AA级别,满足银行理财产品债券投资标的的信用评级要求[4]。截止的2012年9月末,共有150余家债券发行人评级被上调,城投类发行人评级上调最多,高达42家,且还没有一家城投被降级。这些周期性行业能在宏观经济不景气,地方融资平台险象环生,以及面临国家种种产业政策限制的情况下逆势上涨,评级结果与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的中债估值存在明显差距,缺乏评级调整的有力依据,其真实性、合理性和可靠性不得不令人怀疑,失去了风险评估的功能,造成市场混乱。

二、风险控制现状

2009年,在国家信贷规模管制下,部分银行为了突破国家限制,盲目增加了大量信贷资产类的理财产品,通过信托和券商等渠道发放贷款,市场投机心理也随之大增,风险暴露,危害到了银行业的经营安全。在这样的背景下,监管部门密集地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对市场进行规范和限制,以期市场能回到健康有序发展的方向上来。

(一)对客户进行细分,设置不同的业务准入门槛

鉴于不同的客户有不同的投资经验和风险承受能力,监管部门从投资范围和产品认购起点等角度出发,引导商业银行调整理财业务定位,加大客户细分力度,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措施[5]。

2009年7月6日,银监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投资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下称“银监发[2009]65号文”)其中第五条规定“商业银行应科学合理地进行客户分类,根据客户的风险承受能力提供与其相适应的理财产品。商业银行应将理财客户划分为有投资经验客户和无投资经验客户,并在理财产品销售文件中标明所适合的客户类别;仅适合有投资经验客户的理财产品的起点金额不得低于1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不得向无投资经验客户销售。”这一划分可以引导银行改善自身的客户结构。通过设置投资门槛,阻拦风险承受能力较弱的客户盲目投资,然后加速发展私人银行业务来满足风险承受能力较高,投资经验丰富的高端客户的需求。

除此之外,在特定投资标的的准入门槛方面,2009年12月,银监会又再次颁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银信合作有关事项的通知》(下称,银监发[2009]111号文)第六条针对投资于权益类金融产品的投资者推出了更细致的投资准入门槛。银信合作产品投资于权益类金融产品或具备权益类特征的金融产品的,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投资者应执行《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具体见图三。毕竟权益类的产品投资期限长,特别在股市低迷,IPO受限,市场资金流动性紧缺的环境下,收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必须加以规范限制,避免过度投机,加大市场的波动性。

(二)限制理财产品投资标的种类

各银行为了在同业竞争中取得优势,往往不得不将投资标的瞄准更高风险的金融工具,比如高收益债,信托贷款和未上市企业的股权等。为了限制银行理财资金过度集中于高风险的投资品种,银监会在多个文件对投资范围作出了限定[6]。比如在65号文中就规定,理财资金用于投资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投资标的市场公开评级应在投资级以上;理财资金不得投资于境内二级市场公开交易的股票或与其相关的证券投资基金。理财资金参与新股申购,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理财资金不得投资于未上市企业股权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或交易的股份。上述规定的出台,明确的界定了产品设计的安全边界,有利于银行加强自身的风险控制管理,减少风险的积聚,促进理财产品回归稳健的道路。

(三)加强对信贷类理财产品的管制,控制表内风险表外化

信贷类理财产品是近几年银监会重点打击控制的业务之一,银监会对于信贷类理财产品的调控主要从四个方面入手:信贷资产的来源;信贷资产的真实转让;信贷资产的信息披露;信贷资产的质量。运用提高该类理财产品业务成本,沟通成本的方法对该类理财产品进行限制。

首先,银监会严禁银行通过与信托公司合作发行理财产品受让本行的信贷资产,如在111号文第五条中就明确提到“银信合作理财产品不得投资于理财产品发行银行自身的信贷资产或票据资产。”堵塞了银行以此种方法将贷款资产移除表外的路径。

其次,银监会要求严格履行信贷资产的转让手续,实现风险,会计文件,从属权利的对接。比如,在111号文件第四条中就提出“商业银行应在向信托公司出售信贷资产、票据资产等资产后的十五个工作日内,将上述资产的全套原始权利证明文件或者加盖商业银行有效印章的上述文件复印件移交给信托公司,并在此基础上办理抵押品权属的重新确认和让渡。如移交复印件的,商业银行须确保上述资产全套原始权利证明文件的真实与完整,如遇信托公司确须提供原始权利证明文件的,商业银行有义务及时提供。信托公司应接收商业银行移交的上述文件材料并妥善保管。”对信贷资产真实转移做出了手续上的明确规定。在113号文件中第六条也规定了“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进行信贷资产转让时,相应的担保物权应通过法律手续予以明确,防止原有的担保物权落空。”进而督促信贷资产从属权利的转让,如股票质押、应收账款的质押的抵押权变更手续。加大了银行和信托之间转让信贷资产的成本,压缩该类通道业务的利润空间。从风险真实转移和会计程序的角度出发,明确了信贷资产受让方和出让方应履行的法律手续和义务。

第三,针对信贷类理财产品交易过程中,经常出现的回购协议,致使信贷资产从交易双方或三方资产负债表中“消失”的现象,银监会也做了重点的说明和限制。比如,在113号文件第四条作出过说明“禁止资产的非真实转移,在进行信贷资产转让时,转出方自身不得安排任何显性或隐性的回购条件;禁止资产转让双方采取签订回购协议、即期买断加远期回购协议等方式规避监管。”该条例对银信合作,银证合作等通道业务中暗含三方,四方的协议进行了围堵,大大提高了违规的成本,但具体的效果,还在于政策的执行力度和行业的自律性。

最后,注重信贷资产转让后管理。以往信贷资产转让后,经常会陷入管理权责不清的境地。转出方认为信贷资产已经转出,无需负管理责任。信托公司认为自身只是作为“通道”存在,不会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对信贷资产进行风险监测,过分依赖银行的评估。受让方往往又因为回购协议的存在,而忽略对信贷资产的质量管理。所以在113号文件中明确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进行信贷资产转让时,应严格遵守资产转让真实性原则。转出方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等完全转移给转入方后,方可将信贷资产移出资产负债表,转入方应同时将信贷资产作为自己的表内资产进行管理;转出方和转入方应做到衔接一致,相关风险承担在任何时点上均不得落空,转入方应按相应权重计算风险资产,计提必要的风险拨备。加强了信贷资产转出后的管理责任,明确了风险管理的委托关系。

(四)加强对非标债权资产理财产品的管理

2013年,银监会推出《中国银监会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俗称,8号文件),对未在银行间市场与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的债权性资产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整顿。

第一,银监会要求提高产品运行的透明度,规范理财产品的会计核算。在八号文件第二条提到“商业银行应实现每个理财产品与所投资资产(标的物)的对应,做到每个产品单独管理、建账和核算。这样的政策有利于各个产品进行独立的风险测试,便于风险控制和监管。对通知印发前不合规的产品追加风险加权资产计量和资本计提,带有一定的惩罚性,通过加大新增该类产品的运营成本,督促银行进行业务转型。

第二,细化了银行风险提示的内容和义务。在八号文件第三条提到“商业银行应向理财产品投资人充分披露投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情况,包括融资客户和项目名称、剩余融资期限、到期收益分配、交易结构等。理财产品存续期内所投资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发生变更或风险状况发生实质性变化的,应在5日内向投资人披露。”一方面,通过提高产品透明度,和保证投资者合理的知情权,有效防止投资标的在盈利,理财产品却在亏损,银行拒绝或无法提供相应解释说明的情况出现。另一方面,也降低了银行模糊理财产品投向,利用风险溢价错配,滥设产品的几率。

三、经验借鉴

近几年,我国正处于分业经营到混业经营的过渡期,以理财产品为代表的金融衍生工具,正在逐步打破行业间的隔阂,加速金融资源的整合和业务的交叉合作。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金融自由化、全球化所带来的风险也在不断积聚,给我国的金融体系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7]。我们可以积极借鉴发达国家在这些方面的经验教训,深入分析各种解决方案的优势和弊端,最终选择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道路。

(一)国际宏观监管体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显而易见,分业监管的体制已经无法适应如今的形势,一方面是理财产品创新不断冲击旧有的监管体制,导致监控效果的下降;另一方面,现有的监管体制也限制了理财产品创新的活力,约束了金融业的进一步发展成熟。所以,我们要积极借鉴国外监管体制的有益经验,努力推动我国监管体制的改革与市场发展相适应[8]。

1.美国的多方监管体系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现行的监管体制,实质上是在原有分业监管的前提下加强了各个金融机构的协调和综合,是机构型和功能型监管模式的混合体。从机构监管角度上来看,美国采用的是“双线多头”的金融监管模式。“双线”即指监管中有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两条主线。“多头”是指有多个机构共同履行监管职责。从功能监管的角度上来看,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联邦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ETC)和州保险监管署都是功能监管者,它们的主要职责是对市场和产品进行监管而非是对产品或市场的使用者监管。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美国对于金融控股公司的混业经营采用的是伞形监管。由美联储居于“伞顶”作为基本监管者,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法人主体进行监管,对金控公司的风险管理和稳健经营做出全面评价。金融控股公司的其他子公司则仍沿用分业监管模式。

笔者认为,美国的多重监管模式有着其他模式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1)可以充分发挥机构间的竞争优势。监管机构间因为存在竞争压力,推动各机构提高效率和业务水平,增加企业造假成本和贿赂成本,降低监管机构暗箱操作的可能性。

(2)美国的监管制度实质上是混业监管和分业监管的混合体。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监管的专业性,针对性,对不同市场的机构和产品之间的差别有清晰的认识,比如SEC和CETC各有分工。另一方面通过伞形监管,由美联储牵头,可以有效协调各个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统一各机构的监管标准,政策和文件手续,向所有机构提供详尽的数据库,通过信息共享降低信息成本,也可以检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但是,在次贷危机以后,美国这种模式的缺点也被无限放大。①只注重对微观风险的监管,而忽略了宏观式的监管,未能察觉系统性风险的发生。②重复监管提高了监管的准确性却造成了监管的低效率和高成本。③随着金融混业经营的进一步发展,机构之间的竞争逐渐大于合作,博弈成本增加。对于某些产品存在监管权责不明,而对于另一些产品又出现了监管空白。

2.次贷危机后英国“准双峰模式”监管体系对我国的启示

英国针对次贷危机出现的问题,在2011年6月16日英国政府正式了包括《2012年金融服务法草案》在内的题为《金融监管新方法:改革蓝图》的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全面阐述了改革设想。在该《白皮书》中,明确提到废除三方监管体制(英格兰银行,金融服务局和财政局),重新确立“准双峰”模式。具体来说,英格兰银行下新设金融政策委员会(Financial Policy Committee,FPC),作为宏观审慎监管机构,负责监控和应对系统风险;“双峰”分别指新设的审慎监管局(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PRA),作为英格兰银行的子公司,负责对各类金融机构进行审慎监管和新设的金融行为监管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FCA),负责监管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行为,促进金融市场竞争,并保护消费者(见图1)。

这种模式下,首先是强化了宏观审慎监管的监控原则和目标,FPC成为一个位于监管框架顶峰的机构,负责识别,评估,监控全系统内的风险积累情况,可以对PRA和FCA发出指示,帮助英格兰银行维护和增强金融系统稳定性。其次是以法律的形式加强了各监管机构之间法定协调职责,要求其签订正式的监管备忘录并定期更新。备忘录中的条款将对机构产生法律约束力,成为政府和议会问责的工具之一。

这种新的模式相比以前的监管模式具有很多新的特点。对中国监管体系的改革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一方面,宏观审慎监管采用跨部门委员会的形式。FPC在人员组成上包括英格兰银行,FCA和财政部的相关负责人和代表,这种跨部门委员会的形式,能够全面的反映宏观和微观监管部门的需求和立场,为政策的制定和统一提供必要的资源。

另一方面,前瞻性和主动式的监管。我国现有的监管体系往往是事后监管。总是当市场出现问题的时候,才出台文件,要求金融机构改进或作出处罚。但在英国新模式下,PRA将大量采用前瞻性分析,通过识别企业内部的弱点,并在适当的时候主动干预,要求企业处理这些弱点,实现动态监管。

(二)国际微观定价方法对我国的启示

国外的理财市场发展要远早于中国,在产品定价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相对成熟的技术。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方法称为风险预算[9],即理财客户首先明确自身可承受的风险水平,银行再根据其风险承受能力提供相应的收益率报价。比如客户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银行就只为该类型客户提供保本型产品;如果客户可以承受本金10%的损失,银行就根据10%的最大损失率为其设计产品组合,并匹配相应的收益率。在此前提下,如果客户理财亏损在10%之内,责任则有客户自身承担;如果亏损额超过10%,银行则承受部分的风险。另一方面,银行也可以约定利润分成比例。比如银行可与客户约定,客户收益率在10%以内所有收益归客户所有,超过10%的部分,则归银行所有。或者把理财收益作为一个整体,按比例在银行和客户之间分成。按风险预算定价方法明确了银行和客户的责任和权益,一方面减轻了银行片面追求高收益率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银行的利润来自于客户的收益,这样的共同利益机制有利于提高银行在资产管理的过程中的谨慎性和积极性,推动银行理财不断提高客户服务水平,能够根据不同投资标的,以及客户的风险偏好和承受能力进行差别定价,开发出满足客户需求的具备合理收益预期的产品。

四、政策建议

(一)建立新的监管体系,防范系统性风险

尽管我国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实现混业经营,但是在这样的过渡时期,监管部门要未雨绸缪,从制度、法制、组织结构三个角度为防止系统性风险,产品创新和提高监管效率做好准备。笔者认为,我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进行改革:

1.参考英美经验,对监管的组织结构进行试点改革,再逐步推广。组成一个跨部门的合作委员会,成员由央行,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选出代表参加,对理财产品进行跨市场,跨产品,跨机构的专职监管。尽可能兼顾宏观审慎监管目标,降低协调成本,促使政策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实现信息的共享,相互启发。通过不断的经验积累,有利于改进和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培养出一批适应新监管体制的人才以及开发出一套监管信息传输系统,实现监管的网络化,科学化。当试点获得成功时,便可逐步推广到整个监管系统中,进行监管体制的改革。

2.尽快对理财产品进行专门立法。加速产品法律关系的认定,明确风险划分和收益分成,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并为银行理财产品的设计,审查,出台,以及监管部门后续的干预调整提供法律依据,强化对银行违规行为的相关责任人管理失位,失误的处罚力度。

(二)整顿评级行业,注重风险提示能力建设

由于通过科学计算得出的符合实际情况的产品评级,能够有效帮助投资者评估产品风险,进行投资分析和决策,也便于监管机构对相关机构和市场的运行状况有更清晰的了解,对管理市场秩序,防范系统性风险有着重要作用。所以如何规范评级机构执业道德和执业水平,实现评级流程的透明化,保证评级结果客观,独立,公正是下一步政策出台的重要落脚点。监管方要从信用评级机构利益独立性,过程规范性,从业人员的专业性等方面入手,对评级机构进行整顿。

我国监管机构可以从几个角度入手进行改革:

1.强化信用评级机构的信息披露。(1)评级机构需要向监管机构和公众公布评级数据来源、信用评级方法、评级模型以及其他关键的具体说明信息。(2)没有经过监管机构的审核批准,证明评级信息来源和评级技术科学合格,信用评级机构不得对外评级结果。(3)信用评级机构应该向公众公布信用评级机构经营的历史业绩数据。

2.加强监管立法和制度建设,统一监管标准。现在我国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管理正出于“三无”状态,缺乏统一明确的法律或行政法规,缺乏完善的评级业务认可和评价制度,缺乏惩罚退出机制。各监管部门应该相互协调,尽快推出一套统一的监管指导文件,统一监管标准。借鉴国际经验,引入评级机构评价体系,对评级机构的业务水平做出公正客观的审核,并将结果向公众公布。对传播虚假信息或误导信息的执业人员和机构进行处罚,严格实施问责制。完善退出机制,对恶意欺诈的行为处以吊销营业执照的严厉处罚,从严执法。

(三)加强银行的内部风险控制机制

在产品运行过程中,内部风险控制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外部约束机制的发展只是起到了监管的辅助作用[10]。首先,银行应成立专门的风险管理部,提高银行内控的专业化水平,实现垂直化的风险控制管理体系。对银行理财产品内控的所有环节,包括决策控制,授权管理,操作控制,执行保障,监控预警,内部稽核进行统筹规划,对各环节的流程安排,考核指标制定,人员配置,组织结构,风险点评估等做出统一规定。其次、对于银行内控中经常出现的操作风险,比如银行职员违规代销产品,窃取客户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要重点监控。采用不定期现场核查,控制分行业务权限,加强资金核查,实施严格的问责制度等多种方式进行管理,重视客户的风险测评报告的准确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纠正,整改,防范和化解经营风险。同时要努力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提高理财经理的风险意识。这方面可以参考外资银行的做法。以渣打银行为例,理财客户经理每销售一款新产品之前都要参加银行内部考试,确保理财客户经理对产品的内容和风险有清晰的认识,降低操作风险的可能性。第三、银行要把国家政策和外部金融监管规定与内控制度有效结合,保证各项政策规定落实贯彻到基层。银行要根据金融形势的变化以及国家政策的调整,不断完善自身的内控评价体系,明确各层的职责要求,做好一线操作合规,二线监控复核,三线再监督和评价的内控机制,保证政策贯彻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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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巴曙松,尹煜.金融衍生品的国际监管改革及其借鉴[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3(6):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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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汪涛,郭宁.金融衍生品监管模式国际比较与经验借鉴[J].商场现代化,2008(25):373-374.

篇5

【关键词】  高血压 肥胖 血脂紊乱 糖耐量异常 年龄 患病率

a baseline investigation of the prevalence and distributing feature of hypertension,central obesity,dyslipidemia and igt in various age group population in guangxi:a pilot study report.(xiang lei1,2,huang hui1,lv zeping1,et al. 1 guangxi jiangbin hospital,nanning,530021,china. 2 institute of geriatrics,beijing hospital,ministry of health,beijing,10073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and distributing feature of hypertension,central obesity,dyslipidemia and igt in various age group population in guangxi.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was conducted to survey 1251 people randomly selected in two communities in 2004. blood pressure,blood glucose,serum lipids and body index etc were measured and diagnosed by international or domestic diagnostic criteria.results  the prevalence of hypertension,central obesity,dyslipidemia and igt increased along with the rise of age in the groups under 70-year-old,then decreased in older groups. the prevalence of centralobesity,hyperglycemia,hypertension,hypercholesteremia,hypertriglyceridemia,high serium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olesterol,low serium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olesterol were 31.3%,22.7%,27.5%,35.2%,40.8%,4.8%,15.9% in men and 42.5%,19.0%,30.0%,36.4%,31.3%,23.2%,19.3% in women respectively.the prevalence of hypertension,central obesity and low serium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olesterol between men and women had statistics significance(p=0.002,p=0.0001,p=0.0001,respectively).conclution  the baseline prevalence rate of hypertenstion,central obesity,dyslipidemia and igt in various age group population in guangxi was high and increased along with the rise of age.this result implied that comprehensive intervention should be taken to prevent those diseases.

    【key words】  hypertension,central obesity,dyslipidemia,igt,age,prevalence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此带来了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逐年增多。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的等危症和危险因子有:年龄、高血压、肥胖、血脂紊乱、糖耐量异常等[1-4]。因此,探讨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相关疾病患病率在不同年龄段人群中分布的基线数据,以便为降低心脑血管病对中老年人生命和健康的危害提供相应的数据参考,是十分重要的。本组采用横断面随机整群的抽样调查方法,于2004年5月至8月,在广西部分居民社区进行了高血压、肥胖、血脂紊乱和糖耐量异常在广西不同年龄段人群中分布的基线数据调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研究对象来自2004年5月在南宁市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其中两个社区的40岁以上人群1075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615例,女性460例,年龄在40~90岁之间。该人群为“广西干部群体重大慢性疾病发病基线数据库”的pilot人群。为探索中老年人群中这4种心血管疾病的等危症患病率在不同年龄组间的分布,以描述年龄增长对高血压、肥胖、血脂紊乱和糖耐量异常患病率的影响,另外采用随机抽样的原则,随机抽取90岁以上老人176例为调查对象,其中男性44例,女性132例。共计调查1251例,其中男性659例,占研究对象的52.68%。

    1.2 方法

    由经过培训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按统一的调查表格入户逐人调查登记。调查内容包括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和采集血样三部分。问卷中包括既往病史、膳食、体力活动、社交活动和不良嗜好等内容。对90岁以上老人的问卷包括90岁以上家族史、90岁以上老人健康和疾病史等内容。90岁以上家族史定义为:①至少有父母一方存活到90岁以上;②至少有一同胞存活到90岁以上。体格检查包括身高、体重、腰围、臀围和血压测量。血压测量采用汞柱式血压计,根据美国心脏协会推荐的方案调查,取调查时3次血压测量均值作为个体血压值。测量身高、体重时脱去鞋帽,只穿单衣裤,并计算体重指数(bmi)=体重(kg)/身高2(cm2)。测量腰围(wc)时取立位,取肋弓下缘与髂骨嵴最高点连线的中点用皮尺测量。空腹过夜8~12小时,次晨取空腹静脉血,测定空腹血糖(fbg)、空腹胰岛素(fins,ria法,抽血后置-20℃保存,批内cv3.6%,批间cv7.2%)、血清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及血尿酸(ua)等生化指标。空腹抽血后即口服葡萄糖75g,2小时后抽静脉血,测定餐后2小时血糖(pbg)。

    1.3 诊断标准

    ①高血压按2003年jnc ⅶ诊断标准[5]:高血压定义为sbp≥140mmhg(1mmhg=0.133kpa)和(或)dbp≥90mmhg或2周内服用降压药者。②糖尿病按1999年who诊断标准[6];将高血糖定义为fpg≥6.1mmol/l。③血脂按国内血脂异常建议[7]:tc≥5.72mmol/l为升高,tg≥1.70mmol/l为升高,hdl-c≤1.04mmol/l,女性hdl-c≤1.30mmol/l为降低,ldl-c≥3.64mmol/l为升高。④中心性(腹型)肥胖按亚太地区标准[8]:腰围>90cm(男性)、腰围>80cm(女性)。

    1.4 统计方法

    用epidata 3.0建立数据库,由双人核对输入微机,导入epiinfo 2002进行核对,用sas 9.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本次共调查样本1251例,其中男性659例(52.68%),女性592例(47.32%),年龄40~100岁,50~60岁组人群构成最大(43.33%),70~90岁组构成最小(2.32%)。

    2.1 基本情况(见表1)

    2.1.1 肥胖指标  40~70岁间无明显变化趋势,女性70~90岁组bmi开始显著性下降,男性90岁以上组腰围显著减小。

    2.1.2 血压  收缩压随龄增长趋势明显,男性和女性均从60~70岁组开始显著升高(p<0.05),90岁以上组最高(p<0.05)。

    2.1.3 血糖  40~90岁间呈随龄增长趋势,50~60岁组男性和女性fbg显著升高,女性60~70岁组达最高(p<0.05),70岁以上组下降至正常水平。男性90岁以上组fbg下降。

    2.1.4 血脂  40~70岁间呈随龄增长趋势,女性tc、tg、ldl-c、hdl-c四项均在60~70岁组达到最高值,差异有显著性(p<0.05);男性ldl-c 70~90岁组达到最高值,差异有显著性(p<0.05),均值超过正常范围。

    2.2 按年龄、性别分层后高血压、肥胖、血脂紊乱、糖耐量异常患病率(见表2)

    2.2.1 腹型肥胖  40~70岁三个年龄段男性、女性患病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70岁以上女性较前三个年龄段患病率显著降低,90岁以上男性患病率为零,与90岁以下各年龄段男性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2.2 高血糖  女性50~60、60~70、70~90岁三个年龄段患病率逐年升高,均较40~50岁年龄组患病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男性70~90岁患病率最高,较40~50岁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2.3 高血压  60~70、70~90,90岁以上三组男性与女性患病率较40~50岁年龄组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2.2.4 血脂异常

    2.2.4.1 高tc  女性60~70岁年龄组患病率最高,与40~50岁年龄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男性40~50岁年龄组患病率最高,90岁以上组患病率最低,与40~50岁年龄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2.4.2 高tg  女性50~60岁年龄组患病率最高,与40~50岁年龄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男性40~50岁年龄组患病率最高,60~70岁开始降低,90岁以上组患病率最低,与40~50岁年龄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2.4.3 低hdl-c  女性40~50岁年龄组患病率最高,与其他年龄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男性呈随龄增长趋势,90岁以上组患病率最高,与40~50岁年龄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2.4.4 高ldl-c  呈随龄增长趋势,女性60~70岁年龄组患病率最高,与40~50岁年龄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男性呈随龄增长趋势,无显著性变化。

    2.3 高血压、肥胖、血脂紊乱、糖耐量异常等疾病标化患病率(见表3)

    经我国2000年城市人口年龄性别构成标化,高血压、肥胖、血脂紊乱、糖耐量异常这四种疾病患病率由高到低分别是:腹型肥胖36.8%,高tg 36.1%,高tc 35.8%,高血压28.7%,高血糖20.9%,高ldl-c 17.6%,低hdl-c 13.8%。按性别构成标化,男性和女性四种疾病患病率高低顺序不完全相同,但是,排在前三位的都是腹型肥胖、高tg、高tc这三项。性别间比较,高血压患病率女性高于男性(p=0.002);腹型肥胖、低hdl-c的患病率女性均显著高于男性(p=0.0001);而高血糖、高tc、高tg和高ldl-c这四项的患病率男女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高血压、肥胖、血脂紊乱、糖耐量异常是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的等危症,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其发病率在逐年迅速增加。因此,对这些疾病的研究和防治成为我国当前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

    3.1 腹型肥胖  患病率为36.8%,与近年对同年龄段的其他研究结果相近[9],40~70岁间无明显随龄变化趋势,可能与本组调查对象年龄为40岁以上的年龄构成有关,70岁以后男女患病率都有所下降。患病率女性显著高于男性(p=0.0001)。2002年济宁市的一项调查显示腹型肥胖的患病率高达48.44%,腹型肥胖患病率高可能与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体力活动减少有关[10]。

    3.2 高血压  在interasia—中国的研究中,35~74岁人群高血压患病率为27.2%,估计35~74岁全国现有高血压患者1.3亿,男性患病率高于女性,随年龄增长而增加[3]。本次调查结果与interasia相近,高于2000年南宁市调查的高血压患病率[11]和2002年调查的全国平均水平[12]。高血压患病率随年龄增长有明显上升趋势。60岁前患病率男性高于女性,60岁后患病则女性高于男性,总标化率女性高于男性(p=0.002),这与2002年的全国调查结果一致。以收缩压升高为主,有文献[13]报道高sbp是老年人总死亡率和心血管病病死率很强的、连续的独立正相关因子,而dbp则不是。

    3.3 高血糖  患病率高于2002年调查的全国平均水平,本次统计延用1999年who诊断标准:空腹血糖损伤(ifg):fbg为6.1~6.9mmol/l,若使用2003年ada诊断标准(fbg为5.6~6.9mmol/l)[14],高血糖患病率将更高。70岁前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升高,这与国内其他研究结果一致[15]。男女间差异无显著性。

    3.4 血脂紊乱  男女患病率排在前三位的都有高tg、高tc这两项。高tc、高tg和高ldl-c患病率分别为35.8%,36.1%,17.6%,明显高于2002年调查的全国平均水平5.9%、15.7%、7.2%。高胆固醇血症患病率随年龄增加有逐渐增高趋势,女性这种趋势较为明显。高甘油三酯血症患病率随年龄变化趋势男女不同,男性呈下降趋势,女性有随龄增长趋势,中年男性患病率高于中年女性,老年女性高于老年男性。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患病率呈随年龄增长的趋势。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患病率,40~70岁呈随龄下降趋势,男性患病率普遍低于女性(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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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覃保瑜,刘红,夏宁,等.南宁市老年人代谢综合征流行病学调查[j].中华老年医学杂志.2007,26(8):624-626.

10 渠宏毅. 济宁市居民超重和肥胖现状及影响因素的分析[j]. 中国保健(医学研究版),2007,15(24):8-10.

11 徐永芳,覃羽乔,郭琳芳,等.南宁市居民高血压流行病学调查[j].广西医科大学学报,2002,19(6):912-914.

篇6

武禹襄(1812~1880)武士太极拳创始人,姓武,名河清,字禹襄,号廉泉,河北省永年县人。祖辈世代传文习武,兄弟三人,两兄皆进士后任职,禹襄自幼习文好武,性孝友,侠尚义,乡秀才,廪贡生,候选训导。约1850年同乡杨禄禅(1799~1872)自河南温县陈家沟学艺返乡,禹襄兄弟爱其术而从学陈氏老架太极拳,得其大概。1852年禹襄亲赴河南,从温县赵堡镇陈清平学习陈氏新架太极拳二路月余,得其精妙,并从长兄武澄清处得王宗岳《太极拳谱》,读后大悟。在钻研太极拳陈氏新老架势的基础上,结合《太极拳谱》之精华,通过自身练拳体会,融会贯通,创出姿势紧凑,动作舒缓,身法端正,步法轻灵并要求内气潜转,以气成式的太极练法。此式既不同于陈使老架和新架,也不同于杨氏大架和小架,自成一派,后人称之为“武氏太极拳”。

武氏研究太极拳,创试验之法,每招致乡勇以自验其技,并反复笔录修订,故拳式中式势可用,无一空架。

武氏一身虽然研究太极拳术最为精深,但终以教读自任,故此拳传人甚少,只传其甥李经纶(字亦畲)技艺最精。

武氏论著较多,先著后有《十三式行功要解》、《太极拳解》、《太极拳论要解》、《十三式说略》、《四字秘诀》、《打手撒放》、《身法八要》等,武氏著作皆根据其本身体验而写成,所以已故著名武术家顾留馨先生称武氏著作为“简练精要,无一浮词”。

李亦畲

李亦畲(1832~1892)是继太极哲人武禹襄后,为太极拳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一代宗师。

李先生名经纶,字亦畲。河北永平人。咸丰元年(1851)为岁贡生,候选训导,同治举人;性敏慧,工小楷,得其书者,多珍之。父名世馨,字诒斋。同治间军兴永年修城竣池,举办团练,世馨助之力为多。亦畲有弟承纶(字启轩)、曾纶和兆纶。亦畲和启轩皆从母舅武禹襄习太极拳,亦畲最有成就,启轩其次。

亦畲于1853年始从刚由河南之行返里的禹襄习拳,兴趣盎然,精心钻研,以至放弃仕进,身体力行数十年而能神乎其技。

郝少如先生生前论太极拳艺时,常以亦畲先生举例,尝曰:“太极拳不在先天之力大小,而在天之巧,能备‘引进落空,四两拨千斤’之技,则能以己之小胜彼之大,亦能以耄耋之年胜力大气勇的青壮年”。此说,以亦畲先生的拳艺为最有力之证。亦畲身材短小,高仅1.60米,且双目高度近视,然拳艺精微巧妙,打手发人备极分寸,能置靠椅寻文外,发劲投入安坐之上既无跌落,又不使椅摇动。与人打手,全以意气之变化令力大气勇者腾空而出,使人无不心悦诚服。经过亦畲千锤百炼的实践验证所铸成的拳论,亦是其驾驭精湛太极拳艺的体现。

相传,亦畲表弟苗兰圃为清武生,很有臂力,一日两人饮酒,酒酣时,兰圃问:“人言我兄拳技甚善,能打人乎?”亦畲曰:“若弟欲一见证,请击来。”时亦畲手扶椅肘而坐,兰圃则笑趋之前,以两手按其两肩,并尽力下按其曰:“能让我动弹平?”亦畲以两肩发劲,且发一声“哈”字,曰:“你坐下吧!”兰圃随之坐于对面的凳上,然亦畲大笑。兰圃钦服而曰:“兄双手未动。竟使我被击出数尺,且安坐于凳上,诚如所传,神乎技矣!”

又相传,时有一镖师途经永年,闻亦畲拳艺而请人介见。见谈后,镖师言欲观其技所长。亦畲曰:“太极拳无硬功可见,其奇妙因敌变化,君倘击我,则我长立见。”镖师初不肯,亦畲曰:“然君终不能识太极拳之貌矣。”镖师曰:“如是,则我宜一试,幸恕不逊。”亦畲曰:“甚善。”时亦畲立身屋中,静待之,镖师即鼓足勇气奋击,亦畲则不避不让,以胸臂承接其来劲,镖师忽身起腾空跃上四尺许,然后掷于壁下,下仆于正倚壁间的床上而晕眩得丧魂落魄,许久不能动。及时拱手谢曰:“我今乃知太极拳之神妙也。”不敢复试而去。

亦畲承袭禹襄格物致知之法,常招致门客,择其力大气勇者相扑,总结实践,以明其理。其孙李槐荫于1935年出版的《廉让堂太极拳谱》的序中亦写道:“此谱系先祖晚年所著,中经多次修改,方克完成。每得一势巧妙,一着诀要,即书一纸贴于座右,比试揣摩,不断实验,逾数日觉有不安应修改,即撕下,另易他条,往复撕贴,必至完善而始止,久之遂集成书。”亦畲著有《五字诀》《撤放秘诀》《走架打手行工耍言》《太极拳小序》及《跋》等。王宗岳、武禹襄拳论皆为博大精深的结论性论述,亦畲拳论虽然亦以言简意赅的精炼语言概括总结,但较之为具体而详尽的延伸,如禹襄“身虽动,心贵静,气须敛,神宜舒;心为令,气为旗,神为主帅,身为躯使,刻刻留意,方有所得”的论述,即为结论性术语。亦畲的“心静,身灵,气敛,劲整,神聚”《五字诀》则不仅阐明了其必要性,而且还衍伸其具体的行工实践之法则;对求得听劲、舍己从人、借力打人的呼吸之道(非人体的口鼻呼吸)、运用整体之劲、神聚、神气间的关系、虚实、运化关键和开合时行气运劲等理法的总结,阐发,皆是较前人更为具体而详尽的精彩论述。

其《撤放秘诀》以“擎、引、放、松”四句精要之语,将“借力打人”的演练过程,概括得淋漓尽致。其《走架打手行功要言》以九个“欲要”之句,对获得“引进落空”,千斤的技艺阶梯,作了非常精辟、确切而透彻的论述;并阐发了“走架和打手之间相辅相成”的辩证原理。亦畲先生以理论于实践高度统一的渊博太极拳学识,为后人留下了进一步具体化的经典性拳论,使太极拳的理论与实践内容更臻丰富和完善,为中华文化增添了新的光辉。

亦畲出生望族,且为文人,不以拳师自居。放弃仕进后,以经商为业。后又从次弟曾纶习种牛痘技术,因二兄弟救活患儿甚多,而得广平府太守为其开诊行医,先后20余年。故其一生授术极少,惟同邑郝和(字为真)能传其精微巧妙。当郝和技成后,亦畲每遇来访比试者,辄令其相试。

亦畲于1880年、1881年间,将王宗岳、武禹襄拳论及其心得亲笔手抄三本:一自存,一交弟启轩,一交传人郝和。近代太极拳界各流派人奉之为经典和极其重要的史料,为我国留下了一笔珍贵的财宝。

李宝让

李宝让,字逊之,生于1882年,卒于1944年。李亦畲先生的次子,是武式太极拳的代表人物。由于李亦畲晚年得子,对逊之倍加体贴和爱护,并把武式太极拳艺和秘诀全部授于逊之。因此,在拳艺上逊之的造诣是相当深的,加之逊之先生天生悟性好,父亲的言传身教,倾心相授,使逊之完全继承了武式太极拳的衣钵,并发扬光大。

李逊之不满6岁,便在父亲的督促下开始学练武式太极拳。开始因年幼贪玩,常受到亦畲先生的训导和体罚。但不久逊之就迷上了太极拳。每日上午习文,下午习武,常常与哥哥李石泉推手较技,精于拳艺。李家世代书香门第,平时给人的印象又似个文弱书生,都

以为他不懂太极拳,其实逊之的功夫早已达到上乘水平。

有一次,赶会期间,来了不少亲朋好友,街对面有一恶棍出言不逊调戏一女子,逊之出门迎接客人时发现此事,心中不平,于是上前好言相劝。恶棍不但不听,而且冲他大声喊叫,让他少管闲事,逊之再劝,恶棍举拳朝逊之打未,只见逊之略一闪身,轻轻一拨,恶棍便跌出一丈开外,来了个嘴啃地。恶根一看不好,爬起来溜走了。这时,乡邻好友才发现他是个武林高手,身手不凡,不愧是李亦畲的后代。

逊之先生平时为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不少乡邻要拜师学艺。在选择学生的时候,逊之首先注重人品的好坏,他不但传学生们武功,而且教他们做人要孝顺父母,尊敬师长,忠诚老实,不说假话,学太极拳是为了强身健体、防身自卫,不可好勇斗狠,打架闹事,使学生懂得学武的目的,要求学生继承和发展武式太极拳,不能让拳艺失传。教导学生们耍勤学苦练,多加揣摩,严守身法,保持先辈们的特点。并且明确指出有了正确的练功方法,只有下苦功夫去练,没有什么近路可走,功夫是在老师经常的指导下苦练出来的。李逊之在自己的练功过程中,不断地总结新的内容和练功方法,比如用绳子系住双手固定在脖子上,不用伸缩来发放人。他讲出武式太极拳的抽丝劲和缠丝劲是相互之间联系的,能掌握抽丝就有了缠丝劲。从神气方面讲抽丝是直的,可是这一转手,一转身,腿转、腰转、两臂也随之转了,就形成了缠丝,产生了劲路。

李逊之先生身杯绝技,拳艺卓越,但从未仗武欺人。他待人热情,为人和蔼可亲。他最得意的门徒是他的族孙李锦藩,并将其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传给了他,使武式太极拳后继有人。李逊之在晚年时仍不断地探讨新的内容,研究拳法的奥妙所在,著有《初学太极拳练法述要》,《不丢不顶浅释》,《授艺精言》等拳论。是文武并重,德才兼备的一代太极拳大师。

郝为真

郝为真(1849~1920)名和,字为真,河北永年人。他体貌魁伟,敦厚坚毅,嗜好武术。观看李亦畲打手后,遂改从李亦畲学习太极拳。他勤学苦练,六年如一日,李亦畲观其诚笃,遂悉心授。自此,郝为真功力日进。民国初年,郝为真去北京访亲友杨健侯等,卧病逆旅,孙禄堂为其延医治疗,郝为真感其诚,遂授以武氏太极拳。郝为真有四子,惟郝月如得其拳艺。当时武、李两家为书香门第,不以传拳为业,很少有传人。郝月如则开始以教拳为业,武氏太极拳得以通过郝家父子向外传播。如今,郝为真所传太极拳经过发展创造已自成一体,人们称其为郝氏太极拳。

孙禄堂

孙禄堂(1860~1933)天资聪颖,勤奋好学,9岁丧父,家中一贫如洗,由老母抚养成人。他喜爱武术,曾拜一位江湖拳师学习少林拳术,时间虽短,但他好学苦练,练得一身好功夫。11岁时背井离乡,去保定一家毛笔店做学徒。13岁时孙禄堂拜河北省名拳师李魁元为师,学习形意拳,同时文武兼学。两年后,孙的武艺出类拔萃,李魁元便把他推荐给自己的师傅郭云深继续深造。

不久他便把形意拳的真功学到手。然而他并不满足,还继续寻师学艺,到北京跟八卦掌名师程廷华学艺,由于孙禄堂本来功底深厚,又得程师竭力指教,苦练年余,尽得八卦掌的精髓。为使他经风雨见世面,广识神州武林各派之精华,追本求源,挣脱师法樊篱,日后自成一家,便诚恳地劝他离师门去四海访艺。1886年春,孙禄堂只身徒步壮游南北11省,期间访少林,朝武当,上峨嵋,闻有艺者必访之,逢人较技未遇对手。1888年他返归故里,同年在家乡创办了蒲阳拳社,广收门徙。

孙禄堂早年精研形意拳,师从李魁元,复从郭云深,共十一年,其间又得宋世荣、车毅斋、白西园诸前辈亲授,加之孙禄堂天资弥高、性情恬谈,故孙之形意拳功夫能超逸前代,功臻冲空化境。继而孙禄堂为了研究拳与《易》之关系,又从程廷华研习八卦拳数月,多有心得,技艺精深,但丝毫无自得之意。年余后,程廷华称赞道:“吾授徒数百,从未有天资聪慧复能专心潜学如弟者。吾与弟意气相投,故将余技尽传之。弟生有宿慧始能达此。

1907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久闻孙禄堂武功绝伦,由此聘他为幕宾,同往东北,1909年孙随徐返回北京。1912年孙禄堂在北京遇太极名家郝为真。郝将自己所习太极拳之心得传于孙禄堂。此时孙禄堂武功卓绝,德高望重,誉满京城。1918年孙禄堂终于将三家合冶一炉,融会贯通,革故鼎新,创立了孙氏太极拳,卓然自成一家。同年徐世昌请孙禄堂入总统府,任武宣官。1928年3月,南京中央国术馆成立,孙受聘为该馆武当门门长,7月,又被聘为江苏省国术馆副馆长兼教务长。孙禄堂晚年,正值列强环伺,国力衰微,民族危亡日趋严重,在外侮面前,孙大义凛然,在他年近半百时,曾信手击昏挑战的俄国著名格斗家彼得洛夫,年逾花甲时,力挫日本天皇钦命大武士板垣一雄,古稀之年,又一举击败日本5名技术高手的联合挑战,故在武林中不虚有虎头少保,天下第一手的美称。

郝文桂

郝文桂(1877~1935)字月如,少时体质孱弱,三岁犹倾欹,及十余岁,习太极拳,颖悟异常,体力转强。月如既得家传,又从李亦畲读书,常观其演势及打手,益有所悟,年二十,已通晓太极拳之意,练习之不若其父之勤。其后,或在军幕,或司税收,所至辄思物色颖悟弟子尽授以学,不可得。1929年,孙禄堂任江苏国术馆副馆长于镇江,荐月如为教习,年余,共事者或嫉之,月如乃辞职去南京。时南京有为真之弟子李香远,1930年至南京授拳,江苏张士一和陕西冯卓从学焉。1931年,月如至南京。人莫知其拳之内蕴,惟士一与卓识为真传,二人既从受学,且为揄扬,从学者日众,然或月余即去,惟张士一、徐震、冯卓相从为久。1935年春,由士一言于中央大学校长,得聘为兼职教员。其年秋,患足肿,至11月而剧,子少如方在上海授拳,闻讯去南京侍疾,半月而月如殁,年仅59。

月如教人之法,谓须先求处处协于规矩,久之习惯成自然,明规矩而守规矩,脱规矩而合规矩,自能应敌从容而运动如转圜。所谓规矩者,即武、李所传之身法。身法之目有十:一曰提顶,二曰吊裆,三曰裹裆,四月护肫,五曰松肩,六曰沉肘,七曰含胸,八曰拔背,九曰闪战,十曰腾挪。十者皆得而协调,则一举一动,十三势俱备。十三势者,以拥(扌履)挤按、探捌肘靠为定向,进退顾盼定为因循,开合虚实,纯任自然。十者皆得而协调,则一举一动,无时不中正,而身体各节亦无处不灵活。因此,月如授初学者专重矫正姿势,以外引内,由内及外,使内外合一,少有不合,辄令更演,以此授动作甚少,常于三五日内止授一式,而仍以欲速则不达为言。学者不解其意,不耐久习,以是中辍者累累,然月如终不改其教学方法。遗稿有《太极拳图解》约七万言。

魏佩林

魏佩林,中国武式太极拳第四代传人。魏佩林先生是继郝为真、李逊之之后承前启后的一代太极名师。

魏佩林先生(1913年-1961年)河北省永年县广府东街人氏,兄弟四人,排位第三,两个哥哥儿时因病早逝,自己也少年体弱,令尊让其练拳习武,强身健体,早年曾习多种拳术。

1932年经赵俊臣先生(赵蕴园之父)介绍,与刘梦笔、赵蕴园、姚继祖,从学于武式太极拳同创人李亦畲之子、近代太极拳名家李逊之先生门下,修练武式太极拳。

魏佩林在老师的严格要求和精心指导下,练拳非常刻苦,架子天天数十遍,杆子天天粘缠抖,推手处处意在先。每晚从师父家回来后仍不休息,在自家院内直练到后半夜,一招一势反复琢磨,务求精湛。就是在生活最困难时期,仍坚持每晚练拳到五更天,功夫豁然贯通后仍然如此,数十年如一日。

魏佩林先生一生没有从事过其他工作,专研太极拳,把练习太极拳视为己任,把传承太极功夫视为夙愿,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全部用在拳艺上。因此深得武式太极拳精髓,有“臂上困鹰、指震黄牛”之太极上乘功夫。达到与人推手,能随心所欲,对手像皮球一样任其拍来拍去,身不由己。如要发放挨手似触电,放人有方向,跌位在意中,能轻、能重的太极高深造诣,在永年一带被视为传奇人物。

1959年邯邢武术比赛,先生被聘为副总裁判长,同年被国家体委聘为太极拳教练,准备次年赴京就任,不幸于1961年初英年早逝。

魏佩林先生生前身怀六大绝技:

1、有臂上困鹰,极精微卸劲的随动功夫;

2、有指震雄牛,无坚不摧的深厚内力功夫;

3、有拍皮球,无立锥之地的填空入骨功夫;

4、有出手扔人放人如触电的惊弹功夫;

5、有搭手制人,拿人不能动的阴阳平衡功夫;

6、有隔肉振骨,隔肌伤内的透内功夫。

魏佩林先生一生研习和传播武式太极拳,常往返于邯郸、邢台、峰峰、鸡泽等地传艺,在本县刘营、刘宋寨、马军营一带长期义务授拳。针对学员在推手中劲路单一、顾此失彼的情况,创编“浑圆活步推手法”。结合教拳实际,改进教学方法,如“太极拳身法尺度”“发劲准头法”“身体相应法”“内劲阴阳互变法”“见劲找劲法”等。

篇7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人学,其基本精神就是教导人们如何做人,如何成人。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他们所关心的都是人的发展、人的生活意义。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虽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职业教育中普遍存在着注重实践能力而淡化人文修养的“工具人”倾向,这必然影响学生人格的健全发展。所以人文教育成了教育工作者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我们培养新世纪人才的重要内容。依据职业教育的培养规格和培养目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在职业教育中的人文导向主要表现在形成学生的道德人格、社会人格、自由人格三个方面上。

一、对学生道德人格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21世纪对从业人员道德修养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道德,是一定社会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和行为规范的总和。而加强道德修养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人的道德品质。所谓道德品质,是指一定社会或阶级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在个人思想和行为中的内蕴和体现。它具有稳定性的特点,即一个人在一系列的道德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一贯的、持续的素质,怀有自觉动机的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

由于“先天不足”的原因,职业院校学生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人文知识缺乏、文化素质较差,价值观念扭曲,价值取向变形等现象,他们更多地表现出自然人的陋习和恶习的一面。如贪玩厌学、玩世不恭、自我约束力差、公德意识淡漠、缺乏远大理想、享乐主义拜金主义至上、对校园主导文化有一种自然的对立心理等,所有这些都严重阻碍了学生道德人格的形成和发展。在如何促进人的道德人格形成的问题上,儒家文化中有两方面的内容值得我们借鉴。

1.将人的感望转化为支持道德完成的力量

在儒家文化中,孔子最为关注的就是个人的修身。孔子认为,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人具有道德;这是人的本质,否则人与动物就没有区别。所以在我国古代上至天子下至庶民,都以修养道德为“成人”的重要途径。只有先修身,然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修身”和“平天下”联结起来,把造就人格看成是建功立业的出发点和先决条件。修身,实际上就是正心,要养成完美的人性。在人性中,有支持“成人”善的一面,也有阻碍“成人”恶的一面。儒家始终坚持将人的感望转化为支持道德完成的力量。人的感望主要指、追求舒适和物质利益的欲望等。儒家认为这些就是人性中的“恶”,是与成人背道而驰的力量。如果不对这种力量加以消除,不把它转化成为对于成人的支持,人就不可能成人,其形成的人格是不真实的,是虚伪的。这样的人是小人。

儒家将仁义道德定为人的本质,而人的自然本性便成为人性的对立面,即坚持人的自然本性就不是人,而表现出后天修养的人性才是人。它要求人们拒绝自然人的“非人”,崇尚修养的“真人”。所以儒家不仅要求人的理性追求道德,而且要求人的感性也要追求道德,达到“乐之”的程度,即“好德如好色”。孔孟提出的“寡欲”,即不要把满足物欲、作为人生最大的追求和最大的快乐;荀子提出的“养欲”,即以礼养欲。无论是寡欲还是养欲,最后的目的都是要使人在欲望的满足中,处处体现出对于道德的合理追求。这样人的感性就得到了净化,感性与理性就得到了和谐统一。

2.以美辅德升华人性

审美教育,对于塑造健全高尚的人格,修养完美理想的人性,创造合理美好的人生,有着重要的作用。儒家认为,道德人格转化为审美人格,其关键在于对人的感性教育。“诗教”和“乐教”恰好是一种安顿人感性的理想方式,是针对人的感望而进行的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其中“文”就是美育,是一个人艺术修养的感性显现;“质”是一个人的精神实质,是道德与学识的充实。“文”不能脱离“质”而单独存在,脱离“质”的“文”不过是一个空虚的外壳,没有生命的活力;“质”也不能脱离“文”而单独存在,“质”不仅存在于人的头脑之中,它还要表现在一个人的感性显现上,否则“质”就没有了载体。本质和文采对于君子都是同等重要的。“诗教”和“乐教”在安顿人的感性上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可以激发人的感情,即音乐和艺术不是压制人的感情,而是激活、唤醒人的感情。二是“诗教”和“乐教”既为人的提供了泄导的途径,又可以规范和提升人的感性。人的欲望若长期得不到满足,会造成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严重对立。这种泄导不是将人的情感引向实际生活,而是将它引向一个虚幻的、超功利的对象上,将人的感性安顿在人性而不是动物性的层面上,使人的感性从一种反成人的力量变成一种支持成人的力量,以消解这些感情中所具有的反人性、反道德、的性质。

儒家的修身理论,将道德作为人格的基础,让道德观念弥散整个社会。在个人与社会、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中,强调人性的升华,强调大公无私,强调每个人应该拥有的社会责任。崇尚社会群体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应当在追求民族、国家的最大利益中实现自我,完善人性,获得永生。这些对于职业院校学生淡漠道德,急功近利的思想,有着理想的纠偏作用。

二、对学生社会人格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社会人格的形成和发展,是建立在道德人格的基础之上的。形成社会人格的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正确认识个人与集体、公与私、正直与邪恶之间的关系。现阶段在职业院校的学生中,有人格的倾向,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这些学生行为受原始欲望支配,脾气暴躁,情感冷淡,不诚实,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淡漠,对是非善恶缺乏正确判断,常常违规范。儒家的入世观,更多地强调了做人的社会意识。如对于他人的爱心,对于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感等,恰好与之相对,这其中强化学生的责任意识以及养成学生的浩然正气,是形成其社会人格的重要因素。

1.强化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

儒家倡导的是一种积极入世哲学,其社会人格首先表现在人生事业上。孔子说:“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论语•子罕》)从孔子的“何有于我哉”中,可以看出他对于“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的满足感。孟子也说过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上》)在孟子的三乐中,没有考虑个人私欲之乐,综合起来其实只有一乐,那就是以积极为封建宗法社会服务,完成个人对于宗法社会的道德义务为乐,除此之外,君子就不应该再有其他的志趣和快乐。儒家强调个人对于社会的贡献,而淡化了社会对于个人需求的关注,提倡丧失自我,将“私心”看做是“成人”的最大障碍。从儒家的角色人格和谐世人格中,我们都可以看出他们对于群体与社会的责任意识。其次,儒家的社会人格还表现在思想意识上的完全克服自我。“四勿”和“四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创新思维的发展,但是只要我们合理引导,它对于学生规范自己的行为,融入主导文化,提高社会责任感必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2.引导学生善养浩然正气

儒家的浩然正气,就是正义感以及由正义感而带来的自豪感的高尚人格。“生益于人,死闻于后”,是儒家关于人生价值和人的生命意义的具体概括。孔子以“仁”作为儒学道德的核心,同时也是儒家人生观的核心。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弘扬仁道,就是儒家人生的最高使命和最高价值。个人的道德修养,不仅仅是为了自我完善,更重要的是为了建立理想社会。孟子说:“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孟子•告子下》)孟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宁可“饥而死”但“必以礼”。这是儒家高尚的人格,它要求人们要将自己所认定的真理放在个人的幸福甚至生命之上,随时准备牺牲生命而捍卫真理。孟子还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上》)这种伟大的人格力量,构成了儒家人格刚毅的一面。为了真理,儒家可以“杀身以成仁”“舍生而取义”。

今天的社会人格问题,实际上就是要树立崇高的理想,形成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处理好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倡导中华民族精神,强调个人应该对社会、民族、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在这一点上,我们今天所持的义利观与儒家思想是一致的。所以,引导学生善养浩然正气是解决学生的信仰危机,引导学生明确活着的价值观的有效方法。

三、对学生自由人格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在职业院校中,关注学生道德人格和社会人格的形成和发展,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学生模范遵守社会的共性原则,许多内容是建立在功利基础之上的。关注学生自由人格的形成和发展,则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宽容、和谐、超功利的人性,这对于培养注重合作意识的21世纪人才具有特殊的意义。

无论是儒家的入世思想,还是道家的出世思想,都非常关注人的自由人格的形成。儒家重视对人进行“包容万物”“和睦共处”“豁达宽厚”等教诲,告诫人们要善于团结,宽厚处世,与人为善。这对于提高学生营造和谐人际关系的能力,无疑是有着积极作用的。但儒家的自由人格是建立在角色人格和偕世人格的基础之上的,对社会有着强烈的依赖性。孔子主张“仁爱”,孟子宣扬“亲亲、仁民”,荀子强调“善群”,它所营造的和谐的人际关系,都是为了维系君主的统治,带有明显的功利性特征。从功利性角度评判儒家的自由人格,就显得不自由了。

道家的自由人格是建立在超功利基础之上的。在《庄子》中,经常出现“游”的概念,所谓“游”,就是一种无拘无束的精神世界,它的最大的特征就在于它没有功利目的。庄子认为,“游”是人的一种本质活动,它高于人的其他一切目的性活动,表现出生命的一种真实的本质状态,是对于生命的重视与珍惜,它不允许任何功利性外在的因素来破坏它,如金钱、名利等,这是对自由人格的一个重要的规定。道家给我们描绘了人与人之间“无欲”“无为”“无争”、彼此和谐相处、宽大为怀的理想社会。有了宽容之德,就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就能真正做到豁达大度以容人。庄子还认为,自由人格还应该是无为而又自然而然的人格。他对于一切功名利禄从不有意识地去争取,总是以宽容、和平的态度,对于万物和他人,没有任何的侵害性。任何的有为,都是不自由的,都受着身外之物的制约。不惜以戕害自己的生命来得到自己希望得到的东西,是对自己实施“内刑”。自由人格的最高境界应该是“至乐无乐”,即至乐的快乐在于无乐,任何具体的快乐都不足以充分地表达它,它包含着所有的快乐却又远远地高于它们。

“无为”“不争”“宽容”是“和谐”的重要因素。我们常说“距离产生美”,就是告诉我们远离功利。因为只有超功利,才会出现真正的和谐,才会有真正的自由。要形成这样的人格,虽然带有某种乌托邦的性质,但它作为一种以超功利为价值目标的理想境界,对于引导人们追求以人际和谐为基本特征的社会远景,有着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