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惊蛰的谚语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关于惊蛰的谚语，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惊蛰关于农业的谚语】

一是雷打在惊蛰前，那一年的雨水就特别多，“雷打惊蛰前，四十九天不见天”(杭州)，容易产生低温阴雨天气。但对于山区就不同了，“雷打惊蛰前，高山好种田”，雨水虽多，但对于山区农田好排水，雨多倒是一件好事。

二是雷在惊蛰当天响起，就不管种什么都丰收，如：“惊蛰闻雷米如泥”“惊蛰雷鸣，成堆谷米。”

三是惊蛰过了好多天都未听到响雷，那就会因缺雨水而影响收成。

九尽杨花开，春种早安排。

九九八十一，家里做饭地里吃。

九九加一九，遍地耕牛走。

冻土化开，快种大麦。

大地化，快种葵花和蓖麻。

大麦豌豆不出九。

惊蛰春雷响，农夫闲转忙。

二月莫把棉衣撤，三月还下桃花雪。

惊蛰有雨并闪雷，麦积场中如土堆。

二月打雷麦成堆。

惊蛰地气通。

篇2

关键词：述谓；语句／命题；辞；同一性；异质性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00(2012)01-0015-06

1　引言

述谓(predication)是由命题的主项和谓项构成的结合体。自柏拉图起，命题述谓结构成为西方哲学研究的传统课题。哲学关注命题述谓结构，原因在于：1)命题的述谓结构反映语句的使用以及人类语言表达(最为简单的)思想的过程(Davidson 2005)；2)命题的主项和谓项在述谓组构过程中结合为一个统一体(Gibson 2004，Gaskin2008，Searle 2008)；3)述谓的命题统一体在心智层面上体现为人类特有的一种形成判断的心智能力(Bogdan 2009：xi)；4)述谓在形而上学层面上体现实体(主项)和属性(谓项)的联系(Bogen 1985)。

语言哲学作为哲学中专注意义问题的基础学科，自然离不开对命题述谓结构的考察。这一方面是因为语句命题的述谓结构本身就是一个表达意义的、有真假值的语言单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语词意义的确定，无论是外延意义的确定，还是内涵意义的确定，都要参照语词在相关命题述谓结构中的功能。在语词意义的确定过程中，同一性述谓起着基础性的参照作用。语词的意义在同一性述谓结构这个维度上呈现出多种样态，考察这些样态不但有助于深刻把握西方语言哲学的本质特征，还可以给中国语言哲学带来新的洞见。

有鉴于此，本文先考察当代哲学家蒯因的述谓学说，进而回顾西方近现代哲学对同一性述谓的关注，然后通过对言语的分析考察中国先秦语言哲学的述谓观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语言哲学研究进路。循此思路，本文力图说明，中西语言哲学对述谓结构的定义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两种不同的语言哲学研究进路和传统。

2　蒯因的述谓学说

2.1　述谓的性质、结构和功能

蒯因(Quine 1960：§20)在讨论词项(terms)的指称问题(语言哲学核心问题)时发现：适应对象的单复数不是单称词项(singular terms)和通称词项(general terms)的有效区分标准。原因在于，比方说，Pegasus(神马)是单称词项，但却无指称对象，因而其意义需借助描述才能获得。而与此相反的是，natural satellite of the earth(地球的自然卫星)是通称词项，但却只指称一个对象(月球)。显然，仅仅依赖单复数概念无法区分单称词项和通称词项之间的差异。要厘清二者的不同，只有另寻他途。

蒯因的思路是借助上述两种词项的语法功能来讨论二者的差异。具体作法是：引入述谓概念，在语句述谓这个维度上解释二者的意义特征。什么是述谓?从区分上述两种词项表义方式的需要出发，蒯因认为，述谓是体现单称词项和通称词项功能性差异的基本组合。就其性质而言，这种组合是在日常语言的句法维度上实现的。从功能的角度来看，述谓的作用是把两种词项合并为一个语句，语句的真假值取决于处于主语位置上的单称词项所指称的对象(如果单称词项有指称对象)与处于谓语位置上的通称词项是否适应或满足。关于述谓结构的格式，蒯因区分三种：①ais an F(如Mamais awoman)；②ais F(如Mama is big)；③a Fs(如Mama sings)。三种格式中，a所代表的Mama由于处于主语位置而成为单称词项，而①中的woman由于处于谓语位置而成为通称词项。蒯因还发现，物质名词(mass terms，如lamb)的意义对语句述谓结构的二分法也极为敏感，其在句中主、谓语位置上的出现也构成其单称、通称语义功能分类的标准。他认为，上述语句中作为前缀的系词(is／is an)不但连接两种词项而构成述谓结构，还使(由名词或形容词充当的)通称词项成为动词，从而进入谓词位置。与此相关的是，动词(如sing)对述谓结构的构成具有基础性，因为动词无须借助上述系词形式便可进入述谓结构，并充当谓词(如Mama sings)。

显然，语词的语义功能并非完全由语词与其指称对象决定，还要参照语词在语句述谓结构中的具置。这是蒯因经验主义语义取向的结果。

2.2　述谓结构的同一性问题

作为一种述谓结构，同一性(identity)述谓(又称同一性陈述)是蒯因借以讨论语词指称现象的一种句式(Quine 1960：§24)。同一性述谓指由系词或同一性符号(数学等号“=”)连接两个单称词项而构成的语句，如Mama is the new treasurer等。如此构成的语句为真，当且仅当作为其构成成分的两个单称词项指称同一对象。而且，在蒯因看来，语句述谓结构的同一性是英语语言及其概念图式的基础特征。

同一性述谓与语词指称的确定关系密切。在蒯因的述谓学说中，同一性述谓结构中的语词指称问题首先表现为指称的分离。指称分离(the dividing of reference)是根据个体事物的同异确定其类别的手段。用蒯因的话来说，就是：在何种程度上你拥有的是同一类苹果，而什么时候你又发现你所拥有的是另一类苹果了。由此确定为同一类型的事物，才可进入同一性述谓结构。在蒯因看来，儿童是通过这种手段将事物个体分离为不同的类，进而在语言使用中用语词(如前述的通称词项)对其加以指称的。

显然，述谓结构是蒯因思考语言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个维度。本节的分析和讨论表明，语词的指称这个语言哲学基本问题并非是由语词与世界的对应关系单方面确定的。相反，语词指称的确定还要考虑语词在述谓结构中所实施的语法功能。在这个层面上，语词指称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得以显现。就语词指称问题而言，同一性述谓是最为基础的一个维度。指称的分离性以及指称所预设的概念图式等指称的基础问题在这个维度上显现出来。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明白蒯因的断言：语句述谓结构的同一性是英语语言及其概念图式的基础特征。

但何以说同一性述谓是英语及其概念图式的基础呢?在指称问题乃至语言哲学理论建构中，同一性述谓的基础地位何在?本文力图回答上述问题。本文的研究来自于这样的基本认定：对同一性述谓的关注不但是英语语言及其概念图式的特色，也是西方哲学问题思考的进路；西方语言哲学这一思考问题的路径使其迥异于中国传统语言哲学的研究进路。

3 西方哲学对同一性述谓的关注

西方哲学讨论的同一性可作两种解释：跨时间的单一性(singleness)和差异中的同样性(sameness amid differ

ence)(Bunnin＆Yu 2001：466)。前者考察对象在跨时间的条件下对自身同一性的保持(如赫拉克利特关于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断言可以看成对事物如何经由时间变化而保持自身同一性的思考)，后者涉及一类事物在其他类型事物中如何保持自身类型或某一个体区别于同类其他事物时所依赖的同一性。在逻辑研究中，同一性表现为一种等值关系，其确定须要借助莱布尼茨不可分辨物同一性原理(principle of indiscemibles)。按照这一原理，若一事物的每一个属性都属于另一事物，则二者同一。在莱布尼茨逻辑体系中，同一律与矛盾律、排中律并列为西方哲学三大基本定律。与本研究相关的是，逻辑学对同一性的关注是在命题述谓结构维度上进行的。具体说来，就是命题述谓结构中的主项与谓项有相同的指称对象。

3.1　从近代哲学说起

西方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后着力关注的一个问题是知识的表征形式和有效性。这样一来，对命题的考察成了哲学家的研究课题。命题因其内部的述谓结构而成了有真假值的，因而是有效的基本知识单元。有趣的是，对知识的讨论是在命题述谓的同一性维度上展开的。发起这个讨论的是促成近代哲学语言转向的霍布斯。

霍布斯将命题定义为“由系词连接的两个名称构成的言辞”(Hobbes 1839：30)。其中，前一名称与后一名称指称同一个事物，且后者在概念上包含前者。具体说来，就是在命题man is a living creature中，由系词is连接的名称man和living creature共指一个对象，且living creature在概念上包含man。

霍布斯的命题观有以下特点值得注意。首先，命题是一种实施断定或否定、表达真值或假值的言语(speech)。虽然名称的组合可构成多种言语(如疑问、祈祷、承诺、威胁、愿望、命令、抱怨等)，但在他看来，命题类言语是唯一可用于哲学研究的言语(同上)。其次，从上述结构分析来看，霍布斯的命题也是一种述谓。(Tanesini2007)由于构成述谓的两个名称均指同一对象，因而可以说霍布斯的命题性述谓也是一种同一性述谓。

但霍布斯上述命题述谓观与其哲学体系建构有何关联呢?考察霍布斯(1839)的著作，可以看出，作为近代认识论哲学的重要奠基人，霍布斯的哲学是知识的学问。但霍布斯的知识是来自形式推理(ratiocination)或计算的知识，而不是来自感觉和记忆的知识。这种来自推理的知识以逻辑(主要包括名称、命题、三段论和推理方法)(Hobbes 1839：5)为基础，其内容包括基本认识范畴(如量值、物体、运动、时间、质量等级、活动、概念的形成、比例、言语和名称)以及物理学基础。这样一来，霍布斯的命题述谓观对于哲学的基础性和重要性就好理解了。名称作为概念的体现，只有在命题层面上才能构成有效的知识，同一性命题述谓便是有效知识的基本单元。以此为基础，可以构成三段论和逻辑推理的基本方法，并在上述基本认识范畴的基础上建构起物理学知识体系(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可以说，霍布斯的哲学是近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起点。

莱布尼茨的述谓学说源自其形而上学。和亚里斯多德一样，莱布尼茨也认为世界由实体(substance)和属性(property)构成。与此对应的是主谓式命题，如“水是湿的”。(Thomson 2002：29)莱布尼茨认为，命题的主谓形式是其基础形式，所有其他类型的命题(如假言命题、关系命题等)都可以还原为这种形式。在这样一个命题结构中，主项(指称一个实体)的一个属性(谓项的指称对象)被肯定或否定(如“水是／不是湿的”)。这样一来，通过对命题主谓结构的分析，就可以对实在进行描述，从而回答世界本体和形而上学的问题。

对命题真值的分析构成莱布尼茨命题学说的重要内容。命题因何而具有真值?在莱布尼茨看来，命题为真当且仅当命题的谓词概念包含在其主词概念中。(Thornson 2002：30)由此而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所有为真的命题都是分析性命题。不过，在莱布尼茨命题学说中，并非所有的命题都具有同样的分析性。在其区分的三种分析性命题中，“一个男子是一个男子”在结构上符合“A是A”类同一性陈述的格式。这类命题的分析性不须要证明，其否定必然会出现自相矛盾。第二类命题(如“一个三角形有三条边”)通过一定分析可证明为与“A是A”相同的同一性命题。第三类命题(如“裘力斯・凯撒死于公元前49年”)表面看来不是上述恒等陈述，但若对其主词(裘力斯・凯撒)的概念作足够(甚至是无限)的分析，便可证明其分析性。前两类命题可称为显性分析性命题，后一种命题为隐性分析性命题。

显然，与霍布斯的命题一样，莱布尼茨命题也是一种同一性述谓。所不同的是，莱布尼茨的同一性表现为主词概念对谓词概念的包含，而霍布斯的同一性则体现为谓词(构成命题的第二个名称)对主词的包含。但莱布尼茨同一性述谓对其哲学体系的建构是否也有基础性作用呢?

回答是肯定的。其实，上述讨论就已经暗含这样的一个思路，即命题述谓结构同一性本身就已经论证命题的真值。以此为基础，可以论证(比如说)充足理由律的合理性。按照这一定律，每一事物之所以如其所是(而不是以另外的方式存在)必有其原因，而且这个原因是先验的。这种先验性，在他看来，就存在于命题述谓结构中主词与谓词的逻辑关系中。命题谓词代表的属性作为主词概念的构成要素是不证自明的，因而是先验的。这样。体现为命题述谓结构的实体存在方式便是先验的，因而其如此存在的理由是充足的。

与此相关的是，贯穿莱布尼茨语言哲学和逻辑学研究的一个主题是力图找到一个真正表征人类思想的符号系统以及操纵这些符号的计算工具，即莱布尼茨之梦。(Davis 2000：14－15)简单说来，这个方案包括三部分内容：1)一部涵盖人类知识全部范围的百科全书；2)一个为百科全书的观念提供符号的符号系统(普遍文字)；3)一个由规定符号操作(推理)方式的演绎规则(或推理演算)构成的符号逻辑系统。这里，人类思想活动(推理)成了计算活动，所不同的是推理活动被描写为上述有意义的文字，而代数演算活动则体现为无意义的数字运算。在推理演算中，作为逻辑关系的同一性在计算、推理公理化的过程中被看成逻辑公理的一部分，而且是一个基础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莱布尼茨哲学体系为现代逻辑创始人弗雷格所继承，前者命题述谓结构同一性的学说也在弗雷格数理逻辑体系中得到继承，从而引发并推动现代逻辑、现代语言哲学的研究与发展。

3.2　弗雷格的述谓学说

弗雷格对莱布尼茨哲学的继承表现有二：1)为数学(尤其是数的哲学性质)寻求一个逻辑根基；2)使人类思维摆脱日常语言的控制(Hill 1997)，为思维过程的形式化(数学化、逻辑化)奠定哲学基础。循着路径一，弗雷

格试图为自然数的理解建立一种纯粹的逻辑理论，从而证明数学是逻辑学的一个分支。具体说来，就是用纯逻辑术语来定义自然数，然后再用上述逻辑导出数的性质。其结果便是现代数学的基础――集合论。(Davis 2000)这种作法后来也称为逻辑主义(logicism)。循着路径二，弗雷格创立和设计出一种由概念文字构成的符号逻辑系统，并借助该系统的逻辑符号对人类思维(具体为弗雷格基于真值函项的命题演算，或莱布尼茨的“推理演算”)过程进行符号化。思维过程的符号化便是借助逻辑符号对思维过程的明确、客观的描写。

值得注意，无论是逻辑主义的尝试还是符号逻辑系统的设计，命题述谓的同一性都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就逻辑主义而言，这种基础性表现在数的定义中。在弗雷格看来，数这个概念只有经过数的等式的定义才能成为确定的概念。(Frege 1953：74)具体作法是构造一个判断，该判断为一个等式，等式的两边各有一个数。这样，借助于等式(当然也是命题同一性述谓)，数这个概念可以得到明确的定义。何以如此?在霍布斯和莱布尼茨的逻辑体系中，语句的真值来自于主谓项中两个名称的共指和包含。在弗雷格的命题同一性述谓结构中，处于主项位置上的主目和处于谓项位置上的主目都是带定冠词的单称词项，都指称一个(当然也是同一个)对象。(Frege1953：77)这里，数这个概念的意义来自于包含数的同一性陈述的意义。这体现出弗雷格的语境原则。

与此相关的是，命题述谓结构的同一性也是弗雷格符号逻辑系统的基础。借助逻辑符号描写思维过程的第一步是把日常语言的语句改写为符合符号逻辑要求的语句，这样一个语句便是一个同一性陈述。如语句Jupiterhas four moons可改写为The number of Jupiter's moons isthe numberfour。(Frege 1953：69)这样，原日常语句的主谓结构(也是述谓结构)就改写为同一性述谓结构，其中两个名称均为带有定冠词的单称词项，这样的结构和要求使名称的意义在语句或命题中表现为概念的外延，即对象。在上述主谓结构中，使二者得以结合成为一个统一体的是系词is.改写过程既反映一个定义的过程，也反映一个基本的推理过程。

4　中国哲学的述谓观

和西方哲学一样，中国哲学也关注述谓结构，所不同者则在于关注述谓的类型不同以及述谓结构中关注部位的不同。由于先秦古汉语中与“语句”或“命题”大致对应的语言单位是“辞”，我们的考察就从“辞”开始。

4.1　辞(述谓)的功能性定义

先秦哲学研究中对辞的定义首先表现为功能性定义。功能性定义的特点是定义只参照辞在具体语境中的用途进行。如《周易・系辞》将辞定义为“辞也者，各指其所之”。这里的“辞”显然是指《周易》中的卦辞或爻辞(上文“其”的指代对象)，其功能是指明所述事件的发展趋向(上文“之”即意为事物发展的趋向)。然而，辞的功能是否仅限于此呢?考察《周易》的卦辞和爻辞部分，我们既会发现像“乾：元，亨，利，贞”、“蒙：亨”、“师：贞丈人吉，无咎”这类实施定义功能的卦辞，也会发现诸如“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师左次，无咎”这类表明事件发展趋势的爻辞。从结构来看，实施定义功能的卦辞就类似于上述同一性述谓，如“乾：元，亨，利，贞”、“蒙：亨”、“师：贞丈人吉，无咎”的“：”均可由“=”替换。爻辞的结构则表现为“动+名”或“谓+主”格式，如“见龙在田”为“龙出现在田野之间”(杨天才张善文2011：3)，“师左次”为“军队驻扎于左方”(同上：86)。显然，《周易・系辞》的定义只涵盖《周易》辞(卦辞和爻辞)在某些语境(如“指其所之”)中的功能，而未考虑其他功能(如上述卦辞的定义功能)，更未涉及辞的结构。

《周易・系辞》关于辞的学说虽不完善，但却开创了辞的哲学、逻辑学考察。在辞的功能性考察中，墨家的辞说不可不察。墨子(前468-376)对辞的定义见于《墨子・小取》，即“以辞抒意”。在墨子的辩学体系(“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中，“辞”作为介于“名”(名称、概念)和“说”(辩说、推理)之间的辩说单位用于表达(“抒”)意图。在《墨子》中，辞体现为不同类型的判断，包括肯定、否定和全称、特称、直言判断以及假言、选言判断(姜宝昌2009：461)，其所表达之意也随其类型的不同而不同。

和《周易・系辞》一样，墨子也未对辞的内部结构进行分析。但从其辩学体系可知，“辞”作为介于“名”(名称、概念)和“说”(辩说、推理)之问的辩说单位是由名称或概念构成的。然而，名称或概念是如何构成辞的呢?

4.2　荀子的述谓(辞)学说：结构与功能

荀子对辞的考察集中于《荀子・正名》。和墨子一样，荀子也是在思考辩学问题时涉及辞的问题，即“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辩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荀子・正名》，见方勇李波2011：364-365)。而且，从上文叙述可以看出，“辞”作为辩说的构成单位本身又由下位构成成分――名称或概念构成，并在辩说过程中用于表达或论述说话人的意思或意图(“一意”)。

荀子对辞的定义还涉及到构成辞的名称的类型和名称的组合方式。在荀子的定义中，构成辞的名称指称不同的实在对象。对于哲学研究来说，这就意味着，在中国哲学中，体现辞的述谓结构不是同一性结构，至少不是诸如“乾：元，亨，利，贞”、“蒙：亨”或其他类似于西方哲学中体现为同一性的命题或语句。于是，荀子定义中的“兼”就好理解了：组成辞的名称经过“兼”而合为一个辩说单位(“辞”)。但“兼”这个动作是由何许成分实现的呢?这个问题荀子并未回答，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成分至少不是西方哲学中连接同实异名构成同一性述谓的“是”。

这样，哲学研究中围绕着系词“是”(to be)而产生的种种疑问就可以得到清楚的回答：西方哲学以作为同一性述谓结构的命题或语句作为其分析对象，因而系词“是”作为连接同实异名的纽带必然成为语言分析的重要内容；中国哲学以异质性述谓结构作为语言分析的对象，而且这样的结构不需要系词“是”作为连接名称的纽带。因而，即便汉语中有“是”，“是”也不会成为哲学分析的对象。

5　述谓观与语言哲学

西方哲学对同一性命题述谓结构的重视以及中国哲学对辞的异质性述谓结构的关注引发的结果是，二者在研究的基础层面或(更为确切地说)语言哲学致思路径上存在差异。

5.1　西方语言哲学的研究路径

上述对霍布斯、莱布尼茨、弗雷格、蒯因哲学理论建构过程的分析表明，西方哲学在理论建构过程中不但把同一性述谓结构作为有效知识的语言表征方式，也将其作为讨论语言意义的基本单元。在语言哲学层面上，同一性述谓结构的基础作用表现为：语词意义(语言哲学核心问题)的定义和区分需在同一性述谓结构内进行。在

逻辑方法论上，同一性述谓结构的基础作用表现为在描写语词意义时对外延逻辑或语词外延义的重视。在研究目标上，重视同一性述谓结构的意图是建立符号逻辑以使思维形式化。这一路径对语言学的影响就是语言研究中对句法(尤其是形式句法)的偏爱。

以弗雷格语言哲学为例。《涵义与指称》集中体现弗雷格的语言哲学思想，也是现代分析性语言哲学的开山之作。论文的思考是由The morning star is the evening star这个同一性陈述或等式引出的。在弗雷格看来，由这个等式(或者更为确切地说，体现这种等式的系词)所反映的是否是一种关系?如果是，那么这种关系是对象间的关系还是语言符号间的关系?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弗雷格引入两个数学等式，即a=a和a=b，在符号指称对象层面上，上述同一性陈述体现为等式a：a：the morningstar和the evening star指称同一个对象。但这样一来，陈述便没有意义(未提供任何新信息)，而实际上作为日常生活使用的语句，这个陈述是有意义的。在弗雷格看来，这种意义是由述谓结构中名称的符号引发的。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引入上述第二个等式，即a=b，这个等式说明，上述语句在符号层面上存在差异，即the morning star和the evening star并不等同。差异何在?弗雷格的看法是：由不同的呈现方式(modes of presentation)引出的认识价值(cognitive value)，即涵义(sense)。当然，弗雷格的意义理论不止于此，上述分析也只是该文的起点，但正是这一路径及其引出的理论发现促成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而促成这一转向的是弗雷格在同一性述谓层面上对语词意义的思考和讨论。

5.2　中国语言哲学的研究路径

和西方哲学相似的是，先秦哲学也把辞的述谓结构作为讨论哲学问题的一个层面。但与前者不同的是，先秦哲学家并未把同一性述谓结构作为语言分析的对象和维度。这或许和荀子对辞的定义有关。在理论上，由此引发的结果可能是：哲学研究虽然涉及语词意义的探讨，但未必把语词意义的思考定位于辞的述谓结构。在语言哲学层面上，这进一步体现为哲学研究对分析性、同一性述谓和意义不感兴趣。在语言分析实践上，这一倾向表现为哲学家不是从对同一性述谓结构中语词的意义和关系入手思考哲学问题，建构哲学体系，而是从违背常理的表达方式(“辞”)入手，提出并阐述哲学问题，建构哲学体系。在这样的语言哲学背景下进行的语言研究难以形成较为系统的句法理论，遑论形式句法理论。

考察先秦语言哲学，会发现这样的断言并非空穴来风。最为著名者当推“白马论”的辩说方式。“白马论”又可表述为“白马非马”，为先秦哲学家公孙龙语言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作为《白马论》(公孙龙5篇论文之首)中客方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白马非马，可乎?”)，“白马非马”构成论辩过程中主客互动的核心内容。以此为基础，论主(公孙龙)借助客方的问题和质疑(白马何以非马?)，逐步推进，阐述“白马非马”的种种情形(如“坚白”情形下的“白马”)，开始其语言哲学思想体系的建构。其实，围绕“白马非马”这样一个分析性述谓的否定式，在公孙龙论著中我们还可以找到类似的辩说方式，如：“牛羊足五，鸡足三”(《通变论》)等违背常理的言辞。必须指出的是，从本文的角度看，这些辩说方式(当然就辞的结构而言，也体现为述谓结构)恰当地阐述了公孙龙的语言哲学思想。

循此思路，也可发现，先秦哲学论辩中类似的辩说方式并非为公孙龙所独有。惠施“历物十事”、“二十一事”就有“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南方无穷而有穷”、“火不热”、“目不见”等说法。即便是在坚守“白马，马也”、“盗，人也”的《墨子》中，也可看到“杀盗，非杀人也”(《墨子・小取》)这样的辩说方式。和“白马非马”一样，这些方式(当然也是辞的运用)从各自的角度有效地体现和阐述惠施、墨家的致思路径和哲学思想。

6　结束语

本文从蒯因的述谓学说出发，分析、考察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述谓观，以此为基础思考中西语言哲学的研究进路。研究发现，西方语言哲学重视语句、命题同一性述谓结构的分析，并以此作为基本的分析单元考察知识的有效性和语词的意义，从而建构哲学、语言哲学理论。而中国哲学虽然关注并思考过辞的述谓结构，但其兴趣并不集中于对辞的同一性述谓结构的分析，且不以此作为理论和建构语言哲学的基本语言单元。这一差异决定中西语言哲学研究进路的不同，并由此决定两个语言哲学体系在本质上的差异。

研究表明，中国语言哲学有其固有的问题和辩说方式，这些问题是由汉语的特性和中国哲学的本质所决定的。因而，从这些问题和辩说方式人手，同时吸收西方语言哲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不啻为在目前情况下继承和推进中国语言哲学研究的一条路径。

注释

①正因为如此，若无特别注明，本文中“中国语言哲学”、

“先秦语言哲学”和“中国先秦语言哲学”同义。

②但霍布斯同时也认识到，没有系词的语言可用语序等方式来连接名称，构成命题。(Hobbes 1839：31)

篇3

1、水是万物之首。出自布来基。

2、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中，唯有水最珍贵。出自平达。

3、井涸方知方珍贵。出自托·富勒。

4、柔软的雨水可以滴穿坚硬的大理石。出自黎里。

5、滴水穿石并非由于水滴有巨大的力量，而是由于水一滴接着一滴。出自伽里俄蓬图斯。

6、在平静的水里，上帝会保佑我，在惊涛骇浪里,我只能保护自己。出自乔·赫伯特。

7、一口泉眼喷不出两样水。出自托·富勒。

8、洪水可以从涓滴的细流中发生。出自莎士比亚。

9、大波一跳入半天，粉碎银山成雪片。出自宋代杨万里。

篇4

关键词：经济增长率；宏观税负；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检验

一、引言

宏观税收来源于国民收入，是国家进行决策，维持和平与稳健发展的主要收入来源。宏观税负的基本数理模型可以表达为MTB=T/GDP（T为宏观税收收入；GDP为国内生产总值）。税收在调节攻击与需求关系以拉动经济增长的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从而引出了税制优化理论。国内外学者对宏观税负对经济的影响做了颇多研究，但观点不一，主要有三种。第一，适度的税收能促进经济增长。例如：Scully分析了美国1929至1989年联邦州和地方税收占GDP比重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结论：在宏观税负超过23%时，美国经济增长率下降[1]。这引发了一系列思考，研究税负与经济增长关系可能会得到一个最适税负值。第二，税收负担会抑制经济增长。供给学派的拉弗所创的拉弗曲线说明了过高的宏观税负水平会打击生产者的积极性，从而抑制经济的增长。Marsden找出10对人均收入大致相等但宏观税负不同的国家的数据，发现低税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比高税国家大。[2]我国学者马栓友利用我国1979～1999年统计资料进行税收与经济关系的回归分析，得出结论：税收收入每增加1 000元，GDP大约减少2 300元，过高的宏观税负水平会对经济起抑制作用[3]。第三，税收负担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显著。如崔国森等[4]等运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实证了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均认为我国宏观税负对 GDP 增长仅具有微弱影响。

二、浙江省宏观税负现状

本文采用浙江省各地区生产总值（GDP）指标来衡量其经济总量。另指出，宏观税负概念理论上并非是狭义中理解的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而应该是实际上政府行为给市场、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影响以及负担，也就是大口径宏观税负。但是考虑到数据可获得性以及计算的可行性，本文采用中口径的宏观税负衡量指标，即采用上述税负基本数理模型宏观税收收入（财政收入）与GDP的比重作为衡量指标。首先说明一个背景，1994年中国进行分税制改革，确立了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并且划分了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分别征收国家税和地方税。本文的税收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1、浙江省宏观税负相比于全国的情况分析

通过公示MTB=T/GDP计算出浙江省税负和全国税负。

如图一所示，浙江省宏观税负普遍低于全国宏观税负平均水平，说明浙江省税负在全国范围相对较低，基本小于10%，而全国税负基本高于10%。并且，图中可以获知浙江省税负和全国税负都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1994年到2012年，浙江省总税负增长率为182.1146%，超过了全国总税负增长率108.4878%。

2、浙江省宏观税负特点及浙江经济发展结构分析

19年间，浙江省地方财政收入增加了3346.6，增长率为3536%，全国财政收入增加了112035.4，增长率为2147%。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额为31976.05，总增长率为1189%。全国生产总值增长额为471272.2，总增长率978%。具体如表一。

从图二看出，1994年到2012年，浙江省宏观税收增长率普遍超过经济增长率，只在1996年、2002年和2004年例外。在1997年到2002年期间，宏观税收增长率远远超过经济增长率。在2008年之后，金融危机爆发使得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改变，宏观收入增长率回落，与经济增长率几乎持平。

我国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对第一产业采取税收优惠政策，从上表二看出，除了第二产业这个主要产业外，第三产业迅速崛起，逐渐成为跟第二产业不相上下的支柱产业。浙江省平均宏观税负在10%以下，而第二产业小口径税负达到15%，远高于浙江省平均宏观税负。

三、浙江省宏观税负和经济增长的协整检验

1、变量的设定和数据的选择

本文为了研究浙江省地区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地区宏观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浙江省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率两个对应方面来研究。本文采用浙江省地区生产总值衡量经济总量。各数据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年鉴。本文数据分析采用Eviews6.0。

2、变量的检验与分析

一般情况下，研究对象序列数据为时间序列数据，研究过程中需要进行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因为如果时间序列数据为非平稳数据，那么很可能会产生伪回归。本文采用平稳性检验即ADF方法对变量地区宏观收入增长（INCOME）、经济增长（GDP）、经济增长率（RGDP）、宏观税负（TB）进行单位根检验。

（1）ADF检验

首先，对GDP原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可得出ADF=3.1620，大于不同检验水平的三个临界值，则原序列为非平稳序列。再对序列进行一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平稳性序列。因此，GDP序列是一阶平稳序列。

以此类推，可以获知GDP、INCOME、RGDP和TB都是一阶单整。

（2）协整检验

如果两个时间序列数据是同阶单整，那么两序列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因而需要进行协整检验。

①经济增长（GDP）与宏观收入增长（INCOME）

GDP=279.4960+8.051492 INCOME

（1.679693） （11.62142）

R2=0.894080 S.E.=446.9106 DW=2.177378

从上述方程可以看出，宏观税收增长解释经济增长的部分为89.41%，解释程度高，经济增长（GDP）与宏观收入增长（INCOME）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宏观收入每增加一个单位，经济增长约8个单位。

在Eviews6.0软件中选择proc-make residual series，得到残差序列，对其进行ADF检验。

上图（左图）检验结果表明，ADF=-4.628259

②经济增长率（RGDP）和宏观税负（TB）

RGDP=0.185045-0.452273 TB

（3.958830） （-0.703673）

R2=0.030018 S.E.=0.063555 DW=1.129701

由上述方程可知，宏观税负解释经济增长率的部分只有3%，解释程度过于低，说明浙江省经济增长率与宏观税负之间的相关性比较弱，宏观税负影响经济增长率的程度小。另外，宏观税负每增加一个单位，经济增长率减少0.4523个单位。这说明宏观税负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比较小。这与许景婷和张兵[5]的结论一致。

上图（右图）的检验结果表明，AF=-3.045543小于1%、5%和10%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模型拒绝了原假设，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的。说明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

③Granger检验

Granger（格兰杰）检验指的是对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本文通过格兰杰检验方法检验1995年到2012年浙江省经济增长和宏观收入增长、经济增长率和宏观税负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由表的检验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宏观收入增长的因果关系不明确。在10%的显著水平下，经济增长率（RGDP）是宏观税负（TB）的单向因果关系。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通过上述的分析和实证研究，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浙江省宏观税负普遍低于全国宏观税负平均水平，基本小于10%，宏观税负存在地区差异。并且浙江省税负和全国税负都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

2、1994年到2012年，浙江省宏观税收增长率普遍超过经济增长率，只在部分年份例外。值得提的是，2008年之后，金融危机爆发使得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改变，宏观收入增长率回落，与经济增长率几乎持平。宏观税负存在产业结构差异，第二产业仍然是支柱产业，同时，第三产业税收收入逐渐增加到与第二产业不相上下。

3、对变量地区宏观收入增长、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率和宏观税负进行单位根检验，可知四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分别对宏观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宏观税负和经济增长率进行协整检验，得知浙江省经济增长和宏观收入增长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宏观收入每增加一个单位，经济增长约8个单位。浙江省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宏观税负每增加一个单位，经济增长率减少0.4523个单位，但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相关性较低。

4、值得注意的是，实证研究表明浙江省经济增长与宏观收入增长的因果关系不明确。在10%的显著水平下，经济增长率（RGDP）是宏观税负（TB）的单向因果关系。

综上，浙江省税负水平偏低，但宏观收入增长率超过经济增长率，这在全国也是普遍现象。虽然研究表明浙江省经济增长和宏观收入增长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宏观收入每增加一个单位，经济增长约8个单位，但是税收收入的膨胀，并不意味着对经济增长会持续产生正效应。这种增长的趋势还是需要被控制。

另外，研究表明浙江省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相关性较低，浙江省宏观税负的稍许变化对经济增长率影响不大。长此以往，税负水平过高，必然会阻碍经济发展。为了浙江省经历的持续、有序发展，保持过去几年的发展势头，政府需要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加强宏观调控，发挥宏观收入对经济的积极作用。（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Seully，G.W..The Growth tax in the United States[R]Public Choice.1995.

[2] Marsden， Keith.Links between Taxes and Economic Growth： Some EmpiricalEvidence[P]World BankWorking Paper，1983：605.

[3] 马栓友.税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兼论我国的最优直接税/间接税结构[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1（7）： 15-20.

篇5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杭州 310053）

摘要：浙江农产品经纪人协会与经纪人队伍建设一直来都比较重视，许多措施都走在了全国前列，但从调查的数据分析看，有相当比例的经纪人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低，以个体经营为主，经营规模较小，普遍缺乏抗击农产品市场经营风险的能力。应从政府、协会和经纪人自身三个层面出发，立体构建农产品经纪人的发展战略。

关键词 ：农产品经纪人；经营规模；经营能力

中图分类号：F3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5）24-0173-02

作者简介：王婉芳（1963-），女，浙江湖州人，毕业于北京工商大学，研究方向为流通经济。

0 引言

浙江是全国最早成立经纪人协会的省市之一，截止2013年底，全省共组建了市级协会11家，县（区）级协会73家，基本实现了市县两级全覆盖；农产品经纪人队伍也不断壮大，已建立起一支65000多人的经纪人队伍。为了更好地发挥农产品经纪人在建设现代农业、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帮助农民致富奔小康等方面的作用，需要关注农产品经纪人队伍建设并促进其健康发展。为此，我们对浙江的农产品经纪人基本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和发展状况的抽样调查。

1 调查数据说明与农产品经纪人基本情况

1.1 调查数据说明

为了充分了解浙江农产品经纪人的现状，浙江省农产品经纪人协会与浙江商职院的农产品流通研究团队一起，自2012年6月起至2013底结束，分阶段对全省84个县（市）的农产品经纪人协会会员、从事农产品流通的经纪人数量等进行了摸底调查，并以简单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其中20个县（市）实施了抽样调查，发放调查问卷1600份，获得有效问卷1404份。问卷涉及农产品经纪人基本信息、从业技能培训、经营种类与地域范围、竞争状况、突出问题与相关诉求等方面内容。截止2013年底，全省有农产品经纪人65364人，实现农产品销售额684亿元。

1.2 农产品经纪人基本情况

浙江现有的6万多农产品经纪人中，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从年龄上看，30岁以下的只占7%左右，41～50岁的占了近40%，50岁以上的占了近1/4；从文化结构上看，现有的农产品经纪人中绝大多数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或高等职业教育，普遍缺乏从事农产品经营所需的专业知识与职业技能基础。详细数据见表1。

2 农产品经纪人的从业现状

2.1 经营形态与组织形式

全省农产品经纪人的经营形态大致销售、信息和复合三种类型，组织形式多样。销售型绝大多数为初入市场的经营者；信息型本身不从事购销活动，生存靠提供需求信息获取农民的销售提成；复合型或者是上面两种的结合，或者是购销和加工储运的结合。会员经纪人的经营形态涉及上述三种类型，一般采取专业合作社、有限责任公司、农批市场和个体经营等组织形式，具体数据见表2。

2.2 从业知识与技能

经过对样本1404位经纪人从业知识与技能培训的统计分析，95%以上的经纪人都参加过从业知识与技能的培训，有的达3次以上，但能拥有高级职业资格证书的经纪人还不到4%；由于文化程度低、年龄偏大，有的经纪人虽然经过多次培训后提升了农产品经营能力，但要取得职业资格证书仍有难度。具体数据见表3。

3 农产品经纪人的经营种类与经营规模

3.1 经营种类与地域范围

在全省65364名农产品经纪人中，主要经营领域为花卉苗木、茶果蔬菜、水产、畜禽等；农产品经营的辐射面不广，大多数农产品以本地及省内为主。调查数据见表4。

调查结果显示：浙江农产品经纪人的经营种类以鲜活、干货产品主，约占75%；经营的地域范围较窄，近六成主要在省内销售；出口比重不高，只占12．3%左右。

3.2 经营规模与经营能力

因农产品经纪人大多是自发形成的，以单打独斗的个体经营为主，季节松散型、家庭单干型所占比例较大，合伙型、公司型等经纪人实体较少，相互之间缺乏联系和交流，市场信息不灵、不快，缺乏现代营销手段，缺乏自律管理及权益的自我保护机制，市场竞争力不强，经营规模大的不多。具体数据见表5。

表5中的数据显示：农产品经纪人整体上经营规模不大，大多数经纪人年销售额集中在100万元以内，说明浙江现有的农产品经纪人普遍缺乏抗击农产品市场经营风险的能力。

4 结论与建议

调研的数据资料显示：浙江现有的农产品经纪人队伍总体素质偏低，大部分经纪人只有初、高中文化水平，且年龄结构也偏大，50岁以上年龄的经纪人占23.5%。文化程度低、年龄大的经纪人，经营理念相对落后，没有英语基础，一般都缺乏对计算机及网络营销、电子商务平台等现代工具的应用能力，对大量来自网络的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的收集与筛选能力较弱，更缺乏现代农产品经纪人驾驭大数据的能力。年销售额100万以内的农产品经纪人占70%以上，这种小规模、少品种经营的经纪人，就难于抵御农产品经营中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规模小、实力弱的经纪人难于借助电子商务平台来消除农产品传统经营中信息传递与交流的时空障碍，就无法渗透到全国性的农产品市场经纪业务之中，更谈不上以市场行为来推动农产品标准与市场准入条件的制定和实施，规范农产品生产，对上游生产企业发挥引导与制约作用，为农产品安全提供保障。为此，建议浙江的农产品经纪人应从政府、协会和经纪人自身三个层面出发，立体构建农产品经纪人的发展战略，以促进农产品经纪人健康发展。

①政府给予政策上的扶持。政府和有关部门需要从农村发展，农业稳定、农民致富的高度重视农产品经纪人的发展问题，可出台相关的扶持政策，如税收优惠、运输补贴、仓储费用补贴等方面给予农产品经纪人政策扶持；或加大对农产品经纪人培养经费扶持，各级协会则管好、用好经费，注重培训效果，让当地政府能看到经费扶持带来的成效。

②经纪人协会完善各项服务。农产品经纪人协会是农产品经纪人自己的组织。协会不仅要为会员提供农产品市场信息、培训、金融、法律援助等方面的服务，更应该通过完善各项服务来吸引更多的农产品经纪人加入协会，为提高经纪人的组织化程度提供便利条件。

③经纪人自身不断提升综合素质。农产品经纪人队伍的发展壮大过程也是一个自身不断完善的过程。作为个人，要树立持续学习自我发展的理念，不断掌握新知识、新技能以适应农产品流通市场的变化；作为组织，要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实行经纪人之间、经纪人与生产者之间、经纪人与龙头企业之间的合作，以提升经纪人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实力。

参考文献：

[1]石琼，王婉芳．浙江省农产品经纪人发展状况报告[R].2014，10．

篇6

国外关于利益相关者范畴的研究，最早追溯到国外学者Frederick在1988年提出的按是否与企业直接发生市场交易将利益相关者分为直接利益相关者和间接利益相关者，直接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员工、供应商等，间接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媒体、社会团体等。Charkham按照利益相关者与企业合同的性质将其分为契约型利益相关者和公众型利益相关者，所谓契约性利益相关者指的是和企业一定程度上定有合同或协议的群体，比如企业的股东、员工、顾客、供应商、经销商、债权人等。公众利益相关者指的是没有和企业订立契约但是和企业经营活动存在间接关系的群体， 比如政府、媒体、社区、全体消费群体等。Clarkson根据利益相关者承担的风险将其分为自愿利益相关者和非自愿利益相关者，又根据与企业的紧密程度将其分为首要利益相关者和次要利益相关者。

我国学者对利益相关者范畴的界定也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其中李心合指出任何影响企业或受企业影响的个体或群体均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根据对企业利益是拥护还是威胁将利益相关者分为支持型利益相关者、边缘型利益相关者、混合型利益相关者和反对型利益相关者。陈宏辉引用了米切尔评分法的原理，进行评分的依据是以下三个方面，分别是利益相关者影响企业的主动性、重要性和对利益要求的紧急性，根据评分结果将利益相关者分为核心型利益相关者如股东、管理层等、蛰伏型如债权人、供销商等和边缘型利益相关者如社区、特殊利益团体等三大类。王竹泉从集体选择的角度出发，将参加企业集体选择的利益相关者称之为内部利益相关者，这类利益相关者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活动，共担风险和收益，把不参加企业集体选择的利益相关者称之为外部利益相关者，这类利益相关者不参加企业的集体选择，但是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却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利益，从而使他们共同承受或分享企业带来的外部性。

从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来看，利益相关者范畴的界定研究日渐趋向成熟，虽然对利益相关者具体包含的范畴不同的研究学者会有区别，但是其核心的思想都认为凡是与企业有着密切联系的个体或团体都称之为利益相关者，他们的活动会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同时也要为企业经营活动承担相应的风险。

二、环境审计目标研究概述

（一）环境审计目标研究现状 从对国内外环境审计目标的研究成果来看，关于环境审计目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审计目标定义、环境审计目标重要性、环境审计目标影响因素、环境审计目标内容等方面，其中以环境审计目标内容研究最多。从研究内容上来看，主要有一元论、二元论及三元论三种观点。一元论目标是学者们对环境审计目标研究的初期成果，同时为后续二元论、三元论环境审计目标奠定了研究基础。比如我国学者张以宽认为应该将环境审计所要达到的各个目标分别进行列举，而对这些目标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进行关注，换句话说就是环境审计所要达到的每个目标之间都是平等的，没有层次之分，这是一元论环境审计目标的特点。环境审计二元论目标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最终目标和直接目标、最高目标和具体目标、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一般目标和具体目标、基本目标和具体目标。尽管称谓不同，但二元论环境审计目标共同点是分为高层次和低层次目标，其中高层次目标是环境审计最终要达到的目标，绝大部分研究学者都将最终目标定为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低层次目标是为了实现高层次目标而实施的具体或技术性目标。三元论目标则在二元论目标的基础上在高层次与低层次之间增添了衔接的层次，比如说在最终目标和直接目标之间增添具体目标层次，在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之间增添中间目标等。

（二）将利益相关者理论引入环境审计理论研究的可行性 （1）

环境管理的需要使得构建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环境审计模式成为可能。环境管理指的是运用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监督等手段，为达到预期环境目标而进行的一项综合性活动。随着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环境管理作为一种控制环境污染、降低环境风险的管理手段逐渐成为企业日常管理一部分。在环境管理理论中，学者认为环境管理产生于环境压力，而环境压力的来源可能来自政府、消费者、投资者、社会公众、竞争对手等，也就是说企业的环境压力主要来源于企业的各个利益相关者，而环境审计又是环境管理的一种有效方法，所以将利益相关者理论引入到环境审计中来具有可行性。

（2）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环境审计模式能够更好推动环境审计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就目前来看环境审计作为一种控制环境污染、保护环境的手段近几年来得到了快速发展，主要表现在环境审计基本理论研究与应用理论研究两个方面，但是从国内外关于环境审计研究成果来看，环境审计基本理论研究和环境审计应用理论研究没有进行很好的衔接，同时环境审计基本理论研究大多数只是有关环境审计本质、目标等纯理论问题研究，且研究的创新性不够，而直接指导环境审计实践的环境审计应用理论研究则偏少，远远不能满足指导环境审计实践的需要，从而导致环境审计在全世界范围内没有大规模开展，没有发挥到环境审计作为一种有效的环境管理手段应有的作用。因此，针对目前状况有必要对现有环境审计理论做进一步的研究，改善现有环境审计基本理论不足之处，而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去研究环境审计理论可以使得环境审计更具实践指导性、科学性和系统性。另外，目前现有的大部分环境审计实践模式是一种单一环境审计模式，也就是说环境审计主要参与者是附有环保责任的政府，而其他利益相关者往往不参与或很少参与环境审计实践过程中来，这就使得环境审计的力度不够强、范围不够广。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该全面调动企业各个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使得每个利益相关者都成为环境审计中的角色，构建各个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环境审计模式，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将利益相关者理论引入到环境审计中具有可行性。（3）公司治理内容扩充使得构建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环境审计模式成为可能。随着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公司治理的内容也在不断地扩充，环境治理、环境保护也成为公司治理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公司治理的内容在不断扩充，参与公司治理的主体也由传统的股东、管理层扩大为包括股东、管理层、政府、社会公众等在内的各个利益相关者，环境审计又是环境治理、环境保护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因此从环境审计与公司治理关系来看，用利益相关者理论来研究环境审计理论具有可行性。

（三）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环境审计目标选择—二元论环境审计目标 通过上述环境审计目标研究现状分析中笔者认为，首先一元论环境审计目标缺乏层次性，不利于指导环境审计实践，其次三元论环境审计目标其实和二元论环境审计目标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但三元论环境审计目标太过凌乱，因此笔者比较赞成二元论环境审计目标。而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角度考虑，选择二元论环境审计目标还有以下两点原因：

（1）从环境审计的动因角度来看选择二元论环境审计目标的原因。在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环境审计理论下，笔者认为环境审计的动因是企业各个利益相关者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由此才促进了环境审计的发展和进步。既然各个利益相关者对环境的关注是环境审计的动因所在，那么环境审计的目标应该既能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个体目标即具体目标又能在达到具体目标基础上完成环境审计总体目标即最终目标。环境审计是由所有的环境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上文中提到过包括股东、管理层、社会公众等在内的利益相关者都有环境审计的需求，每一个利益相关者都要参与到企业环境的治理中，那么环境审计最终需要达到的目标是满足各个利益相关者对环境的要求，即自然环境得到充分的保护，污染降到最低，自然资源都能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个目标称之为环境审计最终目标，同时也是一个总体层面的目标，不能够解释一些单独的利益相关者的行为，所以对于每个利益相关者来讲，具体的环境审计目标又会存在差别，这种有差别的环境审计目标称之为环境审计具体目标。根据上面所述，笔者将环境审计的目标定义为二元论的目标，设计了环境审计高层次目标即最终目标，在最终目标下面又根据不同利益相关者设置了低层次目标即具体目标。

（2）从环境审计实践角度来看选择二元论环境审计目标的原因。从现阶段环境审计实践的情况来看，国内外环境审计模式一般都分为政府环境审计、内部环境审计和民间环境审计。这三种不同形式的环境审计是由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实施的，具体来看的话，政府环境审计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指的是社会公众和政府，内部环境审计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有政府、企业管理者、股东、社会公众、投资者和员工等，民间环境审计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有社会公众、企业管理者、债权人、投资者等。实施这三种不同形式的环境审计的利益相关者分别按照自己的制定的具体环境审计目标进行着环境审计活动的，同时他们又都是向着环境审计最终目标迈进的，所以根据现阶段环境审计实践的情况，把环境审计的目标定义为二元论的目标。另外，在整个环境审计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是因为不同利益相关者具体环境审计目标不一样，当其自身的环境审计具体目标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具体环境审计目标不一致就有可能会出现只考虑自身目标而危害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目标，最终导致环境审计最终目标达不成，因此在具体环境审计目标基础上设定一个最终目标有利于三种不同模式环境审计之间矛盾的调节，最终在完成各个利益相关者环境审计具体目标基础上完成环境审计最终目标，实现具体目标和最终目标的一致。

三、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环境审计目标构建

（一）环境审计中利益相关者范畴的界定 环境审计是指审计机关、内部审计机构和注册会计师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环境管理系统以及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进行监督、评价或鉴证，使之达到管理有效、控制得当，并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审计活动。由此可见环境审计最终是要促进企业环保责任的履行，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这一目标的指导下，环境审计下的利益相关者我们界定为股东、债权人、管理层、政府（包括作为征税者的政府和作为公共管理者的政府）、职工、社会公众（包括顾客）、企业供应商、分销商等。考虑到环境审计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我们将这些利益相关者分为两类，一类是核心利益相关者，也就是股东、管理层、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社会公众，剩余的利益相关者我们归结为非核心利益相关者。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把政府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公共管理者的政府，一类是作为征税者的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本身就担负着包括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应把其归到核心利益相关者的范畴，而作为征税者的政府向企业提供公共物品，主要目的是从企业分享税收利益，应把它归结为非核心利益相关者。对核心利益相关者和非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划分主要是考虑到环境审计是为了审查企业受托环境责任的履行，而对受托环境责任直接负责的是企业的股东、管理层及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委托人从广义上来讲则是社会公众，受托人是否履行受托环境责任直接影响社会公众身体健康及生活质量，因此把股东、管理层、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归为核心利益相关者，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债权人、供应商、职工、作为征税者的政府等在内的归为非核心利益相关者。

（二）环境审计最终目标：利益相关者环境利益最大化 环境审计的最终目标是适应于社会需要而产生的，不管是政府环境审计、内部环境审计还是民间环境审计，尽管具体的目标不一样，但三者都有共同的最终目标，即防止企业自然环境的恶化，不断完善企业的自然环境，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终达到人类与自然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的理想环境。在这种理想自然环境下，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环境利益达到最大化即企业的自然环境对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来说都达到了一种最优状态。达到最优状态后无论企业再进行怎样的环境治理都不可能有更好的自然环境状态出现，这种最优最好的状态称之为利益相关者环境利益最大化，一旦达到这种最优状态，那么各个相关利益相关者的环境利益也达到了最大化，因此，环境审计高层次目标即最终目标定为“利益相关者环境利益最大化”，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

（1）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环境审计最终目标的前提条件：自然环境状态最优。自然环境最优是指大气、水、土壤等各个环境要素的环境质量都达到最优。环境要素也称环境基质，指的是构成环境整体的相互独立却又性质不同、服从自然界演化规律的基本物质组分。环境质量是反应环境状况优劣的标准，具体环境状况的形成既受自然因素的影响，也受人为因素的影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人为因素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这里的人为因素比如说人类对环境的污染对环境质量会有影响，人类对资源是否能够合理利用一样也影响环境质量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然环境状态最优是一种理想状态，这种理想状态可能很难达到或者根本不可能达到，但却是环境利益相关者进行环境审计所期望达到的最终状态。

（2）环境审计最终目标的实现以各个环境利益相关者的环境利益最优为结果。环境审计一旦达到最终目标即利益相关者环境利益最大化，那么对于各个利益相关者来讲的话个体环境利益也达到最优状态，即环境利益最优既是总体的最优，同时也是个体的最优。在总体最优状态下，不管是企业的核心环境利益相关者还是非核心利益相关者，自然生态环境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最优的自然环境，企业的股东、管理层不用担心企业会因为环境污染而支付高额的环境成本，从而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不用担心因为环境问题引起的各种自然灾害和人类疾病，从而树立良好的政府环境形象，社会公众不用时刻担心每天生活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从而能够更好地工作和生活。每一个利益相关者在最优的环境状态下承担着最小的环境成本（包括物质成本和健康成本），实现了环境利益最大化。

（三）环境审计具体目标：各个利益相关者环境利益最优 具体目标指的是进行环境审计所要达到的低层次目标，尽管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最后达到的最终目标是一样的，但其具体目标是存在差别的。对于企业股东来讲，希望企业能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更多的利益，这里的成本其包括环境成本。主要包括两部分，一个是为了维护环境所发生的支出，如，购买环保设备，设立环保基金等，一个是破坏环境后为此发生的支出，如企业不遵守相关环保法规定规定被处以的罚款。同时由于社会对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尤其是社会责任里的环保责任，股东为了保持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促进企业长期健康发展，并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也需要环境审计。因此对于股东来讲，环境审计的具体目标是减小企业对环境造成的污染，降低企业经营运行中环保成本，树立企业良好的社会想象，保持企业持续健康发展。企业管理层是受股东委托对企业进行经营管理，其自身职业发展和报酬都与企业的绩效、效益息息相关。和股东一样，管理层也是非常关注环保成本，因此管理层环境审计的具体目标是降低企业环境成本，以最小的环境成本换取最大的企业效益，从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代表社会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包括为广大社会公众营造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履行相应的环境管理及环境保护责任，从而维护着社会公众的公共利益。由于环境问题具有典型的经济外部性，企业对造成的环境污染不承担或者只承担很少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会促使企业通过污染环境的手段来降低生产成本，谋求超额利润，而社会公众却要为之承担环境污染造成的后果，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社会公众只能转而向政府要求承担环境管理的责任，因此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进行环境审计的具体目标是减小环境灾害，减少人民和国家的损失，履行相应的环保受托责任，为人们营造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保持社会稳定和谐。社会公众作为广义上的环保责任的委托人，同时也是环境污染最直接的受害者，进行环境审计的具体目标是监督政府、股东、管理层受托环保责任的履行，降低环境问题的经济外部性，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作为非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债权人、职工、供应商、分销商及作为征税者的政府也各有其具体的环境审计目标，比如债权人环境审计具体目标是企业是否因为环境污染而影响企业的偿债能力，职工进行环境审计具体目标是要求有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作为征税者的政府进行环境审计具体目标是是否企业会因环境问题影响政府的税收收入等，从上面论述可以看到，企业的各个环境利益相关者的环境审计具体目标是存在差异的。但是，环境审计最终目标和具体目标并不是相互独立而是高度统一的。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具体环境审计目标不同，但最终的落脚点是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共同维护一个人类与自然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的理想环境，即环境审计的最终目标。

四、结论

一是，环境审计目标是整个环境审计理论体系的基础，是环境审计理论体系构建的起点，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环境审计目标研究为构建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环境审计模式奠定了基础，但是具体的基于利益相关者的环境审计模式的建立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完善。创建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环境审计模式的优点是能够将企业各个利益相关者保护环境积极性调动起来，最大限度发挥环境审计环境管理、保护的作用，将环境审计在全世界范围高效率开展起来。

二是，如果想更好的指导环境审计实践，需要一套体系完整的环境审计理论体系，基于利益相关者的环境审计目标的建立只是这个体系一部分，还需要考虑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其他要素，如，环境审计动因、环境审计本质等，这样才能使整个理论体系趋于完整，更好地为环境审计服务，这也是后续研究的一个方向。

参考文献：

［1］李雪、杨智慧：《对环境审计定义的再认识》，《审计研究》2004年第2期。

篇7

[关键词] Airtraq喉镜；颈椎手术；困难气道；颈椎活动受限

[中图分类号] R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6）02（b）-0104-03

Clinical study of Airtraq laryngoscope on trachea cannula in patients with limited move of cervical vertebra

SUN Bo GAO Jing BIAN Bu-rong GAO Yan-dong CHEN Yu

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Medical College in Yan′an University，Shaanxi Province，Yulin 719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Airtraq laryngoscope on trachea cannula in patients with cervical vertebrasurgery combining withdifficult airway. Methods From July 2014 to July 2015，80 patients undergone cervical vertebra surgery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evenly divided into group A （Airtraq laryngoscope） and group B （common laryngoscope） in random.After intravenous anesthetic induction，tracheal intubation via mouth was implement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Airtraq laryngoscope and common laryngoscope respectively.The values of mean arterial pressure （MAP），heart rate （HR），and bispectralindex （BIS） before induction of anesthesia，during instant intubation，and 1，2，3 min after intubation in both groups were recorded as well as glottis exposure under laryngoscope，intubation time，one-time success rate of intubation and total success rate of intubation. Results In the two groups，glottis exposure in group A was in Ⅰ classification ，while in group B，the number of classifications in Ⅰ，Ⅱ，Ⅲ and Ⅳwas 14，12，9 and 5 cases in turn.The intubation time in group A was （10.5±6.2） s，much shorter than that in group B of （75.3±4.1） s （P

[Key words]Airtraq laryngoscope；Cervical vertebra surgery；Difficult airway；Limited move of cervical vertebra

颈椎手术伴有活动受限的患者在全身麻醉气管插管时会形成困难气道，使用普通喉镜直视下行气管插管时搬动头部易造成颈椎的再次损伤，因此在麻醉前必须对患者的气道进行正确的评估，制订合适的插管方案。Airtraq喉镜是一种新型气道管理工具，它是根据口咽部解剖结构设计而成，是一种较易掌握的直观插管工具。本研究将Airtraq喉镜用于行颈椎手术并活动受限患者的气管插管中，观察其有效性和安全性。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2014年7月～2015年7月入住我院骨科择期行颈椎手术并活动受限的患者80例，ASAⅠ～Ⅱ级，其中男36例，女44例，年龄35～57岁，体重57～80 kg，随机将其分为A组和B组，每组40例，术前无高血压病史及呼吸系统疾病。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基础血压及术前气道评估分级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患者入室后建立静脉输液通道，静注东莨菪碱0.3 mg，连续监测平均动脉压（MAP）、心率（HR）、血氧饱和度（SpO2）和脑电双频谱指数（BIS），诱导给予芬太尼3 μg/kg，丙泊酚2 mg/kg，罗库溴铵1 mg/kg，待患者意识消失后，A组在Airtraq喉镜引导下、B组在普通喉镜引导下由同一有经验的麻醉医师经口行气管插管，术中以吸入七氟烷1～1.5最低肺泡有效浓度（MAC）和泵注瑞芬太尼维持麻醉。

1.3观察指标

两组喉镜下声门显露情况；两组麻醉诱导前MAP、HR和BIS基础值，气管插管即刻和插管后1、2、3 min MAP、HR、BIS值；插管时间、一次插管成功率和插管总成功率及插管时喉部按压动作等。本研究声门显露分级参照Cormack-Lehane分级。

1.4统计学分析

采用统计软件SPSS 17.0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内不同时点比较采用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验，以P

2 结果

2.1 两组喉镜下声门显露情况的统计

A组40例患者均为Ⅰ级，B组40例患者有14例为Ⅰ级，12例为Ⅱ级，9例为Ⅲ级，5例为Ⅳ级。

2.2 两组气管插管后MAP、HR及BIS的比较

两组气管插管前后MAP、HR、BIS均在正常范围内波动。A组插管即刻MAP、HR及BIS值均显著低于B组（P

表1 两组气管插管前后MAP、HR、BIS的比较（x±s）

与B组同时点比较，*P

2.3 两组气管插管操作情况的比较

A组插管时间为（10.5±6.2）s，显著短于B组的（75.3±4.1）s（P

表2 两组气管插管操作情况的比较[n（%）]

与B组比较，*P

3讨论

困难气道是临床麻醉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有研究表明[1-2]，在普通患者中喉镜插管困难的比例为l%～4.7%。颈椎手术的患者，由于其原发病和手术部位的特殊性，且大多颈椎活动受限，造成气管插管困难.因此研究这类手术患者的气道处理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本研究结果显示，颈椎手术并活动受限的患者麻醉时，在应用普通喉镜引导气管插管的40例患者中，一次插管失败的有6例（15%），其中有4例患者3次插管均失败，改纤支镜引导插管方成功。这是由于颈椎疾病患者颈部活动度受限，气管插管时头部不能充分后仰，口、咽、喉三条轴线无法重叠，声门显露不充分，导致插管困难。为了减少气管插管引起的脊髓损伤，颈椎手术插管过去经常采用清醒盲探插管法，但要求必须熟练掌握气管插管的技能，做好充分准备工作，咽喉部表面麻醉完善，此方法不仅对麻醉医师操作技能要求很高，而且成功率低，易造成患者口腔及咽部损伤。纤维支气管镜引导气管插管是困难气管插管最有效的方法，对患者损伤小，插管成功率高，降低困难气道插管的麻醉风险，但纤支镜操作准备时间长，不利于紧急情况下或者初学者使用。

近年来随着电子视频技术的飞速发展，可视化技术在气管插管领域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Airtraq喉镜是目前较为先进的可视插管工具，其镜片前端设计为90°，使其插管时无需通过背伸，也无需过分上提，既可避免损伤牙齿，又能适合多种的插管要求。国外有文献报道[3-5]，即使严重心衰无法平卧的患者也可使用Airtraq喉镜在坐位下为其成功插管。据报道[6-8]，普通喉镜显露声门时，喉镜片作用于舌根部的力量可高达5.4 kg，而Airtraq喉镜有内置可视系统，不需要用力上提喉镜就可以显露声门，明显减轻了对咽喉部的刺激，因此插管时血流动力学变化比较平稳。本研究结果显示，A组插管即刻MAP、HR及BIS值均显著低于B组，插管后1、2、3 min MAP及HR均显著低于B组，再次证实了Airtraq喉镜的使用优点，这是因为Airtraq喉镜不需要调整口、咽、喉三轴线就可看到声门，对口咽部的损伤刺激较小，这对合并心血管疾病患者是非常有利的。同时Airtraq喉镜插管无需使用导芯，避免了拔除气管导管导芯时易将导管带出的缺点，减少了对喉部及气管的损伤[9-11]。插管时，还可在直视下通过导管注射局麻药来完成喉部表面麻醉，以减少气管插管给机体带来的应激反应[12]。

Airtraq喉镜携带方便，不用组装，而且内有防雾系统，直视下视野更加清晰，极大地提高了气管插管的成功率[10]。本研究结果也提示，使用Airtraq喉镜的声门暴露情况优于普通喉镜，所有患者的均为Cormack-LehaneⅠ级，Airtraq喉镜的一次成功率及总成功率明显高于普通喉镜，插管过程中减少了喉部的按压动作，且不用搬动患者的颈部，较大程度地降低了气管插管并发症的发生率[13]。

综上所述，对颈椎活动受限的患者进行全麻气管插管时，应用Airtraq喉镜引导，声门显露充分，损伤较小，对血流动力学影响轻微，插管迅速成功率高，值得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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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1 材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组患者共23例，其中男性19例，女性4例，左侧13 例，右侧 10 例;年龄为20～50岁，平均36.5 岁，骨折时间1～20 d。致伤原因：车祸伤17 例，高处坠落伤4 例， 摔伤 2 例;分型按Ruedi和Allgower[3]分类，II型为15例，III型为8例，其中开放性损伤3例，合并腓骨损伤21 例。

1.2 手术时机与方法 手术时机：开放骨折及肢体肿胀较弱且有良好的软组织覆盖的患者行急症手术。肿胀明显，软组织损伤重者行跟骨牵引或用外固定架临时固定7～14 d后手术。手术方法：手术在持续硬膜外麻醉或者持续硬膜外麻醉加腰麻下进行。对于合并有腓骨骨折的患者，根据术前X线片决定手术顺序，如果腓骨骨折简单或粉碎不严重，则先行腓骨骨折切开复位1/3管形钢板内固定;如果腓骨呈严重粉碎骨折，则先固定胫骨远端骨折，然后再应用1/3管形钢板固定腓骨骨折。对于关节面对位良好的胫骨骨折，C型臂透视下先行骨折处手法闭合复位，复位对位、对线良好后再行内固定;对于干骺端存在压缩或关节面有塌陷的骨折，先行撬拨复位，在关节面恢复平整后用克氏针临时固定，C形臂透视证实位线良好后根据需要植骨。对于胫骨骨折的手术入路均采用内侧入路，自内踝最高点向上做纵向长4 cm切口，显露胫骨远端内侧面，沿胫骨内侧面于皮下组织及骨膜间隙潜行向上剥离，形成潜行隧道。根据胫骨远端的形态预弯接骨板后自内踝切口向近端插入，接骨板近端做长4 cm切口，显露接骨板近端部分。于远、近端各用一枚普通螺钉临时固定，C形臂透视证实骨折及接骨板的位置良好后，应用锁定螺钉导向器安置锁定螺钉，根据具体情况决定锁定螺钉数量，要求骨折远、近端各需3枚以上锁定螺钉，术后放置负压引流，关闭切口。

1.3 术后治疗 术后局部冰敷，抬高患肢，必要时应用脱水药物，麻醉清醒后即刻开始下肢肌肉舒缩锻炼及踝关节、各趾的主动屈伸活动。术后3 d开始床边活动，下肢肿胀消退后即可扶拐非负重下地活动。8周后部分负重活动，每2周复查X线片，X线示骨折完全愈合可完全恢复负重。

2 结果

23例患者获得完整随访。随访时间12～18个月，平均15.3个月，所有随访病例骨折均获愈合，骨折愈合时间8～21周，平均时间12周，未出现感染及骨不连等并发症。按照Mazur评分标准[4]：优18例，良3例，可2例，差0例，优良率为78.3%。

篇9

各区残联：

为切实做好“两会”的安全稳定工作，现就加强严重精神患者救治管控工作提出如下要求：

一、集中开展排查筛查统计登记工作。市残联将于3月5日将一、二级精神残疾人数据发送各区残联，各区残联要指导各村（社区）专职委员掌握辖区内一、二级精神残疾人的基本情况，按照“村（社区）不漏户、户不漏人”的工作要求，逐村、逐户、逐人深入细致集中开展排查筛查统计登记工作，对患有精神分裂、双向感情障碍、偏执性精神障碍、分裂情感性精神障碍等精神疾病人员进行全面摸排，做到逐人见面、逐人筛查、不留死角，切实摸清底数，并于3月6日前报送《危险等级较高、易肇事肇祸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登记表》到市残联办公室。

篇10

【关键词】 护理干预； 肿瘤患者； 化疗； 静脉炎

doi：10.14033/ki.cfmr.2016.34.054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6805（2016）34-0098-03

应用抗肿瘤药物进行化学治疗是综合治疗恶性肿瘤的主要手段之一，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常常导致化疗性静脉炎发生，引起局部血管疼痛、红肿，或静脉条索状甚至出现硬结炎性反应，是化疗过程中常见的并发症，有50%～80%的化疗患者发生不同程度的静脉炎，给患者生理、心理方面带来痛苦，同时也影响了化疗方案的顺利实施[1]。因此，探讨采用护理干预的方法对预防化疗性静脉炎的发生尤为重要[2]。本文对于肿瘤患者化疗患者实施护理干预，取得较好效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6年3月-2016年9月江苏省南通市肿瘤医院二十六区实施化疗的肿瘤患者100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56例，女44例，年龄33～75岁，平均（61.45±12.09）岁，包括：食道癌、支气管肺癌、胃肠道肿瘤、乳腺癌、肝癌、腹壁间质瘤、胰腺癌、喉癌等；所用化疗药物包括长春新碱、多西他赛、环磷酰胺、顺铂、奥沙利铂等。将100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两组，每组50例，两组患者年龄、性别、肿瘤病因构成、应用化疗药物等基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一般预防静脉炎护理，选用粗大静脉，沿静脉远端注射，每次化疗交替使用血管，避免反复穿刺，使用浅静脉留置针穿刺，化疗前后生理盐水冲管，注射化疗药物时注射部位肢体制动，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下列护理干预。

1.2.1 做好健康宣教 化疗前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重点讲解所用化疗药物对血管的刺激反应，保护血管的重要性，告知患者不要私自调节滴速，避免药物过快滴入而刺激血管内膜。并给予心理疏导，改善患者不良心理状态并积极配合化疗。

1.2.2 建立系统静脉使用计划进行静脉保护 选择血管从远到近，选择粗、直、弹性好的血管进行穿刺，避开靠近关节、肌腱的血管，避开皮肤有瘢痕、红肿、溃破或有手术伤口等部位，不在同一部位反复穿刺。化疗当天由科室高年资化疗护士对患者进行静脉评估，选择合适血管进行穿刺并妥善固定，输注化疗药物前，先让患者排空大、小便，以免化疗时排便使肢体活动造成血管内膜受损，对于恶病质患者长期用药，血管充盈差，要建议颈内静脉或者是锁骨下静脉进行穿刺、PICC导管应用。

1.2.3 引路注射及化疗后冲洗 化疗前应用生理盐水50～100 ml冲洗输液管路，结束后再用适量的生理盐水冲洗，减少化疗药物在穿刺部位血管壁堆积；在输入不同种类的化疗药物时，做好输液管路的冲洗，冲去管腔内残余的药物，避免两种化疗药物发生化学反应，从而导致损伤血管内膜。

1.2.4 正确给药 严格掌握化疗药物的使用说明，调整化疗药物的浓度及pH值；输液时化疗药物速度不宜过快、浓度不宜过高，以降低对血管的刺激；在药液配制过程中，做到现配现用，避免久置，药液发生污染，以及药物性质改变[3]。

1.2.5 定时巡视 化疗过程中加强巡视和监控，如有输液部位出现异常情况，立即停止输液，按药液外渗处理。调整化疗药物滴速，以保证液体输注畅通，在静脉化疗前及过程中应帮助患者采用舒适，并要避免肢体突然性移动[4]；室内温度较低时可在穿刺肢体下放置热水袋等以促进穿刺部位血液循环，同时要留意有无出现红肿、麻、酸、痛等。

1.2.6 严格交接班 化疗日责任护士在晨会中详细介绍需外周静脉穿刺给药患者的治疗方案、化疗药物、补液顺序，做到当日上班者人人了解，当日上班的护理人员均可能是治疗方案实施^程中的参与者。

1.2.7 出院指导及随访 患者出院前，反复告诉患者及家属一旦化疗局部皮肤出现红斑、红疹等异常要及时就医，切忌抓挠；出院当天对患者及家属进行提问，对不熟悉的内容反复宣教；出院3 d后进行有针对性的回访。

1.3 观察指标

（1）化疗性静脉炎分级标准：静脉炎Ⅰ级即患者输液部位皮肤发红，且伴或不伴疼痛。静脉炎Ⅱ级即患者输液部位有疼痛且伴皮肤发红，可有水肿。静脉炎Ⅲ级即患者输液部位有疼痛，且伴皮肤发红，可有水肿，同时有静脉呈条索状，可触及结节[5]。（2）发生静脉炎以后持续时间。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1.0统计软件分析相关数据，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字2检验，P

2 结果

观察组静脉炎发生率为6.00%（Ⅰ级2例、Ⅱ级2例、Ⅲ级0例），低于对照组的20.00%（Ⅰ级4例、Ⅱ级4例、Ⅲ级2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恶性肿瘤对于人们的生命安全有着重大的威胁，其治疗也往往会给患者的身心带来严重的创伤，目前化疗是辅助治疗恶性肿瘤的重要手段，其疗效已经得到肯定，但是也有着一定的副作用，其中最为常见的不良反应为化疗性静脉炎[6]，是静脉输注化疗药物最常见的较为严重的并发症，通常由于化疗药物对穿刺血管内膜造成严重刺激引起，临床上表现为穿刺部位及穿刺血管处有疼痛、红斑、烧灼感、肿胀等[7]，严重患者可出现血管硬化、色素沉着、血管堵塞甚至引起肢体功能障碍等，严重影响化疗的进行和患者的生活质量[8]。

本文观察组通过加强健康教育，尤其是对初次化疗患者，在做好其心理准备的同时，应当对其讲解化疗过程、注意事项等，消除陌生感所造成的恐慌、紧张，让患者与家属共同参与，提高患者的自我效能，提高患者观察静脉外渗发生的意识[9]。进行静脉输液前，先由高年资化疗护士对患者血管进行评估，选择合适的血管进行穿刺，避免了反复穿刺造成血管内膜损伤；化疗药物作为一类特殊药物，其输注有着特殊要求，除选择合适外，每次输注化疗药物前，要使用生理盐水冲管，用药过程中要密切关注穿刺处周围皮肤的变化，若患者主诉穿刺周围疼痛，并更换穿刺部位，有助于减少药物外渗的发生[10]。结果显示观察组静脉炎发生率为6.00%（Ⅰ级2例、Ⅱ级2例、Ⅲ级0例），低于对照组的20.00%（Ⅰ级4例、Ⅱ级4例、Ⅲ级2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综上所述，对肿瘤患者化疗患者实施护理干预，能够减少静脉炎、降低静脉炎程度、缩短静脉炎时间，提高护理满意度，值得临床应用[1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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