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族风俗的作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关于民族风俗的作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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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落性与渗透性是教学过程中民俗文化教育的最大特征。语文教材中的民俗文化一般包括节日、民居、服饰等，在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化中，再现了民风民俗，蕴含着为人处事的准则，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传递着人们朴实的审美观念，彰显着舍生取义的价值观。教材中的民俗文化无不渗透着民俗教育的意义和民俗文化的教育功能。实施民俗文化教育者自身素质的高低，决定着民俗文化教育实施的效果。小学语文教师要增强民俗文化意识，切实提高对民俗文化教育的认识与理解。民俗文化不仅是一个民族几千年来的生活缩影，更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现代经济的高速发展，东西方文明的激烈碰撞，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一部分人受西方思潮影响，社会责任感缺失，文明礼貌失范，这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带来了新的挑战。我国著名民俗学专家陈勤建教授曾说：我们民族文化的DNA，存在于民俗、民间文化之中。一个民族如果在文化传承过程中遗失了自身优秀文化的DNA，造成“民族记忆”的断裂，便会丧失自己民族历史的根脉，“这个民族很可能就会逐渐演化为无民族文化之根的民族”。因此，语文教师必须从思想深处认识到民俗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增强自己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发挥民俗教育的特殊功能。在语文教学中，通过语文知识的传授，让学生在获得知识的同时，感受到民俗文化的魅力，受到民俗文化教育的熏陶，在潜移默化中传承民族文化。

二、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渗透民俗文化教育

1.灵活把握教学内容，分清主次。在小学语文教材中，民俗文化的存在具有零散性，而且不是小学语文教学中的重点内容。教师在处理教材时，在考虑每堂课的主要教学内容的同时，应该兼顾文本中有关民俗文化方面的教学内容，灵活掌握教学内容。如《刷子李》一文教学的重点是让学生感受人物形象，体会作者抓住细节描写人物的方法。“感受人物形象”、“体会抓住细节描写人物的方法”，均需通过对文本语言的品析方可获得。《刷子李》语言朴素，使用天津方言的用词和表达方式，具有浓郁的“天津”单口相声的风味，冯冀才在塑造刷子李这一人物形象时，充分利用“天津味”的语言来显现人物的形象与技艺的高超。灵活把握教学内容，分清主次的关键，是要寻找到教学主要内容与民俗文化结合点，这需要教师对有关民俗文化的内容进行筛选、组合、归类，并非涉及到民俗文化的内容都要讲解，应根据课文实际内容，参照课堂教学任务，对教材内容做出合理安排，把握全局，恰到好处地渗透民俗文化教育。

2.抓住时机讲解民俗知识，切身感受民俗文化。中国的节日大多都有来历，遇上民俗节日的日子，教师要有意识地安排民俗知识讲解的时间。这样不仅抓住了进行民俗文化教育的良好时机，也调动了学生的学习情绪；教师还可以根据节日和学生开设民俗活动，如举办民俗主题班会课、民俗欣赏课等。节日习俗非常贴近生活，可组织学生参与一些节庆活动事项，使学生在探究学习的过程中获得更多更深的民俗认识。学生在亲手制作的过程中，既享受到了无穷的乐趣，又充分体会到了人民的勤劳和聪明智慧，切身感受到了百姓执着追求平安和谐、幸福美满生活的深厚情感。尽管这些制作工艺有难度，但学生的学习热情很高，乐于相互切磋手艺。

3.作文教学中，书写民俗。在小学语文的三套版本教材中，都有一两次习作课是关于书写民俗的，教师要充分利用这一资源，向学生展示多彩的民俗。在作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关注民俗，抒写民俗。如在上《说说端午节》这一习作时，可先通过讲故事、猜谜语、看图片等手段来激趣导入话题。也可让学生说见闻、讲风俗、谈过节感受等手段，激趣，引发想写动机。然后阅读课文素材，自选资料构思起草。本课没有“例文”，可以准备“下水文”，读议后把握基本写法：如何筛选需要的资料，怎样做到有重点，有条理地介绍；让学生在合作探究中说写法，议写法，明写法，接着让学生仿照，或是模仿，对照、修改、加工。最后，反馈、评价，鼓励那些灵活模仿有创意、内容条理清楚、文从字顺的习作。这样既有效地完成了本次教学目标，又能帮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端午民俗。

三、在课外教学中延伸民俗文化教育

课外教学主要是在延伸性阅读中开阔视野，丰富学生的民俗文化知识，“延伸性阅读是指在教材文本研读基础上的迁移，学生通过学习掌握汉语的字、词、语法等基础知识，获得了一定的理解、把握文本的能力，然后把这些作为未来进一步学习的基础和手段，就文本涉及的作品或相关的知识等进行更广泛、更全面的阅读。”①《红楼梦》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风俗画卷”和“风俗宝鉴”，其中包含的民俗文化内容包括游戏、酒茶、婚俗、丧葬、节庆、戏剧、建筑与园林等，内容之丰富堪称社会百科全书。学习完《“凤辣子”初见林黛玉》，可鼓励学生从民俗文化的角度去阅读《红楼梦》，这不仅有助于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更有助于学生加深对课文人物及表达内容的理解。在汉文化中，九是阳数，农历九月初九，两九相生，日月并阳，故而叫重阳。每逢此日，民间有登高的风俗，又称“登高节”，是我国四大祭祖节日之一。主要有插茱萸、赏菊、吃重阳糕、登高等活动。如今，我国把每年的九月九日定为老人节，重阳节又成为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老年人的节日。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历来被称为是吟唱重阳节最脍炙人口的诗章。学完此诗后，可让学生课后收集与重阳节有关的诗句或文章，也可参加登高望远活动，既加深学生对重阳节的印象，又受到尊老、爱老传统美德的熏陶。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下，使学生感悟到优秀传统文化世代相传、生生不息的魅力所在。此外，学校还可适当布置一些关于民俗的课外作业，让学生走出课堂，走到民间，收集、调查民风民俗，把调查到的结果用学生能接受的方式展现出来，在实践活动中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培养学生的民俗意识和探究式学习精神，从而提高他们的语文能力。

四、开发校本课程，开设民俗选修课

“校本课程是相对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提出来的。它是课程管理行政主体变化的一种表现，是课程管理权力的一次再分配。”②它是以某所学校为基地而开发的课程，学校和教师是课程开发和决策的主体。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建立民俗校本课程意义重大。小学语文课包罗万象，涉及知识多，根据小学生心理的特点，所能掌握的知识也是有限的，这就决定了语文教材不能花太多篇幅来宣传民俗文化，所以各个小学应根据地方特点，开发有关民俗校本课程，开设民俗选修课。在教师方面，校本课程民俗选修课的开发与开设，可不断拓宽教师的知识面，加深教师对民族文化、文化认同等的理解，增强教师的研究意识和研究能力，有利于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在学生方面，可让学生在民俗选修课的学习与实践中，拓宽民俗文化知识，更深切地体悟民俗文化的魅力，感悟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原因，使其产生对民族文化的崇敬之情，从而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促进学生个体全面和谐地发展；在学校方面，立足于当地资源的校本课程民俗选修课的开发与开设，有助于改变“千校一面”、“千人一面”的校本课程建设模式，促进学校之间、学校与社会团体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形成学校的办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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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采风;实践教学;民间音乐;传承

采风,在我国古代主要是指采集民歌,也包括民谣、谚语等。采风活动可以追溯至三千年前的周代,中国最早的诗集《诗经》,就是一部采风得来的民歌总集。隋•王通《中说•问易》曰:“诸侯不贡诗,天子不采风,乐官不达雅,国史不明变,呜呼,斯则久矣,《诗》可以不续乎!”可见我国的采风活动起源之早,历史之悠久。这种传统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延续中一直中断没有。“五四”后,“采风”的含义扩大了,它泛指采集一切民间的神话、传说、歌谣、故事、谚语、小戏、说唱、谜语等口头创作和风俗。到了现代,其他民间文学艺术种类的现场采访也都称之为采风。

多年来,我国高校音乐专业为了开阔学生艺术视野,增加学生民间音乐文化的积蕴,普遍在实践教育课程中开设了田野采风内容。学生走出校门,深入到考察对象锁处的生活环境中去,了解特定区域民族的原始自然的生活状态,考察、学习和感受民族民间音乐,丰富自己的民族文化底蕴,增加社会生活体验,田野采风已成为高校音乐人才培养必不可少的艺术实践教育内容。

一、田野采风的实践教学性质

实践教学课程是高校音乐专业课程体系的重要部分,是培养学生全面的知识结构与实践能力不可缺少的方面。田野采风作为专业实践教学中的一个内容,它的教学目的主要是让学生零距离地接触民间音乐,在了解、学习和收集民族民间音乐的过程中,感触、体验和认识其中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我国民族众多,历史悠久,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孕育和形成了多姿多彩、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有在人类衍育、发展过程中与生来的情感文化,有在生产与劳动过程中产生的劳作文化,有在社会融合与民间交往中形成的社交文化,也有对自然现象与各种灾难迷惑不解而产生的宗教文化。音乐作为人类社会一种最普遍的文化形式,紧紧地依附和融合在这些社会民俗文化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成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这些根植于民间、积淀于历史中的珍贵民族文化财富,既保留了朴实而单纯的原始人文因素,又体现着凝重而精深的民族历史沉淀,它反映了当地民众独特的生活情趣、审美观点与精神品质,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历史信息。高校音乐专业的学生,在校期间系统地学习了现代音乐理论体系,掌握了音乐学科基础知识与专业技能,田野采风组织学生深入民间基层生活,通过接触色彩斑斓的民间音乐事象,体验原生态的民间音乐活动,领略散发着泥土芳香的民间音乐文化特质,感受承载着源远流长的民间音乐的原生环境,对学生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专业学习与社会实践机会。学生在感受原生态民族民间音乐的同时,提高了民族文化修养,激发了艺术创作灵感。在采风中所收获的考察成果,必将成为学生进行艺术创作及开展科研的重要素材与题材。田野采风是高校音乐专业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教学环节,是学生完整的专业知识结构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其收获也将是一笔有益学生终身的精神财富。从某种意义来看,田野采风活动对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感情,甚至对他们艺术观念及民族文化认同思想的形成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田野采风活动的实施

我国疆域辽阔,各民族的语言、风俗、习惯、信仰各有不同,其文化形态的存在与发展千差万别。一方面大多数民间音乐存在于各种社会生活与约定俗成的节庆活动中,具有很广泛的群众性与广场文化特征;另一方面在传播的方式上多数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特别是一些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随着历史的推移与社会环境的变化,不少稀有乐种已经后继乏人,甚至濒临失传,其对采访进行有一定难度。因此,田野采风应首先对采风选题进行前期调研,制订周密的考察计划,让学生了解采风活动的目标、内容、作用和基本要求,通过对学生进行相关知识的培训,使学生提高田野采风的调查采访能力、拍摄记录能力、信息收集能力。只有坚持执着的求索精神、细致的工作态度,作好必要的物质准备,才能持有较好地完成采风任务。

(一)田野采风考察内容的选题

田野采风的目的,就是客观深入地考察、体验、了解和学习民间音乐文化。那么,在采风中考察什么内容,是必须明确的首要问题。田野采风一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民间音乐文化现象考察

民间艺术是民族的母体文化,是民间围绕着人类生存与发展主题产生的精神文明,是地方民族文化与审美意识得以传承的物质载体。人类远古时期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求生,在与凶猛野兽的抗争中形成了强烈的群体意识,从原始部落狩猎捕获的狂欢到现代社会各种民俗活动的喧闹,无不体现了群娱群乐的广场文化特征。民间音乐文化现象主要是指在各种民间活动中,与音声有着直接联系的形式和内容。如民俗节庆活动中的歌会、歌节、歌圩以及各种民间艺术活动;各种民间宗族、家族仪式中的音声;各种寺庙、道观及民间宗教活动中的音声;各种农事,务工活动中的音声等。采风可从这些民间音乐文化现象的表现形式、进行程式,产生渊源、历史衍变、文化内涵、流传区域及传承方式等方面进行。

2.民间音乐文化形态考察

我国民间音乐艺术种类繁多,古往今来与人民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体现了民族的传统,民族的文化,民族的审美,民族的风情。民间音乐文化形态就是指民间音乐艺术的类型,有演唱类、演奏类、舞态类、曲艺类以及综合艺术等种类。在演唱类民间音乐形态的考察中,主要了解其歌种特征及产生渊源,演唱形式及声部组合,旋律特点及曲式结构,演唱方法及传承方式,流传曲调及各种谱本等;在演奏类音乐形态考察中,主要了解其乐器种类及相关文化,乐器构造及演奏技巧,乐器产生或传入年代,乐种类型及组合形式、传统曲牌及流传曲谱等;其他艺术种类则是重点考察其民族文化内涵与民间音乐表现方面的艺术特征。

3.民间音乐文化载体考察

千百年来,由劳动人民创造的民间音乐,以绵绵不断的生命力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延续至今。承载着这些丰富的民间音乐文化的载体,主要是各种民间音乐事象中的群体与个人,包括民歌演唱群体与歌手,民间音乐演奏乐社与乐手,民间歌舞表演群体与艺人,以及其他民间艺术种类表演群体与个人。田野采风应重点了解地方各种民间音乐表演组织的创办时间和背景,主要成员与活动方式,组织结构与活动内容,班社的艺术风格与表现特色,技艺特点与传承方式,收藏实物及音乐资料。民间艺人的采访主要了解其从艺历史及师承授徒情况,掌握技艺的门类及技艺特长,个人表演风格及艺术成就,主要历史贡献及社会影响,艺术生涯代表作及保留曲目,收藏传谱及艺术器具,重要演出与获奖情况等。

(二)田野采风的采访方式

强烈执着的求知欲望,敏锐科学的观察能力,细致认真的工作作风,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是田野采风的行为要求。只有不辞辛苦、不畏艰难深入采风地,真诚地以传统为师,进行认真细致的实地考察,才能获得真实、生动的第一手考察资料,达到采风活动的目标。

我敫髅褡宥嘧硕嗖实慕谇旎疃往往带有强烈的人文因素与浓厚的文化色彩,而最具民族与地域特色的民间音乐就生成在这些民俗活动之中。集体考察是采风活动最常用的方式,它能充分利用地方文化资源,既节约经费又能获得最好的考察效果。学生身临其境,零距离地体验民俗活动的感人场面,感受乡土音乐艺术的无穷魅力,更能体会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激发学生热爱民族文化的情感,激励他们努力探索民间音乐的热情。

面对五彩缤纷的民间音乐文化,考察者的关注视线与兴趣是不一样的,要满足采风者的不同要求,小组采风是比较灵活的一种方式。可在总考察项目中分出若干子考察项目,进行分组并成立相应的组合机构,拟出子考察项目的采访内容与采访计划,达到深入探究、各得其所的采访目的,共同完成采风考察任务。

三、田野采风成果的整理与展示

经过田野采风,学生对民间音乐的了解与感受,对采访对象资料的采集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收获。要很好地整理与总结采风成果,以便今后的学习与研究使用,这是采风活动重要的后续工作,也是高校音乐专业艺术实践课程教学成果的体现。

(一)采风资料的梳理与建档

采风资料的梳理与建档要经过整理资料和处理资料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工作主要是整理采风现场采集的各种原始资料与档案;后一阶段将这些资料进行技术性处理,以便整理成终端性的档案材料。

民间音乐文化的文字资料是采风成果整理、建档的基础,包括采风中收集的原始材料及采访笔录资料。要按照民间音乐类型分门别类进行建档,并按乐种事件产生的年代、历史记载、社会背景、传承方式、发展现状进行整理和造册登记。对尚欠缺部分记录在案,以便日后再行补足。

民间音乐乐谱的收集是田野采风的重要内容,包括民间保存的乐谱手抄本、复印件和拍照图片。可根据乐种分经典曲目、一般曲目、失传曲目来整理,收集表格填写内容有乐种类别、记谱种类、演奏要求、采集地、流传区域、传谱人、抄本年代、收集人及收集时间等。在整理中尽可能将乐谱中的速度标记及各种演奏技巧符号重新订正并标注准确。为保证收集资料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可使用音高测定器或电脑记谱软件进行测定和重新记谱。

田野采风中拍录的图片和音像也是珍贵的收藏资料,它客观地记录了采风的实况,特别对一些老艺人或濒临失传乐种的录音录像尤为重要。要注意整理音像资料的技术性问题,尽可能让这些珍贵的资料能够长期保存。可存放教学单位的资料室或电子阅览室,让更多的师生得以资源共享。如能长期持之以恒,势必成为学校甚至地方不可多得的地方民间音乐文化之库。

实物也是采风活动材料收集的内容,在民间音乐文化活动中使用的乐器、道具等都是采风实物采集的重要物品。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乐种与其特有的乐器是分不开的,尽可能通过各种渠道把乡土乐器原件收集上来,以供日后研究使用。如收集确有困难,也可详细了解其乐器构造、制作材料、制作方法,以便仿制。对采集的乐器、道具、服饰等实物应进行消毒、除霉、保洁,使之能长期保存。

(二)撰写民间音乐文化考察报告

认真做好考察总结是田野采风后续工作的重要任务。采风结束后,应按照采风计划上的具体内容,在认真整理采风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的考察总结,其中包括总考察项目及子考察项目的总结。对民间音乐文化个案的考察分析,应从其民间音乐形态的历史与现状、传承与流变、挖掘与保护、发展与利用等方面的情况撰写考察报告,事件要求真实,数据要求准。对民间艺人个人调查可从其从艺生涯与艺术成就,社会影响与历史贡献进行专题考察报告。学生也可对采风活动的体会与收获进行总结,作为个人参加采风教学实践活动评价的依据。

(三)举行采风成果汇报展演

田野采风收集的资料经过整理后,以汇报展出的形式向广大师生展示,是一种很好的总结方式,一方面让参与者重新回顾采风活动过程,加固学生在采风中引发的民间音乐感受与情感;另一方面能扩大采风活动及收获的宣传,让更多的人共享采风成果。将拍摄的各种采风照片整理编辑后,加以简要的文字说明,出版采风活动宣传版报;将采风中采集的民歌、民间舞蹈、民间器乐、民间曲艺等民间艺术,经过重新编排,以舞台表演的形式原生态地展示,使采风者通过自己的表演加固对民间音乐文化的感受,也让更多未能参与采风的师生分享民间艺术的无穷魅力。

四、田野采风的后续研究

(一)积极围绕采风题材开展科研活动

经过田野采风,许多关于民间音乐的问题必然会引起学生们的关注,其中一些具有探究价值的题材也会让他们萌发研究兴趣,因此,要引导学生田野采风结束后积极开展科研工作。音乐论文是音乐学术研究的主要载体,是传递和储存信息,传播与普及音乐研究成果,进行学术和技术交流的流通形式。学生的专业理论与学术水平的提高,是通过论文的写作得以实现的。在田野采风活动中,学生零距离地接触民族民间文化,无论是民间音乐的表现艺术或文化内涵都在感动着他们,不少历史悠久、深藏民间的地方音乐需要人们去挖掘,去研究,因此,选择采风活动中引发的研究问题,是高校音乐专业学生进行论文写作很有价值的题材。

(二)充分利用收集素材进行艺术创作

挖掘学生艺术潜质,启迪学生创新思维,培养学生的艺术创造能力,是高校音乐人才素质培养的重要内容。浩如烟海的民族民间音乐是我们进行艺术创作构思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采风活动结束后,学生把富有民族特色的民间音乐带进专业课堂教学,将采风活动中采集的民间音乐素材充分应用到歌曲写作课程的实践中去,将会拓宽学生艺术创作的题材,激活了学生创新思维的灵感,使他们的音乐作品更加生动,更加富有民族气息,更加具有艺术感染力。

我国许多民间艺术形式本来就是歌与舞联系在一起的,在歌中舞,在舞中歌是不少民族民间艺术的特点。经过田野采风,琳琅满目的民族舞蹈艺术还给学生的舞蹈学习与创作带来了新的动力。其鲜明的舞蹈特色、丰富的舞蹈语汇为专业舞蹈形体教学带来了艺术借鉴,也为师生的舞蹈创编带来了创作的启迪与题材的拓展。

结语

田野采风是高校音乐专业学生四年大学生活中为数不多的走出校门、亲近大自然、触摸民间音乐文化的实践活动。它在拓展学生艺术视野、转变学生文化观念、树立弘扬民族音乐文化的信念、加固对民族母体文化的认同、增强自身艺术素质与民族文化素质底蕴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田野采风给他们的大学生涯留下难忘的印象,使他们带着被唤起的全新信念走向未来的人生。田野采风活动也给高校实践教育注入新的活力,给音乐专业的学科建设与课堂教学带来新的动力,从而促进高校人才培养朝着学科专业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袁静芳. 乐种学〔M〕.华乐出版社,1999年出版.

〔2〕廖群. 周代“采风”说的文物新证〔J〕.民俗研究,2002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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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在旧片重映的短暂热潮过后，一方面中国电影市场开始急剧滑坡，民族电影产业面临生存危机，另一方面中国电影文化形态在西方现代电影的参照视野下不断变革，致使民族电影的文化身份也面临潜在的危机。围绕这双重危机，中国电影民族化的声音不断高涨，并曾形成两次相对集中的辩论高峰。第一次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80年代中期达到，到80年代末近于尾声。第二次集中在2001年前后，在中国加入WTO时最为激烈，以后慢慢沉寂下来。前后两次论争的主体和历史背景都发生了变化，争论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站在中国电影新百年的起点，重读过去的论争，厘清争论的本质以及其现实意义，对于中国电影未来的发展不无裨益。

从现代化背景到全球化语境

中国电影的民族化问题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次座谈会，1980年《文艺报》第7期发表了有关此次座谈会的报道《关于电影民族化问题的讨论》。陈荒煤也在一次电影导演会议上指出，中国的电影“应该符合中国人民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心理状态”（注：陈荒煤：《电影导演会议上的讲话》，《电影艺术参考资料》1980年第10期。）。此后，李少白、罗艺军、韦菁等人纷纷发表文章积极倡导中国电影建构民族特色。李少白认为，民族化所追求的实质内容是“使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注：李少白：《电影民族化琐议》，《电影文化》1981年第1期。）。罗艺军则分析了中国美学写意抒情的言志传统与西方美学中写实状物的模仿传统之间的差异，指出了含蓄虚化的传统审美心理与电影照相写实本性的矛盾及其调和的可能性。

加强电影民族性的声音实际上是经历了的文化虚无主义、文化的大断裂后，一种全民族的历史寻根意识在电影领域中的反映，属于历史修复活动。当时，政治的转型引起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变化，那种从上到下一个腔调的阶级文化气氛慢慢冰释瓦解，一个宽松的文化环境正在形成。拨乱反正后，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以家国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空前高涨，“五四”启蒙运动的理想主义精神再度点燃，精英知识分子修复民族历史文化的愿望势不可遏。

但是，这种历史文化的修复整理工作遭遇了来自另一个文化视角的反对声音，以钟惦棐、邵牧君、杨延晋等人为代表。钟惦棐认为电影的技巧与表现手法，任何民族都可以借鉴运用，“形象化的艺术只要是真实地描写生活，就必然是我们民族自己的东西，既为我们自己所喜爱，亦为别的国家所赏识”（注：钟惦棐：《电影形式和电影民族形式》，《电影文化》1981年第1期。），因此没有必要提倡“民族化”。邵牧君认为，“民族化”是一个针对外来文化的口号，在“电影民族化”口号的背后潜藏着一个要求，即把对传统的依附程度作为衡量理论的价值标准，这是与当时现代化的要求背道而驰的。

提倡民族化与否的争论实际上是历史文化的修复传承与经济文化领域卷起的现代化浪潮所产生的激烈冲突。一方面，西方的各种思想和电影理论进入中国学人的视野，人们惊异地发现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美仑美奂的电影和影像表达方式，于是电影美学观念、电影叙事、电影语言的现代化呼声强烈。另一方面，将西方现代电影语言内化为民族风格，使它符合民族传统文化审美原则的要求应运而生。于是，在迅速现代化与复兴传统文化的两种矛盾呼声中爆发了这次热烈而持久的争论。发现历史与发现西方的两种潮流在新的历史时期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寻根文化心态与引进西方异质文化心态矛盾冲突。双方从不同方面提醒、启发着创作者在美学风格上的探索与创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电影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从电影美学风格上呼吁民族性的声音逐渐被如何发展民族电影产业的思考所取代。

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前后，面对全球化语境，对于入世后民族电影身份丧失的恐惧感与日俱增，一种顽强的民族电影生存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凸现。《电影艺术》、《当代电影》、《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等杂志再一次纷纷发表关于电影民族性的讨论文章。彭吉象、黄式宪、陈旭光、贾磊磊、颜纯钧等人都先后参与这一议题的讨论。张凤铸、黄式宪、胡智锋甚至邀集了国内外一批知名学者，主编成《全球化与中国影视的命运》一书，来专门讨论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影视的出路问题，形成有关中国电影民族性的第二次讨论高峰。彭吉象号召人们用最现代的影视艺术语言来体现最传统的中国文化，认为“从根本上讲，影视艺术的民族性就是如何在影视作品中体现民族文化的问题。”（注：张凤铸等：《全球化与中国影视的命运》，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黄式宪从文化的主体性与“他性”的视角探讨了华语电影的生存困境，分析了李安、吴宇森、周润发等人作为好莱坞手中“东方牌”的实质及其好莱坞化后主体性的失落。陈旭光则以王家卫电影为例，指出将传统美学精神的写意性进行现代转换的可能。这些观点都旨在以“民族性”来作为对抗“全球化”的生存策略以及作为民族电影身份建构的途径。

从“民族化”到“民族性”

纵观前后两次有关中国电影民族性的研讨，我们可以发现其话语生成环境及对于中国电影业的意义有着微妙的区别。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有关中国电影民族性的探讨其实质是传统性与现代性之争，是文化的复兴与创新之争，那么世纪之交以来形成的第二次有关中国电影民族性的研究其实质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问题，是本土电影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未来走向问题。

在第一次讨论中作为中心话语存在的是“民族化”而非“民族性”，这一口号下遮蔽着一个概念，那就是“爱国主义”。它使反对者往往陷于“是否爱国”的政治标签之下。因此，中“扣大帽子”、以政治激情代替艺术规律研究的习惯性思维在这次讨论中有所延伸。强烈的感彩、过分悲壮的意味易使民族文化打上敏感的、内向的、容易受伤的特性，对外来的东西采取自我保护甚至自我封闭的敌视态度。其次，“民族化”天然地潜伏着“排他性”，往往给人以误导，它的矛头直接指向异域电影，很容易造成盲目排斥其他民族所探索出的艺术规律，与当时电影语言现代化的潮流背道而驰。而这种缺憾正好为反对者所捕捉，由此反对者的声音颇高，与赞成者形成僵持局面，这种多元的视角直接影响到电影创作领域。

在复兴与创新争论中兼容并蓄的多文化糅合趋势在创作领域中，表现为多样化追求：这一时期有《小街》、《牧马人》、《天云山传奇》、《芙蓉镇》这样的历史反思片，《巴山夜雨》、《城南旧事》一类的散文诗电影，以及《黄土地》、《一个和八个》、《盗马贼》等带有先锋实验性质的作品，同时在武侠片、历史片、风光爱情片、戏曲片等众多题材类型上也都有所探索，推出了《神鞭》、《武林志》、《垂帘听政》、《》、《庐山恋》、《白蛇传》等优秀作品。这些作品都从不同层面对电影的民族风格进行了探索。理论与创作在此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

而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中国民族电影产业与文化身份的危机再次突显，讨论的中心话语从“民族化”转变为“民族性”。面对汹涌澎湃的全球化势头，没有人来得及仔细思考这一概念与电影的关系，就直接从“文学的民族性”、“艺术的民族性”等术语中套用出了“电影的民族性”的说法，以期挽救民族电影的颓势，号召国人群策群力在好莱坞的大机器链条上找出民族电影工业的立足之道，使其不致淹没于全球化的浪潮中。

“民族性”的提法弥补了“民族化”提法的不足。它使问题撇开了情感的束缚而进入规范的学术探讨。然而却陷于另一种误区：学者们提到“民族性”的时候，仅仅将它与传统雅文化相连，与风骨、韵味、意境、言在意外等语词相连，却忽略了民族传统中最有生命力的部分——潜藏在宋元话本、明清小说中方兴未艾的市民文化与市井审美趣味。事实上，中国的娱乐文化有士大夫型、风流才子型、市井小人物型等多种旨趣，分别代表了不同社会阶层人们的喜好。精英士大夫型，是传统文化中的精神与脊梁，与高尚的情操、家国的理想、天地的精神、生命的境界、高雅的情趣相连，它的功能是维护理法的社会。风流才子型，是传统文化中的才情与血气，与浪漫靡丽的生活情调、洒脱的人生状态、自足其性的悟道精神相连，其功能是使生活雅趣化，通情达性，设置一个自适性情的自由天地以安顿生命。市井小人物型，是民族传统中生机勃勃的部分，它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主要承担道德教化与情感宣泄功能。它所关涉的饮食起居、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因果报应等现象与电影的娱乐天性不谋而合。

更不幸的是，第二次讨论已将电影的民族性作为理所当然的前提，不再就是否要民族化进行讨论，在创作论上形成一边倒的倾向，同时没有对电影的创作实践提供可操作性的指导，被创作界视为“坐而论道”。因此，这次讨论主要局限在学者圈里，表现为学者们一致声讨全球化对民族电影身份的威胁，其影响仅仅局限在电影批评领域。此，两次有关中国电影民族性问题的研讨就有了不同的命运与归宿。前一次讨论是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积极主动的文化身份建构活动，后来演化为民族文化的大讨论，许多著名文化学者如李泽厚、庞朴、陈鼓应、朱狄等都参与到电影民族化的讨论中来。它使国人清楚了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既造成了对民族文化的肯定，又吸收了西方现代文化的成果。后一次讨论则是受强势文化传播刺激而被动生成的身份危机感，这种过度的“全球化恐慌症”使后殖民主义理论有了蔓延扩张的危险。学者们在用后殖民主义理论成功地解释了第五代“伪民俗电影”以后，又用它来套用新生代的电影，认为第六代作品在西方屡屡得奖的主要原因不是影片本身的艺术价值，而是再次制造了不同于第五代的另一种“东方奇观”。于是，这一次有关中国电影民族性道路的探讨就成了后殖民主义理论在哲学、文学、影视美学、传播学等领域的大获全胜，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种只批判不建构的活动不仅没能将全球化浪潮下的身份危机感转变为身份建构活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对新生代导演关注国人真实生存状态的积极性有所扼杀。

好莱坞符码与本土言说

无论提“民族化”还是“民族性”，最终都指向民族电影产业的生存策略与电影的民族文化身份建构问题。因此，我们首先应分析两个最基本的概念：肩负着产业与文化双重使命的民族电影与携带着文化内容的好莱坞流行符码。

民族电影的文化身份包括民族电影的言说主体、言说内容、言说方式及言说时的文化心态，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而目前人们谈论民族电影时，衡量标准仅仅只有创作主体这一个维度。从这种意义上看，人们所争论的“民族性”实际上是一个外在于民族电影的概念。有许多民族电影貌似民族，而实则比好莱坞更好莱坞，更不像东方电影。只不过拍摄主体是本民族人而已，所讲述的故事以及讲故事的手法却与民族生活内容相去甚远。而一些好莱坞的东方电影，则更像是出自东方人之手。

民族主义论者有意将文化具体化，使人们在论及自己的文化时就好像它们是固定不变的，而且还是特殊的、卓越的。甚至可以这样说，民族主义者为了减轻“全球化恐惧症”，在设法利用过去，要回到“祖先的传统”中去，甚或发明了这些“传统”。俄罗斯电影工作者就曾经发誓要忠于传统价值和理想，现在看来，这只不过是一种补偿性的心理治疗的自我慰藉，他们忘却了历史纬度是单向的这一基本的事实，他们是在虚构、制造一种不同于现代社会的“历史传统”。

民族化与全球化争论的实际内容是文化的多质性与单质性的问题。全球化也并不一定意味着同质化，我们也可以逆向使用全球化这一概念，使众多民族文化从边缘走向中心，加强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全球化对文化和电影业的影响并不仅仅在于各国文化和电影的“趋同化”，它同样可以使之朝多样化的方向发展。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全球化的机遇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化和电影推向世界，典型如接受好莱坞注资的香港电影所表现的东方传统武侠电影，便是高流动性多元文化景观中文化逆向运动的一个实例。

同时，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它必须服从经济开放的规则，我们不能从根本上抵抗人类交流日益密切的历史趋势。如果把电影地域化，假想出一种固定不变的“民族性”，它就成了一种手段，即通过电影，可以对内自我表现，对外展示自己，由此产生一种孤芳自赏的、内省的、自我满足的民族电影观。

另一方面，好莱坞符码所携带的文化信息并非单纯的美国主义，这需要对好莱坞文化特质进行解析。笔者认为建构电影民族风格的提法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好莱坞的偏见基础之上，它把好莱坞电影变成了一个单质文化的产物。事实上，好莱坞的叫座力是通过满足欣赏趣味的差异性构成的。就像中国的盛唐文化，它在包容了多样性文化的基础上构成了繁荣灿烂的盛唐气象，好莱坞并没有将大众团结在某一种统一的特质周围。好莱坞叫座力中的美国主义特性在瓦解，而叫座力构成上的多样性却在成倍增长，它扩展和丰富了观众、电影和市场的多样性。好莱坞电影也不是纯粹的美国人制作的，它不停地汇聚着世界各地的电影人才，他们来自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香港、日本、印度、东南亚等地，是世界各国优秀电影人的智慧之果，只不过这些果实的物化部分为美国的财阀窃取，但从文化层面看，它不可避免地与世界各地的民族风情相关，拒绝好莱坞就等于拒绝与异质文化的交流。就某一具体民族文化中的本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部分而言，可以说好莱坞扩大了观众可以得到的文化享受，好莱坞成了“我们的”，好莱坞的国际流行符码被观众成功地消解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即变成了“我们的好莱坞”。

篇4

【关键词】经济区／综合性／经济中心

【正文】

一、历史经济区域概念的产生

经济区是由多种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土壤、气候、资源的相对一致性和与之相协调的人文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科学技术）所决定，以劳动地域分工为基础，各具产业特色的地理区域。经济区域与经济区域之间商品流通是经济区域形成的必要条件。我国国土辽阔，各地区之间自然条件有很大的差异，由此而导致经济和人文现象的差异同样是十分明显的。根据我国的自然条件（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可以划分为东部季风气候区、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区、青藏高原高寒区三大自然区，这三大自然区决定了我国经济区格局的基本框架。同时这三大自然区内部也同样存在自然和人文环境要素的差异，在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不同社会产业的地域分工，这种产业分工和差异便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区。

在我国古代社会的早期，由于经济开发不足，生产力低下，区域间产业分工不明确，商品经济还处于萌芽状态，区域间商品市场体系没有形成，经济区的边界是模糊的、不明确的。大致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金属工具的用于生产，农业、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各地根据本地的自然条件所生产的具有本地特色产品的产业兴起，除了满足本地区需要外，可以将多余的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并从中获利，于是形成一定规模商品交换和贸易，产业的区域分工初步形成，开始出现经济区的雏形。正如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所指出：“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陆地、山区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气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矿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条件的特点不同，又有了劳动工具的天然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间的职业划分，我们一般应在这些部落相互进行的交换中发现产品向商品的最初转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页。）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产业区域分工已经客观存在，经济区域的概念在当时人们观念里也有所反映。例如《尚书·禹贡》中以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贡献以及交通道路划分的九州，不仅是一种综合的地理区划，实际上也是经济地理区划；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第一次将汉朝全境分为山东、山西、龙门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产业区，汉成帝时刘向的《域分》、朱赣的《风俗》，《隋书·地理志》各州后序，《宋史·地理志》各路后序，虽然都是以“物产风俗”划分的人文风俗区，实际上也是经济地域差异引起的人文地域差异的反映。因此可以说我国古代经济的地域差异在人们的观念里已经存在了。唐宋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间产业分工明显，商品贸易频繁，经济区域的特征更为显著，这在区域差异比较大的南方地区更为突出。南朝以来以至唐宋延及明清时期的所谓“三吴”、“江南”、“两浙”、“荆湖”等等已不仅是政区名称，更贴切的是经济区域的名称。明人王士性《广志绎》根据浙江省内不同自然、经济条件分为若干亚区，其云：“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蚕，是每年两有秋也”；“台、温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产之地，稻麦菽粟尚有余饶。宁波齿繁，常取足于台，闽福齿繁，常取给于温，皆以风漂过海，故台、温闭籴，则宁、福二地遂告急矣。”这就是说，在浙江省内还分为若干经济亚区，各经济亚区间的商品交换已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为。明清时代大体上各省自成一大经济区，而省内又按自然条件分为若干亚区，这种亚区又可能跨省而成，如所谓“江南”即指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而言，虽然对“江南”范围的界定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认为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太八府一州为江南经济区（注：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有人认为应该是苏、松、常、杭、嘉、湖。（注：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不论怎样，“江南”一地作为一经济区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产业差异更为明显，经济区的存在更为明确，经济区的等级、层次更为繁复。对此进行研究，是我们全面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文化的区域差异和区域整合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二、历史经济区域形成的历史和地理条件

在我国人类社会早期，地域、部落之间农业、畜牧业分工并不是很明确的。至少在黄河流域古代社会的早期，原始农业、畜养、采集、狩猎同时并存。我们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中都可以看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古代社会早期，华夏地区以及周边草原森林地区产业中兼有原始农业、畜养和狩猎的痕迹。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采集经济向原始农业发展，狩猎经济向畜养、游牧经济发展，标志着攫取经济向生产经济进步，以后逐渐形成以农业为主兼营畜养的部落与地区和以畜牧为主兼营农业的部落与地区。这种选择和变化，很大程度决定于所处的自然条件，如春秋战国以后，北方草原区形成畜牧区，东部季风区形成农耕区，东北高寒区还停留在采集狩猎阶段等等，由此形成的这种经济区本质上也就是自然－经济区；这种经济区之间的物产互补和交流成为当时人们生活的必需。《荀子·王制》：“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①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可见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原与周边地区在产业差异上的互通有无是很频繁的，不可或缺的；从自春秋战国至汉代初年，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农耕区内部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一直延续到汉代，《汉书·食货志》说：“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就是说汉代初年，商品贸易在社会上还有很大影响。由此可见，不同产业区域之间商品贸易是经济区形成的必要条件。其次，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特别是西部、西南部和北部地区，主要是汉族以外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由于民族发源地的自然条件决定了该民族经济的特点，如北部蒙古高原上袤广绵亘的草原哺育了游牧民族，西南横断山脉地区的深谷密林决定了采集和狩猎成为当地民族的主要生产方式，东北高寒森林地带原始民族必然以采集和狩猎为生。以后随着民族活动的频繁，生产活动变化，如游牧民族所到之处，往往将畜牧业带至该地，而汉民族所到之处，无不垦地种植。因此民族经济也成为我国区域经济的一个特色；而这种民族区域经济间的互通贸易，很早就开始，一直延续到整个历史时期。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市籴一》：“互市者，自汉初与南越通关市，其后匈奴和亲亦通市，后汉与乌桓、北单于、鲜卑交易。后魏之宅中夏，亦与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际，常交戎夷通其贸易，开元定令载其条目，后唐复通北戎互市，此外，高丽、回鹘、黑水诸国，亦以风土所产与中国交易。”民族区域之间的贸易，也是反映不同经济区的一个方面。其三，由于我国很早就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为全国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自然条件发展不同产业门类提供了条件，同时出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也就是中央政权对地方经济管理上的需要，尤其是当地方政权特别关注地方经济发展时，有过多的干预，于是经济区的划分和调整往往与政治形势和政区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分裂局面，原先在统一政权的同一经济区，分裂后必然形成不同的经济区。行政区和经济区有密切的关系。故而我国历史上的经济区往往包含自然

、民族、政治三方面的特色。我国历史上早期的经济的区域差异，可按自然条件分为农耕、游牧、渔猎三大经济区。这三大区实际也是汉族政权和游牧民族、采集狩猎民族的活动区。汉文帝给匈奴单于书云：“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毋离，臣主相安，俱无暴虐。”（注：《汉书》卷四《文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这就是自然区、民族区、行政区和经济区合一的反映。

在这三大区中，从自然、人口、资源、文化各种条件而言，东亚季风区的农耕区都占主要地位。这里人口最多，几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资源最丰富多样，生产力最先进，最早进入文明社会。因此这里最早出现经济的区域差异，其先决条件是农耕发展到一定程度，有足够的粮食提供给社会，可以使一部分人从事适应本区自然条件的其他产业，以其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首先就是经济作物商品化，也形成经济区之间贸易的主要内容。例如《史记·货殖列传》载，战国秦汉时代时“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获；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各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这种经济作物的区域差异才能初步形成经济的区域性。其中又可以自然、社会、人文等因素的差异分为若干亚区，各经济亚区因其经济在全国的影响，在全国的地位也不同。以后，随着自然环境变化以及人类适应自然能力和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细化，商品流通的加强，以及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化，不仅经济区边界会发生调整，同时也会引起经济区在全国地位的升降。无论大区和亚区的经济区域调整、变化的因素也是多种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然因素（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就是自然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引起经济区的调整，例如蒙古高原上一次巨大风暴、寒流，使生存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大规模南迁，形成游牧区的南扩；黄河一次重大改道，就可能引起河北、河南经济区的调整，一次大规模的洪涝干旱灾害引起环境变化和人口迁移，就可能引起一些经济区地位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地位的上升。二是政治格局变化引起的经济区调整，如长期大规模的战争，可能造成一些经济区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的兴起，如关中地区自两汉末年战争的破坏，其经济地位明显衰落；南北政局分裂时期以秦岭、淮河一线为南北分裂界线和以长江为南北分裂界线，经济区的格局就不同。又如首都所在地的确定和转移都可能引起经济区的变化。这在我国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里，由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这种变化是很显然的。三是人口和民族迁移活动引起的经济区格局的变化，如农业民族的北移和游牧民族的南进，农耕民族向西南、东北地区的扩展，就可能引起经济区划的变化。秦汉时内地人口的移向北边，“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徒”（注：《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标点本。），必然引起高原地区草原的农耕化，反之，魏晋时期匈奴入居中原，自然会将原有的耕地辟为牧地。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乱引起的我国历史上三次人口大南迁，对南方地区社会经济变化起了重要作用。四是产业分工的细化，如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提高，自然资源的重要性的显露，手工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如宋代以后长江以南地区蚕桑、植棉、茶叶业、矿冶业和造纸、瓷器业等其他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原料和产品生产地的分离，商品市场网络的形成，从而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和细化。经济区之间分工和差异主要表现为商品交换贸易，早期的交换和贸易主要在大区间进行，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业、手工业分工的细化，同一大经济区内经济亚区间的商品贸易量也会增加，于是中心城市和交通路线的布局也随之变化，最后引起经济区格局的变化。

我国古代不同经济区，对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曾作文提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就只能看成是控制着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这样的一种地区，就是我们所要说的基本经济区。”即每个时期封建王朝都有一个或几个基本经济区，是这个王朝生存的经济基础。当基本经济区衰落时，这个王朝也由此衰落。而新王朝的崛起必需寻找新的基本经济区。（注：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12页。）由于当时资料条件的限制，冀文在具体论述上尚有可商榷处，但其基本观点是可取的。从这个问题上剖析进去，我们将发现对古代中国经济区及其演变的研究，是对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的原因深层次认识的重要条件，同时也能对今天全国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背景有深刻的理解，从而有利于现有经济区域的改造和规划。

三、历史时期经济区域划分的几条原则

我国历史时期划分经济区有些什么标准呢？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说：“关于中国古代经济区域的划分标准，我国史学界尚未有深入讨论。在海外学术界，则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另一种则以自然条件为根据。显然，对于经济史研究来说，后一种意见比较恰当。这种见解首先由施坚雅先生作出系统的理论阐述，后又由斯波义信先生加以发展和改进，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区域研究理论。施氏的理论主要着眼于水路交通，故其理论的核心可简述为‘地域即河川流域’说。斯氏则在重视水路交通的同时，也强调生态系统的作用，从而把施氏‘地文地域’说发展为‘地文－生态地域’说。我们认为施氏、斯波氏的理论是站得住脚的。但是还需要补充一点，即：我们所划的经济区域，在古人心目中，应当也是一个特定的概定（念？）。换言之，得到历史的承认。鉴于以往学术界对于江南地区的界定缺乏共识，我们认为有必要根据上述理论与意见重作划分。在确定其合理地域范围之前，有必要将我们所依据的划分标准，作一简要说明。首先，这个地区必须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须是一个自然－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域，换言之，在其外部应有天然屏障将它与毗邻地区分隔开来；而在其内部，不仅应有大体相同的自然－生态条件，而且最后还属同一水系，使其内部各地相互发生紧密联系。其次，这个地区在人们心目中应当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也就是说，不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与自然－生态条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所导致的该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区被视为一个与其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我们认真读了李伯重先生的论文，认为他将他所定的标准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划分作为一个经济区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个标准是否适合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所有经济区呢？我们认为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这里需要补充一下，施氏的经济区域理论是从他研究历史上城市体系角度出发的，他在《中国历史结构》一文中对中国历史上大经济区的观点，大体上可概括为下列几点：一是“每一大区经济都是在某一自然地理大区中形成并完全被包容其中，这种自然地理大区是依流域盆地而划分的。”二是这些区域的核心区，都处于河谷中的低地，中国传统社会里，以农业生产为主，而核心区的可耕地自然条件最好，交通运输最为便利，成为交通枢纽。因此核心区比边缘区商品化程度更高。每一区的中心城市都兴起于核心区，并以不同层次，不同核心区构成不同层次的城市网络。于是在“每一个主要的自然地理区域中，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城市体系亦即彼此来往频繁而集中的城市群，城乡之间的联系也很多，但大都局限在区域内。”三是大区经济应看成为复合的体系，内部是有差异的、相互依存、一体化的，尽管这些特征在边缘地区较核心地区松散。（注：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页。）

施氏的理论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例如任何一大经济区是有其核心区和边缘区，但核心区是否必然是该大区的河谷低地，则未必然，应视某一特定时代的其他人文因素而定。此外，认为一大经济区内部是有差异的复合体的观点也是可信的。斯波先生在施氏的理论上加入了生态系统作为考察的依据，即将人类活动引起生态系统变化的因素作为参照模式，比施氏理论又较为全面。但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在时代上偏重于宋代以后，地域上偏重于江南。这种模式是否适合整个历史时期，是否适合全国的范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总之，以往关于经济区域划分的种种理论有其正确的部分，也有其不全面的缺陷。首先，单单强调自然区域的条件，可能会给予人们一种误解，似乎历史上的经济区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历史时期除了黄河下游河道迁徙以外，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只有量的变化，没有质的变化。那末是不是可以认为二三千年来我国经济区的格局基本没有变化？显然是不能的。其次，我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势力曾互有进退，同一自然生态区如鄂尔多斯高原，当游牧民族占有时，则成为畜牧区，这就可能与其北面的河套平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当农耕民族占有时，往往变成农耕区或至少是半农半牧区，则可能与其南面的陕北高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可见民族活动对经济区的变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三，历史上经济区有过不小的变化，当经济开发不足，商品经济不发达时期，经济区的地域比较大，核心区与边缘区的距离较远。不同的自然地理单元可能存在于一个大经济区内；当经济开发充分，农业、手工业生产力大大提高，产业分工细化，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时，经济区就可能划小，原先一个大经济区就可能划分为几个经济区，如两汉时期的“江南”经济区与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区地域就不同。其四，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相当长时期的政治分裂局面，同一自然地理单元在不同的政权统治下，就可能分属不同的经济区。如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在宋辽时曾分别属于两个政权，因此河北平原或山西高原在宋辽时就不可被认为是一个经济区。由此可见，划分经济区除了重要的自然生态条件外，人文因素还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我国古代划分经济区域应该有那些标准呢？我们认为自然生态的相对一致性、完整性无疑是最基本的条件，但仅此还远远不够，因为历史时期人文环境的变化十分复杂，不同时期经济活动差异又很大，所以不同时期的经济区域的划分还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劳动分工的地域差异，即本区与他区在主要产业上的差异性，从大处而言，如农耕区、畜牧区、渔猎采集区和农牧交错、狩猎采集混合经济区等等；从小处而言，农耕地区内又可分若干亚区，如水稻作物区、干旱作物区、经济作物区等等。二是我国在近代化以前，基本上还是处在自给自足封闭式的小农社会，某一地区的基本生活用品，不可能全部依靠他区的供应。因此各经济区在主要产业分工的前提下，还有其他产业辅助，以使其成为一个可以独立生存的地区，如关中地区固然是一个农作区，然“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物之类，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②足也。又有jīng＠③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注：《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巴蜀地区“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注：《后汉书》卷一三《公孙述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清代江南苏、松、太、常、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当无异议，其农作有稻、棉、桑三种作物相对集中，鱼盐之产也很丰富，同时又是棉、丝纺织业中心。珠江三角洲当为一经济区，水稻为其主要农作，但其经济作物专业化十分突出，果树、甘蔗、荔枝、香蕉等热带水果以及基塘养鱼，成为农村主要产业，清代中期以后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这正是商品经济发达的结果。明清时期华北平原（冀、鲁、豫）除了粮食作物（麦、豆、高粱）外，还有经济作物棉花、烟草、枣梨、药材、酿酒产业。因此产业的综合性也是古代经济区的特色之一。三是在大产业分

工前提下，还有产业的专业化方向，如农业区中有水稻产区、旱作产区、渔业区、经济作物产区、矿业区，经济作物区中有蚕桑区、植棉区的差异等等的专门化，以此专业化产品得与他区进行交换与贸易。《盐铁论·本议》：“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nán＠④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chī＠⑤＠⑥，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揭示了各地区特定产业及其互相间的物资交流，成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四是经济中心城市及其辐射范围，即全区生产、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最集中的城市和以此城市为中心形成的城市网络和交通网络。《盐铁论·力耕》：“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至也。”《盐铁论·通有》：“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概言之，划分经济区域应有区域性、综合性、专业化、中心城市四条标准。

四、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的关系

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自然区的划分，是根据岩石、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相对一致性所划分的区域。行政区则是按照统治者为加强地方统治的政治原则所划分的区别；有时为发展经济、巩固统治，可以考虑自然地理要素，有时则为了加强中央政权的控制力，有意违反自然地理原则。这在中国历史上事例很多，如汉代的长沙国，元代的陕西、湖广、江西行省划分，明代的南京划分等等。经济区则是根据产业的地域分工和商品贸易经济原则划分的，已见上述，不再赘述。行政区是封闭的、内向的，经济区则是开放的、外向的。这三者是出发点不同的三类地理区划。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一书中说：“经济地理与行政地理不是一个概念，但二者联系十分密切。行政地理的划分一般以经济地理为基础的，所以研究历史地域经济，仍须以政区的划分为空间区划。”（注：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这种处理方法似乎过于简单了些。当然，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自然地理条件，这一点似无需赘述。同样，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行政区的要素，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国家，政府的行政体制常常要控制和干涉经济活动，使经济区服从于行政区，尤其是宋代以后中央集权空前加强，地方行政长官为了加强税收、协调地方经济、用行政手段支配社会经济部门的管理，如在同一政区内发展同类经济，统一施行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改造，以及颁布适应地方条件的经济政策等等，使经济区与行政区协调起来。所以明清时期经济区与行政区大致吻合。正如杨国桢在《清代社会经济区域划分和研究架构的探索》一文中说：“清代社会经济区域的调整和行政区域的变动是并行不悖的。社会经济区域的划分，可以借用行政区域的划分系统。比如说，我们可以行政县、乡、村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基层单位，而把行省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地方单位。”（注：《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7页。）但这只能是在基本属于同一自然经济的结构条件下，凡行政区与自然区违背的情况下，经济区就未必与行政区合一，如明清环太湖流域的

苏、松、常、太、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就不受江苏、浙江两省的限制。施坚雅也说：“经济发展和朝代更迭很难一致，正如区域经济并不完全受帝国行政单位影响一样，事实上，它们的相似之处是很接近的。”（《中国历史结构》）可见虽然明清以来，经济区与行政区比较一致，但当地方经济进一步发展时，经济区必然要突破行政区的框框。

自然区的变化是缓慢的，有时需要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行政区的变化则为常见，历史上一次改朝换代，往往会引来行政区的一次大变动，有时一个朝代内前后也有大变化，如汉、唐。但经济区则不一定因行政区的变动而变动，如明、清。经济区的发展有其继续性、稳定性的一面，它不是随着政权更递、行政区的变化而变化，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产业地域分工的演变而演变。这就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地域分工有了新的调整，商品贸易开创了新的局面，新的经济区的出现将是必然的结果。

五、研究历史经济区形成发展变化的意义

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我国由于地域广大，自然差异明显，各经济区的形成、发展的特点都是不同的。《中国人文地理·中国经济地理》一书中指出：“为谋求国民经济在全国各地能因地制宜地合理发展，为编制全国和各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为进行国土规划提供科学依据，有必要按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特点，进行经济区的划分。目的是指明各经济区在全国劳动地域分工中的地位，揭示各经济区经济发展的长远方向、主要矛盾和解决途径。根据经济区是经济生产分工的地域单元的特点，在划分时要注意把经济发展与发挥地区优势相结合，地区生产专业化与综合发展相结合，地区自然、社会、经济条件的相似性与合理的经济联系相结合，地区经济现状与发展远景相结合，经济中心城市与其经济辐射所及的地区相结合，地区经济发展与改善环境质量相结合，不同层次的经济区和相应的行政区相结合。”（注：《中国人文地理·中国经济地理》，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页。）我们研究我国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区形成和演变的目的：一是了解我国历史上经济发展过程的特点。我国在近代化以前，就总体而言基本上是一个自给性封建小农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但整个历史时期情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几经起伏的过程，这在经济区的发展过程中，很能看出其痕迹。二是了解各经济区形成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及其产业特点，分析各经济区兴衰、演变的过程及其内在因素和规律。三是揭示历史上不同经济区在整个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进一步理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各地区的自然和经济基础，以及有关人文信息的经济背景。四是由于经济区有继承性和稳定性，研究历史时期各经济区的形成、演变的原因和规律，对今天经济区的划分和规划，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纟右去

＠②原字“印”去一

＠③原字左禾右亢

＠④原字左木右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