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诗歌大全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外国诗歌大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古诗词阅读

唐诗、宋词和元曲陪伴我们成长，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些网站，进一步领略诗词的美好。首先“古诗文网”（http：／／www．gushiwen．org／），这里不仅有最经典的精选，还有描写不同场景的古诗的合辑，比如描写夏天，描写月亮，等等。以后在作文中引用一下这些词句，绝对加分不少。再推荐“诗词名句网”（http：／／www．shicimingju．com／），这个网站是根据诗人的合辑排列的，要是对某一个诗人特别感兴趣，不妨通读他的作品过一下瘾，这里还有诗人的故事，了解多一些对于理解他们的作品还是很有帮助的。无论是从牙牙学语时听的《静夜思》还是到现在所学的李白杜甫的壮丽诗作，这些诗歌都带我们领略了中国文化的波澜壮阔，其实在很多诗歌里面还有巧妙的构思，动人的故事待我们细细品读。

二、现代诗歌阅读

现代诗是用我们现在熟悉的语言编织的一幅幅美丽的画面，扣人心弦。虽然现代诗比较年轻，但是还是有很多诗人，形成不同流派和多种风格的。怎么样？想知道得更多些吧，那就来“中国现代诗歌大全”（http：／／www．shigeku．org／xlib／xd／sgdq／），这里收录了从20世纪20年代起的各种流派的诗人创作，绝对能激起你的求知欲。如果你觉得这个网站太专业了，那就再给你介绍一个平易近人的网站“九九文章网诗歌版”（http：／／www．jj59．com／shige／），这里的诗歌更贴近生活，相信也更能打动你的情感，比如“我该怎么感谢你”“花儿的心事”。如果你也有温暖的小情怀，就来这上面转转吧，说不定一下子就看到了感动你的文字。

三、歌词阅读

有人说歌曲是音乐和诗的结合，那歌词一定就是歌曲中的诗了。有很多歌词不仅押韵而且表达出了细腻刁钻的情感，我们时不时都要引用一下，似乎只有它们才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感受。既然这样，那平时遇到喜欢的歌词，为什么不积累一下呢？首先介绍“我爱歌词网”（http：／／www．5ilrc．com／），这里面有各种流行歌的歌词，大家可以根据歌手或者歌名查找，点开即看到，十分方便拷贝和欣赏。然后再来“中国原创歌词网”（http：／／www．cnycgc．com／），这里有热议的话题，各路神人的各种风格的创作。如果你突然也有灵感，或者对别人的作品有一些建议，那来这里就对了，让思想碰撞出更美的歌词吧！

四、英文诗歌阅读

篇2

首先，以中国历史上的三次翻译为例，翻译的重要性可窥见一斑。

发生在汉魏至唐宋元时期的佛经典籍翻译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翻译。这次翻译给中国文化带来重大影响，对举凡哲学、宗教、文学、音韵学、语言文体、音乐舞蹈、绘画雕刻等无不发生深远的影响。佛经佛典的翻译传播了佛教教义，促使许许多多中国人信奉佛教，中国也成为佛教在亚洲重要的传播和信奉中心之一。在文学上，佛经佛典中大量的幻想成分，通过翻译传递给中国人，给中国文人插上了幻想的翅膀，创作出一些富有幻想色彩的文学作品。《西游记》、《封神榜》就是其中的代表。中国古代文学中较少有幻想成分，以话说，就是“像印度人那种上天下地毫无拘束的幻想能力。”所以的结论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是印度文学影响的产儿。佛经佛典的翻译采用“不加文饰，令易晓，不失本义”的翻译语言，打破了两晋南北朝盛行的骈偶文体。骈偶文体说理不求明白，记事不求准确，写景不求清楚，只讲究对仗工整声律铿锵。至唐以后，佛经佛典的翻译语言开始开花结果，催生了白话诗白话文。佛经佛典的翻译使汉语增加了35000个词汇，导致了古代音韵学上四声的发明和诗歌韵律的变化。一些佛经佛典是长篇故事，如《佛所行赞》、《普曜经》、《佛本行经》；一些带有故事和戏曲的形式；一些是半戏剧体半小说体的作品；有些佛经佛典在一段散文记叙之后，又用韵文重说一遍，韵文部分被称为偈。这些新的文学式样催生了小说、戏曲、弹词里的说白与唱文相揉的文体。所以，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也说“我国近代之纯文学――若小说，若歌曲，皆与佛典之翻译文学有密切关系”。

佛经佛典翻译使中华文化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致使中华文化在唐朝时期在世界上占据领导地位。长安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佛经佛典的翻译是中华文化史上的盛举。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首屈一指的。

第二次翻译发生在明后期至清初，大体历时两百年。16世纪后期，马丁・路德进行的新教改革席卷整个欧洲，新教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夺去了天主教在西欧、北欧的大部分地盘，并将势力发展到北美。所以天主教教会决定派遣教士到东方宣传教义，争取新教徒。先后到达中国的传教士知名的有七十多名，比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熊三拔等。天主教教士在中国为推广教义，宣传介绍翻译西方算学、天文、水利等科技知识。据统计，此期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共著译书籍约三百多种。除去宗教宣传书籍外，波及天文学、数学、物理学、机械工程学、军事技术、舆地学、生物学、医学、文学等领域。代表的有《欧几里德几何》、《几何原本》、《泰西水法》、《奇器图说》、《万国全图》等等。中国的《老子》、《易经》也在传教士的努力下有了第一批欧洲译本。传教士翻译的科学书籍，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发展了当时中国的科学领域。我们以舆地学为例，舆地学就是地图学，《万国全图》的翻译使当时的中国人具有了五大洲的概念，介绍了欧洲测绘地图的方法。康熙年间的《皇朝全览图》就是聚集传教士的努力，结合中西地图测绘法完成的。在军事技术方面，明末时期，明朝饱受倭寇的侵犯和北方满洲的进犯。徐光启深知西洋火器的厉害，于是上疏皇帝，请求“多铸西洋大炮，以资守城”。皇帝应允，专门派人到澳门招聘西人铸炮。此炮被称为红衣大炮，在与清军作战时发挥了作用。清太祖努尔哈赤就是被此炮击中而亡的。传教士翻译的西洋科学著作，不仅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促进了这些领域的发展。而且引起明朝学界风气发生改变。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明朝以八股取士，一般士子，除了永乐皇帝钦定的《性理大全》外，几乎一书不读。学界本身，本来就像贫血症的人衰弱得可怜。”“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龙华民、邓玉涵、阳玛诺、罗雅各、艾儒略、唐若望等，自万历末年至天启、崇祯间，先后入中国，中国学者如徐文定（光启）、李凉庵（之藻）都和他们往来，对于各种学问有精深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喜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徐、李诸人的影响不小”。可以说，这次翻译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个。

1840年后至民国是中国第三次翻译，这次影响最广，意义深远。第三次翻译经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翻译“造船舶、造枪炮”等技术著作为主。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第二阶段为翻译西方哲学人文著作为主，因为仅仅“师夷长技”不能达到“制夷”的目的，不能摆脱被外国列强欺辱瓜分土地财富的命运，所以文人士大夫有识之士等认识到只靠翻译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是不行的，必须翻译学习西方的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著作，以达到革新国人思想，建立新体制，富国强兵的目的。著名的翻译家严复翻译的《原富》、《天演论》等都是那时的代表。在翻译哲学人文著作的同时，文学作品的翻译也进入。这次翻译影响波及政治、思想、科技、经济、法学、文学等几乎所有方面。政治上，封建政体解体，进入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科学技术方面，“科学”被引入中国文化，追求崇尚发展科学成为共识；思想文化领域，人们追求民主自由，反对封建专制；在文学方面，以文言文为主体的创作语言让位于白话文，文学的体系从原来诗体文学为中心地位转化为小说为中心地位。中国文学融入到欧洲文学，世界文学之中，进入近代化、现代化历程。这次翻译影响深远，意义重大。钱存训在《近代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中说：“自19世纪中叶以来，翻译一事成为中国政府走向现代化的一种特殊措施。”

对于翻译对于中国文化的巨大作用，著名学者季羡林有这样的论述。他说文化（文明）的发展可以分为5个阶段：诞生、成长、繁荣、衰竭、消逝。这是一个普遍规律，任何文化都有消亡的时候。然而，中华文化似乎是个例外。五千年来，虽然经历了不少波折，走过了不少坎坷的道路，但是中华文化至今没有消逝。原因就是，翻译给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他说：“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这是翻译促进文化繁荣在中国的表现，在世界其他地区翻译同样发挥着神奇的作用。翻译给固有的文化带来新的营养，注入新的活力，使之发生变异，促成繁荣。

古代日本地域狭小，经济文化落后，没有固有的文字和文学样式。但是日本不遗余力地学习别国的先进文化，学习的主要手段之一是翻译。明治维新之前主要学习翻译中国文化。通过翻译借鉴中国文字和文学体裁，日本在公元9世纪左右创立自己的文字，而且也大约在这个时候，在模仿中国文学的基础上出现了日语表现形式――和歌和物语文学。日本江户时代（1600―1867）是日本翻译中国书籍的鼎盛时期之一，《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肉蒲团》、《金瓶梅》、《三言二拍》、《游仙窟》等作品都在这一时期一译再译。其中《水浒》译本达11种之多，并产生了大批诸如《日本水浒传》、《女水浒传》、《俳谐水浒传》、《忠臣水浒传》等等的模仿作品。明代瞿佑的《剪灯新话》传入日本后，被浅井了意翻译改编，并据此创作出了《御伽婢子》、《狗张子》等，可以说对中国俗语文学的翻译促进了江户时代庶民文化与文学的繁荣。明朝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在日本于1637-1714年间曾翻刻了8次，仍不能满足广大日本医药学界的阅读需求，日本人便不断地以“和谈”、“和名”、“倭名”等注释加翻译的方式出版了一批诸如《图画国语本草纲目》、《广益本草大全》、《本草和名》、《本草纲目启蒙》等“本草系列”。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掀起了日本学习西方文化的。明治初期是日本全面移植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时期，英美书籍的翻译介绍盛行。到了明治中后期翻译一直未有间断，所译的书籍内容无所不包，难以数计。日本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后，逐渐开始独创的科学研究，在大气运动以及台风理论、破伤风血清的发现等等领域取得了为世界所瞩目的成就。明治后期日本工业发达，国力膨胀，科技方面日本也追赶上了世界的先进水平，1906年，明治初年成立的学士会院加入了万国学士院联盟。译书是日本加速实现现代化的特殊手段，对日本社会各个方面和日本现代化进程发生了深远影响。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世界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浩如烟海、繁若星斗的学术文化作品，独创性的理论体系，盖世不朽的思想家、艺术家，对欧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要的作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如此灿烂，正是它博采众长，广泛吸收学习东西方文化的结果。

公元750-1258年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鼎盛期，此时是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统治时代。阿拉伯帝国的疆域地跨欧、亚、非三大洲。拜占庭、波斯、印度西北部、两河流域、叙利亚、埃及、马格里布、西班牙、中亚等地都在阿拉伯帝国的统治范畴之内，当时的帝国首都巴格达既是一座繁荣的国际城市，更是一处世界文化交融的学术中心，波斯、印度、希腊、罗马、犹太教、基督教、摩尼教、瑞罗亚斯德教、萨比教等众多文化模式和宗教思想在这里汇合。阿拉伯帝国的哈里发为适应帝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发展的需要，实行宽松的政治文化政策，倡导、鼓励学术活动，大力提倡翻译事业。从公元830-930年的百年时间，在政府的鼎立支持下，帝国学者把来自不同地区的文化学术成果用希腊语、波斯语、古叙利亚语、梵语、希伯来语、奈伯特语等，译介成阿拉伯语，这次规模宏大、译著丰富的活动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百年翻译活动”。旷日持久的百年翻译活动激发了阿拉伯人的智慧，哺育了博大精深的阿拉伯文化。在公元12世纪即欧洲中世纪后期，阿拉伯文化通过西班牙和西西里岛等地借助翻译影响到欧洲大陆，对欧洲文艺复兴和欧洲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条件，奠定了基础。阿拉伯文明在世界文明发展中的贡献被形容为“保存了人类文明精华的火种，并成为文艺复兴的灯塔”。勒本在所著《阿拉伯文化》一书中写道：“直到15 世纪，欧洲学者没有一个不受阿拉伯学术影响的。”“他们或师承阿拉伯人，或翻译阿拉伯文典籍。阿拉伯人的著作，特别是科学著作，被欧洲各大学广泛采用，达500年之久。”

翻译不仅对东方文化繁荣产生了重要作用，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化繁荣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化的繁荣与复兴，与翻译有不解之缘。西方文化史上的几次大的文化复兴运动，都与翻译――文化传输有关。

14-16世纪在意大利掀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始于翻译大量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古典著作：布鲁尼、波吉奥等对古典文化典籍的搜求与翻译，为文艺复兴提供了思想资源；瓦拉对《圣经・新约全书》的考订、辨误、翻译和注释，不仅直接否定了罗马教会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的权威地位，而且还形成了一整套怀疑主义和批判主义的学术精神与方法，传到北方后推动了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运动的爆发，被史家认为在此改革中“扮演了特洛伊木马的角色”。文艺复兴运动后来波及到欧洲各国，翻译也起了巨大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波澜壮阔的文艺复兴运动本身就包含并有赖于规模空前的翻译活动”

16世纪之前，德语“只配用来与马讲话”（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语）。但是马丁・路德翻译了《圣经》后，这个局面彻底改观。因为通过翻译《圣经》，德语得到改良，出现了新词，文学语言形式初步形成。有人说“自那以后，作为一个文化单元的德意志才算上了路。”德国文化的起点始于翻译，所以德国至今仍保留着这个由马丁・路德为德意志确立的优良传统。有统计资料显示，作为被翻译的文字，德语仅次于英文和法文，位居世界第三；而在把其他文字译成德语方面，德语则在世界上占居首位。

篇3

关键词：经堂教育；尼扎姆大纲；印度；中亚

中图分类号：B9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86(2012)02-0102-07

中国的经堂教育，是以传承和宏扬伊斯兰文化为目的的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专业教育体系。长期以来，它以清真寺为依托，以学习伊斯兰经典为宗旨，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传承伊斯兰文化和信仰的宗教专业人才，为伊斯兰文化的延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自20世纪中国新式国民教育发展以来，穆斯林的教育模式和方向受到巨大冲击，传统的经堂教育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式微，出现了经堂寥落、寺院寂寞的局面。但是，经堂教育迄今依然是中国穆斯林培养专业宗教人员的主要途径，始终是穆斯林教育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因此，经堂教育始终是中国伊斯兰文化研究中难以忽略的一个重要环节。近年来，随着国内学者对经堂教育命运的不断反思，以及对它的价值和意义的重新认识，经堂教育的研究有了新的起色，一系列相关的问题被提上研究议程，特别是对各地经堂教育的传承及传承者的研究有了较大突破，其中对中国经堂教育的源头的研究是无法避免的问题。以往的研究，一提到经堂教育，自然想到的是回族的经堂教育，很少联想到新疆的经堂教育，更不会考虑国外的经堂教育。然而，如果我们把经堂教育放到一个更大的视野中去考察，把它跟国内外经堂教育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中国回族经堂教育只不过是一个流，其源头在新疆，而中国经堂教育(新疆和内地)的源头则近在印度，远在中亚。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与国外经堂教育资料的比较研究，梳理经堂教育的脉络，廓清回族经堂教育及中国经堂教育的源和流。

一、经堂教育的产生及发展

经堂教育不是中国穆斯林的首创，在国外早已有之，它是穆斯林世界传承和宏扬伊斯兰文化的主要途径。在国外，经堂教育分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经堂小学叫“麦克特布”，经堂大学叫“麦迪热赛”。小学教育以教授儿童识字和阅读、灌输基本的伊斯兰信仰为宗旨；大学则上升到较高的理论知识和人文学科的教育，如教授古兰学、圣训学、法学、文学、语言学等科目，甚至开设自然科学。小学教育的模式，在先知于公元622年迁徙到麦地那之初就形成雏形。先知到麦地那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建立清真寺，将其不仅作为穆斯林聚会和商讨大事的中心，而且也是宣传和学习伊斯兰文化的学堂。起初，先知亲自教授，当时不仅有成年男女在闲暇时去听讲和学习，而且还有一批固定的学员，即“凉棚的居民”(无家可归，在先知清真寺搭凉棚居住的人)。18个月后，白德尔战役胜利，战俘中有文化的人，先知不让他们缴纳赎金，只教授10名穆斯林儿童读书写字就可赎身。这样，先知清真寺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学堂。不久，麦地那有了9座清真寺，每座清真寺都仿效先知清真寺开设基础教育。这种教育模式逐步推行开来，普及到后来所有的清真寺。随着伊斯兰教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这种以清真寺为依托的教育在凡有穆斯林的地区盛行开来。实际上，在现代国家教育体制形成以前，经堂教育其实就是穆斯林地区的普通国民教育。它虽然是民间自发的教育机制，或者是宗教团体创办的文化机构，但它受到国家的保护和支持，甚至有些学校就是官方办的，或者官员以个人的名义办的。时至今日，穆斯林国家的许多地方，儿童的启蒙教育仍然由经堂来承担，而且在非穆斯林国家，经堂教育成了穆斯林伊斯兰启蒙教育的唯一或最重要的途径，因为国民教育提供不了宗教启蒙所需要的知识。

经堂大学是在小学教育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职能不再仅仅是教授学员读书识字，也不再局限于培养宗教专业人员，而是肩负起培养国家需要的各种人才的义务，包括官员、数学家、医生、法官、建筑师等。大学教育是小学教育的延续，有些小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提升，逐步变成大学，而有些大学，由于有了小学的基础，在创办之初就设置大学。中世纪著名的大学，在北非，有依托宰桐清真大寺发展的宰桐大学(703年创办)、依托盖尔维因清真大寺发展的盖尔维因大学(约859年创办)；在安达卢西亚，有依托科尔多瓦清真大寺发展的科尔多瓦大学(790年创办)；在埃及，有依托爱资哈尔清真大寺建立的爱资哈尔大学(972年创办)。另外，有些地方还独立地创办大学，如巴格达的智慧宫(830年建立)和塞尔柱克大臣尼扎姆(1018-1092年)在巴格达建立的尼扎姆大学(1067年创办)。尼扎姆同时还在中亚和呼罗珊地区建立了大小不等的几十所尼扎姆经堂大学。这些大学不仅是伊斯兰世界最早的大学，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学。宰桐大学比欧洲最早的大学——牛津大学(1167年创办)早400多年，爱资哈尔大学也比牛津大学早200年。这些大学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只教授基础知识、只有一两名教员的学堂，而是拥有上千甚至数千学生。，开设几十门课程、文理并授的现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著名历史学家伊本‘赫里敦(1332--1406年)对14世纪穆斯林地区经堂课程进行了统计，其中社会科学有7门：天文、医学、数学、建筑、逻辑学、音乐、哲学，而宗教学科只有5门：古兰学、圣训学、法学、教义学和苏非修行学。此外，有些经堂在伍麦叶王朝时期(661--750年)就开设了冶金学(化学)和地理课程。由此可见，中世纪的穆斯林经堂大学不仅科目齐全、理论高深，而且实用性强、现实功能显著。伊斯兰历史上的著名学者、科学家、哲学家、医生、历史学家无一不是从这种教育体制中培养出来的。

二、中国经堂教育

在中国，由于伊斯兰教传人的时间和方式不一样，经堂教育的形成过程也不尽一致，主要表现在新疆和内地经堂教育的起步过程。唐宋时期，移民中国内地的穆斯林为了解决下一代的宗教教育和信仰传承问题，自然就将原来母国的宗教教育模式移植过来。当时存在一种为阿拉伯人或外国人开设的学校——“番学”，供“番客”子弟学习，或供部分中国人学习外语。“番学”有两种，一种是官办的，或官方支持的，另一种是民办的，私立的。官办“番学”主要培养翻译人才或外交官员，私立的“番学”主要是学习宗教知识、传承伊斯兰文化的教育机构。因此推知，私立的“番学”，是内地经堂小学的雏形，后来各地的经堂小学就是“番学”的推广和延续，也是穆斯林国家“麦克特布”的移植。至于大学经堂教育，是在内地小学经堂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经过唐宋元三个朝代的发展，内地穆斯林的结构发生了变化，一个以汉语为母语的穆斯林群体回族，形成于中国大地。由于语言的变化，回族对祖先的文化产生了隔膜甚至无知。在这样新的形势下，回族的教育体制出现新的要求，传统的小学教育已经满足不了时代的需求。于是，在明朝初期，内地出现了讲授高深伊斯兰理论的大学。但在中国新疆，情况就不一样。新疆的伊斯兰化和大学教育是同时进行的。915年，萨图克·布格拉汗登上了喀喇汗王朝的汗位，他自己不仅皈依了伊斯兰教，而且在新疆地区还推行伊斯兰教。为了加强伊斯兰化的进程，他仿照中亚的经堂大学模式在喀什建立了新疆第一所经堂大学。“这是我国最早的伊斯兰教经学院”，其规模之宏大，学科之齐全，堪与中亚最好的大学相媲美。后来，新疆的“罕里克学院”“马赫茂德耶学院”“米尔扎·海答儿学院”“沙克耶学院”等经堂大学不断出现，也推动了其他地方经堂学院的兴起。叶尔羌汗朝时期(1514-1680年)，仅在首府叶尔羌一地就有十余所经堂大学。换言之，新疆经堂教育的起点是大学，小学是其附属部分，两者同时起步。

当新疆的经堂大学教育如火如荼、遍地开花的时候，内地还没有正规的经堂大学教育。在明代，当内地穆斯林感到设立经堂大学的必要时，新疆的教学体制已经非常成熟。于是，内地经师们把目光投向了新疆，从那里学习和借鉴。内地和新疆虽然相隔万里，但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联系，加之“丝绸之路”的通畅，交流比较频繁，借鉴和影响是情理之中的事。但确切证明这一关系，还得从两者的一致性说起。我们手头可资利用的资料就是经堂使用的课本，它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化石”，从中可以找到历史的线索。内地经堂教育的课本在20世纪时主要有“十三本”，如果我们将其与同期新疆的经堂课本进行比较，会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如下所示：

20世纪初新疆经堂课本：

[词法]《连五本》《算尔夫·米尔》；[语法]《满俩》；[修辞]《白亚尼》《姆塔万利》；[逻辑学]《舍尔哈·舍姆欣

耶》；[诵读学]《泰吉维德》；[算术]《胡拉算特·海萨卜》《泰哈瑞尔》；[哲学]《米巴孜》《萨德尔》《舍姆斯·巴里

赫》；[经注]《嘎蕞》《砍沙夫》《泰夫西尔·凯比尔》-[圣训]《米什卡特》；[教法]《伟戛耶》《伟戛耶简编》《黑达耶》；

[教义学]《奈赛斐信经》；[苏非]《热什哈特》《麦克土布》《玛斯纳威》；[教法原理]《吾苏里·菲格罕》。

20世纪初内地经堂课本：

[词法]《连五本》，[语法]《遭五》《米苏巴哈》《麦拉哈》《满俩》；[修辞]《白亚尼》；[经注]《哲俩莱尼》《嘎蕞》：

[圣训]《米什卡特》《虎托布》《支尔白欧》；[教法]《伟戛耶》《黑达耶》(参考书)；[教义学]《奈赛斐信经》；[苏非]

《麦克土布》《蓝玛阿体》《米尔萨德》。

通过以上对照(其中黑体字为二者相同的课本)，两者的相似性是十分明显的，即主要课本都一致，附带的课本有所增减，这种一致性不会是偶然的。同时，我们还发现新疆的经堂课程是按照伊斯兰世界大学的标准设置的，学科繁多，与伊本·赫里敦列出的课目大致相当，而内地的大纲只采用了其中的一部分，因为有些课程在内地没有人员教授，就没有开设，况且这些与宗教的关系不大，如数学、逻辑、哲学等。两者的相似性被清朝中期的政府官员注意到，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官员为掌握各地穆斯林的动向以防谋反，暗查各地清真寺的活动和所习之经，发现“内地回民所习之教，所讲之经，皆与喀什噶尔、叶儿羌等处回人经教无异”"J。因此，可以说，内地的经堂教育移植了新疆的经堂教育体系。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新疆经堂的教科书，还是内地经堂的教科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发展的过程中有所增减。即便不断变化还能达到如此的接近和一致，充分说明了两者关系的密切以及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是否会存在相反的结论呢?即新疆经堂教育受到内地经堂教育的影响。答案是否定的。这得从上述课程设置和大纲的来源说起。

三、18世纪后印度经堂教育对中国经堂教育的影响

中国的经堂教育，就以上述大纲中列出的课目和课本而言，实际是18世纪以来印度经堂教育的移植。711年，伍麦叶王朝年轻大将·嘎西姆率阿拉伯穆斯林军队征服印度，很快就将信德和旁遮普置为哈里发的行省，并入伊拉克总督辖区。10世纪中叶，阿富汗人在印度西北建立了葛兹尼王朝(961-1186年)，统治了北方的广大山区和辽阔平原，推行伊斯兰教。1192年，廓尔王朝(1151-1206年)统治者·戈里攻克印度德里，在印度建立了穆斯林政权。在穆斯林统治和居住的这些地区，清真寺和经堂教育是不可缺少的。据有关资料显示，13世纪仅德里一地，经堂学校就有1000所。尽管这一数字可能有所夸大，但可从中窥见当时印度地区经堂教育之盛行。然而，规范的印度经堂教育则是在莫卧尔王朝(1526-1859年)建立后兴起的。艾克巴尔大帝时期，帝国统一，权力集中，国库盈实，社会稳定，加上艾克巴尔本人也热爱学术，提倡文化，鼓励教育。因此，为了提高和规范教育，艾克巴尔大帝特邀著名经师番特洪拉·设拉从波斯来印度兴办教育。番特洪拉来印度时，随身携带了大量经典，其中一部分是呼罗珊和中亚地区当时流行的教科书。番特洪拉主管印度的教育以后，开始修订教学大纲”，确立课本，并在帝国境内推行。他的教学大纲在印度经堂中沿用了近200年，几乎没有变动。18世纪初，勒克瑙的尼扎姆学院脱颖而出，成了印度经堂教育的典范。校长经学大师孟俩·尼扎姆·丁·斐冉凯在番特洪拉修订的大纲基础上制定的“尼扎姆大纲”曾风靡全印度，影响了印度全国的经堂教育，也传到了周边其他地区。这一大纲的影响很大，使得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等地的经堂仍在沿用，而且还叫“尼扎姆大纲”。尽管300年来，“尼扎姆大纲”不断改进，但其框架和部分教科书一直未变。“尼扎姆大纲”流行以后，很快就传到了我国新疆，并且很快由新疆又传到了内地。于是，就出现了新疆和内地经堂教学大纲雷同或一致的情形，而且传人的路线是先新疆后内地，而不是相反。如果我们看看印度经学大师孟俩·尼扎姆于18世纪初制定的“尼扎姆大纲”，把它与我国新疆经堂大纲进行比较(内地经堂大纲只是新疆经堂大纲的浓缩)，会对我们研究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从中会发现其渊源关系。

20世纪初新疆经堂课本：

[词法]《连五本》《算尔夫·米尔》；[语法]《满俩》；[修辞】《白亚尼》《姆塔万利》；[逻辑学]《舍尔哈，舍姆欣

耶》；[诵读学]《泰吉维德》；[算术]《胡拉算特·海萨卜》《泰哈瑞尔》；[哲学]《米巴孜》《萨德尔》《舍姆斯·巴里

赫》；[经注]《嘎蕞》《砍沙夫》《泰夫西尔·凯比尔》；[圣训]《米什卡特》；[教法]《伟戛耶》《伟戛耶简编》《黑达耶》；

[教义学]《奈赛斐信经》；[苏非]《热什哈特》《麦克土布》《玛斯纳威》；[教法原理]《吾苏里·菲格罕》。

《尼扎姆大纲》课本：

[词法]《连五本》《黑达耶·纳合吾》《米赞》《麦沙阿卜》《算尔夫·米尔》《祖卜戴》《福苏素·艾克百尔》《沙菲

耶》；[语法]《卡菲耶》《满俩》；[修辞]《白亚尼》《姆塔万利》；[逻辑学]《苏力塔尼·奥露米》《瑞萨莱·米尔》《孟拉

-结利里》《苏胡拉》《库卜拉》《伊萨胡吉》《泰海宰卜》《舍尔哈·泰海宰卜》《古图》；[算术]《胡拉算特·海萨卜》

《泰哈瑞尔》；[天文]《泰什瑞哈》《瑞萨莱·古什吉亚》《瑞萨莱·恰合敏》；[哲学]《米巴孜》《萨德尔》《舍姆斯·巴

里赫》；[经注]《哲俩莱尼》《嘎蕞》_[圣训]《米什卡特》；[教法]《伟戛耶》《黑达耶》；[教义学]《奈赛斐信经》《舍尔

哈·麦瓦给夫》《舍尔哈·结里利》《米尔扎黑德》，[教法原理]《奴如里·艾奈瓦尔》《讨蕞哈》《穆散里姆》。(黑体

字标出者为双方共同课本)

经此对照，我们会发觉类似于新疆和内地教学大纲之间移植关系的再现，即新疆的经堂教育几乎是全盘从印度移植过来的，无论课目还是课本都移植了印度的大纲，只是课本上有所浓缩。这里，我们不得不说中国经堂教育与伊斯兰世界经堂教育联系如此紧密，而且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经堂教育是受到印度经堂教育影响这一事实。中国的经堂教育受印度影响的另一个表现是，16世纪印度学者写的两本著作在中国，特别是在西部很流行。一本是伊玛目·冉巴尼的《书信集》，20世纪西北经堂中的主要课本之一；另一本是制定“尼扎姆大纲”的尼扎姆·丁的父亲孟俩·古图本·丁应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1618—1707年)之邀编辑的教法大全《番塔瓦·恒迪》，又名《阿莱姆给尔教法大全》，这是西北经堂中普遍参考的教法经典，而且直接与“尼扎姆大纲”有关。这两本经典在内地经堂中的出现，毫无含糊地表明，印度经堂教育对中国经堂教育的影响是巨大的。这里，我们可以说18世纪以后，中国经堂教育受了印度的影响。也就是说，到20世纪，或者至今中国经堂教育仍然保留着印度经堂教育的影响，中国现代经堂教育的源头在印度。

然而，还有一个问题尚未解决，那就是“尼扎姆大纲”产生于18世纪初，而中国新疆在10世纪已经有了经堂教育，就连较晚的内地经堂教育，也是在16世纪形成的，那么，在“尼扎姆大纲”以前，中国经堂教育受谁的影响，是否就是土生土长的呢?实际上，中国经堂教育，无论是内地还是新疆，在18世纪以前主要受中亚“河中地区”，特别是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经堂教育的影响。

四、18世纪以前中亚经堂教育对中国经堂教育的影响

早在公元654年，阿拉伯军队就越过阿姆河到过中亚的撒马尔罕地区。706年阿拉伯将领伊本·古太白率穆斯林大军征服河中地区，于709年征服了布哈拉及其周围地区，于712年征服了撒马尔罕和花刺子模，很快又于715年将整个河中地区置于哈里发的版图。后来萨曼王朝(875-899年)建都布哈拉，推行伊斯兰教；帖木儿帝国(1370-1405年)建都撒马尔罕，发展文化教育，使布哈拉和撤马尔罕两座历史名城成了中亚伊斯兰文化的中心，学术的圣地，经堂教育的大本营，被誉为穆斯林世界“璀璨的明珠”。来自印度、俄罗斯、新疆等地的学生在这里求学。蒙古人于1220年占领布哈拉以前，那里就有400所学堂。18世纪末期，布哈拉就有来自各地的3万多学生学习。就连影响了中国的印度经堂教育，也是受中亚经堂教育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印度的伊斯兰教主要是中亚的突厥人和蒙古人带去的，经堂教育自然也是从中亚移植过去的。1220年，成吉思汗攻克布哈拉，荡平撤马尔罕，那里的经堂教育受到重创，部分学者和经师逃到了印度(蒙古人始终没有攻下印度)，这有力地推动了印度的经堂教育。16世纪初，帖木儿的后裔巴布尔从撒马尔罕被乌兹别克人逐出，他率军征服了印度，建立了莫卧儿王朝(1526-1857年)，大批经师和学者被邀赴印度发展经堂教育。因此，印度的经堂教育从一开始就受中亚的影响，就连早期的学堂建筑形式和校园结构都是仿照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学校模式建筑的。不过，中亚的教学体制似乎比较松散，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和规划，始终没有形成像印度的“尼扎姆大纲”那样统一的体制，因而在印度的“尼扎姆大纲”流行以后，其影响远远超过了中亚的经堂体制，这就是中国经堂教育在受中亚影响后，转向移植印度教学大纲的原因。18世纪以前的中亚经堂教育大纲，在历史的变迁中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过从19世纪残存的课本中，我们还能找到一些线索，以及它与“尼扎姆大纲”的联系。19世纪以后，中亚经堂中仍然教授下列课本：《算尔夫·米尔》《满俩》《舍尔哈·舍姆欣耶》《哲俩莱尼》《嘎蕞》《砍沙夫》《奈赛斐信经》《伟戛耶》《黑达耶》《讨蕞哈》《孟拉·结利里》《泰海宰卜》《奴如里，艾奈瓦尔》等，从中不难发现其与“尼扎姆大纲”一致的课本以及中亚经堂教育对印度即“尼扎姆大纲”的影响。

至于中国，新疆与河中地区在地缘上的联系是无须赘述的，仅喀喇汗王朝和察合台汗国就将它们在政治和文化上连在了一起，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是必然的。10世纪初，新疆创办经堂大学教育时，中亚的布哈拉和撒马尔罕早已是经堂教育的中心，萨图克·汗和经学创办者们必然要借鉴那里成熟的教育体系。不仅如此，新疆的经堂中，经常聘请中亚布哈拉等地的学者授课，如11世纪中亚著名学者侯赛因·本·海拉弗长期在喀什的学堂教学。这就说明中亚经堂教育对我国经堂教育的影响。

中国内地自古跟中亚的联系就很紧密。成吉思汗的西征，将大批学者带到了内地，其中不乏精通经堂教育的经师。后来，

中亚的商人和学者不断沿“丝绸之路”来中国经商或传教，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国。另外，自唐朝以来，西域各国有向中国“进

贡”之礼，其实较多的还是来自中亚的“进贡”，特别是撒马尔罕。据《明史》和《明实录》记载，明时西域进贡的国家主要是撒马

尔罕。如此频繁的往来，使得内地的经堂教育受到中亚经堂教育的影响。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的经堂教育，无论是新疆还是

内地，在18世纪以前是受中亚影响的，而且主要受河中地区的影响。之所以锁定这一范围，是因为14世纪呼罗珊地区经堂中

讲授的100多部经书中与中国经堂教育课本相同的很少。如此以来，河中地区就是唯一影响中国经堂教育的地

方了。

这里，基于12世纪到16世纪印度的课本、20世纪中亚的课本以及20世纪新疆和内地的课本，我们可以对中国经堂教育

在18世纪以前的课本进行大致的推测。尽管经堂中流行多种经典，但作为固定教科书的并不多，新疆主要采用《箅尔夫·米

尔》《满俩》《舍尔哈·舍姆欣耶》《嘎蕞》《砍沙夫》《奈赛斐信经》《黑达耶》《米巴孜》《萨德尔》《舍姆斯·巴里赫》，内地经堂

中的教材可能就是《米苏巴哈》《满俩》《嘎蕞》《奈赛斐信经》《黑达耶》《蓝玛阿体》等。

五、内地经堂教育和胡登洲的贡献

根据上述分析，内地经堂小学在唐朝就有了雏形，但无从考证是谁在哪里创办了第一所学堂；经堂大学是受中亚经堂教育的影响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同样难以说清谁是第一个在内地创办大学教育的人以及具体的时间。然而，笔者还是坚持认为，胡登洲巴巴(1522-1597年)仍然是内地经堂大学教育的真正奠基者。对这一问题的切入，最基本的资料莫过于赵灿《经学系传谱》中对胡太师的传记。在此书中会隐约看到内地经堂教育的脉络，更能看到胡太师的历史功绩。按传记，“先生(胡登洲)幼时附渭滨之南高太师(高某潜)馆中习读”，“先生幼习经学，于讲究问难明义理，然只可符以汉音之鄙俗者，而其句读固不雅驯，每欲谋习儒学，贯通一家，以练字成句，贯句成章，可启后世之蒙”，但夙愿一直没有实现。后来，他弃经从商，“年及五旬”仍未放弃发展经学的愿望。有次出外经商，遇“天房一进贡缠头叟”，见其“仪表昂藏知其为伟人也”，他上前道“赛俩目”。“叟见甚喜”，两人同至“渭南旅社，剪烛共语”，“先生以经义中蒙而疑者扣之，叟应答不倦”。先生见叟有一锦囊，内有一经，便想看看，叟拿出，先生一看，便是从未见过的《母噶麻忒》，“其经义均乃西域诗文”，他爱不释手，想买下来，但叟曰“汝师我乎当传此赠之”(但胡登洲不想夺人之爱，似乎没有接受)。后来两人分别，相约在京见面。于京等叟期间，胡登洲一天逛街，见一老人卖经书，随手一翻便见一经，仔细一看“即缠头老叟之一经也，喜若遇仙，慨然购之，携归挑灯读之”。等到第二次与“缠头叟”见面时，“缠头叟”咏诵《母噶麻忒》中第二章篇末，胡登洲也“笑以经义之次韵和之”。“缠头叟”在京办完公事，游了中原名山大川，胡登洲陪他“越皋兰(兰州)”“过玉门”，送出嘉峪关，相别于“玄圃之麓”。尔后，他独自返回渭南，兴办教育，实现他近40年的夙愿。

这篇传记耐人寻味，仔细阅读只言片语的记载，会有一些发现：

1　到明朝时，因为形成了操汉语的穆斯林——“回回”，大学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于是，经堂大学在“回回”集中的地方逐步兴起，在胡登洲时代，已经有不少了。有些经堂大学的教学程度达到了较高水平，胡登洲在弃经从商后尚能读《母噶麻忒》这样高深的文学著作，说明高太师和其他学堂已经不是传统上识字的小学教育了。因此，胡登洲不是内地创办经堂教育的第一人，而是经堂教育的革新者和推动者。

2　明时，中亚和新疆的经堂教育对内地的经堂教育之影响非常普遍，中亚和新疆的学者和官员常来内地，不可避免地与内地穆斯林有广泛的交流，如胡登洲与“缠头叟”的切磋学问。另外，中亚的经堂课本在胡登洲时代部分地在内地学堂中教授或在社会上流传，连胡登洲从未见过的文学书籍《母噶麻忒》已经在北京的市面上出售，可见其他的宗教书籍流传就更广了。这本书是艾布··噶西姆·阿里·哈雷利的诗歌集，文学性、趣味性很强，书中有动物寓言故事、道德训诫，很适合作消遣书，16以前在中亚和呼罗珊地区较为流行，而且至今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教学大纲中是必修的文学读本。

3，胡登洲没有像目前学术界说的那样到过麦加朝觐，他只是陪同缠头叟到了玉门关而返。假如他去了麦加、麦地那等地，见到了阿拉伯国家的教学大纲，带回来的课本不会是酷似新疆的课本，也不会用“连五本”这样的波斯语教程作为学习阿拉伯语的起点，何况波斯语到明中期已经不是穆斯林的通用语言。另外，到明中期，中国穆斯林私人朝觐应该是一件大事，路途之遥远，耗时之长久，几乎不是一般人能办到之事，果能朝觐荣归，那将是大写特写之事，而在《经学系传谱》中只字不见提胡太师朝觐天方的事，足见他确实没有离开过中国。所以，他从别处借鉴经堂教育的可能性不大。

4　“缠头叟”是学者型官员，并非传教士，但把《母噶麻忒》作为旅途消遣的书，而且信手拈来，张口就用，足见他学识之高深。因为无论“缠头叟”是新疆人还是中亚人，其母语不是阿拉伯语。与“缠头叟”的见面，为胡登洲改良经堂教育增加了信心，也为完善经堂教学大纲提供了思路，并且对胡登洲的思想产生极大影响，它奠定了胡登洲“逊尼派”的信念，即遵循哈奈菲学派教法，跟从玛突勒迪派教义。

胡太师的历史贡献不在于创办经堂大学，因为经堂大学在他之前已经存在了；也不在于接受中亚或新疆经堂的教学大纲，因为那时很可能沿用的就是中亚的大纲。他的贡献和伟大之处在于他创立了经堂语言体系和经堂翻译规则。从《经学系传谱》来看，胡登洲时代，经堂大学中讲经的方法和语言相当笨拙(“然只可符以汉音之鄙俗者，而其句读固不雅驯”)，一遇到宗教学、哲学、法学、语言学的基本术语就照读原文，造成了“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元自”。胡太师潜心研究汉语，琢磨翻译的方法(“谋习儒学，贯通一家，以练字成句，贯句成章”)，于是创立了经堂语言体系。这一体系包括两个方面，“经堂词汇”和“经堂语气”。在没有阿汉字典，没有可资参考的翻译时代，碰到各学科的专业术语时，如何转化成汉语是极其困难的工程，它比制定一套大纲或找一套教材不知要难多少倍。“经堂语气”是经堂语中关键的要素，它既是经堂翻译的技巧，又是语言转化的规则，实际就是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成汉语的严格标准。这不仅严格规范了经师们口译经典的方式，而且为后来王岱舆、马注、刘智等经学大师的汉语翻译和著述奠定了基础，而且这套体系沿用至今。经堂词汇的转换不是一人完成的，但胡太师可能起了关键作用，而“经堂语气”的确定可能就是他完成的。

胡太师的另一大贡献是，通过经堂教育在内地奠定了“哈乃菲一玛突勒迪”传统的“逊尼派”地位。至少在16世纪，华北、中原一带的什叶派特别盛行，其表现在信仰上坚持“信伊玛目”的教义，实践上实行“连班制”。这些观念，都是什叶派倾向的表现，胡登洲及其弟子们与此进行了斗争。另外，胡登洲在经堂教育中重视教授哈奈菲教法的重要典籍《黑达耶》和玛突勒迪派标志性著作《乃赛菲信经》，这不仅抑制了什叶派的倾向，也奠定了中国内地“哈乃菲一玛突勒迪”传统的“逊尼派”地位。因此，胡太师的历史贡献是划时代的，他的文化创举是不容忽视的，他当之无愧地可以被称做内地经堂教育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