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管理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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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氟西汀是5-羟色胺（5-HT）再摄取抑制剂之一，是应用较广的抗抑郁药。氟西汀除有抗抑郁作用外，尚可治疗其他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有研究表明，氟西汀对海马的神经保护作用是其发挥抗抑郁效应的机制之一［1］。关于氟西汀对体外培养的海马神经元生长的影响未见报道，本研究初步探讨了氟西汀对原代培养的海马神经元生长的影响。

1材料与方法

1.1新生大鼠海马神经元的分离和培养

技术方法在参考文献［2］基础上加以改进。取出生24h内的新生SD大鼠（东南大学医学院动物实验中心提供），无菌分离出双侧海马，用显微剪剪碎，D-Hank''''s液清洗2或3次，将剪碎的海马组织转移至离心管中，加入等量0.25%的胰酶（美国Sigma公司），37℃消化30min，中间振摇1或2次，加入10%的DMEM/F12（美国Gibco公司）5ml，轻轻吹打15次，然后1000r·min-1离心5min，制成单细胞悬液，置于CO2培养箱（德国Heraeus公司产品）中，差速贴壁30min，去除成纤维细胞，吸取未贴壁的细胞，并用200目的不锈钢滤网过滤，收集过滤后的单细胞悬液于培养皿中，然后至离心管中，取一滴单细胞悬液进行计数，并用DMEM/F12将细胞密度调到1×106ml-1，然后接种于200μg·ml-1多聚赖氨酸（美国Sigma公司）包被的6孔培养板中，转移至培养箱内培养，4h后换为无血清培养基，即含2%B27的Neurobasl培养基（美国Gibco公司），以后每3天半量换液1次。使用培养6d的神经元进行染色鉴定。

1.2大鼠海马神经元的鉴定

1.2.1烯醇化酶（NSE）免疫细胞化学染色

取培养6d6孔培养板中的盖玻片进行神经元特异的NSE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弃去培养液，4%多聚甲醛室温固定1h，加入0.3%H2O2甲醇去除内源性过氧化氢酶，0.1%TritonX-100破膜，10%绵羊血清封闭，加入一抗1∶200兔抗鼠NSE抗体，4℃湿盒过夜，0.01mmol·L-1PBS清洗，加入二抗1∶200生物素化的山羊抗兔IgG，放入37℃温箱孵育60min;0.01mmol·L-1PBS清洗，滴加SABC过氧化物酶复合物，37℃温箱中孵育60min，0.01mmol·L-1PBS清洗，滴加DAB显色液作用3～10min，自来水冲洗后，常规脱水，透明封片。光镜下观察NSE表达阳性细胞。

1.2.2尼氏染色

6孔培养板的细胞培养7d时，取出盖玻片进行尼氏染色。弃去培养液，0.01mmol·L-1PBS清洗，4%多聚甲醛室温固定1h，0.01mmol·L-1PBS清洗3次，氯仿中1min，95%、70%乙醇各1min，蒸馏水清洗，置于1%甲苯胺蓝染液中染色20min，95%乙醇分化，在显微镜下观察控制，时间以尼氏体显示清晰为准，37℃干燥，二甲苯透明，中性树脂封片，光学显微镜下观察。

1.3实验分组

在培养的第3天加入氟西汀（常州第四制药厂生产），根据药物浓度不同，将实验细胞分为5组，分别加入1、10、20、40μmol·L-1氟西汀;正常对照组加入等体积的培养基。

1.4海马细胞形态定量分析

倒置相差显微镜（德国Zeiss公司产品）下观察加药48h后的海马神经元形态，每组各孔随机选择20个视野（每个视野0.17mm2），记录每个视野内细胞长出突起的神经元数目，目镜测微尺随机测量15个神经元突起的长度和胞体的长径。

1.5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12.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各项检测结果以x-±s表示。多组比较及组间两两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2结果

2.1海马神经元形态学观察

倒置相差显微镜下观察，培养1d，细胞绝大部分贴壁，细胞形态大小不一，以单突起的小细胞为主。培养6d，神经元胞体较大，突起进一步增多、延长，并形成稀疏的网络（图1）。培养12d，神经元胞体进一步增大，突起形成比较稠密的网络。培养24d，神经元胞体出现空泡，部分神经元死亡，胞体崩解，突触断裂。

2.2海马神经元鉴定

NSE免疫细胞化学染色:染色后光镜下观察第6天的神经细胞，胞浆和突起被染成棕黄色为NSE抗体表达阳性细胞，以3个视野中阳性神经元的数目占总细胞的比例为神经元纯度，经鉴定神经元的纯度为90%。见图2A。

2.3氟西汀对海马神经元形态学的影响

结果见表1和图3。不同浓度的氟西汀对海马神经元形态学指标的影响是不同的，10μmol·L-1氟西汀组海马神经元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有突起的神经元数目增加、最长突起长度增长（P<0.05）;40μmol·L-1氟西汀组海马神经元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有突起神经元数目减少（P<0.05），最长突起长度及胞体长径无显著性差异（P>0.05）;1、20μmol·L-1氟西汀组海马神经元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有突起神经元数目、最长突起长度及胞体长径无显著性差异（P>0.05）。表1氟西汀对加药48h海马神经元形态学的影响（略）

3讨论

本实验严格控制胰酶的量和消化时间，采用了0.25%胰蛋白酶低浓度溶液、30min长时间消化的方法，尽可能减少分离过程中的化学损伤。为了避免操作过程中的机械损伤，分离时动作轻柔，规律换药，每72h半量换液1次，换液时速度快，以减少对神经元生长的影响。本实验采用了差速贴壁生长，去除了成纤维细胞，并采用B27无血清培养基，可以选择性地促使神经元生长，抑制非神经元的生长和繁殖［3］，从而可以纯化海马神经元。NSE是神经元分化成熟的特异性标志酶之一，它主要表达于神经元的胞体、轴突、树突部分［4］，通过NSE免疫细胞化学染色方法，可以鉴定体外培养的新生大鼠海马神经元及其纯度。本实验通过NSE免疫化学染色，发现大部分细胞胞浆和突起被染成棕黄色，计数阳性细胞百分率为90%。尼氏体是神经元的特征性结构之一，存在于神经元胞体和树突内，可被碱性染料染成深色的颗粒和斑块，它是细胞内的一种蛋白质合成装置，可作为观察神经细胞功能状态的灵敏指标。本实验观察到培养的海马神经元胞质内尼氏体数量较多，说明培养的海马神经细胞生长良好。NSE免疫细胞化学染色和尼氏染色结果提示，本实验能培养出纯度较高、生长良好的海马神经元。氟西汀不仅是广泛应用的抗抑郁药，而且可以用于治疗癫痫、偏头痛、认知障碍、焦虑障碍、儿童孤独症等诸多神经精神疾病。目前研究认为，氟西汀抗抑郁效应与它对海马的神经保护作用有关，这种作用可能是通过促进海马细胞增殖来抵抗神经元的萎缩和丢失来实现的。李鹂等［1］研究发现，氟西汀在显著改善抑郁大鼠抑郁行为的同时，增加了海马齿状回神经前体细胞的数目，其增殖也增强，推测促进海马神经元再生可能是氟西汀治疗抑郁症的机制之一。李云峰等［5］通过慢性应激建立小鼠抑郁模型，认为氟西汀促进海马齿状回神经元再生可能是抗抑郁剂共同作用机制之一，并且可能与提高海马BDNF水平密切相关。一些临床研究的结果也提示抗抑郁药具有神经保护作用。Santarelli等［6］

研究发现5-HT再摄取抑制剂能部分逆转认知功能障碍大鼠海马齿状回神经元增殖减少及树突萎缩，并能促进海马神经元的再生和存活。Yatte等［7］通过高分辨率的MRI和立体定位方法测定海马容量，发现持续性接受抗抑郁药物治疗与只在发作时接受治疗的患者相比，海马容量无显著性降低。

本研究首次以体外培养的新生SD大鼠海马神经元为模型，通过细胞形态定量分析，探讨氟西汀对海马神经元生长的影响。Chiou等［8］通过MTT方法，发现浓度在55μmol·L-1以下的氟西汀可明显促进海马神经干细胞存活，在20μmol·L-1时达到高峰。根据Chiou等［8］的研究结果，本实验选择了浓度分别为1、10、20、40μmol·L-1的氟西汀来干预海马神经元。结果发现不同浓度的氟西汀对海马神经元形态学指标的影响是不同的，10μmol·L-1氟西汀组海马神经元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有突起的神经元数目增加、最长突起长度增长（P<0.05）;40μmol·L-1氟西汀组海马神经元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有突起神经元数目减少（P<0.05），最长突起长度及胞体长径无显著性差异（P>0.05）;1、20μmol·L-1氟西汀组海马神经元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有突起神经元数目、最长突起长度及胞体长径无显著性差异（P>0.05）。结果表明氟西汀对海马神经元生长的影响有浓度依赖性，浓度过低（1μmol·L-1）对海马神经元生长的作用不明显，适当浓度（10μmol·L-1）可以促进海马神经元的生长发育，浓度过高（40μmol·L-1）则抑制海马神经元的生长。本实验中氟西汀浓度为40μmol·L-1即出现对海马神经元的抑制作用，与Chiou等［8］研究结果不完全一致，表明氟西汀对海马神经元和神经干细胞的影响存在差异。氟西汀促海马神经元生长的机制尚不明了，有研究［9］表明，长期给予氟西汀后，大鼠海马神经元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mRNA表达明显高于对照组，而BDNF具有很强的刺激和促进神经细胞生长和分化，维持神经细胞存活和正常功能的作用，Dwivedi等［10］发现氟西汀不仅能够增加海马BDNFmRNA的表达，还可以逆转皮质酮导致的海马BDNFmRNA表达的降低。据此可以推测，氟西汀促海马BDNF表达可能是促海马神经元生长的机制之一。非营养因子家族，包括睫状神经营养因子、胶质细胞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等，都能促进海马神经元的生长，氟西汀是否也可能通过上调这些因子的表达而促进海马神经元的生长有待研究。

本实验结果提示，氟西汀可以促进新生大鼠海马神经元的生长，这为氟西汀治疗与海马损害有关的神经精神疾病提供实验基础和理论依据。氟西汀促海马神经元生长的确切机制尚待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李鹂，涂自良，杜士明，等.氟西汀对实验性抑郁症大鼠抑郁行为及海马神经元再生的影响［J］.医药导报，2006，25（4）:280-282.

［2］BrewerGJ.Isolationandcultureofadultrathippocampalneurons［J］.JNeurosciMethods，1997，71（2）:143-155.

［3］BrewerGJ，TorricelliJR，EvegeEK，etal.Optimizedsur-vivalofhippocampalneuronsinB27-supplementalneuron-basal，anewserum-freemediumcombination［J］.JNeurosciRes，1993，35（5）;567-576.

［4］SchmechelDE，BrightmanMW，MarangosPJ.Neuronsswitchfromnon-neuronalenolasetoneuron-specificenolaseduringdifferentiation［J］.BrainRes，1980，190（1）:195-214.

［5］李云峰，刘艳芹，张有志，等.抗抑郁剂对慢性应激小鼠海马神经元再生的影响［J］.中国药理学通报，2004，20（4）:385-388.

［6］SantarelliL，SaxeM，GrossC，etal.Requirementofhipp-ocampalneurogenesisforthebehavioraleffectsofantide-pressants［J］.Science，2003，301（5634）:805-809.

［7］YatteI，ShelineMD，MokhtarH，etal.Untreateddepressionandhippocampalvolumeloss［J］.AmJPsychiatry，2003，160（7）:1516-1518.

［8］ChiouSH，ChenSJ，PengCH，etal.Fluoxetineup-regu-latesexpressionofcellularFLICE-inhibitoryproteinandin-hibitsLPS-inducedapoptosisinhippocampus-derivedneuralstemcell［J］.BiochemBiophysResCommun，2006，343（2）:391-400.

篇2

人类法律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期后，最重要的发展就是法律的社会化运动，社会法正是这场运动最为直接的产物。而这也是受人类伦理观嬗变影响所致，因为其中蕴涵了“由契约伦理到社会正义”的时代精神变革。人类社会在其产生之初并没有环境法。由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冲击还比较小，这时的环境问题主要是环境侵权问题，即因污染而造成他人人身和财产损失。这时并不需要有作为部门法的环境法，对此仅需适用民法中的侵权规定即可，即环境法主要是以私法的形式存在的。此时也有以国家名义颁布的环境公法，但调整环境关系的法律仍以私法为主，而这也存在着任意性和消极性等不足。为弥补这些不足环境法也开始社会化，并在其中逐渐成为了独立的法律部门，环境法在这时也被归入到社会法范畴，“环境法是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法”。而包括环境法在内的法律社会化运动，都与强调社会公正的社会伦理有关系。“‘社会伦理’以社会伦理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权利-义务关系为核心，以人的自由为目的，是关于社会和谐秩序及其实现条件的社会公正的理论。”社会法正是以其为理论基础而构建的，社会公正可谓是其中最为核心的价值。社会法“主张法律规则应被认为是达到社会公正结果的指针。”我们认为环境法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自于维护社会公正的现实需要——社会上污染破坏环境的毕竟是少数人，若不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法律责任，那么这对大多数人而言就是不公正的，而环境法要维护的就是这种社会公正。“为了维护环境，保护环境的责任有一个公正分配的问题。在特定的环境之中，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污染和破坏环境。恰恰相反的是，任何人都有维护环境的责任，这种责任的分担就有何以公正的问题。”而这种责任主要是通过环境法实现的，在这方面政府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政府的责任主要在于通过制度保障社会的公正运行，就环境问题而言，就是制定环境法规、环境决策，通过环境立法、执法、司法，命令等环节使各行各业遵守环境法规，执行环境决策。”而环境法自身具有的强烈社会性特征，也决定了环境法必然与社会伦理相关——社会性就是社会伦理据以建立的基础。环境问题是具有着重要社会性的问题，它的产生具有着极为深刻的社会根源。环境法作为环境问题的解决之道之一，自然而然地也就具有了明显的社会性。环境法主要是解决人类同自然的矛盾，环境保护的利益同全社会的利益一致，就此而言环境法也具有广泛的社会性。然而环境问题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我们与其说环境问题具有社会性特征，还不如说环境问题具有全人类共同性；因此社会伦理在环境问题上也有缺陷，它也难以全面支撑环境法的伦理基础。随着环境问题“类”主体概念的出现，人类在环境问题上进入生态伦理时代，生态伦理也成为环境法新的伦理基础，环境法也因此过渡到了生态法的时代。

二、生态伦理与环境法

在环境法发展史上有件标志性的大事——瑞典斯特哥尔摩世界环发大会的召开。该会议确认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也使环境法进入了生态伦理的新时代。“这个阶段的环境法的主要特点是……环境道德和生态伦理成为环境法学认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环境法治的重要条件。”我们认为在环境法的发展演进历程中，生态伦理时代的到来必然是大势所趋，而这也恰是由环境法的特殊性决定的。环境法的特点意味着“它的历史发展最显著的趋势是生态哲学的引入。”生态伦理是伦理学在当代的最新发展，它的出现影响甚至颠覆了传统伦理学，其也对环境法的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进入到现代社会之后逐渐意识到，造成当今世界环境危机严重的总根源，乃是人们对自然在认识上的错误所致。“环境危机的实质是文化和价值问题……环境问题的实质是价值取向问题，是目标和意义的选择问题。”换言之环境危机的实质是伦理的危机。这也意味着环境法作为人们环保手段，如果不能从伦理观上进行彻底的革新，其作用将很难以完全充分地发挥出来。中国环境法的革命首先是理论的革命，而后者首先就是由生态伦理所引发的。生态伦理对环境法发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在颠覆传统的环境法理论的基础上，重新塑造了现代环境法新的理论基础。所有的法产生和存在都需要伦理基础，且最初都以人类中心主义的形式出现。传统人类法律大多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法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亦不例外。而人类中心主义本身也是有其缺陷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缺陷在于，它忽视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忽视了人类的存在必须以自然的持续存在为前提。”这也使其愈加无法支撑环境法的演进，于是生态中心主义倾向逐渐开始产生。这时“传统的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概括地讲，就是哲学伦理学界开始对‘人类利益中心主义’的反思和探讨‘生态利益中心主义’的理念……‘生态利益中心主义’者基于现代科学提出了应当扩大伦理学主体，将‘自然物’也作为与人类平等的伦理学主体的主张。”环境法在生态伦理的支撑下迅速发展，同时也成为生态伦理重要的实现形式，两者呈现出良好的相互促进发展态势。“现代环境道德的发展过程证明，环境道德与环境法的关系密切，它们相互渗透、互相补充、相得益彰。一方面，环境法积极维护环境道德，一旦条件成熟就把环境道德规范提升为环境法律规范。另一方面，环境道德积极为环境法辩护，并通过道德舆论推动环境立法、守法和执法。”但生态利益中心主义也并非不无诟病，学术界同样也对其提出了许多的质疑，而这些质疑甚至还延伸到环境法领域。有学者将这种质疑归结为了九个方面，即理论前提虚无、信仰真理化、缺乏本土思维与大归结众化意识、核心理论正当性不足、颠倒伦理与法的关系、道德性过高、缺乏法律思维、忽视程序价值、实践论证不足等弊端。这使其更无法成为环境法的伦理基础，甚至在环境法中的某些重大问题面前，它不仅显得苍白无力更是难自圆其说。因此生态伦理并非环境法的伦理终结，我们反而在其中找到了新的伦理起点，即下文中所要论及到的生命伦理理论。另一方面，它促进了现代法律生态化的巨大变革，其中自然也包括环境法的生态化变革。生态化是当代法律发展最重要的趋势，而它的出现就是由生态伦理所引起的。“法律生态化趋势是生态伦理观在法律上的反映，从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到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的革命是法律生态化的伦理基础，正是这种变化了的价值观引发了法律生态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在环境法中表现的最为明显。“环境法的生态化是按照可持续发展要求对环境法进行的创新和改造……它的生态化将引导中国环境法律体系向生态法的方向发展。”可持续发展在实际上就是种伦理要求，它实现了社会伦理向生态伦理的演进。“可持续发展伦理把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纳入伦理关怀的范围，用道德来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了从社会伦理、人际伦理向生态伦理的思维转向。”因此环境法伴随着这种伦理观的演进，也实现了从社会伦理为基础的社会法，向以生态伦理为基础的生态法的转变，从而也就完成了环境法的生态化进程。

三、生命伦理与环境法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新事物源于旧事物，前者是对后者的发展、更新以及扬弃。“新事物在旧事物的基础上产生出来，否定了旧事物中消极的，过时的、腐朽的东西，吸取、继承并发展了旧事物中积极的因素，并且还添加了一些为旧事物所不能容纳的丰富的新内容，因而它就比旧事物优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环境法演进中伦理观的嬗变也是如此。生命伦理最初也可追溯到生态伦理中，史怀泽最早开始对此进行了伦理思考。“有思想的人体验到必须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敬畏所有生命意志。他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到其他生命。对他来说，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理。”这就将生态伦理深入到生命的层次。而美国学者艾伦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即“地球是我们所知道的宇宙中能够维持人类生命的唯一星球。但人类活动却逐渐使得地球很难适于人类继续生活下去。”生命伦理常被等同于医学伦理，“生命伦理虽是一门崭新的学科，却又与古老的医学伦理学有着难解的渊源，直到目前，一些学者仍习惯性地称其为‘医学伦理’或是‘生物医学伦理’。”但本文中所要探讨的却是其语源层面。现代生命伦理学在西方最早始于法国，虽然其也表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色彩，但它却是“以生命存在的价值为其全部理论的中心”的，并且非常“强调对生命价值的动态性和开放性研究。”如前所述，法学始终受到哲学伦理学的强烈影响，生命伦理孕育催生了新兴的生命法学。“法理上来说，生命法是生命伦理的法律化，是从生命伦理中分流出来的一种具有刚性的社会行为规范，它所维系的是最低限度的生命伦理；生命法学作为以生命法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学科，是以生命伦理学作为其理论来源的。因此，生命法律现象中的很多现象都必须从生命伦理学中寻找理论支撑。”甚至有学者更为直接地指出“生命伦理学是生命法学的基础。”哲学伦理学总在不断寻求着终极思考，将对环保伦理深入到生命伦理的层面，也可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是终极思考。生命的存在是这个世界上的头等大事，而它又是以一定的环境状况为前提的。这意味着如果世界上的环境极度恶化，最终使得所有的生命都无法生存下去，那么再讨论任何的问题都将毫无意义。“生存问题总是只能通过生存活动本身来澄清。”我们认为，环境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生命法，“当代生命法学研究与调整的对象不仅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且包括人类与地球生物圈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将对环境法的认识上升到生命的高度，是人们对环境法认识继续深化的结果，而这显然是受到生命伦理影响的结果。立法可谓人类所特有的主观能动活动，换言之只有人类才能充当立法的主体。但人类在立法又不能只管自己的利益，而须顾及所有生命甚至非生命的利益。“人类应当承认生物的权利，并为自己立法：一切生命的权利都是不可侵犯的。”认识到这点才能既摆脱人类中心主义，而又不至陷入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虚无，从而为环境法找到其终极价值之所在。

四、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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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路工程预算与计划资金不符。

对于目前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来讲，由于一个公路工程的资金筹备途径较多，也就因此出现了工程项目追加资金的发文已经下达，资金预算也经过了审核，但是资金的安排却总是跟不上，造成了公路公程进度的拖延和资金的增加。不仅如此，有的工程为了抢进度，在资金未到账的时候就开始施工，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边设计边施工便进行资金预算的施工模式，从施工到竣工，施工单位对于整个工程的造价没有估算，最后只能使用多少算多少，但是这样有很不利于公路工程的经济管理，也无法实现公路工程的财务监管和控制。

2.公路工程的成本预算不够细致。

根据公路工程的施工预算要求，对每一项独立工程的预算要按照工程成本预算项目逐个核对每一项的实际成本。但是在实际的工程施工过程中，许多施工单位都没有按照相关要求实行，实际的成本与工程的预算多数都不一致，这也导致了核算的资料不能反映出工程预算和进度的情况的现象，造成费用分摊不合理的状况。甚至有的工程成本中存在着胡乱记录的现象，增加了开支，违反了财务经济纪律。

3.公路工程所需材料核算手续不完善。

公路工程施工所需要的材料费用一般都占整个工程的一多半，因此，对于施工的材料管理则是公路工程经济管理的重要项目。但是由于在公路工程的施工过程中，一些施工单位在进行材料采购的时候都是无计划无限量的进出材料，由于管理不当，材料的分配不合理，重复作业，甚至有的施工单位连材料的物料清单都没有，这就造成了材料单据的不确定性。

二、公路工程经济管理宏观问题的对策思考

1.加强法律法规建设。

由于没有完善的公路工程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制订，所以导致了负责人员在公路工程的施工过程中的不严谨的态度，如果建立完善的法律机制，关于公路工程建设的市场将会越来越规范，经济管理作为公路工程建设中的一部分，应该积极的相应相关法律，是公路工程的造价更为标准，由于我国的法律法规只是从宏观上对其进行了规范，但是许多细则都没有进行详细的规定，因此，要建立一个完善的法律法规，保证公路工程建设的资金的准确和严密，以便整个工程的顺利进行。

2.加强队伍建设。

了更好的实现公路工程经济管理，就要加强工程队伍的建设，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个人素质，注重相关方面人才的培养。由于现如今，在公路工程的建设方面，负责人对其经济管理的观念认识不够充分，观念不够深入是造成公路工程建设经济缺陷的根本原因，所以只有让工作人员从根本上解决了自身的问题，才能够改善其的经济管理问题。也就是说，在现在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加大对人才培养的投资，提高工作人员的总体水平。虽然，现如今也有相关方面的院校在对该方面的人才进行培养，但是很少有能够具备全方位、全过程要求的人才，所以我们需要建立健全的培训院校，培养大量的全能人才和专项人才为公路工程的建设服务。当然，除了此方面，还要做好在岗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保证工作人员的思想能够与时俱进，不落后不脱节。从而实现高效的公路工程经济管理工作完满完成的目的。

3.完善经济管理系统体系。

随着工程造价管理体制的逐步完善，计算机技术在公路工程建设中的应用也实现了全覆盖的推广。因此为了更好的实现经济管理的优化，就要充分地利用计算机管理系统，建立完善的经济管理系统体系，对所经手的材料的进出进行登记入库，统一核算，同时利用计算机系统对公路工程建设的预算进行合理的估算，争取将经济管理这一方的工作优化处理，提高工作的准确率和工作效率。

三、公路工程经济管理微观问题的对策思考

1.关于如何加强公路工程的财务管理与成本核算工作的对策思考。

为了做好公路工程财务管理与成本的核算需要做好以下几点工作：1.1加强公路工程预算和实际成本的管理，也就是说要保证预算成本的合理性，将预算成本与实际成本进行对比分析，做好工程施工过程中的财务的监督和管理工作。1.2对公路工程建设中所需要的材料的进出进行详细的管理把关，做好采购计划，严禁超额采购，实行限额制度。同时建立一套严格的材料采购和回收管理机制，保证没有资源的浪费和短缺。1.3做好公路工程的综合性分析。公路工程竣工的时候，施工单位的财务部门要根据施工情况做好实际的资金运作情况总结，与技术部门做好相关工程施工的综合性的分析和评价。对照预算做好执行情况的分析，客观地分析施工中资金的节约和超支的影响因素。

2.对于单机成本核算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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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进行经济管理的过程中施行的是有形手和无形手相结合的形式，其中市场经济是主要的管理手段，而宏观调控手段予以配合，起到的是总领全局，引导方向的作用。宏观经济管理就是我国应用宏观调控手段对社会经济进行管理的具体体现。在社会经济运营的过程中应用宏观调控管理可以有效地避免社会经济发展的失衡，能够把握住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方向，并且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可以为社会经济发展营造出良好的经济环境。宏观经济管理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其针对的是社会整体，从全局的角度出发对社会经济进行调整。

二、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应用

(一)注重信息搜集，规范信息应用

要想强化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应用，关键是要搞好经济信息的搜集和管理工作，使得宏观经济管理在进行的过程中可以快速高效的接收到准确全面的经济信息。就现阶段而言经济信息的搜集工作存在着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的特点，因此搜集到的经济信息经常会在准确性上存在不足，而且由于搜集渠道受到限制，因此搜集的经济信息在全面性和时效性上也难以满足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不仅不会提升宏观经济管理的质量，有时还会起到一定的反面效果。所以，我国政府应建立起完善的经济信息搜集系统，并且要注重信息搜集的科学合理，做好经济信息的筛选验证工作，避免虚假信息造成宏观经济管理的失误。同时，随着现代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络应成为经济信息搜集的主要途径，通过互联网络的应用可以提升经济信息搜集的速度。

(二)加强信息管理，完善应用系统

宏观经济管理与经济信息的结合应为宏观经济信息管理，为了有效地对宏观经济信息管理进行落实，相关部门应建立起完善的宏观经济信息管理系统，通过健全系统的运作，提升宏观经济管理的质量和效率。具体来说在进行系统建设的过程中，相关部门首先应明确系统建设的意义，并对系统运作的工作目标进行设定，使得系统在进行应用的过程中可以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其次，要保障系统可以快速高效的进行运作，满足宏观经济信息管理对时效性的需要。不仅如此，政府在将经济信息应用到宏观经济管理的过程中，还应注重政策上的调整，为宏观经济信息管理的应用打好基础。具体来说政府应减少国有企业的数量，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促进金融体制的完善，保障国家经济发展的先进性和科学性。

(三)发挥导向作用，实现科学管理

宏观经济管理无论应用何种手段，采取何种方法，其最终都是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实现国家经济的建设。因此在应用宏观经济管理的过程中，其应一直坚持这一最终目标，避免管理方向出现偏差而造成目标实现的困难。在没有应用经济信息之前，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缺乏足够的了解，因此一些管理方法的制定有时会带有着一定的盲目性和片面性，难以真正的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使得宏观经济管理作用难以发挥出来。因此在应用经济信息的过程中，相关部门应充分发挥经济信息的优势，将其作为宏观经济管理的导向，通过分析经济信息加深对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的了解，进而可以从实际的角度出发，制定出符合经济发展的管理策略，使得宏观经济管理更加的科学合理，更容易达成最终的管理目标。

三、总结

篇5

传统的生物保护战略被动地强调现存濒危物种和景观元素的保护，如果将物种运动和生态过程作为一个能动的景观控制过程来对待，我们将会有一种全新的景观规划途径。其中有三个方面的概念对这种新的景观规划途径有启发意义：即景观的空间构型对生态过程的作用，生物进化空间轨迹与景观格局设计及景观阻力与潜在的生态基础设施的设计。景观生态安全格局正是在这些方向上的一个新的探索。

关键字：生物多样性；生物保护；景观生态；景观规划

1.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景观规划途径

景观规划设计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意义已引起生物学家的高度重视，用Wilson(1992，P317)的话说“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专业，景观设计(LandscapeDesign)将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环境日益人工化的情况下，仍然可以通过林地、绿带、水系、水库和人工池塘及湖泊的巧妙布置来使生物多样性保持在很高的程度。总体规划不但考虑经济效益和美，同时考虑生物种类的保护”。

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包含三个层次的含意：(i)遗传多样性，即指所有遗传信息的总和，它包含在动植物和微生物个体的基因内；(ii)物种多样性，即生命机体的变化和多样化；(iii)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而栖息地、生物群落和生物圈内生态过程的多样化(见McNeely等1990；Soule1991；NAS1992)。相应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也分别在环环相扣的多个生物空间等级层次(Biospatialhierarchy)上进行，即(i)景观或生态系统综合体层次，(ii)群落层次，(iii)物种层次，(iv)种群层次和(v)基因层次。生物多样性的空间等级层次与空间位置和格局紧密相关，这也正是本文关于生物保护景观规划讨论的出发点。

总起来讲，生物多样性保护可分为两种途径：以物种为中心的途径和以生态系统为中心的途径。前者强调濒危物种本身的保护，而后者则强调景观系统和自然地的整体保护，力图通过保护景观的多样性来实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保护战略上的两种不同途径也体现在以生物保护为目的的景观规划设计中：以物种为出发点的的规划途径和以景观元素为出发点的的规划途径。尽管两者都考虑物种和生态基础设施的保护，但前者的规划过程是从物种到景观格局，而后者是从景观元素到景观格局。

1.1以物种为出发点的景观规划途径

该规划方法强调，使景观生态规划具有意义的充分必要条件是选准保护对象，并对其习性、运动规律和所有相关信息有充分的了解。以此为基础来设计针对特定物种的景观保护格局。一个整体优化的生物保护景观格局是由多个以单一物种保护为对象的景观最佳格局的叠加与谐调(Amstel等1988；Selm1988)。这一途径一般可分为下列五个步骤：

(i)根据物种的重要性，选择目前的或潜在的保护对象。

(ii)收集关于保护对象的信息，包括查阅文献，明确适合于每一保护对象的最佳景观结构。

(iii)汇总和比较所有保护对象对景观的需要。

(iv)修改保护物种清单以取得保护的谐调与一致性。

(v)综合以单一物种保护为目的的景观规划来获得某一地域的总体生物保护景观规划。

如果有足够详尽的关于物种及其相关联系的信息的话，

以物种为中心的景观规划途径可以说是，最有效和科学的生物保护途径。但是，这一途径一开始就将可能遇到规划师和生物学家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即什么物种应优先保护的问题。人们一般从三个方面的标准来选择优先保护的物种：

(i)目前的稀有、特有性，受协状态及其实用性，大型哺乳动物和那些被列入国际濒危物种名单之列的物种显然应作为首选的保护对象。往往被作为首选对象。

(ii)物种在生态系统及群落中的地位。保护对象应对维护整体生态平衡有关键作用。

(iii)物种的进化意义。一种杂草可能本身很不起眼，在群落内也表现不出重要意义，但却有可能对进化史及未来生物多样性的发展有重要价值。用进化的观点来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比被动地保护现存的濒危物种更具有意义(Edwin1991)。

1.2以景观元素保护为出发点的途径

这一途径并不基于对单一物种的深入研究来作景观规划，而是把生物空间等级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集中针对景观的整体特征如景观的连续性，异质性和景观的动态变化来进行规划设计。该途径认为，现实的生态过程发生在一个时空嵌合体中，包含生物等级系统的各个层次。而批评以物种或群落保护为对象的规划只是偏面地解决了一个连续的复杂系列的局部和片段(NossandHarris，1986)。因此，以景观元素为核心的整体规划途径强调以下的步骤(Harris1984,NossandHarris1986;Noss1991)：(i)生态过程和生物多样性成份包含在一个广泛的时空尺度上，因此，一个全面的规划应该以生物等级系统的各个层次的受协成分或节点(Node)作为保护对象。强调节点的多样性，这些节点小到一棵孤树或一个森林斑块，大到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而对单一物种本身则不作深入考察。(ii)因为景观的破碎和分割被认为是危胁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所以，规划强调景观的连结关系和格局设计。规划的目标是将每一景观中各种大小的节点连接成为整体的保护网络，并在区域和大陆尺度上建立景观保护体系。

(iii)景观及其保护必须从时空系统和动态的、飘移的嵌合体(ShiftingMosaic)角度来认识和理解。所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景观规划旨在维护嵌合体的稳定性，综合考虑保护及发展规划，以实现景观的可持续性。与以物种为核心的规划不同，以景观元素为核心的规划的第一步不是确定单一物种作为保护对象与研究其特性，而是首先分析现存景观元素及相互间的空间联系或障碍，然后提出方案来利用和改进现存的格局，建立景观保护基础设施(ConservationInfrastruture)。包括在现有景观格局基础上，加宽景观元素间的联接廊道、增加景观的多样性、引入新的景观斑块和调整土地利用格局。

此景观元素为核心的规划途径的理论指导包括岛屿生物地理学(IslandBiogeography)和景观生态学。景观的连续性、异质性、动态和飘移等是规划着重考虑的景观特性。这一规划途径的一个典型代表是所谓的景观群岛模式(ArchipelagoModel)，或称为综合利用模式(Multiple-useModel，简称MUMs)(Harris,1984；NossandHarris1986)。这一模式包括一个绝对保护的核心区和周围缓冲区。沿核心区向外人类活动强度逐渐增加。核心区是生物多样性等级系统中任一层次上的某一节点。

一个关于整体景观保护的类似的概念是所谓的景观补偿区网络(NetworkofLandscapeCompensativeAreas)，这一概念强调景观规划和管理的一个最重要原则是景观的多样性和最优格局。而这样一种最优格局表现为地域内多层次的景观补偿系统和生态基础设施(Mander等1988)。这一理想的景观格局实际上是一个等边六角形。在这样一个六角形中，景观的生态多样性和稳定性通过多层次的生态过渡带和补偿区网络来实现。

以景观元素为导向的规划避免了上述的以特定物种为核心的规划途径的缺点，而从整体上来设计全面的、包容的景观格局。对于景观这一复杂的系统来说，这似乎是合理的。问题是，这种从形式出发的景观格局设计是否能满足内容即物种的保护需要？景观格局是为谁而设计的？

2.多样性保护的空间战略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主要有以下六方面的原因：

(i)栖息地的消失；(ii)栖息地(景观)的破碎化；(iii)外来种的入侵和疾病的扩散；(iv)过度开发利用；(v)水、空气和土壤的污染；和(vi)气候的改变。

其中，栖息地的消失和破碎是生物多样性消失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在中国尤其如此(BCCA，1992)。栖息地的消失直接导致物种的迅速消亡，而栖息地的破碎化则导致栖息地内部环境条件的改变，使物种缺乏足够大的栖息和运动空间，并有利于外来物种的侵入。适应于在大的整体景观中生存的物种一般扩散能力都很弱，所以最易受到破碎化的影响。

尽管生物保护的景观规划途径有所不同，一些空间战略都被普遍认为是有效的。这些战略对克服上述人为扰有积极作用。包括：(i)建立绝对保护的栖息地核心区；

(ii)建立缓冲区以减少人为活动对核心区的干扰；

(iii)在栖息地之间建立廊道；

(iv)增加景观的异质性；

(v)在关键性的部位引入或恢复乡土景观斑块。

2.1绝对保护核

这是自然保护中最传统的战略，其基本思想是将保护对象(残遗斑块或濒危物种栖息地)尽量完整地保护起来，并将人类活动排斥在核心区周围的缓冲区以外。

岛屿生物地理学强调自然保护区设计中的面积和临近关系。这一理论最早由Preston(1962)和MacArthur及Wilson(1963，1967)等首先提出并发展。这一理论假设一个岛上的物种数目最终将趋于一种动态平衡。导致平衡的两种过程是物种的迁入和灭绝。达到平衡状态的物种数主要取决于岛屿的大小和岛屿离种源的距离，即面积效应(AreaEffect)和距离效应(DistanceEffect)。也就是说，一个小的保护区不但最终将只能允许少数物种的生存，并在一开始就使物种迅速消亡。而远离种源的保护地，则很难使物种有再迁入来取代消亡的个体。这一假设或多或少在海洋岛屿和孤立的陆地残遗斑块的观察中得到证实(见FrankelandSoule，1981;Harris1984;FormanandGodron1986;Forman

1995)。但是，陆地景观斑块与海洋岛屿的状况有很大差异(Forman1979;Harris

1984)，目前还没有一个有效的途径来衡量陆地景观斑块隔离状况。有学者提出用景观阻力(LandscapeResistance)来衡量栖息地斑块间的隔离程度(FormanandGodron1986;Formam

1995)。影响景观阻力的因素包括景观的基相质地和边界频率等。Kanaapen等(1992)提出用最小累积阻力来衡量隔离程度。

岛屿生物地理学的越大越好和越近越好的基本原则在今天仍被广为接受，但也有不同的看法(如SimberloffandAbele1976)，认为几个小的保护区可能比一个大型保护区有更多的优越性。

一些反映面积和物种及种群关系的门槛为规划提供了有用的指导。其中之一是种群健康所需要的最小面积(ViableMinimumArea)。对此，有两条法则，即近期法则和长期法则。近期法则主张最小的有效种群数是50；长期法则主张最小种群数为200-500，这样才能保证生物保护的长期安全。根据这两个门槛，可以相应地确定最小面积(FrankelandSoule1981；Harris1984)。

根据岛屿生物地理学，物种与面积之间存在着以下的关系(MacArthurandWilson1967)

其中S和A分别是物种数和面积(公顷)，C和z是特定物种及环境条件下的参数。尽管C和Z因具体情况变化很大(见Wilcox1980)，这一公式指出，当栖息地斑块很小时保护面积的微小增加会导致物种的大幅度增加，而当栖息地斑块很大时，其面积的进一步扩大只能增加少量的物种。根据这一特点，一般认为保护区的面积每减少十倍，物种数将损失30%。

另一种门槛变量是破碎度。根据采伐的模拟表明，景观中至少有50-70%的原有森林生境才能保护物种及生态过程的健康和维持正常秩序(FranklinandForman1987)

2.2缓冲区

缓冲区(BufferZones)或过渡带(TransitionZones)的功能是保护核心区的生态过程和自然演替，减少外界景观人为干扰带来的冲击。通常的方法是在保护核心区周围划一辅的保护和管理范围。但试图在保护核周围建立缓冲区的设想往往会落空，原因是缓冲区土地的所有权法律上不属于保护区管理部门(见McNee1y1992)。在有的情况下保护区内部也设缓冲区。但是，国际上关于如何划分缓冲区的技术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也就是说缓冲区应该划到什么地方，如何划才最有利于保护同时不给当地居民带来过分的经济损失。显然，以保护核心为中心同心圆式地划分缓冲区的做法是不科学的。一个新的划分缓冲区的途径是利用阻力面的等阻线来确定其边界和形状(Yu,1995a-b,1996a)。阻力面类似与地形表面，其中有缓坡和陡坡，呈现一些门槛特征。据此来划分缓冲区不但可以有效地利用土地，而且，可以判别缓冲区合理的形状和格局，减少缓冲区划分的盲目性。

2.3建立廊道(Corridor)

对抗景观破碎化的一个重要空间战略是在相对孤立的栖息地斑块之间建立联系。其中最主要的是建立廊道。生态学家们普遍认为，通过廊道将孤立的栖息地斑块与大型的种源栖息地相联接有利于物种的持续，和增加生物多样性(见FormanandGodron1986;HarrisandScheck1991;SaundersandHobbe1991；Forman1995)。这一观点最近在景观规划和设计领域内得到认真的对待(SmithandHellmund1993)。

理论上讲，相似的栖息地斑块之间通过廊道可以增加基因的交换和物种流动，给缺乏空间扩散能力的物种提供一个连续的栖息地网络，增加物种重新迁入的机会和提供乡土物种生存的机会。许多实地观察也证实了廊道的这种功能(详见HarrisandScheck1991；Forman1995).

廊道的联系和辐射功能使他们成为促进未来生物多样性进化的重要景观结构(Erwin1991)。根据这一功能，廊道的设计应与生物进化的轨迹相适应，联接重要的物种源以保护不断的物种交流和辐射。

但是，廊道的意义也不能过分地强调。他们有时并不能起到联系乡土栖息地的作用。相反，他们有可能对乡土物种带来危害。在大尺度空间上的一个例子是南北美大陆联接的形成在过去几百万年内导致生物多样性的灾难性的损失(May1978;Gould1993，p347)。在小尺度上的观察也证明廊道对乡土物种的危害性(见HarrisandSheck1991)。对某些生态过程有促进作用的廊道，恰恰对某些物种的运动有阻碍作用。联结孤立栖息地之间的廊道往往会引导天敌的进入，或外来物种的侵入而危协到乡土物种的生存。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开发就有许多这样的问题。外来物种沿着交通廊道侵入景观深处，危协乡土物种的生存(见HarrisandScheck1991)。

由于廊道功能的这些矛盾，要求景观设计师谨慎考虑如何使廊道有利于乡土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特别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Harrisandsheck1991)：

(i)多于一条廊道：多一条廊道就相当于为物种的空间运动多增加一个可选择的途径，为其安全增加一份保险。

(ii)乡土特性：构成廊道的植被本身应是乡土植物。

(iii)越宽越好：廊道必须与种源栖息地相联接，必须有足够的宽度。否则，廊道不但起不到空间联系的效用，而且，可能引导外来物种的入侵。至于多宽的廊道较为合适，目前尚无定论，但越宽越好是一条基本原则。

至于针对某一种动物运动的廊道，当地的生物和生态专家的经验往往能提供最可靠的参考(Binford等1993)

(iv)自然的本底:廊道应是自然的或是对原有自然廊道的恢复。任何人为设计的廊道都必须与自然的景观格局，如水系格局相适应。

其它联接破碎斑块的方式包括建立动物运动的"跳板"(SteppingStones),改造栖息地斑块之间的质地和减少景观中的硬性边界频度等以减少动物穿越景观的阻力。

2.4增加景观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

实验观察和模拟研究都显示，景观异质性或时空的嵌斑特性(Patchenes)有利于物种的生存和连续及整体生态系统的稳定(Turner1987;PickettandThompson1978;KolasaandPickett1991;Renshaw1991;Kozakienicz1995；Forman1995)。许多物种需要两种或多种栖息地环境。景观的空间格局与时间更替一样可能会显得杂乱无章。但这种动态和交替抹去了景观中的剧烈性的变化，使系统保持稳定。所以，保护和有意识地增加景观的异质性有时是必要的。(FrankelandSoule1981;Hayes等1987)。增加异质性的人为措施包括控制性的火烧或水淹、采伐等。

2.5恢复栖息地

另一种代价很高的生物保护战略是栖息地的恢复，在关键性的部位引进乡土栖息地斑块，作为孤立栖息地之间的“跳板”，或增加一个适宜于保护对象的栖息地。这样可以大大增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效果，同时也可提高景观的美学价值(Hayes等1987；Morris1987)。

上述多种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战略都在不同程度上有积极作用。关键的问题是在什么地方和怎样来构建上述空间结构和战略。也就是说在什么地方划分缓冲区?在什么地方建廊道来联接栖息地斑块?在什么地方引入新的斑块来有效地影响生态过程?这些问题还远未得到解决。

3.生物保护的景观规划途径讨论

3.1普遍的缺陷和应改进的方面

上述关于生物保护的景观规划途径和空间战略总起来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不足：

(i)被动的途径

除少数例外，目前生物保护多采用被动方式。生物多样性或乡土栖息地被作为被动的保护对象，被圈在一定的地区或限制在一定的网络内运动。如果把生物对景观的利用作为一个能动的生态过程，一种对景观的竞争性的控制过程，情景可能会很不一样。在这种假设下，通过识别关键性的景观局部和空间联系，而利用物种自身的对空间的探索和侵占能力来保护生物多样性。这也正是景观生态安全格局(EcologicalSecurityPatterns)概念的基本出发点之一(Yu1995a-c,1996a-b)。

(ii)局限于对“实体”景观的保护

由于上述关于把物种作为被动对象保护在特定地域和现存景观元素中的局限性，生物保护中的景观生态研究和规划往往注重现有景观元素及格局与生物运动过程的关系(LaverandHaine-Young1993)或偏于记载和再现现存的景观实体元素而对景观的另一半，即作为景观实体元素背景的部分研究很少。而恰恰是这部分“虚体”景观，如作为景观中森林斑块背景的农用基质，对物种的空间运动起作很重要的作用。那么，在这种景观基质、或背景中是否存在着某种隐藏的或是潜在的结构，影响、甚致控制着景观生态过程呢？

由于上述两个局限性，生物保护的上述空间战略的有效性也就值得怀疑了。如传统的缓冲区的划分方法，和根据现存的自然结构来建立廊道并相信物种能利用其进行空间运动等都值得进一步讨论。

所以，下列三个问题依然存在：

(a)如果要选择某一栖息地进行保护应如何选择，包括什么和在什么位置。

(b)如果两个或多个孤立的栖息之间需要构筑廊道，什么地方设廊道才具有高效性。

(c)如果恢复一个退化的景观，应在什么地方着手，才可以使恢复过程更有效，包括有效地使乡土物种得以维持和繁衍，和有效地阻止外来物种的侵入。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但需要考察现存景观元素及其空间格局，同时还应研究潜在的景观基础设施。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理论在这方面作了初步的探讨(Yu1995a-c,1996a-b)。

3.2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概念

针对上述普遍采用的景观规划和空间战略的局限性，有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和模式。尽管这些新概念仍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理论阶段。但对未来生物保护的景观规划发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i)景观的空间构型概念(SpatialConfiguration)

这一概念强调景观的构型，即景观元素的毗邻关系。景观的空间构型可能比笼统意义上的景观异质性或景观的嵌合体特性更具有意义(Forman1990,1995)但关于这一设想尚没有进一步的实验观察的支持。

同样的设想也包含在森林的群岛模式之中，这一模式主要讨论破碎化的残遗森林景观的空间分布(Harrs1984)。该模式强调斑块在联系整体群岛系统中的作用应作为斑块被选作为保护对象的首要因素。单一斑块选择作为保护对象的标准包括：①空间位置，②总的物种丰富性，③对特有区系成分生存和延续的意义，④发生遗传变异的可能性。而“选择栖息地岛屿保护地的压倒一切的保护标准是其在整体景观生态系统中的作用”(Harris1984,p158)。

(ii)进化动态世系概念(EvolutionaryDynamicLineage)

这一概念认为，目前生物保护的战略基本上是保护那些正走向灭绝的稀有物种，而这并不是我们所需的。应该保护的是进化的过程(Erwin1991)。

那些对当代进化过程有重要意义的关键地区应作为我们的保护和管理重点。

根据物种进化的空间轨迹来设计景观生态保护格局，才使生物保护更具有意义而应作为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3)景观阻力的概念(LandscapeReristance)

用景观阻力来衡量景观中栖息地岛屿的隔离状态在景观生态规划中具有重要意义(Forman1995)。

篇6

在《美国大学出版社的历史、定位和宗旨》一文中（见《大学出版》2005年第1期），笔者曾经提到美国大学出版社的定位和宗旨，其中最为主要是这样两点，即：首先美国大学出版社定位为学术出版机构，出版学术、思想或者有创新价值的作品，面向少量的专业人士；其次，它们被美国政府定位在非赢利机构（not-for-profit）的位置上。

这样的宗旨和定位，不免立马让人产生这样的疑惑：不管怎样，美国大学出版社本质上是个出版机构，是个实体，也是要进行经营活动的，而经营是需要钱的。但它们既然又是非赢利机构，这个矛盾如何处理呢？本文便是试图通过笔者对美国大学出版社的整体了解和认识对美国大学出版社的经营管理情况进行一些介绍。

任何一个实体或者机构的经营活动，其实际运作的前提之一是它与主办方或者投资方的关系。谈美国大学出版社的经营管理便首先要谈到它们与各自所在大学的关系。

全美国一百多家出版社，绝大部分都是其所在大学的一个正式设置的部门（aformaldepartmentoftheuniversity）。然而，大学出版社所处地位应该跟一个学院或者系不同，很多美国大学出版社是设在大学的图书馆下的，有些甚至由图书馆馆长（thelibrarian）兼任社长。比如，纽约大学出版社的社长的顶头上司不是通常认为的大学主管出版社的某位校长，而是纽约大学图书馆的馆长。这样一种位置也便说明了为何美国的大学出版社跟美国的图书馆协会有着那么密切的关系。

在弄清了美国大学出版社在自己母体中的位置并且明确了其学术出版的宗旨后再来谈论它们的经营管理便有了清晰的方向。

学术出版，大学出版社无怨无悔的职责

通常人们看到学术出版（scholarlypublishing）这个词组引发的联想便是市场小、阳春白雪、读者群窄、吃力不讨好、亏损等等。而事实上，从很多出版社的经验来看，学术出版并非无利可图。但毕竟要通过学术出版来赚钱很不容易。而在对不少美国大学出版社的采访和调查过程中，笔者也惊异于自己的发现：学术出版所造成的亏损在美国大学出版社中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这里我们仍然要引用一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创办者丹尼尔·科伊特·基尔曼（DanielCoitGilman）的那句名言：“于大学而言，推进知识发展并且将知识不仅在那些可以每天聆听讲座的人中间传播——而且在更大更宽范围的人们中间传播，这是它最高尚的职责之一。”美国大学出版社今天的生存便是基于这样的一个高尚的职责。

很遗憾笔者在截稿前未能拿到美国大学出版社协会有关2004年度全美大学出版社的经营统计数据，但从纽约大学出版社社长斯蒂夫·马伊科斯基先生（SteveMaikowski）那里获得了这样的信息：1.美国大学出版社大多数都是亏损经营，亏损面在90％左右；赢利的出版社也大多在某个年份赢利；2.美国的大学对自家办的出版社都有亏损补贴政策，以确保出版社能够正常开展经营活动，保证学术出版的顺利开展。从这两点来看，至少在学术出版的前提下，美国的大学出版社还是能够生存下去的，它们并没有受到商业出版太大的冲击。另外，根据美国大学出版社协会的统计，美国大学出版社平均可以将出版学术著作的87％的成本费用通过销售收回。在学术著作的销售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来自许可复制的版权使用费。这样，出版高质量、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便成了美国大学出版社追求的目标。

试想，要是某家大学出版社有着厚实的学术出版积累，并且在某个领域的学术著作的出版处于领先地位，或者其所出版的某本学术著作的某位作者是某年诺贝尔奖某奖项的得主，从大学的角度来看无疑是抵得过它们的亏损的。

这大概也能够从一个方面充分说明美国的大学出版社对自身职责的追求、对于学术出版的热衷并且因此而能依然活跃在美国这个出版大国的出版领域中。

非赢利机构：亏损经营如何生存

对于美国大学出版社的非赢利机构这一属性，根据出版社同时又是一个经营实体的特质，人们总是怀有很多的疑惑。就此疑惑，笔者与纽约大学出版社社长斯蒂夫·马伊科斯基先生有过一番交流。以下是他对笔者的回复：（美国的）大多数大学出版社每年都是亏损经营。这些亏损都由他们所在的大学承担。不过，亏损额的大小必须要有控制，并且一定要保持在学校和出版社共同达成协议的限度内。如果某家大学出版社持续亏损的额度超过了大学的期望值，那么社长大人的饭碗便岌岌可危了。

据笔者了解，美国大学出版社从大学获得的资金补贴或者资助金的幅度大小差别很大，因校而异。一般的大学出版社如果经营亏损的话，每年可以从学校获得上年度纯销售收入10％的补贴。有些规模小的大学出版社甚至能得到上年度纯销售总额50％的资金补贴。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这样总结美国大学出版社的亏损经营：只要在每年的经营活动中亏损额不超过纯销售收入的10％的话，他们的社长大人们尽可以高枕无忧地继续其下一年度出版计划和销售计划等的制定等，自己的位子应该仍然是很稳的。

话又说回来，要是某家出版社的亏损状况大大超出校方和出版社达成的协议，大学也会无可奈何，没有其他选择，只能继续承担。不过，美国大学校方可能会采取这样的措施：大学出版社的自主经营权可能会被学校收回，某些财务管理权会由学校直接掌控。这样一来，出版社实际上已经不能独立开展出版经营活动了。

所以，有补贴并非大家可以尽情亏损的理由。毕竟能赚点钱是件皆大欢喜的事情。那么，那些很少量的能够赢利的大学出版社是如何处理它们的利润，是不是也像中国的大学出版社那样要上交学校呢？

美国大学出版社的赢利情况分两大类。一类是在某个年份有赢利，流年大吉，而非年年赢利。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连续若干年赢利，但也并不等同于年年赢利。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些出版社通常要将那部分利润放到一个或者设在学校或者设在出版社的储备基金里，等到下一年或者以后某个时候日子不好过了再拿出来用。当然，也有少数大学出版社确实要把一定百分比的利润上交给学校，但这个百分比是不确定的，有则交之，无则免谈。

这样的生存环境和条件下，美国大学出版社能够在出版领域创出相当的业绩（请参阅《美国大学出版社的历史、定位和宗旨》一文中的相关数据），并成为美国出版业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page_break]组织架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美国大学出版社整体来讲都属于小型出版机构，人数都不多。根据美国大学出版社协会统计的数据，美国大学出版社的雇员人数平均只有28人，没有那种上百人甚至数百人的巨无霸型大学出版社。我们认为，这与美国大学出版社自身多无赢利经营也有关系。尽管如此，它们仍然有着完善的经营管理组织结构，凡涉及出版的各个环节无不具备，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笔者在此把纽约大学出版社的组织结构图列出，让大家有个直观的印象。

可以知道，该社全部工作人员仅为21人，其中全职人员目前只有19人，非常精干简练。但该有的部门或者负责人员一个不少。社长总负责，编印发全部有专人负责，从流程环节上讲都具备。但笔者也注意到，他们没有财务部门。这或许是因为该社属于大学图书馆领导，其财务问题均划到图书馆一块处理了。同时也没有美术设计人员，关于这点本文下一部分内容将会谈到。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美国大学出版社的组织结构图，其他出版社的机构人员设置大同小异。

美国大学出版社这样的架构，无论从日常管理还是编印发等各类业务的开展，都有其明显的优点：1.管理层次分明，关系清楚，协调方便；2.岗位职责明确，分工合作，有利工作效率的提高；3.机构简洁，没有冗员，可以灵活地根据业务的扩展而适度扩充人力；4.更加适应学术出版的管理特点和要求，同时能满足出版业市场活动的需要。

编印发各具特色，高效有序

在具体的出版业务活动中，美国大学出版社大多数有着一支精练的业务人员队伍。上文提到，纽约大学出版社内没有美术设计人员，甚至除了组稿编辑和执行编辑外都没有专职的文字编辑。这同时也是美国大学出版社的经营管理中一个共有的特点：大量使用特约编辑或自由职业编辑（freelanceeditor）等来完成书稿的文字编辑加工工作以及其他可以利用社会力量来承担的工作（比如美术设计等）。美国大学出版社的图书出版流程大体如下：

这个流程跟其他系统的大多数出版社大致相似，其中预算控制贯穿全过程。比如纽约大学出版社，他们有年度预算计划，然后每个月、每个季度都对预算进行审核调整，针对出版社每块业务，每个季度都要对收入和支出进行预计和测算。除了预算控制，我们在此对其他方面也作些说明。

选题策划：由策划编辑或称组稿编辑提出选题设想和出版计划，该计划应该包括：内容、大体印数、大致定价、涉及销售的折扣、选题的定位、建议稿酬支付形式（版税以及预付金）、市场上同类图书的信息、市场预测以及读者群等。

选题计划的确认：策划编辑将选题方案提交给编辑委员会（editorialcommittee）讨论。该委员会会根据年度经费预算、出书方向以及选题本身的价值来决策该选题是否纳入出版计划。一旦选题获得通过，那么策划或者组稿编辑就会按着提交的方案进行组稿等一应工作。

组稿与编辑加工：由于主要以学术著作出版为主，因此组稿编辑的组稿对象主要是美国大学里（并不一定局限在出版社所在的大学）某学科的专家教授。学术内容和价值成为组稿的首要考虑的要求。当作者递交了书稿后，编辑委员会或者相关编辑人员会对原来的选题方案或者出版计划再度进行讨论核对，根据市场情况或者书稿的情况作必要和适当的调整。通常，这个新的计划会设定一个9个月的图书出版周期，涉及与某书稿有关的编辑加工和出版制作计划以及经费预算等。没有大问题的话，书稿便会交由特约编辑等进行文字审读加工，然后转到出版部门。

有关作者稿酬：策划编辑在提交选题策划报告时，要对选题出版后第一次印刷销售所得作出预测，并根据预测提出以何种形式支付稿酬（比如版税（royalty）以及预付金（advance）的建议。通常，预付金不得超过预期收益的50％。预付金的支付一般是这样处理的：与作者签约时支付50％，剩余50％在作者交稿时支付或者在图书出版时支付；或者在作者交稿时一次性支付。至于以后版税的支付，则要根据图书的销售情况按实计付了。

排版印制：美国大学出版社所出版图书的编辑加工、排版、校对和设计工作大部分或者全部都由特约编辑和其他特约人员完成。而且，许多出版社所出版图书的正文的版式体例等几乎如出一辙，原因是一般出版社都利用计算机排版系统设定一个标准的模版，在导入书稿电子文本后生成的版式每本书都差不多。因为是学术著作，所以封面设计以及采用的制作工艺也相对简单。

销售：美国大学出版社所出版图书的销售对象主要是图书馆，特别是大学图书馆，同时也通过其他渠道销售。但因为内容的局限，图书一般都难以进入大众消费市场。但另外一个销售方式非常特别，那就是版权从属权的销售和转让，这就是前文提到的复制许可使用，其所得占整个销售收入中比较大的比重。前提当然是图书的学术质量和成果的先进性。在市场营销方式上，美国大学出版社也会做许多的广告、参加书展或者订货会、邮购直销、新书等，也会通过网络等途径向读者出版信息。大凡参加过一些国际书展的业界人士都会注意到，美国大学出版社的展台大多没有个性化设计装饰，十分简单。据笔者了解，美国大学出版社每年度营销费用预算为不超过销售实洋的10％，像纽约大学出版社一般这方面的花费为8％。

在整个出版活动过程中，美国大学出版社的计划性、预算执行、项目负责制度、各部门人员的协调等都非常规范。整个出版活动体现出了比较完善的系统性。虽然每年的出书总量不多，整体效率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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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公立医院医改的深化，许多大型公立医院逐步加强了医院的预算管理和成本管理，但一般是从医院整体的角度出发，较少对医院下属各个科室进行宏观到微观逐步的分析和管理。许多科室负责人对本科室的管理，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医疗服务质量和安全的管理上，而对科室的财务管理，资源管理则投入时间较少。然而医院运营得好坏，除了医院从战略层面进行规划和执行之外，也需要医院的下属科室能够更主动地发展学科、建设品牌，突破管理局限性。目前民营医院逐步壮大，公立医院的垄断地位已逐渐降低，外部竞争加剧，也对科室管理者提出新的挑战，因此有必要对科室的经营状况更加深入地分析，及时地了解科室的经营状况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以便改善科室的运营状况。

1．1内外环境分析工具

借助企业管理分析工具来对科室进行分析，运用波特五力模型分析科室的内外部环境，这5力为：①供应商讨价还价的能力，可以分析医疗物品供应商或设备器材租赁者议价的能力；②客户讨价还价的能力，可以分析患者的价格选择能力；③新进入者的威胁，可以分析该行业的进入壁垒的高低；④替代品的威胁，可以分析患者除了这种治疗方法之外是否有其他的医疗方法可以替代；⑤本地区竞争者，可以分析该地区提供该医疗服务的同行数量和能力，也可以运用SWOT矩阵分析科室在其所处地区位的优势与弱势、机会与威胁；⑥可以用PEST分析工具分析医院所处的外部宏观环境，分析科室的政策支持和专业技术发展趋势。

1．2财务管理分析工具

运用杜邦分析法对科室的运营指标加以分析，比如我们根据管理需求来甄别影响医院毛利率基础指标中在给定条件下不可控或不适宜通过管理影响而增加医院毛利率的指标，最后找出可通过管理来影响和控制的指标，进一步分析这些可控指标的优劣，并加以改善。运用财务雷达图绘制医院或科室的经营指标，方便了解经营状况的变化，及时了解到哪些指标变化比较激励，对这些指标进行分析和控制。有些医院已经借助一些管理软件（如HERP管理系统软件、HIS系统）可以更加快捷地获得科室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财务数据，为分析内部经营状况提供便捷的途径。

2精细化管理模型

公立医院逐步取消药品加成，降低医疗检查费用，医院原来的收益模式受到空前的挑战。除了得到政府补贴或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外，需要医院自身改变原来的粗放式管理模式，引入精细化管理的工具和数学模型，精打细算，控制好成本，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浪费，降低管理成本。

2．1采购订货模型

以采购订货为例，探索医院在经济管理方面的精细化管理方法。现在已经有多种订货模型为采购的精细化管理提供了科学的订货模型。采用经济订货批量模型（EOP）可以控制医院的合理采购量，在EOP模型中，考虑库存的持有量、库存的成本、订货的周期等变量，通过计算可以得到最优订货量。此外还可以结合再订货点模型（ROP）计算出何时以经济订货批量订单进行再订货，以及采用固定订货间隔模型（FOI）进行合理的下单。针对不同药品和不同订货条件可以选择不同的订货模型进行计算，得到最有利于医院的订货决策。医院不仅可以减少因过度库存引起的资金压力，还可以减少因药物过期引起的报废数量。当然，还需要对采购进来的医疗物品进行科学的管理，否则仍然可能造成浪费，结合运用物联网技术可以控制仓存物品保持先进先出，防止过期，有条件的医院可以运用采购管理软件对低于安全库存量的物品报警，防止缺货。

2．2流程再造工具

对医院的业务流程进行整合与再造，用标准化、精细化的职能分工来提高医院的运营质量和效率，真正体现精细化管理的核心理念：优化流程，减少浪费，提高效率，节约成本，真正体现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在如何优化流程方面，运筹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成熟的工具，其中的网络计划技术基本工具CPM（关键路线）和PERT（计划评审技术）方法在实践中证明能够有效地计划与控制流程。运用CPM和PERT方法优化医院大型设备CT和MRI检查流程，缩短病人的检查耗时，不但提高了检查成功率和舒适度，而且提高了医院资源利用率，在投入较少资源的情况下改变作业流程，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益产出，为医院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投资项目评估方法

公立医院虽然可以获得国家一定的财政补贴，在资金使用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为了让医院的资金运用得更加理性，更具价值，需要对医院的投资项目进行评估。运用财务管理的分析工具对医院投资项目进行分析，合理评估投资的可行性。实际操作一般分3个步骤：①评估投资项目是否符合医院发展战略；②评估投资项目的收益；③评估投资该项目给医院带来的间接收益。第一步采用定性的描述，如果投资项目符合医院的发展方向，能够给医院带来更多的病源，为病人提供更多的医疗服务和更好的医疗质量，就可以接着进行第二步的评估。第二步的评估也是整个评估的核心部分，目前广泛使用的评估方法一般用净现值NPV法或内部报酬率IRR法来评估，对比以往单独以静态回收期来衡量更加科学，实践中会遇到以静态回收期评估项目投资是可行的，而以NPV或IRR来评估则通不过，因为NPV或IRR考虑到货币的时间价值。第三步评估是对第二步的补充，对于大型综合医院来说，往往会有一些相关科室因为某个项目投资间接带来收益，因此当第二步的评估未能通过时，有时需要考虑可以用货币来估算的间接收益，综合评估投资项目。

4提供医疗服务计算边际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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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消费文化;文化语境;文学经典

一、消费文化语境与“文学经典”

开始于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把中国带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社会开始出现西方消费社会的种种特征。与此相伴随的,是消费文化的应运而生。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家詹姆逊指出:“文化是消费社会最基本的特征,还没有一个社会像消费社会这样充满了各种符号和概念。”[1]消费文化的出现对整个人类生活的影响极大,以至于“这场转变的历史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二十世纪一些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如两次世界大战、东西方之间持续数十年的冷战等等”[2]。以消费为标志的这种文化转变导致了文化的内部变革,并进而波及文学的当代形态的重构。客观地面对消费文化语境这一人类文化历史链条定的时空结合部,透过它观察当下的文化、文学、文学经典问题,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形形的文化和文学现象,探索埋藏在各种现象之下的矛盾运行轨迹和规律,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找寻一条更为宽广的道路。而“文学经典”则有可能成为我们观察这一文化变革的晴雨表,同时,站在当下消费文化这一背景之下才能使我们更加辩证地审视“文学经典”的自救与重构的可能性。

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文学经典”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以及这些“经典”在今天到底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首先,从纵向的历时性角度看,文学的经典化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接受和淘洗的过程。文学经典并非先在的存在,而是有其产生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接受等多方面的背景,它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正如所有的事物一样,文学经典也并非永恒的存在,必然有其建构、解构、重构的过程。其次,从横向的共时性角度看,“文学经典”是一个具有多重结构的统一体,其自身内部特质的规定性是它存在的基础。只有当文学经典的思想意蕴、艺术品质等方面具有了超越一般文本的特性时,才可以进入“经典”序列。而和文学经典有关的各种外部因素,如政治因素、经济因素、道德因素、社会舆论氛围、读者接受群等,都有可能参与文学经典的建构。而且在某一特定的时期,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越文学经典本身(如“红色经典”的形成主要就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参与及文学体制化的结果)。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经典”地位不断地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但同时,真正的“经典”所具有的地位又在这种挑战中得以巩固,“文学经典”总是处在恒态与动态、短暂与永恒、解构与建构的矛盾统一之中。我们只有撇下今天关于“文学经典”命运的种种预言,着眼于当代消费文化语境,才能认清文学经典的当下生存状态,并进一步揭示推动着文学经典命运变化的种种矛盾,把握文学经典命运变化的趋势和规律,探求文学经典的生存之道。

二、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外部矛盾

消费文化浪潮改变着传统“文学经典”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引发了当下一系列与文学经典有关的文化现象,“红色经典”、“四大名著”的改编,甚至“戏说经典”、“大话文化”等都是其突出的文化表征。其实,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无论是“文学经典”的尴尬还是解构,也无论是经典的危机还是地位的丧失,都首先缘自于文学经典与消费文化的各种悖反和冲突,这些因素构成了文学经典所面临的外部矛盾。

首先,文学经典的精英立场和消费文化的大众立场的矛盾。

文学发展的历史,是文学的自足性不断增强的历史。从古至今,对“文学”是什么的追问,似乎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如果说中国古代还没有像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分野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已经是一个有着自足的语言审美系统和完善的体制化管理系统的文学了。这对文学接受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识字能力、一定的鉴赏能力、一定的思维能力等都变得必不可少。一旦社会分工将文学从其他艺术门类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自在体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成为社会精英们言说的工具。以发轫于20世纪的中国新文学为例,其启蒙的出发与指向又是什么呢?换句话说,就是“谁启发,谁蒙昧”呢?显然,在这种对中国现代文学性质界定的背后,我们看到的还是一种精英意识。

作为人类文学活动的结晶,文学经典早已经超越一般文本,具有了相当的稳态性及神圣性。文学史的编写,是文化精英们按照一定的审美标准、价值趋向有意识地构造经典的活动,也即我们平常所说的“经典化”过程,其目的在于固化已有文本被文学史家所认可的崇高地位。而公众对文学经典阐释的热情,只是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了文学经典的超越公众意识的特性,即大众对精英意识的追捧。相比较而言,公众接受的程度,仅仅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参照,我们甚至连此处的“公众”这个字眼都要加以怀疑———“公众”究竟指的是哪些人?以茅盾的《子夜》为例,这部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有谁进行过受众接受的实证分析来说明其已经被最广大的读者所接受?在1930年代的中国,国民的识字程度可以说是小说被“广大”公众接受的最大障碍,若对受众的接受能力进行检视分析,其结果可想而知。

然而,以消费同时作为起点和终点的消费社会却是以最大多数的公众的参与为特征的,公众不仅参与了具体的消费行为,同时也参与了消费文化的创造。没有了大众,消费行为就无法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消费文化也无法获得自己合法的生存空间。同时,消费社会所赖以发展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文化传播方式的变革,在大众传播媒体的参与下,普通受众对消费文化的接受成为可能。以赢利为根本目的的消费市场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自然不会无视日益增长的大众的文化需求,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满足市场需求并生产出相应的文化产品,甚至利用消费市场中物质产品营销的惯用手段如广告、炒做等来刺激欲望、制造需求,从而形成了大众文化的繁荣景象。但应该看到,消费市场的无视文学与一般物质产品本质区别的生产和营销方式,使得“文化产业产生了一种威胁个性与创造性的同质性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中,“自我实现、自我表达的生活方式的产生,与浮华消费和风格化的自我呈现融为一体”。[3]这种畸形的繁荣背后,是大众欲望的无限膨胀及不合理的夸大。

而一种文化形态一旦形成,都会极力维护自己的地位。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是弱势群体自我表达和再现的方式,是与既有体制之主流价值对抗的方式。消费是一种涉及再现的政治策略”。①这样,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排斥乃至拆解便不可避免。如1990年代沸沸扬扬的王朔现象,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立场的矛盾对抗。还有“Q版语文”现象,也反映了大众希图解构已有经典,站在大众文化立场去消解精英文化意识影响的努力。

其次,文学经典的既定价值定位和消费文化中多元价值观的矛盾。

文学为人类提供了诸如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等多方面的价值满足,但是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多种文化传播方式的诞生,使得人类的精神需求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得以实现,这便加剧了文学的危机感,文学经典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处境。正如有学者面对“大话文学”流行的担忧:“‘大话’文艺的创造力充分体现在对于这些被时间和传统所固定了的文本结构、意义与阐释符码的颠覆。……到了今天这个中国式的后现代消费时代,经典所面临的则是被快餐化的命运。”[4]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主要是和文学以及文学经典本身的特点有关。文学有着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审美思维特性,有学者认为,“‘发问’是文学的哲学品质的首要表现。亦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学与哲学有着最深刻的贯通———哲学作为文化思维的核心,其责任是为社会提供思想动力和文化价值根基,这是文学介入社会历史的立足点之一。”[5]文学往往通过审美的方式将读者引向对人生终极价值的追问,对生命存在的形而上思考;而经过文学史沉淀的文学经典,更是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征服了一代代的读者。很难想象,那些没有引起读者强烈的心灵冲击,不能给读者提供美的享受,无法引导读者思考关于人生、世界等问题的作品,能够成为文学经典。

可是消费时代的到来却打破了人们关于文学经典的种种幻想,大众文化借助于媒体的力量不断地散播着世俗情绪、享乐意识,那些曾经在文学史上无立足之地的欲望化、浅表化、娱乐化写作一夜之间合理化、合法化、时尚化,以金钱交易为基础的商业法则深深地嵌入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也成为消费社会普遍的价值衡量法则,这种法则不可避免的成为衡量文学的一把尺子。“上帝死了”,“我”便是上帝,每个人都被这个狂热的消费世界不断地中心化,社会价值观也由此不断地走向多元化。在商业运行法则的驱使下,快餐式的作品通过大众媒体以华丽的包装、令人眼花缭乱的热点,不断地刺激着人们的,使人们通过这些文化快餐满足着自己日益膨胀的欲望。这样,当走进商品序列的文学经典一旦无法满足那些被消费文化所驱使甚至异化了的消费者的欲望时,便再也无法躲避残酷的市场法则的规约。于是,“经典”遭遇冷落成为“现实的一种”:

一改韩剧“苦情戏”风格的《浪漫满屋》同名小说于8月19日登陆北京图书大厦,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昨日已销售326本,日均销售32本,比余华的《兄弟》日销售还高出7本。

《我叫金三顺》则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引进……今年8月该书一经出版,在全国上柜不到一周2万册就售罄,重印2万册仍然供不应求,本周已经登上上海图书畅销榜第6名。不久前韩剧《我叫金三顺》已经由国内电视台高价引进,更令这本书的市场前景看好。[6]

在兰州西北书城经常上演这样一幕:很多中学生围在漫画书栏处,或蹲或站、或者干脆坐在地上,专注地看着手里的漫画书。相比之下,名著书栏处的中学生却寥寥无几。[7]

再次,文学经典意义的立体化和大众需求平面化的矛盾。

文学经典的内蕴在整体结构上体现出立体化的特征。任何文本的接受都是读者从可感知的语言层获取更多的包容于内部的意义信息的过程,但是“文学经典”包容的意义信息具有超越一般文本的特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兰·巴特说,经典是具有可写性的文本。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接受者,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在“文学经典”中找到相应的信息,从而对文学经典的意义不断进行阐释。

文学经典本身意义的复杂性和可阐释性,是其意义立体化的基础。文学经典是具体的文化语境中的个体———作家的心智劳动的成果,作家个人经历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往往是产生文学经典意义的土壤。孙犁在《贾平凹散文集序》中曾经谈到作家人品和文品的关系:“这些作家,文章写得好,我以为不只在文字上,而且在情操上。对于文章,作家的情操,决定其高下……”作家的文学修养、知识面、实践经验、写作技巧等等,是和作品意义的生成密切相关的。同时,文学是对生活的审美反映,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立体化的存在,无论“生活”在作品中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它固在的复杂性。文学经典所反映的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其意义的复杂形态。另外,读者接受活动的展开,是文学经典意义的立体化实现的条件。受众一旦进入文学经典的意义的实现过程,其意义便不再完全是由作家和生活所决定,文学经典的意义因而变成了一个被动的存在,受众的参与使得其意义日益立体化。如《红楼梦》意义的生成,就是从一般生活信息的传达深入到对人生终极价值的追问,进而达到更具形而上色彩的哲学思考。

但是,消费社会中消费行为的社会化、大众欲望的合法化、传播途径的多元化,使得大众的文化需求在“量”上日益膨胀,在“质”上却趋向平面化,突出表现是:取消深度的倾向;追求同质化的时尚、奢侈、等;大众需求呈现群体性的个体化等特征。其原因首先是大众传媒对文化消费的介入。以先进的信息科技为支撑的电视、电影、报纸、广播、互联网等传播媒介,往往屈从于商业的利润法则,除了制造出各种文化繁荣的表象以迎合受众以外,更是强加给受众以各种不切实际的消费观念:“大众媒介不仅仅是一种产业,更是一种意识形态再生产工具,它一方面是遵循商业逻辑进行生产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又是操纵大众意识的工具。它充分充当‘把关人’的角色,通过创造‘模拟环境’,诱导人们接受它们宣扬的消费意识形态,从而推动新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形成蔚成风气的消费文化。可以说,在现代消费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大众媒体充当了最佳孕育者和助产士的角色。”[8]另一个值得重视的原因是消费社会中公众消费行为的“合理”进行及其结果。在消费中,多元化的大众的需求都指向被商业的利润法则引导的潮流和时尚之中,这样,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在商业和消费的共谋中渐渐地趋向同一层面,以便适应消费时代生产的大批量和大规模的要求,促使更大的消费,产生更多的利润。

在消费文化语境中以文字形式呈现的“文学经典”,与声音媒介、图像媒介相比体现出祛时尚化、祛奢侈化、祛化的特征,因此,文学经典也就很难摆脱被解构的命运。

第四,文学经典的历时性和消费文化共时性的矛盾。

如果从时间角度来考察文学经典的建构和接受,以及消费文化的生成和蔓延,即可发现文学经典的历时性和消费文化的共时性之间的矛盾。文学经典的历时性构成首先源于文学经典接受过程的超时性。文学经典的魅力在于它可以引发受众不断阐发的内驱力,在横向空间纬度上,它可以被不同的受众按照自己的要求加以诠释,从而获得文学经典在空间中的拓展,同时也可以在纵向的时间经度引发再阐释的欲望和生存空间的再拓展,从而获得相对恒久的超时性。其次,传统文学经典传播介质的历时性。与电子传媒相比,纸质媒介生产的技术已相当成熟,从毕曰升发明活字印刷的那时到现在的激光照排,其生产已经走向大规模的“机械复制时代”。由于其载体的物质特性,为固化于纸质传媒并承载历史沧桑的文学经典大大扩展了自身存在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和文学经典的历时性相比,消费文化则带有更多的共时性特征。消费社会中消费的一次性倾向导致商品的符号化和消费文化的时尚化。大众媒体通过自己特有的传播手段,使得时尚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在社会中“肆虐蔓延”,形成风尚,同时又通过时尚的不断更迭制造着走马灯似的繁荣表象。符号这个虚拟的存在引导消费者往往忽略了商品的物质实在性,而更多地沉溺于消费商品时折射出的个人欲望的虚幻的满足中。而且,消费文化赖以传播的手段如电视、网络、广播等电子传媒在有效地扩大其传播范围的同时,也潜藏着由于过分依赖高科技而引发的失语乃至瘫痪的巨大威胁。更重要的是,传播手段的不断变革会引起消费文化从形式到内容的变化,使其很难取得恒态的存在方式。这样,消费文化虽变化多姿但却无法超时存在。

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已经被纳入整个社会的消费系统,公众会更多地倾向于将文学经典也作为商品的一次性消费,而忽略对其意义的历时性发掘,因而使得文学经典也遭遇时尚一般转瞬即逝的命运。例如,影视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四大名著改编热,以及近些年通过各种媒体参与8出现的“红色经典”改编的再度升温,仍摆脱不了其“热”后的短暂命运。

三、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自身的悖论

悖论一:文学经典主观上的价值回位与客观上的价值失位。

文学经典进入消费文化语境时,必然要面对给自己重新价值定位的问题。大众文化在消费时代的兴起,出现了解构经典的倾向,使得文学经典面临着价值失落的危机。“大话”之中庄严感的丧失、欲望之中精神资源的贫乏、娱乐之中审美意识的迷失,种种现象都呼唤着文学经典的价值重构。当然经典化的客观要求也是促使其价值定位的原因之一。已有的文学经典究竟应该在当代文学的发展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当代文学能否建构属于自己的文学经典?这是当代文学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因而,采用什么样的价值坐标来建构经典和评价经典,成为当代文学非常迫切的问题之一。有学者认为:“所谓经典必定是指那些载入史册的优秀文学作品,因此它便首先涉及文学史的写作问题。”[9]也有学者指出:“必须看到,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起码要有如下几个要素:(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3)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4)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5)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6)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观念。”[10]凡此种种观点都说明了学界对文学经典问题的密切关注,以及人们主观上寻求文学经典价值回位的努力。事实上,这种努力已经在学界成为共识。

如果我们反过来审视这一问题,就会发现在这种努力的背后所隐含的难以抹去的忧思:文学经典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的确正在失去自己的价值位置。需要注意的是,学界这种对文学经典价值定位的努力,似乎更引发了另外一种危机。因为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多元价值的碰撞与冲突客观上是不可避免的,一旦文学经典为自己规定了崇高的、超越的、神圣的、近乎完美的价值立场时,便内在地引发了多元价值的消解欲望,而消解的后果便是文学经典价值的又一次迷失。同时,由于文学经典的价值界定牵涉到经典本身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两个方面,而内部要素往往是一种稳态的存在,外部要素却经常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当其内部要素的稳定性和外部要素的易变性产生矛盾时,文学经典便会处在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摇摆于价值的失位与回位之间。

当代消费文化的泛滥,引起了文学经典的各种外部要素的巨大变化,而其内部要素的相对稳定性又促使着文学经典化进程的持续,文学经典借助学界的力量消化各种外部因素变动带来的影响,以维持其固有的地位。但这种主观上的努力却面临着客观的消费文化的生态背景,消费文化形态的流动性、易变性,使得刚刚形成的价值定位顷刻间土崩瓦解,从而再一次陷入了价值的迷失状态。所以说,文学经典的这种悖论性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是很难克服的。

悖论二:文学经典意义的主观解构与客观强化。

文学经典接受上的历时性及其意义上的立体化特征,都使其处在不断的解构与重构交替的进程中,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也不例外。以四大名著的解构为例,这儿有一则材料:

“大话”这个词读者一定不会陌生。自1998年《悟空传》网上流传到2003年《沙僧日记》出版,唐僧师徒全部经过了“大话”洗礼,在一个个网络的笔下,《西游记》由经典走向“非典”。

据了解,迄今《水煮三国》已经重印23次,销量突破80万册。可以预料,到今年年底它将轻松突破百万大关,成为本土财经书的一个奇迹。

当然,跟风也有不同的境界,从市场反响和媒体评论来看,《麻辣三国》、《麻辣水浒》和比较另类的《诸葛亮日记》,有脱颖而出之势。《麻辣水浒》、《诸葛亮日记》和另一本不同于“水煮”风格的《闲看水浒》都是今年6月出版。因此可以说,在《水煮三国》出版一周年之际,又形成一次游戏《三国》、《水浒》的小。[11]

我们要反思的是,名著解构热背后的经典意义的重构,是否削弱了文学经典的影响力?是否使得文学经典结束了经典化的进程,而进入了一般文本的序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首先,文学经典的改写本能够被市场认可,无疑促进了文学经典传播空间的扩大。不可否认,在当下,很多人正是通过这些改写本而进一步了解文学经典文本的。其次,虽然文学经典的原有意义被解构,但是却生成了新的意义。表面上看,这种新的意义确实和文学经典所内蕴的人们普遍接受的思想意识、审美意蕴相去甚远,但实际上,这是文学经典的经典魅力影响的必然结果。文学经典的意义本来就是一个立体化的可供人们不断阐释的结构,无论这种新的意义建构在理论家看来是何等离谱,但它终究是对文学经典意义的再诠释。同时,已经固化在文学经典文本中的意义信息并不会因此消失,相反会与新的意义信息同时存在,甚至可能互相作用,产生出全新的意义。比如,通过阅读《水煮三国》,有些人可能会回过头来重新阅读《三国演义》,从而获取已经固化了的意义信息(即经典意义),同时获取高深的管理知识。所以从长远来看,文学经典的意义是强化了而不是削弱了。

悖论三:文学经典生产综合能力的提高与实际质量的贫乏。

消费社会文学经典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了。今天,不仅大众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而且参与文学写作的新的群体如所谓的网络、自由撰稿人、少年作家、名人作家等不断出现,大大地扩充着写作者的队伍。同时,文学生产、传播的条件和手段不断地得到改善,如微机的应用不断改变着作家用笔写作的习惯,而且疾速提高了作家生产的文字数量。文学作品传播的速度也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作品的商业运作体系中,有些作品甚至还没有生产出来,宣传与广告等一系列营销战略就已经展开。贾平凹的《废都》、刘晓庆的《我的路》等,都是这种运作模式下的产物。消费社会对于商品的大规模消费,要求作品大批量地生产,这也促使了文学生产能力的提高。

但是,文学生产能力的提高仅仅是为文学经典生产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必要条件,并不能就此而形成更多的“经典”。从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来看,文本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是经典化的基础,各种外部条件只会加速或者延缓文本经典化的历程。在消费社会中,商业的运行法则贯穿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包括文学作品的生产,作家为了提高文学产品的销售量,不得不屈从于市场,这样,各种媚俗的、格调低劣的作品便不可避免地大量涌现。如果作家坚持自己纯正的文学立场,则可能面临不被读者接受的尴尬,而这显然是消费社会的文学生产机制包括生产主体———作者所不愿意面对和接受的。所以,一旦当文学文本缺乏思想和艺术沉淀的充分的主客观条件时,即使消费文化用各种商业化的手段“造经典化”,这些所谓的“经典”也终会被时间所淘洗。

四、对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未来走向的思考

第一,在文学经典价值坐标的厘定中,构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互动平台,寻找两种文化的契合点。

要摆脱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二元对立的固有思维模式,不能只看到消费文化语境中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不相容的一面,更要看到二者之间互相包容和互相补充的一面。文学发展的历史证明,所谓高雅与低俗、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绝对不变的,过去的大众文学,可能就是今天的精英文学,两者常常处在一种不稳定的变动状态之中。但不管怎样,它们往往是互相补充的,谁也离不开谁,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消费文化的出现,使文学经典面临一系列矛盾,这与我们对大众/精英文化、高雅/通俗文化之间关系的不全面认识密切相关。如果能够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文学经典面临的矛盾才会逐步消除。同时,如果我们把文学经典问题的出现当作处理两者矛盾的一个契机,则会达到双赢的局面。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厘定文学经典的价值坐标,虽然这个问题在学界有较多的争议,但是往往限于学术理论概括层面,而没有将实践这个很重要的环节考虑进去。正如有学者所言:“调查与统计是文学经典化的必要手段,佛克马在北大讲演时曾做过问卷调查,国内学者却很少有人这样做。出版界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12]如果将实证分析纳入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也许经典的价值坐标就远非如理论家们想象的那样。

同时,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的价值定位也具有相对性,其被再次解构仍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可以为文学经典的价值定位建立一个坐标:时间是经典化的纵向贯穿线,而共时态的空间则是文学经典本身以及和它相关的各种外部要素共同构成的一个“力场”。一般地讲,当文本经典化进程开始的时候,首先是文本的内核如思想内涵、审美意蕴、艺术手法、题材、体式等在起作用。也就是说,它本身必须具有足够丰富的信息含量,而且这些信息能够和处在文学经典外部的各种要素如政治意识形态、读者接受、出版发行、市场运行等产生交流,形成一个全方位的互动的“力场”。如果这个“力场”可以在时间的经线上持续运行,则其经典程度就越高,从而构成所谓的“恒态经典”或者“文学经典”。但如果无法持续运行,则该文本必然会退出经典化进程,也即构成所谓的“动态经典”或者“文学史经典”。当然,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文本的各种外部要素有可能会先于作品本身产生巨大的推动力量,使其强行进入经典序列。这种价值坐标的建立,有望消解精英立场和大众立场的矛盾,构建两者之间交流的文化平台。如那些并不被精英学者看好的武侠小说,当其内蕴足以和外部的各种要素产生强烈的交流时,并且这种交流可以持续很长时间的话,那么它就进入了经典文本序列,可以成为“文学经典”。

第二,深刻认识精神文化产品消费的特殊规律,为文学经典走向市场创造必要的条件。

只有深刻认识当前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所面对的各种矛盾,才能因势利导,化解矛盾,为文学经典开拓更大的生存空间。尤其要深化对文化产品消费市场的认识和研究,文化产品消费市场具有不同于物质产品消费市场的特殊规律,两者不可以等量齐观。在文化产品消费市场上,产品的价值如何实现?产品销售的商业策划如何进行?如何追求利润的最大实现?如何引发大众的购买欲望?……这一系列问题都期待着我们去探索。尤其是具体到文学经典,当它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时候,怎样去规避消费市场对文学经典的潜在威胁?怎样引导市场对文学经典的消费?这些问题变得相当迫切。今天人们已经意识到,文学经典不但有商业价值,而且其商业价值往往大于一般的文本,市场的认可度也更高:

读书月组委会曾经在2000年做过一次同样的调查……但是令人意外的是,中国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依然受到年轻深圳人的偏爱。四大名著在深圳保持较大的销售量已经持续多年。这个迹象表明,年轻的深圳人渴望着对传统的接续。[13]

表面上看,文学经典的改编本销售量非常大,但是深层考虑的话,其实这些都是借助于文学经典的市场号召力的结果,如果没有文学经典的本身价值,也就没有了这些以文学经典为资源的改编本的商业成功。虽然文学经典可能遭遇暂时的市场冷落,但从长远来看,文学经典消费的市场前景仍然是相当广阔的。

第三,跳出语言文本是文学经典生存惟一方式的狭小视阈,转向建立文学传播跨媒体的理念。

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大众参与文化构建的意识和可能比原来大大地增强了,这为文学经典的传播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受众背景;而同时存在的受众的接受选择指向平面化、化、时尚化,缺乏理性的规范,这对于文学经典的语言文本的接受显然是不利的。但站在更开阔的视野看,各种大众媒体却能够以自己的传播方式拉近和大众的距离,通过他们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传播乃至推销文化产品,进而影响大众的接受偏好和思想意识。所以,建立文学传播跨媒体的理念成为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生存的必然选择。实际上,文学经典完全可以利用现代传播科技的成果拓展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图像文本、声音文本、电子文本等都是文学经典可以借重的介质。文学经典可以利用大众文化的宠儿诸如电视剧、电影、网络等走进大众生活,以更加具有亲和力的方式接近大众,让大众心甘情愿地接受。如近几年来非常兴盛的“电视散文”,以其优美的画面语言和娓娓动听的朗诵感染了不少的观众,其中选择的作品,大多数都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散文。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许多人才开始接受这些经典作品。还有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也是推动文学经典传播的一种重要手段,尽管因为媒体特性的差异会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甚至引起一些非议,但是在文学经典的大面积传播还没有寻找到更好的途径之前,仍不失为一条可以选择的路子。在这方面,有好多成功的例子。如钱钟书《围城》的改编,当电视剧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有些评论家甚至将其看成中国当代十大经典电视剧之一。不少受众都是在看了电视剧之后才去阅读原著的,因为导演对这部小说的主题做了深入浅出的阐释,就更易于让那些非专业的文学接受者进入经典。这样,文学经典借助现代传播媒介的平台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对它的接受活动中来,在扩大文学经典影响力的同时,引导和规范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构建新的社会文化氛围。

第四,要使文学研究尽快走出和大众相对隔绝的“象牙塔”,拉近和大众的距离。

近些年来,在一系列学术评价体制的规范与制约下,理论研究反而有封闭化的趋势,很多理论成果仅仅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范围内流通。虽然这种相对封闭的学院式研究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推动学术研究保持其理论性和独立性,但是却不利于大众对于学术成果的消化和接受。尤其是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这种问题更显突出,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也不例外。目前,文学批评的规范化的学术话语固然可以保持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和学理性,但这对于文学经典的接受却存在着不利的因素。一方面,实际的情况是大众对文学经典的理解往往局限在比较浅显的层面,却无法把握经典复杂深刻的思想意蕴、艺术魅力,急需要审美引导。而另一方面,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尽管具有阐释经典的能力,却无法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

要弥补这种“断裂”,专业的文学研究者首先应该逐渐改变自以为是(高深艰涩)的话语方式,致力于建设大众传播背景下的中国特色的批评话语和文论体系,以加快研究成果的传播和接受。同时,探索学者和大众之间交流的多种途径,为大众提供易于为他们接受的理解方式。在这点上不乏成功之例,如近年来收视率颇高的CCTV-10的《百家讲坛》节目,通过学者的理论研究提高了普通大众对社会现象、文学作品等的认识和理解。许多知名学者之所以能够给普通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正是源于文学经典与大众传媒的紧密结合。当然,提高学者和大众以及作家之间交流的途径并非局限于此,我们完全可以在实践中探寻其他更为有效的途径。如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可以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引导作家树立“精品意识”,为读者创做出更具影响力的经典作品来。

[注释]

①狄塞陶(MicheldeCerteau)、费斯克:《消费作为一种对抗性的战术》,转引自陈坤宏《消费文化论》,台湾扬智出版公司1995年11月版,第101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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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刚.西方消费文化理论述评[J].国外理论动态,2003(5):36-42.

[3]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上海:译林出版社,2000:22,34.

[4]陶东风.“大话文化”与文学经典的命运[J].中州学刊,2005(4):234-236.

[5]陈晓明.当代文学的哲学贫困[N].长江日报,2001-09-03(6).

[6]曹雪萍.韩国影视书不断搅动2005年畅销书市场[EB/OL].中国新闻网,2005-09-05.

[7]首选网络小说漫画中学生缘何不爱读名著[EB/OL].人民网,2005-02-17.

[8]燕道成.论大众媒体对消费文化的建构作用[J].中州学刊,2005(6):239-242.

[9]王宁.文学经典的构成和重铸[J].当代外国文学,2002(3):123-130.

[10]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的内部要素[J].天津社会科学,2005(3):86-88.

[11]不麻不辣不革命出版界流行水煮“三国”、“水浒”[EB/OL].新华网:读书频道,2004-07-12.

篇9

一、活动展现情境，丰富学生写作素材

目前，小学生作文普遍存在着“言之无物”的通病，究其原因乃是学生缺乏丰富的作文素材。这是因为一方面学习“负担”过重、生活狭窄所致；另一方面，恐怕是教师忽视了学生间接经验的指导。因此，学生自然会材料枯竭，无话可写了。叶圣陶先生认为，作文教学“从内容入手”，其基本思路之一是"强调丰富学生的生活，培养学生获得并积累生活经验的能力”，为此，我们应根据作文教学的目的来创造活动、展现情境，调动他们的感官去含英咀华，捅捉写作素材，触发写作灵感。

1、游艺活动创设情境。喜欢活动，这是学生的天性和共性，活动中蕴合着字富的作文内容，加之学生是活动的参与者，将”活动”与”写作结合起来，文章自然会”言之有物，言之有情”。因此，我们应有意识地组织学生参加一些贴近自然，贴近社会，贴进生活的活动。如参观名胜古迹、田园风光、工业园区，访问市场商厦、旧城新村、科技台站，进行歌咏比赛、智力竞赛、田径运动会，举行升旗仪式、演讲会、颁奖会等，让学生在缤纷的大千世界中观察生活，更多地吸收感性信息，丰富写作素材。

2、实践活动感受情境。实践活动也是学生所喜爱的活动形式，它不但培养了学生的主动参与意识和动手实践能力，还让学生在实践过程的感知、体验中丰富了作文素材，如标本制作、科技实验、栽花种草等。也可以引导学生走出校门，参加社区劳动、新闻调查、人物专访等。

3、表演活动体验情境。运用“角色表演法”让学生扮演写作题材中的人物，通过人物的音容笑貌、言行举止，栩栩如生地创演或重演事情经过，让扮演者亲自体验事件中的人和事，让观看者素眼目睹事件的全过程，从而大家都能在写作中形象生动地反映出所见所闻所感，写出真切感人的文章来。如上海浦东师范附小贾校长在全国情境作文教学研讨课中，就采用了这种方法，让学生据词造句，据句构段，据段扩篇。在处理据段扩篇这一教学重难点时，让学生创造性地设计情节，登台表演。表演者和欣赏者都入情入境，体察细微，表演者的创造性反映出文章的新颖性，表演者的多样性反映出情节内容的丰富性。

二、音乐渲染情境，激发学生写作兴趣。

音乐是情感的艺术。根据写作题材的需要，选择相应的音乐来渲染气氛，把学生带进写作的美妙景象中，给学生以强烈的感染。如在指导写《我的家乡》时，播放《谁不说俺家乡好》、《故乡的小桥》等歌曲，激发学生的爱乡情怀，产生描写家乡的欲望；“三八”节写《我的妈妈》时，让学生饱含觉深情地唱《烛光里的妈妈》等曲子，他们心中便会涌起对妈妈的感激之情，慈祥勤劳的妈妈如何关爱自己的生动场景就会闪现于眼前，流演于笔端，笔下妈妈的形象就会更加丰满、感人。

篇10

新闻语境下的伦理困境和女性关怀主义

（一）新闻伦理困境定义。从伦理学上说，伦理原则是对行为主体一整套道德权利和义务关系的规范框架。一个行为主体的行为会对其他的行为主体产生影响，同时也对整个社会背景环境的协调有所变动，这就需要区分一个行为主体的行为是善还是恶，是否符合道德伦理规范。不同的伦理原则对行为主体的行为规范的善恶评价是不尽相同的，在行为规范实行过程中总是会遇到阻力，也就是存在困境。具体而言，新闻伦理原则在实践过程中总是面临着实际困难，对于整体新闻伦理环境的净化与创新有一定阻碍作用，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新闻伦理困境。

新闻媒体——也就是在新闻实践活动中的行为主体，必须学会在伦理困境中作出抉择，在新闻伦理困境下对多个可能都合乎伦理道德规范的主义原则进行区分排序，从中挑选出更合乎伦理原则的一个，也就是对多个相互冲突的原则理论进行价值排序。这就需要新闻媒体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采取审慎的理性选择方法，充分讨论和考虑每种处境中的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公正而理性地作出价值排序选择。在报道上应该选择恰当的报道角度，面对具体问题时能具体分析，以增强媒介公信力和透明度。

（二）女性关怀伦理的兴起与发展。关怀伦理学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是19世纪以来女性主义运动发展的产物。早先，在西方社会女性主义运动不断高涨的历史背景下，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对女性伦理道德的发展展开了研究。卡罗尔·吉利根教授在借鉴和批判了弗洛伊德、埃里克森、皮亚杰和科尔伯格等当代西方社会最具有影响的几位心理学家关于道德发生理论后，建构了自己的女性主义学说。1984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诺丁斯以吉利根的心理学研究和伦理学为基础，提出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

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是以女性的关怀特质为基础的伦理道德。关怀伦理学家指出，关怀是一种关系，依赖于关怀双方及特定的情境、感情和经验，而这些都是有别于以男性为基础的关怀特质。值得注意的是，在关怀中需要考虑的是具体情境定的人、特定的需要和特定的反应及体验，并不是依据普遍性法则做出推理和判断。因此，在男权主义统治的社会结构中，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在女性报道中应用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三）从女性关怀伦理角度分析女性报道中的问题。在研究新闻伦理下的女性媒介形象时，应从关怀伦理的角度去探讨女性媒介形象，这将有助于女性报道深度和广度的拓展，同时对于新闻伦理的发展和研究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1.女性主义关怀伦理首先强调的是关系性。关怀伦理的内涵是把人们看成相互联系的，它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前提是需要关怀者能够辨认出被关怀者的需要并作出相应的关怀反应，关怀者的关怀行为需要被关怀者的认可接纳。只有这样才能继续维持和巩固关怀者与被关怀者的关系，也能保证其关系的积极有效和良性循环。

2. 女性关怀伦理还强调情感性。自然情感的关系，是建立道德义务感的基础。因此，关怀伦理就是要“建立、恢复和增强关怀的关系”。现今新闻媒体则是在对案件的报道中喜欢对女性犯罪特别报道或者是大肆渲染，这就是典型的不正常且违反关怀伦理的现象。

3. 女性关怀伦理同时还强调情境性。前面也提到，关怀关系是由关怀者和被关怀者两方面组成的，其中就要考虑到具体情境中产生的特定情感和经验，而不是单单依据普遍性法则做出推理和判断。新闻媒体在实际报道活动中则是更多地要考虑其报道方式和内容是否利于创建一个和谐的社会生活环境。在女性报道中，常常对于多数成功女士都会冠之于“美女”、“美貌”等词，似乎在暗示大众群体，这些所谓的成功女士都是靠“美貌”才有今天之成就的。这些报道手法和内容则是对社会各个群体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新闻伦理困境下的女性伦理关怀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新闻媒介工作者面对新闻伦理困境时，对于新闻事件的报道手法和内容抉择往往容易摇摆不定，甚至容易走上错误的道路。对新闻事件的报道无法采取正确的伦理选择，这一现象往往更体现于对女性的新闻报道上。也就是说，新闻媒体工作者在新闻伦理困境下往往对女性报道缺乏相关的女性关怀伦理理念。

（一）新闻媒体在女性关怀主义下的正确伦理选择。在大部分有关女性弱势群体的报道中，新闻媒体大多持一种博取同情、怜悯的角度进行采写。这固然是因为女性受众的“弱”，最重要的是受众可以从中通过自己的关注，通过对相关弱势群体的帮助获得自己价值的满足，同时也博得媒体关怀女性群体的荣誉。这虽然是女性关怀，但是很多相关报道方式和内容还是缺乏深度与广度，进而让受众感到关怀的缺乏。从某种程度上讲，女性是社会各群体中弱势和脆弱的一群，媒体在报道中更需要给予适当的关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女性报道中关怀伦理的运用不仅仅是关怀该事件女主人公，更重要的是理解、尊重女性。

1. 构建女性话语伦理体系。新闻伦理困境下的新闻媒体在对于新闻报道中缺乏女性关怀伦理的表现首先体现在对女性话语体系的构建基础上。在男权文化为主的时代，媒体总是有意无意会忽略女性话语权，以致于这个弱势群体很难建立起系统的话语伦理体系。在新闻报道中，新闻媒体应该给予女性群体更多的伦理关怀，积极倡导男女平等观念，加强女性报道的份量，让女性群体有充分说话和表达的机会，而不是让女性在公众面前“消音”。

女性话语伦理体系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利于女性的生存与发展，同时也是保障女性群体以独立的人格来参与社会事务。不仅如此，新闻媒体在制定传媒政策和措施时，应把现实意义纳入考虑体系中，这样既可提高体系构建的操作性，同时也是对其的保障。女性话语伦理体系章程的建设，应把充分尊重和理解女性作为大前提，这样才能继续下去，否则事倍功半。

2.改变女性刻板印象意识，强化媒体伦理责任。在我国有关女性的新闻报道中，对女性群体存在着女性形象刻板化、误解女性美以及各类媒体对女性关怀伦理意识的缺乏等问题。这一系列问题的存在如果得不到改善和解决，就会使新闻媒体陷入在新闻伦理困境中，有关女性新闻的报道仍然会以男权文化为主，缺乏相对应的关怀伦理。

很多时候，媒体在女性报道中的重点往往不是被关怀对象自身的观点和态度，而是展示了媒体对女性文化的刻板印象，如婚外情、红颜祸水的一定是坏女人，悲惨的一定就是弱女子和苦命女人，可怜和可笑的就是凤姐与芙蓉姐姐等等。这些新闻报道还大部分停留在对女性形象的内容分析上，仅仅停留在表面是无法深刻理解和尊重女性群体的文化意识，更不用说将女性关怀伦理引用到女性新闻媒体报道中。

新闻媒体在逐渐改变对女性形象刻板片面的过程中，同时也应加强自身媒体伦理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多个不同原则主义面前进行有序地价值排序和伦理选择，以便在充分尊重女性群体人格和利益的前提下进行新闻报道活动。

小 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