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管理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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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氟西汀是5-羟色胺（5-HT）再摄取抑制剂之一，是应用较广的抗抑郁药。氟西汀除有抗抑郁作用外，尚可治疗其他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有研究表明，氟西汀对海马的神经保护作用是其发挥抗抑郁效应的机制之一［1］。关于氟西汀对体外培养的海马神经元生长的影响未见报道，本研究初步探讨了氟西汀对原代培养的海马神经元生长的影响。

1材料与方法

1.1新生大鼠海马神经元的分离和培养

技术方法在参考文献［2］基础上加以改进。取出生24h内的新生SD大鼠（东南大学医学院动物实验中心提供），无菌分离出双侧海马，用显微剪剪碎，D-Hank''''s液清洗2或3次，将剪碎的海马组织转移至离心管中，加入等量0.25%的胰酶（美国Sigma公司），37℃消化30min，中间振摇1或2次，加入10%的DMEM/F12（美国Gibco公司）5ml，轻轻吹打15次，然后1000r·min-1离心5min，制成单细胞悬液，置于CO2培养箱（德国Heraeus公司产品）中，差速贴壁30min，去除成纤维细胞，吸取未贴壁的细胞，并用200目的不锈钢滤网过滤，收集过滤后的单细胞悬液于培养皿中，然后至离心管中，取一滴单细胞悬液进行计数，并用DMEM/F12将细胞密度调到1×106ml-1，然后接种于200μg·ml-1多聚赖氨酸（美国Sigma公司）包被的6孔培养板中，转移至培养箱内培养，4h后换为无血清培养基，即含2%B27的Neurobasl培养基（美国Gibco公司），以后每3天半量换液1次。使用培养6d的神经元进行染色鉴定。

1.2大鼠海马神经元的鉴定

1.2.1烯醇化酶（NSE）免疫细胞化学染色

取培养6d6孔培养板中的盖玻片进行神经元特异的NSE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弃去培养液，4%多聚甲醛室温固定1h，加入0.3%H2O2甲醇去除内源性过氧化氢酶，0.1%TritonX-100破膜，10%绵羊血清封闭，加入一抗1∶200兔抗鼠NSE抗体，4℃湿盒过夜，0.01mmol·L-1PBS清洗，加入二抗1∶200生物素化的山羊抗兔IgG，放入37℃温箱孵育60min;0.01mmol·L-1PBS清洗，滴加SABC过氧化物酶复合物，37℃温箱中孵育60min，0.01mmol·L-1PBS清洗，滴加DAB显色液作用3～10min，自来水冲洗后，常规脱水，透明封片。光镜下观察NSE表达阳性细胞。

1.2.2尼氏染色

6孔培养板的细胞培养7d时，取出盖玻片进行尼氏染色。弃去培养液，0.01mmol·L-1PBS清洗，4%多聚甲醛室温固定1h，0.01mmol·L-1PBS清洗3次，氯仿中1min，95%、70%乙醇各1min，蒸馏水清洗，置于1%甲苯胺蓝染液中染色20min，95%乙醇分化，在显微镜下观察控制，时间以尼氏体显示清晰为准，37℃干燥，二甲苯透明，中性树脂封片，光学显微镜下观察。

1.3实验分组

在培养的第3天加入氟西汀（常州第四制药厂生产），根据药物浓度不同，将实验细胞分为5组，分别加入1、10、20、40μmol·L-1氟西汀;正常对照组加入等体积的培养基。

1.4海马细胞形态定量分析

倒置相差显微镜（德国Zeiss公司产品）下观察加药48h后的海马神经元形态，每组各孔随机选择20个视野（每个视野0.17mm2），记录每个视野内细胞长出突起的神经元数目，目镜测微尺随机测量15个神经元突起的长度和胞体的长径。

1.5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12.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各项检测结果以x-±s表示。多组比较及组间两两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2结果

2.1海马神经元形态学观察

倒置相差显微镜下观察，培养1d，细胞绝大部分贴壁，细胞形态大小不一，以单突起的小细胞为主。培养6d，神经元胞体较大，突起进一步增多、延长，并形成稀疏的网络（图1）。培养12d，神经元胞体进一步增大，突起形成比较稠密的网络。培养24d，神经元胞体出现空泡，部分神经元死亡，胞体崩解，突触断裂。

2.2海马神经元鉴定

NSE免疫细胞化学染色:染色后光镜下观察第6天的神经细胞，胞浆和突起被染成棕黄色为NSE抗体表达阳性细胞，以3个视野中阳性神经元的数目占总细胞的比例为神经元纯度，经鉴定神经元的纯度为90%。见图2A。

2.3氟西汀对海马神经元形态学的影响

结果见表1和图3。不同浓度的氟西汀对海马神经元形态学指标的影响是不同的，10μmol·L-1氟西汀组海马神经元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有突起的神经元数目增加、最长突起长度增长（P<0.05）;40μmol·L-1氟西汀组海马神经元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有突起神经元数目减少（P<0.05），最长突起长度及胞体长径无显著性差异（P>0.05）;1、20μmol·L-1氟西汀组海马神经元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有突起神经元数目、最长突起长度及胞体长径无显著性差异（P>0.05）。表1氟西汀对加药48h海马神经元形态学的影响（略）

3讨论

本实验严格控制胰酶的量和消化时间，采用了0.25%胰蛋白酶低浓度溶液、30min长时间消化的方法，尽可能减少分离过程中的化学损伤。为了避免操作过程中的机械损伤，分离时动作轻柔，规律换药，每72h半量换液1次，换液时速度快，以减少对神经元生长的影响。本实验采用了差速贴壁生长，去除了成纤维细胞，并采用B27无血清培养基，可以选择性地促使神经元生长，抑制非神经元的生长和繁殖［3］，从而可以纯化海马神经元。NSE是神经元分化成熟的特异性标志酶之一，它主要表达于神经元的胞体、轴突、树突部分［4］，通过NSE免疫细胞化学染色方法，可以鉴定体外培养的新生大鼠海马神经元及其纯度。本实验通过NSE免疫化学染色，发现大部分细胞胞浆和突起被染成棕黄色，计数阳性细胞百分率为90%。尼氏体是神经元的特征性结构之一，存在于神经元胞体和树突内，可被碱性染料染成深色的颗粒和斑块，它是细胞内的一种蛋白质合成装置，可作为观察神经细胞功能状态的灵敏指标。本实验观察到培养的海马神经元胞质内尼氏体数量较多，说明培养的海马神经细胞生长良好。NSE免疫细胞化学染色和尼氏染色结果提示，本实验能培养出纯度较高、生长良好的海马神经元。氟西汀不仅是广泛应用的抗抑郁药，而且可以用于治疗癫痫、偏头痛、认知障碍、焦虑障碍、儿童孤独症等诸多神经精神疾病。目前研究认为，氟西汀抗抑郁效应与它对海马的神经保护作用有关，这种作用可能是通过促进海马细胞增殖来抵抗神经元的萎缩和丢失来实现的。李鹂等［1］研究发现，氟西汀在显著改善抑郁大鼠抑郁行为的同时，增加了海马齿状回神经前体细胞的数目，其增殖也增强，推测促进海马神经元再生可能是氟西汀治疗抑郁症的机制之一。李云峰等［5］通过慢性应激建立小鼠抑郁模型，认为氟西汀促进海马齿状回神经元再生可能是抗抑郁剂共同作用机制之一，并且可能与提高海马BDNF水平密切相关。一些临床研究的结果也提示抗抑郁药具有神经保护作用。Santarelli等［6］

研究发现5-HT再摄取抑制剂能部分逆转认知功能障碍大鼠海马齿状回神经元增殖减少及树突萎缩，并能促进海马神经元的再生和存活。Yatte等［7］通过高分辨率的MRI和立体定位方法测定海马容量，发现持续性接受抗抑郁药物治疗与只在发作时接受治疗的患者相比，海马容量无显著性降低。

本研究首次以体外培养的新生SD大鼠海马神经元为模型，通过细胞形态定量分析，探讨氟西汀对海马神经元生长的影响。Chiou等［8］通过MTT方法，发现浓度在55μmol·L-1以下的氟西汀可明显促进海马神经干细胞存活，在20μmol·L-1时达到高峰。根据Chiou等［8］的研究结果，本实验选择了浓度分别为1、10、20、40μmol·L-1的氟西汀来干预海马神经元。结果发现不同浓度的氟西汀对海马神经元形态学指标的影响是不同的，10μmol·L-1氟西汀组海马神经元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有突起的神经元数目增加、最长突起长度增长（P<0.05）;40μmol·L-1氟西汀组海马神经元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有突起神经元数目减少（P<0.05），最长突起长度及胞体长径无显著性差异（P>0.05）;1、20μmol·L-1氟西汀组海马神经元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有突起神经元数目、最长突起长度及胞体长径无显著性差异（P>0.05）。结果表明氟西汀对海马神经元生长的影响有浓度依赖性，浓度过低（1μmol·L-1）对海马神经元生长的作用不明显，适当浓度（10μmol·L-1）可以促进海马神经元的生长发育，浓度过高（40μmol·L-1）则抑制海马神经元的生长。本实验中氟西汀浓度为40μmol·L-1即出现对海马神经元的抑制作用，与Chiou等［8］研究结果不完全一致，表明氟西汀对海马神经元和神经干细胞的影响存在差异。氟西汀促海马神经元生长的机制尚不明了，有研究［9］表明，长期给予氟西汀后，大鼠海马神经元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mRNA表达明显高于对照组，而BDNF具有很强的刺激和促进神经细胞生长和分化，维持神经细胞存活和正常功能的作用，Dwivedi等［10］发现氟西汀不仅能够增加海马BDNFmRNA的表达，还可以逆转皮质酮导致的海马BDNFmRNA表达的降低。据此可以推测，氟西汀促海马BDNF表达可能是促海马神经元生长的机制之一。非营养因子家族，包括睫状神经营养因子、胶质细胞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等，都能促进海马神经元的生长，氟西汀是否也可能通过上调这些因子的表达而促进海马神经元的生长有待研究。

本实验结果提示，氟西汀可以促进新生大鼠海马神经元的生长，这为氟西汀治疗与海马损害有关的神经精神疾病提供实验基础和理论依据。氟西汀促海马神经元生长的确切机制尚待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李鹂，涂自良，杜士明，等.氟西汀对实验性抑郁症大鼠抑郁行为及海马神经元再生的影响［J］.医药导报，2006，25（4）:280-282.

［2］BrewerGJ.Isolationandcultureofadultrathippocampalneurons［J］.JNeurosciMethods，1997，71（2）:143-155.

［3］BrewerGJ，TorricelliJR，EvegeEK，etal.Optimizedsur-vivalofhippocampalneuronsinB27-supplementalneuron-basal，anewserum-freemediumcombination［J］.JNeurosciRes，1993，35（5）;567-576.

［4］SchmechelDE，BrightmanMW，MarangosPJ.Neuronsswitchfromnon-neuronalenolasetoneuron-specificenolaseduringdifferentiation［J］.BrainRes，1980，190（1）:195-214.

［5］李云峰，刘艳芹，张有志，等.抗抑郁剂对慢性应激小鼠海马神经元再生的影响［J］.中国药理学通报，2004，20（4）:385-388.

［6］SantarelliL，SaxeM，GrossC，etal.Requirementofhipp-ocampalneurogenesisforthebehavioraleffectsofantide-pressants［J］.Science，2003，301（5634）:805-809.

［7］YatteI，ShelineMD，MokhtarH，etal.Untreateddepressionandhippocampalvolumeloss［J］.AmJPsychiatry，2003，160（7）:1516-1518.

［8］ChiouSH，ChenSJ，PengCH，etal.Fluoxetineup-regu-latesexpressionofcellularFLICE-inhibitoryproteinandin-hibitsLPS-inducedapoptosisinhippocampus-derivedneuralstemcell［J］.BiochemBiophysResCommun，2006，343（2）:391-400.

篇2

人类法律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期后，最重要的发展就是法律的社会化运动，社会法正是这场运动最为直接的产物。而这也是受人类伦理观嬗变影响所致，因为其中蕴涵了“由契约伦理到社会正义”的时代精神变革。人类社会在其产生之初并没有环境法。由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冲击还比较小，这时的环境问题主要是环境侵权问题，即因污染而造成他人人身和财产损失。这时并不需要有作为部门法的环境法，对此仅需适用民法中的侵权规定即可，即环境法主要是以私法的形式存在的。此时也有以国家名义颁布的环境公法，但调整环境关系的法律仍以私法为主，而这也存在着任意性和消极性等不足。为弥补这些不足环境法也开始社会化，并在其中逐渐成为了独立的法律部门，环境法在这时也被归入到社会法范畴，“环境法是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法”。而包括环境法在内的法律社会化运动，都与强调社会公正的社会伦理有关系。“‘社会伦理’以社会伦理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权利-义务关系为核心，以人的自由为目的，是关于社会和谐秩序及其实现条件的社会公正的理论。”社会法正是以其为理论基础而构建的，社会公正可谓是其中最为核心的价值。社会法“主张法律规则应被认为是达到社会公正结果的指针。”我们认为环境法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自于维护社会公正的现实需要——社会上污染破坏环境的毕竟是少数人，若不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法律责任，那么这对大多数人而言就是不公正的，而环境法要维护的就是这种社会公正。“为了维护环境，保护环境的责任有一个公正分配的问题。在特定的环境之中，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污染和破坏环境。恰恰相反的是，任何人都有维护环境的责任，这种责任的分担就有何以公正的问题。”而这种责任主要是通过环境法实现的，在这方面政府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政府的责任主要在于通过制度保障社会的公正运行，就环境问题而言，就是制定环境法规、环境决策，通过环境立法、执法、司法，命令等环节使各行各业遵守环境法规，执行环境决策。”而环境法自身具有的强烈社会性特征，也决定了环境法必然与社会伦理相关——社会性就是社会伦理据以建立的基础。环境问题是具有着重要社会性的问题，它的产生具有着极为深刻的社会根源。环境法作为环境问题的解决之道之一，自然而然地也就具有了明显的社会性。环境法主要是解决人类同自然的矛盾，环境保护的利益同全社会的利益一致，就此而言环境法也具有广泛的社会性。然而环境问题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我们与其说环境问题具有社会性特征，还不如说环境问题具有全人类共同性；因此社会伦理在环境问题上也有缺陷，它也难以全面支撑环境法的伦理基础。随着环境问题“类”主体概念的出现，人类在环境问题上进入生态伦理时代，生态伦理也成为环境法新的伦理基础，环境法也因此过渡到了生态法的时代。

二、生态伦理与环境法

在环境法发展史上有件标志性的大事——瑞典斯特哥尔摩世界环发大会的召开。该会议确认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也使环境法进入了生态伦理的新时代。“这个阶段的环境法的主要特点是……环境道德和生态伦理成为环境法学认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环境法治的重要条件。”我们认为在环境法的发展演进历程中，生态伦理时代的到来必然是大势所趋，而这也恰是由环境法的特殊性决定的。环境法的特点意味着“它的历史发展最显著的趋势是生态哲学的引入。”生态伦理是伦理学在当代的最新发展，它的出现影响甚至颠覆了传统伦理学，其也对环境法的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进入到现代社会之后逐渐意识到，造成当今世界环境危机严重的总根源，乃是人们对自然在认识上的错误所致。“环境危机的实质是文化和价值问题……环境问题的实质是价值取向问题，是目标和意义的选择问题。”换言之环境危机的实质是伦理的危机。这也意味着环境法作为人们环保手段，如果不能从伦理观上进行彻底的革新，其作用将很难以完全充分地发挥出来。中国环境法的革命首先是理论的革命，而后者首先就是由生态伦理所引发的。生态伦理对环境法发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在颠覆传统的环境法理论的基础上，重新塑造了现代环境法新的理论基础。所有的法产生和存在都需要伦理基础，且最初都以人类中心主义的形式出现。传统人类法律大多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法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亦不例外。而人类中心主义本身也是有其缺陷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缺陷在于，它忽视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忽视了人类的存在必须以自然的持续存在为前提。”这也使其愈加无法支撑环境法的演进，于是生态中心主义倾向逐渐开始产生。这时“传统的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概括地讲，就是哲学伦理学界开始对‘人类利益中心主义’的反思和探讨‘生态利益中心主义’的理念……‘生态利益中心主义’者基于现代科学提出了应当扩大伦理学主体，将‘自然物’也作为与人类平等的伦理学主体的主张。”环境法在生态伦理的支撑下迅速发展，同时也成为生态伦理重要的实现形式，两者呈现出良好的相互促进发展态势。“现代环境道德的发展过程证明，环境道德与环境法的关系密切，它们相互渗透、互相补充、相得益彰。一方面，环境法积极维护环境道德，一旦条件成熟就把环境道德规范提升为环境法律规范。另一方面，环境道德积极为环境法辩护，并通过道德舆论推动环境立法、守法和执法。”但生态利益中心主义也并非不无诟病，学术界同样也对其提出了许多的质疑，而这些质疑甚至还延伸到环境法领域。有学者将这种质疑归结为了九个方面，即理论前提虚无、信仰真理化、缺乏本土思维与大归结众化意识、核心理论正当性不足、颠倒伦理与法的关系、道德性过高、缺乏法律思维、忽视程序价值、实践论证不足等弊端。这使其更无法成为环境法的伦理基础，甚至在环境法中的某些重大问题面前，它不仅显得苍白无力更是难自圆其说。因此生态伦理并非环境法的伦理终结，我们反而在其中找到了新的伦理起点，即下文中所要论及到的生命伦理理论。另一方面，它促进了现代法律生态化的巨大变革，其中自然也包括环境法的生态化变革。生态化是当代法律发展最重要的趋势，而它的出现就是由生态伦理所引起的。“法律生态化趋势是生态伦理观在法律上的反映，从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到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的革命是法律生态化的伦理基础，正是这种变化了的价值观引发了法律生态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在环境法中表现的最为明显。“环境法的生态化是按照可持续发展要求对环境法进行的创新和改造……它的生态化将引导中国环境法律体系向生态法的方向发展。”可持续发展在实际上就是种伦理要求，它实现了社会伦理向生态伦理的演进。“可持续发展伦理把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纳入伦理关怀的范围，用道德来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了从社会伦理、人际伦理向生态伦理的思维转向。”因此环境法伴随着这种伦理观的演进，也实现了从社会伦理为基础的社会法，向以生态伦理为基础的生态法的转变，从而也就完成了环境法的生态化进程。

三、生命伦理与环境法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新事物源于旧事物，前者是对后者的发展、更新以及扬弃。“新事物在旧事物的基础上产生出来，否定了旧事物中消极的，过时的、腐朽的东西，吸取、继承并发展了旧事物中积极的因素，并且还添加了一些为旧事物所不能容纳的丰富的新内容，因而它就比旧事物优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环境法演进中伦理观的嬗变也是如此。生命伦理最初也可追溯到生态伦理中，史怀泽最早开始对此进行了伦理思考。“有思想的人体验到必须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敬畏所有生命意志。他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到其他生命。对他来说，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理。”这就将生态伦理深入到生命的层次。而美国学者艾伦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即“地球是我们所知道的宇宙中能够维持人类生命的唯一星球。但人类活动却逐渐使得地球很难适于人类继续生活下去。”生命伦理常被等同于医学伦理，“生命伦理虽是一门崭新的学科，却又与古老的医学伦理学有着难解的渊源，直到目前，一些学者仍习惯性地称其为‘医学伦理’或是‘生物医学伦理’。”但本文中所要探讨的却是其语源层面。现代生命伦理学在西方最早始于法国，虽然其也表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色彩，但它却是“以生命存在的价值为其全部理论的中心”的，并且非常“强调对生命价值的动态性和开放性研究。”如前所述，法学始终受到哲学伦理学的强烈影响，生命伦理孕育催生了新兴的生命法学。“法理上来说，生命法是生命伦理的法律化，是从生命伦理中分流出来的一种具有刚性的社会行为规范，它所维系的是最低限度的生命伦理；生命法学作为以生命法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学科，是以生命伦理学作为其理论来源的。因此，生命法律现象中的很多现象都必须从生命伦理学中寻找理论支撑。”甚至有学者更为直接地指出“生命伦理学是生命法学的基础。”哲学伦理学总在不断寻求着终极思考，将对环保伦理深入到生命伦理的层面，也可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是终极思考。生命的存在是这个世界上的头等大事，而它又是以一定的环境状况为前提的。这意味着如果世界上的环境极度恶化，最终使得所有的生命都无法生存下去，那么再讨论任何的问题都将毫无意义。“生存问题总是只能通过生存活动本身来澄清。”我们认为，环境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生命法，“当代生命法学研究与调整的对象不仅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且包括人类与地球生物圈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将对环境法的认识上升到生命的高度，是人们对环境法认识继续深化的结果，而这显然是受到生命伦理影响的结果。立法可谓人类所特有的主观能动活动，换言之只有人类才能充当立法的主体。但人类在立法又不能只管自己的利益，而须顾及所有生命甚至非生命的利益。“人类应当承认生物的权利，并为自己立法：一切生命的权利都是不可侵犯的。”认识到这点才能既摆脱人类中心主义，而又不至陷入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虚无，从而为环境法找到其终极价值之所在。

四、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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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主井区项目现场管理模式存在的缺陷，对基层施工生产线采用线性管理，对上层采用线性与职能相结合的管理模式(见图1)。首先，在井口、井下实行统一管理，各井任命一名施工队长负责本井的全面施工管理和组织协调，由其统一支配管理所管辖主井的人员、材料、设备的使用与安排，以及对各班组的技术交底工作与安全管理。各井建立三班倒制，各班由一名班组长负责，直接接受施工队长的指挥，负责本班施工计划内的全部工作，施工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汇报给施工队长。施工队长定期或不定期组织班组长对施工井筒进行安全、质量检查，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另外，队长和班组长定期研讨本井施工网络计划，合理对项目部下达的月度计划进行详细分解，分解到每一个工作日和台班，并在项目部制定施工进度保障措施的基础上制定可靠安全的施工措施。其次，在项目部任命1名项目经理及生产、安全、财务、机电副经理各1名，对各条主井实行职能管理。在此基础之上，对各项目副经理还实行分管主抓责任承包制，及每1位副经理主管承包1条主井的施工建设，负责其质量、进度、成本控制，同时也要全面落实职能管理，保证各井顺利正常施工。

2管理过程动态化

矿山建设管理是动态的过程，随着项目建设的不断开展，施工位置、工作环境、地质条件都有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另外，合同变更、组织管理不力、技术难题等问题也常常出现。在矿建施工过程中，针对性和应变性显得十分重要。因此，各部门要对竖井施工过程中的进度、质量、成本进行计划与实际对比［4-7］，分析偏差产生的实际原因，并针对实际情况积极组织调整。施工进度开展动态控制的措施有:分析关键线路，对偏差及时控制;加强生产要素配置管理，对不同施工阶段所需的材料、设备、人员要提前组织到位;严格控制工序，对竖井掘砌中的爆破、通风、出渣、浇筑等环节要积极组织，努力把工序转换时间降到最低，同时各工序本身要加强动态优化控制，比如出渣尽量采取双桶提升、浇筑井壁采取商用混凝土浇筑等。质量动态管理则主要是PDCA循环管理过程，建立健全PDCA循环系统对工程质量动态管理意义重大。在竖井施工过程中应积极开展定期与不定期质量抽查和全面检查，对材料、设备实行三检制度，对进场人员实行培训教育。成本动态控制过程中，应抓好成本管理的基础工作，即预算管理、定额管理、计量工作和原始记录。采取分析表法、挣值法、价值工程法等对施工成本进行动态控制管理［6］。

3管理过程细节化

在主井区建设过程中，为挖潜增效，提高竖井建设速度和质量，针对施工过程的不同环节、不同专业领域问题，成立了方案优化与质量控制小组、爆破参数优化与安全小组、排水系统优化小组等5个小组。例如，方案优化与质量控制小组对井建中的措施、方案和施工图进行细致研讨，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处理问题，做到方案最优、质量得以保证;爆破参数优化小组，针对竖井凿岩爆破效果差、井筒掘进成型恶劣现象，统计分析以往爆破参数中的不良因素，对工作面炮孔布置、炸药消耗、段次划分、连线方式等进行全面优化(见图2、图3)，最终提高了炮孔利用率、降低了炸药单耗、改善了井筒掘进成型。通过对主井区施工的全方位精细化管理，施工现场生产秩序正常，施工工序转换顺畅，项目建设质量和安全都得到了有效保障，工程建设再无遗留问题。

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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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学管理论文范文一：经济信息用于宏观经济管理论文

摘要：综上所述,本文主要针对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当中应用问题进行简要分析,通过具体论述了经济信息与宏观经济管理二者的概念,加强了对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性问题进行深入性的认识。

关键词：经济信息;宏观经济管理

一、宏观经济管理意义

在进行宏观经济管理活动的过程中,应当结合经济发展实际情况,顺应时展规律。宏观经济管理行为同样需要能够满足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以及平衡市场的能力。从内容上看主要包括几个方面:首先,宏观经济管理需要目标市场调控相关不足部分。由于市场调节的能力有限,又存在弱点,往往在进行调节的过程中缺少必要的实时性,因此,需要政府加以宏观调控。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是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其次,在进行宏观调控的过程中,政府对国有企业放权,不会过多干涉国有企业的生产与经营决策问题,这样就十分有效的维护了形成的市场经济环境。并对市场经济的弊端进行规范,从根本上确保了国有资产以及相关问题的安全性。最后,进行宏观经济管理能够更好的维持市场经济的环境良好与秩序健全。通过加强宏观调控的力度,能够更好的实现社会分配的公平性。更好的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国家也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增强监督力度与机制。不断促成良好经济竞争环境。

二、宏观经济管理条件下的经济信息重要性分析

经济信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一项内容,其能够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部门之间形成良性沟通提供桥梁性的作用。同时,也是经济管理部门行为的重要数据指导。能够有效的促进社会经济生产管理效率提升,拓展人类智力发展。因此,大量的收集和掌握经济信息对提升生产力以及提升实践效率意义重大。经济信息同样还能够具体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其能够从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经济建设过程中对资源的开发程度与利用效率。是工业发达国家在进行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能够从根本上推动发展。与此同时,经济信息在现代经济环境当中表现出多元化功能的特征,能够开发、增值、预测经济行为相关活动。在人类社会生活当中,信息、物质以及能源作为人类发展的不可或缺重要基础,其中信息的重要性表现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三、基于宏观经济管理条件下的经济信息应用措施

宏观经济管理行为从内容上看主要包括几个方面,具体包括计划、决策、监管以及服务等部分。为了能够进一步提升宏观经济管理实际效率,需要不断健全宏观建立机构机制。经济信息意义重大,其对宏观经济管理的影响更加至关重要,因此在进行宏观经济管理行为开展的过程中需要采取更加行之有效的措施,不断提升和完善经济信息管理系统。

(一)构建科学合理经济信息管理网络

在进行经济信息应用措施管理的过程中想要做好信息工作,必然需要具备如何掌握经济信息的能力,而经济信息掌握同样需要遵循一定的收集原则和规范。经济信息的收集工作更加需要科学的设计与规划,不能贪多求全。盲目的经济信息收集会增加信息管理的负担,不利于形成良好的经济信息管理。同时,经济信息收集还要确保信息的及时性,要充分体现出信息的时间观念。除此之外,经济信息的掌握与收集更加要有针对性,只有有针对性的信息才具有使用价值。另外,经济信息的收集还应当从实际出发,形成系统性、完整性的长期信息收集机制。

(二)建立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

宏观经济信息管理系统是一种在一定范围内体现经济信息总体正常运行的内部联系和特征的信息。对于宏观经济的管理,要逐步建立一配套的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此系统应坚持有一定的目的性、系统的完整性,允许一定的独立性、保证一定的可靠性、讲究经济性的原则。体制改革是宏观经济政策效应能够实现的保证,所以要加大力度进行体制改革,首先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加快国有经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要不断的改革国有企业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还要改进我国的金融体制,逐步与国际金融接轨,更要实现财政体制变革,实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良好财政体系,要建成现代国家体制,不断提高政府的效率和廉洁性。

(三)加强经济信息导向作用

我国不断加大宏观经济管理力度,最终目的在于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整体进步。为了实现这一最终目标,在宏观经济管理中要加强经济信息的引导作用。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和控制中一直具有双方面的影响,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只有保证经济信息应用科学合理,才能促进经济管理效率的提升,若应用不当,则会对宏观经济管理起到制约影响。因此,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必须要加强经济信息的引导作用,以经济信息为重要的发展导向,实现推进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例如,在某地区内进行经济信息的收集、整合,分析出对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以此为依据相关部门采取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以促进经济发展顺利,推动区域经济整体进步。同时,通过经济信息的引导,能够避免出现局部经济和整体经济冲突的问题。提升局部经济发展效益推动整体经济进步,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目标。

(四)加强宏观经济体制改革

基于经济信息所产生的重要意义,在经济管理中相关部门要注重经济信息引导下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形势,可以进行的宏观经济体制改革有:

①在考虑到宏观经济长效发展的基础上,对国有企业当前的体制进行分析,并采取针对性、个体化措施加强对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

②基于我国当前经济体制的发展情况,可大力倡导,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以便能起到推动国有经济健康、良好发展的作用。

③通过对国际金融形势的分析,加强对我国现有金融体制的改革,使国内金融体制能够与国际接轨,进一步地促进我国经济的良性发展。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针对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当中应用问题进行简要分析,通过具体论述了经济信息与宏观经济管理二者的概念,加强了对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性问题进行深入性的认识。除此之外,更对经济信息条件下的宏观经济管理应用效果进行了论述,最后,对如何应用经济信息加以论述,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应对措施。

参考文献

1、从桑弘羊的经济政策看中国古代的宏观管理吴娅茹华夏文化1995-08-15

2、宏观经济管理与中央权威胡影江淮论坛1996-04-15

宏观经济学管理论文范文二：经济信息宏观经济管理论文

摘要：综上所述,本文主要针对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当中应用问题进行简要分析,通过具体论述了经济信息与宏观经济管理二者的概念,加强了对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性问题进行深入性的认识。

关键词：经济信息;宏观经济管理

一、宏观经济管理意义

在进行宏观经济管理活动的过程中,应当结合经济发展实际情况,顺应时展规律。宏观经济管理行为同样需要能够满足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以及平衡市场的能力。从内容上看主要包括几个方面:首先,宏观经济管理需要目标市场调控相关不足部分。由于市场调节的能力有限,又存在弱点,往往在进行调节的过程中缺少必要的实时性,因此,需要政府加以宏观调控。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是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其次,在进行宏观调控的过程中,政府对国有企业放权,不会过多干涉国有企业的生产与经营决策问题,这样就十分有效的维护了形成的市场经济环境。并对市场经济的弊端进行规范,从根本上确保了国有资产以及相关问题的安全性。最后,进行宏观经济管理能够更好的维持市场经济的环境良好与秩序健全。通过加强宏观调控的力度,能够更好的实现社会分配的公平性。更好的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国家也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增强监督力度与机制。不断促成良好经济竞争环境。

二、宏观经济管理条件下的经济信息重要性分析

经济信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一项内容,其能够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部门之间形成良性沟通提供桥梁性的作用。同时,也是经济管理部门行为的重要数据指导。能够有效的促进社会经济生产管理效率提升,拓展人类智力发展。因此,大量的收集和掌握经济信息对提升生产力以及提升实践效率意义重大。经济信息同样还能够具体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其能够从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经济建设过程中对资源的开发程度与利用效率。是工业发达国家在进行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能够从根本上推动发展。与此同时,经济信息在现代经济环境当中表现出多元化功能的特征,能够开发、增值、预测经济行为相关活动。在人类社会生活当中,信息、物质以及能源作为人类发展的不可或缺重要基础,其中信息的重要性表现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三、基于宏观经济管理条件下的经济信息应用措施

宏观经济管理行为从内容上看主要包括几个方面,具体包括计划、决策、监管以及服务等部分。为了能够进一步提升宏观经济管理实际效率,需要不断健全宏观建立机构机制。经济信息意义重大,其对宏观经济管理的影响更加至关重要,因此在进行宏观经济管理行为开展的过程中需要采取更加行之有效的措施,不断提升和完善经济信息管理系统。

(一)构建科学合理经济信息管理网络

在进行经济信息应用措施管理的过程中想要做好信息工作,必然需要具备如何掌握经济信息的能力,而经济信息掌握同样需要遵循一定的收集原则和规范。经济信息的收集工作更加需要科学的设计与规划,不能贪多求全。盲目的经济信息收集会增加信息管理的负担,不利于形成良好的经济信息管理。同时,经济信息收集还要确保信息的及时性,要充分体现出信息的时间观念。除此之外,经济信息的掌握与收集更加要有针对性,只有有针对性的信息才具有使用价值。另外,经济信息的收集还应当从实际出发,形成系统性、完整性的长期信息收集机制。

(二)建立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

宏观经济信息管理系统是一种在一定范围内体现经济信息总体正常运行的内部联系和特征的信息。对于宏观经济的管理,要逐步建立一配套的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此系统应坚持有一定的目的性、系统的完整性,允许一定的独立性、保证一定的可靠性、讲究经济性的原则。体制改革是宏观经济政策效应能够实现的保证,所以要加大力度进行体制改革,首先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加快国有经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要不断的改革国有企业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还要改进我国的金融体制,逐步与国际金融接轨,更要实现财政体制变革,实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良好财政体系,要建成现代国家体制,不断提高政府的效率和廉洁性。

(三)加强经济信息导向作用

我国不断加大宏观经济管理力度,最终目的在于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整体进步。为了实现这一最终目标,在宏观经济管理中要加强经济信息的引导作用。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和控制中一直具有双方面的影响,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只有保证经济信息应用科学合理,才能促进经济管理效率的提升,若应用不当,则会对宏观经济管理起到制约影响。因此,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必须要加强经济信息的引导作用,以经济信息为重要的发展导向,实现推进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例如,在某地区内进行经济信息的收集、整合,分析出对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以此为依据相关部门采取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以促进经济发展顺利,推动区域经济整体进步。同时,通过经济信息的引导,能够避免出现局部经济和整体经济冲突的问题。提升局部经济发展效益推动整体经济进步,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目标。

(四)加强宏观经济体制改革

基于经济信息所产生的重要意义,在经济管理中相关部门要注重经济信息引导下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形势,可以进行的宏观经济体制改革有:

①在考虑到宏观经济长效发展的基础上,对国有企业当前的体制进行分析,并采取针对性、个体化措施加强对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

②基于我国当前经济体制的发展情况,可大力倡导,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以便能起到推动国有经济健康、良好发展的作用。

③通过对国际金融形势的分析,加强对我国现有金融体制的改革,使国内金融体制能够与国际接轨,进一步地促进我国经济的良性发展。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针对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当中应用问题进行简要分析,通过具体论述了经济信息与宏观经济管理二者的概念,加强了对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性问题进行深入性的认识。除此之外,更对经济信息条件下的宏观经济管理应用效果进行了论述,最后,对如何应用经济信息加以论述,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应对措施。

参考文献

篇5

传统的生物保护战略被动地强调现存濒危物种和景观元素的保护，如果将物种运动和生态过程作为一个能动的景观控制过程来对待，我们将会有一种全新的景观规划途径。其中有三个方面的概念对这种新的景观规划途径有启发意义：即景观的空间构型对生态过程的作用，生物进化空间轨迹与景观格局设计及景观阻力与潜在的生态基础设施的设计。景观生态安全格局正是在这些方向上的一个新的探索。

关键字：生物多样性；生物保护；景观生态；景观规划

1.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景观规划途径

景观规划设计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意义已引起生物学家的高度重视，用Wilson(1992，P317)的话说“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专业，景观设计(LandscapeDesign)将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环境日益人工化的情况下，仍然可以通过林地、绿带、水系、水库和人工池塘及湖泊的巧妙布置来使生物多样性保持在很高的程度。总体规划不但考虑经济效益和美，同时考虑生物种类的保护”。

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包含三个层次的含意：(i)遗传多样性，即指所有遗传信息的总和，它包含在动植物和微生物个体的基因内；(ii)物种多样性，即生命机体的变化和多样化；(iii)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而栖息地、生物群落和生物圈内生态过程的多样化(见McNeely等1990；Soule1991；NAS1992)。相应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也分别在环环相扣的多个生物空间等级层次(Biospatialhierarchy)上进行，即(i)景观或生态系统综合体层次，(ii)群落层次，(iii)物种层次，(iv)种群层次和(v)基因层次。生物多样性的空间等级层次与空间位置和格局紧密相关，这也正是本文关于生物保护景观规划讨论的出发点。

总起来讲，生物多样性保护可分为两种途径：以物种为中心的途径和以生态系统为中心的途径。前者强调濒危物种本身的保护，而后者则强调景观系统和自然地的整体保护，力图通过保护景观的多样性来实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保护战略上的两种不同途径也体现在以生物保护为目的的景观规划设计中：以物种为出发点的的规划途径和以景观元素为出发点的的规划途径。尽管两者都考虑物种和生态基础设施的保护，但前者的规划过程是从物种到景观格局，而后者是从景观元素到景观格局。

1.1以物种为出发点的景观规划途径

该规划方法强调，使景观生态规划具有意义的充分必要条件是选准保护对象，并对其习性、运动规律和所有相关信息有充分的了解。以此为基础来设计针对特定物种的景观保护格局。一个整体优化的生物保护景观格局是由多个以单一物种保护为对象的景观最佳格局的叠加与谐调(Amstel等1988；Selm1988)。这一途径一般可分为下列五个步骤：

(i)根据物种的重要性，选择目前的或潜在的保护对象。

(ii)收集关于保护对象的信息，包括查阅文献，明确适合于每一保护对象的最佳景观结构。

(iii)汇总和比较所有保护对象对景观的需要。

(iv)修改保护物种清单以取得保护的谐调与一致性。

(v)综合以单一物种保护为目的的景观规划来获得某一地域的总体生物保护景观规划。

如果有足够详尽的关于物种及其相关联系的信息的话，

以物种为中心的景观规划途径可以说是，最有效和科学的生物保护途径。但是，这一途径一开始就将可能遇到规划师和生物学家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即什么物种应优先保护的问题。人们一般从三个方面的标准来选择优先保护的物种：

(i)目前的稀有、特有性，受协状态及其实用性，大型哺乳动物和那些被列入国际濒危物种名单之列的物种显然应作为首选的保护对象。往往被作为首选对象。

(ii)物种在生态系统及群落中的地位。保护对象应对维护整体生态平衡有关键作用。

(iii)物种的进化意义。一种杂草可能本身很不起眼，在群落内也表现不出重要意义，但却有可能对进化史及未来生物多样性的发展有重要价值。用进化的观点来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比被动地保护现存的濒危物种更具有意义(Edwin1991)。

1.2以景观元素保护为出发点的途径

这一途径并不基于对单一物种的深入研究来作景观规划，而是把生物空间等级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集中针对景观的整体特征如景观的连续性，异质性和景观的动态变化来进行规划设计。该途径认为，现实的生态过程发生在一个时空嵌合体中，包含生物等级系统的各个层次。而批评以物种或群落保护为对象的规划只是偏面地解决了一个连续的复杂系列的局部和片段(NossandHarris，1986)。因此，以景观元素为核心的整体规划途径强调以下的步骤(Harris1984,NossandHarris1986;Noss1991)：(i)生态过程和生物多样性成份包含在一个广泛的时空尺度上，因此，一个全面的规划应该以生物等级系统的各个层次的受协成分或节点(Node)作为保护对象。强调节点的多样性，这些节点小到一棵孤树或一个森林斑块，大到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而对单一物种本身则不作深入考察。(ii)因为景观的破碎和分割被认为是危胁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所以，规划强调景观的连结关系和格局设计。规划的目标是将每一景观中各种大小的节点连接成为整体的保护网络，并在区域和大陆尺度上建立景观保护体系。

(iii)景观及其保护必须从时空系统和动态的、飘移的嵌合体(ShiftingMosaic)角度来认识和理解。所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景观规划旨在维护嵌合体的稳定性，综合考虑保护及发展规划，以实现景观的可持续性。与以物种为核心的规划不同，以景观元素为核心的规划的第一步不是确定单一物种作为保护对象与研究其特性，而是首先分析现存景观元素及相互间的空间联系或障碍，然后提出方案来利用和改进现存的格局，建立景观保护基础设施(ConservationInfrastruture)。包括在现有景观格局基础上，加宽景观元素间的联接廊道、增加景观的多样性、引入新的景观斑块和调整土地利用格局。

此景观元素为核心的规划途径的理论指导包括岛屿生物地理学(IslandBiogeography)和景观生态学。景观的连续性、异质性、动态和飘移等是规划着重考虑的景观特性。这一规划途径的一个典型代表是所谓的景观群岛模式(ArchipelagoModel)，或称为综合利用模式(Multiple-useModel，简称MUMs)(Harris,1984；NossandHarris1986)。这一模式包括一个绝对保护的核心区和周围缓冲区。沿核心区向外人类活动强度逐渐增加。核心区是生物多样性等级系统中任一层次上的某一节点。

一个关于整体景观保护的类似的概念是所谓的景观补偿区网络(NetworkofLandscapeCompensativeAreas)，这一概念强调景观规划和管理的一个最重要原则是景观的多样性和最优格局。而这样一种最优格局表现为地域内多层次的景观补偿系统和生态基础设施(Mander等1988)。这一理想的景观格局实际上是一个等边六角形。在这样一个六角形中，景观的生态多样性和稳定性通过多层次的生态过渡带和补偿区网络来实现。

以景观元素为导向的规划避免了上述的以特定物种为核心的规划途径的缺点，而从整体上来设计全面的、包容的景观格局。对于景观这一复杂的系统来说，这似乎是合理的。问题是，这种从形式出发的景观格局设计是否能满足内容即物种的保护需要？景观格局是为谁而设计的？

2.多样性保护的空间战略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主要有以下六方面的原因：

(i)栖息地的消失；(ii)栖息地(景观)的破碎化；(iii)外来种的入侵和疾病的扩散；(iv)过度开发利用；(v)水、空气和土壤的污染；和(vi)气候的改变。

其中，栖息地的消失和破碎是生物多样性消失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在中国尤其如此(BCCA，1992)。栖息地的消失直接导致物种的迅速消亡，而栖息地的破碎化则导致栖息地内部环境条件的改变，使物种缺乏足够大的栖息和运动空间，并有利于外来物种的侵入。适应于在大的整体景观中生存的物种一般扩散能力都很弱，所以最易受到破碎化的影响。

尽管生物保护的景观规划途径有所不同，一些空间战略都被普遍认为是有效的。这些战略对克服上述人为扰有积极作用。包括：(i)建立绝对保护的栖息地核心区；

(ii)建立缓冲区以减少人为活动对核心区的干扰；

(iii)在栖息地之间建立廊道；

(iv)增加景观的异质性；

(v)在关键性的部位引入或恢复乡土景观斑块。

2.1绝对保护核

这是自然保护中最传统的战略，其基本思想是将保护对象(残遗斑块或濒危物种栖息地)尽量完整地保护起来，并将人类活动排斥在核心区周围的缓冲区以外。

岛屿生物地理学强调自然保护区设计中的面积和临近关系。这一理论最早由Preston(1962)和MacArthur及Wilson(1963，1967)等首先提出并发展。这一理论假设一个岛上的物种数目最终将趋于一种动态平衡。导致平衡的两种过程是物种的迁入和灭绝。达到平衡状态的物种数主要取决于岛屿的大小和岛屿离种源的距离，即面积效应(AreaEffect)和距离效应(DistanceEffect)。也就是说，一个小的保护区不但最终将只能允许少数物种的生存，并在一开始就使物种迅速消亡。而远离种源的保护地，则很难使物种有再迁入来取代消亡的个体。这一假设或多或少在海洋岛屿和孤立的陆地残遗斑块的观察中得到证实(见FrankelandSoule，1981;Harris1984;FormanandGodron1986;Forman

1995)。但是，陆地景观斑块与海洋岛屿的状况有很大差异(Forman1979;Harris

1984)，目前还没有一个有效的途径来衡量陆地景观斑块隔离状况。有学者提出用景观阻力(LandscapeResistance)来衡量栖息地斑块间的隔离程度(FormanandGodron1986;Formam

1995)。影响景观阻力的因素包括景观的基相质地和边界频率等。Kanaapen等(1992)提出用最小累积阻力来衡量隔离程度。

岛屿生物地理学的越大越好和越近越好的基本原则在今天仍被广为接受，但也有不同的看法(如SimberloffandAbele1976)，认为几个小的保护区可能比一个大型保护区有更多的优越性。

一些反映面积和物种及种群关系的门槛为规划提供了有用的指导。其中之一是种群健康所需要的最小面积(ViableMinimumArea)。对此，有两条法则，即近期法则和长期法则。近期法则主张最小的有效种群数是50；长期法则主张最小种群数为200-500，这样才能保证生物保护的长期安全。根据这两个门槛，可以相应地确定最小面积(FrankelandSoule1981；Harris1984)。

根据岛屿生物地理学，物种与面积之间存在着以下的关系(MacArthurandWilson1967)

其中S和A分别是物种数和面积(公顷)，C和z是特定物种及环境条件下的参数。尽管C和Z因具体情况变化很大(见Wilcox1980)，这一公式指出，当栖息地斑块很小时保护面积的微小增加会导致物种的大幅度增加，而当栖息地斑块很大时，其面积的进一步扩大只能增加少量的物种。根据这一特点，一般认为保护区的面积每减少十倍，物种数将损失30%。

另一种门槛变量是破碎度。根据采伐的模拟表明，景观中至少有50-70%的原有森林生境才能保护物种及生态过程的健康和维持正常秩序(FranklinandForman1987)

2.2缓冲区

缓冲区(BufferZones)或过渡带(TransitionZones)的功能是保护核心区的生态过程和自然演替，减少外界景观人为干扰带来的冲击。通常的方法是在保护核心区周围划一辅的保护和管理范围。但试图在保护核周围建立缓冲区的设想往往会落空，原因是缓冲区土地的所有权法律上不属于保护区管理部门(见McNee1y1992)。在有的情况下保护区内部也设缓冲区。但是，国际上关于如何划分缓冲区的技术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也就是说缓冲区应该划到什么地方，如何划才最有利于保护同时不给当地居民带来过分的经济损失。显然，以保护核心为中心同心圆式地划分缓冲区的做法是不科学的。一个新的划分缓冲区的途径是利用阻力面的等阻线来确定其边界和形状(Yu,1995a-b,1996a)。阻力面类似与地形表面，其中有缓坡和陡坡，呈现一些门槛特征。据此来划分缓冲区不但可以有效地利用土地，而且，可以判别缓冲区合理的形状和格局，减少缓冲区划分的盲目性。

2.3建立廊道(Corridor)

对抗景观破碎化的一个重要空间战略是在相对孤立的栖息地斑块之间建立联系。其中最主要的是建立廊道。生态学家们普遍认为，通过廊道将孤立的栖息地斑块与大型的种源栖息地相联接有利于物种的持续，和增加生物多样性(见FormanandGodron1986;HarrisandScheck1991;SaundersandHobbe1991；Forman1995)。这一观点最近在景观规划和设计领域内得到认真的对待(SmithandHellmund1993)。

理论上讲，相似的栖息地斑块之间通过廊道可以增加基因的交换和物种流动，给缺乏空间扩散能力的物种提供一个连续的栖息地网络，增加物种重新迁入的机会和提供乡土物种生存的机会。许多实地观察也证实了廊道的这种功能(详见HarrisandScheck1991；Forman1995).

廊道的联系和辐射功能使他们成为促进未来生物多样性进化的重要景观结构(Erwin1991)。根据这一功能，廊道的设计应与生物进化的轨迹相适应，联接重要的物种源以保护不断的物种交流和辐射。

但是，廊道的意义也不能过分地强调。他们有时并不能起到联系乡土栖息地的作用。相反，他们有可能对乡土物种带来危害。在大尺度空间上的一个例子是南北美大陆联接的形成在过去几百万年内导致生物多样性的灾难性的损失(May1978;Gould1993，p347)。在小尺度上的观察也证明廊道对乡土物种的危害性(见HarrisandSheck1991)。对某些生态过程有促进作用的廊道，恰恰对某些物种的运动有阻碍作用。联结孤立栖息地之间的廊道往往会引导天敌的进入，或外来物种的侵入而危协到乡土物种的生存。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开发就有许多这样的问题。外来物种沿着交通廊道侵入景观深处，危协乡土物种的生存(见HarrisandScheck1991)。

由于廊道功能的这些矛盾，要求景观设计师谨慎考虑如何使廊道有利于乡土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特别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Harrisandsheck1991)：

(i)多于一条廊道：多一条廊道就相当于为物种的空间运动多增加一个可选择的途径，为其安全增加一份保险。

(ii)乡土特性：构成廊道的植被本身应是乡土植物。

(iii)越宽越好：廊道必须与种源栖息地相联接，必须有足够的宽度。否则，廊道不但起不到空间联系的效用，而且，可能引导外来物种的入侵。至于多宽的廊道较为合适，目前尚无定论，但越宽越好是一条基本原则。

至于针对某一种动物运动的廊道，当地的生物和生态专家的经验往往能提供最可靠的参考(Binford等1993)

(iv)自然的本底:廊道应是自然的或是对原有自然廊道的恢复。任何人为设计的廊道都必须与自然的景观格局，如水系格局相适应。

其它联接破碎斑块的方式包括建立动物运动的"跳板"(SteppingStones),改造栖息地斑块之间的质地和减少景观中的硬性边界频度等以减少动物穿越景观的阻力。

2.4增加景观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

实验观察和模拟研究都显示，景观异质性或时空的嵌斑特性(Patchenes)有利于物种的生存和连续及整体生态系统的稳定(Turner1987;PickettandThompson1978;KolasaandPickett1991;Renshaw1991;Kozakienicz1995；Forman1995)。许多物种需要两种或多种栖息地环境。景观的空间格局与时间更替一样可能会显得杂乱无章。但这种动态和交替抹去了景观中的剧烈性的变化，使系统保持稳定。所以，保护和有意识地增加景观的异质性有时是必要的。(FrankelandSoule1981;Hayes等1987)。增加异质性的人为措施包括控制性的火烧或水淹、采伐等。

2.5恢复栖息地

另一种代价很高的生物保护战略是栖息地的恢复，在关键性的部位引进乡土栖息地斑块，作为孤立栖息地之间的“跳板”，或增加一个适宜于保护对象的栖息地。这样可以大大增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效果，同时也可提高景观的美学价值(Hayes等1987；Morris1987)。

上述多种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战略都在不同程度上有积极作用。关键的问题是在什么地方和怎样来构建上述空间结构和战略。也就是说在什么地方划分缓冲区?在什么地方建廊道来联接栖息地斑块?在什么地方引入新的斑块来有效地影响生态过程?这些问题还远未得到解决。

3.生物保护的景观规划途径讨论

3.1普遍的缺陷和应改进的方面

上述关于生物保护的景观规划途径和空间战略总起来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不足：

(i)被动的途径

除少数例外，目前生物保护多采用被动方式。生物多样性或乡土栖息地被作为被动的保护对象，被圈在一定的地区或限制在一定的网络内运动。如果把生物对景观的利用作为一个能动的生态过程，一种对景观的竞争性的控制过程，情景可能会很不一样。在这种假设下，通过识别关键性的景观局部和空间联系，而利用物种自身的对空间的探索和侵占能力来保护生物多样性。这也正是景观生态安全格局(EcologicalSecurityPatterns)概念的基本出发点之一(Yu1995a-c,1996a-b)。

(ii)局限于对“实体”景观的保护

由于上述关于把物种作为被动对象保护在特定地域和现存景观元素中的局限性，生物保护中的景观生态研究和规划往往注重现有景观元素及格局与生物运动过程的关系(LaverandHaine-Young1993)或偏于记载和再现现存的景观实体元素而对景观的另一半，即作为景观实体元素背景的部分研究很少。而恰恰是这部分“虚体”景观，如作为景观中森林斑块背景的农用基质，对物种的空间运动起作很重要的作用。那么，在这种景观基质、或背景中是否存在着某种隐藏的或是潜在的结构，影响、甚致控制着景观生态过程呢？

由于上述两个局限性，生物保护的上述空间战略的有效性也就值得怀疑了。如传统的缓冲区的划分方法，和根据现存的自然结构来建立廊道并相信物种能利用其进行空间运动等都值得进一步讨论。

所以，下列三个问题依然存在：

(a)如果要选择某一栖息地进行保护应如何选择，包括什么和在什么位置。

(b)如果两个或多个孤立的栖息之间需要构筑廊道，什么地方设廊道才具有高效性。

(c)如果恢复一个退化的景观，应在什么地方着手，才可以使恢复过程更有效，包括有效地使乡土物种得以维持和繁衍，和有效地阻止外来物种的侵入。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但需要考察现存景观元素及其空间格局，同时还应研究潜在的景观基础设施。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理论在这方面作了初步的探讨(Yu1995a-c,1996a-b)。

3.2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概念

针对上述普遍采用的景观规划和空间战略的局限性，有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和模式。尽管这些新概念仍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理论阶段。但对未来生物保护的景观规划发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i)景观的空间构型概念(SpatialConfiguration)

这一概念强调景观的构型，即景观元素的毗邻关系。景观的空间构型可能比笼统意义上的景观异质性或景观的嵌合体特性更具有意义(Forman1990,1995)但关于这一设想尚没有进一步的实验观察的支持。

同样的设想也包含在森林的群岛模式之中，这一模式主要讨论破碎化的残遗森林景观的空间分布(Harrs1984)。该模式强调斑块在联系整体群岛系统中的作用应作为斑块被选作为保护对象的首要因素。单一斑块选择作为保护对象的标准包括：①空间位置，②总的物种丰富性，③对特有区系成分生存和延续的意义，④发生遗传变异的可能性。而“选择栖息地岛屿保护地的压倒一切的保护标准是其在整体景观生态系统中的作用”(Harris1984,p158)。

(ii)进化动态世系概念(EvolutionaryDynamicLineage)

这一概念认为，目前生物保护的战略基本上是保护那些正走向灭绝的稀有物种，而这并不是我们所需的。应该保护的是进化的过程(Erwin1991)。

那些对当代进化过程有重要意义的关键地区应作为我们的保护和管理重点。

根据物种进化的空间轨迹来设计景观生态保护格局，才使生物保护更具有意义而应作为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3)景观阻力的概念(LandscapeReristance)

用景观阻力来衡量景观中栖息地岛屿的隔离状态在景观生态规划中具有重要意义(Forman1995)。

篇6

1.1水利项目投资大、工期长、技术复杂，易受外部环境影响水利项目具有项目投资大、项目周期长、涉及的工作和工序繁多，易受外界因素影响及不可抗力影响等特点[1]。水利工程项目从立项到实施全过程的咨询决策、勘测设计工作时间跨越周期长，容易受到环境、政策、技术、人为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水利勘测设计项目存在着巨大的风险。部分水利勘测设计项目前期开展顺利，但中后期由于项目资金紧张、市场经济的影响、政策环境改变等因素，项目停滞不前，甚至被迫取消。特别是大中型水利建设工程项目，是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前期工作到建设完成时间跨越十几、二十年，其过程受不确定因素影响更为明显。与复杂的环境因素相对比较，勘测设计企业自身经营管理及技术水平条件有限，保护措施过少。因此，对各种风险进行管理和有效地预防，是水利勘测设计企业取得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1.2风险意识薄弱，缺乏系统的风险评估面对水利项目时间延续长，受政策及外部环境影响大的特点，水利勘测设计企业对其承担项目的风险评估的重要性,必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2]，行业内大部分设计单位对项目风险分析仅安排项目前期承担阶段，且风险分析环节过于简单，规避风险意识不强。水利勘测设计企业在承接勘测设计项目时，大部分考虑到项目承接与否，较少探讨承接项目的经济、技术难题、项目进度及合同风险等相关经营管理存在的风险，导致项目环节出现变化，未能立即应变，存在风险滞后性，中间环节脱轨，没有应急措施。

1.3对新业务开拓意识不强随着水利水电市场的全面开放，水利勘察设计单位可充分自主选择项目，区域间的勘测设计单位面临日益严峻的市场竞争局面。水利勘测设计企业一直以来受相关国家政策保护，危机意识不强，行业动态不够深入了解，对市场跟踪不及时，市场竞争能力弱。对新业务开拓意识较弱，在进军新业务行动比较迟缓，尤其对生态环境、市政交通、清洁能源等新业务的开拓能力和技术水平不够强。

1.4进入国际市场的能力有待加强发展中国家水电开发程度较低，市场前景广阔[3]。目前，水利勘测设计行业的市场主要是以国内为主，国内的勘测设计项目相对而言，市场成本较低，风险较小，可预测性大，市场环境相对熟悉，政策了解程度与支持都比较充分，而国外的项目相对国内而言，成本较高，例如往返机票，签证，设备人力、财力与物力投资都较大，利润较少，而且对于国际市场环境预测性不高，熟悉度较低，国际市场的法律法规，政策变化等经验欠缺。尽管水利勘测设计单位有着丰富的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经验，但要真正走出国门，走进国际市场，与国际接轨，还需要多方面的准备，人力物力，信息，法律法规、经济实力，信用及市场经验等等加以储备，进入国际市场的能力有待加强。

2提出对策，加强风险防范

在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尤其新的政策法规、市场动态，水利勘测设计企业在对待经营管理风险的还存在了解不够，敏感性不强及缺乏科学合理的决策，导致决策与风险应对上存在了漏洞，对此，我们应当重视，采取多方对策，加强风险防范，提高应急应变能力。

2.1加强学习，提高风险意识

为了应对复杂的市场环境，水利勘测设计行业单位需加强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充分了解新出台的政策法规、新的市场动态，提高行业市场敏感性，多分析研究，进行科学合理的决策，完善工程项目风险管理。对相关人员进行技能培训，加强技术及经营管理层沟通交流。另外，增强风险意识,提高化解防御风险的能力。风险意识越强,抗御、战胜风险的把握就越大,抗御、战胜风险能力越大,化解、战胜风险的机会就越多。面对新的挑战，新的开发领域，要敢于突破传统水利行业的发展模式，打破墨守成规和安于现状的思想，加强风险意识和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发展，避免被动性发展。当前尤其是要提高对已知、未知风险的预警、研究、防范、化解能力。多利用网络平台，强化网络办公系统，逐步建立各种智能化的管理决策支持系统，为科学决策提供数据依据，有了科学准确的预测防范,才能在防范化解风险中，不打无把握之仗。

2.2加强对项目的风险评估环节

针对目前复杂多变，市场竞争激烈的大环境下，水利勘测设计企业要加强对项目可行性与风险评估，除了事前专业评估分析和科学民主决策外，还需将进行对周边市场进行调查，了解项目可能存在的危机隐患，项目招投标可能存在的陷阱。同时，加强探讨项目可能存在技术难题、项目进度及合同签订等相关问题，加强项目中间环节风险评估，以防中间环节脱轨。开展项目中后期风险危机评估分析，了解项目的难点与存在风险的可能程度，加强对项目风险的应对，总结风险的经验。

2.3完善合同管理，合理规避风险

合同管理的好坏直接体现一个企业的管理水平的高低，对企业今后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完善合同管理，合理规避风险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许多业主利用施工企业急于揽到工程任务的迫切心理，在签订合同时附加某些不平等条款，致使施工企业在承接工程初期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甚至囿于合同陷阱[4]，为此，必须增强合同风险防范意识。水利勘测设计企业可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重视和完善合同管理，增强合同风险防范意识、加强合同管理及履约过程控制意识、提高合同管理人员的素质，取得最大效益的有效途径。项目合同签订期间，加强对项目合同进行评审，尤其合同存在的不合理要求。例如工期、支付、知识产权、变更及停止等不平等条款，给予分析，合理的规避，争取合同条款保护，加强对项目合同风险评估，提高合同管理水平，维护自身权益。

2.4加强对招投标的风险防范

加强对招投标的风险防范，既要开拓市场，又要自我保护。赢得市场，站稳脚跟、健康发展，对一个企业的未来发展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招标人与投标人的地位不同，招标文件设置的不平等条件也客观存在，为了既要获取市场，又要保持一定利润，设计单位建议在招投标期间，多对项目进行了解、考察，详细了解招标单位的情况、有无出资方、合作方等等，摸查其资金到位情况、资金投入计划、和管理层状况等[5]，并召开招投标项目的讨论会议，探讨及审核招标项目对自身单位的利益分析及存在的风险，最后进行科学决策。

2.5加强资金的经营管理

一个企业，就好比一个人和一个家庭，除了能够会赚钱，会花钱，更要懂得节约。对一个企业而言，除了必须提高营业收入效益，合理分配，利用人力资源，更重要一点是要如何理财投资，有规划、有计划的开支，降低不必要的浪费开支，合理降低经营成本、节约资本、理财有道、谨慎投资、合理规避风险等措施，把节约下来的资源进行分配，将其利益与职工共同分享。加强资金的经营管理，统筹安排项目的收支，完善各项资金管理制度建设，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资金的运转必须遵循企业的规定，控制在合法合理范围内，加强对资金实际操作管理及安全合理把关，做好成本控制管理，实现应有的经济效益。

2.6创新管理机制，提高技术水平

水利勘测设计企业需采取创新管理观念，建立高效和机动灵活的管理机制，全面提高竞争能力，从人员及管理机制上加强完善，突破传统水利行业的管理模式，并制定发展战略目标来为开拓市场提供保证和支撑，取得在同行业中的市场领先优势。另外，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一个企业的发展，除了管理方面的优势，更重要的一面，就是技术的核心，拥有自己的技术及核心，保持技术的领先也是企业发展的关键，也是抵御市场风险的重要砝码。同时，由于当今社会计算机技术快速的发展，发生技术窃密的手段越来越强，对技术的保护也显得非常重视，加强对技术的保密也是风险保护的一面。

3结语

篇7

1.电力单位经济管理与市场营销之间的关系

市场营销作为电力单位发展的核心业务，营销质量直接影响供电单位的发展与生存，最后对供电企业竞争力构成影响。为了保障工作效率，电力单位必须根据市场营销相关要求进行工作，通过优化经济与管理理念，不断拓展市场；在满足用户需求的同时，尽量减小不必要的成本开支；通过注重员工绩效管理，从根本上增强各项工作的创新力度，同时这也是确保单位正常运转，提升经济效益的有效方式。从当前的电力单位工作形式来看，将客户作为一切工作的重点，提高服务意识与质量已经广受社会关注。因此，在电力单位经营时，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在顺应时代与市场变化的同时，将市场发展作为工作的方向，并且根据变化对营销策略进行创新与完善。

2.电力单位营销管理现状

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这一大的前提下，不仅市场意识提高了很多，管理能力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善。从当前的管理过程来看，电力企业营销管理还存在很多不足。例如：以服务理念为重点的管理方式越来越普遍，从而让传统的营销理念只能停留在表层，具体有微笑服务、设备更新等，对于供电稳定、办电速度、停电损失等内容重视不够。一旦管理人员没有意识到服务的重要性，就将严重影响电力单位发展。随着物质生活水平不断上升，市场对电力单位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与挑战，而原来以产品质量为管理体系的形式已经不能胜任时代的需求。在管理体系不够健全、营销方式单一、对客户不太了解的情况下，对专业化、多样化的管理体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影响电力市场与营销成果。

二、提高电力企业市场营销与管理的策略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改革力度不断加大的今天，为了提高企业经营效益，相关单位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以及市场需求，进行营销体系创新。这样不仅能保障市场营销策略与方法顺利实施，还能最大程度的提升经济效益。

1.优化电力单位经营活动和销售空间在电力单位经济管理中，为了确保工作进程以及使用效益，电力单位必须使用科学、合理的经营方式，并且以相关措施为基准，不断提升活动质量；通过完善自身活动，为用户提供更多的服务；同时，这也是有效设置社会模式，降低服务成本的有效途径。在市场环境分析中，为了明确市场进程，必须在经管的层次上，对未来市场进行挖掘和评估。在对市场潜力以及发展研究中，除了要及时完善售电、发电等经营目标，还必须适时修正营销策略，开拓市场经营范畴。另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了提升电力单位工作效益，必须推动管理人员与电力企业之间的创新理念，尤其是利润获取和评估，电力单位必须根据评估利益与层次获取，这样才能将销售活动整合成综合步骤实施。

2.增强营销策略，完善经营管理

电力企业作为基础性工作，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生活，还是生产都不能离开电力工作，目前已经渗透到各个生产领域，对国民经济与社会有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实际工作中，为了推动企业长远发展，必须改变传统的用电方法，在广告宣传到一定程度后，塑造用电形象，为电力企业带来更多的客源。这样不仅能保障服务质量，还能帮助电力企业拓展经营市场，为电力企业提供更多的经营空间。另外，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必须让企业经济面向市场，在正对市场的同时，不断开拓、创造更多有利的空间。随着精神文明提高，客户满意度逐渐成为各个服务行业发展的目标，为了提高用户对相关工作的满意度，除了要加强管理，还必须根据市场特征，设置专门的体系，这样就能形成以客户为中心的管理体系，不断打开市场，促进电力企业发展。

三、结语

篇8

关键词:消费文化;文化语境;文学经典

一、消费文化语境与“文学经典”

开始于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把中国带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社会开始出现西方消费社会的种种特征。与此相伴随的,是消费文化的应运而生。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家詹姆逊指出:“文化是消费社会最基本的特征,还没有一个社会像消费社会这样充满了各种符号和概念。”[1]消费文化的出现对整个人类生活的影响极大,以至于“这场转变的历史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二十世纪一些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如两次世界大战、东西方之间持续数十年的冷战等等”[2]。以消费为标志的这种文化转变导致了文化的内部变革,并进而波及文学的当代形态的重构。客观地面对消费文化语境这一人类文化历史链条定的时空结合部,透过它观察当下的文化、文学、文学经典问题,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形形的文化和文学现象,探索埋藏在各种现象之下的矛盾运行轨迹和规律,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找寻一条更为宽广的道路。而“文学经典”则有可能成为我们观察这一文化变革的晴雨表,同时,站在当下消费文化这一背景之下才能使我们更加辩证地审视“文学经典”的自救与重构的可能性。

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文学经典”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以及这些“经典”在今天到底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首先,从纵向的历时性角度看,文学的经典化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接受和淘洗的过程。文学经典并非先在的存在,而是有其产生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接受等多方面的背景,它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正如所有的事物一样,文学经典也并非永恒的存在,必然有其建构、解构、重构的过程。其次,从横向的共时性角度看,“文学经典”是一个具有多重结构的统一体,其自身内部特质的规定性是它存在的基础。只有当文学经典的思想意蕴、艺术品质等方面具有了超越一般文本的特性时,才可以进入“经典”序列。而和文学经典有关的各种外部因素,如政治因素、经济因素、道德因素、社会舆论氛围、读者接受群等,都有可能参与文学经典的建构。而且在某一特定的时期,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越文学经典本身(如“红色经典”的形成主要就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参与及文学体制化的结果)。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经典”地位不断地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但同时,真正的“经典”所具有的地位又在这种挑战中得以巩固,“文学经典”总是处在恒态与动态、短暂与永恒、解构与建构的矛盾统一之中。我们只有撇下今天关于“文学经典”命运的种种预言,着眼于当代消费文化语境,才能认清文学经典的当下生存状态,并进一步揭示推动着文学经典命运变化的种种矛盾,把握文学经典命运变化的趋势和规律,探求文学经典的生存之道。

二、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外部矛盾

消费文化浪潮改变着传统“文学经典”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引发了当下一系列与文学经典有关的文化现象,“红色经典”、“四大名著”的改编,甚至“戏说经典”、“大话文化”等都是其突出的文化表征。其实,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无论是“文学经典”的尴尬还是解构,也无论是经典的危机还是地位的丧失,都首先缘自于文学经典与消费文化的各种悖反和冲突,这些因素构成了文学经典所面临的外部矛盾。

首先,文学经典的精英立场和消费文化的大众立场的矛盾。

文学发展的历史,是文学的自足性不断增强的历史。从古至今,对“文学”是什么的追问,似乎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如果说中国古代还没有像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分野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已经是一个有着自足的语言审美系统和完善的体制化管理系统的文学了。这对文学接受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识字能力、一定的鉴赏能力、一定的思维能力等都变得必不可少。一旦社会分工将文学从其他艺术门类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自在体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成为社会精英们言说的工具。以发轫于20世纪的中国新文学为例,其启蒙的出发与指向又是什么呢?换句话说,就是“谁启发,谁蒙昧”呢?显然,在这种对中国现代文学性质界定的背后,我们看到的还是一种精英意识。

作为人类文学活动的结晶,文学经典早已经超越一般文本,具有了相当的稳态性及神圣性。文学史的编写,是文化精英们按照一定的审美标准、价值趋向有意识地构造经典的活动,也即我们平常所说的“经典化”过程,其目的在于固化已有文本被文学史家所认可的崇高地位。而公众对文学经典阐释的热情,只是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了文学经典的超越公众意识的特性,即大众对精英意识的追捧。相比较而言,公众接受的程度,仅仅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参照,我们甚至连此处的“公众”这个字眼都要加以怀疑———“公众”究竟指的是哪些人?以茅盾的《子夜》为例,这部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有谁进行过受众接受的实证分析来说明其已经被最广大的读者所接受?在1930年代的中国,国民的识字程度可以说是小说被“广大”公众接受的最大障碍,若对受众的接受能力进行检视分析,其结果可想而知。

然而,以消费同时作为起点和终点的消费社会却是以最大多数的公众的参与为特征的,公众不仅参与了具体的消费行为,同时也参与了消费文化的创造。没有了大众,消费行为就无法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消费文化也无法获得自己合法的生存空间。同时,消费社会所赖以发展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文化传播方式的变革,在大众传播媒体的参与下,普通受众对消费文化的接受成为可能。以赢利为根本目的的消费市场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自然不会无视日益增长的大众的文化需求,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满足市场需求并生产出相应的文化产品,甚至利用消费市场中物质产品营销的惯用手段如广告、炒做等来刺激欲望、制造需求,从而形成了大众文化的繁荣景象。但应该看到,消费市场的无视文学与一般物质产品本质区别的生产和营销方式,使得“文化产业产生了一种威胁个性与创造性的同质性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中,“自我实现、自我表达的生活方式的产生,与浮华消费和风格化的自我呈现融为一体”。[3]这种畸形的繁荣背后,是大众欲望的无限膨胀及不合理的夸大。

而一种文化形态一旦形成,都会极力维护自己的地位。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是弱势群体自我表达和再现的方式,是与既有体制之主流价值对抗的方式。消费是一种涉及再现的政治策略”。①这样,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排斥乃至拆解便不可避免。如1990年代沸沸扬扬的王朔现象,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立场的矛盾对抗。还有“Q版语文”现象,也反映了大众希图解构已有经典,站在大众文化立场去消解精英文化意识影响的努力。

其次,文学经典的既定价值定位和消费文化中多元价值观的矛盾。

文学为人类提供了诸如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等多方面的价值满足,但是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多种文化传播方式的诞生,使得人类的精神需求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得以实现,这便加剧了文学的危机感,文学经典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处境。正如有学者面对“大话文学”流行的担忧:“‘大话’文艺的创造力充分体现在对于这些被时间和传统所固定了的文本结构、意义与阐释符码的颠覆。……到了今天这个中国式的后现代消费时代,经典所面临的则是被快餐化的命运。”[4]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主要是和文学以及文学经典本身的特点有关。文学有着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审美思维特性,有学者认为,“‘发问’是文学的哲学品质的首要表现。亦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学与哲学有着最深刻的贯通———哲学作为文化思维的核心,其责任是为社会提供思想动力和文化价值根基,这是文学介入社会历史的立足点之一。”[5]文学往往通过审美的方式将读者引向对人生终极价值的追问,对生命存在的形而上思考;而经过文学史沉淀的文学经典,更是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征服了一代代的读者。很难想象,那些没有引起读者强烈的心灵冲击,不能给读者提供美的享受,无法引导读者思考关于人生、世界等问题的作品,能够成为文学经典。

可是消费时代的到来却打破了人们关于文学经典的种种幻想,大众文化借助于媒体的力量不断地散播着世俗情绪、享乐意识,那些曾经在文学史上无立足之地的欲望化、浅表化、娱乐化写作一夜之间合理化、合法化、时尚化,以金钱交易为基础的商业法则深深地嵌入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也成为消费社会普遍的价值衡量法则,这种法则不可避免的成为衡量文学的一把尺子。“上帝死了”,“我”便是上帝,每个人都被这个狂热的消费世界不断地中心化,社会价值观也由此不断地走向多元化。在商业运行法则的驱使下,快餐式的作品通过大众媒体以华丽的包装、令人眼花缭乱的热点,不断地刺激着人们的,使人们通过这些文化快餐满足着自己日益膨胀的欲望。这样,当走进商品序列的文学经典一旦无法满足那些被消费文化所驱使甚至异化了的消费者的欲望时,便再也无法躲避残酷的市场法则的规约。于是,“经典”遭遇冷落成为“现实的一种”:

一改韩剧“苦情戏”风格的《浪漫满屋》同名小说于8月19日登陆北京图书大厦,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昨日已销售326本,日均销售32本,比余华的《兄弟》日销售还高出7本。

《我叫金三顺》则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引进……今年8月该书一经出版,在全国上柜不到一周2万册就售罄,重印2万册仍然供不应求,本周已经登上上海图书畅销榜第6名。不久前韩剧《我叫金三顺》已经由国内电视台高价引进,更令这本书的市场前景看好。[6]

在兰州西北书城经常上演这样一幕:很多中学生围在漫画书栏处,或蹲或站、或者干脆坐在地上,专注地看着手里的漫画书。相比之下,名著书栏处的中学生却寥寥无几。[7]

再次,文学经典意义的立体化和大众需求平面化的矛盾。

文学经典的内蕴在整体结构上体现出立体化的特征。任何文本的接受都是读者从可感知的语言层获取更多的包容于内部的意义信息的过程,但是“文学经典”包容的意义信息具有超越一般文本的特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兰·巴特说,经典是具有可写性的文本。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接受者,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在“文学经典”中找到相应的信息,从而对文学经典的意义不断进行阐释。

文学经典本身意义的复杂性和可阐释性,是其意义立体化的基础。文学经典是具体的文化语境中的个体———作家的心智劳动的成果,作家个人经历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往往是产生文学经典意义的土壤。孙犁在《贾平凹散文集序》中曾经谈到作家人品和文品的关系:“这些作家,文章写得好,我以为不只在文字上,而且在情操上。对于文章,作家的情操,决定其高下……”作家的文学修养、知识面、实践经验、写作技巧等等,是和作品意义的生成密切相关的。同时,文学是对生活的审美反映,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立体化的存在,无论“生活”在作品中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它固在的复杂性。文学经典所反映的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其意义的复杂形态。另外,读者接受活动的展开,是文学经典意义的立体化实现的条件。受众一旦进入文学经典的意义的实现过程,其意义便不再完全是由作家和生活所决定,文学经典的意义因而变成了一个被动的存在,受众的参与使得其意义日益立体化。如《红楼梦》意义的生成,就是从一般生活信息的传达深入到对人生终极价值的追问,进而达到更具形而上色彩的哲学思考。

但是,消费社会中消费行为的社会化、大众欲望的合法化、传播途径的多元化,使得大众的文化需求在“量”上日益膨胀,在“质”上却趋向平面化,突出表现是:取消深度的倾向;追求同质化的时尚、奢侈、等;大众需求呈现群体性的个体化等特征。其原因首先是大众传媒对文化消费的介入。以先进的信息科技为支撑的电视、电影、报纸、广播、互联网等传播媒介,往往屈从于商业的利润法则,除了制造出各种文化繁荣的表象以迎合受众以外,更是强加给受众以各种不切实际的消费观念:“大众媒介不仅仅是一种产业,更是一种意识形态再生产工具,它一方面是遵循商业逻辑进行生产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又是操纵大众意识的工具。它充分充当‘把关人’的角色,通过创造‘模拟环境’,诱导人们接受它们宣扬的消费意识形态,从而推动新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形成蔚成风气的消费文化。可以说,在现代消费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大众媒体充当了最佳孕育者和助产士的角色。”[8]另一个值得重视的原因是消费社会中公众消费行为的“合理”进行及其结果。在消费中,多元化的大众的需求都指向被商业的利润法则引导的潮流和时尚之中,这样,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在商业和消费的共谋中渐渐地趋向同一层面,以便适应消费时代生产的大批量和大规模的要求,促使更大的消费,产生更多的利润。

在消费文化语境中以文字形式呈现的“文学经典”,与声音媒介、图像媒介相比体现出祛时尚化、祛奢侈化、祛化的特征,因此,文学经典也就很难摆脱被解构的命运。

第四,文学经典的历时性和消费文化共时性的矛盾。

如果从时间角度来考察文学经典的建构和接受,以及消费文化的生成和蔓延,即可发现文学经典的历时性和消费文化的共时性之间的矛盾。文学经典的历时性构成首先源于文学经典接受过程的超时性。文学经典的魅力在于它可以引发受众不断阐发的内驱力,在横向空间纬度上,它可以被不同的受众按照自己的要求加以诠释,从而获得文学经典在空间中的拓展,同时也可以在纵向的时间经度引发再阐释的欲望和生存空间的再拓展,从而获得相对恒久的超时性。其次,传统文学经典传播介质的历时性。与电子传媒相比,纸质媒介生产的技术已相当成熟,从毕曰升发明活字印刷的那时到现在的激光照排,其生产已经走向大规模的“机械复制时代”。由于其载体的物质特性,为固化于纸质传媒并承载历史沧桑的文学经典大大扩展了自身存在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和文学经典的历时性相比,消费文化则带有更多的共时性特征。消费社会中消费的一次性倾向导致商品的符号化和消费文化的时尚化。大众媒体通过自己特有的传播手段,使得时尚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在社会中“肆虐蔓延”,形成风尚,同时又通过时尚的不断更迭制造着走马灯似的繁荣表象。符号这个虚拟的存在引导消费者往往忽略了商品的物质实在性,而更多地沉溺于消费商品时折射出的个人欲望的虚幻的满足中。而且,消费文化赖以传播的手段如电视、网络、广播等电子传媒在有效地扩大其传播范围的同时,也潜藏着由于过分依赖高科技而引发的失语乃至瘫痪的巨大威胁。更重要的是,传播手段的不断变革会引起消费文化从形式到内容的变化,使其很难取得恒态的存在方式。这样,消费文化虽变化多姿但却无法超时存在。

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已经被纳入整个社会的消费系统,公众会更多地倾向于将文学经典也作为商品的一次性消费,而忽略对其意义的历时性发掘,因而使得文学经典也遭遇时尚一般转瞬即逝的命运。例如,影视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四大名著改编热,以及近些年通过各种媒体参与8出现的“红色经典”改编的再度升温,仍摆脱不了其“热”后的短暂命运。

三、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自身的悖论

悖论一:文学经典主观上的价值回位与客观上的价值失位。

文学经典进入消费文化语境时,必然要面对给自己重新价值定位的问题。大众文化在消费时代的兴起,出现了解构经典的倾向,使得文学经典面临着价值失落的危机。“大话”之中庄严感的丧失、欲望之中精神资源的贫乏、娱乐之中审美意识的迷失,种种现象都呼唤着文学经典的价值重构。当然经典化的客观要求也是促使其价值定位的原因之一。已有的文学经典究竟应该在当代文学的发展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当代文学能否建构属于自己的文学经典?这是当代文学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因而,采用什么样的价值坐标来建构经典和评价经典,成为当代文学非常迫切的问题之一。有学者认为:“所谓经典必定是指那些载入史册的优秀文学作品,因此它便首先涉及文学史的写作问题。”[9]也有学者指出:“必须看到,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起码要有如下几个要素:(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3)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4)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5)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6)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观念。”[10]凡此种种观点都说明了学界对文学经典问题的密切关注,以及人们主观上寻求文学经典价值回位的努力。事实上,这种努力已经在学界成为共识。

如果我们反过来审视这一问题,就会发现在这种努力的背后所隐含的难以抹去的忧思:文学经典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的确正在失去自己的价值位置。需要注意的是,学界这种对文学经典价值定位的努力,似乎更引发了另外一种危机。因为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多元价值的碰撞与冲突客观上是不可避免的,一旦文学经典为自己规定了崇高的、超越的、神圣的、近乎完美的价值立场时,便内在地引发了多元价值的消解欲望,而消解的后果便是文学经典价值的又一次迷失。同时,由于文学经典的价值界定牵涉到经典本身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两个方面,而内部要素往往是一种稳态的存在,外部要素却经常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当其内部要素的稳定性和外部要素的易变性产生矛盾时,文学经典便会处在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摇摆于价值的失位与回位之间。

当代消费文化的泛滥,引起了文学经典的各种外部要素的巨大变化,而其内部要素的相对稳定性又促使着文学经典化进程的持续,文学经典借助学界的力量消化各种外部因素变动带来的影响,以维持其固有的地位。但这种主观上的努力却面临着客观的消费文化的生态背景,消费文化形态的流动性、易变性,使得刚刚形成的价值定位顷刻间土崩瓦解,从而再一次陷入了价值的迷失状态。所以说,文学经典的这种悖论性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是很难克服的。

悖论二:文学经典意义的主观解构与客观强化。

文学经典接受上的历时性及其意义上的立体化特征,都使其处在不断的解构与重构交替的进程中,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也不例外。以四大名著的解构为例,这儿有一则材料:

“大话”这个词读者一定不会陌生。自1998年《悟空传》网上流传到2003年《沙僧日记》出版,唐僧师徒全部经过了“大话”洗礼,在一个个网络的笔下,《西游记》由经典走向“非典”。

据了解,迄今《水煮三国》已经重印23次,销量突破80万册。可以预料,到今年年底它将轻松突破百万大关,成为本土财经书的一个奇迹。

当然,跟风也有不同的境界,从市场反响和媒体评论来看,《麻辣三国》、《麻辣水浒》和比较另类的《诸葛亮日记》,有脱颖而出之势。《麻辣水浒》、《诸葛亮日记》和另一本不同于“水煮”风格的《闲看水浒》都是今年6月出版。因此可以说,在《水煮三国》出版一周年之际,又形成一次游戏《三国》、《水浒》的小。[11]

我们要反思的是,名著解构热背后的经典意义的重构,是否削弱了文学经典的影响力?是否使得文学经典结束了经典化的进程,而进入了一般文本的序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首先,文学经典的改写本能够被市场认可,无疑促进了文学经典传播空间的扩大。不可否认,在当下,很多人正是通过这些改写本而进一步了解文学经典文本的。其次,虽然文学经典的原有意义被解构,但是却生成了新的意义。表面上看,这种新的意义确实和文学经典所内蕴的人们普遍接受的思想意识、审美意蕴相去甚远,但实际上,这是文学经典的经典魅力影响的必然结果。文学经典的意义本来就是一个立体化的可供人们不断阐释的结构,无论这种新的意义建构在理论家看来是何等离谱,但它终究是对文学经典意义的再诠释。同时,已经固化在文学经典文本中的意义信息并不会因此消失,相反会与新的意义信息同时存在,甚至可能互相作用,产生出全新的意义。比如,通过阅读《水煮三国》,有些人可能会回过头来重新阅读《三国演义》,从而获取已经固化了的意义信息(即经典意义),同时获取高深的管理知识。所以从长远来看,文学经典的意义是强化了而不是削弱了。

悖论三:文学经典生产综合能力的提高与实际质量的贫乏。

消费社会文学经典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了。今天,不仅大众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而且参与文学写作的新的群体如所谓的网络、自由撰稿人、少年作家、名人作家等不断出现,大大地扩充着写作者的队伍。同时,文学生产、传播的条件和手段不断地得到改善,如微机的应用不断改变着作家用笔写作的习惯,而且疾速提高了作家生产的文字数量。文学作品传播的速度也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作品的商业运作体系中,有些作品甚至还没有生产出来,宣传与广告等一系列营销战略就已经展开。贾平凹的《废都》、刘晓庆的《我的路》等,都是这种运作模式下的产物。消费社会对于商品的大规模消费,要求作品大批量地生产,这也促使了文学生产能力的提高。

但是,文学生产能力的提高仅仅是为文学经典生产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必要条件,并不能就此而形成更多的“经典”。从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来看,文本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是经典化的基础,各种外部条件只会加速或者延缓文本经典化的历程。在消费社会中,商业的运行法则贯穿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包括文学作品的生产,作家为了提高文学产品的销售量,不得不屈从于市场,这样,各种媚俗的、格调低劣的作品便不可避免地大量涌现。如果作家坚持自己纯正的文学立场,则可能面临不被读者接受的尴尬,而这显然是消费社会的文学生产机制包括生产主体———作者所不愿意面对和接受的。所以,一旦当文学文本缺乏思想和艺术沉淀的充分的主客观条件时,即使消费文化用各种商业化的手段“造经典化”,这些所谓的“经典”也终会被时间所淘洗。

四、对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未来走向的思考

第一,在文学经典价值坐标的厘定中,构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互动平台,寻找两种文化的契合点。

要摆脱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二元对立的固有思维模式,不能只看到消费文化语境中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不相容的一面,更要看到二者之间互相包容和互相补充的一面。文学发展的历史证明,所谓高雅与低俗、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绝对不变的,过去的大众文学,可能就是今天的精英文学,两者常常处在一种不稳定的变动状态之中。但不管怎样,它们往往是互相补充的,谁也离不开谁,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消费文化的出现,使文学经典面临一系列矛盾,这与我们对大众/精英文化、高雅/通俗文化之间关系的不全面认识密切相关。如果能够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文学经典面临的矛盾才会逐步消除。同时,如果我们把文学经典问题的出现当作处理两者矛盾的一个契机,则会达到双赢的局面。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厘定文学经典的价值坐标,虽然这个问题在学界有较多的争议,但是往往限于学术理论概括层面,而没有将实践这个很重要的环节考虑进去。正如有学者所言:“调查与统计是文学经典化的必要手段,佛克马在北大讲演时曾做过问卷调查,国内学者却很少有人这样做。出版界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12]如果将实证分析纳入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也许经典的价值坐标就远非如理论家们想象的那样。

同时,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的价值定位也具有相对性,其被再次解构仍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可以为文学经典的价值定位建立一个坐标:时间是经典化的纵向贯穿线,而共时态的空间则是文学经典本身以及和它相关的各种外部要素共同构成的一个“力场”。一般地讲,当文本经典化进程开始的时候,首先是文本的内核如思想内涵、审美意蕴、艺术手法、题材、体式等在起作用。也就是说,它本身必须具有足够丰富的信息含量,而且这些信息能够和处在文学经典外部的各种要素如政治意识形态、读者接受、出版发行、市场运行等产生交流,形成一个全方位的互动的“力场”。如果这个“力场”可以在时间的经线上持续运行,则其经典程度就越高,从而构成所谓的“恒态经典”或者“文学经典”。但如果无法持续运行,则该文本必然会退出经典化进程,也即构成所谓的“动态经典”或者“文学史经典”。当然,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文本的各种外部要素有可能会先于作品本身产生巨大的推动力量,使其强行进入经典序列。这种价值坐标的建立,有望消解精英立场和大众立场的矛盾,构建两者之间交流的文化平台。如那些并不被精英学者看好的武侠小说,当其内蕴足以和外部的各种要素产生强烈的交流时,并且这种交流可以持续很长时间的话,那么它就进入了经典文本序列,可以成为“文学经典”。

第二,深刻认识精神文化产品消费的特殊规律,为文学经典走向市场创造必要的条件。

只有深刻认识当前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所面对的各种矛盾,才能因势利导,化解矛盾,为文学经典开拓更大的生存空间。尤其要深化对文化产品消费市场的认识和研究,文化产品消费市场具有不同于物质产品消费市场的特殊规律,两者不可以等量齐观。在文化产品消费市场上,产品的价值如何实现?产品销售的商业策划如何进行?如何追求利润的最大实现?如何引发大众的购买欲望?……这一系列问题都期待着我们去探索。尤其是具体到文学经典,当它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时候,怎样去规避消费市场对文学经典的潜在威胁?怎样引导市场对文学经典的消费?这些问题变得相当迫切。今天人们已经意识到,文学经典不但有商业价值,而且其商业价值往往大于一般的文本,市场的认可度也更高:

读书月组委会曾经在2000年做过一次同样的调查……但是令人意外的是,中国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依然受到年轻深圳人的偏爱。四大名著在深圳保持较大的销售量已经持续多年。这个迹象表明,年轻的深圳人渴望着对传统的接续。[13]

表面上看,文学经典的改编本销售量非常大,但是深层考虑的话,其实这些都是借助于文学经典的市场号召力的结果,如果没有文学经典的本身价值,也就没有了这些以文学经典为资源的改编本的商业成功。虽然文学经典可能遭遇暂时的市场冷落,但从长远来看,文学经典消费的市场前景仍然是相当广阔的。

第三,跳出语言文本是文学经典生存惟一方式的狭小视阈,转向建立文学传播跨媒体的理念。

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大众参与文化构建的意识和可能比原来大大地增强了,这为文学经典的传播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受众背景;而同时存在的受众的接受选择指向平面化、化、时尚化,缺乏理性的规范,这对于文学经典的语言文本的接受显然是不利的。但站在更开阔的视野看,各种大众媒体却能够以自己的传播方式拉近和大众的距离,通过他们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传播乃至推销文化产品,进而影响大众的接受偏好和思想意识。所以,建立文学传播跨媒体的理念成为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生存的必然选择。实际上,文学经典完全可以利用现代传播科技的成果拓展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图像文本、声音文本、电子文本等都是文学经典可以借重的介质。文学经典可以利用大众文化的宠儿诸如电视剧、电影、网络等走进大众生活,以更加具有亲和力的方式接近大众,让大众心甘情愿地接受。如近几年来非常兴盛的“电视散文”,以其优美的画面语言和娓娓动听的朗诵感染了不少的观众,其中选择的作品,大多数都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散文。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许多人才开始接受这些经典作品。还有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也是推动文学经典传播的一种重要手段,尽管因为媒体特性的差异会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甚至引起一些非议,但是在文学经典的大面积传播还没有寻找到更好的途径之前,仍不失为一条可以选择的路子。在这方面,有好多成功的例子。如钱钟书《围城》的改编,当电视剧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有些评论家甚至将其看成中国当代十大经典电视剧之一。不少受众都是在看了电视剧之后才去阅读原著的,因为导演对这部小说的主题做了深入浅出的阐释,就更易于让那些非专业的文学接受者进入经典。这样,文学经典借助现代传播媒介的平台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对它的接受活动中来,在扩大文学经典影响力的同时,引导和规范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构建新的社会文化氛围。

第四,要使文学研究尽快走出和大众相对隔绝的“象牙塔”,拉近和大众的距离。

近些年来,在一系列学术评价体制的规范与制约下,理论研究反而有封闭化的趋势,很多理论成果仅仅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范围内流通。虽然这种相对封闭的学院式研究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推动学术研究保持其理论性和独立性,但是却不利于大众对于学术成果的消化和接受。尤其是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这种问题更显突出,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也不例外。目前,文学批评的规范化的学术话语固然可以保持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和学理性,但这对于文学经典的接受却存在着不利的因素。一方面,实际的情况是大众对文学经典的理解往往局限在比较浅显的层面,却无法把握经典复杂深刻的思想意蕴、艺术魅力,急需要审美引导。而另一方面,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尽管具有阐释经典的能力,却无法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

要弥补这种“断裂”,专业的文学研究者首先应该逐渐改变自以为是(高深艰涩)的话语方式,致力于建设大众传播背景下的中国特色的批评话语和文论体系,以加快研究成果的传播和接受。同时,探索学者和大众之间交流的多种途径,为大众提供易于为他们接受的理解方式。在这点上不乏成功之例,如近年来收视率颇高的CCTV-10的《百家讲坛》节目,通过学者的理论研究提高了普通大众对社会现象、文学作品等的认识和理解。许多知名学者之所以能够给普通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正是源于文学经典与大众传媒的紧密结合。当然,提高学者和大众以及作家之间交流的途径并非局限于此,我们完全可以在实践中探寻其他更为有效的途径。如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可以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引导作家树立“精品意识”,为读者创做出更具影响力的经典作品来。

[注释]

①狄塞陶(MicheldeCerteau)、费斯克:《消费作为一种对抗性的战术》,转引自陈坤宏《消费文化论》,台湾扬智出版公司1995年11月版,第101页。

[参考文献]

[1]卢瑞.消费文化[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44.

[2]罗刚.西方消费文化理论述评[J].国外理论动态,2003(5):36-42.

[3]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上海:译林出版社,2000:22,34.

[4]陶东风.“大话文化”与文学经典的命运[J].中州学刊,2005(4):234-236.

[5]陈晓明.当代文学的哲学贫困[N].长江日报,2001-09-03(6).

[6]曹雪萍.韩国影视书不断搅动2005年畅销书市场[EB/OL].中国新闻网,2005-09-05.

[7]首选网络小说漫画中学生缘何不爱读名著[EB/OL].人民网,2005-02-17.

[8]燕道成.论大众媒体对消费文化的建构作用[J].中州学刊,2005(6):239-242.

[9]王宁.文学经典的构成和重铸[J].当代外国文学,2002(3):123-130.

[10]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的内部要素[J].天津社会科学,2005(3):86-88.

[11]不麻不辣不革命出版界流行水煮“三国”、“水浒”[EB/OL].新华网:读书频道,2004-07-12.

篇9

【论文摘要】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经济新闻报道在新闻报道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本文通过结合大同市经济新闻分析的实践，分析经济性新闻在现代作为一种全面深刻地把握事物本质，对事物发展的多样性、复杂性进行充分阐述的一种报道形式，是新形势下加强经济报道的一种有效方式。

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历程，大同市的各项事业发展也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的每一点变迁，每一个经济事件的发生都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心理、心态与价值观念，因而，作为新闻报道，一定要正确地引导舆论，应当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不断探索和研究新的新闻报道方式。在这种新形势下，笔者认为，对经济领域内的新闻采取分析性报道这种形式十分有益。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一场关系到国家和城市命运的极其深刻全面的社会变革。这对新闻工作者来说，是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也是严峻的挑战。平面动态式的报道，已远远反映不出当今改革开放大潮的波澜壮阔和多姿多彩。多出一些有深度、有力度的分析性新闻，这是新时代的需要。

所谓分析性新闻，就是全面深刻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对事物发展的多样性、复杂性进行充分阐述的一种报道形式，其在活跃人们思维、拓宽人们思路方面有着其他新闻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相较于其他新闻表现方式，分析性新闻更侧重于通过运用综合分析、解释、预测等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发展趋势等多方面，对事物给以立体性报道，既剖析新闻事实的内部，又展示新闻事实的宏观背景和发展趋向，使人从总体联系上把握事物。它既有新闻述评的透彻犀利，又兼新闻综述的全景式勾勒，也具思辨性新闻的深度，而又不失其客观性。

一、解读：表达媒体思考

正确解读经济事件是做好分析性新闻报道的基础。

通常每一项经济政策出台，每一个经济事件发生，每一种经济现象流行，媒体就此作些背景或者条文解读，分析一下事情的成因或来龙去脉，以让公众获得更详细、更清晰的信息。但笔者认为，让公众“知道”仅是解读的第一层面，仅仅是一般信息提供层面。真正成功的解读，必须有第二个层面，即在解读中，更多地体现媒体的思考，并表达这种思考，进而让受众自己进行“思考”。通过这种自我思考，提升受众对经济事件、现象、政策的判断和认知能力，以更好地理解各种经济政策、经济现象，形成共鸣和合力，同时也达到了分析性新闻的初衷。

2006年三四月份，配合税收宣传月活动，大同县国税局联合大同日报共同开展了“农民税负调查新视角”主题策划活动，聚焦大同县农业、农村、农民的减负状况，倾听农民及基层干部对税费改革后有关问题的反映和思索。那段时间，笔者一直在大同县农村进行农民税负调查，了解到了惠农政策给农民带来的益处，但同时也得以较长时段地观察税费改革给农村建设带来的挑战及当前农村基层管理所面临的困境。之后，笔者以《农民税负调查新视角——大同县国税局税收宣传月主题策划报道》为题，对大同县自2004年进行农村税费改革以来的农村变化作了一个初步总结和思考。文章以税费改革对“三农”的影响为切入点，通过层层剖析后指出惠农政策确实让农民受到了实惠，但同时也理性地分析了减税对农民增收影响不大，特别是在农资价格大幅上涨、农业生产成本大增的背景下，税费改革政策可以说政治效果大于经济效果。此外，文章详尽分析了当前农村基层管理所面临的诸如农村基层政权濒于瘫痪、教育欠账、乡村公用建设缺乏资源等困境，并在结尾处指出，“无论是为农民减负，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即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加，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发展生产。”

二、理性: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

在新的形势下，“理性”正在成为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报道的思想方法。坦率地讲，做经济新闻报道时常会面对很多诱惑，坚守理性意味着经常要舍弃浮夸的噱头，远离无聊的炒作，能从纷繁芜杂的新闻事件表象中找到内在脉络，更看重的是长远的社会的利益而不是只顾眼前，逞一时之勇，图一时之快。而对新闻的原则态度和客观公正的立场就是坚持理性的基点。

在工作实践中，笔者以为要想使新闻报道充满理性而非凭感性认知，大量占有原始材料和第一手资料至关重要。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被媒体形容为2008年度经济金融界的一次“海啸”。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势必会对地方经济产生影响，那么其对大同的经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一时间关心经济金融的人士众说纷纭，不少企业界尤其是中小企业主看到南方不少厂家破产，心内也充满狐疑。面对这种情况，记者及时采写了《全球金融动荡对我市经济影响有限》一文，文章始终坚持以数字说话、以事实说话的新闻准则，站在理性、客观的角度上层层分析，通过对2008年前3季度大同市主要经济指标、主要行业价格运行指数、外贸进出口总额、金融形势等考核经济的主要数据的举证和剖析，最后指明，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虽然对大同市煤炭、钢材、冶金等行业都受到一定影响，但总的来说影响不大。不过随着金融风暴向实体经济蔓延趋势的进一步加剧，必然会对已全面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内经济带来比较大的影响，同时也必然会对大同市经济金融产生一定影响。面对当前经济波动、投资下滑、外需下降等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央及时提出了以拉动内需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宏观调控目标逐步转向，下调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以及通过减免税费等适当宽松的财政政策为企业减负等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将陆续推出，大同市要在不折不扣执行好中央各项政策的同时，未雨绸缪，及早防范，避免金融动荡对我市经济健康有序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这篇报道在《大同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刊发后，引起很大的反响，也显示了分析性报道在经济新闻报道中的重要性。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各领域的日渐深入，经济报道的外延愈来愈广，超越经济做经济报道正是现时经济报道的内涵所在。现在的经济活动已不再狭隘地局限于工业、商贸或者是农业活动，而已成为一种包含各种经济因素的综合性社会活动，像文化可称为经济，教育也可称为产业，分析性经济报道已不能只采用纯粹经济的视角，而是要综合运用人文的、法律的、社会学等多种视角加以阐述，需具一种大经济观，如此才能更好地体现分析性经济报道为区域乃至整个社会发展服务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艾丰.新闻写作方法论.人民日报出版社.

篇10

新闻语境下的伦理困境和女性关怀主义

（一）新闻伦理困境定义。从伦理学上说，伦理原则是对行为主体一整套道德权利和义务关系的规范框架。一个行为主体的行为会对其他的行为主体产生影响，同时也对整个社会背景环境的协调有所变动，这就需要区分一个行为主体的行为是善还是恶，是否符合道德伦理规范。不同的伦理原则对行为主体的行为规范的善恶评价是不尽相同的，在行为规范实行过程中总是会遇到阻力，也就是存在困境。具体而言，新闻伦理原则在实践过程中总是面临着实际困难，对于整体新闻伦理环境的净化与创新有一定阻碍作用，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新闻伦理困境。

新闻媒体——也就是在新闻实践活动中的行为主体，必须学会在伦理困境中作出抉择，在新闻伦理困境下对多个可能都合乎伦理道德规范的主义原则进行区分排序，从中挑选出更合乎伦理原则的一个，也就是对多个相互冲突的原则理论进行价值排序。这就需要新闻媒体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采取审慎的理性选择方法，充分讨论和考虑每种处境中的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公正而理性地作出价值排序选择。在报道上应该选择恰当的报道角度，面对具体问题时能具体分析，以增强媒介公信力和透明度。

（二）女性关怀伦理的兴起与发展。关怀伦理学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是19世纪以来女性主义运动发展的产物。早先，在西方社会女性主义运动不断高涨的历史背景下，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对女性伦理道德的发展展开了研究。卡罗尔·吉利根教授在借鉴和批判了弗洛伊德、埃里克森、皮亚杰和科尔伯格等当代西方社会最具有影响的几位心理学家关于道德发生理论后，建构了自己的女性主义学说。1984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诺丁斯以吉利根的心理学研究和伦理学为基础，提出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

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是以女性的关怀特质为基础的伦理道德。关怀伦理学家指出，关怀是一种关系，依赖于关怀双方及特定的情境、感情和经验，而这些都是有别于以男性为基础的关怀特质。值得注意的是，在关怀中需要考虑的是具体情境定的人、特定的需要和特定的反应及体验，并不是依据普遍性法则做出推理和判断。因此，在男权主义统治的社会结构中，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在女性报道中应用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三）从女性关怀伦理角度分析女性报道中的问题。在研究新闻伦理下的女性媒介形象时，应从关怀伦理的角度去探讨女性媒介形象，这将有助于女性报道深度和广度的拓展，同时对于新闻伦理的发展和研究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1.女性主义关怀伦理首先强调的是关系性。关怀伦理的内涵是把人们看成相互联系的，它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前提是需要关怀者能够辨认出被关怀者的需要并作出相应的关怀反应，关怀者的关怀行为需要被关怀者的认可接纳。只有这样才能继续维持和巩固关怀者与被关怀者的关系，也能保证其关系的积极有效和良性循环。

2. 女性关怀伦理还强调情感性。自然情感的关系，是建立道德义务感的基础。因此，关怀伦理就是要“建立、恢复和增强关怀的关系”。现今新闻媒体则是在对案件的报道中喜欢对女性犯罪特别报道或者是大肆渲染，这就是典型的不正常且违反关怀伦理的现象。

3. 女性关怀伦理同时还强调情境性。前面也提到，关怀关系是由关怀者和被关怀者两方面组成的，其中就要考虑到具体情境中产生的特定情感和经验，而不是单单依据普遍性法则做出推理和判断。新闻媒体在实际报道活动中则是更多地要考虑其报道方式和内容是否利于创建一个和谐的社会生活环境。在女性报道中，常常对于多数成功女士都会冠之于“美女”、“美貌”等词，似乎在暗示大众群体，这些所谓的成功女士都是靠“美貌”才有今天之成就的。这些报道手法和内容则是对社会各个群体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新闻伦理困境下的女性伦理关怀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新闻媒介工作者面对新闻伦理困境时，对于新闻事件的报道手法和内容抉择往往容易摇摆不定，甚至容易走上错误的道路。对新闻事件的报道无法采取正确的伦理选择，这一现象往往更体现于对女性的新闻报道上。也就是说，新闻媒体工作者在新闻伦理困境下往往对女性报道缺乏相关的女性关怀伦理理念。

（一）新闻媒体在女性关怀主义下的正确伦理选择。在大部分有关女性弱势群体的报道中，新闻媒体大多持一种博取同情、怜悯的角度进行采写。这固然是因为女性受众的“弱”，最重要的是受众可以从中通过自己的关注，通过对相关弱势群体的帮助获得自己价值的满足，同时也博得媒体关怀女性群体的荣誉。这虽然是女性关怀，但是很多相关报道方式和内容还是缺乏深度与广度，进而让受众感到关怀的缺乏。从某种程度上讲，女性是社会各群体中弱势和脆弱的一群，媒体在报道中更需要给予适当的关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女性报道中关怀伦理的运用不仅仅是关怀该事件女主人公，更重要的是理解、尊重女性。

1. 构建女性话语伦理体系。新闻伦理困境下的新闻媒体在对于新闻报道中缺乏女性关怀伦理的表现首先体现在对女性话语体系的构建基础上。在男权文化为主的时代，媒体总是有意无意会忽略女性话语权，以致于这个弱势群体很难建立起系统的话语伦理体系。在新闻报道中，新闻媒体应该给予女性群体更多的伦理关怀，积极倡导男女平等观念，加强女性报道的份量，让女性群体有充分说话和表达的机会，而不是让女性在公众面前“消音”。

女性话语伦理体系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利于女性的生存与发展，同时也是保障女性群体以独立的人格来参与社会事务。不仅如此，新闻媒体在制定传媒政策和措施时，应把现实意义纳入考虑体系中，这样既可提高体系构建的操作性，同时也是对其的保障。女性话语伦理体系章程的建设，应把充分尊重和理解女性作为大前提，这样才能继续下去，否则事倍功半。

2.改变女性刻板印象意识，强化媒体伦理责任。在我国有关女性的新闻报道中，对女性群体存在着女性形象刻板化、误解女性美以及各类媒体对女性关怀伦理意识的缺乏等问题。这一系列问题的存在如果得不到改善和解决，就会使新闻媒体陷入在新闻伦理困境中，有关女性新闻的报道仍然会以男权文化为主，缺乏相对应的关怀伦理。

很多时候，媒体在女性报道中的重点往往不是被关怀对象自身的观点和态度，而是展示了媒体对女性文化的刻板印象，如婚外情、红颜祸水的一定是坏女人，悲惨的一定就是弱女子和苦命女人，可怜和可笑的就是凤姐与芙蓉姐姐等等。这些新闻报道还大部分停留在对女性形象的内容分析上，仅仅停留在表面是无法深刻理解和尊重女性群体的文化意识，更不用说将女性关怀伦理引用到女性新闻媒体报道中。

新闻媒体在逐渐改变对女性形象刻板片面的过程中，同时也应加强自身媒体伦理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多个不同原则主义面前进行有序地价值排序和伦理选择，以便在充分尊重女性群体人格和利益的前提下进行新闻报道活动。

小 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