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之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杜甫之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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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历史上便多了一位工部侍郎，便多了几间杜甫草堂。

杜甫有才，凭借他的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能耐，要是在今天，混个著名作家的头衔，应该是一件小事，什么别墅什么轿车什么美女，也是不在话下的。可那时，却是一个渐行渐远、渐行渐衰的盛唐，杜甫的命运也自然不济，再加上文人骨子里那份心比天高命如纸薄的秉性，杜甫最终也只能客死他乡了。想必杜甫临终前，遥望远在千山之外的家乡，也只能嘘一声轻轻的叹息。

古代的文人，在一些士大夫的眼里，无非是附庸风雅而已。命，其实很贱，杜甫尤甚。

我国古代的文人一般都如杜甫，除了骨子里头一分天生的傲气之外，就是太看贱了自己。

但有一个人不是，那就是身为“扬州八怪”之首的郑板桥。

郑板桥的命运也很不济，一直混到五十岁，才混到一个只有四五十户人家的范县县令，由于政绩还好，后迁任擢升为山东潍县县令，还自命清高，说自己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郑板桥做了十年的县令，但最终还是因为自己骨子里的那份清高和傲气，使性子开仓放粮，丢掉了潍县县令。但郑板桥的辞官却是走得很风光、潇洒，因为郑板桥是一个聪明透顶的文人。

既然郑板桥是一个透顶的聪明文人，那他绝对不会为文人骨子里的那份傲气所累。辞掉潍县县令之后的郑板桥，便又做逍遥自在的“扬州八怪”去了。

没有官位的郑板桥，自然明白，以后的日子还得好好过，一家的妻儿老小要人养活。同样，更明白，自己的文章了得，一手好画也是许多人都做不得的。来到“天下三分明月夜，一分无赖是扬州”的扬州以后的郑板桥，就全靠自己卖画度日了。

既然是卖画，那自然是生意人了，郑板桥知道，名声虽然很重要，但经营的好坏却关系着一家人的生计。于是，便有了郑板桥的润格之说，用今天的话讲，也就是有偿服务。古代，在一般人的眼里，这种事是很俗气的，也为一般人所不耻，但在郑板桥的眼里，那是文人骨子里一份不能贱价出卖的高贵和尊严。

杜甫之死，可叹，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价值之所在，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但最终还是看轻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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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公司提供优良的福利条件，并根据国家、当地政府有关劳动、人事政策和公司规章制度，特制定本方案。

第二章指导思想和原则

第二条结合公司生产、经营、管理特点，建立起公司规范合理的福利制度体系。

第三条公司福利不搞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应根据绩效不同、服务年限不同而有所区别。

第四条避免公司笠蛋焐缁的福利一应俱全的弊病，福利享受从实物化转变为货币化。

第三章福利对象

第五条公司福利对象：

1.正式在职员工；

2.非正式员工；

3.离退休员工。

不同员工群体在享受福利项目上有差异。

第四章福利项目

第六条公司提供的各类假期：

1.法定节假日；

2.病假；

3.事假；

4.婚假；

5.丧假；

6.探亲假；

7.计划生育假（产假）；

8.公假；

9.年假；

10.工伤假。

具体请假事宜见员工请假办法文件。

第七条公司提供进修、培训教育机会。具体事宜见员工培训与教育管理办法文件。

第八条公司可提供各类津贴和补贴。

1.住房补贴或购房补贴；

2.书报费补贴；

3.防暑降温或取暖补贴；

4.洗理费补贴；

5.交通补贴；

6.生活物价补贴；

7.独生子女费和托儿津贴；

8.服装费补贴；

9.节假日补贴；

10.年假补贴。

具体事宜见公司补贴津贴标准。

第九条公司可提供各类保险：

1.医疗保险；

2.失业救济保险；

3.养老保险；

4.意外伤害、工伤事故保险；

5.员工家庭财产保险。

具体事宜见公司员工保险办法文件。

第十条公司推行退休福利，所有退休人员享有退休费收入，领取一次性养老补助费。

第十一条公司提供免费工作午餐，轮值人员享有每天两顿免费餐待遇。

第十二条公司提供住宿和宿舍给部分员工。申请事宜见员工住房分配办法。

第十三条公司员工享受有公司年终分红的权利和额外奖励。

第十四条公司为员工组织各种文化体育和联谊活动，每年组织旅游和休养、疗养。

第十五条公司对员工结婚、生日、死亡、工伤、家庭贫困均有补助金。

第十六条劳动保护。公司保护员工在工作中的安全和健康。

1.凡因工作需要保护的在岗员工，公司须发放劳动保护用品。

2.劳保用品不得无故不用，不得挪做它用。辞职或退休、退职离开公司时，须交还劳保用品。在公司内部调配岗位，按新工种办理劳保用品交还转移、增领手续。

第十七条保健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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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行的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现状

财政转移支付法是指调整在财政转移支付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财政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广义上理解的转移支付法包括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付制度和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制度。

目前，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一般是指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政府间转移支付，它是指各级政府之间财政资金的相互转移或财政资金在各级政府之间的再分配。这种转移支付形式一般有三种：一是中央政府将其预算收入的一部分向下转移给地方政府；二是地方政符将其预算收入的一部分向上转移给中央政府；三是同级政府之间一部分预算收入的相互转移。凡是相邻两级政府间的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财力转移是狭义上理解的转移支付。在我国，从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基础上确立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一种从狭义上理解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从形式上看财政转移支付法，是指财政转移支付法律规范借以表现的外在形式，它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财政转移支付法，泛指凡规定有关财政转移支付出方面内容的法律、法规、自治条例、规章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总称。狭义上的财政转移支付法，专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以《财政转移支付法》冠名的单行法律。在我国尚未制定专门的《财政转移支付法》，有关财政转移支付方面内容的法律规范散见于相关法规与规章之中。

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的内容一般包括：(1)转移支付的目标和原则。(2)转移支付的形式：目前转移支付的形式包括：社会保障支出和财政补贴支出，如定额补助，专项补助，结算补助，税收返还及其他补助形式。(3)转移支付的资金来源、核算标准、分配方法、支付规模和程序。(4)转移支付的管理和分配机构。(5)转移支付的监督及法律责任。

我国现行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在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国现行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由四种转移支付的形式构成的：

第一种形式是“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是我国在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后开始设立和实施的。我国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的核心是地区收支均衡模式。我国的收支均衡模式同时考虑了各个地区的财政能力(财政收入)和财政需求，其基本的做法是：通过测算各个地区的标准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并对其进行比较，进而计算出地区的标准财政收支缺口(该地区标准财政支出大于标准财政收人的差额)。

第二种形式为“税收返还”。税收返还制度的建立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关键性内容之一。税收返还制度的核心是在建立新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同时，确保各有关地方政府既得利益。另一方面，这种形式通过“存量不动，增量调节”的办法，提高中央财政在增值税与消费税增量上的比重。

第三种形式为专项补助(或者说是“专项拨款”)。“专项补助”作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这些专项拨款，由中央政府拨付，不列入地方的财政支出范围。这种专项拨款的主要特点是拨付款项的有条件性，是由中央根据情况和需要来确定拨款的项目，拨款的对象，拨款的金额和拨款的时间。专项拨款主要用于给予地方政府的特大自然灾害救济费，特大防汛抗旱经费以及不发达地区的发展资金等。

第四种形式是“原体制补助和上解”。这种形式实际是原体制的产物。从1988年开始，中央政府财政部对部分省、自治区实行定额补助，与此同时部分省市向中央按照一定的比例解。

我国现行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仍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带有较深的旧体制的烙印，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

二、现行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我国现行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目前还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事权、财权不清晰，事权、财权不对应，资金分配办法不规范。从而造成一部分财政支出的不合理，各级政府支出责任不明确，甚至带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从而使转移支付制度缺乏科学性。

第二，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缺乏法律权威性。纵观各个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最大的共性就是都制定有较高层次的法律。而我国现行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依据的主要是政府规章，没有单行法律。因而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缺乏法律权威性和统一性。

第三，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调控力度小，均等化功能弱。由于在现行转移支付制度中税收返还形式占的比重过大，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太低，致使中央财政调控权、均等化功能过弱。

第四，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

第五，省一级政府对地、市、县级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缺乏制度建设。

三、完善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从总体上看，我国现行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朝着规范化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框架的目标改革，但是，距离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要目标的、规范化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必须深化改革：

1.完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从法律上明确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事权、财权范围，明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调节目标和定位。

2.加强财政立法，在《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办法》基础上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转移支付法》，以法律形式明确财政转移支付的各项基本制度，尤其是财政转移支付的监督制约制度。

3.简化与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重新归并现有的四种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尤其是应当尽快解决原体制补助和原体制上解当中存在的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相矛盾的问题。

4.规范专项补助，在进一步科学划分各级政府事权的前提下逐步减少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那些纯粹属于地方区域性的支出项目的补助，并且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和兼顾其他政策要求的前提下，规范各种专项补助，合理分配用于专项补助方面的财政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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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合同法;支付令制度;劳动者

中图分类号:D92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10)03-0074-03

支付令制度是人民法院根据债权人的申情,向债务人发出支付令,督促债务人限期履行债务的法律制度。《劳动合同法》第30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在解决劳动争议中引入支付令制度,是《劳动合同法》的一大亮点。增加了劳动者维护劳动报酬权的救济途径,反映了便利劳动者依法及时维护权益的立法宗旨和价值取向,其积极作用不言而喻。然而,“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时,虽然实体上适用劳动法,但在程序上仍然适用民事诉讼法。”[1]在现行的民事诉讼体制下,《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过于原则和粗糙,缺乏制度支撑,难以实现立法者的良好初衷。完善《劳动合同法》支付令制度,需要完善现行《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或在《劳动合同法》实施细则中做出突破性规定①。本文从《劳动合同法》支付令制度面临的制度困境入手,探讨该制度的具体完善。

一、《劳动合同法》支付令制度的亮点

《劳动合同法》支付令制度的主要立法目的是方便劳动者简便快捷地督促用人单位偿还债务以实现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权。相对于传统的“一裁两审”劳动争议解决机制,其具有以下优势:一是简便快捷。提高了针对劳动报酬的执行速度,降低了执行成本,简易、灵活,省去劳动者讨薪过程中的劳动仲裁、诉讼程序的两审终审和再审程序的漫漫之路,有利于债权人实现权利。法院受理支付令申请后,经审查,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合法的,应当在受理之日起15日内向债务人发出支付令,债务人应当自收到支付令之日起15日内清偿债务或提出书面异议。二是成本较低,支付令申请费每件仅为100元。三是具有既判力和强制执行力,如果被申请人在收到支付令的法定期限内(15日内)既不提出书面异议又不履行债务,劳动者就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由此可以看出,支付令程序在遵循公正性的前提下,与通常诉讼程序相比,突出强调效率性,有助于劳动者便捷地接近司法和寻求司法保护,从而为劳动者提供了一种廉价和亲善的司法救济途径,理应在劳动者劳动报酬维权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强大的生命力。然而,我们不能将法律仅仅看作是规则,而应把实现规则的过程也看作是法律的一部分。国家的立法和法律实施应该处于“无缝衔接”状态,要求立法能够结合社会生活实际,法律实施真正有效。从该制度的实施来看,笔者认为在现行的诉讼体制下,该制度存在着“虚置和摆设”的困境。

二、支付令制度面临的困境及其完善的必要性

《劳动合同法》只提出了支付令制度,但其与普通民事支付令制度相比是否有特别之处,《劳动合同法》都语焉不详,这就造成了实践中的困境。首先,用人单位异议权过大,支付令面临随时失效的困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21条规定:“……债务人在法定期间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无须审查异议是否有理由,应直接裁定终结督促程序。”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民事诉讼法赋予债务人的异议权属于绝对异议权,只要债务人提出书面申请,不需附具理由就可以导致支付令失效。由于我国法律对如何防止债务人滥用异议权缺乏严格具体的规定,加之我国信用法律机制的不健全以及信用危机的频频发生,致使用人单位倾向于故意提出异议以推诿、逃避应负债务,最终导致支付令程序形同虚设。其次,费用负担不合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决定》第133条的规定,支付令因债务人的异议而终结的,申请费由申请人负担,债务人未提出异议的,申请费由被申请人负担。以后“即使再提起的普通诉讼程序,之前的支付令程序申请失败的诉讼费用仍由债权人承担,原因是二者为两种性质不同且彼此独立的诉讼程序。”[2]由于用人单位滥用异议权最终让劳动者承担申请费,既不符合诉讼费用分担原则,也可能导致劳动者排斥选用支付令程序。再次,程序繁冗,有可能造成当事人诉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94条,人民法院收到债务人提出的书面异议后,应当裁定终结督促程序,支付令自行失效,债权人可以。按我国现行法律制度,支付令因被申请人的异议而失效,劳动者就此只能重新按照劳动争议处理程序先仲裁再诉讼,不但没有减轻负担,反而多走了程序,这样势必降低劳动者适用支付令的积极性。支付令失效,则一切从零开始,支付令程序与普通诉讼程序割裂,程序冗迭,造成社会成本的浪费和程序的不经济,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令劳动者望而却步。这与支付令制度追求简便高效的立法宗旨大相径庭。以上制度弊病的存在使“看上去很美”的《劳动合同法》支付令制度很难全面发挥其积极作用。

三、《劳动合同法》支付令制度的完善

劳动报酬权是劳动权的核心内容之一,直接关系到劳动者的生存和生活质量。然而在现实劳动争议中,其中大部分是用人单位拖欠劳动者报酬、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案件。在维护劳动者劳动报酬权方面支付令制度相对于传统的劳动争议救济途径,从应然层面上看其优势一目了然,但由于上述制度困境的出现,制约着支付令制度在实践中作用的发挥。鉴于此,健全支付令制度势在必行。

(一) 增加异议审查制度,限制用人单位异议权

目前,学界已经认识到债务人对支付令提出异议无须附加任何理由的规定使得支付令极易因债务人异议而失效,导致督促程序不能有效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3]回顾《民事诉讼法》增加督促程序以来的实施效果不佳的状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立法对债务人行使异议权缺乏具体条件限制,致使债务人凭借虚撰的异议也能轻易使支付令失效。因此可以考虑在《民事诉讼法》修订中或在《劳动合同法》实施细则中增加对支付令异议的审查限制:用人单位必须书面提出异议,人民法院对提出异议的主体、期限、内容、形式等进行严格审查,用人单位提出异议应附上理由,并负严格的举证责任。举证证明其已支付劳动报酬或不应支付劳动报酬的事实。之所以这样设计,是因为劳动法作为社会法和偏重保护劳动者法,对用人单位规定的法律负担必定大于劳动者,同时,这也是对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贯彻。

(二) 设立滥用异议权惩罚制度

现实生活中很多用人单位之所以对滥用异议权有恃无恐,很大原因是由于法律对其规制无力,相关处罚措施缺失。因此,建议在《劳动合同法》实施细则中规定:“用人单位滥用异议权一旦在法院诉讼中确认,用人单位将对劳动者在支付令程序中所遭受的损失(包括申请费、律师费、误工费、证人出庭做证费以及其他合理支出)承担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由相关部门依法处以罚款。

(三) 合理衔接支付令程序与诉讼程序,减轻当事人诉累

从国外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督促程序与诉讼程序都是连为一体的,在支付令因债务异议而失效后,将支付令申请视为。[4]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696条规定:“被申请人在规定期间内对督促程序提出异议后,如一方当事人申请进行诉讼程序,发出督促程序决定的法院应以职权将诉讼案件送交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人也可以在申请督促程序时就预先提出这一申请。”日本新民诉讼法第395条规定:督促异议申请合法时,对于督促异议有关的请求,按照其标的价额视为在申请督促支付时向发出该支付的法院书记官所属的简易法院或管辖该所在地的地方法院提出诉讼。他山之石,或可攻玉。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把督促程序与诉讼程序直接衔接起来。当用人单位提出合法异议时,直接终结支付令程序,进入诉讼程序。免除当事人另行的手续,从而大大简化诉讼程序。同时考虑到自由的原则,规定如果当事人明示或默示不愿意诉讼的法院可以裁定取消诉讼。这样,将诉讼程序作为支付令程序的后备与保证,使债务人意识到并不能从根本上逃避其本来应负的履行责任,而且滥用异议权败诉后将承担不利后果,可以有效规制动辄异议的弊端。

(四) 优化设计申请费负担办法

可以基于既合理解决支付费用的负担问题,又能减少被申请人滥用异议的考虑,改革现行的支付令程序因债务人异议而终结并由申请人负担的规定。具体制度设计上可以考虑规定在支付令因被申请人异议而失效后,将支付令申请视为,支付程序的费用冲抵之后的诉讼费用之一部分,最终由败诉的一方承担。这样的制度设计,一方面体现了诉讼费用的制裁作用,体现公平公正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也促使被申请人在利益的考量下,慎重行使异议权,进而使支付令制度简化程序、提高维权效率的制度初衷得以实现。

(五) 相关配套制度:建立征信法律机制,形成良好信用氛围

法治是一个系统工程,在一个信用缺失的时代,仅仅通过一纸软弱无力的支付令来换取当事人债务的实现,恐怕多多少少有点异想天开。反观国外支付令程序之所以运行成功,最大的原因在于西方具有良好的信用机制:如果一个自然人或法人经常因为赖账被告到法庭或被强制执行,那么他的信用特别是商业信用将会受到严重影响,从而给他带来难以用金钱衡量的损失。正由于良好的信用管理机制给失信行为树立了高压线,使之不敢越雷池半步。因此,笔者认为,支付令程序的最终完善离不开社会诚信的恢复和再生,这就寄希望于征信法律机制的完善和全面实施,将信用信息公开化、高度透明化,有效实施对相关单位的监督;政府劳动保障部门、工商部门和有关金融组织可以考虑定期或不定期对相关单位的相关信用信息进行有效采集,科学分析和处理,出具权威的信用评估报告,并定期公布信用黑名单,实施严格的社会监督控制,奖罚并举,以形成制度合力来规范、指引人们的行为,使社会整体信用意识大幅度提高,从而达到从根本上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四、结语

任何法律制度的完善都不是爆发式的,精美的制度设计是实践中智慧沉淀和过滤后的结晶。因此,要注重法律和现实的互动、协调。具体到《劳动合同法》支付令制度更要适应实践的需要不断与时俱进,增加异议审查制度,限制用人单位异议权;设立滥用异议权惩罚制度;合理衔接支付令程序与诉讼程序;优化设计申请费负担办法;建立征信法律机制等配套法律机制。

注释

① 遗憾的是,新颁布的《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草案)中并没有对其做出相应解释或补充规定。

参考文献:

[1] 候玲玲、王全兴.民事诉讼法适应劳动诉讼的立法建议[J]. 中国劳动,2001,(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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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辅导员 队伍建设 制度伦理

随着时代的发展，独立学院的兴起，其辅导员队伍在高等教育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独立学院辅导员主要职责包含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帮助学生规划其学业及人生道路、促进学生的学生健康成长，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担负着繁重的事务性工作，在取得工作成效的同时，独立学院辅导员队伍建设也面临许多问题。

1.独立学院辅导员队伍存在问题

1.1辅导员角色定位不清晰、缺乏激励机制

尽管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对辅导员的工作有较为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辅导员自身的职责和工作边界仍较为模糊，作为学生管理的一线人员，在承担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还承担着很多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与学生有关的一切事务，很多职业部门往往直接“丢”给辅导员去做。“有事就找辅导员”的惯性思维，致使辅导员身陷大量繁琐的事务性工作而无法抽身，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辅导员的工作质量，使辅导员对自己的职业定位产生困惑。

激励机制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对辅导员来说，在职业化过程中如何调动工作积极性，将是队伍建设的重点，有的高校通过放开转编的名额，来激励辅导员的积极性，效果也较为明显，但是转编工作涉及到高校体制改革，无法立即进入常态化、制度化的状态，激励机制运用不当将会导致辅导员无所适从、信念倒塌。

1.2辅导员归属感低、流动性大、考评机制不完善

在高校人事体制上，很多独立学院辅导员都属于聘用制人员，在待遇、职业评定、职业规划等方面与高校同类人员存在差距，这是造成辅导员归属感低、缺乏安全感的原因之一。不少事业单位辅导员根据国家相关政策直接享受的是事业编制待遇，虽然这两种体制内的经济待遇差距正在逐步缩小，但是政治待遇却对独立学院聘任制辅导员的心理产生很大的现实落差。归属感的缺乏，导致部分辅导员甚至把目前工作当作一种过渡性的职业，只是为了在学校享有良好的学术环境以准备考公务员或考研究生，一旦有机会将随时准备辞职或转岗，以谋求更好的发展，由此导致辅导员队伍出现“不熟悉工作的来了，熟悉工作的又走了”尴尬局面。不利于辅导员工作的稳定性，使得工作无法深入，缺乏连贯性。

同时，对辅导员的各项工作的考察，科学的考评机制是提高辅导员工作质量、调动辅导员工作积极性的重要手段。由于辅导员制度本身发展的时间性和局限性的问题，导致了辅导员的考评机制不完善，并不能反映出辅导员的整体工作水平，考评机制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考评的结果与辅导员工作技能的针对性不强，有考评的甚至超出辅导员相关的工作内容和职责要求，都会影响到辅导员工作的积极性。

1.3辅导员心理压力大

辅导员的心理压力主要来自学校、学生群体和自身长远发展两方面的压力。现在的大学生基本上已经步入90后，独立学院学生一般经济条件较好，除了有思维活跃，动手能力强，个性突出等有点外，还存在自我要求不高、自制能力较弱、做事缺乏恒心、缺乏“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等素质，面对管理对象快速的变化，学校管理往往滞后，在管理体制没有大的转型前，按照一贯的管理经验，将使责权有加大分离的趋势，责任下移而权力却相对向上集中，对学生的严格管理可能转变成对辅导员工作要求日益严格化，甚至变的苛刻，长期如此必将影响辅导员的心理健康，致使辅导员出现心理疲劳和心理负担较重的问题。同时由于独立学院辅导员大多是聘任制，学院对其长远职业生涯发展没有保障，由此导致聘任制辅导员对其前途感到迷茫，没有清晰的职业生涯规划，这也是其压力来源的重要方面。

2.制度伦理化的启示

制度伦理化是将制度伦理化和伦理的制度化相结合的观点，即认为制度伦理是以上两者共同结合而成，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笔者认为制度伦理应当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制度的伦理化和伦理的制度化；两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

其一制度的伦理化是指根据一定的伦理规范对建设中的制度进行伦理价值选择和对建成的制度进行伦理价值评价、监督的过程。制度是用以协调在社会资源进行分析时所产生的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它是建立在一定的价值观基础之上的，利益分配格局合理与否，取决于制度中所包含的价值观是否符合伦理规范的评价标准。因此，制度伦理的首要任务即为制度伦理化，即对制度进行伦理价值评价，找出其中的制度伦理缺失问题。

其二伦理的制度化是指将伦理规范注入正在建设中的制度和对现在制度存在的制度伦理缺失问题进行修缮的过程。将制度的“硬”与伦理的“软”结合起来，把软的道德理论、伦理规范转变为具有法律效力的作用的“硬”的制度，指引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则，合理分配利益格局。

制度的伦理化和伦理的制度化是双向互动的辩证统一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并为后者提供伦理价值规范，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将伦理价值规范转化为现实的过程。制度伦理的实现必须以实现制度的伦理化为前提，即必须先对制度进行伦理价值评价，发现伦理缺失问题，然后再通过伦理制度化，以伦理规范为引导并将其转变为制度，从而有效地解决制度伦理缺失问题，如果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促进制度不断趋于完善。

制度的公正问题是制度伦理的首要体现，正如罗尔斯在正义论里所强调的，公平是社会体制的首要价值。社会正义的原则，规定了在社会基本体制中分配权利和义务的方法，同时也规定了对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的恰当分配。

将制度伦理理论运用于解决独立学院辅导员实践问题当中，对于解决存在于独立学院聘任制辅导员的权利和义务分配中的价值问题，有效解决在辅导员工作当中出现的利益冲突问题，维持并促进高校的稳定、有效发展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其根本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公平有效的利益体系制度，从而保障独立学院辅导员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得以充分实现。

3.基于制度伦理化角度的对策

从对辅导员队伍建设出现的问题及原因分析可以看出，现行的辅导员相关的制度还存在着制度伦理缺失的情况。因此，有必要站在制度伦理公正的角度，对现行的制度做出调整与完善，从而解决辅导员存在的问题，为辅导员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3.1辅导员准入制度化

一方面对于高校自身而言，应该坚持以“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为其选拔标准，坚决抑制“辅导员是人都能干”的错误思想。在选拔的过程中应该优先考虑做过学生干部、热爱学生工作并且责任心强、工作认真负责的人，真正把辅导员队伍建设成一支“招之则来，则之则战，战之能胜”的队伍。并且以制度的形式将其选拔标准固定下来，作为选拔的刚性原则。

另一方面，制度方面的激励机制对于调动聘任制辅导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方法运用不当，将不利于辅导员队伍的稳定，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应充分考虑到学校的实际情况，按照制度伦理公平、公正的原则，按由相关因素比如工作表现、工作实绩、科学研究和工作经历等组成的综合表现评定来进行转正，并将其以制度的形式明确化并贯彻执行，让聘任制辅导员看到希望、让聘任制辅导员有努力工作的方向，从而进一步调动辅导员积极性、稳定辅导员队伍。

3.2工作考评制度化

辅导员考评制度是对辅导员诸项工作的考察，科学的辅导员考评制度是提高辅导员工作质量的重要杠杆。科学的考试制度的建立显得尤为重要，这对于提高辅导员工作的积极性、稳定辅导员队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针对目前的实际情况，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建立一套科学有效并且可行性较高的辅导员考核标准；其次，将考核的标准与工资奖励挂钩，避免大锅饭的平均分配模式，将激励真正落到实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考核的制度一旦建立必须有效执行，并在日常工作当中贯彻到位，从而更好地体现“能者上庸者下”和“多劳多得”的原则。

3.3工作职责制度化

独立学院要进一步规范辅导员工作职责，明确工作范围，界定工作领域，并将其制度化，这样有利于让辅导员从大量繁琐的事务性工作中抽身而出，有更多的精力来从事本职工作，有更多的精力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进而提高工作中的业务水平，促进辅导员向管理型、服务型发展。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工业大学2011年度校级教育教学改革课题“独立学院师资队伍建设研究――基于独立学院内涵式发展角度”（编号：2011F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孙娇艳.加强独立学院辅导员队伍归属感建设的思考[J].企业导报．2011,（11）

[2]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谢延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

[3]吴莉，白建民，周波.独立学院辅导员队伍建设研究[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

[4]马印普.独立学院辅导员队伍现状及对策研究[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0,（11）

[5]杨丽卿.独立学院辅导员心理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J].科技创新导报．20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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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三制办”：

按照你办《关于认真做好责任政府四项制度2009年工作总结》的通知要求，现将我室2009年度责任政府四项制度执行情况总结如下：

一、实施责任政府四项的基本情况及成效

（一）基本情况

实施行政机关行政问责办法、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等四项制度（以下简称责任政府四项制度），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要求，加强政府自身建设，转变机关工作作风，提高执行力和公信力的需要。自责任政府四项制度启动以来，我室严格按照省、州的相关要求，贯彻落实好责任政府四项制度。

一是加强领导，成立工作机构。州政府研究室及时成立了责任政府四项制度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由黄正山主任担任组长，李如宗副主任担任副组长，各科室负责人为组成员成，抽调罗陈武、李玲两名同志担任联络员并负责办公室日常工作，制定了《××州政府研究室实施责任政府四项制度工作方案》，明确了工作的目标要求和保障措施。

二是加大学习宣传力度。积极开展学习动员，及时传达了《××州政府部门及县市行政负责人问责办法》、《××州人民政府关于××州行政机关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传达了全省深入推进四项制度工作电视电话会、××州实施四项制度大要现场推进会等会议精神。为干部职工购买了《云南省问责工作汇编》和《云南省行政问责办法等四项制度工作手册》。积极参加云南省行政机关公务员四项制度基本知识和服务承诺制内容统一考试，通过文件、会议精神的学习和考试，我室职工对责任政府四项制度的主要内容有了进一步了解，职工知晓度达到100%。

三是制定了州政府研究室落实责任政府四项制度相关办法。结合实际，制定了《××州政府研究室行政问责办法》、《××州政府研究室推行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实施细则》强化了实施办法和细则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制定了《××州政府研究室服务承诺书》，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四是在工作中不折不扣落实责任政府四项制度。一是认真执行《××州政府研究室行政问责办法》、《××州政府研究室推行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实施细则》，一年来，在州政府研究室内部没有被问责的事项，没有被投诉的事。二是按照《××州政府研究室服务承诺书》的要求，在工作中切实做到了依法行政、认真履职、热情服务、廉洁自律、勤奋创新、团结和谐的公开承诺。一年来，暂时没有受理涉及服务承诺的具体事项。三是按照要求按时上报各类报表资料。

（二）主要成效

自实施责任政府四项制度以来，在规范行政行为，转变机关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增强政府行政行为的透明度，扩大公众知情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2007年我室已率先在州政府办归口管理单位中实施以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服务意识，提高办事效率和工作质量，进一步加强机关作风建设和效能建设为目标的岗位绩效考核制度，与责任政府四项制度在内容和实施要求上基本一致，相互促进。通过实施责任政府四项制度，本室干部职工队伍工作作风明显改进，服务能力明显改善，办事效率明显提高，依法行政意识明显增强。

二、存在问题及下一年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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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恢复性司法；缓刑制度；自由裁量

一、恢复性司法与我国的缓刑制度概况

恢复性司法是一种通过司法机关充当中介，促使被害人被告人之间采取和解、磋商等方式实现补偿被害人因犯罪所遭受的物质精神损失，最大限度地恢复其生活原态，并对被告人采取社区矫正等方式促进被告人真诚悔罪、重新融入社会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恢复性司法作为一项刑事司法革新运动，是伴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以及对报复性司法中对被害人处境的反思而兴起的。实际上，也正是随着以被害人为导向的刑事保护政策思潮的勃兴和以罪犯为中心的监禁、矫正政策的失败，恢复性司法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应运而生，并在不少国家得到如火如荼地发展。目前，特别是在英美法系，恢复性司法正在被广泛适用。如在英国，2000年就有1700名重罪案，如、抢劫等，仅仅通过“告诫”这种非常简单的恢复性司法程序结案。2002年4月，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11届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则》，表明了联合国在恢复性司法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作为旨在弥补传统的“报复性司法”之缺陷的一种新兴的犯罪处理模式，“恢复性司法”由于强调其“恢复”功能，由于其不仅仅着眼于对已有犯罪行为的惩罚，而更着眼于对被破坏的社会关系的恢复，因而不仅有利于化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满足不同利益主体的需要，也因其能够使国家、致害人、被害人、社区之间的利益得到合理的平衡，从而有利于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我国现行缓刑制度采取的是缓执行制度，即在满足“被告人被判处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犯罪分子确有悔改表现，不关押也不致于再危害社会，罪犯不属累犯”的条件下，暂缓执行刑罚或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制度，它体现了我国宽严相济、惩教结合的刑罚适用方针。缓刑作为一种集刑罚社会化、个别化、人道化、经济化于一身的刑罚制度，符合刑罚制度的基本发展趋势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潮流，也彰显我国“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因而在我国刑罚裁量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但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文明及司法理念的进步，缓刑制度其自身弊端所带来的可操作性不强、容易滋生司法腐败、权责不明确等一系列司法难题，已经越来越多的引起各方有识之士的关注。

二、恢复性司法注入缓刑制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现代司法观念认为实现报复不是司法唯一目的，司法正义还应当是矫正正义，即当违反法律规范行为产生时，采取通过司法机关实行强制惩罚或对过失方进行赔偿、剥夺其违法获益，从而纠正违法的正义，促使社会关系得以恢复。在我国，适用缓刑既要考虑犯罪的性质，更要关注不予关押的社会危害性。同样，恢复性司法关注犯罪人现有罪行，但更关注如何消除这项犯罪的后果及其对未来的影响。此外，缓刑是确实不危害社会的有条件不予执行原判刑罚的制度，与恢复性司法强调采取非犯罪化的处置一样强调适用刑罚的轻缓化与非监禁化，强调社区的矫治正义。笔者认为将恢复性司法制度注入我国现行缓刑制度，不仅可以充分的发挥恢复性司法的价值目标，又是对现有缓刑制度的完善，因此，恢复性司法注入缓刑制度具有可行性。

实务中，法官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必须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才能适用缓刑，这是适用缓刑的实质要件和核心内容，而如何判断“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法律未作进一步规定。实践中，适用缓刑完全由人民法院决定，直接取决于法官对于被告人罪行的认识，但是由于“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一规定过于原则，没有统一的考量标准，难以操作。有的将被告人犯罪的情节和案发后的悔罪表现、受害人的态度等等加以考虑，在认定悔罪表现方面也大都将被告人是否具有法定从轻情节（如自首）、是否积极退赃退赔或主动赔偿受害人损失、是否缴纳罚金等作为考量因素，有的甚至将被告人不适宜监禁的因素（如疾病）、家庭因素（如需赡养抚养）等一些与被告人相关联却没有法律依据的客观因素加以考虑。且存在只注重被告人的悔罪主观意识，缺乏对被告人的平时表现的调查了解，更是忽略对适用缓刑罪犯的监管、帮教、改造等客观条件的考虑。因此，实践中有些被告人亲属为使被告人表示愿意多交罚金、多赔偿损失，以金钱的付出来体现被告人的悔罪态度，以致使之成为缓刑的交换条件；有些单位组织出于碍于情面等原因不切实际地乱出证明，证明被告人表现良好；有的帮教也只停留在纸面上，形同虚设。这些现实存在的情况，不能如实反映适用缓刑的客观条件，导致了法官出现错误认识，对被告人考虑适用缓刑时出现偏差。判断被告人是否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实质上都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而现行缓刑制度将这种不确定状态交由法官提前认定，扩大了法官自由裁量权，也容易导致法官，也可能导致被害人被告人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此外，在我国现行刑事司法程序中，国家惩罚似乎就是实现正义的唯一选择，国家以公诉这一看似公平正义的方法来解决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的冲突，却在实质上变相剥夺了当事人特别是被害人的诸多权益，被害人在诉讼中无足轻重甚至处于极端尴尬的境地。而且由于控方与被告方的直接对话淡化了被害人与致害人的关系，公诉与辩护成为刑事诉讼的主导，被害人在诉讼中的作用被弱化，双方谋求和平解决纠纷的可能性被对抗性司法所取代。这样做的后果往往使被害人和致害人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被害人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抚慰甚至再次受害。人权保障原则要求在刑事司法领域各个环节都要给予双方充分知情权、诉讼参与权。恢复性司法正是不再将犯罪片面地看作是对国家利益的侵犯，而是将之界定为个人对个人的侵害，强调关注被害人被告人之间的矛盾的解决，更多地给予被害人直接主张权利的机会。这样的处理不仅有助于双方矛盾真正意义上的缓解，更避免了由于司法权无法保障被害人的利益而引起的被害人反报复或者附带民事部分难以真正履行。对于一些致害人施加严厉的惩罚或许可以使其对已发生之过错承担责任，但是对于今后双方之间关系和整个社会关系而言却未必有益。犯罪行为打破了特定的社会关系，被害人可能并不想单纯地对致害人进行报复，而是需要面对面地理解纠纷产生的原因，或是得到致害人的忏悔与弥补，而致害人完全可以通过真诚悔罪，积极主动赔偿补偿被害人及其家属，通过社区矫正方式重新取得被害人及其家庭和社会成员的谅解，使致害人能重新融入社会。这样变以往的刑罚对罪犯教育的被动性为社区矫正对致害人教育的主动性，不仅仅有利于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也节约了我国目前有限的司法资源。作为一种新的纠纷解决方式，恢复性司法强调治愈因犯罪行为引起的创伤，恢复原有的和谐的社会关系和秩序。恢复性司法不仅仅是处理人际关系，更注重社会关系的构建，就是要通过双方矛盾的缓解使得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经过恢复更加和谐、牢固。与现行的刑事程序相比，恢复性司法增强了被害人在解决纠纷中的主动权和决定权，同时也兼顾了被告人的利益保障，对于减少罪犯和预防犯罪大有裨益。恢复性司法注入缓刑制度必定给刑事司法活动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因此，恢复性司法注入缓刑制度具有必要性。

鉴于我国缓刑制度目前存在的弊端，在适用缓刑的刑事司法程序中，引进恢复性司法的机制已经成为现代司法发展的紧迫要求。充分尊重被害人、被告人的诉讼主体的地位，保证其在国家公诉案件中权益的实现，就应当由法官担任中立的第三方，促使被害人被告人之间采取和解、磋商等方式实现补偿被害人因犯罪所遭受的物质精神损失，最大限度地恢复其生活原态，并对被告人采取社区矫正等方式促进被告人真诚悔罪重新融入社会，在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并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后，再考虑是否可以适用缓刑，最后达到法律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共同恢复，从而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三、恢复性司法注入现行缓刑制度的重大意义

第一，这种程序设置增强了被害人在解决冲突中主动权和决定权，同时也兼顾被告人利益保障，增强主体程序的参与性与民主性。为保障诉讼参与的充分性，法官就应承担如下义务：一是必须给予被害人、被告人相互沟通、表达的机会，而且法官应充分听取当事人的主张，二是法院最后的决定应当建立在当事人的主张基础上。

其二，标志现行司法制度注重于法律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双重恢复。虽然绝大部分犯罪直接侵犯的是个人利益关系，但是传统刑事司法理论认为由于个人享有国家保障的权利，犯罪就体现为对国家利益的侵害，因此被害人几乎被排除在刑事诉讼程序之外。国家代表公诉是基于国家的利益而行使对犯罪人的追诉权，这样往往注重对犯罪行为的打击，虽然恢复了法律上的秩序，却忽略了被害人及犯罪人个人利益的保护，忽略了社会利益的恢复。恢复性司法由于强调其恢复功能，由于它不是着眼于对犯罪行为的惩罚，而着眼于对被破坏的社会关系的修复，因而其不仅有利于化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满足不同利益主体的需要，也因为其能够使国家、罪犯、被害人、社区之间的利益得到合理的平衡，从而有利于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最后，可以缓刑制度改革为契机，不断完善缓刑制度，实现恢复性司法制度的建构，顺应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潮流。由于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刑罚逐渐从严酷趋于缓和，不但绝大多数国家都废除了非人道的肉刑，死刑也被一部分国家放弃，即使是保留死刑的国家，死刑也限定于极个别的罪行中。自由刑作为现代刑罚的主体，其易产生交叉感染、滋生犯罪，其广泛适用也带来了刑罚执行高成本的问题。我国监禁刑的比例一直比较高，而据2000年的调查显示西方发达国家如比较崇尚刑罚的美国，其社区矫正人数与监禁人数之比为2.361:1，在恢复性司法起源地加拿大这一比例更高达3.942:1，即便在俄罗斯这一比例也能达到0.81:1,西方国家对轻微犯罪实行宽松的刑事政策，解放有限的刑事司法资源。我们在刑事政策的选择上，必须明确确立“轻其所轻”与“重其所重”的刑事政策。这既符合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在抗制犯罪问题上，越是加重打击严重犯罪，越应放宽对轻微犯罪的监控和处理。引进恢复性司法的机制的缓刑制度，注重了法律秩序社会秩序的恢复，体现了程序的民主性，恢复了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同时注重社区参与共同对犯罪人的矫治，减轻了国家刑罚的压力，同时又与我国的罪行相适应等刑事法律基本原则不违背，是理想的应对犯罪的机制，为此，将恢复性司法机制注入我国现行缓刑制度成为必要和可能。我们大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如对于初犯、偶犯、过失犯特别是未成年人犯适用刑罚时，进行恢复性司法与缓刑适用的各种有益尝试。进而完善我国缓刑适用的条件，增强缓刑制度的可操作性、公开性，并以此为契机，改革我国现行缓刑制度，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恢复性司法的缓刑制度创造基础，并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刑法制度上提供保障。

当然，恢复性司法对我国刑事司法领域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对于如何将恢复性司法制度与我国现行缓刑制度进行融合，实现恢复性司法本土化等问题，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这更召唤包括我们法官在内的所有法律人进行积极有益的探索。

参考文献：

1、陈晓明.论修复性司法[J].法学研究,2006(1).

2、王敏.论修复性司法模式[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5(2).

3、孙文红.刑事政策视野中的司法理念[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4、狄小华.刑事司法前沿问题－恢复性司法研究[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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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计划经济时期单一的社会福利制度

在城市社会，随着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福利事业开始分化为两个分割且封闭的体系，人们主要根据是否就业分别被纳入两个福利体系。一个是职工福利体系，主要面向国有单位人员，它提供的福利待遇全面而优厚，居于社会福利体系的上层。职工福利体系保障对象遵循普遍性原则，只要具有国有单位职工的身份，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干部职工，都具有享受相应的福利待遇的资格。另一个是主要面向非就业人口的民政福利体系，主要是覆盖非就业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即无依无靠、没有家庭、没有收入的孤老残幼和不能维持最低生活的贫困家庭。这种福利救济是临时性的，当救济对象生活好转，超过最低生活水平时，就会立即被取消救济，居于社会福利体系的下层。从广义社会福利的涵义来考察，这是一种层次分明、各成体系、相互分割的不平等的社会福利体制。

总而言之，50年代以来中国福利制度不是普遍地针对公民的，而是根据身份进行分配的，带有浓厚的"单位色彩"，社会性较弱。这种只覆盖全国百分之十几的人口的福利分配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特权。这种福利"特权化"的状态，不仅没有缩小各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反而扩大了这种差距。

二、新时期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及问题

进入新时期以后，由于国家将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集中社会资源发展经济，导致社会福利事业领域资源一直处于紧缺状态。尽管国家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对其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与改革，但它仍面临着很多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民政部门开始进行"社会福利社会化"改革的探索，以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包办社会福利和企业办社会的传统福利模式。到90年代，政府形成了明确的思路，即通过责任分担的"社会化"模式，实现"低水平、广覆盖"的目标，通过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效率和压缩社会保障开支，剥离国有企业社会福利保障责任，使国有企业尽快实现转型，同时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

近30年来的社会化改革使社会在获得大幅度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问题，一方面是社会财富在迅速增加，社会发展的程度在不断提升；另一方面则使城市里本来能够享受到国家福利的民众福利减少或丧失了，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弱势群体成员迅速增多。在农村，80年代中后期部分地区开展了社会养老保险的改革试点，但无果而终，城乡福利差距继续扩大。也就是说，改革使国家福利的覆盖面缩小了，更多的城市新贫困人口、农民工和其它弱势群体被推向市场，真正享受社会福利保障与服务的人口极为有限并且更加集中。

三、未来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方向

近年来，政府意识到社会福利领域改革误入歧途。未来数年，将是国家福利改革和完善的关键时期，在设计制度的时候，政府需要汲取历史教训，做出明智的决策。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即要满足特定社会群体的生活需要，又应该可以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据此，我国在改革和完善福利制度的过程中要着重关心和解决以下问题。

1、在理念上要彻底改变现有福利制度的不公平取向，让福利制度真正地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本轮福利制度改革已较多地考虑了农村，但与农村目前福利水平之严重低下相比，给予的关注仍然不够。新农合和新农保的建立和发展是农村社会福利体系建设上的重大发展，为建立全面的农村社会福利体系奠定了基础。但是，一方面，新农合和新农保的制度保障范围和水平都还有待发展，农村居民并不能依靠这两项制度解决看病和养老问题；另一方面，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福利待遇在享受水平和范围上仍有很大差距。因此，国家福利制度需要一次根本转向，将关注的重点转向农村和非国有部门，新增福利开支主要用于农民及新流入城市的农民。

2、对社会福利社会化要有正确的认识，即要考虑社会的自我保障及市场化福利供应方式的相容性，也就是政府与市场的责任划分要科学明确。政府必须注意，建立国家福利制度应增加民众的选择，而不是减少可选择的保障方式，国家福利制度不应当挤压社会自身的福利供应体系。反过来说，考虑市场化福利供应方式也不是国家将"包袱"完全甩给市场，将"民办公助"直接转化为"民办民助"，这也是之前福利制度改革带来的教训。

3、注意公民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保证公众的参与权与选择权。在历史上以至建国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一直是一个低福利低自由的国家。从国家福利覆盖的人群来看，享有福利的人被捆绑在单位中，丧失了流动和选择的自由；从未享有福利的人群来看，政府有着绝对的权利，却担负着相对少的福利责任，而公民又缺少维护福利选择自由的权利。所以在改革和完善国家福利制度的努力中，财政须从发展型财政转向公共服务与福利型财政，考虑公民的参与和选择，做出既合理又合民意的选择。

4、建立健全社会福利法规。加强社会福利的法制建设，有利于依法治理社会福利事业，为发展社会福利事业提供法律保障。然而，目前中国的社会福利立法基本上还没能成其为体系，已有的法律也存在着笼统而缺乏相应的细化单行法规的问题。故在改造传统的福利制度时，应当对已有的法律、法规、政策进行修订，同时制订新的社会福利法。在立法模式上，既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的方式颁行多部并行的福利法，也可以在制订综合性的《社会福利法》基础上，分别制定相关的、适用于各主要福利项目的配套法规；同时，在法制建设中应明确个人、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明确各社会福利项目的管理与监督机制。

参考文献：

[1]王征.经济发展中的社会福利问题[D].首都经贸大学,2006.

[2]王思斌.我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建构[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

[3]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4]蔡继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和制度保障.新华网（广州），201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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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汝城县政府坚持认为调查报告只是供领导参考使用，不属信息公开的范围。法院认为5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报告也没有对其权益造成损害，并以本案“涉及企业改制问题，不属于行政诉讼范围”为由不予受理。

以上案例中体现出：

首先，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界定不清，《条例》的第二章对应该公开的信息类型进行了列举。然而《条例》对此规定却表述非常含糊。实际上，各级政府经办的事多不胜数与之相比，《条例》中规定的信息公开类型表述笼统，公民在申请公开某个具体信息时，往往不能找到与之精确对应的条款，给政府部门留下了过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所以本案就出现县政府拒绝公开的理由是调查报告不能代表政府意见，只是供领导参考使用，政府调查报告不属信息公开的范围。

其次，政府信息公开的法理基础是公民的知情权。但是，权利的实现必须要依赖相应的制度保障。如果没有救济制度，那么无论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设计得如何严密，它也难逃被束之高阁的命运。

一、政府信息公开的司法救济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政府信息公开的救济制度。而且根据该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信息公开行政诉讼针对的是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其次，从侵害的权益的种类来看，仅宽泛地限定为“合法权益”。

根据案例分析救济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一）受案范围问题

根据《行政诉讼法》，我国确定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的标准：以具体行政行为和对相对人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侵犯为标准。也就是说人民法院只受理对具体行政为提起的诉讼，还有对侵犯相对人人身权、财产权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但是，本案中县政府认为作出的调查报告的行为是抽象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而黄由俭、邓松柏等5人提起行政诉讼针对的是汝城县政府不依法公开政府信息的行为，该行为应是具体行政行为，而不是如县政府所说的那样认为调查报告为抽象行政行为而不予受理。法院不立案的理由是“涉及企业改制问题，不属于行政诉讼范围”，本案针对的是县政府侵害了黄由俭等人对政府信息的知情权。只要县政府确实有拒绝公开政府信息的行为，法院无需判断该政府信息的性质。

（二）原告的诉讼资格问题

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是指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根据法律的规定，能够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资格。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在确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方面采用的是“合法利益”的标准；而根据《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同样对原告提出了具有“合法权益”的要求。但在政府应该公开的事项中，有很多是诸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这样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相关的信息，这些信息与每一个公民都有关系，但是却很难说某个个体对其具有“合法利益”或“合法权益”关系，因此，公民在对此类政府信息公开提讼时就容易遭遇原告不适格的尴尬。

二、完善司法救济途径

基于现实中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意见稿提出，向行政机关申请获取政府信息，行政机关拒绝提供或者逾期不予答复的，公民依法提讼，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意见稿》第一条，直接列举了六款属于受案范围的情形，对于以前法院以各种理由不受理的情形会得到改善，该条第二款向行政机关申请获取政府信息，行政机关拒绝提供或者逾期不予答复的，可以提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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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职报告是检验我们工作的试金石，从一份述职报告中可以看出你一年的工作状况是否合理有序的进行。下面就让小编带你去看看保险公司客服部年度工作述职报告范文5篇，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保险公司客服部述职报告1各位领导、同事，大家好：

下面，由我代表客户服务部对20____年开展的服务工作进行总结述职。20____年是分公司客服部成立的第三个年头，身为客服部负责人，我深感责任重大，上怕辜负领导的厚爱与期望，下怕服务不好各级机构和广大客户。

我深知客服发展道路修远之弥坚，但君子不可不弘毅，虽然前路漫漫，客服工作人员都会为之上下求索。20____年，在总经理室的正确领导下，客户服务部全体同志紧紧围绕“万马奔腾、卓越发展”的工作主题，以董事长提出的“打造‘一个客户、一个、多个产品、综合服务’的综合保险金融服务平台”为核心目标，牢固树立了“客户为王”的服务理念，优化服务流程、创新服务项目，不断丰富和完善差异化服务管理体系，提升客户服务的内涵、品质与能力。同时，在各级机构的大力支持下，在全系统客服人员的团结协作、密切配合下，客服部多措并举，较好地完成了20____年客服各项工作任务。

一、20____年客服工作概况

(一)主要数据指标完成情况